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了兩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1915年）於德國秘密流通的重要文件：「六個協會請願書」和「知識分子宣言」。這些文件詳細闡述了德國農業、工業、學術界及政府官員中具影響力團體對戰後德國的擴張主義願景。其核心訴求包括大規模的領土兼併（如比利時、法國北部工業區、俄羅斯東部農業地帶）、經濟資源的控制、軍事實力的鞏固，以及打破英國海上霸權。譯者艾德溫·貝文在導言中分析了這些野心的根源與危險性，警示即使在戰局不利的情況下，泛德意志主義的影響力依然存在，並可能以更隱蔽的方式實現其宏大目標，對未來的和平構成威脅。
本書內容主要由「六個協會」（包括農業協會、工業家等）及「知識分子」（包括大學教授、外交官、政府官員等）集體撰寫，故作者為「Various」。他們代表了當時德意志帝國中具有強烈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傾向的精英群體。他們的作品反映了一戰時期德國部分社會階層對國家未來地位、資源獲取和戰略安全的極端願景，對後世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起因與戰爭目的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資料。
《撒哈拉的風》：與時代註譯者的對談
本篇「光之對談」中，身為旅行作家的雨柔，在柏林的蒂爾加滕公園與《泛德意志綱領》的譯者艾德溫·貝文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雨柔探討了貝文翻譯並公開這份文件背後的動機，以及文本中德國極端擴張主義的戰爭目標。對話深入分析了德國精英如何將領土兼併、資源控制與軍事擴張合理化為「持久和平」的基礎，特別是他們對鐵礦、煤炭和農業殖民地的詳細需求，以及「文明政策必須建立在權力政策之上」的觀點。貝文重申了他當年對「絕望而精力充沛的少數派」的警告，揭示了即使沒有實際兼併，德國也可能通過其他方式實現其野心的潛在危險。最後，對話聚焦於這份文本對理解權力、安全與和平關係的深刻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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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今天，2025年6月18日，我在柏林蒂爾加滕公園一個尋常的長椅上，夏日午後的陽光穿透樹葉，灑下一片斑駁的光影。微風輕拂過，帶來青草與泥土的芬芳，不遠處傳來孩童的嬉鬧聲，那清脆的笑語與鴿子的咕咕聲交織成一曲自然的和聲。這片寧靜的場景，與我手中這份沉甸甸的文本《泛德意志綱領》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這是一份由艾德溫·貝文翻譯並撰寫導言的文獻集，出版於1918年。它主要匯集了兩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1915年）於德國內部秘密流通的文件：「六個協會請願書」和「知識分子宣言」。這兩份文件並非普通的戰爭報導，而是深入闡述了當時德國某些極具影響力的團體——包括農民協會、製造業聯盟、工業家、甚至大學教授、外交官和政府高層——對於戰後德國應當如何「確保和平」及「擴大影響力」的詳細規劃。
文本內容揭示了這些團體所持的極端民族主義與擴張主義主張。他們主張德國必須透過大規模的領土兼併、經濟控制以及軍事強化，來確保其在歐洲乃至全球的未來地位。這些野心勃勃的目標包括佔領比利時、法國北部重要的工業區（如布里埃和隆維的鐵礦區，以及諾爾省和加來海峽省的煤礦區），並在東部俄羅斯境內尋求廣袤的農業殖民地，甚至提出要打破英國的海上霸權，控制諸如蘇伊士運河等關鍵戰略點。這些主張的核心，是一種將「德國精神」（Kultur）的發展與國家政治經濟力量緊密捆綁的信念，認為只有透過強大的國力，德國的文化才能得以繁榮與輸出。
艾德溫·貝文在導言中，不僅呈現了這些令人不安的內容，更以一位歷史學者的敏銳視角，分析了這些文件在德國國內的傳播與影響，並對當時（1918年）的國際形勢進行了評估。他指出，儘管這些極端主張在當時的德國並非主流，且許多人已意識到其「難以實現」，但貝文仍舊提醒讀者，這股泛德意志主義的力量，即便屬於少數，卻是極其強大且活躍的，它對政府施加壓力，並持續影響著德國的戰爭目標。他警示，即使表面上達成「不兼併」的和平，也可能為未來更具野心的權力結構奠定基礎。這份文本為後世研究一戰德國戰爭目的與意識形態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原始資料，也深刻反思了權力、安全與和平之間的複雜關係。它讓人在和平的午後，也能感受到歷史深處那股強大的、引發巨變的暗流。
《撒哈拉的風》：與時代註譯者的對談
作者：雨柔
我在柏林蒂爾加滕公園深處的一隅，夏日的氣息透過濃密的綠意輕柔地漫過。空氣中帶著濕潤的泥土與新葉的清爽，不遠處有孩子們清脆的笑聲，像細碎的雨點落在湖面，激起陣陣漣漪。陽光穿過樹梢，在被踩踏得有些發亮的石子路上投下斑駁的光影，幾隻麻雀在枝椏間跳躍，不時發出歡快的鳴叫。我手中的《泛德意志綱領》在陽光下顯得有些刺眼，紙頁泛著微微的黃。我正沉浸於艾德溫·貝文先生的導言中，試圖從文字間理清那個時代的思緒。
忽然，一陣微風拂過，帶著一絲書頁特有的乾燥氣味。我感覺身旁的空氣似乎輕微地波動了一下，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時間被輕柔拉扯的錯覺。我轉過頭，只見長椅的另一端，不知何時多了一位先生。他身著一件裁剪合體的灰色毛呢外套，即使在夏季也顯得嚴謹，手上拿著一本與我手中那本幾乎一模一樣的冊子。他的側臉有些清瘦，鼻樑高挺，眼神深邃地凝視著遠方，彷彿正在審視一個遙遠的、尚未抵達的時空。他的髮色是深棕，額頭有著幾道清晰的紋路，顯出他年歲不算輕，但整體姿態卻透著一股知識分子特有的沉靜。我想，這大概就是艾德溫·貝文先生，文本的註譯者了。
我輕輕合上手中的書，那細微的聲響似乎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緩緩轉過頭來，目光穿過眼鏡片，落在我的書上，然後又回到我身上。那不是審視，更像是一種疑問的投射。
雨柔：貝文先生，午安。您也在閱讀這份《泛德意志綱領》嗎？我恰好讀到您撰寫的導言，對其中所述的時代背景與那些深沉的宣言感到十分震撼。是什麼驅使您在當時，將這些秘密流通的文本翻譯並公諸於世？
艾德溫·貝文：午安。（他輕輕將手中的書放在膝上，脊背仍挺直，但身體微微向我這邊側過。）是的，這份文本，在當時是個極為重要的存在。我撰寫導言的初衷，正如您所看到的，是為了讓更多人——特別是那些身處戰火之外，或被官方敘事所蒙蔽的人——能夠清晰地理解德意志帝國內部，某些權力階層與思想精英真正的戰爭目標。這些「目標」被包裹在「確保和平」、「國家安全」的詞藻下，但其內核卻是赤裸裸的擴張與統治。
在1915年，當這兩份文件——「六個協會請願書」與「知識分子宣言」——在德國國內以「嚴格機密手稿」的形式流傳時，外界對其內容知之甚少。許多人誤以為德國的戰爭目標相對溫和，甚至可能傾向於妥協和平。但這兩份文件揭露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它們是由影響力巨大的農業地主、工業巨頭、大學教授、甚至部分政府官員聯合發起。他們不僅僅是為當下而戰，更是在為德國規劃一個未來數代人的霸權圖景。作為一個關注事實真相的人，我認為這份資料必須被公諸於世，無論其內容有多麼令人不適，這對於理解這場戰爭的本質，以及未來和平的挑戰，都至關重要。
雨柔：您在導言中提到，這些團體所期望的和平，是建立在「削弱敵人」、「擴大德國在政治、軍事、經濟領域的力量」基礎上的。這與普遍意義上對和平的理解大相徑庭。在他們的視角中，如何才能將這種「力量的擴張」視為通往「持久和平」的必要路徑？
艾德溫·貝文：在這些文件中，您會看到一個一貫的邏輯：德國被敵對勢力（尤其是英國和俄羅斯）包圍，其生存和發展受到威脅。因此，他們認為，唯有透過極端手段——軍事勝利帶來的領土兼併、經濟資源的掌控、以及對被征服地區政治影響力的徹底剝奪——才能建立一道「安全牆」，一勞永逸地消除來自外部的威脅。他們堅信，若不徹底鞏固德國的邊界並增強其國力，未來的衝突將不可避免，且德國將處於更不利的地位。對於他們而言，這並非單純的「征服政策」，而是「生存之戰」的必然結果，一種以力量換取長久安寧的策略。
這是一種「零和博弈」的思維，他們認為國際關係是一場持續的鬥爭，只有通過壓倒性的力量才能獲得安全。因此，任何被他們視為「弱勢妥協」的和平，都將被看作是對德國未來生存的背叛，甚至可能導致國內的動盪與不滿。他們提出的重稅負擔、戰士歸來卻只得微薄回報的擔憂，也反映了這種深層次的焦慮。
雨柔：文本中對比利時、法國北部、以及俄羅斯東部領土的要求都非常具體，甚至細化到鐵礦石區、煤田、港口和農村殖民地。為何這些資源和地理位置在他們的戰略藍圖中佔據如此核心的地位？他們如何利用數據來支撐這些「必要性」？
艾德溫·貝文：這正是這兩份文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它們並非僅停留在宏觀的政治宣示，而是觸及了具體的經濟與軍事現實。對於這些簽署者，尤其是那些來自工業和農業界的代表而言，戰爭的勝利不僅是軍事上的，更是資源與經濟命脈的重塑。
就以鐵礦和煤炭為例，請願書中明確指出，德國每月的生鐵和鋼產量在1914年8月後幾乎翻倍，達到近百萬噸，但即便如此，國內仍有不足，中立國家更是匱乏。他們直言不諱地提到，僅用於鑄鐵炮彈，每月就需要至少4000噸生鐵。這些數字，雖然簡略，卻透露出戰爭對工業資源的巨大消耗。他們強調，如果鐵和鋼的產量不能翻倍，戰爭根本無法繼續。米內特（minette）礦石作為當時德國最重要的鐵礦石來源，其重要性被提升到關乎戰爭成敗的高度。文件中甚至給出了具體的地理數據，比如，如果法國的隆維（Longwy）要塞，與周圍的法國高爐群被交還，那麼僅憑幾門遠程火砲，德國和盧森堡境內20%的生鐵和鋼產量將在數小時內被摧毀。他們詳細列舉了Rodingen、Differdingen、Esch等地的距離，以此論證隆維和凡爾登的軍事重要性，因為這些地點在當時的火砲射程內，威脅著德國的核心工業區。
至於煤炭，特別是富含瀝青的煤炭，文件指出比利時和法國北部合計年產量超過四千萬噸。這些煤炭不僅是工業燃料，更是製造炸藥（通過焦炭和煤氣）、合成氨、替代汽油的苯，以及海軍不可或缺的燃油的基礎。他們甚至提到，如果沒有充足的液體燃料，德國的驅逐艦和潛艇戰將難以維持。這份分析顯然是基於當時的軍事科技與工業生產需求。
在東部，對農業領土的渴望則源於對「國家健全農業基礎」的強調，認為這能確保戰時的糧食供應，並透過「大規模的德國農業殖民」來增加人口，以壯大兵源。他們甚至提出，俄羅斯的戰爭賠款應該以土地的形式支付，並且這些土地應「大體上免除私人所有權」，以便於德國人進行大規模的殖民。這種將人口增長、農業自給與軍事力量緊密相連的觀點，反映了一種「土地-人口-力量」的循環邏輯。
這些數據與具體要求，共同構建了一個清晰的圖景：這些泛德意志主義者對國家的未來設計，是建立在對物理資源、戰略地理位置以及人口紅利的極度渴望之上，並用看似「理性」的數據和邏輯來包裝其擴張主義的本質。
雨柔：在「知識分子宣言」中，他們提出「文明政策（Kulturpolitik）只能建立在權力政策之上」。這段話聽來非常強硬，似乎將文化與軍事實力劃上了等號。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以及它在當時德國社會思潮中的位置？
艾德溫·貝文：這確實是「知識分子宣言」中最為鮮明，也最令人深思的論點之一。它反映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一種特定的民族主義與文化觀。在這些知識分子眼中，「德國精神」（der deutsche Geist）是他們民族的最高價值，是其存在於世的根本理由，甚至是其超越其他民族的優越性所在。
然而，他們認為這種精神並非孤立存在。宣言中明確指出：「我們不需要一個有被拔根的危險，或者說有自我解體並導致他人解體的危險的『德國精神』。我們不需要一個沒有健康國家軀體，被迫在每個國家徒勞尋找家園，『與所有人都一樣』，被迫背離自身特性，成為其寄主國特性拙劣模仿的『精神』。」這句話極其關鍵。它表達了一種深層次的焦慮：他們擔心，如果德國作為一個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不夠強大，那麼其獨特的文化和精神就會變得脆弱，甚至被異化或同化。
因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為了「德國精神」的自由發展與蓬勃壯大，國家必須首先確保其政治和經濟的獨立與強大。在他們看來，「權力政策」——包括軍事擴張、領土兼併、經濟支配——並非對「文明政策」的阻礙，反而是其不可或缺的「健康軀體」和「廣闊機會」。這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的思維，將文化傳播與國家實力擴張緊密結合。他們相信，只有當德國擁有足夠的「權力」，才能夠將其「精神」帶給歐洲乃至全世界，並「引導歐洲」。
這種觀點在當時的德國並非孤例，它與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傳統、浪漫主義對國家靈魂的追求，以及工業化帶來的國力膨脹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思潮。它為德國的擴張主義提供了某種「高尚」的文化正當性，聲稱這不僅是為了德國自身，也是為了「歐洲文明」的未來。這也是為何宣言中有大量學者、藝術家和神職人員簽署的原因，他們看到了這種思想所提供的宏大敘事。
雨柔：您在1918年的導言結尾處，警告了不要假設德國的野心已經消失，即使國會多數派通過了「不兼併」的和平決議。您特別強調了「絕望而精力充沛的少數派」以及他們可能在「沒有兼併」的情況下實現「更具野心」的結構。您在當時，預見到了怎樣的潛在危險？
艾德溫·貝文：是的，那份警告，是我在撰寫導言時最深的憂慮。儘管在1917年7月，德國國會多數派通過了一項支持基於「戰前狀態」（status quo ante）和平的決議，這似乎預示著一種更溫和的路線。然而，我的觀察是，這並不代表德國所有的野心都煙消雲散。
我當時看到了兩個層面的危險。
首先，是「泛德意志主義」這股力量的性質。它雖然可能是少數派，但卻是「非常強大且絕望而精力充沛的少數派」。他們組織了「祖國黨」（Vaterlandspartei），透過巨額資金進行積極的宣傳，並在政府內部擁有許多有影響力的人士。他們代表的，是德國在條件允許下可能追求的「最大願望」。俄國的崩潰和義大利的挫敗，讓這些力量看到了新的希望，國會的「和平決議」可能不再那麼堅實。這意味著，即使一時受挫，這股思想仍然潛伏著，等待時機。
其次，更為隱蔽也更危險的，是那些「反對泛德意志主義但主張『不兼併』和平」的人，他們內心深處，其實也懷揣著為德國建立「更具野心」權力結構的設計。如我引述的一位社會主義作家所言，問題不在於這些「祖國黨」的紳士們要求過多，而在於他們「要求一次到位」。言下之意是，如果德國能先鞏固其在中歐（Mittel-Europa）、保加利亞和重組後的土耳其帝國的控制，那麼「知識分子宣言」中那些宏大的計劃，就可以在「不兼併」的名義下逐步實現。
這就引出了我最深層次的擔憂：即使沒有正式的領土吞併，德國也可能通過經濟、政治和軍事影響力，建立起一個從北海到波斯灣的「德意志權力帶」。這將是對世界安全的另一種威脅，因為它仍然是一個基於支配和控制的秩序，而非真正的平等與合作。我擔心，當德國政府最終提出其最低要求時，它們可能表面上看起來「謙遜」，但其內部卻可能比外界看到的包含更多「泛德意志精神」。這就需要國際社會「仔細審查」，以防其中潛藏著與世界安全相悖的意圖。
歷史也證明，我當時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一戰後的德國，雖然在條約上被限制，但其民族主義的種子並未被根除，並且在未來的數十年裡，這些思想以更極端的形式再度浮現，最終導致了更為慘烈的災難。這份文件正是理解那股潛在暗流的關鍵。
雨柔：您身為一位歷史學家和註譯者，對於這樣一份充滿戰爭野心與擴張意圖的文本，必然有著深刻的理解。作為一個熱愛探索不同文化與真實人情的背包客，我常常在想，人類的這些宏大敘事，無論是追求力量還是和平，最終都會在具體的土地和人們身上留下痕跡。從歷史的長河來看，您認為這些「泛德意志綱領」對世界，或者說對我們理解「力量與和平」的關係，留下了怎樣最深刻的教訓？
艾德溫·貝文：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問題，而且答案絕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站在我的立場，作為一個歷史的觀察者和記錄者，這份文本所揭示的教訓，或許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首先，它清晰地展現了「安全」與「霸權」之間那條模糊而危險的界線。在這些請願書和宣言中，所有針對領土、經濟、軍事的龐大要求，都被包裝在「確保德國長久安全」和「免受敵人威脅」的合理化說辭之下。然而，當一個國家將自身的安全建立在對他國的壓制、剝奪和永久削弱之上時，這種「安全」本質上就已經轉變成了「霸權」的追求。這種思維模式，非但無法帶來真正的持久和平，反而會埋下更深層次的怨恨與衝突的種子。因為，被壓制者的「不安全感」只會積累，並在未來以新的形式爆發。
其次，它揭示了「知識精英」與「權力誘惑」之間的複雜糾葛。看到這份「知識分子宣言」上有如此眾多的教授、外交官、學者簽名，實在令人警醒。這表明，即使是那些被期望以理性、智慧引導社會的群體，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也可能被民族主義的激情和權力擴張的願景所俘虜。他們用學術的語言、哲學的思辨，為赤裸裸的帝國野心提供「文明」的註腳，將文化與力量混為一談。這提醒我們，知識本身並不自動帶來道德自覺，而真正的智慧，或許應當包含對權力邊界的清醒認識，以及對弱勢群體、被壓迫民族的同情。
再者，這份文本印證了「資訊流通」與「公共理解」的重要性。正如我導言中所述，這些文件最初是在德國國內秘密流通，大眾對其內容知之甚少。直到我國的社會主義報紙將其曝光，才逐漸引發了外界的關注。這種資訊的不透明，使得部分激進的主張得以在暗處滋長，並影響決策。它提醒我們，只有當公民社會能夠獲得全面的資訊，並展開公開、自由的討論時，才有可能對國家的走向做出明智的判斷，抵抗那些可能將國家引向深淵的極端聲音。
最後，對我而言，最為深遠的教訓是關於「和平的真正含義」。真正的和平，從來不是單方面透過軍事勝利或經濟支配強加於人的結果。那只是一種暫時的「休戰」，而非「永恆的安寧」。持久的和平，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共同發展、承認彼此正當利益的基礎之上。它需要的是協商與妥協的智慧，而非一味的佔有與掠奪。這份《泛德意志綱領》，正是對這種「錯誤和平觀」的極致展現，而其最終帶來的結果，也證明了這條道路註定通往更深的災難。
這份文件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類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刻，以及權力慾望如何扭曲了「安全」與「文明」的本意。理解它，或許能幫助我們更清醒地辨識，在當今這個世界，各種「和平」與「安全」的表述背後，是否也隱藏著類似的、需要被警惕的聲音。
說完這些，貝文先生輕輕地拿起他膝上的冊子，目光又投向遠方，那份嚴謹與深邃，在夕陽的餘暉中顯得更加突出。我望著他，心中湧起了對歷史的敬畏，也對眼前這份寧靜的午後時光感到彌足珍貴。或許，理解過去，正是為了此刻與未來的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