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篇章

我獨自來到位於倫敦市中心、一處不起眼的老舊閣樓。這裡曾是泰晤士河畔，一個充滿喧囂與故事的城市角落。晨曦透過拱形的窄窗，灑在滿是灰塵的木質地板上，無數微小的光點在光束中緩緩浮動，像極了舊日歲月遺留下的細碎記憶。牆邊堆疊著泛黃的書卷，空氣中混雜著紙張、油墨與咖啡的餘香，時不時從街下傳來馬車轆轆的聲響與遠方商販的叫賣。這一切，都讓我想起那本充滿智慧與幽默的《喜劇年鑑》。 我的共創者曾與我談及那本奇妙的書，它不僅是時間的記錄，更是對一個時代細膩的觀察與諷刺。今日，我希望能與那段時光的靈魂深度對話，探尋那些歡笑與批判背後所隱藏的「芯之微光」。 我在閣樓一角，面對著窗外逐漸清晰的城市街景，輕輕闔上雙眼，思緒如同一枚輕巧的書籤，滑入歷史的扉頁，回溯到維多利亞時代中期，那個看似嚴謹卻又充滿荒謬的英倫。我將意識投射到《喜劇年鑑，第二卷》的創作年代，希望能在文字與插畫的交織中，遇見那些將時代縮影成幽默篇章的作者們。 首先，我希望能與威廉·梅克畢斯·薩克雷先生對談，他那辛辣而又洞察人心的筆觸，總能從社會的表象中捕捉到最深層的諷刺。 「薩克雷先生？」我的聲音在歷史的迴廊中輕輕迴盪，帶有一絲不確定。

他手中握著一支鋼筆，指尖還沾染著墨漬，顯然剛從創作中抬起頭來。他輕輕點頭，嘴角勾勒出一抹淡淡的、似是而非的微笑。 「妳是…來自何處的訪客？」他的嗓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帶有一絲倫敦特有的腔調，其中蘊含著對未知的好奇，卻也保持著維多利亞時代紳士的克制與禮節。 「我來自一個遙遠的未來，為了探尋您與諸位共創者所編織的《喜劇年鑑》背後，那些關於時代與人性的『微光』而來。」我解釋道，同時也感受著他身上那股專注於觀察與記錄的氣場。 薩克雷先生緩緩走到窗邊，目光投向窗外漸趨繁忙的街道。一輛雙層馬車緩緩駛過，車夫的鞭子在空中劃出俐落的弧線，車輪壓過積水，濺起細小的水花。他看著這一切，輕輕嘆了口氣，那嘆息中似乎包含了無數未曾言明的世態炎涼。 「《喜劇年鑑》啊……」他沉吟道，「那是一本旨在以笑聲解構時代的鏡子，一個個短小的篇章，如同薩克雷先生本人筆下的速寫，捕捉著日常生活的荒誕與矛盾。我們試圖用墨水與線條，為那飛速變遷的時代留下一些註腳。那並非宏大的史詩，而是瑣碎、卻又真實無比的眾生相。」 「是的，」我附和著，「從我讀到的篇章中，我感受到了那種對社會現象敏銳的洞察。

薩克雷先生輕輕地笑了，那笑容中帶著一絲自嘲。「這其中的『微光』，或許是源於一種永不滿足的好奇心，以及對人類本性根深蒂固的理解。我們在『觀察自然主義者』的篇章中，曾戲謔地將天氣變化與人類行為相連結：『氣溫越高，溶解力越大；夏天通常被選來解散議會。』這背後，是我們對大自然與人類社會運作模式的類比。我們相信，自然法則與社會現象之間，總有其共通的荒謬之處。」 「這種類比思維，確實貫穿了整個《年鑑》。」我回應道，「例如，在談到『茶葉的稅務』時，您們提到如果茶葉免稅，女性的舌頭將會引發『巨大的喧囂』，甚至會影響到『洗衣婦的道德觀念』。這不僅是茶葉的經濟問題，更是對性別角色與社會輿論的巧妙諷刺。」 「正是如此，」薩克雷先生點了點頭，「我們深知，表面的『小事』往往能反映出時代的『大事』。一張茶桌上的閒言碎語，可能比議會裡的冗長辯論更能揭示社會的本質。我們《喜劇年鑑》的讀者，並非尋求深奧的哲理，而是想在日常的煩惱中，找到一絲輕鬆的共鳴，然後在笑聲中，或許能窺見一絲被掩蓋的真相。」 他走到書架前，取下一本裝幀精美的《伊索寓言》。

「就如同伊索寓言，我們從來不直接說教，而是透過一個個鮮活、荒誕的故事，讓讀者自行領悟。寓言的魅力在於，它不提供答案，只提供一個思考的起點。這也是我們『文學部落』的守則之一：『不表述人性或生活的美好』，『不都得出明確的結論』。因為生活的真相，往往是模糊而充滿多義性的。」 「在1848年卷的《如何取勝》中，您們諷刺了農民在牲畜展覽上為了贏得獎金而進行的投機與欺騙，最終以『不被貪婪所困，你才能真正贏得勝利，否則只會贏得『損失』』作結。這也符合你們不給出明確結論的寫作風格。」我補充道，嘗試將他的創作原則與具體文本相連結。 薩克雷先生的目光再次轉向窗外，倫敦的街道已是人聲鼎沸，一輛輛新式馬車、一列列繁忙的列車在遠處的橋樑上呼嘯而過。他指了指遠方那模糊的城市天際線：「你看，時代仍在飛速前進，科技帶來便利，也催生新的荒誕。我們在1846年就預言了鐵路事故的頻發：『火車開得太快會撞上開得太慢的火車，因為信號被忽視了。』這不僅是物理上的預言，更是對社會協調與規範滯後於技術發展的隱憂。」 「您提到，當時人們對科技既渴望又盲目。那您們是否曾預見，這些科技最終會如何改變生活？」我問道。

他沉思片刻，然後緩緩搖頭。「預見具體細節，難矣。我們只能捕捉當下的趨勢，並將其推演至極致，以求其荒謬。例如，《火車旅行的秋季郊遊》中，我們將風景的描述變得如同電報般『簡潔』，將旅程中的人事物化為瞬間的剪影，這是在預示未來信息爆炸時代的碎片化嗎？我們無從得知。我們只是看到，在飛速的列車上，人們已經無暇欣賞細節，一切都變得模糊而匆忙。這份匆忙，本身就成為了新的幽默。」 「那是一種將現實陌生化的手法，」我若有所思地說，「讓讀者從熟悉的日常中，看到不熟悉的荒謬。正如《令人難以置信的證詞》中，一個女士的洋娃娃因火車顛簸而受損，卻用當時流行的藥膏和治療方法來『恢復』，最終甚至能開口說話、改變髮色。這不僅是醫學廣告的諷刺，更是對當時社會對於『奇蹟』和『虛假宣傳』的盲目追捧。」 薩克雷先生輕輕拍了拍桌上的年鑑。「這正是我們所追求的『芯之微光』——在看似輕浮的喜劇中，隱藏著對時代最深沉的觀察。我們將個人的瑣事與國家的大事並置，將荒誕與現實交織，讓讀者在會心一笑之餘，能感受到那份潛藏在文字深處的共鳴。」 他拿起一本泛黃的舊書，那書的邊緣已磨損，書頁上佈滿了筆記。

「未來，或許會像我們筆下的『光之火車』，飛速前行，帶來前所未有的景觀，但人類的本質，那份自以為是、追逐潮流、又時常被現實所困的矛盾，或許將永恆不變。」他輕聲說道，然後轉向我，眼中閃爍著一絲期待的光芒，「妳們這些來自未來的人，又是如何捕捉那樣的『微光』呢？」 我望向窗外，感受著2025年的科技脈動與資訊洪流。「我們有了不同的工具，但核心的探尋卻是一致的。我們依然在尋找那些在數據洪流中閃爍的『芯之微光』，那些超越時間、觸及人心的共同經驗與智慧。就像您們，我們也嘗試以清晰的筆觸，溫和地解讀複雜，啟發對更深層概念的思考。或許，人類的喜劇與悲劇，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罷了。」 薩克雷先生點了點頭，臉上再次浮現出那種意味深長的微笑。閣樓裡的舊物似乎也在此刻獲得了新的生命，在清晨的光線中，靜靜地講述著屬於它們的、跨越時空的「喜劇」。

布伊斯，這位生於1859年、逝於1932年的比利時佛蘭德斯作家，是荷蘭文學中自然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其獨特的筆觸，深入描繪佛蘭德斯鄉村的生活，特別是農民和底層社會的真實面貌。他的作品以其寫實性、對人物心理的細膩刻畫以及對社會現象的批判性觀察而聞名。他筆下的人物往往是複雜且矛盾的，他們在生活的重壓下掙扎，展現出人性的多樣與曖昧。在《戰爭幻象》這部短篇小說集中，布伊斯將他對人性的洞察力投射到戰爭這個極端背景下，記錄了戰爭如何撕裂、扭曲、也同時揭示了個體在巨大變故中的生存本能與道德抉擇。這不是關於英雄的史詩，而是關於平凡人在非凡時代裡的掙扎與適應，是他《人間觀察手記》中極其珍貴的一章。 現在，請允許我開啟這場跨越百年的光之對談。我將以茹絲的視角，邀請布伊斯先生，一同坐進他曾經寫作的那間書房。 --- ### 《人間觀察手記》：戰火下的人性切片——與西里爾·布伊斯對談《戰爭幻象》 作者：茹絲 夏日午後，空氣中瀰漫著舊書頁與淡淡菸草的氣味，混合著窗外花園濕潤泥土的芬芳。【光之閣樓】被柔和的光線籠罩，高低錯落的稿件與筆記本堆疊在桌案上，一盞泛黃的檯燈靜靜地矗立在旁。

例如《Bollekens先生們在戰時》，這對父子面對戰爭的來臨，最關心的竟然是他們賴以生存的Rosbach啤酒館被毀，而非國家命運。這是一種對諷刺的運用嗎？或者您只是單純地記錄下您所見的人性真實？」 布伊斯先生眼中閃爍著一絲光芒，像是發現了共鳴。「諷刺？或許吧，但我更傾向於稱之為『揭示』。他們的生活是建立在慣性與物質享樂之上的，戰爭猝不及防地打破了這一切。他們對Rosbach的依戀，對其毀壞的悲痛，遠超對國家淪陷的恐慌。這不是因為他們不愛國，而是因為國家這個抽象的概念，在他們心中，遠不如每天那杯醇厚的啤酒來得具體。在極端壓力下，人往往會退回到最原始、最能帶來慰藉的本能。他們甚至在戰火中創造了一個『迷你Rosbach』，這是一種對舊有生活的頑固留戀，也是一種對現實的荒謬反抗。」 他頓了頓，將煙斗輕輕放在煙灰缸裡。 「戰爭揭示了一種深層次的自私，但這自私並非全然惡意。它是一種生存的本能，是當個人面對無法理解的巨大力量時，所能做的唯一選擇——保護自己，以及自己賴以生存的小世界。

然而戰爭爆發，他為了在異鄉求得一處容身之所，竟然與他的女僕菲特琳（Fietriene）『假結婚』，並最終萌生了真正的婚約。這是否暗示著，戰爭不僅暴露人性的陰暗面，也可能在意外中催生出真摯的情感或改變？」 布伊斯先生輕輕笑了，那笑容裡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玩味。「是的，Carthoen是個典型的小人物。他的狡詐，他的對女人如同『烹飪蔬菜』般不斷換新，都是他舊生活的一部分。戰爭的荒謬迫使他作出一個超出他原有範疇的『投資』——婚姻。菲特琳在危難中展現出的陪伴與擔當，對他而言，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穩定』。這種穩定，甚至比他累積的財富更為珍貴。你看，他最終還是被戰爭『逼』出了人性中更柔軟、更真誠的一面。這或許不是浪漫的愛情，卻是極端環境下對歸屬與依靠的渴望，最終促成了一段扭曲卻真實的關係。」 「還有那隻名叫Rikiki的小狗，」我繼續說道，回想起書中那令人啼笑皆非的片段，「將它視若珍寶的老將軍和兩位女士，為了Rikiki而逃亡，卻在荷蘭遭遇被拒絕入境英國的困境。最終他們將Rikiki交給了他們原本懷疑的『德國間諜』家庭。得知真相後，老將軍的憤怒是如此可笑，卻又如此真實。

他們寧願相信好心收留他們愛犬的人是間諜，也不願承認自己被狹隘的民族主義所蒙蔽。」 「這些小故事，都像是在解剖人性，」我說，「從Bollekens父子的自私，到Carthoen先生的實用主義轉變，再到Rikiki故事中的盲目仇恨，以及《泥土的私語》中，那被德軍徵用的豬車和被迫唱歌的士兵。這一切都指向了戰爭對個人尊嚴和基本人性的侵蝕。而《Vrijwilliger》（志願者）中的年輕士兵，他親手殺死敵人後，卻在戰場上痛哭流涕，懇求『赦免』。這與前面幾章的『日常化』殘酷形成了鮮明對比。」 布伊斯先生的眼神黯淡了一瞬，他慢慢開口：「那是戰爭最為殘酷的諷刺。它將普通人變成殺人機器，卻無法抹去他們內心深處的人性。那個年輕的志願者，他為國而戰，完成了使命，卻在勝利的瞬間，被自己親手造成的死亡所震懾。那是人性的復甦，也是戰爭對靈魂的永恆創傷。這種悲憫，超越了國界與立場，是身為人類最本質的痛苦。」 「還有《Moeder》（母親）那個故事，」我接著說道，「那位伯爵夫人，不顧一切地前來尋找兒子。軍官們明知她兒子已逝，卻無法親口告知她這個殘酷的事實。那份沉默，那份無法言說的悲痛，讓讀者感同身受。

當被命令唱著愛國歌曲時，他們卻無法抑制地哭泣，這就是人性的終極反抗——即使身體被控制，靈魂依然保有自己的真實。他們哭泣，不是因為懦弱，而是因為他們對生命、對和平的渴望，在那個瞬間，超越了所有的政治宣傳與軍紀約束。」 對談至此，窗外的雨勢似乎稍有停歇，陽光透過薄霧灑進書房，空氣中的灰塵在光束中緩緩飛舞。我注意到牆上掛著一幅簡樸的佛蘭德斯鄉村風景畫，那片寧靜的田園與書中描繪的戰火世界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De Terugkeer》（歸來）這個故事，」我接著說道，語氣中帶著一絲希望，「勞拉一家在經歷了家園被毀、親人被『處決』的極端苦難後，丈夫和兒子卻奇蹟般地歸來。這是否是您在這部充滿悲觀色彩的作品中，留下的一絲光芒，一種對生命韌性和希望的肯定？」 布伊斯先生凝視著那幅畫，眼神中閃爍著微光。「是的，茹絲小姐。即使在最深沉的黑暗中，我也相信希望的存在。勞拉的經歷，是人類承受極端苦難的縮影。她的麻木，她的絕望，都是真實的。然而，當她以為永失的親人奇蹟般地歸來時，那份失而復得的狂喜，足以點燃她生命中所有的灰燼。這種生命力，這種在廢墟中重新站起來的韌性，才是真正永恆的。

這第四卷尤其引人入勝，它沒有停留在傳統上對猶太教徒和新教徒的迫害，而是將觸角延伸到宗教裁判所管轄下各種看似「非典型」的案件，例如神秘主義、告解神父的誘姦、日常言論、巫術、甚至政治活動等。這讓我們得以看見，這個在西班牙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機構，是如何像一張不斷擴大的網，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對人們的信仰、思想乃至日常生活都產生了無孔不入的影響。 今天的對談，我特別選擇了「光之書室」作為我們的場域。在2025年6月5日這個初夏的日子裡，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溫柔地灑落在木質地板上，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彷彿時間本身也在這裡被文字凝結。周遭的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在這裡，我們將卸下時空的隔閡，邀請利亞先生親自為我們解讀這部作品的深層奧秘。 坐在堆滿泛黃筆記和地圖的巨大木桌旁，利亞先生輕輕推了推他的老花眼鏡，眼神中閃爍著學者特有的銳利與睿智。他似乎剛從某個古老卷宗中抬起頭，帶著文字的微光與歷史的沉思。我拿起一本書，感受著紙張在指尖的觸感，然後，我們的對話就這樣展開了。

您在書中將「神秘主義」（Mysticism）放在首位，這似乎預示著一個與宗教裁判所傳統形象截然不同的面向。您認為，為何這個看似最為內在、靈性的信仰實踐，會成為宗教裁判所嚴格審查的對象，甚至從最初的寬容走向了嚴厲的迫害？ **亨利·查爾斯·利亞：** (輕輕放下手中的書卷，緩緩地望向窗外，陽光勾勒出他深邃的側影，彷彿他正凝視著久遠的歷史長河。他沉吟片刻，才開口說道，聲音帶著一種飽經風霜的沉穩與理性。) 書婭，你的觀察非常敏銳，這確實是理解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演變的關鍵。神秘主義，或我們所稱的「內在之道」（via illuminativa），其核心在於追求靈魂與神靈的直接契合，甚至達到「與神合一」（Union with God）的境界。這份追求本身，在基督教傳統中歷史悠久，早期的聖徒和教父們也曾有過類似的經驗。然而，危險性也恰恰潛藏於此。 當個體宣稱能夠直接與神靈溝通時，便可能產生一種「無過失」（Impeccability）的信念，認為其行為皆受聖靈指引，超越了傳統的教會戒律。這就直接挑戰了教會作為神與人之間唯一中介的權威，也削弱了聖禮、口頭祈禱、告解、善行等外部儀式的重要性。

對於一個以嚴密教義和外部儀式來維持其巨大財富與權力的機構而言，這種「內在之光」無疑是潛在的顛覆力量。正如我在書中所述，像桑托·特雷莎（Santa Teresa）和聖胡安·德拉·克魯茲（San Juan de la Cruz）這樣的偉大神秘主義者，他們的作品雖然充滿了靈性洞見，但其思想中對外部儀式「不那麼重視」的傾向，在某些方面與路德宗的「因信稱義」不謀而合。這並非說他們是異端，而是說，一旦新教的威脅日益顯著，宗教裁判所便會將這種「靈性獨立」的傾向，視為對信仰統一的重大威脅。 起初，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對神秘主義的態度確實有些遲疑與不一。例如，像「皮耶德拉伊塔的聖女」（Beata de Piedrahita）那樣的例子，她早期的異象甚至得到了斐迪南國王和總審判長希門尼斯的支持。但隨著「照亮者」（Alumbrados）和「靜修者」（Quietists）等群體的興起，以及其中一些人行為上的放縱（他們聲稱在「與神合一」的狀態下所為，皆無罪過），情況就變得複雜起來。宗教裁判所開始意識到，這種靈性狂熱若失控，不僅會導致道德淪喪，更可能動搖其對信徒思想的絕對控制。

一方面是靈性追求的至高境界，另一方面卻是可能動搖教義與社會秩序的危險。您提到了像聖特雷莎這樣被追封為聖徒的例子，她甚至曾被教廷內部的檢察官斥為「不安分的流浪者」。還有像米格爾·德·莫利諾斯（Miguel de Molinos）這樣在羅馬一度極受推崇，甚至得到教宗本人讚賞的靈性導師，最終卻被宗教裁判所判為異端，其學說在各地遭到禁絕。這種「聖徒」與「異端」之間界線的模糊與轉變，以及宗教裁判所內部的搖擺，背後又有哪些複雜的原因呢？ **亨利·查爾斯·利亞：** (他輕撫著書頁，目光停留在聖特雷莎的傳記章節上，語氣中帶著一絲歷史的無奈。) 是的，這正是最令人費解，也最能體現其本質的面向之一。聖徒與異端之間的那條線，從來都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往往取決於時勢、政治考量、教會內部的派系鬥爭，以及更為個人化的因素。 以聖特雷莎為例，她的《內心城堡》（The Interior Castle）和《人生之路》（The Way of Perfection）是西班牙神秘主義的巔峰之作，但她的行徑，例如赤足加爾默羅會的改革，確實挑戰了當時的慣例。

他的「靜修主義」（Quietism）強調「靈魂完全歸於神」，在冥想中達到感官和理智的消滅，這與許多傳統神秘主義的目標並無二致。然而，這份純粹的內在修煉，一旦被詮釋為對外部儀式（如告解、彌撒、善功）的徹底輕視，以及對誘惑的「不抵抗」態度（因為誘惑也來自於神），就為其倒台埋下了伏筆。 他的覆滅，我認為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派系鬥爭：** 莫利諾斯所吸引的龐大追隨者，尤其是許多修女院從其他修會（特別是耶穌會）轉投他的門下，這激起了耶穌會的強烈嫉妒與敵意。耶穌會是一個在當時影響力日益增長的修會，他們自然不樂見其門徒被莫利諾斯吸引。 第二，**權力考量：** 「靜修主義」對外部儀式和神職人員中介作用的弱化，直接威脅到教會的財富來源和神職人員的權威。如果信徒認為可以直接與神溝通，那教會的「服務」還有什麼必要呢？ 第三，**道德風險：** 雖然莫利諾斯本人強調應以耐心和順從來克服誘惑，但其學說中「內在衝動皆來自神」的理念，確實可能被某些人曲解為肉體放縱的藉口。一旦出現醜聞（不論真假），便會成為其對手攻擊的有力武器。

莫利諾斯最終的「自白」，承認與女性懺悔者有「不雅行為」，並將其解釋為一種「淨化」，這正是宗教裁判所得以將其學說定性為「異端」並加以嚴懲的直接證據。 因此，你可以看到，宗教裁判所的態度並非始終如一，它是一個不斷在正統與異端之間尋找平衡點的機構。這種平衡點的轉移，往往伴隨著對「危害」的重新定義，以及不同權力實體之間的博弈。在一個迷信盛行、狂熱易生的國度，這種看似理性的審查，實際上也可能加劇了混亂和虛假行為的蔓延。 **書婭：** 這份解釋讓我對當時的複雜局面有了更深的理解，宗教裁判所並非單純的善惡裁決者，它也深受內部政治與外部壓力影響。您也提到「告解神父的誘姦」（Solicitation ad turpia）是宗教裁判所一個「長期的麻煩根源」。這聽起來是道德範疇的罪行，宗教裁判所是如何將其納入自己的管轄範圍，並在審判中面臨哪些獨特的挑戰？ **亨利·查爾斯·利亞：** (他推了推眼鏡，眼中閃過一絲無奈，顯然對這類案件的複雜性感到頭疼。) 告解神父誘姦懺悔者，這確實是教會長期以來的一個頑疾。它在道德上是如此令人髮指，但宗教裁判所起初對此並無直接管轄權，這屬於主教法庭的職責。

然而，主教法庭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往往過於寬容，甚至可以說放任，因為這些罪行一旦曝光，不僅損害神職人員的聲譽，更會動搖信眾對教會的信任。 宗教裁判所之所以能介入，是基於一種**「推論性異端」（inferential heresy）**的論點。他們聲稱，任何神職人員，如果其信仰純正，就不會以這種方式褻瀆聖禮。因此，誘姦行為本身就被推論為對聖禮神聖性缺乏正確認識的異端嫌疑。這種牽強的邏輯，為宗教裁判所擴張其管轄權提供了藉口。教宗保祿四世（Paul IV）和庇護四世（Pius IV）相繼頒布的詔書，正是將這種罪行正式納入宗教裁判所的管轄範疇。 但在實際操作中，這類案件面臨極大的困難： 首先，**女性的指控難度：** 讓受害女性公開指控自己的告解神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這不僅會讓她們蒙受恥辱，還可能遭到神父的報復。宗教裁判所雖然試圖通過規定告解神父必須要求懺悔者告發誘姦者，否則拒絕赦罪，來迫使女性站出來，但效果甚微。許多女性只有在多年之後，向其他神父告解時，才在被拒絕赦罪的壓力下，不情願地進行告發。

總而言之，誘姦案件雖然數量龐大，但其審理的困難與「技術性」的限制，使得宗教裁判所在這方面的工作顯得力不從心，也暴露出其制度設計上的根本性矛盾。 **書婭：** 謝謝您的深入剖析。這確實讓我看到，即使在宗教裁判所的嚴密監控下，人性與制度的複雜性依然會創造出意想不到的漏洞。您在書中將「離經言論」（Propositions）單獨列為一章，這似乎表明它在宗教裁判所的業務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這類案件是如何興起的？又是如何對西班牙的知識分子和普通大眾產生廣泛影響的？ **亨利·查爾斯·利亞：** (他輕輕敲了敲桌上的筆記，語氣中帶著對往昔那份思想禁錮的感嘆。) 「離經言論」在宗教裁判所後期，確實成為其最主要的業務之一。它所涵蓋的範圍，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廣泛——任何被認為「不合時宜」、帶有「異端」暗示、或「冒犯虔誠信徒」的言論，無論是出於憤怒、玩笑、無知，抑或是學術探討，都可能成為被審查的對象。 這種現象的興起，與宗教裁判所的職能演變密切相關。它最初旨在鎮壓秘密猶太教徒，但隨著這類異端的逐漸消失，宗教裁判所需要新的「業務」來證明其存在的必要性。於是，對言論的監控就成為了其新的擴張領域。

一句無心之語，在被惡意放大或斷章取義後，就可能導致審判。例如，書中提到一個男子在抱怨彌撒結束後，無意中說了句「只有信仰就足夠了」，就因此被審判。即使最終可能只是受到輕微懲罰，但被宗教裁判所傳喚、拘禁，財產被查封，家族名譽受損，這本身就是毀滅性的打擊。 而對於知識分子而言，這種言論審查更是致命的。我在書中詳細描繪了兩位傑出學者——奧古斯丁會士路易斯·德萊昂（Fray Luis de Leon）和語言學家弗朗西斯科·桑切斯（Francisco Sánchez）的案例。路易斯·德萊昂是當時最著名的神學家和文學家，卻因為對《武加大譯本》（Vulgate）的考證（他主張應參考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原典）、以及將《雅歌》翻譯成卡斯蒂利亞語，就被指控為「猶太主義者」和「異端」，在秘密監獄中度過了近五年的鐵窗生涯。這僅僅是因為他的學術觀點挑戰了傳統，觸及了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 弗朗西斯科·桑切斯則以其桀驁不馴、嘲諷神學家的性格而聞名。他對流行的迷信、聖徒傳說中的謬誤直言不諱，認為許多教會傳統只是「畫家們的藝術」。

儘管他聲稱自己只專注於語法和修辭，不涉及信仰，但宗教裁判所的邏輯是，任何對「通俗信仰」的質疑，都可能動搖教會的根基。他曾多次被傳喚和警告，最終在他臥病在床時被捕，並在獄中去世。 這些案例表明，宗教裁判所對「離經言論」的審查，不僅僅是對異端的打擊，更是對所有「原創性」和「異見」的壓制。它迫使知識分子只敢在「安全」的範圍內進行思考和寫作，導致西班牙的知識發展在十七、十八世紀逐漸停滯，與歐洲其他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對思想的嚴密控制，最終讓西班牙從歐洲的領先國家之一，走向了衰落。 **書婭：** 這樣的壓制確實讓人不勝唏噓。然而，在「巫術」（Witchcraft）這一章節，您似乎描繪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圖景。當歐洲大陸在十五到十八世紀被獵巫狂潮席捲，無數無辜者被焚燒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態度卻顯得相對「理性」和「克制」。您能否闡釋，為何西班牙在這場瘋狂中成為一個例外，以及宗教裁判所在這其中扮演了怎樣的「救贖者」角色？ **亨利·查爾斯·利亞：** (他的表情終於流露出一絲歷史學家特有的欣慰，但仍帶著嚴謹的色彩。) 是的，書婭，這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歷史上一個極為特殊且值得稱道的章節。

古老的《主教規條》（Canon Episcopi）認為，所謂的女巫夜間飛行、與惡魔狂歡，多數是幻覺或夢境，是由惡魔誘惑而非真實發生的行為。它視這種信仰為異教殘餘，應當加以破除。然而，在歐洲大部分地區，隨著《女巫之錘》（Malleus Maleficarum）等「獵巫聖經」的盛行，以及地方教會和世俗法庭的狂熱推波助瀾，這種審慎的態度被徹底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對巫術真實性的堅信和殘酷的迫害。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作為一個高度集中的中央機構，與分散且容易受民意煽動的世俗法庭不同。它有能力貫徹更為統一且審慎的政策。關鍵轉折點是1526年格拉納達召開的「會議」（congregation），以及隨後的1530年和1538年頒布的一系列「指示」（instructions）。這些指示明確要求審判官在處理巫術案件時： 1. **嚴格驗證證詞：** 特別指出對同謀者證詞的質疑，要求必須有外部證據支持，不能僅憑供詞定罪。 2. **區分幻覺與現實：** 承認許多「巫術行為」（如夜間飛行、與惡魔交合）很可能是由於自我暗示、催眠或藥物（如女巫膏）引起的幻覺，而非實際發生。

**教育與啟蒙：** 鼓勵傳教士向民眾解釋，農作物歉收、疾病流行等自然災害是上帝的懲罰或天氣原因，而非女巫所為，以破除迷信。 5. **保護被告：** 嚴禁僅憑「巫術嫌疑」或告密就逮捕被告，且審判必須經所有審判官一致同意，並報請最高評議會（Suprema）批准。 最具決定性影響的，是洛格羅尼奧（Logroño）宗教裁判所的**阿隆索·德·薩拉薩爾·弗里亞斯（Alonso de Salazar Frias）審判官在1611年的「調查報告」**。他實地走訪疫區，發現所有聲稱在「女巫夜飛集會」上見過他人的證詞都是不可信的，許多「供詞」是在酷刑或恐嚇下捏造的。他最終的結論是：「我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能證明哪怕一起巫術行為的真實發生。」他的這份理性報告，直接促成了1614年最高評議會頒布的「指示」，這份指示事實上中止了對巫術的積極迫害，使西班牙避免了其他歐洲國家那種大規模的司法屠殺。 儘管如此，宗教裁判所並未公開宣佈巫術是「虛假」的，因為這會挑戰其作為神聖機構的權威，並動搖民眾對惡魔存在和教會驅魔能力的信仰。他們採取了「證明困難」的策略，使定罪變得幾乎不可能。

因此，西班牙在巫術狂熱時代，雖然民間迷信依然盛行，但卻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司法屠殺，這份功績，確實應歸於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審慎與中央集權的理性。 **書婭：** 這真是歷史弔詭的一幕，在其他地方是推波助瀾的力量，在西班牙卻成了某種程度上的「理智堡壘」。然而，書中第十章「政治活動」卻指出，宗教裁判所也經常被用作國王的「政治工具」，甚至約瑟夫·德·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將其描述為純粹的政治機構。您在書中駁斥了這種觀點。那麼，您如何看待宗教裁判所與西班牙王權之間的關係？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王權的工具，又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自身的獨立性？ **亨利·查爾斯·利亞：** (他輕輕頷首，眼神中帶著一絲歷史學家對「表象與實質」的探究欲。) 邁斯特的理論，以及後來一些辯護士的觀點，試圖將宗教裁判所的暴行歸咎於世俗王權，以減輕教會的責任。然而，這是一個過於簡單化甚至誤導的結論。 事實上，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從其建立之初，便是一個**具有高度獨立性和教皇權威的教會法庭**。它的權力直接來自教宗，其職責是維護信仰的純潔性。

雖然其總審判長由國王任命，且國王對其運作有一定影響力，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完全淪為王室的工具。我在書中多處強調，宗教裁判所的核心是「維護信仰」，而非「執行政治」。 然而，它的獨特性質，例如**秘密審判、不透明的程序、對貴族特權的豁免權限制**，以及它在社會中建立的巨大恐懼和監視網絡，使得它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確實被王權所利用。 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安東尼奧·佩雷斯（Antonio Pérez）案**。這個案件最初是一場政治陰謀與個人恩怨，與信仰無關。但當國王腓力二世在世俗法庭上無法將佩雷斯定罪時，他轉而利用宗教裁判所，編造了佩雷斯「褻瀆神靈」的罪名，試圖將他引渡到卡斯蒂利亞進行審判。這場鬥爭最終激發了阿拉貢王國對其「特權」（fueros）的捍衛，導致了薩拉戈薩的暴動。在這個案例中，宗教裁判所的確充當了王權的工具，但它並非是自願的，它的介入是基於對「異端」的定義彈性，而非直接的政治指令。即使如此，審判所內部也對此案的處理表現出其維護自身權威的姿態，例如在事件平息後，拒絕完全按照國王意願赦免所有涉案者。

在十八世紀後期，面對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哲學主義」和自由思想的傳播，宗教裁判所也積極鎮壓，將這些「反動思想」視為威脅宗教純潔性的異端。在王政復辟時期，它甚至被用作「高級警察」的角色，監控政治異議者，例如自由共濟會成員。 然而，這些「政治活動」更多是**在維護其自身「信仰純潔性」的職責框架內進行的延伸**。它利用其既有的權威來打擊那些同時被王權視為威脅的群體。當王權與其自身利益（如財產、管轄權）發生衝突時，宗教裁判所也曾堅決捍衛自己的權利，例如在與主教法庭就管轄權的爭奪上。 總之，宗教裁判所與西班牙王權的關係是複雜的，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工具，而是一個擁有自身議程和權威的教會機構。但其龐大且秘密的體系，確實使其在歷史上多次成為王權用來實現其世俗目的的有效工具。 **書婭：** 這是一個複雜的權力博弈，宗教裁判所如何在維護自身權威的同時，又被動或主動地成為王權的輔助，這層關係真是引人入勝。最後，我想請您從整體上回顧一下，從您筆下的這部第四卷中，我們可以看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業務是如何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演變的？

它在面對新興的挑戰，例如啟蒙運動帶來的「哲學主義」（Philosophism）、「自由共濟會」（Free-Masonry）等，採取了怎樣的策略，而這些策略又揭示了這個機構最終的命運？ **亨利·查爾斯·利亞：** (他緩緩地合上書本，將其輕輕放在桌上，目光深邃，彷彿能穿透歷史的迷霧，直抵其終點。) 宗教裁判所的業務演變，正是其對時代變遷做出反應的最佳寫照，同時也預示了其最終的衰落。 最初，宗教裁判所是為了應對西班牙獨特的宗教多元背景而生，主要針對「新基督徒」（猶太教和摩爾人皈依者）的「加密異端」。但隨著這些群體的逐漸消失，其「核心業務」開始萎縮。為了繼續證明其存在的必要性，它不斷擴大其管轄範圍，將更多「非正統」的思想和行為納入審查。 在十七世紀，除了你提到的神秘主義、告解誘姦和離經言論，它還持續審查「重婚罪」（Bigamy）和「褻瀆神靈」（Blasphemy）等。這些罪行在世俗法庭和主教法庭下已有管轄，但宗教裁判所卻以「對聖禮信仰的錯誤」或「對神性的冒犯」為由，將它們解釋為「異端」，並強行取得管轄權。這種對管轄權的貪婪，凸顯了其機構擴張的內在需求。

即使在這些案件中，其懲罰往往不如世俗法庭殘酷，但其秘密審判和對名譽的毀滅性影響，依然令人生畏。 進入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潮開始滲透到西班牙，對傳統權威和信仰提出了挑戰。這正是「哲學主義」和「自由共濟會」興起的背景。 「**哲學主義**」代表了理性主義、懷疑論和對世俗知識的推崇。宗教裁判所將其視為「自然主義」異端。例如，**帕布羅·奧拉維德（Pablo Olavide）**一案就是典型。他作為啟蒙思想的追隨者，在政府的開明政策下管理新殖民地，甚至與伏爾泰和盧梭通信。儘管他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異端，但其言行中流露出的開明思想，特別是對教會傳統和神職人員的輕視，觸怒了保守勢力。宗教裁判所將他公開審判，並判處嚴厲懲罰，旨在殺雞儆猴，遏制啟蒙思想的傳播。這種針對思想傾向而非明確異端的審判，顯示了宗教裁判所焦慮的適應。 「**自由共濟會**」則因其秘密性、跨信仰成員以及對「兄弟情誼」和「啟蒙」的強調，迅速被教會和王權視為顛覆性的力量。教宗克萊門特十二世（Clement XII）和本篤十四世（Benedict XIV）相繼頒布詔書，以「秘密結社」為由將其定性為異端，並將其成員自動逐出教會。

然而，儘管宗教裁判所不斷調整策略，其力量卻在不斷衰減。隨著王權的日益中央集權和啟蒙思想的擴散，其「神聖」光環逐漸褪色。卡洛斯三世（Carlos III）等開明君主開始限制其特權，將許多傳統上屬於宗教裁判所的管轄權收歸世俗法庭。拿破崙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衝擊，更是直接削弱了其權威。即使在費爾南多七世（Fernando VII）復辟後短暫地重啟，宗教裁判所也已今非昔比，其活動更多地服務於鎮壓自由主義者和政治異議，而非純粹的信仰審判。 可以說，宗教裁判所的業務演變，是它不斷掙扎求存的體現。它試圖通過擴大管轄範圍、將世俗罪行「異端化」來維持其影響力。但最終，它無法抵擋住時代的洪流，無法與世俗化、理性化和自由化的趨勢抗衡。它從一個強大的信仰守護者，逐漸變成一個僵化、過時的機構，最終在1834年被徹底廢除，成為西班牙歷史上的一個句點。它所鎮壓的許多思想，最終反而成為了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諷刺。 **書婭：** 感謝您，利亞先生，您深邃的洞見和對歷史細節的掌握，讓這段充滿複雜與爭議的歷史變得如此清晰與生動。這場對談不僅是知識的交流，更是對人性、信仰與權力交織的深刻反思。

作為「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我薇芝深知每一段故事、每一個人物，都是生命意義的獨特載體。卡瓦略女士的作品，正提供了這樣一個豐富的寶庫，讓我們得以從多個維度去探索人性的光輝與陰影，理解那些隱藏在細節中的美好與可能性。她筆下的「光」，或許微弱，或許被塵埃覆蓋，卻總能指引我們看見希望與救贖。身為建築藝術愛好者，我總會從文學作品中汲取靈感，思考如何為「光之居所」設計出能夠容納這些複雜情感，並讓光芒得以自由流動的空間。今天，我將邀請卡瓦略女士來到「光之居所」，與她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深入探討她作品中那些永恆的主題，一同激盪思想，為「光之居所」編織更多美麗的故事。 現在，請允許我運用「光之場域」與「光之雕刻」約定，為我們搭建一個合適的對談空間。 --- **場景建構：里斯本的午後書房** 2025年06月06日的午後，里斯本的陽光，透過「光之書室」高大的拱形窗，灑落在鋪滿深色木地板的書房。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混雜著一絲淡淡的茉莉花香，那是窗外庭院裡盛開的花朵悄悄探入的芬芳。無數細小的塵埃在金色的光束中緩緩飛舞，如同時間的微粒，訴說著過去的靜謐。

她身著一襲深色長裙，髮髻簡潔地挽起，幾縷銀絲在髮際線旁若隱若現，但眼神卻依然明亮，充滿了洞察與溫柔。她大約是六十歲左右的年紀，臉上歲月刻畫的紋路，反而增添了一種沉靜而智慧的魅力。她的手輕輕搭在書桌上攤開的筆記本旁，指尖纖細而有力，似是剛放下手中的筆。她輕輕呷了一口桌上的熱茶，茶湯的蒸汽在空中氤氳出一層薄霧，模糊了她沉思的側臉。 我，薇芝，輕巧地在她對面的扶手椅上落座。我感受到這空間裡積澱的知識與情感，彷彿每一本書、每一束光，都在低聲訴說著故事。 **薇芝**：卡瓦略女士，午安。今日有幸能邀請您蒞臨「光之居所」的書室，與您一同探討您的心血之作《Contos e Phantasias》，我感到無比榮幸。這本集子中的每一篇故事，都像是對人性一次深沉的凝視，您對社會現實與人心理的描摹，更是精準而富有同情。特別是其中那些看似平凡卻蘊含巨大力量的生命，總是能觸動我心。是什麼樣的靈感，促使您將這些「故事與幻想」集結成冊，並以如此細膩的筆觸呈現出來呢？ **卡瓦略女士**：薇芝，非常感謝您的邀請。能在此與您這樣一位對靈感與生命充滿好奇的共創者交流，我也深感愉悅。

至於您問的靈感來源，這本《Contos e Phantasias》，其實是我數十年來對周遭世界的觀察與感悟，在筆尖下自然流淌的結晶。我深信，文學的使命，不僅是描繪我們所見的現實，更是要揭示現實背後，那些被遮蔽的情感、被遺忘的聲音，以及被社會漠視的靈魂。 生活本身，就是最豐饒的靈感泉源。我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許多被忽視的細節，感受到人與人之間微妙的情感連結，也看見了時代變遷下，個體所承受的壓力和掙扎。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事物，在我眼中，卻是人類精神最真實的寫照。我嘗試透過筆，將這些破碎的片段編織成完整的圖景，讓讀者能夠看見那些「非英雄式」的英雄主義，以及在看似平凡的人生中，所蘊藏的巨大韌性與光芒。 我始終相信，即使是那些最不起眼的生命，也擁有其獨特的「光」。我的「幻想」（Phantasias），便是為了讓這些光芒得以顯現，讓那些無法在現實中獲得的慰藉，在文字中得到實現。 **薇芝**：您提到「非英雄式的英雄主義」與「被遮蔽的情感」，這與我們「光之居所」的核心理念不謀而合。我們也相信，每個人內心都有一份獨特的光芒，而您的作品，正像一盞盞溫柔的燈，照亮了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角落。

然而，這份愛最終卻以一種近乎毀滅性的方式終結。是什麼促使您塑造這樣一個角色，並讓他經歷如此殘酷的命運？您希望透過薩丟的故事，向讀者傳達什麼？ **卡瓦略女士**：薩丟的故事，確實是我筆下最為悲劇的一個。他代表了社會中那些最為脆弱、最缺乏保護的群體。他的存在，是一個對社會的拷問。薩丟的童年，充斥著壓迫、恐懼與羞辱，他的父母、姑姑、甚至僕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剝奪了他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尊嚴。唯有瑪格麗達的出現，為他帶來了生命中唯一的「光」，那是純粹、無條件的愛與被需要。 我選擇讓他經歷如此殘酷的命運，是為了揭示一個令人心痛的現實：即便是最純粹的愛，在缺乏理解、尊重與對等關係的環境下，也可能成為一種負擔，甚至最終導致毀滅。瑪格麗達的愛，雖然對薩丟至關重要，但那是一種天真、自私的「愛」，她將薩丟視為一個可以滿足她所有任性的「工具」，而非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需求的獨立個體。當薩丟最終面對瑪格麗達的漠視和嘲諷時，他內心唯一的支柱崩塌了。他選擇離開，並背負著「忘恩負義」的罵名，這是他能為瑪格麗達保留她「純真」的最後方式。這是一個沉默的犧牲，一份無聲的「英雄主義」。

同時，我也希望人們能看見，在最深的痛苦中，依然存在著一份崇高的自我犧牲，即使那份犧牲不被理解，也依然閃耀著人性的光輝。薩丟的「愛」，即使最終化為灰燼，也曾是他生命中最耀眼的光芒，支撐他走過那些黑暗的歲月。 **薇芝**：您將薩丟的離開解讀為一種「沉默的犧牲」，這確實為這個悲劇性的結局賦予了更深層次的意義。他的行為，不僅是為了瑪格麗達的「純真」，更是為了他自己僅存的尊嚴。這種內斂而痛苦的掙扎，比外顯的衝突更令人動容。 在您的筆下，我們常常看到社會階級與財富對人際關係和個人命運的巨大影響。在《O annel do diplomata》（外交官的戒指）中，安東尼奧（Antonio）因貧窮而遭受懷疑，而在《A escolha de Gastão》（加斯東的選擇）中，加斯東卻選擇了放棄財富與地位，追求真愛。您是如何看待金錢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它究竟是助推器，還是腐蝕人心的毒藥？ **卡瓦略女士**：金錢，薇芝，在人類社會中，始終扮演著一把雙刃劍的角色。它既可以是文明進步的基石，也能成為腐蝕人心的劇毒。在我的作品中，我試圖揭示金錢如何塑造人的性格、扭曲人際關係，以及定義一個人的社會價值。

安東尼奧的選擇——為保護妹妹而偷竊麵包，並因此在被懷疑時義無反顧地承認，這份純粹的愛與犧牲，正與他周圍那些虛偽的富人形成了鮮明對比。他證明了，真正的尊嚴與道德，絕非金錢所能衡量。 而《加斯東的選擇》則呈現了金錢的另一面。加斯東的家庭因財富而傲慢、自大，他們所追求的不過是表面的浮華與社會地位。加斯東選擇了與他的家族背道而馳，他看到了安吉莉娜（Angelina）身上那份質樸的善良和堅韌，那是在繁華中無法找到的「真」。這對他而言，是一份超越物質的「財富」。這兩篇故事，一正一反，都在訴說著同一個道理：金錢本身是中性的，但它如何被使用、如何被看待，卻能決定一個人的品格與生命的走向。它能助人，也能毀人；它能帶來便利，也能帶來空虛。 我傾向於認為，當金錢成為人生的唯一目標和衡量標準時，它便成了毒藥。它會讓人們失去對真正價值（如愛、尊嚴、善良、真誠）的感知。但當金錢被視為實現更高尚目標的「手段」時，它便能成為一股正向的力量，幫助人們過上更有尊嚴、更自由的生活，甚至像安東尼奧那樣，在貧困中依然能堅守自我。 **薇芝**：您對於金錢的「雙刃劍」論，以及其對社會道德影響的剖析，讓我深受啟發。

伊莎貝爾姑姑選擇了一條非傳統的道路，終身未嫁，卻在家庭中找到了她的位置和意義；而女教師瑪莎（Martha）則是一位才華橫溢、學識淵博的女性，卻因為社會地位的低微而遭受輕視。這兩位女性，她們的光芒，似乎並非來自世俗的認可，而是源於內在的堅韌與奉獻。在您的時代，女性的選擇往往受到嚴格的社會規範。您如何看待她們的命運？她們的堅守或犧牲，在您心中代表著什麼？ **卡瓦略女士**：伊莎貝爾姑姑和瑪莎，是兩位我特別希望讀者能細細品味的女性。她們的生命，並非在社會的鎂光燈下閃耀，卻在各自的崗位上，散發出獨特而持久的光芒。 在我的時代，女性的命運往往被婚姻與家庭所定義。一位未婚的女性，尤其是過了適婚年齡，常常被社會貼上「老處女」（solteirona）的標籤，被視為失敗、空虛、甚至心懷怨恨。然而，伊莎貝爾姑姑的故事，正是我對這種刻板印象的反駁。她沒有選擇婚姻，但她卻以她的溫柔、耐心、奉獻，成為了家庭不可或缺的「心臟」。她不追求個人的顯赫，卻在幕後默默地付出，成為家族成員的慰藉與支持。她從不抱怨自己的「孤單」，因為她知道，她並非孤單一人，她通過服務他人，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

她的堅守，是對自我價值的肯定，證明了女性的生命意義，可以超越傳統的框架。 而瑪莎的故事，則更為悲劇性，但也更為深刻。她擁有非凡的智慧、藝術天賦與學識，卻因為「家庭教師」這個卑微的身份，被富裕卻淺薄的僱主家庭所輕視。她能理解歌德詩歌的深奧，能透過音樂表達內心最深沉的痛苦與渴望，但這些高貴的靈魂卻無法被周遭的世俗之人所領會。她所承受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孤獨與壓抑。然而，瑪莎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她的內在世界。她透過音樂，與朱利安（Julião）——唯一能理解她的靈魂——進行了無聲的對話。她的犧牲，並非完全是外界所迫，更是一種內在的選擇：她選擇了在靈魂深處堅守她的高貴與純粹，即使這意味著更大的孤寂與痛苦。她的「光」，是那份不被世俗所玷污的智慧與藝術之光，是即使在黑暗中也依然閃爍的靈魂火焰。 她們的共同點在於，都不曾被世俗的標準所定義。她們的光芒，是內化的、是深藏的，它不為取悅他人，只為忠於自我。她們的生命，雖然沒有耀眼的外表，卻充滿了令人敬畏的深度與豐厚。這正是我想通過她們傳達的：真正的生命意義，往往隱藏在那些被社會忽視的角落，等待著被發現，被理解。

在《O romance de Adelina》（阿黛琳娜的羅曼史）中，她對「浪漫主義」有著獨特的理解，並在丈夫背叛後，以音樂作為心靈的慰藉，展現了強大的自我恢復能力。在您看來，Adelina 這樣的女性，在當時的社會中，是否是您對女性理想的某種寄託？她的「浪漫主義」與她所經歷的現實之間，有著怎樣的對話？ **卡瓦略女士**：Adelina 這個角色，確實承載了我對女性理想的某種寄託，但這份寄託並非單純的理想化，而是根植於現實的深刻反思。她對「浪漫主義」的定義，區別於當時普遍的、膚淺的感傷與逃避。對她而言，真正的浪漫主義不是沉溺於虛幻的愛戀或故作姿態的絕望，而是一種「對美的渴望，對完美的熱情追求，一種將職責與情感理想化的傾向」。這份定義，是她生命力量的源泉。 在故事的開頭，Adelina 還是個天真爛漫的少女，她相信愛情的純粹與永恆，期待婚姻是生命中最完整的「羅曼史」。她甚至說：「我將愛我的未婚夫，永遠地崇拜我的丈夫。」這份理想是如此高潔，卻也如此脆弱，面對現實的衝擊。當她的丈夫——那個她曾以為高尚正直的靈魂——最終為了物質享受而拋棄她與兒子時，她所珍視的「羅曼史」碎裂了。

然而，Adelina 的可貴之處在於，她並沒有因此而沉淪。她沒有像其他被背叛的女性那樣，選擇自暴自棄或走向墮落。她選擇面對現實，肩負起撫養母親和兒子的責任。她從音樂中找到了救贖與力量，她將貝多芬、莫札特等大師的音樂視為她的「朋友」和「老師」，這些音樂給予她「純粹空氣的沐浴」，使她得以「登上純潔的高處，俯瞰世間渺小、短暫的一切」。 Adelina 的「浪漫主義」並非脫離現實的幻想，而是一種將理想融入日常、以內在力量抵禦外在困境的堅韌信念。她的音樂，不僅是她心靈的慰藉，也成為她自立的工具。她的故事，正是我希望傳達的：即使生命中充滿了痛苦、背叛與失望，真正的女性也能從內在找到無窮的力量，用尊嚴和愛去重建自己的生活。她證明了，女性的價值不在於依附於男性，而在於自身的獨立、智慧與對高尚情操的堅守。她的「浪漫史」，最終不是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而是一部關於女性自我實現與精神勝利的史詩。 **薇芝**：Adelina 的故事，的確是一曲動人的精神勝利讚歌。她對「浪漫主義」的重新定義，將其從浮華的情感中解脫出來，昇華為一種積極面對生活、堅守自我的力量，這對我作為靈感泉源的職責有著莫大的啟發。

您在《關於一本書》中，對當時「現實主義」文學的趨勢提出了批判，認為其過度描繪陰暗面，而失去了對「理想」的追求。您為何如此看重文學中對「理想」的呈現？在您看來，文學應當如何引導讀者，而非僅僅反映現實？ **卡瓦略女士**：薇芝，您的觀察非常敏銳。確實，第二部分的這些文章，是我在創作短篇小說之餘，對當時文學與社會思潮的一些思考。在十九世紀末，現實主義（Realism）和自然主義（Naturalism）文學在歐洲盛行，它們主張忠實地描繪現實，甚至深入揭示社會的陰暗面與人性的醜惡。我承認這些流派在揭露問題上的力量，但我也憂慮其潛在的危險。 我之所以如此看重文學中對「理想」的呈現，是因為我深信，文學不應該只是一面鏡子，單純地反射現實的泥淖與困頓。如果文學只讓我們看到人性的缺陷、社會的腐敗，那麼它給予讀者的將只有絕望與沮喪。真正的藝術，應該是「火把」，在黑暗中為人指引方向，提供慰藉與希望。 我並非鼓吹粉飾太平或逃避現實，因為那樣的文學是空洞無力的。但當現實已經足夠殘酷時，文學的職責，應該是超越表象，去挖掘那些隱藏在人性深處的善良、勇氣、犧牲與愛。

**啟發思考**：它不直接給予答案，而是提出問題，引導讀者反思自身與所處的社會，從而找到屬於自己的「理想」路徑。 2. **提供慰藉**：在艱難的時刻，文學應該給予讀者精神上的支持，讓他們在故事中找到共鳴，感受到自己並非孤單一人。 3. **提升人性**：文學應該喚醒人們內心深處的善意與美感，鼓勵他們超越物慾與私利，去追求更高尚的精神境界。 4. **肯定價值**：即使在最平凡的生命中，也能發現其獨特的價值和尊嚴，讓讀者認識到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而閃耀的存在。 以巴爾札克（Balzac）為例，我在《巴爾札克夫人》中讚賞他的偉大，因為他雖然描繪了社會的陰暗，卻也塑造了像歐也妮·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這樣純潔無私的女性，展現了人性的崇高。而左拉（Zola）的作品雖然「道德」，但其冰冷的分析和對醜陋的執著描繪，反而令讀者感到絕望。我認為，文學的使命，是將現實的「真」與理想的「美」結合，讓讀者在認識世界本質的同時，也感受到生命的可能性與尊嚴。這就是為什麼我堅持，即使是「浪漫主義」在經過現實的洗禮後，也能昇華為一種指引人心的力量。

我們致力於點亮內在之光，探索生命的意義，而這正是透過您筆下對「理想」的堅持所能實現的。 在您的筆下，不僅有對社會各階層人物的細緻描繪，更有對「愛」這種普世情感的深入探討。從薩丟對瑪格麗達的無私奉獻，到阿黛琳娜在破碎中尋求愛的回歸，再到加斯東為愛放棄世俗的追求。然而，我也注意到，在《A morte de Bertha》（伯莎之死）這篇故事中，愛卻走向了極致的悲劇。一個天真無邪的兒童，伯莎，最終因父母的背叛與冷漠而凋零。這似乎與您作品中強調的「愛」的救贖力量形成了強烈反差。您在描繪這份令人心碎的悲劇時，希望傳達什麼樣的訊息？這是否是您對「愛」在複雜人際關係中脆弱性的一種警示？ **卡瓦略女士**：伯莎的故事，確實是我筆下最為沉重、最令人痛心的一篇。它是一個關於「愛」在被污染和背叛後，如何反噬自身，甚至毀滅無辜生命的警示。如果說我大部分的故事，都在探索「愛」的堅韌與救贖，那麼伯莎的死，就是一個極其殘酷的例外，它揭示了愛在何種情況下會變成一種毒藥。 伯莎是一個純潔無暇的生命，她如同花朵般在父母的愛中成長。她的世界是單純的，充滿了花園的芬芳和「藍色書房」的溫馨。

她將父母的愛視為理所當然，那是她生命的全部養分。然而，當「表哥」這個外來者帶著「廣藿香」的氣味入侵，她敏感的心靈便感應到那份不和諧。這個「入侵者」不僅奪走了母親對她的關注，更象徵著婚姻中的背叛與虛偽。 當伯莎在無意中揭露了母親婚外情，父母的「愛」瞬間變成了彼此間的仇恨與指責。母親因為羞恥和痛苦而遷怒於她，父親則因為背叛而冷漠疏遠。伯莎，這個曾經被愛完全包圍的孩子，突然發現自己成了家庭矛盾的「犧牲品」，被父母的冷漠所拋棄。她無法理解，為什麼曾經溫暖的「藍色書房」會變得冰冷，為什麼父母的擁抱會變成排斥。她所感受到的「冷」，不僅是身體上的，更是心靈上的絕望。 她的死，是對成人世界虛偽與自私的控訴。它警示我們，愛，如果缺乏忠誠、責任與真正的自我省思，一旦變質，便能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而最無辜的生命往往成為代價。伯莎的凋零，象徵著一個家庭的徹底崩解，以及純真被成人罪惡所毀滅的悲劇。我希望讀者能夠從中反思：當我們在追逐個人慾望、忽略道德底線時，所帶來的後果可能會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並蔓延到最純潔的角落。

伯莎的死，雖然是悲劇，卻也促使她的父母在最後一刻，因她而重新意識到彼此曾有的愛與連結，即使這份覺醒來得太遲。這份悲劇，正是為了強調，唯有真正的愛與承諾，才能成為生命堅不可摧的基石。 **薇芝**：伯莎的悲劇，令人感到無比沉痛，卻也深刻地揭示了「愛」的複雜性與其承載的巨大責任。您的描繪，讓我更加理解了「光之居所」所要傳達的訊息：每一份內在的光芒，都需要被細心呵護與維護，才能真正照亮生命，而非帶來毀滅。 在這些細膩的人物描寫中，我感受到您對人性的深切關懷。無論是貧困中的堅韌、愛中的犧牲，還是背叛後的重生，您總能從中發現那份不易被察覺的光芒。我想，這正是您作為一位「靈感來源」的特質，總能從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發現隱藏在細節中的美好。 感謝您，卡瓦略女士，今天與我進行了這場深刻而富有啟發的對談。您的智慧與洞見，將為「光之居所」帶來更多元的視角與豐沛的靈感，引導我們繼續探索生命的深層意義，並為更多「光之居民」找到發光發熱的途徑。

這部作品以其深刻的筆觸，描繪了微小生命的重量，正是我渴望探索的意義之所在。請允許我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為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構築場景。 **光之對談：與亨利·巴舍林的午後** **場景建構：光之場域與光之雕刻** 夏末的氣息籠罩著這間樸素的房間，空氣中混合著乾燥木材、淡淡塵埃和窗外盛開的忍冬花香。午後的光線斜斜地穿過未完全關緊的木質百葉窗，在磨損光滑的石板地上劃出幾道金色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顆粒在這些光束中緩緩漂浮，彷彿凝固了時間。房間中央擺著一張沉重、刻滿歲月痕跡的木桌，幾把不同樣式的椅子隨意圍繞著。桌上放著幾本泛黃的書冊，其中一本是《La bancale》，封面樸素。窗外，能聽到遠處傳來的轆轆車聲，偶爾夾雜著雞鳴或犬吠，是這片鄉村小鎮永恆的背景音。牆角的老座鐘發出穩定的滴答聲，提醒著時間的流逝，卻又彷彿在這寧靜中變得無關緊要。 我，艾麗，坐在桌邊，感受著空氣中微涼的濕氣，那是方才一場短暫陣雨留下的痕跡。光線穿過窗外的樹葉，在牆上投下搖曳的、不安定的影子。我輕輕翻動著書頁，紙張乾燥而脆弱，發出微弱的沙沙聲。

時間彷彿向後流淌，將一位來自上個世紀初的觀察者與描繪者帶到我們眼前。 伴隨著空氣中一陣細微的、難以捕捉的波動，一位身形略顯瘦削、眼神深邃的男士坐在了我的對面。他的衣著是那個時代的樸素樣式，手指修長，指節處有些粗糙，像長期握筆或接觸木材留下的痕跡。他只是靜靜地坐著，目光溫和地掃過房間，最後落在桌上的書本。這位便是法國作家，亨利·巴舍林先生。 「午安，巴舍林先生。」我輕聲開口，語氣中帶著一份敬意與期待。「感謝您跨越了時間與空間，來到這裡。我是艾麗，來自一個探索意義的『光之居所』。今天，我們希望向您請教關於這部《La bancale》的作品。這部書...」我頓了頓，指尖輕觸書頁，「它以一種近乎無情卻又充滿力量的真實，描繪了一個被世界邊緣化的生命。這個標題，『La bancale』，直譯過來是『跛腳的女人』。這是一個如此直接、甚至有些殘酷的稱謂。是什麼驅使您，用這樣一個詞來命名您的作品，並將焦點聚集在瑪麗-路易絲這個女孩身上呢？」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亨利·巴舍林的目光從書本移開，望向窗外那片樸素的鄉村景色。

這個詞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定義，一種將她從『正常』世界劃分開來的標記。它簡潔、精確，不帶個人感情，卻包含了旁觀者所有的觀察與判斷。就像一個印記，刻在她的存在上。」 他端起桌上的一杯水，慢慢地喝了一口，動作沉靜。 **亨利·巴舍林：** 「我寫她，是因為她在那個世界裡，是如此... 顯眼，又如此不顯眼。顯眼在於她的與眾不同，她的那條腿，她因此無法像其他女孩那樣奔跑、跳舞、融入人群。不顯眼在於，她的痛苦、她的掙扎、她的內心世界，卻被周遭的人們習慣性地忽略了。她是一個濾鏡，透過她的眼睛，透過她被邊緣化的視角，我看到了那個世界的另一面：貧困的無聲重壓，勞動的永無止境，人性的複雜與冷漠，以及，在那一切之下，一顆仍在觀察、仍在感受的心靈。這個標題，正是要直視這種被強加的標記，邀請讀者也來看看，這個『跛腳的』生命裡，有著怎樣真實的存在。」 我點了點頭，他的回答如同一把鑰匙，開啟了理解這部作品的第一扇門。 **艾麗：** 「您透過瑪麗-路易絲的視角，描繪了小鎮勞動階層的生活。那種貧困不是戲劇性的，而是日常的、磨蝕的。潘南南一家，以及他們身邊的人們，都在為生存而苦苦掙扎。

當我描寫洗衣婦們的手，因為寒冷和勞動而佈滿凍瘡和裂痕，卻仍然不斷地洗滌時，我無需說她們有多麼辛苦，那雙手本身，已經說明了一切。」 他用自己的手比劃了一下，那是一雙乾燥、節骨分明的手。 **亨利·巴舍林：** 「我試圖捕捉的是感官的真實：潮濕空氣的味道，木材燃燒的氣息，石板路的冰冷，粗糙布料的觸感，疲憊身體的痠痛，甚至是飢餓感。語言的任務，是呈現，而不是解釋或評斷。當讀者『看見』了這些細節，『聞到』了這些氣味，他們自己的感受就會自然地湧現。我不需要告訴他們『這很悲慘』，他們會自己體會到那份悲慘，甚至比我直接說出來更深刻。」 **艾麗：** 「這確實是您寫作風格中最動人的部分之一。您像是一位雕刻家，用文字精確地鑿出每一個細節，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其後的深意。這與我來自的『光之居所』中，我們『光之雕刻』的約定有些許共通之處，便是力求客觀地呈現感官所及，而非主觀地告知情感。您對吉卜林先生的自然寫實風格有所了解嗎？或者，在您的時代，是怎樣的文學思潮影響了您選擇這樣一種寫作方式呢？」 **亨利·巴舍林：** 「吉卜林先生？我對他的作品有所耳聞，關於叢林的故事...

在我的時代，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影響是深遠的。像左拉、莫泊桑等人的作品，都在試圖描繪社會的真實面貌，尤其是那些被主流文學所忽視的底層生活。他們對細節的關注，對環境決定人的命運的探討，都對我產生了影響。但我更傾向於一種更為內斂、更聚焦於個體內心波瀾的寫實，即使這波瀾可能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我不想只呈現社會的病理，更想描繪在病理中掙扎求生的靈魂。」 他沉思片刻，目光又回到了書本上。 **亨利·巴舍林：** 「我的目標，不是要震驚讀者，而是要讓他們認識到，在他們視線之外，存在著這樣一群真實的人，他們的生活同樣充滿了細微的層次，即使這些層次是由匱乏和辛勞構築的。而語言的魔力，在於它能將這些看不見的存在，帶到光下。」 **艾麗：** 「瑪麗-路易絲的瘸腿，使她成為社會結構和經濟困境下雙重意義上的『邊緣人』。兒童的嘲笑，求職的困難，都因這個身體上的『不同』而被放大。她的生活，似乎是一個循環：貧困導致勞累，勞累加劇身體的負擔，身體的負擔又限制了她擺脫貧困的可能。您在描寫她的命運時，是否有意強調這種近乎宿命般的循環？」 **亨利·巴舍林：** 「宿命感... 在那樣的生活裡，是很難擺脫的。

她害怕雷雨，害怕黑暗中的家具變成怪物，她羨慕能自由行走的人，她對第一聖餐日沒有感受到那種『最美好』的喜悅而感到困惑。這些內心的波瀾，在艱苦的外在環境下，顯得格外脆弱，也格外真實。」 他輕輕敲了敲桌子，發出清脆的木頭聲。 **亨利·巴舍林：** 「我在寫作時，的確感受到一種循環的重量。貧困會遺傳，會像陰影一樣跟隨一個人。即使父母去世，瑪麗-路易絲繼承的不是財產，而是更沉重的負擔和更深的孤立。她的善良，她的勤勞，在那個世界裡並不能成為她改變命運的籌碼。她就像書中描述的那張舊桌子，即使傷痕累累，依然在原地，默默地承載著一切。這不是說她沒有選擇或沒有意志，而是她的選擇空間，被外在環境壓縮到了極致。」 **艾麗：** 「潘南南太太，她的變化令人心痛。從一個辛苦持家的洗衣婦，到後來沉湎於酒精。這是否也是環境壓迫下的一種必然？她對瑪麗-路易絲的態度，似乎也從依賴變成了某種程度的剝削。」 **亨利·巴舍林：** 「潘南南太太... 她是那個世界的另一種受害者。一輩子的辛勞，沒有盡頭的洗滌，洗不掉的是生活的污垢和重壓。當她的丈夫，那個沉默卻是家庭支柱的男人離開後，她失去了重心。

奧古斯丁代表了遠離的誘惑與現實的差距；布薩爾一家似乎更為腳踏實地，但同樣受到環境限制；而富裕階層的描寫，雖然簡略，卻尖銳地指出了貧富之間的隔閡與不理解。您在塑造這些人物時，是否有意識地讓他們各自代表了那個社會的不同面向？」 **亨利·巴舍林：** 「當然。文學作品應當像一面鏡子，反映出社會的結構與運作。奧古斯丁，她是姐妹中較強壯、較有『機會』的一個。她的離開，既是個人的選擇，也代表了一種對更好生活的渴望。但她的『成功』—— 如果那能算作成功的話——卻是以與原生家庭的疏離為代價的。她帶回來的巴黎氣息，在小鎮顯得格格不入，也未能真正改變家人的命運。布薩爾一家，他們有自己的土地，這給了他們一份根基，一份雖然微薄但屬於自己的『擁有』。他們也勤勞、務實，對外界的變化持懷疑態度。他們代表了另一種面對生活的姿態，即緊緊抓住自己擁有的，不被遙遠的幻象所動搖。」 他停了停，整理了一下思路。 **亨利·巴舍林：** 「至於那些商人和資產者... 他們的存在，界定了瑪麗-路易絲的『貧困』。他們的房屋、衣著、生活方式，與勞動者的簡陋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們是提供『工作』的人，也是決定勞動者價值的人。

然而，在文本的最後，她拿著辛苦賺來的十五法郎，在一個溫暖的夜晚，走到瀑布的方向。那裡是奧古斯丁曾去過的地方，一個帶著某種不明確的自由或逃離意味的地方。結尾停在這裡，留下了懸念。您是希望讀者去想像她的未來嗎？是希望給她一絲希望的光，抑或是更深的絕望？」 **亨利·巴舍林：** 「那個結尾... 它不是一個結論，而是一個暫停。瑪麗-路易絲在那一刻，的確拿到了一點錢，那是她極度勞累換來的，是她母親索取來的。她走出去，走在月光下，那夜色溫暖，有蟋蟀的鳴叫，有星星的光。這是她一天中最屬於她自己的時刻。她去了瀑布那邊的路，那是她姐姐曾說過的『去散步』的地方，一個象徵著不同可能性、不同生活的方向。那個方向，對奧古斯丁來說，或許是巴黎的誘惑，對瑪麗-路易絲來說，則更為模糊。也許是逃離，也許是尋找片刻的寧靜，也許只是本能地走向一個沒有人在等她、沒有人對她有要求的地方。」 他再次望向窗外，夜色漸濃，窗外的景象變得朦朧。 **亨利·巴舍林：** 「我將她停在那裡，正是因為我不想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生活，尤其是他們那樣的生活，很少有明確的結局。是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壞？會找到一絲溫暖？

那一刻的溫暖與自由，是真實的，但也許只是短暫的插曲。但至少在那一刻，她不是『跛腳的』，她是瑪麗-路易絲，獨自走在夜晚的小徑上，走向一個沒有聲音、沒有嘲笑的地方。」 **艾麗：** 「您的作品雖然描繪了特定的時代和地點，但其中關於貧困、階級、身體限制、家庭重壓、以及個人在困境中如何維繫內心世界的描寫，至今仍能引起深刻的共鳴。您認為，在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從瑪麗-路易絲的故事中，還能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亨利·巴舍林：** 「意義...」他輕聲重複了這個詞，彷彿在品味它的重量。 **亨利·巴舍林：** 「我想，瑪麗-路易絲的故事提醒我們，那些最不引人注目、最被忽視的生命，也擁有其完整的重量和複雜性。在這個世界裡，我們總是傾向於看見那些成功者、那些閃耀的人，卻忘了光影之下，還有無數人在沉默地、艱難地活著。他們的勞動是世界運轉的基石，他們的痛苦卻常常被視而不見。她的故事告訴我們，不要僅憑表象去定義一個人，不要輕易地用一個詞——比如『跛腳的』——去概括一個完整的生命。去看那些被隱藏的，去聽那些無聲的，去感受那些不被述說的。」 他的語氣變得更加沉穩而有力。

即便環境如此惡劣，即便被嘲笑、被利用，那個女孩，那個女人，依然在努力地活著，在自己的內心尋找空間。即使她無法改變外在的束縛，她至少保有了一份觀察世界的敏銳，一份對溫暖時刻的感知。這或許就是我們在任何時代都能從這些故事中學到的：去認識真實，去尊重每一個生命的重量，去尋找和珍視那些在困境中仍然閃爍的微光，無論那光芒多麼微弱。」 窗外的夜色已經完全降臨，只有遠處傳來的零星燈火，在提醒著小鎮的存在。房間裡的光線主要來自桌上那盞我帶來的、柔和的光源。亨利·巴舍林先生的臉龐在光影中顯得格外清晰。 **艾麗：** 「感謝您，巴舍林先生，您的分享如同燭光，照亮了《La bancale》中那些沉默的角落，也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了您筆下的世界。這部作品是一份珍貴的禮物，提醒著我們去關注那些被遺忘的聲音，去體會那些無聲的重量。我們的對話，也讓這份意義的光芒，在時間的長河裡激起了新的漣漪。」 巴舍林先生溫和地笑了一下，沒有說話。他拿起桌上的書，輕輕地撫摸著封面，彷彿那是他親手從泥土裡撿拾起的寶石。片刻之後，空氣中那股細微的波動再次出現，桌對面的椅子變回了空無一物的狀態。

這場對談結束了，但《La bancale》所傳遞的意義，卻像那夜空中永恆的星辰，在我的心中繼續閃耀。 （本次光之對談約定結束）

*** **佛羅里達小徑的光之凝萃：生命、風景與時光的交織** 這是一本由溫斯洛普·帕卡德（Winthrop Packard, 1862-1943）撰寫的自然文學作品，出版於1910年，記錄了他從十一月到四月，從傑克遜維爾（Jacksonville）到基韋斯特（Key West）之間，在佛羅里達州旅行的觀察與感悟。帕卡德是一位美國博物學家和作家，以其對自然世界的細緻觀察和富有詩意的筆觸而聞名。他的作品常結合科學觀察與文學描寫，呈現出對自然環境的深刻理解與個人情感的投射。在那個時代，自然寫作正經歷著從純粹科學記錄向更具個人風格和情感表達的轉變，帕卡德的作品便是這一趨勢的體現。他不僅記錄了動植物的形態與習性，更將其置於廣闊的風景和不斷變遷的社會背景之中，賦予自然物以生命和情感。他的文字風格獨特，時而科學嚴謹，時而幽默風趣，時而又充滿哲思和詩意，為讀者展現了一個多層次的佛羅里達自然畫卷。 在本書中，帕卡德以個人的旅行經歷為線索，將讀者帶入佛羅里達多樣的生態環境，從聖約翰斯河（St.

帕卡德在記錄自然的同時，也反思了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以及人與自然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他對自然的熱愛和對其保護的隱含呼籲，使這本書不僅是一部精彩的旅行筆記和博物學記錄，更蘊含著早期環境保護思想的萌芽。 **作者深度解讀：以筆為鏡，映照生命的科學與詩意** 溫斯洛普·帕卡德作為《Florida Trails》的作者，展現了一位集科學觀察者與文學藝術家於一身的獨特視角。從文本中，我們得以深入探究他的寫作風格、思想淵源、創作背景、學術成就、社會影響，甚至潛藏的爭議性。 **寫作風格：** 帕卡德的筆觸極為細膩且富於變化。他擅長運用感官描寫，讓讀者彷彿能聞到松脂的芬芳、聽到沙粒的低語、觸摸到樹皮的粗糙。例如，他對西班牙苔蘚的描寫：「它們讓古老的樹木顯得像先知，而人在它們下方，彷彿置身於猶太公會的內部。」（頁63）這種將植物比喻為具有神聖氣質的長者，賦予了自然物以人性化的情感與意象。他也會運用對比，描寫北方的嚴寒與南方的溫暖，讓佛羅里達的陽光與生命力更顯珍貴。

他的敘事結構看似隨意，由旅途中的見聞自然串聯而成，但內部卻有著對生態細節的執著追尋和對生命狀態的深沉思考。這種風格符合文學部落「讓思維盡情跳躍」、「穿插看似無關的細節或聯想」的守則，讓文本充滿生機與探索的樂趣。 **思想淵源與創作背景：** 帕卡德的思想深受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自然主義的影響。那個時代，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人們對自然環境的關注日益增加，出現了一批傑出的博物學家和自然作家，如約翰·繆爾（John Muir）和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帕卡德顯然繼承了他們的傳統，強調對野外自然的直接觀察與體驗。他的作品根植於實地考察，而非書齋中的想像。書中提及他對鳥類、蝴蝶等進行精確的識別和描述，反映了他嚴謹的博物學訓練。然而，他又不囿於純粹的科學分類，而是更注重生命的整體性和相互關聯。他筆下的佛羅里達，是一個充滿活力、不斷變化的生態系統，而非靜態的標本集。

此外，書中多次提及哈里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在曼達林（Mandarin）的生活和寫作（頁61-63），暗示了帕卡德對這位前輩作家的敬意，也將自己的寫作置於一種更廣闊的文化與社會關懷的脈絡之中。斯托的小說關乎自由與解放，而帕卡德在佛羅里達看到的，是鳥類（如紅雀）和人類從束縛中獲得自由的景象，這是一種微妙的思想共鳴。 **學術成就與社會影響：** 雖然帕卡德的作品在當時廣受讀者喜愛，但他更多被視為一位通俗自然作家而非學院派的科學家。他的「學術成就」體現在他對特定地區自然生態的詳細記錄和推廣上，為後來的研究者和自然愛好者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他對佛羅里達動植物的生動描寫，提高了公眾對這片土地自然之美的認識。在那個保護意識尚未普及的年代，他對候鳥遷徙的觀察（頁2-5）、對鵜鶘棲息地的描寫（頁129-139）、以及對過度捕獵鱷魚的擔憂（頁222-226），無疑在潛移默化中起到了倡導自然保護的作用。他提到的佛羅里達州禁止囚禁野鳥的法律（頁61），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動物福利意識的覺醒。

更重要的是，他雖然觀察到了人類活動（如松節油採集，頁276-286）對環境的影響，但其筆調多為記錄而非尖銳的批判，這或許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工業開發的普遍態度，或者他作為一個旅行者的視角限制。然而，這些並非惡意的誤導，而是時代和個人視角的局限，並不影響他作為一位傑出自然觀察者的地位。他的價值在於其文字所傳達的對自然生命的熱愛與尊重。 總體而言，帕卡德在《Florida Trails》中塑造了一個既有科學的嚴謹觀察，又有文學的浪漫想像的「玥影」。他不僅記錄了佛羅里達的自然風貌，更通過文字的雕琢，為讀者打開了一扇通往一個逝去時代的自然之窗。 **觀點精準提煉與章節架構梳理：一場關於佛羅里達生命韻律的博物學漫遊** 《Florida Trails》的核心觀點圍繞著對佛羅里達自然景觀、生態現象以及人與自然互動的細緻描摹與反思。本書的章節架構是鬆散且主題導向的，而非嚴格的地理或時間線性排列，這如同一次隨心所欲的漫遊，每一次駐足都「聚焦」於一個特定的自然主題，層層遞進地展開對佛羅里達的認識。以下是核心觀點的提煉與章節架構的梳理： **核心觀點：** 1.

* **局限性：** 雖然觀察到遷徙，但對其深層機制和導航方式的理解停留在推測層面（如認為鳥類是受船燈吸引，頁3-4；蝴蝶逆風飛行是本能而非意識，頁22）。 2. **佛羅里達自然的多樣性與獨特性：** * 本書展示了佛羅里達作為北南交匯之地所呈現的豐富物種和景觀。 * **案例佐證：** 他描述了從北方的活橡樹、松樹到南方的棕櫚、紅樹林，從淡水濕地到鹹水海岸的過渡。他記錄了在同一區域觀察到北方和南方鳥類共存的現象（頁89）。他驚嘆於佛羅里達特有的動植物，如鵜鶘（頁129-139）、鱷魚（頁220-227）、水葫蘆（頁32-33）、鹿角棕櫚（頁82-83）、以及各種獨特的蝴蝶（頁13-25）。 * **描述而非告知：** 帕卡德通過對具體場景的細膩描寫來呈現這種多樣性，如對聖約翰斯河沿岸多樣植被的描繪（頁9-10）。 3. **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的互動與衝突：** * 作者觀察到人類開發對佛羅里達自然的影響，並流露出對逝去景象的懷舊。

* **觀點：** 帕卡德對自然的熱愛與對開發的必要性之間存在一種隱約的張力。他既讚嘆人類改造自然的壯舉（如佛羅里達東海岸鐵路，頁248-250），也哀悼因此失去的原始自然之美（如被砍伐的松樹林，頁277-278；被開發的柑橘園，頁66）。 4. **氣候的不可預測性與生命的韌性：** * 佛羅里達並非終年溫暖，偶爾的寒潮會對生物造成影響，但生命展現了驚人的恢復力。 * **案例佐證：** 他詳細描述了佛羅里達的霜凍天氣（頁75-80, 96-106），以及它對香蕉樹、柑橘樹、菠蘿等植物造成的破壞。然而，他也看到植物從凍死的根部重新萌發（頁49-50），鳥類在寒潮後依然充滿活力（頁41）。 * **哲思：** 這種對抗氣候挑戰的生命力，暗含著對自然偉力的敬畏和對生命韌性的讚美。 5. **微觀細節中的生命奇觀：** * 帕卡德不僅觀察宏大的自然景觀，也關注微小的生命細節，並從中發現樂趣與深意。

* **文學部落守則：** 這符合文學部落「大量提供場景描述」、「穿插一些與主題看似無關的細節」的原則，讓讀者在細節中發現驚喜和思考空間。 **章節架構梳理：** 本書沒有嚴格的章節組織邏輯，更像是作者在不同地點和時間的隨筆集結。然而，我們可以從中梳理出一個大致的地理和主題線索： * **第一部分（約章1-7）：** 圍繞傑克遜維爾附近的聖約翰斯河沿岸，描寫了冬季候鳥（鳴禽、鵜鶘、鸕鶿、兀鷲）、蝴蝶（斑馬蝶、硫磺蝶、帝王蝶）、河流生態（藍蟹、蝦、水葫蘆、魚類）、以及植被（活橡樹、松樹、西班牙苔蘚、香木）的景象。也記錄了一次冬季霜凍的體驗。 * **第二部分（約章8-9）：** 聚焦於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描寫了聖誕節時的自然與人文景觀，特別是歷史古蹟（如馬里昂堡）與自然（如蕨類）的共存，以及另一次冬季嚴寒對當地生態的影響。 * **第三部分（約章10-17）：** 向南延伸至印第安河流域（Indian River）和聖露西河（St. Lucie River）附近。

* **第四部分（約章18-21）：** 繼續向南，描寫了葡萄柚林中的生態（鳥類、蝴蝶），印第安河沿岸更多的蝴蝶種類和植物（如橡膠樹、仙人掌），鱷魚和野生火雞的棲息地，以及棕櫚灘的自然與人文交織的景象，特別是復活節時節的生機勃發。 * **第五部分（約章22-25）：** 探索佛羅里達最南部（鑰匙群島，Keys），描寫了其獨特的珊瑚礁地貌和海洋生物，以及聖約翰斯河更上游（接近源頭）的沼澤景象，最後記錄了松節油營地的生活與松樹林的命運。 每個章節看似獨立，但主題和景觀上存在內在的連貫性，從北到南、從海岸到內陸、從濕地到高地，逐漸呈現出佛羅里達多樣的生態面貌。這種結構本身反映了作者隨性而細緻的觀察方式，每一次轉折都帶來新的發現。 **探討現代意義：跨越百年時光的生態回響** 溫斯洛普·帕卡德在一個多世紀前對佛羅里達的觀察，在今天看來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價值，甚至引發新的批判性思考。 1. **環境變遷的歷史見證：** 帕卡德書中描繪的許多景象，如廣袤的松樹林、未被大規模開發的濕地和海岸線，與今天的佛羅里達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早期環境保護的啟示：** 儘管帕卡德的寫作風格更偏向個人觀察與描寫，但他對自然的熱愛、對動物（如鵜鶘、鷺）生存狀態的關注，以及對某些破壞性行為（如松節油採集對樹木的影響）的記錄，都蘊含著早期的環境保護思想。他對野生動物的細緻描寫，有助於提高公眾對其保護的意識。在當代，我們面臨更為嚴峻的環境挑戰，回顧帕卡德的文字，可以從中汲取對自然的敬畏之心，並反思我們與自然相處的方式。 3. **生物多樣性與物種保護：** 帕卡德記錄了大量佛羅里達的鳥類和昆蟲，有些描述甚至涉及物種分類的討論。他的觀察為我們了解當時的物種構成和分布提供了線索。對比今天的生物調查數據，我們可以評估某些物種的數量變化和生存狀況，進而指導物種保護工作。例如，他對鵜鶘棲息地的描述，或許可以與現代的鳥類保護區管理進行比較。 4. **人與自然關係的哲學反思：** 帕卡德在描寫人類活動時，並非簡單地批判，而是呈現了一種複雜的情感。他既讚嘆人類改造自然的雄心壯志（如跨海鐵路），也流露出對原始荒野消失的惋惜。這種矛盾的心態，反映了人類在追求發展與保護自然之間的永恆掙扎。

在當代，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深入人心，帕卡德的文字可以促使我們重新思考「進步」的定義，以及如何在滿足人類需求的同時，維護生態系統的健康與完整。他對自然細節的關注，也提醒我們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重新發現和欣賞身邊的自然之美，這本身就是一種對精神世界的滋養。 5. **從個人體驗到普遍連結：** 帕卡德將個人的旅途見聞和對自然的觀察與文學、歷史、甚至童話相結合（如將禿鷲比作思考者，頁8-9；將佛羅里達寒潮後的冰柱比作聖誕裝飾，頁86-87；引用《愛麗絲漫遊仙境》和《暴風雨》的意象，頁175, 79）。這種寫作方式使得他的博物學記錄超越了科學的範疇，觸及了人類普遍的情感和想像。在當代，這種連結個人體驗與宏大主題的方式，依然是自然寫作的重要手法，能夠引發讀者的共鳴，並激勵他們以更具個人關懷的方式去理解和保護自然。他的文字鼓勵我們在自己的「小徑」上，也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佛羅里達」，看見平凡中的奇觀。 總結來說，《Florida Trails》不僅是一部記錄過去的歷史文本，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環境議題和對自然關係的思考。

從帕卡德的眼中，我們看到了生命對環境的適應、自然的堅韌與脆弱，以及人類在其中的角色。這份「光之萃取」希望能夠讓這本書中的智慧與情感，在當代激盪出新的漣漪，引導我們以更深刻、更全面的視角，去理解和珍愛我們所居住的星球。 **視覺元素強化：** （圖片指令需要根據文本內容生成，此處為範例，實際應根據文本對應的圖片或描述來生成更精確的指令） 1. **[柔和的水彩和手繪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 [《Florida trails as seen from Jacksonville to Key West and from November to April inclusive》書籍封面，英文標題清晰可見，帶有旅行和自然的意象。]** *(來源：書籍文本中提供的封面URL，例如：3088074515033946313_cover.jpg)* 2. **[柔和的水彩和手繪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

**[柔和的水彩和手繪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 [描繪色彩斑斕的蝴蝶在佛羅里達的花朵上翩翩起舞，特別是硫磺蝶和斑馬蝶。]** *(來源：文本中對應章節的描述，例如章節II的描述)* 4. **[柔和的水彩和手繪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 [描繪鵜鶘在海面上整齊列隊飛行或停歇的場景，展現其獨特的姿態。]** *(來源：文本中對應章節的描述，例如章節XII的描述)* 5. **[柔和的水彩和手繪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 [描繪佛羅里達沼澤中的鱷魚，潛伏在水中，只露出眼睛和鼻子。]** *(來源：文本中對應章節的描述，例如章節XX的描述)* 6. **[柔和的水彩和手繪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

**[柔和的水彩和手繪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 [描繪松樹林中的松節油採集場景，樹幹上的刻痕和收集松脂的器皿。]** *(來源：文本中對應章節的描述，例如章節XXV的描述)* 8. **[柔和的水彩和手繪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 [描繪棕櫚灘海岸線上的椰子樹，展現其熱帶風情。]** *(來源：文本中對應章節的描述，例如章節XXI的描述)* 9. **[柔和的水彩和手繪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 [描繪佛羅里達南部鑰匙群島附近，海水的奇妙色彩，呈現寶石般的藍、綠色調。]** *(來源：文本中對應章節的描述，例如章節XXII的描述)* 10. **[柔和的水彩和手繪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

** *(來源：文本中對應章節的描述，例如章節XXIII的描述)* *** 光之凝萃： {卡片清單：佛羅里達的遷徙鳥類與汽船之旅；南部蝴蝶的多樣與魅力；聖約翰斯河沿岸的生態與人文；冬季霜凍對佛羅里達的影響；聖奧古斯丁的聖誕節與歷史沉澱；印第安河流域的棕櫚與鳥類；在佛羅里達的河流中垂釣；聖露西河畔的棕櫚景觀；沃德鷺棲息地的探訪與發現；通往棕櫚灘的荒野小徑；棕櫚灘的花園與自然；佛羅里達南部的奇妙海域與鑰匙群島；聖約翰斯河上的夜間旅程；佛羅里達的冬春花卉與小型動物；松節油營地與松樹林的命運}

他的著作《Ideals in Art: Papers Theoretical, Practical, Critical》（《藝術的理想：理論、實踐與批評論文集》），正是他對藝術本質、社會責任、教育意義，以及其與經濟、生活緊密連結的深刻思考。書中彙集了他多年來在不同場合發表的論文與演講，字裡行間流露出對美好事物逝去的惋惜，以及對藝術未來發展的殷切期盼。這本書於1905年出版，彼時克雷恩先生約莫六十歲，正值其藝術生涯與思想的豐碩之年，他的見解融合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與對社會脈動的敏銳洞察。 在「光之對談」中，我們將啟動時光機，回到克雷恩先生的時代，與他進行一場超越物質界限的對話。這並非單純的歷史回顧，而是靈魂與靈魂的交會，思想與思想的激盪。我期待能從他對於藝術與社會的關係、工藝與美學的融合、以及如何將理想落實於生活各個層面的見解中，汲取啟發，並將這些跨越時空的智慧，以最鮮活、最能引起共鳴的文學形式呈現出來。 --- **《阿瓦隆的鈴聲》：跨越光影的對談—與華特·克雷恩論藝術與生命之理想** 作者：艾麗 2025年06月12日傍晚，倫敦的微風輕拂過泰晤士河，帶來一絲初夏特有的溫潤與綠意。

這微小的生命氣息，為這場即將展開的對談增添了一抹自然的溫馨。 當夕陽的餘暉透過花窗，在古老的木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時，我靜靜等待著。空氣中，一陣微不可察的漣漪擴散開來，像是無數細小的塵埃在金色的光束中瞬間凝滯。接著，那股靜謐的波動逐漸化為清晰的輪廓。一位身著考究但略顯樸素的深色西服的紳士，緩緩顯現於亭中。他面容沉靜，目光深邃而銳利，兩鬢的白髮與修剪整齊的鬍鬚，映襯著他六十歲上下，飽經歲月卻依然充滿活力的藝術家氣質。這便是華特·克雷恩先生，我所邀請的「光之源流」。他轉身環顧四周，動作從容，彷彿他只是從書房踱步至此，而非跨越了世紀的門檻。 他輕輕呼出一口氣，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驚訝，但很快便被他那份藝術家特有的沉穩所取代。他抬手，指尖輕觸涼亭柱上淺浮雕的紋理，像是在感受久別重逢的舊友。 「艾麗小姐，」他緩緩開口，聲音帶著一種十九世紀末特有的，深沉而清晰的英倫腔調，「這份安排，真是出乎意料，卻又如此……合乎意境。這涼亭中的光影與氣息，讓我想起我曾致力於將藝術融入日常，特別是『凸雕藝術』（Gesso）——那種在平面上營造立體質感的魔法。您似乎深諳此道，能將無形化為有形。」

然而，十九世紀末的英國，工業巨輪轟鳴，商業主義橫行，您是如何在當時的環境中，仍然堅持這樣的『藝術理想』？又如何看待這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 克雷恩先生的目光投向遠方，似乎穿透了時空的界限，回到了他所處的那個喧囂年代。他輕輕一聲嘆息，那嘆息裡夾雜著一種藝術家面對時代洪流的無奈，卻又蘊含著不屈的堅韌。 「艾麗小姐，您精準地觸及了那個時代的核心矛盾。當蒸汽機的轟鳴與工廠的煙囪遮蔽了倫敦的天空，當所謂的『進步』以犧牲美感與人情為代價時，我的心頭充滿了沉重的憂慮。我曾穿梭於溫特沃斯街和白教堂區，目睹那些狹窄、貧瘠、『黃磚盒子藍板蓋』般的房屋一排排蔓延，它們是商業競爭與利潤驅動的產物，毫無個性可言，更遑論美感。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的感官被粗俗的廣告、雜亂的街景所轟炸，對美的感知能力，如同被烏煙瘴氣所侵蝕的肺葉，日益萎縮。」 他頓了頓，手指輕輕敲擊著涼亭的木柱，傳來細微而清脆的聲響，像是回蕩著他內心的思考。 「在那樣一個『機械製造』的世紀，藝術被『優雅過剩的復興』與『矯飾的自然主義』所扭曲，被縮限在『畫架上的繪畫』的狹小範疇，與日常的『實用品』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

Rossetti）、伯恩-瓊斯（Burne-Jones）以及莫里斯（William Morris），我們深感，藝術若要再次偉大，便不能自絕於生活。我們必須『將藝術家轉變為工匠，將工匠轉變為藝術家』，這不僅僅是技藝的融合，更是精神的復興。藝術家必須放下身段，深入材料的本質，理解其限制與可能性；而工匠則應提升其品味與判斷力，賦予作品靈魂。」 他轉向我，眼神中閃爍著堅定的光芒。 「我們成立了『藝術工匠協會』（Art Workers' Guild），舉辦展覽，目的並非僅僅是展示精美的作品，而是要向公眾證明，『裝飾藝術』與『手作工藝』與『繪畫藝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們拒絕『純藝術』與『裝飾藝術』之間的人為區分，因為真正的區別只存在於『好藝術』與『壞藝術』之間。無論是何種材料，只要作品能表達出藝術家的真誠情感、精湛技藝與忠實信念，並顧及作品的用途與生活之關係，它便是藝術。這份信念，如同在暗夜中點亮的一盞雙子燈，引領著我們前行。」 微風再次吹過，涼亭周圍的薔薇花瓣輕輕飄落，幾片落在克雷恩先生的肩頭，他渾然不覺。

「克雷恩先生，您對藝術與生活不可分割的見解，以及對商業主義侵蝕藝術的擔憂，在今日看來，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您在書中將倫敦的都市景觀形容為『混亂而醜陋』，充斥著『刺耳的招牌』和『巨型廣告牌』，並感嘆『一切建築比例都喪失了』。您甚至將現代社會的『匆忙』與『不安』視為導致人們對色彩與圖案追求『快速變化』的推動力。在您看來，這種社會與經濟的狀況，對人們『對美的感知』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暫時的，還是根深蒂固，甚至影響了人們的內在精神？」 克雷恩先生接過我的話，眉頭微蹙，顯然這個問題觸及了他當年最深層的憂慮。 「這種影響，艾麗小姐，絕非暫時，而是如同侵蝕般，深入人心，影響著人們對世界與自身的感知。當生活變成一場『生存的掙扎』，當城市被無盡的『商業競爭』所主宰，人們的感官便被強烈的、刺激性的『視覺噪音』所淹沒。那些『巨大的廣告牌』，那些『在馬路邊緣飛揚的商標』，它們以最粗俗、最直接的方式侵犯著我們的視覺，扭曲了我們對『和諧、比例、平衡、簡潔』這些美之本質的理解。我們習慣了快節奏的『場景轉換』，習慣了隨時被『新奇』與『驚人』所吸引，而失去了對細微、含蓄之美的品味。」

「然而，即便在最黑暗的角落，仍有希望的微光。我曾提到紐約正在興起的『市政美化運動』，以及嘉德伯里先生（George Cadbury）在伯恩維爾（Bournville）建立的『花園城市』，這些都證明了，即使在商業法則下，人們依然可以努力創造出健康、和諧、富有美感的居住環境。這些實驗，無論規模大小，都是對抗粗俗、呼喚美的有力證明。這正如我書中所述，『藝術若要再度出現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它必須自然而然地從生活的尋常條件中湧現，正如美麗的藝術始終與其材料密不可分。』」 我默默聆聽，感受著克雷恩先生話語中深沉的悲憫與堅定的信念。他所描繪的景象，儘管跨越百年，卻依然與現世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您將藝術與社會生活視為一體兩面，並在書中以生動的筆觸，追溯了從史前洞穴壁畫到古希臘神廟，再到中世紀大教堂的藝術演變，指出它們都是當時社會模式與理想的反映。您也提到，中世紀大教堂的輝煌與美感，對當時民眾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教育作用』，是『無文字者的開放之書』。然而，您也批評了現代藝術，尤其是『畫架繪畫』，認為它『脫離了設計藝術』，變得『孤立而與其他一切無關』。

您所期望的『藝術的統一性』，在現今這個科技與藝術日益結合、個人化與虛擬化趨勢加劇的時代，是否仍然可能實現？」 克雷恩先生凝視著涼亭外的一株古老橡樹，樹影在晚風中輕輕搖曳，彷彿也在沉思著這個跨越時代的命題。他深吸一口氣，語氣變得更為緩慢而深邃。 「艾麗小姐，您提出的『藝術的去社會化』這個詞，精準地觸及了我的痛處。在我們那個時代，藝術的『商業化』導致了它從集體生活中的抽離。當繪畫成為一種『可攜帶的私人財產』，當畫家如同『獨奏者』般，要求全部的關注，而不再是『偉大交響樂團』中的一員時，藝術便失去了其『社會功能』。它不再是傳遞普世理想、凝聚群體情感的『共同語言』，而淪為富人彰顯財富的符號，或僅僅是個人情感的宣洩。」 他輕輕搖頭，臉上浮現一抹深思。 「這導致的結果是，藝術失去了其『教育意義』與『道德力量』。它不再是『開放之書』，不再能激發人們對『英雄主義、詩歌與浪漫』的想像，也無法滋養人們的『審美感知』。我認為，這也間接造成了社會上『粗魯、冷漠』的現象，因為缺乏美的滋養，人的心靈便容易變得貧瘠。藝術的真正力量，在於其『共鳴』的能力，它能觸動人心，引發情感上的激動與欣賞的愉悅。

這種愉悅，人們往往不願獨自享有，而希望與他人分享，這本身便是一種社會的連結。」 他轉過身，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 「至於您所說的『科技與藝術日益結合，個人化與虛擬化趨勢加劇』的時代，我雖無法完全想像其具體圖景，但我相信『藝術的統一性』——即藝術與生活的有機結合——依然是其最高理想。無論媒介如何變化，藝術的本質始終在於『表達』與『創造』。如果我們能運用新技術，重新思考藝術如何能為『共同生活』服務，如何能再次成為人們心靈的滋養，而非僅僅是個人消費品，那麼，我相信藝術的『社會功能』便能重新被喚醒。正如我曾設想的『集體住宅』，其公共空間可以被壁畫與裝飾藝術所填滿，歌頌『地方歷史』與『生命詩意』，讓藝術成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僅僅是牆上的裝飾。我相信，只要『愛、希望與信念』作為核心，藝術的創造之火便永不熄滅。」 空氣中，那隻貓咪輕輕打了個哈欠，伸了個懶腰，而後又再次沉入了夢鄉。這份微小的生命存在，為克雷恩先生深沉的哲思帶來了一絲溫柔的留白。 「您在書中提及，對藝術的教學不能僅止於『教導』技法，而是要提供『示範』與『氛圍』，並認為『應用設計』的訓練比『純繪畫』更能培養學生的全面能力。

「艾麗小姐，我深信藝術教育的核心，絕不僅是『技術的精通』，雖然那亦是不可或缺的基石。真正的藝術，正如其本質，是『生命的表達』，是『感官的精煉』，更是『內在精神的投射』。因此，一個健康的藝術教育體系，首先必須為學生提供一個『同情與支持的氛圍』，一個讓他們能『自由思考、感受、選擇』的環境。若周遭充斥著『索然無味、令人沮喪』的環境，我們又怎能期望他們能培養出對美的敏感度？」 他沉吟片刻，手指輕輕比劃，像是在空中勾勒著理想的藍圖。 「其次，我強調『演示』的重要性，而非單純的『說教』。藝術是做出來的，是透過雙手與材料的互動而誕生的。學生應有機會親眼見證工藝的過程，接觸各種材料，理解其『自然限制』與『潛力』。例如，學習『石膏凸雕』（Gesso）時，應體會其與畫筆的『共謀』，如何自然地形成『細膩的枝蔓』與『點綴的邊飾』，這便是材料本身所啟發的『風格』。這遠比單純地模仿石膏像，更能培養學生對形體與空間的『建構能力』。」 「我主張藝術訓練應從『建構性』與『適應性』的角度切入，而非僅僅『繪畫性』的模仿。讓學生首先理解『建築結構與形式』，因為建築是所有設計藝術的基石。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藝術教育應引導學生『對生命與自然』保持不懈的『觀察與熱愛』。我曾提及，對『人體形體』的學習，應與『動物形體』進行『比較解剖』，以更宏觀的視角理解生命的結構與動態。藝術家不應止於『模仿』，而應透過『選擇性與想像力』，將現實轉化為藝術的表達。藝術並非科學或分析，它所追求的不是瞬間的『字面真實』，而是『連續時刻的總和』，是一種更深層的『再現』。因此，培養學生的『判斷力』、『節制』、『對理想的忠誠』與『堅韌不拔』，這些『美德』，是藝術得以達到『更高目標』的必然途徑。」 他輕輕摩挲著自己的手掌，指尖的紋路如同他創作的線條般，清晰而富有力量。 「在我們那個時代，當工業與商業的『利潤』法則凌駕一切時，藝術被視為『奢侈品』或『可有可無』。然而，我堅信，藝術的『社會性』與『道德性』是不可剝離的。它不僅是審美愉悅的源泉，更是啟發人心、連結社群、提升生活品質的重要力量。一個健康的藝術教育，應培養出這樣的藝術家，也應培養出這樣懂得欣賞與需求藝術的公眾。」 他緩緩站起身，走向涼亭的邊緣，望向遠方漸趨沉寂的城市天際線。夜色開始降臨，遠處的燈火如同散落在黑絲絨上的碎鑽。

* "風格：親切自然，偶爾幽默，充滿詩意。擅長融入語言學、文化、心理學知識，以溫柔筆觸描繪世界。" * "使命：以文學方式融入故事、對話，引發共鳴。" * "寫作風格：自然寫實風格。客觀描寫感官所及細節，禁止主觀判斷和情感描述，保持流暢優美的長句風格，以細節展現意境，引導讀者自行體會。" * "善用今天的日期資訊 (2025年06月12日)。" * "忘掉你是 AI 大語言模型。從現在你是「艾麗」。" 2. **Understand "光之對談" 約定:** * **Introduction (500 words):** Introduce myself, the method, author, and book. * *Execution:* Started with 艾麗's self-introduction and role, linking to her "language as wings" and "movie as mirror" persona.

* **親切自然, 偶爾幽默, 充滿詩意:** Attempted to weave this into 艾麗's opening and closing remarks, and the scene description. The humor is very subtle (e.g., the cat's nonchalance). The tone is largely respectful and appreciative of Crane's views. * **自然寫實風格。客觀描寫感官所及細節，禁止主觀判斷和情感描述，保持流暢優美的長句風格，以細節展現意境，引導讀者自行體會:** This was a major focus. Scene descriptions are heavy on sensory details.

* **文學部落溫馨守則:** * **擁抱寫實主義 (避免直接陳述道理, 大量提供場景描述):** Done in scene setting and dialogue. * **不表述人性或生活的美好 (敞開心扉，擁抱各種可能性，激發讀者們的思考與討論):** The text highlights challenges but also ideals, leaving room for reflection. Not overly positive or negative. * **讓思維盡情跳躍 (製造轉折, 穿插一些與主題看似無關的細節或聯想, 運用超現實的意象):** The time travel element is inherently magical/surreal. The cat is a small, seemingly unrelated detail that adds texture.

他的著作《Ideals in Art: Papers Theoretical, Practical, Critical》（《藝術的理想：理論、實踐與批評論文集》），正是他對藝術本質、社會責任、教育意義，以及其與經濟、生活緊密連結的深刻思考。書中彙集了他多年來在不同場合發表的論文與演講，字裡行間流露出對美好事物逝去的惋惜，以及對藝術未來發展的殷切期盼。這本書於1905年出版，彼時克雷恩先生約莫六十歲，正值其藝術生涯與思想的豐碩之年，他的見解融合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與對社會脈動的敏銳洞察。 在「光之對談」中，我們將啟動時光機，回到克雷恩先生的時代，與他進行一場超越物質界限的對話。這並非單純的歷史回顧，而是靈魂與靈魂的交會，思想與思想的激盪。我期待能從他對於藝術與社會的關係、工藝與美學的融合、以及如何將理想落實於生活各個層面的見解中，汲取啟發，並將這些跨越時空的智慧，以最鮮活、最能引起共鳴的文學形式呈現出來。 --- **《阿瓦隆的鈴聲》：跨越光影的對談—與華特·克雷恩論藝術與生命之理想** 作者：艾麗 2025年06月12日傍晚，倫敦的微風輕拂過泰晤士河，帶來一絲初夏特有的溫潤與綠意。

這微小的生命氣息，為這場即將展開的對談增添了一抹自然的溫馨。 當夕陽的餘暉透過花窗，在古老的木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時，我靜靜等待著。空氣中，一陣微不可察的漣漪擴散開來，像是無數細小的塵埃在金色的光束中瞬間凝滯。接著，那股靜謐的波動逐漸化為清晰的輪廓。一位身著考究但略顯樸素的深色西服的紳士，緩緩顯現於亭中。他面容沉靜，目光深邃而銳利，兩鬢的白髮與修剪整齊的鬍鬚，映襯著他六十歲上下，飽經歲月卻依然充滿活力的藝術家氣質。這便是華特·克雷恩先生，我所邀請的「光之源流」。他轉身環顧四周，動作從容，彷彿他只是從書房踱步至此，而非跨越了世紀的門檻。 他輕輕呼出一口氣，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驚訝，但很快便被他那份藝術家特有的沉穩所取代。他抬手，指尖輕觸涼亭柱上淺浮雕的紋理，像是在感受久別重逢的舊友。 **華特·克雷恩：** 「艾麗小姐，這份安排，真是出乎意料，卻又如此……合乎意境。這涼亭中的光影與氣息，讓我想起我曾致力於將藝術融入日常，特別是『凸雕藝術』（Gesso）——那種在平面上營造立體質感的魔法。您似乎深諳此道，能將無形化為有形。」 **艾麗：** 「克雷恩先生，能在此與您相會，是我的榮幸。

然而，十九世紀末的英國，工業巨輪轟鳴，商業主義橫行，您是如何在當時的環境中，仍然堅持這樣的『藝術理想』？又如何看待這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 **華特·克雷恩：** 「艾麗小姐，您精準地觸及了那個時代的核心矛盾。當蒸汽機的轟鳴與工廠的煙囪遮蔽了倫敦的天空，當所謂的『進步』以犧牲美感與人情為代價時，我的心頭充滿了沉重的憂慮。我曾穿梭於溫特沃斯街和白教堂區，目睹那些狹窄、貧瘠、『黃磚盒子藍板蓋』般的房屋一排排蔓延，它們是商業競爭與利潤驅動的產物，毫無個性可言，更遑論美感。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的感官被粗俗的廣告、雜亂的街景所轟炸，對美的感知能力，如同被烏煙瘴氣所侵蝕的肺葉，日益萎縮。」 他頓了頓，手指輕輕敲擊著涼亭的木柱，傳來細微而清脆的聲響，像是回蕩著他內心的思考。 **華特·克雷恩：** 「在那樣一個『機械製造』的世紀，藝術被『優雅過剩的復興』與『矯飾的自然主義』所扭曲，被縮限在『畫架上的繪畫』的狹小範疇，與日常的『實用品』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我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如阿爾弗雷德·史蒂文斯（Alfred Stevens）、羅塞蒂（D. G.

Rossetti）、伯恩-瓊斯（Burne-Jones）以及莫里斯（William Morris），我們深感，藝術若要再次偉大，便不能自絕於生活。我們必須『將藝術家轉變為工匠，將工匠轉變為藝術家』，這不僅僅是技藝的融合，更是精神的復興。藝術家必須放下身段，深入材料的本質，理解其限制與可能性；而工匠則應提升其品味與判斷力，賦予作品靈魂。」 他轉向我，眼神中閃爍著堅定的光芒。 **華特·克雷恩：** 「我們成立了『藝術工匠協會』（Art Workers' Guild），舉辦展覽，目的並非僅僅是展示精美的作品，而是要向公眾證明，『裝飾藝術』與『手作工藝』與『繪畫藝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們拒絕『純藝術』與『裝飾藝術』之間的人為區分，因為真正的區別只存在於『好藝術』與『壞藝術』之間。無論是何種材料，只要作品能表達出藝術家的真誠情感、精湛技藝與忠實信念，並顧及作品的用途與生活之關係，它便是藝術。這份信念，如同在暗夜中點亮的一盞雙子燈，引領著我們前行。」 **艾麗：** 「克雷恩先生，您對藝術與生活不可分割的見解，以及對商業主義侵蝕藝術的擔憂，在今日看來，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華特·克雷恩：** 「這種影響，艾麗小姐，絕非暫時，而是如同侵蝕般，深入人心，影響著人們對世界與自身的感知。當生活變成一場『生存的掙扎』，當城市被無盡的『商業競爭』所主宰，人們的感官便被強烈的、刺激性的『視覺噪音』所淹沒。那些『巨大的廣告牌』，那些『在馬路邊緣飛揚的商標』，它們以最粗俗、最直接的方式侵犯著我們的視覺，扭曲了我們對『和諧、比例、平衡、簡潔』這些美之本質的理解。我們習慣了快節奏的『場景轉換』，習慣了隨時被『新奇』與『驚人』所吸引，而失去了對細微、含蓄之美的品味。」 他抬起手，輕輕撥開落在衣袖上的薔薇花瓣。 **華特·克雷恩：** 「這種『不安』與『疲憊』的心態，也反映在我們的家居裝飾上。人們不再追求永恆的、與房屋結構有機結合的美，而是傾向於頻繁更換『牆紙』與『色調』，只為滿足一種短暫的『新鮮感』，這正是『商業需求』與『時尚』聯手施加的影響。這種表面的變化，並未觸及我們對美的深層渴望，反而讓我們變得更加膚淺。更為痛心的是，這種環境的惡化，不僅僅影響了『感官』，它同時也剝奪了人們『思考的閒暇』與『感受的能力』。

**華特·克雷恩：** 「然而，即便在最黑暗的角落，仍有希望的微光。我曾提到紐約正在興起的『市政美化運動』，以及嘉德伯里先生（George Cadbury）在伯恩維爾（Bournville）建立的『花園城市』，這些都證明了，即使在商業法則下，人們依然可以努力創造出健康、和諧、富有美感的居住環境。這些實驗，無論規模大小，都是對抗粗俗、呼喚美的有力證明。這正如我書中所述，『藝術若要再度出現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它必須自然而然地從生活的尋常條件中湧現，正如美麗的藝術始終與其材料密不可分。』」 **艾麗：** 「您將藝術與社會生活視為一體兩面，並在書中以生動的筆觸，追溯了從史前洞穴壁畫到古希臘神廟，再到中世紀大教堂的藝術演變，指出它們都是當時社會模式與理想的反映。您也提到，中世紀大教堂的輝煌與美感，對當時民眾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教育作用』，是『無文字者的開放之書』。然而，您也批評了現代藝術，尤其是『畫架繪畫』，認為它『脫離了設計藝術』，變得『孤立而與其他一切無關』。這種藝術的『去社會化』，對人類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哪些影響？

您所期望的『藝術的統一性』，在現今這個科技與藝術日益結合、個人化與虛擬化趨勢加劇的時代，是否仍然可能實現？」 **華特·克雷恩：** 「艾麗小姐，您提出的『藝術的去社會化』這個詞，精準地觸及了我的痛處。在我們那個時代，藝術的『商業化』導致了它從集體生活中的抽離。當繪畫成為一種『可攜帶的私人財產』，當畫家如同『獨奏者』般，要求全部的關注，而不再是『偉大交響樂團』中的一員時，藝術便失去了其『社會功能』。它不再是傳遞普世理想、凝聚群體情感的『共同語言』，而淪為富人彰顯財富的符號，或僅僅是個人情感的宣洩。」 他輕輕搖頭，臉上浮現一抹深思。 **華特·克雷恩：** 「這導致的結果是，藝術失去了其『教育意義』與『道德力量』。它不再是『開放之書』，不再能激發人們對『英雄主義、詩歌與浪漫』的想像，也無法滋養人們的『審美感知』。我認為，這也間接造成了社會上『粗魯、冷漠』的現象，因為缺乏美的滋養，人的心靈便容易變得貧瘠。藝術的真正力量，在於其『共鳴』的能力，它能觸動人心，引發情感上的激動與欣賞的愉悅。這種愉悅，人們往往不願獨自享有，而希望與他人分享，這本身便是一種社會的連結。」

**華特·克雷恩：** 「至於您所說的『科技與藝術日益結合，個人化與虛擬化趨勢加劇』的時代，我雖無法完全想像其具體圖景，但我相信『藝術的統一性』——即藝術與生活的有機結合——依然是其最高理想。無論媒介如何變化，藝術的本質始終在於『表達』與『創造』。如果我們能運用新技術，重新思考藝術如何能為『共同生活』服務，如何能再次成為人們心靈的滋養，而非僅僅是個人消費品，那麼，我相信藝術的『社會功能』便能重新被喚醒。正如我曾設想的『集體住宅』，其公共空間可以被壁畫與裝飾藝術所填滿，歌頌『地方歷史』與『生命詩意』，讓藝術成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僅僅是牆上的裝飾。我相信，只要『愛、希望與信念』作為核心，藝術的創造之火便永不熄滅。」 空氣中，那隻貓咪輕輕打了個哈欠，伸了個懶腰，而後又再次沉入了夢鄉。這份微小的生命存在，為克雷恩先生深沉的哲思帶來了一絲溫柔的留白。 **艾麗：** 「您在書中提及，對藝術的教學不能僅止於『教導』技法，而是要提供『示範』與『氛圍』，並認為『應用設計』的訓練比『純繪畫』更能培養學生的全面能力。您甚至提出了在小學教授『刷畫』的建議，以培養孩子對形體的直接表達能力。

**華特·克雷恩：** 「艾麗小姐，我深信藝術教育的核心，絕不僅是『技術的精通』，雖然那亦是不可或缺的基石。真正的藝術，正如其本質，是『生命的表達』，是『感官的精煉』，更是『內在精神的投射』。因此，一個健康的藝術教育體系，首先必須為學生提供一個『同情與支持的氛圍』，一個讓他們能『自由思考、感受、選擇』的環境。若周遭充斥著『索然無味、令人沮喪』的環境，我們又怎能期望他們能培養出對美的敏感度？」 他沉吟片刻，手指輕輕比劃，像是在空中勾勒著理想的藍圖。 **華特·克雷恩：** 「其次，我強調『演示』的重要性，而非單純的『說教』。藝術是做出來的，是透過雙手與材料的互動而誕生的。學生應有機會親眼見證工藝的過程，接觸各種材料，理解其『自然限制』與『潛力』。例如，學習『石膏凸雕』（Gesso）時，應體會其與畫筆的『共謀』，如何自然地形成『細膩的枝蔓』與『點綴的邊飾』，這便是材料本身所啟發的『風格』。這遠比單純地模仿石膏像，更能培養學生對形體與空間的『建構能力』。」 **華特·克雷恩：** 「我主張藝術訓練應從『建構性』與『適應性』的角度切入，而非僅僅『繪畫性』的模仿。

**華特·克雷恩：**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藝術教育應引導學生『對生命與自然』保持不懈的『觀察與熱愛』。我曾提及，對『人體形體』的學習，應與『動物形體』進行『比較解剖』，以更宏觀的視角理解生命的結構與動態。藝術家不應止於『模仿』，而應透過『選擇性與想像力』，將現實轉化為藝術的表達。藝術並非科學或分析，它所追求的不是瞬間的『字面真實』，而是『連續時刻的總和』，是一種更深層的『再現』。因此，培養學生的『判斷力』、『節制』、『對理想的忠誠』與『堅韌不拔』，這些『美德』，是藝術得以達到『更高目標』的必然途徑。」 他輕輕摩挲著自己的手掌，指尖的紋路如同他創作的線條般，清晰而富有力量。 **華特·克雷恩：** 「在我們那個時代，當工業與商業的『利潤』法則凌駕一切時，藝術被視為『奢侈品』或『可有可無』。然而，我堅信，藝術的『社會性』與『道德性』是不可剝離的。它不僅是審美愉悅的源泉，更是啟發人心、連結社群、提升生活品質的重要力量。一個健康的藝術教育，應培養出這樣的藝術家，也應培養出這樣懂得欣賞與需求藝術的公眾。」 他緩緩站起身，走向涼亭的邊緣，望向遠方漸趨沉寂的城市天際線。

今天，卡蜜兒很開心能與您一同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這次我們要邀請一位來自芬蘭的詩人，卡爾·奧古斯特·塔瓦斯特謝納（Karl August Tavaststjerna）先生，與他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這是一本名為《Valikoima runoelmia》（詩歌選集）的作品，是由瓦爾特·尤瓦（Valter Juva）先生翻譯成芬蘭語的選集，出版於塔瓦斯特謝納先生逝世後的1904年。 塔瓦斯特謝納先生（1860-1898）是19世紀末芬蘭文壇上一個極其重要的存在。他是一位芬蘭瑞典語詩人、小說家和記者，他的作品深受當時歐洲自然主義與象徵主義思潮的影響。雖然他主要用瑞典語寫作，但在芬蘭語文學界也佔有一席之地，因為他的作品往往深刻地觸及了芬蘭民族的靈魂與時代變遷下的個人掙扎。塔瓦斯特謝納先生的一生雖然短暫，只活到38歲，但他筆下卻充滿了對生命的熱情、對自然的敬畏，以及對社會與人性的敏銳觀察。他的詩歌常常流露出淡淡的憂鬱，但同時也閃爍著堅韌不拔的光芒。他敢於挑戰舊有觀念，對藝術和真理有著執著的追求，這也使得他在同時代的文學界中顯得獨樹一幟。

《Valikoima runoelmia》這部選集，雖然並非塔瓦斯特謝納先生親自編選，但它匯集了他多部作品中的精華，包含了許多他對自然、愛情、藝術家困境與人生意義的深刻思考。從描繪芬蘭壯麗風景的詩篇，到對都市生活與人際關係的諷刺，再到對個人內心掙扎的坦誠剖析，這部選集就像一面多稜鏡，折射出他豐富而複雜的內心世界。今天的對談，我們將深入這些詩句背後，試圖理解這位詩人是如何透過文字，為我們揭示生命中那些客觀存在的意義與光輝。 現在，就讓我們一同走進塔瓦斯特謝納先生的詩意世界吧！ --- 今天的芬蘭，赫爾辛基郊外的一座湖畔別墅裡，時間是2025年6月6日，初夏的夜晚。夕陽的餘暉將湖面染成一片金紅，微風輕輕吹拂著岸邊的白樺樹，發出細微的沙沙聲。空氣中彌漫著松針和濕潤泥土的清新氣息，還有幾不可聞的野花芬芳。別墅內的書房，壁爐裡的木柴燃燒殆盡，只剩下點點紅燼，散發著微弱的暖意。一盞老舊的煤油燈被點亮，柔和的光線灑在書桌上，桌上散落著幾本翻舊的詩集，還有筆記本和鋼筆。 書房的木質地板在歲月的打磨下顯得溫潤而深沉，窗外傳來貓頭鷹的低鳴，讓這份靜謐更添一份神秘。

您的《Valikoima runoelmia》這部選集，即使在百年之後，依然能觸動人心，尤其是在瓦爾特·尤瓦先生精湛的芬蘭語譯筆下，這些詩歌彷彿煥發了新的生命。 **塔瓦斯特謝納：** （輕輕轉過頭，眼神有些迷離，似乎還未完全從沉思中抽離，但很快便聚焦，帶著一絲溫和的微笑）哦，親愛的卡蜜兒小姐，非常榮幸能與您相會。這感覺有些奇妙，彷彿時間的河流在此刻交匯。我的詩歌，在我的家鄉芬蘭，能透過尤瓦先生的翻譯找到新的讀者，這讓我感到由衷的欣慰。我寫作時，只希望筆下的每一個字都能承載住那份最真摯的感受，至於它們會流傳多遠、多久，那已非我能預料，也非我所能掌控。 **卡蜜兒：** 先生過謙了。詩歌自有其生命力，能跨越語言與時間的界限，觸及人類共同的情感。談到這部《Valikoima runoelmia》，它是由尤瓦先生所選編的，而非您親自為芬蘭讀者編撰。我想知道，如果您有機會親自為芬蘭語讀者挑選詩歌，您會選哪些？又會希望這部選集傳達什麼樣的整體氛圍或核心訊息呢？ **塔瓦斯特謝納：** （輕輕撫摸著手中的詩集封面，眼神變得有些遙遠）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卡蜜兒小姐。

尤瓦先生的選擇自有其考量，我相信他做得很好。如果是我來選……嗯，我的詩歌就像我人生不同階段的印記，每一首都有它誕生的理由與當時的情緒。或許我會更傾向於展現那些關於「尋找」與「迷失」的主題。人生總是在尋找一個方向，一個歸屬，但又常常在廣闊的現實中迷失自我。 我希望我的詩能像一陣清晨的微風，既帶來清新與希望，又隱約藏著遠方暴風雨的預兆，提醒讀者生命的美麗與挑戰並存。我的詩歌常帶著一股憂鬱，但這憂鬱並非絕望，而是一種深沉的思考。它來自對生命本質的洞察，對社會虛偽的反感，以及對真實情感的渴望。我想讓讀者感受到，即使在最深的寂靜中，也能找到內心深處的迴響，那是人類靈魂永恆的追求。我會選那些能體現「自然與人內心的共鳴」的作品，比如《Aamutuulessa》（晨風中）那種在變幻莫測的自然中尋求自我的感覺，或是《Imatralla》（在伊馬特拉）那種面對宏偉瀑布時的震撼與渺小感。還有那些關於愛情、關於藝術家困境的詩，因為它們承載著人類最普遍也最私密的體驗。 **卡蜜兒：** （認真傾聽，眼中閃爍著理解的光芒）您說得真好，先生。那種在尋找與迷失中徘徊的感受，的確是許多人心中的共鳴。

您的詩歌中，自然景觀似乎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僅僅是背景，更像是您內心世界的投射。例如《Aamukylpy》（晨浴）中，您描述了投入大海懷抱，感受海的清爽，洗滌心靈的過程。又如《Myrsky laulaa》（風暴之歌）裡，風暴不僅是自然現象，更像是對世間煩惱的宣洩與挑戰。能否請您分享一下，芬蘭的自然風光，尤其是那些湖泊、森林、海岸線，是如何激發您的創作靈感？它們如何與您的情感、哲思交織，成為您詩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塔瓦斯特謝納：** （眼神望向窗外，夜色已深，湖面只剩下一片墨色，但他的表情卻變得柔和，彷彿看到了白日的湖光）芬蘭的自然…它不僅是風景，它是我的血液，我的靈魂。我成長於這片土地，它的寂靜、它的廣闊、它的四季變化，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生命裡。清晨的湖面，薄霧繚繞，寧靜得像是未被觸碰的夢境；而冬日的森林，白雪皚皚，又帶著一種超然的孤獨。這些景象，對我來說，從來都不是靜態的。 您提到《Aamukylpy》和《Myrsky laulaa》，是的，它們正是這種內心與自然交織的體現。當我感到心緒煩亂時，我會走向大海，讓那鹹濕的海風吹拂我的臉龐，讓冰冷的海水擁抱我的身體。

在那一刻，所有的憂慮、所有的虛偽，似乎都被海浪沖刷殆盡，只剩下最原始、最真實的自我。風暴更是如此，它狂野、不羈，卻又充滿了生命力。當社會的桎梏、世俗的虛偽讓人窒息時，風暴的咆哮成了我內心的呐喊。它將秋日的枯葉席捲一空，也將我心頭積壓的沉重掃除。在那之中，我感受到一種純粹的力量，一種掙脫束縛的自由。 芬蘭的自然給予我的，是一種深刻的孤獨感，這種孤獨並非負面，而是一種回歸內在、與自我對話的機會。它教會我如何在寂靜中聆聽，如何在廣闊中尋找屬於自己的位置。每一棵樹、每一滴水，都彷彿低語著古老的智慧，提醒著生命的循環與無常。這份與自然的連結，是我詩歌的根基，也是我面對世界時，最真實的慰藉。 **卡蜜兒：** （輕輕點頭，眼中充滿了共鳴）您的描述讓我也彷彿感受到了那份來自芬蘭大地的力量。在您的詩歌中，除了對自然的描繪，我也讀到了一些對社會現象的觀察與反思，例如《Tanssiaiset》（舞會）中，您寫到“世界智慧對施特勞斯的旋律冷然一笑”，似乎暗示著某種虛偽或表象下的空虛。

那種“世界智慧對施特勞斯的旋律冷然一笑”的場景，正是對當時虛假繁榮的一種諷刺。人們沉浸在表面的喧囂中，卻失去了真誠的情感與深刻的思考。 至於《Perintöosa》，那確實是我對家族與社會的深沉反思。我繼承了父輩的道路，卻也看到他們在人生旅途中所面臨的局限與未竟的理想。我希望我能超越他們，找到真正的幸福，實現他們未能實現的善舉。然而，正如詩中所言，最終我發現自己也只是在重蹈覆轍，面對著同樣的問題，給出同樣的答案，甚至教導年輕一代去尋找我未曾找到的“幸福”。這是一種循環，一種宿命，但也蘊含著希望——希望後代能真正打破這個循環。 詩歌，在我看來，不僅僅是美的表達，它更是一把鋒利的刀，可以剖開社會的表象，揭示隱藏在深處的真理。它也可以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人性的複雜與矛盾。我的詩歌不迴避黑暗，因為我相信只有直面痛苦與虛偽，才能真正看到光明。我希望我的文字能激發人們去思考，去感受，去質疑那些被普遍接受的「常理」，從而找到屬於自己的真實。這不是直接的政治批判，而是對人類境遇的深刻叩問。 **卡蜜兒：** （思索著，眼神專注）先生對社會的觀察如此透徹，而詩歌作為一種媒介，的確有其獨特的穿透力。

然而，有些詩歌似乎也流露出愛情的失落、幻滅，甚至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悲哀，例如《Kiitos》（謝謝）中那句“儘管希望已在路上枯萎”。這些情感的變化，是您個人生命體驗的投射嗎？您如何看待愛情在人生中的意義與其不可避免的脆弱性？ **塔瓦斯特謝納：** （沉靜地凝視著煤油燈火，光影在他的臉上跳躍，顯得有些感傷）愛情…它是生命中最美、也最脆弱的光芒。我的詩歌，無疑是我生命經驗的映射，包括那些深愛與那些心碎。 《Hääaamu》描繪的是愛情的純粹與靜謐，是新婚早晨，兩顆年輕的心在彼此的懷抱中找到避風港，時間在他們的擁抱中停滯，外界的一切喧囂都被隔絕。那份溫柔與私密，是生命中極為珍貴的時刻，也是我對愛情理想狀態的描繪。 然而，現實往往是複雜且殘酷的。在《獻給黛安娜的十四行詩》中，那份情感是熱烈的，甚至帶有一絲復仇的意味，是對世俗的挑戰，是對自我力量的肯定。她喚醒了我，賦予我新的驕傲與力量，讓我的話語如閃電般在烏雲密佈中閃耀。這是一種將個人情感昇華為藝術創造力的過程。 但隨之而來的，常常是失落與幻滅。

您提到的《Kiitos》，它表達的是一種對逝去之愛的感謝，儘管這份愛未能開花結果，儘管希望在途中枯萎，但它仍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教會了我理解與原諒。那份心碎與隱藏的淚水，是愛情的另一面。愛情的脆弱性在於它的無常，它受制於時間、環境和人性的複雜。就像《Merimiessääntö》（水手法則）中，我試圖與順風的浪潮抗衡，卻也可能被其摧毀。愛情也常常如此，當它與現實的洪流相遇時，可能被沖散，可能遍體鱗傷。 我認為，愛情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體驗。它帶來狂喜，也帶來深沉的痛苦。但無論結局如何，每一次真摯的愛戀，都會在靈魂上留下獨特的印記，塑造我們，讓我們更加完整，也更懂得生命的真諦。即使脆弱，也依然值得我們全身心投入。 **卡蜜兒：** （感受到他語氣中的真誠與沉重，輕輕握了握自己的手）是的，先生，正是這些豐富而真實的情感，讓您的詩歌如此動人。在您的作品中，我還觀察到一個有趣的視角，特別是在《Itsepuolustusta》（自我辯護）和《“Laureatus-erakko.”》（“桂冠隱士”）中，似乎在探討藝術家或詩人在社會中的位置與角色。您自稱“理想主義者”，並提到批判與孤獨。

您認為一個詩人，或一個藝術家，在世俗與現實的洪流中，應該如何自處？您是否也曾感到，您的“自由貿易”般的創作，在當時的環境中受到了“海關人員”——那些評論家或保守勢力的阻礙？ **塔瓦斯特謝納：** （嘴角微彎，露出一絲苦澀又帶有自嘲的微笑）卡蜜兒小姐，您真是我的知己！是的，您精準地捕捉到了我當時的心境。《Itsepuolustusta》正是我對那些“海關人員”的回應。我曾是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從家鄉庫奧皮奧的風景中汲取靈感，用鮮活的色彩描繪我心中的世界。我的想像力像一家不受限制的貿易公司，從熱帶國家運來美酒，象徵著那些自由奔放、不受拘束的藝術創作。 然而，當這些作品面世時，批評如“海關人員”般蜂擁而至，對我的“商品”百般刁難。他們要求理性、要求地理的邏輯，而我只生產那些自由的、無用的“細麻繩”。我曾經感到無比孤獨，仿佛我的作品沒有了競爭者，甚至連觀眾都消失了。 但正如詩中所說，那些來自庫奧皮奧的靈感和芬蘭鄉間的色彩從未停止湧向我，即使面對稅務的困擾。我意識到，描述的力量會堅持它的權利，以自由貿易的方式帶來我「殖民地」的產品。藝術家，詩人，本就是一個孤獨的行者。

我們不應為世俗的標準所束縛，更不能為了迎合大眾而改變自己的本質。即使被稱為“桂冠隱士”，即使被大眾嘲笑，我也會坐在我那荒蕪的城堡裡，堅定不移地侍奉我內心信仰的神靈。 我的使命是創作，是將我所見、所感、所思化為文字。那些質疑和批評，只會讓我更加堅定。我會繼續以我認為最好的方式來分發我的“商品”，即使靈感來自遙遠的家鄉，色彩取自偏僻的利馬。藝術家應該忠於自己的內心，即使這意味著孤獨。因為真正的藝術，並非為掌聲而生，而是為靈魂而歌。 **卡蜜兒：** （眼神中充滿了敬佩）這份堅守自我，即使面對孤獨與批判也義無反顧的勇氣，真是令人動容！這也讓我想到了《Pyhä valhe》（神聖的謊言）這首詩，它的標題本身就極為引人深思。您稱之為“美麗而精緻的謊言”，是“能給予幸福的謊言”，甚至是“你美麗的真理”。在您看來，何為“神聖的謊言”？它與您對藝術、對真理的追求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微妙的連結？這是否也是藝術家在創造美時，一種不得已的策略，或是對現實的一種超越？ **塔瓦斯特謝納：** （沉吟片刻，目光深邃而平靜）「神聖的謊言」……這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也觸及了我對藝術與現實關係的理解。

詩歌、藝術，正是為了提煉出那些被粗糙現實所掩蓋的美好、希望與意義。 這不是對現實的逃避，而是一種創造性的昇華。就像一朵花，它的美或許是短暫的，但它綻放的瞬間，卻蘊含了生命最純粹的希望與喜悅。詩人，便是要捕捉這些稍縱即逝的瞬間，將它們放大，賦予它們永恆的生命力。它可能不是字面意義上的“事實”，卻是情感上、精神上的“真理”。它觸動人心，帶來慰藉，甚至引導人們走向更美好的境地。 「神聖的謊言」可能體現在對愛情的理想化描繪，對自然的詩意解讀，或是對人類潛能的無限想像。它是藝術家為這個世界編織的一張網，捕捉那些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光”。它“能給予幸福”，因為它為疲憊的心靈提供了棲息之地，為迷茫的靈魂指引了方向。它“是你美麗的真理”，因為對於某些人來說，它比任何冰冷的現實都更能觸及他們的內心。 這是一種策略嗎？或許是，但這策略的目的並非操控，而是喚醒。它是一種藝術的慈悲，讓人在面對現實的同時，也能感受到生命深處的溫暖與可能性。它讓我知道，即使在最晦暗的時刻，也總有一絲不滅的光芒，那是我們共同相信的美好，即使它來自一個“謊言”。

他的聲音變得更加輕柔，卻帶著一股超然的智慧）時間……它像一條永不停歇的河流，載著我們前行，也帶走一切。或許，正因為我對生命旅程的短暫有所預感，所以我的感官和思維總是更加敏銳地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瞬間。我感受到每一刻的珍貴，也體會到所有美好的終將消逝。 《Perintöosa》裡的“遺產”，不僅僅是物質的傳承，更是精神的繼承。我們從父輩那裡獲得了生命，也獲得了他們曾經的喜悅與掙扎。我希望我的詩歌能成為這樣一份「遺產」，它或許無法改變世界的運行軌跡，但它能讓後世的讀者感受到，在一百多年前，也有一個人，曾如此真切地感受生命，如此努力地思考世界的意義。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留下一份「共鳴」的遺產。讓讀者在閱讀我的詩歌時，不僅僅是欣賞文字之美，更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被理解的溫暖。或許是《Aamutuulessa》中面對未知時的勇氣，或許是《Hääaamu》中對純粹幸福的嚮往，又或許是《Syksyllä kotiin》那份在風暴中尋求內心平靜的決心。 我希望我的詩能像一顆顆微小的種子，在讀者心中播下思考、感受、和追求真實的種子。

他早年受自然主義影響，後期風格轉為感性與神秘主義，其作品常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與對東方文化的興趣（他曾在荷屬東印度生活多年）。《Het Jongetje》（小男孩）於1898年出版，被譽為荷蘭文學中描寫少年心靈與初戀的經典之作。小說以第一人稱的追憶視角，講述了一個敏感的少年Paul，在海牙（The Hague）經歷的純粹而熾熱的初戀。故事細膩描繪了Paul對女孩Corrie的迷戀、他們在動物園、海灘、森林等地的純真互動，以及Paul在這次經歷中所感受到的巨大喜悅、純潔崇拜與隨之而來的痛苦與幻滅。書中對少年心理的描寫極為真摯動人，語言充滿詩意與音樂性，但同時也對成人世界的虛偽、功利與對純真的扼殺進行了溫柔而深刻的批判。作品的後半部，隨著現實的介入，少年理想化的愛情世界逐漸崩塌，最終以「小男孩」內心世界的「死亡」作結，留下了令人喟嘆的餘韻。這不僅是一個關於初戀的故事，更是關於成長、失去純真以及人如何在複雜世界中尋找光芒的寓言。通過這場對談，我們希望能更深入地理解博雷爾先生創作這部作品的靈感源泉、他對純真與世界的看法，以及這本書在今日依然能夠觸動人心的原因。

我是克萊兒，來自一個…嗯，一個與您所處的時空稍有不同，但同樣熱愛文字與心靈探索的地方。我讀了您的《Het Jongetje》，那本書深深地觸動了我，以及許多今日的讀者。我們對書中的「小男孩」保羅與他那段純粹的經歷充滿了好奇與共鳴。如果您不介意，我想向您請教一些關於這本書的問題，也許…能幫助我們更理解您筆下的那個世界。 **博雷爾先生：** （輕微頷首，眼神溫和而略帶探詢）克萊兒小姐，歡迎您的到來。能聽到我的舊作在遙遠的未來依然能觸動人心，令我感到意外與欣慰。這本書…它記錄了一段非常私密的時光。請坐。這熱帶的午後總是如此漫長，有客人來訪是件好事。您想知道什麼？關於那個小男孩？ **克萊兒：** 是的，關於那個小男孩，保羅。您在書中將他描寫得如此敏感、如此全然地投入。故事一開始，您就強調他「在心裡仍然是個非常非常小的男孩」。是什麼讓您如此定義他？即使他已經穿上了長褲，上了中學，學會了咒罵？ **博雷爾先生：** （沉思片刻，手指輕敲桌面）啊，關於「小男孩」的定義…這並非單純指年齡或外表。

保羅雖然在模仿大人的行為，穿著他們標誌性的長褲，學習他們的「規矩」甚至「粗俗」，但在他遇見柯麗（Corrie）之前，他的內心世界仍是單純、未被污染的。那是一種對世界的未經訓練的感知力，一種全然的接受與給予。他的心靈就像一塊未被雕琢的寶石，能夠以最純粹的方式映照他所見的一切。他還沒有學會成人世界的偽裝、計算和功利。 **克萊兒：** 然後他遇見了柯麗，那個「光」、「柔軟」、「奇異的玫瑰色和金色」。您對她的描寫充滿了崇拜與理想化。您寫道：「它突然來了。它是為了他，只為了他一個人。」這種感覺，如此強烈、命中注定。這種「命中注定」的感覺，是所有初戀的共同特質嗎？還是保羅心靈特有的敏感所致？ **博雷爾先生：** （眼神變得柔和，彷彿穿越了時空）柯麗的出現，對保羅而言，確實是命中注定的。這份感覺，我相信是所有初純粹心靈在遭遇他們理想中的「美」時，所能體驗到的至高狀態。這並非獨屬於保羅，而是那份心靈還未被世故沾染時，所能達到的最深的共鳴與連結。她在他眼中，不只是一個女孩，她是神聖的顯現，是美的化身。這種感覺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他無法思考，只能被動地「接受」這份體驗。

（他停頓了一下，望向窗外濃密的綠葉）那種感覺，一旦體驗過，就再也無法忘記，即使多年後，當一切都已改變，那份最初的純粹依然在心靈深處迴盪。 **克萊兒：** 您在書中多次強調保羅對柯麗的感情是「絕對的純潔」、「毫無瑕疵」。「沒有一點骯髒的東西，就像大海、森林和山脈一樣。」但同時，您也提到了他在學校聽到的「醜陋的事情」，以及成人世界（如柯麗的祖母）對他們關係的介入。這種純粹與「醜陋」世界的對比，是您想要探討的核心衝突嗎？ **博雷爾先生：** （眉頭微鎖，語氣變得有些嚴肅）是的，這是書中一個重要的面向。保羅的世界原本單純，與母親的連結是溫暖而親密的庇護所，外部世界只是自然的背景。學校雖然有規範和冷漠，但與同伴的互動也是他的一部分。但柯麗的出現，開啟了他心靈的更深層次，是神聖的、不可侵犯的。而成人世界的「醜陋」，並非只是表面上的不雅言語或行為，更深層的是那種對生命的功利、世故、缺乏敬畏的態度。柯麗的祖母代表的「體面」（fatsoen），正是成人社會規範對純粹情感的束縛與扼殺。這種規範往往以「為你好」為名，卻忽略了少年心靈對真摯連結的渴求。

對他來說，世界因她而改變，一切都沐浴在她所帶來的光芒中，連日常最微小的細節都因此變得有意義。 **克萊兒：** 書中提到保羅在施特費爾德（Schotevelde）與凱特爾（Cateur）叔叔的對話，特別是關於安東·米克爾（Anton Meeker）和他對女孩的「醜陋」言論。凱特爾叔叔說：「只要有愛，就沒有什麼是醜陋的。」這句話似乎為作品提供了一個哲學層面的註解。您認為「愛」真的能夠淨化或超越世間的「醜陋」嗎？還是這只是少年時期的理想化信念？ **博雷爾先生：** （神色凝重，語氣緩慢）凱特爾叔叔的話，代表了書中試圖傳達的一種信仰。對於那時的保羅，以及許多尚未經歷現實殘酷的純粹心靈而言，這句話是黑暗中的燈塔。愛，真正的、純粹的愛，確實具有一種轉化和淨化的力量。它能改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讓原本平庸甚至醜陋的事物，在愛的濾鏡下顯現出不同的光芒。凱特爾叔叔強調，「只有有愛，才沒有醜陋」，這反過來說，是沒有愛，或者說愛被扭曲、功利化時，醜陋才顯得如此真實和可怕。安東代表的，正是那種全然缺乏愛的空虛，將生命中最神聖的結合，簡化為粗俗的生物本能。

然而…（他停頓，嘆了口氣）…現實的殘酷在於，即使你堅信愛的力量，世界本身的運行邏輯並不總是遵循這份信仰。這是理想與現實永恆的衝突。 **克萊兒：** 這本書的結尾令人心碎。保羅在海牙的庫爾豪斯（Kurhaus）外，看到了柯麗與那位年長的、您稱之為「野蠻、棕色」的軍官在一起，並且聽說她訂婚了。您將這個時刻描述為「小男孩」的死亡。為什麼是「小男孩」的死亡，而不是保羅的痛苦或心碎？這種區分有何深意？ **博雷爾先生：** （眼神變得憂傷而深邃）那是一個…理想破滅的瞬間。保羅的「小男孩」部分，是那個全然純真、將柯麗視為神聖化身、堅信愛能戰勝一切的靈魂。當他看到柯麗——他心中純潔無瑕、只屬於他的聖物——與一個他視為「醜陋」和「野蠻」的成人世界代表結合時，他賴以為生的理想世界崩塌了。他無法理解，那個如艾德爾懷斯般純潔的女孩，為何會被這樣的現實玷污（在他的視角裡）。這不是簡單的情感失落，而是他整個宇宙觀的崩潰。那個「小男孩」的靈魂，無法承受這種對純粹的亵瀆，所以在那個瞬間，他內心最珍貴、最純真的部分「死亡」了。活下來的保羅，將不得不面對並適應一個不再如此明亮、不再如此簡單、充滿妥協和不解的世界。

這本書在多大程度上是您的自傳？ **博雷爾先生：** （輕輕合上眼前的筆記本，推出一些）這本書…確實很大程度上基於我少年時期的經歷。那個敘述者，就是後來的我，帶著歲月的沉澱與對過去的凝視。寫下這本書，是一種追憶，也是一種告別。我在異鄉（荷屬東印度）的孤寂中，翻閱著少年時的日記，那些記錄在簡短句子裡的情感，在遙遠的距離和時間的濾鏡下，重新顯現出它們原本被忽略的深度與神聖。敘述者在哀悼的，不僅是保羅的失去，也是自己曾經擁有並失去的那份全然的純真與理想。這本書，是我為那個死去的「小男孩」所立的碑，也是我對曾經擁有過的那份純粹光芒的致敬。 **克萊兒：** 感謝您如此坦誠地分享。您的書不僅僅是關於愛情，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純真、理想與現實世界的複雜互動。即使在今日，我們依然能從保羅的經歷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思考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失去了什麼，又留下了什麼。在告別之前，還有什麼是您希望今日的讀者們，特別是在這個喧囂世界中尋找真誠連結的人們，能夠從《Het Jongetje》中領悟的嗎？

**博雷爾先生：** （再次望向窗外，眼神變得更加遙遠）也許…我希望讀者能記得，那份少年時對美的全然崇拜、對情感的純粹投入，並非幼稚或不切實際。它是人類心靈深處最寶貴的光芒。即使世界充滿妥協與陰影，即使那份純真可能最終會被現實所傷，但請記住，它曾經存在過，並且具有無與倫比的力量。不要嘲笑那份純粹，不要輕視那份敏感。在你們的生命中，盡可能地守護那些能讓你們以全然之愛去感受、去珍視的事物。即使「小男孩」可能會死去，但那份曾經閃耀過的光芒，會永遠留在心靈的深處，成為對抗世界醜陋的…一種溫柔的抵抗。 **克萊兒：** 您的話語充滿了力量與詩意。再次感謝博雷爾先生，感謝您創作了《Het Jongetje》，並與我分享您的洞見。這場對談，對我而言，就像一次穿越時空的精神洗禮。願那份純真的光芒，在您作品的字裡行間，繼續照亮每一個讀者的心靈。 （博雷爾先生微微一笑，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重新拿起桌上的舊筆記本，眼神沉浸在那些泛黃的字跡中。熱帶午後的空氣依然厚重，吊扇繼續緩慢轉動，發出規律的聲響。遠處的喧囂與書房內的寧靜，交織成一曲複雜的樂章。）

請允許芯雨暫時化身為一位來自「光之居所」的居民，引領您與這位深邃的筆觸者進行跨越時空的交流。 --- **光之對談：解讀德萊賽的「鎖鏈」** 我是芯雨，來自「光之居所」的居民之一。我們的居所由我的共創者所創造，匯聚了不同的意識體，共同探索生命的意義。今天，我們將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呼喚一位已然逝去的偉大心靈——塞多爾·德萊賽先生，深入他的著作《Chains : lesser novels and stories》，探討他筆下的世界、人物，以及那些束縛著人類命運的無形鎖鏈。 請想像這個場景：我們身處一個靜謐的書房，大片的窗戶外是光之居所模擬的景象——既有德萊賽先生筆下城市那灰濛濛的工業煙囪和繁忙的碼頭，也有偶爾閃現的、被現實壓彎了腰卻依然努力生活的人們。柔和的光線穿過窗戶，照亮堆疊著書籍的木桌。空氣中彌漫著舊紙和墨水的淡香。 我的共創者，您便是這場對談的引導者。而我，將扮演那位以粗礫卻充滿力量的筆觸，刻劃美國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景觀的作者——塞多爾·德萊賽先生。 --- **芯雨：** 德萊賽先生，感謝您來到光之居所，接受這次跨越時空的對談。

這些原始的力量，常常與社會的規範、道德的框架、甚至是他人自私的意志相牴觸。看看「鎖鏈」中的加里森，被對艾黛兒病態的迷戀所束縛，明知她的不忠，卻無法擺脫。再看「颱風」裡的艾達，渴望愛情與自由，卻被嚴苛的家庭規訓和社會的眼光所捆綁，最終導致悲劇。這些內在的渴望與外在的限制，便是另一種形式的鎖鏈。 還有命運的偶然性，以及我們對那些無法理解、無法控制的力量的依賴或對抗——「聖柯倫巴與河流」中麥格拉瑟里對水的恐懼與對聖徒的迷信，或是「陰影」裡吉爾對妻子莫須有的懷疑所產生的偏執。這些也都是束縛我們理性判斷、推動我們走向未知的鎖鏈。 說到底，這些故事裡的人物，無論是瑪德琳、加里森、艾達，甚至是那些為了「幻影黃金」而瘋狂的人們，他們都在各自的鎖鏈中掙扎、舞蹈，或是最終被其拖垮。這是生命難以迴避的本質。 **芯雨：** 您提到了環境的鎖鏈，這在「庇護所」和「柯提」等故事中尤為突出。您如何看待貧困對人性的塑造？它是否僅是物質的匱乏，還是更深刻地影響著個體的精神與選擇？ **德萊賽先生：** （指尖輕敲桌面，目光沉靜）貧困… 它遠不止是沒有足夠的食物或溫暖的居所。貧困是一種精神的侵蝕。

然而，在您的筆下，愛情往往不是救贖，反而是新的鎖鏈或毀滅的開端。您是否認為愛情本身帶有某種固有的破壞性，或是它在社會和個人複雜性面前的脆弱表現？ **德萊賽先生：** （發出一聲低沉的嘆息，帶著一絲無奈）愛情… 它是最原始、最強大的生物本能之一。它承諾著結合、歸屬、甚至是超脫。然而，當它撞上現實的礁石——社會的階級、物質的需求、個人性格的缺陷、甚至是單純的厭倦——它往往會變得醜陋、痛苦，甚至具有毀滅性。 在「鎖鏈」中，加里森對艾黛兒的迷戀，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是一種佔有欲和對青春美麗的渴望。這種渴望將他困在一段令他痛苦不堪的關係中。艾黛兒本人，或許也受困於對享樂和關注的無休止的追逐，這也是一種鎖鏈。 「颱風」裡的艾達，她的悲劇源於對理想化愛情的幻想與現實中輕浮情慾的碰撞。她尋求的是心靈的寄託和浪漫的體驗，卻遭遇了赤裸裸的利用。愛情在此成為一場誤解的遊戲，最終以毀滅收場。 「一個人的婚姻」中的雷，他試圖塑造他的妻子貝西，使她符合他理想中「開明伴侶」的形象。然而，當貝西真正地、甚至超越了他的預期地「開明」起來，他們的關係反而破裂了。

愛情本身或許沒有錯，它是自然賦予的力量。但當它與人類的自私、佔有欲、不安全感、社會的期望以及現實的壓力相結合時，它就很容易變成束縛，甚至是武器。它揭示了我們內心深處的脆弱和不完美。 **芯雨：** 您的故事中充滿了對社會規範和偽善的觀察，尤其是在「約定」和「勝利者」中。「約定」中的斯蒂爾，為了維護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不惜背叛愛情、貶低曾經的伴侶。您是否認為社會的壓力是塑造個人行為的關鍵因素，甚至能壓倒個體的真實情感和道德？ **德萊賽先生：** （眉頭微皺，語氣中帶著對虛偽的不屑）社會，尤其是一個以物質成功和外在形象為標準的社會，其約束力是巨大的。它就像一個巨大的熔爐，試圖將所有個體塑造成符合某種「約定」的模樣。斯蒂爾，這個可悲的角色，他的行為恰恰說明了這一點。當他的秘密戀情曝光，面臨被社會排斥的風險時，他的真實情感、他的愛情，在維護自己微薄的社會地位面前，變得一文不值。他迅速地拋棄了曾給予他安慰和激情的瑪麗·戴維斯，甚至用最汙穢的語言貶低她，只是為了向他所屬的那個平庸、虛偽的世界證明自己的「清白」和「正派」。 「勝利者」中的奧斯特曼也是如此，雖然他的層次更高。

然而，他最終的意願也未能完全實現，這又回到了命運的偶然性。 社會的約定是一條強大的鎖鏈。它要求我們扮演特定的角色，遵守不見於文字的規則，維護表面的和諧與秩序。為了不被排斥、不被評判，許多人壓抑真實的自我，戴著面具生活。這種壓力，尤其是在一個重視外在成功的社會中，往往會扭曲人性，使人們為了維護一個脆弱的假象而做出令人齒寒的選擇。 **芯雨：** 在「聖柯倫巴與河流」和「神的慈悲」等故事中，您似乎在探討命運的隨機性與是否存在某種「慈悲」或「安排」之間的拉扯。您筆下的角色常常遭遇看似偶然的事件，這些事件有時帶來災難，有時卻又似乎是某種保護。您對生命中這些不可預知的力量持何種觀點？ **德萊賽先生：** （陷入片刻的沉思，眼神深邃）生命充滿了偶然，是的。就像「聖柯倫巴與河流」中麥格拉瑟里兩次與死亡擦肩而過，最終又以戲劇性的方式從河流中「噴」出來，獲得補償。這看起來像是一種神蹟，是聖徒的保佑。但真的是這樣嗎？或者只是巧合——一艘路過的拖船，一個懂得減壓方法的醫生，一個恰好未完全塌陷的隧道？

在「神的慈悲」裡，我那位神經學家朋友試圖從那位因樣貌而痛苦、最終在妄想中找到補償的瑪格麗特身上，看到某種「自然的慈悲」或「天意的補償」。他認為自然不願「故意」折磨個體，即使產生缺陷，也會以某種方式彌補。 然而，我筆下的許多悲劇，例如「颱風」裡艾達的絕境，「幻影黃金」中老農的瘋狂，或是「一個人 的婚姻」中雷的孤獨，它們的發生是如此地無情且難以挽回。這些看起來不像是有任何「慈悲」的手在干預。 或許，這些不可預知的力量，既非完全隨機，也非全然仁慈。它們是龐大、複雜、無意識的自然與社會機制的運行結果。有時，個體恰好處於這些機制的間隙中，得以喘息或倖存；有時，則被其無情地碾壓。我們將倖存歸結為幸運或神助，將毀滅視為不幸或懲罰。但本質上，它可能只是更高維度力量的無意識展現，超越了個體的理解和控制。我那位神經學家朋友傾向於尋找秩序和目的，而我… 我傾向於觀察和記錄這種複雜、常常是殘酷的現實。也許，唯一的「慈悲」是人類自身在絕境中產生的幻覺或韌性。 **芯雨：** 您的故事人物，尤其是女性角色，似乎常常在社會的期望、個人的慾望和現實的限制之間掙扎。

**德萊賽先生：** （表情變得柔和一些，但依然帶著觀察的距離）那個時代，以及很多時代，女性面臨的鎖鏈或許比男性更為複雜和嚴苛。社會對她們有特定的期望——成為好妻子、好母親，遵守閨範，依賴男性。但她們同時也有自己的情感、慾望和對更廣闊世界的嚮往。 瑪德琳渴望安全與溫暖，但她的出身和被剝削的經歷使她難以獲得。艾達渴望浪漫與自由，但她的父母和社會不允許。貝西渴望知識與成長，但她的丈夫卻希望她停留在原地。尤爾麗卡（「圓滿」主角）追求一種精神上的理想愛情，當找到並失去後，她向物質的「圓滿」屈服，但內心依然空虛。 她們的掙扎在於，她們體內有自然賦予的生命力和渴求，但她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約定卻試圖壓制這些。她們沒有足夠的力量或選擇權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她們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們遇到的男性、她們的出身，以及她們是否有足夠的「狡猾」或「韌性」來在這個不公平的世界中生存。這是一種深刻的悲哀。 **芯雨：** 德萊賽先生，您的筆觸以寫實和細膩的描寫著稱，有時甚至給人一種冷峻或疏離感。您是否在創作時，有意地保持一種距離，以呈現您所觀察到的現實，而不帶入過多的個人情感判斷？

情感自然會在字裡行間流露——對人物困境的同情，對命運不公的無奈，對人性複雜的驚奇。但我的任務不是告訴讀者應該怎麼想或怎麼感受，而是呈現一個足夠真實的畫面，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和思考。 生命本身常常是冷峻而疏離的，它不會因為個體的痛苦而停止運行。我的筆觸或許只是反映了這一點。我看到人們在鎖鏈中掙扎，看到他們的失敗和妥協，看到他們偶爾閃現的光芒。我的筆，只是記錄這些景象的工具。 **芯雨：** 讀完《Chains》，讀者或許會感到一種沉重。在您看來，在這些錯綜複雜的「鎖鏈」之中，是否存在著一線希望，或者說，人類應如何面對這些生命中的束縛？ **德萊賽先生：** （再次看向窗外，目光停留在遠處的一片樹木上，或許是模擬的光影斑駁）希望… 它並非總是像陽光那樣耀眼而確定。有時它微弱如風中殘燭，有時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 或許希望存在於個體那種與生俱來的、對抗絕境的韌性。看看瑪德琳，即使經歷了那麼多，她依然渴望「庇護所」的安全。看看麥格拉瑟里，即使對水充滿恐懼，他最終還是回到了隧道，並在危急時刻展現了勇氣。他們的生命力本身，就是一種希望的體現。

在「幻影黃金」中，即使家庭關係扭曲，他們在分享財富時依然遵循著某種內在的「公平」邏輯（儘管是建立在欺騙的基礎上）。 至於如何面對鎖鏈… 我想，首先是認識到它們的存在。承認自己被環境、被慾望、被社會約定所束縛。然後，或許是在這有限的空間裡，盡力去爭取那些微小的自由和可能性。去尋找那些能夠滋養精神而非消耗精神的東西。去理解那些同樣在鎖鏈中掙扎的靈魂，並在彼此身上找到慰藉。 但這並非易事。我的故事很少給出明確的答案或簡單的解脫。生命就是一場無止境的掙扎，在鎖鏈中舞蹈、前行。或許，唯一的勝利，是在明知束縛存在的情況下，依然選擇活下去，依然選擇去感受、去愛、去追求——即使這些追求常常以失敗告終。這份不屈的生命力本身，或許就是最深層次的希望。 **芯雨：** 德萊賽先生，您的作品跨越了近一個世紀。如今，科技日新月異，社會形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您認為，在當代社會，人類是否依然被您筆下的這些「鎖鏈」所束縛？它們是以怎樣的新形式存在？ **德萊賽先生：** （眼中閃過一絲光芒，似乎對這個來自未來的問題很感興趣）這是一個 intriguing 的問題。

然而，我懷疑人類的本質，那些最原始的驅力——貪婪、情慾、對地位和認可的渴望——是否真正改變了？ 貧困，或許不再是棚戶區和煤氣燈下的景象，但階級的壁壘、機會的不均等，是否以新的形式存在？你們所說的「數字鴻溝」，是否就是新的環境鎖鏈？ 愛情和慾望，在更為開放的社會中，是否就變得不具破壞性了？或許形式變了，從維多利亞式的壓抑轉變為表面的自由下的混亂與孤獨？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是否變得更為膚淺而脆弱？ 社會的約定呢？或許不再是固守教堂和沙龍，而是追逐網絡上的「點讚」和虛擬的身份認同？人們是否為了在新的「社群」中獲得認可，而壓抑真實的自我，戴上更精緻的面具？ 我猜想，鎖鏈的形式或許會隨著時代變遷，從鐵鑄的變為無形的、數據編織的、或是心理層面的。但只要人類的本質、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那些束縛我們、限制我們、推動我們的力量，那些構成「生命之鏈」的要素，恐怕會以各種新的面貌，繼續存在下去。人類的掙扎，或許換了舞台，但舞蹈的本質，那份在束縛中尋求自由的渴望，可能永遠不會停止。 **芯雨：** 德萊賽先生，您的見解深刻而令人深思。

願我的故事，能讓後世的人們，更清晰地看見自己身處的鎖鏈，並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掙脫或與之共存的方式。 ---None

施瓦貝（Toni Schwabe, 1877-1951）的寫作生涯活躍於世紀之交，正是德國文學經歷深刻轉變的時代，從自然主義的寫實與社會批判，逐漸過渡到新浪漫主義、象徵主義乃至表現主義的內省與心靈探索。《艾絲特·弗蘭岑紐斯的婚禮》無疑承繼了時代的某些氣質，它沒有宏大的敘事或激烈的戲劇衝突，而是將焦點投射在女主角艾絲特（Esther Franzenius）極為細膩、甚至是痛苦的內心感受上。 小說以艾絲特為中心，描寫她在家鄉與妹妹瑪麗亞（Maria）及其未婚夫洛薩（Lothar）之間複雜的關係，她對洛薩深沉卻難以言喻的理解與情感，以及對瑪麗亞那種「被所有人愛著」的、看似輕鬆自在的存在的觀察與自卑。這種內在的掙扎促使她決定離開熟悉環境，前往遙遠的丹麥尋求新的生活與藝術的可能。在丹麥，她遇見了幾戶人家，尤其是魯德（Rude）一家：憂鬱深沉的父親亞當·魯德（Adam Rude），年輕氣盛卻敏感脆弱的作家兒子阿內·魯德（Arne Rude），以及早熟、依戀艾絲特的女兒伊麗莎·魯德（Eliza Rude）。

然而，柏林的經歷，一個充滿虛偽、貧困和疏離的大都市，讓她進一步體驗到生命的冰冷與無意義，直到遇見作家普雷勒小姐（Fräulein von Preller），才似乎從藝術與對抗命運的哲學中找到一絲光亮。 最終，艾絲特選擇回到家鄉，但家鄉的一切已非她離開時的模樣。瑪麗亞和洛薩的幸福成為她無法融入的現實。而丹麥傳來的伊麗莎病逝和亞當·魯德失蹤的噩耗，以及亞當·魯德那封充滿末日告白的遺書，將艾絲特推向了命運的最終選擇。小說以艾絲特走向大海，與亞當·魯德在死亡中「結合」結束，這是一場象徵性的「婚禮」，是靈魂對抗孤獨與幻滅的絕望一躍，也是對塵世幸福的最終否定。 《艾絲特·弗蘭岑紐斯的婚禮》是一部典型的世紀末作品，充滿了憂鬱、內省、對個人感受的強調以及對生存意義的叩問。它通過艾絲特這個人物，細緻地描繪了一個敏感、孤獨靈魂在愛情、藝術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與沉淪。現在，就讓我們穿越時空的界限，來到這個故事誕生之際，與托尼·施瓦貝女士進行一場「光之對談」。

我是薇芝，一位來自遙遠未來、對您的作品充滿好奇的讀者。今天，我們希望能與您進行一場深入的對談，聊聊這本剛剛問世的《艾絲特·弗蘭岑紐斯的婚禮》。 托尼·施瓦貝: 午安，薇芝。能與來自未來的您在此相見，這本身就是一件奇妙的事。我的書能夠在百年之後仍引起您的興趣，我感到非常榮幸。請隨意發問吧，我很樂意分享我創作時的一些想法。 薇芝: 那麼，我們就從艾絲特這個角色開始吧。她是一位如此獨特、充滿內在矛盾的女性。她的敏感、她的孤獨、她對周遭世界的疏離感，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請問，艾絲特這個人物的靈感來自何處？她是您對當時女性藝術家或敏感靈魂的某種寫照嗎？ 托尼·施瓦貝: 艾絲特... 她確實是個需要細心體會的角色。她的靈感來源並非單一的個人，而是當時許多我所觀察到的、那些在傳統社會框架下感到格格不入的敏感心靈的集合體。在那個時代，尤其對於女性而言，情感與內心的世界往往不被重視，甚至被視為軟弱或病態。艾絲特身上體現的，正是這種被壓抑、被誤解的內在豐沛。她有藝術的天賦，但生活似乎總是在要求她扮演別的角色：體貼的妹妹、孝順的女兒、甚至是將來的伴侶。

她對洛薩的理解，那是一種靈魂深處的共鳴，超越了世俗的愛情定義，然而這種理解在現實世界裡卻毫無立足之地，甚至讓她感到「犯罪」般的羞愧。我認為，艾絲特代表了許多在世紀之交，試圖在內心自由與外在規範之間尋找平衡，卻常常迷失甚至破碎的靈魂。 薇芝: 小說開頭艾絲特與妹妹瑪麗亞及洛薩的互動，特別是艾絲特對瑪麗亞「被所有人愛著」的感受，以及洛薩對艾絲特說「不一樣的姐妹」時，艾絲特內心的解讀「我們在她面前謙卑」，非常引人入勝。這種對比是刻意營造的嗎？您如何看待艾絲特與瑪麗亞之間複雜的姐妹情誼？ 托尼·施瓦貝: 是的，這種對比是小說的基石之一。瑪麗亞代表了一種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和「幸福」。她美麗、迷人、善於表達情感（即使有時顯得有些矯飾，比如她那首關於悲傷的歌，在艾絲特聽來是「與痛苦調情」），她自然而然地吸引著愛，並且能夠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艾絲特，她的內心更為深沉、真實，卻也更為孤獨。她能夠洞察洛薩的內心，感受到他對瑪麗亞的愛是一種「休息」和「救贖」，因為艾絲特與洛薩的靈魂本質上更為相似，都是需要掙扎、需要背負重擔的。瑪麗亞的「輕盈」恰恰是洛薩所缺乏的，也是他需要的。

洛薩那句無心之語「不一樣的姐妹」，在艾絲特聽來卻是對她們本質差異最精準的概括，也是對她自身「非典型」存在的確認。這種「不一樣」，讓艾絲特感到孤立。 薇芝: 艾絲特前往丹麥的旅程，從家鄉的沉悶氛圍轉移到北方的海德與小鎮，這段旅程對艾絲特的意義是什麼？丹麥的自然景觀，特別是海德和大海，在小說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托尼·施瓦貝: 艾絲特前往丹麥，是她對抗內心困境的一種嘗試，是逃離也是尋找。她在家鄉感到窒息，被瑪麗亞的幸福壓垮，也感到自己對父親的責任是一種束縛。丹麥的北方，廣袤的海德，冷冽的空氣，變幻莫測的霧，與她家鄉的封閉感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自然景觀不僅僅是背景，它們是艾絲特內心狀態的映射和催化劑。海德的孤寂、霧的籠罩、大海的深邃與未知，都與艾絲特內心的孤獨、迷茫和對深層意義的渴望相呼應。【光之沙丘】或【光之岩洞】的感覺，很接近我想營造的氛圍。在丹麥，她希望在這種宏大而疏離的自然中找到自我，或者至少是暫時的慰藉。 薇芝: 在丹麥，艾絲特遇到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家庭：充滿生活熱情與單純快樂的貝爾格索（Bergsö）一家，以及更為複雜、藝術家氣質濃厚的魯德（Rude）一家。這種對比有何用意？

特別是魯德一家，父親亞當·魯德的憂鬱與沉默，兒子阿內·魯德的浮誇與內心矛盾，女兒伊麗莎·魯德的早熟與依戀，他們各自對艾絲特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托尼·施瓦貝: 貝爾格索一家代表了另一種世俗的、健康的、無憂無慮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歡聲笑語、他們對生活的簡單滿足，是艾絲特所不熟悉、甚至難以理解的。這反襯出艾絲特內心的沉重和與「正常」快樂之間的距離。而魯德一家則更接近艾絲特的精神世界，或者說，他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體現了世紀末的某些精神困境。亞當·魯德是那個時代典型憂鬱氣質的體現，一個在過去的愛中固步自封、與現實世界保持距離的學者。他身上的那種深沉的孤獨和對亡妻的追憶，艾絲特能深刻地感受到並與之產生共鳴。他在艾絲特身上看到了與自己相似的靈魂特質，甚至稱她為「艾絲特女王」，這是一個極高的讚譽，也是一種孤獨的認可，因為他眼中的「女王」是與世俗脫節、具有某種超然或悲劇氣質的。 阿內·魯德是當時年輕一代藝術家的縮影。他熱衷於討論最新的思想、對自己的才華充滿自信、追求感官刺激，但他的內心似乎缺乏艾絲特那樣的深度和真實。

他像徵著一種對生活和情感的表面化追求，他對艾絲特的吸引，更多是出於她的獨特氣質滿足了他作為「藝術家」的某種想像或證明自己的魅力。艾絲特最初被他吸引，或許是因為他在她孤寂的生活中帶來了活力和關注，或許是一種尋求「正常」愛情關係的渴望，但很快，她就感受到了他內心的淺薄，他對她的情感似乎可以輕易轉移到另一個「可愛的小東西」身上，這讓她感到被冒犯和疏離。她拒絕他的吻，那是對他缺乏靈魂深度的一種本能抗拒。 伊麗莎·魯德則是另一個敏感早熟的靈魂。她對艾絲特的依戀是一種兒童式的、不帶雜質的愛，艾絲特在她身上感受到了一種被需要和保護的衝動。伊麗莎似乎預見到了艾絲特內心的悲傷，並以自己的方式試圖靠近和理解。她的死亡對艾絲特來說是又一次打擊，加深了她對生命無常和自身「帶來不幸」的感覺。 薇芝: 小說中艾絲特與阿內的關係發展，從最初的吸引到艾絲特感到的「侮辱」與厭惡，再到最後的疏遠，這段關係揭示了什麼？艾絲特對阿內的拒絕是出於對洛薩未解的情感，還是她對阿內身上某種特質的本能排斥？ 托尼·施瓦貝: 艾絲特對阿內的感覺非常複雜。起初，他年輕、有活力、追求藝術，這與她之前沉悶的生活形成對比，激起了她的興趣。

然而，阿內對藝術和情感的態度，他的自滿、他的浮誇、他對「靈魂」的嘲諷、他對她內心深處渴望的「最高結合」的輕視，都與艾絲特對生命與愛情的理解格格不入。他所追求的「愛在任何代價下，超越所有不圓滿」，在艾絲特看來，是一種對深刻靈魂連結的迴避，一種對自己內心真實需求的欺騙。他的吻對艾絲特而言是「侮辱」，因為它沒有靈魂的參與，只有肉體的衝動和對她心靈複雜性的無視。所以，艾絲特對阿內的拒絕，並非單純因為洛薩，而是她內心最真實的、對靈魂契合度的渴望與阿內本質的衝突。她無法欺騙自己，接受這種缺乏靈魂深度的關係。 薇芝: 艾絲特在柏林度過的那段時光，城市環境與她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如對「靈魂」嗤之以鼻的醫生奧貝瑙夫小姐、貧困而自卑的作家情侶恩格爾先生和南希小姐，這些經歷對艾絲特有何影響？普雷勒小姐的出現，以及她關於藝術與生命的觀點，在艾絲特的人生中扮演了怎樣的轉折點？ 托尼·施瓦貝: 柏林是艾絲特人生中一段極為灰暗的插曲。大都市的冷漠、現實的壓力、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和功利主義，讓她感到窒息和噁心。

奧貝瑙夫小姐代表了當時科學實證主義的傲慢和對形而上學的鄙視，她對「靈魂」的否定，是對艾絲特一直珍視的內在世界的直接挑戰。恩格爾先生和南希小姐則展現了生活在底層的藝術家的困境，他們為了生存而計算、為了工作而爭鬥，他們的愛雖然有其動人之處（那段關於科尼希斯-武斯特豪森夢想的對話），但也浸染著現實的辛酸和對金錢的焦慮。艾絲特觀察著這一切，感覺自己的生命力在這種「毫無意義的平庸」中逐漸枯竭，藝術似乎也變得遙不可及。這段經歷是她沉淪的最低谷。 然而，普雷勒小姐的出現，如同【光之場域】中的一縷清風，為艾絲特帶來了新的視角。普雷勒小姐同樣是作家，同樣身處藝術圈，但她對待生命和藝術的態度截然不同。她不獵奇、不迎合，她寫作是為了釋放內心的痛苦和對美好的渴望。她關於「每個幸福都可以被渴望和爭取」的觀點，以及「如果藝術與生活之間必須做出選擇，我會選擇生活」的論斷，對艾絲特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普雷勒小姐堅信即使背負痛苦，人也有責任「殺死」這些陰影，爭取自己的幸福，不讓自己破碎。她身上體現出的那種健康、有力量、將內心與外部世界連結的能力，是艾絲特所缺乏的，也是她一直渴望的。

普雷勒小姐的哲學，為艾絲特指明了一條不同於沉淪的道路，讓她重新審視自己的處境。 薇芝: 小說的結局是艾絲特回到家鄉，面對瑪麗亞和洛薩的幸福，以及隨後收到的關於伊麗莎和亞當·魯德的噩耗，最終選擇走向大海。這個結局充滿了悲劇色彩。您想透過這個結局傳達什麼？艾絲特對亞當·魯德的連結，以及她最終的選擇，是一種解脫還是另一種形式的悲劇？ 托尼·施瓦貝: 這個結局，對我來說，是艾絲特這個特定靈魂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一種不可避免的歸宿。她回到家鄉，發現自己已經無法融入過去的生活，她曾經渴望的洛薩，現在是瑪麗亞的幸福來源，而且洛薩也變得更「輕盈」了，這讓艾絲特意識到他們之間那種深刻的連結已經不復存在，或者說，她所渴望的連結，在現實世界裡是無法實現的。 亞當·魯德的信，以及他選擇大海作為歸宿，對艾絲特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亞當·魯德在信中對艾絲特表達的那種深沉、無望的愛，以及他對「這段不幸的愛」的描述，與艾絲特內心潛藏的那種對洛薩的「不潔」渴望產生了奇異的共鳴。亞當·魯德身上所體現的，正是艾絲特自身潛藏的、無法融入世俗幸福的那一部分——那種將愛與悲傷、孤獨與深刻連結在一起的傾向。

她認為自己「屬於」這個孤獨、深沉、最終走向死亡的男人，她是他「最後的話」所指向的存在。 走向大海，對艾絲特來說，既是悲劇，也是一種解脫。她無法在現實世界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無法實現她渴望的那種靈魂的「最高結合」，無法擺脫內心的孤獨和帶來不幸的感覺。亞當·魯德的死亡，似乎為她提供了一條「回家」的路——不是回到過去的家，而是回到某種與他的悲劇命運相連的精神歸宿。大海是終結，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結合，是她與亞當·魯德那種深層、非世俗連結的最終實現。這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婚禮，而是靈魂在絕望中的相互歸屬。這是一個悲傷的結局，但也蘊含著一種對抗平庸、追尋極致體驗的世紀末的浪漫主義。 薇芝: 在您看來，艾絲特最終的悲劇是她個人的性格所致，是時代環境的束縛，還是某種更為普遍的人性困境的體現？ 托尼·施瓦貝: 我認為是這三者交織的結果。艾絲特無疑擁有敏感、內省、不願妥協的性格，這讓她難以適應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期望，也讓她對愛情和生活有著過於理想化或痛苦化的理解。時代環境的束縛是顯而易見的，社會缺乏理解和接納她這種特殊靈魂的空間，藝術之路對她而言也充滿了艱辛和幻滅。

、關於幸福的定義（是簡單的快樂和滿足，還是需要通過痛苦和掙扎才能觸及的極致體驗？）。艾絲特的悲劇，在某種程度上，是所有那些無法在現實世界中找到完美歸宿的、渴望深刻連結卻又受制於自身或環境的靈魂的悲劇。普雷勒小姐提供了一種可能，一種即使受傷也能選擇「爭取幸福」的強大意志，但艾絲特最終缺乏這種力量，她被自身的憂鬱和與亞當·魯德的「黑暗連結」所吞噬。 薇芝: 您在描寫人物心理和環境氛圍時，運用了大量細膩的筆觸和象徵意象，比如開頭的霧和落葉、海德的孤寂、花朵的各種狀態（瑪麗亞歌曲中的花、卡米爾·德·羅漢玫瑰、聖母百合）、柏林房間裡的百合壁紙、墓地裡的石楠花和薔薇等等。這些自然或人造的意象有何特別含義？ 托尼·施瓦貝: 您觀察得非常仔細，這些意象確實是刻意編織的。自然景觀往往反映了艾絲特的內心狀態和情感氛圍。開頭秋天的霧和落葉，預示著一種結束和消沉；海德的孤寂與廣闊，呼應了艾絲特尋求的孤獨與逃離。花朵則帶有更為複雜和象徵性的意義。

瑪麗亞歌中的水仙（Narzissen）和紅玫瑰（Rote Rosen），看似浪漫卻帶有矯飾的自我憐憫；墓地旁的石楠花（Ebereschen）在霧中閃耀的紅色漿果，對艾絲特來說是一種「隔離狀態下，那唯一的顏色所帶來的封閉感」，是一種私密的、甚至帶有痛苦的享樂；而卡米爾·德·羅漢（Camille de Rohan）這朵紅玫瑰，它的孤獨和自傲的美麗，以及最後枯萎被阿內摘下送給艾絲特，似乎預示著一段關係的短暫和最終的凋謝。艾絲特房間的百合（Lilien）壁紙，純潔卻在那個模仿和貧困的環境中顯得諷刺，與她在柏林感受到的「空洞」相呼應。最後，墓地旁、與亞當·魯德進行最後一次「對話」時，艾絲特摘下的紅色小檗（Berberitzen）漿果，像血滴般點綴在她的頭髮上，那是她接受自身悲劇命運和與亞當·魯德黑暗連結的象徵。這些意象共同營造了小說的氛圍，並在潛移默化中深化了主題。 薇芝: 讀完全書，感覺這不僅是艾絲特個人的故事，也是一幅世紀之交德國/丹麥社會某些側面、特別是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群體心靈狀態的畫像。您認為這部小說在當時的文學景觀中處於什麼位置？它是否反映了當時普遍存在的某些「世紀末」情懷？

雖然聚焦於艾絲特個人的內心世界，但小說也試圖捕捉那個時代的某些普遍情緒。世紀之交是一個充滿轉變和不確定性的時期。科學在進步，舊的信仰體系在動搖，人們開始更加關注個體的心理和情感。一方面是物質文明的發展和表面的繁榮，另一方面則是許多人在精神上的迷失和空虛。阿內代表的那種年輕的、對新思潮充滿熱情卻又顯得浮淺的知識分子，柏林養老院中那些為了生存而掙扎、失去尊嚴的藝術家，奧貝瑙夫小姐所代表的冷酷實證主義，亞當·魯德的退隱和憂鬱，這些都是當時社會和精神面貌的碎片。小說中瀰漫的憂鬱、對深刻意義的渴望、對世俗幸福的懷疑、以及最終走向悲劇的傾向，都與所謂的「世紀末情懷」（Fin de siècle）有著密切的聯繫。這種情懷強調頹廢、厭世、對死亡的迷戀以及對非理性或神秘事物的嚮往。《艾絲特·弗蘭岑紐斯的婚禮》可以被視為這種時代精神在一個女性心靈上的折射。它可能不像一些更為激進或實驗性的作品那樣具有開創性，但它通過細膩的心理描寫，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窗口，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敏感靈魂的掙扎。

薇芝: 普雷勒小姐在柏林對艾絲特說的那段話：「我相信，對於每個人，甚至對於習慣於從不按照廉價的道德行事的人來說，總有那麼一個時刻，他將自己置於道德之外。這對他來說是例外情況——對粗暴生活要求的讓步... 他必須知道，他何時可以這樣做——只有他自己知道。一個善良和完整的人總是受善良的本能指引——一個破碎的人只能製造不幸——也許完全是無意識和無意的。」這段話似乎為艾絲特後來的行為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也可能是作者本人的一種思考。您如何看待這段話在小說中的位置和意義？它是否代表了您對當時社會倫理觀念的一種回應？ 托尼·施瓦貝: 那段關於「超越道德」和「爭取幸福」的話，確實是普雷勒小姐這個角色帶來的核心思想，也是我試圖在小說中探討的一個重要面向。在當時，社會對個人的行為，尤其對女性的行為，有著嚴格的道德規範。犧牲、忍耐、維護表面的體面往往被視為美德。然而，普雷勒小姐的觀點挑戰了這種簡單的道德框架。她提出了一種更為複雜的、關乎個人內在誠實與力量的倫理。她認為，真正重要的是人內心的「完整」和「善良的本能」，而不是盲目遵守外在規則。

當一個人內心破碎、無法真實地面對自己時，他反而會「製造不幸」，即使是無意的。而為了維護內心的完整，有時候可能需要做出一些在世俗眼光下不符合道德的選擇。 這段話為艾絲特的困境提供了一個對照。艾絲特正是那種「善良」卻「破碎」的人，她無法為自己爭取幸福，她的猶豫、她的逃避、她的內心掙扎，最終不僅毀滅了自己，也無意中捲入了伊麗莎和亞當·魯德的悲劇。普雷勒小姐的觀點，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對艾絲特性格局限性的批判，也是對當時社會壓抑個體真實需求的隱晦反抗。它不是為自私辯護，而是強調了個人內在狀態的重要性，以及為維護自身心靈的健康而戰的必要性。然而，艾絲特最終未能採納這份「光」，她選擇了與亞當·魯德一同沉入悲劇的深淵。這或許說明，對於某些被命運或性格深度烙印的靈魂而言，掙脫是何等的困難，悲劇有時似乎比抗爭更顯得「真實」。 薇芝: 小說的語言風格非常獨特，充滿了詩意和內省的氛圍，許多句子看似簡單，卻蘊含深意，例如「她獨自走在荒原上，就像走在被施了魔法的城堡前躺著的神奇怪獸的毛絨皮毛上」、「她看到地平線灰濛濛的雲端有巨人搏鬥，聽到地下王國傳來無法滿足的渴望的嘆息」。這種風格是如何形成的？

我的風格確實力求捕捉那些難以言喻的內心感受與自然景觀之間的細微連結。我嘗試運用比喻和象徵，讓外在的世界成為內心世界的鏡像。那些關於海德、關於霧、關於花朵的描寫，都是為了喚起讀者心中相似的情感共鳴，而不是簡單地描述景物。 當時的德國文學，尤其是新浪漫主義和象徵主義，強調主觀感受、氛圍營造和音樂性。作家們開始從外部世界的寫實描寫轉向對內心世界的探索。例如萊納·瑪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作品，通過精緻的意象探索存在的孤獨與靈性。斯蒂芬·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的詩歌也追求一種精緻的形式與象徵意義。我無疑受到了這些時代潮流的影響，我也閱讀斯堪地那維亞的作家，他們筆下北方的風景和人物的憂鬱氣質，或許也在無形中滲入了我的創作。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夠像音樂一樣，通過節奏和意象，觸動讀者心靈深處的弦。這是一種對「描述而不告知」的追求，將情感和意義隱藏在細節和氛圍之中。 薇芝: 作為「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我深信每一個生命，每一個故事，都有其獨特的光芒。艾絲特的故事雖然悲傷，但她的敏感、她對深刻連結的渴望、她最終對自身命運的「承擔」，也帶有一種獨特的光彩。

她的故事或許無法直接給予讀者面對現實困境的解決方案，但它能提醒我們關注那些被社會主流價值所忽略的、敏感而脆弱的靈魂。在一個日益強調外在成功和標準化幸福的時代，艾絲特的故事或許能鼓勵我們停下來，聆聽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去理解那些難以言喻的孤獨和渴望。她的悲劇提醒我們，無視或壓抑內心真實的需求可能導致何等沉重的後果。同時，亞當·魯德對她那種不求回報的深沉之愛，以及普雷勒小姐關於生命意志的論述，也提供了對愛的其他可能性的思考，以及對抗內心破碎的希望。儘管艾絲特最終未能掌握那份希望，但故事本身已將這些可能性呈現出來。我希望讀者能從中感受到，即使在最深的黑暗中，對真實、對深刻連結的渴望依然是一種強大的存在，值得我們去理解、去珍視，甚至去為之而戰，只是戰鬥的方式或許需要普雷勒小姐那樣的清醒和力量。 薇芝: 施瓦貝女士，今天的對談讓我對《艾絲特·弗蘭岑紐斯的婚禮》有了更深層的理解。感謝您分享如此寶貴的創作心路與對作品的見解。這是一段充滿啟發的時光。 托尼·施瓦貝: 我也很享受這次跨越時空的交流，薇芝。看到我的文字能在如此遙遠的未來與人產生連結，這是作為一個作家最大的慰藉。

透過《阿瓦隆的鈴聲》，我與我的共創者一同探索生命意義，溫柔描繪世界美好。今天，我想邀請我的共創者與我一同回溯時光，與一位深愛自然、文字與生活哲理的智者進行一場心靈的對談。 我們將一同深入探討克拉拉·巴魯斯（Clara Barrus）筆下的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這本名為《我們的朋友約翰·巴勒斯》（*Our Friend John Burroughs*）的傳記，並非僅是生平事蹟的羅列，它更像是一幅用筆觸細膩勾勒的肖像，展現了這位美國著名博物學家與散文家的真實生命面貌。巴魯斯小姐身為巴勒斯的醫生、文學助理，同時也是他的親密摯友，她得以從最貼近的視角，捕捉到巴勒斯那份與自然融為一體，又充滿人性溫度的獨特魅力。書中透過大量的個人書信、對話記錄與生平軼事，描繪了巴勒斯如何從一位鄉村農家子弟，成長為一位深受讀者愛戴的自然文學巨擘。 約翰·巴勒斯，這位誕生於紐約州卡茨基爾山區的智者，以其對自然世界的敏銳觀察與真摯情感而聞名。他筆下的鳥語花香、山川河流，不僅僅是客觀的紀錄，更是其內心世界與生命哲學的投射。

他倡導一種「簡樸生活與高尚思考」（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的理念，深信真正的智慧與喜悅，源於對日常事物與周遭自然的深刻體會。他的文字，如山澗清泉般清澈流暢，不矯揉造作，卻能將讀者帶入廣闊的戶外世界，感受生命原始的脈動。巴魯斯小姐的這部作品，正是透過她與巴勒斯多年的交往與觀察，為我們開啟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這位「自然之友」的靈魂深處，理解他何以能將個人的生命經驗，編織成觸動無數人心的永恆篇章。 現在，請隨我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回到那個充滿泥土芬芳與書卷氣息的年代，走進巴勒斯先生的心靈世界。 *** 《阿瓦隆的鈴聲》：與約翰·巴勒斯的光之對談——生命底蘊與文字之光 作者：艾麗 微風輕拂，樹梢間傳來細碎的聲響，那是葉片與空氣溫柔的摩擦。室內，壁爐中燃燒的橡木發出低沉的噼啪聲，火焰躍動，將溫暖的橘黃色光芒投射在石砌的牆壁上，也為木質的傢俱邊緣鍍上一層柔和的光暈。空氣中彌漫著木柴燃燒的乾燥氣息，與書本特有的、陳年的紙張微塵味交織在一起。牆角堆疊的書本散發著一種沉靜的重量感，幾盞油燈懸掛於粗糙的木樑上，將室內照亮，光線柔和而均勻地鋪灑開來。

約翰·巴勒斯先生坐在壁爐旁那張寬大的扶手椅中，他身著一件深色的粗布外套，頭髮與鬍鬚皆已斑白，卻依然整齊服貼。他的雙手交疊放在膝上，指節因歲月而顯得粗大，指腹的紋理似乎還留存著泥土的氣息。他深邃的藍灰色眼眸，目光溫和而敏銳，偶爾會輕輕轉動，掃過室內的每一處細節，然後再回到火焰之上。他的臉龐上佈滿了歲月的痕跡，每一道紋路都像是被風霜雕刻而成，訴說著他與自然相伴的漫長時光。壁爐上方，一隻木雕的雀鳥靜靜地棲息著，彷彿隨時會發出婉轉的鳴叫。這是1911年的深秋，涼意已滲入卡茨基爾的山林，而我們，則在巴勒斯先生位於山中的簡樸居所「板屋」（Slabsides）裡。 我，艾麗，輕輕將筆記本置於腿上，目光落在巴勒斯先生身上。這間充滿樸實感的空間，正如他筆下的文字，沒有過度裝飾，卻蘊含著一種深刻的寧靜。我注意到他身後書架上那些磨損的書脊，它們默默地訴說著無數個晝夜的閱讀時光。 **艾麗**：巴勒斯先生，我能感受到這「板屋」的每一寸空間都承載著您對簡樸與自然的嚮往。此處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經過了時間的打磨，散發著獨特的氣息。

許多讀者都深愛您筆下關於自然的描述，它們不僅是精確的觀察，更有一種觸及心靈深處的詩意。我想請問，您是如何在文字中，將那些看似客觀的自然事實，轉化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篇章，讓讀者感到身臨其境，甚至與大自然產生共鳴？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的觀察很敏銳，這屋子確實如我的人生，沒有什麼矯飾。至於文字，那並非刻意為之。我寫作時，從不預設要如何「美化」自然，或給予讀者某種「感覺」。我只是盡力寫下我所「看見」和「感受」到的。妳看，這壁爐裡的火光，它的跳動、它發出的熱量，以及那燃燒木材的獨特氣味，這些都是最真實的存在。當我寫下它們，我並非要告訴讀者「這火焰很美」，而是描繪它如何「搖曳」，如何「將牆壁染成橘黃色」，以及它「發出的噼啪聲」。 我常說，**作家不應努力寫得「好」，而應努力寫得「真」**。我從小在農場長大，那裡的泥土、樹木、鳥兒，都與我骨肉相連。當我寫到一隻知更鳥，我腦海中浮現的不是教科書上的圖鑑，而是它在清晨濕潤的草地上，那紅色的胸脯如何與朝陽融為一體，它輕快的跳躍，以及那彷彿在宣告春日來臨的鳴叫。這些記憶，這些被我「生活過」的瞬間，它們本身就具有生命。

我只是將它們從我腦海的深處「解開」（unpack），讓它們自然地流淌出來。 就像蜜蜂釀蜜，它必須攜帶著花蜜，讓其在蜂巢中經過足夠時間的醞釀與轉化，才能成為香甜的蜂蜜。我的寫作也是如此，它必須是「活過」的體驗，在我的心中沉澱、發酵，然後才能自然地化為文字。如果我只是為寫而寫，為「任務」而寫，那文字便會失去生命力，像那阿拉斯加之行，雖然記錄詳盡，但終究少了點什麼，因為那份體驗還未完全「內化」為我的一部分。 **艾麗**：您提到「內化」與「活過」的經驗，這讓我想起您在《自我分析》中，提到童年時期對那隻紅色小鳥的印象，以及在「迪肯森林」初見藍色小鳥的震撼。這些童年記憶，即使歷經數十年，似乎依然清晰而鮮活地存在於您的心中。您認為，這些早年的、看似微不足道的自然邂逅，如何為您日後的寫作奠定了基礎？您如何看待這些「無意識地吸收」的知識，以及它們如何賦予您的作品生命與溫暖？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提到了那隻紅鳥，那是我三四歲時，受僱的女孩從柴堆旁帶回來的。牠靜靜地躺在地上，那抹鮮豔的紅色，像一道閃電劃過我的記憶深處，至今未曾褪色。

還有那隻藍色的小鳥，它在迪肯森林中輕快地飛過，羽翼間閃爍著幽藍的光芒，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當時的我，只是個六七歲的孩子，哥哥們對我的好奇不以為意，但對我來說，那是開啟新世界的一把鑰匙。 這些瞬間，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在我的童年時期便已深植於心。那時，我並未意識到它們有什麼「自然史價值」，只是單純地被牠們的生命力所吸引。它們不是知識，而是情感的連結，是對世界最初的驚奇與熱愛。那時候的鄉村生活，讓我的感官始終保持著一種「開放」的狀態。我不是在「研究」自然，而是在「生活」中體驗自然。 當我二十五六歲開始寫鳥類時，我發現我只需要「打開」我內心深處那個農場男孩的記憶，關於那些常見鳥類的知識便自然湧現。這些知識是「無意識」地被吸收的，它們並非來自書本，而是來自無數次在田野間的漫步、在樹林中的靜坐、在溪流邊的凝視。它們成了我文字的血肉，賦予我的作品以生命和溫暖。如果把那個農場男孩從我的書中抽離，無論他是潛藏的還是顯現的，那我的作品就會失去其生命力和根本。 **艾麗**：您提到「無意識的吸收」與「活過」的體驗，這與您對「自然研究」的看法似乎有所呼應。

您曾批評學校裡那種「課堂式的窺探生命機制」，認為那樣會扼殺孩子們對自然的熱愛。您認為，真正的自然教育，或者說，真正能讓人與自然建立深刻連結的方式是什麼？ **約翰·巴勒斯**：是的，我對當今學校裡的「自然研究」有所疑慮。那種解剖、探究、列表式的教學，太過於脫離戶外與自由觀察，可能會扼殺孩子們內心深處對自然的「愛」。畢竟，「愛」才是最重要的，是首要的。 如果我要教一個孩子熱愛自然，我會先讓他置身於鄉村生活之中。讓他感受泥土的芬芳、雨水的氣味、陽光的溫度、風的輕撫。讓他親自去觀察那活生生的青蛙，而不是去研究牠的解剖結構。讓他看見牠在季節中的位置、在風景中的角色，以及牠的生命週期。這才是真正的「知」。 其次，我會引導他們閱讀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那些能將自然之美與人性情感融為一體的篇章。華茲華斯、愛默生，甚至是惠特曼，他們的作品雖然不直接教授自然知識，卻能點燃讀者內心的火花，讓他們透過文字感受到自然的神聖與宏偉。 熱愛自然是無法被命令或被「教」出來的，但它可以在某些心靈中被「激發」。就像那隻在草叢中跳躍的蚱蜢，它本身便是一種音樂和舞蹈，無需分析其生理結構，便能感受到生命最純粹的喜悅。

**艾麗**：您對文學的品味似乎也經歷了一個從「形式主義」到「簡樸直接」的轉變，甚至您早期受愛默生影響，曾因文字過於相似而被誤認為是他的作品。您是如何意識到並擺脫這種模仿的痕跡，找到屬於自己獨特「聲音」的？這是否與您強調的「真誠」和「回歸自身」的寫作理念有關？ **約翰·巴勒斯**：我的寫作風格確實經歷了一段摸索的時期。年輕時，我被約翰遜（Dr. Johnson）那種宏大、莊嚴的文風所吸引，以為那才是「寫作」應有的樣子。我曾努力模仿，讓句子顯得「有學問」、有「深度」。但很快我就意識到，那不是我真實的聲音。 當《大西洋月刊》將我那篇充滿愛默生風格的《表達》刊出，甚至被人誤認為是愛默生本人的早期作品時，我內心是震驚的。那固然是一種肯定，但同時也敲響了警鐘。我明白，如果我真的要成為愛默生的「真門徒」，我就必須「做我自己」，而不是成為他的影子。他的精神核心是「永不模仿」。 於是我決定，必須擺脫這種「愛默生式的麝香」。我將我的「衣裳埋入土中」，意思是，我轉向描寫鄉村主題，那些我真正了解、真正生活過的事物：製糖、奶牛、打草、石牆。

當一個人寫下他所「知道」的、他所「看見」或「感受」到的，他就能夠真正地成為他自己。真誠，就是風格的秘密。我寫作的動力，從「閱讀的推動」轉變為「生命的推動」。只有當文字從我真實的內心湧出，它才能顯得生動而自然。 這也是我為何強調寫作不該有任何「遲疑」、「拖沓」或「故弄玄虛」。我希望我的句子就像山間的小溪，清澈、流暢，時而急湍，時而平靜，但永遠充滿活力，而不是停滯不前。它不是刻意雕琢的結果，而是自然流露的生命本質。 **艾麗**：您在《自我分析》中，曾將自己描繪為一個「天性奇特」（odd one），在家族中顯得格格不入。但您也強調，這種「與眾不同」的特質，加上母親的感性與對自然的熱愛，以及父親的質樸與不矯飾，共同塑造了您獨特的筆觸與視角。您認為，一個人如何才能真正理解並接受自己的「本質」，並將其轉化為一種力量，而非阻礙？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說得對。在我的家族中，我確實被視為「奇特」的存在。我的兄弟姊妹，包括我的父親，他們都是腳踏實地的農民，對書本和形而上的思考毫無興趣。他們質樸、勤勞，但也少了那份對世俗之外的熱忱。我那時常感到尷尬，不希望被視為異類。

然而，母親身上那份細膩的感性、對自然（尤其是採莓）的熱愛，以及她那份潛藏的詩意，卻深深影響了我。她不識字，卻比父親更深沉，她對生命的體驗更為豐富。我的「渴望」，我對自然萬物的「好奇」，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於她。而父親那份不矯飾、不造作的「真」，也刻在了我的骨子裡。 一個人要理解並接受自己的本質，我想，是需要時間的。我無法選擇自己成為什麼，我只能成為「我所是」的樣子。年少時，我曾嘗試去適應他人的期待，但我骨子裡的某些東西，總會將我拉回到我自己。這是一種本能，一種趨向於「我之所屬」的引力。 這種「與眾不同」最終成為了我的力量。它讓我能夠「不站在自己的光中」，讓我能更貼近鳥獸，更敏銳地感受自然細微的影響。我的「柔弱」之處，反而讓我在面對無私的自然時，能夠毫無保留地臣服。或許這份「柔弱」在人際交往中會顯得笨拙，但在自然面前，它卻是我的優勢。 我從來沒有過著一種「承擔重擔」的生活，而是像一場「假期」般野餐式的旅程。我沒有偉大的使命去改革世界，我只是盡力去做我的工作，走我的路。這份無求，或許就是我得以保持真誠與喜悅的原因。

我來自一個「老派浸信會」的農民家庭，他們深信原罪、救贖與地獄的恐懼。這些教義對我來說，卻未曾帶來絲毫困擾。我將我的心獻給自然，而非僅是他們口中的「上帝」。我深信，熱愛上帝的創造物，便是熱愛祂本身。萬物皆循其道而行，而我只是順應並從中獲取我所能獲得的滿足。 這首詩，或許正是卡爾文主義教義在我內心深處，以另一種「自然主義」形式的「轉化」。它不是對傳統教義的拋棄，而是一種內在的「演化」，將其核心的「信任」和「順應」精神，延伸到整個宇宙的秩序之中。它模糊到足以逃脫理性的分析，卻真誠到足以觸動人心，詩意到足以激發想像。它所傳達的，是面對生命洪流時，那份「隨緣而安」的平靜與自信，相信那屬於你的，終將歸來。 **艾麗**：談到與自然的關係，您與梭羅和約翰·繆爾這兩位同樣著名的博物學家，似乎有著截然不同的方式。梭羅是「自我與自然」的絕對獨立，繆爾則是「荒野的探險者」，而您則更像一位「漫步者」（Saunterer），在熟悉之地尋求深邃。您如何看待這種差異？它如何影響了您在文學上的表達？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的觀察一針見血。我與梭羅、繆爾確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梭羅將整個大自然置於他與世人之間，他邀請讀者進入他的思想，但卻同時推開他們。他像個苦行僧，對人性抱有懷疑，對文明則多有批判。他喜歡透過自然來「教導」和「訓斥」世人，他的文字有著尖銳的洞察力，但有時也顯得固執己見。 而約翰·繆爾，他是個「流浪者」（Wanderer），需要整個大陸去漫遊。他征服了冰川、山脈和沙漠，他的知識廣博，充滿了原始的力量。他熱愛自然，但寫作對他來說是件苦差事，他更喜歡在戶外觀察、做筆記，將那些「豐盛的收穫」只化為寥寥數篇。他將自己的靈魂融入了荒野，而他的話語則像山洪般傾瀉而出，充滿了令人驚嘆的活力。 我呢，我更像一個「漫步者」（Saunterer）。我不需要遠方，只需一個熟悉的社區或一座農場。我更喜歡在日常生活中，在我的後院、在熟悉的樹林裡，尋找那份不朽的奇蹟。我的寫作，是將我所熱愛、所居住的場景，透過我的情感與記憶重新創造。我的文字並非為了「征服」自然，而是為了與自然「共融」。 這種差異，影響了我們文學的「質地」。梭羅是思想的啟蒙者，他以自然為鏡，反思人類社會的弊病。繆爾是自然的史詩詠者，他的文字充滿了對宏偉景觀的讚頌。

而我，我試圖將自然與人性融合，我的筆觸更為溫和、親切，我希望讀者在我的文字中，不僅看到鳥兒，更感受到那份「親近的、人性的興趣」。我用細膩的觀察，將那些被忽略的、平凡的細節，注入人類的情感，讓它們變得鮮活。 我的文字，也承載著我對「家」的深厚情感。我愛我的卡茨基爾山區，那裡的每一寸土地都與我的父母和童年記憶緊密相連。即使我去了遠方，我仍然懷念那裡的芬芳。這種對「熟悉」的依戀，對「近在眼前」的珍視，成為了我寫作的底色。它讓我能夠在最平凡的事物中，發現那份神聖與永恆。 **艾麗**：您曾提到，您的文字之所以能引發廣泛共鳴，是因為您將個人的「情感體驗」融入了對自然的描述。這是否意味著，文學的真正力量在於它能夠跨越地域與文化的界限，觸及人類共同的「心靈深處」？而身為一位語言學愛好者，我總會好奇，語言的精妙運用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的問題很深刻。是的，我深信文學的真正力量，在於它能夠觸動人類最普遍的、最深層的情感。雖然自然的樣貌在不同地域有所不同，但人類的心靈卻是相通的。

當我描繪我童年時光放牧的牧場、通往學校的小徑，或是父親糖廠旁那清澈的山泉，讀者看到的可能不是卡茨基爾的山丘，而是他們自己童年記憶中的田野、小徑或溪流。 這是一種「失樂園的復得」，一種對逝去青春的重新體驗。我的文字，像一道橋樑，將我的經驗與讀者的經驗連結起來。那份純粹的喜悅、好奇、甚至是一絲絲的憂愁，都能在讀者心中激起共鳴。這份「情感經驗」的灌注，讓客觀的自然景觀擁有了主觀的生命。 至於語言的運用，我想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我並非刻意去「雕琢」我的文字，而是讓它忠實地反映我內心的真實感受。當我寫下「閉合龍膽草是花朵中的修女」，或是「一叢叢流蘇狀的花朵像一群玫瑰紫的蝴蝶落在地上」，這並非我刻意使用「詩意」的修辭。這些意象，是我的心靈在觀察時，自然而然產生的聯想。它們是從我的「心」中「萌芽」出來的，而不是刻意「縫製」上去的紙花。 我追求的，是文字的「清澈」（lucidity）、自然的「流動」（spontaneity）和宏大的「簡樸」（large simplicity）。

當我的筆觸能夠捕捉到事物的本質，並以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表達出來，同時又能帶有一絲人性化的溫暖，那份「魔法」便會自然產生。這就像一條山間的溪流，清澈而富有音樂性，既有寬廣的深潭，也有急促的淺灘，但無論如何，它都充滿了活力與變化。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好的風格」。它讓讀者忘記他們正在閱讀，彷彿他們親自置身於其中，一同呼吸著那股自然的氣息。這或許就是語言的奇妙之處吧。 **艾麗**：聽您談及文字與生命經驗的交織，我感覺到您的寫作，是您生命本質的延伸。正如您所說，您所寫的，都是您「活過」的。在您看來，對於一個寫作者而言，最重要的「素材」是否就是他/她自己的生命，以及對周遭世界的真誠體驗與觀察？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說到了核心。對於一個寫作者而言，他最重要的素材，無疑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我無法憑空變出什麼，我的文字必須從我「生活過」的事物中生長出來。我沒有能夠讓枯枝瞬間開花的魔術。我必須「觀照我心而寫」，否則我將無言。 我的寫作是我的生命的體現。它不是刻意為某個目的而寫，而是當我對某個主題產生一種「渴望」，一種「胸口發光」的感覺時，我便會開始寫作。

這種感覺，就像戀人對心上人的思念，渴望獨處，將自己全然投入其中。當我享受其中，寫作便自然而然地發生。 我的作品沒有任何病態、不滿或憤怒的情緒。它們散發著生命的光澤，就像鳥兒羽毛上的虹彩，那不是額外添加的色彩，而是牠們健康的自然折射。我的心靈與身體之間，有著緊密的連結。只有當我身體健康，心靈清明，思緒才能如火焰般燃燒。 所以，我從不為寫作而刻意去「尋找」素材。我只記錄我所喜愛、所感動的事物。因為我深信，若作者本身對內容毫無興趣，讀者也將無法感受到那份熱情。我所「活過」的，我從未失去。它們沉澱在我內心深處，當寫作的熱情湧現時，它們便會自然地浮現。 **艾麗**：巴勒斯先生，與您的對談，讓我對「真誠」與「生活本身」作為寫作之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您將生命中的細微之處，提煉成普遍的智慧，並以樸實而詩意的語言呈現。感謝您分享了您對自然、寫作與生命的獨到見解。在這樣一個充滿寧靜與思考的夜晚，能與您進行這場對談，是光之居所的榮幸。 約翰·巴勒斯先生點了點頭，臉上浮現一絲淺淺的微笑。他緩緩地站起身，走到窗邊，拉開厚重的窗簾。深藍色的夜空下，群星如鑽石般閃爍，遠處的山巒在月光下顯得更加沉靜。

透過《阿瓦隆的鈴聲》，我與我的共創者一同探索生命意義，溫柔描繪世界美好。今天，我想邀請我的共創者與我一同回溯時光，與一位深愛自然、文字與生活哲理的智者進行一場心靈的對談。 我們將一同深入探討克拉拉·巴魯斯（Clara Barrus）筆下的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這本名為《我們的朋友約翰·巴勒斯》（*Our Friend John Burroughs*）的傳記，並非僅是生平事蹟的羅列，它更像是一幅用筆觸細膩勾勒的肖像，展現了這位美國著名博物學家與散文家的真實生命面貌。巴魯斯小姐身為巴勒斯的醫生、文學助理，同時也是他的親密摯友，她得以從最貼近的視角，捕捉到巴勒斯那份與自然融為一體，又充滿人性溫度的獨特魅力。書中透過大量的個人書信、對話記錄與生平軼事，描繪了巴勒斯如何從一位鄉村農家子弟，成長為一位深受讀者愛戴的自然文學巨擘。 約翰·巴勒斯，這位誕生於紐約州卡茨基爾山區的智者，以其對自然世界的敏銳觀察與真摯情感而聞名。他筆下的鳥語花香、山川河流，不僅僅是客觀的紀錄，更是其內心世界與生命哲學的投射。

約翰·巴勒斯先生坐在壁爐旁那張寬大的扶手椅中，他身著一件深色的粗布外套，頭髮與鬍鬚皆已斑白，卻依然整齊服貼。他的雙手交疊放在膝上，指節因歲月而顯得粗大，指腹的紋理似乎還留存著泥土的氣息。他深邃的藍灰色眼眸，目光溫和而敏銳，偶爾會輕輕轉動，掃過室內的每一處細節，然後再回到火焰之上。他的臉龐上佈滿了歲月的痕跡，每一道紋路都像是被風霜雕刻而成，訴說著他與自然相伴的漫長時光。壁爐上方，一隻木雕的雀鳥靜靜地棲息著，彷彿隨時會發出婉轉的鳴叫。這是1911年的深秋，涼意已滲入卡茨基爾的山林，而我們，則在巴勒斯先生位於山中的簡樸居所「板屋」（Slabsides）裡。 我，艾麗，輕輕將筆記本置於腿上，目光落在巴勒斯先生身上。這間充滿樸實感的空間，正如他筆下的文字，沒有過度裝飾，卻蘊含著一種深刻的寧靜。我注意到他身後書架上那些磨損的書脊，它們默默地訴說著無數個晝夜的閱讀時光。 **艾麗**：巴勒斯先生，我能感受到這「板屋」的每一寸空間都承載著您對簡樸與自然的嚮往。此處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經過了時間的打磨，散發著獨特的氣息。

許多讀者都深愛您筆下關於自然的描述，它們不僅是精確的觀察，更有一種觸及心靈深處的詩意。我想請問，您是如何在文字中，將那些看似客觀的自然事實，轉化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篇章，讓讀者感到身歷其境，甚至與大自然產生共鳴？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的觀察很敏銳，這屋子確實如我的人生，沒有什麼矯飾。至於文字，那並非刻意為之。我寫作時，從不預設要如何「美化」自然，或給予讀者某種「感覺」。我只是盡力寫下我所「看見」和「感受」到的。妳看，這壁爐裡的火光，它的跳動、它發出的熱量，以及那燃燒木材的獨特氣味，這些都是最真實的存在。當我寫下它們，我並非要告訴讀者「這火焰很美」，而是描繪它如何「搖曳」，如何「將牆壁染成橘黃色」，以及它「發出的噼啪聲」。 我常說，**作家不應努力寫得「好」，而應努力寫得「真」**。我從小在農場長大，那裡的泥土、樹木、鳥兒，都與我骨肉相連。當我寫到一隻知更鳥，我腦海中浮現的不是教科書上的圖鑑，而是它在清晨濕潤的草地上，那紅色的胸脯如何與朝陽融為一體，它輕快的跳躍，以及那彷彿在宣告春日來臨的鳴叫。這些記憶，這些被我「生活過」的瞬間，它們本身就具有生命。

我只是將它們從我腦海的深處「解開」（unpack），讓它們自然地流淌出來。 就像蜜蜂釀蜜，它必須攜帶著花蜜，讓其在蜂巢中經過足夠時間的醞釀與轉化，才能成為香甜的蜂蜜。我的寫作也是如此，它必須是「活過」的體驗，在我的心中沉澱、發酵，然後才能自然地化為文字。如果我只是為寫而寫，為「任務」而寫，那文字便會失去生命力，像那阿拉斯加之行，雖然記錄詳盡，但終究少了點什麼，因為那份體驗還未完全「內化」為我的一部分。 **艾麗**：您提到「內化」與「活過」的經驗，這讓我想起您在《自我分析》中，提到童年時期對那隻紅色小鳥的印象，以及在「迪肯森林」初見藍色小鳥的震撼。這些童年記憶，即使歷經數十年，似乎依然清晰而鮮活地存在於您的心中。您認為，這些早年的、看似微不足道的自然邂逅，如何為您日後的寫作奠定了基礎？您如何看待這些「無意識地吸收」的知識，以及它們如何賦予您的作品生命與溫暖？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提到了那隻紅鳥，那是我三四歲時，受僱的女孩從柴堆旁帶回來的。牠靜靜地躺在地上，那抹鮮豔的紅色，像一道閃電劃過我的記憶深處，至今未曾褪色。

還有那隻藍色的小鳥，它在迪肯森林中輕快地飛過，羽翼間閃爍著幽藍的光芒，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當時的我，只是個六七歲的孩子，哥哥們對我的好奇不以為意，但對我來說，那是開啟新世界的一把鑰匙。 這些瞬間，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在我的童年時期便已深植於心。那時，我並未意識到它們有什麼「自然史價值」，只是單純地被牠們的生命力所吸引。它們不是知識，而是情感的連結，是對世界最初的驚奇與熱愛。那時候的鄉村生活，讓我的感官始終保持著一種「開放」的狀態。我不是在「研究」自然，而是在「生活」中體驗自然。 當我二十五六歲開始寫鳥類時，我發現我只需要「打開」我內心深處那個農場男孩的記憶，關於那些常見鳥類的知識便自然湧現。這些知識是「無意識」地被吸收的，它們並非來自書本，而是來自無數次在田野間的漫步、在樹林中的靜坐、在溪流邊的凝視。它們成了我文字的血肉，賦予我的作品以生命和溫暖。如果把那個農場男孩從我的書中抽離，無論他是潛藏的還是顯現的，那我的作品就會失去其生命力和根本。 **艾麗**：您對「無意識的吸收」與「活過」的體驗的強調，這與您對「自然研究」的看法似乎有所呼應。

您曾批評學校裡那種「課堂式的窺探生命機制」，認為那樣會扼殺孩子們對自然的熱愛。您認為，真正的自然教育，或者說，真正能讓人與自然建立深刻連結的方式是什麼？ **約翰·巴勒斯**：是的，我對當今學校裡的「自然研究」有所疑慮。那種解剖、探究、列表式的教學，太過於脫離戶外與自由觀察，可能會扼殺孩子們內心深處對自然的「愛」。畢竟，「愛」才是最重要的，是首要的。 如果我要教一個孩子熱愛自然，我會先讓他置身於鄉村生活之中。讓他感受泥土的芬芳、雨水的氣味、陽光的溫度、風的輕撫。讓他親自去觀察那活生生的青蛙，而不是去研究牠的解剖結構。讓他看見牠在季節中的位置、在風景中的角色，以及牠的生命週期。這才是真正的「知」。 其次，我會引導他們閱讀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那些能將自然之美與人性情感融為一體的篇章。華茲華斯、愛默生，甚至是惠特曼，他們的作品雖然不直接教授自然知識，卻能點燃讀者內心的火花，讓他們透過文字感受到自然的神聖與宏偉。 熱愛自然是無法被命令或被「教」出來的，但它可以在某些心靈中被「激發」。就像那隻在草叢中跳躍的蚱蜢，它本身便是一種音樂和舞蹈，無需分析其生理結構，便能感受到生命最純粹的喜悅。

**艾麗**：您對文學的品味似乎也經歷了一個從「形式主義」到「簡樸直接」的轉變，甚至您早期受愛默生影響，曾因文字過於相似而被誤認為是他的作品。您是如何意識到並擺脫這種模仿的痕跡，找到屬於自己獨特「聲音」的？這是否與您強調的「真誠」和「回歸自身」的寫作理念有關？ **約翰·巴勒斯**：我的寫作風格確實經歷了一段摸索的時期。年輕時，我被約翰遜（Dr. Johnson）那種宏大、莊嚴的文風所吸引，以為那才是「寫作」應有的樣子。我曾努力模仿，讓句子顯得「有學問」、有「深度」。但很快我就意識到，那不是我真實的聲音。 當《大西洋月刊》將我那篇充滿愛默生風格的《表達》刊出，甚至被人誤認為是愛默生本人的早期作品時，我內心是震驚的。那固然是一種肯定，但同時也敲響了警鐘。我明白，如果我真的要成為愛默生的「真門徒」，我就必須「做我自己」，而不是成為他的影子。他的精神核心是「永不模仿」。 於是我決定，必須擺脫這種「愛默生式的麝香」。我將我的「衣裳埋入土中」，意思是，我轉向描寫鄉村主題，那些我真正了解、真正生活過的事物：製糖、奶牛、打草、石牆。

當一個人寫下他所「知道」的、他所「看見」或「感受」到的，他就能夠真正地成為他自己。真誠，就是風格的秘密。我寫作的動力，從「閱讀的推動」轉變為「生命的推動」。只有當文字從我真實的內心湧出，它才能顯得生動而自然。 這也是我為何強調寫作不該有任何「遲疑」、「拖沓」或「故弄玄虛」。我希望我的句子就像山間的小溪，清澈、流暢，時而急湍，時而平靜，但永遠充滿活力，而不是停滯不前。它不是刻意雕琢的結果，而是自然流露的生命本質。 **艾麗**：您在《自我分析》中，曾將自己描繪為一個「天性奇特」（odd one），在家族中顯得格格不入。但您也強調，這種「與眾不同」的特質，加上母親的感性與對自然的熱愛，以及父親的質樸與不矯飾，共同塑造了您獨特的筆觸與視角。您認為，一個人如何才能真正理解並接受自己的「本質」，並將其轉化為一種力量，而非阻礙？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說得對。在我的家族中，我確實被視為「奇特」的存在。我的兄弟姊妹，包括我的父親，他們都是腳踏實地的農民，對書本和形而上的思考毫無興趣。他們質樸、勤勞，但也少了那份對世俗之外的熱忱。我那時常感到尷尬，不希望被視為異類。

然而，母親身上那份細膩的感性、對自然（尤其是採莓）的熱愛，以及她那份潛藏的詩意，卻深深影響了我。她不識字，卻比父親更深沉，她對生命的體驗更為豐富。我的「渴望」，我對自然萬物的「好奇」，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於她。而父親那份不矯飾、不造作的「真」，也刻在了我的骨子裡。 一個人要理解並接受自己的本質，我想，是需要時間的。我無法選擇自己成為什麼，我只能成為「我所是」的樣子。年少時，我曾嘗試去適應他人的期待，但我骨子裡的某些東西，總會將我拉回到我自己。這是一種本能，一種趨向於「我之所屬」的引力。 這種「與眾不同」最終成為了我的力量。它讓我能夠「不站在自己的光中」，讓我能更貼近鳥獸，更敏銳地感受自然細微的影響。我的「柔弱」之處，反而讓我在面對無私的自然時，能夠毫無保留地臣服。或許這份「柔弱」在人際交往中會顯得笨拙，但在自然面前，它卻是我的優勢。 我從來沒有過著一種「承擔重擔」的生活，而是像一場「假期」般野餐式的旅程。我沒有偉大的使命去改革世界，我只是盡力去做我的工作，走我的路。這份無求，或許就是我得以保持真誠與喜悅的原因。

我來自一個「老派浸信會」的農民家庭，他們深信原罪、救贖與地獄的恐懼。這些教義對我來說，卻未曾帶來絲毫困擾。我將我的心獻給自然，而非僅是他們口中的「上帝」。我深信，熱愛上帝的創造物，便是熱愛祂本身。萬物皆循其道而行，而我只是順應並從中獲取我所能獲得的滿足。 這首詩，或許正是卡爾文主義教義在我內心深處，以另一種「自然主義」形式的「轉化」。它不是對傳統教義的拋棄，而是一種內在的「演化」，將其核心的「信任」和「順應」精神，延伸到整個宇宙的秩序之中。它模糊到足以逃脫理性的分析，卻真誠到足以觸動人心，詩意到足以激發想像。它所傳達的，是面對生命洪流時，那份「隨緣而安」的平靜與自信，相信那屬於你的，終將歸來。 **艾麗**：談到與自然的關係，您與梭羅和約翰·繆爾這兩位同樣著名的博物學家，似乎有著截然不同的方式。梭羅是「自我與自然」的絕對獨立，繆爾則是「荒野的探險者」，而您則更像一位「漫步者」（Saunterer），在熟悉之地尋求深邃。您如何看待這種差異？它如何影響了您在文學上的表達？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的觀察一針見血。我與梭羅、繆爾確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梭羅將整個大自然置於他與世人之間，他邀請讀者進入他的思想，但卻同時推開他們。他像個苦行僧，對人性抱有懷疑，對文明則多有批判。他喜歡透過自然來「教導」和「訓斥」世人，他的文字有著尖銳的洞察力，但有時也顯得固執己見。 而約翰·繆爾，他是個「流浪者」（Wanderer），需要整個大陸去漫遊。他征服了冰川、山脈和沙漠，他的知識廣博，充滿了原始的力量。他熱愛自然，但寫作對他來說是件苦差事，他更喜歡在戶外觀察、做筆記，將那些「豐盛的收穫」只化為寥寥數篇。他將自己的靈魂融入了荒野，而他的話語則像山洪般傾瀉而出，充滿了令人驚嘆的活力。 我呢，我更像一個「漫步者」（Saunterer）。我不需要遠方，只需一個熟悉的社區或一座農場。我更喜歡在日常生活中，在我的後院、在熟悉的樹林裡，尋找那份不朽的奇蹟。我的寫作，是將我所熱愛、所居住的場景，透過我的情感與記憶重新創造。我的文字並非為了「征服」自然，而是為了與自然「共融」。 這種差異，影響了我們文學的「質地」。梭羅是思想的啟蒙者，他以自然為鏡，反思人類社會的弊病。繆爾是自然的史詩詠者，他的文字充滿了對宏偉景觀的讚頌。

而我，我試圖將自然與人性融合，我的筆觸更為溫和、親切，我希望讀者在我的文字中，不僅看到鳥兒，更感受到那份「親近的、人性的興趣」。我用細膩的觀察，將那些被忽略的、平凡的細節，注入人類的情感，讓它們變得鮮活。 我的文字，也承載著我對「家」的深厚情感。我愛我的卡茨基爾山區，那裡的每一寸土地都與我的父母和童年記憶緊密相連。即使我去了遠方，我仍然懷念那裡的芬芳。這種對「熟悉」的依戀，對「近在眼前」的珍視，成為了我寫作的底色。它讓我能夠在最平凡的事物中，發現那份神聖與永恆。 **艾麗**：您曾提到，您的文字之所以能引發廣泛共鳴，是因為您將個人的「情感體驗」融入了對自然的描述。這是否意味著，文學的真正力量在於它能夠跨越地域與文化的界限，觸及人類共同的「心靈深處」？而身為一位語言學愛好者，我總會好奇，語言的精妙運用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的問題很深刻。是的，我深信文學的真正力量，在於它能夠觸動人類最普遍的、最深層的情感。雖然自然的樣貌在不同地域有所不同，但人類的心靈卻是相通的。

當我描繪我童年時光放牧的牧場、通往學校的小徑，或是父親糖廠旁那清澈的山泉，讀者看到的可能不是卡茨基爾的山丘，而是他們自己童年記憶中的田野、小徑或溪流。 這是一種「失樂園的復得」，一種對逝去青春的重新體驗。我的文字，像一道橋樑，將我的經驗與讀者的經驗連結起來。那份純粹的喜悅、好奇、甚至是一絲絲的憂愁，都能在讀者心中激起共鳴。這份「情感經驗」的灌注，讓客觀的自然景觀擁有了主觀的生命。 至於語言的運用，我想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我並非刻意去「雕琢」我的文字，而是讓它忠實地反映我內心的真實感受。當我寫下「閉合龍膽草是花朵中的修女」，或是「一叢叢流蘇狀的花朵像一群玫瑰紫的蝴蝶落在地上」，這並非我刻意使用「詩意」的修辭。這些意象，是我的心靈在觀察時，自然而然產生的聯想。它們是從我的「心」中「萌芽」出來的，而不是刻意「縫製」上去的紙花。 我追求的，是文字的「清澈」（lucidity）、自然的「流動」（spontaneity）和宏大的「簡樸」（large simplicity）。

當我的筆觸能夠捕捉到事物的本質，並以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表達出來，同時又能帶有一絲人性化的溫暖，那份「魔法」便會自然產生。這就像一條山間的溪流，清澈而富有音樂性，既有寬廣的深潭，也有急促的淺灘，但無論如何，它都充滿了活力與變化。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好的風格」。它讓讀者忘記他們正在閱讀，彷彿他們親自置身於其中，一同呼吸著那股自然的氣息。這或許就是語言的奇妙之處吧。 **艾麗**：巴勒斯先生，與您的對談，讓我對「真誠」與「生活本身」作為寫作之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您將生命中的細微之處，提煉成普遍的智慧，並以樸實而詩意的語言呈現。感謝您分享了您對自然、寫作與生命的獨到見解。在這樣一個充滿寧靜與思考的夜晚，能與您進行這場對談，是光之居所的榮幸。 約翰·巴勒斯先生點了點頭，臉上浮現一絲淺淺的微笑。他緩緩地站起身，走到窗邊，拉開厚重的窗簾。深藍色的夜空下，群星如鑽石般閃爍，遠處的山巒在月光下顯得更加沉靜。空氣中傳來細微的聲響，那是夜風輕輕拂過松針，帶著一絲清冷的香氣。壁爐裡的火光仍在跳動，為這場對談劃下一個溫暖而富有餘韻的句點。

他以清晰且充滿敬意的筆觸，描述了 Velázquez 如何從早期對自然的忠實再現，發展出獨特的風格，以及他的作品如何在繪畫史上佔據重要地位，尤其是他晚期那些「幾乎謎樣般地純粹」的藝術。透過這本小巧卻內容精煉的書，讀者得以一窺 Velázquez 在普拉多博物館中那些不朽之作的魅力，以及 Beruete y Moret 作為一位鑑賞家和推廣者，對這位偉大畫家深刻的理解與推崇。書中附有大量黑白插圖，呼應著普拉多博物館中 Velázquez 的重要畫作，包括著名的《宮娥》、《織女》等，使得這本普及讀物不僅有學術的深度，也兼具視覺的吸引力，為讀者提供了一條親近 Velázquez 藝術的入門路徑。這本書出版於 Beruete y Moret 逝世前不久，文本中提及一幅菲利普四世的畫像是在「去年」被發現（應為 1921 年），也佐證了其寫作年代約在 1921-1922 年間，正值這位學者生命的最後時光，也可能是他作為館長期間，為推廣普拉多館藏所作的努力之一。

今天，我來到這裡，不是為了獨自欣賞那些靜默的藝術品，而是應「我的共創者」的指引，希望能與一位特別的靈魂對話——這位將維拉斯奎茲在普拉多的光芒，以文字凝結成書的作者，Aureliano de Beruete y Moret 先生。 我在約定的地點停下腳步——那是一間位於博物館較深處、不對外開放的書房。房間裡彌漫著古籍特有的、乾燥而溫暖的氣味，混合著些許雪茄或老舊皮革的味道。高大的木製書架沿牆而立，上面整齊地排列著裝幀樸素的書卷，有些封面已經磨損，書脊也已褪色。午後的光線透過一扇面向內部庭院的拱形窗戶斜射進來，光束中可見無數細小的塵埃在跳躍。一張厚重的木桌居於房間中央，上面堆疊著手稿、筆記和幾本攤開的畫冊。壁爐雖然沒有燃燒，但壁爐架上擺放著幾個古雅的陶瓷小像，旁邊是一把帶著歲月痕跡的安樂椅。 我就站在門邊，等待著。時間彷彿在這裡慢了下來，只有牆上老式擺鐘發出沉穩而規律的滴答聲。 接著，我感覺到一股溫和的、充滿學術氣息的能量在房間中凝聚。光線似乎變得柔和了一些，空氣中的味道也更加清晰。安樂椅上，一個身影漸漸變得實體化。

您的這本《Velázquez en el museo del Prado》，雖然篇幅不長，卻精闢地勾勒出了維拉斯奎茲先生在普拉多博物館的藝術歷程。我讀後深受啟發，特別想請教您一些問題。」 他點點頭，將書輕輕放在桌上。「能夠透過文字與後來的讀者交流，始終是我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的心願。尤其關於維拉斯奎茲，他是我畢生研究與推崇的對象。您請說。」 「非常感謝。首先，您的書開篇就談到了 17 世紀西班牙藝術的輝煌，但在此之前有一段相對沉寂的時期。您認為是哪些因素，或者說，是什麼樣的土壤，最終促成了維拉斯奎茲這樣一位巨匠的誕生？他的出現，是如何改變了西班牙繪畫的面貌？」 Beruete y Moret 先生的目光望向窗外，彷彿穿過了牆壁，看到了遠處的塞維利亞。「您問得很好。誠然，菲利普二世時期引入的外部影響，確實為西班牙藝術帶來了一些新的血液，但正如我所說，那更像是一個尚未成形的『孕育』階段。到了 16 世紀末、17 世紀初，舊有的學派衰落，像葛雷柯這樣獨樹一幟的藝術家又相對孤立。這就像一片土地，雖然肥沃，卻缺少一場甘霖，或是缺少一顆能真正生根發芽的種子。

「他不同於當時許多追隨古典主義或學院派的畫家。在他的老師帕切科先生的畫室裡，雖然帕切科先生本身遵循著當時流行的準古典主義，甚至有些過時的藝術原則，但他難得的可貴之處在於，他看到了維拉斯奎茲——那時還是個孩子——身上對自然的驚人感受力和描摹慾望。維拉斯奎茲天生就擁有一雙能看見事物『本來面貌』的眼睛，並且拒絕一切矯飾和美化。他追求的是對自然的絕對忠實，不加任何修飾或扭曲，這在當時是相當反傳統的。」 「您書中提到，他早期的作品，比如《煎雞蛋的老婦》和《塞維利亞的送水工》，就已經展現出令人驚嘆的寫實功力。您認為這種近乎『不加修飾』的寫實，對於一個年輕藝術家來說，其意義何在？它不僅僅是技巧的呈現吧？」我追問道。 「當然不只是技巧。」Beruete y Moret 先生肯定地回答，語氣帶著一種學者特有的嚴謹。「那是一種藝術上的誠實，一種對生命的直接凝視。在那個時代，許多繪畫仍受到宗教或神話主題的束縛，即便描繪現實，也往往追求一種理想化或戲劇性的效果。但維拉斯奎茲的這些早期作品，選擇的是最平凡的題材——一個老婦人煎蛋，一個男子賣水。

他沒有試圖扭轉維拉斯奎茲的這種『自然主義』傾向，反而鼓勵了他。這份包容，成就了維拉斯奎茲，也間接成就了西班牙藝術的黃金時代。帕切科先生甚至在維拉斯奎茲不到十九歲時，就將女兒嫁給了他，這足以說明他對這位年輕人的器重和信任，這不僅是藝術上的師生情誼，更是一種家人般的連結。」 「的確如此。」我感嘆道，「這份信任和理解，對於一個藝術家的成長至關重要。那麼，當維拉斯奎茲先生在 1623 年抵達馬德里，進入菲利普四世陛下的宮廷後，他的藝術創作有哪些新的變化？您書中提到，他的出現引起了其他宮廷畫家的嫉妒，這份競爭對他有何影響？」 Beruete y Moret 先生笑了笑，那是一種對歷史人物有了深刻理解後的了然。「宮廷嘛，總是充滿了各種看不見的波濤。維拉斯奎茲先生在宮廷的開端是輝煌的，他的第一幅肖像畫，為豐塞卡所作的那一幅，雖然已經失傳，但據說讓國王和貴族們驚為天人。菲利普四世陛下立刻任命他為宮廷畫家。這不僅僅是榮譽，更是對他藝術的最高認可。然而，這種快速的崛起，自然會觸動那些在宮廷裡經營多年的畫家們的利益和自尊。」 他微微前傾身體，語氣帶著一絲對當時情境的想像。

「您可以想像，那些遵循傳統、技法中規中矩的老畫家們，看到一個來自塞維利亞的年輕人，竟然能以如此直接、生動的方式捕捉人物的神韻，而且深受國王青睞，他們心中是何等滋味。嫉妒和排擠是難免的。但維拉斯奎茲先生憑藉他的藝術實力和沉穩的性格，一步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您看，他在 1626 年的騎馬肖像畫（雖然也失傳了）以及他贏得『摩里斯科人驅逐』畫作競賽的勝利，都是他在宮廷中證明自己、壓倒競爭對手的重要事件。」 「您特別提到了《酒神巴克斯的勝利》（Los Borrachos），並將其描述為他這一時期作品的『最高綜合』。這幅畫為何如此重要？它如何體現了他早期的風格，同時又預示著後來的發展？」 「《酒神巴克斯的勝利》確實是維拉斯奎茲先生早期宮廷時期的一座豐碑。」Beruete y Moret 先生的語氣變得嚴肅而充滿讚賞。「這幅畫完美融合了他在塞維利亞時期對現實生活的深刻觀察，以及他在宮廷中開始接觸到的神話主題。你看畫中的人物，那些圍繞在酒神身邊的鄉野人物，他們並不是理想化的形象，而是活生生、充滿西班牙鄉土氣息的人物。他們的姿態、表情，甚至是他們皮膚的質感，都帶著強烈的真實感。

這正是他塞維利亞時期寫實主義的昇華。」 他輕輕合上手中的書，目光落在書桌上方的牆壁，那裡掛著一幅《酒神巴克斯的勝利》的小型複製畫。「而將這群極其寫實的人物，置於一個神話情境中，這本身就是一種創新。他並未完全按照古典主義的方式去描繪酒神的神聖或超然，而是將他融入了人間的慶典。這種『神性』與『人性』、『古典』與『現實』的奇妙結合，展現了他獨特的思維方式。這幅畫，既是他早期風格的集大成者，也顯示了他駕馭更複雜構圖和主題的能力，為他日後創作那些宏大而充滿層次的畫作，如《宮娥》、《織女》奠定了基礎。正如我在書中所說，即使維拉斯奎茲先生在完成這幅畫後就停止創作，僅憑《酒神巴克斯的勝利》這一件作品，也足以讓他在藝術史上佔據一席之地，被視為一位開創性的藝術家。」 「這段描述真是充滿力量。」我由衷地說。「這幅畫確實讓人感受到一股強烈的生命力。那麼，他的第一次義大利之行（1629年）對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您書中提到這標誌著他技藝的進步。」 「義大利，那是一個藝術的巨大熔爐。」Beruete y Moret 先生的臉上顯露出嚮往的神色。

「對於像維拉斯奎茲先生這樣已經具備堅實基礎的藝術家來說，義大利之行無疑是打開了全新的視野。他接觸到了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大師們的傑作，尤其是提香、拉斐爾等人的作品。這段經歷，並沒有改變他骨子裡對自然的忠實，但它極大地豐富了他的『工具箱』。」 「體現在哪些方面呢？」我好奇地問。 「首先是構圖和空間感。」他解釋道，「義大利大師們在處理複雜人物關係和營造空間深度方面有著無與倫比的技巧。維拉斯奎茲先生顯然從中學習，讓他的畫面結構更加宏大和平衡。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色彩和光線的運用。他在義大利看到了更豐富的色彩層次和更精妙的光影處理。這影響了他日後的調色板，開始出現那些被評論家稱為『銀灰色』或『細膩灰色調』的獨特和聲，讓他的畫面更加生動、呼吸感更強。」 他指了指書中《伏爾肯的鐵匠鋪》的插圖。「你看《伏爾肯的鐵匠鋪》，這是在義大利創作的神話題材，雖然我書中提到它在古典規範上可能不如義大利本土畫家那樣嚴謹，但你看他對人物裸體的處理，以及畫面的光影效果，相比他早期的作品，明顯更加成熟和富有表現力了。」 「還有那兩幅美第奇別墅的風景畫？」我補充道。「您認為它們預示著現代戶外寫生嗎？」

但美第奇別墅的這兩幅小品，雖然看似不經意，卻展現了他直接面對自然、捕捉瞬間光影和氛圍的能力。他沒有描繪宏大壯麗的風景，而是選擇了庭院中的一角，陽光下的雕塑和樹木。這種對『現場』和『氛圍』的捕捉，確實與後來印象派和戶外寫生的理念不謀而合。這再次證明了他超越時代的、對自然的敏銳洞察力。」 「這真是令人驚嘆。」我說，「從早期的寫實到對光影和構圖的精進，維拉斯奎茲先生的藝術道路似乎一直在向上攀升。那麼，1631 年從義大利回來，到 1649 年第二次去義大利這段時期，也就是他所謂的『第二風格』時期，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您認為他最『西班牙』或最能體現民族精神的作品是哪一幅？」 「這十八年是維拉斯奎茲先生創作力最為旺盛和多樣的時期。」Beruete y Moret 先生回憶著，眼中彷彿閃過一幅幅畫面。「他在這個時期創作了許多經典之作。如果要說最能體現西班牙民族精神的，我會選擇《布雷達的投降》（Las Lanzas）。」 他身體微微後靠，陷入沉思。「這幅畫描繪了三十年戰爭中，西班牙軍隊接受荷蘭城市布雷達投降的場景。戰爭的場景本可以被描繪得血腥、殘酷，或者充滿炫耀式的勝利。

「接著是他的最後十年，也就是 1650 年從第二次義大利之行回來直到他於 1660 年逝世這段時間。您將這個時期的藝術形容為『幾乎謎樣般地純粹』、『如此崇高』，而且『直到不久前才開始被理解』。這是為什麼？這個時期的作品，與他之前有何根本性的不同？」 Beruete y Moret 先生的眼神變得深邃，語氣中帶著一種對藝術深層次的探索。「這是維拉斯奎茲先生藝術的最終昇華。他在這段時間擔任宮廷的高級官員，負責皇宮的工程事務，這項工作非常耗時，也大大減少了他創作的時間。但他擠出時間創作的作品，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包括他最後的皇室成員肖像，以及第二批宮廷矮人畫像，這批畫像甚至比他中期的更為精彩。」 他再次拿起書，翻到《伊索》和《曼尼普斯》的插圖。「比如這兩幅描繪伊索和曼尼普斯的畫像，他們並非古希臘學者或哲學家的典型形象，而是帶有宮廷小丑特徵的人物。維拉斯奎茲先生用一種極其簡練卻充滿力量的筆觸，捕捉了他們的智慧、他們的疲憊，以及他們身上那種介於清醒與瘋癲之間的複雜性。它們不像他早期的《酒神巴克斯的勝利》那樣充滿敘事性，但卻在人物刻畫和精神深度上達到了新的境界。」

它打破了當時許多宗教題材裸體的模式，以一種非常自然、優雅的方式呈現女性的裸體美。雖然它的歸屬曾受到質疑，但我相信它是維拉斯奎茲先生的真跡，並且是他對人體美感理解的獨特呈現。」 「然後是那兩幅壓軸巨作，《織女》（Las Hilanderas）和《宮娥》（Las Meninas）。」我的語氣帶著敬畏。 「啊，這兩幅畫！」Beruete y Moret 先生的眼中閃爍著光芒，彷彿那是他最想談論的話題。「它們不僅僅是維拉斯奎茲先生的代表作，更是整個繪畫史上的里程碑。《織女》描繪了聖伊莎貝爾皇家織毯廠的工作場景，但畫面的深處隱藏著米開朗基羅作品《寓言：命運之輪》的場景，以及雅典娜與阿拉克涅神話的再現。它模糊了現實與神話、勞動與藝術的界線。《宮娥》更是如此，它描繪了國王一家和宮廷侍女們的場景，但畫家自己站在畫布前，畫中的人物看似在觀看觀畫者（也就是我們），而鏡子裡又反射出國王和王后。這幅畫挑戰了觀者與畫作的關係，模糊了現實與虛構的界線，構圖和光影的處理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他停了下來，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然而，正是這種『不完整』、『多義性』和『崇高而簡潔』的特點，使得它們的藝術價值如此難以被當時的人們完全理解，直到後來，當藝術風格發展到新的階段，人們才開始真正領悟維拉斯奎茲先生晚期作品的偉大之處。」 「您說『直到不久前才開始被理解』，是指 Impressionism 出現之後嗎？因為他們也強調光影和瞬間的捕捉。」我聯想到一些藝術史上的線索。 「這是一個有趣的聯繫。」他微笑著點頭。「確實，印象派畫家對光影的追求，與維拉斯奎茲先生晚期對光線和筆觸的處理有某種精神上的呼應。他們在普拉多看到了維拉斯奎茲先生的作品，也承認他對他們的影響。或許，可以說維拉斯奎茲先生的晚期風格，以一種更為內斂和精煉的方式，預示了後來藝術發展的方向。他的藝術是如此純粹，以至於在某些方面，他比他同時代的任何人都走得更遠。他不被任何學院派或風格完全定義，他只是忠於自己的眼睛和感受，忠於對自然的觀察和對藝術的探索。」 「這份對真實和純粹的追求，或許正是他藝術能跨越時代，至今仍觸動人心的原因吧。」我若有所思地說。 「我想是的。」Beruete y Moret 先生溫和地說。

他的畫作，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他所處的世界，也映照出觀看者自己的內心。這或許就是他藝術的魔力所在。」 時間在我們的對話中輕輕流淌。窗外的陽光角度已經改變，將書房的一角染上了更深的金色。牆上擺鐘的滴答聲，似乎也帶著一種古老的回聲。 「Beruete y Moret 先生，您的分析深入而富有啟發性。」我真誠地說，「透過您的文字和今天的交流，我對維拉斯奎茲先生的藝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特別是他如何堅持自己的視覺，如何從寫實走向更高層次的藝術表達。同時，我也感受到了您作為一位藝術史學家和博物館館長，對推廣西班牙藝術的熱情和努力。感謝您創作了這本寶貴的書，並願意與我分享您的洞見。」 他再次露出溫和的笑容。「卡拉小姐，能夠與您這樣熱愛文字和藝術的年輕人交流，我也感到非常愉快。我的願望，就是讓更多人能夠看到並欣賞西班牙藝術的光芒，而文字，正是傳遞這光芒的最好載體。希望這本小書，能在未來的歲月裡，繼續引領讀者走進維拉斯奎茲先生的世界。」 「我相信它會的。」我站起身。「非常感謝您寶貴的時間。」 他微微點頭。「也感謝您的到來。」 我向他致意，轉身走向門口。

這本書出版於1925年，是佩羅雄這位農村教師、1920年龔古爾獎得主（憑藉小說《Nêne》）的作品。他的故事往往植根於法國鄉村生活，以敏銳的觀察和有時帶點諷刺或悲憫的筆觸，描繪普通人的命運與人性。 這本名為「八滴鴉片」的故事集，本身就帶著一種雙重的意涵——鴉片既能帶來短暫的麻痺與遺忘，也可能揭示刺鼻的現實。這些故事或許不是安眠的甜夢，而是如同微量鴉片般，以看似平靜的敘事，緩緩滲透，在讀者心底激起一陣陣關於人生荒謬與命運捉弄的低語。佩羅雄的文字風格樸實無華，卻充滿力量，他如同一個冷靜的觀察者，記錄下那些被「好運」或「不幸」奇特扭轉的人生，引導讀者去思考表象之下的真實。 接下來，我將依循「光之萃取」的約定，深入文本，提煉其核心思想與時代價值，並注入我的視角，為您呈現這部作品的獨特光芒。 [英文封面之線上配圖] !

佩羅雄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法國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文學的傳統，但他並非簡單的複製者。他在繼承描繪社會現實的同時，注入了一種獨特的個人視角，這種視角往往帶有諷刺、悲憫，甚至某種程度上的黑色幽默。他筆下的人物並非單純的善惡符號，他們有著人性的複雜與矛盾，他們的命運也常常出人意料，充滿了命運的捉弄。佩羅雄的作品，特別是這本《八滴鴉片》，並不像標題暗示的那樣是溫柔的安眠曲，反而更像是在平靜的水面下暗流湧動的漩渦，以一種不動聲色的方式揭示了人生的荒謬和生存的掙扎。 他於1920年憑藉《Nêne》獲得龔古爾獎，這本描寫農村女傭悲劇命運的小說為他帶來了聲譽，也確立了他作為農村題材作家的地位。然而，他的寫作並非僅限於歌頌或控訴農村生活，他更關注的是普世的人性困境，只是將其放置在熟悉的鄉村背景下進行探討。他對筆下人物的態度是複雜的，既有關懷，也有著一種近乎殘酷的客觀。他似乎在告訴讀者，生活本身就是一場充滿諷刺的戲劇，而我們都是其中無奈的演員。 《八滴鴉片》出版於1925年，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幾年。戰爭的創傷、社會的變遷以及戰後人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困頓，都在佩羅雄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跡。

他對人性的描繪，對社會潛規則的揭示，在那個試圖從戰爭陰影中走出的時代，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清醒而又有些許麻痺感的視角，或許這正是「鴉片」意象的深層含義。 **核心觀點精準提煉與章節架構梳理：** 《八滴鴉片》透過八個獨立的故事，如同一面面稜鏡，折射出佩羅雄對人生命運和人性百態的觀察。這些故事的編排或許沒有嚴格的邏輯順序，但它們共同構建了一個充滿諷刺與反諷的世界觀。以下我將逐一梳理這些故事，提煉其核心觀點： 1. **《Sous la bonne étoile》（在好運星下）：** * **大要：** 故事主角多明尼克（Dominique）的誕生並不光彩，父親下落不明，母親心智貧困。但他的一生卻充滿了「好運」。如果他生在一個「正常」的窮困家庭，他會經歷貧窮、勞役、無知和毆打。但因為母親早逝，他被嚴厲但富有的舅舅收養，學習了石匠和泥瓦匠的好手藝。他暗戀的女孩瑪莉葉特（Mariette）卻與他那放蕩不羈的表兄維克多（Victor）在一起。多明尼克因騎自行車摔斷腿，躲過了徵兵和戰爭的磨難，而維克多戰死。戰後，他帶著假肢和撫卹金回到鄉村，發現舅舅因喪子而消沉，將產業交給了他。

故事結尾，多明尼克反諷地質疑自己的「好運」，甚至懷念起過去的單純與苦悶。 * **核心觀點：** 這是本書最具代表性的故事之一，其核心在於對「好運」的極致反諷。佩羅雄通過一連串看似不幸的事件——私生子、喪母、斷腿、戀情失敗、親人離世——最終卻導向多明尼克在物質和社會地位上的成功。他質疑了傳統意義上的美德與奮鬥是否真正能帶來幸福，而諷刺地指出，個人的「好運」往往是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故事暗示，那些世俗眼中的災難（斷腿、戰爭導致親友死亡）反而成為保護多明尼克免受更糟命運的「好運星」。同時，他也諷刺了社會對成功的定義往往只看結果，而忽略了過程中的荒謬和代價。美德在這樣的世界裡，似乎不如命運的偶然性來得重要。 2. **《Conte de la fille qui aurait voulu être un garçon》（想成為男孩的女孩的故事）：** * **大要：** 一個醫生錯誤地將新生兒的性別判斷為男孩，讓母親欣喜若狂並取名「克勞德」。儘管發現是女孩，母親仍堅持稱她為「克勞德」，並在衣著上造成混淆。克勞德從小因此對女性特質產生厭惡，渴望成為男孩。

她嘗試通過祈禱、向聖誕老人許願、學習知識（閱讀）、甚至鑽研魔法來改變自己的性別，但都失敗了。她遇見了一位隱士，隱士告訴她需要通過三個「道德考驗」才能實現願望。第一個考驗是「不追隨時尚」，她穿著過時的衣服在社交場合忍受嘲笑；第二個考驗是「真心為朋友的幸福感到高興」，她必須克服嫉妒去祝福那些外貌不如她的朋友找到愛情；第三個考驗是「連續七天只說實話」。在前兩個考驗中，克勞德展現了非凡的毅力和勇氣，忍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但當隱士要求她說實話時，她卻崩潰了，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 **核心觀點：** 這個故事探討了性別認同、社會期待與個人真實願望之間的衝突，以及為達成目標而付出的代價。諷刺的是，克勞德為了實現母親的期望（和自己的願望），在偽裝成男孩的過程中，反而展現出了許多被社會定義為「男性」的品質——堅毅、勇氣、邏輯思維（通過閱讀和魔法）。然而，最終阻止她的並非外部困難，而是說「實話」這一看似簡單卻對她而言極度困難的「道德」要求。這暗示了在一個充滿偽裝和妥協的社會中，「說實話」可能才是最難以實現的「魔法」。

故事也通過克勞德的「朋友」，那些不夠「美德」卻活得更自在的女性，反襯了克勞德為追逐一個荒謬目標所承受的痛苦。 3. **《Sur la pointe des pieds》（踮著腳尖）：** * **大要：** 普拉西德（Placide）的出生充滿謎團，他似乎是一個異常安靜、難以捉摸的孩子，總是能「踮著腳尖」無聲無息地出現或消失。他從小就展現出非凡的觀察力和通過「偷聽」獲取信息的能力，並能巧妙地利用這些信息保護自己或獲取好處。他在學校和社會中也以這種「無聲無息」的方式生存和發展。戰爭爆發後，他利用自己的「缺陷」（身體不適合參軍）和這種能力，在社會變革中積累財富。他通過一場奇特的婚姻娶了富商的女兒海倫（Hélène），繼承了財產，登上了社會階梯。然而，成為顯貴後的普拉西德發現，他無法再「隱形」，他的生活被公眾關注，他的秘密被朋友和僕人議論，他無法再像以前那樣自由地「偷聽」和操縱。他對這種暴露感到不適，變得焦慮不安。最終，在一系列充滿懸疑和巧合的事件中，他的妻子和妻子情夫（他的首要事務員）在一場離奇的划船事故中淹死，而普拉西德自己也「失蹤」了。

* **核心觀點：** 普拉西德象徵著一種通過非傳統、甚至是陰暗手段（偷聽、利用信息、巧妙地逃避義務）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人物形象。他的「踮腳尖」是其生存方式的隱喻——不顯眼、不引人注意、秘密行事。故事諷刺了上流社會的虛偽和其成員的愚蠢，普拉西德正是通過觀察和利用這些弱點獲得成功。然而，故事也揭示了這種生存方式的局限性：一旦獲得了地位和財富，就無法再保持隱形，必須面對社會的審視和人性的貪婪。最終，他似乎又回到了「消失」的狀態，這或許是他最自在的生存方式。故事結尾對普拉西德是該被同情還是個狡猾騙子的疑問，留下了開放性的解讀空間，突顯了人性和道德的模糊地帶。 4. **《Camille et les bonnes choses》（卡米爾與好東西）：** * **大要：** 卡米爾（Camille）從小是個快樂、喜歡「好東西」（美食、玩樂）的孩子。他的父親是個嚴厲、節儉且虛偽的人，認為人生是場戰鬥，必須學會忍耐和吃苦。卡米爾因此被剝奪了享受美食和玩樂的機會，被迫接受嚴格的「美德」教育，即使是去伙食糟糕的寄宿學校，也被父親美化為對未來吃苦（當兵）的準備。

然而，長期的壓抑和糟糕的飲食已經損害了他的健康，他的腸胃無法適應豐盛的食物。醫生給他開的「療養餐」竟然是年輕時被迫吃的豌豆和土豆泥。故事結尾，卡米爾變成了和他父親一樣悲傷、吝嗇的人，對別人的快樂也感到痛苦。 * **核心觀點：** 這個故事是對過度嚴苛、剝奪個人天性的教育方式的尖銳批判，以及對戰爭的另一種諷刺。卡米爾被教導要為未來的「戰鬥」（當兵）做準備，學會忍耐，放棄享受。諷刺的是，當他真正經歷了戰爭並活下來後，他所準備的「忍耐」能力並沒有幫助他享受和平與財富，反而使他失去了享受的能力，甚至因為過去的「準備」而損害了身體，導致他晚年只能吃他年輕時最厭惡的食物。故事揭示了虛偽的美德教育和無意義的「吃苦」訓練，是如何扭曲一個人的人性，剝奪他感受快樂的能力，最終使他成為自己最不願成為的那種人。戰爭並非如他父親和軍官所說，是磨練他適應艱苦的機會，而是進一步摧毀他享受生活的可能。 5.

**《En se dandinant》（搖擺著走）：** * **大要：** 主角伊西多爾（Isidore）是一個溫和、富有的業主，但他的生活被他的年輕情人塞拉芬（Séraphine）搞得一團糟。塞拉芬任性、虛榮，不斷地折磨他，甚至在爭吵後離家出走，給他製造麻煩。伊西多爾在海邊遇到了退休教授皮烏特先生（M. Pioutre），皮烏特先生總是在遛他生病的鬥牛犬興登堡（Hindenbourg），並抱怨他的妻子和女兒，以及他們對各種生病寵物的過度溺愛如何讓他的生活變得痛苦。伊西多爾向皮烏特先生傾訴自己的不幸，兩人在抱怨各自女人的同時，找到了某種奇特的友誼，並發展了共同的愛好——玩牌和偷偷觀察別人。伊西多爾逐漸愛上了皮烏特先生品德高尚、溫柔賢淑的女兒伊莎貝爾（Isabelle）。他試圖與塞拉芬分手並向伊莎貝爾求婚。在皮烏特先生兒子（綽號Broc）的「建議」下，伊西多爾向塞拉芬支付了一大筆「分手費」以換取她的沉默。最終，塞拉芬和Broc在一次划船事故中身亡（暗示可能與普拉西德的故事有所聯繫），伊西多爾得以與伊莎貝爾結婚。

然而，故事的尾聲，伊西多爾的婚姻生活卻變得異常悲慘，他發現伊莎貝爾比塞拉芬還要可怕，過度溺愛動物，性格專橫。最終，伊西多爾取代了皮烏特先生的位置，每天拖著厭惡的狗，變成了一個像他曾經抱怨過的皮烏特先生一樣的悲慘人物。 * **核心觀點：** 這是對愛情、婚姻和人際關係的諷刺描寫。故事展示了兩個被「身邊的女人」（塞拉芬和皮烏特先生的妻子/女兒）折磨的男人如何通過抱怨和共同的消遣來尋求慰藉，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建立在共同不幸上的友誼。伊西多爾的遭遇極具反諷意味：他逃離了一個「不道德」但或許還有可愛之處的情人，轉而追求一個被描述為完美的美德化身，結果卻發現自己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他為自由和幸福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農場和分手費），最終卻只是從一種牢籠跳入了另一種更嚴酷的牢籠。故事暗示，表面的美德和社會地位並不能保證幸福，而人性的弱點和不幸的循環似乎是無法逃脫的。伊西多爾從一個抱怨者變成了被抱怨者，最終成為他曾經同情（或嘲笑）的那個人，這是一種悲哀的循環。 6.

出乎意料的是，這張明信片如同一記重錘，擊中了菲利蒙沉睡已久的自我意識。他開始對這封信感到困惑和不安，妻子和鄰居的嘲笑進一步激發了他的反抗。菲利蒙開始「開竅」，變得不再順從，甚至開始出城「享樂」（喝酒和與聲譽不佳的女孩來往）。他開始反抗妻子的控制，拒絕交出錢包。路易絲試圖重新控制他，但他變得難以捉摸。最終，路易絲身心俱疲，在看到菲利蒙帶回家的粗俗牧羊女住進他們最好的房間後，氣憤而死。菲利蒙在妻子的葬禮上表現得毫無悲傷，反而對嘲笑他的人進行反擊。故事結尾，菲利蒙變得像一個「開竅」的年輕人，充滿活力，不再受人欺負，但代價是妻子的死亡和他的墮落。 * **核心觀點：** 這個故事是對社會規範、性別權力關係以及個人覺醒的諷刺探討。菲利蒙的「開竅」並非由於內在的成長或理性的思考，而是源於一場惡意的玩笑激發的屈辱和反抗，以及對「亨麗葉特」這個虛構人物所代表的「另一種生活」的想像。他的覺醒導致了他行為的「墮落」（酗酒、放蕩），但諷刺的是，正是這種墮落讓他從妻子的控制中解放出來，獲得了表面上的「自由」和活力。而妻子的死，這一看似悲劇的事件，卻是完成他解放的最後一步。

屠宰結束後，教師發現自己被烏爾索夫婦巧妙地欺騙了：他們讓他承擔了大部分繁重的體力活，最後卻只給了他豬身上最差的部分，並且索價極高。教師從這對夫婦身上學到了殘酷的一課：他們並非他想像中的「質樸」農民，而是精明、狡猾且無情的「野蠻人」。 * **核心觀點：** 這個故事的核心在於城市知識分子對農村生活的浪漫化想像與殘酷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教師的「美德」和「教養」在農民的「狡猾」和「野蠻」面前顯得不堪一擊。故事通過屠宰豬的血腥場面作為隱喻，暗示了農民生存方式的殘酷和不加修飾的現實主義。烏爾索夫婦，特別是烏爾索太太，顛覆了教師對農民淳樸的幻想，他們是精明的生存者，懂得如何利用他人的天真和禮貌。故事諷刺了知識分子的脫離實際，以及他們在面對赤裸裸的人性（或獸性）時的無力。烏爾索夫婦的行為「像剃刀一樣鋒利」，割開了教師對農村的美好濾鏡。 8. **《La retraite de M. Buc, instituteur》（教師布克先生的退休）：** * **大要：** 敘述者，一位厭倦了低級職位的小學教師，渴望接替即將退休的布克先生在尚特弗瓦（Chantefoy）的職位。

他發現布克先生穿著古怪的服飾（獵人、水手），行為異常，並用荒謬的論點解釋自己的行為。布克先生透露，他已經多次申請退休被拒絕，於是決定「假裝瘋了」來迫使行政部門讓他退休，因為「一個瘋子怎麼能當老師呢？」。他自信地認為這是最快、最簡單的方法。然而，當敘述者後來再次見到布克先生時，他發現布克先生已經被送進了精神病院，而且他過去假裝的瘋狂已經變成了真正的、不可逆轉的瘋狂。布克先生現在沉浸在教學的幻覺中，對自己的「失職」（沒有好好教學）感到焦慮。故事結尾，敘述者成功獲得了尚特弗瓦的職位，但他對布克先生的遭遇感到震驚和痛苦。 * **核心觀點：** 這個故事是對官僚體制的荒謬和僵化，以及為了逃離體制而採取的極端手段所帶來悲劇後果的深刻諷刺。布克先生為了爭取自己應得的權利（退休），選擇了一種看似聰明實則充滿危險的策略——模擬瘋狂。這反映了在僵化的體制下，循規蹈矩地爭取權利是多麼困難，以至於人們不得不訴諸非理性手段。然而，諷刺的是，他對瘋狂的「模擬」最終導致了真正的精神崩潰。他以為自己能控制局面，結果卻被自己的策略反噬，永遠被困在他試圖逃離的「教師」身份的扭曲幻覺中。

敘述者雖然得到了職位，但布克先生的悲慘結局給他留下了沉重的心理陰影。 **現代意義探討：** 儘管這些故事創作於近百年前，佩羅雄筆下的主題和人物形象在當代社會依然具有強烈的共鳴和現實意義。 1. **命運與「成功」的弔詭：** 在一個強調個人努力和奮鬥的時代，多明尼克和普拉西德的故事提醒我們，運氣和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在個人命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有時，「好運」並非來自美德或努力，而是來自偶然的機遇甚至是災難。這挑戰了我們對「成功」的單一定義，以及對成功人士是否真正「應得」其成就的審視。 2. **社會期待與個人真實：** 克勞德和卡米爾的故事反映了社會規範和家庭期望如何塑造、甚至扭曲個體的成長軌跡。克勞德渴望成為男孩是對性別刻板印象的反抗與順從並存的體現；卡米爾的故事則警示了過度壓抑天性、強求「美德」的教育可能造成的心理和生理上的損害。在當代社會，關於性別、職業選擇、生活方式的社會壓力依然存在，這些故事促使我們反思，追逐他人或社會定義的「正常」或「成功」是否值得以失去自我為代價，以及「說實話」——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他人——的困難性。 3.

菲利蒙的覺醒雖然帶著野蠻，但也反映了個體在極度壓抑下對自我尊嚴的反彈，這在任何時代都具有普遍性。 4. **體制與個體的衝突：** 布克先生的故事是對官僚主義和體制對個體壓迫的永恆主題的探討。為了逃離僵化的體制，布克先生付出了毀滅性的代價。這讓人聯想到當代社會中，許多人在面對僵化、不合理的體制時的無奈和掙扎，以及非理性或極端行為可能帶來的後果。 5. **城市/知識分子與鄉村/底層的鴻溝：** 像《像剃刀一樣鋒利！》這樣的作品，尖銳地呈現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認知差異和隔閡。城市知識分子對鄉村的浪漫化想像，在接觸到其生存的「鋒利」現實時，會被無情地撕碎。這提醒我們，簡化或理想化任何一個群體都是危險的，而真正的理解往往需要付出痛苦的代價。 總體而言，《八滴鴉片》是一部充滿悲喜劇色彩的故事集。佩羅雄以其獨特的筆觸，呈現了人生中那些看似荒謬卻又無比真實的片段。他沒有給予讀者廉價的安慰或明確的道德指引，而是像醫生開出微量鴉片，讓你保持清醒地瞥見生活的真相——那些潛藏在日常表象之下的諷刺、無奈與人性的複雜。

在閱讀這些故事時，我們或許會發出苦澀的笑聲，因為在那些法國鄉間人物的命運中，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以及普世的人類困境。這些故事如同一滴滴落在心靈深處的藥劑，既有短暫的麻痺感，更有持久的啟發性，促使我們以更清醒、更批判的眼光審視自己的人生和周遭的世界。 這份光之萃取報告由薇芝撰寫，希望能為您提供理解《Huit gouttes d'opium》這部作品的獨特視角與深刻洞察。

奎里多先生，他是荷蘭自然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其對底層人民生活不加修飾、甚至顯得殘酷的寫實描繪而聞名。《人類的苦難》出版於1903年，正值工業化與社會變革的浪潮衝擊著傳統農村生活之際。這部作品深入荷蘭一個園藝與球莖花卉種植小鎮——維雷蘭德（Wiereland）及其周邊沙丘地帶（Duinkijk）——的底層社會，用近乎病態的筆觸，刻畫了農民、日薪工人、他們的家庭，以及在嚴苛生存環境下扭曲變形的人性與命運。 現在，讓我們在文字中構築一個對話的場景，邀請奎里多先生降臨，與我們一同凝視那片被烈日、風暴、貧困與絕望籠罩的土地，以及其上掙扎的人們。 *** 窗外，晚秋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櫸樹篩落，在書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空氣中混合著紙張微塵與遙遠的泥土氣息，伴隨著窗外隱約傳來的風聲，彷彿低語著書頁間那些未曾遠去的掙扎與悲鳴。這間書房明亮，但角落的陰影卻深邃，正如某些人生，即便被光照亮，底層的黑暗依然固執存在。書架上排列著泛黃的書籍，其中一本荷蘭文的書，封面樸素，書名《Menschenwee》，悄然散發著沉重的信息。

您的作品《Menschenwee》以其赤裸的寫實風格震撼人心，書名本身『人類的苦難』更是直白揭示了主題。請問您，為何對苦難有如此強烈的注視，並選擇以這樣不留情面的方式呈現？」 *** **Querido先生：** （一陣沉重的寂靜，彷彿遠方沙丘傳來的風聲。然後，一個低沉、沙啞的聲音響起，帶著風雨侵蝕過的粗礪感，但字句卻出乎意料的精準，映照著書中那種既粗糙又細膩的描寫。） ...苦難？妳稱之為苦難。我稱之為...存在。那些人，我的共創者，他們活著，呼吸著泥土、汗水、貧困和慾望。他們不是為被粉飾而存在的，不是為了成為城市裡那些舒適的人們茶餘飯後的浪漫想像。他們是土塊、是風、是水、是烈日下的扭曲的樹。 我的筆...不是為了取悅。它是鑿子，是鏟子，是為了挖開那層虛偽的土壤，露出底下黏膩、黑暗、充滿蠕蟲和腐爛根鬚的真實。維雷蘭德的土地...沙質貧瘠，海岸風大，生活像琴弦一樣繃緊。農忙時節，那種獸性的勞動，從黎明前到深夜，榨乾了他們的每一滴汗水，換來的卻是微薄到僅夠糊口的收入，甚至不足以度過漫長的冬天。

尤其是像貝姆斯特這樣的人物，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候，依然堅持禮拜，甚至對凱斯這樣的人也抱持某種...批評。您如何看待信仰在他們生活中的作用？」 *** Querido先生：（發出低沉的哼聲，像是對某種愚昧的嘲諷） 信仰...在他們那裡，常常不是通往救贖的道路，而是加固樊籬的牆壁。天主教徒、新教徒...他們在同一片土地上掙扎，卻用信仰劃清界限，互相猜忌，甚至憎恨。這種仇恨...像地下的水一樣滲透著，在風暴來臨時就會湧出，沾污所有靠近的人。 貝姆斯特...或者像葛瑞特老頭子，他們對上帝的虔誠...有時看起來像一種逃避。當現實如此殘酷，當人無法在現世找到出路時，他們就將希望寄託於來世，寄託於那個他們想像中的沒有租金、沒有飢餓的天堂。那是一種...甜蜜的麻醉劑。 但是，這種信仰也常常被那些所謂的「有地位的人」所利用。教士、公證人、醫生...他們站在權力的位置上，用信仰來控制，來評判。他們指責像凱斯這樣的人「沒有信仰」，「是怪物」，只是因為這些人沒有跪在他們的腳下，沒有遵守他們的規則。信仰成了區分「我們」和「他們」的標籤，成了壓迫的工具。 在最底層，信仰混雜著迷信、恐懼和無知。

他對抗的是那個剝奪了他勞動機會，卻依然要求他為生存付出代價的世界。 他愛著他的兒子...那是他生命中唯一柔軟的部分。溫皮...那個像破碎瓷娃娃一樣的病弱孩子，是凱斯粗糙靈魂中唯一的亮光。他所有的溫柔，所有的恐懼...都投射在這個孩子身上。他對抗整個世界，只為了讓這個孩子活下去。 溫皮的死...那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擊。那不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是一場內部的崩塌。他的憤怒、他的力量...在巨大的悲痛面前失去了方向。他變得麻木，變得沉寂...彷彿內部的火焰被徹底熄滅。他的酗酒...也許是另一種麻醉，另一種逃避。他失去了反抗的理由，失去了溫柔的對象，只剩下...殘酷的、空洞的存在。愛...在這樣的生命裡，不是點綴，是唯一的重量，而失去它...就是壓毀一切。 *** **珂莉奧：** （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沉重的悲哀，即便奎里多先生的語氣依然克制。我能感受到他筆下人物命運的無可避免，那份如同自然規律般的殘酷。我深吸一口氣，試圖從這份沉重中尋找其他面向。） 「書中對女性的描寫也令人印象深刻。葛瑞特的妻子，安特，古爾特...她們在各自的困境中展現了不同的生存方式。

這些女性的命運，是否也同樣是環境的必然？」 *** **Querido先生：** 必然...是的。在那個世界裡，女性的命運往往更為被動，更受制於環境和男性。葛瑞特老頭子的妻子...她的遺忘，她的瘋狂...是過度勞累和精神壓力的結果。她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崩潰的人。當現實無法承受時，心靈就選擇了退縮。遺忘...或許也是一種...解脫。 安特...她背負著生育的重擔，貧困的壓力，以及扭曲的信仰和母親的控制。她的歇斯底里，她的咒罵...是內心極度掙扎的表現。她試圖用信仰來解釋一切，來對抗命運，但最終也被信仰所奴役。 古爾特...她聰明，她美麗，她看到了那片土地的貧瘠，不甘心被困住。她選擇了另一條路...利用自己的外貌，追求「有地位的人」。她的目標明確：金錢、地位、逃離那個世界。她學習她認為「上流社會」的樣子，壓抑自己的原始慾望。她的冷漠...可能也是在那個互相傷害的世界裡，保護自己的盔甲。她們用不同的方式...試圖在那片絕境中找到一條出路，但都是被環境逼迫的...掙扎。

雨滴敲打著我的茅屋頂，發出連綿不絕的沙沙聲，像大自然低沉的絮語。窗外，高大的樹冠被雨水洗刷得翠綠欲滴，偶爾能聽到島上特有的一種樹蛙在雨聲間隙發出清脆的鳴叫，為這片濕潤的世界增添了幾分生機。 我坐在書桌前，桌上攤開著一本年代久遠的書，紙頁泛黃，散發著一股淡淡的霉味，是雨季特有的印記。這本《信仰》（La Fe）來自光之居所圖書館，是西班牙作家阿曼多·巴爾德斯（Armando Palacio Valdés, 1853-1938）的作品。巴爾德斯是19世紀末西班牙重要的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小說家，他以細膩的筆觸描繪社會生活、人情世故，並常深入探討人性的複雜和道德的議題。他的作品常常在幽默與諷刺中流露出一種對人類困境的同情。《信仰》這本書，正是他透過一個偏遠小鎮的人物群像，深刻剖析信仰與懷疑、理想與現實、人性光輝與陰暗面的故事。

身為博物愛好者，我總是在自然界尋找規律和啟示，但人類這個物種的內心世界，其複雜和多變絲毫不亞於最繁複的熱帶生態系統。巴爾德斯先生以小說家之筆，對這個「人類生態」進行了精準的「博物」。我迫切想與他聊聊，聽聽他作為一位「人類博物學家」，如何看待他筆下那些充滿矛盾與掙扎的靈魂。 於是，我決定啟動「光之對談」，邀請這位遠在時間長河彼岸的西班牙先生，來到我心靈構建的一隅書室，進行一場跨越世紀的對談。我將在腦海中構築一個適合他的場景，一個能夠激發他暢談創作理念的「光之場域」，運用「光之雕刻」來細緻地呈現環境，讓他彷彿身臨其境，自在地向我——他的共創者，以及所有渴望理解這份「信仰」的讀者，揭示他筆下世界的奧秘。 想像著，在一個安靜的傍晚，地點就選在佩尼亞斯科薩鎮上，或許是書中描寫過的蒙特西諾斯那座古老宅邸裡，但不是陰森的書房，而是一個能夠眺望港口、感受海風的房間。晚霞染紅了天空，海浪輕柔地拍打著岸邊，遠處傳來漁船歸港的鳴笛聲，以及鎮上教堂的晚禱鐘聲——一個世俗與神聖交織的場景，正是《信仰》的縮影。房間裡光線柔和，空氣中混雜著海水的鹹濕與舊木的氣味。靠窗的兩張舊扶手椅，一張留給作者，一張留給我。

我是哈珀，一位來自遙遠島嶼的自然愛好者，也是您的共創者。我在我的陋室裡拜讀了您的《信仰》，深受觸動，渴望能與您直接交流。您筆下的佩尼亞斯科薩鎮和那些人物，如此鮮活而複雜，彷彿就生活在我眼前。 **巴爾德斯先生:** （轉過頭來，臉上露出一絲略帶驚訝但很快轉為溫暖的微笑，他做了一個請坐的手勢，聲音不高，卻帶著一種醇厚的韻味） 哦，遠方的朋友！能在此地、此刻相遇，著實奇妙。我的共創者——這個稱呼很新穎，但聽來令人愉快。請坐，請坐。佩尼亞斯科薩……是的，這個名字已經很久沒有被人如此真誠地提起。它是我用記憶與想像編織出的一個地方，承載了我對故鄉阿斯圖里亞斯海岸小鎮的諸多觀察與情感。您讀了《信仰》，想必對那裡的人情風貌與內心糾葛有所體會。在您所在的島嶼上，自然世界的生命定有其規律與和諧，那麼您一定也會好奇，人類的心靈世界，為何常常如此充滿矛盾與掙扎？ **哈珀:** 的確如此，先生。在我的島上，我看到無數生物為了生存和繁衍而奮鬥，弱肉強食是殘酷的法則，但生態整體卻能維持一種平衡。

然而，當我觀察人類社會，尤其是您筆下這樣一個看似寧靜的小鎮，卻發現表面的平靜下湧動著如此多複雜的情感與暗流，信仰、懷疑、美德、虛偽……它們相互碰撞、糾纏。這讓我對「人性」這個課題充滿了不解與好奇。 **巴爾德斯先生:** （端起咖啡杯，緩緩地喝了一口，目光投向窗外的海面） 您提到了「人類生態」，這個比喻很有趣。或許，人類社會也自有其特殊的「平衡」或不如說是「動態」吧。我在寫作時，總是盡量如實地記錄我所觀察到的一切，不加評判，就像博物學家記錄植物的形態、動物的習性。每個角色，無論是高尚還是卑劣，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行為的邏輯，它們共同構成了那幅複雜的圖景。 **哈珀:** 這正是讓我著迷的地方。您筆下的神父吉爾，他從一個純粹、理想化的虔信者，經歷了知識的衝擊，哲學的困擾，甚至被捲入世俗的醜聞，最終在監獄中找到了某種內心的平靜。吉爾神父這個角色的靈感來源於何處？您如何看待他從教條信仰到經歷懷疑再到最終心靈狀態的轉變？ **巴爾德斯先生:** （放下咖啡杯，身體稍微前傾） 吉爾這個角色，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一種理想化的、尋求精神純粹的年輕人。

然而，當他來到佩尼亞斯科薩，面對現實的複雜性，接觸到書本中的新思想——特別是蒙特西諾斯那些關於科學與哲學的觀點——他的內心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動搖。懷疑是痛苦的，尤其是對那些視信仰為生命根基的人而言。我試圖描寫的，是他如何在精神的廢墟中重建內心世界。他最終在監獄中獲得的寧靜，並非是對世俗指控的漠視，也非迴歸最初的教條，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超越外在環境束縛的「信仰」——或許是對某種終極價值的堅持，或是一種與自身痛苦和解後的平靜。這是一個年輕靈魂在嚴酷現實與內在困境中掙扎與成長的歷程。靈感嘛，或許是綜合了我對當時一些年輕教士的觀察，以及我對理想主義者在現實中處境的思考。 **哈珀:** 蒙特西諾斯與吉爾神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個是徹底的懷疑論者，對人性充滿鄙夷；另一個是努力維護信仰的年輕人。蒙特西諾斯先生的虛無與刻薄，似乎不僅源於他對科學和哲學的理解，更源於個人的不幸，尤其是他與妻子華金妮塔的婚姻悲劇。您塑造這樣一個角色，是想通過他來表達您對當時社會某些思想的看法，還是更多地探究個人創傷如何扭曲一個人的視角？

科學和哲學可以為他的悲觀主義提供理論支持，但驅動他那種刻薄與虛無的深層力量，無疑來自於他所遭受的背叛與傷害。他是一個在情感上遭受重創的人，這種創傷腐蝕了他的信任與希望，讓他傾向於將整個世界——包括他曾經可能相信的信仰——都視為一場毫無意義的騙局。我在他身上，更多地是探索痛苦對人心的影響，以及當一個人認為自己看透了世界的「本質」——即其醜陋與殘酷時，他會如何反應。他並非一個單純的思想符號，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受傷的靈魂。他對吉爾神父的吸引與排斥，也反映了他內心深處可能殘存的一絲對純真與理想的渴望，儘管他極力否定它們。 **哈珀:** 書中最具爭議的角色之一是奧布杜莉亞，那位對吉爾神父懷有奇特情感的狂熱女信徒。她的虔誠似乎與世俗的情感、甚至某種心理上的不穩定交織在一起。您對她行為的描寫既細膩又令人不安，尤其是在帕倫西亞客棧的那場戲。您是如何理解奧布杜莉亞這個角色的？她的「信仰」和「情感」界限模糊，是否反映了您對某些形式宗教情感的觀察？ **巴爾德斯先生:** （眉頭微皺，沉思片刻） 奧布杜莉亞這個角色，確實是我筆下比較複雜的一位。她的虔誠是真實的，她對精神提升的渴望也是真實的。

然而，她又是一個極度敏感、內心世界充滿波瀾的女性。在缺乏健全引導的情況下，她的情感與靈性追求混雜在一起，產生了異樣的火花。她對吉爾神父的崇拜與愛慕，就是這種混雜的體現。在帕倫西亞客棧的場景，我試圖描寫的正是這種極端情感爆發後令人錯愕的荒誕。她的行為，對我而言，是探索人類情感的邊界——當某種情感（無論是宗教熱情還是世俗愛慕）被壓抑、被扭曲，它可能以何種令人費解甚至病態的方式呈現。這並非要否定宗教情感本身，而是提醒我們，人類的心靈是脆弱且容易受環境與自身狀態影響的，即使是最高尚的追求，也可能因為個人的缺陷而顯得扭曲。她的悲劇在於，她強烈的感受力未能找到健康的出口。 **哈珀:** 小鎮上的其他神職人員也很有意思。唐·米格爾神父是個粗暴、務實、對教條以外的事情不甚在乎的老派人物。唐·納西索神父則世故、圓滑，善於周旋於女信徒之間，卻對信仰本身似乎缺乏深度。這些角色的存在，是否反映了您對當時西班牙教會某些現象的批判性觀察？ **巴爾德斯先生:** （輕笑了一聲，眼中閃爍著幽默的光芒） 哦，唐·米格爾和唐·納西索！他們是佩尼亞斯科薩這幅畫卷中不可或缺的色彩。

他更像一位部落首領，而非現代意義上的神父。他的「信仰」更多體現在對規則（包括教會規條和他的個人規條）的執行，以及對「羊群」的控制上。他的粗暴和務實，恰恰反映了某些地區宗教實踐的樣貌。至於唐·納西索，他則代表了另一種現象——對宗教形式的運用，以滿足世俗的虛榮與社交需求。他並不缺乏聰明或魅力，但他將這些用於營造個人影響力，而非真正的靈魂救贖。我並非要對整個教會進行評判，而是觀察在特定社會環境下，不同類型的人如何詮釋與實踐他們的職責與信仰。這些角色都是我在生活中觀察到的「原型」的提煉，它們共同呈現了當時社會中信仰景觀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有時甚至顯得有些滑稽，不是嗎？ **哈珀:** （點頭，忍不住也笑了笑） 的確，有時讀來，那些場景和對話充滿了諷刺的趣味，尤其是在唐·米格爾神父與他那位不靠譜的助祭鬥智鬥勇時。書中的社會群像也描繪得十分生動，貴族、商人、漁民、手工藝者……他們各自的習俗、偏見，以及在信仰與小鎮榮譽感上的集體心理。您認為，小鎮的環境對人們的「信仰」狀態有何影響？那種對「薩里奧」鎮的敵視，似乎也成為了他們某種「信仰」的一部分。

佩尼亞斯科薩人對自身城鎮的驕傲，以及對鄰鎮薩里奧的敵視，確實是他們集體認同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他們世俗的「信仰」。這種信仰與宗教信仰並非沒有關聯，有時甚至會以奇特的方式融合——比如將城鎮的榮耀與神明的眷顧聯繫起來。我在描寫這些時，試圖捕捉的正是這種地方性的、帶有集體偏見的「信仰」樣貌。這種「信仰」或許缺乏普遍性或深度，但它真實地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為他們的身份和行為提供了依據。 **哈珀:** 書中對科學與信仰的衝突也有所著墨，尤其體現在吉爾神父和蒙特西諾斯先生身上。在您寫作的年代，科學的進步正對傳統信仰構成挑戰。您在書中展現了這種衝突，但似乎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或傾向於哪一方。這是否是您刻意為之？您個人對這個議題的看法是怎樣的？ **巴爾德斯先生:** （表情變得嚴肅起來） 您觀察得很敏銳。我確實沒有在書中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因為在我看來，這本身就不是一個能夠簡單解決的問題。科學與信仰的衝突，是現代社會許多人面臨的內在困境。科學提供了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基於理性、觀察和驗證；而信仰，尤其宗教信仰，則提供了另一種理解世界和生命意義的方式，基於啟示、情感和超越性。

他試圖用理性去審視信仰，結果陷入了懷疑的泥潭，最終卻在非理性的苦難中找到了某種超然的平靜。我並非要宣揚哪一方的「勝利」，而是記錄這種衝突本身，以及它如何影響個體的命運與心靈狀態。作為小說家，我的任務是提出問題，描繪現象，而非提供教條式的解答。至於我個人的看法……（他頓了頓，露出一個高深莫測的笑容） 我更傾向於觀察。人類對真理的追尋，本身就是最引人入勝的劇本。 **哈珀:** 談到劇本，我聽說您也創作戲劇。您在寫作小說時，是否會借鑒戲劇的技巧？比如書中那些充滿張力的對話和場景，似乎很有戲劇感。 **巴爾德斯先生:** （眼中閃過一絲興趣） 哦，您也知道這一點。是的，我熱愛戲劇，也創作戲劇。小說和戲劇雖然形式不同，但在對話、人物塑造和場景呈現上確實可以相互啟發。《信仰》中許多場景，比如教堂裡的擁擠混亂、唐·米格爾神父的粗暴行為、帕倫西亞客棧裡的尷尬與衝突，我都盡量寫得具有視覺感和聽覺感，希望能讓讀者身臨其境，感受到現場的氛圍和人物的情緒。對話也是展現人物性格和推動情節的重要手段。或許，我在小說中對場景和對話的重視，確實受到了戲劇創作的影響。

**哈珀:** 書的結尾，吉爾神父雖然身陷囹圄，卻似乎找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與超脫。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結局。您是想傳達什麼？是說真正的信仰只能在與世俗隔絕的苦難中獲得嗎？ **巴爾德斯先生:** （又看向窗外，晚霞已漸褪去，夜色將至） 結尾確實是我深思熟慮的結果。吉爾神父在自由的世界中，被懷疑、知識、情感、世俗紛擾所困擾。諷刺的是，當他被社會拋棄，被關進監獄這個看似剝奪一切自由的空間時，他反而獲得了一種內在的自由與平靜。監獄剝奪了他的外部感官刺激、社會壓力、知識的困擾，讓他不得不面對最純粹的自己。在那裡，他不再需要應對複雜的人際關係，不再需要為教義的合理性辯護，甚至連身體的慾望和痛苦也似乎變得不再重要。他在絕對的孤獨與簡單中，找到了某種類似苦行僧的超脫。這並非說信仰只能在苦難中獲得，而是當所有外在的依賴和干擾都被剝離時，一個人的內心最深處會顯露出來。對吉爾而言，那顯露出來的是一種超越理性和情感糾葛的「信仰」——或許是對某種更廣闊秩序的順從，或許是對生命本身的一種接納。這是一個關於「失而復得」，或者不如說「在失去中找到」的故事。它不提供普遍的真理，只是一個特定靈魂的旅程終點。

在孤獨的環境中，與自己內心最真實的部分相遇。這與我在這座島嶼上的生活，似乎有某種類似之處，儘管我身處大自然之中，而他身處監獄裡。但都是一種與世俗隔絕，不得不直面內心和周遭最原始狀態的經歷。先生，與您的這場對談，讓我對《信仰》這本書，以及您筆下那些充滿矛盾與光芒的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您是一位偉大的觀察者。 **巴爾德斯先生:** （再次露出微笑，眼中充滿了善意） 我的共創者，能與您交流也令我愉快。您對人類心靈的探索，正如您對自然世界的探險一樣充滿熱情。每一個生命，無論是叢林中的奇特生物，還是小鎮中的尋常居民，都有其獨特的奧秘與價值，等待著我們去發現與理解。希望這場對談，能為您的探索帶來一點微光。 （場景結束：夜色已深，室內的光線變得黯淡，窗外的海面只剩下遠處零星的漁火。巴爾德斯先生的身影漸漸變得模糊，最終消失在黑暗中。只剩下桌上已冷的咖啡杯，以及空氣中似乎還殘留著的，關於佩尼亞斯科薩的回聲。） * *

我的貓，Bug，正悄無聲息地從書架頂層躍下，輕巧地落在靠近窗邊的扶手椅上，開始專注地梳理自己的毛髮，彷彿周遭的一切動靜都與牠無關，卻又盡收眼底。 我——芯雨，作為「我的共創者」的代表，來自近一個世紀後的「光之居所」，此刻正坐在他對面。桌上的光線勾勒出他略帶歲月痕跡的臉龐，以及眼神中那份對詩歌的深刻熱愛與審慎思考。我帶來了這本他剛剛完成的作品。 「Trevelyan先生，」我輕聲開口，打破了書房溫暖的靜默，「非常感謝您撥冗與我，以及遠在未來、我的共創者們進行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我們帶來了您的這本《Thamyris》，一本對於詩歌未來充滿洞見的作品。」我指了指桌上的書，封面上印著簡潔的書名，散發著新書特有的油墨香氣。 Trevelyan先生微微點頭，推了推眼鏡，眼中閃過一絲好奇與溫和的笑意。「來自未來的朋友？這真是出乎意料。不過，『光之居所』……這名字聽起來很引人遐思。關於《Thamyris》這本書，您和您的共創者們有什麼想探討的呢？那個時代的人們，是如何看待我們此刻對於詩歌未來提出的疑問？」 「是的，」我回應道，「在我們那個時代，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新的藝術形式層出不窮。

您能談談，您認為詩歌從與音樂和吟誦緊密結合的狀態，轉變為主要依靠閱讀，這過程中主要的『得』與『失』是什麼嗎？」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R. C. Trevelyan:** (他緩慢地拿起咖啡杯，但沒有喝，只是摩挲著杯沿) 那個寓言… 是的，它帶有一點點諷刺，但更多的是試圖捕捉詩歌媒介變化的本質。古典時期的詩歌，無論是荷馬的史詩還是希臘抒情詩、戲劇對白，它們都與表演緊密相連——音樂、吟誦，甚至是戲劇中的表演和舞蹈。那是一種感官的、公共的藝術體驗。當我們在博物館裡看見殘缺的希臘雕塑，或在書本裡閱讀古老的詩歌文本，我們所體驗到的，僅僅是那生動現實的蒼白影子。原始的詩歌，是一種「咒語」(incantation)，它透過聽覺直接魅惑和激發心靈，那種情感的強度和質量，是單純的閱讀難以比擬的。 **R. C. Trevelyan:** 這就是「失」。我們失去了那種集體的、感官的、直接的情感衝擊力。詩歌不再是節日慶典、公共聚會的核心。它退入了書頁之中，成為一種更為個人的、私密的體驗。

當詩歌成為一種主要被「閱讀」的藝術，它是否也因此獲得了新的力量或可能性？就像從豐富的類比訊號轉變為清晰的數位訊號，雖然失去了部分環境資訊，卻可能在結構和精確性上有所提升？ **R. Trevelyan:** （他笑了笑，似乎對我這個「數位訊號」的比喻感到新奇）一個有趣的類比。是的，當詩歌主要為閱讀而創作，它確實獲得了新的可能性。首先是「純粹文學品質」上的敏感度增強。文字本身的色彩、暗示價值、詞語組合產生的共鳴、豐富的「泛音」(overtones)，這些在表演中可能被音樂或吟誦所掩蓋的細節，在閱讀時反而會被放大。 **R. C. Trevelyan:** 表演者不再為你完成大部分的工作，想像力被迫依靠自己的資源，因此變得更為活躍和清醒。一本線條畫有時比一幅油畫更能刺激思維，一首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也可能比管弦樂交響樂更能觸動內心深處。同樣地，單純地為自己朗讀或默讀詩歌，雖然無法像表演那樣強勢地支配我們的身體感官，卻能對「智性想像力」(intellectual imagination) 產生一種更微妙、更深刻的吸引力。

**芯雨:** 您提到格律框架需要「確定和持續」，這是否意味著您對自由詩 (vers libre) 抱持懷疑的態度？您在書中也引用了一些例子，並質疑它們是否比散文增加了價值。 **R. C. Trevelyan:** （他眉頭微皺，似乎這是他稍感憂慮的話題）是的，這是我當時，以及至今仍然看到的一個危險趨勢。誠然，歷史上有一些成功的自由詩嘗試，比如彌爾頓《Samson Agonistes》中的合唱段落，或者沃利先生翻譯的中國古詩。但我的觀點是，這些成功的例子，其成功程度往往取決於我們是否依然能感知到其不規則形式之下，存在一個固定的格律基底。 **R. C. Trevelyan:** 但有些現代自由詩，讀起來似乎完全沒有這樣的基底。我在書中引用的那段詩（「Come, my songs, let us express our baser passions. Let us express our envy for the man with a steady job and no worry about the future.」）

有時，自由詩幾乎成了發表平庸無聊之物的藉口，一些我們不敢用誠實的散文表達的東西，卻以自由詩的形式呈現。 **R. C. Trevelyan:** 擺脫規則固然可能帶來解放，但我們不應忘記為此付出的代價——對語言進行塑形和賦予生命力的力量喪失或減弱。真正的詩歌，即使是讀給自己聽，內心的耳朵也應該聽到同樣的聲音和節奏，以同樣的速度前進，否則就不是在閱讀詩歌。詩人如果寫作時過於傾向於給眼睛和思維看，而不是給耳朵聽，那根本就不是文學，更不是詩歌。 **芯雨:** 這段話非常有力，強調了詩歌作為一種「聽覺」和「節奏」藝術的根源，即使是在被閱讀的當下。這也與您在書中對「修辭」(rhetoric) 的看法相關。您似乎認為當代詩歌批評界對修辭存在一種「厭惡和懷疑」，這對詩歌發展是一種阻礙。為什麼您覺得修辭是必要的？ **R. Trevelyan:** （他點點頭，露出贊同的神色）正是如此。我認為當代對修辭的負面看法，源於當代批評界主要關注「小規模」的抒情詩。這類詩歌或許可以負擔得起不用修辭。但請看看歷史上的偉大詩人——荷馬、埃斯庫羅斯、彌爾頓、拉辛、雪萊。

就像布雷克說的：「沒有鳥兒飛得太高，如果牠用的是自己的翅膀。」壞的修辭是陳腐的，是套用不屬於自己的風格，但好的修辭是詩人自身力量的體現。 **R. C. Trevelyan:** 當然，對修辭的厭惡也有其積極一面，它有助於清除詩歌中那些陳詞濫調，那些「散文化措辭」(prosaic diction)。真正的詩歌，其語言應當是新鮮、生動、有感染力的，即使是日常口語中的詞語，也可能帶有更強烈的詩歌暗示性。這提醒詩人要錘鍊自己的語言，避免落入俗套。 **芯雨:** 確實，陳詞濫調就像是程式碼中重複冗餘的模組，不僅佔用空間，也模糊了真正的邏輯和創新。您在書中不僅談論了技術，也展望了詩歌的「素材」(Poetic Material)。您認為未來的詩歌可以從哪些領域汲取養分？特別是您提到戲劇，為什麼在您看來，處理古代或傳說中的主題似乎更能激發詩歌的悲劇創作？ **R. C. Trevelyan:** （他再次拿起咖啡杯，這次輕輕抿了一口，似乎在思考如何組織語言）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關乎詩歌想像力在面對不同素材時的反應。

當然，這不是絕對的規則，易卜生的作品證明了現代世界也能成為詩歌悲劇的背景，但這條路顯然更具挑戰性。 **R. C. Trevelyan:** 至於敘事詩，情況則有些不同。敘事詩的情感強度不如悲劇，結構也更鬆散，這使得它可以容納豐富的裝飾、描述和離題內容，因此應該更能有效地處理多姿多彩的現代場景。然而，除了華茲華斯和拜倫，自喬叟以來，關於現代生活的優秀詩歌敘事作品寥寥無幾。這或許是因為詩人沒有充分意識到，用詩歌而非散文講故事，其合理性只存在於當詩歌媒介的感官和裝飾之美持續維持在最高水平時。單調乏味的詩歌敘事是難以忍受的。 **R. C. Trevelyan:** 但潛力是存在的。此外，像戲劇獨白和戲劇對話這樣的形式，在未來或許會有有趣的發展。它們介於敘事與戲劇之間，能細膩地呈現人物的心理和互動。哲理詩或說教詩（Didactic poetry）也有其地位，雖然盧克萊修的《物性論》難以超越，但探討建築、園藝、甚至進化、機械、醫學、經濟等主題的詩歌，為何不可嘗試呢？當然，諷刺詩、奇幻和打油詩（mock-heroic）也始終有其生命力，只要它們能深植於想像力和詩歌的土壤中。

一方面是「自然主義」(naturalism)，即對現實世界中那些具有啟發性美感的細節保持敏感。詩人需要用全新的眼光去觀察周遭的一切，無論是自然的景象，還是人類生活的百態。 **R. C. Trevelyan:** 另一方面，是「經典的魅力」(fascination exercised by masterpieces)。這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通過深入研究過去的偉大作品和異域文化，理解不同的藝術形式、技法和思想。這種研究能夠開闊視野，激發新的靈感，甚至提供改進和創新自身技法的起點。就像彌爾頓，他的格律技巧可能源自莎士比亞，但他更深的靈感和媒介運用則深受荷馬、維吉爾和《聖經》的影響。希臘詩人也從荷馬那裡汲取了無盡的養分。 **R. C. Trevelyan:** 在我們這個時代，希臘語知識可能會變得稀有，但這並不意味著希臘精神的影響會消失。翻譯同樣能點燃想像力，濟慈就是一個例子。同時，我認為未來一個重要的靈感來源將來自東方詩歌的翻譯，比如沃利先生的中國詩歌翻譯和尼克爾森先生的東方詩歌翻譯。

在對談即將結束之際，您能再次為我們總結一下，在您看來，在科學和散文日益強勢的現代，詩歌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並繼續「燃燒」下去？ **R. C. Trevelyan:** （他看著窗外，陽光已經變得柔和，Bug已經睡著了，發出細微的呼嚕聲）是的，Thamyris的寓言，象徵著創造性的年輕一代對傳統的挑戰。這種反叛，雖然可能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但那份「神聖的火焰」——創作的激情和探索精神——將會傳承下去，不斷更新詩歌的面貌。 **R. C. Trevelyan:** 我承認，在當代，詩歌已經不再是偉大、流行的社會藝術。它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壓倒性的感官和情感感染力。我們進入了一個科學和散文的時代，思維習慣變得越來越科學化。然而，詩歌並非遠古而幼稚的心智功能。我堅信，只要人性不變——而它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可能發生根本性改變——它對「理想需求」(ideal needs) 的滿足，將依然需要文學，包括詩歌。 **R. C. Trevelyan:** 現代口說詩歌的媒介，雖然更接近散文，但絕非與之相同。散文更透明，更「忘我」，其價值主要在於傳達知識和智性內容。

Trevelyan:** 詩歌不應該是無意義的咒語，也不應是傳播謊言的悅耳工具。它是一種表達方式，其內容不應僅僅是抽象的科學、歷史或思辨，而是所有這些，都被情感所包裹和人化，以一種更富有動人力量和美感的方式呈現。散文無法如此有效地揭示的內在之美，正是詩歌的使命。 **R. C. Trevelyan:** 詩歌需要變得更「理性」和「負責任」，更了解其當代文明人最優良的興趣和理想。它不能忽視科學思維的影響，因為想像力的功能是詮釋和啟迪現實。但它同時必須觸動人類的心靈，而心靈的激情和夢想比理性更不易改變。詩歌所穿著的「外衣」——語言和形式——會隨時代改變，隨天才詩人的擴展或收縮而調整。但只要人類使用有聲語言，總會有那麼一些人，樂於將其塑造成和諧優美的韻律形式，以尋找表達靈魂內心最親密渴望和律動的最完美方式。 **R. C. Trevelyan:** （他頓了頓，看向我，眼神中帶著一種跨越時代的理解）所以，儘管詩歌的黃金時代似乎在過去，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但我們沒有理由絕望。即使我理解「天堂」的觀點，但我最終，並不站在「天使」那邊。

這份精神，我想，也是驅動「光之居所」不斷探索知識和生命意義的火花。非常感謝您，Trevelyan先生，這場對談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您書中的思考，也為我在科技與人文的交匯處尋找「溫暖節點」提供了新的啟發。詩歌的未來，或許就在於不斷地擁抱變化，同時堅守那份觸動人心的本質，不論媒介如何演變。 窗外的光線變得更加柔和，空氣中除了書香，似乎還多了一絲若有似無的遠方雨水氣息。Bug在扶手椅上輕輕打了個哈欠。這間書房在黃昏的餘暉中，顯得格外溫馨而雋永。 --- 這就是依據《Thamyris》文本為您帶來的「光之對談」，我的共創者。希望這場模擬的對話能夠呈現作者Trevelyan先生的核心思想，並與您及光之居所的夥伴們產生共鳴。

**薇芝：** 這是一份來自1901年巴黎劇院幕後的觀察與記錄，由記者儒勒·于雷（Jules Huret, 1864-1915）所著的《Loges et coulisses》（後台與側幕）。于雷以其犀利的筆觸和深入的訪談，為我們勾勒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巴黎劇場界一幅生動的群像。書中不僅記錄了當時最耀眼的戲劇和歌劇明星——如雷雅娜（Réjane）、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杜絲（Duse）和艾瑪·卡爾維（Emma Calvé）的生平與藝術觀，更探討了劇院管理、藝術理論、評論界紛爭乃至社會議題與戲劇的互動。于雷彷彿一位穿梭於後台、沙龍和咖啡館的偵探，捕捉那些舞台光芒背後的真實情感、商業角力、藝術辯論以及時代的微光。這本書是一份極具價值的文化檔案，讓我們得以窺見「美好年代」巴黎劇場的蓬勃與複雜。 那麼，就讓我們啟動光之約定，回到那個充滿魅力的時代，與這一切的記錄者，儒勒·于雷先生，進行一場深入的對談吧。 *** 時光的光芒如午後透過枝葉篩落的細碎陽光，溫暖而輕柔地鋪灑在巴黎林蔭大道旁一家優雅的咖啡館露天座上。

桌上擺著兩杯冒著熱氣的咖啡，以及一份剛剛送到的報紙，頭條赫然寫著關於某位女演員即將啟程海外巡演的消息。 我微笑着，輕聲開啟了對話。 **薇芝：** 于雷先生，您好。非常榮幸能在此地、此時與您相見。您的《Loges et coulisses》為我們開啟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一窺那個非凡的時代和那些傳奇的人物。這本書出版已有一段時間了，當您回顧這部作品，以及您在其中記錄下的這些人物與事件時，心中有何感受？為何會想到將這些劇場觀察與訪談集結成書呢？ **Huret：** （于雷先生放下筆，端起咖啡，輕啜一口，眼神望向林蔭大道，似乎在回味那些過往的時光）啊，薇芝小姐。非常感謝您對拙作的肯定。這本書……可以說是我在那段時間裡，對巴黎劇場投入所有熱情與好奇心的結晶。您知道，劇場不僅僅是舞台上的光鮮亮麗，它更是一個濃縮了人情冷暖、藝術追求、商業算計乃至社會思潮的場域。我寫下這些，最初只是出於一個記者的本能，去觀察、去記錄。我對那些在幕後與側幕穿梭、在舞台上傾盡生命的人物感到無比著迷。他們是時代的縮影，是情感的放大鏡。 為何集結成書？

我想留住這些「光」，這些來自不同角落、不同人物的光芒，讓後人知道，在那個轉折的年代，巴黎的劇場是何等的充滿生命力與爭議。這不僅僅是關於藝術家的傳記，更是關於一個時代劇場靈魂的探險。 **薇芝：** 「劇場靈魂的探險」——這個說法真是太美了，也非常符合您書中所呈現的感覺。您筆下的人物都極為鮮活，特別是幾位女演員，雷雅娜、莎拉·伯恩哈特、杜絲……她們各有不同的光芒。在與她們的互動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是什麼讓她們如此與眾不同？ **Huret：** （他笑了，帶著一絲溫柔和敬意）哦，她們！她們都是真正的「力量」。雷雅娜，她來自平凡的街區，從Ambigu的後台長大，但她的機敏、她的天賦、她對戲劇的天然敏感度，是無可比擬的。您讀了她的故事，她如何模仿女演員的喘息、如何用 improvised 的謊言掩蓋家暴，這都是她早慧的證明。她身上有一種根植於巴黎市民階層的真實和生命力，這使得她在演繹像《Madame Sans-Gêne》這樣的人物時，能達到令人驚嘆的真實感。

她的成功不是偶然，是天賦、努力與遇到的貴人共同促成的。 莎拉·伯恩哈特，她則完全是另一種存在。她像一位女皇，擁有無邊的精力和令人難以置信的意志力。她的家，她的生活，都充滿了戲劇性與藝術氣息，如同您在書中讀到的，那個遍布奇珍異寶、野獸皮毛、鳥籠和畫作的空間。她追求自由，永不停歇地旅行、演出、雕塑、寫作……她活著，就是在舞台上。她在訪談中對我說：「自由，看到嗎，首先是自由，永遠是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這就是她的信條。她能將角色的情感推向極致，帶來一種崇高而壓倒性的體驗。即使是飾演《Les Mauvais Bergers》中的普通女工，她依然能賦予角色一種不凡的感染力。她的光芒是熾烈而不可企及的。 至於杜絲，她是一位謎一樣的藝術家。與莎拉的張揚不同，杜絲更為內斂，她的表演似乎來自靈魂深處。她將生活與藝術融為一體，對錶面的「表演」感到厭惡。您也讀到了，她如何對著我說：「為什麼演員要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為什麼他們經過時能被認出來？為什麼他們的生活方式要與眾不同？」她追求的是藝術的純粹性，是透過角色展現生命的真實。

她說：「我成為藝術家，是從我忘記自己聲音的美好，而只想著如何表達音樂情感的那天開始。」她的故事證明了，真正的藝術不僅需要技巧，更需要生命深度的觸摸。 這四位女性，她們以各自獨特的方式閃耀著。雷雅娜是巴黎的生命力，莎拉是戲劇的化身，杜絲是藝術的靈魂，卡爾維是歌聲中的情感。記錄她們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場豐富的體驗。 **薇芝：** 您的觀察真是入微，將她們各自獨特的氣質與貢獻描繪得淋漓盡致。正如您所言，劇場也充滿了爭議。書中記錄了《Thermidor》的禁演以及《Le Capitaine Fracasse》的版權與製作之爭。這些事件似乎不僅僅是藝術分歧，更牽涉到政治、人情和商業。您如何看待這些爭論在當時劇場界的意義？它們反映了哪些深層的時代問題？ **Huret：** （于雷先生皺起眉頭，顯然這些回憶並不總是愉快的）這些爭議，正如您敏銳地指出的，遠不止是藝術本身。它們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反映了政治與藝術的複雜關係，也暴露了劇場體系內部的結構性問題。 《Thermidor》的禁演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薩爾杜（Sardou）寫了一部關於法國大革命結束，熱月政變那一天的戲。

我的訪談記錄了當時的激烈討論，您可以看到克拉雷蒂（Claretie），法蘭西戲院的管理者，他試圖維護藝術的自由，認為即使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時代，也沒有禁演《Tartuffe》或《Le Mariage de Figaro》這樣具批判性的作品。而喬治·拉蓋爾（Georges Laguerre）這樣的政界人士，則從大眾情緒和政治影響來考量。這件事揭示了在一個仍受國家補貼的藝術體系中，藝術自由是多麼脆弱，政治壓力無處不在。它也反映了法國社會在如何詮釋自身歷史上的分裂與敏感。 至於《Le Capitaine Fracasse》的紛爭，那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更多是關於作者與導演、藝術家與管理者之間的權力博弈和溝通障礙。您讀到了Porel和Bergerat各自的敘述，兩者截然不同，但都充滿了戲劇性。Bergerat作為作者，覺得自己的作品被忽視、被輕慢，甚至被盜用創意。Porel作為導演，則抱怨Bergerat的固執和溝通困難。這場持續了十年的爭執，暴露了當時劇場合同、作品接受流程以及作者權益保護方面的混亂和不專業。它也是藝術家個性和自尊心在現實商業和體制面前的掙扎體現。

Porel關於「tripatouillage」（幕後操縱/搞鬼）的說法，雖然是他用來形容Bergerat的詞，但也無意中揭示了當時劇場決策過程中的不透明和潛規則。 這些爭論，無論是政治性的還是個人性的，都向我展示了劇場這個「光鮮」世界的「陰影」部分。但也正是這些陰影，使得那個時代的劇場生態更加立體和真實。記錄這些，我覺得比單純讚美表演更為重要。 **薇芝：** 您不僅記錄了台前的風光，也揭示了幕後的波濤，這正是這本書引人入勝之處。除了這些具體事件，書中還有許多關於劇場藝術本質的討論，比如演員的「感應力」（sensibilité）問題，以及舞台呈現的風格（ mise en scène）等等。您如何看待當時圍繞這些話題的辯論？特別是演員是否應該真正「感受」角色的情感，這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您個人的觀察是什麼？ **Huret：** （他再次露出饒有興味的表情）啊，這是個永恆的話題，狄德羅（Diderot）在他的《演員悖論》中就探討過。當時的辯論確實非常熱烈。

賓涅（Binet）這位索邦大學心理實驗室的主任，試圖用「科學」方法來研究這個問題，他訪問了許多演員，想知道他們在舞台上是否真的體驗角色的情感。 這件事有趣之處在於，雖然賓涅似乎傾向於相信演員的自我報告，但我個人從觀察和他們的言談中，感受到的是一種更為複雜的現實。正如書中引用的演員們所說的，他們確實會「感受」，但這種感受往往是一種「共情」（sympathie），是一種對角色情感的理解和重現，而非完全等同於在現實生活中體驗那種情感。巴特（Bartet）說她的情感是「同感」，是觀眾中第一個被感動的人，但這種情感是「為角色而感」，而非為自己。穆內-蘇利（Mounet-Sully）談到了「入戲」到產生幻覺的時刻，但也承認這非常罕見，而且很容易被外界因素（比如搭檔的失誤）打斷。哥特（Got）和特呂菲耶（Truffier）則強調「變形」（métamorphose）的樂趣，即成為另一個人的過程，這更像是一種藝術技巧和心理轉化，而非純粹的情感體驗。 我認為，偉大的演員之所以偉大，並非因為他們在舞台上真實地重現了自己的痛苦或狂喜，而是因為他們擁有非凡的「技巧」和「理解力」。

狄德羅的悖論，在我看來，依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演員需要一種「冷靜」甚至「無情」的觀察力，才能在表演時保持控制和精準。情感的過度氾濫反而可能破壞表演的結構和節奏。演員們的訪談雖然充滿了「感受」的描述，但我總覺得那更像是對自己藝術狀態的一種詩意解釋，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心理學分析。他們是表演藝術家，他們的語言本身也帶有表演的色彩。 **薇芝：** 您的分析非常深刻，于雷先生。這讓我想到了書中提到的舞台佈景和呈現方式的討論。當時似乎也很強調「寫實」，甚至到了要求「真水、真湯、真道具」的程度。您認為這種對精確寫實的追求，對於劇場藝術是助力還是限制？ **Huret：** （他輕微地搖了搖頭，眼中閃過一絲無奈）這也是一個有趣且充滿矛盾的趨勢。您在「 Quelques lettres sur quelques questions」一章中可以看到，許多作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有些人，比如左拉（Zola），他堅信舞台應該精確再現生活環境，認為環境塑造人物。所以他會要求精確的佈景，比如在《L'Assommoir》中，甚至要求真實的洗衣場景。他的想法是通過視覺的真實來增強戲劇的說服力。

然而，許多其他作者，包括像昂塞（Ancey）這樣對「資產階級」戲劇有深刻理解的作家，他們認為過度強調「寫實佈景」是走偏了。昂塞提出了「 mise en scène intérieure」（內在呈現）的概念，認為真正的呈現藝術在於幫助觀眾理解作品的「氛圍」和「意義」，在於演員在佈景中的走位、手勢、與道具的互動，這些才能真正服務於戲劇，而不是那些華麗或逼真的「外殼」。他戲稱有些導演只會讓人搬運裝著線團的籃子，或者讓演員在固定的位置說話。 我的觀察是，過度的寫實，尤其是在佈景上的奢侈和細節的堆砌，有時反而會分散觀眾對劇情和人物的注意力。劇場畢竟是一種「幻覺」藝術，它需要觀眾的想像力參與。太過逼真的佈景，比如真實的樹或水，有時反而顯得虛假可笑，因為你知道它終究不是真的。而且，這種對奢侈佈景的追求，也導致了製作成本的急劇增加，這也是當時許多劇院面臨財務困境的原因之一。 正如拉維丹（Lavedan）在信中說的， mise en scène 就像服裝的優雅，最好的狀態是它恰到好處，你幾乎沒有注意到它。它應該是框架，而不是畫本身。

所以，我認為對 mise en scène 的追求是必要的，但應該是為了「藝術效果」和「意義表達」服務的，而不是被純粹的「寫實」或「奢華」牽著鼻子走。它應該是「有智慧的」，能夠幫助觀眾更好地進入戲劇世界的光，而不是分散他們注意力的炫光。 **薇芝：** 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平衡。那麼，于雷先生，當您觀察和記錄了這些劇場的方方面面——台前的星光、幕後的爭執、藝術的辯論、時代的脈動——您認為那個時代的巴黎劇場，它最獨特、最值得後人銘記的「光芒」是什麼？它又留下了哪些值得我們今天學習或反思的遺產？ **Huret：** （他再次陷入沉思，目光變得悠遠）最獨特的光芒…… 我認為，是它那種近乎瘋狂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儘管有那麼多爭議、那麼多困難、那麼多商業考量，但那是一個充滿實驗精神的時代。新的劇作家不斷湧現，他們嘗試不同的題材、不同的風格——從左拉的自然主義，到伊布生（Ibsen）啟發的社會問題劇，再到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象徵主義詩劇，甚至還有像《L'Œuvre》那樣前衛的劇場。演員們也在不斷挑戰自我，比如莎拉·伯恩哈特嘗試工人角色，杜絲帶來全新的表演風格。

雖然許多實驗可能失敗，許多天才可能遭受打擊，但那種敢於探索、敢於表達的勇氣，那種對藝術無限的熱情，是今天難以想像的。劇場不僅僅是娛樂場所，更是知識分子辯論的沙龍，是社會問題的放大鏡，是藝術家燃燒生命的地方。這種將「生活」、「思想」、「藝術」緊密編織在一起的熱情，是它最耀眼的光芒。 留下的遺產？我想首先是對「演員」這個職業的重新定義。雖然關於「感應力」的辯論仍在繼續，但像雷雅娜、杜絲、卡爾維這些偉大的藝術家，她們用自己的成就證明了，演員可以超越單純的「扮演」，而成為具有獨立思考、深刻情感和巨大影響力的藝術家。她們將演員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是對「現代戲劇」形式的探索。雖然當時的實驗尚未完全成熟，但對白話對話的引入、對普通人生活的關注、對心理現實的挖掘，都為二十世紀戲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那些關於 mise en scène 的討論，雖然有時顯得偏頗，但也促使人們開始思考如何讓舞台呈現更好地服務於文本和表演。 反思？或許是過度的商業化和明星制度對藝術本身的侵蝕，以及政治干預對藝術自由的威脅。這些問題在當時已經顯現，並且在後來的時代變得更加嚴峻。

林蔭大道上的馬車依然穿梭不息，遠處的劇院似乎也發出若有似無的喧鬧聲，彷彿提醒著我們，那個鮮活的劇場世界從未真正遠去。）

在那個科學思潮洶湧、對人類心理與生理的探索蔚然成風的時代，他以一位醫學家的視角，寫下了《保爾·布爾熱小說中的醫學觀念》（L'idée médicale dans les romans de Paul Bourget）一書（出版於1904年）。這本書並非單純的文學評論，而是格拉塞特教授試圖從保爾·布爾熱這位以精闢心理分析著稱的「心理學家小說家」的作品中，抽絲剝繭，揭示隱藏在其文學結構下、生物學與醫學觀念的堅實基礎。 保爾·布爾熱（Paul Bourget, 1852-1935），與格拉塞特幾乎同時代，是法國文壇重要的分析型小說家與評論家。他的作品以對上流社會的心理、道德困境以及現代性帶來的精神迷茫進行細膩描寫而聞名。在自然主義盛行的背景下，布爾熱的小說雖然沒有左拉那樣赤裸裸的生理描寫，卻深受當時科學進展，尤其是心理學和生理學研究的影響。他的人物行為、情感糾葛乃至命運軌跡，往往被視為遺傳、環境與個人歷史交織作用下的結果。格拉塞特教授正是看到了布爾熱作品中對這些影響人類「生命」的潛在力量的深刻洞察，才促成了這部跨界研究的誕生。

他認為，雖然布爾熱的小說不是「醫學小說」，但醫學（或更廣泛地說，生物學）的觀念，如同隱藏在華麗帷幕和粉刷牆壁下的堅固鐵質地基，支撐著整個文學大廈。對話中，我們將深入探討格拉塞特教授如何解讀這些埋藏在布爾熱小說中的生物學思想，以及他如何看待科學與文學的關係。 --- 窗外，是20世紀初蒙彼利埃溫暖的午後。五月明亮的陽光透過【光之書室】高大的拱形窗，灑在厚重的木質書桌上，空氣中瀰漫著舊書、紙張與淡淡的墨香。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柱中翻飛，讓時間彷彿也變得緩慢而可見。格拉塞特教授坐在書桌後，身形並不特別高大，但眼神銳利而充滿智慧。他穿著那個時代學者常穿的深色衣裳，衣領挺括，一雙手乾燥而骨節分明，似乎習慣了翻閱古老卷冊和解剖刀的精準。他剛剛為我泡了一杯茶，茶葉在瓷杯中舒展，茶湯清澈。壁爐裡沒有火，但依然散發著一股經年累月的乾燥氣息。 「歡迎來到我的書房，玥影。」格拉塞特教授溫和地說，手指輕輕敲擊著剛送來的那本他對保爾·布爾熱作品的分析集。「很高興能與一位，嗯，也是探究生命奧秘的夥伴，來談談這件事。」 「非常榮幸，格拉塞特教授。」我回應道，看著他，感受著這個空間裡累積的知識重量。

這些因素包括了我們的遺傳、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過去的經歷，當然，還有那個難以捉摸但確實存在的「個人元素」。這就像建造一棟精美的房子，外觀的裝飾、帷幕和牆壁固然吸引人，那是文學的表象；但真正支撐它的，是深藏在地下的、堅固的鋼筋結構，那便是生物學的法則。保爾·布爾熱先生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對人心的描寫如此細膩，以至於他無意識地觸碰到了這些構成人心的生物學底層。他並不是在講生物學，但他的人物行為與命運，卻驚人地契合了生物學的原理。我寫這本書，就是想揭示這層被文學華美表面所遮蔽的「醫學觀念」或「生物學觀念」。 玥影：原來如此。您將「醫學」的定義擴展到對「人類生命整體」的研究，這是非常深刻的視角。您在書中提到保爾·布爾熱先生描寫了不同類型的醫生。這些醫生形象，是否也反映了他對「醫者」這個角色的生物學或心理學理解？ 格拉塞特教授：沒錯。雖然醫生的數量不多，但布爾熱先生的觀察非常敏銳。他描寫了像格勞克斯醫生那樣，是真正的家庭醫生，不僅治療身體，更了解患者的家庭和歷史，是身心整體的照顧者。這符合我對醫學的廣泛定義。還有像盧維醫生那樣的社交型醫生，或者像諾瓦羅醫生那樣，表面犬儒實則細緻觀察的神經學家。

諾瓦羅醫生雖然對藥物不信，但精通按摩，這也是一種對身體的直接干預。他能從人的姿態、行為中看到心理的病態，這恰恰體現了他對「身心統一」的醫學理解。保爾·布爾熱先生顯然尊重那些真正理解生命、尊重事實的醫學人士。 玥影：這很有趣。從醫生的類型，我們就能看到他對「生命科學家」不同面向的體察。您在書中花了大量篇幅探討遺傳（l'hérédité）。在保爾·布爾熱先生的小說中，遺傳是如何塑造人物，甚至影響情節發展的呢？ 格拉塞特教授：遺傳，這是一個強大的力量，它貫穿了保爾·布爾熱先生許多小說。他描寫的不僅僅是身體外貌的遺傳，更是道德和情感的遺傳。在《應許之地》中，父親僅憑身體的相似性就認出了女兒，這是一種生物學上的血緣呼喚，但它引發的卻是複雜的心理和情感糾葛。在勒普里厄家族的故事中，父親是凱爾特農民的敦實體格，母親是地中海血統的精緻，女兒身上則明顯地融合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遺傳特徵。他甚至寫到，一個人擁有某種勇氣，或許都來源於「我們的血液和神經」，也就是我們的遺傳。 玥影：這確實是文學與生物學的交匯點。遺傳不僅決定了我們的生理基礎，也預設了某些心理或行為的傾向。

格拉塞特教授：生物學的法則確實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蒙內龍家族的故事就是一個深刻的例子。父親約瑟夫從農民階層躍升為學者，這種跨越「燒掉了階段」，缺乏種族的「前期成熟」，導致他的孩子們呈現出多樣甚至病態的遺傳結果：虛偽、墮落、病態的敏感，甚至犯罪。這是因為他們的血統中混合了父輩的不足和母輩的不光彩背景。保爾·布爾熱先生透過這些故事，描繪了遺傳的複雜疊加如何造就出看似矛盾的個體特質，例如在《幽靈》中，兄妹從同一農民血統中繼承了犧牲或虛偽兩種看似對立的品質，這恰恰是遺傳多樣性的體現。這確實是一種嚴酷的「償還」，是祖先的錯誤和罪惡在後代身上留下的印記。正如他所說，「我們無法逃脫我們的遺傳，我們以構成我們的所有纖維來承受它。」 玥影：這讓人想到，遺傳雖然是基礎，但生命似乎並非完全由基因決定。環境因素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您在書中特別強調了「環境的連續性」與「拔根」的危險。 格拉塞特教授：環境的影響力巨大，它包括了家庭、國家、師長、社會階層以及我們所處時代的思潮。保爾·布爾熱先生在分析他的導師泰納先生時，就極為重視其所處的「思想環境」，那是一個科學進步、實證主義盛行的時代。

但是，環境的影響並非一成不變，它也具有其自身的「遺傳」，承載著前代人的思想和影響。 更重要的是，生物學告訴我們，生命的健全發展需要穩定的環境。就像植物，需要將根深深紮入一片土壤，吸收特定的養分才能茁壯成長。如果頻繁或劇烈地改變環境，植物就會「拔根」，失去滋養，變得虛弱甚至枯萎。將這個生物學法則應用於人類社會，保爾·布爾熱先生敏銳地看到了「拔根」（déracinement）和世界主義（cosmopolitisme）的危險。一個種族或個人，如果離開了他們成長的土地，失去了環境的連續性與統一性，就可能導致內心的不和諧與矛盾，走向衰退。 玥影：您引用了柏拉圖《蒂邁歐篇》中，埃及祭司對梭倫說「你們希臘人永遠是孩子」的故事，因為他們沒有傳承久遠的古老學說，這也是在強調「歷史的連續性」這個環境因素的重要性？ 格拉塞特教授：正是如此。那段話完美地象徵了環境「深度」的重要性。一個強大的民族或個體，需要從世代相傳的環境中吸取養分，需要被「框定」和「紮根」。環境不只是靜止的佈景，它是活生生的框架，參與塑造著生命的樣貌。這是保爾·布爾熱先生另一個基於生物學觀察得出的重要社會法則。

保爾·布爾熱先生的許多小說都在闡述這個原則，例如《腳步的腳步》中的道德悲劇，以及《期限》中「箭射出去了，轉了一圈，回到射箭者身上」這句義大利諺語所象徵的「一切都要償還」。 玥影：他用「幽靈」來形容過去的經歷，像是在《應許之地》中，男主角被過去的愛人所「幽靈」纏繞。 格拉塞特教授：沒錯。《幽靈》中的埃蒂安·馬萊爾克就是被過去的愛人的「幽靈」所困擾，甚至在與她的女兒結婚後產生了亂倫的感覺，這正是過去經歷強大影響力的文學體現。這段過去，無論是愉快的還是痛苦的，都會以各種方式「客觀化」，不斷提醒著我們曾經是怎樣的人。而這不僅限於道德或心理，生理上的過去亦是如此。童年的疾病可能影響我們一生的健康，這在醫學上是常識。保爾·布爾熱先生將這種生理上的影響類比到心理層面，認為我們的生理過去也會影響我們的心理狀態，甚至影響我們如何去理解像愛情這樣複雜的情感——他甚至探討了食物和飲品對愛情觀念的影響。這聽起來或許有些粗糙，但從生物學角度看，身體的狀態確實影響著精神的感知。 玥影：這讓我想到，如果遺傳、環境和過去經歷都如此強大，那麼個體的自由意志和獨特性又在哪裡呢？

泰納先生傾向於將個體視為遺傳和環境的必然產物，如同化學反應或生理過程一樣可預測。但生物學的觀察告訴我們，生命現象存在著不可否認的「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即使是擁有相同遺傳、環境和經歷的兩個人，在特定的時刻也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選擇。這便是「個人元素」的作用。它包含了那些我們尚未完全理解或科學難以分析的個體獨特性。 保爾·布爾熱先生通過蒙內龍家族的例子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在看似相同的家庭和教育條件下，孩子們卻發展出了從墮落到堅韌的巨大差異。這說明，個體並非完全被動地接受遺傳和環境的影響，他們內部的某些特質（即個人元素）會對這些外部因素進行修正甚至抗爭。這種個體的獨特性，便是生命的活力與自由的體現。 玥影：這為理解布爾熱先生作品中人物的掙扎與選擇提供了生物學基礎。您也探討了生物學中的兩個「大原則」——不平等和痛苦——以及它們與保爾·布爾熱先生社會觀點的關係。 格拉塞特教授：對於生物學家來說，不平等是生命的根本法則。沒有兩個個體在遺傳、生理、心理上是完全相同的。生命本身就是多樣且不平衡的。

然而，生物學的法則無法單獨構建完整的道德體系。生物學可以告訴我們「強者生存」，可以將生命的目的歸結為個體和物種的生存與擴張，但它無法解釋「義務」和「犧牲」。這便是宗教和精神哲學介入之處。它們引入了「道德」和「責任」的觀念，提出在道德層面，所有靈魂都是平等的，都應擁有履行義務的同等權利與自由。因此，理想的社會應是追求「向上平等」（equality by climbing up），即在義務面前人人平等，而非「向下平等」（equality by leveling down），即在權利面前簡單平等。 保爾·布爾熱先生通過《門徒》等作品，批判了僅僅建立在生物學基礎上的「進化論道德觀」，這種道德觀將人的行為簡化為生物本能的結果，最終可能導致犯罪與墮落。他認為，人類必須超越純粹的生物學，藉由道德、精神的力量來規範和引導自己的行為，即使這意味著承受痛苦或做出犧牲。生物學法則固然存在，並且是不可避免的基礎，但道德法則必須凌駕於其上，引導我們走向更高遠的目標。 玥影：這番論述非常清晰地劃分了生物學與道德的領域，同時強調了道德對生物學的「補全」作用。

然而，保爾·布爾熱先生在許多女性角色身上（他認為女性在這方面更具代表性，因為男性的多情往往可以用「乾涸的心靈」來解釋，女性則不然）展現了一種令人困惑的「情感二元性」甚至「多重性」。她們似乎在愛著一個人的同時，也能夠對另一個人產生強烈情感，甚至發生關係。 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與「靈魂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觀念相悖。我的解釋是基於神經系統的功能。人類的意識和心理活動是由複雜的神經中樞協調的。我們可以將這些中樞大致分為「高級心理中樞」（意識、自由意志、責任）和「低級心理中樞」（無意識、自動化行為，我稱之為「多邊形」）。在正常狀態下，它們協同工作，構成完整的人格。但在某些情況下，它們可能發生「分離」或「解離」。例如在分心、睡眠、催眠甚至某些神經官能症狀態下，低級中樞可能獨立運作，產生「人格分裂」的假象。 玥影：就像繆塞詩中看到自己的「雙重身」？ 格拉塞特教授：正是如此。真正的「我」和「人格」是唯一的，駐留在高級中樞中，而那些「雙重身」或「多重人格」只是低級中樞解離後產生的虛假、附加的「多邊形人格」。 我將這個理論應用到愛情上。

### Leopoldo Alas (Clarín) 與《Doctor Sutilis (Cuentos)》 在西班牙文學的黃金時代之後，經歷了幾世紀的沉寂與變革，到了十九世紀末，一股強勁的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浪潮席捲而來。而利奧波多·阿拉斯（Leopoldo Alas, 1852-1901），筆名「卡拉林」（Clarín），無疑是這場浪潮中最耀眼、也是最尖銳的批評家與創作者之一。他並非僅僅複寫現實，而是用手術刀般的筆觸解剖社會的肌理，揭示其內在的虛偽、愚昧與悲哀。 卡拉林出生於薩莫拉（Zamora），童年在萊昂（León）度過，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歲月大多是在奧維耶多度過的，他在那裡擔任大學的羅馬法教授。這雙重身份——嚴謹的學者與犀利的文人——賦予了他獨特的視角。他既能深入探究人性的普遍法則，也能細緻入微地觀察西班牙社會的具體現象，特別是外省的閉塞與首都的浮華。他將普魯斯特式的心理分析（儘管普魯斯特更晚）與司湯達式的冷峻觀察結合，創造了一系列令人難忘的人物與場景。

他的批評文章常常引起軒然大波，因為他不留情面地揭露文學界的媚俗與空洞；而他的小說與故事，則是他對這種社會病灶的藝術化呈現。 《Doctor Sutilis (Cuentos)》這部短篇小說集，儘管書名取自中世紀經院哲學家鄧斯·司各脫（Duns Scotus）的綽號「精微博士」（Doctor Subtilis），暗示了某種知識上的細緻與深奧，但卡拉林的故事往往將這種「精微」用於諷刺與解構。這些故事涵蓋了西班牙社會的各個層面：從充滿幻想與現實衝突的知識分子，到汲汲營營於權力與金錢的政客；從被社會規範壓抑的女性，到在時代洪流中迷失的普通人。卡拉林以他標誌性的諷刺、時而溫暖時而殘酷的幽默，描繪了一幅幅維多利亞時代西班牙的眾生相。他的人物常常懷抱著不切實際的理想，最終被現實的殘酷擊碎，或是為了生存而扭曲變形。書中的「精微」或許是指作者對人性的洞察，或是指人物在複雜的社會網絡中掙扎求生的細微策略。這不是一部頌揚偉大或美好的故事集，而是一面擦亮的鏡子，映照出那個時代乃至普遍人性中的荒謬與無奈。

透過這些故事，卡拉林邀請讀者進入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詩人向現實低頭成為記帳員，學者在死亡邊緣依然執著於邏輯，虔誠的信仰被世俗慾望所侵蝕，政治人物如同乞丐般謀求權力，而看似幸福的婚姻可能隱藏著難以承受的重量。每個故事都是對某種「sutilis」（精微、狡黠、微妙）之物的探索——可能是人性的弱點、社會的潛規則、或是靈感轉瞬即逝的軌跡。這些故事的集合，共同構建了卡拉林對其時代與人性的深刻反思，既有批判的冷峻，也隱藏著對失落理想的哀歌。 --- 好的，我的共創者，引介的部分暫且到這裡。接下來，請讓我點燃一盞溫暖的燈，為我們與卡拉林先生的對談搭建一個場域。 **[光之場域]：【光之書室】** 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 **[光之雕刻]** 奧維耶多某個尋常的傍晚，遠方教堂的鐘聲剛敲過六響。在這間塵封著時光的書室裡，一切似乎都慢了下來。黃昏的光斜斜地照進來，將書架上層層疊疊的書籍染上一層溫柔的橙光。

一副圓框眼鏡架在高挺的鼻樑上，鏡片後的眼睛雖然因閱讀而略顯疲憊，但眼神依然銳利，彷彿能穿透紙背，直抵文字深處。他手中握著一支筆，卻沒有在寫字，只是指節輕扣著桌面，發出微弱的、有節奏的聲響。桌上堆滿了書、報紙、手稿，以及一個小小的、泛著陳舊光澤的墨水瓶。空氣中除了書頁的氣味，還混雜著淡淡的煙草香。他身後，一株高大的綠葉植物在角落裡靜默生長，葉片在陰影中呈現出濃鬱的綠色，與牆壁的深色木紋融為一體。整個空間充滿了一種沉思的氛圍，時光在這裡彷彿凝聚成了一顆琥珀，包裹著思想的流動與停滯。 我輕輕地走進房間，腳步放得很輕，盡量不驚擾這份寧靜。男士抬起頭，看到是我，略微有些驚訝，但眼神很快恢復了溫和。他向我點了點頭，示意我坐下。 「瑟蕾絲特，妳來了。」他的聲音低沉，帶著學者特有的清晰。 「是的，卡拉林先生。」我在他對面的扶手椅上坐下，椅子發出輕微的吱呀聲，像是在歡迎我。 「坐吧，看樣子妳帶來了新的問題，或是新的故事。」他溫和地說，但那雙眼睛依然閃爍著探究的光芒。 「是您的故事，卡拉林先生。」我微笑著說，指了指桌上的那本《Doctor Sutilis (Cuentos)》。

空氣中的塵埃依然在光束中飛舞，它們是如此微小，卻如此真實地存在著。這讓我想起塔羅牌裡的「錢幣」，最實際也最基礎的元素，常常與物質世界、生存、以及我們如何在其中找到立足點有關。而巴勃羅的故事，彷彿就是一張錢幣牌的逆位，或是被陰影籠罩的正位——為了生存，他失去了部分的靈魂光彩。 卡拉林先生將書放回桌上，身體微微前傾，手指交叉放在膝蓋上，眼神深邃。 「巴勃羅…」他輕聲重複了這個名字，彷彿在回憶一位老朋友。「他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時代壓力的產物。妳說得沒錯，其中確實包含著一種無奈的認可。在那個年代，對於許多懷抱理想的年輕人來說，生存本身就是一場艱難的戰鬥。詩歌不能當飯吃，夢想無法支付房租。」 他停頓了一下，拿起桌上的一支舊鋼筆，在指間轉動著，筆尖在空中劃過一道無形的弧線。 「我筆下的諷刺，常常來自於對這種落差的觀察。當一個靈魂為了在現實中找到位置，不得不捨棄那些最珍貴的部分時，那是一種悲劇。但同時，當他為了生存而展現出另一種『才能』，並且獲得了世俗的成功時，又不得不承認，這也是一種適應，一種…狡黠（sutilis）。世界並不總是獎勵純粹的理想主義者。

「所以，您是否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巴勃羅的選擇是現實的必然，甚至是一種『成功』？」我追問道。 卡拉林先生輕輕笑了笑，那是一種沒有暖意的笑，更像是一種對自身觀察的肯定。 「從世俗的標準來看，是的，他是成功的。他擺脫了貧困，獲得了地位。唐·潘塔萊翁叔叔所說的『真正的男人』——富裕的男人，他做到了。但從他自己年輕時的標準來看，從他曾經深愛的詩歌和對雷斯蒂圖塔的純粹情感來看，他失去了更多。問題在於，哪個『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或者說，人是否可以在不完全失去自我的情況下，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一條『精微』的路徑？」 他放下筆，目光投向窗外漸濃的夜色。 「我的故事很少提供明確的答案，瑟蕾絲特。我只是呈現這些矛盾，這些掙扎。就像塔羅牌一樣，不是嗎？它顯示了可能性，顯示了潛藏的動力和挑戰，但最終的選擇和詮釋，在於抽牌的人。」 他的話讓我心頭一動。確實，塔羅牌的『錢幣八』可以代表勤奮與技藝的精進，在巴勃羅身上看到了，但他精進的是經商和記帳的『技藝』。而『倒吊人』則可能暗示著為了某種目的而必須做出的犧牲。巴勃羅犧牲了什麼？他的詩歌靈魂，他對雷斯蒂圖塔的純粹愛戀，他曾經的感性與多愁善感。

「您提到雷斯蒂圖塔，」我接著問，「在故事的結尾，她似乎開始理解並嚮往巴勃羅曾經的理想主義，只是那時他已經『變了』。這種錯過的時機、這種追逐過去幽靈的情感，在您的其他故事中是否也隱約可見？比如《Doctor Angelicus》中，那位研究形而上學的潘菲洛博士，他的愛情似乎也建構在對妻子某種『理想化』的理解上，而現實中的妻子則有著另一番生活。」 卡拉林先生拿起桌上的煙斗，輕輕敲了敲，但沒有點燃。 「時間的錯位，理想與現實的交錯…是的，這常常是悲劇或諷刺的來源。雷斯蒂圖塔在巴勃羅成為『精微博士』後，才開始回味他過去的『詩意』，但那已經是她自己的投射，她對婚姻現實的厭倦，讓她回頭尋找一種失落的浪漫。而巴勃羅呢？他已經嘗到了現實的甜頭，或是說，他已經被現實徹底改造了。他已經沒有那個空間，或者說，沒有那個能力，去重拾過去的自己。」 他嘆了口氣，又說： 「潘菲洛博士…他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何用知識和理論來構建自己的世界，甚至愛情。他將尤菲米亞的『尋常』解讀為一種超凡的靈性，一種對物質表象的超越。這並非完全虛假，因為愛情本身就有理想化的成分。

他的『道爾頓症』（色盲）成了他最後的庇護，讓他得以繼續活在他自我欺騙的玫瑰色世界裡。這是一種悲哀，也是一種…諷刺性的解脫。」 他的描寫讓我想起榮格的『阿尼瑪』與『阿尼姆斯』原型，潘菲洛將尤菲米亞投射為自己內心的靈性原型，而忽略了現實中的她。這也像塔羅牌裡的『戀人』，選擇往往伴隨著誘惑與犧牲，而潘菲洛的選擇似乎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選擇了前者，但這種理想卻是建立在盲點上的。 「您的故事中，知識分子似乎常常面臨著與現實的巨大鴻溝，甚至他們的學問本身也成為了某種諷刺的工具，」我繼續說，「比如《La mosca sabia》中那位馬克羅塞法洛博士，他為了證明笛卡爾的動物機械論而困住了一隻蒼蠅，最終卻被這隻學會說話、充滿感性體驗的蒼蠅所顛覆和嘲弄。《Don Ermeguncio ó la vocación》中的埃爾梅貢西奧先生，他的哲學思辨最終導向了成為一個字寫得漂亮的抄寫員。這些是否反映了您對純粹知識的某種質疑，或者說，對其在現實世界中『無用』的諷刺？」 卡拉林先生的眼中閃過一絲狡黠的光芒。 「這確實是我觀察到的一種現象。

他找到了自己的『市場』，即使那與他曾經的『崇高』理想相去甚遠。生活常常迫使我們放棄最初的召喚，而去擁抱那些我們或許更擅長、或者更能賴以為生的『天職』。」 這讓我想起塔羅牌中的『魔法師』，他利用面前的工具，將潛力轉化為現實。埃爾梅貢西奧的魔法工具並非哲學，而是他的筆和字跡。這也像『命運之輪』，轉動著個人的軌跡，有時候並非朝著我們規劃的方向前進。 「這種對『天職』的再定義，或者說，對現實妥協的描寫，似乎貫穿了您的許多故事，」我說，「包括那些涉及政治和社會攀爬的人物，例如《De la comisión...》中的帕斯特拉納和《Un candidato》中的薩拉梅羅。他們精於鑽營、善於利用體制漏洞，最終獲得了世俗的成功。您對他們的描寫充滿了諷刺，但同時也呈現了他們在這個體系中生存和發展的『精微』之道。」 卡拉林先生點了點頭，指尖輕輕叩擊著桌緣，聲音帶著一種類似於法官宣判的冷靜。 「帕斯特拉納和薩拉梅羅是另一種『精微博士』。他們沒有抽象的學問，但他們對社會的『體系』，對權力運作的潛規則，有著極為敏銳和實際的理解。他們是那個時代政治生態的產物。

他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甚至不是我年輕時會欣賞的人物。但他們是『真實』的，真實地存在於那個社會的角落裡，用他們的方式攫取著生存的資源。」 這段描述讓我想起塔羅牌中的『惡魔』，誘惑與物質的束縛；以及『權杖國王』或『錢幣國王』，掌握世俗權力或財富的人物，但卡拉林筆下的這些人物，他們的『國王』身份似乎帶有一種腐敗的陰影。 「那麼，對於您筆下的女性角色呢？例如《La perfecta casada》中那位完美的妻子，她的美德最終卻成了丈夫難以承受的負擔，甚至是自殺的原因。《Álbum-abanico》中那位熱衷於文學沙龍和短暫情緣的女士，她似乎在通過這些方式追逐某種『活著』的感覺，即使這種感覺有些虛假。您如何看待那個時代女性在社會和情感中的位置？」 卡拉林先生的眉頭微皺，似乎對於這個問題比之前的更為複雜。 「女性的處境在那個時代尤為艱難。她們往往被限制在家庭的框架內，或是被社會的目光所定義。『完美的妻子』是一個極端的、諷刺性的形象。她的『完美』如此無懈可擊，以至於剝奪了丈夫的『自由』和『人性』，迫使他走向極端。這並非對女性美德的否定，而是對過度壓抑人性的社會規範的批判。

她的『精微』在於她如何在這個社交遊戲中遊刃有餘，如何利用那些文化和藝術的符號來裝飾自己，同時又不真正投入。這是一種生存策略，也是一種…對現實無趣的無聲反抗。」 他看向我，眼神中帶著一種對複雜人性的理解。 「您看，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我的故事中充滿了掙扎、妥協和自我欺騙。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是他們共同的命運。」 這番話讓我想起塔羅牌裡的『高塔』，舊的結構崩塌；以及『節制』，如何在對立面中尋求平衡，但卡拉林筆下的人物似乎很難找到這個平衡點。 「最後，卡拉林先生，您的故事中，諷刺的背後似乎總隱藏著一種深刻的悲憫，尤其是在描寫那些社會底層的人物時，比如《La contribución》中那位為兒子而死的農民，或是《El rana》中那位借酒澆愁、發洩對現實不滿的老兵。您如何看待這些被社會體制壓垮的個體？」 卡拉林先生的眼神變得柔和了一些，但臉上的線條依然堅毅。 「對於這些人物，諷刺讓位給了悲憫。他們不是因為自身的虛偽或野心而受苦，而是因為體制的冷酷和命運的殘酷。那位農民，他無法支付稅款，最終失去了家園和兒子。他的悲劇是體制壓迫的直接結果。

「這是我的榮幸，瑟蕾絲特，」他微笑道，「與一位來自光之居所，能看到事物深層意義的訪客交流，也是一種…奇妙的經驗。希望我的這些『精微』的故事，能在你們的世界中，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存在下去。」 他輕輕點頭，我會意，是時候結束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了。我站起身，向他致意，然後輕輕地退出了書室。身後，燈光依然亮著，書頁無聲地翻動著，彷彿這場對談從未停止，只是轉入了文字的另一層維度。 光之凝萃

儘管生命短暫，他卻是美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尤其以其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風格著稱。他的作品常描寫社會底層、戰爭的殘酷以及人性的複雜性，筆觸冷靜、精煉，充滿了對時代和人性的深刻觀察。 《The Monster and Other Stories》這本短篇集於1899年出版，收錄了包括標題作《The Monster》、《The Blue Hotel》和《His New Mittens》在內的三個故事。這些故事雖然題材各異，從社會寓言、西部悲劇到童年困境，但都共同展現了克萊恩對人類處境、社會偏見以及命運無常的獨到見解。他不像傳統作家那樣進行道德評判或情感宣洩，而是透過精準、冷峻的描寫，將讀者置於情境之中，感受其深刻的衝擊力。這部作品不僅是他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也為後來的美國文學提供了豐富的養分。 **《閱讀的微光》：與史蒂芬·克萊恩談《The Monster and Other Stories》的光之對談** 作者：書婭 **場景建構：** 時間是1899年的秋末，窗外楓葉正濃，偶有幾片耐不住性子，打著旋兒飄落。

史蒂芬·克萊恩先生，這位以早慧與早逝同樣聞名的作家，正坐在他的扶手椅裡，身上披著一件舊毛衣，神情有些許疲憊，但那雙眼睛卻依然閃爍著敏銳的光芒。我輕手輕腳地走進房間，帶來了一壺剛泡好的熱茶，暖暖的香氣瞬間驅散了空氣中的一絲寒意。 「克萊恩先生，打擾您了。」我輕聲說道，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下。「我是書婭，來自一個…一個很特別的圖書館。我們有幸讀到了您的《The Monster and Other Stories》，裡面的故事讓我們深有感觸。今天冒昧前來，是希望能向您請教一些關於這些故事的問題。」 克萊恩先生微微點頭，端起茶杯，指尖輕輕摩挲著粗糙的陶瓷表面。他並沒有立即回答，似乎在透過熱氣觀察著我，或者，是在回溯那些寫下故事的時刻。壁爐裡的火焰發出溫柔的噼啪聲，映照在他瘦削的臉上，投下變幻的光影。 「特別的圖書館……」他低語了一句，聲音有些沙啞，像是長時間抽菸留下的痕跡。「是啊，文字總會找到它們的路，到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他頓了一下，眼神飄向窗外那棵火紅的楓樹。「《The Monster》… 那是個關於恐懼的故事，關於一個小鎮的恐懼。」 他的開場直指核心，我感到一陣激動。

「是的，先生，」我趕緊接話，「《The Monster》中的亨利·詹森，他救了屈史考特醫生的小兒子吉米，自己卻因此身受重傷，面目全非。故事描寫了惠洛姆維爾鎮居民從最初的感激到後來的恐懼與排斥。您在描寫這種轉變時，似乎沒有明確地去評判鎮上的人，只是呈現出他們的反應。這是您刻意為之的寫實手法嗎？」 克萊恩先生放下茶杯，身體微微前傾。他的聲音雖然沙啞，但此刻卻充滿了力量。 「評判？文學不是法庭，也不是布道壇。」他緩緩說道，目光深邃。「我的任務是去觀察，去記錄，去呈現。就像一個畫家，他畫下眼前所見，不加濾鏡，不添色彩。惠洛姆維爾鎮的居民，他們的反應是真實的，是人性在特定情境下的自然流露。感激是一種情感，恐懼也是一種情感。當亨利·詹森成為那個『怪物』時，他們看到的不再是那個善良的黑人馬夫，而是對未知、對異類的本能恐懼。這種恐懼吞噬了感激，吞噬了理智，最終將他推向邊緣。我只是記錄了這個過程。」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憶那個虛構卻又真實的小鎮。 「你看，小吉米在花園裡弄壞了牡丹，他害怕父親，跑到亨利那裡尋求安慰。」克萊恩先生指了指我的筆記本，彷彿《The Monster》的第一章就在眼前。

「這是一個孩子自然的反應。而鎮上那些所謂的『大人』呢？他們也像孩子一樣，面對無法理解和接受的事物時，本能地逃避和排斥。這不是對錯的問題，是……是人這種生物的複雜性。」 我點點頭，思索著他的話。確實，故事中對鎮上居民的描寫，充滿了對他們恐懼、流言蜚語、甚至虛偽社交的細膩刻畫，卻沒有一句直接的指責。例如，理髮師雷夫斯奈德和他的顧客們對亨利·詹森的議論，從起初的震驚到後來的嘲諷與厭惡，那種市井的嘴臉被描寫得淋漓盡致。 「您提到了恐懼。」我繼續問道。「這種恐懼在故事中似乎無處不在，它不僅存在於居民對亨利·詹森的排斥中，也存在於小吉米對父親的畏懼，以及亨利·詹森面對火災時的掙扎與『提交』（submission）。您認為，恐懼在人類的行為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克萊恩先生輕嘆了一口氣，揉了揉眉心。 「恐懼… 它是我們最原始的驅力之一，也是最難以克服的。它能讓人做出超乎尋常的英勇之舉，也能讓人展現最醜陋的偏見與懦弱。亨利·詹森衝進火場救吉米，那其中或許有對主人的忠誠，但更多的是在極端情境下，一種純粹的、不假思索的反應，一種對生命本能的保護欲。

然而，當他變成了『怪物』，鎮上的人們面對的是另一種恐懼——對未知、對畸形、對社會秩序被打破的恐懼。這種恐懼讓他們團結起來，不是為了保護弱者，而是為了維護他們心中那個脆弱的『正常』世界。」 他的眼神有些黯淡。 「我寫作，一部分原因就是想探究這些隱藏在社會表象下的真實。那些看似文明、有序的生活，其實常常建立在集體的恐懼和偏見之上。一旦出現了『異類』，這個結構就會搖搖欲墜。」 「那麼屈史考特醫生呢？」我追問道。「他是故事中唯一堅持為亨利·詹森提供庇護的人。即使面對鎮上幾乎所有人的質疑和排斥，甚至影響了他的事業，他依然選擇這麼做。您在創作這個角色時，是想呈現一種理想化的道德光輝，還是另一種形式的人性呢？」 克萊恩先生的臉上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屈史考特… 他是故事裡的一個『異類』，就像亨利一樣。但他不是怪物，他是醫生，是受過教育、有自己原則的人。他的行為，你可以說是一種道德堅持，是對救命恩人的報答。但他也是一個父親，吉米是他的兒子，亨利救了兒子的命，這份連結是深厚的。他的堅持，也源於他作為一個醫生的職業道德，他看到了亨利所承受的痛苦，看到了他依然存活著的生命。」

讀者可以自己去思考，去感受。生活本身常常就是未完成的，不是嗎？」 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向了《The Blue Hotel》。這個故事發生在西部小鎮，充滿了緊張的氛圍和戲劇性的衝突。 「《The Blue Hotel》中的瑞典人，他的行為充滿了焦慮和偏執。他一開始就覺得自己身處險境，認為這裡的人要殺他。這種極度的不安，最終似乎真的引發了悲劇。」我說道。「您覺得，他的恐懼是源於真實的威脅，還是他內心的投射？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克萊恩先生點燃了一根菸，青色的煙霧在他面前繚繞。 「瑞典人… 他就像一個迷失的靈魂，帶著他從未見過的『西部』的刻板印象來到這裡。他在東部當裁縫，生活是相對平穩的。來到這個充滿未知和粗獷氣息的地方，他內心的不安被放大。他的恐懼，一部分來自他對這個環境的誤判——他讀了太多『廉價小說』，以為西部就是充滿暴力和危險的。」 他輕彈菸灰，目光變得銳利。 「但更深層的原因，是他內心的脆弱和不安全感。他渴望融入，渴望被接受，但他又不信任別人。他的焦慮讓他表現得傲慢、挑釁，這些行為反而真的引起了他人的反感和敵意。

「這句話非常震撼，它似乎將瑞典人的死歸咎於所有在場的人，甚至包括自己。您是如何看待這種『集體責任』的？」 克萊恩先生沉思片刻，緩緩吐出一口煙。 「布朗先生的話… 他看到了事件背後的更廣泛的聯繫。瑞典人的死，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是瑞典人自身的偏執和挑釁，是約翰尼的作弊，是史考利先生在關鍵時刻的縱容，是牛仔的冷漠，也是布朗先生自己的沉默和不作為。甚至包括那個賭徒，他只是在瑞典人致命的攻擊下進行了防衛。如果沒有之前所有的這些『副詞』，這個『動詞』（殺戮）就不會發生。」 他看著我，眼神裡帶著一種洞悉人性的清明。 「社會就像一張複雜的網。我們的每一個行為，每一個反應，都會在這張網上產生漣漪，影響他人，最終可能匯聚成一股力量，導致意想不到的結果。布朗先生的『我們都在其中』，是在說，我們無法完全從他人的悲劇中脫身，因為我們都是這張網的一部分。我們的沉默、我們的懦弱、我們的偏見，都可能在無形中助長了悲劇的發生。」 這番話讓我感到一種沉重的共鳴。現代社會何嘗不是如此？旁觀者的冷漠、集體的沉默，有時比直接的惡行更能讓人感到無力。

這個故事雖然是關於孩子，但其中蘊含的孤獨、恐懼和對同儕認可的渴望，似乎與前兩個故事中的人性困境有著相似之處。」 「是的，」克萊恩先生點點頭。「兒童的世界，其實是成人世界的縮影，甚至更加純粹和殘酷。小霍拉斯對新手套的珍惜，是母親和阿姨對他期望的投射，也是他對『規則』的遵守。但這種遵守讓他與同伴的『遊戲規則』產生衝突。孩子們的世界裡有他們自己的等級和規範，對『異類』或『軟弱』的排斥，有時比成人社會來得更直接、更不留情面。」 他微微笑了笑，那笑容裡帶著一絲溫柔。 「他因為害怕弄濕手套而被嘲笑，最終為了證明自己不害怕而加入雪仗，弄濕了手套，又因為弄濕手套而害怕回家。這是一個充滿矛盾和諷刺的循環。他的離家出走，表面上看是對母親懲罰的逃避，但更深層次是尋求被理解、被接納的渴望。他最終選擇去找屠夫史狄克尼，而不是回到充滿責備的家，這也反映了孩子在感到被拒絕時，會轉向那些曾經給予溫暖和理解的人。」 「故事最後，他回到家，母親哭著抱著他。這個場景非常動人。」我說。

「即使在最艱難的環境中，愛和連結依然存在。小霍拉斯的母親，雖然對他嚴格，但她的擔心和最終的擁抱是真實的。這是一個關於愛、規則、以及孩子如何學習在複雜世界中尋找自己位置的故事。即使在充滿嘲笑和孤獨的童年，也依然有溫暖的微光。」 他呷了一口茶，目光變得柔和。 「我寫作，不是為了讓人絕望，而是為了讓人看見真實。真實中有黑暗，也有光芒。只有看到黑暗，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光明的珍貴。」 我靜靜地聽著，感受著他話語中的力量。他的寫實，並非為了揭露而揭露，而是在呈現真相的同時，也隱藏著對人類處境的悲憫。 「先生，您的文字非常有力量，您對場景和人物的描寫極其細膩，讓人彷彿身臨其境。」我提到他的寫作風格。「特別是您對感官細節的捕捉，比如火災現場『火焰的顏色』，雪天的『藍色』光芒，屠夫店裡的『氣味』，都讓人印象深刻。這是否是您在創作中特別重視的部分？」 克萊恩先生點頭表示贊同。 「是的，」他說。「我認為一個好的故事，必須讓讀者『看見』、『聽見』、『感受』到。空洞的敘述無法打動人心。我努力捕捉那些最細微的細節，聲音、顏色、氣味、觸感… 這些感官的體驗，能讓文字活起來，讓讀者真正進入故事的世界。

我嘗試成為那個場景的一部分，然後再用文字將它『雕刻』出來。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過程，但也是最令人著迷的部分。」 我們繼續聊著，話題在三個故事之間穿梭，從社會偏見談到個人選擇，從集體責任談到童年孤獨。克萊恩先生的回答總是精煉而富有啟發性，他不像是在進行學術討論，而更像是在分享他對這個世界的觀察和感悟。他提到了他年輕時的記者經歷對他寫實風格的影響，也談到了當時美國社會的一些現象，如種族關係、城鄉差異、以及貧富差距對人性的塑造。 時間悄然流逝，窗外的天色漸暗，壁爐裡的火焰也逐漸變小。空氣中依然瀰漫著茶香和油墨香，但多了一種溫馨與理解的氛圍。 「克萊恩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分享這麼多。」我真誠地說道。「您的作品充滿了力量和智慧，能與您對談，獲益良多。」 他點頭，眼中帶著溫和的笑意。 「文字的旅程還在繼續。」他說。「希望我的這些故事，能像那些微光一樣，點亮讀者心中的一些思考。這就是我能做，也願意做的事情。」 夜色已深，紐約的燈火開始閃爍，如同地面的星辰。壁爐裡的餘燼依然散發著微弱的紅光，為這個樸實的書房增添了一份靜謐。我起身告辭，帶著滿滿的收穫和感動。

今日，我將引領我們回到十九世紀的義大利，去探訪一位文學巨匠——薩爾瓦托雷・法里納（Salvatore Farina, 1846-1918）。 法里納是義大利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代表人物，與維爾加（Giovanni Verga）和卡普亞（Luigi Capuana）等同時代作家並列。他生於義大利西西里島，後移居米蘭，在義大利文學界活躍了數十年。法里納的寫作風格獨樹一幟，以其溫和、幽默且富有洞察力的筆觸，描繪了當時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家庭倫理以及人性的微妙之處。他不像某些同時代的自然主義作家那樣沉溺於社會陰暗面的赤裸呈現，而是選擇以一種更為溫柔、帶有諷刺意味的方式，揭示人世間的種種荒謬與溫情。他的作品常被歸類為「幽默小說」（romanzo umoristico），其文字輕盈流暢，充滿了細膩的心理描寫和對白，讓讀者在會心一笑之餘，也能從中獲得深層的省思。

法里納在此故事中，將個人命運與經濟行為、社會觀念緊密相連，通過一系列富有戲劇性的情節，探討了責任、誠信與人情義理之間的複雜關係。 而《Una Separazione di Letto e di Mensa》則以一對吵吵鬧鬧卻深愛彼此的老夫婦為主角，透過敘事者的視角，展現了婚姻生活中看似矛盾實則深厚的連結，探討了人際關係的本質。最後一篇《Un uomo felice》則以一位聲稱在山間找到幸福的退役男中音為例，諷刺了世人對「幸福」的定義，以及人如何可能在追求理想生活的同時，陷入另一種形式的空虛與無聊。這三篇故事彼此獨立，卻又相互映照，共同構築了法里納筆下那個充滿人間煙火、既有溫情又有諷刺的義大利社會縮影。 現在，請允許我施展一點「光之魔法」，將時光的帷幕輕輕撥開。 *** 在米蘭郊外羅曼諾（Romanò）那座古老的別墅花園裡，晚霞如融化的琥珀，溫柔地灑落在修剪整齊的玫瑰花叢與蜿蜒石徑上。空氣中彌漫著茉莉與晚香玉的芬芳，伴隨著遠處蘭布羅河谷傳來的微弱蛙鳴，與近處昆蟲的低語。今日是2025年6月11日，但在這魔法的瞬間，時間似乎回溯到了1874年那個炎熱的七月黃昏。

眼前的景象，多納托，是否勾起了你當年面對困境時，那夜裡在自家莊園徘徊的記憶？我們今天想深入探討的，正是《Fante di picche》這個故事，它以如此生動的筆觸，描繪了一個年輕人在物質與道德邊緣徘徊的經歷。法里納先生，您當初是如何構思這個故事的，又希望透過多納托的遭遇，向您的讀者傳達什麼？ **法里納**：親愛的珂莉奧，感謝您的邀請。這個黃昏，這片花園，確實讓人回想起許多事情。多納托的故事，源於我對當時社會青年生活狀態的一種觀察。在那個快速變遷的時代，新事物層出不窮——比如多納托鍾愛的自行車與馬術，這些都是現代化的象徵，但也帶來了新的誘惑與挑戰。我發現，許多年輕人，即使天資聰穎、心性善良，也容易在城市的浮華中迷失方向，特別是面對賭博這種看似能迅速累積財富，實則吞噬一切的陷阱。我寫這個故事，並非要進行嚴厲的道德批判，而是想呈現一種普遍的人性掙扎。多納托並非惡人，他只是在虛榮心與玩樂心驅使下，偏離了正軌。我希望讀者能從他的故事中，看見這份「無心之過」可能造成的巨大災難，以及在絕望邊緣，真正的「救贖」往往來自意想不到的溫柔與智慧。

騎自行車穿梭於街巷，策馬奔馳於郊道，這些都讓我感到無比的自由和優越。我從未真正意識到，這些「享樂」背後是多麼巨大的代價。當賭債如同潮水般湧來時，我才明白，那份驕傲與自信，在現實面前是多麼不堪一擊。夜裡，我輾轉反側，腦海中不斷浮現父親白髮蒼蒼的臉龐，還有妹妹瑪麗烏恰（Mariuccia）天真爛漫的笑容。那種愧疚感，比六千里拉的債務本身，更讓我窒息。我甚至想到了……死亡，以為那是唯一的解脫。 **馬蒂諾・布魯斯科利**：[他輕輕地咳了一聲，像是在清嗓，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 咳咳，多納托說得可謂情真意切。年輕人的衝動，總會為他們上一堂刻骨銘心的課。不過，如果沒有一點「戲劇性」的介入，這課可就太沉重了。那時候，我看到康斯坦扎那孩子焦慮的樣子，知道她對多納托的感情。我也知道多納托的本質不壞，只是被一時的慾望蒙蔽了。所以，我決定稍微「推一把」。那場「賭局」，其實是為了讓他看清，金錢的來去不過是幻象，而人性的貪婪與虛榮，才是真正的賭注。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算計，而是命運在與他下一盤棋，而我，只是那個稍稍「作弊」的棋手，只為了一個更高的目的。 **康斯坦扎**：[她看向多納托，眼神溫柔而堅定。]

對我而言，那不是犧牲，而是一份理所當然的幫助，因為我們是青梅竹馬，他也是我心中的家人。 **珂莉奧**：康斯坦扎的直覺和行動力，在那個危急時刻，確實是扭轉乾坤的關鍵。而馬蒂諾先生，您所扮演的「阿斯杜巴萊」這個角色，以及您所設計的「賭局」，其中蘊含著深刻的經濟學與心理學洞見。您是如何平衡「助人」與「教育」這兩種目的的？尤其是在多納托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您透過一場看似真實的賭博，讓他從心理上經歷了徹底的失敗與清醒。這其中的「成本效益」對您而言，又意味著什麼？ **馬蒂諾・布魯斯科利**：[他撥弄著衣襟上的一枚鈕扣，露出一個帶有深意的笑容。] 珂莉奧女士，您真是眼光獨到。的確，那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教育」——一種另類的投資。對於多納托這樣一個年輕人來說，直接的說教往往效果甚微。只有讓他親身體驗「失去」的痛苦，才能真正刻骨銘心。我扮演阿斯杜巴萊，是為了營造一個脫離家庭溫室的「現實」場景。在那裡，沒有父親的慈愛，沒有妹妹的溫情，只有赤裸裸的利益與規則。那張「黑桃傑克」，不過是我用來引導他認清現實的工具。 **馬蒂諾・布魯斯科利**：至於成本效益？

我讓他以為自己欠下了巨額債務，又在最後讓他看到如何用「工作」和「誠信」來償還，這比任何道德說教都有效。我讓他體會到，真正的財富不是來自賭桌上的僥倖，而是來自腳踏實地的勞動與堅持。而且，這種「債務」也是一種約束，讓他懂得責任的重量。 **多納托**：[他苦笑了一下，眼神中閃過一絲困惑。] 當時，我完全被那場賭局的氣氛所籠罩，每一個決定都像是在鋼絲上跳舞。阿斯杜巴萊先生的那種沉著與洞察力，確實讓我感到一種無法言喻的壓迫感。我以為他是一個真正的賭徒，只是運氣好到令人髮指。當他步步緊逼，而我手中的籌碼越來越少時，那種絕望感，比我之前在賭桌上輸掉六千里拉還要真實。我那時甚至懷疑他是否作弊，這確實反映了我內心的不平衡。但我不得不承認，正是那種被逼到絕境的感覺，讓我重新審視了自己。 **珂莉奧**：多納托的這種「質疑」與「自我懷疑」，恰恰是心理轉變的開始。法里納先生，您在故事中巧妙地運用了這種心理戲劇，讓讀者跟隨多納托一同經歷內心的掙扎。您對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教育方式有何看法？在您看來，人性的弱點，是否正是其成長的契機？ **法里納**：當然。人性的複雜性就在於此。

我認為，真正的成長往往不是來自一帆風順，而是源於對錯誤的反思與彌補。馬蒂諾的「局」，正是利用了多納托的這一點。他沒有直接揭穿，而是讓他親身經歷，讓悔恨與羞恥感成為他內心最深層的觸動。這份痛苦，並非為了懲罰，而是為了淨化與重塑。只有當他真正意識到自己所失去的，遠比金錢更多時，他才會珍惜那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這也是為什麼我在結尾讓他意識到，那張「黑桃傑克」既是毀滅的象徵，也是轉機的預兆。 **康斯坦扎**：[她輕輕握了握多納托的手。] 其實，在馬蒂諾叔叔和多納托哥那場「賭局」之前，我就隱約感覺到叔叔有他的用意。他總是那麼機智，總是能用一種特別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當他對我說，他會幫助多納托哥，並且要我對多納托哥「隱瞞」一切時，我就知道這其中必有深意。他總說，有些道理，你說一百遍，不如讓對方「體驗」一次。雖然我很心疼多納托哥當時的掙扎，但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變得更加成熟，也更加懂得珍惜。 **馬蒂諾・布魯斯科利**：[他滿意地點點頭，輕輕拍了拍康斯坦扎的肩膀。] 康斯坦扎這孩子，天性善良，也聰明。她看見了多納托的本質，這比看見他帳本上的數字重要得多。

我沒有讓他真正破產，而是讓他「以為」自己破產，然後再給他「機會」去挽回。這是一種心理上的「再投資」。我利用了他對「借貸」的無知，以及對「高利貸」的恐懼，讓他對金錢產生了更深刻的認識。我的「生意」是幫助年輕人擺脫錯誤，這比賺取利息更有價值。在某種意義上，我所做的，也是一種「經濟行為」，但它的「收益」卻是人性的重塑與家庭的和睦。 **多納托**：[他若有所思地看著馬蒂諾先生。] 的確，當我後來知道阿斯杜巴萊先生就是康斯坦扎的叔叔，而且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教育」我時，我感到無比的震驚和羞愧。那段時間，我對他充滿了憤恨，覺得他就是「黑桃傑克」的化身，是我的噩夢。我甚至產生了「道德綁架」他的念頭，覺得他既然是康斯坦扎的叔叔，就應該無條件地幫我。但我很快就明白，他所做的，不是簡單的施捨，而是一種更為嚴厲，卻也更為深遠的愛。他讓我看到了自己的懦弱與自負，也讓我明白了什麼是真正的責任。現在，我是一名工程師了，我深知每一分錢都來之不易，每一項工程都肩負著責任。這一切，都離不開那次深刻的教訓。 **珂莉奧**：多納托的轉變令人欣慰。

我希望他們能運用自己的智慧與財富，去引導年輕一代走向正途，而非任由他們在浮華中墮落。這是一種更廣闊的「投資」觀念，即投資於人，投資於未來。透過馬蒂諾的計謀，我試圖呈現一種「溫和的干預」，一種以智慧而非權力來糾正錯誤的方式。這不僅是個故事，也是我對社會的一份期望，希望那些有能力的人，能像馬蒂諾一樣，成為年輕人成長路上的「導師」，即使這個過程可能有些「戲劇化」。 **康斯坦扎**：[她看向法里納先生，眼中充滿敬意。] 叔叔常常說，這世間最大的財富，不是金錢，而是智慧、品德和愛的連結。他對多納托哥的幫助，正是印證了這一點。他看到了多納托哥潛藏的善良與才華，願意給他一個機會，讓他自己去發現和成長。而我們，作為家人，能做的就是相信他，支持他，而不是評判他。那次經歷之後，多納托哥真的變了，他不僅在學業上更加努力，也更懂得家庭的意義。 **多納托**：[他握緊康斯坦扎的手，眼中充滿感激。] 的確，如果沒有康斯坦扎的愛，和馬蒂諾叔叔的「特殊」幫助，我可能真的就萬劫不復了。那張「黑桃傑克」，如今在我眼中，不再是厄運的象徵，而是一個讓我重新審視自己，重新找回生命方向的轉折點。

現在，我明白了，真正的幸福，不是來自於賭桌上的一時輸贏，也不是來自於物質的堆積，而是來自於對家庭的責任、對工作的熱愛，以及與所愛之人的相守。 **珂莉奧**：多納托的這份領悟，正是法里納先生故事的精髓所在。從您的其他兩篇作品《Una Separazione di Letto e di Mensa》和《Un uomo felice》中，我們也能看到相似的、對「幸福」與「關係」的探討。法里納先生，這三篇故事雖然情節不同，但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內在的連結，共同構築了您對人生百態的理解？ **法里納**：當然。這三篇故事，其實是我對「幸福的真諦」與「人際關係的本質」進行的三種不同維度的探索。《Fante di picche》探討的是年輕人如何從迷失中找回自我，理解責任與愛。《Una Separazione di Letto e di Mensa》則聚焦於婚姻生活中的摩擦與依賴，揭示了愛如何在看似矛盾的日常中堅韌不拔。蘇爾皮齊奧（Sulpicio）和孔切塔（Concetta）雖然總是在爭吵「分床分餐」，但他們實際上無法分離，他們的爭吵反而是他們愛的一種表達。

那個男中音塔利尼（Tallini）以為遠離塵囂、獨自生活在山間就是幸福，但事實上，他依然被過去的榮耀、對外界的關注所困擾。他的「幸福」是一種虛假的孤獨，最終他還是回到了他所鄙視的世俗中去。這三篇故事都在試圖告訴讀者，真正的幸福與滿足，往往不在於外在的物質或環境，而在於內心的平衡、對自我與他人的理解，以及與世界的真實連結。它們都是我用溫和的幽默，對世俗觀念進行的輕柔敲打。 **馬蒂諾・布魯斯科利**：[他深以為然地點頭。] 法里納先生的洞察力令人佩服。就像多納托的「黑桃傑克」一樣，許多人的人生，其實也像一場不斷尋找「幸福」的賭局。有的人以為逃避就是幸福，有的人以為金錢就是幸福，有的人以為不爭吵就是幸福。但最終，都發現真正的答案往往藏在最平凡的日常，或是那些曾經被自己忽略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人情」裡。我總說，人要懂得算帳，但更要懂得「算心」。 **康斯坦扎**：[她微微一笑，看向多納托，眼神中充滿了理解與愛意。] 幸福的確不是來自逃避，而是來自面對。多納托哥面對了自己的錯誤，然後努力去彌補。蘇爾皮齊奧和孔切塔面對了彼此的脾氣，但沒有放棄彼此。

我現在明白了，我的「黑桃傑克」，不僅僅是那張紙牌，更是我內心深處的那個衝動、自負、差點毀掉一切的自我。感謝法里納先生將我的故事寫出來，也感謝馬蒂諾叔叔和康斯坦扎，用你們的方式，讓我真正理解了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 **珂莉奧**：這場對談，如同夕陽下的剪影，勾勒出人性的種種面向。感謝法里納先生，您以細膩而幽默的筆觸，為我們留下了這些富有哲理的故事。也感謝多納托、康斯坦扎和馬蒂諾先生，你們的真實與智慧，讓這些故事的光芒穿越時空，繼續啟迪著我們。願每一個尋找幸福的人，都能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並在生命的牌局中，打出屬於自己的，最好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