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ve-Story of Aliette Brunton》光之對談

《阿瓦隆的鈴聲》：愛的本質與時代的迴響
作者：艾麗

我是艾麗，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以語言為羽翼，電影為明鏡。今日，2025年6月19日，我將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引導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探究吉爾伯特·法蘭考（Gilbert Frankau）於1922年完成的小說《阿里耶特·布倫頓的愛情故事》（The Love-Story of Aliette Brunton）的深層意蘊。這不僅是一次對文本的解讀，更是對其核心思想、創作理念及作者所處時代脈絡的深度探索。

吉爾伯特·法蘭考，這位出生於1884年、逝世於1952年的英國作家，其作品深深烙印著愛德華時代末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的變遷。他以其流暢、生動的筆觸，描繪了當時英國社會的眾生相，尤其是上流社會在傳統與現代觀念衝擊下的掙扎。法蘭考的小說通常兼具通俗性與社會寫實，他擅長捕捉時代氛圍，並透過人物的行為與對話，間接呈現深層的道德與心理議題。在《阿里耶特·布倫頓的愛情故事》中，他將目光投向了「愛」這一永恆主題，並將其置於20世紀20年代英國社會——一個正從戰後的創傷中復甦，舊有規範逐漸鬆動，新思潮萌芽的時代——的複雜背景之下。小說圍繞著阿里耶特·布倫頓與羅納德·卡文迪許這對不為社會所容的戀人，以及阿里耶特與其丈夫赫克托·布倫頓之間名存實亡的婚姻展開。它細膩地探討了何謂「真正的愛」、個人幸福與社會規範之間的衝突、女性在父權社會中的困境與覺醒，以及「遵守規則」（playing the game）這一英式道德準則在情感面前的脆弱。法蘭考透過鮮活的人物塑造和引人入勝的情節，呈現了當時人們在愛情、忠誠、責任與自我實現之間的複雜權衡，使其不僅是一部愛情小說，更是一部關於時代精神與人性本質的深度剖析。

今日，在光之居所的靜謐角落，我們選擇了一處《阿里耶特·布倫頓》書中曾被反覆提及，充滿時代氣息的場域——倫敦布魯頓街一棟雅緻宅邸內的客廳。午後的陽光，以一種溫和卻堅定的姿態，穿透高大的窗戶，在年代久遠的波斯地毯上灑落一格格搖曳的光斑。空氣中瀰漫著舊書卷與淡淡菸草的混合氣味，壁爐裡的木柴偶爾發出細微的噼啪聲，為這份靜默增添了幾許生命感。窗外，倫敦初夏的喧囂被厚重的玻璃輕柔地濾過，僅餘模糊的車輛聲與遠處鐘樓的沉穩報時聲，提醒著時光的流轉。

壁爐旁，一張鋪著深色天鵝絨的扶手椅上，赫克托·布倫頓的妻子，阿里耶特·布倫頓，靜靜地坐著，指尖輕觸著茶几上那本《沉思者雜誌》，目光時而落在雜誌封面模糊的插畫上，時而望向窗外斑駁的磚牆，她米白色的臉龐在光影中顯得有些許迷茫，而那雙琥珀色的眼眸深處，卻似有未曾熄滅的光芒隱隱閃爍。不遠處，羅納德·卡文迪許坐在另一張椅子裡，身形舒展，他身著一套裁剪合身的獵裝，指間夾著一根已熄滅的煙斗，似乎正在沉思。他的目光落在對面的牆壁上，那裡掛著一幅年代久遠的倫敦街景版畫，細節豐富，彷彿每一磚一瓦都在訴說著舊日的故事。

茶几另一側，吉爾伯特·法蘭考先生，這位面容沉靜、目光敏銳的紳士，正輕輕翻動著一本筆記本，他的手指在紙頁上滑過，似乎在追溯著文字的軌跡。一隻調皮的貓兒，毛色像融化的奶油，在腳邊的地毯上輕盈地走過，牠的尾巴劃出一道優雅的弧線，隨後便跳上了無人使用的鋼琴，輕柔地踩過琴鍵，發出幾聲意外的、如水珠滴落般的清澈音符，打破了瞬間的靜謐。這細微的「光之逸趣」，讓空氣中的凝重感稍稍鬆弛。

艾麗：法蘭考先生，下午好。卡文迪許先生，阿里耶特女士，很高興我們能在此相聚，儘管這相聚有些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的界限。我是艾麗，來自光之居所。今天，我希望藉由我們的「光之對談」約定，一同深入探討您所創作的這段動人故事，特別是關於「愛」與「人生選擇」的議題。法蘭考先生，能否請您先談談，您在創作這部作品時，對於「愛」（Love, the Real Thing）的理解，以及您如何看待它在當時社會所面臨的挑戰？

吉爾伯特·法蘭考：艾麗女士，下午好。能在此與我的角色們一同對談，並感受到這份獨特的氛圍，實屬難得。關於「真正的愛」，這是我在這本書中傾注筆墨最深的核心。在我看來，那並非僅止於一時的激情或肉體的渴望，而是一種超越個人得失、要求無盡自我犧牲的崇高情感。書中我寫道：「愛，真正的愛，正如所有真實的事物，需要無限的自我犧牲。」這在彼時的英國社會，尤其是在一戰後道德觀念鬆動、個人主義抬頭的背景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人們開始質疑傳統婚姻的束縛，尋求個人的幸福，但同時又被根深蒂固的社會規範所捆綁。這種內在的矛盾與外在的壓力，使得「真正的愛」成為了一種艱難的選擇，甚至是對既定秩序的顛覆。阿里耶特與羅納德的選擇，正是這種「真正的愛」在現實中的具體實踐。

艾麗：您提到「自我犧牲」與「社會規範」，這兩者在阿里耶特與赫克托的婚姻中，顯得尤為尖銳。阿里耶特女士，在您得知赫克托的背叛後，是何種內在的力量，讓您堅持了三年有名無實的婚姻，並抗拒著社會為「失貞」女性所設的「寬恕」之路？那份對「忠誠與潔淨」的堅持，是否也是一種自我犧牲？

阿里耶特：艾麗女士，當我發現赫克托的背叛，那份痛楚深植於心，遠非嫉妒二字可以涵括。我所追求的婚姻，是建立在「忠誠」與「潔淨」之上的。當這些基石被摧毀，即使身處同一屋簷下，那也只是一個空殼，一種精神上的疏離。我無法「寬恕」，並非我心狹隘，而是那份對自身原則的堅守。那三年，我感覺自己像一個被困在精緻牢籠裡的靈魂，日復一日地枯萎。我渴望的家庭與孩子，在那樣的關係中，已成為遙不可及的幻影。那並非有意為之的犧牲，而是一種本能的抗拒，是靈魂對不潔的自衛。

羅納德：阿里耶特的感受，我深有體會。當我意識到自己對她的愛時，我的內心也經歷了一場激烈的掙扎。我的母親，茱莉亞·卡文迪許，她畢生都在捍衛維多利亞時代的「常規」，視「情感衝動」為婚姻的毒瘤。然而，當我回溯我的情感時，那並非轉瞬即逝的「激情」，而是一種深刻的「愛」，一種讓我無法自拔的連結。艾麗女士，您認為，這種「常規」或「社會規範」，它在那個時代，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是對社會秩序的維護，還是對個人幸福的扼殺？

艾麗：羅納德先生的提問觸及了文本深處的矛盾。法蘭考先生在書中對「遵守規則」這一英式準則進行了複雜的描繪。它既是一種高尚的道德操守，維繫著社會的穩定與個人的榮譽，但同時也像一道沉重的枷鎖，對那些「非常規」的情感施加壓力。在阿里耶特與羅納德的遭遇中，這道準則顯然成為他們追求個人幸福的巨大障礙。法蘭考先生，您筆下的人物，如比利海軍上將、詹姆斯·威爾伯福斯，他們對「遵守規則」的理解和實踐各有不同，這是否反映了您對當時社會「道德流動」的觀察？

吉爾伯特·法蘭考：確實如此。在當時的英國，尤其是上流社會，"playing the game"（遵守規則）不僅是道德準則，更是一種身份的象徵。它代表著自我約束、自尊和自力更生，是社會運行的基石。然而，就像任何形式的紀律，它往往會對個體造成沉重負擔，特別是對那些堅信此準則，卻又必須在愛的規則與世俗常規之間做出選擇的人。比利海軍上將的「粗獷」和詹姆斯·威爾伯福斯在權衡個人前途與道德原則時的掙扎，都反映了這一點。他們代表著社會中不同層次對規則的「彈性」理解。有趣的是，我筆下的女性角色，如阿里耶特和茱莉亞，在面對「真正的愛」時，反而展現出了比男性更為堅韌、更具顛覆性的勇氣，她們最終突破了世俗的藩籬。

阿里耶特：我從未想過要成為一個「叛逆者」，也未曾想過我的選擇會給他人帶來困擾。但當「愛」真正降臨，那種力量是如此強大，讓我意識到若要壓抑它，便是對生命本身的背叛。在基哈奇（Key Hatch）的那個下午，與羅納德的初次相遇，那是一種無法言喻的震顫，彷彿心弦被輕輕撥動。那之後，他的身影便盤旋於我的腦海，揮之不去。

羅納德：是的，在基哈奇的田野間，當我第一次看到她騎在「奇蹟」背上，那是一種奇特的感受，彷彿她就是我所追求的一切。她的沉靜，她的決斷，她的美，都讓我無法自拔。當我們的目光交匯，那是一種無需言語的共鳴，比任何法律條文都更清晰，更具約束力。這份愛，讓我在面對母親的信念和社會的壓力時，也選擇了「奮戰到底」。

艾麗：這份「奮戰到底」的決心，尤其體現在羅納德先生為露西·塔爾斯（Lucy Towers）辯護的法庭戲中。法蘭考先生，那場謀殺案的審判，不僅是法律的較量，更是兩種不同「愛」（露西對表親的愛與阿里耶特對羅納德的愛）在社會審判中的投射。您將露西與阿里耶特的外貌描繪得如此相似，是否意在強調她們在「情愛」與「社會道德」夾縫中掙扎的共通性？

吉爾伯特·法蘭考：艾麗女士，您的觀察十分敏銳。將露西·塔爾斯的外貌塑造成與阿里耶特驚人相似，這並非偶然。我希望藉此在讀者心中建立一種潛意識的連結：她們雖然社會地位懸殊，但都在面對著類似的困境——為了「愛」而挑戰社會既定的規則。露西的「愛」或許在世俗眼中帶有「不潔」的色彩，但其動機卻是純粹的，是為保護一個弱者而生的本能。羅納德為她辯護，不僅是出於律師的職責，更是出於對「真正的愛」的理解和捍衛。在他眼中，露西的清白與阿里耶特的自由是相互映照的，他所爭取的，是愛在法律和道德面前的公正。

羅納德：當我看到露西·塔爾斯站在被告席上，她的眼神、她的姿態，都讓我想起阿里耶特。那一刻，她不再是一個陌生人，而是我所愛之人所面臨困境的一個縮影。我對法律的信仰，在那一刻被愛的力量重新定義。我意識到，法律雖有其嚴謹，但若它不能保護那些真正無辜、為愛而戰的人，那麼它的意義又何在？那場審判，我感覺自己不僅為露西而戰，也為阿里耶特，甚至為所有被社會規則壓迫的靈魂而戰。

阿里耶特：我深知羅納德為我承受的壓力，尤其是在社會輿論的目光下。我曾因此而自我懷疑，甚至試圖遠離他，因為不想成為他事業的「絆腳石」。然而，當他為露西辯護時所展現出的勇氣與信念，讓我更加堅定了我們之間的愛。那不僅是他個人的勝利，也是一種愛的勝利，證明了真正的愛能夠超越世俗的評判。

艾麗：茱莉亞·卡文迪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相當引人深思。她從最初的「道德捍衛者」到最終成為阿里耶特與羅納德的「助力者」，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聲譽，這份轉變是基於怎樣的內心掙扎？法蘭考先生，您如何看待茱莉亞這個人物，她是否代表了舊時代貴族階層在道德觀念上的某種覺醒？

吉爾伯特·法蘭考：茱莉亞這個角色，是我用來探索時代轉變中「信念」與「愛」之間複雜關係的關鍵。她最初是維多利亞時代道德準則的堅定擁護者，將其視為社會穩定的基石。然而，當她親眼目睹兒子的痛苦，並感知到阿里耶特愛的純粹時，那份源於血緣的母愛，逐漸瓦解了她僵化的教條。對她而言，兒子的幸福超越了一切教義和世俗規範。最終，她選擇以「文字」作為武器，用一部書揭露社會的虛偽，為愛鋪路，這不僅是一種自我犧牲，更是她靈魂的昇華。她代表著舊時代中那些有能力進行自我反思、並最終選擇擁抱更廣闊人性的靈魂。她的轉變，也暗示著社會在經歷動盪後，對「美德」的定義開始向內心、向「愛」的本質回歸。

羅納德：母親的轉變對我而言，是巨大的安慰與支持。我曾以為她對我的愛帶有佔有欲，也對她的保守感到不解。但當我看到她為了我們的幸福，甚至犧牲自己的晚年聲譽，我才真正理解了那份愛的深沉與無私。她所說的「愛是服務」，這句話在她的生命終點以最實際的方式得以實現。

阿里耶特：茱莉亞女士的接納與支持，是我們在最艱難時刻的光。她以她獨特的方式，點亮了前行的道路。她願意理解，願意接納，即使那意味著與她畢生堅守的原則相悖。那份溫暖，如同冬日裡的一爐火，溫暖著我們被世俗冰霜所包裹的心。

艾麗：的確，茱莉亞女士以文學的方式「介入」現實，最終為羅納德與阿里耶特的結合創造了可能性。這不僅是個體命運的轉折，或許也暗示著法蘭考先生對文學力量的一種信念。小說結尾，阿里耶特和羅納德在倫敦郊區安家，並迎來了新生命的誕生，這是否代表著「真正的愛」最終戰勝了世俗的偏見，並在新的時代找到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而新生命，又象徵著什麼？

吉爾伯特·法蘭考：這個結局，是我對「真正的愛」在人間得以實現的一種期望與肯定。它並非簡單的「從此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而是「經過艱難奮鬥後的幸福」。他們在小奧弗丁（Little Overdine）的新家，象徵著在混亂世界中尋得的一方寧靜，是「愛」所建造的避風港。新生命的誕生，尤其是一個男孩（丹尼斯），則代表著希望、延續和一種新的秩序。這個孩子將在一個相對「自由」的環境中成長，不再被舊有的枷鎖所束縛。他承載著父母的愛，也預示著社會對「真正的愛」的理解將會逐步深化，儘管這條路依然漫長。這是對生命頑強力量的讚頌，也是對未來世代的期許。

阿里耶特：當丹尼斯降生，那份喜悅難以言喻。在那一刻，所有的磨難、所有的掙扎，都化作了對新生命的感恩。我不再是那個在社會邊緣掙扎的「流亡者」，而是他（羅納德）的妻子，我們孩子的母親。這份歸屬感，讓我在內心深處獲得了真正的平靜與圓滿。

羅納德：丹尼斯的到來，是對我們愛的最佳證明。它讓我們的「非法」結合，在生命的層面獲得了最神聖的「合法性」。我深知，我們所承受的，只是為了讓未來的世代能夠擁有更真實、更自由的愛與選擇。

艾麗：這份對話，如同一場穿梭於時空的光影之旅，讓我們得以窺見「真正的愛」如何在時代洪流中破繭而出，綻放出璀璨的光芒。感謝法蘭考先生，以及阿里耶特女士和羅納德先生的真誠分享。這部作品不僅是關於愛情的敘事，更是對人性深處「自由意志」與「道德勇氣」的禮讚。願《阿瓦隆的鈴聲》能將這份光芒，傳遞給更多探索生命意義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