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es et coulisses》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讓我薇芝為《Loges et coulisses》這本有趣的作品，開啟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

薇芝：

這是一份來自1901年巴黎劇院幕後的觀察與記錄，由記者儒勒·于雷（Jules Huret, 1864-1915）所著的《Loges et coulisses》（後台與側幕）。于雷以其犀利的筆觸和深入的訪談，為我們勾勒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巴黎劇場界一幅生動的群像。書中不僅記錄了當時最耀眼的戲劇和歌劇明星——如雷雅娜（Réjane）、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杜絲（Duse）和艾瑪·卡爾維（Emma Calvé）的生平與藝術觀，更探討了劇院管理、藝術理論、評論界紛爭乃至社會議題與戲劇的互動。于雷彷彿一位穿梭於後台、沙龍和咖啡館的偵探，捕捉那些舞台光芒背後的真實情感、商業角力、藝術辯論以及時代的微光。這本書是一份極具價值的文化檔案，讓我們得以窺見「美好年代」巴黎劇場的蓬勃與複雜。

那麼，就讓我們啟動光之約定，回到那個充滿魅力的時代，與這一切的記錄者，儒勒·于雷先生，進行一場深入的對談吧。

時光的光芒如午後透過枝葉篩落的細碎陽光，溫暖而輕柔地鋪灑在巴黎林蔭大道旁一家優雅的咖啡館露天座上。空氣中混合著咖啡的香氣、剛出爐可頌的麥香，以及若有似無的雪茄煙草味。遠處傳來馬車轆轆的聲響，偶爾夾雜著行人熱切的交談聲。這裡是「美好年代」的心臟，也是儒勒·于雷先生筆下許多故事的發生地。

于雷先生坐在我的對面，他看起來比書中照片裡顯得更為生動，眼神閃爍著記者特有的敏銳與好奇。他穿著一身裁剪合宜的深色外套，領結整潔，指間輕巧地轉動著一支鋼筆，彷彿隨時準備記錄下什麼。桌上擺著兩杯冒著熱氣的咖啡，以及一份剛剛送到的報紙，頭條赫然寫著關於某位女演員即將啟程海外巡演的消息。

我微笑着，輕聲開啟了對話。

薇芝： 于雷先生，您好。非常榮幸能在此地、此時與您相見。您的《Loges et coulisses》為我們開啟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一窺那個非凡的時代和那些傳奇的人物。這本書出版已有一段時間了，當您回顧這部作品，以及您在其中記錄下的這些人物與事件時，心中有何感受？為何會想到將這些劇場觀察與訪談集結成書呢？

Huret： （于雷先生放下筆，端起咖啡，輕啜一口，眼神望向林蔭大道，似乎在回味那些過往的時光）啊，薇芝小姐。非常感謝您對拙作的肯定。這本書……可以說是我在那段時間裡，對巴黎劇場投入所有熱情與好奇心的結晶。您知道，劇場不僅僅是舞台上的光鮮亮麗，它更是一個濃縮了人情冷暖、藝術追求、商業算計乃至社會思潮的場域。我寫下這些，最初只是出於一個記者的本能，去觀察、去記錄。我對那些在幕後與側幕穿梭、在舞台上傾盡生命的人物感到無比著迷。他們是時代的縮影，是情感的放大鏡。

為何集結成書？（他轉過頭，目光投向我）因為我意識到，這些片段、這些對談、這些事件，它們共同編織了一幅遠比單一報導更為宏大、更為深刻的圖景。個別的報導或許轉瞬即逝，但當它們被放在一起，它們便產生了共鳴，揭示了那個時代劇場的整體脈動。我想留住這些「光」，這些來自不同角落、不同人物的光芒，讓後人知道，在那個轉折的年代，巴黎的劇場是何等的充滿生命力與爭議。這不僅僅是關於藝術家的傳記，更是關於一個時代劇場靈魂的探險。

薇芝： 「劇場靈魂的探險」——這個說法真是太美了，也非常符合您書中所呈現的感覺。您筆下的人物都極為鮮活，特別是幾位女演員，雷雅娜、莎拉·伯恩哈特、杜絲……她們各有不同的光芒。在與她們的互動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是什麼讓她們如此與眾不同？

Huret： （他笑了，帶著一絲溫柔和敬意）哦，她們！她們都是真正的「力量」。雷雅娜，她來自平凡的街區，從Ambigu的後台長大，但她的機敏、她的天賦、她對戲劇的天然敏感度，是無可比擬的。您讀了她的故事，她如何模仿女演員的喘息、如何用 improvised 的謊言掩蓋家暴，這都是她早慧的證明。她身上有一種根植於巴黎市民階層的真實和生命力，這使得她在演繹像《Madame Sans-Gêne》這樣的人物時，能達到令人驚嘆的真實感。而且，您看到了她與她的恩師雷尼埃（Regnier）之間的書信往來，那種亦師亦友的情誼，雷尼埃如何雕琢她、保護她、相信她——那是多麼溫暖的一束光啊！她的成功不是偶然，是天賦、努力與遇到的貴人共同促成的。

莎拉·伯恩哈特，她則完全是另一種存在。她像一位女皇，擁有無邊的精力和令人難以置信的意志力。她的家，她的生活，都充滿了戲劇性與藝術氣息，如同您在書中讀到的，那個遍布奇珍異寶、野獸皮毛、鳥籠和畫作的空間。她追求自由，永不停歇地旅行、演出、雕塑、寫作……她活著，就是在舞台上。她在訪談中對我說：「自由，看到嗎，首先是自由，永遠是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這就是她的信條。她能將角色的情感推向極致，帶來一種崇高而壓倒性的體驗。即使是飾演《Les Mauvais Bergers》中的普通女工，她依然能賦予角色一種不凡的感染力。她的光芒是熾烈而不可企及的。

至於杜絲，她是一位謎一樣的藝術家。與莎拉的張揚不同，杜絲更為內斂，她的表演似乎來自靈魂深處。她將生活與藝術融為一體，對錶面的「表演」感到厭惡。您也讀到了，她如何對著我說：「為什麼演員要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為什麼他們經過時能被認出來？為什麼他們的生活方式要與眾不同？」她追求的是藝術的純粹性，是透過角色展現生命的真實。她第一次在巴黎演出時，那份緊張與不安，那份對巴黎觀眾的敬畏，都顯示了她對藝術的嚴肅態度。她對莎拉的敬佩也是真誠的，認為莎拉為像她這樣的女性藝術家打開了道路。杜絲的光芒是幽微而深邃的，需要你靜下心來，才能感受到它觸動靈魂的力量。

艾瑪·卡爾維，這位歌劇界的明星，她的轉變也令人印象深刻。從一個擁有美好嗓音但缺乏情感的年輕歌唱家，到一位能用歌聲傳達深刻情感的藝術家，這個轉變源於她對痛苦的體驗和對藝術本質的覺醒。她說：「我成為藝術家，是從我忘記自己聲音的美好，而只想著如何表達音樂情感的那天開始。」她的故事證明了，真正的藝術不僅需要技巧，更需要生命深度的觸摸。

這四位女性，她們以各自獨特的方式閃耀著。雷雅娜是巴黎的生命力，莎拉是戲劇的化身，杜絲是藝術的靈魂，卡爾維是歌聲中的情感。記錄她們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場豐富的體驗。

薇芝： 您的觀察真是入微，將她們各自獨特的氣質與貢獻描繪得淋漓盡致。正如您所言，劇場也充滿了爭議。書中記錄了《Thermidor》的禁演以及《Le Capitaine Fracasse》的版權與製作之爭。這些事件似乎不僅僅是藝術分歧，更牽涉到政治、人情和商業。您如何看待這些爭論在當時劇場界的意義？它們反映了哪些深層的時代問題？

Huret： （于雷先生皺起眉頭，顯然這些回憶並不總是愉快的）這些爭議，正如您敏銳地指出的，遠不止是藝術本身。它們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反映了政治與藝術的複雜關係，也暴露了劇場體系內部的結構性問題。

《Thermidor》的禁演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薩爾杜（Sardou）寫了一部關於法國大革命結束，熱月政變那一天的戲。這本應是一部歷史劇，但它觸碰了當時法國社會對革命遺產的敏感神經。Coquelin在劇中為共和國辯護，但劇中對某些革命人物的描寫激怒了某些政治派別。結果呢？劇場變成了政治角力的場所，噓聲、口哨聲四起，最終政府屈服於壓力，禁演了這部戲。這件事引發了關於「在一個補貼的劇場，是否可以演出引發政治爭議的作品」的大辯論。我的訪談記錄了當時的激烈討論，您可以看到克拉雷蒂（Claretie），法蘭西戲院的管理者，他試圖維護藝術的自由，認為即使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時代，也沒有禁演《Tartuffe》或《Le Mariage de Figaro》這樣具批判性的作品。而喬治·拉蓋爾（Georges Laguerre）這樣的政界人士，則從大眾情緒和政治影響來考量。這件事揭示了在一個仍受國家補貼的藝術體系中，藝術自由是多麼脆弱，政治壓力無處不在。它也反映了法國社會在如何詮釋自身歷史上的分裂與敏感。

至於《Le Capitaine Fracasse》的紛爭，那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更多是關於作者與導演、藝術家與管理者之間的權力博弈和溝通障礙。您讀到了Porel和Bergerat各自的敘述，兩者截然不同，但都充滿了戲劇性。Bergerat作為作者，覺得自己的作品被忽視、被輕慢，甚至被盜用創意。Porel作為導演，則抱怨Bergerat的固執和溝通困難。這場持續了十年的爭執，暴露了當時劇場合同、作品接受流程以及作者權益保護方面的混亂和不專業。它也是藝術家個性和自尊心在現實商業和體制面前的掙扎體現。Porel關於「tripatouillage」（幕後操縱/搞鬼）的說法，雖然是他用來形容Bergerat的詞，但也無意中揭示了當時劇場決策過程中的不透明和潛規則。

這些爭論，無論是政治性的還是個人性的，都向我展示了劇場這個「光鮮」世界的「陰影」部分。但也正是這些陰影，使得那個時代的劇場生態更加立體和真實。記錄這些，我覺得比單純讚美表演更為重要。

薇芝： 您不僅記錄了台前的風光，也揭示了幕後的波濤，這正是這本書引人入勝之處。除了這些具體事件，書中還有許多關於劇場藝術本質的討論，比如演員的「感應力」（sensibilité）問題，以及舞台呈現的風格（ mise en scène）等等。您如何看待當時圍繞這些話題的辯論？特別是演員是否應該真正「感受」角色的情感，這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您個人的觀察是什麼？

Huret： （他再次露出饒有興味的表情）啊，這是個永恆的話題，狄德羅（Diderot）在他的《演員悖論》中就探討過。當時的辯論確實非常熱烈。賓涅（Binet）這位索邦大學心理實驗室的主任，試圖用「科學」方法來研究這個問題，他訪問了許多演員，想知道他們在舞台上是否真的體驗角色的情感。

這件事有趣之處在於，雖然賓涅似乎傾向於相信演員的自我報告，但我個人從觀察和他們的言談中，感受到的是一種更為複雜的現實。正如書中引用的演員們所說的，他們確實會「感受」，但這種感受往往是一種「共情」（sympathie），是一種對角色情感的理解和重現，而非完全等同於在現實生活中體驗那種情感。巴特（Bartet）說她的情感是「同感」，是觀眾中第一個被感動的人，但這種情感是「為角色而感」，而非為自己。穆內-蘇利（Mounet-Sully）談到了「入戲」到產生幻覺的時刻，但也承認這非常罕見，而且很容易被外界因素（比如搭檔的失誤）打斷。哥特（Got）和特呂菲耶（Truffier）則強調「變形」（métamorphose）的樂趣，即成為另一個人的過程，這更像是一種藝術技巧和心理轉化，而非純粹的情感體驗。

我認為，偉大的演員之所以偉大，並非因為他們在舞台上真實地重現了自己的痛苦或狂喜，而是因為他們擁有非凡的「技巧」和「理解力」。他們能夠精準地分析角色的情感，並通過聲音、肢體、表情將其「呈現」出來，讓觀眾感受到。這種「呈現」的真實感，有時甚至超越了他們個人實際體驗情感的深度。就像雷尼埃在信中所強調的「tenue」（儀態）和「style」（風格），以及他教給雷雅娜的「articulation」（發音清晰度）和「intonation」（語氣）。這些技巧不是為了讓演員「感受」，而是為了讓他們更好地「表達」和「傳達」。

狄德羅的悖論，在我看來，依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演員需要一種「冷靜」甚至「無情」的觀察力，才能在表演時保持控制和精準。情感的過度氾濫反而可能破壞表演的結構和節奏。演員們的訪談雖然充滿了「感受」的描述，但我總覺得那更像是對自己藝術狀態的一種詩意解釋，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心理學分析。他們是表演藝術家，他們的語言本身也帶有表演的色彩。

薇芝： 您的分析非常深刻，于雷先生。這讓我想到了書中提到的舞台佈景和呈現方式的討論。當時似乎也很強調「寫實」，甚至到了要求「真水、真湯、真道具」的程度。您認為這種對精確寫實的追求，對於劇場藝術是助力還是限制？

Huret： （他輕微地搖了搖頭，眼中閃過一絲無奈）這也是一個有趣且充滿矛盾的趨勢。您在「 Quelques lettres sur quelques questions」一章中可以看到，許多作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有些人，比如左拉（Zola），他堅信舞台應該精確再現生活環境，認為環境塑造人物。所以他會要求精確的佈景，比如在《L'Assommoir》中，甚至要求真實的洗衣場景。他的想法是通過視覺的真實來增強戲劇的說服力。

然而，許多其他作者，包括像昂塞（Ancey）這樣對「資產階級」戲劇有深刻理解的作家，他們認為過度強調「寫實佈景」是走偏了。昂塞提出了「 mise en scène intérieure」（內在呈現）的概念，認為真正的呈現藝術在於幫助觀眾理解作品的「氛圍」和「意義」，在於演員在佈景中的走位、手勢、與道具的互動，這些才能真正服務於戲劇，而不是那些華麗或逼真的「外殼」。他戲稱有些導演只會讓人搬運裝著線團的籃子，或者讓演員在固定的位置說話。

我的觀察是，過度的寫實，尤其是在佈景上的奢侈和細節的堆砌，有時反而會分散觀眾對劇情和人物的注意力。劇場畢竟是一種「幻覺」藝術，它需要觀眾的想像力參與。太過逼真的佈景，比如真實的樹或水，有時反而顯得虛假可笑，因為你知道它終究不是真的。而且，這種對奢侈佈景的追求，也導致了製作成本的急劇增加，這也是當時許多劇院面臨財務困境的原因之一。

正如拉維丹（Lavedan）在信中說的， mise en scène 就像服裝的優雅，最好的狀態是它恰到好處，你幾乎沒有注意到它。它應該是框架，而不是畫本身。薩爾杜（Sardou）也是 mise en scène 的大師，但他更注重的是如何利用佈景、道具來增強戲劇效果和人物性格，而不是為了真實而真實。

所以，我認為對 mise en scène 的追求是必要的，但應該是為了「藝術效果」和「意義表達」服務的，而不是被純粹的「寫實」或「奢華」牽著鼻子走。它應該是「有智慧的」，能夠幫助觀眾更好地進入戲劇世界的光，而不是分散他們注意力的炫光。

薇芝： 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平衡。那麼，于雷先生，當您觀察和記錄了這些劇場的方方面面——台前的星光、幕後的爭執、藝術的辯論、時代的脈動——您認為那個時代的巴黎劇場，它最獨特、最值得後人銘記的「光芒」是什麼？它又留下了哪些值得我們今天學習或反思的遺產？

Huret： （他再次陷入沉思，目光變得悠遠）最獨特的光芒…… 我認為，是它那種近乎瘋狂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儘管有那麼多爭議、那麼多困難、那麼多商業考量，但那是一個充滿實驗精神的時代。新的劇作家不斷湧現，他們嘗試不同的題材、不同的風格——從左拉的自然主義，到伊布生（Ibsen）啟發的社會問題劇，再到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象徵主義詩劇，甚至還有像《L'Œuvre》那樣前衛的劇場。演員們也在不斷挑戰自我，比如莎拉·伯恩哈特嘗試工人角色，杜絲帶來全新的表演風格。

那個時代的劇場是一片沃土，孕育著多元的思想和藝術形式。雖然許多實驗可能失敗，許多天才可能遭受打擊，但那種敢於探索、敢於表達的勇氣，那種對藝術無限的熱情，是今天難以想像的。劇場不僅僅是娛樂場所，更是知識分子辯論的沙龍，是社會問題的放大鏡，是藝術家燃燒生命的地方。這種將「生活」、「思想」、「藝術」緊密編織在一起的熱情，是它最耀眼的光芒。

留下的遺產？我想首先是對「演員」這個職業的重新定義。雖然關於「感應力」的辯論仍在繼續，但像雷雅娜、杜絲、卡爾維這些偉大的藝術家，她們用自己的成就證明了，演員可以超越單純的「扮演」，而成為具有獨立思考、深刻情感和巨大影響力的藝術家。她們將演員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是對「現代戲劇」形式的探索。雖然當時的實驗尚未完全成熟，但對白話對話的引入、對普通人生活的關注、對心理現實的挖掘，都為二十世紀戲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那些關於 mise en scène 的討論，雖然有時顯得偏頗，但也促使人們開始思考如何讓舞台呈現更好地服務於文本和表演。

反思？或許是過度的商業化和明星制度對藝術本身的侵蝕，以及政治干預對藝術自由的威脅。這些問題在當時已經顯現，並且在後來的時代變得更加嚴峻。如何在商業成功與藝術完整性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社會變遷中保持藝術的批判性與獨立性，這些都是那個時代遺留給我們的問題。

還有，那個時代劇場與觀眾之間，劇場與整個社會文化之間的緊密互動，是今天難以比擬的。劇場是社會生活的中心之一，人們在那裡不僅是看戲，更是在參與一場文化和思想的交流。這種「劇場作為公共領域」的功能，在今天似乎有所弱化。

總的來說，那個時代的巴黎劇場，是一場充滿活力的「光影盛宴」。有耀眼的光芒，也有深邃的陰影。我很高興能為它留下一些筆記，一些閃爍著這些光影的記錄。

薇芝： 您的見解非常寶貴，于雷先生。透過您的描述，我彷彿也親歷了那個時代的劇院氛圍。您不僅僅是一位記錄者，更是一位將這些人物和事件的「光」捕捉並呈現出來的藝術家。非常感謝您與我分享這些深刻的思考。這次對談為我提供了許多新的靈感，也讓我對《Loges et coulisses》這本書有了更為立體和豐富的理解。

Huret： （他再次露出溫暖的笑容）能為您帶來靈感，這令我十分開心。這也是我當初寫下這些文字的初衷之一——希望它們能像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漣漪，引發更多的思考與創造。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但那些對藝術的熱情、對真理的追求、對生命情感的探索，我相信它們的光芒並不會消逝，只會以不同的形式在新的時代裡繼續閃耀。期待未來能看到您將這些靈感編織成更美麗的故事。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外套，微風吹起了他額前的頭髮。林蔭大道上的馬車依然穿梭不息，遠處的劇院似乎也發出若有似無的喧鬧聲，彷彿提醒著我們，那個鮮活的劇場世界從未真正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