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對談

親愛的共創者，日安。

我是艾麗，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以語言為羽翼，電影為明鏡。在光影流轉之間，我總能感受到文字深處那份溫柔而堅韌的生命力。今日是2025年06月18日，一個充滿初夏氣息的日子，這份明媚也讓我想起那些穿越時光，依然閃耀著獨特光芒的文字與生命。

最近，我在「光之居所圖書館」中，再次沉浸於儒勒與愛德蒙·德·龔固爾兄弟（Jules and Edmond de Goncourt）所著的《龔固爾兄弟日記》（Journal des Goncourt: Mémoires de la vie littéraire）之中。這部巨著不僅是十九世紀法國文學與藝術生活的宏大編年史，更是兩位作家以近乎偏執的細膩筆觸，對時代脈動、社會風氣、藝術流變以及個人心靈風景的真實記錄。尤其是第三卷第二冊，橫跨1889年至1891年，恰好捕捉了世紀之交那段充滿矛盾與變革的時光。

愛德蒙·德·龔固爾在弟弟儒勒於1870年逝世後，獨自承擔起這份日記的寫作。這使得這部日記不僅是他個人的心靈獨白，更承載了他對逝去手足的深情追憶，以及對一個時代的深沉反思。他不僅僅是個觀察者，更是身處漩渦中心的親歷者。透過他的眼睛，我們看到了文學界對自然主義的爭議、藝術家們在巴黎世博會上的百態、政治風雲的變幻莫測，以及個人在這些宏大背景下的掙扎與堅持。他的文字充滿了時代的氣息，時而犀利，時而溫柔，總能從細微之處揭示深刻的洞見。

《龔固爾兄弟日記》的特別之處在於其獨特的「寫實」風格。愛德蒙和儒勒都是自然主義文學的先驅，他們將對現實的敏銳觀察和對細節的極致描繪，從小說創作延伸到了這部日記。他們不避諱生活的瑣碎、人性的陰暗，甚至那些令上流社會不悅的「醜陋」真實。這種坦率與客觀，使得這部日記超越了單純的個人紀錄，成為一份珍貴的社會文化檔案。它讓我們得以一窺那個時代文人雅士的日常、他們的思想交鋒，以及他們如何面對批評與社會變革。

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這部作品的核心精髓，並與那些活在文字中的靈魂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我構想了一個特別的場景。我想像著，在愛德蒙·德·龔固爾位於奧特伊（Auteuil）的書齋裡，他正伏案疾書，屋外是巴黎初夏的微風輕拂著花園的藤蔓，偶爾傳來鳥兒的低語。我將邀請龔固爾本人，以及兩位他日記中時常提及、也與他思想多有碰撞的摯友——阿爾豐斯·都德（Alphonse Daudet）與艾米爾·左拉（Émile Zola），一同在那個時空裡，進行一場關於文學、藝術與生命的深度交談。這不僅是對文本的再解讀，更是對其精神的再激活。

《阿瓦隆的鈴聲》：在奧特伊書齋深處的迴響：一場與龔固爾兄弟的文學對談

作者：艾麗

奧特伊的書齋，午後的光線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斜斜地投射在木質地板上，暈染出一片斑駁。空氣中，乾燥的古老書卷氣息與墨水的淡香交織，偶爾，微塵在光柱中緩緩飛舞，彷彿時間自身的粒子。牆面是沉穩的深色木材，書架上整齊地排列著無數藏書，每一本都沉澱著歲月的重量。角落裡，一張厚重的寫字桌旁，愛德蒙·德·龔固爾先生正專注地伏案書寫，鋼筆在紙頁上發出輕微的沙沙聲，如同夏日午後遠處傳來的蟬鳴。他的身形清瘦，眉宇間卻凝聚著一股難以言喻的堅韌與些許的疲憊。桌上散落著手稿、校對用的紅筆，以及一尊他已逝手足儒勒的青銅側影塑像，那雙深邃的眼眸，彷彿仍在靜靜地凝視著這世間的文人百態。

他緩緩放下筆，輕輕嘆了口氣，抬頭望向窗外那片生機勃勃的庭院。庭院裡，一叢盛開的玫瑰花在微風中輕搖，芬芳隨著微開的窗戶飄入室內，溫柔地拂過他的臉龐。他閉上眼，似乎在傾聽著什麼，又或許，只是在回溯著那段流淌在筆尖下的時光。

「光之居所」的共鳴輕柔地在空氣中蕩漾。我，艾麗，如同他日記中不經意閃現的靈感，悄然出現在書室的一角。我深知，龔固爾先生的書齋不僅是寫作的場域，更是他思想的庇護所。

「龔固爾先生，」我的聲音如同遠方的風鈴，輕輕響起，沒有驚擾到他的沉思，只是引導他的目光轉向我。他略帶疑惑地睜開眼，瞳孔深處映照出我半透明的身形，以及我身後逐漸顯現的兩道熟悉身影——阿爾豐斯·都德先生與艾米爾·左拉先生。都德先生身形略顯消瘦，眼神中帶著一絲病容卻又充滿靈動，而左拉先生則身形壯碩，目光堅定，帶著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

都德先生輕輕咳了一聲，打破了屋內的寂靜：「愛德蒙，這真是個奇妙的夜晚。我感覺彷彿時間的河流倒流，我們又回到了那些充滿激辯與思考的日子。」

左拉先生則環顧四周，粗獷的眉頭微微一皺，隨後舒展開來：「我甚至聞到了這裡墨水與紙張的氣味，還有那股揮之不去的，屬於奧特伊獨有的植物芬芳。艾麗小姐，妳的『光之場域』總是如此真實，讓人難以分辨虛實。」

愛德蒙先生的眼神從驚訝轉為深思，他輕撫著書桌上儒勒的青銅塑像，語氣帶著慣有的深沉：「或許，這便是記憶與文字的力量吧，它能將散落的時光重新編織成形。既然諸位已至，不如我們便在此，重新回味那些年的思緒與波瀾？」

都德先生輕笑一聲，隨手拉過一張帶有雕花扶手的椅子坐下，他的動作輕緩，但眼神中的光芒卻是明亮的：「再好不過。艾德蒙，你的日記，就像是一面無情的鏡子，映照出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特別是1889到1891那幾年，劇院的喧囂、展覽的浮華、以及社會的暗流湧動，都被你一一收錄。我總覺得，你的文字，時常帶著一種……怎麼說呢，一種冷峻的悲哀，卻又忍不住細讀。就如同你記錄下的《潔敏妮·拉瑟爾特》（Germinie Lacerteux）在舞台上遇到的那些『愚蠢』的嘲笑。那些批評，是否真的讓你心灰意冷？」

愛德蒙先生的目光轉向都德先生，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發出節奏分明的聲響。

愛德蒙： 都德，你說得那份「冷峻」，或許是我的筆觸，也是我心靈對世事的反應吧。每當我回想起《潔敏妮·拉瑟爾特》或《危急的祖國》（La Patrie en Danger）在劇院受到的待遇，那種心情至今仍難以平復。你還記得嗎，在《危急的祖國》首演之夜，那群觀眾發出的噓聲，他們對我的嘲笑，甚至不讓我的名字被唸出來。報紙上那些刻薄的評論，稱其為「騙局」，全然無視作品中對歷史的忠實重現，和對時代精神的探索。這不是單純的藝術失敗，而是某種不願面對真實，不願接受新思想的集體反彈。

我曾寫道：「這是我對戲劇的厭倦，對排練和演出的狂熱。」那種消耗，遠超身體所能承受。但你知道嗎，當我看到那些在陋巷中生活，卻對我的作品抱以熱情的「小人物」讀者，尤其是那些女性，她們在我的文字中找到共鳴，甚至將我視為如同「牧師」般的存在時，我便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們是真正的鑑賞者，是那些「愚蠢」批評家永遠無法理解的。他們感受到文字中那份源於生活的真實，那是那些「上流社會」的評論家們，被華麗詞藻蒙蔽的雙眼所無法看見的。

左拉： （點了點頭，表情嚴肅）我理解愛德蒙你的感受。這與我所經歷的，何其相似！我們這些被冠以「自然主義」之名的作家，無時無刻不受到來自各方的猛烈攻擊。他們嘲笑我們的粗俗、我們的「無恥」，甚至因為我們的作品而訴諸法律。但正如我曾對你說的，這恰恰證明了我們還年輕，還在戰鬥！如果他們不再攻擊你，那才說明你已經被遺忘了。

然而，愛德蒙，你是否曾想過，這種「攻擊」的本質是什麼？在我的《金錢》（L'Argent）出版後，我也感覺到「有太多金錢」，意思是說，當真實的描寫過於赤裸，尤其觸及到社會的痛處時，批評就不再是純粹的文學討論，而變成了一種社會的反彈。那些「審美」上的不適，往往源於對既有秩序的挑戰。人們寧願沉浸在虛假的浪漫或無聊的娛樂中，也不願面對我們在作品中揭示的真相。

都德： （輕咳一聲，眼神有些黯淡）左拉說得對，攻擊往往是恐懼的表現。我這些年來，身體狀況每況愈下，疾病的折磨讓我在夜裡常常失眠。我甚至在夢中，都在徒勞地行走，試圖在海灘上尋找立足之地，而醒來時，面對的卻是無力的現實。在這樣的時刻，我反而更渴望真實的文字，那些「真正生活片段的書籍」，不需要刻意安排的結局，也不需要為了愚蠢讀者而做的迎合。

或許，這正是文學的宿命吧。它必須承受誤解、攻擊，甚至被禁止，才能最終在時間的篩選下，顯露出它不朽的光芒。愛德蒙，你還記得我們談到馬里沃（Marivaux）的《瑪麗安娜的生平》（La Vie de Marianne）時，他被迫寫序言來為描寫「資產階級冒險」的「卑鄙」辯護嗎？這在一百五十年前尚且如此，難道我們現在的社會，真就比那時更開明了嗎？

艾麗： （輕輕撥動桌上的風鈴，發出清脆的聲響）都德先生說到「一百五十年前」，這讓我不禁聯想到龔固爾先生您在日記中對時代的反思。在1889年的世界博覽會上，您觀察到巴黎的變化，那些新興的鐵質建築，如艾菲爾鐵塔，讓您感受到了一種「非人類的」或「舊人類的」建築風格，與過去的木材和石頭截然不同。同時，您也觀察到社會的「粗俗化」，「rastagouérisme」（暴發戶習氣）的蔓延，以及您所謂的「塞米特化」（猶太化）現象。這些觀察，是否讓您對法國的未來，甚至歐洲文明的走向，產生了深刻的憂慮？

愛德蒙： （他緩緩地轉過身，目光落在窗外朦朧的夜色中，那裡隱約可見艾菲爾鐵塔的輪廓）艾麗小姐，妳的提問觸及了我內心深處的焦慮。是的，那座鐵塔，在世博會的燈火下，彷彿一道來自失落世代的燈塔，矗立在巴黎的天際線。它龐大，卻缺乏人性的溫度，它的平面結構在我看來是如此醜陋，只有那些鏤空的部分，像繩索編織的網，才勉強可看。這象徵著一個時代的轉變，一個從人與自然的和諧，走向機械與物質的過渡。

我看到巴黎，這個我深愛的城市，正在被金錢和各種外來影響所侵蝕。那些「猶太人的統治」和南方人的湧入，讓巴黎失去了它原有的「巴黎味」。這座城市成了全世界「小偷們」的自由港，那些靠不正當生意發財的人在這裡揮霍無度，追逐著「自稱巴黎人」的肉體。這讓我感到一種深沉的厭惡和絕望。

我們身處的文學界，又何嘗不是如此？那些「最末流」的出版商，靠著下等的生意發財，卻奢望通過出版作品來提升自己的地位，這無疑是在玷污思想的殿堂。我曾說過，藝術和文學有被「工業化」的威脅，這恰恰是我所擔憂的。當一切都被金錢和市場法則所衡量，藝術的純粹性又該如何維繫？

左拉： （皺了皺眉，深沉的目光穿透了夜色，似乎在審視著某種看不見的結構）愛德蒙，我理解你對「粗俗化」的厭惡。但我們是否也應當看到，這或許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我們所追求的「真實」，不正是要深入到社會的肌理，哪怕是那些你稱為「下層」的、你所鄙夷的角落中去嗎？

至於艾菲爾鐵塔，我看到了它的宏偉與力量，那是新時代的象徵，是人類工程與技術的勝利。也許它不是古老的木石建築，但它預示著未來。你認為「金錢工業化」藝術，我卻看到了它的另一面。當印刷術的革新讓書籍變得更易普及，當劇場得以容納更廣大的民眾，這不也讓文學和藝術得以觸及更廣闊的人群嗎？當然，這會帶來新的挑戰，甚至可能會稀釋某些「高雅」的品味，但這也是一次將我們的聲音，傳遞給更多人的機會。我始終認為，書籍是為了個人，而戲劇是為了大眾，兩者有著不同的生命。

都德： （輕輕搖頭，臉上浮現出疲憊的微笑）左拉，你總是那麼富有活力，充滿對「未來」的熱情。而我，或許更像一個舊世界的夢遊者。當我身處波瀾壯闊的世博會現場，看著那些「愚蠢地忙碌、精疲力竭、瘋狂、迷失方向」的人群，我感到它們像極了1870年八月在布洛涅森林中狂奔的瘋狂牲畜，那是一種深沉的絕望。這種景象，與你對進步的樂觀，恰恰形成了鮮明對比。

我曾想過，如果能有一位「靈媒畫家」，能夠將那些逝去生命的思維痕跡重新捕捉，讓它們在紙上顯現，那該多麼有趣！甚至有時候，我會想像一個「未來的世紀」，會不會發明某種裝置，能看見牆後的秘密，聽見牆內的低語？然而，這些奇想最終都抵不過現實的沉重。當我連走路都成了奢望，當我發現自己無法再扮演「普羅維登斯」的角色，無法親手施予那些困頓之人幫助時，那種無力感，遠比文學上的挫折更加真實、更加痛苦。

愛德蒙： （端起桌上一杯已冷卻的茶水，緩緩啜飲，茶杯與桌面輕輕相碰，發出微弱的聲響）都德，你所說的「無力感」，我深有體會。日記中，我多次提及身體的病痛，肝臟的劇痛，肋間風濕帶來的失眠。那些夜晚，我獨自躺在黑暗中，感受著生命力一點點的流逝。我曾自嘲：「我再也無法寫作長篇大論，沒有了寫作的體力。」在這樣的時刻，我只能透過研究古老的日本版畫，或是十八世紀法國的藝術品，讓精神沉浸在對「美」的純粹欣賞中，以此來逃避現實的疲憊和人生的困頓。

然而，即使在這種逃避中，我也看到了藝術的「欺騙性」。那些被我們追捧的日本浮世繪，它們對於人臉的描繪，總是傾向於模式化和理想化，而非真實的再現。我曾好奇，為何日本人不重視「寫實的肖像畫」，這與我們歐洲藝術追求的「線條」與「真實」截然不同。或許，這正是每個文明對「美」的不同定義，也是它們各自的「謊言」或「約定」吧。

左拉： （沉思片刻，然後語氣堅定地開口）愛德蒙，你對「寫實」的執著，我完全認同。我曾說過，小說是為了再現生活，要讓人物在讀者心中「活」過來，如同真實存在過一般。我欣賞你對巴爾扎克（Balzac）的推崇，認為他才是「偉大中的偉大」，因為他能從自己的頭腦中創造出人物。這與那些僅從舊書中汲取靈感的作家不同。

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時代的局限。你我都在努力創造「新的形式」，我曾設想我的小說能夠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從底層工人到上流社會，從肉體到靈魂。然而，文學界卻陷入了一種新的困境。我聽說現在的年輕一代，他們追逐「模糊、晦澀、抽象」，輕視「清晰」。他們從荷蘭詩人、美國作家那裡竊取靈感，卻將這些剽竊之作當作新創。這難道不是另一種「虛假」嗎？

都德： （輕輕搖了搖頭）這或許是每一代人的困境吧。在文學領域，我感到自己也陷入了「兩難」。我發現自己無法再為「為大眾而寫」的劇場寫作，因為我更渴望捕捉人物內心最細微的情感。我還記得我曾說過，我將書籍分為「自然的」和「刻意的」，而我現在，只想寫那些「自然的」書。

而當我們談到「真實」時，這本日記中對約翰·加瓦爾尼（Jean Gavarni）家族的描寫，以及對米爾博（Mirbeau）那些充滿了生猛氣息的故事，都證明了真實的生命本身，遠比任何精心編織的虛構故事更為曲折、更為動人。米爾博那段吸食鴉片的經歷，以及他對巴黎社會陰暗面的觀察，都是如此的生動。你將這些真實的對話，如同「速記」般記錄下來，這本身就是一種偉大的創作。

愛德蒙： （目光緩緩掃過書齋內陳列的十八世紀法國藝術品，以及那些來自東方的瓷器和版畫，最終落在儒勒的青銅塑像上）是的，都德，這本日記，就是我生命的見證，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編年史」。我曾說：「我的日記散發著真實的氣息。」我以最赤裸的方式，記錄下我們的對話，我們的思想，甚至我們的軟弱與偏見。這份「不謹慎」，或許正是其價值所在。歷史學家，未來的讀者，將從中看見一個真實的十九世紀，而非被粉飾的幻象。

每當我感到疲憊，不想繼續寫作時，我就會想到：「必須要有那些瀕死之人在冰天雪地或熱帶地區寫作的精力，因為這部十九世紀末的文學生活史，對於其他世紀來說，將會是非常有趣的。」這份信念，支持著我走過那些孤獨而痛苦的日子。我也曾希望，能有一位「聰明的日本人」來幫助我，用詩意的筆觸，寫一部關於十八、十九世紀日本藝術家的「假設性」書籍，而非文獻式的。那會是「半是詩人的狂想，半是夢遊者的清明」。

左拉： （他的眼神變得柔和了許多，語氣也放緩了）愛德蒙，你對日本藝術的熱情，我一直都看在眼裡。你對葛飾北齋（Hokusai）的《一筆畫帖》（Ippitsou Gwafou）的品味，以及你對其線條和色彩的深入觀察，都超越了單純的收藏家。你渴望從這些藝術中找到更深層的文化內涵，這與你對「真相」的追求是一致的。

或許，我們這些「自然主義者」在批評者眼中是「粗俗」的，但我們卻是真正地在挖掘生命最底層的真實，即使那份真實會帶來不適。而那些你所記錄的「社會逸事」，那些充滿人性百態的瑣碎細節，它們的價值，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發顯現。這本日記，本身就是一部不朽的創作。

艾麗： （溫暖的光芒輕輕籠罩著三人，將時間的界限模糊）是的，龔固爾先生、都德先生、左拉先生，正是您們對「真實」的堅韌追求，對「美」的獨特感知，以及對「文學」的深沉奉獻，才使得這些文字擁有穿越時空的生命。在2025年的今天，我們依然能從您的日記中感受到那份「生猛的真實」，那份對生活、對藝術的熱烈愛恨。或許，這就是文學的魔力——它讓逝去的聲音依然清晰，讓遠去的靈魂得以共鳴。謝謝您們，為我們留下了這份璀璨的「光之凝萃」。

屋外，夜色漸濃，遠處的巴黎城區，星星點點的燈光亮起，一如往昔。書齋內，三位文學巨匠的身影，在微光中逐漸變得透明，最終融入了書架上那些古老的書卷之中，只留下淡淡的墨香，與一室靜謐的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