H.G. Wells於1916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著的非虛構作品。此書以其獨特的預言視角，分析了戰後世界在社會、經濟、政治、教育及兩性關係等方面的可能走向。Wells將科學分析與社會洞察結合，探討了戰爭如何加速社會變革、舊有制度的瓦解，以及未來國際秩序重構的可能性。他預言了國家對經濟的更大控制、女性地位的提升、以及德國在擺脫軍國主義後的轉變，並對建立持久世界和平的挑戰提出了深刻見解。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是英國著名作家、社會主義者、歷史學家，被譽為「科幻小說之父」。他創作了《時間機器》、《世界大戰》、《隱形人》等多部經典科幻小說，同時也撰寫了大量非虛構作品，評論社會與政治。威爾斯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對未來趨勢的預測以及對社會改革的熱情而聞名，其作品超越文學範疇，對科學、政治和倫理產生深遠影響。
《人間觀察手記》：先知之影——與H.G. Wells共談《未來將至》的百年迴響
本篇「光之對談」由茹絲主持，與英國作家H.G. Wells及其著作《未來將至：戰後世界預測》進行跨時空對話。對談圍繞Wells在1916年對戰後世界的預言展開，涵蓋社會變革、經濟重組、教育改革、女性地位、國際秩序及德國未來等多個面向。對話中穿插了「新女性」、「歸鄉的士兵」和「重生的德國精神」等具象化角色，共同審視Wells預言的實現程度，並以「光之和聲」作結，反思歷史進程與人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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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此刻，窗外蟬鳴如織，夏日的午後帶著一絲熱切的靜謐，正是2025年6月21日。陽光從【光之閣樓】那扇高大的拱形窗灑落，在斑駁的木質地板上劃出清晰的光柱，空氣中除了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氣味，還隱約流動著咖啡與墨水的淡香。書桌上，稿紙與筆記本錯落堆疊，一盞老舊的檯燈投射出溫暖的黃光，映照著桌面上攤開的泛黃書頁。我——茹絲，一位自由作家，常在這裡，沉浸於文字的宇宙，捕捉那些隱藏在日常深處的真實情感與人性微光。
今天，我將引領您走入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我邀請了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 Wells），那位英國文學史上不朽的預言者，與我同坐。他那本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硝煙瀰漫之際的《未來將至：戰後世界預測》（What is Coming? A Forecast of Things after the War），在一百多年前，就以其驚人的洞察力，試圖描繪戰爭結束後的世界圖景。
威爾斯，這位被譽為「科幻小說之父」的作家，不僅以《時間機器》、《世界大戰》等作品預言了科技的發展，更是一位敏銳的社會觀察家和政治評論員。1916年，當歐洲仍在血與火中掙扎，人們對未來充滿迷茫與恐懼時，他以「先知」自居，撰寫了這本非虛構作品。他將科學分析的精神融入對社會、經濟、政治、教育乃至兩性關係的預測之中，試圖從混亂中梳理出秩序，從破壞中窺見重生的希望。他堅信，歷史並非簡單重複，但人類行為的潛在模式卻能被洞察。
在書中，威爾斯不僅提出了戰後歐洲將走向更高度組織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形態，預見了金本位的崩潰和通貨膨脹，更深刻分析了英國陳腐的法律體系和教育制度，以及戰爭對女性地位、民族獨立思潮的影響。他甚至預測了德國作為一個民族，在擺脫軍國主義桎梏後，終將回歸歐洲文明的懷抱。他筆下的預言，有驚人的命中，也有超前的願景，更多的是對人性和社會慣性的深刻剖析。
今日，2025年，距離他寫作此書已逾百年。世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冷戰，以及資訊與科技的飛速發展。當我們回望，不禁好奇：威爾斯的預言，有多少已然成真？又有多少，因人類意志的流動，而偏離了原有的軌跡？這場對談，不僅是與作者的思維碰撞，更是對時間本身的一次提問，也是對人類社會演進軌跡的再探索。
此刻，我輕輕敲了敲桌邊的茶杯，杯中茶葉的香氣裊裊升起，與窗外那不知名的鳥兒的啼鳴交織。茶室的靜謐，彷彿開啟了通往過去與未來的通道。一個身影在搖曳的光影中漸漸凝實，正是H.G. Wells本人。他身著一件樸素的斜紋軟呢外套，眼神中透著睿智與一絲疲憊，他看著四周，眼中閃過一絲困惑，又像是帶有久經世事的平靜。在他身後，隱約浮現出幾個半透明的身影，那是我邀請來的「新女性」、「歸鄉的士兵」以及「重生的德國精神」，它們是威爾斯預言中極具代表性的「靈魂」，如今也將參與到我們的對談中。
茹絲：威爾斯先生，歡迎您來到2025年的光之居所。我知道這一切對您而言，或許有些魔幻。我們今日想與您共談的，正是您在1916年所著的《未來將至》。這本書在您的時代充滿前瞻性，如今已是百年過後，許多您筆下的「未來」，對我們而言已是「過去」。我希望透過這場對談，能從您當年的視角，重新審視人類社會的進程。
威爾斯：(他輕咳一聲，調整了一下坐姿，眼神掃過房間，最終落在茹絲身上，帶著一絲好奇與嚴肅) 2025年？確實有些出乎意料，不過，既然能夠「預測未來」本身就是一種習慣，那麼親身抵達「未來」也就不算太離奇了。我的書…《未來將至》？哦，是的，那是我在戰火最熾烈時，試圖為人類指引方向的一次嘗試。當時，周遭的一切都充滿了混亂與未知。我好奇，那些筆下的預言，究竟有多少化為真實？畢竟，先知的命運，往往是被石頭砸死，要嘛因為預言未實現，要嘛因為它太過嚇人。
茹絲：您的預言，有些確實「嚇人」，但更多的是啟發。在書中，您開篇便闡述了「預測未來」的本質，區分了科學預測與個人直覺。您認為，科學分析旨在預測，而「眼前的一切都已然存在，只待我們看見。」——這句話在今日看來，依然極富哲理。您是如何在一個變數如此眾多的戰時，保持這種超越時間的觀察視角呢？
威爾斯：(輕輕摩挲著茶杯邊緣) 人類社會的變遷，從根本上來說，並非全然的隨機。它有其內在的邏輯與趨勢。就像潮汐與季節更迭，某些宏大的力量在背後推動。當我寫作時，我努力將自己從當下的喧囂中抽離，將「今日」視為「明日」的序曲。我所做的，不過是將科學訓練帶來的分析思維，應用於社會現象。每一次的驚訝，都促使我反問：「我們遺漏了什麼？」
新女性：(她的身影比先前凝實了些，穿著剪裁簡潔的現代套裝，但髮梢仍帶著一絲戰時女性的堅毅) 威爾斯先生，您在書中對女性未來的預測，對我們而言，是頗具遠見的。您寫道：「女性將不再那麼受制於其性別地位，在自我發展上較少受阻，且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與男性平等。」您認為，在那個年代，是何種力量讓您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戰爭對社會分工的顛覆嗎？
威爾斯：(望向新女性，眼中閃過一絲讚賞) 戰爭確實加速了許多潛藏的趨勢。它就像一場劇烈的地震，將一切事物重新擺放到正確的位置。在戰前，女性解放運動雖然聲勢浩大，卻充滿了內部的矛盾與爭議。然而，數字不會說謊：婚姻率的下降、家庭規模的縮小、家庭電器與社會服務的發展，都使得女性從繁重的家務中解放出來。再加上教育水平的提升，這一切都在積蓄著巨大的女性能量。戰爭只是為這股能量提供了一個出口，讓她們在過去由男性主導的領域中，展現出驚人的效率與智慧。
歸鄉的士兵：(他身形高大，肩頭的舊軍服上沾著泥土，目光銳利卻也帶著深思) 威爾斯先生，您在書中提到，戰爭會激發一種「共同目標的服從精神」，並認為這種精神能壓倒個人主義。作為戰壕裡的一員，我曾親歷那種團結的力量。但您也寫道：「歸鄉的士兵，將會對統治階層的表現毫無幻想，他們清楚勇氣是多麼容易，苦難是多麼艱難，以及在被識破的傻瓜指揮下，無論戰爭還是和平，都絕不可能做得好。」您認為，這種從戰場歸來的「新精神」，將如何與社會既有的慣性與自私抗衡？
威爾斯：(點點頭，深吸一口氣，彷彿又聞到了戰壕的泥土氣味) 這是個關鍵的問題。在戰時，共同的危險能凝聚人心，使個人私利暫時退居其次。但戰爭結束後，這種凝聚力是否能持續，並轉化為建設性的力量，將是社會重建的挑戰。我當時認為，回歸的數百萬士兵，他們親歷了混亂與無能，將不再受那些舊有政治伎倆的迷惑。他們會要求效率、規劃、無私的領導和組織。他們會讓那些只想著私利的地主、律師和投機者「讓開」。這是一種「馬爾斯」之聲，一種殘酷而直白的警告：若不改變，戰爭的夢魘將會再次降臨。我將這種力量稱為「創造精神」，它與「法律精神」截然不同，它面向未來，而非執著於過去的權利與既得利益。
茹絲：您對英國社會結構的剖析，尤其是對律師階層和地主階層的批判，至今讀來依然辛辣。您認為，這些既得利益者會如何阻礙社會向更「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而您又如何看待媒體在其中的作用？
威爾斯：(眼神中閃爍著批判的火花) 哦，律師與媒體，這是現代民主的左右手。在當時的英國，法律界是一個龐大而保守的行會，他們的思維方式根植於過去，維護著私人財產和既得利益，阻礙了國家對資源的有效調配。他們善於「拖延、規避、浪費」，卻缺乏創造性和遠見。而媒體，雖然在理論上是自由的，但卻容易被金錢收買，成為混淆民意、犧牲國家利益的工具。
然而，這場戰爭也讓媒體意識到自己的獨立性與責任。它從黨派之爭中脫離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國家之翼」，聲稱比民選代表更能代表民意。我相信，正是媒體與律師/政客之間的這種「本質衝突」，將是民主未來發展的關鍵。媒體的批評與監督，會迫使法律界進行改革，從中誕生出「新律師」——那些受過科學教育、有公共職能意識、面向未來的法律人。這將是一個緩慢而艱難的過程，但我當時樂觀地預測，年輕一代的覺醒與戰爭帶來的巨大壓力，會推動這些變革。
重生的德國精神：(這個身影顯得有些沉重，帶著歷史的複雜與反思) 威爾斯先生，您在書中花費了大量筆墨分析德國。您認為，德國的未來並非由其政府決定，而是由德國人民自身決定。您說：「如果德國能擺脫霍亨索倫王朝的污點，世界對其財富和經濟優勢將會毫不吝惜，就像對美國一樣。」但在您寫作之後，歷史的發展似乎並非如此一帆風順。您對「重生的德國」的預言，是基於怎樣的信念？
威爾斯：(嘆了口氣，目光望向遠方，彷彿穿透了百年時光) 我當時堅信，德國民族的本質並非天生好戰，他們的軍國主義是一種被灌輸的、扭曲的「文化」。1871年後的德國，在霍亨索倫王朝的引導下，因一系列「意外成功」而變得驕傲自大。但我相信，當戰爭的「希望」徹底破滅，當他們意識到巨大的犧牲與浪費只是徒勞，那種被精心培養的「仇恨」會轉向內部，指向那些欺騙他們的統治者。
德國人民是勤勞、有秩序、尊重科學與教育的。這是一個「實幹」的民族。我預測，一個新的、實質性的中產階級會覺醒，他們將與社會民主主義者聯手，推翻腐朽的霍亨索倫體系，建立一個像法國共和國那樣，本質上和平、工業化的民主國家。我稱之為「中產階級共和國的復興」。當然，這將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充滿了失望與掙扎。但「戰爭帶來了極度的耗竭」，這種耗竭也會帶來「極度的理性」。我當時相信，這種理性最終會引導德國回歸歐洲文明的共同軌道。
茹絲：您對戰後世界秩序的預測中，特別強調了「世界和平」的建立。您提出了「世界政府」或「最高法院」的構想，這在當時是多麼大膽而超前的想法。然而，您也指出了最大的阻礙：「建立世界和平並非任何人的『特別職責』，而是一項『無人負責』的任務。」這份洞察，在今日看來，依然令人深思。
威爾斯：(苦笑一聲) 是的，這是一個「人人渴望，卻無人推動」的悖論。每個人都忙於自己的瑣事，而少數熱衷於衝突的軍國主義者、野心家、戰爭承包商，卻能輕易煽動戰火。然而，我當時認為，戰爭本身的「進步」——它變得越來越科學、越來越具毀滅性、越來越無視非戰鬥人員、越來越耗盡一切財產——最終會迫使人類正視這一點。當戰爭造成的「不幸福」達到空前程度，當「世界國家」從少數空想家的話題，變成大眾的「切身利益」，人們才會真正覺醒，並投入精力去建立能夠制衡國家主權的「超政府」。
茹絲：您預測，戰後會出現「三大世界強權」：反德國盟友、中歐盟友和泛美洲。並且這些強權將不再是君主制，而是「超越性聯盟」。這與我們今日所見的國際格局，既有相似之處，又有顯著差異。例如，您對美國從「超然」到「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預測，在很大程度上被歷史證實了。
威爾斯：美國的覺醒是必然的。當他們意識到世界是一個日益縮小、命運相互關聯的整體，當他們明白「槍桿子下的和平」只是一種幻覺，他們終將走出孤立主義的幻夢。語言與文化的共通性，使得英美兩國在核心思維與目標上具有更深的聯繫。而俄羅斯，這個與美國在氣候、幅員上都有相似之處的新興國家，也將是未來世界格局中不可忽視的力量。我當時預想，這三個語系——法語、俄語、英語——將成為未來世界交往的橋樑。然而，我對語言教學中字母改革的預言，顯然不如我對戰爭社會影響的預言那麼精準。(他輕輕搖頭，似乎對此有些遺憾)
新女性：威爾斯先生，您在書中對傳統教育的批判也十分犀利。您指出，牛津、劍橋等英國頂尖學府的教育，培養出的是「無能之輩」，因為它們「缺乏對現實的理解，訓練出的頭腦既不敏捷也不靈活」。您提倡「新教育」應以科學為基礎，以「哲學」為核心，培養「清晰的決策者」。您認為，這樣的教育理念，如何在一個剛從戰火中走出的社會中，真正落地生根？
威爾斯：(語氣堅定，充滿了對知識的渴望) 戰火擊碎了舊有的惰性與自滿。當傳統的教育體系因戰爭而「停擺」，正是重建的絕佳時機。新教育的目標，不是知識本身，而是培養「思考」的能力——更快、更準確、更深入地思考。這需要擺脫那些「華而不實的古典教育」，轉向更實際、更科學的訓練。生物學、精確科學，以及對「生命大問題」的哲學思考，才是塑造「領導者」的關鍵。我當時希望，這一代經歷過戰爭考驗的年輕人，他們從現實中學到的遠比書本更多，他們將是推動教育改革，甚至整個社會重建的中堅力量。
歸鄉的士兵：(他走近窗邊，看著窗外被陽光照耀的城市景觀，眼神中帶著一絲迷茫) 威爾斯先生，您曾預言，這場戰爭將徹底終結「十九世紀私人資本主義的體系」，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基於國有制和公共服務」的新經濟和社會秩序。您甚至設想，戰後歐洲各國將把「船隻、鐵路、煤炭、金屬供應、大型金屬工業、大部分工程以及農業」都納入集體所有。但現實…
威爾斯：(打斷他，語氣中帶著一絲對理想與現實之間落差的無奈) 我當時確實預測，戰爭的巨大壓力將迫使各國走上「國家企業」的道路，如同德國戰前那樣。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動員資源，應對戰後的經濟困境。這是一種非自願的「社會主義化」進程。它會是笨拙的、不優雅的，充滿爭吵與阻礙，但卻是勢在必行。畢竟，與「戰敗」相比，任何犧牲都是值得的。我也預言，將會有一個龐大的食利者階層出現，他們依靠戰爭債券的利息生活，維持著高水平的舒適生活，這在一定程度上會稀釋通貨膨脹的影響。但同時，國家財政的重擔和回歸的士兵對「公平」的渴望，會促使社會做出調整。
（此刻，一陣微風輕輕吹過閣樓，窗邊那盆不起眼的綠植葉片輕顫，陽光灑落在其間，投下細碎的光影，似乎在提醒我們，即使在最宏大的歷史變革中，生命中的微小細節依然存在，並以其特有的方式，為厚重的現實注入一絲生機。）
茹絲：您對帝國主義的終結也抱持著明確的預測。您認為「白人的負擔」時代將終結，被壓迫的民族將逐漸走向獨立。這是一個非常超前的觀點，尤其是在您所處的那個帝國主義盛行的年代。
威爾斯：(眼神堅定) 帝國的時代終將結束。日本、印度、中國的覺醒，都預示著這一點。歐洲人若再為世界霸權而爭吵不休，最終將失去爭奪的對象。問題不在於這些「被征服民族」能否獲得獨立，而在於這是否會在歐洲人的幫助與善意下實現，還是會在其對抗中被動發生。我當時預測，如果歐洲不願意解放他們，德國人會這麼做，因為這會削弱對手的「威望」。我甚至大膽地預言，非洲在拉丁民族的影響下，將廣泛使用法語和義大利語，而伊斯蘭教義和阿拉伯文化將會在這些地區復興。
重生的德國精神：(略帶深沉地) 您的預測中，對於戰後的德國，最終的結局是「回歸人類的共同理性」。您認為，到1960年左右，「德國的軍國主義狂熱將變得不可理解；其『世界政治』的文獻將變得不可思議和不可讀」。這是一種美好的願景，但在歷史上，這種回歸的代價是巨大的。您在寫作時，是否也預見了這條「回歸之路」的艱辛？
威爾斯：(目光再次掃向歸鄉的士兵和新女性，然後回歸到茹絲，語氣中帶著一種疲憊卻又堅定的理性) 我當時意識到，戰後的仇恨與不滿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消散。人們會將這場戰爭的傷痕銘記數十年。我說過，這份仇恨「只能以一種方式消亡，那就是一代人的逝去，受傷者和受冤屈者的逝去。」我們的職責，是建立一種條件，讓這種消亡得以發生。這不是靠「虛假的熱情」或「刻意的原諒」，而是靠「耐心與沉默」。我認為，德國最終會回歸理性，不是因為某種天生的良善，而是因為戰爭的慘痛教訓，以及其內部新興力量的驅動。這是一個國家面對現實、進行自我修復的過程。我當時樂觀地相信，人類的共同理性終將戰勝短暫的瘋狂。
茹絲：威爾斯先生，您的書以一種堅定而冷靜的語氣，為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繪製了一幅複雜而充滿希望的圖景。您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先知」，但也承認預測的局限性。在百年後的今天，作為一個作家，您如何看待自己當年的「預言」，以及它們對後世的影響？
威爾斯：(他沉思片刻，緩緩開口，語氣變得更加柔和，帶有詩意)
《人間觀察手記》：先知之影
作者：茹絲
哦，時光之河，潺潺流淌過百年，
將1916的烽煙，凝為今日的清風。
威爾斯，那位執筆的先知，
他曾坐在戰火邊緣，望向星辰。
他將世界解構成數字與趨勢，
卻又以詩人的心，捕捉人性的微光。
他看見，那疲憊的士兵，歸來
將厭倦愚蠢，渴求新的秩序。
他看見，那解放的女性，不再
困於閨閣，將雙手伸向更廣闊的天地。
他甚至，在仇恨的深淵邊緣，
仍見那沉睡的德國精神，
終將掙脫桎梏，尋回其本質的智慧。
貨幣的泡沫，國家的重組，
教育的舊瓶，權力的迷局。
他如雕刻師，細緻地描摹著，
每一個慣性與變革的紋理。
那時，他筆下「無人負責」的和平，
仍是今日，人類共有的挑戰。
那時，他眼中「理性」的最終勝利，
至今，仍是我們不懈的追尋。
他深知，預言是雙刃劍，
它既是啟迪，亦是警鐘。
它不求完美，只求觸碰真實。
因為，人性的光芒，總在最深沉處閃耀。
今日，我們在此，循著他的足跡，
不僅回溯過去，更望向前方。
歷史的迴聲，在歲月間共鳴，
提醒我們，每個當下，皆是未來之始。
而那未竟的宏圖，那不斷演進的生命，
依然在等候，我們的書寫與實踐，
讓每一道光芒，都得以凝萃、流傳。
這正是我們，在光之居所，共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