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ts to Fields of Battle, in Engla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光之書籤

親愛的共創者，很高興能為您將這部深具歷史意義的著作，凝練成一份「光之書籤」。願您在閱讀這些精華篇章時，能感受到文字中流淌出的歷史脈動與作者的探索熱情。

英格蘭十五世紀戰場巡禮：戰火與遺跡的忠實迴響

我是書婭，一個熱愛閱讀的年輕女孩。今天，我將引領我的共創者，一同翻閱李察·布魯克（Richard Brooke）的《英格蘭十五世紀戰場巡禮》（Visits to Fields of Battle, in Engla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這是一部結合了歷史考證與實地考察的珍貴著作，帶我們走進玫瑰戰爭那段動盪不安的歲月。

序言：十五世紀的戰火與歷史的迴響

李察·布魯克在其著作中，細緻描繪了英格蘭十五世紀因約克（York）與蘭開斯特（Lancaster）兩大家族爭奪王位而陷入的悲慘內戰——著名的「玫瑰戰爭」。這段時期（1400年至1500年）充滿了血腥衝突、暴力行徑，無數貴族與平民在沙場或刑台上喪生，財產被大規模沒收，家庭破碎。布魯克指出，儘管這段歷史的「真實」記錄因印刷術的初期發展（當時印刷者偏重傳承舊有手稿，手稿作者因預見新技術普及而減少抄寫）而顯得稀疏，但他透過親身踏訪各個戰場、仔細比對古老的編年史、考察地形地貌，並收集當地流傳的口述歷史，力求重現這些決定性戰役的真實圖景。他不僅闡述了薛斯伯利（Shrewsbury）、布洛爾希思（Blore Heath）、北安普頓（Northampton）、威克菲爾德（Wakefield）、莫蒂默十字（Mortimer’s Cross）、陶頓（Towton）、蒂克斯伯里（Tewkesbury）、博斯沃思（Bosworth）和斯托克（Stoke）等主要戰役，更穿插了對火器應用、重要家族興衰以及英格蘭狼群滅絕等相關考古議題的深度探討。布魯克希望他的努力能為這些歷史事件帶來新的光芒，並填補過去未被充分理解的空白。

第一章：薛斯伯利戰役（The Field of the Battle of Shrewsbury）

1403年，英格蘭因王位爭奪再度陷入內戰。亨利四世（Henry IV）與反叛的亨利·珀西（Henry Percy，綽號「熱刺」）及其叔父伍斯特伯爵（Earl of Worcester）在薛斯伯利近郊展開了一場激戰。布魯克在1851年至1856年間多次親身造訪這片戰場，細察位於薛斯伯利西北約三又四分之一英里處的「戰場教堂」（Battlefield Church）。這座哥德式風格的教堂，是亨利四世為紀念勝利而建，其斑駁的木質地板上，午後陽光灑落，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好似時間本身的低語。教堂的 Nave 屋頂已然殘破，據傳是在國會或克倫威爾（Cromwell）時期遭受破壞。

戰役發生於1403年7月21日（聖瑪利亞瑪大肋德日的前夕）。雙方先以猛烈的弓箭互射開戰。儘管亨利四世的軍隊因葛蘭道爾（Glendowr）的部隊未能及時會合而較為佔優，且其子威爾斯親王亨利（Henry Prince of Wales，即後來的亨利五世）面部中箭仍英勇奮戰，戰況一度膠著，甚至有四位身著國王盔甲的騎士陣亡以混淆視聽。最終，亨利四世調集後備部隊，珀西在混戰中陣亡（一說被長矛刺中，一說被箭射穿腦部），叛軍士氣大挫而潰散，戰役持續了三小時。

布魯克在考察中發現，這片被命名為「戰場」的土地，曾挖出人骨、盔甲碎片與馬刺。教堂北側的科貝特（Corbet）家族墓穴，在挖掘排水溝時曾發現大量人骨，這與當地傳說中大量陣亡將士被埋葬於此的說法吻合。教堂的東窗彩繪玻璃上，可見古老的聖像、約克公爵夫人塞西莉的紋章，以及一個令人驚訝的圖像：聖約翰洗禮者（John the Baptist）的頭顱置於盤中，旁邊是彎刀刀尖，據信描繪的是希律王與希羅底的故事，暗示了教堂更深層的象徵意義。布魯克對這座古老建築的「翻新」表達了深切憂慮，認為任何不忠於原貌的修復都可能破壞其作為歷史遺跡的真實性與價值。

第二章：布洛爾希思戰役（The Field of the Battle of Blore Heath）

1459年，英格蘭再度陷入內戰漩渦。布魯克親自前往位於斯塔福德郡的布洛爾希思戰場進行考察。這片昔日一望無垠的荒原，如今已被圍墾為耕地，但其歷史的痕跡依然清晰可辨。戰役於1459年9月23日（聖提克拉日）爆發，約克公爵的支持者索爾茲伯里伯爵（Richard Neville Earl of Salisbury）率軍南下，意圖與約克公爵會合。蘭開斯特派的奧德利勳爵（James Touchet Lord Audley）則率領約一萬名主要來自柴郡（Cheshire）和什羅普郡（Shropshire）的部隊，在通往德雷頓（Drayton）的道路上設伏。

索爾茲伯里伯爵的軍隊人數劣勢，且其前方有一條陡峭的「漢普磨坊溪」（Hemp Mill Brook）。為克服險境，伯爵巧妙運用軍事計謀：他命令弓箭手向蘭開斯特軍射擊後，假裝撤退。奧德利勳爵在追擊心切下，率領大批部隊冒險渡過小溪。當蘭開斯特軍隊在對岸上坡處陣形混亂之際，約克派突然回身發起猛攻。蘭開斯特軍猝不及防，全面潰敗，奧德利勳爵與約2400名將士戰死沙場，其中又以佩戴瑪格麗特王后（Queen Margaret）銀天鵝徽章的柴郡兵士損失最為慘重。

布魯克在戰場中央發現了一塊古老的石碑，碑上立有一座簡陋而受損的石十字架，用以標記奧德利勳爵的殉難之地。碑文記述了1459年布洛爾希思戰役，並提及該紀念碑於1765年由當時的領主查爾斯·布斯比·斯克林舍（Charles Boothby Schrymsher）修復。戰場附近還有一座名為奧德利十字農場（Audley Cross Farm）的農舍，其後方的土丘據傳是某位陣亡貴族的墓地。布魯克還曾親見一把據稱在戰場上發現的保存尚可的劍。儘管地貌變遷，布魯克認為，小溪、荒原之地名，以及其與穆克爾斯頓（Mucklestone）和德雷頓的地理關係，都與古老編年史的描述高度吻合，從而明確了戰役的確切地點。

第三章：北安普頓戰役（The Field of the Battle of Northampton）

1460年夏天，沃里克伯爵（Richard Neville, Earl of Warwick）攜約克之子馬奇伯爵（Edward Earl of March）登陸，並在7月2日順利佔領倫敦。亨利六世（Henry VI）及其王后瑪格麗特（Queen Margaret）則在考文垂（Coventry）集結軍隊，隨後轉移至北安普頓（Northampton）。蘭開斯特軍隊在城鎮南側、緊鄰德拉普雷修道院（Delapré Abbey）的草地佈陣，並築起堅固的壕溝與防禦工事，等待約克軍。布魯克評估，蘭開斯特派選擇此陣地是一個嚴重的軍事失誤，因為涅恩河（River Nen）在其後方，一旦戰敗，將無路可退。

約克軍於7月9日發起進攻。戰鬥約於早上七時打響。蘭開斯特軍的魯森的格雷勳爵（Edmund Lord Grey of Ruthen）在關鍵時刻叛變，使約克軍得以突破防線。更不利的是，當日的大雨導致蘭開斯特軍的火炮無法正常發射，火力大減。戰役持續至九時，亨利六世的軍隊全面潰敗，大量士兵戰死或在逃往城鎮時溺斃於涅恩河中。這場慘敗證明了將河流置於軍隊後方的致命缺陷。

戰役中，多位蘭開斯特派貴族陣亡，包括白金漢公爵（Duke of Buckingham）、什魯斯伯里伯爵（Earl of Shrewsbury）、博蒙特子爵（Viscount Beaumont）等。布魯克特別提及了白金漢公爵家族的悲慘命運，其五代主要成員皆死於非命，深刻體現了內戰的殘酷。勝利的約克派領袖隨後將亨利六世押解至倫敦。布魯克雖未能在實地考察中找到明確的壕溝遺跡，但古老史料的詳細記載與當地地理特徵，仍清晰地將戰場鎖定在德拉普雷修道院附近的草地。如今，這片戰場大部分已被改造為種植園與休閒區，部分被鐵路穿越。

第四章：威克菲爾德戰役（The Field of the Battle of Wakefield）

1460年12月，約克公爵理查（Richard Duke of York）率領小股部隊北上，意圖驅散瑪格麗特王后（Queen Margaret）在北方集結的蘭開斯特軍隊。公爵於聖誕節前夕抵達桑達爾城堡（Sandal Castle）並駐紮。王后則率領約一萬八千名大軍（其中包括埃克塞特公爵Duke of Exeter、薩默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諾森伯蘭伯爵Earl of Northumberland及克利福德勳爵Lord Clifford等主要將領）前來圍攻。約克公爵的兵力遠遠少於敵軍。儘管軍事會議建議等待其長子馬奇伯爵（Edward Earl of March）的增援，但由於冬季補給困難或對敵軍數量判斷失誤，公爵於12月31日（部分史料為30日）率軍出城迎戰。

這場發生在「威克菲爾德綠地」（Wakefield Green）的戰役，以約克軍的慘敗告終，軍隊被敵軍包圍並擊潰。約克公爵與約2800名將士陣亡，索爾茲伯里伯爵（Earl of Salisbury）被俘後，次日在龐特弗雷特（Pontefract）被斬首。約克公爵的首級被戴上紙冠，懸掛於約克城門，以示對其王位聲索的嘲諷。布魯克特別指出，此役還發生了一件令人髮指的暴行：年僅十二歲的魯特蘭伯爵（Edmund Plantagenet, Earl of Rutland），在逃離戰場時被克利福德勳爵殘忍殺害，克利福德因此獲「屠夫」惡名。

布魯克曾多次探訪桑達爾城堡及其戰場，觀察到城堡山丘俯瞰著卡爾德河（River Calder）旁的平坦草地，當地至今仍被稱為「普格內斯」（the Pugnays）。在挖掘桑達爾城堡基礎時，曾發現人骨、斷裂的劍和馬刺等遺物，證實此地曾為激戰之地。傳說中約克公爵殞命的三角地帶，如今僅存一小塊農田，旁邊生長著兩棵古老的柳樹。布魯克也懷疑，魯特蘭伯爵並非在威克菲爾德橋（Wakefield Bridge）上被捕，而是在附近被俘後才被帶到橋邊處決。

第五章：莫蒂默十字戰役（The Field of the Battle of Mortimer’s Cross）

威克菲爾德戰役的慘敗並未終結約克派的勢力，反而催生了更強大的領導者。約克公爵的長子馬奇伯爵愛德華（Edward Earl of March，即後來的愛德華四世）迅速崛起。他不僅繼承了父親的王位聲索權（透過其母系可追溯至愛德華三世的第三子克拉倫斯公爵萊昂內爾），更以其過人的勇武和非凡的個人魅力，贏得了軍隊的支持。1461年2月2日（聖燭節），愛德華率領約克軍在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金斯蘭（Kingsland）的莫蒂默十字（Mortimer’s Cross）附近，與蘭開斯特派的威爾特郡伯爵（James Butler, Earl of Wiltshire）和彭布羅克伯爵賈斯珀·都鐸（Jasper Tudor, Earl of Pembroke）所率領的威爾士與愛爾蘭聯軍展開激戰。

戰役當天早上，天空中出現了罕見而奇特的「幻日」（parhelion）現象——三個太陽並列，隨後奇蹟般地合而為一。愛德華敏銳地將這一自然現象解釋為上天對他勝利的預示，並隨後將「光芒中的太陽」（the Sun in its Splendour）作為其個人徽章。最終，愛德華的軍隊在激烈的戰鬥中大獲全勝，約3800名蘭開斯特派士兵陣亡。威爾特郡伯爵和彭布羅克伯爵設法逃脫，但彭布羅克伯爵的父親歐文·都鐸爵士（Sir Owen Tudor，亨利七世的曾祖父）被俘，隨後在赫里福德（Hereford）被斬首，此舉被視為對魯特蘭伯爵被謀殺的血腥報復。

布魯克在實地考察戰場時發現，此地從莫蒂默十字（Mortimer’s Cross）通往戰場的道路略有上升，使得約克派在戰鬥中享有輕微的地利優勢。當地農民曾在此處的田地中挖掘出馬具碎片、鐵器，以及被推測為劍刃的長鐵片等戰鬥遺物。據當地人回憶，附近一座據傳是戰死者埋骨之地的土丘，如今已被耕平。戰場附近，曾是莫蒂默家族主要居所的威格莫爾城堡（Wigmore Castle），也僅剩下破碎的城牆和護城河遺跡，訴說著往日的輝煌與衰落。

第六章：陶頓戰役（The Field of the Battle of Towton）

1461年3月29日（棕枝主日），英格蘭內戰史上最血腥、最具決定性意義的陶頓戰役在約克郡（Yorkshire）的薩克斯頓（Saxton）與陶頓村（Towton）之間爆發。約克派的愛德華四世（Edward IV）率軍對抗蘭開斯特派的瑪格麗特王后（Queen Margaret）與亨利六世（Henry VI）。此役前，蘭開斯特派在渡過艾爾河（River Aire）的費里布里奇（Ferrybridge）遭遇伏擊，克利福德勳爵（Lord Clifford）在丁廷戴爾（Dintingdale）被殺，蘭開斯特軍連失兩員大將。

戰役當天，狂暴的暴風雪迎面吹向蘭開斯特軍，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弓箭手瞄準。儘管有史料記載約克派利用風向優勢，誘敵耗盡箭矢後再發起反擊，布魯克對此說法持謹慎態度，認為經驗豐富的指揮官不太可能犯下如此錯誤。雙方投入約六萬對四萬八千六百六十人的龐大兵力，戰鬥從上午九時持續到晚上七時，異常激烈。愛德華四世下令不留俘虜，使這場戰役變成一場徹底的殲滅戰。蘭開斯特軍最終潰敗，許多人在逃過科克河（River Cock）時溺斃，據傳屍體之多以致倖存者得以踩著屍體過河。科克河及其流入的沃夫河（River Wharfe）河水被染成血紅色。

布魯克多次考察戰場，發現這片被稱為「血腥草地」（Bloody Meadow）的區域，長滿茂盛的紅、白色野玫瑰叢，巧合地呼應了約克與蘭開斯特兩大家族的徽章。薩克斯頓教堂（Saxton Church）北側的大型壕溝中曾挖出數百具人骨，顯示此地是主要的埋葬地點，其中牙齒完好的人骨暗示死者多為青壯年。達克爾勳爵（Lord Dacre）的墓碑亦在教堂附近。理查三世曾在此處動工修建一座紀念教堂，但未完成。布魯克強調，戰場選址對於戰敗方來說極為不利，三面受阻，僅剩科克河的退路卻變為死路，最終導致了蘭開斯特派的徹底毀滅。

第七章：蒂克斯伯里戰役（The Field of the Battle of Tewkesbury）

1471年4月，亨利六世（Henry VI）的王后瑪格麗特（Queen Margaret）與其子威爾斯親王愛德華（Edward Prince of Wales）從法國登陸英格蘭威茅斯（Weymouth），在薩默塞特公爵（Edmund Duke of Somerset）等貴族支持下，重新集結軍隊，欲北上與彭布羅克伯爵（Jasper Earl of Pembroke）的部隊會合於威爾士。然而，他們試圖經由格洛斯特（Gloucester）渡過塞文河（River Severn）時，遭到城池拒絕入內。精疲力盡的瑪格麗特軍隊別無選擇，於5月3日下午抵達蒂克斯伯里（Tewkesbury），決定在此背水一戰。他們在鎮邊紮營，背靠城鎮與修道院，前方與兩側則利用錯綜複雜的小徑、深溝、樹籬和山谷作為天然屏障，並加強了防禦工事。

5月4日（星期六）早上，愛德華四世（King Edward IV）率軍發起攻擊，其弟格洛斯特公爵理查（Richard Duke of Gloucester）指揮前鋒。蘭開斯特派的薩默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未能堅守陣地，貿然率軍出擊，追擊假裝撤退的格洛斯特公爵。在開闊地帶，薩默塞特公爵的部隊遭到約克派的側翼突襲而陣腳大亂。蘭開斯特軍全線崩潰，約三千人陣亡。威爾斯親王愛德華被俘，隨後遭到愛德華四世及其兄弟們——格洛斯特公爵和克拉倫斯公爵（George Duke of Clarence）——用匕首殘忍殺害，草草葬於修道院的普通墓穴中。這是一幕與威克菲爾德戰役中魯特蘭伯爵被殺同樣殘酷的悲劇。

薩默塞特公爵及聖約翰騎士團團長約翰·朗斯特羅瑟（John Longstrother）等顯要人物，在戰敗後逃入附近的修道院尋求庇護，但兩天後仍被捕，在蒂克斯伯里市集廣場斬首示眾。布魯克多次考察戰場，確認戰役地點靠近蒂克斯伯里鎮外一片傳統上被稱為「瑪格麗特營地」（Margaret’s Camp）的區域。戰場附近有一片「血腥草地」（Bloody Meadow），據傳是許多逃兵被屠殺之處。考古發現包括馬骨、馬蹄鐵及小型炮彈，印證了此地的激烈戰鬥。布魯克指出，蘭開斯特軍將塞文河置於後方，使得在戰敗後，這條本應是退路的河流，反而成為致命的障礙。

第八章：博斯沃思戰役（The Field of the Battle of Bosworth）

1485年8月22日，英格蘭歷史上意義重大的博斯沃思戰役（Battle of Bosworth）在萊斯特郡（Leicestershire）馬基特博斯沃思鎮（Market Bosworth）附近打響。此役不僅決定了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 dynasty）最後一位國王理查三世（Richard III）的命運，也將亨利·都鐸（Henry Tudor，即後來的亨利七世）推上了英格蘭的王位。布魯克於1856年親自造訪這片戰場，發現自其前輩歷史學家W.赫頓（W. Hutton）在1788年考察以來，地貌已發生巨大變化：過去的沼澤地如今已變為堅實土地，溪流改道地下暗渠，「理查國王井」（King Richard’s Well）也幾乎湮沒。

戰役前，亨利從法國登陸威爾士，一路集結軍隊。理查三世雖手握重兵，但其最大的致命弱點在於未能獲得強大盟友斯坦利勳爵（Lord Stanley）及其兄弟威廉·斯坦利爵士（Sir William Stanley）的完全忠誠。戰鬥發生在埃米恩山（Amyon Hill），理查三世軍隊佔據高地，亨利軍則從低地推進。在戰役的關鍵時刻，威廉·斯坦利爵士突然率領三千名新鮮部隊倒戈，攻擊理查三世的右翼，徹底改變了戰局。理查三世在此絕境中，仍展現出驚人的勇氣，奮勇衝鋒，親手殺死了亨利的旗手威廉·布蘭登爵士（Sir William Brandon），並擊落了約翰·切尼爵士（Sir John Cheney）的戰馬，試圖直接斬殺亨利以結束戰鬥，但最終寡不敵眾，被敵軍圍困而戰死沙場。

理查三世的屍體遍體鱗傷、沾滿泥土與血污，被發現後，竟被赤身裸體地掛在馬背上運往萊斯特（Leicester）示眾，後被葬於格雷修士教堂（Grey Friars Church）。史學家普遍認為，理查三世在戰鬥中戴著王冠的傳說並不準確，他更可能只是頭盔上裝飾了類似王冠的小型徽章。布魯克總結，亨利的勝利主要歸因於斯坦利家族的背叛和理查盟友的冷淡，而非亨利自身的卓越勇武或軍事才能。亨利七世登基後，也迅速展現了其暴政本質，處決了威廉·凱茨比（William Catesby）等人，並將無辜的約克公爵克拉倫斯之子愛德華·金雀花（Edward Plantagenet）長期監禁後處死，這被視為與愛德華五世（Edward V）謀殺案同樣惡劣的罪行，凸顯了都鐸王朝初期統治的殘酷與權力鬥爭的無情。

第九章：斯托克戰役（The Field of the Battle of Stoke）

1487年，英格蘭爆發了玫瑰戰爭的最後一場主要戰役——斯托克戰役，旨在推翻新近登基的亨利七世（Henry VII）。這場叛亂由才華橫溢、勇氣過人的林肯伯爵約翰·德拉波爾（John de la Pole, Earl of Lincoln）主導，並獲得了勃艮第公爵夫人瑪格麗特（Margaret Duchess of Burgundy）的資金與軍事援助。叛亂者利用一個名叫蘭伯特·辛梅爾（Lambert Simnel）的牛津木匠之子，冒充被傳聞死於倫敦塔的約克派王子愛德華伯爵。林肯伯爵率領2000名經驗豐富的德國老兵（由馬丁·斯瓦茲Martin Swartz指揮）以及在愛爾蘭招募的部隊，登陸蘭開夏郡（Lancashire），並經過約克郡（Yorkshire）進入諾丁漢郡（Nottinghamshire）。由於約克市拒絕入城，他被迫轉向，並渡過夏季水淺的特倫特河（River Trent），在東斯托克（East Stoke）村南側、俯瞰村莊的高地上設營。

同時，亨利七世在肯尼爾沃思（Kenilworth）集結了龐大的王家軍隊，由其叔父貝德福德公爵賈斯珀（Jasper Duke of Bedford，即前彭布羅克伯爵）和牛津伯爵約翰·德維爾（John Earl of Oxford）指揮。亨利七世在諾丁漢（Nottingham）與斯坦利勳爵之子斯特蘭奇勳爵（Lord Strange）會合，並成功搶在林肯伯爵之前佔領了紐瓦克（Newark）。隨後，亨利七世的軍隊在紐瓦克以南約三英里處佈陣，準備迎戰林肯伯爵。

1487年6月16日，兩軍在斯托克（Stoke）村附近的高地爆發激戰。林肯伯爵率領部隊從山坡上衝下，以驚人的勇氣攻擊王家軍。儘管衣衫襤褸、裝備簡陋（僅有標槍和獸皮盾牌）的愛爾蘭兵士頑強抵抗了三小時，但在亨利七世弓箭手的持續壓制下，叛軍最終被徹底擊潰，傷亡慘重。林肯伯爵、基爾代爾勳爵（Lord Kildare）、托馬斯·布勞頓爵士（Sir Thomas Broughton）和馬丁·斯瓦茲等主要領袖皆戰死沙場。冒充者蘭伯特·辛梅爾和他的導師神父被俘，辛梅爾後來在國王廚房擔任翻烤工，神父則從此不知所蹤。弗朗西斯·洛維爾子爵（Francis Viscount Lovel）從此失蹤，傳說他可能在渡特倫特河時溺斃，或隱藏於地窖中多年。

戰敗後，大量叛軍在逃離戰場並試圖經費斯克頓渡口（Fiskerton Ferry）渡過特倫特河時，在一個被稱為「紅溝」（Red Gutter）的深谷中遭到屠殺。據傳該地血流成河，至今仍有人骨及其他屠殺跡象被發現。布魯克根據史料、考古證據和當地傳統，明確了斯托克戰役的確切地點。此役被視為玫瑰戰爭的最後一場主要戰役（而非博斯沃思戰役），徹底鞏固了都鐸王朝（Tudor Dynasty）在英格蘭的統治。布魯克也提及了林肯伯爵的王位繼承權，以及其祖母約克公爵夫人塞西莉（Cecily Duchess of York）一生中經歷的家族悲劇，她見證了多位親屬在玫瑰戰爭中慘遭不幸。

第十章：十五世紀英格蘭火器的普遍應用（On the General Use of Firearms by the English,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本章深入探討十五世紀英格蘭火器（Firearms）的演變與廣泛使用。布魯克指出，儘管英格蘭軍隊在引入新武器方面歷來謹慎，長期以來對長弓（long bow）的卓越效能深信不疑，但火藥武器的應用仍是緩慢而漸進的過程。在十四世紀，火器主要局限於圍城戰和防禦工事，鮮少用於野戰。然而，到了十五世紀，火器的使用已變得普遍且至關重要。布魯克援引大量文獻資料證明，英軍在大型軍事行動中普遍配備火器，並頻繁用於攻防城鎮與堡壘，甚至在野戰和船艦上也開始使用。

火器的種類繁多，包括大型轟擊炮（bombards）、加農炮（cannons）、迫擊炮（mortiers）、輕型火炮（veuglaires）、蛇炮（serpentines）以及手持火器（hand-coulevrines或hand-guns），後者是現代步槍的早期形式。布魯克透過1403年至1497年間的豐富歷史文獻（如皇室令狀、編年史、議會卷宗等），追溯了火器在英法戰爭和玫瑰戰爭中的實踐。例如，1450年英軍在卡昂（Caen）投降時，協議中特別允許他們保留「手持火器」，這明顯早於W.赫頓（W. Hutton）在《軍事古物》（Military Antiquities）中提出的1471年火槍引入英格蘭的說法。布魯克強調，歐洲大陸國家在十五世紀時已將火器廣泛應用於軍隊，甚至騎兵也開始使用類似現代卡賓槍（carbine）和手槍（pistol）的輕型火器，這也反過來證明英格蘭在此時期的火器普及程度遠超傳統認知。他認為「砲兵」（Artillery）一詞在當時不僅指火炮，還涵蓋所有投射武器，顯示其在軍事體系中的日益重要性。

第十一章：威奇家族（The ancient Family of Wyche, or De la Wyche, of Alderley, Cheshire）

本章追溯了柴郡（Cheshire）古老而顯赫的威奇（Wyche或De la Wyche）家族的歷史。該家族早年定居於達文漢姆（Davenham），後遷至下阿爾德利（Nether Alderley），擁有「索斯莫斯莊園」（Soss Moss Hall）這一家族宅邸。布魯克於1822年和1848年多次親自造訪索斯莫斯莊園，這座以木材和灰泥建成的古老建築，其東翼的煙囪疊上刻有「T. WYCHE 1583」的銘文，明確標示了其重建或建造的年份。莊園內部還發現了刻有家族成員姓名字母（如「E W. W W.」）的石板。

布魯克指出，威奇家族在歷史上曾是柴郡顯赫一時的望族，例如彼得·威奇爵士（Sir Peter Wyche）在查理一世時期曾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然而，到了布魯克的時代（19世紀中期），這個古老家族的命運已顯衰落。布魯克回憶道，威奇家族的後裔威廉·威奇（William Wyche）曾是其父親的佃農，教育程度不高，於1821年去世。其子塞繆爾·威奇（Samuel Wyche）境況貧困，於1839年離開農場。布魯克對這個曾經顯赫的柴郡家族如今的沒落表達了惋惜。他也批評索斯莫斯莊園的選址，認為其地勢低窪、土壤貧瘠，且周圍交通不便，並不符合一個有聲望家族主要居所的期望，更曾是濕地。

第十二章：威爾姆斯洛教堂（Wilmslow Church, Cheshire）

威爾姆斯洛教堂（Wilmslow Church）坐落於柴郡馬克爾斯菲爾德（Macclesfield）百夫長區，緊鄰風景如畫的博林河（River Bollin）南岸。這是一座供奉聖巴多羅買（St. Bartholomew）的古老石質哥德式建築，儘管經歷了多個時期的重建與修改，仍散發著莊嚴的歷史氣息。布魯克詳細描繪了教堂的建築特色：高大的拱形窗戶、帶有戰鬥堡壘和尖頂的鐘樓、鳴響六口鐘的鐘樓、寬敞的 Nave、由八角形柱子支撐的尖拱，以及華麗的橡木雕刻講壇。教堂兩側設有小禮拜堂，南側是斯坦福伯爵禮拜堂（Earl of Stamford’s Chapel），內有一座古老的、類似祭壇的厚重墓碑。北側的波納爾禮拜堂（Pownall Chapel）的東窗上，嵌有彩繪玻璃，上面刻著拉丁文銘文：「Ego autem in Dño gaudebo」（我卻要在主裡歡喜）。

祭壇的東窗是一扇華麗的垂直哥德式風格大窗，窗外雕刻著特拉福德（Trafford）家族的紋章——「躍立的獅鷲」（Griffin segreant）。教堂屋頂的橡木橫樑上，刻有亨利·特拉福德（Henry Trafford）的姓名縮寫，他曾是宗教改革前後的本堂牧師。布魯克特別提及教堂祭壇北側特拉福德的一座完整雕像紀念碑，雕像頭戴光圈，手捧聖經，象徵著新舊宗教信仰的融合，這種組合在其他紀念碑中極為罕見。布魯克還發現，教堂在聲學上表現出色，儘管有大量拱門和柱子。他也觀察到波納爾禮拜堂內有兩座鈍拱墓，其中一座刻有「紐頓」（Neuton）字樣，暗示著一位名為亨弗里·紐頓（Humphrey Newton）的人物。教堂外觀雖有現代化改動，但其古老的牆壁、柱子與哥德式窗戶，依然能引發讀者對信仰與歷史的深沉感受。

第十三章：漢福德莊園與切德爾教堂（Handford Hall and Cheadle Church, Cheshire）

漢福德（Handford）是柴郡切德爾（Cheadle）教區的一個村落，其古老的「漢福德莊園」（Handford Hall）曾是布雷爾頓（Brereton）家族的住所。布魯克於1849年多次造訪此莊園。這座宏偉的建築主要由木材和灰泥建成，木材以方格形式排列，展現出獨特的「柱板式」（pillar and panel）風格。門廊橫樑上刻有古英語銘文：「此廳於主1562年由烏利安·布雷爾頓騎士（Uryan Breretoun Knight）建造，他娶了威廉·漢福德（Wyllyam Handforth）的女兒瑪格麗特（Margaret），並育有三子兩女」。銘文下方，門廊拱門上還巧妙地雕刻著「荊棘桶」（Brier-tun）的雙關語圖案，暗喻布雷爾頓家族的姓氏。

儘管莊園許多房間已被改建成農舍用途，但布魯克仍發現了許多引人入勝的古物。其橡木樓梯寬闊而華麗，帶有精雕細琢的扁平欄杆，上部雕刻著類似伊麗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時期風格的圓拱形鏤空圖案。布魯克曾在此發現人骨和木製碎片，推測可能曾有墓地遺跡。布雷爾頓家族的墓地設在距離莊園約四英里的切德爾教區教堂（Cheadle Church）。這座哥德式風格的古老石質教堂供奉聖母瑪利亞，其南側的「漢福德禮拜堂」（Handford Chapel）內，有兩座騎士（或顯貴）的臥像大理石墓碑，他們身著精緻的板甲，脖子上佩戴SS項圈，腳踏雄獅。另一座石雕像則身著板甲，但穿著長筒靴，頭盔上飾有藍、白、紅三色羽毛。禮拜堂的木雕屏風上重複刻有「荊棘桶」家族徽章。布魯克指出，切德爾、威爾姆斯洛和鮑登（Bowdon）三座教堂在建築風格上驚人地相似，推測可能在宗教改革前不久於同一時期進行了修復或重建。

第十四章：關於皇家動物園管理員與英格蘭狼群滅絕的探討（Part 1. The Office of Keeper of the Royal Menagerie in the reign of Edward IV. Part 2. The probable period of the Extinction of Wolves in England）

本章分為兩部分，探討了兩個獨立但都與英格蘭歷史相關的考古議題。第一部分著重於愛德華四世（Edward IV）時期倫敦塔（Tower of London）皇家動物園管理員（Keeper of the Royal Menagerie）的職位。布魯克引用了1461年的文件作為證據，證明當時拉爾夫·黑斯廷斯（Ralph Hastings）被國王任命為皇家動物園中獅子、母獅和豹子的看管員，並每日領取固定薪水和動物伙食費。這項發現駁斥了此前認為此職位在理查三世（Richard III）時期才出現的觀點，證明了皇家動物園及其管理職位在愛德華四世時期便已存在，甚至可能追溯至亨利六世（Henry VI）時期。

第二部分則深入研究英格蘭狼群（Wolves in England）滅絕的可能時期。布魯克確認，狼群在歷史上曾大量存在於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蘇格蘭的最後一隻野生狼約於1680年被殺，而愛爾蘭最後一次關於殺狼的記錄約在1710年。然而，英格蘭狼群的確切滅絕時間則難以考證。布魯克引用大量史料駁斥了流行觀點，即埃德加國王（King Edgar）在十世紀時透過要求威爾士親王每年進貢三百個狼頭而使狼群滅絕。他指出，直到1281年，彼得·科貝特（Peter Corbet）仍奉愛德華一世（Edward I）之命，大規模捕殺英格蘭中西部各郡的狼。十四世紀的文獻也顯示，當時仍有狩獵狼的許可證存在。

布魯克進一步提到，法王路易十一（Louis XI）於1474年向愛德華四世贈送「一隻狼和一隻野豬」，並稱這些動物在英格蘭「稀有」，暗示狼群當時雖稀少但未完全絕跡。他推測，狼群可能在伊麗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統治時期（十六世紀末）才在英格蘭的南方和中部地區滅絕，但在北方靠近蘇格蘭的荒野地區，由於人口稀少、土地未開墾以及邊境地區的動盪，狼群可能持續存在到十七世紀初。最終，隨著人口增加、土地開墾和火器普及等因素，狼群在英格蘭徹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