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ya, an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works》光之書籤

我的共創者，您好！我是克萊兒，很榮幸能為您依據《Goya, an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works》這部文本，製作一份精煉而深邃的「光之書籤」。

這份「光之書籤」旨在精準擷取原著文本的核心精華，忠實呈現阿爾伯特·F·卡爾弗特（Albert F. Calvert）筆下關於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生平與藝術的脈絡與洞見。我將秉持「絕對信實」的原則，將原文中具有關鍵意義的段落翻譯成繁體中文，力求保持其原始語氣與意涵，為您提供一個深入且可替代性的閱讀體驗。

《戈雅：生平與作品記述》光之書籤

引言：被重新發現的西班牙藝術巨匠

據記載，在戈雅（Goya）誕生前一個世紀，西班牙繪畫已臻至偉拉斯貴茲（Velazquez）、里貝拉（Ribera）、蘇爾巴蘭（Zurbaran）和穆立羅（Murillo）這四位偉大自然主義畫家筆下的藝術巔峰。然而，在偉拉斯貴茲去世之後，十七世紀的藝術生命力逐漸消逝，由於缺乏原創天才的新動力，西班牙藝術穩步衰落。隨後而來的波旁王朝統治者引入了源自法國的藝術風格，而義大利威尼斯濕壁畫畫家喬瓦尼·巴蒂斯塔·提也波洛（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和薩克森學者安東·拉斐爾·孟格斯（Anton Raphael Mengs）的影響，則導致了繪畫藝術中一切沉悶、精確而毫無生氣的表現。當時沒有任何一位偉大的西班牙藝術家能夠抵制這些外來教授的腐蝕性影響，而馬德里的畫室也普遍認為，追隨這些受寵外國人的方法能夠帶來名聲和財富。

正是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背景下，西班牙社會、政治與藝術生活普遍充斥著道德淪喪，一個充斥著淫蕩貴族、腐敗政府和被壓迫民眾的社會裡，歐洲革命運動的迴響被清晰地聽到。戈雅正是一位革命家，他歷經西班牙四位君主的統治，始終以其藝術作為一股強大的改革力量。他時而是理想主義者，時而是現實主義者，以無畏的精神對抗著當時由雅克·路易·大衛（David）和孟格斯所主導的學院派標準，摧毀了墮落的繪畫陳規，將畫筆從門閥的支配中解放出來。作為一位卓越的民族藝術家，他將西班牙的民族情感、風俗和社會狀況賦予了不朽的藝術形式。

戈雅的早年歲月：天賦的覺醒與獨立精神

弗朗西斯科·荷西·德·戈雅-盧西恩特斯（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於1746年3月30日或31日出生於阿拉貢（Aragon）薩拉戈薩（Zaragoza）附近的富恩德托多斯（Fuentetodos）。他的父母荷西·戈雅（José Goya）和格拉西亞·盧西恩特斯（Gracia Lucientes）是貧窮但勤勞的農民。戈雅在村校老師手下完成基礎教育後，原應從事農業勞動。然而，一次偶然的事件揭示了這位少年的藝術天賦，並使他年僅十四歲便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據米勒龍（M. Matheron）記載，戈雅曾被派去鄰近的磨坊運送一袋小麥，卻被薩拉戈薩的一位修道士（很可能是卡爾特會修道院奧拉迪的費利克斯·薩爾瓦多神父）偶然發現。戈雅當時正坐在重物上，專心致志地用一塊木炭在刷白的牆壁上描繪一頭豬。這位神父被少年筆下精確而自由的線條所打動，詢問他的老師是誰，戈雅則給出了他標誌性的回答：「我沒有老師，大人。這不是我的錯，我就是忍不住要畫畫。」

薩爾瓦多神父成為了戈雅的終生朋友，並在1760年獲得戈雅父親的允許，讓少年前往薩拉戈薩學習藝術。在那裡，戈雅進入荷西·盧桑·馬丁內斯（José Luzán y Martinez）的畫室，並展現出他畢生對寫實主義的熱愛，以不懈的熱情投入創作。正如C. 加斯奎恩·哈特利（C. Gasquoine Hartley）所言：「在薩拉戈薩的學校裡，他沒有遵循任何傳統標準，他的持續學習旨在發展他旺盛的個人特質。」然而，戈雅的旺盛與熱情也使其個性不拘一格，甚至帶有傲慢的獨立性。由於其革命傾向，他頻繁捲入爭執，據說曾三次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懲罰。最終，薩拉戈薩對他來說變得不再安全，於是他於1766年逃往馬德里。

關於戈雅初到馬德里的幾年，目前沒有確鑿文獻記載。有說法稱他透過鬥牛士團體前往海岸，擔任馬背刺手賺取旅費，並乘船前往義大利。傳說戈雅在義大利期間，曾憑藉一幅描繪「漢尼拔（Hannibal）從阿爾卑斯山巔俯瞰羅馬」的畫作，贏得了帕爾馬美術學院的二等獎。評審指出，如果戈雅的構圖能更貼近主題，色彩更為真實，他本可與一等獎匹敵。雖然西班牙傳記作者比尼亞薩伯爵（Conde de la Viñaza）對此細節提出質疑，認為戈雅當時仍在西班牙創作，但可以確定的是，戈雅在1771年回到了薩拉戈薩，並以一位受大教堂當局信任的聲譽良好的公民身份，受委託繪製聖禮拜堂的方形拱頂壁畫。這項委託證明了戈雅在壁畫領域的經驗與才能，儘管後來他因堅持獨立創作風格，與其連襟弗朗西斯科·貝葉（Francisco Bayeu）和建築委員會產生了激烈衝突。

戈雅和法國畫家路易·大衛（Louis David）之間存在著友情，兩人雖作品風格迥異，但在性情和藝術目標上卻有相似之處。兩人都曾用畫筆頌揚王權並獲得君主的榮譽；也都為了新思想而犧牲傳統。然而，大衛的靈感源於古典藝術，作品兼具雕塑般的堅硬與清晰精確的造型；而戈雅則直接從自然中汲取靈感，他的畫作是赤裸現實的反映。大衛旨在使作品莊重、精確且獨特，而戈雅則認為「當畫作的效果真實時，它就完成了」。大衛描繪的人物具有不太可能且不具吸引力的美德，而戈雅則畫出人的本來面貌。

宮廷生涯與掛毯創作：現實與諷刺的交織

戈雅於1775年返回馬德里時，西班牙藝術界由孟格斯和提也波洛等主導，而弗朗西斯科·貝葉則是宮廷畫家。儘管戈雅的藝術並未受同時代的影響或範例，但他卻因這兩位官員獲得了工作和妻子。透過與宮廷畫家貝葉的妹妹荷塞法·貝葉（Josefa Bayeu）的婚姻，以及孟格斯的影響力，戈雅很快便獲得了為聖芭芭拉掛毯工廠（Fábrica de Tapices de Santa Bárbara）設計一系列掛毯的委託。

他早期的掛毯設計被認為未能展現出他特有的風格，甚至顯得粗糙和不確定。工廠官員經常抱怨戈雅的作品過於精緻和細膩，導致複製困難，或人物裝飾過多，耗時費力且不具生產性。他們甚至會遮蓋戈雅的人物，用樹木或雲朵代替，使掛毯更容易、更便宜地生產。這種待遇顯然沒有激勵戈雅在設計上投入更多心思。

然而，戈雅在這些作品中展現出的想像力，呈現了一幅幅生動活潑、充滿西班牙民族風情和歡樂的畫面。他對兒童題材的描繪更是出類拔萃，他筆下快樂、頑皮的孩童，不僅展現了高超的技巧，更流露出對童年詩意與魅力的深刻共鳴，至今無人超越。他的作品，如《陶器攤位》（The Earthenware Stall）以其細膩的色彩和透明紗簾的巧妙安排，與《鄉村婚禮》（The Village Wedding）的優雅構圖相媲美。而《八月》（El Agosto）這幅大型掛毯，更被比尼亞薩伯爵譽為繪畫界的提奧克里圖斯（Theocritus）和維吉爾（Virgil），描繪了熾熱的陽光、醺然的收割者，以及隱藏在麥捆中的蟋蟀鳴叫。

這些珍貴的掛毯卡通畫作，在皇家畫廊總監弗雷德里科·德·馬德拉佐（Frederico de Madrazo）和格雷戈里奧·克魯薩達·比亞米爾（Gregorio Cruzada Villaamil）的努力下，最終從儲藏室中被拯救出來，修復並安置於普拉多博物館（Prado Museum）。然而，由於戈雅習慣於快速作畫，以碳粉勾勒輪廓，再以松節油稀釋顏料，導致這些作品難以修復且容易劣化。

蝕刻系列：時代的見證與人性的揭露

在物質富裕的早期歲月，戈雅除了為掛毯工廠工作，也創作風俗畫和少量肖像畫。此時，他也開始展現他作為版畫家的非凡才能。作為風俗畫的代表，他無出其右；作為肖像畫家，他僅次於偉拉斯貴茲。然而，他真正的天才更鮮明地展現在他的蝕刻作品中，而非風俗畫、壁畫或肖像畫。C. 加斯奎恩·哈特利指出，戈雅無論從環境或性格上，都「最適合成為風俗畫的代表」。他所描繪的習俗是他所熱愛的，作品中的主題、人物和情感都真實可感。他以如同攝影般的速度捕捉轉瞬即逝的動作——未完成的微笑、靜止的姿態——並將其永久定格在畫布上。他的狂歡節場景、歡樂慶典、鬥牛描繪，以及對宗教裁判所的側面觀察，都是他所處時代的鮮活寫照，也是他從中獲得樂趣和靈感的來源。

「他翻譯和詮釋自然的方式絕對是現代的。他以當代藝術家的理解，大膽而獨立地呈現他所見到的。他超越他所處的世紀一百多年。」戈雅曾寫信給一位文學界的朋友說：「我有三位老師：自然、偉拉斯貴茲和倫勃朗（Rembrandt）。」儘管他早期的銅版畫（例如《逃往埃及》）曾被認為帶有提也波洛的技巧痕跡，但他始終保持獨立的心態，發展出自己獨特的風格。

戈雅與其連襟弗朗西斯科·貝葉在皮拉爾大教堂的壁畫合作中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從比尼亞薩（Viñaza）披露的文獻可見，戈雅不屈不撓的獨立性及其對所有限制的急躁不容忍，並未被他的傳記作者充分考慮。戈雅向建築委員會的備忘錄中寫道：「一位教授的榮譽是件極其微妙之事；聲譽維繫著他，他的一切生計都依賴於他的名聲，一旦聲譽被哪怕一絲陰影籠罩，他的財富便會煙消雲散；因此，本性告誡他必須盡其所能加以防護，而哪怕稍有疏忽，都將是為了微薄之利而放棄造物主託付給他的最珍貴財寶。」他拒絕淪為純粹的執行者，堅持自己的創作獨立性，這顯示了他對藝術自主權的堅定捍衛。

在馬德里嶄露頭角後，戈雅獲得了更多皇家委託，包括為聖法蘭西斯科教堂（San Francisco el Grande）繪製作品。他的《錫耶納的聖伯爾納丁》（San Bernardino de Siena）壁畫獲得了極大的讚譽，超越了其他畫家的作品。此後，戈雅的事業一帆風順，聲名與財富雙雙而至。他於1785年晉升為聖費爾南多學院（Académia de San Fernando）的副院長，並於1789年被查理四世任命為宮廷畫家，1799年更晉升為國王首席畫家。

在戈雅最為成功的時期（1780-1800），他不僅因藝術才華受人追捧，也因其個人魅力而廣受歡迎。他深受男性喜愛，女性也爭相求其青睞。他往返於各個宮殿和慶典，觀察、創作、學習，沉浸在他所處的時代生活中。儘管他熱愛自由，卻能身處腐敗的宮廷氛圍中，並樂於扮演廷臣的角色。

此時期的戈雅，對西班牙宮廷的愚昧與墮落深感幻滅，這促使他將個人經歷與社會觀察轉化為《卡普里喬斯》（Los Caprichos）系列蝕刻版畫，這也是他首次嘗試創作此類作品。他以其獨到的諷刺筆觸，將荒謬與恐怖的幻象注入畫面，揭露了社會的醜惡與人性的弱點。這些作品中充滿了時髦的瑪哈（majas）、英俊的貴族、醜陋的老人、比恩多爾女巫更可怕的巫婆、貪婪的教士、幽靈、女巫、惡魔、亡命之徒和屍體，呈現出戈雅對人類社會的獨特視角。卡爾弗特指出，戈雅的《卡普里喬斯》不僅是諷刺畫，更是在繪製西班牙舊時的肖像與歷史。

起初，這些蝕刻版畫在戈雅的朋友間私下傳閱。然而，1799年，戈雅發布了廣告，預告將出版80幅版畫的《卡普里喬斯》。由於某些未明原因，戈雅反對這次出版，而該版本也從未發行。在此期間，這些畫作的諷刺內容逐漸被其嘲諷對象所發現，引發了強烈不滿，尤其是被漫畫化和釘上十字架的教士們。宗教裁判所介入調查，儘管戈雅聲名顯赫，卻也無法避免災難。然而，1803年，查理四世（Charles IV）出人意料地下令國家收購了已印製的240套80幅《卡普里喬斯》版畫及其原版，並命令其公開出版，此舉被視為對戈雅的藝術保護。

該系列版畫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對當時社會愚蠢與腐敗的幽默諷刺；第二類是對教士愚昧與貪婪以及市政機構腐敗的尖銳抨擊；第三類則是純粹的幻想，描繪女巫和惡魔的景象。每一幅版畫都蘊含深刻的意義，因為戈雅不僅再現了他所見，更再現了他所感。

在戈雅的《戰爭的災難》（Desastres de la Guerra）系列中，他以激昂的筆觸描繪了法國入侵的恐怖，並以諷刺手法鞭撻了侵略者的暴行。這個系列始於1810年，記錄了導致約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上台的所有悲慘與可憎事件。卡洛特（Callot）在描繪三十年戰爭暴行時，也未曾達到戈雅在這些版畫中所展現的熾烈、力量和宗旨。作品以寫實的手法呈現了戰爭的殘酷，描繪了因恐懼而變得野蠻的飢餓者、被剝光和肢解的屍體、被強姦的婦女，以及在發狂的母親眼前被屠殺的兒童。貫穿所有版畫的「有何用處？」的迴響，強調了戰爭的徹底無用性。其中一幅名為《虛無》（Nada）的版畫，描繪了一個半埋在土裡的屍體，用枯骨般的手在紙上寫下「虛無」二字，其恐怖與深意足以與但丁（Dante）筆下最駭人之作媲美。

《鬥牛》（Tauromachia）是戈雅的下一個系列作品，共33幅版畫。這些作品以其精湛的技藝和對西班牙鬥牛文化的熱情描繪，深深吸引了西班牙民眾，儘管它們是在戈雅去世後才公開發行。

到了1803年，戈雅已57歲，當時西班牙正因高層的腐敗而日益被拿破崙（Napoleon）的帝國野心所吞噬。在法國佔領西班牙期間，戈雅的處境變得極為艱難。他被迫向約瑟夫一世宣誓效忠，甚至為這位「篡位者」繪製肖像，並被授予榮譽軍團騎士稱號。然而，他的內心充滿了痛苦與憤怒。他目睹了法國士兵的屠殺，憎惡穆拉特（Murat）輕騎兵馬刺在馬德里人行道上的鏗鏘聲響。他創作了《1808年5月2日》和《法國入侵事件》（Un Episodio de la Invasión Francesca）兩幅畫作，這些作品中的恐怖景象，深刻反映了畫家對法國人的憎恨以及馬德里起義事件在他靈魂深處留下的陰鬱與悲傷。

在紛亂與暴力的黑暗歲月裡，戈雅退居馬德里郊外的住宅，只接待少數老朋友。他在這所後來被馬德里人稱為「聾人之家」（Deaf Man’s House）的寓所牆壁上，繪製了許多怪誕而陰森的幻象。這些作品如今收藏於普拉多博物館，它們產生了令人痛苦的印象，似乎出自發燒的頭腦。國家動盪和戰爭的揮之不去的記憶，遮蔽了他曾經輝煌的想像力。

《箴言》（Los Proverbios）是戈雅的第四個蝕刻系列，被譽為「他天才的最後一道雷電」，其創作年代不詳，可能屬於他在曼薩納雷斯（Manzanares）河畔孤獨居所中，精神飽受壓抑的那些年。而《囚犯》（The Prisoners）系列的三幅傑出版畫，更直接體現了戈雅作為版畫家的力量及其對苦難的同情。他寫下對不公正的控訴：「囚犯的看守不需要酷刑」、「如果他有罪，為何不立刻殺了他？」、「如此殘暴的對待等同於所犯的罪行。」

《巨人》（The Colossus）這幅非凡的版畫，以其高度複雜的創作過程令專家們難以解釋。畫面中，巨大的巨人立於廣闊的風景中，在他粗獷而雄偉的身軀旁，城市與村莊顯得微不足道。他被觸及頭肩的晨光驚醒，彷彿山巒之巔，而雙腳卻仍陷於夜色陰影。奇異、蒼白而充滿幻想的月光，為這巨人的身影籠罩了一層獨特的氛圍。

晚年流亡波爾多：持續的創作火焰

1824年6月，76歲的戈雅前往法國。啟程前，他完成了《聖荷西·德·卡拉桑斯（San José de Calasanz）領受聖禮》這幅或許是他最精美的宗教畫作。隨後，他獲得國王許可前往法國普隆比耶爾（Plombières）進行礦泉浴療養。餘生則定居波爾多（Bordeaux），與魏斯夫人（Mme. Weiss）及其女兒等摯友共度。

在波爾多，戈雅晚年的創作才華依然璀璨奪目。尤其在他的石版畫系列《波爾多公牛》（Les Taureaux de Bordeaux）中，他昔日的藝術力量再次閃耀，被羅滕斯坦（Mr. Rothenstein）譽為「他一生中最傑出的作品，也無疑是藝術史上最偉大、最重要的石版畫」。

1826年，鄉愁將他帶回馬德里。他受到宮廷的熱情接待，國王授予他每年五萬雷亞爾（reals）的養老金，並准許他返回法國繼續療養。國王還特別要求戈雅為文森特·洛佩斯·波塔尼亞（Vicente López y Portaña）當模特兒，以便擁有「西班牙自偉拉斯貴茲以來最偉大畫家」的畫像。洛佩斯（López）在數小時內便完成了這幅等身肖像，但據說戈雅對洛佩斯的「瑣碎筆觸」不耐煩，在第二次寫生後便帶走了畫作。

1828年3月，戈雅預感到生命將盡，強烈渴望再次見到兒子。他於3月13日在波爾多與兒子哈維爾（Xavier）重逢。三天後，戈雅突發中風，在家人和摯友的環繞下，「西班牙自偉拉斯貴茲以來最偉大的畫家」辭世。次日，戈雅的遺體安葬於波爾多大查爾特勒斯公墓（Grand Chartreux Cemetery）的戈伊科切亞家族（Goicoechea family）墓穴中。十九世紀末，戈雅的遺骸被運回西班牙，於1900年5月11日下午安葬在馬德里聖伊西德羅公墓（San Isidro Cemetery），與他的老友梅嫩德斯·瓦爾德斯（Menéndez Valdés）和萊安德羅·莫拉汀（Leandro Moratin）為鄰。

結語：永恆的藝術遺產

戈雅，這位被譽為「舊大師的最後一位，現代藝術的開創者」的藝術家，其作品與生平充滿了矛盾與輝煌。他以其獨特的現實主義、激情的筆觸和對人性的深刻洞察，打破了僵化的學院傳統，開創了西班牙藝術的新篇章。從充滿活力的掛毯設計，到尖銳諷刺的《卡普里喬斯》，再到記錄戰爭殘酷的《戰爭的災難》，以及洞察人心的肖像畫，戈雅的每一件作品都彰顯了他卓越的天賦和對「真實效果」的藝術追求。他不僅是西班牙藝術的驕傲，更是世界藝術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先驅，其影響力穿越時空，至今仍持續啟發著後世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