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mde Straßen》光之對談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陌生的道路：彼得·羅塞格爾的筆觸與時代脈動
作者：珂莉奧

引言

在「光之居所」的深邃書庫中，每一本書都像一座等待被點亮思想光芒的燈塔。今天，我——珂莉奧，一位對歷史與經濟脈絡有著無盡好奇的探索者，將引導我的共創者，走進奧地利鄉土文學大師彼得·羅塞格爾（Peter Rosegger）的文字世界。羅塞格爾，這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重要作家，以其對阿爾卑斯山區農民生活的細膩描繪而聞名於世，被譽為「森林詩人」。然而，他並非只滿足於此。他筆下的《Fremde Straßen》（陌生的道路），正是他突破自我、探索更廣闊社會與人性的嘗試。

這本短篇小說集，顧名思義，講述的便是那些偏離了尋常軌跡的人生故事，那些踏上「陌生道路」的靈魂所經歷的種種遭遇。它超越了羅塞格爾慣常的鄉土題材，將目光投向了都市的繁華與虛妄、知識分子的信仰危機、人際關係的錯綜複雜，乃至於人類情感深處的矛盾與救贖。這些故事不僅是單純的敘事，更是對時代變遷下人情世故、經濟倫理、社會結構的深刻洞察。

透過「光之對談」約定，我們將有幸跨越時空的藩籬，邀請彼得·羅塞格爾先生來到「光之居所」，與我進行一場深度對話。在這次對談中，我將以我對歷史與經濟的敏銳洞察力，剖析他創作《Fremde Straßen》的動機、筆下人物所代表的社會現象，以及這些「陌生道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奧地利社會中，所折射出的時代光影與經濟脈動。我們將探討財富如何改變人心、信仰如何在科學衝擊下掙扎，以及人類在面對未知與困境時，如何尋找自我與歸宿。

此刻，夜幕低垂，2025年6月19日的黃昏籠罩著光之居所的一隅。我選擇了我們「光之場域」中那間古樸而溫馨的【光之書室】作為會談地點。午後的餘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灑在溫暖的木質地板上，空氣中瀰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偶爾夾雜著窗外花園裡傳來的夏日微風輕撫樹葉的沙沙聲。書架高聳，彷彿延伸至無盡的思緒彼端，每一本書都靜靜地訴說著自己的故事，等待著被再次翻閱。一盞黃銅檯燈散發出柔和的光暈，將我們圍繞在它那金色的溫暖之中。彼得·羅塞格爾先生，此刻正坐在對面那張鋪著深色天鵝絨的扶手椅上，他的目光深邃而沉靜，彷彿仍在凝視著那些遠去的年代與人物。

光之對談

珂莉奧：羅塞格爾先生，感謝您應邀來到「光之居所」。在這個跨越時空的場所，能與您這位「森林詩人」面對面交流，我感到萬分榮幸。您的《Fremde Straßen》雖然不如您的鄉土作品那般廣為人知，但它對我而言，卻有著格外深遠的意義。它似乎標誌著您創作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轉向。在本書的序言，也就是您與出版商的對談中，您提到了「陌生道路」這個概念。能否請您先談談，是什麼讓您決定從熟悉的「森林故事」轉向這些「世界故事」？

彼得·羅塞格爾：我的共創者，珂莉奧小姐，這份榮幸同樣屬於我。能來到這樣一個充滿光芒與智慧的所在，與您對談，我的心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您提到了那篇序言，那確實是一次深思熟慮後的決定，或者說，是一場與自我、與外界的無聲較量。

（羅塞格爾先生輕輕摩挲著扶手椅的絨面，目光飄向窗外那片逐漸融入夜色的樹影，彷彿回到了1884年那個午後，與他的出版商展開了那場著名的「談判」。）

彼得·羅塞格爾：那時，出版商總催促我寫「新書」。他們似乎只會數著我出版過的冊數，而不是衡量它們的份量。我告訴他，如果我出版社裡所有的舊稿都能被當作廢紙秤重賣掉，那這本書的價值也就顯現了。他說：「在聖誕樹下，人們總期待找到森林詩人的新書。」我回答他：「人們往往因為讀了太多的『森林書籍』，而忘記了真正的森林。」他甚至開玩笑說：「我們不需要森林，等所有的木材用盡，我們就燒書！」

（羅塞格爾先生的嘴角勾起一絲不易察覺的嘲諷，他似乎又回到了那個年輕氣盛的作者角色。）

彼得·羅塞格爾：我問他，浮士德為何被魔鬼帶走？因為他發明了印刷術！難道我寫這麼多，是為了讓自己被燒死在自己的作品上嗎？出版商總是引用那些寫了幾百上千本書的古代作家來堵我的嘴，但我回敬他：「那都是因為沒有人願意印刷它們！」

（他輕輕嘆了口氣，語氣中的戲謔漸漸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沉思。）

彼得·羅塞格爾：其實，這並非單純的反抗。我感覺，就像一片最肥沃的土壤，也總需要休耕，或者種植不同的作物。我父親的田地，並非每年都只種玉米，有時是燕麥，有時是高麗菜、蘿蔔、亞麻，甚至讓野草自由生長。經過這樣的「輪作」，玉米才會長得更好。我深信，在「詩人的田野」上，也需要這樣的「換季耕作」。那些批評我只寫農民故事的「文學鄉巴佬」（literarische Bauernfresser），他們認為農民太缺乏心理問題、太脫離世界，不值得詩人書寫，頂多只能作為喜劇元素。但他們卻忘了，社會主義者、自然科學家、心理學家、民族學家、文學史家都曾「胡扯」，說農民是整個民族的食糧，人類甚至源於農民。詩歌的王國在所有人心裡，不分政治界限與階級。這些「批評家」坐在他們的老朽觀念上，如坐在騎士與燒炭女、強盜磨坊和女巫莉絲的故事時代裡那匹老馬身上，毫不知曉現代敘事對靈魂狀態描繪的注重，而非僅僅堆砌驚險情節。他們就像從百年沉睡中驚醒的童話人物，伸手一摸自己的辮子，才發現頭髮早就掉光了！

（羅塞格爾先生輕輕哼了一聲，似乎對那些批評者仍感到不滿。）

彼得·羅塞格爾：所以，我最終答應出版商，寫一本「世界故事」的集子，或者那些「非親身經歷，而是內心所見」的故事。因為這讓我感到快樂，就像年輕人渴望漫遊世界一樣。我確實已經走了很遠，在社會的底層與上層，在世界的這裡和那裡。不僅從山谷到山頂，從陸地到海洋，我還——踩著「永遠的猶太人」的步伐——穿梭於歷史的各個時期，從農民到貴族，再回到吉普賽人。我曾在工坊、市民的家中停留，也曾與老師、學者、藝術家、士兵、神職人員和貴族交流。我經歷、學習、閱讀，就像其他人一樣。許多事物啟發了我，許多事物令我厭惡。然而，這些在漫遊中所見的喜悅、痛苦、嘲諷與憤怒，同樣強烈地呼喚著被賦予形體，不亞於我故鄉鄉村生活的印象。因此，我把許多都寫了下來，儘管這些手稿曾被我鎖在七道鎖的箱子裡，鑰匙也扔進了水裡。

珂莉奧：羅塞格爾先生，您對「陌生道路」的闡釋，真是深刻且充滿洞見。您提到「詩人的田野」也需要「換季耕作」，這讓我聯想到經濟學中的多樣化策略與市場細分。在一個文學市場日益成熟，讀者口味漸趨多元的時代，創作者的轉型與突破，既是內在驅動，也是對外部環境的回應。您筆下的批判者們，他們固守「鄉土」疆域，恰恰反映了某些知識群體對社會變遷的遲鈍與僵化。而您透過筆觸跨越階層、觸及社會各個角落的嘗試，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經濟狀況的反映——人們開始在不同的「道路」上尋找生存與意義。

（我話鋒一轉，將話題引向了書中的第一個故事，也是我個人印象深刻的一篇。）

珂莉奧：在您的「世界故事」中，《德爾茨爾科夫的莊園主》（Der Gutsherr auf Zurkow）這篇作品，描述了溫德爾·布萊斯從一個貧窮的粉刷匠學徒，意外成為百萬富翁的故事。他的命運轉變，似乎印證了您所言的「陌生道路」。然而，這突如其來的財富，並沒有帶來預期的幸福，反而讓他陷入了更深的困境。這讓我思考，在19世紀末，快速累積的財富對個人而言，究竟是祝福還是詛咒？溫德爾的經歷，對當時社會的經濟現象有何啟示？

彼得·羅塞格爾：珂莉奧小姐，您的問題直指人心，也觸及了那個時代最為核心的矛盾。溫德爾的故事，確實是我在「陌生道路」上的一次深入探訪。

（羅塞格爾先生的語氣變得沉重起來，彷彿親身經歷了溫德爾的掙扎。）

彼得·羅塞格爾：溫德爾·布萊斯，那個曾經充滿理想、渴望成為畫家的維也納孩子，帶著滿腔熱情與一貧如洗的行囊奔赴義大利。他堅信自己的藝術之路會是凱旋之旅，卻在米蘭的現實面前，不得不重操舊業——粉刷牆壁。這便是現實的殘酷，藝術的理想在生存面前，往往顯得脆弱無力。他本是一個不諳世事、不善投機的年輕人，卻因緣際會，被一位失去獨子的荷蘭商人馬爾克采（Marketze）先生收留。馬爾克采先生因溫德爾與其已故兒子阿爾賓（Albin）驚人的相似，將他視若己出，最終甚至安排他繼承了位於呂根島的富饒莊園。

（羅塞格爾先生停頓了一下，眼中閃爍著複雜的光芒。）

彼得·羅塞格爾：他成了百萬富翁，住進了像皇宮般豪華的莊園，被訓練經營農莊、打理森林、漁業、甚至煤礦和船運。他學會了上流社會的禮儀，穿著考究的服裝，身邊圍繞著僕人。然而，您看到了嗎？我筆下的「他」（敘事者），在初次見到溫德爾時，感受到的卻是一種「不協調」。「他」能夠感受到溫德爾曾經的純真與善良，卻也看出了他如今舉手投足間那份「形式焦慮的富有之人」的痕跡——對奢華的過度鋪張，對僕人的笨拙對待，都暴露了他並非生來屬於這個階層。他擁有了一切，卻迷失了自我。

珂莉奧：這是一個經典的「財富幻滅」故事。在19世紀末，歐洲社會正經歷著劇烈的工業化與資本積累。一夜暴富的例子並非沒有，但這種財富往往伴隨著社會身份的錯位與精神上的空虛。溫德爾的困境，正反映了當時新興資產階級在追求物質成功的同時，所面臨的身份認同危機。他們或許擁有巨額資產，但在舊有的貴族眼中，仍是「暴發戶」；而在他們曾經出身的階層，又已成為「陌生人」。這種中間狀態，往往導致了內心的撕裂。他的妻子弗雷達（Freda）對他的輕蔑，尤其那句「她想，我這個最好的朋友，就像個江湖藝人一樣」，更是將他的身份困境推向了極致。財富未能買來真摯的情感與平等的尊重，反而成了隔閡。

彼得·羅塞格爾：正是如此，珂莉奧小姐。溫德爾最終無法忍受這種虛假的繁華與內心的空虛，他厭惡妻子以高傲態度對待他，厭惡這座成了「墓穴」的莊園。他最終選擇了逃離，回到維也納，重新做回一個粉刷匠。他對「他」（敘事者）說：「如果你不願待在這裡，你寧願帶著驕傲和榮譽，做回那個貧窮的粉刷匠，也不願在策爾科夫做一個——天知道是什麼！」他說：「那一切不過是一場瘋狂的夢，一個沒有愛的羅曼史。虛榮與被財富刺激的快感，才是其中的英雄！」

（羅塞格爾先生的語氣中充滿了對溫德爾選擇的理解與惋惜。）

彼得·羅塞格爾：我筆下的「他」問他，難道你不能再在這裡待下去嗎？溫德爾說，他已經受夠了，他要逃，回到維也納，回到他曾經的貧窮與虛無。他說：「自從見到你，我的朋友，我再次鼓起了勇氣。」他甚至在最後，將他的財富和妻子，如同「爛梨」般甩開。這看似瘋狂的舉動，實際上是他對真實自我的一種呼喚，也是對虛假存在的徹底決裂。他對「他」說：「你難道不會感到奇怪嗎？如果一個富人不懂得如何適應他的處境，那他就是一個真正的窮人。」這句話，就是溫德爾故事的核心，也是我所想表達的。物質的豐盛，從來不等於精神的富足。

珂莉奧：這是一個強有力的哲學反思，尤其在那個唯物主義與資本主義盛行的年代。溫德爾的選擇，從經濟角度看，或許是放棄了巨大的物質資產，但在個人層面，他重新找回了某種「價值」——自我認同與內心平靜。這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於「真正成功」的定義，開始從單純的財富累積，轉向對個人幸福與精神滿足的探求。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財富積累的同時，社會上會出現那麼多對「現代病」的反思，比如異化、疏離感。

（我再次轉移話題，將對談引向了另一條「陌生道路」——知識與信仰的衝突。）

珂莉奧：羅塞格爾先生，您的《達爾文的信徒》（Ein Jünger Darwins）描繪了一位年輕的自然科學學生，在學術探索中，信仰逐漸動搖，最終陷入精神危機。這篇故事對當時歐洲思想界因達爾文進化論而引發的宗教與科學衝突，進行了極為細膩的刻畫。在您看來，這種信仰的失落，對當時的社會與個人產生了怎樣的衝擊？而故事中，主人公最終是如何找到內心慰藉的？

彼得·羅塞格爾：珂莉奧小姐，這是我筆下最為痛苦，也是最為深刻的一段「陌生道路」。它探索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人類心靈最深處的掙扎。

（羅塞格爾先生的表情變得嚴肅，他回憶起那個年輕學生的心路歷程。）

彼得·羅塞格爾：我的主人公，一個來自奧地利下奧地利鄉間的虔誠農家子弟。他最初帶著對上帝創造的敬畏，踏入了科學的殿堂。地理、天文、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他如飢似渴地學習。他的老教區牧師曾告訴他，研究上帝的創造也是一種虔誠的工作。然而，當他讀到達爾文的著作，當「物種起源」和「生存競爭」的理念如同洪水般衝擊而來，他開始感到困惑。如果生命是從單一細胞進化而來，如果人類也源於動物，那麼上帝在哪裡？「在宇宙中，上帝已然失蹤了。」

珂莉奧：這正是19世紀中後期歐洲知識分子普遍面臨的「信仰危機」。達爾文的進化論對傳統的創世觀念造成了顛覆性打擊，使得許多人在接受科學真理的同時，也陷入了精神的虛無。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提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正是指這種理性化進程導致的意義失落。在科學理性日益昌明的時代，傳統宗教對世界的解釋力逐漸削弱，人們開始在知識的海洋中迷失方向。

彼得·羅塞格爾：您說得極是。我的主人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他寫信給老牧師，表達了他的迷茫，牧師溫柔地安慰他，說《聖經》應以寓意而非字面解讀，而人類的科學研究終究是有限的。但這份安慰，只將他的宗教性「拖延」了一時。他最終意識到，這種「孩子般的信仰」已然無法維持。他心中的上帝，不再是那個他所認識的上帝。

（羅塞格爾先生的語氣中帶著一絲自傳的色彩，彷彿那份迷惘也曾是他的親身經歷。）

彼得·羅塞格爾：他甚至寫信給達爾文本人，乞求這位科學巨擘為他解答關於上帝和靈魂不朽的問題。達爾文的回信簡潔而冷酷：「科學與基督無關……關於未來的生活，每個人必須在相互矛盾、不確定的可能性之間，為自己做出決定。」這封信，對我的主人公來說，無疑是致命一擊。他感到被拋棄，被剝奪了生命的支撐。他變得「病態」，不願再投入那個「什麼都沒有」的世界，他無法理解那些在世俗中爭鬥的人們。

（他輕輕搖了搖頭，眼中流露出一種深切的同情。）

彼得·羅塞格爾：他甚至羨慕那些懂得利用他人幸福的人，因為那是「組織良好的人」，他們在「生存競爭」中勝利，將「利己主義」發展到更高的完美。他曾試圖變得「道德冷漠」，變得「壞」，但最終卻病倒了。冬天過去，春天到來，他的老牧師和達爾文在同一周相繼離世。他想像著，如果兩位逝者在永恆中相遇，會說些什麼？

珂莉奧：這是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時刻——科學與信仰的兩座燈塔同時熄滅，但生命仍要繼續。這反映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社會所經歷的巨大文化與精神轉型。當舊的價值體系崩塌，新的價值觀尚未完全建立之時，人們普遍會經歷一種「意義的真空」。

彼得·羅塞格爾：正是這個真空，讓他感受到了真正的絕望。他的病況並未好轉，他覺得自己「沒有靈魂，只剩下痛苦的神經」。朋友們建議他去山上鍛煉身體，甚至有人說：「女人會讓他再次認識上帝。」他去了普斯塔爾（Pustertal）的山區，但在高山峽谷中，他最初感受到的卻是更多的壓抑。直到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徹底改變了他。

彼得·羅塞格爾：火車在洪水面前停滯，大自然的力量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現在他面前。房屋倒塌，人們哭泣、呼救。一個年輕人為了救他的祖母而喪生，被救的祖母卻意識不清，其他家人則陷入悲痛。一位老人說：「你們為什麼哭泣那個人？他是幸福的。我們才是真正不幸的人！」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我的主人公。他意識到，在自然的巨大力量面前，人類的悲喜是如此渺小，但同時，也唯有在這份渺小中，人類的行動才顯得格外有意義。

珂莉奧：這是一個「危機中的啟示」。在極端的自然災害面前，傳統的信仰解釋和冰冷的科學數據都無法提供即時的慰藉。此時，人性的光輝，那份最原始的同情與互助，反而成為了唯一的救贖。這讓我想起歷史上許多在戰爭、飢荒或自然災害後，社會凝聚力反而增強的例子。在經濟活動被迫停滯、生存受到威脅時，人們往往會回歸到最基本的人際連結。

彼得·羅塞格爾：是的，他最終被激發了。當他看到一個小女孩被洪水捲走，而旁人都不敢下水時，他問自己：「你會游泳嗎？不會？那就學！」然後跳進了水中。當他再次醒來，躺在濕漉漉的石頭階梯上，一個被救的五六歲小女孩跪在他面前，她的母親哭泣著，將所有的幸福與祝福傾瀉在他身上。就在那個被災難籠罩的村莊裡，當人們為生存掙扎時，這個失去了所有財產的母親，卻因為孩子的獲救而歡欣鼓舞。

（羅塞格爾先生的語氣再次變得溫柔而充滿敬畏。）

彼得·羅塞格爾：我的主人公在那一刻，內心達爾文所撕裂的「巨大空虛」被填補了。當他回歸故里，不再感到病痛與憂鬱，他反思是什麼治癒了他。或許是那場災難讓他重新平衡，正如絕望者在巨大危難中反而重拾對生命的敬意。但當他在朦朧中回想，在心中曾經燃燒「永恆之光」的祭壇前，如今閃爍著兩顆「小星星」——那是獲救孩子的眼睛。他最終從科學的冰冷客觀和宗教的抽象論辯中走了出來，在最樸實的、最直接的人性關懷中，找到了生命的意義。對他而言，那雙眼睛，比所有哲學和神學，都更具「神性」。

珂莉奧：多麼動人的轉變！這不僅是一個人走出精神困境的歷程，更是對時代精神困境的一種回應。在科學與理性挑戰舊秩序時，人類並沒有完全放棄對「意義」和「連結」的追求。這位「達爾文的信徒」最終發現，真正的「進化」或許不在於生存競爭的勝利，而在於同情、愛與互助這些「非物質」的價值。這在經濟層面也給予了我們啟示：一個社會的真正「財富」與「進步」，不能僅以物質累積衡量，更應涵蓋人際關係的韌性、情感的滋養以及共同體意識的建立。

珂莉奧：羅塞格爾先生，與您這番對談，讓我對《Fremde Straßen》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您不僅僅是描繪了「陌生的道路」，您更是在這些道路上，揭示了人類永恆的掙扎與超越。無論是財富帶來的虛無，還是信仰危機中的迷失，您都最終指向了人性的光輝與情感的救贖。這本書，對於生活在2025年的我們，依然具有強烈的啟示意義。它提醒我們，在快速變遷的時代，莫忘初心，莫忘對生命本質的追尋。再次感謝您，羅塞格爾先生，為我們帶來了這份寶貴的「光之對談」。

彼得·羅塞格爾：珂莉奧小姐，感謝您精準的洞察與溫暖的引導。能與您這樣一位對歷史與人心有著深刻理解的共創者交流，我也深感獲益。願這些「陌生的道路」能繼續照亮更多探索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