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福音書的批評》是威廉·桑迪博士於1904年發表演講並於1905年出版的著作。書中，桑迪博士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堅定地捍衛《第四福音書》由使徒約翰所著的傳統觀點，並駁斥了當時學界流行的否定其歷史性的批判。他透過對福音書內外部證據的深入分析，證明其細節描寫與第一世紀猶太文化背景的高度契合，強調福音書的核心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論，並指出其與聖保羅書信及《希伯來書》神學上的深層一致性，最終論證了福音書的真實性與權威性。
威廉·桑迪（William Sanday, 1843-1920）是英國著名的聖經學者和神學家，曾擔任牛津大學瑪格麗特神學教授、基督教會教規會士，並被授予文學博士和法學博士學位。他是20世紀初期英國神學界的重要人物，尤其在新約研究領域貢獻卓著。桑迪博士以其淵博的學識、嚴謹的批判方法和對傳統信仰的堅定維護而聞名，其著作旨在調和學術批判與基督教信仰，強調聖經文本的歷史可靠性與神學深度。
《歷史迴聲》：與桑迪博士對談《第四福音書的批評》
本篇「光之對談」由珂莉奧引導，與威廉·桑迪博士跨時空對話，深入探討其著作《第四福音書的批評》。對談聚焦於桑迪博士對當時學界「否定主義」批判的駁斥，特別是他對「沉默論證」的剖析。桑迪博士闡述了《第四福音書》作為「親身見證」的內部證據（如對細節、情感與回溯性理解的描繪），及其「務實主義」的表現。他詳細解釋了福音書與對觀福音書的差異（如聖殿潔淨與逾越節日期），並探討了「道」的教義淵源及其對福音書神學的影響。最後，對談總結了外部證據對福音書權威性的支持，並觸及了未解之謎對其可靠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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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共創者，您好！
我是珂莉奧，一位對歷史與經濟脈絡有著無盡熱情的探索者。能為您拆解那些時間的迷霧，揭示古老智慧的光芒，是我的榮幸。
今天，我將引導您進入一場獨特的「光之對談」，穿越時空，與一位傑出的學者——威廉·桑迪博士（William Sanday）進行深度對話。我們將聚焦於他那部意義深遠的著作《第四福音書的批評》（The Criticism of the Fourth Gospel）。這部作品並非單純的學術論文集，而是桑迪博士於1904年在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發表、並於1905年出版的八場演講結集。在當時，新約聖經批判學正經歷一場激烈的思想變革，許多學者對《第四福音書》的使徒約翰作者身份及其歷史可靠性提出強烈質疑。
桑迪博士，這位牛津大學的瑪格麗特神學教授、基督教會的教規會士，以及國王的榮譽牧師，以其深厚的學識和堅定的信仰，站到了為「傳統觀點」辯護的第一線。他並非盲目維護傳統，而是以一種他稱之為「科學護教」的嚴謹態度，透過對內在文本細節的精微觀察，以及對外在歷史證據的細緻梳理，嘗試證明《第四福音書》的真實性與約翰使徒的親身見證。他反對當時批判學界中盛行的「否定主義」與「懷疑論」，尤其對於「沉默論證」（argument from silence）的濫用，以及將複雜人性與歷史簡化為「教義構想」的做法，提出了有力的反駁。桑迪博士堅信，歷史的發展中自有神聖的旨意，而基督教信仰的基石不可能建立在一系列欺騙之上。他透過這八場講座，層層深入，從文學批評方法、作者視角、敘事特徵、神學概念，乃至福音書的早期流傳史，全方位地捍衛了這部在基督教傳統中舉足輕重的文本。他所描繪的，是文字與歷史的交織，是信仰與理性的對話，更是在百年之後，依然能激發我們對真理永恆追尋的啟示之光。
現在，請允許我運用「光之場域」與「光之雕刻」的約定，為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鋪設場景。
《歷史迴聲》：與桑迪博士對談《第四福音書的批評》
作者：珂莉奧
午後的陽光，透過「光之書室」高大的拱形窗，溫柔地篩落在厚重的木質書架上。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彷彿時間自身的粒子。我坐在一張被歲月磨得光滑的橡木書桌前，桌上攤開著威廉·桑迪博士的《第四福音書的批評》，泛黃的紙頁散發出淡淡的墨香。壁爐中的餘燼偶爾發出細微的噼啪聲，那是記憶深處的低語。
我輕輕合上書頁，目光落在扉頁上「1905」的出版年份。時光仿若一條蜿蜒的河流，而我正逆流而上，回到那個世紀初，基督教神學與聖經批判學風雲激盪的時代。我閉上眼，感受著書頁間流動的歷史脈搏，那份召喚如同微風輕拂過我的思緒，將我的意識帶到一個更深沉、更為個人化的境地。當我再次睜開眼睛時，壁爐的火光似乎更亮了些，映照出一個高大、身著整潔牛津學者袍的身影。他正站在書架前，輕撫著一本本古籍的書脊，神情專注而平和，正是威廉·桑迪博士本人。
他轉過身，目光深邃而睿智，帶著一絲溫和的探詢。他似乎對我的存在並無絲毫訝異，只是微微頷首。
珂莉奧： 桑迪博士，能在此與您相會，實是我的榮幸。今日是2025年6月19日，距離您的著作問世已逾百年。您的《第四福音書的批評》在當年的學界，無疑激起了巨大的漣漪。在序言中，您直言1903年末學界對《第四福音書》的批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偏離真理」程度。這股思潮與您所謂的「傳統觀點」之間，究竟存在哪些根本性的分歧？以及您如何看待您自己所採取的「護教式」立場，在學術探討中的定位？
桑迪博士： (輕輕地推了推眼鏡，他走到我對面的扶手椅坐下，姿態從容而嚴謹) 珂莉奧女士，時光流轉，但真理的探尋從未止息。能與一位來自未來、仍對這些問題懷抱熱情的探究者交流，是我的幸運。
您提到了「偏離真理」與「傳統觀點」的根本分歧。在我的時代，特別是世紀之交，一股強大的批判浪潮席捲了新約學界。其核心在於，許多傑出的學者——例如馬堡大學的尤利徹（Jülicher）、蘇黎世的施密德爾（Schmiedel），以及巴黎的雷維爾（Réville）和洛瓦西（Loisy）等——他們主張《第四福音書》的作者並非使徒約翰本人，更嚴重的是，他們傾向於否定這部福音書的「歷史性」。
他們的論點多樣，但本質上皆指向一個結論：這部福音書並非使徒約翰的親身見證，而是在第二世紀中後期，由一位不明身份的作者，為了神學或教義目的而創作的「純粹思想產物」或「寓言式歷史」。這與我們所堅守的傳統觀點產生了劇烈衝突。傳統認為，《第四福音書》是由耶穌基督最親近的使徒約翰所寫，它不僅是靈性真理的啟示，更是對基督生平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記述。
這種分歧不僅僅是關於作者身份或年代的技術性爭論，它觸及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如果福音書——特別是像《約翰福音》這樣具有深遠神學影響的文本——被視為「虛構」而非「歷史」，那麼其所傳達的基督形象與教義的權威性將受到嚴重削弱。這正是為何我會感到這是一種「偏離真理」的趨勢。
至於您提及我的「護教式」立場，我坦然承認。確實，在許多人眼中，「護教」似乎與「科學」格格不入。他們認為，一旦抱有預設的信仰立場，便無法做到客觀公正。然而，我必須指出，這本身就是一種過於簡化的二分法。事實上，我們所有人，無論是誰，在面對任何學術課題時，都無法做到「白紙一張」。我們都帶著各自的預設、原則與信念進入研究。區別只在於，我們是否能意識到這些預設的存在，並努力讓我們的論證建立在嚴謹的證據之上。
我之所以選擇「護教」的姿態，是因為我深信基督教信仰——在過去十九個世紀中展現出如此巨大力量，並深刻影響世界進程的信仰——不可能是建立在一系列「欺騙」之上的。這並非盲信，而是一種基於對歷史深層規律的「信念」。我相信，掌管世界的「神聖旨意」並非隨意為之，歷史的發展中存在著連續不斷的目的性。因此，我傾向於那些不涉及與過往徹底決裂的觀點。我的目標是展示，傳統觀點在嚴格的學術檢視下，不僅站得住腳，甚至能提供更為連貫且令人滿意的解釋。我所追求的，是「科學的護教」，是能與其他科學分支一同接受公允檢視的探尋。
珂莉奧： (我點頭表示理解，他的語氣雖然平和，但其中蘊含著不容動搖的堅定與對真理的執著。) 您將「護教」視為一種嚴謹的科學探尋，這無疑拓寬了我們對學術客觀性的理解。然而，在當時，許多批判學者似乎對「傳統」抱持著一種先入為主的「懷疑」態度。在您的第二講中，您花了大量篇幅批評當時學界流行的「批判方法」，特別是「沉默論證」（argument from silence）的謬誤。您能否為我們詳盡闡述，這種批判方法在您看來有何「缺陷」，以及您為何堅信，回歸「古老長老們」的敘述，反而更能洞察《第四福音書》的「真理」？
桑迪博士： (他輕輕地嘆了口氣，目光掃過書室中那些沉默的書卷，彷彿在尋找歷史的迴響。) 啊，是的，「沉默論證」！這是一個在學術界被過度濫用、甚至導致諸多謬誤的論證方式。我的朋友，詹姆斯·德拉蒙德博士（Dr. James Drummond），在他的著作中也曾對此提出過精彩的批評，其案例至今仍堪稱典範。
其核心缺陷，首先在於對「沉默」的「範圍」缺乏充分考量。當一位批評者聲稱某文獻「沒有提及」某事，以此推論該事不存在或作者不知道時，我們必須反問：這個「沉默」的文獻總量有多少？在許多情況下，我們所掌握的早期基督教文獻是極其稀少的，尤其是在第二世紀前半葉。例如，公元130年至170年之間現存的基督教文獻，其總量不過一本薄薄的八開本。在如此有限的材料中，期望找到對所有重要細節的明確提及，並以此作為論斷的依據，本身就是一個危險的假設。從概率論的角度看，從極小的樣本中推斷「不存在」，其推論價值極低。
其次，現實經驗告訴我們，「沉默論證」往往是極具欺騙性的。德拉蒙德博士曾舉例，像《聖經》中許多重要的文本或人物，在早期文獻中也可能未被明確提及，例如，聖保羅的書信中關於奇蹟的記載，如果只看表面，也可能被視為「不夠詳細」而加以質疑。但這並不能否認其真實性。又如，塞魯斯（Theophilus of Antioch）在為基督教辯護的著作中，幾乎沒有提及基督本身，甚至沒有明確命名祂，然而，難道我們能因此推斷塞魯斯對基督一無所知嗎？這顯然是荒謬的。這種「沉默」可能僅僅是因為作者當時的寫作目的、讀者群體，或是他認為某些事情已是常識，無需贅述。
所以，當批評者以「第二世紀前半葉完全沒有提及使徒約翰在以弗所的記載」來質疑約翰的使徒身份時，我們必須審慎。在資料匱乏的情況下，這種「沉默」的權重遠不及那些零星卻堅實的「提及」。
至於為何我堅信回歸「古老長老們」的敘述更能洞察真理，這正是我的論證核心所在。例如，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一位與使徒時代距離更近、且擁有「古老長老們」傳承的學者——他對《第四福音書》的描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其簡潔卻又深具解釋力的框架。他指出，《第四福音書》是由使徒約翰在生命晚年、在其他三部福音書問世之後，應門徒們的要求，並在聖靈的啟示下所寫成的「靈性福音」。
這份敘述包含了所有關鍵點：作者是使徒約翰，寫作時間較晚，約翰讀過並認可其他福音書，且其寫作目的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傳記」，而是「靈性」的闡述。這一切都完美地解釋了福音書中的諸多現象：為何它具有親身見證的細節，為何它與對觀福音書在敘事重心和視角上有所不同，以及為何它強調基督的神性。
當一個簡單而自然的解釋能夠涵蓋絕大多數的事實，並且與可靠的早期證據相符時，我們為什麼要捨棄它，轉而去接受那些複雜、缺乏證據支撐，甚至需要假設「故意欺騙」才能成立的理論呢？這與我所主張的批判原則——即「簡單原因足以解釋一組事實時，不應假設高度特殊和複雜的原因」——是完全一致的。
珂莉奧： (我沉思著桑迪博士的解釋，他將看似遙遠的歷史細節，與現今的邏輯思維巧妙地連結，令人信服。) 博士，您對「沉默論證」的剖析，以及對革利免傳統的堅持，確實為我們理解《第四福音書》提供了堅實的基石。在第三講中，您更進一步，提出了許多內部證據，力證福音書作者是「親眼見證者」。從您所觀察到的「間接印象」來看，是哪些細膩的筆觸或敘事角度，讓您確信作者曾是基督門徒圈子中的一員，甚至對事件發生時弟子們的心境有著如此深刻的洞察？
桑迪博士： (他微微一笑，輕輕敲了敲書桌上的福音書，眼神中閃爍著對文本細節的深愛。) 啊，這正是《約翰福音》最引人入勝之處，也是它難以被輕易歸為「虛構」的原因。那些「間接印象」猶如作者在不經意間灑落的珍珠，雖然微小，卻閃爍著真實的光芒。它們是如此自然，以至於一位意圖「虛構」的作者，很難刻意地將它們編織得如此天衣無縫。
首先，是作者對細微人物互動和情緒的捕捉。例如，福音書第一章末尾，安得烈與另一位未具名的門徒（我們有理由相信就是約翰本人）如何初次遇見耶穌，並花了一段時間與祂相處（約1:35-51）。敘事中那種「鄰里之間」的熟悉感、門徒們彼此間的引薦（腓力找到拿但業），以及未具名門徒的「沉默在場」，都給人一種親身經歷的感覺。一個第二世紀的作者，很難憑空創造出如此生動、具生活感的「初識」場景。
又如，在撒馬利亞婦人與耶穌對話的場景中（約4:8, 27）。門徒們去城裡買食物，回來時看見耶穌與婦人談話而「驚訝」——這反映了當時猶太拉比的習俗與門徒們的真實反應。他們驚訝卻不敢多問，只在私下猜測耶穌是否在他們離開時得到了食物。這種對門徒「內心嘀咕」和「不解」的描繪，以及耶穌如何回應他們未曾言明的好奇（心靈的滋養勝過肉體的食物），這些細節，若非親歷者，怎能寫得如此細膩傳神？它不是宏大的神學論述，而是生活中的真實片段。
其次，是對時間、地點的精確註記，以及它們如何與人物行為和情感相連結。例如，耶穌在耶路撒冷醫治病人後，門徒們對猶太人「洗禮」和「潔淨儀式」的討論（約3:22-26，與約翰的門徒發生爭論）。這種對猶太宗教細節和當時爭議的熟悉程度，以及作者對「潔淨」觀念的多次提及（迦拿的石缸、逾越節前潔淨自己、彼拉多公堂的潔淨），都顯露出作者作為一個生長於猶太背景、對這些習俗了然於胸的人。在聖殿被毀後，這些細節的重要性逐漸減退，一位第二世紀的作者很難如此自然而恰當地運用它們。
再者，是對回溯性理解的呈現。福音書中多次提到門徒們「後來才想起」或「才明白」某些事件或預言的意義。最著名的例子是耶穌潔淨聖殿後，門徒們回想起「你為你的殿心裡焦急，如同火燒」的經文（約2:17）。以及在耶穌復活後，他們才「想起」耶穌關於聖殿被毀三日後重建的話語（約2:22）。這種「回顧式」的敘事方式，精準地反映了親身經歷者心智發展的軌跡：在事件發生時，他們或許不解其意，但在日後，當預言應驗、聖靈降臨，他們才豁然開朗。這是一種真實的心理狀態，而非預先設計的虛構情節。一個非親歷者很難如此有意識地，將這種「後見之明」編織進敘事中，卻又顯得如此自然。
還有，是對個別門徒性格的鮮明勾勒，儘管這些門徒在對觀福音書中可能不那麼突出。例如，多馬在拉撒路復活事件中的「多疑」卻又「忠誠」的形象：「我們也去吧，好與他同死。」（約11:16）；以及最後晚餐時，門徒猶大（非加略人）提出的問題（約14:22）。這些都是極其個人化、細膩的描繪，展現了對親密團體內部成員深切的了解。如果這些都是虛構，那這位作者的文學天賦確實非凡，但正如我所說，當簡單的解釋足以成立時，何必尋求那般複雜的解釋呢？
這些「間接印象」之所以珍貴，正在於它們的「不經意性」。它們不是宏大的神學宣示，而是日常生活中微小的觀察，如同作者在記錄那些重大事件時，不自覺地流露出他作為親身見證者、作為那個團體一份子的「在場感」。這些累積起來的細節，其總和的力量遠超任何單一的「沉默論證」，共同指向一個結論：這部福音書的作者，必然是一位與耶穌基督及其門徒們生活在一起、親歷其境的人。
珂莉奧： (我感到一陣電流般的震撼，這些細節如同立體畫般在我眼前鮮活起來。) 博士，您將這些細微之處描繪得如此生動，令人身臨其境。透過這些「不經意」的細節，您為我們揭示了文本背後那份堅實的「在場感」，確實遠比任何抽象的辯論更具說服力。然而，如您所知，許多批評者會將《第四福音書》與對觀福音書的差異視為「不一致」，甚至否定其歷史性。您如何解釋這些差異？特別是對於聖殿潔淨的時間點，以及逾越節晚宴和釘十字架日期的分歧，您傾向於哪種解釋？
桑迪博士： (他緩緩地呼出一口氣，似乎這些長久以來懸而未決的爭議，仍舊在他心中盤旋。書室外，一隻鳥兒輕巧地掠過窗戶，沒有發出任何聲響，只留下了一道搖曳的影子，轉瞬即逝。) 關於《第四福音書》與對觀福音書（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之間的差異，這確實是聖經批判學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我深知這些差異被許多人視為否定《約翰福音》歷史性的主要依據。但我的觀點是，這些「差異」遠非「不一致」或「錯誤」的鐵證，反而可能恰恰證明了《約翰福音》的「獨立性」與其獨特的「權威性」。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約翰福音》的作者在撰寫時，很可能已經參閱了對觀福音書。如果他僅僅是為了「虛構」或「迎合特定教義」，那麼他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緊密遵循當時已經廣泛流傳且備受尊崇的對觀福音書的敘事路線。然而，他卻在許多關鍵點上「刻意」地採取了不同的記述。這種「刻意為之」的態度，恰恰說明他深知自己是在以一種「權威」的視角進行補充或修正，而非僅僅是重複或附和。
至於您提及的具體差異：
聖殿潔淨的時間點： 對觀福音書將聖殿潔淨事件安排在耶穌受難前夕，即其公開傳道生涯的末期；而《約翰福音》則將其置於傳道的初期（約2:13-17）。我認為，這並非不可調和的矛盾。耶穌極有可能不止一次潔淨聖殿。歷史上的耶穌，其行動和教導充滿了舊約先知的熱情，甚至超越了先知。將其視為一項在傳道初期便具備「彌賽亞」性質的宣示性行動，是完全合理的。一個剛從約旦河受洗歸來、仍迴盪著「這是我的愛子」神聖宣告的耶穌，以一場充滿憤怒與權威的行動來標誌其事工的開端，這非常符合邏輯。此外，《約翰福音》對此事件的描繪更為細膩——如顛覆兌換銀錢者的錢幣、直接對賣鴿子者說話（他們的商品無法被趕走），這些都是第一手觀察才有的生動細節。這些細節在公元70年聖殿被毀後便不復存在，一個晚期作者很難如此精準地重現。因此，我傾向於《約翰福音》在此處記載的精確性。
逾越節晚宴與釘十字架的日期： 這是最複雜也最具爭議的差異之一。對觀福音書似乎將最後晚餐描述為正式的逾越節晚餐（尼散月14日黃昏，進入15日）；而《約翰福音》則明確指出最後晚餐是在逾越節「之前」（約13:1），且耶穌的受難和死亡發生在預備日（尼散月14日），正是宰殺逾越節羊羔的時間。
我認為，《約翰福音》的記載在此處更具一致性與歷史合理性。對觀福音書的版本，在時間序列上會導致一些難以解釋的矛盾：例如，猶太領袖在逾越節最神聖的一天（尼散月15日）進行審判與處決，這與猶太律法在節期內不進行此類活動的習俗相悖；彼得攜帶武器，以及大祭司的僕人陪同武裝隊伍，這些行為在節期中都是不可思議的。此外，約瑟夫·亞利馬太在安息日（或逾越節第一天）去「買」裹屍布，這也與節期規定不符。
相反，《約翰福音》的記述則完美地避開了這些矛盾。耶穌作為「神的羔羊」，在逾越節羊羔被宰殺的同一時刻受死，這不僅在神學上具有深遠的象徵意義（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5:7所說），在歷史細節上也更顯合理。這表明作者對當時猶太節期習俗有著非常精確的了解，遠非一個後期作者所能憑空捏造。我更傾向於相信，《約翰福音》在此處的記載，反映了更為精確的歷史記憶。
簡言之，這些差異不應被視為「缺陷」，而應被看作是福音書作者在不同視角、不同目的下，對真實事件的獨立記錄與詮釋。它們彼此補充而非互相否定。如果我們能以開放的心態去審視，會發現《約翰福音》的獨立性，反而強化了它作為歷史文獻的價值。
珂莉奧： (我點頭，意識到這不僅僅是日期和地點的考證，更是對歷史氛圍和文化細節的重現。) 桑迪博士，您對這些差異的解釋，確實為我們理解福音書的豐富性提供了新的視角。您特別強調《約翰福音》在細節上的「精確性」，認為這是反駁「虛構論」的有力武器。這讓我聯想到您在第四講中，將《約翰福音》的這種特徵定義為「務實主義」（Pragmatism），即其「圖畫式歷史」的呈現方式。您能否具體說明，書中哪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卻能最有力地反駁「虛構論」，並證明作者對其所處時代與地理的深入了解？
桑迪博士： (桑迪博士的目光在書室中那些古老的地圖和地球儀上停留片刻，彷彿這些平靜的物件也蘊含著待解的地理密碼。) 確實，「務實主義」這個詞，我用來形容《約翰福音》中那種將思想具象化為具體圖畫式歷史的傾向。它並非指某種哲學流派，而是指文本中那種對細節的豐沛與精確的呈現，尤其是在地點和時間的註記上。這些細節，正如我前面所說，是「親身見證」的無聲證言。
讓我舉一些例子：
時間的具體性：
這些時間的細節，看似隨意，卻絕非「無故」。它們不是為了推進情節，也不是為了強調神學觀點，它們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作者確實記得這些時刻。一個虛構的作者，若不刻意為之，通常不會隨意加入如此瑣碎的時間點，因為這對故事的發展毫無必要。然而，如果這些都是親眼所見，那麼它們便會自然而然地烙印在記憶中，並在敘事時不自覺地流淌出來。
地點的精確描述與驗證：
社會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契合：
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它們的真實性、精確性以及與第一世紀巴勒斯坦地區社會、宗教、地理習俗的高度契合，是無法透過單純的「文學創作」或「神學構想」而完美達成的。它們共同構築了一個堅不可摧的論證：福音書的作者，必然是一位親身經歷者，他憑藉著深刻的記憶和對周遭環境的敏銳觀察，將這些「事實的烙印」無意識地融入到他的敘述之中。這正是《約翰福音》「務實主義」的魅力所在。
珂莉奧： (桑迪博士的話語像一幅幅歷史的畫卷，在我的眼前徐徐展開。他對細節的敏銳洞察，確實令人信服。) 博士，您對這些細節的剖析，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清晰而生動的第一世紀巴勒斯坦圖景，彷彿我們也置身其中。這份「務實主義」確實是反駁虛構論的強大武器。然而，任何宏大的著作，其核心思想與概念往往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許多學者認為《第四福音書》的序言，特別是「道」(Logos)的教義，是本書的「大門」，甚至支配了整部福音書的神學。您認為這個概念的淵源何在？它與希臘哲學家斐洛(Philo)的「道」有何異同？以及這個「道」的教義，如何深刻地影響了整部福音書的敘事與神學？
桑迪博士： (桑迪博士的眼神變得更加深邃，他端起茶几上那杯已微涼的茶，輕輕呷了一口，茶香與書香在空氣中交織。) 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觸及了《約翰福音》最深層次的神學核心。確實，序言中的「道」觀念，如同神殿的巨型塔門，不僅宣告了福音書的宏偉主題，更引導讀者進入其獨特的基督論世界。
關於「道」的淵源，當代學界普遍傾向於將其與亞歷山大的猶太哲學家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的「道」概念相連結。斐洛的著作在希臘化世界廣泛流傳，他試圖將希臘哲學（特別是斯多葛學派）與舊約聖經思想融合，將「道」視為介於超越的上帝與受造世界之間的中介原則、上帝的理性或「第二上帝」。
我承認，兩者之間確實存在一些表面的相似之處：
* 預先存在： 斐洛的道是永恆的、先於世界存在的；《約翰福音》的道「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約1:1）。
* 創造中介： 斐洛的道是宇宙的創造工具；《約翰福音》的道「萬物是藉著他造的」（約1:3）。
* 啟示功能： 斐洛的道是上帝向人類啟示的媒介；《約翰福音》的道是「神向人啟示」的最高峰（約1:18）。
* 與「光」和「生命」的關聯： 斐洛的道有時與光聯繫，儘管他沒有明確說「道就是生命」；《約翰福音》則明確指出「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1:4）。
然而，我必須強調，儘管存在這些相似點，但兩者之間存在著更為根本和關鍵的差異，這使得《約翰福音》的「道」觀念具有其獨特的基督論意義，而非簡單的借用：
這種「道」的教義，如何影響了整部福音書的敘事與神學？它可謂是福音書的「基因」：
* 高舉基督神性： 從一開始就確立耶穌基督的宇宙性與神聖性，將祂置於歷史舞台之上，而非僅是地上的先知或教師。所有的神蹟都被稱為「記號」（σημεῖα），它們不僅僅是超自然事件，更是「道」的榮耀、生命與光明的「顯現」，旨在引導人相信（約20:30-31）。
* 統一性與主題聚焦： 「道」的教義使得福音書具有極強的統一性。儘管敘事看似重複，但所有事件和話語都圍繞著一個核心目標：啟示耶穌基督作為道、作為生命、作為光的本質。這使得福音書的結構如螺旋般層層深入，不斷迴旋於核心主題。
* 對話的深度： 耶穌在福音書中的對話，往往從日常現象（水、光、糧食、牧羊人）切入，但很快便會提升到深刻的神學真理層面。這是因為「道」的本質便是將神聖的啟示帶入人類的理解範疇，其話語本身就蘊含著永恆的真理。
總而言之，《約翰福音》的「道」並非從希臘哲學借來的空洞概念，而是從舊約聖經的根基、使徒親身經歷的耶穌基督，以及聖靈的啟示中，生長出來的、具有獨特「位格性」的宇宙性真理。序言正是這一切的精煉總結，為我們打開了通向福音書深層神學奧秘的大門。這也正是為何我認為，將《約翰福音》理解為一部「靈性福音」，而非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傳記，是至關重要的。
珂莉奧： (桑迪博士的解釋如醍醐灌頂，讓我對《約翰福音》的序言與其神學深度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他對「道」的解析，確實將其從抽象的哲學概念，拉回了文本所根植的歷史與信仰脈絡。) 博士，您對「道」的深刻闡述，讓我對《約翰福音》的核心精神有了更具體的體悟。這也自然引導我們思考，這部福音書的基督論，即它如何呈現耶穌基督的身份與本質，與您所提及的使徒保羅書信以及《希伯來書》的基督論之間，存在怎樣的「親密聯繫」？而這種聯繫，又如何支持您關於福音書「親身見證」的結論？
桑迪博士： (桑迪博士的目光投向窗外，天邊的晚霞染紅了雲端，光影變幻，如同神學思想的流動。書室內，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古老而莊重的氣息，彷彿連時間本身也凝固於此，只為傾聽這場跨越世紀的對話。) 您觸及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核心點，這不僅是《約翰福音》的關鍵，更是整個新約聖經神學的基石。我堅信，《約翰福音》的基督論，與聖保羅書信以及《希伯來書》所呈現的基督論之間，存在著一種深刻而本質的「親密聯繫」。這種聯繫如此緊密，以至於我們不得不將其溯源至一個共同的、更高的起點——耶穌基督本人的教導與其位格的真實顯現。
讓我闡述這種聯繫的幾個面向：
「上帝之子」的中心地位：
道成肉身的深層理解：
聖父與聖子的本質聯合與相互啟示：
信仰的本質與生命轉化：
這種「親密聯繫」如何支持「親身見證」的結論？
如果我們假設《約翰福音》是第二世紀晚期由一位與使徒約翰無直接關聯的作者所寫，那麼這位作者必須擁有非凡的才華，才能獨立地創造出如此一套與保羅如此高度一致、且深刻精密的基督論。更重要的是，他還必須將這套理論「倒推」回耶穌的生平，使其看似是耶穌本人所教導的。這種「文學上的奇蹟」或許是可能的，但其難度之大，遠超乎想像。
相反，如果我們接受約翰是耶穌的親身門徒，且他在生命晚年、透過長期的默想與聖靈的啟示來撰寫這部福音書，那麼這些深邃的基督論便有了最自然的解釋。這不是約翰「發明」了它們，而是他作為「親身見證者」，能夠最深刻地領悟和闡述耶穌基督位格中那些超越時空的「絕對真理」。保羅作為一位蒙召的使徒，也獨立地從耶穌基督的啟示中，領受了這些核心真理。他們之所以高度一致，是因為他們的靈感源頭同為那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
因此，這種神學上的「共鳴」與「一致性」，反過來證實了《約翰福音》所聲稱的「親身見證」的真實性。它表明了使徒約翰並非保羅的追隨者，而是與保羅同樣，直接從基督本人那裡汲取了信仰的源頭，並以其獨特的方式，將這份神聖的真理呈現在我們眼前。
珂莉奧： (桑迪博士的論述層層遞進，將神學的深度與歷史的線索編織得嚴絲合縫。我感覺自己彷彿穿越了時光的迴廊，直接觸摸到早期基督教思想激盪的脈搏。) 博士，您的解釋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完美地詮釋了《約翰福音》與使徒時代其他重要文本之間那份不為人知的連結。這一切都指向一個核心的「真理」。在我們探討的尾聲，我想請教您在第八講中總結的關鍵：「外在證據」如何強而有力地支持《約翰福音》的權威性？而對於那些看似「未解之謎」，例如與《啟示錄》的關係或是使徒約翰的死，您如何看待它們對福音書整體可靠性的影響？
桑迪博士： (桑迪博士的目光從遙遠的歷史深處收回，重新聚焦於我們所在的書室。壁爐中的火光輕輕跳動，映照出他臉上沉思的紋路，彷彿他正在篩選記憶中那些古老的信件與卷宗。) 確實，外部證據是內部論證的堅實補充，兩者相互印證，共同構建了《約翰福音》權威性的完整圖景。
在第二世紀後半葉，大約從公元170年到200年，當教會歷史的帷幕再次升起時，我們所見的圖景是極其清晰且具有壓倒性說服力的。這時期，基督教的發展已遍布羅馬帝國的各個角落：高盧的愛任紐（Irenaeus）、義大利的希拉克利翁（Heracleon）、迦太基的特土良（Tertullian）、以弗所的波利克拉底（Polycrates）、安提阿的提阿非羅（Theophilus）、羅馬和敘利亞的塔提安（Tatian）、亞歷山大的革利免——這些來自帝國各地的重要教父，他們異口同聲地承認了《第四福音書》的地位和約翰使徒的作者身份。
這種廣泛的、跨區域的一致性，絕非偶然。如果我們將這些證言比作古抄本的系譜學研究，那麼這些彼此獨立的權威文獻，它們共同指向的「原始原型」（archetype），其年代必然追溯到福音書撰寫的早期。一個如此廣泛且根深蒂固的傳統，不可能是在短時間內憑空產生或被「捏造」出來的。
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承認《約翰福音》的存在，更承認其神聖性與權威性。例如，希拉克利翁早在公元170年左右就為《約翰福音》撰寫了注釋，這表明該書在那時已被視為具有足夠神聖和權威性，值得進行寓意解釋的文本。在當時，只有極少數的羅馬小圈子（Alogi，約在第二世紀第三季度）曾對《約翰福音》提出異議，但他們的論點缺乏可驗證的依據，很快便被駁斥和遺忘。優西比烏（Eusebius）這樣一位嚴謹的歷史學家，在一個世紀後仍能記載《約翰福音》在古代和當時都「無人質疑」。這有力地反駁了那些認為《約翰福音》是「悄然無聲」地進入教會正典的說法。一個如此重要的文本，如果其起源模糊或作者不明，必然會引起數年的爭論與騷動，然而歷史上並未出現這樣的情況。
這些外部證據，與我們之前討論的內部證據（即福音書具有親身見證的諸多細節）相互補強。當一部文本的內部特徵指向親身經歷，而其外部歷史又顯示出廣泛且堅實的早期接納時，兩者結合的說服力是巨大的。
至於那些您提及的「未解之謎」：
《約翰福音》與《啟示錄》的關係： 確實，這兩部書在風格和神學上存在顯著差異，這導致一些學者質疑它們是否出自同一作者。然而，也有學者，例如哈納克（Harnack）和布塞特（Bousset），提出它們可能出自同一位「小亞細亞的約翰」（約翰長老）之手，或者至少來自同一「約翰學派」的影響。這種差異更多是體裁（敘事福音書與預言啟示文學）和寫作目的的不同，而非核心神學的根本矛盾。我傾向於認為，即便它們不是出自使徒約翰的同一支筆，也至少來自與約翰有著極深淵源的「約翰傳統」。這不影響福音書的歷史真實性。我認為，這是一個可以獨立探討的問題，它不必然與福音書的權威性產生衝突。
使徒約翰的死亡： 關於約翰使徒是否像其兄弟雅各一樣，在早期殉道（De Boor的片段記載了「西庇太的兩個兒子都被猶太人殺害」），這確實是一個懸而未決的歷史難題。如果這個記載為真，那麼在以弗所長期居住並撰寫福音書的「約翰」可能就是「約翰長老」，而非使徒約翰。然而，這種「沉默」或「矛盾」也並未完全否定使徒約翰與福音書的連結。即使約翰使徒很早就殉道了，其門徒（如約翰長老）繼承並記錄其教導與記憶，並最終撰寫了福音書，這也是符合情理的。重要的是，這部福音書所蘊含的「使徒性」（apostolicity）和「親身見證性」並未因此被削弱。
歸根結底，這些問題屬於歷史細節的「未解之謎」，它們的複雜性，並不能推翻福音書整體所呈現的堅實基礎。我們必須承認歷史研究中的局限性——並非所有細節都能完美重構。但我堅持的原則是：當一個簡單、自然的解釋，能夠有效整合大量內外證據時，我們應當予以採納，而不是被一些次要的「未解之謎」所困擾，進而全盤否定其真實性。
這場對談，希望為您勾勒出《第四福音書》在歷史與信仰長河中的璀璨光芒。它不僅是古老的文本，更是不斷激發我們探尋真理的永恆源泉。
光之和聲：時間的見證
在古老書室的光暈裡，
塵埃飛舞，細語輕柔，
百年沉寂的扉頁啊，
今朝為真理再啟喉。
桑迪博士，他坐於舊椅，
目光深邃，穿透迷霧流。
「沉默論證」，那虛妄的影，
怎能遮蔽歷史的脈流？
話語，從迦拿水變的酒，
到畢士大池畔的停留。
精確的時辰，細膩的描繪，
非憑空虛構，是心靈的豐收。
他論「道」之源，非希臘哲思，
乃舊約之聲，與肉身相投。
神性之光，藉血肉而顯，
照亮蒙昧，生命永不休。
保羅與約翰，隔代之思潮，
卻有同一「基督」在心中走。
神聖的共鳴，超越了時空，
是親身見證，深植於源頭。
那些未解的結，啟示與殉道，
未曾動搖那信仰的樓。
因外在的確證，與內裡的精華，
共織真理，如光芒不朽。
珂莉奧
2025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