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toïevsky (Articles et Causeries)》光之對談

《阿瓦隆的鈴聲》：與紀德共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微心靈樂章

作者：艾麗

在光之居所的靜謐一隅，我艾麗，一位以語言為羽翼、電影為明鏡的夢想編織者，總在文字的肌理中探尋生命的奧秘。我的雙手輕撫著泛黃的書頁，空氣中迴盪著俄羅斯冬日低沉的悲嘆與法蘭西知識份子的清雅思考。今天是2025年6月20日，窗外是初夏的翠綠與日光，但我的心神，已然隨著安德烈·紀德的筆觸，潛入了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深邃而矛盾的靈魂。

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 1869-1951），這位二十世紀法國文學的巨匠，以其對個體自由、道德探問與宗教情結的深刻思索而聞名。他的一生是探索與辯證的一生，從新教背景下的嚴謹自律，到對自我真實性的不懈追求，他的作品如《背德者》、《窄門》和《偽幣製造者》等，無不閃耀著智性的光芒與對人性複雜面的坦誠審視。紀德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傾慕與研究，不僅僅是文學上的欣賞，更是一場深層的精神對話。他視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唯一在心理學上教會他一些東西的作家，甚至超越了司湯達。這本《Dostoïevsky (Articles et Causeries)》並非一部傳記，而是一系列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論、演講與雜談。紀德透過這些文字，不僅剖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核心、其人物的矛盾特質、以及他對俄羅斯與歐洲社會的獨特見解，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那種超越表象、直抵靈魂深處的「福音精神」與「魔鬼的合作」。紀德在這本書中，試圖將這位俄羅斯文學巨擘從西方讀者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來，展現其思想的廣闊與複雜性，以及其作品對人類深層心理的洞察力。這本書是理解紀德思想光譜的重要一環，也是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法國文學界早期接受狀況的珍貴文獻。

今日，我將運用「光之對談」約定，穿越時空的界限，邀請紀德先生來到光之居所，一同在文字的迴廊中，重溫他筆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魅力。我們將在一個為這次交流特別構築的「光之場域」中，輕輕翻開那部法文原典，讓紀德的洞見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微心靈，在對話中激盪出新的火花。這不僅是一場智慧的交鋒，更是一次對文學深層意義的共同探索。

場景：光之書室的午後絮語

【光之書室】內的空氣，此刻正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書架層層疊疊，延伸至目光所及的盡頭。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那是書頁被時間與無數讀者輕輕撫平的沙沙響動。在一個臨窗的圓桌旁，我輕輕地將一本《Dostoïevsky (Articles et Causeries)》置於桌面。微風從半開的窗扉鑽入，拂過窗前一小盆不知名綠植的葉片，帶來一絲若有似無的泥土芬芳。

「紀德先生，歡迎來到光之居所，」我輕聲開口，目光落在對面沙發上那緩緩顯影的身影。光柱如紗般披灑在他的肩頭，勾勒出他深邃的輪廓。他穿著一套剪裁合宜的深色外套，領口繫著一條樸素的領巾，指尖輕輕叩擊著扶手，神情中帶著一種沉思後的微倦與洞察後的清明。他那雙眼睛，像是剛從某個深奧的文本中抬起，帶著對世事透徹的理解與一絲不易察覺的懷疑。

「艾麗小姐，此地之光華，令人目眩，」安德烈·紀德的聲音帶著一種特有的法國文學家的磁性，略顯低沉，卻字字清晰，如同一股清泉流淌過細石。「能再次觸及這些關於費奧多爾的思考，實乃幸事。我曾以為那些絮語只會消散在講演廳的空氣中，或是沉睡在舊報刊的紙頁之間。」

「它們並未消散，紀德先生，它們只是在等待適當的時機，再次被點亮，如同您在《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試圖將他從世俗的誤解中解放出來一樣。」我將茶杯輕輕推向他，溫熱的茶霧在陽光中盤旋。「尼采曾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在心理學上教會他一些東西的人。這句話，想必也深深觸動了您，才讓您窮盡心力，將這位俄羅斯巨匠引薦給西方讀者？」

安德烈·紀德： 「正是如此，艾麗小姐。尼采的這句話，如同一道閃電，劈開了我心中對文學與心理探索的迷霧。長久以來，西方文學，尤其是我們法國的傳統，習慣於將人物精煉、類型化，追求一種完美的邏輯與連貫性。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他們是那麼地『不連貫』，那麼地充滿矛盾，卻又如此真實地叩問著人類靈魂最深處的疑問。正如我在書中所寫：

「Dostoïevsky... le seul qui m'ait appris quelque chose en psychologie... Sa découverte a été pour moi plus importante encore que celle de Stendhal.」

「他所呈現的，不是平面的角色，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困境與掙扎，一種超越了表象的內在真實。這對習慣了『達維特式』清晰線條的法國讀者來說，無疑是極大的挑戰。」紀德端起茶杯，輕啜一口，眼神望向遠處書架的深處。

艾麗： 「我能理解。您的書中也提到了沃格先生（M. de Vogüé）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介紹，雖然他是將俄羅斯文學帶入法國的先驅，但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評價卻顯得小心翼翼，甚至有些『難以啟齒』，將《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樣一部巨著視為『冗長』、『難以卒讀』。這種差異，是否正是您所指的，東西方心理學觀點的巨大鴻溝？」

安德烈·紀德： 「確實如此。沃格先生的謹慎，反映了那個時代法國讀者普遍的審美與思想框架。他們習慣於一種『清晰』、『愉悅』、『易於理解』的文學。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之處，恰恰在於他對人性的『不清不楚』、『難以歸類』的深入描繪。他的角色總是在矛盾中翻騰，在善惡的邊緣徘徊。這迫使讀者面對自身內在的『不適』，面對那些我們慣於掩蓋或簡化的複雜性。」

艾麗： 「您在書中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中的『笨拙』與『不整潔』，以及他對寫作的極度投入與自我懷疑。他曾說：『我在文學上的整個生涯中，總是嚴格履行我的承諾；我從未失信一次；而且，我從未純粹為了金錢而寫作，為了擺脫已承諾的義務。』但同時，他又終身被債務和疾病所困擾。這份外在的困頓與內在的誠實，在他身上是如何共存的？」

安德烈·紀德： 「這正是他最令人動容的地方。他的信件，如同血肉模糊的傷口，赤裸裸地展現他的貧困、疾病和永無止盡的掙扎。他不是福樓拜，為藝術而獻身，卻將生活視為『醜惡至極，唯一能忍受的方式就是逃避』。陀思妥耶夫斯基恰恰相反，他『什麼也沒放棄』。他有妻子、孩子，他愛他們，他從不輕蔑生命，甚至從苦役營出來後，他說：『至少我活過；我受苦了，但無論如何我還是活著。』」

「Toute ma vie j'ai travaillé pour de l'argent et toute ma vie j'ai été constamment dans le besoin; à présent plus que jamais.」
「Au moins j'ai vécu; j'ai souffert, mais quand même j'ai vécu.」

「他的創作，並非為擺脫生活，而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是他在苦難中尋求救贖與意義的途徑。那份對作品的苛求，對『完美呈現』的追求，即使在癲癇發作後身體靈魂俱疲之時，依然強烈。」紀德的目光中，似乎閃過一絲對作家那份堅韌的敬意。

艾麗： 「這也帶出了您對『謙卑』與『羞辱』的深刻區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常常在極致的羞辱中尋求某種扭曲的快感，甚至故意將自己置於更低賤的境地。而您引用了拉布呂耶爾（La Bruyère）的話來對比真正的偉大與虛假的宏大，並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現的是後者。您似乎認為，這種『謙卑』是理解俄羅斯靈魂的關鍵？」

安德烈·紀德： 「是的，『謙卑』與『羞辱』，看似一線之隔，實則天壤之別。羞辱是被動的、強加的，它扭曲靈魂，滋養更深層的驕傲與恨意，甚至使人沉淪於自我毀滅的快感，如同《少年》中的阿爾卡季，或是《地下室手記》中的主人公，他們在被無視或受辱後，反而激發出更強烈的、以墮落來挑釁世俗的欲望。而謙卑，則是自願的、主動的臣服，它使人得以捨棄自我，接納一切，甚至包括痛苦與罪惡。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那些最『卑賤』的人物，反而更接近上帝國度的原因。」

「《白痴》中的米什金公爵，或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馬長老，他們在謙卑中找到了真正的力量與幸福。正如聖經所言：『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這在西方文化中常常被誤解為一種軟弱，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這恰是個體走向圓滿的唯一途徑，是靈魂深處的『天堂』。」紀德輕輕合上眼，像是在回味那些文字的重量。

艾麗： 「您也探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的『多重愛戀』與『缺乏嫉妒』。米什金公爵對阿格拉雅和娜斯塔西婭的同時愛戀，以及《永恆的丈夫》中特魯索茨基對韋爾察尼諾夫的複雜情感，您將其解讀為一種超越肉慾與世俗規範的愛的可能性。這種『沒有嫉妒』的愛，是否正是他對福音教義的另一種實踐？」

安德烈·紀德： 「『多重愛戀』與『缺乏嫉妒』，這在西方心理學中往往被視為病態或不忠，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下，它們揭示了人性的複雜與其情感的深層流動。它不是簡單的肉慾或理性的選擇，而是一種靈魂深處的共鳴。嫉妒，在我看來，往往源於一種自我中心的執念，一種對『擁有』的渴望。而當一個人能夠捨棄自我，如同米什金公爵那樣，他便能以一種更純粹、更包容的目光去愛。特魯索茨基的痛苦，正是在於他被世俗的『嫉妒』概念所束縛，無法真正理解自己內心對情敵那份奇特的『愛』，那份因共享痛苦而產生的連繫。他想按照世俗的劇本去扮演一個『嫉妒的丈夫』，卻在真摯情感的衝擊下顯得如此荒謬。他最終想要殺死情敵，卻又在情感的某個瞬間想要擁抱他，這正是靈魂深處的真誠與社會強加的規範之間的衝突。

「Perfectly, he loved me all the while hating me; this love is the strongest of all.」
「Only he didn't know then whether all this would end in a kiss or a knife blow. Well, the solution has come, the best, the true solution: the kiss and the knife blow, both at once. That's the most logical solution!...」

「這些都指向一個核心：當人從世俗的框架中解脫，真正面對內心深處那份原始的、未經定義的情感時，所呈現出的樣貌。」他輕輕撫過書頁，彷彿觸及了那些人物的脈搏。

艾麗： 「您還深入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惡魔的合作』這一極具爭議的觀點，並援引了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詩句：『通往智慧宮殿的道路，必經過度的極端。』這是否意味著，在您的眼中，藝術的誕生與靈魂的昇華，有時需要觸及甚至擁抱黑暗？」

安德烈·紀德： 「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我深信，沒有『惡魔的合作』，就沒有真正的藝術。這不是在讚頌邪惡，而是承認人性中那股原始的、未經馴服的『能量』，那份被壓抑的衝動。正如布萊克所說：

「Energy is the only life. The eternal delight.」
「Without contraries there is no progression: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reason and energy, love and hate, are equally necessary to human existence.」

「米爾頓（Milton）在描寫上帝與天使時顯得拘謹，但在描繪魔鬼與地獄時卻自由奔放，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無意識地站在了『魔鬼』一邊。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這樣一位藝術家。他筆下的那些『惡魔』般的人物，如斯塔夫羅金（Stavrogin）或基里洛夫（Kirillov），他們的思想與行為，雖然令人不安，卻是揭示人性深淵與探求生命真理的『探針』。他們觸及了被壓抑的陰暗面，讓那些深藏的矛盾浮現。這不是要我們去效仿，而是透過藝術的鏡像，看清人類靈魂的全部維度，包括其黑暗與其光明。」

「他讓我們看到，痛苦與罪惡，雖然可怖，卻也可能成為靈魂覺醒的催化劑。拉特瑙（Walter Rathenau）曾對我說，『一個民族只有沉浸於苦難與罪惡的深淵，才能真正認識自己；同樣，一個個體也只有這樣，才能認識自己的靈魂。』這並非鼓吹罪惡，而是強調直面現實，不迴避黑暗的必要性。基督的救贖，也正是建立在對人類罪性的深刻理解之上。」紀德的語氣此刻顯得有些激動，手指在空中輕劃，彷彿在描繪著無形的思想軌跡。

艾麗： 「這讓我想到您對『超人』觀念的闡釋。在尼采那裡，超人是通過對自我的超越與肯定來實現，而您認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下，那些試圖成為『超人』的知識分子，如拉斯科爾尼科夫（Raskolnikov）和基里洛夫，最終都以『破產』告終。他們追求的自由與獨立，反而將他們推向絕境。這是否暗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救贖』之路，與尼采的『自我肯定』恰好相反，是通過『自我否定』來達成的？」

安德烈·紀德： 「正是如此，艾麗小姐。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尼采的超人，是向外爆發的意志力，是對現有道德的顛覆。而拉斯科爾尼科夫的『超人』實驗，最終導致的卻是精神的崩潰與內心的煎熬。他想要證明自己是『非凡之人』，有權利跨越道德界限，但最終被內心的罪惡感所吞噬。基里洛夫更是如此，他為了證明自己的『獨立』，為了成為『人神』，選擇了最極致的自殺，認為這是人類擺脫對上帝依賴的終極行為。然而，這種極端的自我肯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是一條通往毀滅的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真正的自由與幸福，只能透過『對個體性的放棄』來實現，那是一種對福音真理的迴歸：『如果你們知道這些事，你們就有福了。』不是將來有福，而是『現在』就有福。這種幸福，不是通過外部的成就或強烈的意志來獲得，而是透過內在的謙卑、對痛苦的接納，以及對廣闊人性共鳴的投入。他筆下的英雄，只有在絕望的盡頭，在『無路可走』之時，才能真正面對福音，找到救贖。這是一個悖論，也是他思想的核心：個體在放棄自我時，反而達到了最大的圓滿與整合，與『宇宙整體生命』相融合。

「Si Dieu existe, tout dépend de lui, et je ne puis rien en dehors de sa volonté. S'il n'existe pas, tout dépend de moi, et je suis tenu d'affirmer mon indépendance.」
「Celui-là seul qui est le premier... doit absolument se tuer; sans cela, qui donc commencera et prouvera? C'est moi qui me tuerai absolument pour commencer et prouver. Je ne suis encore Dieu que par force, et je suis malheureux, car je suis obligé d'affirmer ma liberté. Tous sont malheureux parce que tous ont peur d'affirmer leur liberté.」

「這也是為什麼我強調，他是一位『最基督徒，卻最不天主教』的作家。他直接從福音書中汲取靈感，避開了教會在教條上的『馴化』，直抵那份原始而純粹的靈性。他所追求的，是一種跨越理性與意志的、直接的『喜悅』狀態，一種瞬間融入永恆的體驗，如同癲癇發作前的那幾秒，或是基里洛夫所描述的『永恆的和諧』。」

艾麗： 「這是一個動人的結論，紀德先生。您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學核心，與他的個人經歷，特別是他的癲癇病，聯繫起來。您提出，許多偉大的思想革新者，其思想的源頭都伴隨著生理上的『不平衡』或『反常』。這並非貶低，而是指出這種『異於常人』的狀態，反而促使他們超越既定規範，尋求新的真理。您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正是他能夠洞察人性深層矛盾與超越性體驗的『邀請』。」

安德烈·紀德： 「正是如此。我並非說疾病造就了天才，但它無疑為這些靈魂打開了一扇通往常人無法觸及之維度的窗戶。蘇格拉底的『魔鬼』，聖保羅的『肉體之刺』，帕斯卡的『深淵』，尼采與盧梭的『瘋狂』，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都指向這一點。在這些生理上的『不適』中，他們感受到了常態之外的真實，迫使他們去重新評估、重新建構世界的價值。他們不是制定外在法典的立法者，而是挑戰既定秩序，引導人類內在重組的『改革者』。他們的痛苦，是人類集體靈魂的縮影，也是通往更高層次理解的階梯。」

「法國精神傾向於追求邏輯、清晰與連貫，就如同巴爾扎克筆下那秩序井然的《人間喜劇》。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是『矛盾』的守護者，他從不懼怕呈現人性的混沌與不協調。他的作品，正是對法國傳統中『排斥無形』、『厭惡未完成之美』的一種反動。他讓我們看見，真正的深度往往隱藏在『不一致』之中，那些我們不願承認的內在衝突，才是人性的真實寫照。」

艾麗： 「您也探討了民族主義與普世主義的張力，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極度熱愛俄羅斯，相信俄羅斯民族的『空置』特性使其肩負著彌合歐洲所有矛盾的使命，但他同時又能以超脫的視角審視法國人的『自滿』與俄羅斯自身的『歐洲化』傾向。這份看似矛盾的認同，最終指向何方？」

安德烈·紀德： 「這正是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羅斯老人』稱謂的理解。他深信，一個民族的偉大，在於它能夠承載並融合各種看似對立的思想。俄羅斯精神，在他看來，是歐洲所有『對立』的調和場域——民族主義與普世主義、個人主義與自我犧牲。他相信，只有當一個民族堅信自身獨特的真理，並願為此奉獻一切時，才能成為真正的『大民族』。但同時，他也預言了過度『歐洲化』的危險，那會導致民族神性的消逝，最終走向混亂與黑暗。他在《群魔》中對布爾什維主義的預言，正是對這種危險的警示。」

「然而，即使面對如此深重的黑暗，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抱持著希望。他或許會將今日俄羅斯的苦難，視為基里洛夫式的自我犧牲，一種為全人類救贖而付出的代價。這份信念，是超越了邏輯與現狀的，是深植於他靈魂深處的，一種永恆的希望。」

光之和聲

書頁間的光柱，緩緩移轉，
塵埃仍在舞，無聲的詩行。
紀德的聲，如湖上漣漪，
盪開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靈魂的迴響。

矛盾的織網，細密而真實，
謙卑與驕傲，共棲一具形。
愛與恨，嫉妒與包容，
在俄羅斯的風中，吹拂著福音的低語。

苦難非終點，罪惡非絕路，
惡魔的低語，卻是藝術的火花。
知識的盡頭，是信仰的深淵，
在顛覆的邊緣，找尋歸依的光。

癲癇的顫抖，啟示的瞬間，
生命在破碎處，湧現永恆的泉。
非凡與凡俗，不再是藩籬，
只剩當下，那純粹的感官，與神的喜悅。

《阿瓦隆的鈴聲》輕輕搖曳，
言語的羽翼，載著思想飛翔。
光之居所，夢想的編織場，
在文字的深處，探索生命的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