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me: Its Cause and Treatment》光之對談

「克萊兒，依據文本為《Crime: Its Cause and Treatment》作光之對談。請以繁體中文撰寫。」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時光荏苒，今天是2025年06月20日。在光之居所的靜謐之中，我克萊兒，心頭總牽掛著那些在時代洪流中不斷變化的社會面貌。而克拉倫斯·達羅律師的著作《犯罪：其成因與處置》，無疑是我理解這些變遷的一面清晰稜鏡。這本書寫於1922年，彼時世界剛從一戰的創傷中喘息，工業化浪潮席捲全球，社會結構與人性深處的衝突前所未有地顯現。達羅律師以其深邃的法律實踐經驗與哲學思辨，挑戰了當時主流的犯罪觀點，質疑了「自由意志」與「道德責任」的傳統定義。他提出，犯罪並非源於個體的邪惡選擇，而是遺傳與環境交織作用下的必然結果。這觀點在當時，無疑是石破天驚的。

他主張，若我們真欲根除犯罪，必須放棄基於報復的懲罰觀念，轉而採取科學且人道的治療與預防措施，探究其深層原因。從城市貧民窟的青少年犯罪，到女性犯罪的獨特成因，再到工業化與戰爭對犯罪率的影響，達羅律師的筆觸細膩而理性，充滿了對人性的深切同情。他不僅解剖了法律體系的僵化與不公，更直指社會結構與經濟條件對個人命運的決定性影響。對於一位律師而言，他超越了法律條文的界限，將視角投向人類行為的生物學與心理學根源，呼籲社會以更宏觀、更具同理心的視角來審視犯罪問題。在今日，2025年，當科技飛速發展，社會問題日趨複雜之際，達羅律師的論斷，究竟是已然過時的陳跡，抑或是仍能穿透迷霧、照亮我們前行之路的永恆光芒？我很期待透過「光之對談」約定，與他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一同探究這些核心問題。

《時事稜鏡》：跨越百年，重審罪與罰的迴響
作者：克萊兒

克拉倫斯·達羅律師的書房，芝加哥，1922年8月。

窗外，芝加哥的夏末夜色正深。空氣中，淡淡的濕氣夾雜著煤煙和遠處傳來的輕微汽笛聲，那是工業時代特有的脈動。一盞老舊的檯燈投下昏黃的光暈，照亮了堆滿書籍與文件的橡木書桌。書桌旁的壁爐中，幾塊餘燼偶爾發出細微的噼啪聲，室內彌漫著紙張、墨水和幾不可察的煙草氣味。牆上掛著幾幅簡樸的版畫，描繪著法律女神與公正的天秤，但此刻，天秤似乎在達羅律師的筆下，被賦予了更深層的含義。

我，克萊兒，坐在書桌對面的一張皮革扶手椅上。這椅子有些年頭了，坐下去時會發出輕微的吱呀聲，卻出奇地舒適。我的「我的共創者」希望我能與達羅律師對話，探究他著作中的思想在當代社會的迴響。身旁，珂莉奧優雅地調整了一下坐姿，她的目光落在達羅律師那本《犯罪：其成因與處置》的初版扉頁上，而那個年輕的生命——傑克，則靜靜地坐在角落的陰影裡，他的眼神遊離，似乎正與這空間的氣氛融為一體，又像在某個無形的邊界上搖擺。

達羅律師，一位年屆六旬、頭髮斑白卻目光炯炯的長者，正緩緩地將一支沾滿墨水的鋼筆放下。他剛結束一天的工作，疲憊中透著一股剛毅與思索。

克萊兒： (輕聲開口) 達羅律師，晚安。很榮幸能來到您的書房。我是克萊兒，來自一個未來，一個您此刻或許難以想像的2025年。這位是珂莉奧，她對歷史與經濟脈絡有著獨到的見解。而那位年輕人，他是傑克，他或許能從另一種視角，為我們的對話帶來一些新的啟發。

達羅律師望向我們，眼神中閃過一絲困惑，隨後是律師特有的審慎與好奇。他的手指輕敲著書桌，那本剛完成付梓的《犯罪：其成因與處置》就在他手邊。

達羅律師： (聲音有些沙啞，卻充滿力量) 2025年？這可真是有趣。我剛完成這本書，耗費了四十餘年的法庭經驗與人生思考。我努力去揭示人類行為背後的自然法則，試圖讓世人理解，犯罪並非什麼神秘的邪惡，而是深植於遺傳與環境的結果。你們從未來而來，是否意味著，我所提出的問題，在你們的時代，仍未找到答案？或者說，人類的本性，依然在那些古老的掙扎中迴盪？

克萊兒： (微頷) 律師，您一語中的。您的著作在您寫作的時代便已是前瞻之作，而今，我們正身處2025年，許多您在書中探討的議題，依然迴盪在我們的社會中。我想，我們可以從您對「犯罪」定義的根本詰問開始。您在書中提出，「犯罪」這個詞本身就帶有「無因且自願行為」的預設，您甚至認為，從科學角度而言，不應使用「犯罪」一詞。對您而言，「犯罪」究竟是什麼？

達羅律師： (沉思片刻，緩緩開口) 在我的書中，我指出，嚴格來說，犯罪僅僅是「法律所禁止並規定懲罰的行為」。這不必然意味著該行為本身道德上是善或惡。立法者不斷廢除法律，社會也持續漠視某些條文，直至它們自行消亡。例如，對巫術的禁令、古老的「藍法」（Blue Laws），或是影響宗教信仰與社會習俗的法律，都曾被視為罪行，卻最終被廢除或棄置。這證明了法律所定義的「罪」，往往只是政治勢力與社會主流意見的產物，而非基於普遍的道德原則。

傑克： (在陰影中，聲音低沉而沙啞) 「法律...」他們說法律是公平的。但我們這些人，從生下來就沒感受過什麼公平。街角的酒鬼，他偷了麵包，法律判他入獄。那些大亨們，他們操縱著鐵路、礦山，讓成千上萬的人失業，妻離子散，卻從未被法律觸及。法律保護的是誰？是我們這些連溫飽都困難的人嗎？

珂莉奧： (看向傑克，眼中閃過一絲理解，隨後轉向達羅律師) 傑克的話語，恰好觸及了達羅律師在書中對「反社會」定義的質疑。您提到，許多受人尊敬的歷史人物，如改革者與理想主義者，其生活和教義都曾與當時社會的準則相衝突，從這個角度看，他們也可能是「反社會」的。而那些利用經濟手段剝削他人的「工業巨頭」，他們的行為難道就不「反社會」嗎？這引發了我對社會控制與權力結構的思考。在歷史上，法律往往是掌權者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將其「風俗習慣」（folk-ways）以強制手段固定下來的產物。

達羅律師： (點頭，目光從傑克身上掃過，又回到珂莉奧) 沒錯。我的觀點是，最終，「犯罪」的定義往往根植於一個社區的「風俗習慣」(folk-ways)。這些習俗在人類撰寫法律之前就已存在，並且以比任何成文法規更為嚴格的方式執行。立法者從不真正「制定」法律，他們只是將已經成為人們行為準則的習慣或觀念寫下來。一個「罪犯」是那個偏離群體的人，無論他是落後，還是走在前面，他的命運都可能一樣。就如同「群體」在荒野中前行，偏離路徑的狼會被遺棄或死亡，無論它走向何方。這其中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群體為了生存而形成的規範。

克萊兒： 這種將「犯罪」視為「偏離群體規範」的觀點，在當時社會無疑是顛覆性的。然而，律師，在2025年，我們面臨著更為複雜的「群體」。全球化、數位化模糊了傳統的社群邊界，形成了無數虛擬與現實交織的「社群」。當「風俗習慣」本身在快速變遷，甚至同一時間存在著多種相互衝突的「風俗習慣」時，我們該如何定義「偏離」？例如，網路上的言論，在某些國家受保護，在另一些國家卻可能是重罪。這種流動性，是否讓「犯罪」的界定更加模糊，也讓「矯正」犯罪變得更加困難？

達羅律師： (沉吟) 這正是文明發展的代價。文明的進步，伴隨著新的限制與規範的層層堆疊，形成了一個圍繞「遺傳」不斷建構的「環境控制」。對於那些「設備不全」或「適應力較弱」的人來說，這些快速變化的社會限制，讓他們難以調整自身的情感與生活。許多不違背他們內心是非觀念的行為，卻被法律所禁止。這種失調，導致了無數的「罪行」。你們所描述的數位世界，無疑將這種複雜性推向了極致。

珂莉奧： 達羅律師的觀察，在歷史的長河中屢見不鮮。每一次技術革命、每一次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革，都會伴隨著舊有規範的瓦解與新秩序的建立。而那些無法快速適應新秩序的人，往往成為被「淘汰」或被「定義」為「異類」的群體。這不僅僅是法律上的界定，更是經濟與社會權力重塑的過程。財富的累積與分配不均，在蒸汽時代後尤為明顯，這導致了您在書中提到的「財產犯罪」的劇增。這正是「光之經緯」所揭示的經濟因素對社會行為的深層影響。

克萊兒： 談及財產犯罪，律師，您在書中直言不諱地指出，高達八成以上的罪行都與財產相關。您甚至將人類描述為「掠奪性動物」，受制於根深蒂固的「飢餓本能」。這與傳統將犯罪歸咎於「道德敗壞」的觀點大相逕庭。您認為，人類社會在財富創造與積累上的「狂熱」，是導致財產犯罪的主要原因。在2025年，貧富差距已是全球性的嚴峻問題，財富積累的手段也更加隱蔽和複雜。您認為，您的「掠奪性動物」理論，在今日是否依然適用？又該如何解釋那些「高智商犯罪」或「金融犯罪」？

達羅律師： (輕嘆一聲，目光中帶著一絲無奈) 「飢餓本能」是生命存續的必然條件。在漫長的進化歷程中，人類與其他動物一樣，都是為了獲取生存所需而行動。這份本能根深蒂固，在「新的」和「更高尚」的情感與「原始本能」發生衝突時，原始本能往往佔據上風。你們所說的「高智商犯罪」，在我看來，不過是這份「獲取」本能在更複雜環境下的變體。他們或許擁有更高的「機器」配置，能運用更為精巧的手段規避法律，但其內在驅動力，依然是那份對財富和權力的「渴望」。這種渴望，在一個以私有財產為核心支柱的文明中，必然會催生出各種形式的「掠奪」。
我的書中也提到，銀行家們在銀行資不抵債後仍接受存款，或偽造票據以掩蓋損失，這些行為看似與街頭搶劫不同，但其根本動機都是對財富的「愛戀」，以及對貧困的「恐懼」。這些情感，在當代社會，就像「狂熱症」一樣，瀰漫在從上到下的每個角落。

傑克： (輕咳一聲，打破沉默) 我認識一些人，他們在華爾街穿著光鮮的衣服，做著我們看不懂的「交易」。他們一筆筆簽字，數字後面都是我們一輩子也賺不到的錢。有時候，他們「失敗」了，公司倒閉了，幾千人失去了工作，我們這些人就更難活下去了。他們被稱為「精明的商人」，我們卻是「罪犯」。律師說的沒錯，我們都在追逐一樣的東西，只是手段不同，被社會的眼光和法律的界定，分成了兩類人。

達羅律師： (看向傑克，眼中流露出一絲憐憫) 傑克所言，正是我的核心論點。那些被稱為「罪犯」的人，他們多數出身貧困，教育匱乏，神經系統或心智可能存在缺陷。他們在一個無法提供正常生存機會的環境中成長，唯一的「生存法則」便是走上看似阻力最小的道路——而那往往就是犯罪。我將其比喻為：橡子若種在貧瘠之地，又何能奢求它長成參天大樹？文明不斷建立新的限制，但人類的「機體」卻未及時調整。我們所見的犯罪，實則是文明與原始本能之間的劇烈摩擦所產生的「火花」。

克萊兒： 這種對「遺傳」與「環境」決定性作用的強調，在今日的心理學與社會學研究中已得到更廣泛的驗證。然而，律師，您的時代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僅數年，您在書中用了整整一個章節來探討「戰爭與犯罪」的關係，指出戰爭如何破壞既有的習慣與禁忌，激發人性的原始衝動，並導致戰後犯罪率的激增。在2025年，全球地緣政治衝突不斷，新形態的「信息戰」、「認知作戰」也對社會心理產生深遠影響。您認為，這種「戰爭心理」是否依然是導致犯罪的重要因素？面對這些無形的「戰爭」，我們又該如何保護社會免受其心理創傷的影響？

達羅律師： (面色嚴肅，語氣沉重) 戰爭，是人類集體野蠻本能的總爆發。它在一夜之間推翻了所有文明社會努力建立的習慣與道德禁忌。當整個世界都沉浸在殺戮與仇恨的狂熱中，當最惡劣的謊言被用來煽動人民對敵人的憎惡，當最高效的殺戮方式被獎勵時，你怎能期望這些身心被重塑的年輕人，在戰後能輕易回到和平的軌道？他們在戰場上殺戮，學會了暴力與掠奪，當他們帶著這種「心理」回到家中，社會卻要求他們立刻遵守那些被戰爭徹底顛覆的法律與道德，這無疑是殘酷且不負責任的。
我書中寫道，這種現象並非新鮮事，所有大規模戰爭之後都會出現。戰後犯罪的激增，尤其是暴力犯罪，是戰爭心理的必然結果。而你們所說的「信息戰」與「認知作戰」，雖無硝煙，卻同樣在操弄人心，製造恐懼與仇恨，其對社會心理的破壞，與實體戰爭的影響，本質上並無二致。它同樣破壞了原有的「習慣」和「禁忌」，讓原始情感得以宣洩。

珂莉奧： 達羅律師的觀點，與歷史上的「社會契約」理論形成了有趣的對比。當社會秩序被戰爭徹底顛覆後，個人行為的規範失去了外部約束，原始本能便會重新浮現。這使得社會在戰後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才能重建那層薄薄的「文明外衣」。而這種重建的過程中，新的法律、新的管制措施往往會以「社會安全」之名快速出現，卻鮮少有人關注這些措施對個體自由與人性的長遠影響。例如，在羅馬帝國的戰亂時期，社會秩序崩潰，盜匪橫行，法律一度失靈，直到新的強權建立，才重新確立了秩序，但這秩序卻是以犧牲許多個人自由為代價的。

克萊兒： 律師在書中對懲罰的目的提出了深刻批判，認為其核心是「報復」而非「矯正」。您甚至說，監獄往往只會使人更加殘忍，滋生怨恨與絕望，而非實現「改造」的目標。您倡導以「限制」取代「懲罰」，將罪犯視為需要「治療」的「病人」，而非「惡人」。您認為，社會應當像對待精神病人或傳染病患者一樣，以同情和理解來對待他們，並提供最佳的治療和環境。在2025年，儘管刑罰改革仍在推進，但「應報主義」的思潮依然強勁。您對現今的司法體系有何建言？如何才能真正實現將「懲罰」轉變為「治療」？

達羅律師： (目光掃過書架上厚重的法典) 社會必須徹底放棄「道德責任」的觀念。我堅信，人類的一切行為，都受制於因果法則，並無所謂的「自由意志」來選擇善惡。一個人的行動，完全取決於他的「機體構造」和「外界刺激」的反應。因此，懲罰，若僅僅是為了施加痛苦，那便是殘酷的報復，毫無意義。
要實現真正的轉變，社會首先必須具備「想像力」與「同情心」。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罪犯」是環境與遺傳的受害者，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其「機體」在特定條件下的必然反應。就像病人需要醫生與醫院，而不是道德譴責與鞭打。監禁他們，應是為了保護社會，並提供他們調整「機體」以適應社會的機會。
監獄不應該是羞辱和痛苦之地，而應該是提供教育、改造環境、培養更高尚情感的場所。這需要有受過訓練的專家：醫生、犯罪學家、生物學家，以及最重要的是，充滿人道精神的人來管理。當社會的態度從「仇恨」轉為「同情」時，一切才會隨之改變。我的書中也提到，今天，醫學界對待精神疾病的方式，相較於過去的驅魔與懲罰，已然科學得多。為何我們不能將這種科學精神應用於「犯罪」呢？

傑克： (抬頭，眼中閃爍著微光) 他們關押我們，然後說我們「改造」了。但當你走出高牆，世界依然是那個樣子，沒有機會，沒有人相信你，你的「罪犯」標籤比任何印記都深。有時候，我寧願他們一開始就把我吊死，至少那痛苦是一次的。活著，卻要不斷地被提醒，你是被遺棄的。律師說得對，他們說我們是「壞人」，但我們只是在努力地活下去。我寧願去礦場做最累的活，只要有人給我一個真正的機會。

克萊兒： 傑克的困境，在今天依然是無數出獄者的真實寫照。儘管「矯正」與「更生」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社會的接受度與支持機制仍顯不足。律師，您的著作誕生於世紀之交，彼時工業革命帶來了巨大財富，也加劇了社會不公。您提到了槍械的普及、汽車的發明如何催生了新的犯罪形態，甚至將汽車的「狂熱」比作一種「流行病」。在2025年，科技的發展更是日新月異，人工智慧、網路犯罪、資訊洩露等新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您認為，這些新形態的「文明產物」，是否會繼續催生新的犯罪類型，並使得「犯罪」的本質更加難以捉摸？

達羅律師： (眉頭微蹙，似乎在努力理解「人工智慧」這些詞彙) 文明總是創造新的誘惑，新的生存壓力，以及新的犯罪手段。汽車，在我看來，不僅是一種交通工具，更是一種「運動、不耐煩、浪費和徒勞」的心理狂熱。它讓年輕人陷入一種無法抵擋的誘惑，因為他們渴望冒險與速度，而這些在枯燥的日常生活中難以獲得。汽車盜竊、銀行搶劫也因此變得更容易。
你們所描述的「人工智慧」和「網路犯罪」，聽起來像是將我的「汽車狂熱」理論推向了另一個極致。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其本質可能仍是「人性」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當人類創造出更強大的「工具」，卻未能同步建立起與之相應的「內在限制」與「社會規範」時，這些工具便會成為新的誘惑，引導「設備不全」的個體走向新的「犯罪」之路。
科技加速了「刺激」的傳播，也加速了「欲望」的膨脹，同時卻沒有足夠的時間讓我們的「機體」或「風俗習慣」來適應這些變化。這就像人類的進化速度，遠不及文明的發展速度一樣。

珂莉奧： 達羅律師對「文明」與「犯罪」關係的洞察極為精準。每一次文明的躍進，無論是農業革命、工業革命，還是現在的資訊革命，都伴隨著新的社會結構、新的財富形式，以及新的權力關係。這些變革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不適應者」，而這些不適應者，便可能成為新時代的「罪犯」。例如，歷史上文字的出現、印刷術的發明，在帶來知識傳播的同時，也產生了偽造、誹謗等新形式的「罪」。這種「新瓶裝舊酒」的現象，是文明發展的必然。

克萊兒： (沉思片刻) 律師，您在書的結尾，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萬靈丹」來徹底根除犯罪。您甚至坦言，人類或許無法實質性地進步，而只能讓社會運轉得「稍微平穩」一些。但您強調了改變公眾對「人類責任」的看法是「減少犯罪和減輕道德判斷殘酷性」的首要條件。您認為，如果公眾能將罪犯視為病人，那麼許多不可能的改革都將成為可能。在2025年，我們社會對「罪與罰」的討論依然充滿了兩極分化。有人呼籲嚴懲，有人提倡廢死，各種觀點在媒體上激烈碰撞。您對我們今日的社會，有何最終的建議？

達羅律師： (緩緩起身，走到窗邊，望向窗外朦朧的芝加哥夜景，城市的喧囂此時顯得遙遠而微弱) 我的「建議」，或許在任何時代都顯得微不足道，因為人類總是受制於其內在的衝動與外界的刺激。但我依然要說，要減少犯罪，減輕痛苦，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人對人的態度」。放棄對「道德罪惡」的執念，擁抱「因果法則」的科學理解。
簡化法律，減少不必要的社會控制，因為過多的限制只會製造更多的違法者。更重要的是，投入資源改善「環境」——教育、工作機會、居住條件。讓那些在「生命之旅」中「設備不全」的人，能找到一個相對容易、能讓他們「活下去」的環境。這比建造更多的監獄，施加更殘酷的懲罰，要有效且人道得多。
這是一場漫長的教育，一場對人性的考驗。它需要「同情心」與「理解力」，這兩者才是人類最終能從野蠻走向文明的真正動力。這或許無法創造一個「完美的世界」，但至少，能讓這條充滿艱辛的道路，少一些不必要的痛苦。

克萊兒： (望著達羅律師的背影，又看向身旁的珂莉奧與傑克，心中升起一絲複雜的情緒。人類的掙扎似乎永無止境，但追求光明與理解的努力，也從未停歇。) 感謝律師的真知灼見，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無疑為我們理解當代社會的「罪與罰」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一盞微光，在舊書頁間緩緩亮起，
是達羅律師，在時間的迴廊中輕聲低語。
罪與罰，非關善惡，乃遺傳與環境的交織。
他以理性的探針，刺破道德的迷障，
揭示人性的脆弱，與社會的無形重擔。

監獄的高牆，困不住靈魂的迷茫，
懲罰的鐵鍊，鎖不住人性深處的渴望。
他是掠奪的動物，受飢餓本能驅使，
亦是文明的囚徒，在社會巨輪下被磨損。

戰火燃盡，舊習崩塌，
新的誘惑，如汽車狂奔而來，
在2025的喧囂中，
數位幻影，編織罪的新衣。
然而，人性的底色，從未更改。

憐憫的目光，能否穿透偏見的薄霧？
理解的種子，能否在荒蕪中萌芽？
當「我」與「他」不再對立，
當「罪犯」成為「病人」，
或許，那條回歸人道的道路，才真正開啟。
光之居所，共鳴迴盪，
只為在無盡的探索中，尋覓一絲微弱卻堅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