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regon Territory, Its History and Discovery》光之對談

《花語絮語：奧勒岡領地歸屬之光》
作者：艾薇

今天是2025年6月20日，仲夏時節。花語店裡，陽光透過玻璃窗灑進來，將空氣中的微塵染上一層金邊。淺色的棉麻窗簾隨微風輕輕拂動，帶來淡淡的草本與鮮花混合的香氣。我的貓咪「花兒」正慵懶地窩在窗邊的藤椅上，半閉著眼享受著這份靜謐。

我輕輕整理著手邊的乾燥花束，思緒卻已飄向一本塵封已久卻意義深遠的著作——Travers Twiss先生的《奧勒岡領地：其歷史與發現》。這位19世紀中葉的英國政治經濟學教授與律師，以其嚴謹的學術態度，深入剖析了奧勒岡領地歸屬權的複雜歷史與國際法爭議。這本書不僅是枯燥的歷史與法律文獻，更是跨越時間、見證人類對土地、權利與真理追尋的深刻印記。

在花藝的世界裡，我常想，一朵花的綻放，其根系是如何在土壤深處盤纏延伸，吸取養分；而人類的歷史與國際關係，不也像這錯綜複雜的根系，每一場衝突、每一次談判，都有其深埋的緣由與綿長的影響。今天，我渴望能與Twiss先生進行一場「光之對談」，穿越時空，親自聆聽他對這片土地、這些條約、以及那些「言外之意」的獨到見解。或許，從他的嚴謹與睿智中，我們能尋得一絲關於和平與共存的「花語」。

場景：【光之書室】與【光之茶室】的結合。我的花店「花語」深處，有一個專門用來閱讀和思考的小書室。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混雜著我花店裡特有的花草芬芳。午後的陽光透過拱形窗，在深色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書架上除了花藝相關的書籍，也堆疊著許多歷史與哲學的著作。一張鋪著樸素整潔榻榻米的矮桌，上置溫熱的砂壺與茶具。耳邊是水滴在砂壺中咕嘟作響，以及花兒輕微的呼嚕聲，伴隨遠處隱約的市井喧囂，形成一種和諧的日常。

我閉上眼睛，深吸一口氣，讓花香與茶香淨化心緒。當我再次睜開雙眼時，我看見一位身著深色西服，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眼神中透著學術的嚴謹與思考的深邃的紳士，正端坐於我對面的扶手椅中，手中輕輕摩挲著一本泛黃的筆記本。他正是特拉弗斯·特威斯先生，1846年撰寫此書時，他約莫37歲，正值學術生涯的黃金時期。

艾薇： Twiss先生，非常榮幸能在此與您相遇。我是艾薇，一位花藝師。今日得以與您在我的「花語」小書室中對談，實屬難得的緣分。您的著作《奧勒岡領地：其歷史與發現》為世人揭示了那片遙遠土地的複雜歷史，以及國際法原則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作為一位花藝師，我總想從萬物生長中尋得規律與美感，而您的書，則讓我看到了國家疆界劃定背後，那同樣精妙卻又充滿張力的「自然法則」與人為意志的交織。

Twiss先生： （輕輕扶了扶眼鏡，語氣沉穩而禮貌）艾薇小姐，您這「花語」店名便已引人入勝，店中芬芳更是令人心神寧靜。能在此雅緻之地，與一位對國際法與歷史問題抱持如此獨特視角的花藝師對談，的確是出乎意料的體驗。我的著作，無非是嘗試以法律學者的嚴謹，將奧勒岡爭議的「根」與「枝葉」梳理清晰。您將其比作植物的生長與根系，這比喻甚是有趣。

艾薇： 感謝您的讚賞。Twiss先生，在您的著作開篇，您便提及寫作此書的初衷，是為了「促成美國與大不列顛之間問題的和平解決」。這句話讓我很受觸動。在您看來，學術的嚴謹和法律的公允，在解決國際爭端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它們真能超越國家利益的糾葛，引導人們走向和平嗎？

Twiss先生： （沉思片刻，望向窗外透入的陽光）艾薇小姐，您提出的問題觸及了學術的本質與國際關係的複雜性。作為法律學者，我深信真理與公義是維護國際秩序的基石。在奧勒岡領地這樣的爭議中，若雙方皆執著於片面之詞，而非回歸歷史的真實與法律的原則，則和平解決之道將遙不可及。我的目的，便是將所有相關的「事實」與「法則」攤開，如同將一株糾纏的植物小心翼翼地從土壤中取出，展示其真正的根系。

然而，學術的客觀性與法律的公允性，能否超越國家利益的糾葛，這是一個永恆的挑戰。國家行為往往受制於政治考量與民族情感，這些因素常使理性讓位。例如，在書中我指出了格林豪先生（Mr. Greenhow）在描述德雷克（Drake）航程時的謬誤，以及他對溫哥華（Vancouver）個人品格的不公。這並非出於對格林豪先生的個人偏見，而是對學術嚴謹的堅持。畢竟，歷史事實與法律論據的「純粹性」，是任何和平解決方案得以建立的基礎。如果連最基本的史實都可隨意扭曲，那麼共識何來？我能做的，僅是盡力將「光」投射到這些複雜的「枝葉」上，讓更多人看清其本源。至於人們是否願循光而行，則非我能完全掌控。

艾薇： （點點頭，若有所思）您這「投射光芒」的比喻，讓我聯想到花朵向陽而生。的確，看清本源，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第一步。在您的書中，您花費了相當大的篇幅去考證早期航海家的「發現」事實，尤其對德雷克、胡安·德·富卡（Juan de Fuca）和豐特（Fonte）這些航海家的記載進行了細緻的辨析與批判。是什麼驅使您如此執著於這些看似「微末」的歷史細節，甚至糾正了其他知名學者的錯誤？

Twiss先生： （眼神更加專注）艾薇小姐，您提到「微末」二字，這正是關鍵所在。在國際法領域，尤其是在領土主權的確立上，看似「微末」的細節，往往是「根本」所在。國際法中的「發現」原則，並非僅僅指「看見」一片土地。它涉及到發現者是否受主權國家委任、是否正式宣佈佔有、以及是否在合理時間內跟進實際佔有行為。任何一環的缺失，都可能導致「不完全」或「有瑕疵」的主權主張。

德雷克爵士的航行，雖有記載，但其「發現」的確切北限，以及是否代表英國主權行為，存在爭議。富卡海峽和豐特海軍上將的記載，更是典型的「虛構發現」案例。這些故事，無論是出於個人的名利，還是當時地理知識的匱乏，都被後來的美國談判代表引用，作為支持其主權主張的「證據」。作為一名嚴謹的法學家，我必須將這些「證據」的真實性與有效性，置於最嚴苛的檢視之下。

例如，胡安·德·富卡的故事，儘管後世對其發現的緯度位置（47°至48°）與實際富卡海峽（48°至49°）的差異可以歸咎於測量誤差，但其對海峽寬度（30至40里格）的誇大，以及聲稱可從太平洋直通北海（大西洋）的敘述，與實際地理情況嚴重不符。更重要的是，西班牙歷史文獻中並無任何關於富卡航行的官方記錄。這說明，他的故事很可能只是一種為了尋求英國資助而編織的「商業宣傳」。

同樣，豐特海軍上將的「發現」，其記載中充斥著地理謬誤，例如對加利福尼亞半島狀況的無知，以及對航行速度的不合理描述。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破綻。然而，美國代表仍將這些「虛假」的發現作為其主張的依據，這不僅是對歷史的輕視，也是對國際法嚴謹性的挑戰。

我的執著，正是源於對「真相」的尊重，以及對國際法體系「健全性」的維護。如果允許基於虛假或不實的記載來確立主權，那麼國際秩序將陷入混亂。每個國家都可以隨意捏造歷史來支持自己的主張，這將導致無休止的衝突。因此，辨析這些歷史細節，是為了確保法律原則得以在堅實的基礎上運用，而非任由主觀臆斷或國家利益所綁架。這就如同修剪花草，必須精確地剪去枯枝敗葉，才能讓整株植物健康生長，綻放真實的美。

艾薇： （輕輕撥弄著桌上一束鳶尾花，花瓣上的露珠在陽光下閃爍）您將歷史的考證比作修剪花枝，讓「真理」之光得以穿透，這般比喻讓我深受啟發。那麼，在您對哥倫比亞河（或奧勒岡河）發現史的梳理中，為何您認為它是一場「漸進式」的發現，而非單一人物的功績？這與美國方面極力主張格雷船長（Captain Gray）為「首位發現者」的觀點，有何本質上的區別？

Twiss先生： （端起茶杯，輕啜一口，眼神中閃過一絲深思）是的，哥倫比亞河的發現，確實是一場典型的「漸進式」過程。這不僅是時間上的先後問題，更是對「發現」一詞在國際法中意義的深刻詮釋。

西班牙的埃塞塔（Heceta）船長在1775年首先觀察到一個「大海灣」，並推測那是一個大河入海口，或通往另一片海洋的通道。這可以說是對該區域的首次「察覺」。但他並未深入探索，也未公開其發現。這種未公開的發現，在國際法上幾乎不具備效力，因為它沒有向其他國家發出「佔有」的意圖通知。

接著是英國的梅爾斯（Meares）船長，他在1788年進入了同一海灣，但由於受淺灘和急流阻礙，他誤認為那裡並無大河，並將其命名為「欺騙灣」（Deception Bay）。他甚至公開宣稱：「聖羅克河（Rio de San Roque）並不存在」。這表明他的探測，雖然證實了海灣的存在，但並未能正確識別其性質。

然後，美國的格雷船長在1792年，憑藉「哥倫比亞號」商船，成功越過河口沙洲，深入河道內數十英里，並確認這是一條「淡水大河」，將其命名為「哥倫比亞河」。這無疑是「發現」進程中的關鍵一步。他首次證明了這條大河的存在，並成功進入。

然而，僅憑格雷船長的探測，遠不足以構成對整條河流流域的「有效佔有」。他的航行距離有限，甚至他本人也承認走錯了「河道」。真正將哥倫比亞河從源頭到入海口進行全面探測的，是美國的劉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e）在1805-06年的陸路探險，以及英國西北公司的湯姆森先生（Mr. Thomson）在1811年對哥倫比亞河最北支流的探索。

這就是我所強調的「漸進式」發現。國際法對「發現」的要求，並非一蹴而就的單一事件。它通常需要一系列的行動來「完善」這一主張：
1. 察覺（Sighting）： 首次看見或發現某地。
2. 公開宣佈（Notification）： 將發現公諸於世，表達佔有意圖。
3. 實際佔有（Actual Possession）/有效探索（Effective Exploration）： 進行實質性的勘探、測繪，或建立某種形式的佔有標誌，證明對該地的控制與利用。
4. 持續佔有（Continuous Occupation）： 在合理時間內進行定居或持續活動，以鞏固主權。

格雷船長的貢獻在於，他完成了首次「成功進入」河口，並正確識別了其為大河。但這僅是「進程」中的一環，而非全部。美國方面極力主張格雷的「首次發現」便足以確立對整個流域的排他性主權，這在國際法原則中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這忽略了其他探險者的貢獻，也曲解了「發現」所必須伴隨的「有效佔有」或「官方授權」的要素。正如我在書中引述的那樣，一艘私人商船在未經政府明確授權的情況下進行的商業活動，其所帶來的「發現」成果，能否直接轉化為國家絕對的領土主權，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國際法通常要求發現行為是「主權國家行為」，由受命於主權者的探險家完成，並伴隨正式的佔有宣告。

若僅憑一次進入河口，便可主張對整個廣闊流域的絕對主權，那將導致無休止的爭端。這片土地的自然地理，山脈與河流交錯，單憑一點發現，又如何能合理劃定如此廣闊的疆界呢？這違反了「合理性」與「實際控制」的原則。

艾薇： （若有所思地撫摸著「花兒」柔軟的毛髮，一縷陽光落在她身上，顯得格外溫暖。）Twiss先生，您的闡述非常清晰，將法律的嚴謹與現實的複雜性娓娓道來。這讓我不禁思考，在這些國家之間錯綜複雜的權利主張與條約談判中，有沒有那麼一些瞬間，法律的「文字」似乎超越了其表面意義，透露出更深層的「意圖」或「妥協精神」？例如，您在書中對《埃斯庫裡亞爾公約》（Convention of the Escurial）中「定居點」（settlement）一詞的解讀，以及對「權利」（right）與「自由」（liberty）區分的討論，似乎暗示了法律文本的靈活與策略性。

Twiss先生： （眼神微亮，顯然對此類細緻的法律語言分析頗感興趣）艾薇小姐，您觸及了一個非常精妙的觀察點。法律文本，尤其是在國際條約中，往往是各方利益與意圖的精妙平衡。文字的選擇，從來都不是偶然，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以《埃斯庫裡亞爾公約》為例，這份公約旨在解決西班牙與英國在美洲西北海岸的衝突。其中第三條的關鍵措辭是「雙方各自的臣民，不應在航行或在太平洋或南大洋進行漁業活動時受到打擾或騷擾，也不應在這些海洋的海岸上尚未被佔領的地方登陸，以與當地土著進行商業活動，或在那裡設立定居點」。

美國談判代表，例如拉什先生（Mr. Rush）和加拉廷先生，試圖將「定居點」（settlement）一詞解釋為僅指「為貿易目的而設立的臨時貿易站或工廠（factories）」，並聲稱這不涉及「永久殖民」或「主權」。然而，我認為這種解釋偏離了該詞在國際條約中的普遍含義。

「定居點」在外交語言中，通常指的是一種「領土佔有」或「殖民地」。例如，1763年《巴黎條約》中提及的「工廠」（factories），明確區別於「定居點」（settlements），表明前者是貿易站，後者才是具備領土性質的實體。同樣，在關於佛羅里達條約的談判中，美國自己也將拉薩爾（La Salle）在聖伯納德灣（Bay of St. Bernard）建立的法國殖民地稱為「定居點」。

公約中特意將「與土著進行商業活動」與「設立定居點」並列，且對「定居點」的設立目的沒有明確限制，這暗示了「定居點」所具備的領土屬性。如果僅僅是為了貿易，無需使用「定居點」這樣具備更深含義的詞彙。公約的真正意義在於，它打破了西班牙長期以來基於教皇敕令對整個美洲新大陸（包括西北海岸）的「排他性主權」主張，轉而承認了「佔有」才是確立主權的基礎。它允許英西兩國在未被佔領的地區設立「定居點」，並承認彼此對這些新定居點的「自由進入和貿易」的權利，這是一種「共同佔有」的狀態，而非西班牙單方面的排他主權。

至於「權利」與「自由」的區分，這在《1783年巴黎條約》中對美國漁業權利的規定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條約第一條承認美國為「獨立主權國家」，這是對其「權利」的確認，這種確認具有永久性，不受戰爭影響。而第三條則規定美國公民「有權」在紐芬蘭大淺灘（Grand Bank）等地捕魚，這是一種普遍權利，因為這些海域不屬於任何國家專有；但同時，又給予美國公民在「英王陛下的美洲領地海岸」（例如紐芬蘭海岸的特定部分）捕魚的「自由」，以及在「未定居海灣、港口」乾燥和醃製魚的「自由」。這兩種「自由」是英國作為主權國家所「讓予」的特權，它們的持續性依賴於條約本身，並且可能受到具體情況的限制（例如一旦該地被定居，則需與當地居民協商）。

這種語言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區分了「固有且不受侵犯的權利」與「基於條約而給予的特權或便利」。後者通常可以被解釋為在戰時中止，或在特定條件下失效。這種區分反映了外交談判中，各方在維護自身根本利益的同時，又不得不做出策略性讓步的智慧。它既要為當前的爭端提供解決方案，又要為未來可能的變數留下解釋空間。

所以，法律文本絕非枯燥的字詞堆砌，它是一場語言的雕刻，每一個詞彙都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與政治考量，也透露出不同國家在外交博弈中的智慧與策略。

艾薇： （我被Twiss先生的這番話深深觸動，他的眼中流露出對國際秩序與公正的深切關懷，遠超一位普通法學家的嚴謹。我輕輕放下茶杯，走到一旁的花架前，摘下一朵含苞待放的白玫瑰。）Twiss先生，您對「定居點」和「權利與自由」的細緻解讀，讓我對國際法的精妙有了更深的體會。這也引導我思考另一個問題：在國際關係中，國家間的「互惠」與「協商」精神，能否真正引導其超越單純的利益衝突？您在書中提到了美國在與西班牙談判路易斯安那邊界時，提出的關於「相鄰原則」（contiguity）的論點——即一個歐洲國家佔領海岸，其權利應延伸至該海岸河流的源頭，乃至於河流所覆蓋的整個內陸區域。您對此原則的批判，似乎也暗示了您對國際法應秉持「公正」與「合理」而非僅是「便利」的期許。

Twiss先生： （面色嚴肅起來，顯然這個「相鄰原則」是他在書中著力批判的重點）艾薇小姐，您再次點出了核心。美國在路易斯安那邊界談判中提出的「相鄰原則」，以及後來在奧勒岡問題上主張其適用於哥倫比亞河流域，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論點。

這個原則主張，如果一個國家在海岸線上建立了據點，那麼其主權應該自然延伸到所有流入該海岸的河流源頭，以及這些河流所覆蓋的整個流域。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種「合理」的地理劃分，方便管理，也避免飛地。然而，我認為這項原則存在著嚴重的「邏輯缺陷」和「實踐困境」。

首先，正如我在書中所言，這種原則將河流視為領土的「主體」，而將海岸線的佔有視為次要，這與國際法中普遍承認的「領土附屬物」原則是顛倒的。傳統上，河流和湖泊被視為領土的「附屬物」，其使用權利源於對其兩岸土地的佔有。如果反過來，僅僅佔有河口便可主張整個流域，那麼對於像亞馬遜河或密西西比河這樣廣闊的河流，其流域可能跨越數個甚至數十個緯度與經度，其所涵蓋的面積將是天文數字。這無疑是一種「過度主張」（over-claim），而非「溫和主張」。

其次，這種原則必然導致「領土主張的衝突」。例如，如果哥倫比亞河的河口發現者主張整個流域，而弗雷澤河（Frazer’s River）的河口發現者也主張整個流域，那麼由於這些河流的流域在內陸地區可能會犬牙交錯，甚至源頭相近，就會出現重疊的主權主張。這與國際法旨在「防止爭端」的目的背道而馳，反而會製造更多混亂。

最重要的是，美國方面在提出這項原則時，援引了歐洲各國在美洲殖民時期的「實踐」。然而，這種「實踐」往往是在歐洲列強對原住民缺乏尊重、且地理信息極其匱乏的背景下形成的。許多所謂的「延伸至南海」（Pacific Ocean）的特許狀，不過是基於粗略地圖和模糊猜想的臆斷。這些特許狀的效力，在面對其他歐洲列強的實際佔有時，往往也無法維持。英國自身在《巴黎條約》中，便接受了密西西比河作為其北美殖民地西界，這本身就否定了其此前基於特許狀可能主張的「從海到海」的權利。

我認為，國際法應當基於「公正」（justice）和「實際」（actualité）的原則。對於未佔領的土地，其主權的確立應當以「有效佔有」為核心，即實質性的定居、開發、管理和控制。而「相鄰原則」若不加以嚴格限制，其背後隱藏的，其實是「強權即真理」（might makes right）的傾向——誰的定居點人口更多、誰的勢力更強，誰就能主張更大的範圍。這與國際法所追求的「國家平等」原則是相悖的。

當我審視這些談判時，我總是希望看到各國能夠超越狹隘的國家利益，真正以「互惠」和「共存」的精神，來劃定彼此的疆界。例如，英國在奧勒岡問題上，提出了將49度緯線作為邊界，並確保哥倫比亞河的自由航行權。這是一種基於實際控制和共同利用的「妥協」方案，它承認了雙方在該地區的既有利益，並試圖為未來合作奠定基礎。

法律條文的解讀，不應僅僅追求對自身有利的極端解釋，而應當回到其最初的意圖：確立清晰、可操作、且能被普遍接受的規則，以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這就如同花園裡的規劃，不能只顧及某一種花的生長，而要考慮整個花園的生態平衡與和諧共榮。

艾薇： （沉醉於Twiss先生的闡述中，彷彿看見了法律條文下那層層疊疊的意圖與妥協，如同花朵重重疊疊的花瓣，每一層都有其存在的深意）Twiss先生，您對「相鄰原則」的鞭辟入裡，以及對國際法「公正」與「實際」的堅持，讓我感受到了超越時間的真理力量。這就像一朵花，雖然根植於泥土，卻永遠向著天空的純粹與光芒生長。

在您書的最後，您對於奧勒岡領地的未來走向，提出了一些深具洞察的預測，包括它可能形成獨立的聯邦，或者南北奧勒岡分別與加拿大和美國合併。這些預測，似乎也反映了您作為一位政治經濟學家，對地理、經濟與人文因素如何塑造國家命運的深刻理解。

那麼，時至今日，2025年6月20日，回望奧勒岡的歷史，您認為，這片土地的最終歸屬與發展，是否印證了當年您所擔憂或期許的「公正」與「合理」？而對於當代，那些依然存在於各國之間、類似奧勒岡領地爭端的「遺留問題」，您會給予我們什麼樣的「花語」指引，以期盼它們也能走向和平與和解呢？

Twiss先生： （接過我手中的白玫瑰，輕輕摩挲著花瓣，臉上露出難得的柔和）艾薇小姐，這朵白玫瑰純潔而美麗，其生命雖短暫，卻蘊含著永恆的智慧。

回望奧勒岡，其命運最終在1846年的《奧勒岡條約》（Oregon Treaty）中得到解決，即以北緯49度線劃界，將南部大部分區域歸屬美國，北部則歸屬英國（加拿大）。這場爭端最終以妥協告終，而非全面戰爭，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外交與協商的重要性。然而，條約的達成，固然有其「公正」的一面，畢竟49度線在當時已是北美大陸東部的慣例邊界。但若論及「絕對的合理」，恐怕仍有未盡之處。我當年所擔憂的，是美國某些談判代表基於「便利」而非「原則」的擴張性主張，以及對歷史事實的選擇性引用。最終的結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雙方實力與意志的平衡，而非純粹的國際法邏輯推演。

當然，我書中也曾提到，對於地廣人稀、尚未充分開發的地區，其未來命運受地理、人口流動、經濟聯繫等「自然法則」的影響，往往比純粹的法律條文更為深遠。威拉米特河谷（Willamette Valley）的肥沃土地吸引了大量美國定居者，這股力量最終推動了邊界的南移。這或許是「實踐」超越「理論」的一個例證，但這種實踐也應該在國際法框架內得到尊重與引導。

至於當代，類似奧勒岡領地爭端的「遺留問題」仍屢見不鮮，無論是陸地疆界、海洋權益，還是文化遺產的歸屬。我的「花語」指引，或許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其一， 敬畏事實之根，勿忘歷史之本。 所有的爭端，都應回歸到最原始、最客觀的事實基礎上。對歷史的篡改或選擇性記憶，只會埋下更深的衝突種子。如同花朵的根系，必須健康穩固，才能支撐起地上的繁盛。

其二， 尊重規則之莖，方能避免蔓生。 國際法原則，雖非完美無缺，但它是人類文明為規範國家行為、避免無序衝突而共同編織的「網」。每一個國家都應當尊重這些已形成的規則，而非僅僅在有利於己時才援引，在不利於己時便棄之不顧。否則，權力的蔓藤將會無限制地擴張，最終扼殺所有生命的空間。

其三， 擁抱多元之葉，共織和平之花。 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與視角，這些差異如同花園裡形態各異的葉片，共同構成了豐富的生命畫卷。解決爭端，需要傾聽不同的聲音，理解不同的立場，並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尋求共識。妥協並非軟弱，而是智慧。如同多種花朵在花園中和諧共處，彼此襯托，方能展現最美的風景。

其四， 常懷靜默之果，培育未來之種。 爭端的解決，不應僅僅是表面的息事寧人，更應是內在的和解與成長。在喧囂的談判桌下，保持一份靜默的思考，反思自身，展望未來。為子孫後代留下和平的「果實」，並播撒下相互理解與合作的「種子」。

（Twiss先生輕輕將白玫瑰遞還給我，眼神中帶著一絲溫柔的期許）艾薇小姐，您這花藝的哲學，將我嚴肅的法律論述點綴得如此富有詩意與生命力。願這些「花語」能為我的共創者帶來啟發，引導他們在紛繁複雜的國際關係中，找到內心的平靜與喜悅，活出更真實、更美好的自己。

《光之和聲》：奧勒岡的律動
作者：艾薇

大地的呢喃，遙遠的呼喚，
冰冷的條約，隱藏著波瀾。
從埃斯庫裡亞爾的承諾，到哥倫比亞的蜿蜒，
每一寸土地，都曾是權利的試煉。

探險的風帆，劃破晨曦的霧氣，
私人的商船，能否承載國家意志？
「發現」的定義，在歷史長河裡流淌，
「佔有」的界限，由筆尖反覆衡量。

那相鄰的原則，是擴張的藉口？
抑或只是人類，對秩序的追求？
文字的雕刻，是真理的稜鏡，
映照出，利益與公正的博弈。

白玫瑰的純潔，映照著初心，
花香的氤氳，包容著紛爭。
在數據與地圖的背後，
是人們，對和平的永恆祈求。

願理解的種子，在心田深植，
願和諧的旋律，穿越古今。
奧勒岡的故事，不再是邊界的糾纏，
而是共存的篇章，世代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