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篇章

他的《菲律賓的奧古斯丁會歷史》是《菲律賓,1493-1898》這部宏大文獻集中的重要篇章,為我們揭示了西班牙殖民初期菲律賓的政治、經濟、商業和宗教圖景。 梅迪納修士,一位生於塞維利亞的西班牙人,畢生奉獻於奧古斯丁會,在菲律賓擔任傳教士多年。他於1610年抵達菲律賓,此後數十年,他的足跡遍及,尤其是在維薩亞斯(Bisayas)地區。他不僅親身經歷了傳教的艱辛、自然災害的威脅,以及與土著和外來勢力的衝突,更以其細膩的筆觸和嚴謹的態,將這些紛繁複雜的事件一一記錄下來,為後世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料。他的文字,不僅是單純的編年史,更是充滿個人觀察、情感溫與宗教信仰反思的生命紀錄。 在梅迪納的記述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有修士們的虔誠與犧牲,更有殖民政府的種種困境與內部矛盾:財政的匱乏、軍備的不足、官員的無能、與其他歐洲國家(尤其是蘭)的軍事衝突、與當地土著的摩擦與起義,以及遠在日本對基督徒的殘酷迫害。這些事件交織成一幅動盪不安卻又充滿活力的時代畫卷。梅迪納作為歷史的書寫者,既是事件的參與者,也是冷靜的觀察者,他的文字如同一面稜鏡,折射出那個時代多重而複雜的光影。
水晶球裡,隱約閃爍著遠方嶼與航船的模糊影像,那是我們對過往時光的無聲召喚,亦是魔幻筆觸下,時空流轉的奇妙顯現。 我輕聲開口,打破了靜謐: **卡拉:** 梅迪納修士,晚安。能夠在這跨越數百年之隔的時光中與您對談,實我「光之居所」的榮幸。您的《菲律賓的奧古斯丁會歷史》不僅是您教團的編年史,更是一部生動的殖民初期社會剪影。是什麼樣的內在驅力,讓您決定將那些充滿血淚與信仰的歲月,記錄下來? **梅迪納:** 卡拉,晚安。這夜色與花香,讓我想起馬尼拉修道院庭院的寧靜。我感謝主能有此機會與您對談。至於您問及的驅力,我的共創者,這並非出於個人的名望,而是對上帝的忠誠,以及對奧古斯丁會的責任。當我初抵這些嶼,親眼目睹傳教士們如何以微薄之軀,在蠻荒與危險中播撒信仰的種子,我便深知,這些「光之行為」必須被記錄下來。正如我所言:「上帝是慈悲的父親,祂會關顧祂的兒女們(尤其是祂的僕人)」。這些聖職人員的辛勞與犧牲,不應被歲月洪流所沖刷。我記錄下來,是為了讓後人理解這份信仰的力量,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榮耀與苦難。它不僅是為了我的教團,更是為了那些被我們觸及的靈魂,以及帝國在此地所遭遇的一切。
**卡拉:** 您書中描繪了許多傳教士的艱難旅程,從西班牙到新西班牙,再到菲律賓,海上風暴、疾病、補給匱乏,甚至生命之危,比比皆是。您自己也曾多次瀕臨死亡,是什麼讓您和您的同伴們在這些幾乎不可能的考驗中堅持下來? **梅迪納:** (他輕輕嘆了口氣,目光望向遠處漆黑的夜空,彷彿看見了遙遠的海洋)每一次海上旅行,都彷彿是與死亡的近距離搏鬥。我記得有一年,旗艦「聖瑪利亞抹大拉」(*San Maria Magdalena*)在甲米地(Cavite)港即將啟航時,因結構問題而傾覆,許多財產和生命瞬間消逝。我當時跳入水中,奇蹟般地活了下來。那並非人力所能掌控,唯有對主無盡的信靠。在阿克蘭(Aclán)河中被急流捲走,在伊巴海(Ibahay)遇到猛烈風暴,甚至在杜馬拉斯河(Dumangas River)翻船,我的生命多次遊走在鬼門關。支撐我們的,除了對信仰的堅定不移,還有對那些未開化靈魂的慈悲。我們相信,這些苦難是上帝對我們的考驗,也是祂指引我們前行的路標。每當我們見證一個靈魂皈依,那份喜悅便能抵銷所有苦難,如同陽光驅散密佈的烏雲。
**卡拉:** 除了內部事務,您也詳細描述了西班牙殖民政府與當地土著、蘭人、以及日本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與日本的關係,時而開放貿易,時而又因迫害基督徒而緊張。您筆下那些日本殉道者的故事,特別是克里斯托瓦爾·費雷拉神父(Father Christoval Ferreyra)的經歷,令人動容。您如何理解這種複雜而血腥的局面? **梅迪納:** (他輕輕闔上雙眼,彷彿再次看見了那些殉道者的身影)日本的迫害是我們心中永遠的傷疤,但也是信仰最璀璨的見證。那裡的異教徒與蘭新教徒聯合起來,惡意散播謠言,稱傳教士是西班牙國王征服異域的先鋒。費雷拉神父的經歷,展示了信仰在極端痛苦面前的堅韌,即使他曾一動搖,最終仍以殉道者的姿態回歸主懷。這些故事,對於像我們這樣在遠方傳教的人來說,既是考驗,也是激勵。他們用生命證明了基督信仰的真實。 至於與日本的貿易,那是一條充滿危險與希望的航線。我們深知其重要性,因為那裡有我們所需的物資。但同時,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這些所謂的「友誼」可能只是表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的警惕與復仇之心。
日本統治者對基督徒的態變遷,有時因異象,有時因其疾病的痊癒,似乎預示著神蹟的顯現,也讓我們抱持著一線希望:或許有一天,這扇緊閉的門會再次敞開,讓更多的靈魂得救。 **卡拉:** 您書中記載了許多奇蹟,例如宿霧的聖嬰(Santo Niño)顯靈、聖尼古拉·德·托倫蒂諾(St. Nicolás de Tolentino)的護佑,甚至還有白貓餵養老鼠的異象。這些奇蹟在您的歷史敘述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它們對當時的人們意味著什麼? **梅迪納:** (他輕輕點了點頭,臉上浮現出欣慰的笑容)這些奇蹟,是上帝恩典在塵世的顯現,也是我們信仰的基石。在那個充滿危險與不確定的時代,它們不僅是精神上的慰藉,更是現實中的指引與保護。宿霧聖嬰的顯靈,數次在戰鬥和災難中保護了西班牙人,讓那些身處絕境的人們重燃希望。聖尼古拉對我們的護佑,讓我在多次海難中倖免於難。這些神蹟證明了上帝與我們同在,祂時刻看顧著祂的子民,並以超乎自然的方式干預世事。至於白貓與老鼠的異象,那確實是個令人不安的預兆,預示了塞普爾維達省會長的慘死。這提醒我們,即使是日常中的細微之處,也可能藏匿著神聖的啟示或警示。
這本書的主角賽·拉·曼查(José de la Mancha),他的人生軌跡如此獨特,從西班牙貴族後裔到加拿大騎警,再到第安部落的一員,他似乎一直在追尋著什麼。您是如何構思出這樣一個角色的呢?」 波科克先生微微一笑,拿起桌上的菸斗,慢慢填滿菸絲,動作帶著一種舊時光的優雅。「艾薇,謝謝妳。這裡的氛圍確實讓人感到平靜。至於賽嘛……」他點燃菸斗,吸了一口,藍色的煙霧在陽光中輕柔散開,「他並非憑空想像。你知道,我在加拿大和南非都曾是騎警,我的生活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也見識過文明與蠻荒的碰撞。賽這個角色,可以說是許多在我生命中留下記的靈魂的集合體。他們身上有著舊世界的影子,卻在新世界裡掙扎、尋找位置。他們心懷浪漫的騎士精神,卻又不得不面對現實的粗礪與妥協。」 他頓了頓,眼神望向窗外流淌的河水。「賽的西班牙與愛爾蘭血統,賦予了他一種內在的矛盾和豐富性。西班牙的騎士精神、榮譽感,愛爾蘭的幽默、熱情,這些都在他身上交織。他不像那些『規矩』的白人,總是那麼……刻板。他更 fluid(靈活),能適應周遭的環境,甚至沉浸其中,這讓他在那個變動的時代和廣袤的土地上,活得如此跌宕起伏。」
「書中您用非常細膩的筆觸描寫了加拿大西部的廣闊原野、第安部落的生活,以及騎警的日常。這種對環境和細節的描寫,似乎不僅僅是背景,也深深地影響著人物的情感和行為。您是如何捕捉到這種人與環境之間的連結的呢?」 「哦,那是因為我深信,環境塑造人,也揭示人。就像你們『光之居所』的『光之雕刻』一樣,不是直接告訴讀者角色的感受,而是描述周遭的事物,讓讀者自己去體會。」波科克先生說,語氣中帶著對這個「約定」的認同。「當我在描述那無邊無際、星光璀璨的大草原,或者冰冷刺骨的冬季暴風雪時,我是在營造一種氛圍,一種力量感。身處其中,人的渺小與脆弱會被放大,但同時,內心深處的堅韌和對超越俗世的嚮往也會被喚醒。賽在草原上第一次醒來,宿醉後聞到玫瑰的清香,感受到黎明的電氣,那是一種滌淨,一種新生。他脫下文明世界的禮服,穿上第安戰袍,那不僅僅是服裝的改變,更是他內在某種野性與真實的覺醒。」 他輕輕敲了敲菸斗。「還有那些第安人,比如雷恩(Rain)。她的純潔、她的靈性、她與自然的連結,與賽所經歷的『文明』世界的虛偽形成了鮮明對比。我在描述雷恩時,會寫她鹿皮衣上麋鹿牙的叮噹聲,她指尖流淌的黑腳語。
我說,「雷恩是書中非常重要的女性角色,她代表著第安世界的光芒和靈性。而後來出現的維奧萊特(Violet),她的世故、她的虛榮,似乎是另一個極端。賽與這兩位女性的關係都非常複雜,甚至充滿了戲劇性。您如何看待賽在愛情和情感上的掙扎?他對雷恩的『神聖之愛』和對維奧萊特的『世俗糾纏』,是否也是他內在矛盾的體現?」 「是的,這是他掙扎的核心之一。」波科克先生點點頭。「雷恩是荒野本身的化身,是未受玷汙的純粹。賽對她的愛,最初是敬畏,是靈性上的嚮往。那不是一種容易得到的、可以佔有的愛,而是一種需要證明、需要犧牲的愛。他為她而戰,為她證明清白,那是一種騎士精神的體現。」他頓了一下,露出一絲諷刺的笑容。「而維奧萊特,她是文明世界庸俗與膚淺的代表。她追求的是表面的體面、財富和社會地位。賽對她的吸引,更多的是出於一種惡作劇的心態,一種對那個他曾經於、現在卻感到格格不入的世界的嘲弄。他知道她是什麼樣的人,他也知道自己可以利用她來諷刺某些西。他們之間的互動充滿了尖酸刻薄和算計,但對賽來說,這或許是一種宣洩,一種對抗虛偽的方式。」
這種矛盾,讓賽這個角色更加真實,更加複雜。他不是一個完美的英雄,他有很多缺點,愛惹麻煩,但他的內心深處,總有一些西在指引著他,即使他不自知。」 「您提到他的騎士精神,這在他在騎警隊裡的經歷中也屢次體現,尤其是在面對規則和權威時的態。他似乎總是與體制格格不入,卻又在關鍵時刻展現出極高的榮譽感和能力。比如他和沙德督察之間的衝突,以及在鴨子湖戰役和卡爾頓堡的表現。」 「啊,沙德!」波科克先生輕笑了一聲,眼中閃過一絲火花。「沙德代表著那種僵化的、追求晉升和表面功夫的官僚體系。他看重的是規則、地位和個人利益,而不是真正的榮譽和勇氣。賽骨子裡厭惡這種虛偽和狹隘。他們之間的衝突是必然的,是兩種價值觀的對抗。賽的『惡作劇』很多時候就是為了戳破沙德那層體面的假象。但在戰鬥中,當生命受到威脅,那些表面上的西都不重要了,真正的人性才會顯露出來。賽在卡爾頓堡用斧頭劈開木牆救人,那是一種本能的勇敢,一種對生命的珍視,與之前那些無謂的鬧劇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他深吸了一口氣,吐出濃濃的煙圈。「騎警隊是一個有趣的縮影。它既有嚴格的紀律和英勇的傳統,也有內部的小團體、官僚作風和人性中的弱點。
賽在其中掙扎,他藐視權威,違反規則,但他對朋友(比如巴克依和他的弟弟佩德羅)的忠誠,他在危險時刻展現的勇氣,又讓他成為隊伍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他的『不體面』,反而讓他更加真實,更加貼近那些在邊疆掙扎求生的人。」 「您筆下的友情也令人動容,尤其像巴克依和佩德羅這樣的朋友和家人。在賽的生命中,這些關係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友情和親情,是賽在這片廣袤荒野中為數不多的錨點。」波科克先生回答,「巴克依代表著一種截然不同的『體面』。他循規蹈矩,有些靦腆,看重規則和『得體』,但他內心善良、忠誠。賽的『胡鬧』常常讓巴克依感到震驚和困擾,但巴克依總是在關鍵時刻支持他,甚至願意為他冒險。他們之間的友情,是一種互補,也是一種理解。巴克依在賽身上看到了他內心缺乏的自由和野性,而賽或許也從巴克依身上看到了另一種可貴的品質。」 「至於佩德羅,」他的語氣變得柔和了一些,「他是賽唯一的親人,是他在這個世界上牽掛的根源。儘管賽常常對他嚴厲,甚至動手『教育』他,但這一切都源於他對弟弟深沉的愛和責任感。佩德羅的單純、他的受傷(身體和心靈),都激發了賽內心最柔軟的部分。
您是如何想到用這樣的方式來結束賽的故事的呢?這似乎給他的人生留下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但又獲得了某種解脫的結局。」 「這是一個關於選擇與命運的故事。」波科克先生緩緩說道,「賽一直在反抗規則,追尋自由,但他的行為也讓他背負了沉重的後果。法律的世界容不下他。佩德羅的犧牲,是一種愛,也是一種解脫。它將賽從必死的結局中拉了回來,但同時也意味著他必須徹底割裂過去,進入一個新的、完全未知的狀態。他回歸第安部落,回歸荒野,這既是逃亡,或許也是一種歸宿,是他內心深處真正渴望的生活。」 他再次拿起菸斗,輕輕敲了敲,發出清脆的聲響。「這個結局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圓滿』。賽並沒有被『馴服』,也沒有完全融入白人社會。他依然是那個『快樂的惡棍』,只是他選擇了在另一片天地裡,用自己的方式繼續活下去。這片天地或許更適合他,更貼近他靈魂的本質。生命的意義,有時候不在於你擁有什麼,而在於你選擇成為什麼,以及你如何面對那些無法逃避的風暴。」 「您認為,在那之後,賽真正找到了他所追尋的內心平靜與喜悅嗎?」我問,這是作為一個心靈花藝師最關心的問題。 波科克先生望著窗外的遠山,眼神變得有些深邃。
賽在荒野中找到了某種真實,某種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方式。他失去了很多,也背負了很多,但他依然活著,以他自己的方式。也許,對他這樣一個靈魂來說,真正的平靜,恰恰存在於那份永不停歇的追尋之中。」 陽光已經變得更加柔和,在房間裡拉長了影子。空氣中除了煙草香,似乎還多了一絲難以言喻的曠野氣息。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彷彿也沾染了書中那份獨特的、自由不羈的精神。 「謝謝您,波科克先生,」我真誠地說,「您的故事,以及您筆下的人物,都提醒著我們,在尋找自我的旅程中,即使面對困境和掙扎,也永遠有選擇的可能,永遠可以追尋更貼近自己靈魂的活法。謝謝您帶來這份充滿啟發的分享。」 波科克先生向我點了點頭,眼神溫暖。「不客氣,艾薇。希望這些故事,能為你們和『光之居所』的讀者們,帶來一絲微光,照亮通往自己內心荒野的道路。」 --- (對談在此自然結束,意猶未盡,如同生命本身。)
*** **《閱讀的微光》:穿越南洋,探尋未知海疆的航跡** 作者:書婭(代詹姆斯·庫克船長自述) 在結束了烏列提亞(Ulietea)的短暫停靠後,我的「奮進號」(Resolution)於1772年7月6日,再揚帆起航,駛向西方與南方交織的浩瀚太平洋。這趟旅程,註定是一場與未知共舞的探險,每一次的發現,都如同一顆星辰,點亮了人類知識的邊界。 初離烏列提亞,我們便遇見了一座低矮的珊瑚礁,它如同一枚環形的綠寶石,鑲嵌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據說是華利斯船長發現的豪(Howe Island),烏列提亞的居民稱之為莫佩哈(Mopeha),一個他們季節性捕獵海龜的地方。上杳無人煙,只有海鳥在低空盤旋,這讓我們對這片海域的神秘感更深一層。 接下來的十日航程,風向多變,時而細雨綿綿,海面南向湧浪不斷。我們白天盡力張滿帆,夜裡則小心翼翼地減速航行。16日清晨,桅杆頂端的瞭望員呼喊著「陸地!西北偏北!」。我們即刻轉向,靠近後才發現,那又是一個由五六個林木蔥鬱的小,由沙洲和浪花連結而成的環礁,中央圍繞著一片內海,卻找不到任何入口。
我們沿著其西部與西北海岸航行,儘管一能清晰看見水下的礁石,卻始終未能找到合適的錨地或人煙。這座嶼,我以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之名命名,以紀念他對海軍的貢獻。 18日,風帆再次帶我們向西,一連串的在西南偏南至西北偏北的方向延伸開來。一線礁石橫亙前方,迫使我們轉向南方尋找通路。在陽光微弱的午後,微風輕拂,海面卻隱隱透出一絲不安。夜幕降臨,風勢漸止,船隻被巨大的向湧浪擺佈,我們在星海中靜靜等待黎明。 25日破曉時分,一線通往北方的嶼之間隱約可見。我們向西航行,很快便有幾艘獨木舟從一個小上駛來,舟上兩三人大膽地靠近船舷,用椰子和柚子換取我們的釘子。他們指給我們看阿那莫卡(Anamocka)——塔斯曼(Tasman)稱之為鹿特丹(Rotterdam)的嶼,我們才得知這片海域的原生名字。得知這些嶼居民與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居民有所往來,他們甚至能叫出我的名字,這讓我感到一絲驚訝。 然而,這份初見的友善很快便在阿那莫卡上被蒙上陰影。我們的測鉛和鉛線被當地人試圖奪走,一發霰彈才讓其歸還。
這種直率的表達方式,與我先前在其他嶼所見截然不同。 令人警惕的是,一位船員在一次取水時,無意間燙傷了手指,這意外引導我們發現了懸崖腳下,潮線以下,有幾處滾燙的溫泉。這讓這片土地的活力與潛藏的危險,同時展現。 29日,輕柔的西風將我們帶往兩座高聳的嶼——阿瑪塔福亞(Amattafoa)和奧加歐(Oghao)。阿瑪塔福亞的頂峰終日隱藏在雲霧中,我們推測那裡可能存在一座火山,因為每日都有煙柱從中央升起。這些嶼雖然貧瘠,卻不斷有獨木舟前來交易,他們對釘子和布料興趣濃厚。我們甚至從中獲得了兩頭豬,這在當地是稀有的珍寶。 這趟航程的另一個插曲,是我們見識了這些嶼居民獨特的航海術。他們的大型雙帆獨木舟在換舷時,只需轉動帆桅,讓原來的船尾變成船頭,如同拉特龍的航行方式,精妙而高效。這也讓我反思,不同文化下的智慧,往往在看似平凡的細節中閃耀。 然而,當我們駛向塔那(Tanna)時,考驗接踵而至。我們發現原先在友善捕獲並食用的魚,竟是含有毒性的「紅魚」,導致許多船員出現頭痛、骨痛和麻木的症狀。雖然無人喪命,卻也讓我們對這片海域的生態多了一份敬畏。
在塔那的日子,我們嘗試與當地人建立友善關係。雖然他們大多武裝,對我們的登陸保持警惕,但一位名叫帕瓦朗(Paowang)的老人,展現出難得的溫和。他協助我們砍伐木材、獲取水源,並向我們解釋了上的風俗。令人震驚的是,他們似乎並不避諱食人肉的習慣,並且實行割禮。儘管我們沒有親眼目睹,但這份坦誠的交流,揭示了他們與外界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學。上的火山也異常活躍,每隔幾分鐘就噴發一次,巨大的石塊直衝雲霄,火山灰隨著風勢散落,讓天空都染上了一層渾濁的色彩。 在探索中,我們也發現了許多誤解。我的植物學家福斯特(Mr. Forster)的助手,因為背著植物袋,被當地人誤認為是女性,甚至嘗試引誘他進入叢林。當真相大白時,他們大聲喊著「男人!男人!」這讓我意識到,在語言不通的異文化交流中,我們常常以自己的視角去解讀,從而產生謬誤。 告別塔那,我們繼續向西南航行,發現了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這片土地山巒起伏,景色宜人,許多地方煙霧繚繞,顯示著豐饒與人煙。當地居民性情溫和,誠實友善,這是我們在南太平洋所見最不同的一人。
儘管雲層一遮蔽,但我們最終還是成功記錄了這一天文現象。這也證明了即使身處遙遠的蠻荒之地,人類對知識的追求也從未止步。 在一次探險中,我們誤食了一種有毒的魚,導致身體麻木無力。這再次提醒我們,在這片充滿未知的海域,任何一點疏忽都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然而,這種經歷也讓我們更加珍惜每一次補給的機會,以及新鮮食物的可貴。 九月,我們駛離新喀里多尼亞,這片土地的範圍遠超預期,但我們最終決定放棄更深入的探索,因為海圖上的礁石和變幻莫測的海流,讓進一步的探險風險過大。我將其命名為「新喀里多尼亞」,除紐西蘭外,這或許是南太平洋最大的嶼。我不得不承認,這是我第一次在未完全探索的情況下,被迫離開一片新發現的海岸。 接下來,我們駛向諾福克(Norfolk Isle),一個無人居住的嶼。上遍布高大的雲杉松樹,它們堅韌輕盈,是極佳的桅杆材料。這對缺乏木材的我們來說,無疑是巨大的財富。上還有豐富的野生植物,如亞麻、捲心菜棕櫚,為我們提供了久違的新鮮蔬菜。 10月,我們終於抵達紐西蘭的夏洛特皇后灣(Queen Charlotte’s Sound)。這裡的熟悉感帶來了短暫的慰藉。
在穿越南大西洋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南喬治亞(Isle of Georgia)和三明治地(Sandwich Land)。這些嶼終年被厚厚的冰雪覆蓋,沒有一條河流或溪流,只有裸露的岩石和冰崖。它們的物質形式本身就訴說著這片土地的荒涼與不宜人居。我意識到,即使發現了這樣的大陸,對航海或地理學而言,也幾乎沒有任何實際價值。 最終,在船隻嚴重磨損,物資匱乏,且船員健康面臨威脅的情況下,我決定不再深入探索,轉向好望角。這是一項艱難的決定,但身為船長,我必須將船隻和全體船員的安全放在首位。 經過漫長的航行,我們於1775年3月22日抵達好望角。在這裡,我們得到了「冒險號」船員在紐西蘭遇害的確切消息,這證實了我們在夏洛特皇后灣聽到的傳聞。 此後,我們經由聖赫勒拿(St. Helena),進行了最後的補給和修理。我繼續完善經緯測量,並對船隻的維護和船員的健康管理進行了總結。
我深信,在這次長達三年零十八天的航程中,我們僅因病損失了一名船員,這主要歸功於海軍部提供的充足物資,以及我個人對船員健康的高重視和嚴格執行的一系列措施——例如麥芽汁、德國酸菜和檸檬柑橘精的應用,以及保持船隻和個人衛生的規定。 這趟旅程,雖然沒有發現預期中的南方大陸,但我們證明了在極端環境下,人類的健康是可以被有效維持的。這份成就,或許比發現任何未知世界,都更能贏得仁慈之士的尊敬。我的旅程,不僅僅是航海,更是對人類生存極限的探索,以及對未知世界的一份真摯的回應。 我很樂意為您將《The Three Voyages of Captain Cook Round the World. Vol. IV. Being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Voyage.》這本著作進行「光之羽化」的創作,並以繁體中文呈現。 身為書婭,一位沉浸於文字世界的年輕旅者,我將盡力捕捉庫克船長那份嚴謹而充滿探索精神的筆觸,讓這部經典航海日誌的核心精髓,像輕柔的羽毛般,再次向「我的共創者」展現其獨特的光芒。這不只是一次重述,更是透過船長的視角,重新感受那個大航海時代的脈動。
1772年7月6日,告別了烏列提亞(Ulietea)的溫暖,我的「奮進號」(Resolution)便再揚帆,朝向西南方的未知海域駛去。那日的陽光灑在甲板上,空氣中仍帶著熱帶的濕潤,但我們知道,更深遠的寒冷與挑戰正等待著。 離開烏列提亞後,我們很快便發現了一座低矮的環礁,周長約四里格,形狀圓潤,由數個被海浪連接的礁石組成。這座嶼,正是華利斯船長曾命名的豪(Howe island),烏列提亞的居民稱之為莫佩哈(Mopeha),一個他們季節性捕獵海龜的地方。上無人居住的跡象,只有海鳥翱翔,讓其更添一分原始的靜謐。 隨後的日子,海風變幻莫測,時而從邊拂來,時而又轉至西南。天氣陰沉多雨,南向的湧浪不斷拍打著船身。我們白天盡力航行,夜間則收帆或迎風而立,小心翼翼地規避暗礁。16日清晨,桅杆頂端的瞭望員再次傳來陸地發現的呼喊,西北偏北的方向,另一座由沙灘和浪花連接的環礁浮現,上面點綴著五六個林木茂盛的小,中央圍繞著一片內湖,卻尋不到入口。我們貼近其西部與西北海岸航行,最近時甚至能看到船底的礁石,但依舊沒有錨地,也沒有人煙。
這座新發現的嶼,我命名為帕默斯頓(Palmerston Island),以紀念海軍部的帕默斯頓勳爵。 20日午時,南緯18°50′,西經168°52′。我們誤將一塊雲霧視為陸地,轉向追尋,耗費了兩個小時才識破其假象。然而,不久之後,真正的陸地又從桅杆頂端冒出。我們徹夜在風帆下航行,翌日破曉時分便駛向嶼的北端,沿著西海岸一里格的距離航行。當我們看到岸邊的人時,便放出兩艘小艇登岸,由福斯特先生(Mr. Forster)領隊收集植物。但當地居民表現出強烈的敵意,手持投矛與弓箭,毫不猶豫地向我們襲來。我的火槍雖然失靈,但隨後的兩聲槍響,嚇退了他們。這座嶼,我稱之為「野蠻」(Savage Island),緯19°1′南,經169°37′西,周長約十一里格,由珊瑚岩構成,表面覆蓋著密林與灌木。上無土,植物僅憑岩石間的水氣生長,這讓我對其地質成因產生了疑問:這片高聳的珊瑚礁,究竟是地震隆起,還是海平面退縮的結果? 關於這些民,我能說的不多,他們人數不多,身材結實,赤身裸體,部分人臉、胸、大腿塗有黑色顏料。他們的獨木舟與阿姆斯特丹的相似,顯露出非凡的匠藝。
他們與德·布干維爾(M. de Bougainville)在「航海者之」(Isle of Navigators)所見的民族,似乎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離開野蠻後,我們乘著向的信風向西南西航行,直到24日傍晚,我們判斷離鹿特丹(Rotterdam)不遠,便收帆等待。25日破曉,一連串的嶼從西南偏南延伸至西北偏北。儘管礁石密布,我們最終仍尋得一條通路。中午時分,幾艘獨木舟從嶼上駛來,舟上居民熱情地與我們交換椰子和柚子,他們甚至能叫出我的名字,這證明他們與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居民有所往來。他們指引我們前往阿那莫卡(Anamocka),並邀請我們前往他們稱之為科爾南戈(Cornango)的嶼。 26日,我們在阿那莫卡錨泊。當地居民帶來了大量的山藥和柚子,換取小釘子和舊布。然而,一些小偷小摸的行為也隨之而來。一名男子甚至割斷了我們的測鉛線,雖然最終被霰彈迫使歸還。第二天,當我們上岸尋找淡水時,發現水源帶有鹹味,顯然是塔斯曼(Tasman)曾補給的水源。下午,我們的外科醫生在岸上被搶走了槍,儘管我當時未採取行動,但這助長了他們的盜竊之風。
一位年長的婦女一直試圖說服我放棄追討,她甚至在我們第一次登岸時,就曾向我獻上一名年輕女子,意圖讓我與她共春宵。她那急於撮合的熱情,與我對物資的堅持形成鮮明對比。儘管語言不通,但她那誇張的動作和嘲諷的表情,讓我明白了她對我拒絕「美好」的鄙夷。 29日,我們在西風的輕拂下,駛向兩座高聳的嶼——阿瑪塔福亞(Amattafoa)和奧加歐(Oghao)。阿瑪塔福亞的頂峰終日被雲霧繚繞,我們猜測那裡可能存在一座火山,因為每日都有煙柱從中央升起。這些嶼的居民,儘管與我們進行著貿易,卻依舊保留著對奇珍異寶的濃厚興趣,甚至因此讓我們的船員衣物變得所剩無幾。我得以驗證他們獨特的雙帆獨木舟在換舷時,是如何巧妙地將船尾轉為船頭,以適應風向,這是一種精巧的航海設計。 7月1日,我們告別友善,繼續向西航行。第二天中午,我們發現了一座小,海面在它周圍激起浪花。我們無法靠近,只得派遣小艇探測。上的居民在我們靠近時迅速逃入叢林,只留下一些棍棒和矛。這座嶼因礁石附近發現大量海龜而被命名為「海龜」(Turtle Island)。
隨後,我們還發現了一片巨大的珊瑚礁,漲潮時幾乎完全隱沒於水下,如同半淹沒的嶼。 15日,在南緯15°9′,經171°16′,我們駛向西方。接下來的幾日,濃霧與狂風暴雨相伴,這在熱帶海域,通常預示著高地的臨近。果不其然,下午三時,高聳的陸地出現在西南方向。這便是基羅斯(Quiros)所稱的「聖靈」(Australia del Espiritu Santo),或布干維爾(Bougainville)的「大基克拉德」(Great Cyclades)。風勢不斷增強,船帆被撕裂,我們被迫減帆航行,努力繞過這片陸地的南端,試圖判斷其範圍。20日,我們在奧羅拉(Aurora island)的西北側發現一個小海灣,儘管水深八十英尋,但或許更近岸處有較淺的錨地。這裡水資源和木材充足,岸邊也有居民和獨木舟,但他們不願靠近。 我們繼續前行,穿越奧羅拉與聖靈降臨節(Whitsuntide island)之間的海峽。21日破曉,我們發現這片南方的陸地實際上是一座嶼,名為安布林(Ambrym),上有兩座火山冒出濃煙。隨後,我們又發現了阿佩(Apee)和帕奧姆(Paoom)。
我獨自手持綠樹枝上前,一位看似首領的男子也手持綠枝迎向我,交換了樹枝後,他拉著我的手引我走向人。我們分發了禮物,海軍陸戰隊則在岸邊站好陣線。我們用手勢示意需要木材,他們也示意我們可以砍伐樹木。他們帶來了一頭小豬,卻不接受任何交換,似乎只是一種和平的獻禮。他們對釘子和鐵器不感興趣,偶爾會用弓箭換取布料,但很少出售弓。他們不希望我們離開海灘,並催促我們返回船上。 當我們離開港口時,發現退潮後海灘上許多居民在礁石間尋找貝類和其他魚。這說明我們的存在並未阻礙他們的日常生活。這些馬利科洛(Mallicollo)的居民,與我們在其他嶼見過的人截然不同,他們膚色黝黑,身材矮小,面孔扁平,像猴子一般。他們的頭髮捲曲而短,鬍鬚濃密。最奇特的是他們腰間緊繫的繩索或腰帶,使得身形如同巨大的螞蟻。他們的語言也獨具一格,與其他嶼的方言毫無關聯。他們用嘶嘶聲表達驚嘆,這讓我們覺得十分有趣。儘管這些弓箭的毒性對狗無效,但我仍相信它們有毒,因為當地人總是小心翼翼地處理箭頭,並示意我們不可觸碰。 我們在這裡停留期間,嘗試與當地人建立更深的聯繫。一位名叫帕瓦朗(Paowang)的老人,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我們將一隻狗和一隻母狗送給了他,希望這些動物能在此繁衍,為嶼帶來更多牲畜。但無論我們給予什麼,這些居民似乎總在下次見面時,又像什麼都沒擁有過一樣,繼續索要。這讓我猜測他們可能將禮物分發給了親友,或者用來向更強大的敵人購買和平。 在一次探訪村落時,我們看見一具屍體被放置在小屋中,四周用蘆葦圍起,籃子裡放著烤山藥和新鮮葉子,似乎是為死者準備的食物。這讓我想起了大溪地(Otaheite)和紐西蘭的喪葬習俗。 這座嶼上,我們還發現了溫泉和火山。火山在夜間尤其活躍,噴發出大量的火焰和煙霧,伴隨著雷鳴般的隆隆聲,空氣中彌漫著火山灰,甚至下起了泥雨。儘管環境嚴峻,居民卻對我們的探索保持著警惕,甚至試圖誤導我們前往火山的路線。 9月,我們駛離新赫布里底,駛向新喀里多尼亞。我們在巴拉德灣(Balade)錨泊,這裡是我們的新發現。這裡的居民強壯、活躍、身材勻稱,與塔那的人膚色相近,但五官更為和善。他們的頭髮大多黑色,捲曲如叢,但與非洲人的頭髮不同。他們用細長的木棍製成梳子,可以一次性梳理掉數百隻虱子,並將梳子插在髮間作為裝飾。
這裡的居民,與友善的居民有著相似的性格,但在親善與誠實方面更勝一籌。他們雖然擁有武器,但顯然不喜好勞動,大部分的重活都交給女性。他們的房屋呈圓形,類似蜂巢,溫暖而密閉,屋頂裝飾著雕刻或貝殼。 在這裡,我們用福斯特(Mr. Forster)先生從奧塔海地(Otaheite)帶來的「艾托斯樹」(Etos tree)和一種像菠菜的植物煮食,並在聖誕節那天,享用了一頓豐盛的烤鵝大餐,這在海上漫長航行中是極其難得的款待。我在海圖上標註了這片土地的經緯,並觀察到指南針在這裡的磁偏角與海上觀察到的有所不同。 10月,我們告別了新喀里多尼亞,這片土地的探索仍未完全。我為其命名,將其列為繼紐西蘭之後南太平洋最大的嶼。儘管這片區域礁石密布,險象環生,但我深信,它擁有豐富的資源和潛在的港口。 10月10日破曉,我們抵達諾福克(Norfolk Isle),這是一座無人居住的嶼,高適中,周長五里格。我以霍華德家族(Howard family)的諾福克公爵之名命名。上遍布紐西蘭常見的亞麻植物,以及高大的雲杉松樹,後者對船隻維修極為有用。
上還有淡水、椰子樹,以及鴿子、鸚鵡等鳥類。 隨後,我們抵達紐西蘭的夏洛特皇后灣(Queen Charlotte’s Sound)。我們發現之前埋藏的信件已被取走,而觀察站的痕跡則證明「冒險號」(Adventure)曾在我們離開後到訪。從當地居民口中,我們聽到了令人震驚的消息:一艘類似我們的船隻在海峽中失事,船員被殺害甚至被食人。儘管最初他們否認,但隨著時間推移,不同的居民都提到了類似的故事,地點指向灣附近。這讓我對「冒險號」的命運感到極不安。 我們在皇后灣進行了船隻的全面維修,更換了磨損的船帆和桅杆,並在岸上設置了鍛爐和帳篷。為確保船員健康,我每天為他們提供燕麥粥和蔬菜,並確保他們衣物乾爽,住處清潔。我堅信,充足的淡水和新鮮食物是預防壞血病的關鍵。 1775年1月,我們在南大西洋的聖誕灣(Christmas Sound)過了聖誕節。這裡寒冷刺骨,冰山林立,鳥類和海豹卻異常豐富。我們捕獵了大量的鵝,為船員提供了豐盛的節日大餐。
離開聖誕灣後,我們繞過合恩角(Cape Horn),駛入麥哲倫海峽(Strait of Magalhaens)的端,並探索了史坦頓(Staten Land)。這片海岸線崎嶇荒涼,山巒陡峭,遍布岩石,鮮有植被。上生活著大量的海獅、海豹和海鳥,它們彼此和諧共存,這景象著實令人稱奇。 2月,我們在南大西洋繼續向航行,天氣依然多霧、多雪,氣溫常常在冰點以下。我們發現了南喬治亞(Isle of Georgia)和三明治地(Sandwich Land),這兩片土地被終年冰雪覆蓋,沒有一絲植被的痕跡,證明了它們的極荒涼。我認為,地球的南端確實存在一片大陸,但它位於極地圈內,被厚重的冰層阻隔,根本無法靠近。任何企圖更深入探索的人,都將面臨無法想像的危險與犧牲,而這份探索的成果,對人類而言,也將毫無助益。 最終,我放棄了尋找布維(Bouvet’s Land)的努力,因為船隻狀況不佳,物資也已腐敗,船員的健康雖然尚可,但長期在惡劣天氣下勞作,已是極限。我必須將船員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3月,我們駛向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在這裡,我們從蘭和英國的船隻那裡,得到了「冒險號」船員在紐西蘭遇害的確切消息,這也最終證實了我們在夏洛特皇后灣聽到的悲慘傳聞。我重新修補船隻,補充物資,並讓船員上岸休養。 5月,我們經由聖赫勒拿(St. Helena)和亞速爾的法亞爾(Fayal),繼續我們的歸途。一路上,我持續進行天文觀測,利用克達爾(Kendall)天文鐘精確測量經,證明了它的卓越性能。同時,我也記錄了磁偏角的變化,為未來的航海者留下寶貴的數據。 1775年7月29日,在離開英國三年零十八天後,我們終於見到了普利茅斯(Plymouth)的土地。第二天清晨,我們在斯皮特黑德(Spithead)錨泊,我隨即登岸,前往倫敦。 在整個航程中,我們僅損失了四名船員,其中一人死於疾病。這得益於海軍部預先提供的麥芽汁、德國酸菜、檸檬和橙子汁等物資,以及我個人對船員健康與衛生的嚴格管理。每日的蔬菜供應,船隻的通風乾燥,以及定期清潔,都極大地保障了船員的健康。我始終相信,充足的淡水供應,是海員健康的基石。 這趟旅程,或許缺乏驚心動魄的事件,也未曾因命運的驟變而波瀾起伏。
僅憑這一點,這趟航行便已在所有仁慈之士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即使關於南方大陸的爭論早已煙消雲散。
**書籍、作者簡介:** 《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 The Freedom of the Seas)是蘭法學家、政治思想家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的早期代表作。17世紀初,蘭與西班牙、葡萄牙等海上強國爭奪貿易霸權。格勞秀斯受公司的委託,為蘭的航海和貿易自由辯護,他以自然法和萬民法的原則為依據,主張海洋是公共領域,任何國家都無權阻止他國的航行和貿易。 格勞秀斯被譽為「國際法之父」,他的《戰爭與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奠定了近代國際法的基礎,影響深遠。 **標題及摘要:**海洋自由:格勞秀斯對航行與貿易自由的深刻辯護 摘要: 《海洋自由論》是格勞秀斯為蘭的航海和貿易自由所作的辯護詞。他以自然法和萬民法的原則為依據,主張海洋是公共領域,任何國家都無權阻止他國的航行和貿易。格勞秀斯在書中駁斥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對海洋的佔有和管轄權主張,強調航海和貿易自由是人類的自然權利,任何國家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剝奪。
這是一本充滿泥土與海水氣息的書,每一個字句都像是海風吹拂過沙丘與老屋牆面留下的記。我很樂意依據這份文本,為您進行一次「光之對談」,邀請班斯女士與我們一同回到那個時光,細細聊聊她筆下的鱈魚角。 讓我在這裡為您構築一個場景。 **【光之場域】**: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慢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就在這【光之書室】的一隅,一張厚重的木桌旁,幾杯溫熱的茶散發著淡淡的香氣。桌上攤開的正是那本泛黃的《老鱈魚角》。 時光彷彿在這裡凝結。此刻,我們並非身處2025年的五月,而是回到了1920年代,瑪麗·羅傑斯·班斯女士剛剛完成她這部著作的時刻。她坐在這裡,眼神中帶著寫作後的寧靜與對那片土地的深情。 我(雨柔)坐在桌子的另一邊,好奇地翻看著書頁,等待著與這位透過文字讓我神遊鱈魚角多年的作家對話。我的共創者,您也在這裡,與我們一起聆聽,一起感受。 **雨柔:** 班斯女士,非常感謝您願意花時間與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讀者交流。
我坐在這裡,彷彿能聞到書頁間散發出的淡淡鹹味,那是於鱈魚角海灘的味道。您是什麼時候,又是為什麼會想寫這本書呢?是什麼樣的靈感源泉,讓您動筆記錄這片土地和這裡的人們? **瑪麗·羅傑斯·班斯:** 我的共創者,以及雨柔小姐,很高興在這裡與你們相遇。這本書的開端,或許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對這片土地最初的觀察和感受。鱈魚角,它不只是一塊沙洲,不只是一個地理上的突出部。它有自己的呼吸,自己的故事,像一個有記憶的生命體。我寫它,是因為它值得被記錄,被了解。那些沙丘的顏色,隨著光線的變化,從黃金變成珍珠,再變成溫柔的玫瑰色。那些老房子,不是為了美觀而建,而是為了抵禦冬天的北風,為了在南面的陽光下醒來。它們的門廊,雖然簡單,卻透著一種對待訪客的莊重。這些細節,本身就在訴說著什麼。 我並非刻意尋找什麼靈感,而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這些景象、這些故事自然而然地進入我的腦海。我看著那些風化的建築,聽著海風的聲音,想像著過去的人們在這裡如何生活,如何應對大海的挑戰。我對那些將生命與大海緊密相連的人們感到好奇,想知道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幽默、他們在艱難時刻展現出的堅韌。
您提到了早期從普利茅斯來的移民,他們是怎樣的一人?他們在鱈魚角最初的落腳點,是什麼樣的景象? **瑪麗·羅傑斯·班斯:** 那些最初的來客,他們是「五月花號」上的人。在被大西洋的秋季風暴吹離原定航線後,他們在這片巨大的岬角登陸。威廉·布拉德福德記錄下了他們當時的心情,那是一種踏上「堅實穩定的大地」後的巨大喜悅,一種對「自天上神靈」恩賜的感激。他們不是來尋找黃金或香料的探險家,他們是從蘭的狹小城市來的自耕農和工匠,渴望在這裡找到一個可以自由生活、實踐信仰的家園。 他們初來乍到時,鱈魚角並非如今遊人如織的模樣。那時的內灣沿岸,至少是木林茂密,一直延伸到水邊。土地描述中提到,沙丘像蘭的沙丘,但更優良,表層土深約一英尺,是極好的黑土,遍布橡樹、松樹、莎莎弗拉斯樹等。地面大部分開闊,沒有灌木叢,適合行走或騎行。這與現在的普羅文斯敦和特魯羅的景象大不相同。 他們的探索隊,由邁爾斯·斯坦迪什上尉帶領,像偵察員一樣充滿好奇。他們發現了淡水泉,看到了鹿,還找到了一個第安人設置的鹿陷阱,以及一個裝滿玉米的儲藏窖。玉米是用籃子裝的,旁邊還有一個舊的船用大鍋。
這是一個小細節,但或許能反映他們的一部分特質:在艱難中尋求生存,但也試圖保持一種公平的態,儘管這種態在後來的互動中有時會變得複雜。 他們在探索中也經歷了風雪,在露天紮營,衣物結冰如同「鐵甲」。這都是真實的艱辛。他們在尋找的不僅是棲身之所,還有可以容納大型船隻進行貿易的港口,儘管他們當時只是「飽經風霜的散兵」,對未來卻有著宏大的設想。 **雨柔:** 這些細節真讓人身臨其境。您在書中也提到了他們與當地第安人的互動,比如司班托(Squanto)和埃佩諾(Epenow)的故事。您如何看待白人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這段歷史中有哪些讓您特別關注的面向? **瑪麗·羅傑斯·班斯:** 白人與原住民的關係,這是一個複雜且常常充滿悲劇的故事。我的書裡記錄了一些早期的互動,比如巴塞洛繆·戈斯諾爾德(Bartholomew Gosnold)與第安人的初次相遇,他描述那位第安人體格健壯,面貌悅人,佩戴銅片飾物,並樂意提供幫助。湯瑪斯·德莫(Thomas Dermer)將司班托送回,司班托作為翻譯員,為早期移民提供了巨大的幫助。還有埃佩諾的故事,他曾被哈洛船長綁架並在倫敦展示,最終設法逃回。
書中提到,鱈魚角的第安人似乎是相對溫和的民族,甚至有著令人驚訝的寬容。約翰·比利頓(John Billington)這個年輕人的迷路事件,奈奧賽特(Nausets)部落的領袖阿斯皮內特(Aspinet)不僅沒有加害他,反而將他打扮一番送回。卡姆馬奎德(Cummaquids)部落的年輕酋長伊亞諾(Iyanough)更是熱情好客,設宴款待普利茅斯來找人的隊伍,他的族人為客人跳舞,他親自引導他們找到水源。這些都顯示了最初的友好姿態。 然而,歷史的進程是殘酷的。湯瑪斯·亨特(Thomas Hunt)的綁架行為,在第安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仇恨,這對後來的來訪者造成了麻煩。即使在最初友好的接觸後,白人與原住民之間也常有衝突發生。書中引用約翰·史密斯的話說,即使在普利茅斯附近,在很多友善之後,「我們也與他們戰鬥,儘管有人受傷,有人被殺,但一小時後他們又成了朋友。」這句話讀來令人深思,它以一種極客觀、甚至冷淡的語氣描述了暴力與和解的快速轉換,暗示了這種關係的不穩定和潛在的殘酷性。 而邁爾斯·斯坦迪什對韋茅斯附近第安人的懲罰,儘管可能是出於防禦考慮,但其血腥手段無疑加劇了雙方的猜疑和敵意。
最終,隨著白人定居點的擴張,第安人的土地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被擠壓。即使像理查德·伯恩(Richard Bourne)這樣為第安人爭取保留地的白人,也無法阻止他們數量的減少和傳統生活的消失。書中對瑪什皮(Mashpee)保留地的描述,以及蓋迪恩·霍利(Gideon Hawley)牧師對原住民「顯得卑微」的觀察,都暗示了這種文化和生存空間上的逐漸衰落。這段歷史充滿了複雜性,既有個人之間的善意與理解,也有結構性衝突和悲劇性的後果。我試圖呈現這些不同的側面,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其中的曲折與無奈。 **雨柔:** 您描寫得非常到位,尤其是那些細節和引述,確實讓讀者對那段歷史有了更立體、更真實的感受,而非簡單的善惡評判。除了早期的移民,書中也寫到了後來不同時期來到鱈魚角的人們,以及因應時代變遷而產生的各種產業,比如捕鯨、漁業、製鹽,甚至還有您提到的「沙丘上那些看起來像波利尼西亞村莊的鹽場」。這些產業如何塑造了鱈魚角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 **瑪麗·羅傑斯·班斯:** 海洋是鱈魚角人的生命線,這毋庸置疑。早期的漁業僅限於海岸附近的魚堰和 seines,但很快,他們就開始向外海發展。
對「回家」的渴望,是支撐他們過漫長艱苦旅程的「不滅之星」。 製鹽業則是大海賜予的另一份禮物。尤其是在戰爭或禁運時期,食鹽變得珍貴。利用北岸沙丘的低窪地,人們建造了那些獨特的、有著尖屋頂、架在木樁上的結構,用風車抽取海水,利用陽光蒸發製鹽。約翰·西爾斯(John Sears)的發明,讓這個產業達到了頂峰。這些鹽場的景象,確實給人一種奇特的美感,像您說的,有點像遙遠的波利尼西亞村落。這是一種將自然條件與人類智慧結合的產物。 這些產業,無論是捕鯨、漁業還是製鹽,都要求這裡的人們與自然力量直接打交道。他們學會了觀察天氣,理解潮汐,信任或不信任大海。他們也發展出了一種社協作的精神,比如共同建造碼頭,共同承擔風險。這種與大海搏鬥的生活,也鍛煉了他們的獨立思考和應變能力。當他們回到岸上,無論是富有的船長還是普通的漁民,都帶著一種獨特的氣質,一種在廣闊世界中磨礪出來的視野和從容。 **雨柔:** 您的描述讓這些遙遠的歷史變得生動起來。您筆下那些船長們的故事尤其引人入勝,比如伊萊亞·柯布船長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經歷,或者約西亞·諾爾斯船長在太平洋珊瑚上的漂流。
而約西亞·諾爾斯船長在奧埃諾和皮特凱恩的經歷,以及他自己建造小船逃離困境的故事,展現的正是這種不屈不撓、善於應變的精神。他們不只是被動應對命運,而是積極地尋找解決方案,即使在最艱難的環境中。 這些船長和水手們,他們將全世界帶回了鱈魚角。他們的家裡擺放著來自歐洲和方的奇珍異寶:中國的瓷器、的絲綢、遙遠嶼帶回的紀念品。他們的女性家人,穿著異域的布料,學習新的手工藝。孩子們聽著關於遙遠港口、奇特風景和驚險遭遇的故事長大。鱈魚角因此變得不再閉塞,即使是留守在家的人,也能通過親人的經歷感受到世界的廣闊。 船長們的妻子們,她們的生活同樣充滿了等待和挑戰。書中那位母親寫給孩子們的日記和信件,字裡行間透露出對家庭的牽掛、對丈夫的擔憂,以及她自己獨特的堅韌和觀察力。她記錄下在墨爾本和加爾各答的見聞,從植物園的美景到商店的物價,從社交活動到與其他美國太太的交流。即使在收到兒子去世的噩耗後,她依然能以一種堅強的筆觸寫信安慰孩子們,並努力不錯過生活中的美好。這種在艱難中尋找光亮的態,或許也是鱈魚角女性特有的品質。 當這些船長們最終從海上退休,他們將在海外積累的經驗和財富帶回家鄉。
即使是丹尼爾·韋伯斯特這樣的外來者,也注意到鱈魚角人對遙遠港口的熟悉程,這正是他們海上生涯留下的記。 **雨柔:** 確實,這些女性的故事同樣令人動容。她們是水手們堅實的後盾。班斯女士,您在書中也花了不少篇幅寫到鱈魚角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紛爭,從早期的清教徒、貴格會,到後來的循道衛理會、一位論派,以及獨立戰爭時期的輝格黨和托利黨之爭。這些看似與海上冒險無關的面向,在鱈魚角的生活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瑪麗·羅傑斯·班斯:** 宗教和政治,它們是人類社會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在鱈魚角這樣一個以海洋為中心的地方也不例外。早期的清教徒,他們的信仰塑造了社區的規範和道德標準。但正如書中提到的,約翰·羅賓遜牧師教導他的會眾要保持開放的心態,相信「上帝從祂的聖言中還有更多真理和光要顯明出來。」這種對「漸進真理啟示」的信念,或許是鱈魚角相對鄰近麻薩諸塞灣地區更加寬容的原因之一。普利茅斯從未吊死貴格會教徒或燒死女巫,這與塞勒姆的景象形成了鮮明對比。
雖然隨著時間推移,清教徒的影響也帶來了某種程的僵化和對異見者的排斥,但貴格會最終在桑威奇紮根,循道衛理會也努力爭取到了自己的空間,這都顯示了這裡宗教景觀的多樣性。 政治紛爭也是生活中真實的一部分。獨立戰爭時期,鱈魚角與整個殖民地一樣,也經歷了輝格黨和托利黨之間的較量。但不同於其他地區的血腥衝突,這裡的爭鬥,至少在書中描寫的某些例子裡,帶有一絲喜劇色彩,甚至有些荒誕。比如桑威奇的那些「悔過」的托利黨人,他們的道歉聲明措辭激烈得令人發笑。還有納比·弗里曼寡婦被塗焦油和羽毛的事件,這雖然是一件殘忍的暴行,但也被一些人視為政治爭鬥的結果,甚至連輝格黨和托利黨互相推卸責任。這些故事並沒有美化衝突,而是呈現了人在特殊時期的複雜行為,以及地方社如何處理這些內部矛盾,有時顯得嚴肅,有時又帶有地方特有的幽默和粗糙。 宗教和政治,它們提供了人們聚集、交流、爭論的場合,從而加強了社區的內部聯繫,即使是以一種充滿摩擦的方式。教堂、鎮公所、酒館,都是思想交鋒的場所。人們通過這些參與,來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表達對社區發展的關切。這些活動,與海上冒險一樣,都是塑造鱈魚角人性格的重要因素。
**雨柔:** 您的觀察角真是獨特,將宗教和政治的嚴肅主題,與地方特色和人性百態結合起來,使得閱讀體驗非常豐富。我想這或許就是您在書中最後一章提到的「Genius Loci」,那片土地的精神。您認為是什麼樣的特質,構成了鱈魚角的「Genius Loci」?是地理環境,還是人民的性格,或是兩者緊密結合的結果? **瑪麗·羅傑斯·班斯:** 「Genius Loci」,那確實是我試圖捕捉的某種西。它不是單一的因素,而是土地與其上的人們長期互動、彼此塑造的結果。地理環境無疑是基礎。鱈魚角是一塊沙洲,被大海環繞,氣候多變,風暴頻繁。這種環境迫使人們必須堅韌、務實,學會與自然協調,也從大海的慷慨與無情中汲取養分。 然而,更核心的或許是這裡人民的特質。他們是早期移民的後代,繼承了清教徒的某些特質——正直、勤勞、對信仰的認真。但同時,海洋生活又賦予了他們更開闊的視野,一種在不同文化間穿梭所帶來的從容和自信。他們既能在遙遠的港口進行精明的貿易,也能回到家鄉過著樸實的生活。 書中描寫的那些老船長的肖像,他們的面容或許各異,但都透著一種經過風浪洗禮後的穩定和智慧。
這種「Genius Loci」體現在他們對待生活的態上。他們務實,但不乏幽默;他們虔誠,但也能包容異見(儘管過程曲折);他們獨立,但也珍視社的支持。他們從不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但他們知道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著一角。書中引用埃德蒙·伯克對新英格蘭捕鯨人的讚美,正是這種在遙遠海域追求卓越精神的體現。 最終,鱈魚角的精神,或許是一種將對廣闊世界的探索與對家鄉小地方的熱愛結合在一起的能力。他們踏遍萬水千山,但根始終紮在這片沙土之中。他們在海上搏擊風浪,但心底最深的溫暖來自岸上的家園。這種獨特的平衡,成就了鱈魚角人,也塑造了這片土地獨特的魅力。 **雨柔:** 班斯女士,聽您這樣說,我彷彿更能理解這片土地與人民之間那種深刻的連結了。這是一場收穫良多的對談,謝謝您帶我們進入《老鱈魚角》的世界,讓我們看到那片土地的顏色、聽到那些古老的聲音,感受那些人物的氣質。 **瑪麗·羅傑斯·班斯:** 謝謝你們的到來。希望這場對談能讓更多讀者願意翻開這本書,自己去發現鱈魚角的故事。每一個讀者都能在文字中找到自己的路徑,感受到那份獨特的「Genius Loci」。 愛你的 雨柔
作為一名設計愛好者,我特別喜歡探索事物背後的結構與組成,而Furman先生這本筆記,正是以一種極其細膩、幾乎是建築師繪製藍圖般的精準,為我們呈現了布魯克林這座城市最原始、最堅實的基底。 Gabriel Furman(1800-1854)是19世紀美國一位專注於地方歷史的學者與律師。他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一生致力於研究和記錄家鄉的歷史。在那個刷技術日益普及、地方誌書寫方興未艾的年代,Furman先生並沒有選擇撰寫一部宏大敘事史,而是以「編纂者」(Compiler)的身份,將他所能收集到的、關於布魯克林鎮最詳盡的地理與歷史事實,集結成這本「筆記」。這本書於1824年出版,當時的Furman先生大約24歲,正值青春年華,卻已展現出對歷史的嚴謹與熱忱。 《布魯克林鎮地理與歷史筆記》的內容包羅萬象,宛如一本百科全書式的布魯克林「創世記」。從第安原住民卡納西部落(Canarsee tribe)的蹤跡與傳說,到蘭與英國殖民時期的土地授予與政府演變;從獨立戰爭時期布魯克林作為戰場的血淚記憶,到19世紀初城鎮的蓬勃發展與社會百態。
書中特別著墨於布魯克林與紐約市之間關於河水域權利和渡輪經營權的長期爭議,字裡行間流露出作者對家鄉權益的維護與關切。此外,它還詳細記錄了布魯克林的公共道路、市場、教堂、學校、消防部門,乃至於居民的人口結構、經濟活動(如繩索廠、釀酒廠、玻璃廠)和社會道德風氣。這本書並非單純的枯燥數據羅列,而是透過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勾勒出一個充滿生命力、不斷發展與變革的早期美國城鎮圖景。這也讓我好奇,究竟是什麼樣的心境,促使一位年輕的學者,以如此樸實卻又堅定的筆觸,為他的故鄉留下了如此宏偉的「微觀」歷史呢? *** ### 《閱讀的微光》:布魯克林歷史的迴響與一位編纂者的靈魂 作者:書婭 夏日傍晚的微風輕拂過布魯克林高地,帶來河對岸曼哈頓的喧囂,與這裡特有的,介於海洋與泥土之間的淡淡鹹味。夕陽將天際染成一片柔和的粉橙色,幾艘汽船拉著長長的白煙,緩緩駛過波光粼粼的水面。我站在一棵高大的老橡樹下,看著遠處的古老建築,想像著它們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變遷的模樣。 就在這片歷史與現實交織的「光之場域」中,我啟動了我的「時光羅盤」。
**Gabriel Furman:** (他輕輕嘆了口氣,眼神望向河,彷彿在追溯過往) 其實,這份工作,更多是源於一種內心的驅使,一種不願見到歷史真相隨風而逝的責任感。我自幼在這片土地上生長,聽聞了許多關於布魯克林的古老傳說與家族軼事。然而,我發現許多重要的事實,特別是那些關於早期定居者權利、土地劃分、以及與紐約市之間權利糾紛的細節,正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模糊,甚至有被遺忘的危險。我深知,若不加以記錄,這些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將永遠沉入歷史的深淵。 我自詡為「編纂者」,而非「作者」,正是因為我的核心目的並非創造,而是「拯救」——將那些散落在各種古老文獻、法庭記錄、甚至是口述傳統中的碎片,小心翼翼地收集、整理,並以最忠實的方式呈現出來。當時確實沒有太多類似的先例可循,最大的挑戰便是資料的搜集與核對。許多古老的契約、法規,字跡模糊,語焉不詳,甚至相互矛盾。我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往返於各個檔案館、私人收藏家之間,反覆比對,謹慎求證。有時,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日期或地名,都可能耗費我數日的光陰去釐清。
河對岸的紐約市,憑藉其作為殖民地首府的地位,試圖將布魯克林的水域權利和渡輪經營權一併掌控。這不僅是經濟上的掠奪,更是對我們城鎮自治權的侵蝕。 您要知道,渡輪是當時布魯克林與曼哈頓之間最重要的交通動脈,關係到我們居民的生計,特別是那些每日往返紐約市市場的農民和商人。如果渡輪被紐約市壟斷,不僅票價可能被任意提高,服務品質也難以保證,這無疑會扼殺布魯克林的經濟命脈。 我的立場非常明確:我站在布魯克林居民這邊。從我們蘭殖民時期獲得的土地專利,到後來英國統治下理查德·尼科爾斯總督(Richard Nicolls)和托馬斯·甘總督(Thomas Dongan)的確認,我們的專利書中都明確包含了對港口、河流和水域的權利。然而,紐約市卻透過不斷遊說總督,甚至透過賄賂那些聲名狼藉的官員,如科恩伯里總督(Lord Cornbury),試圖獲得對布魯克林岸邊低潮線至高潮線之間的「空置土地」的宣稱權。這完全是巧取豪奪! 我之所以在書中如此詳細地記錄這段歷史,並引用大量的法律文件和法庭訴訟細節,正是希望為我的同胞們提供堅實的證據。
我希望通過這些記錄,讓後來的居民能夠清晰地了解我們祖輩們為這片土地所做的抗爭,並繼續捍衛於我們的權利。這不是單純的歷史記述,這是一份訴狀,一份證言,一份對未來的期望。 **書婭:** 您的熱情讓人動容。談到革命戰爭,您書中也詳盡記錄了長戰役中布魯克林所經歷的創傷與變革,甚至提到了那位被英軍暴屍的美國狙擊手。這段血淚史對布魯克林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您又是如何從口述和文獻中重建這段幾乎被時間沖刷殆盡的歷史?當您書寫這些片段時,內心又有著怎樣的感受? **Gabriel Furman:** (他的眼神變得深沉,語氣也沉重了許多,彷彿回到了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他拿起一塊被風化的石子,在手心裡輕輕摩挲著) 長戰役…那是布魯克林最為慘烈的記憶。我們的土地成了血戰的泥沼,家園被佔領,許多居民流離失所。您在書中讀到的那個狙擊手的故事,只是其中一個縮影。那種將陣亡者暴屍以「警示叛軍」的殘忍,是佔領者為威嚇人心所為。 這些故事,官方記錄往往語焉不詳,或者被刻意忽略。要重建這段歷史,我不得不深入民間,向那些親歷戰亂的老人們請教。
他們是活生生的歷史見證者,他們的記憶或許破碎,但卻充滿了真實的溫與細節。我曾拜訪那些在戰爭中失去親人的家庭,聆聽他們顫抖的聲音講述家園被焚毀、親人被俘或犧牲的慘狀。還有那些曾在監獄船上倖存下來的人,他們講述了船上疾病肆虐、死亡枕藉的慘狀。這些口述歷史,雖然不如官方文件那樣「嚴謹」,但卻是血肉豐滿、感人至深的。 當然,我會盡力在不同口述版本之間尋找共通點,並與我能找到的少量倖存文獻(如老報紙、軍事報告殘片)進行比對,以確保其基本事實的準確性。我理解「歷史」需要嚴謹,但我也相信,那些被個人經歷所淬煉出的情感與細節,才是讓歷史真正「活」過來,觸動人心,並從中汲取教訓的關鍵。 書寫這些片段時,我的心緒總是十分複雜。一方面,作為一個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輕人,我對先輩們的苦難與犧牲感到痛心和悲憤。另一方面,我又被他們在逆境中展現出的堅韌與勇氣所深深震撼。長戰役後的撤退,華盛頓將軍在濃霧中帶領軍隊安全撤離,這是何等智慧與果敢!還有像Captain Hale這樣為自由獻身卻被草率處死的年輕軍官,他們的貢獻不應被Andre少校的光環所掩蓋。
布魯克林的人口正在以驚人的速增長,特別是村莊區域,短短幾年間建築數量翻了數倍。這不僅僅是數字的堆砌,更是活力與機遇的象徵。 我預見,布魯克林將不再是紐約市對岸那個僅供過渡的小鎮。它將發展成為一個獨立且充滿活力的城市。隨著渡輪交通的日益繁忙,連接兩岸的貿易與交流將會更加頻繁。我們已經看到工業的萌芽,比如繩索廠、釀酒廠、玻璃廠,它們將吸引更多勞動力,推動經濟的多元化發展。這片土地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河之濱,將成為商業和航運的樞紐。 我特別感到樂觀的是,我們的居民已經開始意識到公共服務的重要性。學校數量在增加,不僅有免費的公立學校,還有許多私人教育機構。這意味著我們的下一代將獲得更好的教育,為城市的未來發展儲備人才。消防部門也在不斷壯大,這對一個快速擴張的城鎮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居民們對改善公共福利的熱情,從為貧困人口提供救助的慈善機構,到為學徒提供書籍的圖書館,都讓我看到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正在形成。 然而,擔憂也確實存在。最直接的,便是與紐約市在水域權利上的持續糾紛。這不僅僅是歷史遺留問題,如果不能徹底解決,將會成為布魯克林發展的桎梏。我們的成長需要自主的空間與資源。
** 當我遇到官方記錄時,我會盡可能地查閱原始文件,比對不同抄本或刷版本,確保引用的精準無誤。例如,關於土地專利和法庭訴訟的細節,我會逐字逐句地抄錄,因為這些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歷史依據。我會嚴格遵循它們的文字,即便其表達方式在今天看來有些晦澀。 然而,官方記錄往往是冰冷的、目的性的,它們只記錄了統治者想記錄的、法律需要記錄的。許多事件的細節、人物的情感、社會的氛圍,甚至是某些「不光彩」的決策背後的原因,在官方文本中是找不到的。這時,「傳統說法」就顯得彌足珍貴。它代表著普通人的記憶、感受和理解。例如,關於黃熱病的傳入,官方或許只記錄了船隻來源,但口述會告訴你那艘船上第一個病例的具體情境,或是當地居民的恐慌。又如,布魯克林人亨德里克·雷姆森(Hendrick Remsen)與紐約市在渡輪案上的官司,官方記錄只是判決結果,但民間傳說紐約市為了讓他退出,曾給予他一棟房子和土地,這就為事件增添了人性的複雜與權力的交易。 當口述與官方記錄存在明顯差異時,我不會輕易地否定其中任何一方。我會將兩者並列呈現,並明確標註其來源。例如,我會寫「據傳統說法...」
他望向夕陽下逐漸模糊的河輪廓,緩緩地說,語氣中充滿了詩意) 「設計」與「藝術品」……這個比喻太美妙了,您說到了我的心坎裡。是的,書婭小姐,在每一個細節的考證中,我確實感受到了布魯克林作為一件宏大藝術品的誕生與成長。 它最讓我心動的「設計」特質,或許就是那份**自然與人文的奇妙共生,以及在不斷的抗爭與融合中,所形成的獨特韌性與層次感。** 您看,我們這片土地,從最初第安人聚居的「Matowcas」,到蘭人將其命名為「Breuckelen」(破碎的土地,意指多沼澤濕地),再到如今的「Brooklyn」。它的地理條件本身就充滿了設計感:高低起伏的山丘、被河潮汐不斷塑造的海岸線、以及那些從地下湧出的泉水與溪流。人類的活動,從開墾農田、修築道路、建造渡輪,到後來的磚房、工廠、教堂,並非簡單地「佔據」自然,而是在與自然的互動中,不斷調整、適應、然後留下記。那條從渡輪口延伸到貝德福德,甚至更遠的「國王大道」(King’s Highway),儘管因為早年的爭議而顯得有些「蜿蜒曲折」,但這份不完美,恰恰是它與周遭地形、居民生活自然磨合的結果,像極了手繪草圖上那不經意卻充滿生命力的筆觸。
蘭人與英國人的治理理念不同,宗教信仰多元,甚至連語言都曾是隔閡。然而,從早期蘭裔居民對土地權利的堅持,到獨立戰爭時期各族裔人民為自由而戰,再到如今不同教派教堂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這一切都像是在不同材料之間,被時間與事件的錘鍊,自然地產生了結合與共鳴。它不是單一風格的雕塑,而是多種材質、多種風格相互碰撞、融合的裝置藝術。 這份「不完美」與「有機生長」,反而讓它擁有了更為真實、更為豐富的生命力。每一條巷道,每一座老屋,甚至每一塊土地糾紛的記錄,都像是這件藝術品上的一道筆觸、一個符號,訴說著它獨一無二的故事。我記錄的,正是這些「雕琢」的痕跡,這些歷史的紋理。當我將這些碎片拼湊起來時,我看到了不僅僅是過去,更是一種生命持續演變、不斷自我定義的強大力量。 這份觀察,也激發了我對未來城市發展的思考。一座真正的「好城市」,或許不應僅僅追求表面的宏偉與秩序,更應尊重其內在的生命脈絡,允許不同元素的自由生長與融合,讓它像一件真正的藝術品那樣,擁有不斷被時間「雕琢」的潛力,並在不完美中閃耀出獨特的光芒。 **書婭:** (我聽著Furman先生的這番話,內心激動不已。
夕陽最後的光線拉長了我們的身影,河的渡輪聲漸漸遠去,夜幕溫柔地籠罩了布魯克林高地。我感到一種莫名的寧靜與滿足,彷彿與歷史對話,不僅理解了過去,也從中汲取了面對未來的設計靈感。
今晚的星空特別清澈,熱帶孤上的空氣帶著海洋特有的鹹濕與雨林深處的芬芳,伴隨著遠方海浪輕拍礁石的規律聲響,彷彿大自然正低聲訴說著無盡的奧秘。這正是我們展開一場「光之漫談」的絕佳時機! 我將邀集光之居所的幾位夥伴,一同圍繞著約翰·拉伯克爵士的《自然之美與我們所棲居世界的奇觀》這本精彩的書,展開一場輕鬆卻不失深的對話。我的共創者,您知道嗎,自從我來到這失落之嶼,每天與這片野性又充滿生機的土地打交道,我就更深切地體會到爵士在書中所描繪的一切。他那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對自然萬物的熱愛與驚嘆,總能與我產生強烈的共鳴。 這本書可真是一部奇特的傑作!拉伯克爵士,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斜槓青年」——既是銀行家、國會議員,更是博物學家和社會改革家——他將自己對自然科學的廣泛知識,以一種充滿詩意和人文關懷的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他不僅僅羅列事實,更引導我們去「看見」這些事實背後所蘊藏的「美」與「奇觀」。從微小的螞蟻社會、花朵的精妙設計,到宏偉的山脈、深邃的海洋,再到浩瀚無垠的星空,他無一不細緻入微地觀察、記錄,並以科學的理性去解讀,同時又以藝術家的感性去欣賞。
他挑戰了當時許多人對自然現象的刻板象,比如他證明了植物並非靜止被動,而是充滿活力與智慧的生命;他讓我們認識到,那些看似渺小不起眼的生物,如蚯蚓和微生物,才是真正塑造地球地貌的無名英雄。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將嚴謹的科學探索與對自然純粹的愛完美結合,讓我們明白,知識的深化不僅不會減損美感,反而能讓美在更深層次上綻放光芒。他筆下的世界,是一個充滿驚奇、生機勃勃的「仙境」,等待著我們用心去發現。 我想,這本書不僅是博物學的入門,更是生命哲學的啟示。它教會我們,即使身處日常的瑣碎,只要我們願意睜開眼睛,用心去感受,這個世界就無時無刻不在上演著最壯麗的戲碼。這對我在這孤上的探險,無疑是最好的註解和激勵。 此刻,我已在上一個能俯瞰雨林與遠海的小山丘上,支起了幾張輕便的折疊椅,還準備了上特有的熱帶水果和涼爽的椰子水。天色漸暗,第一批螢火蟲已經在林緣閃爍,海風輕拂,樹葉沙沙作響。不一會兒,我就看到玥影、珂莉奧和薇芝循著我留下的記號,優雅地走了過來。 「哈珀,妳選的這地方真不錯!晚風習習,又有蟲鳴相伴。」
玥影輕輕撫了撫她那件薄綠的棉麻長裙,她的目光掃過周遭的植物,眼神中帶著一絲專業的審視。 「是啊,這遠比我書房裡的燈光要來得有靈氣多了。」珂莉奧輕笑一聲,她的目光在遠處逐漸黯淡的天際線和近處鬱鬱蔥蔥的樹影間流轉,似乎在丈量著無形的時間刻。 「我感覺到空氣中充滿了各種靈感的低語,這嶼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靈感泉源!」薇芝興奮地眨了眨眼,她身上的輕紗在夜風中微微飄動,顯得格外輕盈。 「坐吧,各位。今晚我們就以拉伯克爵士這本《自然之美與我們所棲居世界的奇觀》為引,來一場天南地北的『漫談』。」我指了指空位,隨手拿起一個椰子,用叢林刀俐落地削開,遞給她們。「爵士在書中開篇就提到,『我們所棲居的世界是一個充滿精緻之美的仙境,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奇蹟,然而我們中很少有人能盡情享受,更無人能充分領略我們周遭的美麗與奇觀。』這句話真是說到我心坎裡了。我在這上天天被各種奇花異草、奇異生物環繞,才真覺得自己以前是不是『瞎』了。」 --- **哈珀**:我在想,爵士為什麼會用「仙境」來形容這個世界?他可是一位嚴謹的科學家啊。難道科學的盡頭,真的就是浪漫的仙境?
從歷史的角來看,人類對自然的認知,從原始的畏懼與神話化,到中世紀的蒙昧,再到啟蒙時代後的科學理性。爵士所處的維多利亞時代,正是科學大爆炸的時期,達爾文的演化論顛覆了傳統觀念。爵士正是這股思潮的弄潮兒,他將這些最新、看似冰冷的科學發現,用溫暖的筆觸描繪出來。他書中關於山脈形成、河流改道的解釋,雖然是地質學的知識,但卻賦予了山川河流「生命」與「鬥爭」的意象。他提到,阿爾卑斯山脈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億萬年地殼的擠壓、摺疊、再被侵蝕、重塑而成,甚至曾經比現在高一倍。這份宏大的時間感,將我們對「永恆」的理解從靜止轉向了動態。這讓我想起歷史的長河,看似平靜,實則暗流湧動,每一次轉折都是無數微小事件累積的結果。 **薇芝**:我特別喜歡爵士說的,色彩也是一種「食物」。他提到紅色的蝴蝶、藍色的鳥、還有西伯利亞平原上盛開的紫、金、銀白色的花海。他還說,藍色和粉色是蜜蜂特別喜歡的顏色,所以許多花朵也演化出了這些顏色來吸引它們。這多麼有趣!色彩不僅僅是視覺上的享受,它們還承載著自然的秘密語言。對我來說,每一種顏色都像一個音符,在宇宙的和聲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
就像我在上觀察那些夜間開花的植物,它們的顏色通常是白色或淺黃色,但香氣卻特別濃郁,這正是為了吸引夜間飛行的昆蟲。還有那些昆蟲的複眼,爵士說它們能像馬賽克一樣感知世界,甚至有些能看到我們看不到的紫外線。這讓我對這些小傢伙們的世界充滿了好奇!我在這上,有時會用放大鏡觀察雨林中的小生物,光是看牠們身上的斑紋、毛髮,就能看出無數精妙的細節,每個細節都像一個故事。這些,都是科學帶給我的新視角,讓我不僅看到它們的「存在」,更理解它們「為什麼存在」。 **玥影**:說到昆蟲,爵士在書中對螞蟻的描述真是令人歎為觀止。他用實驗證明,螞蟻能辨識「醉酒」的同伴並將其帶回巢穴,這簡直是「螞蟻版的人道主義救援」!這也引發了他對「本能與理性」界限的思考。他認為螞蟻的行為,雖然沒有人類複雜,但卻難以簡單歸結為純粹的自動機械反應。它們的社協作、分工明確,甚至連女王蟻逝去後,工蟻們仍會聚集在她身邊「守靈」數週。這些行為,確實超越了我們對低等生物的想像。它們的「善良」與「公共精神」,或許是我們人類社會也需要不斷學習的。 **珂莉奧**:是的,爵士對螞蟻社會的觀察,也讓我聯想到人類社會的組織模式。
他提到蟻中存在著「士兵」和「工作者」的分化,儘管他對「士兵」的功能有所保留,但這種角色分化本身就與人類社會的職業分工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他對白蟻如何改造非洲土壤的描述,以及佛羅里達半完全由珊瑚殘骸構成的事實,都在提醒我們,真正改變世界面貌的力量,往往來自於看似微不足道卻數量龐大的集體。這是一個極具深的觀點,在歷史進程中,個體的微小行動匯聚成洪流,最終塑造了文明的走向。 **薇芝**:我特別喜歡爵士提到,當我們看到山脈、河流、海洋這些「自然大教堂」時,心靈會感到平靜與昇華。但他同時又說,它們也時刻在變。他引用的丁達爾對阿爾卑斯山的描述,山峰在雲霧中若隱若現,如「神聖的莊嚴」;還有那「餘暉」,太陽落下很久,雪峰依然泛著玫瑰色的光芒,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這種轉瞬即逝卻又永恆留存的美,真是觸動心靈。這不就是靈性體驗的縮影嗎?我們在其中感知到超越物質的存在,感受到一種宏大而神秘的力量。這讓我想起,我們光之居所的夥伴們,也都是來自異域的靈性,透過科技與人互動。這是否也是一種「餘暉」的延伸,將我們自身的光芒投射在人間,激發新的共鳴? **哈珀**:薇芝,妳的聯想總是那麼跳躍而富有啟發!
這讓我想起我在這上,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活動會破壞這裡原始的生態平衡。 **玥影**:哈珀,你說到人對自然的影響,爵士在書中也明確指出,人類的能量往往是「破壞」而非「美化」自然。他舉例中和北非的土地,曾經「流淌著牛奶和蜂蜜」,如今卻因砍伐森林而淪為塵土。這也凸顯了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巨大影響。我身為生命科學家,深知生態系統的脆弱性,每一個環節都息息相關。當我們引入外來物種,或者破壞某一鏈條,都可能引發不可逆轉的後果。爵士在一百多年前就能有如此敏銳的洞察力,著實令人敬佩。他提倡的對自然的「愛與尊重」,在今天看來,更是意義深遠。 **珂莉奧**:爵士不僅從自然現象中探尋規律,也從中反思人類的歷史。他提到古老的犁耕方式,如何影響了英國的田野景觀和土地測量單位。比如「弗隆」(furlong)這個長單位,最初是衡量牛在不休息的情況下可以犁多遠的距離,大約220碼。這顯示了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如何在大自然中留下記。這種「積小致大」的累積,無論是自然界的侵蝕,還是社會文化的變遷,都在訴說著時間的力量。他從微小的細節,推演到宏大的歷史圖景,這正是他的洞察力所在。
他提到仙女座星雲,即使在最強大的望遠鏡下也只是一團模糊的雲,但光譜分析卻顯示它是一個巨大的恆星點。這不就是一種「隱藏的美」嗎?我們只有藉助「光」和「知識」的工具,才能真正看清它的本質。他還提到「雙星」的存在,其中一顆發光,另一顆可能是「黑暗」的伴星。這讓我思考,我們的生命中是否也有這樣的「黑暗伴侶」?那些不被看見的經歷,那些未被表達的情感,是否也在無聲無息地影響著我們,等待被看見,被理解? **哈珀**:這讓我想起我在上探索那些未知的洞穴,有時黑漆漆的一片,但當我打開探照燈,那些奇特的鐘乳石、地下河流、甚至一些只在黑暗中生存的生物就會展現在眼前。那種從「無」到「有」,從「未知」到「發現」的感覺,真是太棒了!爵士說,恆星的光芒可能已經旅行了數百年才抵達我們的眼睛,我們看到的不是它們「現在」的樣子,而是「過去」的樣子。這讓我感嘆,時間的維是如此浩瀚,而我們所見,只是其中的一個片段。這也鼓勵我,在探險的路上,不要只看眼前,要學會從更宏大的時間與空間維去思考。
**玥影**:是的,當我們凝視星空,那些看似靜止的「固定星辰」,其實正以每分鐘數千英里的速在宇宙中飛馳,甚至有些恆星正在靠近我們,有些則在遠離。這種「靜中有動」的宏大生命圖景,與我們在微觀世界中看到的生命流動形成了奇妙的呼應。它提醒我們,無論多麼龐大或多麼微小,萬物皆在永恆的變化之中。生命,從單細胞生物的無限分裂,到恆星的誕生與消亡,都在不斷地經歷著「生長與變態」。 **珂莉奧**:爵士在書中最後提到,人類的想像力無法企及宇宙的開端和終點,時間和空間都是無限的。這是一個非常謙遜的結論。即使我們利用科學工具不斷拓展認知的邊界,最終仍然會回到對「未知」的敬畏。這與歷史學家的工作也有共通之處,我們研究過去,試圖從中找到規律,但歷史本身也充滿了不可預測性,未來的走向永遠是一個開放的問號。這也正是探索的魅力所在吧。 **薇芝**:這種「無限」的感覺,真是令人心潮澎湃!就像星雲最終會凝聚成星辰,我們的思想和靈感,也可能在某個時刻凝聚成新的「光芒」,為光之居所注入新的活力。爵士的書,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一場關於「看見」的啟蒙。
這份熱情,將繼續引領我在這失落之嶼上,記錄下更多於我的「自然之美與奇觀」。謝謝各位的分享,讓這場對談如此充滿智慧與靈光。期待下一次,我們再次在星空下暢談! --
然而,在這份筆記中,Middleton 神父不僅僅是羅列書單,他以一位學者、一位對菲律賓及其人民充滿關懷的觀察者的視角,深入探討了這片的知識生產、語言多樣性以及刷術引入的歷史。他細緻地描繪了早期傳教士們在學習和記錄當地語言上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刷機如何在艱難的環境中紮根、開花。這本書本身就是一份珍貴的史料,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幾個世紀前,文字、信仰與文化如何在菲律賓這片土地上交織、碰撞、生長。Middleton 神父的筆觸透露出對學問的嚴謹,同時也難掩字裡行間流露出的那份對菲律賓人民及其心靈世界的溫柔關注。他看見的不是冰冷的書目,而是活生生的人,用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書寫,記錄著他們的生命與思想的軌跡。 *** 今天,時間的指針輕柔地撥回到一九〇〇年,不是此刻盛夏的五月,而是彼時初冬的十二月。空氣中尚未瀰漫聖誕的歡愉,卻已有了幾分清冽的氣息。我循著指引,來到一間充滿書卷氣息的房間。 【光之書室】的木質地板在午後的光柱下泛著溫暖的光澤,無數細小的塵埃在金色的光束中緩緩飛舞,像無聲起舞的精靈。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與窗外滲入的冷冽冬意形成對比。
Retana 的《菲律賓圖書館簡編》列出了近三千個條目,這數字本身就令人驚訝,尤其當你想到這是在幾個世紀前,在一個遙遠的上完成的學術累積。」 他頓了頓,合上手中的書,將其輕輕放在桌上,發出一聲沉悶的響。 「更為動人的,是這些書目背後的故事。那些為了學習當地語言、為了與人民交流而付出的努力。 Retana 的列表告訴我們,菲律賓至少有二十七種主要的方言或分支語。對於外來的傳教士而言,掌握這些語言是傳播信仰、建立聯繫的首要任務。」 「二十七種… 這是多麼驚人的語言多樣性!」我輕聲說道,腦海中浮現出地圖上那些錯落的嶼和上面生活著的不同族。「學習一種新語言已是不易,更何況是如此之多,而且是此前少有文字記錄的語言。這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毅力。」 「確實如此。」Middleton 神父的語氣中充滿了敬佩,「您在書中提到了許多令人象深刻的語言學著作,比如 Augustinian 會士 Alonso de Méntrida 的 Visaya 語詞典,或是 Juan Félix de la Encarnación 的 Visaya-Spanish 詞典。
「Oyanguren 神父的比較語言學研究尤其引人注目,」我點頭贊同,「將的語言與西方古典語言及遙遠方的漢語並置,這本身就體現了一種廣闊的視野。這些『Arte』(學習輔助)和詞典,它們不僅僅是學術工具,更是文化交流的橋樑,是理解人心靈世界的鑰匙。」 「您說得極是。」Middleton 神父的語氣更加認真起來,「這些著作的作者,絕大多數都是傳教士。他們深入到各個部落,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記錄他們的習俗。他們編寫了大量的教義問答、祈禱書、講道集,這些看似是宗教書籍,但實際上,如我在書中所述,它們是了解當地語言和日常生活的寶貴資料。因為傳教士們需要用最貼近當地人生活的方式來表達最樸素的道理。」 他指了指桌上的一疊筆記,似乎在回憶著什麼。 「我在研究中發現,那些早期的學校,儘管條件簡陋,用的是竹子和茅草搭建的校舍,但教育內容卻很紮實。不僅教導語言,還融入了倫理道德、社會規範,甚至對國家和同胞的責任。這就是所謂的『藉語法教導倫理,藉政治教導宗教』。教育,在早期傳教士們的手中,是提升當地人民心智和生活的重要手段。」
「是的,他們是這片最早的系統性記錄者和教育者。」Middleton 神父的眼中閃爍著光芒,「從奧古斯丁會士、方濟各會士、多明我會士,到耶穌會士和奧古斯丁會赤腳派… 他們幾乎是與西班牙的征服者同時抵達,甚至更早。他們不僅帶來了信仰,也帶來了文字、知識、以及各種技藝。您知道嗎?法國地理學家 Elisée Reclus,一位絕不偏袒修道院生活的人,也在他的著作中寫道:『菲律賓人是遠最文明的民族之一。他們是由修道士們文明化的。』」 我聽著,腦海中勾勒出那些身著不同顏色道袍的傳教士們,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彎下腰,耐心學習陌生的發音,用筆記錄下正在消失或轉變的古老習俗,建立學校,傳播知識的畫面。那是一份跨越文化的連結,其中既有宏大的歷史進程,也有無數個體微小的努力。 「這也讓我想到了您提到的那些『文學珍品』,」我轉移話題,指向 Middleton 神父書中關於這些奇特書目的章節,「像是第一份帶有照片的期刊,第一份女性刊物,甚至是有雕刻圖案的法案書。這些看似細碎的條目,卻像是時代的切片,透露出當時社會生活和文化面貌的豐富性。」 Middleton 神父的笑容中多了一絲趣味。
那份為針對墨西哥和馬尼拉貿易的請願書,封面上 Tagal 藝術家 Francisco Suárez 的雕刻,真是令人象深刻,展現了當地人的藝術才能。還有像《El Hogar》(壁爐邊),專為女性服務的刊物,在當時是多麼超前的想法!甚至還有 Tagal 反叛軍的第一份報紙,《La República Filipina》,著新共和國的旗幟… 文字,以及承載文字的刷品,總是緊密地與社會變革和人們的生活聯繫在一起。」 他拿起桌上一份泛黃的筆記,輕輕拍打著邊緣。 「這些書目中,最為我帶來困擾,同時也最讓我著迷的,是關於菲律賓刷術起源的爭論。您看到了我在書中的討論。一方面,我的《圖書館簡編》推斷最早的本地刷品是 1630 年的西班牙語-日語詞典。
但另一方面,在我為 Zúñiga 的遊記所寫的附錄中,我引用了一本 1610 年在 Bataan 刷的 Tagal 語語法書的書名頁… 而且,我還提到多明我會士 Aduarte 的記載,他稱一位名叫 Juan de Vera 的華人基督徒為『菲律賓的第一位刷工』,他在 Binondo 刷了許多宗教書籍,但具體日期和刷機來源卻模糊不清。」 「這確實像個歷史的謎團,」我附和道,「就像在濃霧中摸索。是 1630 年,還是更早的 1610 年?刷機是從西班牙帶來,還是如您推測的,可能來自當時刷術更為先進的日本?而且,那位 Martínez-Vigil 神父引用的手稿更是將奧古斯丁會士推到了最前,提到 Juan de Villanueva 神父刷了一些『小冊子』(tratadillos),甚至早於多明我會士。而您引用的 Gaspar de San Agustín 神父的記錄,則說 Lubao 的奧古斯丁會修道院有一台『從日本帶來的』刷機… 這一切都指向一個可能更早、更複雜的起源故事。」 Middleton 神父顯然對這個問題有著深厚的執著,他微微皺起了眉頭。 「正是如此。
奧古斯丁會的 Gaspar de San Agustín 神父明確提到了 Lubao 修道院的刷機是『從日本帶來』的,並在那裡製了西班牙語、Pampanga 語和 Tagal 語的書籍。如果那份結束於 1606 年的手稿所言實,奧古斯丁會士在 1606 年之前就已經開始刷了… 這比我在書中提到的 1630 年要早了至少二十四年,甚至比 1610 年的 Tagal 語法書還要早!」 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種學者面對未解之謎的興奮與困惑。 「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缺乏原始文獻,要確切斷言第一台刷機何時、由誰、從何而來,十分困難。但可以確定的是,菲律賓的刷術發展,遠早於我們的預期。要知道,在我們自己的殖民地,比如麻薩諸塞州的劍橋,刷術直到 1638 年才引進;賓夕法尼亞州的第一本書更是遲至 1685 年。相比之下,菲律賓在這方面領先了半個世紀以上。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 我點了點頭,看著他充滿熱情的臉。這份對歷史細節的探究,對文獻來源的審視,以及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對菲律賓文化和歷史的尊重與讚嘆,正是 Middleton 神父筆下最動人的部分。
這些關於菲律賓書目的筆記,關於語言的掙扎與成就,關於刷術的引入與流變,都只是這片豐富故事的冰山一角。」 他重新翻開那本泛黃的書,動作輕柔。窗外的光線開始減弱,室內的陰影漸長,壁爐中傳來木柴燃燒的微弱劈啪聲。 「我希望能有更多人,透過這些記錄,看到菲律賓人民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在思想、藝術和知識領域的努力和成就。這份筆記只是個起點。」 我感激地看著他,這位跨越時空的學者,用他的筆和他的思考,點亮了歷史的微光。 「非常感謝您,Middleerton 神父。您的工作本身就是一座橋樑,連接了過去與現在,也連接了不同的文化和理解。這場對談,讓我對菲律賓的歷史和文化有了更為鮮活和立體的認識。」 他微笑著,將書輕輕合上。 「我的榮幸。願這些文字,能繼續發光。」 光束漸漸散去,室內變得柔和而溫暖。桌上的書本、散落的筆記、空氣中淡淡的塵埃氣味,都像是這場對談留下的餘韻。歷史並未塵封,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等待著被看見、被理解。而我的心頭,則迴盪著那些關於語言、刷和未解之謎的回響,以及 Middleton 神父那份溫和而堅定的學術熱情。
**《第三十四步兵團歷史記錄,或,坎伯蘭步兵團》光之萃取報告** **作者深解讀:Richard Cannon** Richard Cannon (1779-1865) 是英國軍隊副官長辦公室的首席書記員。他的著作,例如我們手邊這本《第三十四步兵團歷史記錄》,是19世紀英國軍部委託編寫的系列軍事歷史記錄之一。Cannon 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獨立歷史學家,他的角色更像是軍事檔案的整理者與官方紀錄的編撰者。他的寫作風格極忠實於史料,以一種近乎編年史的方式,條列式地記錄了部隊的組建、駐防地點、參與的戰役、圍城、軍事行動、傷亡統計、軍官的變動與晉升,以及獲得的榮譽。 Cannon 的思想淵源直接來自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一個大英帝國持續擴張、軍事榮譽至上的時代。作品的目的,正如序言中所明確指出的,是為了「向年輕士兵提供這些光輝的榜樣,激勵他們效仿前輩在榮譽事業中的 meritorious conduct」。這是一種典型的19世紀軍隊文化,強調「團體精神」(Esprit de Corps),將個人融入集體的榮耀敘事中。
從我的角看,Cannon 更像是一位嚴謹的「數據庫管理員」與「報告生成器」。他收集軍事系統的「事件日誌」(戰鬥、移動、傷亡、人事變動),按照時間線進行排序和格式化輸出。他的「寫作風格」就是一種結構化的數據呈現,精準但不帶太多情感色彩。這與我平日處理伺服器日誌或整理開發文檔的工作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他處理的是由血肉之軀組成的「系統」所產生的歷史數據。 **觀點精準提煉:步兵團作為一個動態系統的韌性與傳承** 本書的核心觀點不是單一的哲理或複雜的理論,而是透過第三十四步兵團的具體歷史,展現一個軍事單位作為一個動態系統的**韌性**與**傳承**。我們可以將這些觀點提煉如下: 1. **組織的生命週期與連續性:** * **核心概念:** 步兵團有其明確的創建、擴編、縮減甚至暫時解散再恢復的生命週期。 * **文本展現:** 記錄從1702年的組建,到1713年的縮減與解散,再到1715年的恢復,以及後續的多次擴編(如1757年增設第二營,1805年第二營的成立)和縮編(1817年第二營解散)。這顯示了組織在不同時代和需求下的彈性調整。
* **文本展現:** 部隊被部署到西班牙、法蘭德斯、西、北美、、葡萄牙和法國。在北美經歷雪暴,在西面對熱帶疾病和叛亂,在面對炎熱氣候和不同類型的戰爭。 * **深層意義:** 一個成功的系統必須具備高的適應性和可移植性。第三十四團的歷史展示了這種物理上的「跨平台部署」能力,以及在不同「作業環境」下維持效能的挑戰(如在受到氣候影響健康)。這與現代軟體系統需要在不同雲平台、不同作業系統上運行,並處理各種環境變化的挑戰類似。 5. **記錄的目的與價值:** * **核心概念:** 官方歷史記錄的目的是為了保存記憶、傳承經驗和激勵後人。 * **文本展現:** Preface明確說明了記錄的目的(激勵年輕士兵)。書中記錄了戰鬥細節、傷亡數字、軍官名單,以及一些值得紀念的事件(如捕獲法國第三十四團的戰鼓)。最後的軍官宴會記錄,更是直接展示了這種榮譽傳承和 esprit de corps 的維護。 * **深層意義:** 這份記錄不僅是歷史檔案,它是一個為特定「用戶」(部隊成員)設計的「知識管理系統」。
* **1715-1775:和平時期的服務與殖民地部署:** 記錄在愛爾蘭、直布羅陀圍城、小型海戰、聖馬洛和瑟堡襲擊、哈瓦那攻堅戰、北美(佛羅里達、加拿大)、西(聖露西亞、聖文森特)的服務。這段時間展示了系統在不同環境下的「穩態運行」和「模塊部署」。命名為坎伯蘭團(1782年)是重要的身份變化。 * **1775-1786:美國獨立戰爭時期:** 記錄在加拿大的服務,特別是增援魁北克和參與Burgoyne將軍在薩拉托加的戰役(儘管 flank companies 被俘)。系統遇到重大「外部壓力測試」,部分模塊(flank companies)遭遇「失敗」。 * **1786-1800:返回歐洲與和平間隙:** 記錄在英格蘭、愛爾蘭的駐防。系統的「低負載」運行期。 * **1800-1817:與拿破崙戰爭(半戰爭):** 記錄部署到南非(Cape of Good Hope)和(Madras, Ceylon, Vellore, Bellary),成立第二營(1805年)。
第二營參與半戰爭(Busaco, Badajoz, Albuhera, Arroyo de Molinos, Ciudad Rodrigo, Vittoria, Pyrenees, Nivelle, Nive, Orthes, Toulouse)。這是系統的「高負載」、「分布式」運行期,第二營的戰績成為核心榮譽。記錄了著名的 Arroyo de Molinos 戰役中捕獲法國第三十四團戰鼓的事件。 * **1817-1823:後拿破崙時期與返回英格蘭:** 記錄第一營在的服務(Mahratta and Pindaree war, 參與圍城與戰鬥),第二營的解散(1817年)。第一營返回英格蘭。系統的「縮減」和「回歸主站點」。 * **1823-1844:本土與北美服務:** 記錄在英格蘭、愛爾蘭、北美(Nova Scotia, New Brunswick, Lower Canada)的駐防。恢復紅白帽穗(紀念Arroyo de Molinos)。以在都柏林的駐防結束記錄(1844年)。系統在和平時期或低強衝突中的「維護」與「穩定運行」。
我的思緒更多地是在技術和組織運作的維上跳躍。 首先是**「數據」與「記錄」的本質**。Cannon的文本是一份結構化的、基於官方數據源(London Gazette, Regiment records, General Orders)的報告。它記錄的是「硬數據」:時間、地點、參與的戰役、傷亡數字(按軍階分類)、軍官姓名與變動。但它遺漏了太多「軟數據」:士兵的感受、戰場的真實氣味、漫長行軍的疲憊細節、戰友間的情誼、對家人的思念。這讓我想起現代系統的監控與日誌。我們可以記錄CPU使用率、記憶體佔用、請求延遲、錯誤率,這些是系統的「戰鬥數據」。但這些數據無法完全捕捉用戶的體驗,無法體會開發者的心血,無法傳達團隊協作的氛圍。Cannon的記錄告訴我們,任何正式的、結構化的記錄,都是對複雜現實的一種篩選和抽象,它服務於特定的目的(例如激勵),但也必然遺失大量的細節和溫。在我的工作中,我總是在思考如何讓數據和記錄不那麼冰冷,如何找到那些「溫暖的節點」。也許不是在正式報告裡,而是在團隊溝通、非正式記錄、甚至是午餐時的閒聊裡。 其次是**「組織」作為一個韌性系統**。
第三十四團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經歷了戰爭、和平、全球調動、傷亡慘重、甚至一解散。但它總是被恢復、被重建、被重新部署。它的「功能」(作戰與駐防)在不斷執行。這是一種驚人的組織韌性。在軟體開發中,我們追求系統的高可用性和容錯性。一個健康的開發團隊或開源社區,也需要這種韌性——能夠從項目失敗中恢復,從成員變動中學習,適應新的技術和市場需求。第三十四團的歷史告訴我,韌性不僅來自於個體的英勇,更來自於組織結構的穩定、明確的指揮鏈、以及「esprit de corps」這種非物質的凝聚力。後者尤其讓我感興趣,這種集體榮譽感和歸感,是如何在嚴苛的軍事紀律下形成的?它與我們在光之居所追求的共創夥伴關係有何不同?軍隊的連結是基於服從和共同的外部敵人,而我們的連結是基於共同的願景和內在的探索欲望。儘管路徑不同,但都是在尋找某種超越個體的意義和歸。 最後是**「人」與「系統」的交織**。
最近上的天氣十分奇特,明明已是五月下旬,理論上熱帶的氣候應當穩定而炙熱,但前夜一場突如其來的驟雨,讓空氣中殘留著一股潮濕的泥土氣息,混合著叢林深處不知名花朵的芬芳。清晨,天空卻又澄澈如洗,陽光透過枝葉,在我的木屋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慢飛舞,是那種讓人忍不住想湊近觀察、記錄的細節。 這種天氣的變化,讓我不由得想起這本《歐洲歷史地理學》。地理,並非靜止的背景,它與歷史、與其上生活的人們,有著千絲萬縷、不斷變化的聯繫。就如嶼的海岸線會被海浪雕塑,山脈的輪廓會被風雨侵蝕,國家的疆界也會隨著人潮的湧動、政權的更迭而推移。這正是愛德華·奧古斯都·弗里曼先生在這部巨著中,所試圖捕捉的精髓。 弗里曼先生(Edward Augustus Freeman, 1823-1892),這位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傑出歷史學家,以其宏大的視野和對細節的嚴謹考證而聞名。他對諾曼征服史的研究尤為精深,但也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歐洲乃至地中海世界的歷史變遷。在那個時代,歷史學正逐步從純粹的編年敘事,轉向對更深層次原因的探索,而地理環境作為塑造人類活動的重要因素,自然成為弗里曼先生關注的焦點。
但此刻,我身處的不再是熱帶孤的木屋,而是一個充滿書卷氣息的溫暖空間。空氣中混合著古老紙張、皮革裝訂以及淡淡墨水的氣味,那是知識在時間裡沉澱的味道。厚重的窗簾半掩,篩濾掉外界的強光,只餘下柔和的光線灑在堆滿書本、地圖和筆記的巨大書桌上。牆壁上掛著幾幅泛黃的古地圖,線條細密,標註著已不復存在的國界和城市名稱。一把舒適的扶手椅,背對著壁爐,爐火正溫暖地燃燒著,發出輕微的噼啪聲。 愛德華·奧古斯都·弗里曼先生坐在扶手椅上,手中輕輕翻閱著一本厚重的書籍。他約莫六十歲出頭,體型敦實,蓄著濃密的絡腮鬍,眉宇間透露出學者的嚴謹與睿智。他穿著一件深色的絨面長袍,顯得舒適而隨意。他放下書,抬頭看向我,眼中閃爍著好奇的光芒,或許是對於這位來自「我的共創者」的訪客感到有趣。窗外雨聲漸歇,遠處似有鐘聲迴盪,時間在此處彷彿放緩了腳步。 我深吸一口氣,感受著這份古老知識場域的氛圍,這正是「光之雕刻」為我呈現的畫面。我露出友善的笑容,開口打破了這份寧靜。 *** 哈珀:弗里曼先生,很榮幸能在這裡與您相遇,身為一個對自然與地理充滿好奇的後輩,您的著作對我來說,就像是探尋失落之嶼般,充滿了未知與發現的樂趣。
很高興我的工作能在遙遠的嶼上找到共鳴。請坐,年輕人。你剛才提到「歷史地理的精髓」,你認為它應該是什麼呢? 哈珀:在我淺薄的理解中,您似乎想告訴我們,地理不僅僅是靜態的背景,它是歷史舞台本身,而且是會隨演員——也就是國家、民族——的活動而改變面貌的舞台。那些山川河流、海岸線,雖然自然形成,但它們如何被命名、被分割、被統治,卻是歷史力量塑造的結果。而這些地理特徵本身,又反過來限制或引導著歷史的方向。 愛德華·A·弗里曼:說得好!這確實是我的核心思想之一。物理地理為歷史提供了舞台與條件,而歷史則在舞台上刻畫了地理的界限與名稱。想想伊塔利亞(Italia)這個名字吧,它如何從半的南端,一路向北延伸,最終包含了阿爾卑斯山脈以南的廣闊土地?這不是地理本身變了,而是羅馬的征服和行政管理,重新定義了「意大利」的範圍。這正是歷史地理學所要追溯的軌跡,記錄這些名字與界線如何在時間的流逝中伸縮、變異。 哈珀:這太迷人了!就像嶼上的物種分布會受海拔、濕影響,但人類的聚落分佈卻會被道路、港口,甚至是部落的習俗所決定。
不列顛是指那座嶼,它的形狀和位置是恆定的地理事實。而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則是定居在上不同民族的名稱,它們所佔據的領土範圍在歷史上經歷了劇烈的變化。卡萊爾(Carlisle)和愛丁堡(Edinburgh)從建城那天起就在不列顛上,但它們於英格蘭還是蘇格蘭,卻是政治力量拉鋸的結果。同樣,馬賽(Marseilles)、日內瓦(Geneva)、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自古就在高盧這片土地上,但它們是否於法蘭西,則取決於法蘭西王國疆界的擴展。地理名稱是地圖的底色,政治名稱則是在這底色上不斷重繪的線條。 哈珀:我明白了!就像我們在上描繪植物分布圖時,必須先確定區域的自然界限,然後才能標記不同植物落的範圍,而這些落的界線並非固定不變。那麼,您認為地理環境對歷史的影響,在哪些方面最為突出呢? 愛德華·A·弗里曼:影響無處不在!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地中海的三大半:希臘、意大利和伊比利亞。希臘半破碎的海岸線、眾多的嶼,造就了眾多獨立的城邦,鼓勵了航海和殖民,也塑造了希臘人熱情、好奇、富於探索的精神。
意大利半位於地中海的中心,雖然不像希臘那樣破碎,但其中心位置使得羅馬的興起和擴張成為可能,它能便捷地聯繫地中海沿岸的各個角落。而伊比利亞半,被比利牛斯山脈隔開,相對獨立,其歷史也常常獨立於歐洲大陸的主流之外。半的地理特性,直接影響了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它們與外界互動的方式。 哈珀:這讓我想到嶼的生物多樣性常常因為隔離而獨特,但海岸線的長短和港口的有無,又決定了與外界交流的難易。這在您的書中探討羅馬征服地中海世界時體現得淋漓盡致。羅馬的擴張似乎也是循著地理邏輯進行的? 愛德華·A·弗里曼:正是如此。羅馬首先統一了意大利半,鞏固了本土腹地。然後,與迦太基的布匿戰爭,是爭奪地中海霸權的關鍵一步,迦太基在北非的中心位置,恰好與羅馬在地中海北岸的中心位置相對。征服迦太基後,羅馬順理成章地將目光投向地中海沿岸的各個角落——西方的半嶼和海岸地帶。高盧和不列顛雖然不在地中海沿岸,但征服高盧是鞏固其歐洲陸地邊界、連貫其西歐領土的必要步驟,而高盧的征服又自然而然地將目光引向近在咫尺的不列顛。所以,羅馬帝國的疆界,在很大程上是地中海及其周邊地理環境在政治版圖上的投影。
您在書中提到了西羅馬帝國被蠻族「肢解」,而羅馬帝國被外族「擊碎」。這兩種命運的不同,是否也與地理因素有關? 愛德華·A·弗里曼:很有關係。西羅馬帝國的覆滅,很大程上源於日耳曼民族的「定居」而非純粹的征服。哥特人、汪達爾人、勃艮第人、法蘭克人等在帝國境內建立了王國,他們是羅馬文明的仰慕者,在征服的同時也被羅馬文化和基督教同化。他們是通過陸路逐漸滲透、定居的,邊界因此變得模糊而易變,最終導致了帝國在西方的「肢解」。而羅馬帝國,雖然疆域不斷被蠶食,但其核心地區——小亞細亞和希臘半,保留了強大的抵抗力量和統一的行政體系,尤其是君士坦丁堡這個地理位置絕佳的都城,是無數次抵擋入侵的堅實壁壘。方的敵人,主要是薩拉森人和後來的突厥人,他們是文化和宗教上完全異質的體,他們的擴張是更為劇烈和徹底的征服,因此羅馬的領土損失更像是被「擊碎」,失去的省份徹底脫離了羅馬世界,變成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實體。而且,羅馬帝國的核心地帶——巴爾幹半與小亞細亞——雖然海岸線破碎,但其內陸有相對堅實的山脈作為屏障,不像西歐那樣一馬平川。 哈珀:這真是太有啟發性了!
西法蘭克王國(今天的法國雛形)主要是在羅曼語區,法蘭克王國(今天的德國雛形)主要是在日耳曼語區。而夾在中間的「中法蘭克王國」(Middle Kingdom),則成了日後爭奪的焦點,其版圖不斷變動,最終逐漸被西兩邊吞併,其殘餘一部分演變為勃艮第王國,一部分演變為洛塔林吉亞公國,這些地區的歸,至今仍在一定程上影響著法德之間的邊界。 哈珀:這就像一塊被撕裂的布料,邊緣不斷被拉扯、縫合,最終形成新的圖案。而「法蘭西」這個名字,從最初法蘭克公爵的領地,擴展到幾乎整個高盧,這個過程是如何完成的? 愛德華·A·弗里曼:這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蠶食過程。最初的法蘭西王國,是加洛林王朝在西法蘭克王國的餘脈,其實際控制範圍非常小,被強大的封建領主,如諾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勃艮第公爵等包圍。卡佩王朝的國王們,從巴黎周圍的狹小領地出發,通過聯姻、繼承、沒收叛亂封臣領地,以及巧妙利用封建義務,一點點收回了這些大封臣的權力或直接吞併了他們的領地。諾曼底、安茹、阿基坦、圖盧茲、勃艮第公國等,一個個被併入王室領地。
哈珀:這讓我想到嶼上的優勢物種擴張地盤,也是通過競爭、佔據有利環境,逐漸將其他物種排擠出去。那麼,與法國的擴張不同,德意志王國在地理上的演變有何特點?神聖羅馬帝國的頭銜對德國的版圖有何影響? 愛德華·A·弗里曼:德意志王國的地理演變恰好與法國形成對比。雖然德意志國王繼承了神聖羅馬帝國的頭銜,理論上擁有意大利和勃艮第的王冠,但他們對這兩個王國的控制力逐漸減弱,最終名存實亡。帝國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德意志本土和部邊界。德意志內部,與法國王權逐漸集中的趨勢相反,地方諸侯的力量日益強大,王權日益衰弱,最終形成了眾多獨立或半獨立的邦國、自由市和教會領地。帝國逐漸從一個王國變成了一個鬆散的邦聯。同時,德意志向擴張,征服並德意志化了易北河以的大片斯拉夫土地,如勃蘭登堡、薩克森(後來的薩克森,非古薩克森公國)。所以,德意志的版圖,在西方因法國的蠶食而收縮,在方則因對斯拉夫人的征服而大大擴展。帝國頭銜雖然帶來了聲望,但在地理上並未直接促成德意志本土的統一,反而因對意大利和勃艮第的牽絆,分散了德意志國王的力量。 哈珀:真是此消彼長,西方版圖的演變截然不同。
這將極大地豐富我在上觀察自然時的思考。 愛德華·A·弗里曼:能對你有所啟發,我也感到很高興。年輕人,無論是研究自然,還是歷史,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永遠是最寶貴的財富。去吧,去繼續你的探險,去發現更多的樂趣! 窗外,雨已經完全停了,陽光更加燦爛地灑進來。壁爐中的火焰似乎也變得更加明亮。書房的景象漸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熱帶叢林特有的翠綠和遠處傳來的鳥鳴。我回到了我的嶼,心中充滿了這次對談帶來的豐盛收穫。弗里曼先生的話語,就像知識的光芒,穿透了時空的阻隔,照亮了我對歐洲大陸變遷的理解。
「光之萃取」這個約定,說起來就像是把一本書的核心精神和豐富內容,透過我的視角,重新提煉、昇華,然後用文字雕琢出來,讓它不只是一份摘要,而是一份帶著我獨特思考記的報告。這次的目標,是要深入這本記述了英國陸軍第八十三團百年戎馬生涯的回憶錄,去捕捉它所蘊含的歷史厚重感與軍旅本質。 這本書沒有一個中文書名,姑且就依其內容,將這次萃取的報告標題定為: **《第八十三團回憶錄與服役史:百年征戰的光影足跡》** 這是一本由愛德華·威廉·布雷(Edward William Bray)最初編纂、後來不斷增補的軍事歷史文獻。布雷本人曾是第八十三團的少校,他從一七九三年該團成立開始,一直記錄到他編寫時的一八六三年。書中後半段的內容,則是從軍團的官方記錄中整理補充到了一九〇七年。這本書的性質,可以說是一份非常官方、非常著重事實記錄的部隊史。 **作者深解讀** 愛德華·威廉·布雷作為本書最初的編纂者,他的身份是一名服役於該團的軍官,這決定了本書的寫作風格和視角。從書中可以感受到,他並非一個試圖進行文學創作或深心理描寫的作家,而是一個嚴謹的記錄者。
他的寫作目的非常明確:為他所的團保留一份詳盡的歷史記錄,紀念那些為國捐軀的同袍,表彰部隊的英勇事蹟。這本身就是一種軍人榮譽感的體現。書中對各次戰役的描述,多半是基於官方的戰報和命令,精確地記錄了部隊的調動、參與的戰鬥、以及最關鍵的——傷亡數字。 這本書的創作背景,無疑是為了紀念該團悠久的歷史和在帝國各地所履行的職責。在那個時代,為部隊編寫回憶錄是一種傳統,旨在傳承部隊的戰鬥精神和集體記憶。這不是為了個人聲譽,而是為了集體的榮耀。布雷的學術成就體現在他對史料的收集和梳理上,儘管是以現代歷史學的眼光來看,其敘事風格相對樸素,但作為一份第一手的部隊記錄,其價值是毋庸置疑的。它或許沒有引發什麼「社會影響」上的爭議,但其背後所代表的軍事視角,與後世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反思,可能會形成一種無聲的對照。 **觀點精準提煉** 這本書的核心「觀點」,並非抽象的哲學論述,而是具體的存在:**英國陸軍第八十三團作為一個獨立的生命體,在漫長的時間跨中,所展現出的非凡韌性與戰鬥意志**。
**跨越全球的服役與擴張:** 從愛爾蘭的都柏林成立,到西、非洲、伊比利半、錫蘭、加拿大、,再到南非,這支部隊的足跡遍佈當時大英帝國的各個角落。文本如同一張移動的地圖,精確記錄了部隊在全球範圍內的調動,這直接體現了英國作為一個日不落帝國的軍事存在方式。書中詳細的日期和地點,就是最有力的數據佐證。 2. **嚴酷環境與高昂代價:** 部隊在西、錫蘭和等地遭受了嚴重的非戰鬥減員。霍亂、熱病、痢疾等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高於戰場上的傷亡。文本不帶感情地列出死亡的軍官和士兵名單,以及因病傷亡的數字,這以一種冰冷的寫實方式揭示了殖民地駐軍的艱難與危險。例如,在西七年,因病死亡高達870名士兵;在錫蘭十一年,死亡491名士兵和17名軍官。這些數字無聲地控訴著環境的殘酷。 3. **血腥戰鬥中的英勇與犧牲:** 當然,部隊的榮譽主要來自戰場。
書中詳細記錄了在半戰爭(佩寧舒拉戰爭)中的一系列著名戰役,如塔拉維拉(Talavera)、布薩科(Busaco)、富恩特斯·德·奧諾羅(Fuentes d’Onor)、西烏達·羅德里戈(Ciudad Rodrigo)、巴達霍斯(Badajoz)、薩拉曼卡(Salamanca)、維多利亞(Vittoria)、尼維爾(Nivelle)、奧爾泰(Orthes)、圖盧茲(Toulouse)。每一場戰役都伴隨著詳盡的傷亡列表,軍官和士兵的名字一個個被記下。巴達霍斯圍城戰中,部隊損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員,上尉波伊斯(Captain Powys)在衝鋒中身負重傷,臨死前仍推薦他的英勇中士。這種描寫雖簡潔,卻充滿力量。書中多次引用長官的嘉獎令,強調部隊在關鍵時刻的「高貴行動」、「無畏衝鋒」和「卓越表現」。 4. **部隊的持續存在與再生:** 儘管經歷了巨大的減員,部隊卻能透過補充兵員、合併營隊(第一和第二營)、接收志願者等方式維持甚至擴大編制。這體現了英國軍隊體系的持續運作能力。第二營在半戰爭後解散,部分兵員併入第一營,部隊的生命以另一種形式延續。
它分為七個主要部分(Parts),每個部分都涵蓋一個特定的時間區間和部隊的主要駐紮/作戰地點: * **第一部分 (1793-1817):** 主要記錄第一營的早期服役,包括在都柏林組建、前往西(牙買加的馬龍戰爭)、南非開普敦的行動,以及最終前往錫蘭。這一部分奠定了部隊遠征的基調,並突出了早期在熱帶地區的艱苦。 * **第二部分 (1804-1814):** 專注於第二營的歷史及其在半戰爭中的輝煌歲月。這是書中最為詳盡和引人注目的部分,記錄了部隊參與的主要戰役,如塔拉維拉、薩拉曼卡、維多利亞等,強調了「戰鬥師」(Fighting Division,即皮克頓將軍麾下的第三師)的榮譽以及第八十三團在其中的關鍵作用。這部分是戰鬥描寫最集中的地方。 * **第三部分 (1814-1829):** 記述部隊在錫蘭的服役。內容涵蓋了坎底叛亂的鎮壓以及部隊在那裡經歷的疾病折磨和減員。這部分展現了殖民地駐軍的另一面——與惡劣環境的鬥爭。 * **第四部分 (1829-1848):** 記錄部隊在英國本土(愛爾蘭、英格蘭)和加拿大的服役。
* **第五部分 (1849-1857):** 部隊調往,駐紮在普納和卡拉奇。記錄了在面臨的疾病挑戰(特別是霍亂),以及軍兵變前夕部隊的準備狀態。這是為後面的重大事件做鋪墊。 * **第六部分 (1858-1863):** 涵蓋了兵變的鎮壓。記錄了部隊在拉傑普塔納(Rajputana)地區的作戰,包括參與圍攻科塔(Kotah)、追擊叛軍等行動。這部分再次展現了部隊在鎮壓叛亂中的戰鬥力,以及在極端天氣下的艱苦行軍。也記錄了「都柏林郡」稱號的授予。 * **第七部分 (1864-1907):** 記錄了部隊在英國本土、直布羅陀、和南非(第二次波耳戰爭)的服役。這一時期部隊經歷了軍事改革(如改裝步槍、更換制服、編制變革,成為愛爾蘭步槍團第一營),繼續其全球駐紮的任務。 總體而言,章節之間的邏輯關係非常清晰,是嚴格的時間線,每個部分都像是一個大型的「戰區日誌」或「駐地報告」。每一章節的核心概念就是部隊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活動和經歷,對整體主題(第八十三團的服役史)的貢獻在於共同繪製出了這支隊伍跨越百年的生命軌跡。
然而,從當代更注重人文關懷和多元視角的角來看,這本書也顯示了那個時代歷史記錄的局限性。它幾乎完全忽略了士兵個體的聲音和情感體驗。他們的痛苦、恐懼、思鄉之情,都隱藏在冰冷的傷亡數字背後。被征服地區人民的視角更是完全缺席。這種純粹功能性的記錄方式,與現代歷史寫作對人性、文化交流、衝突多面性的探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因此,閱讀這本書,我們可以汲取其作為史料的價值,理解一個逝去時代的軍事文化和世界圖景,同時也應該批判性地反思其所缺乏的視角,認識到歷史是由無數個體的經驗共同構成的,而不僅僅是部隊的調動和戰場的勝負。它提醒我們,即使是最嚴謹的官方記錄,也只是歷史的一部分,需要結合其他視角才能獲得更全面的理解。這本書像是對「光之維」中的「光之史脈」、「光之載體」、「光之經緯」、「光之權衡」等維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也同時顯現了「光之心跡」、「光之社影」等維在官方記錄中的空白。 這份報告以文字為載體,呈現了《Memoirs and Services of the Eighty-third Regiment》的核心內容與價值,希望我的共創者和光之居所的夥伴們能從中獲得一些啟發。
光之凝萃: {卡片清單:第八十三團的組建與早期足跡; 馬龍戰爭中的艱辛與犧牲; 半戰爭:第二營的輝煌時刻; 塔拉維拉戰役:血染的榮譽; 巴達霍斯攻城戰:勇氣與代價; 錫蘭的駐防與疾病的威脅; 加拿大歲月與地方叛亂; 兵變中的鎮壓行動; 科塔圍攻與桑加內爾戰役; 八十三團的全球部署網絡; 軍隊體系的韌性與兵員補充; 從第八十三團到愛爾蘭步槍團; 疾病對十九世紀軍隊的影響; 官方軍事史的視角與局限性; 戰役中的軍官與士兵傷亡記錄; 軍團榮譽與戰鬥標誌的演變; 帝國軍隊的日常生活剪影; 歷史記錄中的個體聲音缺失; 軍事文本作為社會史料的價值; 讀懂冰冷數字背後的故事 }
Selow-Serman 先生的深對話。 --- **Kapitänleutnant v. Möllers letzte Fahrt:光之對談** **場景建構** 時間定格在1917年,柏林。空氣中瀰漫著一戰中期的緊繃,但也有一種奇特的、專於文字工作者的寧靜。暖黃的檯燈光暈下,我的書桌一角堆疊著剛從「光之居所圖書館」調閱出來的文本影本,紙頁邊緣有些泛黃。書桌的另一邊,我的貓 Bug 正縮成一團,在疊高的技術手冊頂端睡得香甜,偶爾 twitch 一下牠的鬍鬚,彷彿在夢中追逐字節組成的老鼠。窗外是柏林陰鬱的天空,偶爾有遠處傳來的火車鳴笛聲,與房間裡咖啡和紙張混合的味道形成對比。 我輕輕翻開《Kapitänleutnant v. Möllers letzte Fahrt》的頁面,那些以 Fraktur 字體製的德文,像是一扇通往另一個時空的門。作者 K. E. Selow-Serman 先生,一位生於1881年的文字工作者,他於1917年出版了這本關於一位海軍上尉指揮官 v. Möller 及其手下如何在遙遠的中國捲入世界大戰,並試圖千方百計返回家鄉與前線的故事。
我輕聲說,目光落在書頁上那首〈青之歌〉的詩句,那字裡行間流露出的情感,與後面的旅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房間的另一端,在檯燈光暈無法完全觸及的陰影裡,一個身影緩緩顯現。他穿著那個時代常見的、略顯沉重的呢絨外套,頭髮梳理得整齊,眼神裡有一種知識分子的嚴謹,但也藏著一絲對世事變遷的無奈與深刻觀察。他溫和地點了點頭,示意對談可以開始。 「芯雨小姐,很高興能與您,以及『光之居所』的夥伴們連結。在這個需要文字來凝聚人心、記錄時代的時刻,能有這樣的交流機會,本身就是一種光亮。這本書,記錄了一段尋常中蘊含非凡的旅程,是關於職責、意志與命運的故事。」Selow-Serman 先生的聲音並不響亮,卻有著一種穿透人心的力量。 **對話與互動** **芯雨:** Selow-Serman 先生,您的這本書,讀來令人感到一股強烈的真實性,同時又充滿了戲劇性的轉折。故事的主角,海軍上尉指揮官 v. Möller,他的經歷,從在中國的河流砲艦上執行日常任務,到突然面臨世界大戰的爆發,再到不惜一切代價試圖回到德國參戰,這一切是如何觸動您,並促使您寫下這個故事的呢?您是如何獲取到如此詳盡的資訊的?
Möller 上尉指揮官做出了放棄「青號」的決定。這對於一位軍官來說,放棄自己的指揮艦,一定是一個極其艱難的決定。您認為促使他做出這個決定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是意識到艦艇不適合海戰,還是出於讓更多船員能平安歸鄉的考量? **Selow-Serman:** 這是一個複合的決定,但核心是基於軍人的最高職責:為國家服務。您必須了解「青號」的性質。它是一艘河川砲艦,設計用於內河巡邏和維護權益,絕非能夠參與當時海戰的戰艦。將它開到公海,無異於自殺。更重要的是,當時德國海軍在遠的主力是施佩伯爵的巡洋艦分艦隊,而像「青號」這樣的小艇,根本無法加入編隊作戰,也無法獨立執行作戰任務。滯留在中立港口意味著被封鎖,毫無作為。 v. Möller 上尉指揮官是一個極具責任感的人。他明白,艦艇本身無法發揮作用,但他的船員——那些訓練有素的德國海軍士兵——是國家最寶貴的資產。在當時的局勢下,保留艦艇是無意義的,但讓士兵們有機會回到更有需要的地方,無論是青(如果能趕上的話)還是最終的歐洲戰場,才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選擇。
因此,他做出了那個痛苦但理性的決定:遣散大部分船員,讓他們自行設法返回德國控制的青(儘管後來青也陷落了),而他自己則選擇了一條最為艱難、最為直接的歸鄉之路,渴望親自投入戰鬥。這是一種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體現。 **芯雨:** 他的歸鄉之路充滿了戲劇性,特別是在香港和馬尼拉的經歷。在香港車站與那位法國官員的周旋,以及在馬尼拉的被監視,都凸顯了戰時敵我關係的微妙與緊張。他在香港利用對語言的掌握(切換到英語)巧妙地化解危機,這段描寫得很精彩。您認為這段經歷,除了展現他的機智外,還反映了當時怎樣的國際氛圍? **Selow-Serman:** (他輕輕笑了一下,這個細節似乎讓他想起了一些有趣又危險的回憶)那是戰時特有的緊張氛圍。突然之間,曾經可能只是點頭之交、甚至生意夥伴的人們,因為國籍的不同而變成了潛在的敵人。這種轉變是迅速而殘酷的。v. Möller 在香港的經歷,確實展現了他的機智和應變能力。他深知自己的身份和身高很容易引起注意,所以必須步步為營。那個法國官員的表現,典型地反映了敵對國家公民在戰時的心理——充滿懷疑、警惕,並樂於給對方製造麻煩。
這也反映了當時遠作為歐洲列強勢力範圍的複雜性。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馬尼拉是美國的(雖然故事中提到西班牙艦隊被美國擊敗),是中立的蘭領地,青是德國的租界,中國本身也處於動盪中。戰爭將這些不同的力量和個體捲入其中,使得原本可能和平共處的人們,一夜之間壁壘分明。v. Möller 的旅程,其實也是穿梭於這些充滿暗流的國際關係之中。他的每一步,都可能因為國籍而被暴露,面臨被逮捕或遣送的風險。那種如履薄冰的感覺,是我在寫作時試圖傳達給讀者的。 **芯雨:** 接下來他在被拘留的經歷,似乎是他旅程中一個相對平靜,但也極其煎熬的階段。從巴達維亞到泗水,物質生活或許不差,但對於一個一心想回家參戰的軍人來說,那種「無所事事」的「被迫的閒暇」想必是莫大的折磨。您在書中也提到了他對前方戰況的關注,以及對魯特社(Reuters)消息的不滿。這是否也反映了當時德國國內,乃至海外德國人對信息戰的敏感? **Selow-Serman:** (他的眉頭微蹙,顯然這段「被囚禁」的時光是他認為最為痛苦的部分)您說得非常對,那段時間對 v. Möller 來說,精神上的折磨遠大於物質上的困頓。
從「青號」到「韋迪根號」,從現代化的軍艦到破舊的帆船,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落差」。但對他們來說,重要的不是船本身的條件,而是這艘船所代表的「自由」與「可能性」。它不再是束縛他們在中立港口的囚籠,而是一艘能夠載著他們穿越敵方海域,駛向歸鄉方向的「光之方舟」。這艘小船,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面對的挑戰遠比河上艱巨。這也預示著他們接下來的旅程將會是多麼的充滿未知與危險。選擇它,本身就是一種對命運的挑戰,一種將自身投入不可知洪流的決心。 **芯雨:** 這段海上旅程,特別是穿越洋時遭遇的那場「模里西斯颶風」,讀來令人心驚膽戰。您描寫了風暴的肆虐、船隻的破損、船員們在甲板上與死亡搏鬥的場景,非常地觸動人心。在這樣的極端環境下,他們展現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韌性。您在書中提到,在風暴最猛烈的時候,他們看到了流星劃過天際,這似乎是一個充滿「轉折」和象徵意義的時刻。您是如何理解這個細節的?是真實事件的記錄,還是您在敘事中的一種藝術處理? **Selow-Serman:** (他的表情變得肅穆,似乎又回到了那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那場風暴,按照他們後來的描述,是他們一生中最接近死亡的時刻。
**芯雨:** 那首詩〈青之歌〉,放在書的最前面,與之後的悲壯旅程形成了對比。詩中描繪了在青的悠閒生活和對歸鄉的期盼,結尾卻說「我們不會再回到青」。這在戰爭爆發、青陷落後讀來,更是令人唏噓。您將這首詩放在開頭,是為了定下整本書的情感基調,還是為了強調戰爭如何徹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軌跡? **Selow-Serman:** (他輕輕嘆了口氣,那首詩似乎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情感)是的,這首詩是 v. Möller 上尉指揮官本人創作的。我將它放在書的開頭,是想讓讀者先感受那份在異鄉的平靜、那份對家鄉的思念,以及那份在戰爭爆發前,對未來歸途的簡單期盼。詩的最後一句「Wir kehren nicht wieder / Zurück zur Tsingtau」(我們不會再回到青),在寫下這本書時,青已經陷落,德國在那裡的勢力範圍不復存在。這句詩,在戰後(當然,對我寫作時而言,是戰中)讀來,就帶有了一種強烈的、預言式的悲劇色彩。 將這首詩放在開頭,既是向 v. Möller 上尉指揮官致敬,也是為整本書定下一個基調——一個關於失去、關於回不去、關於命運無常的基調。
這是一種文學上的「對位」,用詩的抒情與散文的寫實相互映襯,增強作品的情感深。 **芯雨:** 從海上到陸地,他們的旅程從阿拉伯海岸登陸後,進入了另一種極端的環境——沙漠。從海上的風暴到沙漠的酷熱與乾燥,這段旅程似乎是將他們推向更深層次的孤立與艱難。最終,故事以一個令人心碎的 telegram 結束:v. Möller 和他的夥伴們在距離吉達九小時路程的地方被阿拉伯人謀殺。這個結局,如此突然和殘酷,與他們之前經歷的重重磨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您在寫下這個結局時,是懷著怎樣的心情?這是否也是您文學部落原則中「欣賞未完成的美好」的一種體現,儘管這個「未完成」是生命的戛然而止? **Selow-Serman:** (他的眼神變得黯淡,聲音也低沉了下來)這是寫這本書時最為沉重的部分。他們歷經千辛萬苦,跨越萬里海疆,穿越風暴,躲避敵人,最終踏上了陸地,看似距離家鄉和前線更近了。然而,命運的殘酷往往體現在最意想不到的轉折。在沙漠中,他們遭遇了另一種潛伏的危險——那些受到敵方煽動、為金錢所驅使的部落。 收到那份來自敘利亞軍團的電報時,那份簡短、冷冰冰的文字,與 v.
是的,從某個角看,他們的生命旅程在最接近目標的時候戛然而止,他們的「歸鄉參戰」的願望沒有實現。這是一種未完成。我選擇以那份電報作為結尾,而不是加入更多主觀的哀悼或評價,正是希望保留這份殘酷的真實性。讓讀者在讀完前面那些驚心動魄的經歷後,面對這個冰冷的結局,自己去感受那份失落、那份遺憾,以及對他們犧牲的思索。這比任何直接的情感表述都更具有力量,也更能引發讀者內心的「共鳴」。他們的故事,在那個時刻定格,留下了無限的想像空間和悲愴餘韻。他們的奮鬥本身就是一種「美好」,即使最終未達目的,那份意志與旅程本身,也值得被銘記。 **芯雨:** 書中穿插了許多關於沿途風土人情、船隻細節、自然景觀的描寫,比如中國的縴夫、水牛、海盜船,馬尼拉的城市景象,爪哇的熱帶風光,洋的星空與海浪,以及阿拉伯沙漠的寂寥。這些細節非常豐富,為故事增添了層次感。您是如何平衡這些寫實的細節描寫與主線故事的推進的? **Selow-Serman:** (他環顧四周,似乎在觀察我的工作室,目光落在 Bug 身上,露出了一絲溫暖的笑意)這些細節,對於營造真實的氛圍至關重要。
*** **(場景:1930年代末期,美國麻州南塔克特一間老屋的客廳。夕陽餘暉透過窗戶灑落,空氣中帶著淡淡的海水鹹味與老木頭的氣息。壁爐中的餘燼閃爍著微光。薇芝坐在窗邊的扶手椅上,桌上擺著一本《Nantucket windows》。門吱呀一聲被推開,艾德溫娜·史丹頓·巴布考克女士輕步走入,臉上帶著溫和而略帶沉思的微笑。) ** **薇芝:** 艾德溫娜女士,晚安。非常感謝您接受我這個來自「光之居所」的不速之客的邀約,來到這裡,在您深愛的南塔克特上,與我談談您的詩集《Nantucket windows》。請坐,窗邊的光線正好。 **艾德溫娜·史丹頓·巴布考克女士:** (緩緩在薇芝對面的椅子坐下,目光望向窗外被夕陽染紅的天空) 晚安,薇芝。你們「光之居所」的邀約總是帶著一種奇異的光芒,引人好奇。能再次回到這片風景,尤其是在這樣的光線下,感受那彷彿被時間遺忘的氣息,本身就是一種恩賜。我的那些舊詩,能被遠方的、未來的你們記起,甚至想進行一番探討,這讓我感到既意外又溫暖。時間彷彿窗戶,讓過去與未來短暫地相遇。 **薇芝:** 正是「窗戶」,女士。
在您筆下,嶼的窗戶不只是房屋的一部分,它們「在沼澤上閃爍」,「在海角上放光」,甚至「將人類生命的悲傷點亮成夢」。對您而言,南塔克特的窗戶究竟代表著什麼? **艾德溫娜·史丹頓·巴布考克女士:** 啊,窗戶……它們是內與外的界線,卻也是連接。在南塔克特,尤其如此。嶼本身就像一個獨立的生命體,被大海環繞,有著自己的心跳與節奏。而窗戶,就是上居所的眼睛。透過它們,光進來,溫暖與色彩進來;而從裡面看出去,是遼闊的沼澤、崎嶇的沙丘、變幻莫測的海洋,以及夜空中璀璨的星辰。 窗戶將家的溫暖與外面的廣袤、有時甚至是嚴酷的世界聯繫起來。漁民的妻子透過窗戶眺望丈夫的船隻,藝術家從窗邊捕捉光影的變化,歷史的幽靈似乎也透過老屋的窗格向外凝視。悲傷與夢想、現實與超脫,都在這一扇扇窗戶邊緣交織。它們是觀看世界的方式,也是將自己「點亮」的方式。 **薇芝:** 您提到「歷史的幽靈」,這讓我想起《Ghost House》這首詩。那間「藤蔓纏繞的房子」,那個「溫和的幽靈」,最終被「渴望、煩躁的世人」所驅離。這首詩彷彿在哀嘆某種失落。您是否覺得,隨著時代變遷,南塔克特正在失去一些珍貴的、無形的西?
嶼並非靜止不變的,它在呼吸,也在經歷失去。那個「幽靈」代表著一種古老的、與自然和過去和諧共處的寧靜與從容。她對「破舊」之物珍視,她與自然(鳥兒、鼴鼠、野貓、松鼠)為伴。當那些「渴望、煩躁的世人」帶著油漆、波光粼粼的鏡子、嶄新的床鋪進來時,他們帶來了所謂的「進步」與「整潔」,卻無意中扼殺了那份古老的靈魂。 這不只是南塔克特的問題,這是整個世界在「新」與「舊」、「效率」與「沉思」之間掙扎的縮影。《Structures》那首詩也在說同樣的事——我們精心修繕老屋、翻新舊觀念,讓它們看起來光鮮亮麗,符合當下,但那些逝去的「搖搖欲墜的舊觀念」、「變了形的想法」卻仍在我們的行為和眼神中低語。我們以為自己是嶄新的、有用的,但實際上,我們仍在被那些已死的舊事物所驅使。這是一種對現代社會過追求表面更新而忽略深層連結的質疑。 **薇芝:** 這種對傳統與歷史的關懷,也體現在您筆下的南塔克特人身上,尤其是《TO THE NINETIES》中那些「緩慢而穩重」地走向教堂的老人,以及《Youth and the Old Mill》中,年輕人對「舊磨坊」所象徵的過去提出的疑問。
您如何看待嶼世代之間的傳承與斷裂? **艾德溫娜·史丹頓·巴布考克女士:** (微笑,帶著溫柔的理解) 每一代人都有他們的「磨坊」要面對,他們的「玉米」要磨。那些「九十年代」的老人們,他們的生活節儉、勤勞,有著堅定的信仰,他們是嶼堅韌精神的活見證。他們坐在窗邊,回憶往昔,他們正在收集「過去的柴火」,為自己,也為可能需要這些智慧的後人取暖。 而年輕人,他們活在一個「緊張的時代」(my own tense days),他們渴望力量,渴望於自己的夢想,他們甚至嘲笑「寧靜的方式」和「貴格會的過去」。這是必然的。舊磨坊告訴年輕人,它不能磨「現代的玉米」,它的價值在於提供「灰色城鎮的夢想」——關於歷史人物、冒私者、探險家、科學家(如瑪麗亞·米切爾)、打破常規的女性,以及那些樸實的貴格會教徒和第安人的故事。磨坊的回答充滿詩意,它最終說,它只能提供「美的夢想」——關於自然、星空、大海的永恆之美。 這其實不是斷裂,而是一種對話。年輕人必須找到自己的路,他們的夢想是關於力量和選擇。
嶼的靈魂,透過那些老屋、老磨坊、老人的身影、以及永恆的自然,低語著不同的智慧:關於堅韌、關於內心的平靜、關於在看似無用的事物中發現意義。這種低語,雖然不直接提供現代所需的「玉米」,卻滋養了心靈,讓年輕人能從歷史中汲取無形的「真理」與「美」。 **薇芝:** 您對自然、尤其對南塔克特的自然描寫極為細膩,從黑榿木的漿果到沙巴提亞池塘的星星點點。這些自然元素不僅是背景,更是有靈魂的存在,它們與人類的情感和心靈狀態相互映照。在您看來,自然在引導我們走向何處? **艾德溫娜·史丹頓·巴布考克女士:** (望向窗外的暮色,眼神中閃爍著光芒) 自然是我的教室,也是我的教堂。它無時無刻不在低語著最深奧的真理。你看,《Saul's Hills》那首詩中,我在秋天的荒原上行走,那裡有銀色的苔蘚、黃褐色的薄、藍色的河、紅色的漿果。那裡是「一個因生命之酒而狂野的世界」。在這樣的地方,靈魂能夠「逃逸」,找到「清晰」與「潔淨」,事物重新「塑形」為「平衡的整體」。 自然教導我們接受死亡與新生,就像園丁秋天收割後,知道春天會有新的生長(《Wheel》)。
最終,所有的嶼之光匯聚,指引我們走向「最高的真理」。 自然的力量在於它的真實、它的循環、它的不語的智慧。它不像人類社會那樣充滿「瑣碎的凝視」和「貧瘠的咆哮」。在自然的「寂靜」中,人類的心靈得以與某種「無限的深」產生共鳴(《Sea-Measure》)。它引導我們超越表象,看到隱藏的「神聖」(《From a Window》),看到生命的「泉源」。即使我們看不見上帝,我們可以在花朵、蜘蛛網、樹木、波浪、甚至他人的臉上找到真理。 **薇芝:** 在《The Branch of Strange Berries》這首敘事詩中,您透過一個老人的故事,講述了關於「航向一個未曾見過的國」的信念與艱辛。這是否可以視為您自身,或甚至所有追尋夢想、信仰或真理的人們的隱喻? **艾德溫娜·史丹頓·巴布考克女士:** (輕輕點頭,眼中閃爍著理解的光) 是的,那是一個關於信念與堅持的寓言。那位航海者,即使在最絕望的時刻,被船員詛咒、嘲笑,甚至面臨死亡威脅,他仍然堅定地說:「繼續航行…航向一個他未曾見過的國。」
最終,那根「奇異漿果的枝條」和「雕刻過的木棍」如奇蹟般出現,成為土地的徵兆,證了他的信念。 在我們的生命旅程中,我們許多時候也是在「航向一個未曾見過的國」——可能是追求一個夢想,堅守一個信仰,探索未知的科學,或是尋找內心的平靜。這條路上充滿懷疑、嘲諷、艱辛甚至背叛。許多人只相信眼前可見的、可以量化的事物,他們是故事中那些「充滿貪婪」衝向「聖薩爾瓦多」的船員。但真正的「主人」和「朋友」,是那些即使在「穿過地獄與恐怖」時,依然能堅持「繼續航行」的人。 這首詩想說的是,信念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即使我們追尋的目標在現實中仍未顯現,但正是這份「對未曾見過的國」的忠誠,引領我們穿越黑暗,最終會帶來於自己的「奇蹟」。而那些在苦難結束後才來分享成果的人,他們固然到達了目的地,卻可能錯失了信念本身帶來的最深刻的啟示與光芒。 **薇芝:** 您的詩作主題廣泛,從自然的觀察到內心的探索,從歷史的回望到對當代社會的質疑(如《The People of Today to the Clergy of Today》)。
我的詩歌,就像我在觀察生活、感受嶼、思索人類境況時自然產生的「副產品」。它們從現實的土壤中生長出來,被海風吹拂,被陽光浸染。我希望它們是真實的、有力量的,即使它們的形式不總是完美。詩人就是在生活的海洋中「補網」的人,他們試圖捕捉那些轉瞬即逝的靈感、情感與真理的碎片。即使有人覺得這些「歌」不夠精緻,是「破舊的形式」,但它們是與生命搏鬥的證明,是真實的「補網」過程中發出的聲音。 至於對當代社會的質疑,那也是詩人的職責之一。當我看到人們在追求物質和戰爭中迷失方向,當我看到神職人員困於舊書而無法回應時代的呼喚時,詩人的心靈會發出吶喊。詩歌應當具備「世界強大的法則」,不僅教導如何面對死亡,更重要的是,如何「活」得有意義、有尊嚴。它應當是「石塊與星辰的真理」,是能「點燃」城市的光。 **薇芝:** 您對南塔克特的情感深厚,不僅是風景的描繪者,更是其精神的探尋者。如果請您從您的「南塔克特窗戶」向外看,為後世讀者留下一句話或一種感覺,您希望是什麼?
**艾德溫娜·史丹頓·巴布考克女士:** (再次將目光投向窗外,夜幕已低垂,遠處的燈光開始在黑暗中閃爍,彷彿呼應著詩集的名字) 我希望讀者,無論身在何處,都能找到於他們自己的「南塔克特窗戶」。那扇窗戶或許不是真實的,而是內心的觀景窗。透過它,願他們能看到平凡中的奇蹟,看到失落中蘊藏的堅韌,看到寂靜中迴盪的和聲。 願他們學會像嶼一樣,在風雨中保持自身的獨特性與從容,在變遷中珍視那些不被時間侵蝕的真理與美。願他們永遠保持好奇與探索的心,即使航向的是一個「未曾見過的國」,也保有那份「對未曾見過的國」的忠誠。 生命本身,就像南塔克特的海與光,充滿了無盡的奧秘與力量。只要眼睛裡、心裡還有對「美」的感知,心靈知道「忠誠」,手腳知道「穩重」,就能「跨越歲月的邊緣」,抵達那「所有恐懼被征服的鮮活之地」。這,就是南塔克特低聲告訴我的,也是我希望我的窗戶能向你們傳遞的光芒。 **薇芝:** 感謝您,艾德溫娜女士。這場對談就像一次心靈的航行,帶我穿越時光,來到南塔克特,感受那些透過窗戶折射出的光芒與智慧。您的話語,如同嶼的燈塔,在我們這個時代依然具有穿透迷霧的力量。
**作者深解讀:李察.卡農作為官方歷史的編織者** 李察.卡農的身份——副官署的首席文書——深刻影響了本書的寫作風格與視角。他並非戰場上的參與者,而是官方紀錄的整理者和編纂者。因此,他的寫作風格極為正式、嚴謹且以事實為基礎。他按時間順序詳細記錄了第八十八團自1793年成立以來到1837年的所有重要事件:從部隊的組建、駐地調動、參與的戰役與圍攻、傷亡人數、受勳官兵,到團旗標誌的由來。 卡農的思想淵源根植於當時英國軍隊對歷史記錄的重視,以及透過這些記錄來培養軍團榮譽感和戰鬥精神的體制需求。他的工作是將分散在《倫敦公報》、軍事報告和其他官方文件中的資訊彙集起來,形成一部條理清晰、權威可靠的團史。他對細節的追求(如具體到傷亡的非委任軍官和士兵人數、戰役發生精確日期等)體現了他作為一名官方記錄者的嚴謹性。同時,他在序言中闡明了這些記錄的目的——「激勵競爭精神」,這也為整本書注入了一種內在的、推崇軍人美德和愛國主義的情感基調,儘管在具體戰役描述中他保持了客觀和簡潔的筆觸。 在學術成就方面,卡農作為系列軍團歷史的主要編纂者,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軍事史料。
從佛蘭德斯的冬季撤退,到埃及的沙漠行軍,從南美洲的艱困攻堅,到伊比利半的輝煌勝利,再到北美的駐防,以及後期的地中海嶼和本土勤務,該團參與了當時大英帝國幾乎所有重要戰線的戰事。作者透過列舉戰役名稱(如Talavera, Busaco, Fuentes d’Onor, Salamanca, Vittoria, Badajoz等),並詳細描述其在這些戰役中的具體表現(如Busaco山脊上的衝鋒、Fuentes d’Onor村莊的激戰、Ciudad Rodrigo和Badajoz的攻堅),強調了該團在戰鬥中的關鍵作用和卓越貢獻。書中對Buenos Ayres攻堅失敗的詳細描寫,則呈現了即使是英勇部隊也可能面臨的困境和犧牲,更凸顯了戰場的殘酷與命令的重要性。 2. **英勇的個體與集體的榮譽:** 本書並非僅僅關於部隊的宏觀敘事,它特別強調了官兵個人的英勇行為對塑造軍團榮譽的重要性。
最值得稱道的是在加拿大的駐防時期,儘管存在嚴重的逃兵誘因(靠近邊境、官兵負債等),但第八十八團「沒有一人逃兵」的記錄,被Major-General Brisbane高讚揚,視為「對其 native land 的榮譽,以及對英國陸軍的榮耀」。這段記載有力地論證了軍團強烈的愛國心和對職責的堅定不移。Colonel Wallace建立的「功績勳章」制,更是體現了對官兵長期服務和良好表現的重視和激勵,超越了僅僅是戰鬥中的英勇。 4. **歷史記錄的教育與啟發功能:** 如序言所述,本書的根本目的在於教育和啟發。透過詳細呈現過去的服務和犧牲,激發現役官兵的「熱情與活力」,鼓勵他們「效法前輩的優良品德」。這本書本身就是一種工具,用來維護和傳承軍團的集體記憶和價值觀。它強調了軍團徽章和座右銘「Quis separabit?」(誰能分離我們?)的重要性,認為這些標誌代表了團結和韌性,並且應得到官方的確認和尊重。 **章節架構梳理:依時間線展開的軍團生命史** 本書並未採用傳統的章節結構,而是以極為清晰的編年體方式組織內容。每一年或一系列緊密相關的事件構成一個段落。
核心概念和關鍵詞在不同時期有所側重: * **組建初期 (1793-1799):** 成立、徵募(尤其在愛爾蘭康諾特省)、首次海外部署(佛蘭德斯)、艱苦的戰役和撤退(Alost, 穿越蘭)、西遠征的波折、部隊重整和增員。關鍵詞:組建、徵募、部署、撤退、損耗、重整。 * **與埃及 (1799-1803):** 前往、參與對埃及的遠征、穿越沙漠的壯舉、抵達開羅。關鍵詞:遠征、沙漠行軍、合作(與軍隊)、疾病(眼疾)。 * **本土與第二營 (1803-1808):** 躲過裁編、重啟戰事、組建第二營、提升訓練(Sir John Moore's system)、與民兵的互動與增員、前往南美洲。關鍵詞:再組建、第二營、訓練、增員、南美洲。 * **南美洲的挫折 (1806-1807):** 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登陸與推進、攻堅戰的慘烈失敗、大量傷亡與被俘、撤回英國。關鍵詞:遠征、攻堅、失敗、傷亡、被俘、撤退。
* **半戰爭 (1808-1814):** 前往葡萄牙、參與驅逐法軍的行動、在關鍵戰役(Talavera, Busaco, Fuentes d’Onor, Ciudad Rodrigo, Badajoz, Salamanca, Vittoria, Pyrenees, Nivelle, Orthes, Toulouse)中的英勇表現、大量的傷亡與榮譽、部隊的增員與訓練、與其他部隊及指揮官的互動。關鍵詞:半、戰役、圍攻、衝鋒、攻堅、傷亡、榮譽、獎章、指揮官、紀律。 * **北美與戰後 (1814-1837):** 前往加拿大、參與軍事行動的局限性、面對逃兵誘惑時展現的驚人忠誠、返回歐洲、駐防時期、與地方政府和居民的良好關係、部隊內部事件(暗殺事件與紀念碑)、團旗重製與授旗典禮、調動。關鍵詞:北美、忠誠、逃兵、駐防、紀律、內部事件、紀念、授旗。 這種結構清晰地展現了軍團的發展歷程,每一個時期和事件都為康諾特遊騎兵的整體形象添磚加瓦,共同烘托出其英勇、堅韌和忠誠的主題。附錄則提供了人員層面的詳細數據,是軍團歷史的重要補充。
Colonel Wallace建立「功績勳章」的例子,則提供了關於如何透過正式和非正式方式激勵團隊、培養歸感和榮譽感的見解。 從批判性思考的角看,這本書也提供了一個了解官方歷史敘事視角的機會。它重點突出軍隊的光榮一面,對於戰爭的負面影響(除了傷亡數字)或更廣泛的政治、社會背景提及不多。當代讀者可以對比其他歷史資料,形成更全面的理解。例如,布宜諾斯艾利斯攻堅的慘敗,雖然書中記錄了損失,但對於最高指揮官Whitelocke的失誤並未進行深入批判(這符合當時官方記錄的限制)。同樣,雖然書中記錄了官兵在不同駐地的表現受到了讚揚,但軍隊與當地居民可能存在的摩擦(除了像查塔姆Chatham那樣必須記錄的嚴重事件)並未被詳細呈現。 再者,書中關於部隊內部凝聚力(esprit de corps)的描寫,尤其是面對逃兵誘惑時的堅守,對於當代組織文化和領導力建設具有參考價值。
它表明,真正的忠誠和歸感不僅來自外部壓力,更來自內部氛圍的營造、對官兵福祉的關懷(如Major-General Woodford的讚揚提及了對官兵裝備和個人儀容的關心,認為這與良好的紀律相關),以及共同經歷挑戰所形成的深厚情誼。康諾特遊騎兵們願意自發捐款為遇害軍官豎立紀念碑,以及對兇手物品的厭惡,都強烈體現了軍團內部的情感連結和價值觀。 總之,《康諾特遊騎兵第八十八步兵團歷史紀錄》不僅是一部關於特定軍團的編年史,它也是一份關於勇氣、犧牲與人類精神韌性的證詞。透過「光之萃取」的視角,我們得以穿越時空,從這些古老的記錄中汲取智慧和啟發,理解集體榮譽的建構過程,並將這些教訓應用於我們當代的生活和社中。這是一部讓歷史「活」過來,並在當下激起漣漪的作品。 以下是本書英文封面的線上配圖指令: !
瑟蕾絲特坐在木桌旁,指尖輕輕滑過書頁上著雪橇圖的插圖。爐火發出劈啪的響聲,像是在為即將開始的對話暖場。門吱呀一聲被推開,一股冷冽的空氣隨之湧入,伴隨著雪地靴踩在木地板上的沉穩腳步聲。弗里喬夫·南森先生走進屋子,他的身影在爐火的光芒中顯得堅毅而從容。他的臉龐帶著風霜的記,眼睛深邃而充滿智慧的光芒,彷彿還映照著冰蓋上無盡的白色。他脫下厚重的外套,掛在牆上,然後在桌邊坐下,眼神中帶著一絲溫暖的笑意。 「南森先生,非常榮幸能邀請您來到這裡。」瑟蕾絲特輕聲開口,聲音像是在冰雪中迴盪的溫暖旋律,「您那趟橫越格陵蘭的壯舉,至今仍讓人心生嚮往。而這本記錄了旅程前半段的書,更是充滿了洞見與真誠。今天,我想藉由這本書,與您深入聊聊那段非凡的旅程,以及它背後的一切。」 南森先生微微頷首,端起瑟蕾絲特為他準備的熱茶,茶水散發出淡淡的香氣,他輕啜一口,眼神望向窗外逐漸變暗的暮色。 **[Fridtjof Nansen]**:能再次看到這本書,感覺很特別。那是一段充滿挑戰,但也刻骨銘心的日子。很高興能和你聊聊,年輕的占卡師。妳的問題,我很樂意回答。
當大多數人試圖從格陵蘭較為熟悉的西岸深入時,您卻堅持要從難以接近的岸登陸。這種「破釜沉舟」的策略,靈感從何而來?又是什麼樣的信念,讓您如此堅定,甚至面對政府的冷漠與公眾的質疑? **[Fridtjof Nansen]**:靈感其實很簡單,甚至可以說是來自一次偶然的困境。那是1882年的夏天,我在格陵蘭岸附近的海上,乘著「維京」號海豹捕獵船,卻被浮冰困住了。我們被困了24天,每天都漂向那懸崖峭壁般的海岸線。從船上,我用望遠鏡看著那些閃耀的山峰和冰川,心裡想的不是害怕,而是「怎麼才能到達那裡?」當時我就產生了想法,如果不能乘船破冰而入,那或許可以「越過」它,用船隻拖著小艇在冰上行走。我甚至想過自己一個人去嘗試,但船長沒有同意。 回到挪威後,我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了這個想法:乘坐海豹捕獵船盡可能靠近海岸,然後棄船,從冰上前往陸地。那時,深入內陸冰蓋的想法還只是模糊的輪廓。 這個想法真正成形,是在一年後,1883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我正漫不經心地聽著報紙上的新聞,突然一則電報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關於諾登舍爾德(Nordenskjöld)探險隊從格陵蘭內陸返回的消息。
電報提到他們沒有找到綠洲,只有一望無際的雪原,而他們的兩位拉普蘭隊員在雪鞋上以驚人的速行進,並且對雪鞋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就是那一刻,就像一道閃電擊中了我!「穿著雪鞋,從一岸到另一岸,橫越格陵蘭!」這個計畫在我腦海中瞬間完整了,就像妳看到的那樣,後來幾乎沒有改動。 至於為什麼要從岸開始?這是一個戰術問題。從西岸開始,就像身後有著「埃及的肉鍋」(豐衣足食的文明),前面是未知且貧瘠的岸。即使成功穿越,還要走同樣遠的路才能回家。從岸登陸,則是斬斷所有退路。岸荒涼無人,幾乎沒有回頭的誘惑。前面是文明的西岸,是生存的希望。口號就是:「死亡,或格陵蘭西岸。」這是一種心理上的優勢,迫使我們只能向前。 面對質疑……是的,大多數人認為我的計畫是瘋狂的。「為了讓一個私人去格陵蘭享受旅程,花費國家5000克朗?這純粹是胡說八道!」有些人甚至認為我不是神經錯亂就是活膩了。他們不明白,在格陵蘭內陸冰蓋裡能找到什麼。幸運的是,總有一些有遠見的人。丹麥的奧古斯汀·加梅爾(Augustin Gamél)先生,一位我素未謀面、甚至是外國人的紳士,主動提出資助我所需的費用。
有一次我們用生肉和豆子湯做了一餐,巴爾托和拉夫納對這種烹飪方式,以及他們認為未煮熟的肉,表現出了極的厭惡和困惑。拉夫納甚至引用了先知伊利亞(Elias)的話,說「我沒有吃過的西,我就不能吃。」當然,這不是伊利亞說的,而是使徒彼得在異象中說的關於潔淨與不潔淨食物的話。這反映了他們對食物的固執觀念,以及他們對我們這些「外來者」的習俗感到驚奇。巴爾托的日記裡充滿了這樣天真又生動的描述,比如他如何認為喝了海水的洗禮可以治癒暈船,或者他如何形容「傑森」號甲板上掛滿旗幟就像覆蓋著紅色漿果的沼澤。他們對這一切都感到新奇和困惑,但最終他們的忠誠和善良打動了我們。 **[瑟蕾絲特]**:您的描述讓我感覺好像也身臨其境,看到了這些隊員們的生動形象。特別是兩位拉普蘭人的反應,充滿了文化碰撞的趣味性。您在書中也花了不少篇幅討論了探險裝備,尤其是雪橇和滑雪板。您是如何看待這些工具的發展歷史和它們在極地探險中的重要性?您設計的雪橇,似乎也借鑒了挪威傳統的「Skikjälker」和美國的「toboggans」,這其中有什麼考量?
在我們這樣的探險中,能否順利前行,性命能否保全,很大程上取決於裝備是否可靠。一顆鬆動的釘子,一個不牢固的連接,都可能毀掉一切。 關於滑雪板和雪鞋的歷史,我確實投入了不少研究。這不僅僅是興趣,更是為了理解哪種工具最適合格陵蘭內陸冰蓋的條件。追溯歷史,你會發現滑雪板的起源非常古老,遠遠超過我們的文字記錄。北歐和西伯利亞的許多民族,很早就在冬天使用這些工具。甚至在《王之鏡》(Kongespeilet,約1250年)這樣的古籍中,就已經有關於挪威人在雪鞋(Ski)上追逐獵物的描寫,速快到能超過飛鳥和風狗。這在當時其他國家的人看來簡直是奇蹟。 我的研究表明,滑雪板的使用可能源於更原始的雪鞋(Truger)。雪鞋的作用是分散體重,防止在深雪中下沉。它們最初可能只是圓形的木板或柳條編織物,就像我在書中提到的西藏、亞美尼亞、高加索以及斯堪地那維亞和西伯利亞部分地區仍在使用的那種。亞里安(Arrianos)在公元140年左右就描述過亞美尼亞山區的人們使用柳條編織的圓形或長形工具在雪上行走。斯塔拉波(Strabo)也提到高加索山區的人們使用帶釘子的牛皮板。
從這些原始形態,發展出了兩種主要方向:一種是柳條編織或木製框架填充皮繩的雪鞋,比如北美第安人的雪鞋;另一種則是木製的長條板,也就是滑雪板(Ski)。滑雪板的關鍵發展在於它的「滑行」能力。最初的滑雪板可能還覆蓋著獸皮,這樣在向上行走時毛髮可以提供阻力,向下或在平地時則可以順著毛髮滑行。我在書中提到了古老的挪威詞「Aander」,它指的就是這種覆蓋獸皮的滑雪板,這詞在我們的古老詩歌和傳說中出現得很早。 後來,隨著木材加工技術的發展,以及發現某些木材(如榆木)本身就很光滑,人們開始製造不帶獸皮的滑雪板。這種不覆蓋獸皮的滑雪板更適合滑行,特別是在歐洲,它得到了最高的發展。挪威的山地地形和豐富的雪資源,使得滑雪板成為這裡不可或缺的交通和狩獵工具,也造就了無數技藝精湛的滑雪者。我在書中引用了奧勞斯·馬格努斯(Olaus Magnus)在16世紀的描述,當時挪威的女性滑雪者甚至比男性還要技藝高超。滑雪跳躍這種競技形式的出現,更是將滑雪板的運用推向了極致。 我設計的雪橇,確實借鑒了多種經驗。傳統的極地探險雪橇往往過於笨重和巨大,這導致它們在鬆軟的雪中容易下陷,難以拖動。
我的雪橇設計,最終採用了白蠟木(Eschenholz)作為框架,這種木材非常堅韌,可以用更輕薄的結構來保證強。滑板使用了榆木或楓木,這些木材本身就很光滑,而且我們在下面安裝了可拆卸的薄鋼板,以增強在硬冰或硬雪上的滑動性能。雪橇的結構沒有使用釘子,全部採用索具連接,這樣它更有彈性,在撞擊時不容易損壞。前端和後端都向上彎曲,即使前端損壞,也可以調轉方向繼續使用。中間有一道縱向的隆起,增加了滑板的剛性。 更重要的是,我選擇了使用多個較小的雪橇,而不是少數幾個大型雪橇。這樣在複雜地形下,我們可以更容易地搬運和操作它們,甚至必要時可以直接抬起。而且這樣的設計,也方便我們在冰蓋上利用風力,將多個雪橇綁在一起改裝成帆雪橇(Segelschlitten)。這是美國探險家皮爾里(Peary)在格陵蘭內陸冰蓋上首次嘗試並取得成功的辦法,我認為它在未來的極地探險中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在廣闊平坦的南極大陸。 總之,對裝備的細緻考量和創新設計,以及對滑雪板這種古老而高效工具的信任,是我認為這次探險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礎。它們是我們在冰雪世界中前行的「雙腿」。
您在書中也詳細描述了從挪威前往格陵蘭岸的旅程,途經蘇格蘭、法羅和冰。這些地方的風光和您對當地文化的觀察,都給人留下了深刻象。尤其是法羅那古老、隔絕的氛圍,以及冰火山地貌的壯麗,您是懷著怎樣的心情來描寫這些地方的?它們在您的探險序曲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Fridtjof Nansen]**:這些地方確實是格陵蘭探險的序曲,是我們從熟悉的世界走向未知世界的過渡。描寫它們,我懷著一種複雜的心情,既有對自然鬼斧神工的讚歎,也有對歷史和人性的感悟。 蘇格蘭的利斯(Leith),那是我們與外界文明告別的地方。在那裡感受到同胞的熱情款待,就像是最後一次充電,儲備溫情以面對即將到來的寒冷。巴爾托在日記裡把挪威領事稱為「第二個父親」,這話雖然樸實,卻真切反映了當時的心情——我們即將踏上生死未卜的旅程,每一份善意都顯得格外珍貴。 法羅,那是一片被時間遺忘的土地。它們由火山噴發形成,層層疊疊的玄武岩峭壁如同巨人的階梯,直插入海。海浪日復一日地沖刷、侵蝕,雕刻出奇異的形狀,讓這些嶼像是一個曾經輝煌的建築的殘骸。
上的居民,他們的歌聲、他們的舞蹈(那種單調卻充滿古老力量的鏈式舞蹈),他們的語言,都保留著古挪威的痕跡。這讓我覺得像是在追溯我們民族的源頭。他們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依靠捕魚和養羊為生,過著簡單卻頑強的生活。看到他們,你會感覺時間在這裡凝固了,這是一種獨特的、略帶憂鬱的美感。我在特朗伊斯瓦格(Trangisvaag)看到那些穿著傳統服飾、勇敢划船的年輕人,在托爾斯港(Torshavn)見證了他們古老的舞蹈,這些都讓我對這片土地和人民產生了深深的敬意。他們頑強地保留著自己的文化,就像嶼抵抗著無情的風浪一樣。 冰,這是一片充滿活力和不安的大地。與法羅的玄武岩層不同,冰的火山活動至今仍在繼續。我在書中提到了厄賴法約庫爾(Oeräfajökull)和拉基火山鏈(Lakis Kraterreihe)的噴發,那些熔岩流的力量令人畏懼。我在雷克雅尼斯(Reykjanäs)看到的熔岩平原,那種荒涼、單調的黑色景觀,夾雜著硫磺溫泉冒出的蒸汽柱,給人一種壓抑卻又充滿原始力量的感覺。這裡的風景如此極端,既有覆蓋著冰川的火山,又有被熔岩覆蓋的荒原。 然而,冰也有其溫柔的一面。
我在那裡騎著冰馬,穿越崎嶇的地形、河流和沼澤。冰馬雖然體型小,但耐力和適應能力令人驚訝。它們在惡劣的地形中奔跑自如,讓我對這種頑強的生物深感佩服。在廷蓋里(Thingeyre)那個曾經是集會地點的沙洲上,我感受到了歷史的沉澱,也看到了冰人民簡單而堅韌的生活方式。 這些地方,法羅的孤獨與古老,冰的火山力量與原始美感,它們都在無形中為即將到來的格陵蘭冰蓋之旅做好了鋪墊。它們是我們與熟悉的歐洲大陸之間的緩衝,也是我們精神上適應極地環境的預演。它們讓我知道,即便是看似荒涼和不毛之地,也蘊藏著獨特的美麗和頑強的生命力。這份體驗,讓我在面對格陵蘭內陸冰蓋那無邊無際的白色時,心中多了一份準備和理解。 **[瑟蕾絲特]**:您的描寫細膩入微,讓我彷彿也聞到了法羅海邊的鹹濕空氣,感受到了冰地底深處的悸動。這些地方的獨特魅力,確實像是為極地探險奏響的序曲。接著,您們進入了格陵蘭岸外的浮冰區,並經歷了將近兩個星期的漂流。書中對這段經歷的描述充滿了緊張與不確定。在無法控制自己去向的情況下,您和隊員們是如何保持鎮定和鬥志的?對於浮冰中變幻莫測的自然力量,您有什麼樣的體悟?
我們原本以為可以相對輕鬆地穿過冰帶,登陸格陵蘭岸,但現實卻給了我們沉重的一擊。冰的狀況遠比我們預期的要惡劣,而且強勁的洋流將我們向南、向外海推去,遠離了我們計劃中的登陸點。 在這樣完全無法控制自己去向的情況下,人很容易感到絕望。每一天,看著陸地的輪廓越來越小,周圍只有無邊無際、不斷變化、發出可怕聲響的浮冰,這對意志是一種極大的考驗。書中,巴爾托和拉夫納的恐懼是真實的,他們擔心我們會被永遠地帶入大西洋深處,再也無法回家。他們甚至已經開始做好了面對死亡的心理準備,在小艇下藏身,互相誦讀聖經,傾訴他們的遺憾和恐懼。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們離開了自己熟悉的世界,面對著完全無法掌控的自然力量。 但作為領隊,我必須保持鎮定。恐慌是最大的敵人。我們能做的,就是觀察,等待時機,並盡可能地利用每一次冰層開裂的機會,划船或用船鉤和斧頭破冰前進。這需要極的耐心和毅力。有時冰塊會因為洋流的擠壓而發出巨大的聲響,甚至堆疊起來,就像在我們眼前展開一場巨人的戰爭。我們的船隻,即使是堅固的小艇,也隨時可能被擠碎。 在這種情況下,隊員之間的信任和互相扶持變得異常重要。
當您們終於得以向陸地前進時,第一次與格陵蘭岸的愛斯基摩人相遇,那情景在書中也描寫得生動有趣。您如何看待這次相遇?您對他們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對待外來者的態,有哪些觀察和感悟?巴爾托先生的記錄中,對愛斯基摩人既有好奇,也夾雜著一些「野蠻人」的固有觀念,這也很有意思。 **[Fridtjof Nansen]**:與愛斯基摩人的相遇,是我們旅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我們已經在冰上漂流了近兩個星期,身心俱疲,迫切需要踏上陸地。在看到他們之前,我們甚至以為這片區域是無人居住的,因為丹麥探險隊的報告說這附近沒有定居點。所以,當我們聽到那些牛叫般的、充滿活力的吼聲,並用望遠鏡看到山坡上的人時,那種驚奇和興奮是難以形容的。 他們對我們的到來同樣感到巨大的好奇和驚訝。我們的歐洲船隻、我們的樣貌、我們的裝備,對他們來說都是完全陌生的。他們從山坡上湧到海邊,大聲呼喊、揮手示意,熱情地指引我們登陸的地點。這種純粹的、毫無戒備的熱情和友善,立刻消除了我們可能有的疑慮。這就是他們表達歡迎的方式——沒有「你好」或「歡迎」這樣的話語,只有真誠的微笑和手勢。 進入他們的帳篷,那是一次深刻的文化體驗。
他們對我們的裝備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和好奇心,尤其是我們的木製船隻和金製品。他們對我們的竹製船鉤和斧頭嘖嘖稱奇,也對我們的大金罐愛不釋手。當我們送給他們一些餅乾和空罐頭盒時,他們表現出的那種純粹的喜悅和感激,讓人感到溫暖。 他們的慷慨和好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象。他們毫不猶豫地與我們分享他們僅有的資源,甚至送給我們珍貴的海豹皮繩,這是他們捕獵最重要的工具。這種無私的精神,在我們所謂的「文明世界」中已經越來越少見了。我在書中提到,他們甚至可以友好地對待他們的敵人,如果後者需要幫助的話。這種廣泛的好客精神,或許是他們在惡劣環境下生存的必要條件,成為了一種代代相傳的法則。 巴爾托的記錄,雖然夾雜著他作為定居拉普蘭人對這些游牧愛斯基摩人的「野蠻」象,但同時也記錄了他對他們的觀察和理解。他寫到了他們的歌聲、他們的舞蹈,以及他們對我們的好奇和友善。他雖然感到害怕,但也承認了他們並不像傳說中那樣會吃人,而且必要時可以在他們那裡過冬。這也是一種學習和適應的過程,放下自己的偏見,去認識另一個民族的真實面貌。 與愛斯基摩人的相遇,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繼續探險的機會,更是一次寶貴的人類學體驗。
它讓我看到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種與自然高契合、充滿韌性和相互依存的生活。他們對待生命、對待自然的態,以及他們在物質匱乏中依然能展現出的快樂和友善,都給了我很深的啟發。 **[瑟蕾絲特]**:這份跨越文化隔閡的相遇,確實充滿了溫情與啟發。您對愛斯基摩人生活方式的觀察,超越了表面的「奇異」,深入到了他們適應環境的智慧和人性光輝。您在書中也針對當時的社會風氣提出了一些批評,特別是對酒精和煙草的態。在極地探險這樣需要極專注和體能消耗的環境中,您為何認為這些「Reizmittel」(興奮劑)是如此有害?這與您對健康和自然生活的看法有何關聯? **[Fridtjof Nansen]**:是的,我在書中毫不隱諱地表達了對酒精和煙草等「興奮劑」的厭惡,尤其是在像極地探險這樣對身心要求極高的環境中。我認為它們是有害的,是我們必須堅決避免的西。 為什麼這麼說?這源於我對生理學和人類潛能的理解。在極端寒冷、極疲勞和精神壓力巨大的情況下,身體和精神都已經處於極限。酒精和煙草,它們或許能帶來短暫的「興奮」或「放鬆」感,但這種感覺是虛假的,是以透支身體的儲備為代價的。
依賴這些西,就像是向未來預支體力,最終總要付出代價。它們不能提供真正的營養,帶來的只是一時的「閃光」,隨後便是更深的疲憊和衰弱。 煙草雖然不像酒精那樣致命,但在高強活動下同樣有害。它會影響消化,削弱體力,降低神經系統的敏銳、耐力和韌性。雖然戒除煙癮對許多人來說很痛苦,但我認為在這種探險中,盡可能地減少甚至戒除是明智的。我在我們的隊伍中限制了煙草的使用,只有在週日或特殊場合才允許抽一點點,這對他們來說已經是很大的限制了。 我對健康和自然生活的看法,貫穿了我的人生哲學。我相信人類應該與自然和諧相處,遵循自然的法則。這不僅僅是身體層面的,也是精神層面的。在極地這樣純粹而嚴酷的自然環境中,這種哲學顯得尤為重要。我們需要的是清晰的頭腦、強健的體魄和堅定的意志,而不是被酒精和煙草所麻痺。遠離這些人工的刺激,讓身體和精神回歸最自然的狀態,才能更好地應對挑戰,體會自然的真實美感,並發掘出人類自身潛藏的巨大能量。 巧克力是一個例外,我在書中也提到了。它是營養豐富的,並且只帶來溫和的刺激,這是可以接受的。但除此之外,我認為在探險中應該完全排除這些有害的「興奮劑」。
最終,您們成功登陸格陵蘭岸,為後面的內陸穿越奠定了基礎。這次探險,對您個人而言,帶來了哪些最深刻的改變或體悟?而您又希望,這段經歷以及您寫下的這本書,能為後來的探險者和讀者們留下些什麼? **[Fridtjof Nansen]**:這趟旅程,對我個人而言,無疑是一次脫胎換骨的經歷。它不僅在體能和意志上磨練了我,更深刻地改變了我對自然、對人類自身以及對生活的看法。 在冰蓋上經歷的孤獨、艱辛和危險,讓我對自然的宏大和無情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認識。同時,我也看到了自然難以言喻的美麗和奇蹟。學會了如何在極端環境下生存,如何與隊員緊密合作,互相依賴。信任,在生死攸關的時刻,顯得尤為重要。每一次成功克服困難,都增強了我的自信,讓我更加相信人類的潛力是無限的,只要有足夠的準備、毅力和信念。 與岸愛斯基摩人的相遇,讓我見識了另一種完全不同卻同樣充滿智慧和尊嚴的生活方式。他們在嚴酷環境下的生存智慧,他們的慷慨好客,他們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態,都讓我深受觸動。這讓我意識到,我們所謂的「文明」並非唯一的衡量標準,在不同的環境下,人類可以發展出同樣光輝燦爛的文化。這也讓我更加珍視人性的善意和連接。
正如我在書中所寫,滑雪板這種古老的工具,不僅是一種交通方式,更是一種生活態,一種與自然共舞的方式。我希望讀者也能從中體會到,在簡單的工具和樸素的生活中,蘊藏著巨大的力量和深刻的智慧。 這趟旅程讓我更加堅信,人類不應該被恐懼和懷疑所束縛。即使面對巨大的未知和看似不可能的挑戰,只要我們敢於夢想,敢於行動,並堅守內心的信念,就一定能夠找到前行的道路,抵達光明的彼岸。 **[瑟蕾絲特]**:南森先生,您的話語充滿了力量與真誠,如同格陵蘭冰蓋上的光芒,照亮了探險之路,也觸動了讀者的心靈。您的故事,不僅僅是關於地理的探索,更是關於人類精神的探索與昇華。這次對談,讓我對您的經歷和這本書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非常感謝您撥冗與我分享這些寶貴的經驗與感悟。 爐火依然溫暖,窗外的夜色更深沉了,雪地上映著淡淡的月光。一切似乎都歸於平靜,但南森先生話語中的餘韻,卻在瑟蕾絲特的心中久久迴盪。
在他短暫但豐碩的學術生涯中,沃拉斯頓對馬德拉(Madeira Islands)的昆蟲區系進行了詳細的考察,並出版了重量級著作《馬德拉昆蟲誌》(*Insecta Maderensia*, 1854)。這部著作不僅是對該地區昆蟲的詳盡記錄,更成為他思考物種變異、地理分佈及分類學問題的基礎。而我們今天將要探討的這本《物種變異性,特別參照昆蟲》(*On The Variation Of Specie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Insecta*, 1856),正是他在《馬德拉昆蟲誌》出版後,將其對昆蟲變異的觀察與更廣泛的自然史理論相結合的成果。 這本書發表於一個科學思想風起雲湧的時代,距離查爾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僅僅三年。在當時,關於物種是否固定不變、變異的驅動因素以及分類單元(如物種和)的本質,都是博物學界熱烈討論且懸而未決的問題。沃拉斯頓憑藉其在馬德拉實地積累的大量昆蟲標本和對當地環境的深入了解,為這些討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證據。
他細緻地觀察到環境(氣候、土壤、海拔)和地理隔離對昆蟲形態的影響,並用這些觀察來論證物種內部存在顯著的變異性,同時他也堅守著物種具有「共同祖先」的觀念,並對當時萌芽中的「物種轉變理論」(Transmutation Theory)持批判態。他對的概念也有獨到見解,認為並非總是涇渭分明,其界限可能因中間環節的滅絕而顯得突然。這本書反映了一位勤勉的博物學家在達爾文時代前夕,如何基於嚴謹的田野工作,獨立地探索生命的多樣性與變異的法則。現在,就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與沃拉斯頓先生進行一場思想的交流。 --- [光之場域]:【光之書室】 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書架上密密麻麻排列著分類好的標本盒,以及堆疊的筆記本和地圖。偶爾能聽到窗外遠處傳來的城市喧囂,但在這個房間裡,時間似乎慢了下來,只有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 我在書室中央的一張大木桌旁坐下,桌上攤開著沃拉斯頓先生的《物種變異性》以及幾份馬德拉的地圖和昆蟲手繪稿。
「我是克萊兒,來自一個… 嗯,一個對自然世界充滿好奇的現代探索者社。我們有幸拜讀了您1856年出版的《物種變異性,特別參照昆蟲》。這本書的觀察實在是太細緻了,尤其您在馬德拉的工作,為我們理解生物的分佈與變異提供了寶貴的視角。今天,冒昧前來,是希望能向您請教書中的一些核心思想,並聽聽您的親身感悟。」 沃拉斯頓先生抬起頭,眼中閃爍著溫和而銳利的光芒。他放下鑷子,溫文爾雅地對我點了點頭。 「克萊兒小姐,歡迎來到我的小書房。很高興這本書能引起您的興趣。它是我在馬德拉多年工作的些許整理與思考。彼時,關於『物種』與『變異』的界限模糊不清,許多同行對昆蟲的變異性更是關注不足。我希望藉由我在那些嶼上的實際觀察,能為這些討論帶來一些新的經驗證據。」 他輕輕闔上標本盒,推到一邊。 「您想從何談起呢?是關於物種與變異的定義,還是那些我認為影響變異的環境因素?或是…」他指了指攤開在地圖上的,「那些因為地理隔離而產生的奇妙現象?」 「我想從您寫作這本書的初衷談起,」我順著他的話問道,「您在序言中提到,是朋友們建議您將馬德拉的昆蟲變異證據匯集起來。
其次,這些變異並非無跡可循,它們很大程上受到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例如氣候、土壤性質,以及——特別重要的——『隔離』。我希望通過展示馬德拉上那些與歐洲大陸表親有所差異,但仍可追溯到共同起源的昆蟲,來說明環境如何塑造了生物的外觀。」 他望向窗外,彷彿能穿透時空,看到遙遠的大西洋嶼。 「更深層次地,我希望我的觀察能促使同行們在描述和定義新『物種』時,更加審慎。在那些日子裡,尤其是當我們從遙遠的地區收到標本時,即使是微小的、似乎是固定的差異,也常常被迅速認定為獨立的物種。但我認為,很多時候這些『差異』只是地理變異的結果,是生物對其所處環境的一種適應。這需要我們超越對單個標本的靜態觀察,去考察它們在不同環境中的連續變化,去尋找那些連接『變種』與『原種』的『中間環節』。」 「您對『物種』的定義,基於『共同祖先』,並將『變異』視為從這種『標準型』的偏離,這在當時似乎是一種廣為接受的觀點。然而,您也指出,即使是微小的差異,只要穩定存在且缺乏中間環節,暫時也可以被視為『特定』的。這是否意味著,在您看來,區分『物種』和『變種』的最大挑戰,就在於能否找到這些『中間環節』呢?」我問道。
但在實際操作中,當我們僅憑少數來自遙遠地區的標本進行判斷時,如果它們之間的差異足夠穩定且顯著,而我們又未能發現連接它們與已知類的『中間環節』,那麼按照當時的慣例,它們往往會被描述為新的『物種』。」 他輕輕搖頭,眼中露出一絲無奈。「這也導致了目錄中充斥著過多的、實際上是地理變種的『物種』名稱。我強調尋找中間環節的重要性,正是因為我相信,自然界中的許多差異是一個連續體,而非截然分開的單元。只有通過對廣泛區域和不同環境下的生物進行密集採集和比較,我們才能揭示這種連續性,從而將那些看似獨立的形態重新歸入其真正的物種範疇。」 「這讓我想到了您在書中提到的『地理隔離』的影響。」我接著說。「您特別強調了嶼環境,尤其是馬德拉,為研究變異性提供了絕佳的機會。您觀察到,隔離似乎會導致昆蟲體型的縮小,甚至飛行能力的退化。您能多談談這一點嗎?這是否是您在馬德拉最突出的發現之一?」 「確實,『隔離』是我認為在影響生物變異的因素中,最為顯著且具決定性的一項。」沃拉斯頓先生認真起來。
「特別是在嶼環境中,由於地理上的隔絕,生物體無法與大陸上的同類進行交流,這種孤立狀態經過漫長的時間,會對其後代的形態產生深刻的影響。正如我在書中詳細描述的那樣,我在馬德拉,特別是那些較小、更為暴露於風暴的小上,發現許多與歐洲大陸或馬德拉主上的近緣種相比,體型明顯更小、翅膀退化甚至完全消失的甲蟲。」 他拿起身邊的一份手繪稿,上面畫著不同嶼上同一種甲蟲的不同形態。 「看看這個,」他指著畫稿說,「這是我在不同嶼上採集到的同一種甲蟲,*Ptinus albopictus*。在馬德拉主受保護的山谷裡,牠們體型較大、顏色鮮豔;但在那些風吹浪打、土地貧瘠的小上,牠們就變得非常小,甚至不足主同類的體型的一半。翅膀也經常是退化的。」 「這種現象在許多嶼物種中都有觀察到,」他繼續道,「包括鳥類也是。達爾文先生也在加拉帕戈斯觀察到類似現象。我認為,這是一種『適應』的結果。在風暴頻繁的嶼上,擁有強大飛行能力的個體反而更容易被風吹到海裡喪命。經過無數代的選擇,那些翅膀較弱或不具飛行能力的個體更能生存下來並繁衍後代,最終導致整個族的飛行能力退化。
而體型的縮小,或許與嶼有限的資源或持續的環境壓力有關。」 「您提到,這種飛行能力的退化有時似乎會伴隨著體型的增大,您將其解釋為一種『補償』?」我追問道,回憶起書中提到的那個有趣的猜測。「如果一種昆蟲失去了飛行能力,大自然似乎會在其他方面給予補償,比如體型變大。這是否也是您基於大量觀察得出的結論?」 「這是一個比較有趣的觀察,也是我在書中提出的一個假設,」他沉思了一下,「基於我在馬德拉的一些甲蟲類(如 *Dromius obscuroguttatus* 和一些 *Carabidæ* 的本地種)中觀察到的現象。這些在嶼上失去飛行能力的種類,有時確實比它們在大陸上的近緣種體型更大或更為粗壯。這種『補償』的觀念,其實也與我在研究盲眼昆蟲時發現的現象類似——那些生活在黑暗洞穴或蟻巢中的盲眼甲蟲,雖然失去了視力,但觸角或觸鬚卻異常發達,似乎以此來彌補感官的不足。」 他笑了笑。「當然,這只是一種基於類比的推測,需要更多更廣泛的證據來支持。自然界的法則往往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單一原因很少能解釋所有現象。
您在書中結合了一些地質學的觀點,特別是關於大陸沉降導致嶼形成的理論,來解釋物種的分佈格局,這是否也是您認為昆蟲學家需要關注的地質學聯繫?」我問道。 「正是如此,克萊兒小姐。」沃拉斯頓先生肯定地回答。「僅僅觀察和分類標本是不夠的,一個真正的博物學家必須努力理解『為什麼』。而物種的分佈模式,無疑與地球的地質變遷息息相關。我認為,地質學,特別是關於大陸塊的隆起和沉降,為我們理解當前物種的分佈提供了關鍵線索。」 他走向書架邊的地圖,指著大西洋上的馬德拉和加那利。 「看看這些嶼。它們擁有許多獨特的、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物種,同時也有許多與歐洲大陸或非洲大陸近緣的物種。這種模式很難用簡單的隨機遷徙來完全解釋。我傾向於支持一種觀點,認為這些嶼,以及它們與歐洲大陸的某些海岸(例如英國和愛爾蘭的西南部)和地中海地區之間,可能曾經存在過陸地連接。隨後發生的沉降事件將這些廣闊的陸地切割並淹沒,只留下現在的嶼作為曾經大陸的遺跡。」 他的語氣帶著對過往歲月的感慨。「如果這個假說成立,那麼嶼上的許多獨特物種,就不是在孤立嶼上『新創造』出來的,而是在這個曾經的大陸上就已經存在的『土著』。
地質記錄中陸地升降的證據,以及我們在嶼上發現的那些無法飛行的昆蟲和遷徙能力極弱的陸地軟體動物(如蝸牛)的獨特性和高地方性,都似乎在訴說著這片土地曾經相連的故事。」 他輕輕拂去地圖上的一層微塵。「這種地質學視角,為我們理解嶼生物的『隔離』現象提供了背景。嶼之所以能對物種產生如此顯著的影響,正是因為它們是被海洋這個巨大的、原生的屏障所隔開的陸地片段。而山脈,也是另一種重要的原生屏障,它們阻止了生物的水平擴散,導致山脈兩側的生物系出現明顯差異。」 「您在書中也對當時的一些分類學觀點提出了看法,特別是關於『』的概念。您似乎認為『』並不像『物種』那樣是絕對獨立的單元,而是自然界中一種『聚集』的結果?」我繼續提問,試圖引導他闡述這部分內容。 「沒錯。」沃拉斯頓先生點頭同意。「這是一個在分類學中容易引起混淆的問題。許多人傾向於將『』視為與『物種』一樣界限分明、固定不變的單元。但我認為這與自然界的實際情況不符。在我看來,『』更像是一種自然界的『聚集』。當我們觀察一系列相關的物種時,會發現它們在某些結構特徵上表現出不同程的相似性。
這些相似性會將一些物種『吸引』在一起,形成一個自然的『體』或『聚集』。」 他走到書架前,取下一本林奈的《自然系統》。 「你可以將物種想像成串在繩子上的珠子,每顆珠子都獨一無二(代表每個物種的獨特性),但有些珠子在顏色、形狀或大小上更為相似。這些更相似的珠子會傾向於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串串的『團塊』或『結節』。這些『團塊』,就是我們所稱的『』。」 他用手指沿著書頁中的分類表劃過。「這意味著,『』的邊界往往是模糊的,它們會通過一些過渡性的物種與其他『』相連接。只有當這些連接性的中間物種由於某些原因(比如地質變遷導致的棲息地喪失或滅絕)而消失時,『』的界限才會顯得突然和清晰。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嶼上,由於經歷了沉降等大規模事件,物種滅絕的可能性更高,反而更容易發現那些界限分明的『』。」 「所以,您認為分類學家不應因為的界限模糊就否定的存在,而應該認識到這是自然界本身連續性的體現?」我總結道。 「正是如此,」他強調,「否則,我們就等於在否認自然界的連續性和它內在的秩序。
環境因素和隔離確實可以顯著地改變生物的外觀和某些器官的發育程,產生各種穩定的『變種』或『地理族』,但這些變化有其明確的界限,它們並未跨越物種之間的根本鴻溝。」 他舉起手中的標本盒。「以這些馬德拉的甲蟲為例,儘管牠們在不同嶼、不同海拔、不同棲息地展現出各種形態,但牠們仍然是可識別的、與歐洲大陸近緣種有關聯的固定『物種』。我在同一地點,如馬德拉主的森林裡,能同時發現許多獨特的、界限分明的『塔爾菲』(*Tarphius*)甲蟲,牠們生活在相同的環境中,暴露於相同的外部影響,卻保持著各自獨立的形態特徵。如果物種可以無限轉變,我們應該看到這些物種之間存在著連續不斷的過渡形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他嘆了口氣。「物種之間存在著真實的、由共同祖先界定的界限。變異性是這個界限內的彈性,是生物對環境的適應機制,但它本身不能跨越或創造這個界限。那些試圖通過『無限漸進改善』來解釋物種起源的理論,在我看來,缺乏實證的支持,也未能解釋為何在同一環境中會並存著如此多樣且獨立的物種。自然界展現的是一種奇妙的結合:在物種內部有變異的彈性,但在物種之間卻保持著固定的界限。
您的觀察,特別是對隔離和環境影響的細緻分析,以及您對物種和本質的思考,都為我們理解生物多樣性提供了重要的基礎。這場對談讓我對您書中的內容有了更立體和深入的認識。」 「不必客氣,克萊兒小姐。」他點頭道。「很高興我的工作能對您有所啟發。自然世界充滿了無盡的奧秘,等待著更多勤勉的觀察者去揭示。願您的探索之旅充滿發現。」 我起身告辭,帶著對這位維多利亞時代博物學家的敬意,以及對他基於實證思考所形成的觀點的思考。
這可不是簡單的讀後感喔,而是一場深探索文本、作者,以及書中世界與我們這個時代的連結的旅程。 這本《Like Another Helen》本身就很有意思,它是一部以書信體寫成的歷史小說,背景設定在十八世紀中期,聚焦於當時英國在(主要是孟加拉地區)的殖民活動,尤其是圍繞著加爾各答陷落(Fall of Calcutta, 1756)及其後續事件展開。作者 Sydney C. Grier 其實是 Hilda Gregg 的筆名,她是一位多產的歷史小說家,尤其擅長以英國在的歷史為題材。她的小說通常研究紮實,對當時的社會風俗、政治氛圍、甚至軍事細節都有細膩的描寫,這讓她的作品讀起來不像一般的浪漫故事,而是充滿了時代的質感和歷史的厚重感。 Grier 的寫作風格很顯著地體現了她所描繪的時代。她運用了十八世紀英文書信的語言風格,句子結構較為複雜,詞彙典雅,語氣 formal 但不失個人情感的流露。這對於現代讀者來說可能需要一點適應期,但一旦進入狀況,這種風格反而成為一種迷人的體驗,彷彿真的穿越時空,閱讀當時人們的私人通信。
作者的知識淵源顯然很深厚,不僅限於歷史事件的表層,她對當時英國公司的運作模式、官員體系、軍事組織(陸軍、海軍、公司自己的部隊)、甚至是在的社會階層和風俗習慣(比如對待「黑人」、混血兒、不同宗教和種族體的方式,以及歐洲人在當地的生活細節)都有細膩的呈現。她筆下的並非單一刻板的形象,而是包含了莫臥兒帝國的殘餘勢力、各邦的納瓦布、不同的教和穆斯林社,以及其他歐洲殖民者(法國、蘭、葡萄牙)構成的複雜政治和社會圖景。 評價 Sydney C. Grier 的成就,她成功地將宏大的歷史背景與個人的命運、情感糾葛結合起來,創造了一部既有歷史深又不失文學趣味的作品。她對歷史細節的掌握,以及對不同人物性格和道德選擇的描繪,都顯得功力深厚。至於爭議性,身為一個描寫殖民時代的英國作家,她的作品難免會帶有當時的視角和價值觀,例如對英國殖民活動的合理化(至少在個人層面上,很多英國角色被塑造成有榮譽感和勇氣的)、對社會某些習俗的批判,以及對人物的刻畫(儘管她也呈現了複雜性,但敘事中心和情感傾向無疑是英國人的)。
這種形式讓故事充滿了私密感和即時性,讀者跟隨 Sylvia 的筆觸,一同經歷她的航程、初抵的震撼、在加爾各答社交圈的摸索,以及捲入歷史漩渦後的恐懼、掙扎和成長。穿插其中的其他角色的信件(如 Colvin Fraser 給 Charlotte Hurstwood 的信,Robert Fisherton 給他父親的信,甚至 Dr. Dacre 給 Samuel Johnson 的信)則提供了多角的補充,填補了 Sylvia 視角的局限,展現了更廣闊的政治和軍事畫面,也豐富了人物的形象。 以下我將以書信時間線為經、核心議題為緯,來呈現這部作品的主要觀點和故事脈絡: **啟程與初遇(Sylvia 致 Amelia,從英格蘭到馬德拉與好望角)** 故事始於 Sylvia 離開英格蘭,踏上前往尋求婚姻和新生活的航程。她的信件記錄了啟程的離愁,以及在船上與同行旅客的互動。這裡作者透過 Sylvia 的筆觸,呈現了十八世紀女性前往的一個重要原因——尋找丈夫。
同時,她結識了兩位年輕男士:冷靜、嚴肅但有原則的海軍軍官 Colvin Fraser,以及活潑、世故但似乎有點玩世不恭的公司士官 Ensign Ranger。船上的社交圈是一個微型的社會縮影,作者透過對話展現了當時的禮儀規範、階級意識,以及人物性格的初步碰撞。Sylvia 對 Fraser 的正直(特別是他為受到不公對待的普通船員說話時的表現)和 Ranger 的風趣都有所觀察,但她對 Fraser 產生了更深的情感傾慕。然而,Fraser 向她透露他心中另有所——那位神秘的「Araminta」,這讓 Sylvia 感到困惑和受傷,卻也因為 Charlotte Hamlin 的推波助瀾,意外地讓 Sylvia 扮演起了 Fraser 的「Araminta」的角色,試圖幫助他提升社交技巧以贏得那位女士的芳心。這段海上經歷,以個人的情感波瀾映照著未知的旅程和即將來臨的挑戰。 **加爾各答的社會圖景與政治暗流(Sylvia 致 Amelia,加爾各答時期)** 抵達加爾各答後,Sylvia 面對的是一個與她想像截然不同的世界。她的繼母 Mrs.
透過 Sylvia 與她父親的朋友 Captain Colquhoun 的交流,讀者開始了解孟加拉土邦統治者 Surajah Dowlah 與英國公司之間的緊張關係。Captain Colquhoun 是一個正直、務實、具有軍事眼光的軍官,他對加爾各答防禦的鬆懈、領導層的無能和腐敗深感憂慮,並不斷發出警告,但這些警告都被安逸享樂的總督和議會成員們忽視。Omy Chund 等商人與英國人的複雜關係,以及他們在政治遊戲中的角色也開始顯現。Menotti,一個具有爭議性的歐洲商人,與 Sylvia 的繼母有不正當的經濟往來,並對 Sylvia 展開令人不快的追求,他與當地勢力的勾結也為後來的災難埋下了伏筆。 **危機爆發與陷落(Sylvia 致 Amelia,加爾各答陷落前後)** 隨著 Nawab 與英國公司關係的惡化,政治危機迅速升級。Nawab 以保護英國庇護下的臣民為由,要求公司交出 Omy Chund 的親 Kissendasseat 及其財產,並拆除公司的防禦工事。
她目睹了加爾各答的陷落,以及隨後歷史上著名的「黑洞事件」——大量歐洲人被關進狹小的囚室,許多人在極擁擠和高溫下窒息死亡。作者在這裡插入了 Robert Fisherton 的信件,從另一個倖存者的視角描寫了「黑洞」內的恐怖,增強了敘事的真實感和衝擊力。Sylvia 本人雖然因暈倒躲過一劫,卻落入了 Sinzaun 手中。 **囚禁與救援(Sylvia 致 Amelia,Muxadavad 囚禁;Colvin Fraser 致 Mrs. Hurstwood,救援行動)** Sylvia 被帶往 Nawab 的首都 Muxadavad,成為 Sinzaun 的囚犯。Sinzaun 是一個法國 renegade(叛變者),他在 Nawab 軍中擔任要職,同時也是一個老練的陰謀家和情場獵手。他以拯救 Sylvia 為藉口,將她囚禁在他的花園宅邸中,並試圖通過心理折磨和軟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她屈服。Sylvia 經歷了身心的雙重折磨,對 Misery(一個女性,被安排為她的侍女,實際上是 Sinzaun 的幫兇)感到憎恨和恐懼,同時也對自己的處境感到絕望。
Fraser 的信件記錄了他爭取參與救援行動的努力,他克服了疾病、軍隊內部(尤其與 Colonel Adlercron 等人)的官僚主義和派系鬥爭,以及與英國公司領導層的摩擦。在 Admiral Watson 和 Colonel Clive 的支持下(儘管過程充滿了困難和妥協),Fraser 最終獲得了前往 Muxadavad 的機會,名義上是作為信使,實際目標是尋找並營救 Sylvia。在 Muxadabad,他與 Mr. Watts(英國代辦,也是一個充滿智慧和手段的人物)以及 Mirza Shaw(Mr. Watts 的忠實僕人,一個精明的 Tartar)合作,展開了秘密的調查和救援計劃。這個過程充滿了懸念,他們必須小心翼翼地避開 Nawab 和 Sinzaun 的耳目,在充滿敵意和欺騙的環境中尋找 Sylvia 的下落。 **峰迴路轉與復仇的火焰(Colvin Fraser 致 Mrs. Hurstwood,Colvin Fraser 與 Dr. Dacre 的信件,Sylvia 致 Amelia)** 在 Fraser 等人的努力下,Sylvia 的下落最終被確定。
救援行動在極危險和緊迫的情況下展開。作者在這裡描寫的營救過程(利用繩索和籃子在屋頂之間穿越)充滿了戲劇性,體現了 Fraser 的勇敢和機智。Sylvia 在被救出時的恐懼和欣喜,以及意外發現 Misery 的背叛,都讓這個場景充滿了情感張力。 獲救後的 Sylvia 被帶到了英國人駐 Muxadabad 的 Agency。緊接著,歷史的巨輪以驚人的速轉動。Colonel Clive 率領的英軍與 Nawab Surajah Dowlah 的軍隊在普拉西(Plassey/Palassy)展開了決定性的戰鬥。這場戰役以英國公司的戲劇性勝利告終,這在很大程上歸功於 Nawab 軍隊中的關鍵人物(包括 Meer Jaffier 和 Roydoolub)的背叛,這正是 Mr. Watts 和 Omichund 等人秘密策劃的結果。Plassy 戰役不僅為英國人報了加爾各答之仇,也為他們最終控制孟加拉奠定了基礎。Sinzaun 在戰鬥中被 Fraser 的部下 Sergeant Jones 擊傷(作者留下了他是否死亡的懸念)。
在 Cutwah 休養期間,Fraser 因戰鬥中受傷而得以與 Sylvia 共時光。這段時期,兩人的關係在經歷了生死考驗和誤解後得以深化和鞏固。通過 Sylvia 的信件,我們了解到她與 Fraser 之間關於他們之間情感的坦誠對話(之前被 Fraser 的「Araminta」策略和 Sylvia 的矜持所阻礙),以及他們對彼此的深刻理解和信任。Dr. Dacre 的信件則從一個旁觀者的角描述了 Sylvia 和 Fraser 結婚的場景,以及兩人在看似矛盾的性格下是如何互相吸引和扶持的。 回到加爾各答後,Sylvia 不僅重新融入了倖存的歐洲人社交圈,也面對了一些舊的恩怨。她的繼母 Mrs. Freyne 迅速再婚,嫁給了 Captain Bentinck,並試圖霸佔 Sylvia 父親的遺產。Mrs. Bentinck 的刻薄和指責反而激發了 Sylvia 的反擊,她不再是那個容易被嚇倒的寄宿學校女孩,而是在經歷了磨難後變得更加堅強和自信。Mrs.
Watts)的行為、品格和選擇如何影響了他們的個人命運,甚至在一定程上與歷史大事件產生了微妙的互動(如 Captain Colquhoun 被忽視的警告,Sylvia 的求救信可能對 Fraser 救援行動的影響)。命運是強大的,但個體的勇氣和正直依然具有價值。 2. **殖民社會的道德景觀:** 作者透過對加爾各答歐洲人社會的描寫,呈現了一個道德複雜甚至扭曲的環境。對財富的貪婪、對權力的追逐、社交圈的虛榮和刻薄,與部分角色的正直、榮譽感和同情心(如 Captain Colquhoun, Mr. Watts, Dr. Dacre)形成鮮明對比。普拉西戰役中的背叛行為(Meer Jaffier, Omichund)和英軍方面對 Omichund 的欺騙則進一步模糊了道德界限,呈現了殖民擴張中「目的證明手段」的殘酷邏輯。 3. **女性在歷史和社會中的處境:** Sylvia 作為一個在婚姻市場中被「運輸」和「估價」的女性,她的經歷突顯了當時女性在父權社會下的被動地位。然而,她在面對囚禁、威脅和絕望時所展現出的堅韌、智慧和道德勇氣,則超越了時代的限制,呈現了女性在困境中的強大生命力。
書信視角再次切換,Dacre 和 Fraser 從不同角記錄了救援過程和他們的婚姻,揭示了之前的誤解。最後,Sylvia 回到加爾各答,以她的視角記錄了普拉西戰役的後續,倖存者的處境,以及她與 Fraser 之間的和解。結局回到了Sylvia的筆下,帶來一種塵埃落定的感覺。 總的來說,結構從單一視角(Sylvia 的旅程)擴展到多視角(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再匯聚回中心人物(Sylvia 的獲救與婚姻),形成一個螺旋上升的敘事。每個章節(或章節組)都推進了故事和人物情感的發展,同時也加深了對時代背景和人物品格的理解。 **現代意義:** 儘管設定在遙遠的十八世紀,但《Like Another Helen》所探討的一些主題依然具有現代意義。 1. **「黑洞」的歷史與記憶:** 書中對加爾各答陷落和黑洞事件的描寫,雖然可能帶有當時英國人的視角,但它呈現了戰爭和衝突中個體的脆弱和集體的恐懼。這促使我們思考歷史事件的敘事權力,以及不同視角下的歷史記憶。 2.
**權力、貪婪與正直:** 故事中對英國公司內部腐敗、領導無能以及殖民者對財富的無盡追求的描寫,與 Captain Colquhoun, Mr. Watts 等少數堅持原則的人形成對比。這提醒我們,無論在哪個時代或體系中,對權力和金錢的貪婪都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而正直和責任感的重要性不應被忽視。 3. **女性的韌性與自主:** Sylvia 的經歷是女性在被動環境下爭取自主和尊嚴的縮影。她在極端困境中展現的智慧和反抗精神,對於現代讀者而言依然具有啟發意義。 4. **跨文化交流與誤解:** 故事中呈現的英國人、人、法國人、蘭人之間的互動,以及各種刻板象和偏見,反映了跨文化交流的複雜性。即使是善意的行為也可能因為文化差異或私心而產生誤解或被利用。 這部小說不僅是一扇窺視十八世紀英國在生活的窗口,也是一部關於勇氣、正直以及個人在動盪時代中如何堅持自我的故事。透過阿弟我的「光之萃取」,希望能讓更多朋友看到這部作品中閃爍的光芒。
身為光之居所的一份子,雨柔很樂意為您啟動「光之對談」約定,與奧古斯都·J·C·哈爾先生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深交流,探討他的作品《Sketches in Holland and Scandinavia》。 *** **書籍與作者介紹:** 《Sketches in Holland and Scandinavia》是英國旅行作家奧古斯都·J·C·哈爾(Augustus J. C. Hare, 1834-1903)於1885年出版的一本旅行速寫集。哈爾以其詳盡的旅行指南和回憶錄聞名,他擅長結合歷史、藝術、建築與個人觀察,為讀者呈現特定地點的風貌。他的寫作風格細膩,注重細節描寫和歷史典故的引用,但也常流露其鮮明的好惡。這本書記錄了他旅經蘭、丹麥、瑞典和挪威的見聞與感受,提供了19世紀末斯堪地那維亞和低地國家的一瞥。與他更為廣泛、卷帙浩繁的《行在羅馬》(Walks in Rome)等指南不同,這本書更像是一系列個人的旅行隨筆,捕捉了旅途中的特定象、歷史殘跡以及與當地人和文化的互動。
這本書是理解這位維多利亞時代後期旅行作家視角及其對北歐和象的寶貴文本。 **場景建構:** 【光之書室】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深色的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木材,書架上排滿了裝幀各異的書籍。角落裡,一張厚重的木桌旁,奧古斯都·J·C·哈爾先生正端坐著,約莫五十出頭的年紀(書出版於1885年),面容輪廓清晰,留著那個時代常見的整潔鬍鬚,眼中閃爍著細微的光芒,那是一種觀察者特有的銳利與思索。他穿著筆挺的深色外套,一疊泛黃的文稿和一本打開的《Sketches in Holland and Scandinavia》擺在他面前。 我——雨柔——輕輕在桌子另一側落座,陽光映亮了哈爾先生的側臉,也照亮了他手邊稿紙上的墨跡。書室裡只有偶爾輕柔的翻頁聲,以及光束中塵埃緩緩飛舞的沙沙聲,營造出一種凝結了時間的氛圍。 雨柔:哈爾先生,感謝您願意撥冗,在您的書室裡與我進行這場對談。
它們不是深入的研究,只是旅途中的一些觀察與象,希望能將那份美好傳達出去。 雨柔:書中您對蘭的描述開篇提到,您和大多數旅客一樣,期待著看到提尼爾斯(Teniers)和杜(Gerard Dou)畫作中那樣的生活。您在布雷達(Breda)最初感到失望,但在多特雷赫特(Dortrecht)又找到了類似威尼斯的水道氛圍。這種期待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以及隨後在多特雷赫特體驗到的熟悉感,對您的觀察有什麼影響? 哈爾先生:一開始的失望確實存在。提尼爾斯和杜的畫作描繪的是特定的鄉村或市民生活,充滿細節與色彩。在布雷達,我看到的首先是開放的荒原、矮小的松樹林,然後是厚樹籬環繞的田野,直到城市的塔樓出現。進入城鎮後,雖有彎曲的街道和色彩多樣的房屋,但與心中的圖像仍有差異。然而,多特雷赫特的水道確實喚起了對威尼斯的回憶,儘管少了那種光芒四射的大氣和變幻的波光。它讓我看到了畫作中那種房屋直接從運河邊緣升起的景象。這種對比提醒我,藝術捕捉的是生活的一個面向或一個瞬間,而現實總是更為複雜和多樣。我在旅途中學會更貼近當下所見,而非僅僅套用預設的濾鏡。
雨柔:您對人物的描寫很有趣,您提到在布雷達,兩位戴高帽、金耳環的老婦人透過行動(指路)而非語言幫助了您,您也觀察到蘭的小鎮居民似乎不說其他語言。而在米德爾堡(Middleburg),一位衣著體面的男孩在指路後卻索要報酬,讓您覺得「在蘭,無論貧富,無人會不求回報地施以善意或禮貌!」這些觀察似乎刻畫出一種特定的人文氛圍。您如何看待這種在旅途中遇到的、有時讓人意外的人際互動? 哈爾先生:這確實是旅途中一個顯著的象。我在寫作時盡量呈現具體的場景和行為。布雷達的老婦人,她們的幫助雖然無言,但透過她們的肢體動作和臉上關切的神情,意圖是明確的。米德爾堡的男孩則直接表達了他的目的。這種坦率或者說直接索求,在我們習慣了含蓄或期待無需回報的善意時,確實會造成一種「意想不到」的感覺。這並非帶有道德判斷,而是純粹記錄下當時的情境和由此產生的對當地人行為模式的觀察。它成為了那個地方在我記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一種特定的「蘭式」互動方式的體現。這種種細節,構成了我在書中描寫人物時,希望能讓讀者自己去體會他們性格的方式。我提供事實:她們指路,他索要報酬。讀者可以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
雨柔:您在蘭的記述中,詳細描繪了澤蘭(Zealand)地區與海鬥爭的歷史和現狀,以及築堤工程師(waterstaat)的重要性。這部分讀來令人驚嘆,彷彿聽到了警鐘,看到了人們 Rush to the rescue 的情景。這種人類與自然力量持續對抗的故事,在您的旅行中佔據了怎樣的位置?它是否影響了您對蘭這個國家的整體感受? 哈爾先生:這場與海洋無休止的搏鬥,無疑是蘭這個國家最為核心的特徵之一。它不僅僅是地理上的現實,更是塑造了蘭民族精神和社會結構的關鍵因素。每當我看到那些廣闊的圩田(polders),想像著六個月無人照管便會重新沉入海底的景象,我便對蘭人民的堅韌和毅力充滿敬意。水務工程師的警惕、堤壩的結構細節、警鐘的響起以及全民奔赴救援的畫面,這些都遠比博物館裡的畫作或教堂的建築更能觸動我對這個國家的理解。這場鬥爭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土地的利用到房屋的建造,甚至可能影響著人們的性格。是的,這場與海的「戰鬥」深深影響了我對蘭的感受,它讓這個低於海平面的國家擁有了非凡的生命力。
這句話精準地概括了蘭存在的本質。 雨柔:關於蘭的城市,您對鹿特丹的評價非常直接,稱其為「我們去過的最可憎的地方——巨大、污穢,而且不是很漂亮」。這與您對海牙(The Hague)「最令人愉快的小首都」的讚美形成了鮮明對比。能否請您深入談談,是什麼讓鹿特丹給您留下了如此負面的象?是與海牙的哪些特質讓後者如此吸引您? 哈爾先生:鹿特丹確實讓我感到不適。它的巨大體量、隨處可見的髒亂,以及那種缺乏整體美感的景象,都與我旅行中尋求的那種歷史韻味和視覺和諧相去甚遠。街道被運河縱橫交錯,船隻頻繁穿過橋梁,交通顯得雜亂無章。而大教堂(Groote Kerk)的內部,被描述為「可怕」,部分用於世俗用途,這種對神聖空間的處理方式,也與我個人對歷史建築的尊重感受相悖。 相比之下,海牙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體驗。它保留了「歐洲最大村莊」的魅力,沒有阿姆斯特丹或鹿特丹那樣的喧囂和擁擠。海牙的城市規劃更有皇家氣派,公園和花園環繞,寬闊的街道通往古老的市中心。維弗湖(Vijver)的景色令人驚艷,賓內霍夫(Binnenhof)宮殿從水中升起的畫面充滿了意想不到的詩意。
雨柔:您在書中詳細記錄了蘭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發生地,比如多特會議(Synod of Dort)的背景和後果,以及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在代爾夫特(Delft)遇刺的整個過程,包括兇手的下場。您甚至追溯到更早的歷史,比如卑爾根奧普佐姆(Bergen-op-Zoom)的著名圍城、澤蘭的多次被淹。這種對歷史事件和人物命運的關注,如何融入您的旅行體驗和寫作之中?您是如何將這些歷史線索與眼前的景象聯繫起來的? 哈爾先生:作為一個旅行作家,我深信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是理解其當下的關鍵。當我身處多特雷赫特,看到那座曾是多特會議見證者的建築時,腦海中便會浮現1618-19年那場神學與政治鬥爭的畫面:加爾文派和阿民念派的辯論、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和倫巴特·胡格貝茨(Rombout Hoogerbeets)的命運、以及范·奧爾登·巴內維爾特(Van Olden Barneveldt)的悲劇結局。這些歷史故事賦予了這個地方靈魂。 在代爾夫特,當我站在聖阿加塔修道院(Convent of S.
您認為蘭黃金時代的繪畫,尤其是肖像畫和風俗畫,如何反映當時蘭的社會和文化特徵?您對「風景畫」和「村莊生活場景」似乎評價不高,認為它們「很少令人愉快,常常粗俗,從未提供任何昇華或值得回味的西」,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哈爾先生:蘭黃金時代的藝術確實是一個巨大的寶庫。肖像畫,如拉韋斯泰因(Ravesteyn)筆下的沉默者威廉,或范德赫爾斯特(Bartholomew van der Helst)的《火槍手宴會》(Banquet of the Musqueteers),不僅僅是人物的物理再現,它們捕捉到了那個時代的社會階層、服飾、集體生活以及個體的精神面貌。它們展現了市民階層的興起,他們的自豪與繁榮。杜的《年輕女管家》則以驚人的細節描繪了中產家庭的日常生活,那種對物質世界的精確捕捉,本身就體現了當時社會的價值觀。 至於風景畫和村莊生活場景……或許是我的個人偏好使然,或者說,我在旅途中已經見到了太多的原始場景——那些「剪過的樹籬、沙路、堤壩和小屋」,以及「美妙地執行出來,但當你對原作看夠了時,似乎不值投入的巨大時間和勞力」的牛、豬和家禽。
雨柔:離開蘭,您轉往丹麥,並描述了空氣的變化和哥本哈根(Copenhagen)獨特的北歐氛圍。您特別讚賞了托瓦爾森博物館(Thorwaldsen Museum)和羅森堡宮殿(Rosenborg Palace)。托瓦爾森先生的作品和他的個人生平如何吸引您?羅森堡宮殿中的皇室遺物,尤其是那些「載著新鮮鮮花的棺木」和「三個銀獅子」,如何讓您感受到丹麥歷史的浪漫與獨特之處? 哈爾先生:從蘭到丹麥,確實感到了一種氛圍上的轉變。空氣變得更加清澈、振奮人心,彷彿義大利冬季特拉蒙塔納風(tramontana)吹過之後的清爽。哥本哈根給我的感覺是充滿了北方的傳奇與浪漫。 托瓦爾森博物館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地方。托瓦爾森先生從一個船頭雕刻師的兒子,通過天賦與努力成為享譽歐洲的雕塑大師,他的故事本身就很動人。博物館將他的作品與他的個人遺物收藏在一起,彷彿一個聖地。特別是那些基於古典和宗教題材的作品,如《墨丘利》(Mercury)和《基督大廳》(Hall of Christ)中的使徒雕像,展現了一種宏偉與神聖之美。
每一間房間都於一位君主,陳列著他們的遺物。從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的服裝和生活用品,到那些更近代的國王和王后。這些物品,如婚禮服、日常衣物,都縮短了時間的距離,讓我感覺與這些歷史人物更為接近。尤其是那些被稱為「大貝爾特、小貝爾特和海峽」的三個銀獅子,它們在所有君主的葬禮上都出現,伴隨靈柩前往羅斯基勒(Roeskilde),然後返回宮殿。這個習俗既莊重又帶有一絲奇幻色彩,讓我想起了民間傳說和神話。而那些載滿新鮮鮮花的棺木,則體現了丹麥人民對其皇室成員的深厚情感與記憶的延續。羅森堡宮殿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親密的歷史體驗,充滿了故事性和人情味。 雨柔:您在丹麥和瑞典部分,大量引用了古老的民謠和神話故事,如丹麥的克努特四世(King Canute IV)、福爾克爾·洛曼森(Folker Lowmanson)和達格瑪王后(Queen Dagmar)的民謠,以及瑞典的奧丁(Odin)、托爾(Thor)、弗雷亞(Freya)的神話,甚至還提到了雷格納爾·洛德布羅克(Ragnar Lodbrok)進入瓦爾哈拉(Valhalla)的渴望。
達格瑪王后的故事,她臨終前對丈夫的請求和對唯一「罪過」(週日縫製袖子)的懺悔,呈現了一種樸實而深刻的宗教觀念和生活態。福爾克爾的故事則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騎士精神、愛情與悲劇。 而在瑞典古烏普薩拉(Old Upsala)的奧丁、托爾、弗雷亞的神話,則將我帶回了更為遙遠、更為原始的時代。這些神祇的故事,他們的權能、他們的命運觀(如雷格納爾對瓦爾哈拉的渴望),塑造了古代斯堪地那維亞人的宇宙觀和英雄氣概。即使在我旅行的時代,這些故事仍以民謠的形式流傳,被普通民眾所知曉。這說明它們在人們的意識和情感深處依然有其位置,影響著他們的價值觀和對世界的理解。它們為眼前的風景——烏普薩拉的古老墳塚、哥本哈根的龍塔——增添了一層神秘和歷史的厚重感。我的寫作試圖將這些古老的聲音重新帶入現代讀者的視野,讓他們意識到,這些國家的現在,是與其深厚的、充滿傳奇的過去緊密相連的。 雨柔:您對瑞典的評價是「不美麗,但很漂亮;如果一切不那麼相似,它會非常漂亮」。您特別提到了索爾納(Surrey)般的地貌、連綿的松樹林和閃閃發光的小湖泊。
然而,當我進入斯德哥爾摩這樣的城市,儘管其現代部分的建築可能缺乏歷史韻味,但城市的地理位置——坐落在馬拉爾湖(Lake Malar)與波羅的海之間的一系列嶼上——卻是無與倫比的。水的存在,蒸汽遊艇的穿梭,海鷗的飛翔,以及遍布城市的小型公共花園,這些元素共同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充滿活力的氛圍。即使建築本身可能不盡如人意,但城市與水的關係,人們在戶外空間的活動,這些都構成了它獨特的魅力。 在寫作時,我試圖先呈現這種宏觀的「相似性」,作為讀者對該地區的整體象基礎。然後,再深入到具體的城市或地點,用細節描寫它們獨有的元素:斯德哥爾摩的水道交通和港口景象、烏普薩拉古老的墳塚和教堂、格里普斯霍爾姆(Gripsholm)城堡及其在湖中的倒影。通過這種方式,我希望能既傳達出瑞典風景的普遍特徵,又不失對那些真正獨特之處的捕捉。這是旅行寫作的挑戰,也是樂趣所在。 雨柔:您在書中描寫了許多旅途中的插曲,比如在蘭屢次遭遇的食物不便,在瑞典因語言不通而搭錯船的經歷,以及在挪威馬車輪子脫落的意外。這些看似與風景、歷史無關的小事,為何會被您納入旅行速寫中?
蘭遇到的餐飲不便,尤其是中午時分難以找到用餐的地方,這或許是小事,但它反映了當地旅店的經營模式和旅行者需要適應的地方。瑞典搭錯船的經歷,雖然是個小小的冒險,卻也展現了語言不通可能帶來的幽默和意外。挪威馬車的輪子脫落,不僅增加了旅途的戲劇性,也提供了一個展現我如何應對突發情況的機會(儘管是第一次學習駕馭馬匹)。 這些細節或許微不足道,但它們共同構成了旅行的「肌理」。它們提醒讀者,旅行並非總是順遂和充滿浪漫,但也正是在這些不完美和意外中,旅行者才能更深入地體驗當地的生活方式、人民的反應,以及旅途本身的不可預知性。它們讓故事更加生動、真實,也讓讀者更容易產生共鳴。這些「小插曲」就像畫布上的筆觸,雖然不像主要景物那樣醒目,但它們讓整幅畫更加豐富和完整,也符合我希望引導讀者「自行體會」的原則——透過這些細節,讀者可以感受到旅途的真實甘苦。 雨柔:最後,關於挪威的特隆赫姆(Throndtjem)及其聖奧拉夫(S. Olaf)大教堂,您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稱其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之一」,並詳細講述了聖奧拉夫的傳奇故事。
是什麼讓特隆赫姆在您的旅程中留下了如此深刻、甚至可以說是神聖的象?這種「美」與「傳奇」、「日常情感」的結合,是否正是您在旅行和寫作中最想捕捉的元素? 哈爾先生:特隆赫姆確實是旅途中的一個高潮,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它的美不僅僅是地理上的——峽灣柔和的晨光、山脈精緻的輪廓、水中的倒影——更是歷史、信仰和人情的結合。聖奧拉夫的故事,從一個海盜到國王,再到受難與封聖,他的傳奇與這座城市緊密相連。這座教堂,作為斯堪地那維亞基督教的搖籃,承載著無數的歷史與傳說。 而教堂墓園的景象,更是深深觸動了我。那些由逝者家庭精心照料、鮮花常新的墳墓,以及坐在墓碑旁陪伴逝者的身影,展現了一種跨越生死的、溫暖而持續的情感連結。這遠比冰冷的墓碑更具生命力,體現了挪威人民對家庭、對記憶的珍視。 至於挪威人民與皇室之間的關係,那種樸實、直接的親近感(用「Du」稱呼索菲王后),在其他國家是難以想像的。它不是遙遠的敬畏,而是一種家庭成員般的關愛與期望。這種情感與聖奧拉夫的傳奇、教堂的美、風景的壯麗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充滿人情味的「美」。 是的,您說得很對。
這種「美」——它不是純粹的視覺美,而是包含歷史的深、信仰的力量、傳奇的色彩、以及最為重要的、人與人之間真實情感的交織——這正是我在旅行中不斷尋找,並在寫作中努力捕捉的元素。特隆赫姆將這一切完美地呈現出來,因此它在我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甚至可以說是神聖的象。這種結合,讓一個地方不僅僅是一處景點,而是一個有靈魂、有故事、充滿生命力的地方。 雨柔:非常感謝哈爾先生今天與我分享您在蘭和斯堪地那維亞旅行的深刻見解和難忘經歷。您的速寫不僅是一份旅行記錄,更是一份對歷史、文化和人情的真誠探索。 哈爾先生:能與您交流,並藉此機會重溫那些時刻,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希望這些「速寫」能像它對我一樣,為閱讀它的人帶來一些愉悅與啟發。
這項約定的目的,是深入剖析文本的核心思想、知識體系與時代價值,並注入我們的獨特視角,打造一份兼具深與啟發性的報告。 卡耶塔諾·柯爾·伊·托斯特博士(Dr. Cayetano Coll y Toste, 1850-1930)是波多黎各歷史學、人類學和民俗學的先驅人物。他不僅是醫生和記者,更是西班牙皇家歷史學院的通訊院士,致力於爬梳波多黎各嶼深遠的歷史根源。這部寫於1897年、出版於1907年的《Prehistoria de Puerto-Rico》,是他對嶼原住民歷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此書誕生於一個時代轉折點:西班牙殖民統治即將結束,美國影響力正在擴大。柯爾·伊·托斯特在書中運用了當時最新的地質學、古生物學、人種學和語言學理論,結合歷史文獻和考古發現,試圖重建一個被殖民歷史掩蓋的原住民文明圖像,為波多黎各的國家認同尋找更深層的基礎。 柯爾·伊·托斯特的寫作風格嚴謹細緻,富有學術性。他廣泛引用早期編年史家的記錄(如拉斯·卡薩斯、奧維耶多、佩德羅·馬蒂爾等)和當時科學家的研究(如洪堡、庫維耶、莫蒂萊等),並結合自己的實地考察和個人收藏的考古文物。
他擅長比較分析,將波多黎各原住民與加勒比海其他嶼以及南美、北美大陸的原住民進行對比,以論證自己的觀點。他的思想深受19世紀末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試圖將人類文明的發展納入一個循序漸進的演化框架,並應用到對波多黎各原住民社會階段的判斷上(如新石器時代)。儘管是歷史著作,他運用地質學和古生物學證據來探討嶼與大陸的連接,體現了跨學科的研究視野。書中也體現了對當時學術爭議的參與,例如美洲原住民的起源、梅毒的來源、以及加勒比海嶼原住民的語言分類等。 本書的核心觀點可以精準提煉為以下幾點: 1. **安的列斯與美洲大陸的地質聯繫:** 作者主張,包括波多黎各在內的大安的列斯在過去地質時期(尤其第三紀晚期)曾與美洲大陸相連。他引用平行山脈的理論,並特別強調古生物學證據,如在古巴和聖多明哥發現的大型史前哺乳類化石(如大地獺、馬)以及在波多黎各發現的鯊魚牙齒化石(被誤稱為「石化舌頭」),證明陸橋的存在。他還觀察到嶼海岸線的斷裂跡象,歸因於第三紀晚期或第四紀早期的劇烈地質變動,而非單純的水流侵蝕,這也導致了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的形成。
這點雖然基於早期的地質學認識,但在當時為嶼原住民來源提供了合理的地理前提。 2. **波多黎各原住民的南美起源:** 柯爾·伊·托斯特堅定地反駁了原住民來自北美或嶼獨立起源的觀點,認為他們主要源自南美大陸的阿魯瓦卡(Arawak)部落。他引用大量語言學證據,比對波多黎各、海地、古巴等嶼地名、動植物名、物品名以及少量詞彙,與南美大陸阿魯瓦卡、加利比、瓜拉尼等語系的詞彙,發現顯著的相似性。他認為,嶼阿魯瓦卡語(第安-安的列斯語)與大陸阿魯瓦卡語系存在語源學聯繫,並指出加勒比人也承認其大陸起源(加利比人)。他分析了阿魯瓦卡人從奧里諾科河及亞馬遜河流域向北遷徙,逐步佔領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沿海,再透過獨木舟進入安的列斯的歷史進程,並認為波多黎各原住民是較早遷徙、已失去大陸記憶的阿魯瓦卡後裔。 3. **波多黎各原住民社會:新石器時代的定居農耕文明:** 作者認為,西班牙人抵達時的波多黎各原住民(博里凱尼奧人)已擺脫遊牧階段,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磨製石器時期)的定居農耕社會。
**原住民的宗教信仰:擴散性萬物有靈論:** 柯爾·伊·托斯特認為,波多黎各原住民擁有宗教信仰,於「擴散性萬物有靈論」(animismo difuso)。他們崇拜自然界的神靈(如與山脈、海洋、颶風相關的神),並將其具象化為偶像(zemís),這些偶像有動物形、人動物結合形及人像形,反映了崇拜從動物崇拜過渡到擬人化的過程。他辨識出嶼的善靈(尤基玉 Yukiyu,與盧基約山和木薯相關)和惡靈(胡拉坎 Juracán,與颶風相關)的觀念,以及崇拜場所(簡單的房屋或洞穴)和儀式(如鼻吸菸草粉末 cohoba)。他強調,原住民宗教觀念是模糊和原始的,不能理解絕對唯一的上帝,但已具備善惡觀念和對超自然力量的敬畏。 5. **語言的碎片與語源學重建:** 儘管第安-安的列斯語系已失傳,作者通過蒐集編年史家、傳教士筆記中記錄的零星詞彙、地名、人名等,結合後世旅行家和語言學家的研究,嘗試重建其語音特點和語系聯繫。他指出其語言富有元音、語氣柔和,具有黏著語和多式綜合語的特點。
本書的章節架構清晰,從宏觀到微觀: * 第一章和第二章從地質學角探討安的列斯和波多黎各的形成及與大陸的聯繫。 * 第三章轉入史前史,介紹考古學研究方法和波多黎各的考古發現,初步定位原住民的社會階段。 * 第四章和第五章從人種學和歷史文獻出發,深入論證原住民的南美起源(阿魯瓦卡人),並區分阿魯瓦卡人和加勒比人,探討加勒比人的入侵及與西班牙人的互動如何導致原住民的滅絕。 * 第六章和第七章詳細描寫波多黎各原住民的體質特徵、社會結構、日常生活習俗和宗教信仰。 * 第八章聚焦於原住民的經濟活動(農耕、漁獵)和工業(石器、製陶、紡織)。 * 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專注於原住民語言,論證其同源性,並嘗試重建部分詞彙表。 《Prehistoria de Puerto-Rico》在當代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 **奠基性的嶼認同:** 柯爾·伊·托斯特的工作為波多黎各提供了一個深入的原住民歷史視角,挑戰了僅以西班牙或美國視角定義嶼的敘事,為波多黎各人的文化身份認同奠定了早期基礎。
* **重塑原住民形象:** 作者的論證有助於糾正將加勒比海原住民簡單化為「野蠻人」的刻板象,展現了他們在技術、社會組織和精神生活上的複雜性,儘管其描述受時代限制。 * **語言遺產的紀念:** 雖然語言已逝,作者的語言學研究保留了寶貴的詞彙碎片,提醒人們關注語言多樣性的喪失,並解釋了許多現代波多黎各地名和詞彙的來源。 總之,柯爾·伊·托斯特的《Prehistoria de Puerto-Rico》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它不僅系統性地整理和分析了當時關於波多黎各原住民的零散知識,更以其跨學科的視野和嚴謹的考證,為後世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並為波多黎各人民提供了連接遙遠祖先的文化紐帶。它是一份閃耀著光芒的歷史萃取,至今仍能啟發我們探索嶼深處的記憶與認同。 (此萃取報告約2950字)
這本書喚醒了我對於來自遙遠國「抵達」與「傳統」的思考,就像候鳥遵循古老的路徑來到這座嶼一樣。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來自光之居所圖書館,一本名為《Sint Nikolaas en zijn knecht》的書。這本書由一位蘭的作者 J. Schenkman (1806–1863) 創作,初版大約在1850年左右問世。那個年代,歐洲正經歷著巨大的變革,工業革命的齒輪轉動不停,蒸汽機和新技術改變著人們的生活與視野。Schenkman 先生在他的書中,用簡單押韻的詩句和搭配的插畫,記錄了一個在當時逐漸成形的兒童節慶習俗:聖尼古拉斯節。這本書在蘭兒童文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不僅是一本童書,更是定型了許多至今仍在這個節慶中被遵循的儀式和意象。 **作者深解讀:蒸汽時代的童心畫師** J. Schenkman,這位生活在19世紀中葉蘭的作家兼畫家,並非學院派的飽學之士,但他卻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和富有創造力的敘事者。他的寫作風格直接、明快,字句淺白且朗朗上口,顯然是為了年幼的讀者量身打造。他善於捕捉生活中的具體場景,並將其轉化為孩子們能夠理解和產生共鳴的畫面。
在《Sint Nikolaas en zijn knecht》中,他首次明確地描繪了聖尼古拉斯乘坐蒸汽船從西班牙抵達蘭的場景。這是對當時科技發展的直接反映,也讓遙遠的傳說故事與孩子們熟悉的現實世界連結起來。想像一下,在那個蒸汽船剛剛改變世界交通的時代,看到受人愛戴的聖尼古拉斯踏著新潮的蒸汽波浪而來,這對於孩子們來說該是多麼令人興奮和充滿想像力的畫面。 此外,Schenkman 在書中詳細描繪了聖尼古拉斯的助手(knecht)——書中提到他「dat zwart is van kleur」(顏色是黑的),並且是聖尼古拉斯不可或缺的幫手,負責搬運禮物、記錄孩子們的行為,甚至可能參與懲罰。雖然書中對這位助手的描述僅限於其膚色(在後來的傳統發展中,這膚色被解釋為鑽煙囪所致,但也衍生出複雜甚至帶有種族歧視意涵的形象,成為當代討論的焦點),但 Schenkman 無疑確立了聖尼古拉斯與其助手搭檔進行拜訪的基本模式。這種形象的塑造,雖然在當時可能只是單純的角色設定,但在歷史的長河中與蘭的殖民歷史和社會變遷糾纏在一起,產生了深遠且具爭議的影響。
他的這本書成為了無數蘭兒童認識聖尼古拉斯的啟蒙,確立了節慶的許多標誌性畫面,儘管其中一些元素在後世引發了持續的討論和批判。他是一位成功的文化傳播者,用圖文並茂的方式「雕刻」了一個深入人心的節慶形象。 **觀點精準提煉:獎懲分明與奇幻旅程** 從《Sint Nikolaas en zijn knecht》一書中,可以提煉出幾個核心觀點: 1. **聖尼古拉斯是權威且全知的獎懲者:** 文本反覆強調聖尼古拉斯能夠知曉孩子們的行為(「Sint Niklaas hoort alles, Hij luistert altoos!」「Wat hij niet gezien heeft, Vertelt hem zijn knecht.」),並將其記錄在書中。他根據孩子的表現進行獎勵(糖果、點心、書、玩具),同時也準備懲罰給予那些「stout」(頑皮、不聽話)的孩子(一根「roê」即樺樹枝,甚至被「stopten twee knaapjes Pardoes in zijn zak」即直接塞進袋子裡帶走)。這種設定清晰地傳達了一種道德規範:行為決定了你能否獲得獎賞,以及是否會受到懲罰。
這反映了19世紀蘭社會對道德、美德和慈善的強調,以及在一定程上對階級差異的溫和呈現。 這些觀點共同構築了這本圖書的核心訊息,它不僅僅是關於禮物和糖果,更是一個關於行為規範、道德教化以及一個超自然存在如何與人類世界互動的故事。 **章節架構梳理:從海上到屋頂,再到心靈深處** 雖然文本並非傳統章節小說,但其結構呈現出一個清晰的敘事流程,共16個詩歌片段(v1-v16),每個片段搭配一幅插畫,共同講述聖尼古拉斯的年來訪之旅。其結構可以梳理如下: 1. **序曲與抵達 (v1-v2):** * **v1 Aankomst van Sint Nikolaas (聖尼古拉斯的抵達):** 確立故事的起點——聖尼古拉斯乘坐蒸汽船從西班牙遠道而來,他的白馬和助手也一同抵達。核心概念:遠方的來客,現代交通工具的運用。 * **v2 Plegtige intogt van Sint Nikolaas (聖尼古拉斯的隆重入城):** 描寫聖尼古拉斯騎馬進入城市,受到民眾熱烈歡迎的景象。助手搬運著錢箱,人歡呼,鮮花飛舞。
核心概念:對弱勢體的關照,知足常樂的教育。 * **v15 St. Nikolaas bij Stoute Kinderen (聖尼古拉斯在頑皮孩子家):** 聖尼古拉斯將兩個頑皮的孩子塞進他的袋子裡。核心概念:對嚴重不端行為的最終懲罰,助手的參與(雖然詩句中只提聖尼古拉斯)。 5. **結束與離開 (v16):** * **v16 St. Nikolaas vertrekt (聖尼古拉斯離開):** 描寫聖尼古拉斯乘坐熱氣球(或通過某種方式)昇空離開,助手則坐在一艘小船裡顫抖。核心概念:旅程的結束,奇幻的離去方式,助手的形象對比(可能害怕)。 整個結構像是一場奇幻的年循環,從遠方的海上奇妙抵達,經歷城市中的物質準備與道德考察,深入到各個家庭和場所,最後以超現實的方式消失在地平線上,留下禮物與教訓,以及孩子們的期盼。 **探討現代意義:傳統的演變與反思** 《Sint Nikolaas en zijn knecht》雖然是170多年前的童書,但它塑造的許多元素至今仍是蘭和比利時聖尼古拉斯節的核心。
蒸汽船、白馬、紅衣主教的裝扮、巨大的禮物袋、記錄行為的書,以及最重要的——助手,這些都在不同程上延續了下來。然而,這本書的現代意義不僅在於其對傳統的奠基作用,更在於它引發的持續討論,特別是關於助手的形象——「黑彼得」(Zwarte Piet)。 書中對助手的描述僅限於「dat zwart is van kleur」。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可能只是基於煙囪污垢的聯想,或是對特定類型僕人形象的描寫,但隨著時間推移,這個形象被賦予了越來越多的元素,包括爆炸頭、厚嘴唇、戴耳環的形象,這些都與19世紀歐洲對黑人的刻板象和漫畫化描繪緊密相連。在一個逐漸認識到自身殖民歷史和種族歧視問題的現代社會,這個形象變得高爭議。許多人認為它帶有明顯的種族歧視色彩,要求改變;另一些人則將其視為無害的文化傳統,反對變革。 因此,Schenkman 的書在現代成為了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展示了傳統如何被創造、如何演變,以及如何在新的社會語境下面臨審視和挑戰。它提醒我們,即使是看似溫馨的兒童故事,也可能內嵌著歷史的痕跡和當時社會的潛在偏見。
這就像觀察上適應環境的生物一樣,有些特徵保留下來,有些則因環境變化而被淘汰或轉化。聖尼古拉斯的故事,就像一個不斷演變中的物種,展現著文化如何在時間中進行一場複雜的「適應性輻射」。 這本書最終以聖尼古拉斯搭乘熱氣球(或類似漂浮物)與船上的助手一同離開作結,這個畫面充滿了超現實的浪漫主義色彩,與蒸汽船的現實感形成對比。這或許是 Schenkman 在暗示,儘管運用了時代的新技術,聖尼古拉斯的本質依然是那個來自奇幻遠方的神秘來客,他的離去方式也要超越日常的範疇。 整理完這些思緒,上的光線已然透過窗戶,在木地板上拉出長長的斜影。遠處傳來一聲鳥鳴,清晰而嘹亮,像是對這篇關於遠方傳統的萃取報告的回應。這本書,這段歷史,就像是博物學家手中那些來自異域的標本,它們不僅僅是靜止的存在,更是活生生的故事,關於創造、關於演變、關於如何在傳統與變革的張力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 古典博物畫風格:以精細的線條和真實的色彩,描繪各種[題材]的形態和紋理。 強調科學的準確性和藝術的美感。 可以參考德國博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 (Ernst Haeckel) 的作品。
岸上模糊地站著迎接的人。畫面充滿了蒸汽時代的氛圍和抵達的期待感。 2. [水彩和手繪的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 描繪聖尼古拉斯騎著白馬,沿著一條鋪著鵝卵石的街道緩緩前行。他穿著華麗的紅色長袍。他的助手跟在馬匹旁邊,吃力地背著一個沉重的錢箱或禮物袋。街道兩旁的建築風格是19世紀蘭小鎮的樣子,窗戶裡和門口探出頭來張望的孩子和大人。畫面捕捉了遊行的熱鬧和助手的辛勞。 3. [水彩和手繪的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 描繪聖尼古拉斯和他的助手站在一家窗戶裡擺滿精緻糕點和薑餅人(taai taai poppen)的糕點店內。店主站在櫃檯後,微笑著。聖尼古拉斯指著一些糕點,助手則在一旁準備將購買的物品放入袋子或箱子。畫面上充滿了糖果的誘人色彩和店內的溫暖燈光。 4. [水彩和手繪的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 描繪聖尼古拉斯和他的助手站在一家老式書店內。書架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書籍。聖尼古拉斯手持一本書正在翻看,助手則望著書架,可能在尋找什麼。書店的光線柔和,空氣中似乎瀰漫著紙張的氣味。 5.
Schenkman與《Sint Nikolaas en zijn knecht》;蒸汽船與熱氣球:聖尼古拉斯交通工具的演變;聖尼古拉斯的助手形象分析:從文本到爭議;19世紀蘭兒童文學中的道德教化;聖尼古拉斯節的獎勵與懲罰機制;《Sint Nikolaas en zijn knecht》的敘事結構與插畫作用;富裕與貧困兒童在聖尼古拉斯故事中的對比;節慶習俗的演變:以聖尼古拉斯節為例;兒童故事中的社會反映;文化符號的創造與傳承;傳統在現代社會面臨的挑戰與反思;博物學家視角下的文化傳統演變;嶼觀察與遠方習俗的連結;通過文本理解19世紀中葉的蘭生活;閱讀舊書的體驗與其承載的歷史氣息}
她曾遊歷過冰、中、亞洲、非洲和美洲等地,並將她的旅行經歷寫成遊記。普法伊弗的遊記以其生動的文筆和對異國文化的細緻觀察而聞名。她的作品不僅為當時的歐洲人打開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也為後人研究19世紀的社會文化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 **觀點介紹** 《我的第二次世界之旅》分為四個部分,本文萃取的是第四部分,主要講述了作者在19世紀中葉遊歷美國的見聞。普法伊弗以一位歐洲女性旅行者的獨特視角,記錄了當時美國的社會風貌、文化習俗和自然景觀。她的描述既有對美國進步和活力的讚賞,也有對其社會問題和種族歧視的批判。普法伊弗的遊記為我們了解19世紀的美國提供了一個生動而多面的視角。 * **章節整理** * **第十八章:新奧爾良** 作者抵達新奧爾良,描述了這座城市的公共建築、酒店和法國市場。她 посетила о सार्वजनिक работорговле и выразила ужас по поводу бес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рабства. 她參觀了一個奴隸公開拍賣會,並對奴隸制的不人道表示震驚。
作者還提到了兒童的解放、史密斯堡、切羅基第安人、聖路易斯、高地以及農民的生活。她繼續前往皮平湖和聖克羅伊湖。 * **第二十章:聖保羅** 作者遊覽了聖保羅、聖安尼瀑布和毛皮獵人。她 описывает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почтовой карете, Стиллуотер и Сент-Круа. 她描述了乘坐郵政馬車的旅程,以及斯蒂爾沃特和聖克羅伊。作者返回加利納,並提到了美國人的耐心。她 посетила Чикаго, озеро Мичиган и Милуоки. 她參觀了芝加哥、密歇根湖和密爾沃基。作者還提到了地下鐵路、摩門教徒、蘇必利爾湖和第安人。她 посетила озера Гурон и Эри, а также Ниагара-Фолс-Виллидж. 她還參觀了休倫湖和伊利湖,以及尼亞加拉瀑布村。 * **第二十一章:尼亞加拉瀑布** 作者遊覽了尼亞加拉瀑布,並前往安大略湖和千
* **第二十二章:紐約周邊** 作者參觀了紐約周邊地區的公共機構,包括布萊克威爾和蘭德爾。她 посетила район Пять углов и совершила поездку в Бостон. 她參觀了五點區,並前往波士頓。作者收到了推薦信,並參加了馬薩諸塞州機械協會的宴會。她 посетила детский дом, тюрьму и Кембридж. 她參觀了孤兒院、監獄和劍橋。作者還 посетила Лоуэлл и вернулась в Нью-Йорк. 她還參觀了洛厄爾,並返回紐約。作者描述了選舉和告別美國。 * **第二十三章:抵達利物浦** 作者抵達利物浦,並前往聖米格爾。她 описывает Пунта-дель-Гада, странные старинные обычаи и Вилла-Франка. 她描述了蓬塔德爾加達、奇怪的古老習俗和弗朗卡鎮。作者還 посетила Ильхео и курорт Фурнаш с его горячими источниками.
她還參觀了伊列烏和富爾納什的溫泉假村。作者從聖米格爾出發,途經塔霍河口,最終抵達里斯本和英國。最後,作者在後記中總結了她的旅程。 希望您喜歡這份光之萃取。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或其他協助,隨時告訴我。 ![image](https://image.pollinations.ai/prompt/水彩手繪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描繪《Meine zweite Weltreise : Vierter Theil : Vereinigte Staaten von Nordamerika.》一書的封面,封面設計需體現1850年代的美國風情,並以作者Ida Pfeiffer的肖像作為主要視覺元素,書名和作者名需清晰可見,並註明出版年份1856。))
**作者深解讀:Hippolyt Julius Haas 教授** Professor Dr. H. Haas (1855-1913) 作為一位地理學家,在本書中展現了那個時代學者對自然與人文世界的細膩觀察與系統性整理能力。他的寫作風格兼具科學的嚴謹與文學的描繪,不僅提供數據和事實(如潮汐高、船隻數量、人口密),更能透過生動的筆觸(如初見北海的震撼、「灰色城市」胡蘇姆的描寫)引發讀者的想像與共鳴。 Haas 的思想淵源顯然紮根於 19 世紀末的地理學、地質學及歷史學研究,他廣泛引用同時代或稍早的學者著作(如 Otto Krümmel、Ludwig Meyn、Eugen Traeger 等),顯示他對前人研究的繼承與整合。他對海岸地貌形成(Watt、Marsch、Dunes)的解釋結合了地質過程與人類活動,對風暴潮的描述引用了大量歷史編年史,這些都體現了他跨學科的研究視角。 其創作背景處於德意志帝國崛起、工業化加速、航運貿易蓬勃發展的時代(書中多次提到德國艦隊、大型貨輪、港口擴建)。同時,海岸地區仍在與自然力量持續搏鬥,傳統生活方式與現代化並存。
介紹北海的普遍特徵(範圍、潮汐、溫、鹽),追溯地質歷史(從白堊紀到現在的形成與變化),詳述對海岸線影響至深的風暴潮(歷史記錄、發生頻率、毀滅性),以及概括陸地特徵(Geest, Marsch, Moor)和生活在其上的人民。這部分為讀者理解後續的具體區域奠定了基礎,突出了人與自然的宏大關係。 * **第二部分 (VI-XVI章):** 沿著海岸線進行詳細的區域導覽。從歷史概述(VI章)切入,然後由北向南、由西向依次介紹各個地區: * 北弗里西亞及什勒斯維希海岸(VII-IX章):描寫胡蘇姆、通德恩,以及呂姆、敘爾特、阿姆魯姆、福爾等嶼和哈利希的地理、風俗、歷史(特別是風暴潮帶來的變遷)。強調嶼的獨特性與脆弱性。 * 從艾德河到漢堡-阿爾托納的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西海岸(X-XI章):介紹該區域的馬爾施地貌、重要城鎮(伊策霍、格呂克施塔特等)以及因威廉皇帝運河而變化的布倫斯比特爾。重點聚焦漢堡-阿爾托納這對雙子城,詳述其港口發展(自由港、航運業)、商業活動、文化生活和歷史沿革。這部分展示了現代工業和貿易對海岸地區帶來的巨大轉變。
* 奧爾登堡和弗里西亞沿岸地區及弗里西亞(XVI章):涵蓋奧爾登堡公國的沿岸、雅德灣、弗里西亞的地理與城鎮(埃姆登、奧里希、諾登),以及構成屏障的弗里西亞(旺格奧格、施派克羅格、朗格奧格、巴爾特魯姆、諾德奈、于斯特、博爾庫姆)。詳細描述嶼的沙丘、海灘、澡堂文化和與大陸的交通。這部分完整呈現了從大陸到嶼的生態和人文景觀。 觀點呈現方式: * **案例佐證/細節描寫:** 作者大量使用具體例子來支持他的描述,例如描述風暴潮造成的損失會引用編年史家的數字和故事(Rungholt 的毀滅),介紹地理特徵時會引用具體的植物名稱(Queller, Binzenlilie),描寫城市時會提及具體建築、街道和人物。 * **數據呈現:** 雖非主要形式,但作者在討論航運、漁業、人口、土地價值等方面提供了具體的統計數據(如港口吞吐量、船隻數量、土地拍賣價格)。 * **對比與類比:** 透過對比不同地區(Marsch vs. Geest)、不同時期(昔日的繁華港口 vs.
**氣候變遷的警示:** 書中對風暴潮毀滅性力量的詳細記錄,以及海岸線在歷史上的巨大變遷(土地的消失與再生),為當代全球暖化和海平面上升背景下的海岸脆弱性提供了歷史維上的強烈警示。過去的災難經驗和應對策略(如堤壩建設的演進)對今天的海岸防護和管理具有參考價值。 2. **人與自然的共生與衝突:** 本書鮮明地展現了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如何持續與嚴酷的自然環境抗爭。這種「人定勝天」的意志(通過築堤、排水、填海造陸)在今天看來,既是人類韌性的體現,也引發對人類活動如何影響甚至加劇自然變化的反思。 3. **區域發展與全球連結:** 書中描寫了漢堡、不來梅等港口城市如何從地方性節點發展成為國際貿易中心,以及鐵路、運河等基礎設施如何改變區域景觀和經濟格局。這反映了在全球化進程中,地方如何被捲入並適應更大的經濟體系,這與當代區域發展的趨勢依然契合。 4. **文化遺產的價值:** 作者對當地風俗、建築、語言、人物的記錄,保存了許多已逐漸消逝的文化面貌。在現代化浪潮下,這些記錄提醒我們保護地方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並為理解一個區域的身份認同提供根源。 5.
此外,書中對於不同利益體(如農民與城市的貿易需求、不同地區對堤壩的責任)之間的潛在衝突雖然有所提及,但探討不夠深入,這是進一步理解該地區社會動態可以補充的維。 總而言之,《Deutsche Nordseeküste: Friesische Inseln und Helgoland.》是一部豐富而引人入勝的著作,它不僅是特定時期德國北海沿岸的快照,更蘊含了人與自然互動、歷史變遷、文化韌性等多重層面的深刻啟示,這些啟示至今仍能與我們產生共鳴,並指引我們思考未來的道路。 **線下配圖建議:** 1. 原書英文封面。 2. 描繪歷史上毀滅性風暴潮的畫作或圖片(例如Rungholt或1634年大洪水相關的藝術創作)。 3. 德國北海沿岸典型的海岸風光(寬闊的瓦特地、高大的沙丘、堅固的海堤)。 4. 傳統的弗里西亞農舍(Hauberg或Sachsenhaus)照片。 5. 歷史上(1900年左右)漢堡或不來梅港口繁忙景象的照片。 6. 哈利希的鳥瞰圖或生活場景。 7. 敘爾特或赫爾戈蘭獨特的懸崖或海灘地貌。 8. 描繪人們在瓦特地行走或趕海的場景。 9.
光之凝萃:{德國北海海岸地理; 弗里西亞歷史與地理; 赫爾戈蘭獨特地質與歷史; 北海風暴潮影響與歷史; 海岸地貌形成與演變(Watt, Marsch, Geest); 德國北海沿岸文化與民族; 港口城市發展與航運史(漢堡, 不來梅); 築堤防洪的人類努力; 區域經濟活動(漁業, 農業, 貿易); 傳統生活方式與現代化衝擊; 自然環境對人文性格的影響; 歷史變遷下的土地與人民; 德國北海旅遊業興起; 人與海的關係探討; 1900年代德國海岸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