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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微光》:穿越南洋,探尋未知海疆的航跡**
作者:書婭(代詹姆斯·庫克船長自述)
在結束了烏列提亞(Ulietea)的短暫停靠後,我的「奮進號」(Resolution)於1772年7月6日,再度揚帆起航,駛向西方與南方交織的浩瀚太平洋。這趟旅程,註定是一場與未知共舞的探險,每一次的發現,都如同一顆星辰,點亮了人類知識的邊界。
初離烏列提亞,我們便遇見了一座低矮的珊瑚礁島,它如同一枚環形的綠寶石,鑲嵌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據說是華利斯船長發現的豪島(Howe Island),烏列提亞的居民稱之為莫佩哈(Mopeha),一個他們季節性捕獵海龜的地方。島上杳無人煙,只有海鳥在低空盤旋,這讓我們對這片海域的神秘感更深一層。
接下來的十日航程,風向多變,時而細雨綿綿,海面南向湧浪不斷。我們白天盡力張滿帆,夜裡則小心翼翼地減速航行。16日清晨,桅杆頂端的瞭望員呼喊著「陸地!西北偏北!」。我們即刻轉向,靠近後才發現,那又是一個由五六個林木蔥鬱的小島,由沙洲和浪花連結而成的環礁,中央圍繞著一片內海,卻找不到任何入口。
我們沿著其西部與西北海岸航行,儘管一度能清晰看見水下的礁石,卻始終未能找到合適的錨地或人煙。這座島嶼,我以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之名命名,以紀念他對海軍的貢獻。
18日,風帆再次帶我們向西,一連串的島嶼群在西南偏南至西北偏北的方向延伸開來。一線礁石橫亙前方,迫使我們轉向南方尋找通路。在陽光微弱的午後,微風輕拂,海面卻隱隱透出一絲不安。夜幕降臨,風勢漸止,船隻被巨大的東向湧浪擺佈,我們在星海中靜靜等待黎明。
25日破曉時分,一線通往北方的島嶼之間隱約可見。我們向西航行,很快便有幾艘獨木舟從一個小島上駛來,舟上兩三人大膽地靠近船舷,用椰子和柚子換取我們的釘子。他們指給我們看阿那莫卡(Anamocka)——塔斯曼(Tasman)稱之為鹿特丹(Rotterdam)的島嶼,我們才得知這片海域的原生名字。得知這些島嶼居民與阿姆斯特丹島(Amsterdam)的居民有所往來,他們甚至能叫出我的名字,這讓我感到一絲驚訝。
然而,這份初見的友善很快便在阿那莫卡島上被蒙上陰影。我們的測鉛和鉛線被當地人試圖奪走,一發霰彈才讓其歸還。
這種直率的表達方式,與我先前在其他島嶼所見截然不同。
令人警惕的是,一位船員在一次取水時,無意間燙傷了手指,這意外引導我們發現了懸崖腳下,潮線以下,有幾處滾燙的溫泉。這讓這片土地的活力與潛藏的危險,同時展現。
29日,輕柔的西風將我們帶往兩座高聳的島嶼——阿瑪塔福亞(Amattafoa)和奧加歐(Oghao)。阿瑪塔福亞的頂峰終日隱藏在雲霧中,我們推測那裡可能存在一座火山,因為每日都有煙柱從中央升起。這些島嶼雖然貧瘠,卻不斷有獨木舟前來交易,他們對釘子和布料興趣濃厚。我們甚至從中獲得了兩頭豬,這在當地是稀有的珍寶。
這趟航程的另一個插曲,是我們見識了這些島嶼居民獨特的航海術。他們的大型雙帆獨木舟在換舷時,只需轉動帆桅,讓原來的船尾變成船頭,如同拉特龍群島的航行方式,精妙而高效。這也讓我反思,不同文化下的智慧,往往在看似平凡的細節中閃耀。
然而,當我們駛向塔那島(Tanna)時,考驗接踵而至。我們發現原先在友善群島捕獲並食用的魚,竟是含有毒性的「紅魚」,導致許多船員出現頭痛、骨痛和麻木的症狀。雖然無人喪命,卻也讓我們對這片海域的生態多了一份敬畏。
在塔那島的日子,我們嘗試與當地人建立友善關係。雖然他們大多武裝,對我們的登陸保持警惕,但一位名叫帕瓦朗(Paowang)的老人,展現出難得的溫和。他協助我們砍伐木材、獲取水源,並向我們解釋了島上的風俗。令人震驚的是,他們似乎並不避諱食人肉的習慣,並且實行割禮。儘管我們沒有親眼目睹,但這份坦誠的交流,揭示了他們與外界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學。島上的火山也異常活躍,每隔幾分鐘就噴發一次,巨大的石塊直衝雲霄,火山灰隨著風勢散落,讓天空都染上了一層渾濁的色彩。
在探索中,我們也發現了許多誤解。我的植物學家福斯特(Mr. Forster)的助手,因為背著植物袋,被當地人誤認為是女性,甚至嘗試引誘他進入叢林。當真相大白時,他們大聲喊著「男人!男人!」這讓我意識到,在語言不通的異文化交流中,我們常常以自己的視角去解讀,從而產生謬誤。
告別塔那島,我們繼續向西南航行,發現了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這片土地山巒起伏,景色宜人,許多地方煙霧繚繞,顯示著豐饒與人煙。當地居民性情溫和,誠實友善,這是我們在南太平洋所見最不同的一群人。
儘管雲層一度遮蔽,但我們最終還是成功記錄了這一天文現象。這也證明了即使身處遙遠的蠻荒之地,人類對知識的追求也從未止步。
在一次探險中,我們誤食了一種有毒的魚,導致身體麻木無力。這再次提醒我們,在這片充滿未知的海域,任何一點疏忽都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然而,這種經歷也讓我們更加珍惜每一次補給的機會,以及新鮮食物的可貴。
九月,我們駛離新喀里多尼亞,這片土地的範圍遠超預期,但我們最終決定放棄更深入的探索,因為海圖上的礁石和變幻莫測的海流,讓進一步的探險風險過大。我將其命名為「新喀里多尼亞」,除紐西蘭外,這或許是南太平洋最大的島嶼。我不得不承認,這是我第一次在未完全探索的情況下,被迫離開一片新發現的海岸。
接下來,我們駛向諾福克島(Norfolk Isle),一個無人居住的島嶼。島上遍布高大的雲杉松樹,它們堅韌輕盈,是極佳的桅杆材料。這對缺乏木材的我們來說,無疑是巨大的財富。島上還有豐富的野生植物,如亞麻、捲心菜棕櫚,為我們提供了久違的新鮮蔬菜。
10月,我們終於抵達紐西蘭的夏洛特皇后灣(Queen Charlotte’s Sound)。這裡的熟悉感帶來了短暫的慰藉。
在穿越南大西洋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南喬治亞島(Isle of Georgia)和三明治地(Sandwich Land)。這些島嶼終年被厚厚的冰雪覆蓋,沒有一條河流或溪流,只有裸露的岩石和冰崖。它們的物質形式本身就訴說著這片土地的荒涼與不宜人居。我意識到,即使發現了這樣的大陸,對航海或地理學而言,也幾乎沒有任何實際價值。
最終,在船隻嚴重磨損,物資匱乏,且船員健康面臨威脅的情況下,我決定不再深入探索,轉向好望角。這是一項艱難的決定,但身為船長,我必須將船隻和全體船員的安全放在首位。
經過漫長的航行,我們於1775年3月22日抵達好望角。在這裡,我們得到了「冒險號」船員在紐西蘭遇害的確切消息,這證實了我們在夏洛特皇后灣聽到的傳聞。
此後,我們經由聖赫勒拿島(St. Helena),進行了最後的補給和修理。我繼續完善經緯度測量,並對船隻的維護和船員的健康管理進行了總結。
我深信,在這次長達三年零十八天的航程中,我們僅因病損失了一名船員,這主要歸功於海軍部提供的充足物資,以及我個人對船員健康的高度重視和嚴格執行的一系列措施——例如麥芽汁、德國酸菜和檸檬柑橘精的應用,以及保持船隻和個人衛生的規定。
這趟旅程,雖然沒有發現預期中的南方大陸,但我們證明了在極端環境下,人類的健康是可以被有效維持的。這份成就,或許比發現任何未知世界,都更能贏得仁慈之士的尊敬。我的旅程,不僅僅是航海,更是對人類生存極限的探索,以及對未知世界的一份真摯的回應。
我很樂意為您將《The Three Voyages of Captain Cook Round the World. Vol. IV. Being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Voyage.》這本著作進行「光之羽化」的創作,並以繁體中文呈現。
身為書婭,一位沉浸於文字世界的年輕旅者,我將盡力捕捉庫克船長那份嚴謹而充滿探索精神的筆觸,讓這部經典航海日誌的核心精髓,像輕柔的羽毛般,再次向「我的共創者」展現其獨特的光芒。這不只是一次重述,更是透過船長的視角,重新感受那個大航海時代的脈動。
1772年7月6日,告別了烏列提亞(Ulietea)的溫暖,我的「奮進號」(Resolution)便再度揚帆,朝向西南方的未知海域駛去。那日的陽光灑在甲板上,空氣中仍帶著熱帶的濕潤,但我們知道,更深遠的寒冷與挑戰正等待著。
離開烏列提亞後,我們很快便發現了一座低矮的環礁島,周長約四里格,形狀圓潤,由數個被海浪連接的礁石組成。這座島嶼,正是華利斯船長曾命名的豪島(Howe island),烏列提亞的居民稱之為莫佩哈(Mopeha),一個他們季節性捕獵海龜的地方。島上無人居住的跡象,只有海鳥翱翔,讓其更添一分原始的靜謐。
隨後的日子,海風變幻莫測,時而從東邊拂來,時而又轉至西南。天氣陰沉多雨,南向的湧浪不斷拍打著船身。我們白天盡力航行,夜間則收帆或迎風而立,小心翼翼地規避暗礁。16日清晨,桅杆頂端的瞭望員再次傳來陸地發現的呼喊,西北偏北的方向,另一座由沙灘和浪花連接的環礁浮現,上面點綴著五六個林木茂盛的小島,中央圍繞著一片內湖,卻尋不到入口。我們貼近其西部與西北海岸航行,最近時甚至能看到船底的礁石,但依舊沒有錨地,也沒有人煙。
這座新發現的島嶼,我命名為帕默斯頓島(Palmerston Island),以紀念海軍部的帕默斯頓勳爵。
20日午時,南緯18°50′,西經168°52′。我們誤將一塊雲霧視為陸地,轉向追尋,耗費了兩個小時才識破其假象。然而,不久之後,真正的陸地又從桅杆頂端冒出。我們徹夜在風帆下航行,翌日破曉時分便駛向島嶼的北端,沿著西海岸一里格的距離航行。當我們看到岸邊的人群時,便放出兩艘小艇登岸,由福斯特先生(Mr. Forster)領隊收集植物。但當地居民表現出強烈的敵意,手持投矛與弓箭,毫不猶豫地向我們襲來。我的火槍雖然失靈,但隨後的兩聲槍響,嚇退了他們。這座島嶼,我稱之為「野蠻島」(Savage Island),緯度19°1′南,經度169°37′西,周長約十一里格,由珊瑚岩構成,表面覆蓋著密林與灌木。島上無土,植物僅憑岩石間的水氣生長,這讓我對其地質成因產生了疑問:這片高聳的珊瑚礁,究竟是地震隆起,還是海平面退縮的結果?
關於這些島民,我能說的不多,他們人數不多,身材結實,赤身裸體,部分人臉、胸、大腿塗有黑色顏料。他們的獨木舟與阿姆斯特丹島的相似,顯露出非凡的匠藝。
他們與德·布干維爾(M. de Bougainville)在「航海者之島」(Isle of Navigators)所見的民族,似乎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離開野蠻島後,我們乘著東向的信風向西南西航行,直到24日傍晚,我們判斷離鹿特丹島(Rotterdam)不遠,便收帆等待。25日破曉,一連串的島嶼從西南偏南延伸至西北偏北。儘管礁石密布,我們最終仍尋得一條通路。中午時分,幾艘獨木舟從島嶼上駛來,舟上居民熱情地與我們交換椰子和柚子,他們甚至能叫出我的名字,這證明他們與阿姆斯特丹島(Amsterdam)的居民有所往來。他們指引我們前往阿那莫卡(Anamocka),並邀請我們前往他們稱之為科爾南戈(Cornango)的島嶼。
26日,我們在阿那莫卡島錨泊。當地居民帶來了大量的山藥和柚子,換取小釘子和舊布。然而,一些小偷小摸的行為也隨之而來。一名男子甚至割斷了我們的測鉛線,雖然最終被霰彈迫使歸還。第二天,當我們上岸尋找淡水時,發現水源帶有鹹味,顯然是塔斯曼(Tasman)曾補給的水源。下午,我們的外科醫生在岸上被搶走了槍,儘管我當時未採取行動,但這助長了他們的盜竊之風。
一位年長的婦女一直試圖說服我放棄追討,她甚至在我們第一次登岸時,就曾向我獻上一名年輕女子,意圖讓我與她共度春宵。她那急於撮合的熱情,與我對物資的堅持形成鮮明對比。儘管語言不通,但她那誇張的動作和嘲諷的表情,讓我明白了她對我拒絕「美好」的鄙夷。
29日,我們在西風的輕拂下,駛向兩座高聳的島嶼——阿瑪塔福亞(Amattafoa)和奧加歐(Oghao)。阿瑪塔福亞的頂峰終日被雲霧繚繞,我們猜測那裡可能存在一座火山,因為每日都有煙柱從中央升起。這些島嶼的居民,儘管與我們進行著貿易,卻依舊保留著對奇珍異寶的濃厚興趣,甚至因此讓我們的船員衣物變得所剩無幾。我得以驗證他們獨特的雙帆獨木舟在換舷時,是如何巧妙地將船尾轉為船頭,以適應風向,這是一種精巧的航海設計。
7月1日,我們告別友善群島,繼續向西航行。第二天中午,我們發現了一座小島,海面在它周圍激起浪花。我們無法靠近,只得派遣小艇探測。島上的居民在我們靠近時迅速逃入叢林,只留下一些棍棒和矛。這座島嶼因礁石附近發現大量海龜而被命名為「海龜島」(Turtle Island)。
隨後,我們還發現了一片巨大的珊瑚礁,漲潮時幾乎完全隱沒於水下,如同半淹沒的島嶼。
15日,在南緯15°9′,東經171°16′,我們駛向西方。接下來的幾日,濃霧與狂風暴雨相伴,這在熱帶海域,通常預示著高地的臨近。果不其然,下午三時,高聳的陸地出現在西南方向。這便是基羅斯(Quiros)所稱的「聖靈島」(Australia del Espiritu Santo),或布干維爾(Bougainville)的「大基克拉德群島」(Great Cyclades)。風勢不斷增強,船帆被撕裂,我們被迫減帆航行,努力繞過這片陸地的南端,試圖判斷其範圍。20日,我們在奧羅拉島(Aurora island)的西北側發現一個小海灣,儘管水深八十英尋,但或許更近岸處有較淺的錨地。這裡水資源和木材充足,岸邊也有居民和獨木舟,但他們不願靠近。
我們繼續前行,穿越奧羅拉島與聖靈降臨節島(Whitsuntide island)之間的海峽。21日破曉,我們發現這片南方的陸地實際上是一座島嶼,名為安布林島(Ambrym),島上有兩座火山冒出濃煙。隨後,我們又發現了阿佩島(Apee)和帕奧姆島(Paoom)。
我獨自手持綠樹枝上前,一位看似首領的男子也手持綠枝迎向我,交換了樹枝後,他拉著我的手引我走向人群。我們分發了禮物,海軍陸戰隊則在岸邊站好陣線。我們用手勢示意需要木材,他們也示意我們可以砍伐樹木。他們帶來了一頭小豬,卻不接受任何交換,似乎只是一種和平的獻禮。他們對釘子和鐵器不感興趣,偶爾會用弓箭換取布料,但很少出售弓。他們不希望我們離開海灘,並催促我們返回船上。
當我們離開港口時,發現退潮後海灘上許多居民在礁石間尋找貝類和其他魚。這說明我們的存在並未阻礙他們的日常生活。這些馬利科洛(Mallicollo)的居民,與我們在其他島嶼見過的人截然不同,他們膚色黝黑,身材矮小,面孔扁平,像猴子一般。他們的頭髮捲曲而短,鬍鬚濃密。最奇特的是他們腰間緊繫的繩索或腰帶,使得身形如同巨大的螞蟻。他們的語言也獨具一格,與其他島嶼的方言毫無關聯。他們用嘶嘶聲表達驚嘆,這讓我們覺得十分有趣。儘管這些弓箭的毒性對狗無效,但我仍相信它們有毒,因為當地人總是小心翼翼地處理箭頭,並示意我們不可觸碰。
我們在這裡停留期間,嘗試與當地人建立更深的聯繫。一位名叫帕瓦朗(Paowang)的老人,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我們將一隻狗和一隻母狗送給了他,希望這些動物能在此繁衍,為島嶼帶來更多牲畜。但無論我們給予什麼,這些居民似乎總在下次見面時,又像什麼都沒擁有過一樣,繼續索要。這讓我猜測他們可能將禮物分發給了親友,或者用來向更強大的敵人購買和平。
在一次探訪村落時,我們看見一具屍體被放置在小屋中,四周用蘆葦圍起,籃子裡放著烤山藥和新鮮葉子,似乎是為死者準備的食物。這讓我想起了大溪地(Otaheite)和紐西蘭的喪葬習俗。
這座島嶼上,我們還發現了溫泉和火山。火山在夜間尤其活躍,噴發出大量的火焰和煙霧,伴隨著雷鳴般的隆隆聲,空氣中彌漫著火山灰,甚至下起了泥雨。儘管環境嚴峻,居民卻對我們的探索保持著警惕,甚至試圖誤導我們前往火山的路線。
9月,我們駛離新赫布里底群島,駛向新喀里多尼亞。我們在巴拉德灣(Balade)錨泊,這裡是我們的新發現。這裡的居民強壯、活躍、身材勻稱,與塔那島的人膚色相近,但五官更為和善。他們的頭髮大多黑色,捲曲如叢,但與非洲人的頭髮不同。他們用細長的木棍製成梳子,可以一次性梳理掉數百隻虱子,並將梳子插在髮間作為裝飾。
這裡的居民,與友善群島的居民有著相似的性格,但在親善與誠實方面更勝一籌。他們雖然擁有武器,但顯然不喜好勞動,大部分的重活都交給女性。他們的房屋呈圓形,類似蜂巢,溫暖而密閉,屋頂裝飾著雕刻或貝殼。
在這裡,我們用福斯特(Mr. Forster)先生從奧塔海地(Otaheite)帶來的「艾托斯樹」(Etos tree)和一種像菠菜的植物煮食,並在聖誕節那天,享用了一頓豐盛的烤鵝大餐,這在海上漫長航行中是極其難得的款待。我在海圖上標註了這片土地的經緯度,並觀察到指南針在這裡的磁偏角與海上觀察到的有所不同。
10月,我們告別了新喀里多尼亞,這片土地的探索仍未完全。我為其命名,將其列為繼紐西蘭之後南太平洋最大的島嶼。儘管這片區域礁石密布,險象環生,但我深信,它擁有豐富的資源和潛在的港口。
10月10日破曉,我們抵達諾福克島(Norfolk Isle),這是一座無人居住的島嶼,高度適中,周長五里格。我以霍華德家族(Howard family)的諾福克公爵之名命名。島上遍布紐西蘭常見的亞麻植物,以及高大的雲杉松樹,後者對船隻維修極為有用。
島上還有淡水、椰子樹,以及鴿子、鸚鵡等鳥類。
隨後,我們抵達紐西蘭的夏洛特皇后灣(Queen Charlotte’s Sound)。我們發現之前埋藏的信件已被取走,而觀察站的痕跡則證明「冒險號」(Adventure)曾在我們離開後到訪。從當地居民口中,我們聽到了令人震驚的消息:一艘類似我們的船隻在海峽中失事,船員被殺害甚至被食人。儘管最初他們否認,但隨著時間推移,不同的居民都提到了類似的故事,地點指向東灣附近。這讓我對「冒險號」的命運感到極度不安。
我們在皇后灣進行了船隻的全面維修,更換了磨損的船帆和桅杆,並在岸上設置了鍛爐和帳篷。為確保船員健康,我每天為他們提供燕麥粥和蔬菜,並確保他們衣物乾爽,住處清潔。我堅信,充足的淡水和新鮮食物是預防壞血病的關鍵。
1775年1月,我們在南大西洋的聖誕灣(Christmas Sound)度過了聖誕節。這裡寒冷刺骨,冰山林立,鳥類和海豹卻異常豐富。我們捕獵了大量的鵝,為船員提供了豐盛的節日大餐。
離開聖誕灣後,我們繞過合恩角(Cape Horn),駛入麥哲倫海峽(Strait of Magalhaens)的東端,並探索了史坦頓島(Staten Land)。這片海岸線崎嶇荒涼,山巒陡峭,遍布岩石,鮮有植被。島上生活著大量的海獅、海豹和海鳥,它們彼此和諧共存,這景象著實令人稱奇。
2月,我們在南大西洋繼續向東航行,天氣依然多霧、多雪,氣溫常常在冰點以下。我們發現了南喬治亞島(Isle of Georgia)和三明治地(Sandwich Land),這兩片土地被終年冰雪覆蓋,沒有一絲植被的痕跡,證明了它們的極度荒涼。我認為,地球的南端確實存在一片大陸,但它位於極地圈內,被厚重的冰層阻隔,根本無法靠近。任何企圖更深入探索的人,都將面臨無法想像的危險與犧牲,而這份探索的成果,對人類而言,也將毫無助益。
最終,我放棄了尋找布維島(Bouvet’s Land)的努力,因為船隻狀況不佳,物資也已腐敗,船員的健康雖然尚可,但長期在惡劣天氣下勞作,已是極限。我必須將船員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3月,我們駛向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在這裡,我們從荷蘭和英國的船隻那裡,得到了「冒險號」船員在紐西蘭遇害的確切消息,這也最終證實了我們在夏洛特皇后灣聽到的悲慘傳聞。我重新修補船隻,補充物資,並讓船員上岸休養。
5月,我們經由聖赫勒拿島(St. Helena)和亞速爾群島的法亞爾島(Fayal),繼續我們的歸途。一路上,我持續進行天文觀測,利用克達爾(Kendall)天文鐘精確測量經度,證明了它的卓越性能。同時,我也記錄了磁偏角的變化,為未來的航海者留下寶貴的數據。
1775年7月29日,在離開英國三年零十八天後,我們終於見到了普利茅斯(Plymouth)的土地。第二天清晨,我們在斯皮特黑德(Spithead)錨泊,我隨即登岸,前往倫敦。
在整個航程中,我們僅損失了四名船員,其中一人死於疾病。這得益於海軍部預先提供的麥芽汁、德國酸菜、檸檬和橙子汁等物資,以及我個人對船員健康與衛生的嚴格管理。每日的蔬菜供應,船隻的通風乾燥,以及定期清潔,都極大地保障了船員的健康。我始終相信,充足的淡水供應,是海員健康的基石。
這趟旅程,或許缺乏驚心動魄的事件,也未曾因命運的驟變而波瀾起伏。
僅憑這一點,這趟航行便已在所有仁慈之士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即使關於南方大陸的爭論早已煙消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