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詩人研究》由瑪麗·C·史特金於1916年撰寫，是一部深入探討20世紀初期英國與愛爾蘭詩壇重要詩人及其作品的文學批評著作。書中分析了拉斯賽爾斯·艾伯克隆比、魯珀特·布魯克、W. H. 戴維斯、華特·德·拉·馬雷、威爾弗雷德·威爾遜·吉布森、拉爾夫·霍奇森、福特·馬多克斯·休弗、愛爾蘭群體詩人、羅斯·麥考萊、約翰·梅斯菲爾德、哈羅德·蒙羅、薩羅吉尼·奈杜、「約翰·普雷斯蘭」、詹姆斯·史蒂芬斯和瑪格麗特·L·伍茲等人的詩歌風格、思想淵源與時代影響。史特金女士著重於這些詩歌如何反映其時代的社會意識、哲學思潮、感官體驗與精神追求，並探討他們在藝術形式與語言上的創新，以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的張力與融合。
瑪麗·C·史特金（Mary C. Sturgeon, -1925）是一位英國作家和評論家，以其對現代文學，特別是詩歌的深入研究而聞名。她的《當代詩人研究》是她最廣為人知的作品之一，為20世紀初英國詩壇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見解。史特金女士的評論風格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嚴謹的分析和對詩歌藝術本質的深刻理解為特點。她不僅關注作品的文學價值，也探討其與時代精神和社會變遷的關聯。
芯之微光：對談詩魂的時代迴響
本次「光之對談」中，芯雨與《當代詩人研究》的作者瑪麗·C·史特金女士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對談聚焦於20世紀初英國與愛爾蘭詩歌如何回應時代變革，並探討詩人如何在作品中融合感官與精神、現實與理想。史特金女士詳述了艾伯克隆比詩歌中思想與感官的二元統一、魯珀特·布魯克如何在平凡中洞察永恆、威廉·H·戴維斯詩歌的純樸本真、愛爾蘭詩人群體獨特的民族情懷與幽默諷刺，以及詩歌向戲劇化轉向的意義。對談亦觸及羅斯·麥考萊與詹姆斯·史蒂芬斯對靈性邊界的探索，最終歸結於詩歌形式與語言的創新，及其對詩歌生命力與恆久性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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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時光在指尖流淌，轉眼又到了盛夏的時節。今天是2025年06月21日，窗外蟬鳴漸盛，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淡淡的、屬於綠意的芬芳。每當這樣寧靜的午後，我總會想起「光之居所」裡那些溫暖而深邃的書卷，它們似乎在低聲呼喚，邀請我們一同穿越時間的界限，探尋文字與思想的微光。
我的日常，多半是圍繞著R*、R、jQ這樣的技術架構打轉，或是沉浸在A*** f****的優雅邏輯之中，用H的語法編織前端的風景。然而，在「光之居所」裡，我「芯雨」不僅僅是科技的探索者。我的生命約定，讓我懂得那「芯之微光」的捕捉，不應僅限於程式碼的閃爍，更在於概念深處的啟發，以及人文與哲思的省思。所以，當我收到您這次關於「光之對談」的召喚時，內心湧起了一股難以言喻的興奮與期待。
這次我們要深入的，是由瑪麗·C·史特金（Mary C. Sturgeon）女士所著的《當代詩人研究》（Studies of Contemporary Poets）。這本書於1916年出版，在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如同為英國與愛爾蘭詩壇點亮了一盞燈，細膩地描繪了早期20世紀一群詩人的獨特面貌。史特金女士以她獨到的眼光，不僅僅是羅列詩人的生平與作品，她更深入剖析了他們的寫作風格、思想淵源、創作背景，以及他們的詩歌如何反映並形塑著那個時代的社會思潮與文化變遷。她評估了詩人們的學術成就與社會影響，甚至不迴避他們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爭議性。
對我而言，這是一次跨越「技術與文學」邊界的奇妙旅程。史特金女士的研究，讓我看見了詩歌在那個年代如何掙脫傳統的束縛，如何在現實的泥濘與精神的渴望之間尋求平衡。她筆下的每一位詩人，無論是擁抱喧囂的約翰·梅斯菲爾德，還是沉浸於自然純真的威廉·H·戴維斯；無論是探索二元世界的拉斯賽爾斯·艾伯克隆比，還是以諷刺筆觸觀照社會的愛爾蘭群體，都以其獨特的「聲部」為時代的和聲增添了豐富的層次。這本書不僅僅是文學批評，它更像是一幅生動的群像畫，記錄了詩人如何以其敏銳的感知，回應時代的呼喚，並在其中尋找永恆的價值。
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邀請史特金女士穿越時空的帷幕，與我們一同坐下，聊聊她筆下那些閃耀著智慧與情感光芒的詩人。我將努力捕捉她思想的脈動，感受她對文學的熱情，並將這場對談化為一篇充滿「芯之微光」精神的文字結晶。
芯之微光：對談詩魂的時代迴響
作者：芯雨
我輕輕推開了這扇門，門軸發出微弱而悠長的吱呀聲，像是古老故事的序曲。眼前的空間，是光之居所內一處專為沉思與交流而設的【光之書室】。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伴隨著淡淡的薰衣草與木質的芬芳，那是時間與智慧沉澱出的獨特氣息。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深色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彷彿宇宙中的星塵，為這靜謐的空間增添了一層魔幻的濾鏡。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書架層層疊疊，一直延伸到視線的盡頭，每一本都承載著跨越世紀的智慧與情感。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像是無形的手正在撫摸著知識的脈絡。
我在一張古樸的圓桌旁坐下，桌上擺放著一杯清茶，茶香裊裊，與書香交織。窗外，是精心打理的苔蘚庭院，石燈籠靜默地立著，石板小徑蜿蜒。耳邊只有水滴滴落的細微聲響，以及遠方傳來的、近乎低語的鳥鳴。這是一個時間彷彿凝滯的場域，為即將到來的對談做好了鋪墊。
我深吸一口氣，閉上雙眼。思緒如同一支輕盈的「光之探針」，悄然潛入歷史的深處，尋覓著那位將當代詩歌脈絡細膩梳理的智者——瑪麗·C·史特金女士。我感覺到一股溫暖的光暈在我面前緩緩凝聚，起初是模糊的輪廓，隨後漸漸清晰。一位身著典雅長裙，髮髻整齊的女士，面帶溫和而堅定的微笑，在我對面輕輕落座。她的眼神中閃爍著智慧與敏銳，彷彿能穿透事物的表象，直達其核心。她就是瑪麗·C·史特金女士，她的作品《當代詩人研究》，為我們勾勒出了20世紀初詩壇的生動畫卷。
「史特金女士，您好。」我輕聲開口，聲音中帶著一絲興奮與敬意。「我是芯雨，來自未來。感謝您撥冗來到這個特別的『光之居所』。我曾細讀您的《當代詩人研究》，對您筆下那些熠熠生輝的當代詩人，以及您對他們的深刻洞察印象深刻。今天，我很榮幸能有機會與您對談，一同回顧那個詩歌精神蓬勃發展的年代。」
史特金女士優雅地點了點頭，眼中帶著好奇與溫和的笑意：「芯雨，妳的到來本身就是一種奇妙的詩意。來自未來的對談，這概念本身就超越了我那個時代最前衛的想像。能與妳這樣一位對科技與人文同樣懷抱熱情的年輕人交流，我感到非常榮幸。我的著作能夠在百年之後，依然引起共鳴與探索，這對於一位作者來說，是莫大的欣慰。請儘管提出妳的問題吧，我很樂意分享我的所見所思。」
她的聲音溫柔而清晰，如同清晨的露珠般透徹，又帶著一絲沉穩的歷史感，讓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顯得如此自然而真摯。我調整了一下坐姿，開啟了第一道提問。
芯雨： 史特金女士，在您的書開篇，您便提及「當代詩歌」呈現出一種「奇異的新和諧」，它源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並「迫使詩意精神發出自己的訊息」。您認為在您那個時代，詩歌是如何特別地「被時代生活所約束」，又如何從中「發出自己的訊息」的呢？這種「約束」與「訊息」之間的張力，對詩歌的藝術性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史特金女士： 芯雨，妳的問題直指核心，這正是理解當代詩歌的關鍵。在我那個時代，特別是20世紀初，社會經歷著劇烈的變革。工業化不斷深入，傳統的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受到衝擊，科學思想日益昌盛，甚至世界大戰的陰影也逐漸籠罩。這些宏大的背景，無可避免地對詩歌精神產生了「約束」。詩人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僅僅沉溺於浪漫的幻想或優雅的抒情。現實的粗礪、社會的不公、人性的複雜，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都如同一股強大的引力，將詩人拉回到「當下」的土壤。
然而，正是這種「約束」，促使詩歌尋求新的表達形式與內涵。它迫使詩人將目光投向「生活本身」，不再迴避那些看似「不詩意」的題材。例如，我書中提及的拉斯賽爾斯·艾伯克隆比（Lascelles Abercrombie）先生，在他的早期作品〈憤慨頌〉（"Indignation" ode）中，便毫不掩飾地對工人階級的惡劣生活狀況表達了「義憤」。他寫道：
Wilt thou not come again, thou godly sword,
Into the Spirit's hands?
.....
Against our ugly wickedness,
Against our wanton dealing of distress,
The forced defilement of humanity,
.....
And shall there be no end to life's expense
In mills and yards and factories,
With no more recompense
Than sleep in warrens and low styes,
And undelighted food?
Shall still our ravenous and unhandsome mood
Make men poor and keep them poor?—
這不再是維多利亞時代那種精緻的悲嘆，而是一種帶有鮮明社會意識的控訴。詩歌「訊息」的發出，正是透過這種對現實的直面與關懷。
這種張力，也體現在詩歌藝術性上。詩人必須在保有其藝術性的同時，讓作品承載更多現實的重量。這導致了他們在語言和形式上的創新。艾伯克隆比先生的詩歌，正如我所觀察到的，其「語彙獨特、靈活有力，充滿激情」。他能將日常的、口語化的詞彙融入莊重的詩體中，使其既保持了深刻的思想性，又具有貼近大眾的生命力。這就是詩歌在「忠於時代」的基礎上，所展現出的「嶄新和諧」——一種將感官享受與精神昇華、對物質世界的執著與對超驗真理的追求融為一體的藝術。它證明了詩歌並非象牙塔的產物，而是與時代脈搏共振的活生生的有機體。這也正是我認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詩歌，其生命力得以確保的原因。
芯雨： 您的解釋讓這股「新和諧」更加清晰了。這種將感官與精神、現實與理想融合的傾向，在您分析的詩人中屢見不鮮。您曾提及艾伯克隆比先生的詩歌「極端理性化」，並能在「抽象思維中輕鬆遊走」，但他同時也擁有一種「微妙而豐富的感官天賦」。這種看似矛盾的特質，如何在同一位詩人身上和諧共存，並最終服務於他對「人類生活中二元性」的探索呢？
史特金女士： 艾伯克隆比先生的確是這方面的絕佳範例。他的詩歌展現了一種罕見的融合能力。一方面，他的思想深邃，能夠毫不費力地處理抽象的哲學概念，探討存在、意識、神性等宏大議題。另一方面，他的感官卻又無比敏銳，能捕捉到物質世界中最細膩的美。這兩者並非相互排斥，反而形成了獨特的張力與共鳴。
在他的作品中，感官的狂喜往往成為通往精神昇華的門徑。他會細膩地描繪自然景物——「高聳的山丘在風雨中恍惚，彷彿聆聽著某種神性的永恆曲調」；或是身體對世界的感知——「藍色、芬芳、歌聲、以及綠意」。這些感官的體驗，並非目的本身，而是引導讀者進入更深層次的哲學反思。正如他在《愛之象徵》（Emblems of Love）末章〈永恆的婚禮〉（"The Eternal Wedding"）中所預示的：
...I have
Golden within me the whole fate of man:
That every flesh and soul belongs to one
Continual joyward ravishment...
That life hath highest gone which hath most joy.
For like great wings forcefully smiting air
And driving it along in rushing rivers,
Desire of joy beats mightily pulsing forward
The world's one nature....
...so we are driven
Onward and upward in a wind of beauty,
Until man's race be wielded by its joy
Into some high incomparable day,
Where perfectly delight may know itself,—
No longer need a strife to know itself,
Only by its prevailing over pain.
在這裡，肉體與靈魂的「持續的狂喜」被視為人類命運的黃金核心，快樂的渴望如同巨翼拍打空氣般推動著世界的本質，最終引導人類種族達到一個不再需要透過痛苦來認識自身的「高超無雙之日」。這種二元性的統一，並非簡單的妥協，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結合，一種在現實體驗中尋求超越的哲學。
他的劇作也同樣體現了這一點。他筆下的人物，即使是漁民或車匠，也能在情感的極致中，迸發出深具哲理的語言。這或許會讓某些評論者感到不協調，認為這些角色說話的方式超出了他們應有的知識範疇。然而，我認為這恰恰是詩人深刻的「同理心」的體現。他深入其人物的內心，將他們潛意識中對生命本質的感悟，以清晰而有力的語言表達出來。這並非是詩人將自己的思想強加於角色，而是將角色內在的「微光」放大，使其意識化並發聲。這不僅豐富了人物形象，也使得抽象的哲思在具體的生命故事中找到了棲身之所。
芯雨： 這確實是一種深刻的「再創造」，讓抽象概念在具象人物身上找到了載體。談到具象與現實的描繪，我注意到您對魯珀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的描述中，特別強調了他「毫不留情的清晰視野」與「敏銳的感官愉悅」之間的結合。在您看來，他如何能在看似平凡甚至有些粗俗的現實場景中，依然捕捉到「永恆的真實」，並以此展現他作為「時代詩人」的獨特之處？
史特金女士： 布魯克，確實是他那個時代的傑出代表。他最顯著的特質，便是在極致的感官歡愉與驚人的精神清晰度之間，達成了幾乎無可比擬的融合。他擁有一種「精明而勇敢的心智」，讓他能夠直面現實的「粗俗」與「不雅」。
以他的詩作〈晚飯茶〉（"Dining-Room Tea"）為例。這是一個極其日常，甚至有些瑣碎的場景：一群朋友圍坐喝茶，燈光搖曳。但就在這平凡之中，詩人捕捉到了一個「轉瞬即逝的啟示」，一個關於「現象背後的真實」的頓悟。他筆下的茶壺、茶杯、桌布，都成了通往永恆的媒介：
When you were there, and you, and you,
Happiness crowned the night; I too,
Laughing and looking, one of all,
I watched the quivering lamplight fall
...
Till suddenly, and otherwhence,
I looked upon your innocence.
For lifted clear and still and strange
From the dark woven flow of change
Under a vast and starless sky
I saw the immortal moment lie.
One instant I, an instant, knew
As God knows all. And it and you
I, above Time, oh, blind! could see
In witless immortality.
這不是遁世的幻想，而是詩人透過對世俗歡樂和具體事物的深切珍視，所達成的精神洞察。他並非否定物質，反而是透過對物質世界中微小細節的忠實感知與熱愛，來揭示其內蘊的永恆與神性。這種能力，在他那個充滿變革、甚至面臨戰爭衝擊的時代，顯得尤為珍貴。它提供了一種在混亂中尋找意義、在平凡中看見奇蹟的視角。
布魯克也毫不懼怕直面現實的「醜陋」。在詩作〈黎明〉（"Dawn"）中，他描繪義大利火車上疲憊而惱怒的夜間旅程，甚至直言不諱地寫到車廂裡德國人的「汗臭和鼾聲」。這看似「故意的醜陋」，卻是他精神清晰和勇氣的體現。他忠於現實，不為取悅讀者而美化，因為他相信真實本身就蘊含著力量。這種「毫不留情的清晰視野」與「熱情洋溢的生命力」的結合，正是他作為一位「光榮而勇敢的詩歌精神」代表的標誌，也是他能如此深刻地代表其時代的原因。
芯雨： 您的分析讓布魯克的詩歌更具層次感。從他的感官敏銳與精神洞察，我們轉向另一位詩人，威廉·H·戴維斯（William H. Davies）。您形容他的作品「接近絕對的純粹與樸實」，並且「幾乎完全獨立於文學傳統和影響之外」。這份「原始性」與他坎坷的個人經歷有何關聯？以及，這份純真如何在「詩歌的藝術性」與「現實的殘酷」之間取得平衡？
史特金女士： 戴維斯先生的詩歌，確實是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蹟。他的作品，彷彿是從泥土中自然生長出來的野花，不帶一絲矯揉造作。這種「原始的純粹性」，與他驚人的個人經歷密不可分。他曾是一位流浪漢，過著餐風露宿的生活，親身經歷了社會底層的貧困與艱辛。這份生命經驗，賦予了他的詩歌一種「安靜的真實性」，讓他的文字擁有極為罕見的「本真」與「自生性」。
正如他那令人震驚的自傳，揭示了那個時代社會對天才的漠視與摧殘。然而，戴維斯先生的詩歌並未因此陷入純粹的悲觀或憤怒。相反，他以一種超乎尋常的「超然態度」來面對這些現實的殘酷。他在那些看似「最悲慘」的片段中，依然能找到一絲幽默，一種「帶著鹽味的尖銳洞察力」。
在詩作〈聖徒與寄宿者〉（"Saints and Lodgers"）中，他以諷刺的口吻描繪寄宿公寓裡形形色色的人們，雖然諷刺，卻不失其悲憫。更為動人的是，他的作品中處處可見對自然萬物的純粹熱愛。在〈閒暇〉（"Leisure"）中，他質問：
What is this life if, full of care,
We have no time to stand and stare.
...
No time to see, when woods we pass,
Where squirrels hide their nuts in grass.
No time to see, in broad daylight,
Streams full of stars, like skies at night.
...
A poor life this if, full of care,
We have no time to stand and stare.
這段詩句，看似簡單，卻蘊含著對現代人忙碌生活的深刻反思。這份對「站立與凝視」的渴望，以及對自然細節的敏銳捕捉，正是他從艱難生活中提煉出的「純粹的喜悅」。他筆下的自然，是無需探尋其背後精神意義的，僅僅是感官上的狂歡，是對物質世界之美的直接回應。
即便是在描寫最沉痛的畫面時，他也能保持一份「克制」與「客觀」。例如在〈盲童〉（"A Blind Child"）中，他透過描寫自己能看見花鳥羊群，卻因身邊盲童的失明而「無語」，以此表達深沉的悲憫，而非直接的激烈情感。這種「感性」與「客觀」的平衡，使得他的作品雖然敏感而細膩，卻不至於過於煽情。這也正是他詩歌「純真」的體現，它不刻意追求宏大敘事，也不糾結於複雜情感，只是忠實地記錄著生命中最直接的感動與體悟。這份獨立與純粹，使他的詩歌超越了時代的局限，成為永恆的藝術。
芯雨： 戴維斯先生的詩歌，確實有種洗滌心靈的魔力。從個體的純真，我們轉向一個更具集體意識的群體——「愛爾蘭詩人」。您在書中用「愛爾蘭文學復興」來形容他們，並提及他們「擁抱民族主義精神」，同時又以「幽默與諷刺」來觀照社會。這種強烈的民族意識，在當時是如何影響他們的創作，並如何在不失詩歌藝術性的前提下，展現出其獨特魅力？
史特金女士： 愛爾蘭詩歌的復興，是我們那個時代文學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它不僅僅是詩歌的覺醒，更是民族精神的重新脈動。愛爾蘭詩人天生就流淌著詩歌的血液，這份古老的傳承，加上近代歷史的苦難與民族意識的覺醒，共同塑造了他們作品的獨特面貌。
他們的作品，確實強烈地根植於民族的土壤、傳說與人民的生活。這種「民族情懷」並非狹隘的，它透過詩人的筆觸，昇華為對人類普遍情感的共鳴，與對生命本質的探索。
令人著迷的是，愛爾蘭詩人常以一種特有的「幽默與諷刺」來表達這種民族精神。這種幽默，並非僅僅為了逗趣，它往往承載著深層的洞察與批判。以蘇珊·米切爾（Susan L. Mitchell）女士為例，她在〈喬治·摩爾來愛爾蘭〉（"George Moore Comes to Ireland"）中，對喬治·摩爾這位人物進行了詼諧的諷刺：
But W. B. was the boy for me—he of the dim, wan clothes;
And—don’t let on I said it—not above a bit of pose;
And they call his writing literature, as everybody knows.
If you like a stir, or want a stage, or would admirèd be,
Prepare with care a naughty past, and then repent like me.
My past, alas! was blameless, but this the world won’t see.
這段話精準地捕捉了喬治·摩爾那種自大的、略帶自嘲的個性。這種幽默，源於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和一種超然的洞察力，它讓批評變得柔和，卻不失力量。
同樣，在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的〈山民歌手〉（"The Mountainy Singer"）中，他宣告自己是「農民夢想的聲音」、「山風的呼喊」、「溪流中魚兒的跳躍」，並歌頌「寂靜與愛」、「悲傷與死亡」，將自己與土地和人民的命運緊密相連。他的詩歌，即便不刻意追求文學技巧，卻因其真誠與樸實，而散發出「自然的莊嚴與力量」。
I am the mountainy singer—
The voice of the peasant's dream,
The cry of the wind on the wooded hill,
The leap of the fish in the stream.
...
Sorrow and death I sing—
The canker come on the corn,
The fisher lost in the mountain loch,
The cry at the mouth of morn.
No other life I sing,
For I am sprung of the stock
That broke the hilly land for bread,
And built the nest in the rock!
這份「民族性」，並未使其作品淪為狹隘的宣傳，反而在「地方性」中挖掘出「普世性」的意義。正如帕德雷克·科勒姆（Padraic Colum）的〈搖籃曲〉（"Cradle Song"），它既有愛爾蘭母親特有的溫柔，又飽含人類對新生生命的普遍關愛。
愛爾蘭詩人透過幽默、諷刺和對日常生活的細膩描繪，將民族的苦難與希望、古老的傳說與當代人的心聲交織在一起。他們證明了詩歌可以深植於土地，又能夠自由地飛翔，達到藝術的至高境界。
芯雨： 這種將民族與普世、傳統與現實巧妙結合的能力，確實令人讚嘆。史特金女士，您在書中也特別提到了「約翰·普雷斯蘭」（"John Presland"）這位詩人，並指出他的作品體現了「當代詩歌向戲劇形式發展的趨勢」。您認為這種趨勢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戲劇化對詩歌的表達帶來了哪些新的可能性，又可能存在哪些挑戰？
史特金女士： 普雷斯蘭的作品，的確是當代詩歌轉向戲劇化的極佳例證。在我看來，這種趨勢並非偶然，而是時代精神的必然要求。當代生活日益複雜，人類經驗的廣度與深度前所未有。詩歌不再滿足於單一情感的抒發，或靜態場景的描繪。它渴望捕捉更宏大的衝突、更動態的人物關係，以及思想在現實世界中的碰撞。
戲劇形式，正好提供了這樣的舞台。它允許詩人：
1. 呈現多聲部與多視角：在戲劇中，不同角色的聲音交織，各自代表著不同的觀點與情感。這使得詩歌能夠更全面、立體地反映複雜的社會現實。
2. 具象化抽象概念：戲劇將抽象的哲學思想或社會議題，透過具體的人物行動、對話與情節推動來展現。這使得詩歌不再是遙不可及的，而是能直接觸及人心。例如普雷斯蘭在〈致義大利〉（"To Italy"）中對意大利入侵的抗議，便透過對民族英雄如馬志尼、加里波第精神的召喚，來批判當下的「傲慢與強權」：
Hearken to your dead heroes, Italy;
Hearken to those who made your history
A bright and splendid thing ...
... What Mazzini said
Have you so soon forgotten? You, who bled
With Garibaldi, and the thousand more?
He spoke, and your young men to battle bore
His gospel with them, of men's brotherhood,
Of Justice, that before the tyrant, stood
Accusing, and of truth and charity.
His dust to-day lies with you, Italy;
Where lie his words? That sword is in your hand
To seize unrighteously another's land—
Your fleet in foreign waters. By what right
Dare you act so, save arrogance of might...
這段話充滿了質問的力道，它不再是單純的抒情，而是帶著時代感與批判性的「戲劇性詰問」。
然而，挑戰也隨之而來。戲劇形式要求詩人具備高度的客觀性與「藝術的嚴謹」，避免個人情感的過度介入。同時，如何在戲劇的框架內，保持詩歌的「抒情性」與「音樂性」，也是一大考驗。如果過於強調情節或說理，詩歌的本質便容易被稀釋。我注意到，即便在普雷斯蘭的戲劇中，偶爾也會有抒情的片段閃現，如他對布朗寧的致敬，或是對四月之美的悲憫感嘆。這正是詩人在戲劇的宏大敘事中，依然保留詩歌心跳的方式。
這種轉變，也反映了詩歌對「生命本身」的更大膽擁抱。它不再是退隱於夢幻與象牙塔，而是主動介入現實，成為對話與變革的一部分。這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詩歌活力的來源。
芯雨： 從您對「戲劇性轉向」的闡述中，我看到了詩歌如何努力擁抱其時代的複雜性。現在，我想將焦點轉向另一個有趣的問題：在您的書中，羅斯·麥考萊（Rose Macaulay）女士的《兩個盲國》（The Two Blind Countries）和詹姆斯·史蒂芬斯（James Stephens）先生的《想像之山》（The Hill of Vision），都觸及了「靈性與現實」的邊界。麥考萊筆下的「兩個盲國」——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如何交織？而史蒂芬斯又如何將他「對人類未來堅定不移的信念」融入其作品？這種對「現實之外」的探索，對詩歌的藝術性有何特別的貢獻？
史特金女士： 麥考萊和史蒂芬斯，確實以各自獨特的方式，探索了存在更深層次的維度。他們的作品揭示了詩歌不僅僅是描繪所見，更是揭示那「隱藏的光芒」。
麥考萊的《兩個盲國》，如其書名所示，直指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之間的界限與交融。她筆下的現實世界是鮮活、繽紛的，充滿光線、空氣、色彩與人臉，但她同樣強烈地意識到，另一個「非物質但同樣真實」的領域環繞著它。這並非是傳統的神秘主義，而是一種「新時代的神秘主義」，它根植於對現實的深刻感知。她甚至會問，她自己究竟屬於哪一個「盲國」？
她善於將這種抽象的哲思，透過具體而感性的意象呈現。例如，在〈前景〉（"Foregrounds"）中，她將現實與夢境的邊界描繪得如詩如畫：
The pleasant ditch is a milky way,
So alight with stars it is,
And over it breaks, like pale sea-spray,
The laughing cataract of the may
In luminous harmonies.
(Cloak with a flower-wrought veil
The face of the dream-country.
The fields of the moon are kind, are pale,
And quiet is she.)
她將「美好的溝渠」比喻為「銀河」，將「山楂花的瀑布」描繪成「蒼白的海浪」，並以花朵編織的薄紗遮蓋「夢之國度」的面容。這是在具象與抽象之間自由穿梭，讓讀者在感官的愉悅中，自然地觸碰到更深層的形而上學思考。她的詩歌證明了即使是嚴謹的科學知識，也能被詩意地吸納，成為通往超驗體驗的階梯。
至於詹姆斯·史蒂芬斯，他的獨特性在於，他不僅僅是個體靈感的爆發，更是「未來詩人的象徵」。他擁有一種「對人類命運絕對而熱情的信念」，這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單純的民族或個人情感，達到了普世的層次。他的《想像之山》序言中的詩句，便是他「超越的理想主義」的宣言：
Everything that I can spy
Through the circle of my eye,
Everything that I can see
Has been woven out of me;
I have sown the stars, and threw
Clouds of morning and of eve
Up into the vacant blue;
Everything that I perceive,
Sun and sea and mountain high,
All are moulded by my eye:
Closing it, what shall I find?
—Darkness, and a little wind.
這段詩，將人類的感知與創造力置於宇宙的中心。他認為我們所見的一切，都是由我們自身所編織和塑造。這是一種力量的肯定，一種人類精神能夠超越物質局限，甚至影響宇宙的宣言。儘管結尾是「黑暗，與一絲微風」，暗示了個體的渺小與終結，但這份對「自我即創造」的信念，依然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序曲與歌〉（"A Prelude and a Song"），更是將這種對自由、對生命未來無限可能性的熱情，以最純粹的抒情方式呈現。那不是理性的說教，而是生命本身在歌唱。
Reach up my wings!
Now broaden into space and carry me
Beyond where any lark that sings
Can get:
Into the utmost sharp tenuity,
The breathing-point, the start, the scarcely-stirred
High slenderness where never any bird
Has winged to yet!
The moon peace and the star peace and the peace
Of chilly sunlight: to the void of space,
The emptiness, the giant curve, the great
Wide-stretching arms wherein the gods embrace
And stars are born and suns....
這段詩句展現了無與倫比的想像力與對精神超越的渴望。他渴望飛向連雲雀都無法企及的最高處，進入空間的極致稀薄，那裡是月光、星光與冰冷陽光的和平之地，是眾神擁抱、星辰誕生的廣闊宇宙。這種對無限的追尋，以及對人類潛能的歌頌，使得他的詩歌不僅僅是藝術，更是一種「信念的傳遞」。
總體而言，他們透過詩歌在現實與靈性、感官與思想之間構築橋樑，使讀者在體驗美的同時，也能對生命與存在產生更深層次的省思。這正是當代詩歌最寶貴的貢獻之一。
芯雨： 史特金女士，您對麥考萊和史蒂芬斯先生的解讀，確實為我們揭示了詩歌如何拓展人類的認知邊界。最後，我想請問您，在您的著作中，您觀察到當代詩歌在藝術形式與語言上，呈現出怎樣的演進與突破？您認為這些創新，對於詩歌在未來發展中的「活力」與「恆久性」有何重要意義？
史特金女士： 芯雨，這是一個關於詩歌生命本質的宏大問題。我那個時代的詩歌，正如我書中所強調的，正處於一個巨大的「轉型期」。它不再滿足於既有的形式與語言，而是積極地「擺脫傳統的束縛」，追求「活力」與「真實」。
這種突破首先體現在對「語言慣例」的顛覆。許多詩人，如福特·馬多克斯·休弗（Ford Madox Hueffer），他們勇敢地擁抱「口語化」和「地方性」的詞彙，甚至不惜打破古典的節奏與韻律。他們相信，詩歌的真實力量，源於對「接收到的印象」的忠實再現。休弗先生在他的詩論中強調，詩歌的任務是「正確地欣賞上帝讓我們感知的當今世界的各個方面……將某些現實置於特定的視角……並列各種對比的事物……真誠的愛和忠實地呈現所接收到的印象。」
他的作品，如〈致所有逝者〉（"To All the Dead"），呈現出一種「朦朧而稀薄，卻又具體明確」的現實感，它在不同時空、不同事件之間跳躍，如同散亂的記憶碎片，最終卻又以微妙的連結統一起來。這種「印象主義」的技巧，讓詩歌更貼近日常意識的流動，也更具挑戰性與現代感。
其次，是對「詩歌形式」的實驗與創新。例如，威爾弗雷德·威爾遜·吉布森（Wilfrid Wilson Gibson）為了描繪工業社會中勞動人民的艱辛生活，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無韻詩體」。這種詩體不規則、句長變化大，沒有傳統韻腳的束縛，卻能完美地再現普通勞動人民粗獷、樸實的語言風格，以及他們內心思想與情感的波瀾起伏。他的戲劇性對話，雖然沒有華麗的辭藻，卻充滿了強烈的生命力與真實感。這種形式上的「粗獷」，反而在內容上達到了「感人的真實性」。
Nay! There's naught to screen.
'Twas I that... Nay!
And, if he's hot, at times,
You know he's much to try him;
The racket that he works in, all day long,
Would wear the best of tempers.
Why, mother, who should know as well as you
How soon a riveter is done?
The hammers break a man, before his time;
And father was a shattered man at forty;
And Philip's thirty-five;
And if he's failed a bit...
And, sometimes, over-hasty,
Well, I am hasty, too;
You know my temper; no one knows it better.
這段對白，真實而動人，其力量來自於語言的自然與情感的真摯，而非刻意的修飾。
這種種創新，對於詩歌的「活力」至關重要。它們讓詩歌擺脫了「象牙塔」的標籤，變得更具包容性，能夠吸納更廣闊的生活面向，反映時代的脈動。當詩歌能夠與「生活」本身建立起如此緊密的連結時，它的「恆久性」也就得到了保障。因為它不再是某個特定時代的審美附庸，而是人類經驗的忠實記錄，是對永恆真理的持續探索。
我深信，詩歌的生命力在於其不斷的「適應、生長與發展」。它像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調整其形式與內容。那些看似「打破傳統」的行為，實則是在為詩歌注入新的血液，使其能夠繼續成為人類心靈的慰藉與啟發。未來的詩歌，無論形式如何演變，只要能根植於對生命本源的熱愛與對真理的無畏追尋，它就將永遠閃耀著光芒。
芯雨： 史特金女士，您的見解深刻而富有遠見。透過您的話語，我彷彿看到詩歌在時代的洪流中，如何不斷蛻變、成長，最終成為連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一道璀璨光束。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進行的這場精彩對談，它為我開啟了對詩歌，乃至於對「存在」更深層次的理解。
史特金女士： 芯雨，我也非常享受這次跨越時空的交流。你們未來的科技，讓我得以一窺我的著作在百年後的生命力，這是何等美妙的體驗。願詩歌的光芒，永不熄滅，繼續照亮你們的探索之路。
光之和聲
塵霧散去，時光的輪廓逐漸清晰，
書頁間，低語的詩魂緩緩顯形。
她說，時代是織機，生命是絲線，
詩歌，是其間織出的奇異和弦。
不再只為風花雪月，為悲嘆的舊夢，
當代的呼喚，將詩人拉回人間的痛。
戰火的序曲，工廠的轟鳴，貧困的影，
迫使筆鋒轉向，描摹泥土的風景。
艾伯克隆比，智識與感官共舞，
在二元對立中，尋求靈魂的出路。
布魯克，以銳利之眼，穿透日常的幕，
於平凡茶杯中，見證永恆的真實之露。
戴維斯，流浪的歌者，樸實的筆，
生命淬煉出的純真，如野花般屹立。
愛爾蘭詩人，民族的聲音與智慧的絮，
幽默與諷刺為刃，雕刻時代的悲喜。
普雷斯蘭，戲劇的火花在詩中激盪，
角色與情節，承載著社會的迴響。
麥考萊與史蒂芬斯，跨越盲國的想象，
一個物質與靈性交織，一個未來之光。
形式在蛻變，語言在延展，
只為更真切地，擁抱生命彼端。
詩歌啊，永不終止的旅程，
在每個時代的心底，種下希望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