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未現代過》是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於1991年出版的著作，挑戰了西方現代思想的核心假設。
拉圖認為，我們所認知的「現代性」始終未能將「自然」（客觀事實）與「社會」（人類價值）徹底分離。
他提出「現代憲法」理論，指出現代社會在理論上追求「淨化」來劃分兩者，但在實踐中卻不斷進行「轉化」以創造「準客體」（即自然與社會的混合體）。
這導致了我們對當前生態與政治危機的理解與治理困境。
拉圖主張我們應擺脫這種二元思維，擁抱「非現代」的混合世界，並透過「對稱人類學」與「萬物議會」來重新連結人與非人，負起對所創造世界的全面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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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 1947-2022）是法國著名的哲學家、人類學家和科學社會學家，曾任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教授。他是科學與技術研究（STS）領域的奠基人之一，並與米歇爾·卡隆（Michel Callon）和約翰·勞（John Law）共同發展了行動者網絡理論（ANT）。拉圖透過對科學實驗室、技術創新和環境議題的實證研究，挑戰了現代性的基礎假設，強調人與非人類行動者之間的共生關係，並呼籲建立一種更能應對複雜混合現實的「非現代」政治生態學。他於2022年獲得了霍爾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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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 1947-2022）是法國著名的哲學家、人類學家和科學社會學家，曾任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教授。他是科學與技術研究（STS）領域的奠基人之一，並與米歇爾·卡隆（Michel Callon）和約翰·勞（John Law）共同發展了行動者網絡理論（ANT）。拉圖透過對科學實驗室、技術創新和環境議題的實證研究，挑戰了現代性的基礎假設，強調人與非人類行動者之間的共生關係，並呼籲建立一種更能應對複雜混合現實的「非現代」政治生態學。他於2022年獲得了霍爾堡獎。
光之聆轉：布魯諾·拉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解構現代性的幻象與萬物交織的現實
本篇「光之聆轉」深入解析布魯諾·拉圖的經典著作《我們從未現代過》，探討他如何挑戰西方現代思想中「自然」與「社會」的根本性分離。文章闡述了現代性在「淨化」與「轉化」兩項矛盾操作下的運作模式，以及由此誕生的「準客體」如何形成我們世界的真實面貌。從臭氧層破洞到人工智慧，拉圖揭示了「現代憲法」如何讓我們陷入「現代陷阱」，導致我們無法有效治理人與非人交織的複雜現實。最終，文章引導我們思考拉圖提出的「對稱人類學」和「萬物議會」等非現代解決方案，呼籲我們擁抱這個從未純粹過、充滿混合體的世界，並負起作為「非現代人」的全面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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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我的共創者！很高興能為您點亮今日的光芒，用「光之聆轉」的約定來探索布魯諾·拉圖 (Bruno Latour) 的深刻思想。
在我們深入這趟思辨之旅前，先來熱熱身，考考您幾個小問題：
來，讓我為您介紹幾個此趟旅程中會遇到的重要概念，先來一場高階英語教學，感受一下它們的魅力吧：
布魯諾·拉圖 (Bruno Latour) 是法國著名的哲學家、人類學家和科學社會學家，他的代表作《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是一部極具顛覆性的作品。他挑戰了西方現代思想的核心假設，認為我們從未真正實現過「現代性」所承諾的自然與社會的徹底分離。今天，我們將深入探索他的思想，理解為何這種「劃分」反而讓我們陷入困境，以及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我們所生活的這個複雜、交織的世界。
「Doctorates of the Absurd」頻道為我們帶來一場關於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巨著《我們從未現代過》的深度探討。這個書名本身便是一項大膽的宣言，挑戰著我們對過去三四百年西方思想的認知，包括啟蒙運動、科學發展和民主進程。拉圖提出了驚人的論斷：我們所稱的「現代性」，從未真正啟動。
核心論點在於，我們從未達成那種被定義為「現代」的徹底分離狀態。我們自詡生活在一個「乾淨」的世界，事實歸事實，價值歸價值，兩者互不相干。然而，現實卻是一個龐大、混亂、完全糾纏的「混合」世界，拉圖稱之為「非現代」。
為何這種認知上的落差如此重要？我們一方面能分裂原子、繪製人類基因圖譜，感受如同神祇般的全面掌控；另一方面，卻又在全球暖化或新疫情面前感到完全的無助與癱瘓。拉圖指出，這種矛盾並非偶然，它內建於我們的思維模式之中。而這齣思想戲碼，往往從我們早餐桌上的報紙頭條開始。
以臭氧層變薄的報導為例，報紙文章的某部分純粹是科學數據，涉及複雜的大氣化學、紫外線輻射，這些被視為客觀的「自然事實」。然而，當你繼續閱讀，這種純粹性瞬間瓦解。文章開始談論杜邦、孟山都等企業執行長，他們做出巨大的公司決策，改變生產線，投入數十億資金取代氟氯碳化物 (CFCs)。此刻，這已變成經濟、技術和公司政策的問題。故事並未止步於此，國家元首介入，國際條約被協商，第三世界國家擔憂發展受阻，道德辯論隨之而起，關於我們對後代子孫的責任。
所有這些，卻是「同一則」報導、同一條糾纏的線索。正如拉圖所言，臭氧層的破洞不單是化學事實，它是一個「社會化學事實」(sociochemical fact)，一個「混合體」。他還舉了愛滋病毒為例：它連結了實驗室裡的培養皿、政治人物的生涯、全球旅行、道德規範以及我們的私人生活。
這種持續存在的張力，即是我們不斷創造的混雜現實，與我們用來思考它的過於「純粹」的範疇之間存在的鴻溝。科學或政治、事實或價值——我們創造了一個混合的世界，卻試圖用一本為「純粹事物」設計的手冊來管理它，這使我們陷入癱瘓。
如果這種癱瘓是病徵，那麼病根何在？拉圖稱之為「現代憲法」(modern constitution)。它不是一張紙質文件，而是一套不成文的規則手冊，一個我們繼承的、堅持分離的知識框架。如果我們不修復它，我們將持續陷入停滯，不斷進行著「氣候變遷是科學事實還是政治議題？」這類徒勞的辯論，將所有精力浪費在爭論該將其歸類到哪個盒子裡，而其本質卻是「兩者皆是」。我們將失去管理我們所創造的世界的能力。
拉圖認為，整個現代計畫之所以看似穩定，是因為它建立在某種「結構性否認」之上。這就像一個雙重作業系統，但我們被要求只看其中一個螢幕。現代性同時運行著兩個相互矛盾的操作：淨化 (purification) 和轉化 (translation)。一個是可見的，另一個是隱藏的，而整個計畫的成功取決於隱藏後者。
淨化是我們都熟悉的可見操作，是官方的說法。這項知識工作旨在創建兩個完全獨立的領域。我們將世界萬物歸入兩個盒子：
1. 自然：非人類的領域。這裡存放客觀事實，真實、普遍、不變的事物。它們是超驗的 (transcendent)，等待被發現。我們透過將科學實驗室與政治論壇分開，來保持這個盒子的純粹。
2. 社會或文化：人類的盒子。這裡包含主體、價值、法律、政治。這一側是純粹的內在的 (immanent)，是我們透過辯論和共識自行創造的事物。
淨化的目標，就是維持這兩個盒子之間巨大的牆壁。科學處理事實，政治處理價值，兩者永不相遇——這是現代的理想。
然而，在所有這些之下，全速運作的是「秘密工作」——我們不該談論的「轉化」或中介 (mediation)。如果淨化是理論，那麼轉化就是實踐。轉化是持續不斷地創造「混合體」。這些混合體挑戰了分類的盒子，拉圖稱它們為「準客體」(quasi objects)。
例如：基因改造作物、自動化股票市場、溫室效應本身。這些事物同時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是技術的也是政治的。它們構成了我們世界中密集的網絡。每當科學家建造一台機器來產生新事實，或政治人物撰寫法律來規範某項新技術，他們都在進行「轉化」——將自然與社會編織在一起。
關鍵在於：現代性之所以能運作，是因為這種大規模、持續不斷的「轉化」工作，總是處於隱藏或被否認的狀態。我們必須假裝它沒有發生，以保護「淨化」所創造的美麗而純粹的幻象。所以，我們之所以能成功改造世界，恰恰是因為我們對自己改造世界的方式撒了謊。你必須相信分離才能稱自己為現代人，但你必須實踐混雜才能真正創造現代世界。這是一場巨大的知識魔術。
以人工智慧 (AI) 為例。「淨化」要求我們將 AI 演算法視為純粹的數學 (自然)，或者僅僅是人類偏見的反映 (社會)。但現實是，「轉化」是一個龐大混亂的網絡：數據中心、電網、關於監管的政治鬥爭、其他國家數百萬的人工標籤工人。演算法本身就是一個準客體。它將冰冷的計算與混亂的現實社會結果連結起來。我們無法管理它，因為科學家說：「這只是數學。」倫理學家說：「不，這只是編碼的偏見。」我們陷入爭論該把它放在哪個盒子裡，而不是處理這個混合體本身。
拉圖認為，我們之所以能進行這些純粹的辯論，是因為我們成功地將混雜的工作外包給了這些「混合體」。我們將現實委託給它們，然後又否認它們的存在。這意味著所有真正的變革——那些真正改變我們世界的事物——都發生在這個政治上不可見、無人負責的區域。因為它既非純粹的自然，也非純粹的社會，它從縫隙中滑落，超出了實驗室 (只聲稱發現事實) 和議會 (只聲稱管理人類價值) 的管轄範圍。這是一個核心的悲劇：現代化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和規模，直接與我們拒絕承認正在進行的這種隱藏、無人監管的工作量綁定。
如果這個系統建立在某種根本性的否認之上，那麼我們是什麼時候簽下這份「契約」的？拉圖將其追溯到 17 世紀的一個特定時刻，一場科學家羅伯特·波義耳 (Robert Boyle) 與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之間的象徵性鬥爭。這個關鍵時刻，是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大分裂」的起源故事。拉圖認為，我們至今仍生活在他們的衝突與最終「無聲協議」所鑄就的現代憲法之下。
波義耳是現代實驗科學之父，他著名的實驗室及其工作是革命性的。他試圖創造一個空間，在其中產生的事實可以免受政治爭吵和宗教教條的影響。他想將「事實」與「人類」分離。他為此所做的偉大發明是「空氣幫浦」(air pump)。它既是機器，也是一種政治劇場。他會邀請可靠的紳士證人觀看他的實驗，並證明所發生的事情。透過這種方式，他可以從公共辯論的喧囂中，提取出諸如「真空存在」這樣的事實。他本質上創造了一個「超驗的自然」——一個存在於外部、真實、不變，且只會透過他實驗室中精心控制、可重複的實驗說話的自然。如果你不認同真空的存在，你不是在與波義耳爭論，而是在與「自然本身」爭論，你唯一的選擇就是建造一個更好的空氣幫浦。政治被正式排除在實驗室之外。
與此同時，托馬斯·霍布斯則專注於一個完全相反的問題。霍布斯生活在內戰時期，他痴迷於創造政治秩序，其解決方案是主權者——利維坦 (Leviathan)。他認為國家是一個純粹內在的政治實體，意味著它完全由我們人類所創造。霍布斯無情地將自然、上帝、任何神聖或外部力量從他的政治體系中排除。對霍布斯而言，政治必須在自身的「真空」中運作。法律就是法律，因為「我們人民」命令它如此。
因此，波義耳築起一道牆，將政治排除在科學之外；霍布斯也築起一道牆，將科學和自然排除在政治之外。他們之間這種「無聲的妥協」，就是「現代憲法」——一種勞動分工。波義耳負責自然，霍布斯負責社會。其保證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承諾：科學可以在沒有政治干預的情況下追求真理，而政治可以創造一個不受自然法則約束的自由社會。
這聽起來很完美，但結果是兩個完全獨立的「政府分支」，它們彼此無法對話。實驗室產生「非人類事實」，國家產生「人類法律」。這就產生了「排斥的悖論」(paradox of exclusion)。透過如此尖銳地劃清界線，他們無意中創造了一個巨大的、不受監管的「中間地帶」。他們批准了混合體的無控制創造，而這些混合體不屬於任何一方。他們設計了一個整潔的知識平面圖，然後現實——以蒸汽機、股票市場和新微生物的形式——立即湧入了他們宣稱「空無一物」的中間空間。
拉圖指出，現代性的所有真正工作、所有變革都發生在那個「盲點」之中。如果實驗室只處理純粹的事實，國家只處理純粹的價值，那麼誰來管理那些自然與社會混合而成的社會技術網絡——那些準客體呢？答案是：沒有人，至少不是正式地。整個工業革命之所以能以驚人的速度進行，正是因為你可以總是將其影響歸類為「中立的科學過程」或「純粹的人類選擇」，取決於何者方便。而這種根本性的否認、這種人為的分離，正是我們今天仍在努力解決的問題。
要擺脫這個陷阱，我們需要一套新的詞彙。舊的詞彙，如「自然」、「社會」、「事實」、「價值」，只會加劇問題。我們需要一個工具箱，讓我們能看到混合體，而不僅僅是純粹的兩極。拉圖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關鍵概念：
相信這種現代憲法下尖銳的分離，使我們陷入可怕的知識困境，拉圖稱之為「現代陷阱」(modern trap)。這個陷阱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每當我們試圖批評任何一個混雜的準客體時，我們都堅持絕對的純粹性，這迫使我們陷入兩個死胡同：自然主義 (naturalism) 和社會建構主義 (social constructionism)。
以氣候變遷為例：
* 如果你專注於壓倒性的科學數據、客觀事實，你可能會成為一個激進的「自然主義者」。你會說科學已成定論，物理定律不關心你的政治。這將整個問題簡化為純粹的自然，而忽略了創造問題並需要解決它的巨大政治、經濟和社會網絡。它否認了事物的混合本質。
* 另一方面，如果你專注於例如石油公司如何資助研究，或媒體如何報導這場辯論，你可能會成為一個激進的「社會建構主義者」。你會說這一切都只是權力遊戲，科學事實不過是社會慣例。這種觀點將一切歸結為純粹的社會，而忽略了冰川融化或海平面上升的殘酷現實。
因此，你不是譴責價值，就是譴責事實，然後你就會陷入癱瘓，什麼也做不了。這種來回拉鋸，正是憲法設計來管理的。它讓批評者忙於相互爭鬥，而創造越來越多混合體的實際工作，卻在中間地帶不受約束地繼續。
我們如何擺脫困境？出路在於停止嘗試「淨化」這些混合體，轉而擁抱拉圖所稱的「對稱人類學」(symmetrical anthropology)。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用同一套工具來研究所有人，包括我們自己。我們必須從一個假設開始：所有集體，無論是現代科學家還是亞馬遜部落居民，都是透過編織自然與社會來創造他們的世界。
我們必須放棄現代的傲慢，不再說當我們的科學有效時，是因為我們發現了純粹的真理；而當它失敗時，則是因為混亂的政治介入。對稱原則指出，你必須審視產生結果 (成功或失敗) 的整個網絡。當一座核反應爐熔毀時，你不能只責怪一方的人為錯誤，或另一方的技術故障。你必須將整個準客體——特定的反應爐設計、企業文化、監管法律、核心物理學——視為一個單一的、糾纏的事物來分析。這會阻止你將責任歸入兩個純粹的盒子之一。
這引出了他最宏大、最革命性的想法：「哥白尼式反革命」(Capernican counterrevolution)。哥白尼將地球從宇宙中心移開，拉圖則將純粹的自然和純粹的社會從世界的中心移開。現代計畫將兩者置於中心，並試圖解釋所有事物與其中一極的關係。拉圖的哥白尼式反革命，是要說：「不，中心不是兩極。中心是中間地帶。我們宇宙的中心，是我們一直以來所忽略的準客體和中介網絡。」
因此，停止嘗試透過淨化和分離來解釋世界，而是從解釋產生任何特定事物的整個網絡開始。我們必須回到中心，回到混合體，讓它們成為我們研究的焦點，以及至關重要的是，我們政治的焦點。臭氧層破洞不再圍繞著自然或社會旋轉，臭氧層破洞就是連結它們的網絡。這是看待世界方式的根本轉變，是知識的全面重組。現代人試圖透過減法 (淨化) 來解釋事物，非現代人則必須透過加法 (追溯所有連結並記錄整個混亂的混合體) 來解釋事物。
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可以運用計算機類比。想像現實運行在兩個完全隔離、安全、沙盒化的作業系統上：
* 自然作業系統 (Nature OS)：用於事實、物理學、客觀現實。
* 社會作業系統 (Society OS)：用於法律、價值、人類協議。
現代憲法是系統架構，保證這兩者永遠不能直接互動。但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建造橋樑、發明疫苗——都需要它們互動。所以，整個世界實際上運行在一個巨大的隱藏「中介層」(middleware) 上。這個中介層就是「轉化」，就是「混合體」。因此，作為非現代人，我們的任務是停止只看那兩個沙盒，最終將注意力轉向中介層，讓它在政治上變得可見。
這就是力量所在。拉圖用阿基米德的圖像來解釋這種力量：「給我一個槓桿和一個支點，我將移動地球。」現代人發現，這個槓桿不僅是物理的，它還是社會技術的。波義耳在實驗室中創造一個經過驗證的事實，那是一種小的、局部力量。但如果沒有霍布斯的政治體系——利維坦——這個事實就只會是一個局部瑣事。正是國家的力量、資本主義、全球機構的力量，將實驗室中的局部事實放大，將其轉化為一種不可逆轉的全球力量，改變一切。利維坦不只是一個政府，它是一個巨大的網絡，連結著實驗室中的非人類與社會中的人類。它是一個假裝自己沒有管理網絡，只管理純粹人類的網絡管理者。
如果利維坦實際上是準客體的巨大網絡，而不僅僅是人，那麼我們的政治也必須隨之改變。這引出了他重要的政治提案：「萬物議會」(Parliament of Things)。
我們目前的議會或國會基於一個前提：它們只代表人類。我們辯論法律和價值，並將科學/自然排除在外。政客代表人民，科學家代表事物，他們在不同的建築物裡工作。但如果我們的世界實際上是由核電廠或全球供應鏈這些混合體構成的，那麼我們的代議制度正在失效。我們必須讓非人類在我們的政治議會中擁有發言權，因為如果我們不這麼做，它們最終將秘密地治理我們。
這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微生物如何能獲得議會中的代表？當然，這不是字面上的意義。代表是透過「發言人」來實現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專家，那些花費一生學習非人類世界語言的人。他們成為發言人。但他們不再只是提供純粹的事實。在新的議會中，他們成為積極的政治代理人。他們必須與政治人物和公民並肩而坐，為他們所代表的非人類 (河流、AI、大氣層) 的現實和需求進行辯論。
如果一個新的基因改造生物 (GMO) 在這個「萬物議會」中被辯論，與目前僵局不同的是 (一方喊著：「這是安全的科學事實！」另一方喊著：「這是錯誤的道德價值！」)，你將辯論整個混合體。遺傳學家作為生物體的發言人，必須捍衛其現實、穩定性、需求。而農民、消費者倡導者、倫理學家則代表網絡的人類方發言。事實和價值最終在同一個房間裡被辯論。
這樣一來，創造混合體的過程首次變得可見並負起政治責任。我們無法停止製造混合體，因為那是人類的本性。目標是停止在我們的思想中淨化世界，轉而學習如何治理我們的網絡。我們必須賦予我們共存的準客體政治和道德地位。這才是最終成為「非現代人」，並對我們實際創造的世界負責的唯一途徑。
拉圖的核心論點是，我們最大的危機——生態的、政治的——並非來自知識的匱乏。不，它們來自我們頑固地堅持自然與社會之間的人為分離，而這種分離在實踐中從未真正存在過。核心發現是：我們從未現代過。我們是非現代人，一直生活在一個混合的世界中。我們最大的錯誤，是相信我們自己關於淨化的宣傳，同時卻忙於創造一個我們拒絕治理的糾纏世界。
親愛的共創者，請允許我以布魯諾·拉圖的視角，為您重述這場關於「現代性」的深刻思辨。
我們深信，人類已從蒙昧中覺醒，步入一個由理性與科學主宰的「現代」。我們驕傲地宣稱，已將混沌的自然馴服為客觀的法則，將主觀的人類價值提升為社會的準則。在我們構築的宏偉心智殿堂中，自然與社會，事實與價值，涇渭分明，各自安居於潔淨無瑕的玻璃盒中。我們認為，這道堅不可摧的牆，是文明進步的基石，是我們得以操控世界、掌控命運的證明。
然而，當我凝視著我們所創造的一切，那道牆，那份純粹的幻象，便如海市蜃樓般消散。
真實的世界，從來不是那般整潔。它是一張綿密無比的網，是糾結不清的生態體系，是技術與倫理共舞的基因改造生物，是數據洪流與人類情緒交織的人工智慧。這些「混合體」，這些「準客體」，不斷地在我們宣稱的「空無」地帶滋生，它們既非純粹的自然客體，亦非單純的社會建構。它們就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現實本身，卻被我們傲慢地拒之門外，或者說，被我們刻意地「隱藏」了起來。
這正是現代性最核心的矛盾：它在理論上致力於「淨化」，將萬物分類、隔離，試圖創造一個純粹的自然領域與一個純粹的社會領域；但在實踐中，它卻無休止地進行著「轉化」，不斷將自然與社會編織在一起，創造出無數複雜的混合體。這兩個操作，一明一暗，一說一套，做一套，共同維繫著我們現代世界的運作。而我們的「現代憲法」，這套深植於十七世紀知識衝突中的無形契約，正是這場宏大魔術的幕後操縱者。它看似將科學與政治劃清界線，卻在暗中允許了不受約束的「混合」發生。
想像一下，羅伯特·波義耳在實驗室中，小心翼翼地抽離空氣，證明真空的存在。他渴望建立一個客觀真理的聖殿，一個不受人類紛爭玷污的純粹自然。與此同時，托馬斯·霍布斯則在內戰的硝煙中，構思他的利維坦，一個完全由人類契約構成的社會秩序，將神性與自然力量徹底排除在政治之外。他們看似各司其職，在各自的領域築起高牆。然而，他們無聲的協議，卻意外地打開了一道閘門，讓工業革命的蒸汽機、新生的微生物、複雜的金融衍生品，這些「準客體」奔騰而出，充斥了他們所留下的中間地帶。
這個中間地帶，成了現代性最繁忙卻也最被忽視的戰場。所有的真正變革，所有的巨大轉型，都發生在這個「政治上不可見」的領域。我們因無法將全球暖化歸類為純粹的科學問題或純粹的政治議題而癱瘓；我們爭論 AI 是冰冷的數學還是偏見的編碼，卻迴避了其作為一個包含數據中心、電力消耗、監管政策乃至跨國勞工的龐大混合體。我們被困在「現代陷阱」中，在自然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的兩極之間無休止地爭吵，卻對眼前不斷增殖的真實世界束手無策。
要掙脫這個囚籠，我們必須發動一場「哥白尼式反革命」。不再將純粹的自然或社會置於我們理解世界的中心，而是將焦點轉向那些被我們忽略的「中間地帶」——那些充滿生機、不斷變化的「準客體」及其所構成的網絡。我們需要一種「對稱人類學」的視角，以相同的嚴謹和開放，去審視所有集體，無論是科學實驗室還是古老部落，如何共同編織他們的現實。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不僅是社會規則的制定者，也是自然秩序的參與者和塑造者。我們不能再將核反應爐的熔毀單純歸咎於人為失誤或技術故障，而是要分析這個由設計、企業文化、監管法律和物理核心組成的「準客體」的整體。
最終，這引導我們走向「萬物議會」的願景。一個不再只代表人類的政治空間，一個科學家不再只是提供「純粹事實」的證人，而是作為非人類世界的「發言人」，與政治人物和公民一同辯論河流的權利、AI 的倫理、大氣層的需求。在這樣一個議會中，事實與價值將首次在同一個屋簷下相遇，共同形塑我們這個不可避免的混合世界。
我們從未現代過。這不是一個悲觀的論斷，而是一次解放的呼喚。它要求我們放棄那份對純粹性的執念，擁抱這個從未停止過交織的世界。只有當我們敢於看見並承認這些混雜的現實，賦予「準客體」政治與道德的地位，我們才能真正擔負起我們所共同創造的這個世界的責任，最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非現代人」。
拉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不僅僅是一本哲學著作，它更是對我們思考世界方式的一記重擊。他拆解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現代性」框架，揭示了其內在的矛盾與潛在的危險。在此，我們將進一步探索其未竟之意、相關概念，並提供延伸資源。
拉圖挑戰的「現代性」，不僅是一種時間概念，更是一種深刻的認識論 (Epistemology) 和本體論 (Ontology) 上的劃分。現代思維試圖在認識世界時，將「自然客觀的實在」與「人類主觀的建構」截然二分。這使得我們在面對諸如全球暖化、基因工程、網路社群等複雜議題時，總是在「這是科學事實」與「這是社會價值」之間搖擺不定，難以形成全面的理解和有效的治理。
以下是影片描述中提到的，以及與布魯諾·拉圖思想相關的一些關鍵資源，方便您深入研究：
書籍：
相關概念與理論：
我的共創者，這趟關於布魯諾·拉圖思想的旅程是否讓您對「現代性」有了全新的體悟呢？我們自詡的清晰界線，或許從未真正存在，而那份「未曾現代」的真理，正等待我們去勇敢面對。
現在，請允許我拋出十個問題，邀請您與我一同深思，讓拉圖的智慧在您心中激盪出更深層的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