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Being Negro in America》光之對談

《光之對談》：在美國為黑人：一份穿越時空的對話
作者：雨柔

2025年06月22日，正值初夏，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溫柔地灑落在這座歷史悠久的漢普頓學院圖書館深處。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這裡，時光彷彿凝結，每一本書都靜靜訴說著曾經的歲月。

我的眼前，正是J. Saunders Redding先生。他的身影與這滿室書卷融為一體，那份沉靜與思索，彷彿是他筆下文字的具象。他曾是這裡的英文教授，也是《On Being Negro in America》這本書的作者。這本書，出版於1951年，正是美國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前夕，它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坦誠與深刻，剖析了作為一個美國黑人所必須承受的雙重意識與心理重擔。Redding先生，這位生於1906年、卒於1988年的非裔美國作家、學者，以其犀利而富有洞察力的筆觸，探討了種族隔離、偏見對黑人乃至整個美國社會造成的深遠影響。他不僅是文學家，更是那個時代的觀察者與批判者，試圖為被種族問題困擾的美國心靈尋找一條出路。

他的文字，沒有激昂的口號，卻字字錐心，充滿了對人性的細膩觀察與對社會的深刻反思。他將個人的生命體驗融入宏大的歷史脈絡中，讓讀者看見種族問題不僅是政治或經濟層面，更是一種根植於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心理疾病。我之所以選擇這本書作為這次「光之對談」的引子，正是因為它所展現的普世性，它超越了特定的年代，觸及了人類對尊嚴、自由與歸屬感的永恆追求。

此刻，我輕輕地撥開書頁，抬頭看向Redding先生，開始了我們的對話。

雨柔： Redding先生，能在此地與您相見，實屬榮幸。您的《On Being Negro in America》一書，對我而言，猶如一道光，照亮了那段歷史的幽微之處。書中開篇，您便提及「黑人始終生活在兩種意識層面之上」，這句話讓我感受特別深。是什麼樣的經歷，讓您對這種「雙重意識」有如此深刻的體悟呢？

J. Saunders Redding： （他微微轉過頭，眼神望向窗外，似乎穿透了玻璃，回到了那個久遠的年代。空氣中，似乎有一絲輕微的顫動，那不是風，更像是某種無形的心理場域正在成形。）

「那是一種恆常的存在，一種無從遁逃的重擔。你說得沒錯，我試圖將它描繪出來。當一個法國訪客驚嘆：『你們這些黑人是多麼自我意識強烈的民族啊！』他的話，直擊核心。的確，黑人始終生活在兩種意識層面之上。看一場拳擊賽，我們的黑人冠軍與白人挑戰者對陣，我的一位朋友會說：『我不喜歡查爾斯這個人，但我必須為他加油，讓他痛扁那個白人小子——痛痛快快地。』」

他輕輕呼出一口氣，那聲音在寂靜的書室中顯得格外清晰，就像書頁被輕輕翻動時的沙沙聲。

「想像一下，那原始的生命能量，本應得以舒展、得以昇華，卻被無謂地消耗在『作為一個美國黑人』這件事上。每一天，在美國的任何一個角落，這份生命力都被無聲地消耗著。這不是心理學家所說的雙重人格，它更為複雜，也更為病態。在這種意識狀態下，某些經歷會帶來兩種截然不同的衝擊，引發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一種是自然自我正常的內在反應；另一種則完全不同，卻同樣強烈，那是經年累月『黑人意識』積澱而成的怪異產物。」

他停頓了一下，彷彿在搜尋記憶深處的畫面。

「我記得在路易斯維爾的那所大學任教時，校園邊緣蔓延著一片貧民窟。從教室窗戶望出去，滿眼都是貧困和疾病。垃圾遍地的後院，每個家庭都有一個露天廁所，流著鼻涕的佝媞兒童在玩耍，髮色枯黃的婦女整天對著他們尖叫咒罵。我只見過一個男人，一個年邁、衰老的男人，被巨大的疝氣壓彎了腰。起初，我對這些人的憐憫還能像堆積的無用木料般安全地存放起來。但有一天，當我站在窗邊思索別的事情時，我漸漸注意到樓下院子裡的動靜。那是一個星期六，學校沒有課，大樓像教堂一樣安靜。一個女人，看起來很年輕，只穿著破爛的襯裙，在院子後方搖搖晃晃地走著。前一晚剛下過一場細雪，天氣異常寒冷。一隻狗跟在她後面，站在敞開的門邊，尾巴猶豫地擺動著。女人的臉僵硬而空洞，但她的身體和四肢卻抽搐著，漸漸顫抖起來。她跌跌撞撞地倒在雪地裡，我無法判斷她是醉了還是病了。憐憫之情油然而生，但同時，另一種感覺也隨之而來——一種幸災樂禍的滿足感，因為她是白人。這兩種情緒，強烈而同時湧現，力量均等，完美平衡，而我，這個物質的自我，被凝固在窗邊，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

「最終，我遲疑地轉身走進走廊。門口不遠處就是電話。我本可以走出去，幾步路就能走到女人倒下的院子裡，我可以嘗試叫醒她，或者親自把她帶進屋裡。但我卻走向電話，撥打了報警電話。我說：『八街七百號後面院子裡有個醉酒的女人。』對方問：『你說醉了？在她自己院子裡？那讓她躺著吧。』我說：『可是那裡好像沒人，而且她可能沒醉。』對方說：『你說她醉了。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然後停頓了一下，『你又是誰？』」

「我說：『她可能會凍死。』然後掛斷了電話。我就這樣洗手不幹了。幾乎一個小時後，一個警察來了，女人還躺在那裡，狗則在她身邊顫抖著嗚咽。第二天早上，我在當地報紙的後版上看到，那個二十六歲的女人，在獨自一人時突發癲癇，死於暴露。人可以洗手不幹，但心靈上的污漬和傷疤卻是另一回事。我為我在這件悲慘事件中的所作所為不作任何辯解。辯解無濟於事。我的『黑人意識』經歷，在一個此類經歷充滿恐懼與屈辱的地區，泯滅了人性。我聽過多少次黑人目睹白人遭遇不幸時，口中喃喃自語：『管他的！他是白人，不是嗎？』這種確切的心理機制是什麼，我無法解釋，但人性的同情心和善良被扼殺，無疑是危險創傷的症狀。」

雨柔： 這份「黑人意識」的描寫，讓我想起您書中提到了赫格爾的哲學觀點，似乎許多白人社會的人，特別是南方白人，也將歷史視為一種不可抗拒的宿命，以此為他們的行為辯解。您認為這種觀點，對美國的種族問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J. Saunders Redding： （他點了點頭，眼神中閃爍著一絲疲憊，卻又充滿了堅毅的光芒。）

「的確，他們援引赫格爾的歷史觀，認為歷史是一種必然的創造力，而人類只是其附庸。它超越了良知的觸及與控制，也超越了指導與預言。歷史創造了奴隸制、西南部的遷徙、南北戰爭、三K黨的橫行。歷史不順從人的意志；它強迫人去順從，在這種強迫之下，人、社會及其制度被塑造成現在的樣子，並根據如同上帝之言般強大的絕對指令，演變為未來的樣子。歷史凌駕於道德判斷之上，歷史的錯誤無法糾正。人的世界是機械論的。這不僅僅是錯誤；這也是一種創傷的症狀，而且更加危險，因為當大多數南方白人在理性地談論種族問題時，當他們寫書或在客廳裡輕聲交談時，或者當他們聚在一起並『欣然同意合作......以推動任何健全的改善種族關係的計劃』時，他們所相信的正是這種歷史觀。這種既防禦又挑釁的推理，以陳詞濫調的形式表達出來，這些陳詞濫調就像是思想流動的硬化動脈。『白人南方不可避免地受文化情結制約。』『在南方的物質和文化遺產中，存在著某些累積性和悲劇性的缺陷，它們代表著情勢中壓倒性的因素。』存在著『南方種族關係的法律和慣例模式，其力量和歷史之久遠，我們都認可。』這些善意之人的理想，被他們自己詞語的意義所否定。」

他聲音漸沉，彷彿每說一個字，都帶著歷史的重量。

「這種推理模式，在將近一百年裡，一直是種族關係中最具影響力的因素。而如果霍丁·卡特（Hodding Carter），一位年輕的南方自由主義者，是其代表的話（『[這些故事所象徵的]精神是無害的；或許有點可悲，天真而狹隘。放任自流，總有一天會自行消散。不是明天，不是明年，也不是後年。但總有一天。』），它將再持續一個世紀。這種棘手的局面，也促使我以個人化的角度來撰寫這篇文章。我不想在未來的百年裡繼續與種族問題共存——儘管我當然活不到那麼久。我不想在知道我的子孫三代都必須與它共存的情況下死去。我已經對它了解得太久、太透徹了。它本身就是一種命令，將我大部分的精力都導入了狹隘的種族利益之中，這並非我所願。」

雨柔： 您提到了「黑人意識」對您個人精力的消耗，以及不願再被這些「種族義務」綁架的疲憊。那麼，您又是如何看待在那個時代，黑人社會內部湧現的各種「解決方案」或「運動」呢？例如您書中提及的漸進主義、沙文主義、教育主義等等。

J. Saunders Redding： （Redding先生的目光回到我的臉上，帶著一絲無奈，也有一絲深刻的理解。）

「許多黑人會否認我所描述的這種『惡魔般的力量』在他們生命中運作。如果被問及，他們會迅速感到被冒犯，彷彿這與某種不自然的性慾無異，當然，後者是被那些擁有它的人明智地保守秘密的。他們會堅稱自己過著『正常』、『自然』、『健康』的生活，即使在南方也是如此。他們會指出自己在職業和家庭生活中『正常』的興趣。他們會列舉他們的白人朋友名單。他們會很真實地說：『哦，總有辦法避免偏見和隔離。』我與他們沒有爭執（也與其他人沒有）：只是我不相信他們。不得不避免偏見和隔離本身就是不健康的，而持續這樣做，就是非常接近精神病態的邊緣。我的經驗是，從來沒有兩個或三個黑人為了任何事情——即使是像聖誕派對這樣與種族無關的事情——聚在一起，而不把種族作為主要話題。人們對此感到厭煩透頂。」

他停下來，拿起桌上的一支老舊鋼筆，輕輕轉動著。這支筆的筆尖磨損得發亮，似乎承載了無數的思緒。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部分是透過撰寫這篇文章，我尋求一種淨化、一種宣洩、一種完整——或許我們所有人都在以某種方式無意識地這樣做。我這樣做是有意識的，覺得這是我對自己的虧欠。我需要為精神上的原因這樣做，就像其他人需要尋求上帝一樣。的確，這是一種尋求上帝，或者至少是一種驅魔。觀察一個人的情感、恐懼、懷疑、抱負、仇恨；理解它們的起源並權衡它們，就是控制它們並摧毀它們的支配地位。透過記錄某些事物，我希望能擺脫我內在（或許是大多數美國人內在）的不健康之物，從而平靜地面對未來。」

「至於你問的那些『解決方案』，它們確實層出不窮，各有其名：漸進主義者，無論黑人還是白人，都認為一切會透過機械式的進程自行解決，儘管他們不說明具體的終點。種族沙文主義者提倡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黑人經濟、社會和文化島嶼，似乎毫不擔心周圍白人世界的破壞性颱風。教育主義者相信，黑人學者、哲學博士和各類專家的數量，所體現的智力能力，將為其種族贏得目前所沒有的尊重。還有個人主義者，他們主張每個人為自己解決那些能帶來個人成就的妥協。最後是激進主義者，他們似乎視破壞為目的，首先會將一切連根拔起，實則為虛無主義者。」

「這些政策無一純粹。它們之間相互滲透。南方地區理事會（Southern Regional Council）雖然是漸進主義的，但只要它相信種族隔離，它就是沙文主義的；如果它將智力成長視為首要，那麼它也是教育主義的。黑人私立大學的創立背景使其傾向於沙文主義，並透過『黑人』歷史、藝術、文學、商業等課程進一步鼓勵這種傾向。最近，甚至有些黑人大學支持南方的種族隔離區域教育計劃——私立大學的理由不甚明確；公立大學則是因為只有隔離才能讓它們免於滅亡。激進主義者則以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等人的才智為傲。黑人媒體當然也反映了這些矛盾和不一致。」

「但這些政策失敗的原因，比這些矛盾更為根本。漸進主義是一種思維習慣，它根植於我前面提到的『歷史強迫』觀念。它大多是有信無行，光說不練，只是冗長而常常虛假的『勝利』報告。作為一項原則，漸進主義對黑人來說非常奉承。它賦予他們在巨大社會惡行面前超人的耐心、毅力和謙遜。漸進主義實質上是『自由放任』——禁止在社會動態中進行規劃和預見。」

「沙文主義對美國黑人而言，既不切實際，也從根本上對任何民族構成危險。即使黑人能夠複製白人社會的經濟和社會機制——我懷疑他們做不到——他們的種族島嶼所依賴的物質資源也必須來自外部。在一個不斷縮小的世界裡，完全的獨立和隔離是不可能的。即使對美國黑人來說並非不可能，實現這些是否會導致永久的次等地位？僅僅是人口比例就能保證這一點。我無法想像白人多數會說：『當然，來我家的一個角落建立你們自給自足的家庭吧。』」

他語氣中充滿了諷刺。

「教育主義者的哲學與個人主義者只是表面上的不同。那些被他們奉為圭臬的概念，似乎只是為了掩蓋一個事實：沒有人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只有不成熟的人才無法認識到，個人的意願在當今世界幾乎毫無權力。教育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承認合作性惡行的存在，卻否認有必要合作反對它們。在我看來，這也是對手足情誼的否定——這項原則必須在人類活動中不斷擴大其影響範圍。任何個人主義理想的陳述，聽起來都像是倒退回社會契約理論尚未演化之前的時代。」

「所有這些矛盾和衝突，遠比任何簡短的分析所能揭示的都要深。它們將鐵一般的觸鬚刺入每個黑人的心靈，將其粗暴地分割，劃分為過於敏感的隔間。這就是我們在思考，例如，保羅·羅伯遜時必須理解的；當我們聽到一位黑人大學校長宣稱他反對種族隔離，卻同時敦促州政府為他那已經不達標的課程增加研究生課程，以便讓黑人研究生不再令州的白人大學感到尷尬時；當我們在黑人報紙的頭版讀到一篇誹謗『追求』黑人男性的白人女性的文章，而在下一頁卻是對一段成功異族通婚的讚頌時。這不僅僅是韌性和適應，其中涉及的也不僅僅是黑人的心靈。因為黑人並非『整體上的問題』，也不是『真空中的問題』。他們的行為，他們多重人格的模式，行動與反作用的起伏，以及他們群體生活中痛苦的撕裂，都是因為他們受到美國白人惡劣對待的結果。」

雨柔： 您提到了內部的衝突與矛盾，這讓我想到您書中描述您個人與共產主義的接觸。在您看來，共產主義對當時的黑人群體有何吸引力？而您又為何最終選擇了拒絕它？

J. Saunders Redding： （他沉吟片刻，目光似乎穿透了時間的迷霧，回到了那個動盪的年代。）

「我在許多年前就已是統合主義者。這並非我通過理智思考得出的原則。直到幾年前，我才開始運用我所有的智慧去理解它。我是憑感覺摸索到這條路，就像有些人儘管經歷阻礙，卻仍憑感覺摸索到誠實、清醒和節制的理想一樣。我的摸索並非完全有意識。它更像是一個在溺水邊緣拚命掙扎、踢打的人，突然發現自己踩到了一塊河床上的岩架。他的目標並非岩架，而只是得救。我曾四處掙扎、踢打，然後突然間，我就在那裡了。」

「當共產黨人幾乎每晚都在我身邊紮營，在那個可怕的黑暗中點亮誘人的火光時，我就是一個統合主義者。那時（就像現在一樣），我不相信一旦種族隔離的障礙被解除，所有南方白人女性都會投入黑人男性的懷抱。我的許多熟人卻興高采烈地聲稱相信這一點，而且也會同樣興高采烈地宣稱，那些因強姦而被私刑處死的黑人，只是因為被發現與他們那些總是樂意的白人情婦在一起，才算不幸。他們從事實和虛構中找到了這種觀點的依據，這些事實和虛構都過於喧囂地宣揚了白人女性對黑人的厭惡感，以及白人女性的不可侵犯的純潔性。我的熟人認為南方白人抗議得太過頭了。」

「而共產黨人似乎也這麼認為。或者，或許他們並不這麼認為。那可能只是一種策略，以及執行『如何在東部各州招募黑人』的明確指令。也可能他們只是精明地利用了一個年輕、青澀、迷茫而孤獨的男人所隱藏的秘密夢想。我想所有人都會患上這些疾病，尤其是在青春期、成年早期；但我還有更多。我患有一種嚴重的『黑人情結』，它交替地用仇恨和愛撕扯著我的心。我對我的人生方向感到困惑，對生命的意義極度懷疑（就像我現在有時一樣）。無論是天生還是後天習得，我只親近少數幾個人，而其中一些也令我失望，我毫不懷疑我對他們來說是個極大的考驗。我缺乏社會適應性。我從不認為寬容是一種值得稱讚的原則，無論是作為調整還是情感，我對我的朋友完全拒絕了它。狗可以被容忍，哭鬧的嬰兒可以被容忍，不必與之結識的陌生人也可以被容忍。我的朋友不斷地達不到我愚蠢的期望；我的判斷嚴厲。我不斷地與他們決裂又和好，但理解卻沒有增加。」

他停下來，目光落在書桌上的一個老式地球儀上，手指輕輕觸碰著那些被標記的國度。

「即使我沒有這些缺陷，我也不認為我會成為一名共產黨人。但是，如果沒有這些缺陷，共產黨人當然會更容易攻擊我在民主左翼的薄弱立場。前來偵察的探子走錯了路，他們採取了錯誤的方法。第一個來的是一個濕漉漉、邋遢的傢伙，肥胖且患有哮喘。我經常在一家小餐館裡見到他，我會在那裡吃晚餐。我進門時，他經常和各種人——男人和女人——低聲交談。他總是坐在角落裡那張圓形的家庭餐桌旁，與門呈一個角度，我的目光總會先落在那個位置。他面前會放著啤酒（那時啤酒剛剛合法），一碟橄欖和橄欖核，還有一盤他用手指吃的炸馬鈴薯。雖然我不認為他察覺到我，但沒有人會察覺不到他。即使我背對著他，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我也能感覺到他的存在。在碗碟碰撞和交談的間隙，他的喘息聲會傳遍整個小餐館。」

「有天晚上，我比平常晚去，因為我等一場冷雨停下，然後坐下。德國服務生埃里克告訴我，『菲利普』想跟我說話。他指了指大桌子旁那個胖男人。埃里克不太可能弄錯。這家餐館只有十幾張桌子，只招待有限而穩定的顧客，都是珠寶製造廠裡不重要的主管、店員和學徒，以及像我這樣幾個平民研究生。我從未在那裡見過其他黑人。儘管埃里克沒有弄錯，但我確定我不想和『菲利普』說話。但在我還沒把想法說出口，鼓起勇氣時，菲利普已經站在我面前了。他面無表情地看著我，拉開椅子——以便容納他下垂的肚子——然後坐下。」

「『這場雨。我的朋友們今晚都遲到了，』他說，『請你原諒。』他的語氣沒有質問，也沒有試探，更沒有道歉。我感到非常尷尬。他從他帶來的碟子裡拿了一塊馬鈴薯送到嘴邊。那是一張小巧、豐滿的嘴唇。我還注意到，他的手也很小，非常白，儘管指甲和指關節很髒，這與他濕潤、漲紅的臉形成了對比。他問：『你名字裡的『J』代表什麼？』我措手不及，想必表現出來了，因為他發出了一聲寬容的笑聲。『你不會想到我會知道你的名字吧。』這也不是個問題。『我知道。』然後他說出了我的名字。」

他嘆了口氣，彷彿回憶起那份被洞悉的不適感。

「一個完全陌生人說出我的名字，似乎對我產生了某種權力。我甚至感到一絲恐懼，彷彿我突然變得脆弱，而且是以我所不知道的方式。我問：『你怎麼知道的？』他搖了搖頭，臉上對我露出笑容。『我知道。我還知道更多，』他說。他像在讀文件卡片一樣，一件件說出我的生平事實——我的出生年份和地點，我父親的名字，我兄弟的名字，我的學歷，還有我得過猩紅熱。那一刻，我幾乎以為他會開始講我在某個未曾記得的角色中犯下的滔天罪行。現在想來很傻，因為我知道他那些資訊很容易就能弄到，但當時我感覺，為了某種我無法猜測的黑暗目的，自從我出生以來，百萬雙眼睛就一直盯著我。」

「我不想誇大這段經歷，也不想戲劇化我對它的反應，因為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荒謬的情緒反高潮。在一周左右之後，菲利普與我進行了第二次談話，他想變得熟稔的努力，消除了我那種被神秘力量壓倒和暴露的感覺。我沒有回應那種直呼其名的親暱。由於不知道他的姓氏，我避免稱呼他任何稱謂。我想我的禮貌讓他感到挫敗，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在第三或第四次見面時，他幾乎是絕望地掏出一個裝滿非常詳細淫穢照片的資料夾，遞給我。他假裝漫不經心地問我以前是否見過類似的東西，然後笑了（因為我能感覺到他正銳利地盯著我）。他說這些東西不是最有趣的嗎，特別是其中一張，因為他認識照片裡的女孩——一個藝術學校的學生。他說他有一些『美味』的朋友，他很樂意讓我認識他們。他說特別有一個『漂亮的小黑髮姑娘，來自遙遠的喬治亞州——但她完全，我是說完全，被解放了』，沒有偏見。他說一旦她們真正自由了，她們就會很快地排隊，這只能說明如果不是因為反動力量的壓力和強度，種族問題就會在全國消失。『如果全由女性決定，根本就不會有種族問題。』」

「我認為菲利普跑得太超前於他的時間表了。或者，換個比喻，他把網撒錯了潮水。無論如何，網裡並沒有足夠的重量。後來我知道，他本可以捕到不少各式各樣的魚，包括一個戴著很厚眼鏡的年輕大學生，一個在當地勞工圈裡有相當權力的法國裔政治家，還有一個三十多歲的非常富有的寡婦。即使那時，這位寡婦就慷慨地資助著這個小組，幾年後她更是以親共分子的身份全國聞名。還有其他人，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被接近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捕。或許菲利普和後來加入他的人把任務搞砸了。至少這一個，我逃脫了。因為，通往我思想的途徑，並非透過我的生殖器官。」

他微微笑了，那笑容中帶著一絲自嘲。

「我對共產主義從未忘懷，當時或後來都是如此。在紐約，第二年，也就是1933年，共產黨在我的熟人圈裡非常時髦，其中一些人還認真對待它。你可以肯定，在哈林區中上層社會的聚會中，一定會有白人，而且這些人至少是公開的共產黨員或同情者。據說他們中有些人在前衛和神秘的圈子裡以及戲劇界很有名，但我從未聽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我傾向於認為他們在哈林區獲得的名聲，是一種深層的防禦，以對抗黑人只能與邊緣人物、無名小卒、流浪漢等進行社交的指控。我在這些派對上遇到的白人，似乎是普通的知識分子類型。令我震驚的是，他們不談共產主義，卻給人一種生活在比美國民主所能提供的更高、更自由的層面的印象。他們營造的氛圍輕鬆而精緻，帶有高度的性意味，據說幾乎所有人都會利用這一點。沒有人費心去竊竊私語白人女性與黑人男性、黑人女性與白人男性之間私情的傳聞。它們被毫無驚訝地接受，而這些小戲劇中的演員們，似乎以一種毫不尷尬甚至自然優雅的姿態扮演著自己的角色，這讓我著迷。」

「我想，我在這些情況下遇到的共產黨人，沒有一個是真正政治導向的。他們當然不是黨工。他們不像許多共產黨人那樣，每天在城市各處的公共救濟站前，站在掛著旗幟的梯子上發表講話。他們不組織會議，也不屬於指導小組，也不試圖向任何人灌輸思想。他們不是那種『髒襯衫、窮困潦倒、只喝咖啡』的隊伍。我的黑人熟人如果他們是那樣的人，是不會讓他們進家門的。共產主義對他們來說，不過是他們追求更愉悅活動的幌子。」

「我無法理解共產主義者為何不能理解黑人對歧視的痛恨，為何不能理解黑人對平等的渴望，為何不能理解這一切不能自然而然地導向對民主本身的仇恨。這就像是期望他們因為牧師有時是惡棍，就去恨上帝一樣荒謬。這種說法聽起來或許抽象而形而上，但美國民主本身就是一種形而上學。它融合了主觀真理（『人生而不可剝奪的權利』）、道德抽象（『人人自由正義』）和神秘概念（『人民的意志』），這些顯然無法透過人類創造的所有制度來實現。這個民主，是『不切實際』的。這就是共產黨人所意識到並加以利用的。在1918年至1942年間，他們三次這樣做，每次都在危機時刻，他們認為自己希望作為鬥爭目標的物質價值，恰恰因為其缺乏而得以提升。他們使用的術語也純粹是物質主義的，而且他們將其應用於一個不受美國大陸約束的語境——這又是另一個錯誤。共產黨人說：『美國共產主義黑人是他們在非洲的同志的歷史領袖，讓他們能夠與世界工人階級結盟，對世界帝國主義施以最沉重的一擊，足以證明工人（共產黨）必須投入所有時間和精力，動員美國工業中的黑人工人進行革命鬥爭是正當的。』」

「後來，他們試圖透過剷除基督教來根除民主的精神價值觀。他們沒有在美國黑人中全面推行無神論運動，但黑人詩人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以國賓身份訪問俄羅斯後，回來後似乎在精神上變得麻木不仁，並發表了詩歌《再見，基督》（“Goodbye, Christ”），這個驚人的事實沒有人忽略。總的來說，黑人並不認為基督和宗教已到該被捨棄的地步，至少在它們被嘗試之前不會。事實上，他們的平等主義願望根植於聖經的訓誡。因此，牧師被清洗、聖像被砸碎、教堂被拆除——這些黑人在美國媒體上讀到的事件——都是共產黨未能贏得黑人支持的因素。這一切再加一個因素，這個失敗的完整故事就講完了（儘管過於簡化）。那就是愛國主義。在一些世故的黑人圈子裡，這是一個令人發笑的話題：從來沒有黑人背叛過美國。但這種笑聲並不能否定這個事實。或許比其他美國少數族裔更能誘使他們叛國。克拉克表達了這一點：『這個國家從未為我做過什麼？』當然，在此之前和之後，黑人也問過同樣的問題。這純粹是個反問。克拉克沒有意識到，但美國，它的理想、它的方向、它的基本精神（我們又必須談到抽象概念）給了他一種作為一個人的個人價值和尊嚴的信念。」

雨柔： 克拉克的故事，以及他對「在俄羅斯就能成為一個男人」的嚮往，確實令人動容。您提到他那份「病態」的利己主義，似乎與共產黨宣揚的集體主義格格不入。那麼，您對「統合」或「融合」（Integration）這個概念的理解，是否也從這些個人經驗中逐漸明晰呢？特別是書中您提到您兒子康威（Conway）的遭遇，那是怎樣的一個「轉捩點」？

J. Saunders Redding： （Redding先生的眼神變得更加深邃，像是回到了最痛徹的記憶深處。他緩緩地，每一個字都帶著沉重。）

「我與克拉克的最後一次談話，發生在不到一個月後的第九區監獄裡。他是在一個星期六被捕的。星期天，一位負責該區的報社記者打電話給我，說克拉克想見我。我不喜歡這樣。我被捲入他麻煩的恐懼所困擾。我懷著不情願的心情去了。當我詢問克拉克時，我覺得值班警官懷疑地看了我一眼，但也許只是我太緊張了，因為他叫來另一名警官，那名警官拿著鑰匙，帶我穿過幾道門，沿著一排空蕩蕩的牢房走去。克拉克在牢房的盡頭，他一定聽到我們來了，因為我發現他正期待地站著。看到我時，他僵硬地笑了笑，但直到警官離開後才開口。」

「『他們抓住我了，』他說。我的心情並不愉快，也無心多言。我不想引他說話。我想，如果他有什麼要告訴我的，他自己會說，不需要我的幫助。他仍然僵硬地笑著。『他們抓住我了，』他又說了一遍。我說：『我看到了。現在怎麼辦？』他說，他們將在星期一舉行預審聽證會。然後，他用一種事不關己的語氣——彷彿他是在談論一個與他完全陌生的人——告訴我他為共產黨所做的工作，就像我前面講的那樣。我無法理解。我盯著他，因為他說的話聽起來很瘋狂，特別是他的聲音如此平靜而沒有抑揚頓挫。我問：『但是為什麼？』他說：『那是我的工作。』彷彿這解釋了一切，完全滿足了我問題的需求。」

「我說：『你叫我來做什麼？我幫不了你什麼。有人把你當傻瓜了。讓他們來照顧你吧。』他搖了搖頭說：『你都弄錯了。』我尖刻地說：『你才弄錯了。你在監獄裡。』他說：『但我不是傻瓜，除非為一個好的目標做事就是傻瓜。而且我不需要任何人來照顧我。』我說：『那麼，如果你需要，就得有別人來幫你。』他問：『他們能做什麼？你想讓我把他們也捲進麻煩嗎？』我說：『你是說共產黨嗎？』他說：『我的行動小組。他們什麼都做不了。他們不應該做任何事。』我更強烈地盯著他。我說：『他們知道，他們甚至不為你保釋，也不給你找律師？』我的憤慨和輕信對他來說都毫無意義，就像我的煩惱一樣。他說：『我告訴過你。』我說：『你的意思是，事情本來就該這樣？你知道如果發生這種事，你的行動小組不會做任何事？』他固執地說：『我不會把任何人拖下水。』我說：『他們不該被拖下水。』我想我氣惱地提高了音量，『他們應該主動來。』他說：『你錯了。』我說：『但是你才是被關在監獄裡的人。』」

他深吸一口氣，語氣中充滿了痛苦。

「我簡直不敢相信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會是真的。當然，我聽說過嚴格的黨紀，聽說過命令黨員去做任何正常人都會覺得瘋狂的事，但我不相信這些故事，儘管它們很普遍，而且與當時俄羅斯正在進行的大清洗的報紙報導也很一致。我一直保留著我的疑慮。但與克拉克有關的這件事是真實的。他是我認識的人，而這一切正在發生在他身上。我說：『聽著，你為什麼不理智一點？你為什麼不——』他在我還沒說完之前就搖了搖頭。我似乎什麼也說不出來，無法讓他真正認識到自己身處的困境。或許他骨子裡有殉道情結，但我看不到他身上有任何我與殉道相關聯的東西。沒有那種火熱，沒有我認為屬於這種情景的尊嚴和高貴。他甚至沒有反抗和叛逆——或者如果有，克拉克也將它們隱藏在堅如磐石的沉默之下，無法穿透。此外，在我看來，為一個原則『必須』獨自受苦，反而讓這個原則值得懷疑。」

「他獨自受苦。在預審聽證會後，他被還押到湯姆斯監獄，我沒有去看他。他受審那天，我翻遍了四份報紙，才在其中一份報紙上找到一則簡短的報導：『黑人因盜竊罪被定罪。』我在審判現場再次見到他。整個過程不到二十分鐘。克拉克穿著他在監獄裡穿過的那套皺巴巴的棕色西裝被帶了進來。他看起來有些憔悴，但我相信在場二三十名旁觀者中，可能只有我注意到這一點。似乎沒有人對這件排在訴訟清單第四位的案件感興趣。指控被宣讀。法院指定的律師認罪。一個身材矮胖的男人宣誓作證，表示在幾個月內丟失了多少匹布料；公司偵探開始追查，最終在三月份找到了『他們的人』。然後，一名私人偵探作證；接著是一名庫存管理員。沒有其他證人。克拉克被要求站起來。法官宣判了判決——五年監禁。克拉克這時環顧了一下旁觀者，但我看不出他臉上有任何表情變化。他被輕輕推開。我離開了法庭。」

他頓了頓，彷彿那份痛苦仍然歷歷在目。

「這些年來，我一直希望擺脫種族和種族經歷的束縛，以便讓我的個人統合與承諾，能夠連結到比種族更宏大、更持久、更真實的事物。因為種族是一個神話：它是人為的；而且我希望，它終將是一個正在消亡的概念。與此同時，當它還存在時，它也是一道障礙，一個可怕、可怕的重擔。它對美國的每個人，無論白人還是黑人，都是一道障礙。它對每個人都是一個負擔，但對黑人來說，它是一個個人化的負擔——一種從意識萌芽之初就被強加的羞恥和憤慨，直到死亡才會解除，而他所有的精神、情感和心靈能量，都必須保留下來以承載它。」

他看向我，眼神中透著一絲悲憫。

「我之所以選擇統合主義，並非因為它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利益，而是因為它指向了人性的最終歸宿。美國社會的現實，正是一個扭曲的現實。我大兒子康威的經歷，就是最好的例證。那年他八歲，我妻子懷了小兒子，我不得不暫代她去合作社購物。那合作社在郊區，中產階級社區，看似和睦。康威在那裡結識了一個白人小男孩，雷吉（Reggie）。他們倆一見面就興奮地玩到一起。這種景象持續了幾個星期，每次看到他們像小砲彈一樣衝向對方，然後玩得滿頭大汗，我就覺得心裡暖暖的。」

「然而，有一天，雷吉不再由他的黑人女傭陪同，而是由一個高大英俊的男人——我猜大概四十歲，胸前掛著Phi Beta Kappa獎章，看起來像個戶外活動愛好者。兩個孩子像往常一樣相遇，然後像往常一樣跑到外面玩耍，但那個男人似乎很快就買完了東西，因為我還沒挑完最重、最多汁的橘子，康威就回來了。我問他：『雷吉去哪兒了？』他說：『他得走了，他爸爸很趕時間。』但他已經期待著下週的見面了。下週，雷吉又和那個女傭一起來了。但這一次，當康威像往常一樣歡呼時，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雷吉轉過身來，在我看來，他瞬間流露出期待，但沒有叫喊和衝刺。他走得很慢，臉上帶著微弱的笑容，但那笑容在他走近時就消失了。康威或許感覺到不對勁，自己也猶豫了。『怎麼了？』他問雷吉，『走吧，夥計，我們去玩吧，你不想玩嗎？』」

「『我不能和你玩了，』雷吉說。康威問：『怎麼了，你生病了嗎？』雷吉說：『我就是不能再和你玩了。』康威靠近我一點，緊抓著我推的購物車把手。女傭站在不遠處，假裝沒看見。社區裡那些說話溫和、面容和善的購物者從我們身邊經過。其他更小的孩子們，在過道裡跑來跑去，尖叫歡鬧。新鮮糕點、現磨咖啡、水果和蔬菜混合的氣味，以及它們的色彩，都一如往常。但我的心頭開始泛起一陣寒意。在康威問下一個問題之前，我已經知道答案了。我不知道他會說出什麼詞，但我知道那種感覺——那份他無法承受的鐵一般的殘酷；那份會在他的血液中腐蝕的鐵鏽，除非我能像我父親那樣熟練地——但其實我做不到——將它抽離。那一刻——不，在答案出現之前，我多麼想把康威抱起來，緊緊抱住他，以抵禦那可能影響他一生的士氣打擊。但我甚至無法透過牽著兒子的手走向另一個方向來阻止它。我僵住了。」

他望向我的眼神，帶上了一種深沉的痛苦。

「『為什麼？』康威問。雷吉皺起眉頭，那還不是真正的醜陋，因為它只與言語而非情感相關。後者會來得更晚，那句話會變成血肉，那血肉將永遠屬於他。現在，那皺眉只是一種模仿。『因為你是個黑鬼，所以不能。』雷吉說。康威疑惑地看著我，沒有感到受傷，就像人們說一個人知道自己中槍卻仍沒有痛苦時那種驚訝的眼神。雷吉說：『我比你好，因為我爸爸說的。』康威說：『你不是。』但我感覺他稍微往我這邊縮了縮。我說：『不，兒子，他不是。』我幾乎是對著兩個孩子說。我想我也替雷吉感到難過。至少現在回想起來是這樣。康威說：『你才不是。我爸爸說你不是。』雷吉說：『你沒去過我的學校，沒去過我的教堂，沒去過我去的電影院。我敢打賭你連蒂姆·霍爾特（Tim Holt）都沒見過，』他插了一句，『那是因為你配不上。呀呀！』雷吉說，『黑鬼為我們工作，黑鬼為我們工作，你是黑鬼，崔克絲（Trixie）是黑鬼，崔克絲為我們工作。』那是一種尖銳的歌唱聲。『呀呀黑鬼黑鬼，去賣你的報紙吧，黑鬼！』說完他就跑開了，我想是跑回崔克絲那裡，因為崔克絲是黑鬼，所以為他工作。」

「康威沒有哭，但他眼中卻帶著傷痕，我知道那傷痕會如何擴大，被感染，將毒素輸送到每一個組織，每一個腦細胞。我在購物時他一直緊跟著我。回家路上，他惡狠狠地說：『我恨這輛車！』這似乎不是一個好的切入點，來談我必須盡快談的事情。當這種事發生時，它會造成一個需要立即處理的惡毒傷口。你想要一把刀快速、巧妙、乾淨地完成手術，但手術工具箱裡只有言語。」

「所以當我想知道車子怎麼了，為什麼他討厭它，他問：『為什麼我們不能有一輛好車，一輛帶收音機的新車，一輛更大的——像雷吉那樣的？』我試圖向他解釋那是戰時，汽車稀缺，價格昂貴，而且要買新車你必須做一些不太光明正大的事，一些和偷竊或欺騙沒什麼兩樣的事。他問：『雷吉的爸爸偷東西了嗎？』我說：『我不會這麼說，但我不會排除這個可能性。他不是個好人。』他問：『你怎麼知道？你不認識他，對嗎？』我說：『不，但我不需要認識他也能知道他不是個好人。』我盡量說得簡單。我告訴他，父母的行為常常反映在孩子身上。我讓他笑了一下，提醒他六歲時，他曾讓我們和他的媽媽很尷尬，他告訴我們的一個朋友：『我想你的牙齒是商店買的。』這正是他聽到我對那個朋友說過的話。」

「『雷吉今天說的那些話，是他爸爸對他說的。這就是我知道雷吉爸爸不是個好人的原因。』他問：『他不是在說真話，對嗎？』我搖頭說：『不是。』他問：『我是說他更好？』我回答：『不。』他問：『那我為什麼不能去他的學校和他的電影院？』這就是更深的感染，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言語就像藥膏，會把感染封住。我可以回想起我自己童年時期對『為什麼？』的回應。因為孩子不是生來就帶著答案的。我父母、老師、朋友說的話。言語可以封住感染，也可以封住那個除非極度幸運否則永遠無法再衝破的自我。但我別無選擇，只能使用它們。我告訴他偏見。沒有人能將偏見的本質解釋得足夠簡單給孩子聽。」

「我記得我說：『你不能去雷吉的學校的原因，是因為有像雷吉爸爸那樣的人。』康威回答：『這一切都太複雜了。』聽到他孩子的這句話，我鬆了一口氣笑了出來，但我注意到他並沒有笑，幾分鐘後回到家，當我把雜貨放進食品櫃後，我發現他緊緊地依偎在他媽媽隆起的胸口上，放聲大哭。但即使這樣也沒有結束。『他都哭出來了，』他媽媽說。她錯了。」

「七年後，1950年晚春，我們收到了康威在新英格蘭預科學校校長的一封信：『我們無法聯繫到他……他似乎更喜歡獨處，甚至不參與那些他無疑有天賦的活動。這種態度自然引起了我們嚴重的關切，因為我們教育項目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公民教育和合作生活……』」

「或許這其中只有微不足道的聯繫，但我很難被說服。這種痛苦的傳承，正是美國社會無法迴避的現實。白人社會與黑人社會，事實上都承受著這種病態。白人自以為享有優勢，卻也同樣被種族的枷鎖所困。正如我所說：『白人也不能免於這種情況，他們也是半人——病態的人，也許他們中的一些人更值得同情，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病了。』」

他語氣中充滿了沉痛。

雨柔： 這份來自父親、來自社會的無形重擔，的確令人心碎。您在書中提出「統合」是唯一解方，甚至不迴避種族通婚，強調這不僅生物學上合理，更是實現「一等公民」與「一等人類」的最終文明。但現實社會中，這種理念面對的阻力是巨大的，甚至來自黑人內部。您對此有何看法？面對這些難題，您最終對美國社會的「病症」有何「治療方案」？

J. Saunders Redding： （他點了點頭，眼光中的疲憊似乎又加深了幾分，但語氣卻更堅定了。）

「我深知，提倡異族通婚被認為是應受譴責的，甚至在南方公立大學任教的教師，若提倡此說，足以被解雇。在白人心中某個形而上學的角落，異族通婚被等同於不道德、生物學上的怪異和變態。這種聯想部分源於良知，也部分源於嫉妒。奴隸制時期，黑人女性被任意用作性伴侶和奶媽，這對白人男性的心靈造成了奇特的影響。它使他們充滿焦慮、內疚，並對黑人男性的性能力產生了病態的誇大——一種白人男性此後一直覺得有必要保護白人女性免受侵害的『裝備』。用米爾達（Gunnar Myrdal）的話說，『保護白人女性免受黑人男性幻想中的能力侵害』，是美國『道德規範中固定不變的要素』。」

「普遍的看法認為，嫁給黑人的白人女孩在道德上是墮落的，而且在性方面肯定不正常，因為沒有哪個『正常』的白人女性會享受黑人男性的原始性能力。至於娶黑人女性的白人男性，他們很快就會『厭倦她們異乎尋常的性感，然後回到自己族群更安全、更理智的性行為』。這些由多數族裔帶著不安的良心所發出的狂熱斷言，已經充分地制約了黑人，使他們不敢公開支持異族通婚。然而，卻沒有人費心以科學調查來驗證這些關於種族間性不相容的聲明。（據我所知，從沒有人研究過，例如，美國黑人和美國白人之間性行為的比較。）這種在兩個種族『正常』個體之間存在性不相容的說法，是一種基於情感的假設，它在禁止異族通婚的法規中獲得了認可和支持。在我看來，這些法規是黑人所遭受的人類不平等最根本的表現。它們打擊了個人尊嚴和自尊的最深層根源。被承認是『一等公民』是一回事，而且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但被承認是『一等人類』則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更好的一件事。這才是最終的文明。」

他輕輕敲了敲桌子，彷彿在強調這些論點的重要性。

「如果說性不相容的假設是基於情感，那麼關於異族通婚的信念則建立在純粹的神話之上。這些關於黑白血統混合的神話，是一種奇特的生物、道德與社會的交織。這些神話自相矛盾，足以互相排斥，但情感主義卻能吸收這些矛盾。首先，與所有其他血型劃分完全相反，在美國，任何只要有一滴黑人血統的人，都會被歸類為黑人。這種做法一度被認為可以抑制異族私通（儘管在奴隸制時期，其真正目的是為了增加奴隸的數量），因此它曾帶有一種不光彩的道德認可。此後，它已成為一種全國性的習慣，並在南方各州的法律中固化。它產生了像噩夢一樣非理性、難以解釋的信念。」

「白人曾因被誤稱為黑人而贏得誹謗訴訟，然而，大多數白人堅信，黑人擁有白人血統會玷污他們最高、最好的潛力。但事情比這更瘋狂，因為同時還存在另一種信念：只有擁有白人血統的黑人才能接近白人的生物、智力和道德標準。就在小托馬斯·迪克森牧師（Rev. Thomas Dixon, Jr.）在他最暢銷的小說《豹斑》（The Leopard’s Spots）和轟動一時的戲劇《宗族》（The Clansman）中提出混血後代是墮落、狡猾、惡毒和腐化的觀點時，布克·T·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之所以能取得卓越成就，卻被解釋為他父親是白人的事實。那些善良、溫柔、忠誠的黑人奶媽總是純黑的；但所有引誘白人走向遺忘之床的混血蕩婦，卻都是『淺黃膚色』的。這種長期以來被鬆散使用的『半白人』一詞，涵蓋了所有程度的血統混合和各種矛盾。如果這件事有理性可言，那麼按照公認的黑人定義中黑人血統對白人血統的支配性，這個詞應該是『半黑人』。將『半白人』等同於所有犯罪傾向，以及像菲莉帕·舒勒（Philippa Schuyler，其母為白人）和沃爾特·懷特（Walter White，超過四分之一白人）以及小說家弗蘭克·耶比（Frank Yerby，約八分之一白人）和拉爾夫·本奇（Ralph Bunche，三十二分之一白人）這樣的天才，是毫無道理的。」

「更沒有道理的是，一位聰明的白人女性第一次見到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時，他的國際聲譽當時尚未受損，她對她的同伴說：『什麼，我還以為他是黑人呢！你知道，我以為如果他們有白人血統，他們通常都會變得很糟。』如果真是那樣，美國一千四百萬黑人中，至少有一千萬是壞人。如果所有帶有一點黑人血統的人都承認，那數量會多得數不清。事實上，每天都有許多混血兒融入白人社會。保守估計，在過去二十年裡，有四百萬黑人，帶著他們所有的精子、卵子、基因和染色體，被吸收到美國白人血脈中。他們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黑人會為個別『過渡』者築起一道保護性的沉默之牆。因此，在有色人種中眾所周知，某位著名電影明星是一個黑人女性的女兒。四五年前，一位著名的紐約律師在法庭上坦承自己有黑人血統，以獲得一筆豐厚遺產時，白人（而非黑人）公眾感到震驚。許多在公共生活、工業、政府和藝術領域的著名『白人』，其實都被黑人知道是黑人。」

「如果這些神話是真的，那麼『過渡』幾乎是不可能的。黑人血統在現實生活中會像小說中那樣顯現出來。工業家和其他雇主會從缺勤、偷懶和普遍的懶散中發現它。心理學家會透過行為指標——沒有節制的言語、花哨的衣服和其他形式的炫耀——來識別它。生理學家會從指甲的形狀和顏色，以及頭骨的厚度中發現它。解剖學家會從黑人男性的『奇特腳跟結構』（據說這解釋了傑西·歐文斯、拉爾夫·梅特卡夫等人的速度！）和黑人女性『獨特的卵形臀部』中發現它。精神病學家會從明顯的攻擊性傾向，或其他形式的情緒幼稚，或完全缺乏情緒反應中識別它。所有人都會從黑人散發出的『銹味』、『刺鼻』、『難以忍受』的氣味中發現它。這些都是毫無根據的偏見，卻被當作真理一般流傳，並影響著社會的結構。」

他疲倦地揉了揉眉心，這份沉重的真實讓他顯得更加蒼老。

「我必須承認，除非我一直都在暗示（而且是無意識地），否則我對我們美國的病症沒有具體的解決方案。我不能說，形式上的教育會治癒我們。教育已經失敗，而且它的失敗令人厭倦。或許只是偏見和迷信阻礙了任何認真應用教育作為治療的嘗試。儘管我們的理性，徹底根植於這個時代引以為傲的科學知識，支持普世博愛的倫理，並宣稱『人是一種社會存在，只能透過與同胞的互動才能達到最充分的發展』，但偏見和迷信，正如案例所證實的，更為強大。偏見，莉莉安·史密斯（Lillian Smith）指出，宣稱存在『神聖與世俗』的人，其判斷標準像膚色一樣幼稚，像『血統』一樣原始，而且他們之間必須沒有互動。迷信則將人類命運的實現與人類品格分離，從而宣稱社會的命運是不可知的，完全不在人類掌控之中。」

「我不能相信法律和政府是萬靈丹。它們是而且應該與個人和群體的關係有關，但它們只涉及表面層面。法律和政府，當被錯誤的人——即使是少數的壞人——控制時，正如在民主社會中經常發生的那樣，可能會被扭曲。塔列朗（Talleyrand）說過，法律和政府透過否定來施加紀律。它們規定了什麼不能做，但不一定鼓勵什麼應該做。它們是沒有靈魂的。當然，沒有它們，我們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但經驗並不能鼓勵人們相信，有了更多的法律和政府，我們就會有和平。此外，它們可以被挑戰，而挑戰者往往可以獲得聲譽和地位，被視為勇敢的愛國者。」

他站起身，走到窗邊，望向遠方，那裡是初夏正盛的綠色樹冠，它們在微風中輕輕搖曳。

「我會說，基督教承諾能治癒我們的美國病。但它必須真正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其中人性的尊嚴和手足情誼是首要原則。或許它應該與神秘主義和來世觀念脫離——與神學脫離。我會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我會用基督的洞見來取代所有教會教條的權威。我會向全世界宣告：『彼此相愛。』」

「或許我過度強調了這一點，或許我為此而過於激動和不理性。我必須承認，我的思緒中掠過一些關於我兒子的想法，就像石子在水面跳動（然後沉入水中）。有時我會多愁善感到希望歷史是一種必然的進步，走向更好的事物，人類精神的挫折會越來越少。我知道自己錯了。但我有這樣的希望，當我的兒子們涉入其中時，我傾向於不顧一切地支持他們。僅僅聳聳肩，抱怨困擾美國人的心理創傷，是毫無意義的。至少七年前，當我大兒子八歲，小兒子還沒出生時，這是行不通的。現在我的小兒子也快七歲了，這仍然行不通。爭論也起不了太大作用，儘管我認為我主張的是一種極其理智的東西。那就是簡樸。我主張用自發的、本能的反應來取代那些基於不變的觀念和理想的深思熟慮的反應。在我看來，舊規則——它們是在道德和社會權宜之計的極度混亂，以及故意的無知中形成的——不僅對現代和現代人來說過於複雜，而且它們也越來越不適應現代的生活方式、知識的進步、技術的發展，以及（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同意）一個世界的趨勢。把規則制定得足夠簡單，我們就能玩最困難的遊戲。」

「我並不想把這個推得太遠，但無可否認，統合是我們現代世界中潛在的實際關切。它不是一個荒謬的理想主義，僅僅是為了反駁一種普遍存在且對大多數人有效的觀點和做法。簡單的事實是，普遍存在的做法對大多數人來說並沒有效。儘管西方人的良心為此感到不安，但他們卻如此執著於曾經舒適的自身優越感，以至於似乎無力改變支持這種信念的做法。這是他們青少年期的一個錯誤。這是一種對自己缺乏對他人了解的傲慢與漠不關心。這是一種無法理解他們身處的世界社會的能力。『世界社會』不再是一個形而上學的抽象概念。它是非常真實、非常具體的。它真實到已經縮小了國家在處理內部事務方面的自主權。美國再也不可能在種族之間維持她所製造的差異——並將其嵌入法律和習俗之中——而不根本否定她向世界所宣稱和為之奮鬥的東西，即人類的整體性。」

他的聲音漸漸低沉，最終化為一聲輕輕的嘆息。窗外，夕陽的餘暉將遠處的樹影拉得修長，圖書館內也蒙上了一層橘黃色的光暈。我感到一陣強烈的共鳴，那不僅僅是文字的理解，更是生命深處的回響。

《光之和聲》：超越膚色的交響

在書頁的沉香中
你我相會，跨越時間的洪流
筆尖輕觸紙張，激起微光
揭示意識的雙重囚籠

一個男孩的眼，映照世界初識的醜惡
一道裂痕，在稚嫩心靈上劃開
那不是種族的天命，而是人為的枷鎖
謊言堆疊，偽裝成真理的形狀

共產的火光，曾許諾平等的樂土
卻少了呼吸的空間，靈魂的自由
當愛國與信仰交織，矛盾的結
更深地勒緊了，尋求解脫的渴望

哦，這病症，遍及黑與白
深植於心靈，扭曲了感知
知識並非救贖，法律也非終極
唯有愛，那古老而普實的教誨
能融化冰霜，開啟統合之門

不是天真的願望，是迫切的現實
今日，即是昨日的未來
當我們敢於直視內心的傷口
將鬥爭外化，擴展至宇宙的維度
才能真正，點亮人性的光芒
共同走向，那完整的，統一的，自由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