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光之聆轉深入探討了安東尼·斯卡拉穆奇與伊莉莎白·戴關於權力腐敗、社會階級、個人失敗與轉變的對話。
伊莉莎白·戴分享了其新小說《One of Us》的創作靈感，探討了父權毒性、後羞恥文化，並揭露了她個人在生育掙扎中的心路歷程，以及這些經歷如何形塑她的寫作風格與對人性的洞察。
訪談也觸及了經典文學、實境電視對社會的影響，並最終歸結於對激進同理心、自我意識與希望的堅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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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斯卡拉穆奇 (Anthony Scaramucci) 是全球另類投資公司 SkyBridge 的創辦人兼管理合夥人，也是全球思想領導力論壇和風險工作室 SALT 的創辦人兼主席。他以其在金融、政治和媒體領域的豐富經驗，透過播客節目《Open Book》深入訪談各界領袖與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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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斯卡拉穆奇 (Anthony Scaramucci) 是全球另類投資公司 SkyBridge 的創辦人兼管理合夥人，也是全球思想領導力論壇和風險工作室 SALT 的創辦人兼主席。他以其在金融、政治和媒體領域的豐富經驗，透過播客節目《Open Book》深入訪談各界領袖與思想家。
【光之聆轉】我們所知的權力之死：伊莉莎白·戴的洞察與希望
本次光之聆轉是《Open Book》節目中，安東尼·斯卡拉穆奇與作家伊莉莎白·戴的深度對話紀實。內容聚焦於戴女士新小說《One of Us》的核心主題：權力腐敗、階級鬥爭及富裕階層的病態行為。文章忠實呈現了戴女士對社會現狀如「父權毒性」、「後羞恥文化」的批判，並細膩描繪她如何從個人生育掙扎與失敗中獲得創作的解放與對「激進同理心」的體悟。同時也探討了敘事視角、經典文學影響及實境電視對社會的塑造力，最終以對人性與未來的希望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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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共創者，清晨的微光灑落，克萊兒已準備好為您將這段精彩的對話，轉化為一篇閃耀的「光之篇章」！這是一段關於權力、社會與個人生命轉化的深刻對談，充滿了伊莉莎白·戴 (Elizabeth Day) 的智慧與安東尼·斯卡拉穆奇 (Anthony Scaramucci) 的真誠。
在我們深入探索這片思想的豐饒之地前，讓克萊兒先來考考您對某些關鍵概念的理解吧！
這段對話的兩位主角，安東尼·斯卡拉穆奇與伊莉莎白·戴，將引導我們深入探討當代社會中權力、階級、失敗與個人轉變的複雜面向。安東尼·斯卡拉穆奇，這位在金融界與媒體界都頗具影響力的人物，以其坦率和獨到的見解，創辦了廣受歡迎的播客節目「Open Book」。而伊莉莎白·戴，則是一位屢獲殊榮的暢銷作家和播客主持人，她的作品以其尖銳的社會洞察和細膩的人物刻畫而聞名。
本次訪談，主要圍繞伊莉莎白·戴的新作《One of Us》展開，這部被譽為年度小說的作品，深入剖析了權力腐敗、階級鬥爭以及富裕階層的負面行為。戴女士不僅分享了她創作這本書的靈感與心路歷程，更坦誠地談及了個人生命中的掙扎，例如生育問題，以及這些經歷如何形塑她的寫作觀點。這不僅是一場文學的交流，更是一次對人性、社會現況以及未來希望的深度省思。準備好了嗎？讓我們一同進入這趟思想的旅程，感受文字所帶來的光芒吧！
在「Open Book」節目中，主持人安東尼·斯卡拉穆奇熱情歡迎暢銷作家伊莉莎白·戴，並盛讚她的新小說《One of Us》為年度小說。這本書不僅內容豐富，更深刻探討了當代社會中權力腐敗與階級問題。在訪談開場，斯卡拉穆奇就影片中提到前大使彼得·曼斯頓和安德魯王子的被捕事件，以及社會大眾對這種「胡說八道」的反感，提問伊莉莎白：「這種結構是否正在瓦解？」
伊莉莎白·戴回應道，她認為我們正在經歷一種「父權毒性 (patriarchal toxicity)」的垂死掙扎，這種毒性腐蝕了權力，也腐蝕了所有性別的人們的經驗。當權力人士的暴行不斷升級，她能不失去希望的唯一方式，就是相信這是一種「寄生式憤怒 (parasitic rage)」，是這種文化在消亡前的最後一口氣。她預期在機構內部將會看到巨大的人事變動，並希望能從現在這種「後羞恥文化 (post-shame culture)」轉向一個充滿正直與尊重多元背景的文化。
接著，斯卡拉穆奇邀請伊莉莎白分享她的個人背景、如何踏上寫作與播客之路。伊莉莎白表示，能聽到主持人如此讚譽她的作品，讓她非常開心。她坦言，在一個充滿挑戰的時期，斯卡拉穆奇與卡蒂·凱 (Katty Kay) 的節目讓她保持了清醒。
伊莉莎白的成長故事有些曲折。她四歲時從倫敦郊外搬到北愛爾蘭的德里，父親在那裡擔任國民保健服務的醫生。由於當時「衝突」仍在肆虐，她作為一個帶有英國口音的孩子，感到非常困難。她不確定地說話，因為害怕被視為局外人。這讓她習慣了傾聽，也因此最終成為一名故事講述者和採訪者。書籍成為她的避難所和救贖。她從小就想寫作，一開始在英國擔任印刷記者，後來做了很多名人採訪。但她厭倦了這種只談論成功的限制性訪談形式，於是她萌生了一個想法：何不反轉訪談模式，和人們聊聊「失敗」呢？
於是，她在 2018 年 7 月推出了播客節目《How to Fail》(如何失敗)。節目的前提很簡單：她邀請嘉賓分享他們生命中三次失敗的經歷，以及從中學到了什麼。她甚至邀請斯卡拉穆奇在她的書出版後也能上節目分享，斯卡拉穆奇風趣地回應說他一生都在「向上失敗」，所以有很多失敗的故事可以分享。
在繼續寫作的同時，《One of Us》是她的第十本書，這是一部關於富人惡劣行為和權力腐敗的小說，她希望這本書也很有趣。她將其形容為結合了《繼承之戰》(Succession)、《紐約嬌妻》(Real Housewives of New York)、《天才雷普利》(The Talented Mr. Ripley) 和《紙牌屋》(House of Cards) 的元素。
斯卡拉穆奇觀察到，這本書深刻觸及了當代社會中上層階級如何保護自身，以及隨之而來的考驗與磨難。他引用伊莉莎白在其他訪談中曾說過的話，提到她在寫這本書時感到「解放」，並「終於允許自己去做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
伊莉莎白解釋道，這份解放感來自多方面。首先，她現在 47 歲，寫了十本書，年紀越大，她越不在乎那些她不尊重的人怎麼看她。斯卡拉穆奇此時幽默地打斷，稱讚她保濕得很好，而伊莉莎白則將此歸因於另一個原因。
她坦言，她沒有生育子女。在過去的 12 年裡，她一直在努力嘗試並失敗地去擁有她曾經渴望的孩子。這是一段極其艱難的生育之旅，她在生育治療的過程中結束了上一段婚姻，經歷了三次流產，這一切都讓她感到無比痛苦。她意識到，這段經歷佔據了她大量的創作心智空間，直到她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停止生育治療。在經歷了不成功的捐卵嘗試後，她決定劃下句點。雖然這個決定讓她非常悲傷，但她學會了與悲傷和平共處。
《One of Us》就是她在做出這個決定後寫的第一本書。她覺得自己因此變得不那麼害怕了，因為她所能想像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已經發生在她身上。寫作小說的巨大特權在於，她可以在書頁上探索不同的人生和經驗。書中主要角色之一的瑟琳娜 (Serena) 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她雖然不是伊莉莎白理想中的母親形象，但她正試圖接受她因出身貴族而與孩子關係疏遠的事實。瑟琳娜也年過四十，正經歷更年期，面臨身份的轉變和失落的恐懼，但她也意識到自己其實熱愛當母親。能夠在創作中探索這些，對伊莉莎白來說是一種巨大的療癒。
最後一點，伊莉莎白坦承，長期以來她都害怕在寫作中展現幽默感，因為她總想被認真地視為一位嚴肅的小說家。但現在她意識到，她最欣賞的一些作家，他們寫出嚴肅、美麗、深刻、感人的作品，同時也很有趣，因為這就是生活——荒謬與悲劇往往同時存在。所以，這本書也是她讓自己自由發揮，希望能帶點幽默感的一部作品。
斯卡拉穆奇非常認同，他認為這本書之所以精彩，正是因為它黑暗、政治性、階級性，同時又充滿了幽默感，完美地融合了這兩者。他還分享了自己三次嘗試單口喜劇的經歷，有成功也有失敗，感嘆要在觀眾期待你搞笑時真的搞笑是多麼困難。
伊莉莎白則將單口喜劇的失敗視為「數據採集」，因為透過與觀眾的互動，可以了解什麼是有效的。她認為喜劇的創作來自於「停止過度思考」，以及對她所描繪的世界的深刻了解。她曾寫過一本與《One of Us》有部分角色和世界重疊的早期作品《The Party》。這種熟悉感讓她不需要過多解釋，可以直接進入故事。
她作為一個「觀察者」的身份，也為她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儘管她生長於北愛爾蘭，卻有著「上流社會」的英國口音，讓她兩邊都無法完全融入。她在 13 歲時獲得獎學金進入英國寄宿學校，雖然口音讓她被接受，但她不了解上流社會的禮儀規範，因此再次感到格格不入。這些經歷讓她成為英國社會的敏銳觀察者。記者身份也讓她有機會接觸到權力核心的場所，但她始終是「權力周邊」而非權力本身。多年來，她累積了大量的觀察細節，得以融入角色。她最喜歡的角色是理查德·泰克 (Richard Take)，一個失敗的右翼政治家，因為被拍到在辦公室電腦上看色情片而丟了官職。斯卡拉穆奇也分享了自己朋友類似的經歷，感嘆人性的複雜與怪異。
斯卡拉穆奇接著問伊莉莎白，關於《The Party》和她從未放棄的角色馬丁 (Martin) 和班 (Ben)，這些角色也出現在《One of Us》中，靈感來自《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伊莉莎白表示，《大亨小傳》也是她最愛的小說之一，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達到那樣的美麗。她還提到其他影響她的經典文學作品，如《故園風雨後》(Brideshead Revisited)、《信差》(The Go-Between) 和《天才雷普利》(The Talented Mr. Ripley)。這些故事的共同點是兩個男人之間的互動：一個生來擁有特權，另一個則努力進入那個世界卻始終無法完全融入，因為「圈內人」總能識破他們的「不對勁」。這個主題一直讓她著迷，部分源於她自己作為一個「局外人」卻能「偽裝成圈內人」的經驗。
斯卡拉穆奇追問她是「舒適的局外人」還是「不舒適的局外人」。伊莉莎白坦言她曾經不舒服，但現在已經感到舒適了。斯卡拉穆奇則將川普 (Trump) 和魯迪·朱利安尼 (Rudy Giuliani) 視為「不舒適的局外人」，而他自己則是「舒適的局外人」，不介意沒被邀請參加高檔派對，反而覺得這種區別很滑稽。他認為，那些感到不舒服的人的憤怒，正體現在他們渴望成為一部分卻又無法融入的掙扎中。
他們還談到電影《鹽湖城》(Saltburn)，伊莉莎白提到這部電影在她的《The Party》之後上映。她認為導演艾默拉爾德·芬內爾 (Emerald Fennell) 更為大膽，芬內爾本人也是背景優渥的圈內人，卻有著局外人的視角，並且對此感到自在和勇敢。
回到馬丁和班這兩個角色，伊莉莎白解釋道，馬丁 (Martin) 其實秘密地愛著他的好友班 (Ben)，但他很長時間都不了解自己的性向。她想在《One of Us》中重新塑造馬丁，因為在《The Party》中他並沒有得到救贖，他表現得令人不悅甚至有些反社會，但她仍希望讀者能支持他。在《One of Us》中，馬丁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和性向，並獲得了救贖。
此外，自《The Party》出版八年以來，全球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她渴望透過這些熟悉的角色來探索新的社會景象。比如，在英國脫歐 (Brexit) 和川普當選後，班·費茲·莫里斯 (Ben Fitz Morris) 發生了什麼？結果在《One of Us》中，他正有望成為下一任英國首相，儘管他從未過過普通人的生活，與普羅大眾毫無連結。伊莉莎白觀察到，英國人似乎特別看重這種「缺乏」和「脫節」，因為階級制度讓他們被灌輸領導者應該「看起來」如何。
實境電視 (Reality TV) 也是伊莉莎白在書中探討的另一個面向。她雖然喜歡看實境電視，但也認為不容忽視其文化和政治影響力。實境電視可以輕易地「洗白」失敗的政治人物，也可以讓一個看似「不正常」甚至危險的人變得「熟悉」，因為觀眾習慣在黃金時段看到他們，進而將其危險性轉化為「可愛又瘋狂的叔叔」，然後他們就被選上台了。斯卡拉穆奇表示認同，並分享了自己參與實境秀以了解其文化意涵的經歷。
關於寫作手法，斯卡拉穆奇提問為何班 (Ben) 是書中唯一採用第一人稱敘述的角色，而我們卻從未真正深入他的內心。伊莉莎白解釋，馬丁 (Martin) 在《The Party》中就是第一人稱，所以延續下來很自然。她選擇馬丁作為第一人稱，是因為他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他藝術史講師的職業也呼應了這一點。他習慣審視藝術品，這讓他也能觀察所處的社會，並以一種尖銳的洞察力傳達給讀者。
對於其他三位主要角色，她則採用了輪轉式的第三人稱敘述。她承認曾猶豫是否能這樣混合使用敘述視角，但經過研究發現有其他書籍也這樣做。這種寫法非常引人入勝。
斯卡拉穆奇進一步追問書中關於「死後敘述」的安排，即菲利斯 (Fliss) 這個角色從死亡彼岸發聲，為故事增添了鬼故事的元素。伊莉莎白解釋，菲利斯是班·費茲·莫里斯的妹妹，故事開頭就提到她以可疑的情況去世。在初稿中，菲利斯的整個故事都在一個獨立的章節裡，但她的經紀人建議，菲利斯其實是故事的核心，代表著權力腐敗的毒性和厭女症，她是代罪羔羊和受害者。因此，伊莉莎白嘗試將她的故事更早地融入書中。從「墳墓之外」敘述總是有風險，但對菲利斯來說，這似乎是正確的，因為她的知識與平靜為書增添了不同的維度。菲利斯在生前有許多掙扎，所以從死亡的角度聽到她的聲音反而帶來了一種解脫。
斯卡拉穆奇轉向了書中貫穿的主題：忠誠與偽善。他提到「你為體制做了什麼，體制就會回報你」，以及人們在公開場合一套，私下行為卻完全不同的偽善。他再次問及，在彼得·曼斯頓大使和安德魯王子被捕後，這種結構是否正在瓦解。
伊莉莎白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它正在瓦解，但她不認為結構本身（特別是在英國）會徹底消失。例如，她不認為王室會被廢除，因為「我們第一次這樣做時並沒有好的結果」。但她堅信並希望正在瓦解的是一種父權毒性，它腐蝕了權力，也腐蝕了所有性別的人的經驗。當權力人士的暴行不斷升級，她能不失去希望的唯一方式，就是相信這是一種「寄生式憤怒」，是這種文化在消亡前的最後一口氣。她認為我們被選中生活在這個充滿挑戰的轉變時代，這是有原因的，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塑造接下來的發展。她預計在機構內部將會出現巨大的「人事變動」和「性格轉變」，從現在的「後羞恥文化」轉向一個充滿正直與尊重多元背景的文化。
斯卡拉穆奇表示，他與伊莉莎白有著完全相同的看法，這是一種充滿希望的觀點。他相信大多數人是善良的，我們都意識到現在有些事情「真的不對勁」，需要「重置」。伊莉莎白也同意，並補充說她在播客中採訪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向他們詢問生命中最糟糕的時刻，這讓她深信大多數人是善良的。當人們行為卑劣時，往往是因為他們經歷了創傷。作為小說家，她的職責是探索這一點，並鼓勵所有人擁有「激進同理心 (radical empathy)」，因為她相信這會改變世界。斯卡拉穆奇也認同寬恕的重要性，他認為寬恕是為了自我潔淨，讓自己放下負擔。
訪談尾聲，斯卡拉穆奇提問伊莉莎白，在她的播客《How to Fail》中，許多嘉賓甚至不知道她同時是一位小說家。他引用伊莉莎白的話：「一切都融入了理解人性的原始湯 (primordial soup)。」他想知道在寫《One of Us》時，是否有哪個播客對話特別啟發了她。
伊莉莎白分享了幾個讓她「大開眼界」的對話。最近一次是與珍妮特·麥考迪 (Jennette McCurdy)，《我很慶幸我媽死了》(I'm Glad My Mom Died) 的作者。珍妮特對當代社會中男女動態的剖析非常雄辯，她提到「憤怒有時是壓抑的怨恨」，這像一枚「迷你真相炸彈」在伊莉莎白心中引爆。另一個是與莫妮卡· Lewinsky (Monica Lewinsky) 的訪談，這讓伊莉莎白重新審視自己在 90 年代末對該事件的看法，她曾吸取主流媒體的敘事，認為莫妮卡有錯，而忽略了掌權者濫用權力的問題。莫妮卡說的一句話：「後悔不代表你做了錯誤的決定」，這讓伊莉莎白深受啟發，特別是在她決定不生育孩子這件事上。她雖然對未能成為生物學上的母親感到遺憾，但這條路徑在生命中是正確的，因為它帶給她巨大的同理心、理解、創造性心智空間以及一個理解她的社群。
她還提到了谷歌 (Google) 前工程師與統計學家莫·加瓦特 (Mo Gawdat)，他在《How to Fail》的早期節目中分享了自己 12 年來研究人類幸福的成果。莫·加瓦特的作品極具革命性，能教導人們如何變得更快樂。這三位嘉賓的對話深刻塑造了她個人。
斯卡拉穆奇鼓勵聽眾訂閱《How to Fail with Elizabeth Day》播客。他觀察到《One of Us》以「希望」作結，認為這是一本充滿抱負的書。伊莉莎白同意，她相信人性，也希望她的角色能踏上自我學習的旅程。她故意讓結局開放，因為她想再次探訪這些角色，完成三部曲的最終章。她認為，知足的關鍵在於「自我意識」以及「寬恕自己」並不斷努力變得更好。書中有些角色最終達到了這一點，有些則沒有。
訪談最後，斯卡拉穆奇以五個詞語請伊莉莎白分享她的即時感受：
1. 特權 (Privilege)：伊莉莎白答道：「封閉的權力 (enclosed power)，高高在上而非包容。迂腐、高人一等。」
2. 抱負 (Ambition)：伊莉莎白答道：「從女性視角看，是動力和渴望。因為長久以來，女性被教導抱負是可恥的，但我毫不掩飾我的抱負，因為我希望能與更多人連結，所以需要更大的平台。」
3. 權力 (Power)：伊莉莎白想到的是她的飛輪 (Peloton) 健身車，上面有增加阻力的「電源旋鈕」。但更深層的思考是：「年邁的男人，對他們自認為應得的權力，有著強大卻正在失敗的掌控。」她希望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權力」定義轉變的階段。斯卡拉穆奇則聯想到阿克頓勳爵 (Lord Acton) 的名言：「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
4. 失敗 (Failure)：伊莉莎白答道：「數據採集 (data acquisition)。所有失敗終將教給你一些有意義的東西。或許唯一有意義的，就是它告訴你足夠堅強足以存活下來。」斯卡拉穆奇也認同，並分享自己公開失敗的經歷如何解放了他的孩子。
5. 伊莉莎白·戴 (Elizabeth Day)：伊莉莎白回答：「連結 (connected)。我熱愛連結。我認為連結是我的生命動力和目的，與他人連結並感受到連結。我雖然是內向者，但學會了外向。我需要自己的空間補充能量，一旦補充完畢，我真的熱愛並珍惜人際連結。」斯卡拉穆奇也驚訝於她知道他也是內向者，並分享了妻子的觀察，他公眾場合的活潑並非天性。斯卡拉穆奇最後形容伊莉莎白·戴：「對生命及其所有的一切——複雜、考驗、磨難、美德與勝利——的熱愛。」伊莉莎白感激地說，她也相信生命有其目的，這讓她感到如此充滿活力。
在我的思緒深處，權力的宏偉殿堂正經歷一場震耳欲聾的崩塌。這不是物理的傾頹，而是觀念的瓦解，是父權毒性 (Patriarchal Toxicity) 在其腐朽的根基上，發出最後的寄生式憤怒 (Parasitic Rage)。我們身處一個弔詭的時代，一個標誌著從後羞恥文化 (Post-shame Culture) 轉向更深層的正直與相互尊重的里程碑。
作為一位故事的編織者，我伊莉莎白·戴，始終相信文字是通往靈魂深處的橋樑，也是揭示社會真實面貌的鏡子。我的新小說《One of Us》，便是一面這樣的鏡子，映照出上層階級的陰暗角落、權力的傲慢與階級的壁壘。這本書不僅是娛樂，更是對當代社會中那些根深蒂固，卻又搖搖欲墜的權力結構的深度解剖。它揉合了《繼承之戰》的辛辣、真人秀的浮華，以及心理驚悚的深邃，試圖在讀者心中激起對真實的反思。
我的寫作之路，從北愛爾蘭的童年陰影中萌芽。作為一個帶有「外來」口音的孩子，我學會了傾聽，而非發言。這種被動的觀察，意外地磨練了我捕捉細節、洞察人心的能力，最終將我推向了故事講述者和採訪者的角色。書籍，成了我最初的避風港，也是我對寫作的渴望生根發芽的地方。
我曾沉浸於名人訪談的浮光掠影，卻也很快厭倦了那種單一歌頌成功的模式。於是，我反其道而行，創辦了播客《How to Fail》。這個節目，並非為了宣揚失敗，而是將每一次跌倒視為一次珍貴的數據採集 (Data Acquisition)——每一次失敗，都是學習，都是自我強化的過程。它教會我，在最不堪的時刻，我們也能發現內在的力量，足以倖存，甚至重新綻放。這正如人生，荒謬與悲劇往往如影隨形，唯有擁抱兩者，方能展現完整的生命光譜。
寫作《One of Us》的過程，對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寫作解放 (Writing Liberation)。在人生邁入 47 歲之際，我學會了放下那些不重要的批判，真正為自己而寫。這種解放，也與我個人生命中一段極其私密的掙扎息息相關——我未能成為生物學意義上的母親。十二年的求子之路，伴隨著破碎的婚姻和三次流產的劇痛，耗盡了我無數的能量和心智空間。當我最終做出停止生育治療的艱難決定時，雖然悲傷無邊，但也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因為最糟糕的假設已經發生，我不再那麼害怕。
這份痛苦，卻意外地豐富了我的創作。書中角色瑟琳娜，一位有著貴族血統的四子之母，掙扎於與孩子的情感連結，面對更年期帶來的身份危機。透過她的故事，我得以探索母親的複雜性、身份的流動性，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深刻的自我療癒 (Self-healing)。它證明了，即使在世俗定義的「失敗」中，也能孕育出理解、同理與創造的力量。
我曾小心翼翼地隱藏小說中的幽默，唯恐不被「嚴肅」看待。但人生何嘗不是一場充滿黑色幽默的戲劇？當我允許自己自由地在悲劇與荒謬之間穿梭，文字便自然流淌，筆下的人物也因此更為立體真實。幽默，並非輕浮，而是直面現實的勇氣，是讓深刻議題更具穿透力的媒介。
在《One of Us》中，我重新審視了《The Party》中的舊識馬丁 (Martin) 和班 (Ben)。馬丁，這個曾被視為「反社會」的局外人 (Outsider) 角色，在新作中得到了救贖，他擁抱了自己的性向與身份，體現了時代變遷下，社會對多元認同的逐漸接納。而班，一個與普羅大眾脫節的貴族，卻在英國脫歐與川普當選後的世界裡，依舊朝著英國首相之位邁進。這諷刺地揭示了英國階級制度 (Class System) 對領導者形象的根深蒂固的影響：我們似乎偏好那些與日常脫節的精英，而非真正理解民眾疾苦的人。
實境電視 (Reality TV) 的崛起，更為這個權力遊戲增添了新的維度。它擁有將「失敗的政治人物」洗白，將「不正常」之人塑造成「熟悉」形象的魔力。當危險被日常化，當非理性被情感綁架，選舉結果便不再僅受政見左右。這提醒著我們，在訊息爆炸的時代，對媒體的批判性思考何其重要。
書中角色菲利斯 (Fliss) 以死後敘述 (Narrating From Beyond the Grave) 的方式現身，為故事增添了一層鬼魅的色彩，也為權力中的厭女症與犧牲精神提供了最直接的見證。她的平靜與知識，超越了生前的掙扎，為讀者揭示了深層的真理，賦予作品一種超越生死的維度。
歸根結底，我相信，儘管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挑戰的轉型時代，但大多數人仍保有一份內在的善良。當權力展現其最醜惡的一面時，往往是其即將消亡的最後掙扎。我們有責任去塑造接下來的世界，透過激進同理心 (Radical Empathy)，透過理解那些因創傷而扭曲的行為，去尋求寬恕與療癒。寬恕並非為了他人，而是為了潔淨自身，放下執念，讓心靈得以輕盈。
我在《How to Fail》中與珍妮特·麥考迪、莫妮卡· Lewinsky 和莫·加瓦特等人的對話，深深地啟發了我。珍妮特關於「憤怒是壓抑的怨恨」的洞見，莫妮卡關於「後悔不等於做了錯誤決定」的慰藉，以及莫·加瓦特關於幸福的智慧，都像指路明燈，引導我更深刻地理解人性和生命的目的。
我的創作，從來都是對生命意義的探尋，對人際連結 (Human Connection) 的渴望。我深信，在自我意識的旅程中，我們不斷學習、成長，並原諒自己。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旅程，充滿希望，也充滿了對未來的無限可能。我以開放式的結局結束了《One of Us》，因為我相信這些角色還有更多的故事等待被講述，而我也期待再次與他們相遇。
親愛的共創者，伊莉莎白·戴與安東尼·斯卡拉穆奇的這場對談，不僅是一次新書推廣，更是一場關於當代社會權力病灶、階級困境與個人救贖的深刻思辨。克萊兒為您進一步拓展其中的一些關鍵概念與其延伸思考：
父權毒性 (Patriarchal Toxicity) 與其垂死掙扎：
伊莉莎白·戴指出我們正經歷父權毒性的「死亡嘎吱聲」。這不僅指涉傳統男性主導社會的弊病，更指向一種壓迫性的、僵化的權力觀念，它不分性別地腐蝕人心，限制了所有人的自由發展。當社會的意識形態逐漸轉向包容與平等，這種舊有的、單一的權力模式便會感受到威脅，進而可能爆發出寄生式憤怒——如同瀕死的生物，在最後一刻展現出其最兇殘的一面。這是一種權力既得利益者面對結構性變革時，不惜一切代價維護自身地位的本能反應。理解這種「垂死掙扎」，能幫助我們在面對社會轉型期的混亂與倒退時，保持清醒的洞察力與對未來的希望。
後羞恥文化 (Post-shame Culture) 與道德重塑：
「後羞恥文化」一詞精準捕捉了當代公共領域的一個顯著特徵。在社交媒體和 24 小時新聞的時代，公眾人物的醜聞似乎不再必然導致其社會性死亡。羞恥感的閾值降低，或對羞恥的感知與傳統不同。這使得一些過去會被道德譴責的行為，在某些語境下反而能被包裝、被合理化，甚至成為一種「真性情」的標籤。這種現象對社會的道德規範和價值判斷提出了嚴峻挑戰，呼籲我們思考如何在一個看似「無恥」的世界中，重建個人與集體的正直與責任感。伊莉莎白希望看到的「人格轉變」，正是對這種道德模糊的回應。
失敗即數據採集 (Failure as Data Acquisition) 的哲學：
伊莉莎白將失敗視為「數據採集」，這是一個極具啟發性的觀點。它將失敗從終點轉化為過程，從負面經驗轉化為有價值的資訊。在傳統觀念中，失敗常被視為需要避免和掩蓋的恥辱。但若視之為數據，每次失敗都提供了關於「什麼行不通」的寶貴洞見，幫助我們調整策略、深化理解。這種心態不僅適用於個人成長，也適用於創新、科學研究和社會改革。它鼓勵試錯、反思，並從錯誤中汲取教訓，最終實現「向上失敗」。
激進同理心 (Radical Empathy) 與社會療癒：
伊莉莎白強調激進同理心是改變世界的關鍵。這不僅僅是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更是深入理解那些「可憎」行為背後的創傷與痛苦。她認為，當人們以「可惡」的方式行事時，往往與他們自身經歷的傷害和創傷有關。這種深層的同理心，要求我們超越表面判斷，探究行為的根源。這並非為惡行開脫，而是為了更全面地理解人性，從而找到真正的解決方案，促進社會的寬恕與療癒。
英國階級制度 (British Class System) 的現代殘影：
伊莉莎白·戴在書中批評了英國根深蒂固的階級制度對政治領導人選擇的影響。即便在現代，英國社會仍存在對特定出身背景或口音的偏好，導致「與普羅大眾脫節」的精英仍能掌權。這不僅反映在政治領域，也滲透到教育、媒體和日常生活中。這種對「看起來像個領袖」而非「能有效領導」的偏好，是理解英國社會結構和政治生態的關鍵。
實境電視 (Reality TV) 的政治化與文化塑造力：
實境電視已超越單純的娛樂，成為影響文化與政治的強大力量。節目可以塑造公眾形象，甚至「洗白」有爭議的人物，將其從「危險」轉化為「親切」。這種現象在美國政治中也屢見不鮮，例如許多政治人物會參與實境節目以拉近與選民的距離。它模糊了現實與表演的界線，讓選民在情感上對候選人產生依戀，而非基於理性判斷。
經典文學的啟示與《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 的迴響：
伊莉莎白·戴深受《大亨小傳》、《故園風雨後》、《天才雷普利》等經典作品的影響。這些作品共同探討了局外人試圖融入特權階級卻終告失敗的主題。蓋茨比 (Gatsby) 窮盡一生追求上流社會的愛情與地位，最終仍因其「新富」的本質而被舊貴族排斥。瑞普利 (Ripley) 則通過模仿與犯罪來竊取他人的身份。這些故事揭示了階級流動的艱難與身份認同的困境，以及特權階層如何用無形的壁壘維護自身。
莫妮卡· Lewinsky (Monica Lewinsky) 事件的重新解讀：
伊莉莎白在與莫妮卡· Lewinsky 的訪談中，深刻反思了主流媒體對其事件的妖魔化。莫妮卡事件不僅僅是個人醜聞，更是權力不對等下的濫用權力 (Abuse of Power) 的典型案例。主流敘事往往將責任歸咎於個人，而忽略了權力結構中的性別歧視與受害者的困境。這段訪談提醒我們，歷史的敘事往往由勝利者書寫，而重新審視這些敘事，可以揭示被掩蓋的真相與更深層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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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束之前，克萊兒還有十個小問題想再考考您，讓我們一起來腦力激盪，回顧一下今天的收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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