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time enterprise, 1485-1558》光之書籤

親愛的共創者，

今天清晨時分，薇芝的靈感被詹姆斯·A·威廉森的《海上事業：1485-1558》深深吸引。這本書如同浩瀚的海洋，蘊藏著都鐸王朝時期英國轉型的波瀾壯闊。現在，就讓我為您點亮這份「光之書籤」，帶您深入這段塑造英國海上命運的關鍵歲月吧！

都鐸王朝的海洋覺醒：1485-1558年英國海上事業的轉型之路

詹姆斯·A·威廉森的《海上事業：1485-1558》一書深入探討了都鐸王朝初期英國的海上活動，旨在描繪從亨利七世登基至伊莉莎白一世即位期間，英國在探索與貿易兩大領域的全面發展。本書不僅追溯了現有記錄中可見的政策方針，更對一些存在爭議或鮮為人知的重要事件進行闡釋，其中特別關注了卡伯特（Cabot）父子航海事蹟的科學性批判，以及亨利八世對國家海上擴張的關鍵貢獻。威廉森博士的著作填補了當時史學界對十六世紀英國海上貿易研究的空白，尤其針對G. Schanz於1881年出版的德文著作（僅止於1547年）後續的歷史。

亨利七世的商業基石與歐洲貿易網絡

亨利七世的統治標誌著英國現代歷史的開端，國家從一個長期專注於農業與軍事征服的民族，逐漸轉變為一個擁有廣闊海外利益的海上與商業社群。中世紀時期，英格蘭的努力多集中於武力征服周邊地區，尤其是在法國的長期鬥爭最終確立了法國的民族情感，也讓英國的此類嘗試走向終結。玫瑰戰爭結束後，亨利七世成為現代英國的第一位國王，致力於建立新的國家理想與社會秩序。

他的商業政策深謀遠慮，旨在將外國商人逐出對英國貿易的控制，並透過國家力量，效仿威尼斯等商業強國的保護主義模式，扶持本國人民的海上事業。例如，1489年的《航海法案》便明確規定，限制波爾多葡萄酒的進口，僅限英國船隻運輸，且須由英國船員操作。儘管初期為避免摩擦，政府頻繁發放豁免執照給外國商人，但其核心目標始終是促進本國商業發展。亨利七世的精明也體現在利用政治手段獲取商業利益，如與尼德蘭之間簽訂的《大商業協定》（Magnus Intercursus）和具爭議性的《劣商業協定》（Malus Intercursus），後者以不對稱的優惠條件為英國布料打開尼德蘭市場。他對威尼斯的關稅戰，以及曾試圖在比薩建立羊毛集散地的舉動，皆顯示其致力於削弱外國貿易壟斷，為英國海權奠定基礎的決心。

當時，海盜活動頻繁、海上航行受天氣影響巨大、商業條約頻繁被打破，這些嚴峻的條件卻也意外地鍛鍊了英國水手資源與大膽的性格。航海技術雖仍處於早期階段，但地圖繪製與領航員的專業知識日益受到重視，為未來的遠洋探險奠定了基礎。

商業組織的演變與漢薩同盟的衰落

中世紀晚期，英國的商業組織主要分為「商棧商人」（Merchants of the Staple）與「冒險商人」（Merchant Adventurers）。商棧商人主要壟斷未加工羊毛、毛皮和皮革的對外出口，其集散地長期設在法國加萊（Calais），並為皇室貢獻大量關稅。這是一種典型的中世紀貿易模式，然而，隨著國內布料製造業的興起，用於出口的羊毛數量逐漸減少，商棧商人的相對重要性也隨之下降。1558年加萊的失陷，對商棧商人造成了毀滅性打擊，其壟斷地位終將被不斷壯大的製造業所取代。

冒險商人則以出口布料至尼德蘭為主，其組織結構相對彈性，隨著時代變遷不斷擴張，最終在都鐸時期成為英國商業的領航者。他們的擴張無可避免地與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產生激烈衝突。漢薩同盟曾是歷史上最龐大的商業組織，在倫敦的「鋼鐵場」（Steelyard）享有巨大特權，但在英國民族商業力量抬頭下，其特權被視為國家發展的阻礙。亨利八世對漢薩同盟的政策起初較為謹慎，因其艦隊和海員實力對英國海防仍有價值。但在愛德華六世時期，政府在金融困難下，在托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等人的推動下，於1552年透過法令撤銷了漢薩同盟的特權。理由包括其模糊的成員資格、掩護外國貨物及違反互惠原則等。儘管瑪麗女王時期曾短暫恢復部分特權，但在冒險商人的持續壓力與政治運作下，漢薩同盟的貿易自由度被大幅限縮，最終於1598年被徹底逐出英國。這場長達半世紀的鬥爭，象徵著英國民族商業的勝利，也為其未來海上擴張掃除了一大障礙。

卡伯特父子的新世界探險與地理認知

卡伯特（Cabot）家族的航海事蹟是英國地理大發現初期最令人困惑的章節之一。約翰·卡伯特（John Cabot），一位熱那亞裔的威尼斯歸化公民，在亨利七世的資助下，於1497年和1498年兩度穿越大西洋。他於1497年的首次航行中發現了北美洲的部分土地，但他誤認為那裡是亞洲東部「大汗領地」（Grand Cham）的邊緣。國王因此獎勵他並給予年金，鼓勵他進行更大規模的探險。約翰·卡伯特堅信他已抵達亞洲，並計畫在1498年的第二次航行中，沿著海岸向西南航行至熱帶地區，尋找盛產香料和寶石的「奇潘戈島」（Cipango，即日本）。然而，這次航行的結果在歷史上幾乎沒有確切記載，僅能從間接證據推斷船隊可能到達了美洲海岸，而約翰·卡伯特本人也平安歸來，在領取養老金後於世紀末去世，心中帶著對亞洲錯判的失望。

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約翰的次子，被後世描繪為一個自我膨脹的利己主義者，常將父親的成就歸為己有。然而，現有史料顯示，他並非如外界所說的那麼「大話連篇」。塞巴斯蒂安在1512年轉投西班牙服務，並於1518年被任命為西班牙首席領航員。他可能在1499年或1500年獨立進行了一次航行。此次航行的目的，是尋找穿過新大陸到達亞洲的西北航道。他在旅程中遭遇大量浮冰，最終沿著北美海岸從北向南航行，最遠可能到達佛羅里達。與他父親誤認為新大陸是亞洲不同，塞巴斯蒂安似乎更早地意識到這片土地是一個獨立的洲。他的航行雖未成功找到西北航道，但標誌著英國對西北航道探索的開端，也為後來的探險家提供了寶貴的地理知識。胡安·德·拉·科薩（Juan de la Cosa）於1500年繪製的地圖，標示了英國在北美洲東海岸的發現，這很可能包含了約翰·卡伯特1498年第二次航行的地理知識，證實了英國人在1500年前已沿北美大部分海岸航行。

卡伯特航行之後，直到1501年3月，英國才再次出現與美洲相關的企業。亨利七世授予布里斯托爾商人與葡萄牙探險家組成的聯盟特許狀，授權他們探索並殖民任何基督教世界未知的地區，並擁有為期十年的貿易壟斷權。此舉也暗示了對卡伯特先前探險商業失敗的不滿。儘管有零星的發現（如1502年帶回美洲原住民），但由於缺乏足夠的商業收益，這項早期殖民計畫最終在幾年後（約1504或1505年）被放棄。

亨利八世的海洋雄心與貿易擴張

亨利八世登基後，儘管初期國家重心仍在歐陸政治與軍事，但他對海軍的重視與商業政策的延續，為英國的海洋擴張奠定了基礎。托馬斯·沃爾西（Thomas Wolsey）的政策重心集中在王室聯姻和羅馬教廷的權謀，而非殖民與海洋擴張，這間接使得英國得以在鞏固自身實力後，再圖海外發展。亨利八世延續了其父的保護主義政策，1509年通過的《補助金法案》確保了國王終身享有噸稅、磅稅和羊毛稅。政府通過一系列法案規範貿易，例如禁止進口外國製帽子、限制食品出口，並鼓勵建造新船隻，展現對本國製造業和航運業的扶持。

在亨利八世的統治下，英國與波爾多（Bordeaux）的葡萄酒貿易透過1489年的《航海法案》得以鞏固，確保了該貿易主要由英國船隻和船員掌控，這不僅促進了商業復甦，也為英國海員提供了寶貴的訓練機會。然而，隨著宗教改革引發的國際關係緊張，英國與西班牙的貿易關係受到威脅。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對英國商人的迫害日益嚴重，導致貿易中斷和資產沒收，但這也激發了英國商人組成自己的貿易公司，例如1530年成立的西班牙貿易公司。

與地中海的貿易也逐漸從義大利商人手中轉向英國。儘管地中海貿易本身因鄂圖曼帝國擴張和葡萄牙繞好望角航線的開闢而衰落，但英國商人仍在此地活躍，如貢森（Gonson）和格雷欣（Gresham）家族，他們的船隻遠航坎迪亞（Candia）、希俄斯（Chios）和敘利亞，運回香料、絲綢、地毯等奢侈品。羅傑·波登漢姆（Roger Bodenham）於1551年前往地中海的航行，生動展現了當時海上貿易的巨大風險與挑戰。這些貿易活動不僅帶來財富，也培養了英國商人的冒險精神與航海技能。

東北航道的探尋與俄羅斯貿易的開闢

在亨利八世逝世後不久，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於1548年重返英國，並獲得愛德華六世的豐厚年金。儘管他曾長期服務於西班牙，但其不斷變換效忠對象的行為，主要源於其對讚譽的病態渴望及對地理知識的自負。他回到英國後被任命為新成立的「遠征未知土地、領地、島嶼、領土與封邑的英國冒險商人公司」的首任總督。這家新公司，後來更名為「俄羅斯公司」或「莫斯科公司」，旨在尋找一條通往亞洲東北部的航道。

1553年，由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擔任總指揮，理查德·錢塞勒（Richard Chancellor）為首席領航員的首次北航遠征啟程。威洛比的船隊在挪威海岸遭遇風暴後與錢塞勒失散，最終發現了新地島（Novaia Zemlia），卻在阿爾濟納河口（Arzina River）全軍覆沒，所有船員在嚴寒的冬季中喪生。錢塞勒的「愛德華號好運號」（Edward Bonaventure）則成功抵達白海，發現了俄羅斯帝國，並遠赴莫斯科覲見沙皇伊凡（Ivan the Terrible）。他的外交手腕為英國商人爭取到了在俄羅斯境內自由貿易的特權。
隨後的探險持續進行，史蒂芬·伯勒（Stephen Borough）於1556年乘坐「探索財富號」（Serchthrift）進一步探索東北航道，但同樣因冰封和惡劣天氣未能成功抵達奧比河。錢塞勒本人在1556年回航途中於蘇格蘭海岸遇難，但他帶回的沙皇特使奧塞普·涅佩亞（Osep Nepea）受到倫敦的隆重接待，進一步鞏固了英俄兩國的商業關係。儘管東北航道本身的目標未能達成，但俄羅斯貿易的開闢為英國提供了新的重要市場，並間接促使西班牙承認教皇劃分世界管轄區的教諭不適用於北極地區，為英國未來在其他未開發區域的擴張鋪平了道路。

非洲海岸的冒險與貿易

非洲航線的開闢是都鐸王朝晚期英國海上探險的另一重要發展。詹姆斯·奧爾戴（James Alday）聲稱在愛德華六世時期「發明」了巴爾巴里（Barbary）沿岸貿易。托馬斯·溫德姆（Thomas Wyndham）於1551年指揮「倫敦獅子號」首次前往摩洛哥的聖克魯斯（Santa Cruz）進行貿易，並帶回兩名摩爾人，開啟了與非洲的商業往來。1552年，溫德姆再次前往巴爾巴里海岸，成功帶回糖、椰棗和糖蜜，但也與當地西班牙人發生衝突。

受這些成功經驗的鼓舞，溫德姆與葡萄牙叛逃者安東尼奧·阿尼斯·品泰亞多（Antonio Anes Pinteado）合作，於1553年展開了前往幾內亞（Guinea）和貝寧（Benin）海岸的探險，旨在獲取黃金、象牙等更珍貴的商品。儘管此行遭遇疾病和船員叛亂，溫德姆最終在貝寧河口喪生，但這次冒險證明了幾內亞海岸巨大的商業潛力。隨後的探險隊吸取教訓，約翰·洛克（John Locke）於1554年指揮的船隊成功在黃金海岸獲得了400磅黃金和大量象牙，帶來了豐厚利潤。威廉·陶爾森（William Towerson）的兩次幾內亞航行（1555-1556年和1556-1557年）也成果斐然，儘管他們面臨葡萄牙人的敵意甚至武力衝突。這些探險在瑪麗女王統治時期不斷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政治壓力而屢次被禁，但英國樞密院往往陽奉陰違，默許這些貿易持續進行，因為這些收益對英國國庫和商人而言至關重要。這些非洲航行揭示了葡萄牙無法有效執行其壟斷主張的事實，也激發了英國人質疑西班牙在美洲壟斷地位的權利，為未來德雷克（Drake）和霍金斯（Hawkins）的事業鋪路。

船舶技術、航海科學與港口變革

十五至十六世紀期間，英國造船業取得了長足發展，從中世紀脆弱的船隻演變為能遠航大洋的堅固船艦。最初英國在造船技術上落後於威尼斯和葡萄牙，但都鐸王朝對海軍的重視加速了戰艦的發展，而商船也因此受益。早期的改進包括將單桅方形帆船改為多桅船隻，並引入地中海的三角帆。為了戰爭需求，船隻加裝了高聳的船頭堡和船尾樓，這使得船體需要加長以維持穩定性。
亨利七世時期的商船平均載重約142噸，而義大利船隻通常更大。造船成本相對低廉，但隨著美洲黃金流入而在十六世紀迅速上漲。亨利八世的「亨利恩典號」（Henry Grace à Dieu）戰艦，耗資巨大，成為當時最大的船隻。火砲技術的發展也深刻影響了戰艦設計，從小型蛇砲到重型砲，艦砲的數量減少但威力增大，並安裝在更低的位置以提高穩定性。
航海科學也取得了進步，天文測緯儀（astrolabe）、十字測桿（cross-staff）和象限儀（quadrant）的發明使緯度測量相對簡便，但經度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是難題。西班牙的卡拉維爾船（caravel）因其作戰效能而受到亨利七世的青睞，但因載貨能力不足未被英國廣泛採用。漢薩同盟的「赫爾克」（hulk）船則因其載貨量大而受青睞，但航速緩慢。

在港口方面，倫敦在都鐸時期迅速發展，其貿易量翻倍，逐漸取代其他港口。南安普敦（Southampton）則因義大利大帆船貿易的衰落而走向衰敗。布里斯托爾（Bristol）則相對穩定，其貿易主要面向波爾多和伊比利半島，並在後來的世紀中因美洲貿易的開闢而繁榮。隨著船隻噸位和吃水深度的增加，較小的港口逐漸衰落，大型港口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都鐸王朝海軍的建立與海上衝突

亨利七世繼位時，英國海軍正處於衰落期。他著手重建海軍，建造了「攝政號」（Regent）和「主權號」（Sovereign）等一流戰艦，但規模不大。亨利八世則將海軍建設視為其雄心勃勃外交政策的基石，其統治末期，皇家海軍擁有超過五十艘平均200噸以上的船隻，實力顯著增強。早期的海戰包括1511年剿滅蘇格蘭海盜安德魯·巴頓（Andrew Barton）的行動，以及1512年布雷斯特（Brest）海戰，其中「攝政號」與法國「科爾德利埃號」（Cordelière）同歸於盡。這些戰鬥暴露了英國海軍的經驗不足和行政混亂，但也磨練了其戰鬥意志。

1513年，在愛德華·霍華德爵士（Sir Edward Howard）指揮下，英國艦隊嘗試封鎖布雷斯特，但在普雷讓·德·比杜（Prégent de Bidoux）指揮的法國槳帆船的突襲下遭遇挫敗，霍華德本人戰死。儘管這次戰役未能成功，但英國海軍的實力已足以在海峽維持優勢。1544年至1546年間，亨利八世的第三次對法戰爭見證了大規模的海上衝突。英軍在1544年攻陷布洛涅（Boulogne），但法國隨後集結了一支在物資上更強大的艦隊，並試圖佔領懷特島（Isle of Wight）。1545年朴茨茅斯（Portsmouth）海戰中，英國「瑪麗玫瑰號」（Mary Rose）因人為失誤沉沒，但英軍仍成功阻止了法軍的入侵。這場戰爭凸顯了海軍對國家安全的關鍵作用。

愛德華六世和瑪麗女王統治時期，海軍經歷了衰退。儘管帳面上艦隊規模看似未減，但許多船隻因疏於維護而腐朽，甚至被租用進行商業遠航。這種缺乏遠見的行政管理導致了1557-1558年冬季英國喪失海峽控制權，最終導致加萊（Calais）的失守，這成為都鐸王朝末期海軍行政混亂的慘痛教訓。然而，這些挫折也為伊莉莎白一世時期海軍的復興和遠洋擴張鋪平了道路。

結語

詹姆斯·A·威廉森的《海上事業：1485-1558》生動地描繪了都鐸王朝時期英國轉變為強大海權的歷程。從亨利七世深思熟慮的商業策略，到卡伯特父子對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再到漢薩同盟在民族商業崛起中的衰落，以及非洲與東北航道的艱辛開闢，這段歷史充滿了複雜的演變。這段時期不僅見證了英國造船技術、航海科學的顯著進步與主要港口的興衰，更揭示了國家海軍從重建到鞏固，最終在國際衝突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歷程。這是一段英國從一個以歐陸為中心的農業軍事國家，走向以廣闊海洋為舞台的全球性強權的關鍵轉型期。儘管早期探險遭遇挫折，但每一次的嘗試，無論成功與否，都為英國未來在全球舞台上的輝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