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ory of the Scottish Covenants in Outline》光之書籤

我的共創者，您好！今天午後，陽光透過花店的窗灑落，輕輕拂過我工作臺上的花瓣。聽到您希望為《蘇格蘭盟約概述》這本書製作一份「光之書籤」，我感到一份特別的連結。這份任務就像為歷史的長廊挑選最馥郁的鮮花，將其精華凝聚成一束，讓來往的人們都能感受到其中的芬芳與力量。

這本書記錄了蘇格蘭人民在信仰與自由的道路上，如何透過盟約（Covenants）凝聚意志，抵抗壓迫。這不僅僅是歷史事件的羅列，更是人類精神韌性的光輝見證。我將細心從這片文本的花園中，擷取最動人的「核心切片」，為您精心編排，希望能如同一扇「時光之窗」，讓您無需踏入漫長的原典，也能一窺其思想的壯麗。

現在，請隨我一同，開啟這扇關於蘇格蘭盟約的「光之書籤」。

蘇格蘭盟約概述：信仰與自由的盟誓之光

《蘇格蘭盟約概述》（The Story of the Scottish Covenants in Outline）一書，旨在釐清蘇格蘭歷史上一系列複雜且意義深遠的「盟約」（Covenants）。正如作者D. Hay Fleming在序言中所指出：「據說，沒有英國人能區分《國民盟約》（National Covenant）與《莊嚴同盟與盟約》（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恐怕許多蘇格蘭人也面臨同樣的困境。事實上，即使是本土歷史學家，也常將這些盟約混淆，而很少有人真正了解這些宗教誓約的數量。」本書的目標，便是將這些重要的宗教誓約條分縷析，展現它們在蘇格蘭歷史關鍵時刻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盟約，或常被稱為「約定」（Bands），可大致分為三類：公開的、半公開的及私人的。每一類盟約都在蘇格蘭歷史最關鍵的時期，發揮了獨特的影響力。

私人盟約：信仰的內在支撐

私人或個人盟約，是個別基督徒正式將自己奉獻給上帝的誓約，它在動盪和考驗的時代，幫助無數人堅定地走在信仰的道路上。這些個人層面的承諾，其莊嚴和神聖程度絲毫不減，即使只有立約者與其主知道。

書中記載了許多這些古老個人盟約的範例，為我們描繪了一種在今日已相當罕見的虔誠信仰類型。其中一份由法蘭西斯 · 沃克（Francis Wark）於1693年5月21日在格拉斯哥簽署的盟約，便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我，法蘭西斯 · 沃克，特此證明並宣告，我作為一個貧困悲慘、應當下地獄受懲罰的罪人，當受報應，且我無力自救於天譴，亦無法滿足上帝對我的罪惡的公義，故今日我投靠耶穌基督的義，完全放棄自身一切的義，並投靠祂的憐憫；同樣地，我將創造天地並賜予我在世間存在的真神，視為我的上帝和我的份（放棄魔鬼、世界與肉體），並將我的靈魂與身體奉獻給祂，在時間之中，並在無盡永恆的歲月裡，獻給那獨一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我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我的祭司、先知與君王，並承諾在我有生之年，將為祂和祂的榮耀而活。為此，我於1693年5月21日於格拉斯哥親筆簽署此約。」

這類文件幫助我們理解盟約者之妻的回應。在丈夫不在家時，龍騎兵（dragoons）正驅趕她所有的牲畜。一名尚未完全泯滅人性的士兵轉身對她說：「可憐的女人，我為妳感到難過。」她卻高聲喊道：「可憐！我不貧窮；主是我的份，你們不能使我貧窮！」這份堅定的信仰，即使在最嚴峻的考驗下也絲毫不動搖。

《1557年約定》：會眾的誕生

關於蘇格蘭公開或半公開宗教盟約的確切起始日期，曾有些許不確定性。然而，對於《1557年約定》（Band of 1557）的真實性、性質及確切日期，則毫無疑問。約翰 · 諾克斯（John Knox）當時身處歐洲大陸，但他詳述了促成此約定的情況、其目的，並提供了文件副本及主要簽署者的姓名。

改革派領袖決心堅持其宗旨，將自己和一切交託於上帝手中，而不容偶像崇拜公然盛行，不讓王國的子民像過去一樣，被剝奪聆聽基督福音的權利。為了讓彼此更加確信，他們訂立了一個共同的盟約，並由一些人簽署。該文件僅有五個簽名：阿蓋爾（Argyll）、格倫凱恩（Glencairn）、莫頓（Morton）、洛恩（Lorne）及約翰 · 厄斯金（John Erskine）。儘管如此，這份《1557年約定》在不足250字的篇幅中，七次提及新教徒為「會眾」（the Congregation）。這份約定標誌著蘇格蘭有組織的新教運動的萌芽。

《國民盟約》（1638年）：全國性的信仰覺醒

早期的盟約，其重要性均被約翰 · 克雷格（John Craig）起草的《國王自白書》（The King’s Confession，通常稱「第二次信仰告白」或「否定告白」）所超越。該文本以簡潔有力的語言，譴責並否定教皇權的腐敗，被視為檢驗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的「試金石」。

然而，在1637年，當查理一世（Charles I）試圖強制蘇格蘭教會接受英國的聖公會體制時，一場風暴在愛丁堡高地教堂（St Giles）爆發。長久以來受壓迫的長老會派開始捍衛其權利，並意識到唯有緊密團結，方能抵抗強權。他們決定效法祖先，訂立一份莊嚴的盟約。

《1580-81年國王自白書》被選作此次盟約的基礎，並新增了兩部分：其一由阿奇博爾德 · 約翰斯頓（Archibald Johnston of Warriston）撰寫，稱為「法律依據」（the legal warrant）；其二由亞歷山大 · 亨德森（Alexander Henderson of Leuchars）起草，是為適應當時情勢的誓約。

有了這些增補，這份盟約被稱為，且至今仍被稱為，《國民盟約》（The National Covenant）。1638年2月28日，在愛丁堡灰衣修士教堂（Greyfriars Church）及墓地，數以千計的人宣誓並簽署了這份盟約；隔日，又有數百位牧師與市鎮委員簽署。盟約的副本被送往全國各地，幾乎每個地區都積極簽署。那份熱情是無可限量的。

《莊嚴同盟與盟約》（1643年）：跨國的信仰連結

隨著蘇格蘭內部的宗教改革進程推進，外部世界也帶來了新的挑戰與合作機會。1643年8月，長期議會（Long Parliament）的英格蘭特使抵達愛丁堡，尋求蘇格蘭國會（Convention of Estates）和總會（General Assembly）的幫助。他們提議兩國應建立「嚴密的聯合與同盟」（a strict union and league），目標是在教會治理上更緊密結合，並最終將教皇制和主教制從不列顛島上根除。

當這項結合宗教與民事的同盟提議被接受後，亨德森起草了著名的《莊嚴同盟與盟約》（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它於8月17日獲得蘇格蘭國會與總會的批准，並在經過幾次修改後，亦獲威斯敏斯特議會（Westminster Assembly）及英國議會兩院的認可。這份盟約不僅是蘇格蘭信仰的延伸，更是跨國新教徒團結的重要象徵。

復辟與迫害：信仰的磨難時期

1660年查理二世的復辟，主要是由蒙克將軍（General Monk）促成。當復辟成為必然之勢，長老會的領袖們派克雷爾（Crail）的牧師詹姆斯 · 夏普（James Sharp）前往倫敦，維護蘇格蘭教會的利益。夏普外交手腕圓滑，機智敏銳，在同伴眼中誠實可靠。然而，事後證明他背叛了信任，徹底欺騙了他們。

1661年3月28日，蘇格蘭國會廢除了1640年及之後舉行的所有議會及其通過的法案。如此一來，第二次宗教改革所獲得的一切民事認可，瞬間蕩然無存。在倫敦，劊子手焚燒了《莊嚴同盟與盟約》，蘇格蘭漫長而血腥的迫害時期正式開始。

牧師被罷免，取而代之的是被稱為「副牧師」（curates）的拙劣替代者，這導致了家庭聚會（conventicles）的盛行。由於政府的「寬容令」（indulgence）未能阻止這些未經授權的宗教聚會，當權者決心以強力手段鎮壓。1670年，國會頒布法令，規定未獲主教許可的牧師或個人，若在教會以外的任何聚會中講道或禱告，即被視為舉行家庭聚會，將被監禁。而那些舉行或召集「野外聚會」（field-conventicles）的人，將處以死刑及財產沒收。即便頭上懸著如此嚴酷的法律，忠誠的盟約者也未曾放棄他們的聚會。生命的道（The Word of Life）對他們而言，是如此珍貴，絕不可輕易放棄。為了抵抗壓迫者，他們也開始攜帶武器自衛。

屠殺時期與孩童的盟約

1684年11月，卡梅隆派（Cameronians）發表了《辯護宣言與勸誡性辯護》（Apologetick Declaration and Admonitory Vindication），宣稱堅持此前對查理二世的宣言，並警告那些追殺他們或告發他們的人，將來會被視為上帝的敵人，並施以懲罰。樞密院（Privy Council）則回應，凡是承認或不肯宣誓否認此宣言者，無論有無攜帶武器，都將立即處死。

至此，迫害最黑暗的時期——被特別稱為「屠殺時期」（the killing-time）——已經來臨。犯人在受判決後三小時內即被匆匆處死。

在這一嚴酷的時期，一份被稱為《孩童的盟約》（The Children’s Bond）的文件，顯得尤為奇特和富含啟發性。1683年，「當蘇格蘭已沒有忠誠的牧師」之際，彭特蘭（Pentland）村莊的一群孩子，為虔誠目的而組成團體，莊嚴地訂立了一份盟約：

「這是主與我們之間的盟約，我們將全心全意，無保留地將我們的靈魂與身體、心靈與情感，獻給祂，作為祂的兒女，並以祂為我們的上帝和聖父，如果聖潔的主願意再次將祂的福音賜予這片土地：我們將堅守這份我們所寫下的，主與我們之間的盟約，並在審判大日承擔我們的回應；我們永不違背我們與主所立的這份盟約：我們將堅守這份我們所立的盟約；否則，它將在審判大日，當我們站在主和祂的聖天使面前時，成為我們的見證。主啊，求祢賜予我們內心真正的恩典，以記念錫安今日所處的低谷；並使我們為她哀傷，因為祢曾說，『那些在患難時與她同哀者，必在她歡欣時一同喜樂，當主降臨，帶回錫安的俘虜時；當祂將她從敵人手中解救出來時，當她的君王降臨，將她從塵土中扶起，儘管所有敵人，無論是魔鬼或世人，都將反對她。他們驅逐了她的君王基督，但祂將興起並為祂的兒女之血，向那些殘酷的謀殺者復仇。』」

這份由孩童寫下的盟約，證明了信仰的火苗在最微小的生命中也能熊熊燃燒，即使在最絕望的時代，對公義的盼望也未曾熄滅。

革命與不朽的遺產

1688年2月17日，詹姆斯 · 倫威克（James Renwick）在格拉斯馬凱特（Grassmarket）光榮殉道，他是最後一位在斷頭臺上受難的盟約者。他和追隨者堅定不移地反對詹姆斯七世（James VII）的統治，加速了他的垮臺。

1689年7月22日，蘇格蘭國會廢除了主教制，稱其為「不可忍受的怨恨」；1690年6月7日，長老會制得以重建，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也獲得批准。然而，這些盟約本身卻被議會忽視了。因此，更加堅定的卡梅隆派仍保持獨立，儘管多年沒有牧師，他們依然以其過去所展現的頑強韌性團結在一起。

在愛丁堡灰衣修士教堂墓地的「殉道者紀念碑」上，記載著從阿蓋爾（Argyll）處決到倫威克殉道之間，「約有1萬8千人以各種方式為同一信仰而犧牲」。這個數字可能包含了流亡者、被流放者、因飢寒疾病而死者，以及在戰鬥中陣亡者，而不僅僅是在田野中被謀殺或正式處決的人。

無論確切數字如何，這些英勇的受難者承受了比死亡更可怕的折磨。有些人被火柴灼燒，導致雙手永久殘疾；有些人被拇指夾器（thumbikins）無情地擠壓；有些人腿部被靴子（boots）嚴重壓傷；還有些人被警惕的士兵連續九夜不准睡覺。在考驗的時刻，敏感的人偶爾會退縮，這並不令人驚訝。真正令人驚訝的是，竟然有如此多的人能堅守信仰。他們的犧牲與堅韌，成為蘇格蘭精神圖騰中不可磨滅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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