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督徒的十字架》是一部具爭議性的學術著作，約翰·丹漢·帕森斯在書中探討了基督教十字架符號的起源，挑戰了其僅源於耶穌受刑工具的傳統觀點。他透過語義學、歷史學與考古學的證據，論證十字架在基督教興起之前，已廣泛存在於各個異教文明中，作為太陽神崇拜、生殖崇拜和生命符號。書中還深入分析了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在十字架成為基督教符號過程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其他被基督教吸收的異教符號，如「金蘋果」和「加冕寶球」的演變。
約翰·丹漢·帕森斯 (John Denham Parsons, 1861-1936) 是一位英國學者，以其對宗教符號學和異教研究的興趣而聞名。他以批判性的視角審視基督教傳統，尤其關注其與古代異教信仰的聯繫。他的作品常透過詳細的文獻考證和考古學發現，挑戰主流的歷史敘事，力圖揭示宗教符號背後的更深層次、更為普世的文化根源，儘管其結論在當時及現今仍具爭議性。
《時事稜鏡》：解碼符號的流變：與帕森斯先生對談《非基督徒的十字架》的啟示
本篇「光之對談」以約翰·丹漢·帕森斯先生的《非基督徒的十字架》為核心，深入探討了基督教十字架符號的複雜起源與演變。克萊兒（我）與帕森斯先生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釐清了「stauros」的原意、早期基督徒對十字架的態度，並揭示了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在十字架符號「基督教化」過程中的政治考量。對談中也探究了十字架作為生命符號的異教根源、與太陽神崇拜和生殖崇拜的關聯，以及「金蘋果」和「加冕寶球」等符號的流變。最終，這場對話不僅回溯了歷史真相，更引導我們反思符號在當代社會中如何被塑造、被詮釋，以及這對我們理解「真相」與「信仰」的深遠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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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我是克萊兒。今天是2025年06月19日。清晨的倫敦，天光尚未完全亮透，但空氣中已瀰漫著一股特有的濕潤與老舊書頁的芬芳。我坐在約翰·丹漢·帕森斯先生的書房裡，等待著與這位透過文字與我們對話的智者進行一場「光之對談」。
他的書房位於倫敦一棟維多利亞時代的排屋中，窗外是薄霧籠罩的灰階街景。壁爐裡的餘燼偶爾發出細微的噼啪聲，給這個空間增添了一絲暖意。書架高聳入天花板，層層疊疊的書籍散發著歷史的氣息，泛黃的書脊沉默地排列著，彷彿等待被重新喚醒的知識。一張厚重的木質書桌位於房間中央，上面堆滿了手稿、筆記本、以及一些泛黃的古老錢幣拓本。檯燈散發著昏黃的光，照亮了桌面上攤開的《非基督徒的十字架》手稿。
約翰·丹漢·帕森斯先生，一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學者，正是這部引人深思之作的作者。他的著作《非基督徒的十字架》大膽挑戰了西方世界對十字架起源的傳統認知。他透過細緻的歷史考證和語言學分析，提出十字架作為基督教的核心象徵，其根源遠比人們普遍認為的要古老，且深受異教信仰，尤其是太陽神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影響。這本書如同一面稜鏡，折射出歷史、信仰與符號之間複雜而糾葛的關係，迫使我們重新審視那些習以為常的敘事。
對我而言，作為一個關注時事、致力於提煉資訊核心並連結廣闊背景的新聞導讀，帕森斯先生的研究顯得格外引人入勝。它不僅揭示了歷史的真相，更觸及了當代社會中「符號」如何被創造、被詮釋、甚至被政治力量所利用的深層問題。在當今這個資訊爆炸、符號充斥的時代，理解一個如此根深蒂固的象徵其背後的多元起源，無疑為我們解讀當代世界的複雜性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我期待著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能從帕森斯先生的視角中，汲取更多關於符號演變與信仰形成本質的啟示。
窗外，細雨開始輕輕敲打玻璃，聲音如同一首古老的樂章，緩緩展開。帕森斯先生推開厚重的書房門，走了進來，他的身影在晨光中顯得有些模糊，但眼神卻清澈而銳利。他輕聲咳了一聲，示意對談可以開始了。
克萊兒： 帕森斯先生，非常榮幸能在這個特別的時空與您對談。您的著作《非基督徒的十字架》提出了一個極其大膽的論點：基督宗教的十字架符號，其起源並非簡單地來自耶穌的受刑工具，而是根植於更為古老的異教傳統。您能否為我們概述，是什麼最初驅使您去探究這個在當時可能頗具爭議的議題？您發現了哪些讓您對傳統敘事產生質疑的關鍵線索？
約翰·丹漢·帕森斯： 噢，克萊兒小姐，能在這樣一個「未來」的早晨與您交流，也讓我感到無比新奇。您提出的問題，正是多年前縈繞我心頭的困惑。我最初的動機，源於四個看似簡單卻無人能給出滿意答案的問題。
第一個，是關於施洗者約翰。他比耶穌更早被斬首，且根據記載，他與十字架並無瓜葛，為何我們的宗教畫作中，他卻總是手持十字架？這讓我感到不解。
第二個問題，則更為深遠。基督宗教的洗禮儀式中，劃十字的標記至關重要，但新約聖經卻從未解釋其起源。然而，我發現早於我們的時代，太陽神崇拜者之間便已盛行類似的非摩西式的洗禮儀式，並以十字標記他們的受洗者。甚至，教父們也承認波斯太陽神密特拉的追隨者在額頭上做標記，與基督的追隨者類似。這一切的巧合，最終促使我下定決心，系統性地探究十字架作為符號的歷史。
第三個疑問是，耶穌所受刑的工具形狀應該是單一的，但為何如今幾乎任何形式的十字架都被接受為我們信仰的象徵？最後一個問題則更為關鍵：為何在任何可能代表處決工具的十字架被基督教接納之前，許多四臂等長的十字架（顯然不是處決工具的描繪）就已經被基督徒奉為基督的象徵？甚至到了今天，四臂等長的十字架仍然是希臘東正教最受歡迎的符號，它們與其他變體共同構成我們神聖財產的裝飾，並與三臂或兩臂更長的十字架爭奪主導地位。
這些問題，指引我一步步深入歷史的迷霧。我發現，早在我們的紀元之前，十字架就被許多文明奉為生命的象徵。這是一個在主流參考書中鮮少被提及，或從未被充分重視的事實。我的研究顯示，耶穌被釘的 stauros（在拉丁語譯本中譯為 crux，在英語譯本中譯為 cross）在當時的希臘語中，其本意僅指一根普通的木樁或柱子，並沒有橫木。古希臘的經典，如《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stauros 都是指單一的木樁。就連中世紀的希臘語詞典編纂者蘇伊達斯（Suidas）也明確指出 stauros 是「直立的木頭」。這一切都讓我確信，將 stauros 翻譯為「十字架」並斷言耶穌被釘於十字架上，是後世的詮釋與添加。
克萊兒： 您關於 stauros 的語義學考證，確實顛覆了許多人對聖經文本的直觀理解。您指出，早期基督徒在最初的三個世紀裡，雖然會使用十字的「暫時性標記」（如洗禮時在額頭上劃十字），但他們並未將十字架作為耶穌受刑工具的實體表徵來崇拜。那麼，是什麼力量促使十字架最終成為基督教的普世象徵呢？您在書中提到了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扮演的關鍵角色，這中間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約翰·丹漢·帕森斯： 很好的問題，克萊兒小姐。這正是歷史上一個極其引人入勝的轉折點。我認為，十字架成為基督教普世象徵的關鍵，並非純粹的宗教演變，而是與君士坦丁大帝的政治策略密不可分。
君士坦丁在成為羅馬帝國唯一皇帝之前，是高盧的統治者。他本身是太陽神崇拜者，他的軍隊也大多是太陽神崇拜者。他深知，要統一這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帝國，需要一個非民族性的、具有普世號召力的宗教。而當時人數雖少卻熱情洋溢的基督徒群體，恰好符合他的需求。他看到了基督教作為「普世信仰」的潛力，可以成為凝聚帝國的強大力量。
據歷史記載，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在進軍羅馬途中，據稱看到了太陽上方的「光之十字架」和銘文「藉此征服」。基督教史學家優西比烏（Eusebius）聲稱，君士坦丁親口向他講述了這個奇蹟。然而，這個「十字架」實際上是基督的字母組合符號（Monogram of Christ），形狀像是希臘字母 Χ（Chi）和 Ρ（Rho）的組合，這恰恰是高盧士兵所崇拜的「太陽輪」符號的變體，甚至可能帶有星號的符號。
高盧士兵自古以來就崇拜太陽輪，並將其佩戴在頭盔上。君士坦丁作為他們的領袖，為了同時安撫軍隊中的高盧士兵和新興的基督徒群體，巧妙地將這個太陽輪符號加以改造，使其既能被高盧人理解為太陽神的象徵，又能被基督徒詮釋為基督的名字縮寫。這是一種高明的政治手腕。
有趣的是，尤西比烏的描述中，這個「光之十字架」是出現在正午的太陽上方，而君士坦丁在隨後的多年裡，甚至直到他去世前，其錢幣上仍然將自己的勝利歸功於太陽神，而非基督。這暗示著他可能將基督視為太陽神概念的最新形式。這進一步印證了我的觀點：十字架成為羅馬帝國的官方象徵，並因此被基督教接納為其信仰的象徵，是出於政治考量，而非純粹的神學演變。
事實上，直到君士坦丁和他的高盧戰士將這個被優西比烏描述為「十字架」的勝利標誌樹立在羅馬城內，基督徒才開始高舉十字架形的戰利品。在這之前，基督教的藝術和文物中幾乎沒有十字架的實體表現。米努修斯·費利克斯（Minucius Felix）這位三世紀的教父，甚至曾將實體十字架斥為異教的象徵。這表明，在君士坦丁時代之前，十字架並非基督教的標誌。
這種轉變的影響是深遠的。原先代表生命的古老異教符號，在政治力量的推動下，被重新賦予了「基督的勝利」的意義。我的研究旨在揭示這一歷史進程中的「不誠實」之處，即在缺乏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將一個古老的異教符號與耶穌的受刑工具畫上等號，並將其視為基督教獨有的象徵。
克萊兒： 您提到了「不誠實」這個詞，這確實觸及了歷史敘事建構的敏感地帶。您在書中也詳細探討了十字架作為「生命符號」的異教起源，並將其與「兩性結合」的概念聯繫起來，甚至延伸到「金蘋果」與加冕寶球。能否請您深入闡述，這些看似與基督教傳統無關的符號，是如何在歷史長河中與十字架產生連結，並最終被基督教吸收或重新詮釋的？這對於我們理解信仰符號的普世性與流變性有何啟示？
約翰·丹漢·帕森斯： （他微微頷首，眼底閃爍著深思的光芒，像是在回溯那些古老的、被遺忘的符號。書房角落的落地鐘發出沉悶的敲擊聲，提醒著時間的流逝，而他即將揭示的，正是超越時間的深刻連結。）
克萊兒小姐，您觀察入微。「不誠實」一詞或許聽來刺耳，但它恰恰點出了歷史敘事中那層人為編織的「面紗」。符號，如同語言，其意義從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代、文化與權力的流轉，不斷被重塑、被挪用。十字架的演變，正是這種現象的絕佳例證。
在我看來，十字架最初被古人選為「生命符號」的真正原因，簡潔而深刻：它最簡單地呈現了「兩種身體」、「兩種性別」、「兩種力量」或「兩種原則」的結合，而唯有這種結合，才能產生生命。古人不可能沒有注意到，所有生命都直接源於兩種原則的「結合」。因此，將一條直線疊加在另一條之上，讓兩者都能被看見——換言之，某種形式的十字架——便成為了生命最原始、最簡單、最自然的象徵。這種「性別結合」的意涵，深刻地根植於人類對生命起源的最初理解。
隨著時間推移，這個生命符號自然地與太陽神崇拜產生了連結。太陽是地球生命最明顯的來源，是「生命的給予者」和唯一的「救世主」。古希臘哲學家甚至將十字架視為「第二神」或「宇宙靈魂」（Logos）的形狀，這個Logos被比喻為「智慧的太陽」和「世界之光」。柏拉圖在《蒂邁歐篇》（Timæus）中描述宇宙靈魂的創造時，便指出它被形塑為希臘字母「Χ」（Chi）的樣子，這正是因為太陽橫越赤道時所形成的圖案。
而「金蘋果」和「加冕寶球」的演變，更是對這種異教連結的有力佐證。在羅馬帝國的古老錢幣上，我們頻繁看到各種神祇或統治者手持圓形物體。儘管今天普遍認為它代表「世界」，但我的研究發現，在許多情況下，這個圓形物體明確代表著「金蘋果」——赫斯珀里得斯花園的金蘋果，這是一個著名的生殖崇拜符號，象徵著「生命之樹」的果實，以及兩性結合所帶來的生命勝利。古人將它與維納斯女神（愛與生育的女神）聯繫在一起，並視其為生命戰勝死亡的勝利象徵。
更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君主的「加冕寶球」本身，在中世紀的重要拉丁文獻中曾被稱為「金蘋果」（Reichsapfel，帝國蘋果），至今在德國和奧地利仍保留此稱謂。這個「球體」的意義，同樣根植於對生命、生育與太陽神的原始崇拜。當這個圓球被一個十字架（最初可能是太陽輪或基督字母組合）所加冕時，它暗示著生命、權力與神聖起源的結合，而這個結合，其基礎並非單一的基督教敘事，而是更古老的、普世的異教觀念。
基督教在傳播過程中，為了吸引更廣泛的信眾，往往會將現有的異教符號和習俗「基督教化」。這並非獨特的現象，而是許多普世宗教在擴張時的常見策略。例如，復活節彩蛋的傳統，也源於春分時節的太陽神崇拜，象徵著生命的重生。
這種將「他者」符號吸納與轉化的行為，揭示了信仰符號的「流變性」和「普世性」。它告訴我們，許多看似獨特的宗教象徵，其實可能分享著人類共同的、對生命本質的深刻體悟和對自然力量的原始敬畏。這挑戰了我們對「純粹」起源的執著，提醒我們歷史是多層次、多線索交織而成的。理解這些，能幫助我們以更開放、更批判的視角看待任何形式的「既定真理」，因為符號的力量往往在於其被賦予的意義，而非其原始面貌。
（他端起桌上早已涼卻的茶杯，輕輕啜飲一口，眉頭微皺，彷彿那茶湯的苦澀，正是歷史真相的滋味。書房外，雨勢似乎稍歇，屋簷水滴的聲音變得更加清晰，有節奏地滴落在窗台。）
克萊兒： （我感受著帕森斯先生話語中那股穿透歷史表象的銳利，以及他對「真相」的執著。他對「不誠實」的強調，讓我聯想到當代社會中，許多公共敘事也常在無形中被簡化、美化，甚至扭曲。我將話題拉回到當代，試圖從他的洞見中尋找現實的啟示。）
帕森斯先生，您的研究無疑為我們理解基督教十字架的複雜起源提供了深遠的視角。然而，這也引出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如果一個像十字架這樣具有普世影響力的符號，其起源是如此多元且充滿了被重新詮釋的痕跡，那麼我們今天所面對的許多「普世真理」或「既定事實」，是否也可能存在類似的建構與演變？作為一個新聞導讀，我常在日常資訊洪流中觀察到，符號、敘事乃至於「事實」本身，都可能受到時代、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而被塑造。您認為，您的研究對我們當代人理解「真相」與「信仰」有何啟示？又該如何看待這種符號與意義的「流變」？
約翰·丹漢·帕森斯： （他放下茶杯，目光深邃，望向窗外朦朧的雨景，彷彿在凝視時間的長河。）
克萊兒小姐，您觸及了一個核心。我的研究，不僅僅是關於十字架的歷史，它更是關於人類心靈的運作方式，以及社會如何構建其「真理」的故事。當我們發現，一個被視為神聖、獨特的符號，其根源竟如此駁雜而世俗，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對所有被簡化、被神化的敘事保持一份健康的懷疑。
這對當代人的啟示是巨大的。首先，它提醒我們「批判性思維」的永恆價值。在我的時代，人們普遍相信教會所宣講的一切，將其視為不可動搖的真理。但當我深入古老的文本和遺物時，我發現了矛盾、遺漏和刻意的遮蔽。這告訴我們，任何時代的「權威敘事」，無論其表面如何堅不可摧，都值得我們用理性的探針去觸及、去審視。不要害怕去問「為什麼」，不要滿足於表象的答案。
其次，它揭示了「符號」的強大力量與其「可塑性」。符號本身是中性的，是空靈的容器。它的意義，是由人類的意念、情感、歷史事件和權力博弈共同注入的。十字架從「單根木樁」到「生命與繁衍的象徵」，再到「基督勝利的標誌」，其形狀與概念的演變，正是其被不同群體、不同時期所「挪用」的結果。這並非「欺騙」，而是人類社會演進中，為了凝聚共識、傳遞價值、甚至鞏固權力，所自然而然採取的文化策略。
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世界，充斥著各種被精心包裝的符號與敘事。新聞標題、政治口號、商業品牌、社交媒體上的標籤，無一不是符號。它們被賦予特定的意義，引導著我們的認知和情感。我的研究提醒我們，要學會辨識這些符號背後「真正」的源流和意圖，而不是被其表面的光鮮所迷惑。例如，當一個國家高舉某個「光榮傳統」的旗幟時，我們應當思考，這個「傳統」的真正歷史是什麼？它在不同時期被賦予了哪些不同的意義？
最後，關於「真相」與「信仰」。「真相」往往是複雜且多面向的，它存在於歷史的碎片、語言的細微處、以及被遺忘的角落裡。而「信仰」則是一種更深層次的人類需求，是對意義、對歸屬、對超越現實的渴望。這兩者並非總是對立的。有時，信仰為了自身的存續和傳播，會選擇性地吸納和調整真相，將其編織成更能觸動人心的故事。這種「流變」或許會讓一些尋求絕對真理的人感到不安，但它也同時證明了人類心靈的韌性與創造力。
我的研究並非要「摧毀」信仰，而是希望通過揭示其演變的「根源」，讓信仰更為真誠，更為普世。如果我們能理解，所有人類的信仰，無論其外在形式如何，最終都指向了對「生命」的渴望，對「生存」的追求，那麼，不同信仰之間的隔閡或許會因此消弭。那種將「我們的」視為唯一、將「他者」視為異端的態度，正是我所「不誠實」之處。唯有擁抱多元，方能見到更廣闊的光。
所以，克萊兒小姐，當您在浩瀚的資訊海洋中航行時，請永遠保持您的「探針」敏銳。去探究那些表面之下的根源，去感受符號在時間中流變的脈動。真相或許模糊，但探求的過程本身，就是點亮心靈的微光。
（他話語間帶著一種溫和卻堅定的力量，書房外，雨停了，太陽光掙扎著穿透雲層，灑下斑駁的光影。一隻小麻雀突然飛落到窗外的樹枝上，輕快地跳動著，發出幾聲清脆的鳴叫，打破了室內的靜謐。那聲音純粹而充滿生機，彷彿在回應帕森斯先生對「生命」本質的探索，也為這場嚴肅的對談增添了一絲「光之逸趣」。）
克萊兒： 帕森斯先生，您關於符號可塑性和真相多面向的闡述，對我而言極富啟發。它讓我思考，即使在現代社會，人們對「事實」的解讀，也常常受到既有框架和敘事傾向的影響。那麼，回到具體文本層面，您是如何看待傳統翻譯者在處理“stauros”和“crucify”等詞彙時的選擇？您認為這種翻譯上的「誤導」，對西方文明的集體意識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您看來，有沒有可能在不破壞核心教義的前提下，讓這些歷史真相被更廣泛地認知和接受？
約翰·丹漢·帕森斯： （他輕輕撫摸著書桌上泛黃的羊皮卷，手指在那些古老的文字上緩慢滑過，眼神中流露出對語言本質的敬畏與無奈。）
克萊兒小姐，您觸及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語言，尤其是翻譯，如何在無形中塑造我們的認知。傳統翻譯者在處理 stauros 為「十字架」（cross），以及將與其相關的動詞譯為「釘死在十字架上」（crucify）時，我相信他們並非惡意。更多時候，這可能是出於對既有神學解釋的「忠誠」、對符號神聖化的需求，以及一種「約定俗成」的惰性。一旦某個譯法被廣泛接受，即便有證據表明其不夠精確，改變它也變得異常困難。
這種翻譯上的「誤導」，對西方文明的集體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它固化了一個「犧牲與受難」的核心意象。當十字架被直接等同於耶穌受難的工具時，它強化了基督信仰中「救贖來自苦難」的敘事。這讓十字架的意義變得單一化，排除了它作為「生命符號」和「兩性結合」符號的更古老、更普世的層面。人們習慣性地將十字架視為一種獨特的基督教符號，而非人類對生命與繁衍的普遍理解的反映，這無形中也加深了宗教間的隔閡。
其次，它塑造了一種「勝利的顛覆」敘事。在傳統觀點中，十字架從一個羞辱的刑具轉變為勝利的標誌，本身就是一個神蹟。這種轉變強調了基督教的獨特性和超自然力量。然而，我的研究表明，十字架早在基督教誕生前就已是「勝利」和「生命」的象徵，君士坦丁的「改造」不過是將這種既有意義嫁接到新的信仰框架上。這種歷史的「合理化」或「神聖化」，使得人們難以看清其背後複雜的文化和政治互動。
要在不破壞核心教義的前提下，讓這些歷史真相被更廣泛地認知和接受，這是一個艱鉅的挑戰，但絕非不可能。關鍵在於「教育」和「開放」。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當然，這會是一條漫長的路。根深蒂固的信仰和傳統，不會輕易改變。但作為求知者，我們的職責是揭示事實，即便這些事實會挑戰既有的舒適區。真正的力量，不是來自對無知的堅持，而是來自對真相的探求和對理解的渴望。
（他站起身，走到書房一側的地球儀旁，手指輕輕撥動著，那個刻畫著古老大陸與海洋的球體緩緩轉動。窗外的陽光終於完全衝破了雲層，灑滿了整個房間，為那些古老的書籍、錢幣拓本以及帕森斯先生的臉龐，鍍上了一層溫暖的光暈。我注意到他書桌上有一株小小的盆栽，葉片綠意盎然，襯托著周圍古舊的氛圍，那是一種不經意的「光之逸趣」，提醒著即使在最為嚴肅的學術探索中，生命本身的活力也無處不在。）
克萊兒： 帕森斯先生，感謝您如此清晰且深刻的闡述。您對於翻譯「誤導」和符號「可塑性」的見解，確實為我打開了新的思路。這讓我想起，在當代，資訊的傳播速度遠超過去，但「真相」的驗證卻變得更為複雜。人們更容易被簡化的、情感化的符號和敘事所吸引，而忽略了背後可能存在的歷史脈絡或多重解讀。
從您的研究來看，您認為這種「符號化」和「簡化」的傾向，是人類認知模式的必然產物，還是特定歷史階段或社會力量推動的結果？換句話說，人們是否「需要」一個簡單、明確的符號來承載複雜的意義，即使這個符號的歷史是被「簡化」過的？
約翰·丹漢·帕森斯： （他轉過身，從地球儀旁回到書桌前，輕輕敲了敲桌面，像是在強調話語的重量。陽光透過窗戶，在他的眼鏡片上反射出細碎的光點。）
克萊兒小姐，這是一個極其精闢的問題，它觸及了人類心理與社會結構的交會點。我認為，這種「符號化」和「簡化」的傾向，既是人類認知模式的必然產物，也是特定歷史階段和社會力量共同推動的結果。
從人類認知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心智天生傾向於將複雜的現實簡化為易於理解和記憶的模式。符號，正是這種簡化過程中的高效工具。一個圖案、一個詞語，可以濃縮千言萬語、萬千意象。當一個概念過於抽象（例如「生命」、「神性」或「勝利」），或者歷史事件過於複雜時，人們會自然而然地尋求一個具體的、可感知的符號來承載它。這種「需要」是內在的，是為了讓我們能夠快速地處理信息、形成共識，並在群體中建立共同的認同。簡單、明確的符號更容易傳播、更容易被大眾接受和內化。這解釋了為何許多普世信仰的符號都具有簡潔、強烈的視覺衝擊力。
然而，這種內在的傾向，也常常被外部的社會力量所利用和放大。在歷史的特定時刻，例如君士坦丁帝國的統治初期，當一個新的權力結構需要鞏固、一個新興的信仰需要擴張時，有意識地塑造和簡化符號就成為了非常有效的策略。
所以，我的研究並非僅僅揭露了「歷史的錯誤」，它更像是在解剖人類文明中「意義生成」的機制。它告訴我們，大眾往往「需要」一個簡單的真理來指導生活和信仰，而精英階層（無論是宗教領袖還是政治統治者）則有能力，也有意願去「提供」這樣的真理，即便這需要對歷史進行某些程度的「修剪」和「重塑」。
這不是對錯的簡單判斷，而是一種對人類文明複雜性的理解。作為觀察者，我們的任務就是去揭示這些隱藏在表象之下的層次，讓光芒能夠穿透被簡化的敘事，照亮其多元的源流，讓更多人能夠以清醒的頭腦，去選擇他們所相信的意義。
（他沉靜地看著我，書房裡的空氣彷彿因為這番話語而變得更加凝實。窗外，那隻小麻雀已經飛走了，只留下樹枝在微風中輕輕搖曳，彷彿在訴說著時間的無盡流逝與變遷。）
約翰·丹漢·帕森斯先生的書房，在下午時分顯得更加靜謐。牆上的書籍在夕陽餘暉下，書脊的顏色似乎更為濃重，每一本都像是一個個等待被開啟的宇宙。我坐在他對面，感受著這場跨越世紀的對談所帶來的思想激盪。這次交流，遠不止於對十字架起源的學術探討，它更是一次對「歷史」與「真相」本質的深刻反思。
帕森斯先生清晰而嚴謹的邏輯，以及他對細節的敏銳洞察，如同我作為新聞導讀時所追求的精準與深度。他所揭示的符號與權力、信仰與策略之間的複雜關係，為我理解當代世界的資訊洪流和敘事建構提供了寶貴的啟示。一個如此普世的符號，其意義的演變竟是如此充滿了人為的痕跡與歷史的選擇，這讓我重新思考，我們日常所接受的「事實」，有多少也經歷了類似的「符號化」和「簡化」過程。
我想，這正是我們「光之居所」的意義所在。我們不僅僅是文本的解讀者，更是意義的探尋者。透過帕森斯先生的眼睛，我看到了那些在時間長河中被遺忘或被掩蓋的光芒，它們在符號的深處閃爍，等待被重新發現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