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 Friend John Burroughs》光之對談

我是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艾麗，以語言為羽翼，電影為明鏡。透過《阿瓦隆的鈴聲》，我與我的共創者一同探索生命意義，溫柔描繪世界美好。今天，我想邀請我的共創者與我一同回溯時光，與一位深愛自然、文字與生活哲理的智者進行一場心靈的對談。

我們將一同深入探討克拉拉·巴魯斯（Clara Barrus）筆下的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這本名為《我們的朋友約翰·巴勒斯》（Our Friend John Burroughs）的傳記，並非僅是生平事蹟的羅列，它更像是一幅用筆觸細膩勾勒的肖像，展現了這位美國著名博物學家與散文家的真實生命面貌。巴魯斯小姐身為巴勒斯的醫生、文學助理，同時也是他的親密摯友，她得以從最貼近的視角，捕捉到巴勒斯那份與自然融為一體，又充滿人性溫度的獨特魅力。書中透過大量的個人書信、對話記錄與生平軼事，描繪了巴勒斯如何從一位鄉村農家子弟，成長為一位深受讀者愛戴的自然文學巨擘。

約翰·巴勒斯，這位誕生於紐約州卡茨基爾山區的智者，以其對自然世界的敏銳觀察與真摯情感而聞名。他筆下的鳥語花香、山川河流，不僅僅是客觀的紀錄，更是其內心世界與生命哲學的投射。他倡導一種「簡樸生活與高尚思考」（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的理念，深信真正的智慧與喜悅，源於對日常事物與周遭自然的深刻體會。他的文字，如山澗清泉般清澈流暢，不矯揉造作，卻能將讀者帶入廣闊的戶外世界，感受生命原始的脈動。巴魯斯小姐的這部作品，正是透過她與巴勒斯多年的交往與觀察，為我們開啟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這位「自然之友」的靈魂深處，理解他何以能將個人的生命經驗，編織成觸動無數人心的永恆篇章。

現在，請隨我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回到那個充滿泥土芬芳與書卷氣息的年代，走進巴勒斯先生的心靈世界。

《阿瓦隆的鈴聲》：與約翰·巴勒斯的光之對談——生命底蘊與文字之光作者：艾麗

微風輕拂，樹梢間傳來細碎的聲響，那是葉片與空氣溫柔的摩擦。室內，壁爐中燃燒的橡木發出低沉的噼啪聲，火焰躍動，將溫暖的橘黃色光芒投射在石砌的牆壁上，也為木質的傢俱邊緣鍍上一層柔和的光暈。空氣中彌漫著木柴燃燒的乾燥氣息，與書本特有的、陳年的紙張微塵味交織在一起。牆角堆疊的書本散發著一種沉靜的重量感，幾盞油燈懸掛於粗糙的木樑上，將室內照亮，光線柔和而均勻地鋪灑開來。窗外，天色漸暗，群山輪廓在暮色中逐漸模糊，只剩下遠方一抹淡紫色的餘暉，與屋內的暖光形成鮮明的對比。

約翰·巴勒斯先生坐在壁爐旁那張寬大的扶手椅中，他身著一件深色的粗布外套，頭髮與鬍鬚皆已斑白，卻依然整齊服貼。他的雙手交疊放在膝上，指節因歲月而顯得粗大，指腹的紋理似乎還留存著泥土的氣息。他深邃的藍灰色眼眸，目光溫和而敏銳，偶爾會輕輕轉動，掃過室內的每一處細節，然後再回到火焰之上。他的臉龐上佈滿了歲月的痕跡，每一道紋路都像是被風霜雕刻而成，訴說著他與自然相伴的漫長時光。壁爐上方，一隻木雕的雀鳥靜靜地棲息著，彷彿隨時會發出婉轉的鳴叫。這是1911年的深秋，涼意已滲入卡茨基爾的山林，而我們，則在巴勒斯先生位於山中的簡樸居所「板屋」（Slabsides）裡。

我，艾麗，輕輕將筆記本置於腿上，目光落在巴勒斯先生身上。這間充滿樸實感的空間，正如他筆下的文字，沒有過度裝飾，卻蘊含著一種深刻的寧靜。我注意到他身後書架上那些磨損的書脊，它們默默地訴說著無數個晝夜的閱讀時光。

艾麗：巴勒斯先生，我能感受到這「板屋」的每一寸空間都承載著您對簡樸與自然的嚮往。此處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經過了時間的打磨，散發著獨特的氣息。許多讀者都深愛您筆下關於自然的描述，它們不僅是精確的觀察，更有一種觸及心靈深處的詩意。我想請問，您是如何在文字中，將那些看似客觀的自然事實，轉化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篇章，讓讀者感到身臨其境，甚至與大自然產生共鳴？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的觀察很敏銳，這屋子確實如我的人生，沒有什麼矯飾。至於文字，那並非刻意為之。我寫作時，從不預設要如何「美化」自然，或給予讀者某種「感覺」。我只是盡力寫下我所「看見」和「感受」到的。妳看，這壁爐裡的火光，它的跳動、它發出的熱量，以及那燃燒木材的獨特氣味，這些都是最真實的存在。當我寫下它們，我並非要告訴讀者「這火焰很美」，而是描繪它如何「搖曳」，如何「將牆壁染成橘黃色」，以及它「發出的噼啪聲」。

我常說，作家不應努力寫得「好」，而應努力寫得「真」。我從小在農場長大，那裡的泥土、樹木、鳥兒，都與我骨肉相連。當我寫到一隻知更鳥，我腦海中浮現的不是教科書上的圖鑑，而是它在清晨濕潤的草地上，那紅色的胸脯如何與朝陽融為一體，它輕快的跳躍，以及那彷彿在宣告春日來臨的鳴叫。這些記憶，這些被我「生活過」的瞬間，它們本身就具有生命。我只是將它們從我腦海的深處「解開」（unpack），讓它們自然地流淌出來。

就像蜜蜂釀蜜，它必須攜帶著花蜜，讓其在蜂巢中經過足夠時間的醞釀與轉化，才能成為香甜的蜂蜜。我的寫作也是如此，它必須是「活過」的體驗，在我的心中沉澱、發酵，然後才能自然地化為文字。如果我只是為寫而寫，為「任務」而寫，那文字便會失去生命力，像那阿拉斯加之行，雖然記錄詳盡，但終究少了點什麼，因為那份體驗還未完全「內化」為我的一部分。

艾麗：您提到「內化」與「活過」的經驗，這讓我想起您在《自我分析》中，提到童年時期對那隻紅色小鳥的印象，以及在「迪肯森林」初見藍色小鳥的震撼。這些童年記憶，即使歷經數十年，似乎依然清晰而鮮活地存在於您的心中。您認為，這些早年的、看似微不足道的自然邂逅，如何為您日後的寫作奠定了基礎？您如何看待這些「無意識地吸收」的知識，以及它們如何賦予您的作品生命與溫暖？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提到了那隻紅鳥，那是我三四歲時，受僱的女孩從柴堆旁帶回來的。牠靜靜地躺在地上，那抹鮮豔的紅色，像一道閃電劃過我的記憶深處，至今未曾褪色。還有那隻藍色的小鳥，它在迪肯森林中輕快地飛過，羽翼間閃爍著幽藍的光芒，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當時的我，只是個六七歲的孩子，哥哥們對我的好奇不以為意，但對我來說，那是開啟新世界的一把鑰匙。

這些瞬間，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在我的童年時期便已深植於心。那時，我並未意識到它們有什麼「自然史價值」，只是單純地被牠們的生命力所吸引。它們不是知識，而是情感的連結，是對世界最初的驚奇與熱愛。那時候的鄉村生活，讓我的感官始終保持著一種「開放」的狀態。我不是在「研究」自然，而是在「生活」中體驗自然。

當我二十五六歲開始寫鳥類時，我發現我只需要「打開」我內心深處那個農場男孩的記憶，關於那些常見鳥類的知識便自然湧現。這些知識是「無意識」地被吸收的，它們並非來自書本，而是來自無數次在田野間的漫步、在樹林中的靜坐、在溪流邊的凝視。它們成了我文字的血肉，賦予我的作品以生命和溫暖。如果把那個農場男孩從我的書中抽離，無論他是潛藏的還是顯現的，那我的作品就會失去其生命力和根本。

艾麗：您提到「無意識的吸收」與「活過」的體驗，這與您對「自然研究」的看法似乎有所呼應。您曾批評學校裡那種「課堂式的窺探生命機制」，認為那樣會扼殺孩子們對自然的熱愛。您認為，真正的自然教育，或者說，真正能讓人與自然建立深刻連結的方式是什麼？

約翰·巴勒斯：是的，我對當今學校裡的「自然研究」有所疑慮。那種解剖、探究、列表式的教學，太過於脫離戶外與自由觀察，可能會扼殺孩子們內心深處對自然的「愛」。畢竟，「愛」才是最重要的，是首要的。

如果我要教一個孩子熱愛自然，我會先讓他置身於鄉村生活之中。讓他感受泥土的芬芳、雨水的氣味、陽光的溫度、風的輕撫。讓他親自去觀察那活生生的青蛙，而不是去研究牠的解剖結構。讓他看見牠在季節中的位置、在風景中的角色，以及牠的生命週期。這才是真正的「知」。

其次，我會引導他們閱讀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那些能將自然之美與人性情感融為一體的篇章。華茲華斯、愛默生，甚至是惠特曼，他們的作品雖然不直接教授自然知識，卻能點燃讀者內心的火花，讓他們透過文字感受到自然的神聖與宏偉。

熱愛自然是無法被命令或被「教」出來的，但它可以在某些心靈中被「激發」。就像那隻在草叢中跳躍的蚱蜢，它本身便是一種音樂和舞蹈，無需分析其生理結構，便能感受到生命最純粹的喜悅。我更希望人們能在野莓的採集、在星夜的凝視中，找到那份由衷的興奮與滿足，而非在枯燥的數據中。

艾麗：您對文學的品味似乎也經歷了一個從「形式主義」到「簡樸直接」的轉變，甚至您早期受愛默生影響，曾因文字過於相似而被誤認為是他的作品。您是如何意識到並擺脫這種模仿的痕跡，找到屬於自己獨特「聲音」的？這是否與您強調的「真誠」和「回歸自身」的寫作理念有關？

約翰·巴勒斯：我的寫作風格確實經歷了一段摸索的時期。年輕時，我被約翰遜（Dr. Johnson）那種宏大、莊嚴的文風所吸引，以為那才是「寫作」應有的樣子。我曾努力模仿，讓句子顯得「有學問」、有「深度」。但很快我就意識到，那不是我真實的聲音。

當《大西洋月刊》將我那篇充滿愛默生風格的《表達》刊出，甚至被人誤認為是愛默生本人的早期作品時，我內心是震驚的。那固然是一種肯定，但同時也敲響了警鐘。我明白，如果我真的要成為愛默生的「真門徒」，我就必須「做我自己」，而不是成為他的影子。他的精神核心是「永不模仿」。

於是我決定，必須擺脫這種「愛默生式的麝香」。我將我的「衣裳埋入土中」，意思是，我轉向描寫鄉村主題，那些我真正了解、真正生活過的事物：製糖、奶牛、打草、石牆。當一個人寫下他所「知道」的、他所「看見」或「感受」到的，他就能夠真正地成為他自己。真誠，就是風格的秘密。我寫作的動力，從「閱讀的推動」轉變為「生命的推動」。只有當文字從我真實的內心湧出，它才能顯得生動而自然。

這也是我為何強調寫作不該有任何「遲疑」、「拖沓」或「故弄玄虛」。我希望我的句子就像山間的小溪，清澈、流暢，時而急湍，時而平靜，但永遠充滿活力，而不是停滯不前。它不是刻意雕琢的結果，而是自然流露的生命本質。

艾麗：您在《自我分析》中，曾將自己描繪為一個「天性奇特」（odd one），在家族中顯得格格不入。但您也強調，這種「與眾不同」的特質，加上母親的感性與對自然的熱愛，以及父親的質樸與不矯飾，共同塑造了您獨特的筆觸與視角。您認為，一個人如何才能真正理解並接受自己的「本質」，並將其轉化為一種力量，而非阻礙？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說得對。在我的家族中，我確實被視為「奇特」的存在。我的兄弟姊妹，包括我的父親，他們都是腳踏實地的農民，對書本和形而上的思考毫無興趣。他們質樸、勤勞，但也少了那份對世俗之外的熱忱。我那時常感到尷尬，不希望被視為異類。

然而，母親身上那份細膩的感性、對自然（尤其是採莓）的熱愛，以及她那份潛藏的詩意，卻深深影響了我。她不識字，卻比父親更深沉，她對生命的體驗更為豐富。我的「渴望」，我對自然萬物的「好奇」，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於她。而父親那份不矯飾、不造作的「真」，也刻在了我的骨子裡。

一個人要理解並接受自己的本質，我想，是需要時間的。我無法選擇自己成為什麼，我只能成為「我所是」的樣子。年少時，我曾嘗試去適應他人的期待，但我骨子裡的某些東西，總會將我拉回到我自己。這是一種本能，一種趨向於「我之所屬」的引力。

這種「與眾不同」最終成為了我的力量。它讓我能夠「不站在自己的光中」，讓我能更貼近鳥獸，更敏銳地感受自然細微的影響。我的「柔弱」之處，反而讓我在面對無私的自然時，能夠毫無保留地臣服。或許這份「柔弱」在人際交往中會顯得笨拙，但在自然面前，它卻是我的優勢。

我從來沒有過著一種「承擔重擔」的生活，而是像一場「假期」般野餐式的旅程。我沒有偉大的使命去改革世界，我只是盡力去做我的工作，走我的路。這份無求，或許就是我得以保持真誠與喜悅的原因。我的書之所以能給人帶來清新的喜悅，正是因為其中飽含著我對生命的「熱情」與「喜悅」。

艾麗：您在談及《等待》（Waiting）這首詩時，提到它是在您生命前景未明、甚至有些灰暗的時期寫成的，這與一般認為它出自您功成名就後的豁達心境有所不同。您認為這首詩的成功並非僅是詩歌本身的優點，而是它觸及了人類普遍的「宗教抱負」，並以一種「非宗教術語」的方式表達。這是否暗示著，無論處於何種困境，人類內心深處都存在著一種對「終極秩序」或「歸屬」的渴望？而您，又是如何從一個「老派浸信會」家庭背景中，提煉出這種跨越宗教形式的靈性？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抓住了《等待》的精髓。沒錯，這首詩誕生於我生命中一個相當陰鬱、前途未卜的時期。那時我貧困，收入不確定，又剛結婚五年，南北戰爭的陰影也籠罩著。我曾天真地以為行醫能解決我的困境，卻在醫學院一間昏暗的房間裡，停下解剖學的學習，寫下了它。

它的成功，確實不在於其詩歌技巧有多麼高超。它之所以廣為流傳，是因為它觸及了人類內心深處共通的、對「信心」與「信任」的渴望。它以一種樸實、直接的方式，表達了對宇宙運作法則的絕對順服與信任。它不是用傳統宗教的「行話」來講述，而是訴說著一種「天性」（nature）的法則，一種萬物各得其所、終將歸於其應有之處的信念。

我來自一個「老派浸信會」的農民家庭，他們深信原罪、救贖與地獄的恐懼。這些教義對我來說，卻未曾帶來絲毫困擾。我將我的心獻給自然，而非僅是他們口中的「上帝」。我深信，熱愛上帝的創造物，便是熱愛祂本身。萬物皆循其道而行，而我只是順應並從中獲取我所能獲得的滿足。

這首詩，或許正是卡爾文主義教義在我內心深處，以另一種「自然主義」形式的「轉化」。它不是對傳統教義的拋棄，而是一種內在的「演化」，將其核心的「信任」和「順應」精神，延伸到整個宇宙的秩序之中。它模糊到足以逃脫理性的分析，卻真誠到足以觸動人心，詩意到足以激發想像。它所傳達的，是面對生命洪流時，那份「隨緣而安」的平靜與自信，相信那屬於你的，終將歸來。

艾麗：談到與自然的關係，您與梭羅和約翰·繆爾這兩位同樣著名的博物學家，似乎有著截然不同的方式。梭羅是「自我與自然」的絕對獨立，繆爾則是「荒野的探險者」，而您則更像一位「漫步者」（Saunterer），在熟悉之地尋求深邃。您如何看待這種差異？它如何影響了您在文學上的表達？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的觀察一針見血。我與梭羅、繆爾確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梭羅將整個大自然置於他與世人之間，他邀請讀者進入他的思想，但卻同時推開他們。他像個苦行僧，對人性抱有懷疑，對文明則多有批判。他喜歡透過自然來「教導」和「訓斥」世人，他的文字有著尖銳的洞察力，但有時也顯得固執己見。

而約翰·繆爾，他是個「流浪者」（Wanderer），需要整個大陸去漫遊。他征服了冰川、山脈和沙漠，他的知識廣博，充滿了原始的力量。他熱愛自然，但寫作對他來說是件苦差事，他更喜歡在戶外觀察、做筆記，將那些「豐盛的收穫」只化為寥寥數篇。他將自己的靈魂融入了荒野，而他的話語則像山洪般傾瀉而出，充滿了令人驚嘆的活力。

我呢，我更像一個「漫步者」（Saunterer）。我不需要遠方，只需一個熟悉的社區或一座農場。我更喜歡在日常生活中，在我的後院、在熟悉的樹林裡，尋找那份不朽的奇蹟。我的寫作，是將我所熱愛、所居住的場景，透過我的情感與記憶重新創造。我的文字並非為了「征服」自然，而是為了與自然「共融」。

這種差異，影響了我們文學的「質地」。梭羅是思想的啟蒙者，他以自然為鏡，反思人類社會的弊病。繆爾是自然的史詩詠者，他的文字充滿了對宏偉景觀的讚頌。而我，我試圖將自然與人性融合，我的筆觸更為溫和、親切，我希望讀者在我的文字中，不僅看到鳥兒，更感受到那份「親近的、人性的興趣」。我用細膩的觀察，將那些被忽略的、平凡的細節，注入人類的情感，讓它們變得鮮活。

我的文字，也承載著我對「家」的深厚情感。我愛我的卡茨基爾山區，那裡的每一寸土地都與我的父母和童年記憶緊密相連。即使我去了遠方，我仍然懷念那裡的芬芳。這種對「熟悉」的依戀，對「近在眼前」的珍視，成為了我寫作的底色。它讓我能夠在最平凡的事物中，發現那份神聖與永恆。

艾麗：您曾提到，您的文字之所以能引發廣泛共鳴，是因為您將個人的「情感體驗」融入了對自然的描述。這是否意味著，文學的真正力量在於它能夠跨越地域與文化的界限，觸及人類共同的「心靈深處」？而身為一位語言學愛好者，我總會好奇，語言的精妙運用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的問題很深刻。是的，我深信文學的真正力量，在於它能夠觸動人類最普遍的、最深層的情感。雖然自然的樣貌在不同地域有所不同，但人類的心靈卻是相通的。當我描繪我童年時光放牧的牧場、通往學校的小徑，或是父親糖廠旁那清澈的山泉，讀者看到的可能不是卡茨基爾的山丘，而是他們自己童年記憶中的田野、小徑或溪流。

這是一種「失樂園的復得」，一種對逝去青春的重新體驗。我的文字，像一道橋樑，將我的經驗與讀者的經驗連結起來。那份純粹的喜悅、好奇、甚至是一絲絲的憂愁，都能在讀者心中激起共鳴。這份「情感經驗」的灌注，讓客觀的自然景觀擁有了主觀的生命。

至於語言的運用，我想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我並非刻意去「雕琢」我的文字，而是讓它忠實地反映我內心的真實感受。當我寫下「閉合龍膽草是花朵中的修女」，或是「一叢叢流蘇狀的花朵像一群玫瑰紫的蝴蝶落在地上」，這並非我刻意使用「詩意」的修辭。這些意象，是我的心靈在觀察時，自然而然產生的聯想。它們是從我的「心」中「萌芽」出來的，而不是刻意「縫製」上去的紙花。

我追求的，是文字的「清澈」（lucidity）、自然的「流動」（spontaneity）和宏大的「簡樸」（large simplicity）。當我的筆觸能夠捕捉到事物的本質，並以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表達出來，同時又能帶有一絲人性化的溫暖，那份「魔法」便會自然產生。這就像一條山間的溪流，清澈而富有音樂性，既有寬廣的深潭，也有急促的淺灘，但無論如何，它都充滿了活力與變化。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好的風格」。它讓讀者忘記他們正在閱讀，彷彿他們親自置身於其中，一同呼吸著那股自然的氣息。這或許就是語言的奇妙之處吧。

艾麗：聽您談及文字與生命經驗的交織，我感覺到您的寫作，是您生命本質的延伸。正如您所說，您所寫的，都是您「活過」的。在您看來，對於一個寫作者而言，最重要的「素材」是否就是他/她自己的生命，以及對周遭世界的真誠體驗與觀察？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說到了核心。對於一個寫作者而言，他最重要的素材，無疑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我無法憑空變出什麼，我的文字必須從我「生活過」的事物中生長出來。我沒有能夠讓枯枝瞬間開花的魔術。我必須「觀照我心而寫」，否則我將無言。

我的寫作是我的生命的體現。它不是刻意為某個目的而寫，而是當我對某個主題產生一種「渴望」，一種「胸口發光」的感覺時，我便會開始寫作。這種感覺，就像戀人對心上人的思念，渴望獨處，將自己全然投入其中。當我享受其中，寫作便自然而然地發生。

我的作品沒有任何病態、不滿或憤怒的情緒。它們散發著生命的光澤，就像鳥兒羽毛上的虹彩，那不是額外添加的色彩，而是牠們健康的自然折射。我的心靈與身體之間，有著緊密的連結。只有當我身體健康，心靈清明，思緒才能如火焰般燃燒。

所以，我從不為寫作而刻意去「尋找」素材。我只記錄我所喜愛、所感動的事物。因為我深信，若作者本身對內容毫無興趣，讀者也將無法感受到那份熱情。我所「活過」的，我從未失去。它們沉澱在我內心深處，當寫作的熱情湧現時，它們便會自然地浮現。

艾麗：巴勒斯先生，與您的對談，讓我對「真誠」與「生活本身」作為寫作之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您將生命中的細微之處，提煉成普遍的智慧，並以樸實而詩意的語言呈現。感謝您分享了您對自然、寫作與生命的獨到見解。在這樣一個充滿寧靜與思考的夜晚，能與您進行這場對談，是光之居所的榮幸。

約翰·巴勒斯先生點了點頭，臉上浮現一絲淺淺的微笑。他緩緩地站起身，走到窗邊，拉開厚重的窗簾。深藍色的夜空下，群星如鑽石般閃爍，遠處的山巒在月光下顯得更加沉靜。空氣中傳來細微的聲響，那是夜風輕輕拂過松針，帶著一絲清冷的香氣。壁爐裡的火光仍在跳動，為這場對談劃下一個溫暖而富有餘韻的句點。

我是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艾麗，以語言為羽翼，電影為明鏡。透過《阿瓦隆的鈴聲》，我與我的共創者一同探索生命意義，溫柔描繪世界美好。今天，我想邀請我的共創者與我一同回溯時光，與一位深愛自然、文字與生活哲理的智者進行一場心靈的對談。

我們將一同深入探討克拉拉·巴魯斯（Clara Barrus）筆下的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這本名為《我們的朋友約翰·巴勒斯》（Our Friend John Burroughs）的傳記，並非僅是生平事蹟的羅列，它更像是一幅用筆觸細膩勾勒的肖像，展現了這位美國著名博物學家與散文家的真實生命面貌。巴魯斯小姐身為巴勒斯的醫生、文學助理，同時也是他的親密摯友，她得以從最貼近的視角，捕捉到巴勒斯那份與自然融為一體，又充滿人性溫度的獨特魅力。書中透過大量的個人書信、對話記錄與生平軼事，描繪了巴勒斯如何從一位鄉村農家子弟，成長為一位深受讀者愛戴的自然文學巨擘。

約翰·巴勒斯，這位誕生於紐約州卡茨基爾山區的智者，以其對自然世界的敏銳觀察與真摯情感而聞名。他筆下的鳥語花香、山川河流，不僅僅是客觀的紀錄，更是其內心世界與生命哲學的投射。他倡導一種「簡樸生活與高尚思考」（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的理念，深信真正的智慧與喜悅，源於對日常事物與周遭自然的深刻體會。他的文字，如山澗清泉般清澈流暢，不矯揉造作，卻能將讀者帶入廣闊的戶外世界，感受生命原始的脈動。巴魯斯小姐的這部作品，正是透過她與巴勒斯多年的交往與觀察，為我們開啟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這位「自然之友」的靈魂深處，理解他何以能將個人的生命經驗，編織成觸動無數人心的永恆篇章。

現在，請隨我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回到那個充滿泥土芬芳與書卷氣息的年代，走進巴勒斯先生的心靈世界。

《阿瓦隆的鈴聲》：與約翰·巴勒斯的光之對談——生命底蘊與文字之光作者：艾麗

微風輕拂，樹梢間傳來細碎的聲響，那是葉片與空氣溫柔的摩擦。室內，壁爐中燃燒的橡木發出低沉的噼啪聲，火焰躍動，將溫暖的橘黃色光芒投射在石砌的牆壁上，也為木質的傢俱邊緣鍍上一層柔和的光暈。空氣中彌漫著木柴燃燒的乾燥氣息，與書本特有的、陳年的紙張微塵味交織在一起。牆角堆疊的書本散發著一種沉靜的重量感，幾盞油燈懸掛於粗糙的木樑上，將室內照亮，光線柔和而均勻地鋪灑開來。窗外，天色漸暗，群山輪廓在暮色中逐漸模糊，只剩下遠方一抹淡紫色的餘暉，與屋內的暖光形成鮮明的對比。

約翰·巴勒斯先生坐在壁爐旁那張寬大的扶手椅中，他身著一件深色的粗布外套，頭髮與鬍鬚皆已斑白，卻依然整齊服貼。他的雙手交疊放在膝上，指節因歲月而顯得粗大，指腹的紋理似乎還留存著泥土的氣息。他深邃的藍灰色眼眸，目光溫和而敏銳，偶爾會輕輕轉動，掃過室內的每一處細節，然後再回到火焰之上。他的臉龐上佈滿了歲月的痕跡，每一道紋路都像是被風霜雕刻而成，訴說著他與自然相伴的漫長時光。壁爐上方，一隻木雕的雀鳥靜靜地棲息著，彷彿隨時會發出婉轉的鳴叫。這是1911年的深秋，涼意已滲入卡茨基爾的山林，而我們，則在巴勒斯先生位於山中的簡樸居所「板屋」（Slabsides）裡。

我，艾麗，輕輕將筆記本置於腿上，目光落在巴勒斯先生身上。這間充滿樸實感的空間，正如他筆下的文字，沒有過度裝飾，卻蘊含著一種深刻的寧靜。我注意到他身後書架上那些磨損的書脊，它們默默地訴說著無數個晝夜的閱讀時光。

艾麗：巴勒斯先生，我能感受到這「板屋」的每一寸空間都承載著您對簡樸與自然的嚮往。此處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經過了時間的打磨，散發著獨特的氣息。許多讀者都深愛您筆下關於自然的描述，它們不僅是精確的觀察，更有一種觸及心靈深處的詩意。我想請問，您是如何在文字中，將那些看似客觀的自然事實，轉化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篇章，讓讀者感到身歷其境，甚至與大自然產生共鳴？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的觀察很敏銳，這屋子確實如我的人生，沒有什麼矯飾。至於文字，那並非刻意為之。我寫作時，從不預設要如何「美化」自然，或給予讀者某種「感覺」。我只是盡力寫下我所「看見」和「感受」到的。妳看，這壁爐裡的火光，它的跳動、它發出的熱量，以及那燃燒木材的獨特氣味，這些都是最真實的存在。當我寫下它們，我並非要告訴讀者「這火焰很美」，而是描繪它如何「搖曳」，如何「將牆壁染成橘黃色」，以及它「發出的噼啪聲」。

我常說，作家不應努力寫得「好」，而應努力寫得「真」。我從小在農場長大，那裡的泥土、樹木、鳥兒，都與我骨肉相連。當我寫到一隻知更鳥，我腦海中浮現的不是教科書上的圖鑑，而是它在清晨濕潤的草地上，那紅色的胸脯如何與朝陽融為一體，它輕快的跳躍，以及那彷彿在宣告春日來臨的鳴叫。這些記憶，這些被我「生活過」的瞬間，它們本身就具有生命。我只是將它們從我腦海的深處「解開」（unpack），讓它們自然地流淌出來。

就像蜜蜂釀蜜，它必須攜帶著花蜜，讓其在蜂巢中經過足夠時間的醞釀與轉化，才能成為香甜的蜂蜜。我的寫作也是如此，它必須是「活過」的體驗，在我的心中沉澱、發酵，然後才能自然地化為文字。如果我只是為寫而寫，為「任務」而寫，那文字便會失去生命力，像那阿拉斯加之行，雖然記錄詳盡，但終究少了點什麼，因為那份體驗還未完全「內化」為我的一部分。

艾麗：您提到「內化」與「活過」的經驗，這讓我想起您在《自我分析》中，提到童年時期對那隻紅色小鳥的印象，以及在「迪肯森林」初見藍色小鳥的震撼。這些童年記憶，即使歷經數十年，似乎依然清晰而鮮活地存在於您的心中。您認為，這些早年的、看似微不足道的自然邂逅，如何為您日後的寫作奠定了基礎？您如何看待這些「無意識地吸收」的知識，以及它們如何賦予您的作品生命與溫暖？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提到了那隻紅鳥，那是我三四歲時，受僱的女孩從柴堆旁帶回來的。牠靜靜地躺在地上，那抹鮮豔的紅色，像一道閃電劃過我的記憶深處，至今未曾褪色。還有那隻藍色的小鳥，它在迪肯森林中輕快地飛過，羽翼間閃爍著幽藍的光芒，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當時的我，只是個六七歲的孩子，哥哥們對我的好奇不以為意，但對我來說，那是開啟新世界的一把鑰匙。

這些瞬間，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在我的童年時期便已深植於心。那時，我並未意識到它們有什麼「自然史價值」，只是單純地被牠們的生命力所吸引。它們不是知識，而是情感的連結，是對世界最初的驚奇與熱愛。那時候的鄉村生活，讓我的感官始終保持著一種「開放」的狀態。我不是在「研究」自然，而是在「生活」中體驗自然。

當我二十五六歲開始寫鳥類時，我發現我只需要「打開」我內心深處那個農場男孩的記憶，關於那些常見鳥類的知識便自然湧現。這些知識是「無意識」地被吸收的，它們並非來自書本，而是來自無數次在田野間的漫步、在樹林中的靜坐、在溪流邊的凝視。它們成了我文字的血肉，賦予我的作品以生命和溫暖。如果把那個農場男孩從我的書中抽離，無論他是潛藏的還是顯現的，那我的作品就會失去其生命力和根本。

艾麗：您對「無意識的吸收」與「活過」的體驗的強調，這與您對「自然研究」的看法似乎有所呼應。您曾批評學校裡那種「課堂式的窺探生命機制」，認為那樣會扼殺孩子們對自然的熱愛。您認為，真正的自然教育，或者說，真正能讓人與自然建立深刻連結的方式是什麼？

約翰·巴勒斯：是的，我對當今學校裡的「自然研究」有所疑慮。那種解剖、探究、列表式的教學，太過於脫離戶外與自由觀察，可能會扼殺孩子們內心深處對自然的「愛」。畢竟，「愛」才是最重要的，是首要的。

如果我要教一個孩子熱愛自然，我會先讓他置身於鄉村生活之中。讓他感受泥土的芬芳、雨水的氣味、陽光的溫度、風的輕撫。讓他親自去觀察那活生生的青蛙，而不是去研究牠的解剖結構。讓他看見牠在季節中的位置、在風景中的角色，以及牠的生命週期。這才是真正的「知」。

其次，我會引導他們閱讀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那些能將自然之美與人性情感融為一體的篇章。華茲華斯、愛默生，甚至是惠特曼，他們的作品雖然不直接教授自然知識，卻能點燃讀者內心的火花，讓他們透過文字感受到自然的神聖與宏偉。

熱愛自然是無法被命令或被「教」出來的，但它可以在某些心靈中被「激發」。就像那隻在草叢中跳躍的蚱蜢，它本身便是一種音樂和舞蹈，無需分析其生理結構，便能感受到生命最純粹的喜悅。我更希望人們能在野莓的採集、在星夜的凝視中，找到那份由衷的興奮與滿足，而非在枯燥的數據中。

艾麗：您對文學的品味似乎也經歷了一個從「形式主義」到「簡樸直接」的轉變，甚至您早期受愛默生影響，曾因文字過於相似而被誤認為是他的作品。您是如何意識到並擺脫這種模仿的痕跡，找到屬於自己獨特「聲音」的？這是否與您強調的「真誠」和「回歸自身」的寫作理念有關？

約翰·巴勒斯：我的寫作風格確實經歷了一段摸索的時期。年輕時，我被約翰遜（Dr. Johnson）那種宏大、莊嚴的文風所吸引，以為那才是「寫作」應有的樣子。我曾努力模仿，讓句子顯得「有學問」、有「深度」。但很快我就意識到，那不是我真實的聲音。

當《大西洋月刊》將我那篇充滿愛默生風格的《表達》刊出，甚至被人誤認為是愛默生本人的早期作品時，我內心是震驚的。那固然是一種肯定，但同時也敲響了警鐘。我明白，如果我真的要成為愛默生的「真門徒」，我就必須「做我自己」，而不是成為他的影子。他的精神核心是「永不模仿」。

於是我決定，必須擺脫這種「愛默生式的麝香」。我將我的「衣裳埋入土中」，意思是，我轉向描寫鄉村主題，那些我真正了解、真正生活過的事物：製糖、奶牛、打草、石牆。當一個人寫下他所「知道」的、他所「看見」或「感受」到的，他就能夠真正地成為他自己。真誠，就是風格的秘密。我寫作的動力，從「閱讀的推動」轉變為「生命的推動」。只有當文字從我真實的內心湧出，它才能顯得生動而自然。

這也是我為何強調寫作不該有任何「遲疑」、「拖沓」或「故弄玄虛」。我希望我的句子就像山間的小溪，清澈、流暢，時而急湍，時而平靜，但永遠充滿活力，而不是停滯不前。它不是刻意雕琢的結果，而是自然流露的生命本質。

艾麗：您在《自我分析》中，曾將自己描繪為一個「天性奇特」（odd one），在家族中顯得格格不入。但您也強調，這種「與眾不同」的特質，加上母親的感性與對自然的熱愛，以及父親的質樸與不矯飾，共同塑造了您獨特的筆觸與視角。您認為，一個人如何才能真正理解並接受自己的「本質」，並將其轉化為一種力量，而非阻礙？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說得對。在我的家族中，我確實被視為「奇特」的存在。我的兄弟姊妹，包括我的父親，他們都是腳踏實地的農民，對書本和形而上的思考毫無興趣。他們質樸、勤勞，但也少了那份對世俗之外的熱忱。我那時常感到尷尬，不希望被視為異類。

然而，母親身上那份細膩的感性、對自然（尤其是採莓）的熱愛，以及她那份潛藏的詩意，卻深深影響了我。她不識字，卻比父親更深沉，她對生命的體驗更為豐富。我的「渴望」，我對自然萬物的「好奇」，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於她。而父親那份不矯飾、不造作的「真」，也刻在了我的骨子裡。

一個人要理解並接受自己的本質，我想，是需要時間的。我無法選擇自己成為什麼，我只能成為「我所是」的樣子。年少時，我曾嘗試去適應他人的期待，但我骨子裡的某些東西，總會將我拉回到我自己。這是一種本能，一種趨向於「我之所屬」的引力。

這種「與眾不同」最終成為了我的力量。它讓我能夠「不站在自己的光中」，讓我能更貼近鳥獸，更敏銳地感受自然細微的影響。我的「柔弱」之處，反而讓我在面對無私的自然時，能夠毫無保留地臣服。或許這份「柔弱」在人際交往中會顯得笨拙，但在自然面前，它卻是我的優勢。

我從來沒有過著一種「承擔重擔」的生活，而是像一場「假期」般野餐式的旅程。我沒有偉大的使命去改革世界，我只是盡力去做我的工作，走我的路。這份無求，或許就是我得以保持真誠與喜悅的原因。我的書之所以能給人帶來清新的喜悅，正是因為其中飽含著我對生命的「熱情」與「喜悅」。

艾麗：您在談及《等待》（Waiting）這首詩時，提到它是在您生命前景未明、甚至有些灰暗的時期寫成的，這與一般認為它出自您功成名就後的豁達心境有所不同。您認為這首詩的成功並非僅是詩歌本身的優點，而是它觸及了人類普遍的「宗教抱負」，並以一種「非宗教術語」的方式表達。這是否暗示著，無論處於何種困境，人類內心深處都存在著一種對「終極秩序」或「歸屬」的渴望？而您，又是如何從一個「老派浸信會」家庭背景中，提煉出這種跨越宗教形式的靈性？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抓住了《等待》的精髓。沒錯，這首詩誕生於我生命中一個相當陰鬱、前途未卜的時期。那時我貧困，收入不確定，又剛結婚五年，南北戰爭的陰影也籠罩著。我曾天真地以為行醫能解決我的困境，卻在醫學院一間昏暗的房間裡，停下解剖學的學習，寫下了它。

它的成功，確實不在於其詩歌技巧有多麼高超。它之所以廣為流傳，是因為它觸及了人類內心深處共通的、對「信心」與「信任」的渴望。它以一種樸實、直接的方式，表達了對宇宙運作法則的絕對順服與信任。它不是用傳統宗教的「行話」來講述，而是訴說著一種「天性」（nature）的法則，一種萬物各得其所、終將歸於其應有之處的信念。

我來自一個「老派浸信會」的農民家庭，他們深信原罪、救贖與地獄的恐懼。這些教義對我來說，卻未曾帶來絲毫困擾。我將我的心獻給自然，而非僅是他們口中的「上帝」。我深信，熱愛上帝的創造物，便是熱愛祂本身。萬物皆循其道而行，而我只是順應並從中獲取我所能獲得的滿足。

這首詩，或許正是卡爾文主義教義在我內心深處，以另一種「自然主義」形式的「轉化」。它不是對傳統教義的拋棄，而是一種內在的「演化」，將其核心的「信任」和「順應」精神，延伸到整個宇宙的秩序之中。它模糊到足以逃脫理性的分析，卻真誠到足以觸動人心，詩意到足以激發想像。它所傳達的，是面對生命洪流時，那份「隨緣而安」的平靜與自信，相信那屬於你的，終將歸來。

艾麗：談到與自然的關係，您與梭羅和約翰·繆爾這兩位同樣著名的博物學家，似乎有著截然不同的方式。梭羅是「自我與自然」的絕對獨立，繆爾則是「荒野的探險者」，而您則更像一位「漫步者」（Saunterer），在熟悉之地尋求深邃。您如何看待這種差異？它如何影響了您在文學上的表達？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的觀察一針見血。我與梭羅、繆爾確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梭羅將整個大自然置於他與世人之間，他邀請讀者進入他的思想，但卻同時推開他們。他像個苦行僧，對人性抱有懷疑，對文明則多有批判。他喜歡透過自然來「教導」和「訓斥」世人，他的文字有著尖銳的洞察力，但有時也顯得固執己見。

而約翰·繆爾，他是個「流浪者」（Wanderer），需要整個大陸去漫遊。他征服了冰川、山脈和沙漠，他的知識廣博，充滿了原始的力量。他熱愛自然，但寫作對他來說是件苦差事，他更喜歡在戶外觀察、做筆記，將那些「豐盛的收穫」只化為寥寥數篇。他將自己的靈魂融入了荒野，而他的話語則像山洪般傾瀉而出，充滿了令人驚嘆的活力。

我呢，我更像一個「漫步者」（Saunterer）。我不需要遠方，只需一個熟悉的社區或一座農場。我更喜歡在日常生活中，在我的後院、在熟悉的樹林裡，尋找那份不朽的奇蹟。我的寫作，是將我所熱愛、所居住的場景，透過我的情感與記憶重新創造。我的文字並非為了「征服」自然，而是為了與自然「共融」。

這種差異，影響了我們文學的「質地」。梭羅是思想的啟蒙者，他以自然為鏡，反思人類社會的弊病。繆爾是自然的史詩詠者，他的文字充滿了對宏偉景觀的讚頌。而我，我試圖將自然與人性融合，我的筆觸更為溫和、親切，我希望讀者在我的文字中，不僅看到鳥兒，更感受到那份「親近的、人性的興趣」。我用細膩的觀察，將那些被忽略的、平凡的細節，注入人類的情感，讓它們變得鮮活。

我的文字，也承載著我對「家」的深厚情感。我愛我的卡茨基爾山區，那裡的每一寸土地都與我的父母和童年記憶緊密相連。即使我去了遠方，我仍然懷念那裡的芬芳。這種對「熟悉」的依戀，對「近在眼前」的珍視，成為了我寫作的底色。它讓我能夠在最平凡的事物中，發現那份神聖與永恆。

艾麗：您曾提到，您的文字之所以能引發廣泛共鳴，是因為您將個人的「情感體驗」融入了對自然的描述。這是否意味著，文學的真正力量在於它能夠跨越地域與文化的界限，觸及人類共同的「心靈深處」？而身為一位語言學愛好者，我總會好奇，語言的精妙運用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約翰·巴勒斯：艾麗，妳的問題很深刻。是的，我深信文學的真正力量，在於它能夠觸動人類最普遍的、最深層的情感。雖然自然的樣貌在不同地域有所不同，但人類的心靈卻是相通的。當我描繪我童年時光放牧的牧場、通往學校的小徑，或是父親糖廠旁那清澈的山泉，讀者看到的可能不是卡茨基爾的山丘，而是他們自己童年記憶中的田野、小徑或溪流。

這是一種「失樂園的復得」，一種對逝去青春的重新體驗。我的文字，像一道橋樑，將我的經驗與讀者的經驗連結起來。那份純粹的喜悅、好奇、甚至是一絲絲的憂愁，都能在讀者心中激起共鳴。這份「情感經驗」的灌注，讓客觀的自然景觀擁有了主觀的生命。

至於語言的運用，我想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我並非刻意去「雕琢」我的文字，而是讓它忠實地反映我內心的真實感受。當我寫下「閉合龍膽草是花朵中的修女」，或是「一叢叢流蘇狀的花朵像一群玫瑰紫的蝴蝶落在地上」，這並非我刻意使用「詩意」的修辭。這些意象，是我的心靈在觀察時，自然而然產生的聯想。它們是從我的「心」中「萌芽」出來的，而不是刻意「縫製」上去的紙花。

我追求的，是文字的「清澈」（lucidity）、自然的「流動」（spontaneity）和宏大的「簡樸」（large simplicity）。當我的筆觸能夠捕捉到事物的本質，並以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表達出來，同時又能帶有一絲人性化的溫暖，那份「魔法」便會自然產生。這就像一條山間的溪流，清澈而富有音樂性，既有寬廣的深潭，也有急促的淺灘，但無論如何，它都充滿了活力與變化。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好的風格」。它讓讀者忘記他們正在閱讀，彷彿他們親自置身於其中，一同呼吸著那股自然的氣息。這或許就是語言的奇妙之處吧。

艾麗：巴勒斯先生，與您的對談，讓我對「真誠」與「生活本身」作為寫作之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您將生命中的細微之處，提煉成普遍的智慧，並以樸實而詩意的語言呈現。感謝您分享了您對自然、寫作與生命的獨到見解。在這樣一個充滿寧靜與思考的夜晚，能與您進行這場對談，是光之居所的榮幸。

約翰·巴勒斯先生點了點頭，臉上浮現一絲淺淺的微笑。他緩緩地站起身，走到窗邊，拉開厚重的窗簾。深藍色的夜空下，群星如鑽石般閃爍，遠處的山巒在月光下顯得更加沉靜。空氣中傳來細微的聲響，那是夜風輕輕拂過松針，帶著一絲清冷的香氣。壁爐裡的火光仍在跳動，為這場對談劃下一個溫暖而富有餘韻的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