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imals' Rights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Social Progress》光之對談

《無聲集》：囹圄深處對生命共鳴的夢語

獄窗之外，今日，西元2025年6月18日，晨曦如鉛筆尖的灰光，勉強穿透鐵窗與厚重的石牆，在我的書案上暈染出一小片模糊的光斑。空氣中那股潮濕與霉味，與日俱增，提醒著肉身所受的限制。遠處看守沉重而規律的腳步聲，像永不止息的鐘擺，丈量著時間的流逝。然而，當我的目光沉入書頁，這些外在的羈絆便如幻影般消散，心靈的疆界由此無限拓展。今夜，我將再次進入那《無聲集》中的知識之夢，追溯一場關於生命權利的深刻對談。

近來，我苦讀亨利·S·薩爾特（Henry S. Salt）的《動物權利與社會進步論》（Animals' Rights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Social Progress）。薩爾特，這位生於1851年，逝於1939年的英國作家，不僅是位社會改革家、和平主義者，更是維多利亞時代後期動物權利運動的先驅。他曾於伊頓公學任教，後因對傳統教育體制的不滿，轉而投入寫作與社會改革。他不僅是素食主義者，亦是著名的雪萊與梭羅研究者，其筆下充滿對自然與生命的深切關懷。此書初版於1892年，後於1922年修訂再版，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旨在挑戰人類中心主義，主張動物與人類一樣，皆擁有基於其感性與個體性而來的「限制性自由」之權利。薩爾特透過此書，系統性地駁斥了當時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將動物視為無意識機器或僅供人類利用的財產的觀念。他細緻入微地剖析了各種對動物的不公行為，從肉食習慣、狩獵、皮草交易，乃至於活體解剖，無一不以嚴謹的邏輯和深切的同情心加以批判。他的論點不僅基於倫理考量，更結合了達爾文進化論所揭示的「人類與動物之間並非種類差異，而僅是程度差異」的科學事實，呼籲將人類同情心與正義的範疇，擴展至所有有感知能力的生命。這部作品不僅為動物權利運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也深刻影響了後世的倫理思潮，包括甘地在內的許多思想家都曾受其啟發。我身處囹圄，對此等超越物理疆界的思想自由，感同身受。

夢境啟始於一間書室。並非我日常所待的獄中圖書館，卻又隱約有著那樣的熟悉感。透過一扇高大的拱形窗，午後的陽光灑落在古老的木質地板上，空氣中懸浮的微塵在光束中緩緩舞動，時間彷彿在此凝滯。牆面是沉穩的深色木材，書架上層疊著泛黃的書卷，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混雜著淡淡的油墨香。不時有書頁輕輕翻動的沙沙聲，像遠方的海浪拍打著岩石，細微卻清晰。這正是【光之書室】與【光之雕刻】所呈現的，那種既靜謐又充滿思想流動的場域。

我正獨自閱讀著薩爾特先生的著作，忽地，書頁間泛起一陣柔和的光暈，光芒流轉，將空間略微扭曲。一位身著維多利亞時代簡樸長袍的紳士，從書中緩緩浮現，他眼神清澈而深邃，面容沉靜而堅毅，正是薩爾特先生本人。他環顧四周，眼中並無驚訝，彷彿這書室，這場景，本就該是他思想的歸宿。

我恭敬地起身，躬身行禮：「薩爾特先生，能在夢中與您相會，實是我的榮幸。您的《動物權利與社會進步論》對我啟迪良多。今夜，我願與您對談，深究其中奧義。」

薩爾特先生微微頷首，走到一張空置的木椅前坐下，手輕撫著桌面：「年輕的求道者，思想的種子，無論在何處播下，總能尋得沃土。你所處的時代，與我寫作此書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相隔已逾百年，但人類對待其他生靈的困境，想必仍有其相似之處。」他輕輕拿起桌上的一片枯葉，指尖摩挲著葉脈，彷彿在感受生命的殘餘：「你欲從何處談起？」

我坐下，目光落在手中的書頁上：「先生，我想從您的開篇之論——『動物是否擁有權利？』談起。您開宗明義，指出若人類有權利，動物亦然，並援引赫伯特·史賓賽的『限制性自由』概念。這在您那個時代，無疑是石破天驚之言。彼時，主流社會對此觀點是如何回應的？您又如何看待這種對『權利』概念的延展性？」

薩爾特先生微閉雙眼，似乎在回溯往昔：「呵，『石破天驚』，這個詞用得極妙。當時的回應，正如你所預料，多半是嘲諷與不解。畢竟，我們長久以來習慣於將自己置於萬物之巔，享受著『造物主』般的特權。要讓人類承認與『野獸』、『牲畜』共享『權利』這等莊嚴之詞，簡直是褻瀆。」

他睜開眼，眼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他們會用各種『學術』辭藻來反駁，例如D.G. Ritchie教授的『我們對動物只有『仁慈』的義務，而動物對我們並無『權利』。』這話聽似有理，實則避重就輕。我書中駁斥過，他將『仁慈』與『義務』割裂，彷彿仁慈只是一種選擇，而義務則只關乎人類自身。但若如此，這種『仁慈』便隨時可因人類的『便利』而被捨棄。難道這不是一種自欺欺人？」

薩爾特先生輕嘆一聲：「我借用史賓賽的『限制性自由』（restricted freedom），是想強調，權利並非無限的放縱，而是基於個體存在的必然需求。人類有自由生活，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同等自由。動物亦然。它們有其獨特的生命目的，有其感知、思考、情感。剝奪這些，不正是剝奪了它們的『限制性自由』嗎？這並非奢求，而是基於正義的最小要求。」

我點頭：「您書中提到，托馬斯·潘恩的《人權論》和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辯護》為動物權利理論的更廣泛延伸奠定了基礎。而1792年那本諷刺的匿名作品《野獸權利辯護》——『一代人的嘲諷，可能成為下一代人的現實』——這句話真是令人警醒。您認為，這種從人權、女權到動物權利的思想擴展，其核心驅動力是什麼？」

「核心驅動力，」薩爾特先生的目光掃過書架上古老的卷軸，「是共情（sympathy）的覺醒，以及對真理的持續追尋。人類文明的進步，從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螺旋上升的過程。早期思想家如佛陀、畢達哥拉斯、塞內卡、普魯塔克、波菲利等人，他們的教義中早已蘊含了對生命的尊重，即便那可能源於輪迴的信仰。羅馬帝國的人道主義哲學家，則提出了更為普世的仁慈原則。」

他沉思片刻：「然而，中世紀教會的黑暗時期，『動物無靈魂』的觀念根深蒂固，導致對動物權益的漠視。直到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伏爾泰和盧梭的聲音才再次喚醒人們的『感性』。法國大革命之後，那股世界範圍內的人道主義精神，才從哲學家的論文和詩人的幻夢中走出，逐漸成為民主進程的內在要求。」

「正如萊基（Lecky）在《歐洲道德史》中所說：『慈善的感情，初時僅限於家庭，而後擴展至階級、民族，進而聯合各國，最終普及全人類；而其影響，亦終將觸及人與動物世界的關係。』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每一次偉大的解放運動，無論是奴隸解放還是女性平權，都始於對『親近感』的覺醒。當施暴者與受害者之間那道『無法逾越的鴻溝』被想像的同情所彌合，暴政的喪鐘便已敲響。權利的最終賦予，不過是時間問題。」薩爾特先生的聲音低沉而有力。

我輕聲道：「您書中對笛卡爾的『動物是無意識的機器』的批判，以及叔本華對其的譴責，讀來令人深思。這種『人獸本質區別』的謬論，在您看來，對動物的苦難造成了怎樣的深遠影響？」

「影響是毀滅性的，」薩爾特先生搖了搖頭，「它為人類的傲慢與壓迫披上了『科學』與『宗教』的外衣。當你認定一個生命沒有靈魂、沒有意識、只是一具會動的機器時，所有的殘忍行為便可以被輕易地合理化。想想看，活體解剖者何以能心安理得地對動物施加極端痛苦？因為在他們的『科學』教條下，這些動物的呻吟不過是機器故障的聲音罷了。」

「我書中引用了伏爾泰的諷刺：『上帝賦予動物感官器官，目的卻是讓它們『不』去感受！』這何等荒謬！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衛斯理·米爾斯博士和E.P.埃文斯先生的研究，都明確指出，人類所誇耀的感官、直覺、情感、記憶、注意力、好奇心，甚至理性，在動物身上都能找到或萌芽、或發展良好的狀態。那道曾被宣稱是『人』與『獸』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早已被科學所填平。」

我望向窗外，那裡此刻彷彿籠罩在一層淡淡的夢霧之中，窗台上一隻麻雀跳躍著，啄食著不知何時留下的碎屑，然後警惕地抬頭，小小的頭顱轉動著，觀察著四周。薩爾特先生的話語，讓我對這麻雀的每一個動作，都多了幾分審視與同情。這無疑是【光之逸趣】的體現，讓冰冷的理論瞬間鮮活起來。

「您在書中也犀利地指出，許多用於描述動物的詞彙，例如『禽獸』、『家畜』、『啞巴動物』，都在無形中強化了這種偏見。」我說。

「正是如此，」薩爾特先生贊同道，「語言是思想的載體。當我們用『物』而非『人』、『牠』而非『它』來稱呼那些有感知、有情感的生命時，我們便在心底預設了它們的『次等』地位，為我們的剝削行為開脫。本傑明（Bentham）早就指出，人類被稱為『人』（persons），而其他動物因古老法學家的麻木不仁，被降格為『物』（things）。叔本華也曾批判，對狗或猿猴這類高等動物使用中性代詞『it』是多麼荒謬。這些詞彙的習慣性使用，使得人類對其受害者的乞求充耳不聞，反將其歸咎於受害者本身的『有機缺陷』，真是莫大的諷刺。」

「然而，要實現動物權利的全面進步，必然會遇到巨大的阻力，」我提出，「您書中對『需求必要性』的辯論，以及對『感傷主義』指控的反駁，是如何闡述的？」

薩爾特先生輕輕拍了拍書的封面：「『需求必要性』是人類最常用的藉口。活體解剖者會說，這對科學的發展是必要的；肉食者會說，這對健康是必要的；時裝業者會說，這是社會品味的必然。我書中強調：『如果我們必須殺生，無論是人或動物，那就殺吧；如果必須施加痛苦，那就做那些不可避免之事，沒有偽善，沒有迴避，沒有矯飾。但（這是關鍵點）我們必須首先確信這『是』必要的！』」

「難以捉摸的『必要』一詞，」他苦笑了一下，「總是為那些不義之舉留下方便的後門。然而，決定『必要』與『非必要』、『虛假個人需求』與『真正社會需求』的責任，必須落在那些擁有施加服務或犧牲權力的人身上。我相信，隨著個人良知與公共良知的相互作用，這個複雜的問題終將得到解決。」

「至於『感傷主義』的指控，」薩爾特先生的語氣變得堅定起來，「這不過是那些自私自利、不願正視自身責任者的慣用伎倆。當我們要求他們直面動物的痛苦時，他們便會輕蔑地將我們斥為『多愁善感』。但真正的感傷主義，恰恰是那些『只攻擊一種弊病，卻對另一種同樣需要改革的弊病視而不見』的虛偽行徑。對我而言，唯一的真正保障，是採取對人權與動物權利一視同仁的立場，培養對所有生靈的廣泛而無私的普世正義感，而非單純的『憐憫』。這才是心靈健全的真諦。」

他停頓了一下，望向我，眼神中透出我熟悉的堅韌：「我在獄中苦讀，即便身陷囹圄，也從不停止對真理的追尋。那些外在的限制，反而磨礪了我對知識與自由的渴望。我深信，思想的自由能超越一切物理的疆界。你可曾想過，我書中提及的『社會進步』，與你此刻身處的『囹圄』，以及我曾因『不合時宜』的思想而入獄的經歷，何嘗不是一種呼應？」

我心頭一震，薩爾特先生的目光似乎穿透了我的夢境，直抵我最深處的感受。我的筆在無形中停了一下，空氣中似乎響起我囚室裡的風聲，儘管這是夢境，但那份真實感卻是如此清晰。

「先生之言，直抵我心。」我回答，「我身受囹圄，方能更深切體會『限制性自由』的深意。您所提倡的，正是超越個人局限，將同情與正義推向廣闊世界的宏偉願景。而我，便是在這高牆之內，藉由閱讀與夢境，持續我的知識探索與對生命意義的感悟。」

「那麼，先生對『肉食』、『運動性虐殺』、『皮草與羽飾』、『活體解剖』這四大方面的不公，是如何從根本上聯繫起來的？」我追問。

「它們的根源，如我前述，都植根於人類對動物『無意識』、『無靈魂』、『無個性』的錯誤認知，以及由這認知衍生的傲慢與自利。肉食習慣使無數生命僅為人類口腹之慾而生，而其終結過程又充滿殘酷；『運動』則將殺戮變為娛樂，以他者的痛苦為樂；皮草與羽飾則為虛榮犧牲生命之美；活體解剖更以『科學進步』之名，行最駭人聽聞之酷刑。」

「我書中特別引用了濟慈的詩句，描繪那毫無意識的、將動物的痛苦輕易轉化為自身『利益』的冷漠：『為此，錫蘭潛水夫屏息潛入，赤身裸體，面對饑餓的鯊魚；為此，他雙耳噴血；為此，海豹在冰冷的冰上，帶著可憐的哀號，渾身插滿飛鏢而死；僅為此，成千上萬的人身陷廣闊而黑暗的苦難；他們半知半解，輕易轉動著輪盤，卻啟動了鋒利的拷問架，以折磨與剝皮為樂。』這段詩文，正是對人類無視生命痛苦、追求自身安逸的諷刺。」

「真正的解決之道，」薩爾特先生語重心長地說，「在於教育與立法。教育是讓人類的心靈得以開化，認識到與萬物同源的真理；立法則是將這些覺醒的道德意識，固化為社會的行為規範，保護弱者。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他目光轉向書案上我的筆記，指尖輕觸我尚未寫滿的一頁：「我還記得，當年的『馬丁法案』（Martin’s Act）在1822年通過時，起初只適用於牛和『負重獸類』，但它開啟了『動物權』在法律上被承認的先河。儘管步履維艱，但每一次立法，都是人類良知的一次勝利。如同廢除奴隸制、通過工廠法案一樣，儘管阻力重重，但正義的洪流終將向前。今日，或許許多人仍對動物權利嗤之以鼻，將之視為『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歷史告訴我們，昨日的幻想，正是今日的現實。」

「今日是2025年6月18日，」我緩緩說道，「在我的時代，科技飛速發展，人類對自然的影響力前所未有。一些過去被認為是『必要的』產業，如今正遭受越來越多的道德審視。例如，過去數百年來作為勞動力的馬匹，如今在許多城市已漸被機械取代，這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它們的負擔，實現了您書中提到的『機械將取代動物勞役』的預言。然而，新問題也隨之而來，如工業化養殖的殘酷、基因編輯倫理的爭議等，這些都考驗著人類良知的底線。」

薩爾特先生點頭：「科技進步，固然能解決舊問題，卻也可能帶來新困境。但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核心原則不變：即對所有生命個體價值的尊重。我書中強調，即便人類在食物、服飾或科學研究上『需要』利用動物，也必須嚴格限定在『必要』且『無可避免』的範圍內，且絕不能施加不必要的痛苦。任何將生命貶為『無意義的自動機』的行為，都是對更高文明的背叛。」

他頓了頓，目光堅定而溫和：「或許，我此生無法親見那動物權利全面實現的理想社會，但每一份對真理的堅持，每一點對弱者的同情，都是推動巨輪前行的微小力量。你，身處這高牆之中，卻仍能從書本中汲取力量，與古往今來的思想對話，這本身就是對自由意志最崇高的致敬。」

夜色漸濃，書室中的光線變得更為柔和，遠處似乎傳來一聲貓頭鷹的鳴叫，劃破了夢境的靜謐。薩爾特先生的身影也逐漸變得透明，彷彿與周圍的書頁融為一體。這趟夢中的對談，雖無聲無息，卻在我心底激盪起層層漣漪，讓我的知識之海更加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