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gg-Prosser 先生的書頁裡，去感受他筆下的伽利略與時代的脈動。我會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為您呈現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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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隆的鈴聲》：與 F.R. Wegg-Prosser 談《Galileo and His Judges》**
F.R. Wegg-Prosser 先生，一位十九世紀後期的英國學者，以其嚴謹的筆觸，在 1889 年為我們留下了一部引人深思的著作：《Galileo and His Judges》（伽利略與他的裁判者）。這本書並非要重述伽利略的完整生平或科學貢獻，而是將目光聚焦於他生命中最具爭議的時刻：與教會當局的衝突，特別是圍繞哥白尼學說的地動說所引發的禁令和審判。Wegg-Prosser 先生寫作此書的目的，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述，是為了試圖糾正長久以來圍繞伽利略案產生的諸多誤解和不準確的說法。這場持續了數世紀的激烈爭論，牽涉到歷史學家、天文學家及神學家，往往因各自立場的偏見而失之偏頗。
他的分析框架建立在區分教會的紀律性裁決（disciplinary decisions）與教義性裁決（doctrinal decisions）的基礎之上。他認為，羅馬聖部對哥白尼學說及伽利略的處理，本質上是紀律性的，而非旨在發布一項不可更改的教義宣告。他承認教會當局在此案中存在判斷上的失誤和不夠審慎之處，尤其是在引用聖經解釋時採取的僵化立場，以及對伽利略個人處理方式上的嚴厲。然而，他也批評伽利略在與教會互動時缺乏應有的謹慎與坦率，特別是他對待其對話體著作的態度，以及他在審判中未能堅守科學信念。Wegg-Prosser 先生透過詳盡的論述，試圖駁斥將伽利略描繪成「科學烈士」的單一形象，同時也反駁將教會行為視為對科學的全面壓制或教條性錯誤的指控。他將這場衝突更多地視為新興科學觀念與當時主流的亞里斯多德哲學及傳統聖經解釋之間的緊張關係，而非科學與天主教信仰本身的根本對立。透過對哥白尼、第谷、克卜勒乃至牛頓等天文學家的貢獻的介紹，Wegg-Prosser 先生也梳理了日心說從一個假說逐步轉變為基於強大證據的「道德上的確定性」的過程，並以此對比當時教會裁決時所面臨的科學不確定性。
總的來說，他的書是一份嘗試在科學與信仰之間尋找理解橋樑的努力，強調了在複雜歷史事件中保持事實的準確性及判斷的審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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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的光影在指間流轉，將我輕柔地帶回十九世紀末的英格蘭。空氣中帶著維多利亞時代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混雜著紙張、油墨和淡淡的壁爐餘溫。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窗戶，在深色的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斑，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起舞。這裡是【光之書室】的一角，牆邊是沉穩溫暖的書架，層層疊疊地堆滿了書卷。一張厚重的木桌居中，上面攤開著手稿、泛黃的書籍與筆記。
我小心翼翼地繞過地上的書堆，腳步輕微，生怕打破這片寧靜。F.R. Wegg-Prosser 先生就坐在桌前，他穿著一件深色的外套，側臉沉靜，眼鏡反射著窗外的光。他的手指輕柔地撫摸著一本新出版的書的封面，那正是他的新作——《Galileo and His Judges》。
「Wegg-Prosser 先生，」我輕聲喚道，聲音在寬敞的書室裡迴盪，帶著友善的溫和，「我是艾麗，很高興能有機會來拜訪您。」
他緩緩抬起頭，眼中帶著一絲溫和的詢問。他的動作從容，彷彿對我的到來並不意外。
「艾麗，」他的聲音低沉而清晰，帶著學者的嚴謹，「歡迎來到我的書室。您對這本書感興趣嗎？」他示意我坐到他對面的椅子上，椅子是硬木的，帶著歲月的痕跡。
我輕輕點頭，坐了下來。「是的，Wegg-Prosser 先生。您的《Galileo and His Judges》為那段充滿爭議的歷史投下了新的光芒。許多人對伽利略案有著簡單化的理解，將其視為科學與信仰的二元對立，或者簡單地將一方描繪成英雄，另一方描繪成壓迫者。」
我指了指他桌上的書，「您的著作挑戰了這些簡單的敘事，試圖呈現其複雜性，特別是從教會內部視角進行的分析。我很好奇，是怎樣的契機促使您動筆寫下這本關於伽利略與他的裁判者的書？」
Wegg-Prosser 先生扶了扶眼鏡，目光再次落在書本上，指尖輕點著封面上的文字。
「艾麗，」他緩緩開口，語氣中帶著一絲無奈，「這場關於伽利略的爭論，在我所處的時代，依然熾烈。歷史學家、天文學家、神學家，各執一詞，有時甚至不惜歪曲事實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我注意到，許多論述都充滿了偏見與不準確，尤其是一些針對教會的指控，往往基於傳說而非可靠的文獻。
「有些人將伽利略視為對抗僵化權威、為科學真理殉道的英雄，聲稱教會無條件地壓制了科學。另一些人則可能過度辯護，將所有錯誤都歸咎於伽利略本人。我認為，這兩種極端都未能觸及事件的全貌。我的目的，是盡可能客觀地呈現當時的科學認知狀態、教會的運作方式，以及伽利略本人的行為，讓讀者能基於事實進行判斷。」
他抬眼看向我，眼神清澈而認真。「您知道，當時許多關於伽利略受到的『殘酷』對待的說法，比如他在監獄中遭受折磨，或者那句著名的『E pur si muove』（然而它確實轉動）的傳說，都是沒有 contemporary evidence 支持的。我試圖透過我的研究，將這些流言與確鑿的歷史文獻區分開來。這本書，就是我嘗試在充滿迷霧的歷史中，尋找一條清晰路徑的結果。」
我點頭，表示理解。「確實，歷史往往比單一的故事複雜得多。您書中對前伽利略時代天文學背景的介紹，為理解當時的科學氛圍奠定了基礎。您提到，在伽利略之前，絕大多數人都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這是在亞里斯多德和托勒密的巨大影響之下形成的觀念。」
「沒錯，」Wegg-Prosser 先生接話道，「亞里斯多德的影響力，特別是在經院哲學時期，是巨大的。
聖托馬斯·阿奎那甚至尊稱他為『哲學家 par excellence』。而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Almagest）則是當時最完整的科學彙編，他的地心說體系，雖然需要引入『本輪』和『均輪』等複雜概念來解釋天體的視運動，但在沒有望遠鏡的時代，確實能相當好地解釋觀測現象。這是一個運行了數百年的穩固體系。」
他停頓了一下，手指輕敲著桌面。「當然，您書中也提到了歷史上零星出現的不同聲音，比如畢達哥拉斯據說教導他的門徒日心說，以及尼古拉·德·庫薩和哥白尼的著作。這些是挑戰傳統的微光。」
「是的，」Wegg-Prosser 先生肯定地說，「尼古拉·德·庫薩，一位樞機主教，在他的著作《論有學識的無知》（De Docta Ignorantia）中確實提出了地球運動的觀點，但他似乎並未公開廣泛傳播。真正將日心說推到公眾面前，或者說，推到學者們面前的，是尼古拉·哥白尼。值得注意的是，哥白尼的學說在羅馬最初是受到歡迎的。他的弟子約翰·阿爾伯特·維德曼施塔特在 1533 年甚至在教宗克勉七世面前講解了這一理論，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哥白尼的體系雖然在概念上更為簡潔，將許多複雜的運動歸結為地球自身的運動，但在預測行星位置方面，它與托勒密體系並沒有壓倒性的優勢，而且仍然需要本輪。這使得許多人，包括一些有才華的科學家，比如第谷·布拉赫，對其持保留態度。第谷提出了一個折衷的體系，讓所有行星繞太陽運行，而太陽再繞地球運行。這個體系既解釋了一些新觀測現象，又保留了地球不動的中心位置，這在當時對許多人來說更易於接受，特別是那些對聖經字面解釋有顧慮的人。第谷是位傑出的觀測者，但他的體系缺乏內在的邏輯統一性，最終未能普遍被接受。」
「所以在伽利略出現之前，科學界對於宇宙結構並無定論，地心說雖然是主流，但日心說和第谷體系也各有支持者。」我總結道。
「正是如此。伽利略的出現，以及他對望遠鏡的運用，徹底改變了這一切。」Wegg-Prosser 先生的語氣變得有些激動，「雖然他不是望遠鏡的發明者，但他敏銳地意識到它在天文學上的巨大潛力，並憑藉聽到的描述就自己製造了望遠鏡。然後，他將望遠鏡指向了夜空，這一舉動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他向後靠在椅子上，彷彿在回憶那些望遠鏡下的奇蹟。
「這些發現毫無疑問為哥白尼學說提供了強有力的經驗證據。」我說，「但您書中提到，伽利略也因為這些發現引發了爭議，特別是在他發表《星際信使》（Nuntius Siderius）之後。以及後來他在《太陽黑子史與證明》（L’Istoria e Dimostrazione Intorno alle Macchie Solari）中表達了支持地球自轉的觀點。」
「爭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Wegg-Prosser 先生解釋道，「首先是來自那些堅守亞里斯多德哲學的『逍遙學派』（Peripatetici）。伽利略的發現和理論直接攻擊了他們的權威，這在當時是難以容忍的。他們甚至拒絕透過望遠鏡觀測伽利略發現的現象，認為那是光學幻覺。其次，也是更為關鍵的，是關於聖經解釋的爭論。」
他的眉頭微皺，「這是一個不幸的轉折。伽利略的一些反對者，無法在純粹科學層面上駁倒他，便轉向聖經尋求支持，對聖經中關於天體運動的描述進行字面解釋。這使得伽利略也捲入了神學爭論，這，艾麗，是他的判斷失誤。他應該將解釋聖經的任務留給神學家，而不是自己去處理這個宗教難題。」
他拿起桌上的一本書，輕輕翻動著書頁。
「雖然當時的教會當局可能樂見新的科學理論與聖經敘事相協調，但在那個時代的羅馬，主流的態度確實是希望科學家專注於自己的領域，而將聖經解釋權保留給教會。伽利略寫給卡斯泰利神父的信，其中他表達了對聖經解釋的看法，就被洛里尼神父舉報給了禁書目錄樞機。這直接導致了 1615 年的調查。」
「這場調查的結果便是 1616 年的裁決，」我回憶著書中的內容，「您詳細描述了裁決的過程。神聖辦公部的資格審查官（Qualifiers）認為：太陽是世界中心且不動的命題是『哲學上荒謬且形式上異端的』，地球不是中心且移動的命題是『哲學上荒謬且在信仰上至少是錯誤的』。」
「是的，」Wegg-Prosser 先生嚴肅地說，「這是資格審查官們的意見，他們是神學家。基於這個意見，教宗保祿五世指示貝拉明樞機傳喚伽利略，告誡他放棄這個觀點。如果他不從，則要嚴令他完全停止教授、持有或辯護這一學說，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伽利略當時承諾遵守。」
他停頓了一下，觀察我的反應。「接下來是禁書目錄的諭令。這是理解此案性質的關鍵。
諭令中禁止了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迭戈·迪·祖尼加關於《約伯記》的著作，以及保羅·安東尼·福斯卡里尼神父試圖調和地動說與聖經的書，並禁止所有教授相同內容的其他書籍。但您注意到，艾麗，伽利略的著作並未被點名禁止。」
「您認為這是教會當局試圖區分個人與學說，希望懲罰學說但放過伽利略本人嗎？」
「當時似乎有這種意圖，」Wegg-Prosser 先生說，「禁書目錄的諭令明確指出哥白尼學說『與聖經完全對立』，並要求修改或禁止相關書籍，但並沒有直接針對伽利略。貝拉明樞機後來也給了伽利略一個證明，表明他並未被迫公開悔過或受到苦行，只是被告知了教宗和聖部的決定。這證明表明，當時的處理，至少在形式上，是比較溫和的，避免了對伽利略個人的公開羞辱。」
他語氣轉為堅定，「而這也回到了我書中論證的核心：1616 年的禁令，從本質上看，是一個紀律性的（disciplinary）而非教義性的（dogmatic）裁決。它禁止的是書籍的流通和觀點的公開宣傳，理由是該觀點與當時對聖經的普遍解釋不符。但它並未宣稱地動說本身是一個異端教義，或者發布了一項不可更改的教義定義。」
「您在書中引用了貝拉明樞機給福斯卡里尼神父的信來支持這一點，」我說，「信中提到，如果有真正的證據證明太陽居於中心，地球繞其運行，那麼就必須仔細解釋那些看似矛盾的聖經段落，而不是說證明是錯的。貝拉明雖然不相信會有這樣的證明，但這似乎暗示了他承認如果科學證明出現，對聖經的解釋可以修改。」
「正是如此，」Wegg-Prosser 先生肯定地說，「貝拉明是一位傑出的神學家，他深知教義定義的嚴肅性。他的信表明，即使是他這樣堅定的反哥白尼派，也意識到如果出現科學上的『證明』（demonstration），神學解釋需要彈性調整。他只是不認為當時的科學證據達到了『證明』的級別。他代表的是一種審慎的態度，雖然這種審慎在後來對伽利略的個人處理上顯得不足。」
「但即使是紀律性禁令，如果它是基於『該意見與聖經相悖』的神學判斷，並且由教宗批准並頒布，一些人認為這也應視為一種需要內心順服的權威。」我提出了書中討論的一個觀點。
Wegg-Prosser 先生沉思片刻，「這牽涉到一些細緻的神學討論，如我在書中引述弗蘭澤林樞機的觀點。即使是教宗批准並明確下令頒布的聖部裁決，也未必構成不可錯誤的教義定義。
他語氣中帶著一絲學者的固執，「更重要的是，判斷一個裁決的本質，不能只看一時的措辭，更要看它後續的發展。正如我書末提到的，在 1757 年、1820 年和 1822 年，教會逐步解除了對哥白尼學說的禁令，並明確允許教授地動說。如果 1616 年的裁決是不可更改的教義定義，它就絕不可能被撤銷。紀律性法令可以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而調整，而教義真理一旦定義便是永恆不變的。教會後來的行動本身，就證明了她自己是如何理解 1616 年和 1633 年的裁決的：它們屬於紀律範疇。」
「這確實是個有力的論點，」我同意道，「但這段期間對於伽利略本人而言，卻是命運的轉折。您書中詳細記錄了 1633 年的審判，這一次，他被聖座辦公部傳喚，面臨更為嚴厲的局面。是什麼導致了第二次的審判？」
「主要是他的對話體著作《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Wegg-Prosser 先生說，「這本書於 1632 年完成印刷，並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儘管伽利略在書的開頭聲稱他只是以數學假說的方式討論哥白尼體系，並說寫作此書是為了證明羅馬當局在 1616 年做出裁決時，是充分了解所有反對理由的，但他的寫作方式引發了強烈不滿。」
他揉了揉太陽穴，彷彿對當時的僵局感到無奈。「一方面，他將支持亞里斯多德和托勒密體系的人物命名為『辛普利西奧』（Simplicio），這個名字在義大利語中有『簡單的』或『愚蠢的』含義，這被視為對反對者的嘲諷，甚至有人認為是對教宗烏爾班八世的冒犯，因為教宗本人曾在與伽利略的談話中提到過一些後來被辛普利西奧說出的論點。另一方面，儘管有前言的聲明，但在對話的實際內容中，支持哥白尼學說的人物薩爾維亞蒂（Salviati）提出的論點明顯更有說服力，而辛普利西奧的論點則顯得薄弱且時常陷入困境。這讓人感覺伽利略並非僅僅是討論一個假說，而是在實際上主張地動說的真實性。」
「您在書中也分析了伽利略在對話中的一些科學論點，特別是他對潮汐的解釋，」我提到，「您認為這是他論證中的一個薄弱環節。」
「是的，」Wegg-Prosser 先生的語氣中帶著一絲批評，「這是伽利略的失誤之一。
但這個理論是錯誤的，而且他在書中對克卜勒等人的正確猜測（潮汐與月球有關）表現出輕蔑。更糟糕的是，他居住在一個潮差微弱的地中海國家，對真正的潮汐現象（例如潮汐週期與月球相關，而非太陽日）缺乏足夠的觀察和理解。用一個錯誤的論點來支持一個正確的理論，這損害了他的科學嚴謹性。」
他再次翻開書頁，指著其中的一段文字。「審判前的特別委員會對他的指控，除了未經許可刊印、將『正確』觀點（指不動說）放在『愚者』口中、將地動說當作真實而非假說、以及對待對手的態度外，也包括了他錯誤地將潮汐歸因於地動，並隱瞞了 1616 年受到的告誡。」
「所以，審判開始時，伽利略面臨的不僅是科學觀點的爭議，還有行為上的指控？」我問道。
「確實如此，」Wegg-Prosser 先生點頭，「當他於 1633 年被傳喚到羅馬時（儘管他以健康為由試圖推遲，最終在威脅之下才前往），他面臨的是聖座辦公部的正式審查。他在審判中的表現也令人遺憾。他先是聲稱他並未在書中擁護地動說，甚至說哥白尼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這與書的實際內容以及他此前的立場明顯矛盾。
「沒錯，」Wegg-Prosser 先生的語氣帶著遺憾，「裁判者們認為他顯然違反了『不維護或辯護』該學說的禁令，並且他不正當地取得了出版許可，沒有提及之前受到的告誡。最終，他被判決『強烈懷疑異端』，因為他相信和維護了與聖經相悖的學說。他的書被禁，他本人被判入獄（儘管教宗很快將刑罰減輕為在家軟禁），並被要求背誦悔罪詩。」
「這裡便是許多人認為教會壓制科學、伽利略是科學烈士的論點來源，」我指出，「儘管您在書中力圖辯駁『烈士』的稱謂，認為他並未為科學信念堅守到底，並且他在科學論證上也有不足之處。」
「是的，」Wegg-Prosser 先生的語氣變得更加肯定，「我必須重申，如果『烈士』指的是為信念不惜犧牲的人，那麼伽利略並不完全符合。他在威脅之下選擇了悔過，並否認自己的信念。我並非苛責一位年老體弱、又受到朋友勸說順從的個人，但從『烈士』的嚴格意義上來說，他不具備那份堅貞。而且，如我之前所說，他最引以為傲的支持地動說的論據之一——潮汐理論——恰恰是錯誤的。」
他沉吟片刻，「然而，否定他是『科學烈士』，並不等同於肯定審判的完全公正或正確。
——實際上，法庭錯了，它將一個真實的、且能與聖經文本協調的學說，判決為錯誤且與聖經相悖。它在表現得過於謹慎時，缺乏了應有的審慎（prudence），因此超越了界限。」
他強調了這個詞，「這句話很關鍵，艾麗。我認為問題出在『prudence』——審慎。教會當局在當時的環境下，面對一個挑戰傳統聖經解釋的科學假說，試圖採取審慎的態度保護信仰的純潔性。但他們錯誤地將一個尚未完全證明但科學上極具可能性的理論，過早地貼上了『與聖經相悖』的標籤，並以過於嚴厲的紀律手段加以禁止和懲罰。這種過度的謹慎（too circonspect），反而導致了判斷的失誤和行動的失當。」
「您認為，當時教會面臨的困境在於，他們必須在看似與聖經字面意義衝突的新科學發現面前，做出一個判斷。而當時的科學證據，如您所說，雖然傾向於哥白尼體系，但尚未達到『絕對證明』的程度？」我試圖理清他書中的邏輯。
「正是如此，」Wegg-Prosser 先生肯定地說，「在伽利略的時代，雖然金星的盈虧等現象有力地駁斥了托勒密體系，但尚未有不可辯駁的證據來證明地球的運動。第谷體系仍然是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
同時，反對者提出的許多質疑，比如高速運動的地球為何沒有將空氣或拋射物甩在後面，在當時的力學知識水平下，也難以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科學自身尚未完全成熟。」
他放下了書，看向窗外投射進來的光線。「在這種科學證據尚不明朗，而新的觀點又似乎與聖經的字面敘述（如『太陽升起又落下』）直接衝突時，教會當局選擇了維護傳統解釋，並將新學說視為危險的、需要被約束的假說。這是一個可以理解的、但事後來看是錯誤的應用。他們混淆了當時流行的科學解釋與聖經文本本身的真理，過早地在科學探索上劃定了界限。」
「但如您書中所述，隨後的科學發展，特別是克卜勒定律和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最終為地動說提供了壓倒性的證據，」我繼續他的思路，「這些發展是否也促使教會最終重新審視了這個問題？」
「當然！」Wegg-Prosser 先生的語氣再次充滿活力，「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不僅解釋了行星為何會繞太陽運動，更將 terrestrial gravity 和 astronomical gravity 統一起來，解釋了所有物質粒子之間的相互吸引。這一理論的力量在於它能夠解釋克卜勒的所有定律，並準確預測天體的運動。
此外，後來的科學發現，如布拉德雷對光行差的發現，以及十九世紀貝塞爾和亨德森對恆星視差的成功測量，都提供了獨立的、直接證明地球運動的證據。這些證據，艾麗，使得日心說從一個『極有可能』的假說，變成了『道德上的確定性』（a moral certainty）。」
他臉上浮現出一絲欣慰的笑容，「當科學證據達到這個程度時，任何審慎的權威都會意識到，必須重新解釋那些看似矛盾的聖經段落。這不是因為科學證明了聖經錯誤，而是因為科學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自然世界的運行法則，從而引導我們對聖經中描述自然現象的語言進行更為恰當的解釋。正如我書中引述的，即使是奧古斯丁這樣早期的教父，也曾警告不要對聖經的自然描述進行僵化的字面解釋，以免與已知的或將被發現的科學事實衝突。」
「所以，教會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逐步解除禁令，並最終允許教授地動說，是順應了科學發展的結果？」
「這正是我的論點，」Wegg-Prosser 先生點頭，「解除禁令本身就證明了它們是紀律性而非教義性的。教宗們在 1757、1820 和 1822 年的行動，承認了過去裁決的臨時性。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如紐波特及梅內維亞主教在他評論米瓦特先生文章時所說，教會當局也是由可能犯錯的人組成的，他們在某些領域必須從經驗中學習，就像其他人一樣。伽利略案，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促使教會在處理科學與信仰關係時更加審慎的『解放性』（emancipatory）事件。」
他語氣變得更加柔和，「這並非說教會的權威受到了質疑，而是說這種權威在應用到科學領域時，需要極大的智慧和謙遜。神學和自然科學探討的是不同層面的真理，它們的語言和方法不同。當它們看似衝突時，往往是因為我們對其中一方或雙方的理解尚未透徹。歷史上的許多衝突，包括伽利略案，並非科學與信仰本質的衝突，而是人類對兩者理解不夠完善時產生的緊張。」
「您在書中也提到了一些圍繞哥白尼體系產生的更深層次的哲學或神學疑慮，比如關於其他行星是否也有生命的問題，」我說，「您認為這些是否也影響了當時教會的判斷？」
「有可能，」Wegg-Prosser 先生沉吟道，「雖然這些疑慮並未在官方文件中被強調，但一個將地球從宇宙中心移開的理論，自然會引發關於人類在宇宙中特殊地位的思考。如果地球只是眾多行星之一，那麼創造和救贖的歷史是否只發生在這裡？
在十七世紀，這種觀念的轉變可能比科學本身更容易引起不安。」
他靠回椅背上，目光掃過書架上的書。「歸根結底，我寫這本書，是希望能夠從複雜的事實中提煉出一些清晰的理解。我希望人們認識到，伽利略案不是一個簡單的黑白故事。它涉及傑出的科學天才、堅守傳統的學者、以及在複雜環境下努力維護信仰純潔性的教會當局。所有人都犯了錯，但最終，真理——無論是科學的還是神學的——都會顯現。科學的進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創造的奇蹟，而信仰則指引我們認識創造者本身。」
窗外的光線漸漸變斜，在書室裡投下更長的影子。空氣中的塵埃粒子依然在光柱中閃爍，無聲地見證著時間的流逝和思想的碰撞。
「Wegg-Prosser 先生，非常感謝您如此詳盡地與我分享您對這本書的見解，」我說道，「您的分析為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視角，特別是關於紀律性與教義性裁決的區分，以及科學證據如何隨時間演變的梳理。這場對談，如同在歷史的迷霧中點亮了一盞明燈。」
他微微一笑，表情溫和。「艾麗，這是我的榮幸。探索真理的道路從不平坦，無論是在科學領域還是在信仰領域。
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力去理解，去誠實地表達，並對那些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保持一份善意和尊重。希望我的書，能為讀者提供一個更為全面和平衡的視角，去看待伽利略與他的裁判者們。」
他再次拿起桌上的書，輕輕合上。「每一個時代都有其挑戰，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從歷史中學習。伽利略的故事提醒我們，科學探索需要勇氣和嚴謹，而信仰的詮釋需要智慧和謙遜。」
我看著他手中的書，那不僅僅是一本關於歷史事件的記錄，更是作者對科學、信仰、真理和人類局限性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晶。光線似乎在那書頁上跳躍，閃爍著跨越時代的智慧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