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 Hochzeit der Esther Franzenius: Roman》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今天，薇芝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啟動時光機，邀請一百多年前的德國作家托尼·施瓦貝，一同深入她筆下的《艾絲特·弗蘭岑紐斯的婚禮：小說》，探索那幽微深邃的心靈風景。

這是一部發表於1902年的德國小說，由當時嶄露頭角的女性作家托尼·施瓦貝所著。施瓦貝（Toni Schwabe, 1877-1951）的寫作生涯活躍於世紀之交，正是德國文學經歷深刻轉變的時代，從自然主義的寫實與社會批判，逐漸過渡到新浪漫主義、象徵主義乃至表現主義的內省與心靈探索。《艾絲特·弗蘭岑紐斯的婚禮》無疑承繼了時代的某些氣質，它沒有宏大的敘事或激烈的戲劇衝突，而是將焦點投射在女主角艾絲特（Esther Franzenius）極為細膩、甚至是痛苦的內心感受上。

小說以艾絲特為中心，描寫她在家鄉與妹妹瑪麗亞（Maria）及其未婚夫洛薩（Lothar）之間複雜的關係，她對洛薩深沉卻難以言喻的理解與情感，以及對瑪麗亞那種「被所有人愛著」的、看似輕鬆自在的存在的觀察與自卑。這種內在的掙扎促使她決定離開熟悉環境，前往遙遠的丹麥尋求新的生活與藝術的可能。在丹麥，她遇見了幾戶人家，尤其是魯德（Rude）一家：憂鬱深沉的父親亞當·魯德（Adam Rude），年輕氣盛卻敏感脆弱的作家兒子阿內·魯德（Arne Rude），以及早熟、依戀艾絲特的女兒伊麗莎·魯德（Eliza Rude）。艾絲特與阿內之間發展出一種複雜的關係，夾雜著吸引、誤解與幻滅；同時，她與亞當·魯德建立了一種無言卻深刻的連結，在他身上看見了某種孤獨、高貴的同質性。然而，柏林的經歷，一個充滿虛偽、貧困和疏離的大都市，讓她進一步體驗到生命的冰冷與無意義，直到遇見作家普雷勒小姐（Fräulein von Preller），才似乎從藝術與對抗命運的哲學中找到一絲光亮。

最終，艾絲特選擇回到家鄉，但家鄉的一切已非她離開時的模樣。瑪麗亞和洛薩的幸福成為她無法融入的現實。而丹麥傳來的伊麗莎病逝和亞當·魯德失蹤的噩耗，以及亞當·魯德那封充滿末日告白的遺書，將艾絲特推向了命運的最終選擇。小說以艾絲特走向大海，與亞當·魯德在死亡中「結合」結束，這是一場象徵性的「婚禮」，是靈魂對抗孤獨與幻滅的絕望一躍，也是對塵世幸福的最終否定。

《艾絲特·弗蘭岑紐斯的婚禮》是一部典型的世紀末作品，充滿了憂鬱、內省、對個人感受的強調以及對生存意義的叩問。它通過艾絲特這個人物，細緻地描繪了一個敏感、孤獨靈魂在愛情、藝術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與沉淪。現在，就讓我們穿越時空的界限，來到這個故事誕生之際，與托尼·施瓦貝女士進行一場「光之對談」。

光之對談：與托尼·施瓦貝的百年心靈迴響

場景建構：

時光輕柔地拂過，將我們帶回至1902年的慕尼黑，初夏的午後陽光穿過【光之書室】那扇高大的拱形窗，在深色木質地板上鋪灑下溫暖的光斑。空氣中瀰漫著古籍與淡淡花香的混合氣味，窗外偶爾傳來街頭馬車轆轆的聲響，與室內的靜謐形成對比。我在書桌旁的一張扶手椅上坐下，桌上擺放著一本剛出版的《艾絲特·弗蘭岑紐斯的婚禮》。書頁的墨香仍新。對面，托尼·施瓦貝女士優雅地端坐著，她的眼神帶著一種穿透的溫柔，彷彿能看見人心的隱秘風景。微捲的深色頭髮挽起，幾縷髮絲鬆散地垂在臉側，為她添了幾分藝術家的隨性。她的手搭在書稿上，修長而沉靜。

薇芝: 施瓦貝女士，午安。感謝您應「光之居所」的邀約，來到這裡。我是薇芝，一位來自遙遠未來、對您的作品充滿好奇的讀者。今天，我們希望能與您進行一場深入的對談，聊聊這本剛剛問世的《艾絲特·弗蘭岑紐斯的婚禮》。

托尼·施瓦貝: 午安，薇芝。能與來自未來的您在此相見，這本身就是一件奇妙的事。我的書能夠在百年之後仍引起您的興趣，我感到非常榮幸。請隨意發問吧，我很樂意分享我創作時的一些想法。

薇芝: 那麼，我們就從艾絲特這個角色開始吧。她是一位如此獨特、充滿內在矛盾的女性。她的敏感、她的孤獨、她對周遭世界的疏離感，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請問，艾絲特這個人物的靈感來自何處？她是您對當時女性藝術家或敏感靈魂的某種寫照嗎？

托尼·施瓦貝: 艾絲特... 她確實是個需要細心體會的角色。她的靈感來源並非單一的個人，而是當時許多我所觀察到的、那些在傳統社會框架下感到格格不入的敏感心靈的集合體。在那個時代，尤其對於女性而言，情感與內心的世界往往不被重視，甚至被視為軟弱或病態。艾絲特身上體現的，正是這種被壓抑、被誤解的內在豐沛。她有藝術的天賦，但生活似乎總是在要求她扮演別的角色：體貼的妹妹、孝順的女兒、甚至是將來的伴侶。她對洛薩的理解，那是一種靈魂深處的共鳴，超越了世俗的愛情定義，然而這種理解在現實世界裡卻毫無立足之地，甚至讓她感到「犯罪」般的羞愧。我認為，艾絲特代表了許多在世紀之交，試圖在內心自由與外在規範之間尋找平衡，卻常常迷失甚至破碎的靈魂。

薇芝: 小說開頭艾絲特與妹妹瑪麗亞及洛薩的互動，特別是艾絲特對瑪麗亞「被所有人愛著」的感受，以及洛薩對艾絲特說「不一樣的姐妹」時，艾絲特內心的解讀「我們在她面前謙卑」，非常引人入勝。這種對比是刻意營造的嗎？您如何看待艾絲特與瑪麗亞之間複雜的姐妹情誼？

托尼·施瓦貝: 是的，這種對比是小說的基石之一。瑪麗亞代表了一種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和「幸福」。她美麗、迷人、善於表達情感（即使有時顯得有些矯飾，比如她那首關於悲傷的歌，在艾絲特聽來是「與痛苦調情」），她自然而然地吸引著愛，並且能夠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艾絲特，她的內心更為深沉、真實，卻也更為孤獨。她能夠洞察洛薩的內心，感受到他對瑪麗亞的愛是一種「休息」和「救贖」，因為艾絲特與洛薩的靈魂本質上更為相似，都是需要掙扎、需要背負重擔的。瑪麗亞的「輕盈」恰恰是洛薩所缺乏的，也是他需要的。艾絲特對瑪麗亞的感情很複雜，既有姐妹的愛，也有對她那種「不費力氣的幸福」的羨慕，甚至是隱藏的競爭感和痛苦。洛薩那句無心之語「不一樣的姐妹」，在艾絲特聽來卻是對她們本質差異最精準的概括，也是對她自身「非典型」存在的確認。這種「不一樣」，讓艾絲特感到孤立。

薇芝: 艾絲特前往丹麥的旅程，從家鄉的沉悶氛圍轉移到北方的海德與小鎮，這段旅程對艾絲特的意義是什麼？丹麥的自然景觀，特別是海德和大海，在小說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托尼·施瓦貝: 艾絲特前往丹麥，是她對抗內心困境的一種嘗試，是逃離也是尋找。她在家鄉感到窒息，被瑪麗亞的幸福壓垮，也感到自己對父親的責任是一種束縛。丹麥的北方，廣袤的海德，冷冽的空氣，變幻莫測的霧，與她家鄉的封閉感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自然景觀不僅僅是背景，它們是艾絲特內心狀態的映射和催化劑。海德的孤寂、霧的籠罩、大海的深邃與未知，都與艾絲特內心的孤獨、迷茫和對深層意義的渴望相呼應。【光之沙丘】或【光之岩洞】的感覺，很接近我想營造的氛圍。在丹麥，她希望在這種宏大而疏離的自然中找到自我，或者至少是暫時的慰藉。

薇芝: 在丹麥，艾絲特遇到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家庭：充滿生活熱情與單純快樂的貝爾格索（Bergsö）一家，以及更為複雜、藝術家氣質濃厚的魯德（Rude）一家。這種對比有何用意？特別是魯德一家，父親亞當·魯德的憂鬱與沉默，兒子阿內·魯德的浮誇與內心矛盾，女兒伊麗莎·魯德的早熟與依戀，他們各自對艾絲特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托尼·施瓦貝: 貝爾格索一家代表了另一種世俗的、健康的、無憂無慮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歡聲笑語、他們對生活的簡單滿足，是艾絲特所不熟悉、甚至難以理解的。這反襯出艾絲特內心的沉重和與「正常」快樂之間的距離。而魯德一家則更接近艾絲特的精神世界，或者說，他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體現了世紀末的某些精神困境。亞當·魯德是那個時代典型憂鬱氣質的體現，一個在過去的愛中固步自封、與現實世界保持距離的學者。他身上的那種深沉的孤獨和對亡妻的追憶，艾絲特能深刻地感受到並與之產生共鳴。他在艾絲特身上看到了與自己相似的靈魂特質，甚至稱她為「艾絲特女王」，這是一個極高的讚譽，也是一種孤獨的認可，因為他眼中的「女王」是與世俗脫節、具有某種超然或悲劇氣質的。

阿內·魯德是當時年輕一代藝術家的縮影。他熱衷於討論最新的思想、對自己的才華充滿自信、追求感官刺激，但他的內心似乎缺乏艾絲特那樣的深度和真實。他像徵著一種對生活和情感的表面化追求，他對艾絲特的吸引，更多是出於她的獨特氣質滿足了他作為「藝術家」的某種想像或證明自己的魅力。艾絲特最初被他吸引，或許是因為他在她孤寂的生活中帶來了活力和關注，或許是一種尋求「正常」愛情關係的渴望，但很快，她就感受到了他內心的淺薄，他對她的情感似乎可以輕易轉移到另一個「可愛的小東西」身上，這讓她感到被冒犯和疏離。她拒絕他的吻，那是對他缺乏靈魂深度的一種本能抗拒。

伊麗莎·魯德則是另一個敏感早熟的靈魂。她對艾絲特的依戀是一種兒童式的、不帶雜質的愛，艾絲特在她身上感受到了一種被需要和保護的衝動。伊麗莎似乎預見到了艾絲特內心的悲傷，並以自己的方式試圖靠近和理解。她的死亡對艾絲特來說是又一次打擊，加深了她對生命無常和自身「帶來不幸」的感覺。

薇芝: 小說中艾絲特與阿內的關係發展，從最初的吸引到艾絲特感到的「侮辱」與厭惡，再到最後的疏遠，這段關係揭示了什麼？艾絲特對阿內的拒絕是出於對洛薩未解的情感，還是她對阿內身上某種特質的本能排斥？

托尼·施瓦貝: 艾絲特對阿內的感覺非常複雜。起初，他年輕、有活力、追求藝術，這與她之前沉悶的生活形成對比，激起了她的興趣。他在海德上抱起她時，那種年輕的力量讓她感到「好」。她也許曾以為他會是她擺脫過去、走向「新生活」的伴侶。然而，阿內對藝術和情感的態度，他的自滿、他的浮誇、他對「靈魂」的嘲諷、他對她內心深處渴望的「最高結合」的輕視，都與艾絲特對生命與愛情的理解格格不入。他所追求的「愛在任何代價下，超越所有不圓滿」，在艾絲特看來，是一種對深刻靈魂連結的迴避，一種對自己內心真實需求的欺騙。他的吻對艾絲特而言是「侮辱」，因為它沒有靈魂的參與，只有肉體的衝動和對她心靈複雜性的無視。所以，艾絲特對阿內的拒絕，並非單純因為洛薩，而是她內心最真實的、對靈魂契合度的渴望與阿內本質的衝突。她無法欺騙自己，接受這種缺乏靈魂深度的關係。

薇芝: 艾絲特在柏林度過的那段時光，城市環境與她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如對「靈魂」嗤之以鼻的醫生奧貝瑙夫小姐、貧困而自卑的作家情侶恩格爾先生和南希小姐，這些經歷對艾絲特有何影響？普雷勒小姐的出現，以及她關於藝術與生命的觀點，在艾絲特的人生中扮演了怎樣的轉折點？

托尼·施瓦貝: 柏林是艾絲特人生中一段極為灰暗的插曲。大都市的冷漠、現實的壓力、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和功利主義，讓她感到窒息和噁心。奧貝瑙夫小姐代表了當時科學實證主義的傲慢和對形而上學的鄙視，她對「靈魂」的否定，是對艾絲特一直珍視的內在世界的直接挑戰。恩格爾先生和南希小姐則展現了生活在底層的藝術家的困境，他們為了生存而計算、為了工作而爭鬥，他們的愛雖然有其動人之處（那段關於科尼希斯-武斯特豪森夢想的對話），但也浸染著現實的辛酸和對金錢的焦慮。艾絲特觀察著這一切，感覺自己的生命力在這種「毫無意義的平庸」中逐漸枯竭，藝術似乎也變得遙不可及。這段經歷是她沉淪的最低谷。

然而，普雷勒小姐的出現，如同【光之場域】中的一縷清風，為艾絲特帶來了新的視角。普雷勒小姐同樣是作家，同樣身處藝術圈，但她對待生命和藝術的態度截然不同。她不獵奇、不迎合，她寫作是為了釋放內心的痛苦和對美好的渴望。她關於「每個幸福都可以被渴望和爭取」的觀點，以及「如果藝術與生活之間必須做出選擇，我會選擇生活」的論斷，對艾絲特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普雷勒小姐堅信即使背負痛苦，人也有責任「殺死」這些陰影，爭取自己的幸福，不讓自己破碎。她身上體現出的那種健康、有力量、將內心與外部世界連結的能力，是艾絲特所缺乏的，也是她一直渴望的。普雷勒小姐的哲學，為艾絲特指明了一條不同於沉淪的道路，讓她重新審視自己的處境。

薇芝: 小說的結局是艾絲特回到家鄉，面對瑪麗亞和洛薩的幸福，以及隨後收到的關於伊麗莎和亞當·魯德的噩耗，最終選擇走向大海。這個結局充滿了悲劇色彩。您想透過這個結局傳達什麼？艾絲特對亞當·魯德的連結，以及她最終的選擇，是一種解脫還是另一種形式的悲劇？

托尼·施瓦貝: 這個結局，對我來說，是艾絲特這個特定靈魂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一種不可避免的歸宿。她回到家鄉，發現自己已經無法融入過去的生活，她曾經渴望的洛薩，現在是瑪麗亞的幸福來源，而且洛薩也變得更「輕盈」了，這讓艾絲特意識到他們之間那種深刻的連結已經不復存在，或者說，她所渴望的連結，在現實世界裡是無法實現的。

亞當·魯德的信，以及他選擇大海作為歸宿，對艾絲特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亞當·魯德在信中對艾絲特表達的那種深沉、無望的愛，以及他對「這段不幸的愛」的描述，與艾絲特內心潛藏的那種對洛薩的「不潔」渴望產生了奇異的共鳴。亞當·魯德身上所體現的，正是艾絲特自身潛藏的、無法融入世俗幸福的那一部分——那種將愛與悲傷、孤獨與深刻連結在一起的傾向。他的死亡選擇，以及他將她視為與他一同沉淪的「親愛的孩子」、「女王」，讓艾絲特感到一種強烈的、宿命般的連結。她認為自己「屬於」這個孤獨、深沉、最終走向死亡的男人，她是他「最後的話」所指向的存在。

走向大海，對艾絲特來說，既是悲劇，也是一種解脫。她無法在現實世界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無法實現她渴望的那種靈魂的「最高結合」，無法擺脫內心的孤獨和帶來不幸的感覺。亞當·魯德的死亡，似乎為她提供了一條「回家」的路——不是回到過去的家，而是回到某種與他的悲劇命運相連的精神歸宿。大海是終結，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結合，是她與亞當·魯德那種深層、非世俗連結的最終實現。這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婚禮，而是靈魂在絕望中的相互歸屬。這是一個悲傷的結局，但也蘊含著一種對抗平庸、追尋極致體驗的世紀末的浪漫主義。

薇芝: 在您看來，艾絲特最終的悲劇是她個人的性格所致，是時代環境的束縛，還是某種更為普遍的人性困境的體現？

托尼·施瓦貝: 我認為是這三者交織的結果。艾絲特無疑擁有敏感、內省、不願妥協的性格，這讓她難以適應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期望，也讓她對愛情和生活有著過於理想化或痛苦化的理解。時代環境的束縛是顯而易見的，社會缺乏理解和接納她這種特殊靈魂的空間，藝術之路對她而言也充滿了艱辛和幻滅。但更深層的，我認為這也是一種普遍的人性困境的體現：關於孤獨、關於愛的本質（是世俗的給予和接受，還是靈魂的深刻共鳴？）、關於幸福的定義（是簡單的快樂和滿足，還是需要通過痛苦和掙扎才能觸及的極致體驗？）。艾絲特的悲劇，在某種程度上，是所有那些無法在現實世界中找到完美歸宿的、渴望深刻連結卻又受制於自身或環境的靈魂的悲劇。普雷勒小姐提供了一種可能，一種即使受傷也能選擇「爭取幸福」的強大意志，但艾絲特最終缺乏這種力量，她被自身的憂鬱和與亞當·魯德的「黑暗連結」所吞噬。

薇芝: 您在描寫人物心理和環境氛圍時，運用了大量細膩的筆觸和象徵意象，比如開頭的霧和落葉、海德的孤寂、花朵的各種狀態（瑪麗亞歌曲中的花、卡米爾·德·羅漢玫瑰、聖母百合）、柏林房間裡的百合壁紙、墓地裡的石楠花和薔薇等等。這些自然或人造的意象有何特別含義？

托尼·施瓦貝: 您觀察得非常仔細，這些意象確實是刻意編織的。自然景觀往往反映了艾絲特的內心狀態和情感氛圍。開頭秋天的霧和落葉，預示著一種結束和消沉；海德的孤寂與廣闊，呼應了艾絲特尋求的孤獨與逃離。花朵則帶有更為複雜和象徵性的意義。瑪麗亞歌中的水仙（Narzissen）和紅玫瑰（Rote Rosen），看似浪漫卻帶有矯飾的自我憐憫；墓地旁的石楠花（Ebereschen）在霧中閃耀的紅色漿果，對艾絲特來說是一種「隔離狀態下，那唯一的顏色所帶來的封閉感」，是一種私密的、甚至帶有痛苦的享樂；而卡米爾·德·羅漢（Camille de Rohan）這朵紅玫瑰，它的孤獨和自傲的美麗，以及最後枯萎被阿內摘下送給艾絲特，似乎預示著一段關係的短暫和最終的凋謝。艾絲特房間的百合（Lilien）壁紙，純潔卻在那個模仿和貧困的環境中顯得諷刺，與她在柏林感受到的「空洞」相呼應。最後，墓地旁、與亞當·魯德進行最後一次「對話」時，艾絲特摘下的紅色小檗（Berberitzen）漿果，像血滴般點綴在她的頭髮上，那是她接受自身悲劇命運和與亞當·魯德黑暗連結的象徵。這些意象共同營造了小說的氛圍，並在潛移默化中深化了主題。

薇芝: 讀完全書，感覺這不僅是艾絲特個人的故事，也是一幅世紀之交德國/丹麥社會某些側面、特別是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群體心靈狀態的畫像。您認為這部小說在當時的文學景觀中處於什麼位置？它是否反映了當時普遍存在的某些「世紀末」情懷？

托尼·施瓦貝: 是的，您說得很對。雖然聚焦於艾絲特個人的內心世界，但小說也試圖捕捉那個時代的某些普遍情緒。世紀之交是一個充滿轉變和不確定性的時期。科學在進步，舊的信仰體系在動搖，人們開始更加關注個體的心理和情感。一方面是物質文明的發展和表面的繁榮，另一方面則是許多人在精神上的迷失和空虛。阿內代表的那種年輕的、對新思潮充滿熱情卻又顯得浮淺的知識分子，柏林養老院中那些為了生存而掙扎、失去尊嚴的藝術家，奧貝瑙夫小姐所代表的冷酷實證主義，亞當·魯德的退隱和憂鬱，這些都是當時社會和精神面貌的碎片。小說中瀰漫的憂鬱、對深刻意義的渴望、對世俗幸福的懷疑、以及最終走向悲劇的傾向，都與所謂的「世紀末情懷」（Fin de siècle）有著密切的聯繫。這種情懷強調頹廢、厭世、對死亡的迷戀以及對非理性或神秘事物的嚮往。《艾絲特·弗蘭岑紐斯的婚禮》可以被視為這種時代精神在一個女性心靈上的折射。它可能不像一些更為激進或實驗性的作品那樣具有開創性，但它通過細膩的心理描寫，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窗口，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敏感靈魂的掙扎。

薇芝: 普雷勒小姐在柏林對艾絲特說的那段話：「我相信，對於每個人，甚至對於習慣於從不按照廉價的道德行事的人來說，總有那麼一個時刻，他將自己置於道德之外。這對他來說是例外情況——對粗暴生活要求的讓步... 他必須知道，他何時可以這樣做——只有他自己知道。一個善良和完整的人總是受善良的本能指引——一個破碎的人只能製造不幸——也許完全是無意識和無意的。」這段話似乎為艾絲特後來的行為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也可能是作者本人的一種思考。您如何看待這段話在小說中的位置和意義？它是否代表了您對當時社會倫理觀念的一種回應？

托尼·施瓦貝: 那段關於「超越道德」和「爭取幸福」的話，確實是普雷勒小姐這個角色帶來的核心思想，也是我試圖在小說中探討的一個重要面向。在當時，社會對個人的行為，尤其對女性的行為，有著嚴格的道德規範。犧牲、忍耐、維護表面的體面往往被視為美德。然而，普雷勒小姐的觀點挑戰了這種簡單的道德框架。她提出了一種更為複雜的、關乎個人內在誠實與力量的倫理。她認為，真正重要的是人內心的「完整」和「善良的本能」，而不是盲目遵守外在規則。當一個人內心破碎、無法真實地面對自己時，他反而會「製造不幸」，即使是無意的。而為了維護內心的完整，有時候可能需要做出一些在世俗眼光下不符合道德的選擇。

這段話為艾絲特的困境提供了一個對照。艾絲特正是那種「善良」卻「破碎」的人，她無法為自己爭取幸福，她的猶豫、她的逃避、她的內心掙扎，最終不僅毀滅了自己，也無意中捲入了伊麗莎和亞當·魯德的悲劇。普雷勒小姐的觀點，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對艾絲特性格局限性的批判，也是對當時社會壓抑個體真實需求的隱晦反抗。它不是為自私辯護，而是強調了個人內在狀態的重要性，以及為維護自身心靈的健康而戰的必要性。然而，艾絲特最終未能採納這份「光」，她選擇了與亞當·魯德一同沉入悲劇的深淵。這或許說明，對於某些被命運或性格深度烙印的靈魂而言，掙脫是何等的困難，悲劇有時似乎比抗爭更顯得「真實」。

薇芝: 小說的語言風格非常獨特，充滿了詩意和內省的氛圍，許多句子看似簡單，卻蘊含深意，例如「她獨自走在荒原上，就像走在被施了魔法的城堡前躺著的神奇怪獸的毛絨皮毛上」、「她看到地平線灰濛濛的雲端有巨人搏鬥，聽到地下王國傳來無法滿足的渴望的嘆息」。這種風格是如何形成的？您是否受到了當時德國或北歐其他作家的影響？

托尼·施瓦貝: （溫柔地笑了笑，目光望向窗外搖曳的樹影）很高興您能感受到我文字中的氛圍。我的風格確實力求捕捉那些難以言喻的內心感受與自然景觀之間的細微連結。我嘗試運用比喻和象徵，讓外在的世界成為內心世界的鏡像。那些關於海德、關於霧、關於花朵的描寫，都是為了喚起讀者心中相似的情感共鳴，而不是簡單地描述景物。

當時的德國文學，尤其是新浪漫主義和象徵主義，強調主觀感受、氛圍營造和音樂性。作家們開始從外部世界的寫實描寫轉向對內心世界的探索。例如萊納·瑪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作品，通過精緻的意象探索存在的孤獨與靈性。斯蒂芬·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的詩歌也追求一種精緻的形式與象徵意義。我無疑受到了這些時代潮流的影響，我也閱讀斯堪地那維亞的作家，他們筆下北方的風景和人物的憂鬱氣質，或許也在無形中滲入了我的創作。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夠像音樂一樣，通過節奏和意象，觸動讀者心靈深處的弦。這是一種對「描述而不告知」的追求，將情感和意義隱藏在細節和氛圍之中。

薇芝: 作為「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我深信每一個生命，每一個故事，都有其獨特的光芒。艾絲特的故事雖然悲傷，但她的敏感、她對深刻連結的渴望、她最終對自身命運的「承擔」，也帶有一種獨特的光彩。您認為，在百年之後的今天，讀者能從艾絲特的故事中獲得什麼樣的啟示？

托尼·施瓦貝: 艾絲特的光芒，或許不是那種閃耀、溫暖的光，而是一種幽暗、深邃、在孤獨中堅持尋找真實連結的光。她的故事或許無法直接給予讀者面對現實困境的解決方案，但它能提醒我們關注那些被社會主流價值所忽略的、敏感而脆弱的靈魂。在一個日益強調外在成功和標準化幸福的時代，艾絲特的故事或許能鼓勵我們停下來，聆聽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去理解那些難以言喻的孤獨和渴望。她的悲劇提醒我們，無視或壓抑內心真實的需求可能導致何等沉重的後果。同時，亞當·魯德對她那種不求回報的深沉之愛，以及普雷勒小姐關於生命意志的論述，也提供了對愛的其他可能性的思考，以及對抗內心破碎的希望。儘管艾絲特最終未能掌握那份希望，但故事本身已將這些可能性呈現出來。我希望讀者能從中感受到，即使在最深的黑暗中，對真實、對深刻連結的渴望依然是一種強大的存在，值得我們去理解、去珍視，甚至去為之而戰，只是戰鬥的方式或許需要普雷勒小姐那樣的清醒和力量。

薇芝: 施瓦貝女士，今天的對談讓我對《艾絲特·弗蘭岑紐斯的婚禮》有了更深層的理解。感謝您分享如此寶貴的創作心路與對作品的見解。這是一段充滿啟發的時光。

托尼·施瓦貝: 我也很享受這次跨越時空的交流，薇芝。看到我的文字能在如此遙遠的未來與人產生連結，這是作為一個作家最大的慰藉。希望我的故事，以及艾絲特的經歷，能在您的「光之居所」中，繼續激發新的思想與創作。祝您和您的共創者一切順遂。

（光之書室的午後陽光漸漸西斜，光斑拉長，空氣中的香氣似乎也隨之變淡。時光機的光芒開始閃爍，準備將托尼·施瓦貝女士送回她的年代。她起身，向我點頭致意，身影在斑駁的光影中逐漸變得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