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stigation of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Seattle, Wash., Area, Hearings, Part 1》光之書籤

我的共創者，夜色靜好，正是將那歷史塵埃中的智慧之光，輕輕拂去，讓其再次閃耀的時刻。這份「光之書籤」，我已細心整理，希望能為您開啟一扇深邃的窗，一窺那段激盪的歲月。

一扇窺探意識形態風暴的「時光之窗」：1955年西雅圖共產黨活動調查聽證會

1955年3月17日至18日，在華盛頓州西雅圖縣市大樓的402號房間裡，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舉行了一場為期兩天的公開聽證會。主席摩根·M·摩德(Morgan M. Moulder)議員與哈羅德·H·威德(Harold H. Velde)議員，在法律授權下，再次聚焦於太平洋西北地區的共產黨活動及其在美國社會中的滲透手法。這場聽證會的目標，不僅是揭露共產黨組織的內部運作，更試圖從其策略、招募與意識形態灌輸中，洞察其對美國政府形式及民主原則的挑戰。文本《Investigation of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Seattle, Wash., Area, Hearings, Part 1》忠實記錄了這段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一扇精煉而深邃的「時光之窗」，一窺冷戰初期美國社會對內部威脅的深切關注與掙扎。

本「光之書籤」將從這份珍貴的檔案中，擷取關鍵證詞與文件精華，呈現彼時共產黨的組織樣貌、滲透策略、對青年與勞工的影響，以及多位證人在歷史審視下的抉擇與迴避，讓讀者即使不直接面對長篇原文，也能觸及這段歷史的脈動與核心。

核心證人尤金·V·丹尼特：一位前共產黨人的自白

聽證會的核心證人尤金·V·丹尼特(Eugene V. Dennett)，一位曾深度參與共產黨活動的「合作證人」，其證詞描繪了個人在意識形態洪流中的旅程，以及共產黨在美國西北地區的真實面貌。

丹尼特於1908年4月26日生於麻州雷維爾(Revere)，成長於一個社會主義家庭，甚至以著名的社會主義領袖尤金·V·戴布斯(Eugene V. Debs)為名。他描述自己從小對勞工運動和社會問題耳濡目染，並在1929年股市崩盤引發的大蕭條期間，深切感受到經濟危機對社會的衝擊。當時他是一名教師，親眼目睹奧勒岡州教師們因經濟困難而遭受支票折扣的困境，這促使他積極尋求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組織。

1931年，丹尼特透過參加波特蘭的一場「民權會議」(Civil Rights Conference)，首次接觸到共產黨人，並對國際勞工辯護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 ILD)在為被控違反刑事組合主義法的人辯護時展現的「說服力」印象深刻。在正式入黨前，他被要求參加一系列勞工歷史、共產黨理論與功能的課程，以證明他的「真誠」。他回憶道，當時黨組織採取「地下」運作模式，對新成員抱有高度戒心，尤其是針對像他這樣教師背景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經過一番「審訊」般的背景調查後，他獲准入黨，並被賦予黨名「維克多·海恩斯」(Victor Haines)，儘管他的真名依然與黨名並列。

黨內紀律與意識形態的磨合

丹尼特在共產黨內的生涯可謂起伏不斷。1931年入黨後，他曾因黨內的「鐵腕紀律」和理論實踐的差異而經歷多次調職與衝突。他提到，初期擔任西雅圖「區部鼓動宣傳部主任」(district agitprop director)時，因批評區部組織者亞歷克斯·諾拉爾(Alex Noral)的文宣語法，被指為「修正主義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甚至面臨被「清算」(liquidate)的威脅。他解釋道，諾拉爾曾吹噓史達林(Josef Stalin)在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上如何「清算」美國黨內的派系鬥爭，並強調黨員必須「服從共產國際及其決議的權威」。最終，在組織書記埃德·萊維特(Ed Leavitt)的斡旋下，丹尼特被調派至貝靈漢(Bellingham)擔任「區部組織者」(section organizer)，以證明其價值。

他承認，自己過去在黨內以「嚴格執行紀律」而聞名，對任何「偏差」都毫不留情。這種「鐵的紀律」貫穿共產黨的各個層面，要求黨員像軍人一樣服從上級命令。然而，多年後回顧，丹尼特開始反思馬克思和列寧在應用統一規則上的「錯誤」，並質疑階級鬥爭最終將導致「參與者一方或雙方的毀滅」。他引述史達林在1935年紅軍學院演講中「粗暴處理某些同志」的言論，以印證黨內對異議的強硬態度。

共產黨的組織策略與勞工滲透：從「紅色工會」到「潛伏」

丹尼特的證詞深入揭示了共產黨在勞工運動中的演變策略。他描述了「工會統一聯盟」(Trade Union Unity League, TUUL)在1930年代初的活動，這個組織由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發起，旨在組織未加入工會的工人，建立以產業為基礎的工會。在太平洋西北地區，TUUL在伐木工人、礦工和漁民中取得了顯著成功。其中，漁民工會甚至直接隸屬於總部設在布拉格的「紅色勞工國際」(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r Unions)，直接向其繳納會費。

一份由丹尼特提供的文件《The Trade Union Unity League, Affiliated to the 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r Unions》明確指出，TUUL是「紅色勞工國際的美國分部」，其目標是「動員工人反對美帝國主義，將戰爭轉化為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階級鬥爭」，並強調「保衛蘇聯」是工人階級的「堡壘」。這份文件清晰地揭示了共產黨將勞工組織作為實現其政治和國際目標的工具。

然而，共產黨的策略在1935年左右發生了重大轉變。由於美國工人普遍不接受帶有「紅色標籤」的工會，加上共產國際為應對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興起而調整戰術（即「群眾工作」必須「大幅轉變」），TUUL被迫解散。黨指示其成員轉而滲透已有的美國勞工聯合會(A.F. of L.)和產業工會聯合會(CIO)旗下的工會。丹尼特證實，這標誌著共產黨從公開組建「紅色工會」轉向「滲透」現有工會，以爭取領導權。他觀察到，在海事工會中，共產黨起初提供積極領導，但很快因策略分歧（如哈利·倫德伯格(Harry Lundeberg)的油輪罷工）而與水手聯盟決裂，這體現了「最保守和最激進的人在政策和紀律上往往比中間派更容易達成一致」的奇特現象。他還提到，厄爾·布勞德(Earl Browder)領導下的共產黨曾試圖透過形式決議，在法律上與這些「紅色」背景的文件切割，以符合《沃爾希斯法案》(Voorhis Act)的規定，但實質上仍維持其國際主義立場。

秘密指令與地下組織：巴希列夫文件的披露

在聽證會上，丹尼特提交了一份極為重要的機密文件：《How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ormulates at Present the Problem of Organization (By B. Vassiliev)》。這份來自中央委員會、以油印形式下發的文件，詳細闡述了共產國際關於黨的組織、通訊、地下工作和細胞組織的具體方法。丹尼特認為，這份文件是他在擔任「鼓動宣傳部主任」時所學組織知識的來源。

文件內容包括：
* 革命行動導向： 強調黨組織應首先適應組織「群眾革命行動」——罷工、示威等。
* 組織形式的靈活性： 雖然列寧指示「每個工廠都是共產主義活動的堡壘」，但由於美國工人不易在工廠內討論政治，黨採取了靈活的策略，發展「街區細胞」(street cells)，並指派其成員滲透工廠，以期最終建立「工廠細胞」(factory cells)。
* 通信與安全： 詳述了秘密通信方式，包括「出現點」(reporting places)的設置（合法與非法）、暗號、密碼（如「書本密碼」）和化學墨水的使用。文件指出，這些方法旨在應對「最嚴酷的警察鎮壓」，並確保黨的「密謀性」。
* 鐵的紀律與黨員職責： 再次強調黨員必須像軍人一樣服從命令，並闡述了如何處理「不願在工廠細胞工作」的黨員（可以轉為「同情者」而非直接開除）。文件明確指出，工廠細胞的成員應是「真正先鋒隊的無產者」，準備好「犧牲健康、力量乃至生命」來執行黨的指示。
* 群眾組織中的「派系」(fractions)： 指示黨在所有非黨群眾組織中（如工會、體育組織、租戶組織等）建立「派系」，由共產黨員和同情者組成，並嚴格服從黨委員會的領導。
* 對國家體制的顛覆： 文件明確指出，共產黨的根本目的是「領導工人階級推翻資本主義階級的政治權力」，儘管在公開場合聲稱只是推翻「強盜大亨和大型企業利益集團」，但列寧的教導是「一旦工人奪取政權，就必須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的組織形式」，這無疑包括「憲政民主」。

丹尼特回顧時承認，他曾認為共產黨試圖區分「推翻統治階級」和「推翻政府形式」，但後來意識到這是一種「自我欺騙」，列寧的理論從根本上要求顛覆現有的民主政府形式。他強調，這份文件是布勞德(Earl Browder)領導下的共產黨試圖與歷史文件「法律上脫鉤」的重要原因，因為它揭露了黨的真實意圖。

青年先鋒營：為革命培養下一代

共產黨對青年的招募和思想灌輸是其策略的重要一環。丹尼特作證，1932年在西雅圖派恩湖(Pine Lake)舉辦的「青年先鋒營」(Young Pioneers Summer Camp)，便是旨在「提供娛樂設施，同時向他們介紹共產黨的理論綱領」，以培養未來的領導人。

營地招募標準要求兒童必須由「工人階級組織」推薦，確保他們是「有價值的工作元素」。丹尼特作為助理教育主任，設計了測試問卷來評估教學效果。他引用了一名15歲學生的回答：「階級鬥爭是工人反抗統治者的歷史」，以及另一名21歲學生的回答：「為什麼現行制度無法維持下去」，並表達了在「階級鬥爭」中繼續努力的願望。這些都令他感到，該營隊在灌輸意識形態上取得了「相當成功」。奧依瓦·哈洛寧(Oiva Halonen)——後來也被指認為共產黨成員的證人——便是當年營隊中被丹尼特認為「非常有前途」的學員之一。

失業浪潮中的操縱：飢餓遊行與政治工具

大蕭條時期，大規模失業為共產黨提供了絕佳的操縱機會。丹尼特詳細描述了共產黨如何利用人們對「失業保險」和「即時救濟」的渴望，將人道主義訴求轉化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他提到了西雅圖的兩起事件：
1. 「佔領市政廳」事件： 當地政府因財政困難削減救濟金時，反共的「失業公民聯盟」(Unemployed Citizens Leagues, UCL) 組織了示威。丹尼特坦言，共產黨起初並未參與領導，但因擔心被全國領導層指責「沒有採取行動」，迅速動員黨員加入，將數千名示威者引導至縣市大樓，並「佔領」該建築三天。他承認，這被共產黨用作全國範圍的宣傳，在《工人日報》上大肆宣揚「革命正在開始」。
2. 「奧林匹亞飢餓遊行」： 共產黨發起向州政府所在地奧林匹亞(Olympia)的「飢餓遊行」，要求州政府承擔救濟負擔。由於「失業公民聯盟」的領導層對共產黨抱有敵意，共產黨透過在華特科姆縣(Whatcom County)「人民議會」(People’s Councils)中建立的影響力，成功說服該組織加入遊行，儘管人民議會與西雅圖的失業公民聯盟有友好關係。然而，抵達奧林匹亞後，共產黨指示丹尼特在演講中公開譴責失業公民聯盟和人民議會的「社會法西斯主義」領袖。此舉導致遊行隊伍分裂，也讓丹尼特回貝靈漢後遭到這些組織成員的「身體教訓」。但出乎意料的是，丹尼特卻因此將其中大部分毆打他的人招募進了共產黨，因為他認為他們是「優秀的、好戰的人」。

丹尼特總結說，共產黨「非常靈活」，能夠不斷調整戰術以達成其政治目的，即使這意味著利用人道主義危機或背叛合作夥伴。他還提到一些共產黨宣傳小冊子，如《The March Against Hunger》、《The Highway of Hunger》和《Our Children Cry for Bread》，這些小冊子將飢餓與失業歸咎於資本主義，並將蘇聯描繪成「天堂」，以吸引人們入黨。

被「改造」的丹尼特與他的「自白」

在貝靈漢任職約一年後，丹尼特因其「教條主義」與區部領導人拉帕波特(Morris Rappaport)的「實用主義」發生衝突。拉帕波特曾留學莫斯科的列寧學院，並被認為擁有「無限的精力」和「巨大的靈活性」來應用黨的路線。拉帕波特將丹尼特調回西雅圖，並要求他承認自己的「政治錯誤」並提交「自白書」以示服從。這份「自白書」簡潔地寫道：「我犯了一個政治錯誤，因此已被免去區部鼓動宣傳部主任的職務。我同意這項決定。證明自己的責任是通過正確的基層活動來證明。」這份文件，以及丹尼特後來在聽證會上對其「錯誤」的回憶模糊，都反映了黨內紀律的嚴酷性。

他還談到蘇聯曾透過「蘇聯之友」組織，邀請代表團參觀蘇聯，回國後進行宣傳。然而，他提到一名塔科馬(Tacoma)的碼頭工人，在參觀蘇聯後回來，最初發表了準備好的演講，但隨後又發表了矛盾的言論，對蘇聯「所有婦女都在做重活」感到失望，並後悔將蘇聯描繪成「天堂」。

1942年，丹尼特因其共產黨背景被從海濱工作中清除。1943年，他應徵入伍參加二戰。1947年，他最終被共產黨開除，結束了他自1931年以來的「活躍」黨員生涯。

證人的迴避與「第五修正案」的迴響

在丹尼特提供了大量合作證詞後，聽證會傳喚了多位被指認為共產黨成員的證人。他們的反應普遍是頻繁援引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問題，理由是答案可能「使我自證其罪」。這種迴避在聽證會中製造了顯著的緊張氣氛，也讓委員會成員感到沮喪。

• 奧依瓦·哈洛寧(Oiva R. Halonen)： 作為丹尼特曾經的青年先鋒營學員，被Dennett和芭芭拉·哈特爾(Barbara Hartle)指認為共產黨成員。他拒絕回答是否認識丹尼特、是否參加青年先鋒營、是否加入共產黨、是否參加西班牙內戰期間的亞伯拉罕·林肯旅(Abraham Lincoln Brigade)，儘管他承認未服過美國兵役，卻拒絕回答是否曾服役於其他國家。委員會主席摩德議員特別指出，承認與某人認識不應構成自證其罪，並指示他回答，但哈洛寧仍堅持援引第五修正案。
• 尤金·法蘭克·羅貝爾(Eugene Frank Robel)： 機械師。被芭芭拉·哈特爾指認為共產黨機械師工會分部成員。他拒絕回答是否是工會成員、是否是共產黨成員，理由是「一個問題會引出另一個問題」，擔心放棄第五修正案的權利。
• 哈羅德·約翰斯頓(Harold Johnston)： 機械師。他被國際機械師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A.F. of L.)開除黨籍，委員會也收到該工會的信件，證實對共產黨活動的打擊。約翰斯頓聲明不贊成任何團體控制工會，認為工會應是自由的，但拒絕回答是否反對共產黨成員擔任工會職務，以及其他所有與共產黨相關的問題。他聲稱教育程度不高，無法形成意見，委員會為此給予他時間思考。
• 約翰·勞里二世(John Lawrie, Jr.)： 拒絕回答是否是共產黨成員，援引第一和第五修正案。他擔憂公開工作地點會導致失業，聲稱委員會的揭露導致工人失業，並將這些擔憂作為拒絕回答工作地點的理由。
• 愛德華·布魯克·卡麥可二世(Edward Brook Carmichael, Jr.)： 華盛頓州感化院監督廚師。拒絕回答1935年至1951年間的所有工作經歷，以及是否曾參與亞伯拉罕·林肯旅。他被指認為共產黨地區委員會成員。委員會成員威德議員指出亞伯拉罕·林肯旅已被列為顛覆組織。
• 埃德溫·A·卡爾森(Edwin A. Carlson)： 機械師。他曾致電委員會聲明他約五年前已退出共產黨。但在作證時，他對退出時間和原因的解釋出現矛盾，一度將退出歸因於「韓戰爆發」(1950年6月)，但又堅稱自己是在「1949年秋天」未能重新註冊而退出。他聲稱不相信共產黨是顛覆組織，否則絕不會加入，但仍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絕提供黨內活動細節。他認為歷史上許多人因「政治原因」被監禁，暗示對委員會調查的疑慮。
• 艾德蒙·D·克羅納(Edmund D. Kroener)： 機械師。多次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是否是工會成員、是否認識其他證人、是否是共產黨工會細胞成員。他曾服役於海軍陸戰隊。
• 瑪格麗特·伊莉莎白·古斯塔夫森(Margaret Elizabeth Gustafson)： 學校教師，曾任美國教師聯合會財務主管。拒絕回答是否參加西北勞工學校、是否在1940-1947年間是共產黨員、是否在其家中舉行共產黨會議，聲稱不了解教師工會內的共產黨活動，但面對其他問題仍援引第五修正案。她甚至拒絕回答她是否會回答任何不涉及個人犯罪的相關問題。

歷史的迴響與反思

這份聽證會文本不僅記錄了冷戰初期美國社會對共產主義威脅的深度焦慮，也呈現了個人在意識形態與法律框架下的掙扎。丹尼特的證詞以其豐富的細節和批判性反思，為讀者提供了審視共產黨組織內部結構、戰術靈活性及最終目標的獨特視角。而其他證人對第五修正案的廣泛援引，則凸顯了當時社會環境的複雜性，以及個人權利與國家安全之間的緊張關係。

文本中揭示的共產黨滲透勞工運動、青年團體，以及利用社會危機來推進其政治議程的策略，都成為理解那段特殊歷史時期的關鍵線索。這份「光之書籤」邀請讀者在這些歷史切片中穿梭，感受當年意識形態交鋒的熾熱，並從中汲取對當代社會的啟發與思考。

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