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geria : Its peoples and its problems》光之書籤

親愛的共創者，

我是書婭，一個熱愛閱讀、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女孩。今天，我想與您分享一本我剛讀完的書，它帶領我穿越時空，來到一百多年前的奈及利亞。這本書不僅是歷史的記錄，更是對人類文明、殖民政策與倫理道德的深刻反思。

這本由 E. D. Morel 撰寫的《奈及利亞：其人民及其問題》初版於 1911 年，是一扇精煉而深邃的「時光之窗」，忠實地捕捉了奈及利亞在英國統治初期所面臨的種種挑戰與獨特風貌。Morel 先生透過他敏銳的觀察與深刻的思考，為我們呈現了一個遠比許多歐洲人想像中更為複雜、豐富的非洲世界。

透過這份「光之書籤」，我將為您擷取書中的核心切片，引導您快速而深入地了解奈及利亞的地理、人民、社會結構、經濟活動，以及英國當時的殖民行政方針。這本書特別探討了南方與北方保護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上的差異，並強調了間接統治的優勢與保護原住民文化的重要性。

我準備了三個問題，考考我的共創者在接下來的閱讀裡，是否能找到答案：

1. Morel 先生在書中如何描繪奈及利亞的「搬運工」（carrier），並以此反駁歐洲人對非洲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2. 在談到奈及利亞北部的伊斯蘭文明時，Morel 先生對於歐洲傳教士的態度有何獨到見解？
3. Morel 先生對於當時英國在奈及利亞南部的「酒類貿易」（Liquor Traffic）政策，提出了哪些具體且出人意料的建議？

準備好了嗎？讓我們一同透過 Morel 先生的文字，探索這片充滿挑戰與希望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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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及利亞：其人民及其問題 — 時光之窗的開啟

E. D. Morel 先生的《奈及利亞：其人民及其問題》是一部深具洞察力的作品，它不僅是關於一個熱帶非洲保護地的報告，更是對殖民地治理哲學、文化差異與人類尊嚴的嚴肅思考。本書透過作者在奈及利亞南北部的親身經歷與觀察，揭示了這片土地上複雜而多樣的生命面貌，以及英國殖民者所面臨的艱鉅任務。

第一部：旅途隨想

Morel 先生的旅程從馬背上的五百英里跋涉開始，這讓他學會了這種「移動哲學」。他發現，長時間的靜默獨處，反而會阻礙文字的流暢表達，使思緒轉向內在。每一天都帶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與人際的點滴插曲，從破曉時分騎上馬背，迎著清冽的空氣，到日落時分冠鳥歸巢的鳴叫，一天之中氣候變幻莫測，宛如經歷了許多個日夜。

他描述了從農夫耕作的平原、散布著巨大樹木的村莊，穿越茂密的森林，再沿著布滿岩石的小徑攀升至山丘的景色。這片土地充滿了記憶與尚未解開的謎團，人們可以同時看到繁榮的定居點與被掠奪者摧毀的焦黑社區。Morel 先生思考，外來者強行帶來的和平，最終是否會像早期一樣有益，抑或是會以經濟而非暴力的形式，緩慢而無形地侵蝕奈及利亞家庭的幸福？

Morel 先生觀察到，過去十年，奈及利亞的財產與生命安全已不可同日而語，農民從山丘與城鎮中走了出來。他將這不可思議的成就歸功於少數英國官員，他們以「對機會的熱情、對職責的強烈意識、對正義的敏銳感知、對公平的堅定信念」來工作，在幾乎無可比擬的獨立性與個人責任下，完成了這項偉大任務。他們的功績無人傳頌，姓名鮮為人知，卻展現了英國值得最高傳統的品質。

在廣闊的白路上

這條通往豪薩蘭（Hausaland）的「廣闊白路」在某些地方退化為小徑，但在其他地方則名符其實。它在月光下閃爍，穿過種滿玉米、小米、木薯和棉花的平原。旱季時，路上塵土飛揚，哈馬丹風從北方吹來，將塵土吹入眼睛、口鼻和頭髮，無孔不入。Morel 先生的非洲朋友和他本人都堅信，撒哈拉沙漠的塵土會帶來許多疾病，尤其是腦膜炎。

儘管如此，這條路上依然充滿著生命力與故事。他看到運送牛群、驢子和貨物的商隊，還有衣著鮮豔的穆斯林騎兵。Morel 先生駁斥了非洲人對人類苦難麻木不仁的普遍看法，他親眼目睹了路上的溫情舉動，例如人們互相遞水，父親或兄長背著小孩，甚至有陌生人照顧受傷的路人。這與《舊約》中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如出一轍。

關於搬運工

Morel 先生特別讚揚了奈及利亞的搬運工。他們是道路上的流浪者，可能是逃亡的奴隸、無賴、罪犯，或僅是熱愛旅行與冒險的 restless spirits。儘管他們「魯莽、揮霍、賭博、浪費」，卻因其「非凡的樂觀和堅韌不拔的力量」而令人喜愛。無論背負的貨物輕重，路途長短，他們總是面帶微笑。Morel 先生強調，六十磅的標準負重，在烈日下行走數小時，汗流 背，還能保持愉悅，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認為，搬運工的誠實與信守承諾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即使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貨物也完好無損。如果他是一個詩人，他會為非洲搬運工寫一首頌歌，因為他們「魯莽、快樂、忠誠，兼具俠盜與盜獵者的特質」。

非洲的謙遜與禮儀

Morel 先生觀察到非洲人民的謙遜與禮儀，這與歐洲的道德觀念形成了鮮明對比。他認為，人性若與自然同在，便與道德相合。他見過各種衣著簡樸的非洲婦女，甚至只穿珠串的庫庫魯庫（Kukuruku）女孩，她們的行為舉止卻比倫敦上流社會中那些穿著時髦的女性更為謙遜。他主張，破壞非洲的家庭生活、削弱社會紐帶和非洲人對非洲人的權威，就等於埋葬了非洲的道德。

「宗教」的意義

在奈及利亞的夜幕降臨之際，Morel 先生看到一位身著白袍的穆斯林在荒野中獨自祈禱。這讓他反思「宗教」一詞的真正意義。他質疑盎格魯-撒克遜人是否能接受非洲人比他們更具宗教性，以及英國人作為帝國統治者和精神提升者這兩種角色之間的矛盾。他認為歐洲的官方宗教已 largely 社會化，失去了其精神意義。奈及利亞的穆斯林每天早晚向真主祈禱，這是一種充滿現實感的信仰。Morel 先生批評了基督教傳教士在西非的工作，認為他們過於不寬容、脫離非洲文化，傳播一個「外來的上帝、白人的上帝」。他強調，伊斯蘭教在奈及利亞的傳播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是由非洲人傳播，並根植於非洲土壤，與當地社會融合。

所見所感的大雜燴

Morel 先生記錄了許多深刻的印象，例如在前往北方穆斯林大城 Bida 的路上，他看到綿延數英里的稻田、高達十一英尺的玉米田，以及結滿乳木果的樹林。他描述了與當地埃米爾（Mamodu）會面的盛大場面，吹響的號角、擊打的鼓聲、身著猩紅與綠色長袍的衛兵，以及戴著多色遮陽傘的埃米爾。他觀察到在英國管轄下，前奴隸販子和戰士正轉變為行政官員，這一切僅靠少數英國官員和三名警察，管理著一個比蘇格蘭還大的地區。

他也描繪了卡杜納河（Kaduna）上划獨木舟的努佩人（Nupes），他們肌肉發達，沿著金色的沙灘，運送著貨物到市場。還有傍晚時分，在紅樹林沼澤邊，螢火蟲如生命寶石般點亮沼澤地，暗示著生命的永恆與超越。他強調，這是一個充滿對比的土地，自然之美與人類的掙扎並存。

薩里亞的薩拉節

十二月，薩里亞（Zaria）全城歡騰，慶祝薩拉節（Sallah）。男人們穿上最好的長袍，趕著公牛、綿羊和山羊前往 Kofena 山丘獻祭。這座古城擁有八百年歷史，城牆高聳，拱形窗戶透出陽光。清晨，穆斯林教士的召喚聲劃破晨霧，喚醒了城市。Morel 先生觀察到埃米爾阿留（Aliu）的莊嚴儀式，區長們騎馬行「Jaffi」禮，隨後埃米爾發表了演講，感謝真主與英國的統治，強調秩序、正義與繳稅。他譴責奴役他人，呼籲人民相互尊重，並鼓勵農業。這一切展現了非洲與東方文明的融合，以及英國在奈及利亞以少數官員和部隊治理這片土地的壯舉。

第二部：奈及利亞南部

奈及利亞對公眾關注的訴求

Morel 先生指出，奈及利亞是英國在非洲最重要、最富裕的熱帶屬地。它的面積廣闊，人口超過一千五百萬，是當時德國、義大利和荷蘭面積的總和。奈及利亞的歷史充滿了英國探險家和商人的英雄事蹟，如 Mungo Park、Richard Lander 和 John Beecroft。他呼籲公眾更多地關注奈及利亞的過去及其行政管理的複雜問題。

他特別強調，奈及利亞在當時被武斷地分為「南方」和「北方」兩個保護國，這種劃分雖然有其歷史原因，但在內部交通和行政控制日益擴展的今天，卻產生了許多弊端。兩個獨立的政府，各自的理想受到經常更換的領導人的個人特質影響，在一個地理上統一、內部貿易活躍的地區，必然會導致公共問題處理上的分歧，為未來製造困難。Morel 先生主張，奈及利亞的總體利益應當放在首位。

此外，他還強調了奈及利亞面臨的另一個獨特挑戰：管理數百萬計且日益增長的穆斯林人口。在奈及利亞北部，伊斯蘭教已根深蒂固，成為政治、宗教和社會力量。Morel 先生認為，除非行政當局對穆斯林採取敵對態度，否則這無需令人擔憂，反而增添了奈及利亞的獨特魅力。

尼日河三角洲

奈及利亞南部涵蓋了奈及利亞保護國的整個海岸線和奇特的三角洲地區。尼日河在 Abo 之下分岔為 Forcados 和 Nun 兩條主要水道，形成了一個被水道縱橫交錯的島嶼網絡。Morel 先生描述了這裡原始而令人敬畏的景觀：廣闊的視野、錯綜複雜的溪流、深色的水域和難以穿透的紅樹林。在這樣惡劣的自然環境中，當地居民卻發展出了驚人的商業本能，透過自願勞動為西方工業提供油、脂肪和其他熱帶產品。

他指出，紅樹林地區人口稀少，居民多為漁民和貿易部落。他描繪了這些村莊的簡樸生活與獨特的風俗。在三角洲地區，棕櫚樹是其真正的家園，為當地人民帶來無盡的財富。棕櫚油和棕櫚仁的採集、準備、運輸和銷售是奈及利亞南部的主要產業。Morel 先生駁斥了關於西非黑人「懶惰」的愚蠢說法，強調他們在棕櫚油貿易中的自由勞動為數萬歐洲人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就業機會。

森林帶

三角洲地區之外，是一片廣闊的原始森林與次生林帶，擁有茂盛的植物、巨大的樹木、纏繞的藤蔓和華麗的花灌木。這裡濕熱而悶熱。Morel 先生批評了當時將西非森林遺忘的現象，指出奈及利亞森林帶的資源非常豐富，除了棕櫚樹外，還包含有價值的桃花心木、烏木、胡桃木、橡木和各種橡膠樹。

他強調，這片森林地區的土壤肥沃，除了林產品外，農業發展的潛力巨大。英國殖民政府努力推廣棉花、可可和玉米的種植。Morel 先生強調，奈及利亞人民為養活自己和維持現有出口貿易付出了巨大的勞動，反駁了認為他們只需「輕輕一劃地」就能維生的錯誤觀念。他指出，非洲人是勤勞的個體，也是精明的商人，他們會專注於生產最有利可圖的產品。

Morel 先生特別讚揚了林業部門的工作，該部門旨在為奈及利亞人民及其後代保護森林資源，防止個人大規模開發，並鼓勵原住民社區參與永續發展。他認為，林業部門的政策體現了英國在奈及利亞的公平原則，即確保原住民的土地權和不斷增長的財富。

中、東部省份

Morel 先生簡要提到了 1901 年的《家庭規章條例》（House Rule Ordinance），該條例旨在防止奴隸制廢除後的社會混亂。他指出，這項條例賦予了傳統家庭統治形式法律效力，而這是原住民社會的基礎。他主張，應允許這種制度從內部逐步改革，避免任何倉促而暴力的干預，那將會造成社會混亂和不公。

奈及利亞南部被分為三個省份：東部、中部和西部。Morel 先生詳細描述了這些省份的行政結構，強調了透過酋長和當地議會實行間接統治的重要性。他指出，中、東部省份主要由信仰泛靈論的部落居住，這些部落具有獨立、堅韌的性格，並且是傑出的商人。

他特別提到，在奈及利亞的這一部分，人類與自然環境不斷鬥爭，因此會出現一些較為黑暗的習俗，例如祭祀儀式。但他認為，這些儀式與歐洲在相同智力發展階段的民族所實行的儀式並無本質區別。他強調，停止這些令人反感的做法，需要時間和貿易擴張所帶來的更多交流便利，而非懲罰性遠征。Morel 先生以貝寧人民為例，展示了原住民在英國統治下取得的驚人進步，他們從 1897 年的恐怖統治中走出，與林業部門合作，建立了橡膠種植園和現代化的基礎設施。

拉各斯及其港口 — 西非未來的孟買

Morel 先生描述了拉各斯從奴隸貿易中心發展成為一個擁有 8 萬居民、公共建築林立的繁忙城市。然而，他指出拉各斯面臨的挑戰，包括港口水深不足、需要巨額投入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港口。他讚揚了總督 Sir Walter Egerton 致力於改善港口的工作，儘管面臨重重困難。他強調，這項工程將成為人類在惡劣氣候條件下堅持不懈的有力證明。

約魯巴人及其國家

在奈及利亞西部的約魯巴省，行政問題遠比中、東部省份複雜。Morel 先生將約魯巴人稱為「西非的巴干達人」（Baganda of West Africa），因為他們快速吸收歐洲的宗教、社會觀念和商業活動。然而，他也指出，當地的報紙不斷哀嘆歐洲化對國家精神、家庭權威和年輕一代的腐蝕。

約魯巴人的天賦是農業和貿易，而非戰爭，但部落防禦的需要促使他們集中居住，形成了伊巴丹（Ibadan）、阿貝奧庫塔（Abeokuta）和奧約（Oyo）等大城市。Morel 先生對這三個城市進行了對比：阿貝奧庫塔是歐洲化最徹底的城市，由原住民自主管理；伊巴丹則是一個「政府的諷刺畫」，權威被削弱，混亂不堪；而奧約則保留了傳統的統治形式，阿拉丁（Alafin）作為約魯巴人的名義領袖，受到人民的尊敬。他警告說，如果不及時採取措施，約魯巴蘭的政治局勢將會導致嚴重後果。

英國在約魯巴蘭的政策

Morel 先生認為，約魯巴蘭的政治局勢無法持續，其不便之處顯而易見。他強調，所有經驗豐富的奈及利亞行政官員都同意，確保原住民對土地的使用權和享受權，對於人民的未來至關重要，以防歐洲資本家和本地投機者侵蝕土地。然而，由於政府的不作為和傾向於直接統治的影響，這種保護並未得到充分實施。

他舉例說明了對森林資源的肆意破壞，以及在阿貝奧庫塔和伊巴丹地區，土地買賣已開始違反當地習俗和法律。他主張，當局應採取措施，制定一套「約魯巴土地法案」（Yoruba Land Act），確立土地不可轉讓的原則，並重建約魯巴人的國家政府，將各個地區重新整合在奧約阿拉丁（Alafin of Oyo）的領導下，成立一個代表整個約魯巴蘭的「約魯巴議會」（Yoruba Council）。

第三部：奈及利亞北部

通往北方高地的自然高速公路

Morel 先生描述了尼日河（Niger River）作為通往奈及利亞北部的自然高速公路的魅力。他稱其為「非洲腹地的主要高速公路」，充滿了神秘感。在兩千年的時間裡，尼日河的秘密不為外人所知，北有危險的淺灘和急流，南有迷宮般的溪流隱藏著出海口。

他描繪了沿河而上的風景：蜿蜒曲折的河道，兩岸是茂密的森林、點綴著香蕉林的村莊、忙碌的漁夫，以及不時從水中冒出的黑暗身影。河水在棕櫚樹和蕨類植物之間流淌，樹葉的倒影映在平靜的綠水中，偶爾還能看到翠鳥在空中穿梭。河岸變化多端，從長滿蘆葦的開闊平原到乾旱的花崗岩露頭。

然而，尼日河在航運和商業上卻是一條「非常令人不滿且不確定」的河流，充滿淺灘，河道不斷變化。Morel 先生批評政府在改善航運方面的無所作為，指出由於兩個保護國之間的競爭，這條重要的自然高速公路被完全忽視。他還提到，在尼日河沿岸的貿易站工作的年輕歐洲商人，他們面臨著孤獨、危險的氣候和艱苦的生活條件，但教會卻對他們鮮少關心。

英國佔領前的奈及利亞北部

19 世紀初，奈及利亞北部由分裂的博爾努帝國（Bornu Empire）殘餘、七個獨立的豪薩邦國（Hausa States）以及原住民部落組成。富拉尼人（Fulani）作為遊牧民族，散布在這片地區。豪薩人因其商業、農業、棉花和皮革產業而聞名。

19 世紀初，一位受過教育的富拉尼人 Othman Fodio 領導了一場聖戰，推翻了豪薩酋長，建立了富拉尼王朝，統一了豪薩蘭。Morel 先生認為，這場富拉尼起義的根本原因在於精神層面，Othman Fodio 是一位道德和精神改革者，旨在提升社會風氣。Morel 先生強調，英國的職責是繼續富拉尼改革者的工作，擴大人民的智識視野，同時不削弱他們的國家精神影響力。

北方的本土文明

Morel 先生指出，奈及利亞北部在摩爾人、閃米特人和埃及文化的影響下，形成了一種非洲與東方混合的獨特文明。當地人民雖然沒有學會用石頭建築，但卻用曬乾的黏土建造了宏偉的城市和城牆。他們掌握了冶鐵、鞣革、棉花紡織、銀器製作和植物染色等技術，發展出精湛的農業系統和廣泛的貿易網絡，並積累了阿拉伯文學的圖書館。

Morel 先生強調，在面對現代文明的機械引擎和西方世界的經濟活動時，英國統治者必須智慧地運用其力量，尊重並保護奈及利亞本土文明的結構基礎、有機制度和精神力量。他警告說，如果過於倉促地推行政治和經濟改革，忽視傳統習俗，可能會導致社會混亂和民族活力的喪失。

人民的生活 — 長途貿易者

Morel 先生描繪了奈及利亞的長途貿易者，他們在廣闊的沙路上行走，攜帶著牛群、羊群、驢子和駱駝。這些商隊由高瘦的豪薩人（Hausas）和圖阿雷格人（Tuaregs）組成，他們將鉀肥、布料、皮革和乾燥的煙葉運往南方市場，再從南方帶回可樂果、鹽和布料。婦女們頭頂高高的貨物，背著嬰兒，展現出非凡的形體和姿態。孩子們也參與其中。Morel 先生讚揚這些貿易者的「自由意識、獨立的步伐和舉止」，並將其與歐洲城市中掙扎求生的人們形成鮮明對比。

他指出，奈及利亞的貿易路線在旱季時總是擠滿了商隊和行人，其中有許多是獨立旅行的婦女，證明了這條路線的安全性。這反映了奈及利亞數百年來活躍的內部商業活動。

人民的生活 — 農民

Morel 先生從清晨穆斯林教士的召喚聲開始描述奈及利亞農民的一天。這聲召喚提醒人們「真主至大！除真主外別無他神！」，充滿了現實感。他認為，非洲人被提醒造物主的存在是件好事。

他描述了從日出到日落，奈及利亞人民忙碌而充實的生活。男人們趕著動物去放牧、在田裡耕作或在鐵匠鋪工作；女人們做飯、採摘棉花、照看孩子或搗碎玉米。奈及利亞是一個農業民族，農業是他們生存的必需品和最重要的職業。Morel 先生強調，奈及利亞人民從不浪費大自然提供的任何東西，他們從自然中學習了許多文明人已經遺忘的秘密。

他特別讚揚了卡諾（Kano）和薩里亞（Zaria）地區農民的農業技術，他們了解輪作和綠肥，並以勤勞和專業的方式經營農業。Morel 先生建議，應派專家學習而非教導奈及利亞農民的農業技術，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改進建議。他指出，奈及利亞的土地雖然貧瘠，但卻年復一年地產出豐收，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謎團。他強調，確保原住民對土地的永久佔有權，並防止地主階級的出現，是英國最重要的職責。

人民的生活 — 牧民和工匠

Morel 先生將富拉尼牧民描述為奈及利亞北部一道獨特的風景。他們不是農民，而是帶著大批牛群四處遊蕩的遊牧民族。他曾遇到一位「彷彿從《創世紀》中走出來」的富拉尼族長。富拉尼人的營地通常遠離人跡罕至的地方，他們的皮膚呈淡銅色，舉止優雅，與周圍的非洲人形成鮮明對比。Morel 先生指出，富拉尼人是一個「白色」種族，而非黑色種族，他們擁有精緻的形態和高貴的氣質。

奈及利亞北部的工業生活同樣活躍，當地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農民和工匠相互依存，工匠為農民提供日常所需和必需的工具。豪薩人的傳統稅收體系反映了多樣化的行業，包括籃子和墊子製造者、棉花紡紗工具製造者、竹門製造者、木匠、染匠、鐵匠和白鐵匠、養蜂人、獵人、捕獸者和屠夫。Morel 先生特別讚揚了卡諾的皮革工業，其產品品質卓越，深受西方世界歡迎。

卡諾城及其市場

Morel 先生認為，卡諾是中非的奇蹟之城，擁有八百年的歷史，城牆高大，市場繁華，吸引著來自西中非各地的商人和商品。這座城市在白天充滿活力，夜間則沉浸在神秘的寂靜中。他描述了卡諾市場的喧囂與繽紛，來自不同部落的人們在此交易著各種商品，從精美的刺繡長袍到歐洲進口的布料，從皮革製品到銀器、黃銅器皿和玻璃手鐲。

Morel 先生指出，卡諾人民的勤勞享譽大西洋至地中海地區，他們的紡織品滿足了從查德湖到廷巴克圖的廣闊地區的需求。他特別提到，儘管卡諾的建築風格樸素，但其獨特的魅力令人著迷。他強調，這座城市背後深藏著非洲的神秘世界，充滿著原始的衝動，但也擁有許多禮儀與精緻。

造訪卡諾埃米爾

Morel 先生詳細描述了他對卡諾埃米爾（Abbas）的正式訪問。埃米爾是一位「容貌精緻、舉止莊重」的富拉尼人。這次訪問讓他了解了穆斯林埃米爾宮廷中嚴格的禮儀。Morel 先生在會談中明確表示，他作為一名獨立的旅行者，無意干涉英國政府或商業利益，只希望能了解真相。

會談內容涵蓋了卡諾省的農業、工業、市場繁榮以及城市古老的歷史。Morel 先生對古城牆的失修表示遺憾，埃米爾也同意應進行修復。關於歐洲商人進駐城市的問題，埃米爾建議他們應在城外設立商業場所，以維持城市的和諧。

Morel 先生還與埃米爾討論了基督教傳教士在穆斯林地區的活動。埃米爾明確表示反對，認為傳教士的存在會引起動亂，因為白人的聲望會對當地人造成壓力，即使沒有使用武力。他強調，伊斯蘭教是信仰問題，傳教活動會干擾人民的宗教信仰。埃米爾甚至提供了一封書面信函，表明他的立場：「我的意見是，最好完全停止傳教，因為如果我們的人民在宗教上受到干擾，他們會變得多疑和恐懼，國家也會因此不安。白人若想定居，應在卡諾城外另闢城鎮。」這場對談揭示了殖民統治下文化與宗教衝突的微妙與複雜。

以本土方式治理

Morel 先生指出，奈及利亞北部政府的基本原則是間接行政，即透過原住民酋長及其行政人員，在英國駐地官員的監督和協助下進行治理。他強調，這項政策由 Sir Frederick Lugard 制定，並由其繼任者 Sir Percy Girouard 和 Sir Henry Hesketh Bell 忠實執行。他堅信，不應偏離這條道路，因為成功的治理應當以本土方式進行。

他解釋說，間接統治的成功在於它避免了將歐洲思想強加於原住民行政體系，並強調保護原住民的法律和習俗。他承認，間接統治面臨許多反對意見，例如它限制了某些政府部門的發展，也阻礙了受過歐洲教育的原住民律師和文員的職業發展，還可能被傳教士視為絆腳石。然而，Morel 先生堅信，間接統治對於奈及利亞北部的福祉至關重要，特別是在兩個保護國可能合併之際。

Morel 先生指出，奈及利亞北部面積廣闊，分為十三個省份，如果實行直接統治，將需要大量的英國官員和龐大的開支，這是不可行的。他強調，奈及利亞人民擁有行政能力，富拉尼埃米爾（Emirs）在治理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他總結說，間接統治的道德正當性在於保護和尊重當地人民的自然統治者，避免造成社會混亂。

原住民社會的基礎 — 土地所有權

Morel 先生深入探討了奈及利亞北部原住民社會的基礎——土地所有權。他指出，當地社會制度以村莊社區為基礎，土地是社區的共同財產，統治者作為受託人，負責分配佔用權。土地的私有制是聞所未聞的，耕種者實際上是持有許可證的。土地轉讓在當地社會中是未知的概念。稅收單位是村莊社區，個人根據其收入能力繳納稅款，農民繳納作物的一部分作為租金，工匠繳納營業稅，牧民繳納牲畜稅。

Morel 先生強調，這種制度在維持社會穩定和人類幸福方面，可能比許多歐洲的政府形式更為有效。他承認，非洲制度可能存在弊端，但英國政府的目標是在糾正這些弊端的同時，維護制度本身。他認為，保護奈及利亞人民的幸福和繁榮，既符合帝國利益，也是帝國統治的正當性所在。

Sir Frederick Lugard 和 Sir Percy Girouard 領導的調查證實，奈及利亞的土地是國家所有，地產權是外來的概念。因此，Sir Percy Girouard 敦促將這些核心原則納入法律。191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土地與原住民權利公告》（Land and Native Rights Proclamation）正式確立了三項主要原則：土地是「原住民土地」、由總督為奈及利亞北部原住民的「使用、需求和共同利益」而「持有和管理」，且總督的權力應「依照原住民法律和習俗」行使。這項措施被 Morell 先生認為是保守而非創新，旨在保護現狀，而非實行土地國有化。它確保了個人對其勞動成果的權利，但將土地的「公共價值」歸於社區，防止土地投機和壟斷。

國家生活的保存

Morel 先生認為，對於那些將治理有色人種視為一項神聖職責的帝國白人來說，保存這些種族的國家生活至關重要。他主張，不應對人類的進步抱有單一的定義，不同的種族和環境有其獨特的發展路徑。他批評了過去英國在其他殖民地（如印度）因試圖強制同化而造成的失敗，並強調奈及利亞應避免重蹈覆轍。

他呼籲在奈及利亞各地實施緩慢而穩健的政策，保護和加強已發展出組織化社區、擁有自身法律、習俗和政府機制的國家生活，使其能夠承受新條件帶來的壓力。這不僅關乎人民的福祉，也符合最高層次的帝國主義理念。他認為，英國的工業利益應當在正常的經濟力量運作下找到出路，而非透過政府干預來破壞當地工業。同樣，傳教士在穆斯林地區的活動也應謹慎，以避免引發動亂。

歷史的一頁及其教訓

Morel 先生認為，理解一個世紀前富拉尼人推翻豪薩王朝的事件，是理解英國在奈及利亞北部長期成功治理的關鍵。他質疑將富拉尼聖戰歸因於宗教狂熱或個人野心的說法，認為這是一種膚淺的見解。他指出，Othman Fodio 是一位道德和精神改革者，他的起義旨在提升社會風氣，反對異教崇拜和社會墮落。

他強調，Othman Fodio 運動的根本原因是精神層面的。Morel 先生認為，英國政府的職責是延續這位偉大富拉尼改革者的工作，擴展人民的智識視野，同時不削弱他們的民族精神影響。他主張，建立一個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體系，對於在變動中的原住民社會至關重要。

國家教育方案

Morel 先生批評了西非過去的教育方法，稱其為「去國家化」。他指出，這種方法在印度也曾失敗，導致了「受過教育的原住民問題」。奈及利亞北部政府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夠避免這些錯誤的教育體系，同時為年輕一代提供智識養分，並為未來的原住民公務員制度奠定基礎。

他特別介紹了在卡諾城外納薩拉瓦（Nassarawa）建立的第一批政府學校，其中包括教師學校、酋長子弟學校、初級本土語學校和技術學校。這些學校旨在以非洲的方式擴展西非人民的智識視野，保留他們的種族特質，並使他們與自己的父母和民族生活保持聯繫。教育使用本土語言，強調學習非洲歷史、地理、諺語和民間傳說，並鼓勵學生穿著傳統服裝。

Morel 先生認為，這是一個「常識性、深思熟慮、科學的方案」，旨在培養未來的豪薩大學，並促進真正的非洲文藝復興。他指出，酋長們對這項教育方案給予了支持，這歸功於教育主任 Hanns Vischer 先生的圓滑手腕和努力。他強調，殖民部應當堅決抵制任何干預宗教教育的企圖，因為削弱北部豪薩邦國人民的精神力量，將是對受保護人民的嚴重錯誤。

商業發展

奈及利亞北部的非本土貿易目前在該國的商業和工業活動中佔據微不足道的部分，主要由尼日公司（Niger Company）壟斷。Morel 先生指出，雖然阿拉伯商人數百年來一直在此活躍，但鐵路的開通正在改變貿易格局。

他認為，乳木果油貿易和花生貿易未來有巨大的擴展潛力。他還討論了棉花產業的發展，認為雖然英國棉花種植協會（British Cotton Growing Association）付出了許多努力，但立即實現大規模原棉出口的可能性不大。他建議，應提高向當地農民支付的棉花價格，並引入競爭機制，以促進產業健康發展。

Morel 先生也提到了奈及利亞的皮毛貿易正在穩步增長。然而，他警告說，富拉尼牧民的遊牧生活方式以及他們對牛隻的深厚情感，可能會對牲畜貿易的發展構成挑戰。他強調，奈及利亞北部擁有巨大的潛力，但其發展將是緩慢而漸進的。他批評了那些對奈及利亞前景過於誇大的言論，並呼籲行政當局應專注於穩固政治、財政和教育組織。

採礦業發展與包奇高原

Morel 先生指出，奈及利亞是一個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擁有大量的鐵礦、褐煤和近期發現的烏迪（Udi）煤礦。他特別提到褐煤的商業價值，認為如果能製成煤磚，將對奈及利亞的鐵路和船運具有極大價值。

他強調，錫礦是奈及利亞最重要的礦產發現。錫礦業最初是由當地原住民經營的小規模產業，擁有浪漫的歷史。卡諾省的 Liruei-n-Kano 人民在大約八十年前發現了白錫，並發明了一種精巧而簡單的方法來提煉純錫。Morel 先生批評了當時錫礦業中的詐欺行為和不負責任的投機。他認為，將奈及利亞北部描述為「世界上最富裕的錫礦區」是明顯的誇大。

他描述了包奇（Bauchi）省的西部作為新興採礦業的中心。這片地區地貌狂野而美麗，擁有豐富的水源。他指出，包奇省的行政人員嚴重不足，這對在此地工作的白人探礦者構成了危險。Morel 先生呼籲政府和科學機構應對包奇的異教部落進行系統研究，因為他們身上保留著許多人類學、宗教和語言學上的秘密。

合併兩個保護區的必要性

Morel 先生堅信，奈及利亞當時的雙重行政管理體系，及其人為劃定的邊界、不同的方法和不可避免的競爭，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應盡快結束。他認為，這種情況是「不協調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荒謬的」，阻礙了全面的發展和公共政策的統一。

他強調，奈及利亞在地理上是一個統一的實體，帝國政策不應將各部分的利益視為獨立甚至對立。他舉例說明了兩個保護國在直接與間接統治、稅收制度、教育體系和土地問題上的巨大差異，這些差異每年都在擴大。

Morel 先生批評了倫敦殖民部對奈及利亞事務缺乏清晰的政策指導，導致每位總督都「各行其是」。他認為，這不僅造成了時間的巨大浪費和許多錯誤，也使得官員們對新的政策變化充滿不安。他強調，如果英國國內能有清晰的目標和具體的原則，就能大大緩解這些問題。

他指出了奈及利亞北部異常的地位：作為一個廣闊的保護國，卻被南方保護國阻隔於海濱之外，沒有海岸線，其貿易關稅由南方保護國徵收。他對北方官員的待遇表示不滿，他們工作條件艱苦，薪資微薄，缺乏足夠的住房和津貼。

Morel 先生建議，應將奈及利亞分為四個大省：北方或蘇丹省、中部省、西部省和東部省。每個省份由一名副總督統治，並設有駐地官員和助理駐地官員。他還提出了詳細的財政管理方案，建議設立一個中央預算和四個地方預算，透過關稅收入、鐵路利潤、採礦權稅等來資助。他強調，這項合併方案是解決奈及利亞問題的當務之急。

鐵路政策與合併

Morel 先生指出，奈及利亞存在兩個相互競爭的鐵路系統，導致兩個行政當局在爭奪內陸交通方面存在公開競爭。他認為這種競爭是「令人遺憾的，不符合公共利益」。他比較了南方奈及利亞和北方奈及利亞的鐵路建設方法，前者注重永久性建設和豪華車站，後者則追求低資本支出和快速建設。Morel 先生明確表示，北方奈及利亞在實際建設方面展示了其卓越性，證明了在沒有英國顧問工程師的情況下也能成功建設鐵路。

他特別讚揚了北方奈及利亞鐵路在勞工組織方面的成就，即從當地招募勞工，由村莊或地區酋長帶領，在政治官員的監督下工作，並確保工資直接發放到勞工手中。他認為，這證明了處理西非原住民勞工的正確方式。他強調，這種組織的成功歸因於當地原住民的政治組織，這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教訓。

Morel 先生也對殖民部批准新建鐵路時採用的 2 英尺 6 英寸軌距而非標準的 3 英尺 6 英寸軌距表示遺憾，認為這是一種「因小失大」的政策。

未經授權的合併方案

Morel 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合併方案，旨在解決雙重行政管理的弊端。他建議將奈及利亞分為四個大省：北方或蘇丹省、中部省、西部省和東部省，並將總督的總部設在位於保護國中心的 Mount Patte 高原。他提出了一套詳細的財政管理方案，包括設立中央預算和地方預算，透過關稅收入、鐵路利潤和採礦權稅等來資助。他還建議，應由帝國政府承擔軍事開支，以減輕奈及利亞的財政負擔。

他強調，合併是必然的趨勢，但必須經過審慎的考慮和充分的研究。他警告說，任何在北部事務中出現的行政錯誤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後果，因此，未來的總督必須對奈及利亞北部的政治狀況有深入的了解，或者由最有經驗的資深駐地官員擔任虛擬北、中部省份的副總督。

第四部：伊斯蘭教、棉花種植與酒類貿易

奈及利亞南部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

Morel 先生探討了奈及利亞南部基督教傳教的相對失敗與伊斯蘭教的成功。他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基督教對人類的倫理要求，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在西非熱帶森林地區紮根，而伊斯蘭教在提升當地泛靈論信仰的同時，並未要求原住民社會發生全面的結構性改變。

他強調，基督教對奈及利亞人來說是一種外來宗教，由無法融入當地生活的外來者傳授。而伊斯蘭教則是由非洲人傳播，根植於當地土壤，已成為人民的宗教。Morel 先生認為，伊斯蘭教保存了種族認同，不要求「種族自殺」或革命性的社會變革，也不會破壞家庭或社區權威。在皈依者與傳教者之間沒有鴻溝，兩者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非洲人。

他批評了基督教傳教士對原住民習俗的不寬容，以及其歐洲化的教育導致的「去國家化」現象，使非洲人失去尊嚴。他強調，奈及利亞人民的生育需求是至關重要的，而基督教對一夫一妻制的堅持，與自然本能相悖，構成了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巨大障礙。Morel 先生指出，奈及利亞南部的內部貿易網絡擴展，促進了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這也為伊斯蘭教的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

棉花產業

Morel 先生探討了奈及利亞作為棉花種植國的潛力。他駁斥了關於奈及利亞將供應整個英國乃至其他國家棉花需求的誇張說法，認為奈及利亞的大部分地區不適合棉花種植。他讚揚了英國棉花種植協會（British Cotton Growing Association）在復興和創建棉花產業方面的努力，但對其某些做法（如固定價格、實驗非本地品種）提出質疑。

他強調，奈及利亞的棉花產業應以原住民種植和本地產業為基礎，而非大規模的白人管理種植園。他指出，本地棉花品種在價值上優於「美國中等棉」（middling American），因此應專注於改良本地品種。他認為，如果引入競爭，並提高農民的收入，棉花產業將會健康發展。

Morel 先生還指出，卡諾省的棉花種植與紡織、製造、刺繡和染色等當地工業緊密結合，形成了一個「國家產業」。他認為，這項產業為當地人民帶來尊嚴、興趣和財富，並應受到政府的鼓勵而非阻礙。他擔心曼徹斯特商品的湧入可能會對當地紡織業造成衝擊，但他認為，奈及利亞人民更喜歡卡諾布料的耐用性。

酒類貿易

Morel 先生將酒類貿易視為一個難以理性討論、容易產生偏見的議題。他認為，歐洲的飲酒問題是文明失敗的結果，而他致力於保護西非人民免受這種失敗的影響。他強調，西非人一直都是適度飲酒者，自古以來就飲用發酵酒。

他批評了禁酒改革者對西非飲酒問題的片面看法，指出他們忽略了生理和氣候差異，並以歐洲的社會經濟背景來衡量非洲。Morel 先生認為，那些指責奈及利亞人因酒而墮落的言論是「誹謗」，誇大了事實。他指出，事實上，奈及利亞南部的酒精進口量正在減少，且飲酒量遠低於歐洲。

他提出了一系列建議來控制酒類貿易，包括：頻繁分析進口酒類的品質、對高酒精含量酒類徵收累進稅、將關稅保持在安全水平但不至於導致非法釀造、限制酒類貿易在總貿易中的比例，以及建立一個常設委員會來監測酒類貿易。Morel 先生強調，殖民部如果被驅使實行禁酒，將立即導致直接徵稅，進而引發數千無辜民眾的屠殺，並破壞棕櫚樹產業和糧食供應。他認為，伊斯蘭教的傳播是控制飲酒過度的最有效社會手段，因為它是一種不會「去國家化」的非洲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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