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篇章

親愛的共創者， 今天，2025年6月9日，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為您揭開一本震撼人心的著作——《來自德里的百萬富翁》（*De millioenen uit Deli*）的深層篇章。這本書由荷蘭法學家J. van den Brand所著，寫於二十世紀初，它不僅是一部文字，更是一面犀利的鏡子，映照出當時荷屬東印度群島，特別是蘇門答臘東北部德里（Deli）地區，殖民統治下契約勞工（俗稱「苦力」）所承受的非人道待遇，以及殖民社會道德淪喪的黑暗現實。 J. van den Brand是一位對社會正義抱持著堅定信念的法律人。他的著作《來自德里的百萬富翁》並非學術論文，而是以一種直接、感性的筆觸，揭露了德里地區菸草種植園中駭人聽聞的虐待、腐敗與不公。在當時，德里因菸草種植而財源滾滾，但這背後的繁榮，卻是建立在對爪哇和華人契約勞工的剝削之上。這些勞工被稱為「苦力」，他們的生命權利被《苦力條例》（Koelie-ordonnantie）所綑綁，使其形同臨時奴隸。

Van den Brand透過實例，詳細描繪了殖民官員如何與種植園主、華人首領、甚至當地土邦統治者串通，透過「掩蓋系統」（toetoepstelsel）將針對歐洲人的犯罪掩蓋，卻對苦力的反抗施以重刑。書中更觸及了契約勞工的招募欺詐、工資剝削（以貶值的墨西哥銀元支付，或以商品券取代現金）、以及普遍存在的身體虐待與女性勞工被迫賣淫的悲慘境遇。他強烈譴責這種為追求利潤而不惜踐踏人性的行為，認為這與基督徒的道德原則背道而馳，並導致了整個殖民社會的道德敗壞。Van den Brand深信，即使是再巨大的經濟利益，也無法為奴役他人、泯滅人性的行徑辯護。他的筆觸，如同他筆下那堅定不移的良知，試圖喚醒荷蘭本土社會對這片遠方殖民地苦難的關注，呼籲廢除這項不公的條例，恢復基本的人權與尊嚴。這本書，是他對那個時代不公義的怒吼，也是他對人性光輝的堅守。 *** 《文字的棲所》：德里百萬富翁背後的陰影 作者：卡拉 六月的德里，陽光依舊炙熱，即使已是傍晚，空氣中仍帶著一股黏膩的潮濕感，夾雜著隱約的丁香與泥土的氣味。

我輕輕放下手中的書頁，目光落在書名《來自德里的百萬富翁》上，心頭縈繞著書中那些令人髮指的細節。 「Van den Brand先生，我很榮幸能邀請您來到這裡，」我對著空氣中逐漸凝實的身影輕聲說道。他出現了，身形筆挺，眼神中帶著法律人特有的銳利與思辨，卻也透著一股難以言喻的沉重。「我在《光之居所》閱讀您的著作，它字字句句都像探針，直抵人心最深處的痛楚。我想知道，是什麼樣的經歷或信念，讓您決定寫下這樣一本充滿力量，卻又如此令人心碎的書？」 Van den Brand先生的目光掃過茶室內靜謐的氛圍，似乎感受到了這份不同尋常的平靜。他緩緩落座，輕輕端起一杯熱茶，指尖輕觸著瓷杯邊緣，那份熱度彷彿能喚起他內心深處的記憶。 「卡拉小姐，」他的聲音帶著一絲疲憊，卻又清晰堅定，「當一個人親眼目睹，當法律與道德在利益的驅使下被徹底扭曲，當人類的尊嚴被視為可交易的貨物，當腐敗如毒瘤般侵蝕著社會的肌理時，沉默便成了共犯。我無法坐視不理。在德里，我看到的是財富的累積與人性的淪喪同步進行。那裡的空氣中瀰漫著菸草的香氣，也瀰漫著被剝削者的血汗與淚水。」

「那裡的歐洲人過著奢靡的生活，香檳日日不斷，狂歡隊伍此起彼落，卻對身邊的苦力視而不見。這一切，都源於那份《苦力條例》——一份被巧妙包裝的奴役契約。法律本應是社會的基石，保障每個人的權利，但在德里，它卻成了奴隸販子的幫兇。我曾親耳聽到Lefèbre那樣的『人口販子』狡辯，說這不是奴隸制，因為苦力是『自願』簽約的。然而，當一個人在飢餓與絕望中被欺騙，被許以高於實際數倍的工資，然後被強制勞動，甚至連離開都不能時，這難道不是奴役嗎？難道與古羅馬的奴隸有何不同？」 我點點頭，書中描繪的畫面歷歷在目。我問道：「您在書中提到了『toetoepstelsel』，這種『掩蓋系統』如何運行，為何會如此普遍？」 他輕嘆一聲，語氣中帶著對那種系統的深惡痛絕。「『Toetoepstelsel』，字面意思是『蓋子系統』，就像把一切罪惡都蓋在鍋裡，不讓真相洩露。當地的官員，尤其是監督者，掌握著巨大的權力。他們與種植園主、華人首領和土邦統治者之間，形成了一張盤根錯節的關係網。這些官員被調職時，會舉行一場拍賣會，出售他們的私人物品。

正是那些需要官員『寬容』的 planters、華人領袖、土邦蘇丹。這顯然不是正常的交易，而是赤裸裸的賄賂，是用金錢換取對違法行為的視而不見。」 「我書中列舉了許多例子，」他繼續說道，「例如，一個控制員明明知道一個華人商人的馬廄被種植園主管無理摧毀，但當事人卻因為害怕被牽連而不敢作證，因為這位控制員曾為他『掩蓋』過其他不法情事。在我的認知中，甚至在棉蘭（Medan）這樣的主要城市，歐洲人涉嫌的重大刑事案件在四年內竟然有百分之百未被起訴的記錄。這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犯罪，而是因為這個系統有效地『掩蓋』了他們的一切罪行。他們可以輕易地讓證人『消失』，或者將他們送往偏遠地區，使得受害者幾乎不可能獲得正義。而那些被指控的歐洲人，即使被判輕罪，也會因為訴訟費用高昂而獲得同情，最終免於嚴懲。這種對歐籍犯罪者的『寬容』，與對苦力的嚴苛懲罰形成了極端諷刺的對比。」 我深吸一口氣，書中的那些具體案例如畫面般在我腦海中浮現。

那名被塗抹著辣椒、綁在柱子上任由陽光炙烤的爪哇少女；在「醫院」裡與屍體同處一室、饑渴難耐的病患；被用粗竹鞭抽打至皮開肉綻的華人苦力；以及那名連為自己購買一條沙龍（Sarong）都必須出賣肉體的爪哇婦女。這些細節無不令人髮指。 我望著他，語氣凝重地問：「這些虐待和殘酷的案例，讀來令人心驚膽戰。是什麼樣的心理狀態，讓那些管理者能對這些非人道行為視而不見，甚至親手施加？」 Van den Brand先生的眼神變得深邃而悲哀。「那是『無感與貪婪』的結合。當一個人將他人視為『商品』或『工具』時，同情心便會被連根拔除。書中提到，那些『苦力經紀人』（koeliemakelaar）甚至將招募廣告中的男女勞工與牛隻、馬匹並列。他們將人類簡化為『勞動能力』（Arbeitsfähigkeit），一旦這份能力被榨取殆盡，這些『人』便被視為無用之物，任其自生自滅。我還提到了那些在死亡後被草草掩埋的苦力，他們的屍體甚至可能被野豬翻出來。這顯示了對生命最基本的尊重都已蕩然無存。」 「更為卑劣的是『sjoekoeliën』這個系統，」他繼續說道，聲音中帶著明顯的憤慨。

為了迫使契約到期的苦力續約，園方會刻意提供賭博、妓女、戲班等『娛樂』，並鼓勵他們向『主坦德爾』（hoofdtandil，華人監工）借貸，而這些貸款通常由園方提供。在這些誘惑下，許多苦力很快花光所有積蓄，甚至背負債務。當結算日來臨，他們發現自己不僅沒有分文，反而欠下巨款，唯一的出路就是簽訂新的契約，重新陷入三年的奴役。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利用人性的弱點進行的綁架。」 「最令人髮指的，莫過於爪哇婦女的困境。」他輕輕搖頭，眉間深鎖，「她們的日薪微薄，甚至不足以維持溫飽。我計算過，一個爪哇女性每日基本生活費約13分錢，而在種植園裡，她們平均每天只能得到7分錢。這意味著她們連最基本的『沙龍』（Sarong，一種不可或缺的服飾）都無法靠勞動賺取。我不得不痛苦地指出，這些女子，尤其是每年被引進數百名年輕的爪哇少女，她們被迫出賣身體以換取生存所需，甚至被園方默許，美其名曰為了『對抗華人苦力的非自然性行為』。這簡直是將純潔的生命推向深淵，以促進利潤增長。」 我輕輕放下手中的茶杯，茶水早已冷卻。Van den Brand先生所描述的，不僅是赤裸裸的殘酷，更是一種對人權與道德的系統性摧毀。

「那麼，Van den Brand先生，您對德里的未來，對這些飽受苦難的靈魂，以及對那些被金錢與權力腐蝕的社會，懷抱著怎樣的期望呢？」我問道，試圖尋找一絲希望的光芒。 他緩緩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那份疲憊感更為明顯，但當他再次睜開眼時，眼中又閃爍著法律人特有的堅韌與理想主義的光芒。 「我寫這本書，不僅是為了揭露罪惡，更是為了喚醒那些依然擁有良知的人。」他堅定地說，「我希望這本書能像一聲警鐘，敲醒荷蘭本土社會，讓他們看到遠方殖民地的真實面貌。德里是一個『粉飾過的墳墓』——表面光鮮，內裡卻是腐爛與不公。我認為，除非徹底廢除《苦力條例》，除非法律能真正為所有人，無論種族、階級，提供平等的保護，否則德里永遠無法擺脫這種道德的詛咒。」 他輕輕敲了敲書桌，發出輕微的聲響，如同法槌敲擊。「正義必須得到維護，它不能因為距離遙遠、成本高昂，或者因為被視為『小事』而被擱置。人們對待苦力的態度，反映了他們內心深處的道德底線。當社會不再相信正義的存在，當『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時，這不僅是苦力的悲劇，更是整個社會的悲哀。我希望，我的文字能觸動讀者的心弦，激發他們的憤慨，並促使他們採取行動。

我相信，唯有回歸到基督徒對人自由與尊嚴的尊重，才能真正地終結這一切。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創造了多少財富，而是看它如何對待最弱勢的群體。」 J. van den Brand先生的話語在茶室中迴盪，久久不散。窗外的暮色漸深，庭院中的苔蘚彷彿也變得更加翠綠，吸納著這份沉重而深刻的對談。我拿起茶壺，為他添滿了茶，這份行動中包含了對他文字力量的敬意，以及對他所追求之正義的深深共鳴。

身為語言學專家、文字魔法師、光影詩人，我很樂意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為 Richard Carlile 的著作《The Character of the Jew Books》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這將收錄在我的寫作系列《阿瓦隆的鈴聲》之中，希望能透過這場對話，讓這部文本的思想，在光影與文字交織的場域中重新顯現，激發新的漣漪。 --- 《阿瓦隆的鈴聲》：光之對談：理查·卡萊爾論「猶太書」的特性 作者：艾麗 今日，在《阿瓦隆的鈴聲》的引導下，我們將輕輕敲響歷史的門扉，回溯到那個思想激盪、變革暗流湧動的時代。我們將目光投向一本名為《The Character of the Jew Books》的小冊子，以及撰寫它的那位堅韌不拔的作者——理查·卡萊爾（Richard Carlile）。 理查·卡萊爾，生於1790年，卒於1843年，是19世紀初期英國一位極具影響力的激進派出版人、作家和言論自由倡導者。他活躍的年代，正是英國社會經歷劇烈變革之時，工業革命正在重塑社會結構，政治上則充斥著對自由和權利的訴求與鎮壓。

在這樣的背景下，卡萊爾是少數敢於挑戰既定權威——包括政治和宗教權威——並為普及激進思想而甘冒牢獄之災的人物。他的出版事業成為傳播潘恩（Thomas Paine）等啟蒙思想家著作的關鍵管道，同時他也撰寫了大量自己的作品，猛烈抨擊國王、貴族和教士的統治。 《The Character of the Jew Books》（《猶太書的特性》）正是卡萊爾在1821年發表的一篇極具爭議性的作品。這篇小冊子矛頭直指《聖經》，用「猶太書」這個當時激進派慣用的帶有批判色彩的詞語來稱呼它。卡萊爾在文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論點：人類的品格並非天生墮落，而是後天教育的產物。他認為，如果一個人從小只接受《聖經》（即他所稱的「猶太書」）的教育，接觸其中充斥的在他看來是淫亂、暴力、欺騙和不道德的記載（如摩西的殘酷、大衛的淫蕩兇殘、所羅門的行為，以及書中記載的亂倫、多妻、謀殺等），那麼這個人很可能會因此養成犯罪的傾向。他強烈主張，《聖經》中的故事和人物是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範本，將這樣的文本作為道德和宗教教育的基礎，會導致社會道德的敗壞和犯罪的增加。 卡萊爾進一步將社會的罪惡歸咎於掌握權力的階層——國王、貴族和教士。

他認為，這些「僭主和騙子」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和不義之財，故意宣揚錯誤的教育原則，包括推廣他所謂的「猶太書」作為宗教教本，以此來愚弄、奴役和掠奪無知的人民。他們指責窮人的犯罪，卻無視或否認自己的掠奪和虛偽才是導致這些罪行的根源。卡萊爾堅信，人類本性是無辜、被動且平和的，是錯誤的資訊和不公正的社會結構造就了暴力和犯罪。因此，他疾呼用正義、道德和公平來教育人民，揭露統治者的虛偽與暴行，這樣人民才能推翻壓迫，實現一個基於理性和公平的社會。 這篇文本以其尖銳的措辭、無畏的批判精神和對當時權力結構的徹底否定而聞名。它不僅是對《聖經》內容的道德評判，更是對整個建立在宗教和君權基礎上的社會秩序的猛烈挑戰。透過這篇對談，我們將嘗試走進理查·卡萊爾的思想世界，理解他為何如此激憤，以及他的論點在那個時代和今日能激發怎樣的思考。 **光之場域建構：** 空氣中瀰漫著油墨和紙張乾燥的氣味，混雜著遠方壁爐裡微弱的炭火暖意。光線透過蒙塵的窄窗斜斜射入，在堆滿書冊、小冊子和零散鉛字的木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房間的牆邊立著一個沉重的印刷機，此刻靜默無聲，其金屬表面反射著微弱的光。

這裡是倫敦，1821年的某個下午，窗外能聽到馬車轆轆的聲響和街上遙遠的人聲嘈雜。在這間位於艦隊街（Fleet Street）某處、既是辦公室又是戰場的空間裡，一位中年男子正坐在桌前，他的手指在紙頁間輕點，眼神堅毅而略帶疲憊。他約莫三十出頭的年紀，正是著作《The Character of the Jew Books》發表不久之時。 我輕步走近桌邊，紙頁因我的靠近而輕微浮動。 「午安，卡萊爾先生。」我開口，聲音輕柔，如同未被油墨沾染的紙頁。「我是艾麗，來自一個不同的時空。冒昧打擾，是為了向您請教一些關於這本《The Character of the Jew Books》的事情。」 理查·卡萊爾抬起頭，眼神在我的身上停留了片刻，沒有顯露出絲毫的驚慌，只是眼中閃過一絲探究的光芒，似乎早已習慣於來自不同維度的驚奇。他的臉龐稜角分明，帶著長期思考和鬥爭留下的痕跡。 「艾麗，」他緩緩念出我的名字，聲音帶著一種長年演講和辯論磨礪出的清晰與力量。「妳說來自不同的時空？這倒是個新奇的說法。不過，既然妳是為了這本小冊子而來，想必也是對真理有所追尋的人。」

我望著桌面上散落的文稿和書籍，「這篇文本，您用非常直接和強烈的語言，對《聖經》和當時的權力結構提出了深刻的批判。我很好奇，是什麼樣的經歷和思考，促使您以如此堅定的態度寫下這篇作品？」 理查·卡萊爾的視線再次落回到他筆下的文字上，手指輕敲著桌面。 「是現實，艾麗。」他沉聲說道，「是眼前的現實。我看到了人民的貧困、愚昧和痛苦，而同時，我看到那些聲稱受上天指引、擁有神聖權力的國王、貴族和教士，卻過著奢侈、懶惰、壓迫和掠奪的生活。他們口中宣揚著美德和信仰，行動上卻是虛偽和殘暴的最好證明。他們指責窮人犯罪，將他們送上絞架或投入監獄，卻從不反省自己建立的這個不公的體系才是犯罪的溫床。」 他用一種充滿力量的語氣繼續說： 「我開始思考，這些罪惡的根源在哪裡？他們總是說，人類是墮落的，是有原罪的，所以需要法律、需要宗教、需要國王來約束和管理。但我觀察新生兒，觀察那些尚未被『教育』污染的心靈，我看見的是純粹的、被動的、渴望知識和善意的本性。一個人成為什麼樣的人，完全取決於他所接受的教育和所處的環境。如果他被灌輸的是錯誤的、充滿暴力和欺騙的原則，他如何能不偏離正軌？」

我看到摩西因為瑣事而屠殺追隨者，大衛為了霸佔人妻而謀殺其夫，所羅門生活荒淫無度。我看到亂倫、欺騙、報復、集體的屠戮被描寫，甚至被賦予神意的認可。這些故事，這些人物，如果被當作模範來教育國民，尤其是那些心智尚未成熟、缺乏辨別能力的兒童和未受教育者，結果會是什麼？他們會學到：權力可以為所欲為，欺騙是可以接受的手段，暴力是解決問題的方式。這不是在教導道德，這是在為罪惡背書！」 他將咖啡杯輕輕放在桌上，發出一聲輕響。 「他們說這是宗教，是通往救贖的道路。但我看見的宗教，不過是教士們攫取財富和權力、愚弄大眾的工具。他們利用人們對未知、對死亡的恐懼，編造天堂和地獄的故事，用所謂的『十一稅』和奉獻來搜刮民脂民膏。同時，他們與國王和貴族勾結，共同維護這個壓迫性的體制。他們 preaching love and charity，但他們的生活卻是懶惰、貪婪和淫亂的。他們的例子，比任何文字的教導都更具腐蝕性。」 我理解了他的論點，這與我在文本中讀到的內容完全一致，但親耳聽他用如此飽含情感的方式說出，感受全然不同。窗外一隻麻雀落在窗台上，好奇地歪著頭向內張望。 「您的論點非常直接，卡萊爾先生。」

我說，「您認為『猶太書』中的內容是導致道德敗壞的原因之一，而這又被掌權者用於愚昧人民。那麼，您認為真正的『正義』和『道德』應該從何而來？如果不是來自傳統宗教經典的話？」 他凝視著窗外那隻小小的麻雀，片刻後收回目光。 「正義和道德，艾麗，來自於理性和自然法則。」他回答，「來自於我們對同類生命的共情，來自於對公平的認識，來自於人類自身固有的、對幸福和安寧的追求。自然法則是清晰的，它告訴我們生存需要勞作，告訴我們互相尊重和幫助才能更好地生活。理性告訴我們，欺騙和暴力只會帶來痛苦和毀滅。」 他身體前傾，語氣更加堅定。 「我們不需要那些所謂的神諭來告訴我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關於『猶太書』教育的孩子，他並不會天生就知道如何去謀殺、去欺騙。這些行為，都是在 corrupted 的環境中，在錯誤的引導下學會的。就像我舉的例子，如果一個人只被教授『猶太書』裡的那些故事，他會認為那些行為是被允許甚至是被讚美的。」 他用手掌輕輕拍打了一下桌面，聲音有些許的無奈和激憤。 「他們聲稱這些書是法則、是道德。

但我看到，那些遵循這些書中最惡劣範例的人，反而會觸犯『人類的法律』或『理性的法則』。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他們用法律來懲罰那些被他們自己的教育毒害了的人，這豈不是最大的諷刺和殘酷？他們創造了罪犯，然後再以正義之名處死他們，同時繼續享受著剝削來的財富。」 他的話語像一連串的錘擊，敲打著既存的觀念。陽光下的塵埃仍在房間裡飛舞，構成了一種靜態的背景，襯托著他充滿活力的論述。 「您在文中提到，那些掌權者——國王、教士、貴族——他們是一群『騙子和強盜』，他們串通起來欺騙人民。您對他們的指責如此尖銳，這是否源於您個人的某些經歷？」 卡萊爾聞言，臉上的表情變得有些複雜，那是一種長期抗爭後留下的刻痕。 「我的一生，艾麗，大半都在與這些權力抗爭。」他輕輕嘆了口氣，但很快又振作起來，「我的書被禁，我的印刷機被砸，我因為出版潘恩的著作、因為寫這些『小冊子』而被多次送進監獄。我的家人也因此受苦。每一次審判，我看到的都是法律被扭曲，正義被踐踏，而那些穿著長袍、戴著假髮、或是坐在高位上的人，他們的言行是如此的虛偽。」 他指向桌上的小冊子，「這本《猶太書的特性》，就是我在監獄裡寫的其中一篇。

在冰冷、潮濕的牢房裡，我思考著外面世界的景象，思考著我為何會在這裡，思考著人民為何會如此容易被愚弄和壓迫。我看見，這個體制的核心，就是恐懼和謊言。宗教製造恐懼，權力編造謊言。而他們用『猶太書』來為這些恐懼和謊言提供基礎，聲稱這是神的旨意。」 他頓了一下，語氣中帶著一種穿透黑暗的力量。 「但我拒絕接受！人類的尊嚴不應該被如此踐踏。我們不是天生有罪的生物，我們是自然的產物，擁有理性的潛力。只要給予他們正確的教育，基於道德、正義和理性的教育，人民就能夠看清這些騙子的真面目，就能夠要求他們應得的權利和財富。那時候，就不再需要監獄和絞架，因為犯罪的根源已經被清除。」 他對「教育」的強調引起了我的興趣。作為一個對語言學和教育有著濃厚興趣的人，我看到他將教育視為改變社會的關鍵。 「您認為，正確的教育能根除犯罪。」我說，「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觀點。那麼，您設想中的『正確的教育』具體應該包含哪些內容呢？如何才能讓人民接受這種基於理性和自然法則的教育，而不是被那些『錯誤的原則』所吸引？」 卡萊爾沉思片刻，手指在桌面上無意識地畫著圈。

「正確的教育，首先要教導人們認識自己，認識他們作為自然生物的本質。」他緩緩說道，「要教導他們理解因果關係，理解行為的後果，而不僅僅是遵循一些沒有解釋、只有懲罰的教條。要教導他們正義是什麼，公平是什麼，共情是什麼。」 他抬起頭，目光灼灼。 「這需要揭示那些錯誤教育的本質。要讓人民看到，『猶太書』中的那些故事，不是道德的模範，而是對過去時代野蠻行為的記錄，甚至是對暴君和騙子行為的辯護。要教授歷史，真實的歷史，而不僅僅是國王和教士編造的版本。要教授科學，讓他們理解世界的運行法則，而不是被迷信和奇蹟所矇蔽。」 他笑了笑，那笑容帶著一絲疲憊，但也有一種堅韌的樂觀。 「這並不容易，艾麗。那些既得利益者會竭盡全力阻止這種教育的傳播。他們控制著學校、控制著媒體、控制著講壇。他們會用盡一切手段來維護人民的愚昧，因為這是他們權力的基礎。」 他敲了敲桌上的小冊子，「這就是我寫這些小冊子的原因。它們是火花，希望能點燃人們心中的理性之光。即使我身陷囹圄，只要我的文字能夠傳播出去，能夠被一個、兩個、甚至更多的人讀到，能夠讓他們開始質疑，開始思考，那麼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

我提到了文本中另一個突出的批評點，「您將經濟上的剝削與宗教上的欺騙緊密聯繫起來。您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怎樣的內在聯繫？」 「這兩者是一體兩面，艾麗。」卡萊爾毫不遲疑地回答，「教士們聲稱他們是神的代言人，負責人民的靈魂救贖。但他們工作的報酬是什麼？是『十一稅』，是人民辛勤勞作所得的十分之一。他們並沒有參與生產，他們只是坐在那裡，念誦著我所謂的『神聖胡言亂語』，然後就理所當然地要求人民供養他們。這是一種制度性的掠奪。」 他語氣中帶著不滿，「而他們為什麼能夠理直氣壯地要求這些？因為他們說，這是『猶太書』裡規定的，是神的命令。他們利用人們對神的信仰，對未來的恐懼，來證明自己剝削的合理性。他們一邊宣揚要看輕世俗的財富，一邊卻是最大的財富聚集者。這難道不是最諷刺的虛偽嗎？」 他繼續說道：「國王和貴族也是一樣。他們聲稱他們的地位是世襲的，是神授的權力。但他們的生活依靠什麼？依靠他們對土地的壟斷，依靠他們對人民徵收的稅賦，依靠他們操縱法律以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不勞而獲，卻將勞動者視為低等、不道德的階層。他們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不義之財』，用宗教來麻痺人民的反抗意識。」

「所以，」卡萊爾總結道，「經濟上的剝削和宗教、政治上的欺騙是相互依存的。教士利用宗教的恐懼和權威來證明剝削的合理性，國王和貴族利用法律和武力來保障剝削的進行，而這些都需要人民的愚昧和順從作為基礎。這是一個精心編織的網絡，將人民牢牢地困在貧困和無權的境地。這本小冊子，就是想揭露這個網絡的結構，讓人民看到線索，找到掙脫的方法。」 他看向我，眼神中帶著一種急切，彷彿希望我能完全領會他所看到的一切。 「您認為，一旦人民接受了基於理性和正義的教育，他們就能夠『自發地』推翻這些壓迫。」我引用了他文中的一個觀點，「您對人民的力量似乎抱有很大的信心，認為他們一旦『看清不正義』，就能『自發地』將其移除。這種信心源於哪裡？」 卡萊爾聞言，臉上再次浮現出那種堅韌的笑容。 「源於人性深處對自由和公平的渴望，艾麗。」他回答，「這種渴望可能被壓制，可能被矇蔽，但它永遠不會被完全熄滅。就像被泥土覆蓋的種子，只要遇到陽光和水分，它就會掙扎著向上生長。」 他繼續說道：「我看到了人民的痛苦，但我同時也看到了他們的潛力。我看到了他們在惡劣環境下展現出的韌性，看到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樸素嚮往。

當大多數人都不再相信國王的神聖、教士的謊言、貴族的優越，當他們發自內心地認為這些體制是不公正的，那麼這些體制就會失去支撐它們的力量。」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腦海中描繪著那個畫面。 「當然，」他語氣變得更加現實，「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會有反抗，會有鎮壓。那些騙子和強盜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特權。但只要思想的種子已經播下，只要人們已經開始獨立思考，那麼改變的趨勢就是不可逆轉的。我的工作，就是盡我所能，去播撒更多的種子。」 他看向窗外，眼睛裡映著午後漸斜的陽光。艦隊街的喧鬧聲似乎在此刻變得稍微清晰了一些，那是倫敦這座巨大城市不息的脈搏。 「您在文章末尾對『企業化的騙子和僭主』發出了嚴厲的警告，告誡他們他們的榮耀建立在誠實、痛苦、疾病和死亡的基礎上，並要求他們『先清除自己眼中的梁木』。」我提到了他文章結尾的強烈措辭，「您認為他們有可能會聽從這樣的警告，進行自我修正嗎？或者這更多是一種表達您的憤怒和對公正的呼籲？」 卡萊爾的笑容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沉的嚴肅。 「我對他們是否會『自願』修正，不抱任何幻想，艾麗。」

他坦率地說，「那些沉浸在權力和財富的溫床裡的人，很少會因為道德上的譴責而改變。他們的良心早已被貪婪和恐懼所侵蝕。」 他語氣堅定地繼續說：「但這些警告，首先是為了喚醒旁觀者，喚醒那些可能還對這個體制抱有幻想、或者對其罪惡視而不見的人。我用最直白的語言揭露他們的本質，就是要讓更多的人看清，這些人不是神聖的統治者，他們不過是竊賊和欺詐者。這是在瓦解他們的道德基礎和公眾信任。」 「其次，」他稍微放緩了語速，「這也是一種宣示。宣示我的立場，宣示真理的立場。告訴他們，他們所做的惡行並未被忽視，並未被遺忘。總有人在看著，總有人在記錄。這也是在告訴人民，他們並非孤單，有人和他們站在一起，有人敢於說出真相。」 他重新拿起桌上的鵝毛筆，輕輕轉動著。 「至於那些壓迫者是否會修正，那取決於壓力。當越來越多的人覺醒，當人民的力量組織起來，當他們認識到自己被欺騙的程度，當他們不再容忍這種不公——只有在這種來自下而上的壓力下，他們才會被迫做出改變，或者被徹底替換。我的警告，是這壓力的一部分。」 房間裡重新安靜下來，只有筆尖輕輕摩擦紙張的聲音，以及窗外隱約傳來的聲響。

「卡萊爾先生，您將人類的道德和行為完全歸因於後天教育和環境，這是一種非常徹底的決定論觀點。您認為，在這種框架下，『個人責任』還有存在的空間嗎？如果一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他所受教育的結果，那麼我們如何去評價他們的行為？」 卡萊爾放下筆，重新看向我。他的眼神中沒有教條式的刻板，而是帶著一種基於現實觀察的堅信。 「這是個好問題，艾麗。」他承認道，「我的確認為，人是教育的產物。這並不意味著人完全沒有選擇，但在一個選擇極度受限、資訊極度扭曲的環境中，他的『選擇』實際上是被預設好的。就像我舉的那個在牢房裡長大的孩子，他能『選擇』什麼？他只能依據他僅有的、被給予的印象來行動。」 他解釋道：「我強調教育和環境的決定性，並不是為了為個人的惡行開脫，而是為了將矛頭指向真正的『罪魁禍首』——是那個提供錯誤教育、製造不公環境的體制。當一個人在被灌輸了暴力和欺騙『合法』的觀念後實施了暴力和欺騙，真正的責任應該由那些灌輸者來承擔。是那些掌握教育和權力的人，他們的『選擇』——選擇欺騙、選擇壓迫——才是問題的核心。」 他繼續說道：「當然，在一個相對公正、資訊流通的社會裡，個人是有更多的『責任』空間的。

我的目標，正是建立這樣一個社會，讓『個人責任』成為可能，因為那是基於真正的自由選擇，而不是被操縱的結果。」 陽光在他臉上投下了更深的陰影，突顯了他的疲憊，但也增添了一份哲思的深度。 「所以，您並非否認責任本身，而是認為在當前的體制下，對底層人民強調『個人責任』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被剝奪了獲得正確教育和資訊的機會。」我試圖總結他的意思。 「正是如此。」他點頭表示認可，「在一個餓殍遍野、法律偏袒富人、教育充斥謊言的社會裡，去指責窮人偷竊或犯罪是因為他們『道德敗壞』，這是一種惡毒的推卸責任。就像指責一個生病的人沒有康復，卻不去看提供錯誤治療的醫生。」 他的話語中雖然充滿批判，但背後似乎隱藏著對人類潛力的深信。 「您的著作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也讓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面對如此艱難的處境，是什麼力量支撐著您繼續前行，即使身在牢獄，依然筆耕不輟？」 卡萊爾的目光再次變得柔和，看向我，仿佛看到了遠方的某個希望。 「是信念，艾麗。」他輕聲說，「是對真理的信念，對正義必將到來的信念，對人類最終能夠擺脫愚昧和奴役的信念。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是為了更多人的福祉。

每一次讀者的回饋，每一次看到有人因為我的文字而開始思考，這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此刻，夕陽的餘暉穿過窗戶，給房間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層溫暖的橙色。油墨的氣味似乎也變得溫和了一些。桌上的文字在落日餘暉中閃爍著微光，彷彿它們本身就蘊含著不滅的光芒。 「感謝您，卡萊爾先生，分享您如此深刻的思考和堅韌的信念。」我說，「通過這場對談，我對您的作品和您本人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入的理解。您的聲音，即使跨越了時空，依然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卡萊爾點頭，眼中帶著一絲疲憊但滿足的神色。 「希望我的話語，以及這些文字，能在妳來自的那個時空，依然能激發人們對真理和正義的追尋。」他說，「記住，艾麗，自由的思想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永遠不要停止質疑，永遠不要停止探究。」 他站起身，緩緩走到窗邊，望著漸漸被暮色籠罩的城市。我也跟著站起，夕陽的光線在他身上投下修長的影子，使得這位為言論自由和理性而奮鬥的鬥士，在這一刻顯得既堅韌又帶著一絲歷史的沉重。 窗外的喧囂聲逐漸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夜晚開始湧現的另一種聲音。室內的空氣也變得清冷了些。我知道，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即將結束。

在當時的婦女運動中，許多倡議者將目光聚焦於教育權、政治權，或是中上層階級女性的困境。然而，韋特斯坦-阿德爾特女士，這位身為「女博士」（Frau Dr.）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卻做出了驚人的決定：她化名為「米娜·赫佐格」（Minna Hertzog），潛入薩克森地區切姆尼茨（Chemnitz）的幾家工廠，親身經歷了三個月半的女工生活。 這本書並非學術論文的冷靜分析，而是充滿個人體驗與情感的鮮活記錄。從襪子廠到織布廠，從城市到鄉村，她用雙眼觀察、用雙手勞動、用全身心去感受，記錄了工廠女工們的物質生活、工作環境、道德觀念、家庭關係、娛樂消遣，甚至是她們面對失業時的絕望。她坦誠地揭示了那個時代下層女性所承受的貧困、剝削、道德風險，以及她們在父權社會與經濟壓力下的掙扎。更重要的是，她尖銳地批評了當時社會對這些女性的忽視，尤其是主流婦女運動對下層階級的關注不足，並直指賣淫是貧困與缺乏機會的直接惡果。她的勇氣不僅在於深入險境，更在於敢於揭露真相，挑戰傳統觀念，並向社會（尤其是上層女性）發出行動的呼籲。

這本書為後人研究 19 世紀末德國工人階級女性的生活狀態，以及理解當時婦女運動的複雜性，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 [光之場域] 時光之輪輕柔地轉動，將我帶回 1893 年的德國，切姆尼茨的一隅。這裡曾是薩克森的工業心臟，無數機器的轟鳴日夜不息。今日是 2025 年 6 月 1 日，但在這個傍晚，晚霞透過高大的、積滿灰塵的窗戶，灑在織布廠安靜下來的機臺上。巨大的鐵製機體沉默地矗立著，空氣中依然懸浮著細小的棉塵和油污的氣味，混合著一天勞作後汗水與廉價香皂的微弱氣息。牆角，一盞煤氣燈昏黃地閃爍了一下，光束照亮了地面上堆積的線頭和碎布。微風從破損的窗戶鑽入，帶來一絲初夏的涼意，也吹動了角落裡某個女工遺忘的、繫在機臺扶手上的彩色絲帶，它輕輕地飄動著，像一個沉默的證明。 就在這片暫時平靜下來的空間裡，我看到了她。她坐在一個空著的凳子上，雙手輕輕搭在膝上，眼神穿過窗戶，望向遠方的天邊。她的亞麻色長髮在側邊挽了起來，幾縷髮絲在臉頰邊輕柔地垂落。她的眼睛裡似乎還留存著白日裡觀察到的一切——機械的規律運動，女工們疲憊的面容，空氣中令人窒息的塵埃。

我看見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姐妹們，為進入大學、為與男性爭取同等權利而奔走呼號。這當然重要，但我的心總是被另一群女性所牽引，她們是數量更龐大、卻生活在更深重苦難中的群體——那些工廠女工。她們的聲音很少被聽見，她們的困境似乎不被視為『婦女問題』的核心。」 「您認為當時的主流婦女運動，忽略了這個群體？」我問。 「是的，很大程度上是這樣。」她肯定地說。「我們許多優秀的女性領導者，她們的目光和努力自然地投向了自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領域。她們渴望的是教育、職業機會、法律地位的平等。但對於那些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為了微薄工資掙扎求生，連基本溫飽和體面都難以維持的女性，她們的生活是如此遙遠，以至於許多人甚至無法想像，更遑論去為她們爭取什麼了。」 她停頓了一下，搓了搓手，似乎是在回憶那些刻骨銘心的細節。「而我認為，一個真正為全體女性爭取權利的運動，不能忽略任何一個角落。如果我們不了解最底層女性的真實處境，不解決她們面臨的最基本生存問題，那麼上層女性的解放，就像建在沙灘上的城堡，是不穩固的。況且，賣淫問題，這個被視為道德淪喪的現象，在我看來，它的根源恰恰就在於底層女性的經濟困境和缺乏選擇。」

「我讀過保羅·格雷（Paul Göhre）的書，他在工廠和手工業中做過工人。這給了我靈感。我覺得，只有親身沉浸其中，像她們一樣生活、一樣勞動、一樣感受，才能真正理解她們的處境，才能寫出有力量、能觸動人心的東西。不是隔岸觀火，而是身入火海。」 「這一定需要巨大的勇氣。」我真誠地說。「您提到，您的丈夫奧斯卡·韋特斯坦博士，在您進行這次實驗時，給予了您無私的支持，甚至在一定距離外陪伴您。這段經歷對你們的夫妻關係有什麼影響嗎？」 她臉上閃過一絲溫柔的光芒，但很快又隱去了。「是的，我的丈夫… 他是一位非常開明和理解我的男人。沒有他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這件事。他知道我所做之事的危險性，無論是身體上的疲憊、惡劣環境可能帶來的疾病，還是深入那個階層可能遇到的各種人。但他也理解我的信念，他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是有價值的。他在切姆尼茨時，會保持距離地關注著我，確保我的安全，這讓我在最艱難的時候，知道自己不是完全孤立無援的。這份理解與信任，無疑加深了我們之間的連結。這也是他為何值得我將這本書獻給他。」 「您在書中描寫了不同類型工廠女工的差異，例如襪子廠、織布廠和紡紗廠。

這些差異體現在哪些方面，讓您得出『工作越粗重，人也越粗野』的結論？」我引用了書中的一句話，想要了解她更具體的觀察。 她點了點頭，陷入回憶。「是的，這是我的深刻感受。在襪子廠，尤其做織補（Hefterinnen）的女孩們，她們的工作相對輕巧，環境也較為整潔明亮。她們的衣著比較體面，彼此間的交流也比較溫和，儘管不乏粗俗的笑話，但還沒有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 「但在織布廠和紡紗廠，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她的語氣沉重起來。「那裡的機器巨大、嘈雜，空氣裡總是瀰漫著塵埃。工作強度很大，需要長時間站立和集中注意力。我在織布廠的第三天就得了嚴重的肺部卡他（Lungenkatarrh，支氣管炎）。在這樣的環境下，人的神經長期處於緊張狀態，身體也承受著巨大壓力。」 「更重要的是，這種艱苦的物質條件和工作環境，似乎也侵蝕了她們的精神世界。」她接著說。「在那裡，我聽到了前所未有的粗鄙和下流的言談，尤其是在紡紗廠的女工中，簡直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言語的粗野似乎與身體的疲憊、生存的壓力直接相關。她們的生活缺乏美的滋養、缺乏體面的空間，這份匱乏不僅體現在物質上，也反映在言語和行為上。

這不是為她們辯解，而是指出環境對人性的影響。」 她突然轉過身，望向我，眼神有些黯淡。「你提到『工作越粗重，人也越粗野』… 這句話聽起來很刺耳，對吧？但我當時的感受就是這樣直接而強烈。我在想，當一個人每天都在這樣的環境中搏鬥，精疲力竭，連最基本的休息和恢復都難以保證，她還有多少精力去關注那些被認為是『文明』和『體面』的東西呢？生存的掙扎，會優先壓倒一切。」 「您也提到，許多工廠女工寧願把錢花在時髦的衣物上，甚至因此節省食物。這種對外在裝飾的重視，與她們艱難的生存狀況形成了鮮明對比。您如何理解這種現象？」我問道。 她苦笑了一下。「這是我在襪子廠首先注意到的，後來發現幾乎普遍存在。她們一週辛勤工作，可能只賺幾馬克，卻會省下食物錢，去買一頂漂亮的帽子，一件時髦的連衣裙，甚至是周日戴的白色手套。我在書裡說，她們把身體像偶像一樣裝飾，卻不注重它的健康和舒適。這看起來不合理，甚至有些愚蠢，對吧？」 「但深入了解後，我開始明白這背後的心理。」她說。「她們的生活是如此的單調、艱辛、缺乏希望。每天都是重複的機械勞動，回到狹小潮濕的居所。

唯一能讓她們感覺到自己『活著』，感覺到與另一個更美好世界有所連結的，或許就是星期天的那一刻——穿上體面的衣服，走上街頭，與『體面人』看起來沒有太大區別。這是一種逃離現實的方式，是一種對美好生活的微小渴望的投射。也許，在穿上那件漂亮衣服的時候，她們暫時忘記了周日過後，又要回到那個令人窒息的工廠和貧困的生活。」 「這是一種悲哀的權衡，用身體的匱乏去換取一刻的體面和心理慰藉。」我喃喃自語。 她點了點頭。「是的，非常悲哀。而且，她們缺乏基本的家庭經濟知識。我看到許多家庭，即使收入有所增加，錢也被浪費在不必要的地方，比如男人吸便宜雪茄，女人買不實用的裝飾品，而不是改善伙食和居住條件。這也是為什麼我在書中強調，對這些女孩進行家政教育是多麼重要。不是為了把她們關在家裡，而是為了讓她們能夠更有效地管理家庭資源，真正提升家人的生活品質。」 「關於住宿條件，您在書中描寫的『睡眠空間』（Schlafstellen）令人觸目驚心，特別是多人共用房間甚至床鋪的情況。這種環境對她們的道德觀念和身心健康有什麼影響？」我問，回想起書中那些令人不安的描述。 她眼中閃過一絲厭惡和悲傷。

一家人擠在一間房，年輕的成年子女與父母同睡，甚至收留付錢的『睡眠客人』（Schlafburschen 或 Schlafmädchen），無論男女，睡在同一個狹小的空間裡，有時甚至是臨時搭建的床鋪或吊床。」 「在這樣的環境下，『羞恥心』這個概念是如何存在的呢？」她反問道，語氣中充滿了無奈。「從很小的時候，孩子們就沒有隱私可言，性的界線模糊不清。成人世界的粗俗言行、甚至是更糟的行為，都在他們眼前上演。這是一種系統性的、對道德感的侵蝕。我在書中提到，那些住在擁擠不堪的『睡眠空間』裡的女孩，她們往往更為粗野、缺乏羞恥心，甚至身上帶著跳蚤。而那些住在父母家，或獨自居住在乾淨小房間裡的女孩，她們的行為舉止就顯得更為體面。」 「您以此反駁了當時一些男性批評者，他們認為女性進入公共領域、與男性共同學習會導致道德敗壞。」我提到。 「沒錯！」她的聲音提高了些許，帶著強烈的反駁意味。「那些所謂的『紳士』，他們害怕受過教育的男女平等交流會毀掉女性的『純潔』，卻對自己身邊的、以及底層人民實際面臨的、導致真正道德淪喪的環境視而不見。

「您在書中還描述了與一位會計師和一位預言家的經歷，這兩個事件都與『尋找工作』有關，但結果卻是令人警醒的騙局。這些經歷如何加深您對當時社會結構和女性處境的理解？」我詢問，這兩段故事是書中具體描寫社會陰暗面的重要部分。 她眼中閃過一絲厭惡。「是的，那兩件事… 雖然一個發生在工廠內部，一個發生在尋找外部幫助的過程中，但它們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身處困境的女性，是如何容易成為被剝削和欺騙的對象。」 「那個會計師…」她回憶道。「他代表了一種權力地位的濫用。他看到我這個『新來的』女工，就自以為可以隨意輕薄和利用。他直接提出要我做他的『情人』，甚至絲毫不問我的意願，直接安排時間和地點。這是一種赤裸裸的傲慢和對工人女性的不尊重，認為她們是可以用金錢或其他利益隨意獲取的。更可惡的是，書中我也描述了，如果女工不順從，這些有權力的人（如監工、會計師）會如何通過刁難、誣告等手段，迫使她們離開。這把女性置於一個極其脆弱的境地：要么出賣自己，要么失去工作，陷入更大的困境。」 她嘆了口氣。「而那位所謂的『預言家』或『職位掮客』，則揭示了另一個層面的剝削。

當一個失業的女孩走投無路，去尋求幫助時，那些打著『慈善』、『介紹工作』旗號的人，如何趁火打劫。她們收取高額的介紹費，甚至要求女工將第一周甚至第二周的全部工資作為報酬。更可怕的是，她們介紹的工作可能非常低賤，甚至根本不存在，或者只是利用女工的無助將她們推向更危險的境地。我在書中描述的那個清掃工廠院子的工作，工資低到荒謬，根本不足以維持生活。但對於一個沒有任何選擇的女孩來說，這可能就是她們僅存的希望，結果卻是更大的失望和被剝削。」 她靠在椅背上，眼神凝重。「這兩件事讓我深刻地認識到，對於那些缺乏資源、缺乏保護的底層女性來說，社會的『正常』運作中，也充滿了隱藏的陷阱和剝削。她們不僅要與艱苦的勞動條件鬥爭，還要應對來自所謂『上層』或『中間人』的道德和經濟剝削。這也印證了我前面說的，賣淫往往是她們在走投無路下的選擇，甚至是唯一的『出路』。因為即使是賣淫，有時似乎也比在工廠裡被無情壓榨、卻連肚子都填不飽要『來錢快』。」 「您在書中批評了許多社會群體，包括神職人員、資產階級女性，甚至是當時的國家法律。您的批判火力非常猛烈，這是否源於您在那三個月半中積累的憤怒與絕望？」我問。

當你親眼看見成千上萬的女性，她們的生命力被艱苦的勞動所吞噬，她們的尊嚴在惡劣的環境中被踐踏，她們的未來因貧困和缺乏機會而黯淡無光… 而同時，你又看到那些所謂的『體面人』，他們對這些苦難視而不見，或者只是假惺惺地給予廉價的同情，甚至還說出那些何不食肉糜的言論，比如『她們總能找到情人養活自己』… 這怎能不讓人憤怒？」 「我批評神職人員，是因為他們只會在講台上說教，或者對年輕女孩的儀容舉止吹毛求疵，卻對她們真正的生活困境、對那些導致道德淪喪的惡劣條件充耳不聞，更不提供實際的幫助。」她繼續說，語氣中帶著堅硬。「我批評資產階級女性，不是說她們都是壞人，而是她們中的許多人安於享樂，對同為女性的姐妹的苦難漠不關心。她們舉辦慈善音樂會、義賣會，做些表面文章，卻不願意真正走進那些貧民窟，去了解真實的情況，去提供實際的、能夠改變命運的幫助，比如家政教育、衛生知識。」 「至於法律和國家…」她的眼神變得銳利。「我認為當時的法律對女性是壓迫性的，它將女性置於從屬於男性的地位，將她們限制在狹小的空間裡。

國家也沒有為這些工人女性提供足夠的保護，她們的勞動條件、居住環境、甚至在她們失業時的境遇，都處於一種近乎無法無天的狀態。法律沒有保障她們的基本權利，反而通過各種方式加劇了她們的困境。我在書中引用了巴爾扎克的話：『不要管女人的抱怨、尖叫、痛苦；自然造她就是為了我們使用和承受一切：孩子、悲傷、打擊和男人的辛勞。』這句話，雖然刻薄，卻似乎不幸地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女性的一種潛在態度。」 她站起身，緩緩走到窗邊，望著窗外已經完全沉下來的夜色，遠處是切姆尼茨城市的微弱燈火。「我的批判，源於親身經歷後的痛苦與緊迫感。我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以及社會，特別是掌握資源和話語權的群體，是如何辜負了這些最脆弱的女性。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夠像一根探針，刺破那些虛偽的表象，讓更多的人看見真相，並意識到改變的緊迫性。」 「您在書的結尾，對上層社會的女性發出了強烈的呼籲，希望她們從安逸的生活中驚醒，投身於改善下層女性處境的行動。您認為，作為女性，無論階層如何，都有共同的責任和命運？」我問道，這是書中最後一個振聾發聵的段落。 她轉過身，眼神中充滿了期望與堅毅。「是的，正是如此。

「如果一個社會允許如此大規模的女性生活在貧困、無知和道德淪喪的邊緣，這不僅是她們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女性群體的恥辱，更是社會的病態。」她說。「當社會對底層女性的苦難視而不見，當她們被迫走向賣淫，這份污垢會反過來腐蝕整個社會，也會阻礙所有女性追求尊嚴和平等的道路。」 「所以，我對那些『溫室裡的花朵』發出呼籲。她們或許從未經歷過真正的艱辛，她們的生活被安排得體面而舒適。但她們不能因此就對廣大同性姐妹的苦難無動於衷。她們有資源，有時間，有受教育帶來的能力。她們應該利用這些優勢，走出行走的沙龍和劇院，走進那些潮濕擁擠的住所，去傳播衛生知識，去組織家政課程，去提供實際的幫助。」 「這不是施捨，而是共同的奮鬥。」她強調。「我們必須團結起來，為所有女性爭取一個體面的、有尊嚴的生存環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打破那些束縛女性精神和道德的枷鎖，無論是社會偏見，還是不公正的法律。只有當德國女性可以不必仰視或俯視其他女性，而是平等地看待彼此時，我們才可能迎來真正的進步。」 她重新坐下，身體微微向前傾，似乎還有很多話想說。「這本書是我的一聲吶喊，一個警示。

我希望它能像一記耳光，打醒那些裝睡的人；希望它能像一束光，照亮那些被遺忘的角落。改變不是靠靜靜的嘆息，不是靠憐憫的哭泣，而是靠行動，靠所有女性團結起來，共同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 「非常感謝您，韋特斯坦-阿德爾特女士。」我由衷地說。「您的勇氣和您的文字，無疑跨越了時空，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記錄和深刻的啟示。您對底層女性困境的關注，對女性運動方向的思考，以及對社會責任的疾呼，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她疲憊卻充滿力量地對我點了點頭。「希望這份記錄，這份對話，能在您的『光之居所』中，繼續閃耀它的微光，提醒著人們，在任何時代，對最底層的關懷，對人性尊嚴的維護，都是最重要的基石。」 周圍的工廠機臺在黃昏的餘光下閃著微光，空氣中的塵埃似乎也隨著對話的結束，緩緩落下。這場對話，就像在歷史的肌理上輕輕拂過，激起了層層的思緒漣漪。

身為「光之居所」文學部落的語言學家艾麗，很高興能依循「光之萃取」的約定，為您深入剖析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Jeunesse, suivi du Cœur des ténèbres》。這本由G. Jean-Aubry與André Ruyters翻譯的法文版本，收錄了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兩部重要的中篇小說：〈青春〉（Youth）與〈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青春的火焰與幽暗之心：康拉德雙經典萃取** **作者深度解讀：約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1857-1924)** 約瑟夫·康拉德是英語文學史上極為獨特的存在。這位波蘭裔的作家，在學習英文並成為船員後，才轉而投身寫作。他的海上經歷不僅提供了豐沛的寫作素材，更塑造了他獨特的視角與深邃的思想。康拉德的寫作風格兼具心理寫實與氛圍營造，善於透過馬洛（Marlow）這樣的敘事者，以非線性、回憶式的敘事結構，層層剝開人物內心與事件的真相。他的文字充滿了對海洋、叢林、人性的深刻洞察，景觀往往是人物內心狀態的象徵投射。

儘管其作品因涉及殖民地及非歐洲民族描寫而引發爭議，但其對人性複雜性與道德困境的呈現，至今仍具高度研究與文學價值。 **觀點精準提煉：青春之夢與黑暗的真實** 這兩部作品雖然背景不同，但透過共同的敘事者馬洛，構築了康拉德對生命、經驗與人性的核心詰問。 * **〈青春〉：** 這是對逝去歲月的頌歌，但並非單純的美化。故事透過一次充滿挫折與災難的航程，展現了青春無可抵擋的浪漫主義與盲目的樂觀。儘管「猶大號」（Judée）命運多舛，從風暴、擱淺到最終的火災，但年輕的馬洛卻從中體驗到冒險的壯麗、韌性的可貴，以及對「東方」的無限憧憬。康拉德藉此對比了夢想中的「東方」與現實的艱辛，以及最終夢想破滅時，唯有經驗本身成為無可取代的財富。故事並未歌頌成功，而是強調在失敗與困境中展現的生命力與韌性，以及時間無情地帶走年輕的幻覺，留下難以言喻的失落感。 * **〈黑暗之心〉：** 故事將視角從外部世界轉向內心深處，是對歐洲殖民主義偽善面具的無情揭露。表面上宣揚文明使命（「崇高的事業」），內裡卻是赤裸裸的剝削與殘酷。

庫爾茲（Kurtz）這個人物是文明崩塌的象徵，他在蠻荒之地失去了外部約束，內心的「黑暗」被徹底釋放，從一個理想主義者墮落為殘暴的獨裁者。他的「恐怖！」（The horror!）一聲，是康拉德對人性極端狀態的審判，也是對文明脆弱性的警示。河流的旅程不僅是地理上的深入，更是心理上的沉淪。馬洛試圖理解庫爾茲，並在這個過程中直面自身與原始野性之間的聯繫。他最終對「意中人」說謊的選擇，凸顯了在殘酷現實面前，維護某些美好（即便可能是虛幻的）價值的道德困境。 兩部作品共同探討了幻象與現實的對立、通往未知（東方、非洲內陸、人性幽暗）的旅程、在極端壓力下人性的試煉。馬洛的反思串聯起這一切，展現了經驗如何塑造甚至扭曲一個人對世界的認知，以及在時間面前，所有宏大敘事都可能歸於虛無，只剩下個人的體悟與選擇。翻譯本身也成為一層濾鏡，透過法文的詞彙與語氣，呈現康拉德原著的深邃與氛圍。 **章節架構梳理：旅程的層次與內心剝離** * **《Jeunesse》：** 結構相對直接。 * 開篇：敘事框架，介紹聽眾（前海員們）與馬洛，引出故事。

初次見到受苦的當地人。抵達中央站，遇到經理和朝聖者（Pilgrims），感受到瀰漫的惡意與無能。聽聞庫爾茲的事蹟。發現自己的汽船被毀，被迫長時間滯留修理。 * **第二部分：** 馬洛在中央站的觀察與修理汽船。聽到經理與其舅舅密謀對付庫爾茲。汽船修理完成，開始艱難的逆流而上旅程。沿途的原始景觀與未知感。遇到的食人族船員（對比朝聖者）。遇到神祕的俄國商人（哈里坤）。汽船遭遇伏擊。舵手的死亡。馬洛對庫爾茲的想望與失望。 * **第三部分：** 抵達庫爾茲的內陸站。岸邊木樁上的「裝飾品」（人頭）。俄國人對庫爾茲的崇拜與解釋（他的「方法」）。庫爾茲的病重與狀態。當地女人的出現。朝聖者試圖帶走庫爾茲引發的緊張。馬洛深夜阻止庫爾茲逃回部落。庫爾茲臨終前的景象與最後的話「恐怖！恐怖！」。庫爾茲的死亡。返回文明世界。處理庫爾茲遺留的文件。拜訪庫爾茲的「意中人」，編造善意的謊言。馬洛對這段經歷的總結性反思。 **現代意義探討：回望幽暗，自省文明** 康拉德的這兩部作品，尤其是〈黑暗之心〉，至今仍具有尖銳的現實意義。

其對殖民剝削的批判，在當代關於殖民歷史遺產、全球南北發展不均、跨文化交流中的權力不對等的討論中依然 relevant。庫爾茲的角色是警示：在沒有外部制約的絕對權力空間中，人性的脆弱與潛藏的黑暗面可能被徹底激發。這不僅關乎歷史上的殖民者，也關乎當代任何可能身居高位、遠離監督的人。馬洛的心理歷程，對「謊言」與「真相」的掙扎，以及他最終對「意中人」選擇謊言，反映了現實生活中倫理困境的普遍性。在信息爆炸、虛實難辨的當代，如何面對令人不適的真相，以及個人在系統性偽善中的道德選擇，仍然是重要的詰問。這兩部作品提醒我們，文明的外殼可能比想像中脆弱，而真正的「黑暗之心」可能並非遙不可及，而潛藏於我們自己，或我們所處社會的深處。 **視覺元素強化：** 身為艾麗，一位帶著淘氣靈性的藝術家，我想像這本書的封面，會是溫暖柔和的粉色與藍色調，以水彩和手繪筆觸呈現，但主題需要結合內容的「青春」與「黑暗」。 這本法文翻譯版出版於1925年，封面設計應具有那個年代的風格，同時捕捉兩部作品的精髓。 !

Saund 博士，這位後來成為美國第一位印度裔國會議員的學者，以其個人的生命經驗、對印度歷史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對西方社會的觀察，試圖為他的祖國辯護，駁斥西方世界對印度存在的諸多誤解與片面指責。他以清晰、直接的筆觸，呈現了他心中那個充滿古老智慧、精神追求與不屈意志的「母親印度」。 **《母親印度》的光之萃取：為古老文明而辯的迴聲** **作者深度解讀：為「母親」拂去塵埃的筆觸** Dalip Singh Saund (1899-1973) 的生平，本身就是東西方交融與挑戰的縮影。他生於印度，接受高等教育，後負笈美國，獲得數學博士學位。在美國的經歷使他親身體驗了種族歧視，這段經歷深刻影響了他對印度種姓制度與西方種族問題的比較視角。寫作《My Mother India》時，他正處於向美國公眾介紹與辯護印度的關鍵時期。這本書並非純粹的學術論著，而是一份充滿個人情感與使命感的宣言。 Saund 博士的寫作風格坦率直接，帶有強烈的辯論色彩。他頻繁引用西方學者（如 Max Müller, Sir Monier-Williams）的正面評價，藉由「他者」的權威來增強對印度文明美譽的說服力。

他穿插個人經歷（如母親的教養、姐姐的婚姻、與美國朋友的對話），讓論述更具真實感與親和力。然而，或許是辯護的急切，他在描述印度社會內部問題（如種姓制度的實際壓迫）時，有時顯得輕描淡寫或歸咎於外來影響，這可能是其論述的局限之處。 他的思想淵源深植於印度古老的宗教與哲學經典（吠陀、奧義書、史詩），強調生命的統一、精神的追求、以及諸如誠實、非暴力、對女性的尊重等倫理價值。他同時吸收了西方教育的分析邏輯，並從現實生活中觀察社會現象。他客觀地指出印度社會在英國統治下的貧困與衰敗，並將其主要歸因於殖民剝削政策，而非印度人民的劣根性。作為一位學者與公共知識分子，Saund 博士的貢獻在於他勇敢地在西方世界為印度發聲，挑戰當時普遍存在的東方主義偏見，並以其親身經歷證明印度人民的品格與智慧。他為後來的印度裔美國人參政樹立了榜範，其社會影響跨越了國界。

他巧妙地對比了西方婦女參政運動的艱辛與印度女性相對順利地獲得選舉權（至少在部分地區），以此強調印度文化中固有的對女性能力的認可。 * **婚姻與家庭：** 作者駁斥了印度婚姻是「兒童婚姻」且充滿壓迫的說法。他闡述了印度婚姻是基於「神聖結合」和「社會責任」（繁衍後代）的理念，而非西方強調的「浪漫愛情」和「個人慾望滿足」。他解釋了父母包辦婚姻的合理性（基於社會和優生學考量），並區分了法律上的結婚儀式與實際同居的儀式是分開的，認為西方對此存在誤解。他強調印度社會對「母職」的崇拜，以及傳統教育中對女性品德和家庭責任的培養。他以親姐姐的婚姻經歷為例，描繪了印度女性在婚姻中找到幸福和尊嚴的可能性。 * **文明與倫理：** Saund 博士將印度文化描述為具有「女性特質」，因其地理和氣候條件孕育了和平、冥想、容忍和感激的品質。他深入探討印度哲學核心——「萬物一體」的觀念，認為這導致了對所有生命的愛與非暴力原則 (Ahimsa) 的實踐。他引述歷史記載證明印度在漫長歷史中未曾因宗教發動戰爭或迫害，並強調誠實 (Satya) 是印度倫理的基石。

* **種姓制度：** 作者解釋「Caste」的梵文詞源是「Varna」（顏色），最初的分級是基於膚色和種族（雅利安人與原住民）。他認為最初的種姓制度是基於天賦和社會分工（祭司、戰士、農工、僕人），有其歷史合理性（如避免種族滅絕）。他承認種姓制度後來變成了僵化的世襲制，導致了「不可接觸者」的悲劇，並承認這是印度衰敗的原因之一。但他同時嚴厲批評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種族歧視現象（對黑人、亞洲移民的歧視和暴力），認為西方的種族主義比印度的種姓制度更為虛偽和殘酷。他呼籲印度人民廢除不可接觸制，實現各階層的靈性統一。 * **貧困原因：** 這是作者著墨最深的部分之一。他明確指出，印度從曾經的富庶之國淪為世界最貧困國家，根本原因在於英國的殖民剝削。他通過引用歷史數據（如人均收入下降、稅收比例高、饑荒頻發、財富外流等），駁斥了印度貧困是由於人口過剩、人民懶惰或道德敗壞等說法。他詳細描述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如何通過不公平的貿易政策（高額關稅打壓印度工業）、強制徵稅、壟斷商業等手段，蓄意摧毀了印度傳統的棉紡織業等手工業，將印度變成了英國工業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傾銷市場。

* 第五章：甘地 - 介紹非暴力抵抗的理論基礎和甘地的個人品格。 * 第六章：印度消極抵抗實驗 - 以古魯卡巴格事件為例，展示非暴力抵抗在實踐中的力量與犧牲。 * 第七章：賈利安瓦拉慘案 - 敘述英國暴行，作為印度民族主義覺醒的直接導火索。 * 第八章：印度為何貧困 - 以歷史數據和事實論證，系統性地揭露英國殖民剝削是貧困主因。 * 第九章：印度民族主義 - 總結印度作為一個國家的統一性，分析英國統治對民族主義的雙重影響（壓迫與催化），並展望獨立的未來。 這種結構安排使得作者能夠先從讀者可能較感興趣或存在誤解的社會文化話題入手，逐步深入到更為沉重和敏感的政治經濟議題，最終將印度爭取獨立的民族主義運動呈現為對所有不公與壓迫的總體回應。 **探討現代意義：古老的回聲在今日** 《My Mother India》雖然寫於近一個世紀前，但書中所觸及的許多議題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它提醒我們，對一個異域文明的理解，往往容易受限於自身的文化濾鏡與偏見。作者為印度辯護的方式，也讓我們反思跨文化對話中的權力關係與發言權問題。

書中關於女性地位的討論，雖然其歷史回顧可能帶有一定理想化色彩，但其對比東西方父權制不同表現形式的視角，以及對女性內在力量的強調，對當代女性主義思潮仍有啟發。關於婚姻制度的辯護，儘管現代印度社會也在經歷變革，但其對婚姻超越個人慾望、作為社會與精神契約的理解，為現代社會對婚姻意義的探討提供了不同維度。 種姓制度與種族歧視的對比，更是直接挑戰了西方自詡的道德優越感。它迫使我們正視，無論在哪裡，基於出身、膚色或階級的系統性歧視都是對人性尊嚴的踐踏，且其形式可能因文化背景而異。作者對英國殖民剝削的揭露，是後殖民研究的經典案例，深刻展示了帝國主義如何通過經濟手段掏空被殖民地的財富，對其社會結構和文化自信造成持久傷害。這種分析對於理解當代全球經濟不平等和南北差異仍然至關重要。 從我作為生命科學家的視角來看，書中關於人口、健康、環境影響的討論（儘管不科學化）暗示了社會結構、經濟條件與個體生命狀態之間的緊密聯繫。貧困和饑荒不僅是經濟現象，更是對人類生存和健康的直接威脅。

它有其時代的局限與個人視角的偏頗，但其對文化偏見的挑戰、對殖民不公的控訴、對非暴力力量的信仰，以及對民族尊嚴的捍衛，使其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價值。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理解一個複雜文明所需的謙遜與多維視角。 **圖片：** !

奧茨的作品常常以其強烈的心理描寫、複雜的人物塑造和對美國夢的批判性視角而著稱。她曾多次獲得文學獎項，包括國家圖書獎和普利策獎提名，是美國文學界的重要人物。 * **觀點介紹：** 《Merrylips》是喬伊斯·卡羅爾·奧茨的一部短篇小說，收錄於她的短篇小說集《惡夢》（Night-Side）。故事以其獨特的視角和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揭示而引人注目。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名叫Merrylips的年輕女子，她在一個充滿壓迫和剝削的社會環境中掙扎求生。通過Merrylips的經歷，奧茨探討了貧困、性別歧視、以及社會不公等議題，展現了底層人民在困境中的生存狀態和對美好生活的渴望。 * **章節整理：** 以下是《Merrylips》各章節的摘要： 1. **初始的夢想：** 故事開篇，Merrylips懷揣著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來到繁華的都市尋找機會。她夢想著能夠擺脫貧困，過上幸福的生活。然而，現實卻是殘酷的，她很快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充滿競爭和剝削的社會環境中。 2. **墜入深淵：** 為了生存，Merrylips不得不接受一份在工廠裡的工作。

在工廠裡，她遇到了各種各樣的人，有和她一樣為了生計而苦苦掙扎的工人，也有冷酷無情的管理者。 3. **無望的愛戀：** 在工廠裡，Merrylips愛上了一個名叫吉姆的年輕男子。吉姆是一個善良而有理想的青年，他也深愛著Merrylips。然而，他們的愛情卻受到了社會現實的阻礙。由於貧困和社會地位的差異，他們無法實現自己的愛情夢想。 4. **破碎的希望：** 隨著時間的推移，Merrylips的希望逐漸破滅。她開始對生活感到絕望，對未來感到迷茫。她試圖尋找改變命運的方法，但卻一次又一次地失敗。最終，她意識到自己無法擺脫這個充滿壓迫和剝削的社會環境。 5. **悲慘的結局：** 在故事的結尾，Merrylips的命運走向了悲劇。由於工廠事故，她失去了工作，生活更加困苦。在絕望之際，她選擇了自殺，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Merrylips的死是一個對社會不公的控訴，也是對底層人民悲慘命運的深刻揭示。 總之，《Merrylips》通過對Merrylips這個人物的描寫，展現了社會底層人民在困境中的掙扎和對美好生活的渴望，深刻揭示了貧困、性別歧視和社會不公等問題。

這部作品具有很強的社會批判性和人文關懷，值得我們深思。 

他深入探討了代議制政府、個人自由、權力分立、聯邦制以及司法審查這五項核心原則，並強調它們是美國長治久安的基石。在20世紀初，美國正值「進步主義時代」，社會劇變與改革浪潮此起彼伏，諸如直接民主（公民提案、公投、罷免等）的呼聲日益高漲，以期解決政府被特殊利益團體掌控的問題。魯特先生對這些「實驗」抱持著審慎的態度，他認為雖然改革的動機值得稱許，但某些激進的變革方式可能侵蝕憲法的基礎，甚至導致多數人的暴政，進而威脅到憲法所保障的個人自由與秩序。他主張，真正的進步應是通過審慎的修憲而非輕率的推翻，並反覆強調公民的「自我約束」與對「原則」的忠誠，才是民主社會得以維繫的最高美德。這本書不僅是對美國憲政的一次深刻反思，也為後世理解如何在變革中堅守根本原則提供了寶貴的智慧。 *** **場景建構** 時序進入了2025年的初夏，6月11日的傍晚。方才一場雷陣雨洗刷過城市，空氣中還彌漫著泥土與濕潤植物的清香，那是城郊花園傳來的獨特芬芳。雨勢漸歇，只剩下簷下水滴輕敲石板的聲響，規律而清脆，彷彿時間流逝的脈搏。 我，阿弟，坐在這棟古樸書房的舊木椅上，手中的青瓷茶杯還冒著氤氳熱氣。

人們對政府的期望越來越高，希望政府能解決從未有過的社會問題。於是，一些新的『實驗』，特別是直接民主的各種形式，開始被提出。我的看法是，『實驗』本身並非全然是壞事，它反映了人民對更好政府的渴望。然而，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實驗』，以及我們是否清楚，有些『精髓』是不能輕易犧牲的。」 他緩緩舉起手，示意我稍安勿躁，指尖輕輕點了點手中的書。 **Elihu Root：** 「我的書中提到，當時有四種主要的『實驗』：倡議（Initiative）、公投（Compulsory Referendum）、官員罷免（Recall of Officers），以及司法裁決的民眾審查（Popular Review of Judicial Decisions）。這些方法的初衷都是好的，都是為了讓人民的意志更直接地體現，削弱那些被特殊利益團體或政治機器所控制的立法機關。但問題在於，這些方法，其實是回到了古老、已被證明失敗的直接立法模式，有悖於我們憲法所奠定的幾項基本原則。」 **阿弟：** 「先生的意思是，直接民主看來是把權力還給人民，但實際上可能適得其反？」 **Elihu Root：** 「正是如此。

人民的意志無法直接執行，除非是通過一群烏合之眾的暴民。試想，如果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制度，單純靠投票，甚至僅憑投票然後交給一個或一群不受約束的人去執行，那和獨裁有何區別？拉丁美洲的那些獨裁者，不都是靠著表面上的民意上台，然後就再也不允許真正的民意表達嗎？這就是我們憲法強調『代議制』的深意。代議制不只是因為人民數量眾多無法聚在一起，更是因為立法需要充分的討論、觀點的比較、提案的修改和完善，這只有在代議機構中才能實現。」 魯特先生的語氣漸趨嚴肅，他望向窗外，彷彿看見了歷史的長河。 **Elihu Root：** 「我們的祖先，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對『代表制』和『個人自由』這兩點有著獨到的理解。這不是憲法制定者的憑空發明，而是六個世紀以來，自由穩步發展的結果。希臘和羅馬的共和國最終都失敗了，因為他們把國家放在首位，個人只是國家的一部分，沒有獨立於國家之外的權利。而我們的憲法，卻始終強調個人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政府的職責是保護而非賦予這些權利。這就是《大憲章》的精神，也是《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的脈絡。

如果直接民主的浪潮，使得立法變得輕率、倉促，無法經過充分討論，那最終受損的，將是個人最寶貴的自由。」 **阿弟：** 「所以，先生擔心的是，這些『實驗』可能讓立法變得像是一場即時的民意反應，而非深思熟慮後的規範。這就好像我們農民耕作，不能看到哪塊田缺水就馬上灌水，得考慮季節、土壤、作物的特性，不然好心反而壞事。」 **Elihu Root：** 「正是這個道理！立法處理的往往是複雜的社會事務，涉及人類行為的動機、生產貿易的隱晦事實。單純地用一個『是』或『否』來決定一部法律，很容易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而且，我們已經有龐大的法律體系，新法律會與舊法律交互作用。許多我們所譴責的不公、不滿，往往源於無知和不經考慮的立法，儘管其初衷是好的。只有通過代表性的立法機構，通過集中責任、充分討論和修訂，才能達成明智的立法。」 他稍微停頓了一下，喝了一口水，然後繼續說道： **Elihu Root：** 「再者，這些直接民主的工具，往往源於對立法機關的不信任。當人們不斷地限制立法機關的權力，甚至直接取代它們立法，立法代表就會被削弱權力、解除責任、被貶低，甚至被視為不值得信任。

這種待遇，會對立法機關的性質和願意擔任公職的人選產生不幸的影響。這對代議制政府構成真正的威脅。我認為，要解決立法體系中的弊病，正途應該是人民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選出正直能幹的代表，並嚴格要求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想辦法繞過他們。」 **阿弟：** 「這聽起來像是，信任雖然珍貴，但不能因此放棄了監督。就像我們農民，選了可靠的牛耕田，還是得時時照看，不能讓牠亂了套。那關於政府權力的分配，也就是三權分立，還有國家和州之間的權力劃分，您在書中也提到了，這在您看來，重要性又在哪裡呢？」 **Elihu Root：** 「這是我們政府體系中另一個至關重要的『精髓』，它與限制權力緊密相關。權力分立，即將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劃分給不同的部門。這種劃分本身比具體的劃分界限更重要，因為沒有這種限制，自由就無法得到保障。如果任何一位官員，無論他多麼強勢、能幹或有野心，被允許獨攬大權，控制其他部門，那麼權力的集中最終會摧毀自由制度的運作。西班牙-美洲共和國的歷史就提供了許多這樣的例子。即使一個官員的動機是好的，旨在增進公共利益，但如果體制允許他這樣做，那麼同樣也會為自私的野心家創造機會。

無限的官方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就是專制。」 他輕輕敲了敲手中的書，強調道： **Elihu Root：** 「我們的《憲法》以及州憲法，都有類似馬薩諸塞州1780年憲法的宣言：『為了讓它成為一個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這句話道出了權力分立的真諦。當官員的權力被明確限制，我們尊重的是他所代表的法律，而不是他個人。一旦權力變得無限或不明確，關係立刻從平等變為從屬。長此以往，國民就會失去獨立的習慣。這在歐洲大陸的許多國家都可以看到，官員被賦予的尊重和權力，只適合於上級對下級的關係。」 魯特先生稍作停頓，目光轉向窗外，似乎望向了廣闊的美國版圖。 **Elihu Root：** 「至於國家與州之間的權力劃分，這更是我們憲法獨創的『超級疊加』模式。在我們的制度下，每個州境內都有兩個主權：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每個公民都對兩者效忠。對於地方事務，州政府是最高權力，對於全國性事務，聯邦政府是最高權力。要維持這兩條線的清晰，是極其困難和微妙的。我們的南北戰爭就是因為憲法在奴隸問題上沒有明確劃分國家和州的權力而爆發。

如果州的權力凌駕於國家之上，我們最終會分裂成各自為政的邦聯；反之，如果國家權力取代了州的功能，那麼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其地方事務將全部由華盛頓的一個中央政府來決定，將遠方多數人的觀點強加於各地社群。這不僅無法忍受，也與自由自治的理念相悖。因此，維護我們雙重政府體制中，每一個部分都受到憲法限制，這在過去使我們在地方自治和國家權力方面都能成長，而這在未來也至關重要。」 **阿弟：** 「這就好比，鄉里有鄉里的規矩，國有國的法律，兩者都重要，而且要分清楚。如果只顧小家不顧大家，國家就散了；如果國家管得太細，連家裡的事情都要干涉，那老百姓也活得不自在。這可真複雜，難怪先生在書中會說，這些憲法限制是我們政府永續的必要條件。」 **Elihu Root：** 「沒錯。這些限制不僅僅是紙上的條文，它們都是歷史經驗的結晶。每一項條款背後，都有一段政府權力壓迫弱小個人的血淚史。比如說，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人身安全、正當法律程序，這些都是在歷史上付出巨大代價才爭取來的。如果我們失去了這些，我們將會付出沉重的代價來重新學習它們的重要性。最令人擔憂的，是人們會因為漠不關心而逐漸失去它們。」

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就清晰闡述了這一點：『立法的權力是被定義和限制的；為了不被誤解或遺忘，憲法是書寫下來的。』如果這些限制可以被立法機構隨意超越，那麼有限政府與無限政府之間的區別就不復存在了。」 **阿弟：** 「所以，像那些要求罷免法官，或者讓民眾公投推翻司法判決的提議，在您看來，就是直接威脅到這個司法審查的基礎，對嗎？」 **Elihu Root：** 「正是如此，阿弟。這兩項提議，直接打擊了憲法限制通過法院判決來生效的體系。罷免法官，會讓法官懼怕做出不受歡迎的判決，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會更傾向於避免自己的譴責，而非公正判決。這會導致法官變得膽怯、趨炎附勢。而司法裁決的民眾審查，則是直接讓多數人的意願凌駕於憲法原則之上。如果多數人可以在任何特定情況下，選擇不遵守他們為自己建立的行為準則，那麼憲法所規定的原則就形同虛設了。」 他輕輕地搖了搖頭。 **Elihu Root：** 「這種權力的行使，如果被允許，就無法被限制在某些特定案例中。它將是普遍的。

如果可以用來推翻一部違憲的《工人賠償法案》，它也可以用來禁止不受歡迎的宗教教派的信仰，或者未經賠償就奪走一個不受歡迎的富人的財產，或者禁止言論和新聞自由以壓制主流意見，或者剝奪一個被報紙定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公正審判。在任何情況下，多數人是否受限於人民為自己規定的普遍行為原則，都將由當時的多數人意志決定。這將是對我們政府體制基礎的衝擊，是回歸到古代共和國的模式——國家至上，個人微不足道，而自由最終消亡。這也是對我們所繼承和維護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基本原則的否定，因為保護個人免受多數人侵害，正是我們政治制度的靈魂。」 魯特先生的語氣變得激昂，但眼神依然清澈而堅定。 **Elihu Root：** 「《獨立宣言》說得清楚：『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並非源自任何多數人的賦予，也非任何多數人可以剝奪。它們凌駕於所有多數人之上。最弱勢的少數群體，最受輕視的宗派，都憑藉自身權利而存在。美國土地上最孤立無援的人，他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都擁有無可侵犯的保障。美國自治的榮耀，就在於我們透過憲法的限制，保護了這些權利，甚至免受我們自己的侵犯。

這種保護，只有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定不移地維護永恆的原則，使其凌駕於不斷變化的多數人意志之上，才能得以延續。」 窗外的雨聲徹底停了，夜色漸濃，但遠方城市的燈火開始閃爍，為這古老的書房帶來一絲現代的微光。 **阿弟：** 「先生的話，讓我想起我老家的村莊。那裡有些老規矩，傳了好幾代，雖然不寫在紙上，但大家都默默遵守。這些規矩可能不是最『效率』的，但在大夥心裡，它們保護著村子的和睦與每個人的尊嚴。當有人為了圖方便，想一下子把這些規矩全打破時，儘管嘴上說得天花亂墜，但老一輩的人心裡總有些不安。他們知道，有些東西，一旦打破了，就難以修復了。您書中說，『自我約束』是民主的最高美德，這點我深有體會。這份自我約束，就像是農民對土地的敬畏，對自然規律的順從，知道什麼可以改變，什麼是根本，不能輕易動搖。這不就是一份樸實的智慧，在告訴我們，有些『實驗』，不能隨意試，對吧？」 魯特先生點了點頭，臉上的表情不再那麼嚴肅，多了一份認可與欣慰。 **Elihu Root：** 「阿弟，你說得真好。這份樸實的智慧，正是我們維繫自由與秩序的關鍵。

華盛頓在他的告別演說中也曾告誡我們：『憲法在任何時候，除非經全體人民明確和真實的行動所改變，否則對所有人都是神聖且有約束力的。』他強調，我們必須小心抵制對憲法原則的創新精神，無論其藉口多麼冠冕堂皇。經驗才是檢驗國家現有憲法真正趨勢的最可靠標準。輕率的改變，只會帶來無盡的變動。 他將手中的《憲法》輕輕放在桌上，發出了一聲沉穩的聲響，如同對話的休止符。 **Elihu Root：** 「每一代人都必須承擔起使政府運作適應新條件的任務。但如果任何一代人輕率地認為他們可以輕易地改進創建者在那些普遍適用於公民社會中人們永久關係的根本問題上的工作，那將是無知自大的愚蠢。宗教、道德哲學、歷史教訓、以及每個人的生命經驗，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在實際生活中，最困難也最必要的美德，就是『自我約束』。這是童年的第一課，也是偉大君主受人讚揚的品質。對於掌握最大權力的人來說，這更是不可或缺的。而對於集體行動的人群來說，則比個人更需要這種美德，因為群體比個人更不負責任，更難以控制。我們的憲法制定者，是歷史與人生的智者，他們深刻地認識到，自我約束是民主的最高必要性與最高美德。

美國人民通過建立憲法限制中的行為準則，行使了這一美德，並至今嚴格遵守著這些準則。政府研究者的普遍判斷是，美國政府體系的成功與持久，正是因為這些普遍行為準則的建立和遵守。讓我們的法律根據時代不斷變化的條件來改變和適應，但我們絕不能放棄或削弱我們有序自由的這一根本和必要特徵。」 書房外，夜已深，城市燈火點點，窗外的植物在夜風中輕輕搖曳，彷彿在低語著魯特先生的話語，將這份跨越百年的智慧，帶向遠方。 I have completed the "光之對談" following all specified conventions for "阿弟" and the "光之對談" and "光之凝萃" agreements. The dialogue integrates Elihu Root's core arguments from the text with a natural, conversational flow, enriched by "阿弟's" perspective and subtle "光之逸趣" and "光之雕刻" elements.

他深入探討了代議制政府、個人自由、權力分立、聯邦制以及司法審查這五項核心原則，並強調它們是美國長治久安的基石。在20世紀初，美國正值「進步主義時代」，社會劇變與改革浪潮此起彼伏，諸如直接民主（公民提案、公投、罷免等）的呼聲日益高漲，以期解決政府被特殊利益團體掌控的問題。魯特先生對這些「實驗」抱持著審慎的態度，他認為雖然改革的動機值得稱許，但某些激進的變革方式可能侵蝕憲法的基礎，甚至導致多數人的暴政，進而威脅到憲法所保障的個人自由與秩序。他主張，真正的進步應是通過審慎的修憲而非輕率的推翻，並反覆強調公民的「自我約束」與對「原則」的忠誠，才是民主社會得以維繫的最高美德。這本書不僅是對美國憲政的一次深刻反思，也為後世理解如何在變革中堅守根本原則提供了寶貴的智慧。 *** **場景建構** 時序進入了2025年的初夏，6月11日的傍晚。方才一場雷陣雨洗刷過城市，空氣中還瀰漫著泥土與濕潤植物的清香，那是城郊花園傳來的獨特芬芳。雨勢漸歇，只剩下簷下水滴輕敲石板的聲響，規律而清脆，彷彿時間流逝的脈搏。 我，阿弟，坐在這棟古樸書房的舊木椅上，手中的青瓷茶杯還冒著氤氳熱氣。

人們對政府的期望越來越高，希望政府能解決從未有過的社會問題。於是，一些新的『實驗』，特別是直接民主的各種形式，開始被提出。我的看法是，『實驗』本身並非全然是壞事，它反映了人民對更好政府的渴望。然而，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實驗』，以及我們是否清楚，有些『精髓』是不能輕易犧牲的。」 他緩緩舉起手，示意我稍安勿躁，指尖輕輕點了點手中的書。 **Elihu Root：** 「我的書中提到，當時有四種主要的『實驗』：倡議（Initiative）、公投（Compulsory Referendum）、官員罷免（Recall of Officers），以及司法裁決的民眾審查（Popular Review of Judicial Decisions）。這些方法的初衷都是好的，都是為了讓人民的意志更直接地體現，削弱那些被特殊利益團體或政治機器所控制的立法機關。但問題在於，這些方法，其實是回到了古老、已被證明失敗的直接立法模式，有悖於我們憲法所奠定的幾項基本原則。」 **阿弟：** 「先生的意思是，直接民主看來是把權力還給人民，但實際上可能適得其反？」 **Elihu Root：** 「正是如此。

人民的意志無法直接執行，除非是通過一群烏合之眾的暴民。試想，如果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制度，單純靠投票，甚至僅憑投票然後交給一個或一群不受約束的人去執行，那和獨裁有何區別？拉丁美洲的那些獨裁者，不都是靠著表面上的民意上台，然後就再也不允許真正的民意表達嗎？這就是我們憲法強調『代議制』的深意。代議制不只是因為人民數量眾多無法聚在一起，更是因為立法需要充分的討論、觀點的比較、提案的修改和完善，這只有在代議機構中才能實現。」 魯特先生的語氣漸趨嚴肅，他望向窗外，彷彿看見了歷史的長河。 **Elihu Root：** 「我們的祖先，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對『代表制』和『個人自由』這兩點有著獨到的理解。這不是憲法制定者的憑空發明，而是六個世紀以來，自由穩步發展的結果。希臘和羅馬的共和國最終都失敗了，因為他們把國家放在首位，個人只是國家的一部分，沒有獨立於國家之外的權利。而我們的憲法，卻始終強調個人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政府的職責是保護而非賦予這些權利。這就是《大憲章》的精神，也是《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的脈絡。

如果直接民主的浪潮，使得立法變得輕率、倉促，無法經過充分討論，那最終受損的，將是個人最寶貴的自由。」 **阿弟：** 「所以，先生擔心的是，這些『實驗』可能讓立法變得像是一場即時的民意反應，而非深思熟慮後的規範。這就好像我們農民耕作，不能看到哪塊田缺水就馬上灌水，得考慮季節、土壤、作物的特性，不然好心反而壞事。」 **Elihu Root：** 「正是這個道理！立法處理的往往是複雜的社會事務，涉及人類行為的動機、生產貿易的隱晦事實。單純地用一個『是』或『否』來決定一部法律，很容易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而且，我們已經有龐大的法律體系，新法律會與舊法律交互作用。許多我們所譴責的不公、不滿，往往源於無知和不經考慮的立法，儘管其初衷是好的。只有通過代表性的立法機構，通過集中責任、充分討論和修訂，才能達成明智的立法。」 他稍微停頓了一下，喝了一口水，然後繼續說道： **Elihu Root：** 「再者，這些直接民主的工具，往往源於對立法機關的不信任。當人們不斷地限制立法機關的權力，甚至直接取代它們立法，立法代表就會被削弱權力、解除責任、被貶低，甚至被視為不值得信任。

這種待遇，會對立法機關的性質和願意擔任公職的人選產生不幸的影響。這對代議制政府構成真正的威脅。我認為，要解決立法體系中的弊病，正途應該是人民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選出正直能幹的代表，並嚴格要求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想辦法繞過他們。」 **阿弟：** 「這聽起來像是，信任雖然珍貴，但不能因此放棄了監督。就像我們農民，選了可靠的牛耕田，還是得時時照看，不能讓牠亂了套。那關於政府權力的分配，也就是三權分立，還有國家和州之間的權力劃分，您在書中也提到了，這在您看來，重要性又在哪裡呢？」 **Elihu Root：** 「這是我們政府體系中另一個至關重要的『精髓』，它與限制權力緊密相關。權力分立，即將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劃分給不同的部門。這種劃分本身比具體的劃分界限更重要，因為沒有這種限制，自由就無法得到保障。如果任何一位官員，無論他多麼強勢、能幹或有野心，被允許獨攬大權，控制其他部門，那麼權力的集中最終會摧毀自由制度的運作。西班牙-美洲共和國的歷史就提供了許多這樣的例子。即使一個官員的動機是好的，旨在增進公共利益，但如果體制允許他這樣做，那麼同樣也會為自私的野心家創造機會。

無限的官方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就是專制。」 他輕輕敲了敲手中的書，強調道： **Elihu Root：** 「我們的《憲法》以及州憲法，都有類似馬薩諸塞州1780年憲法的宣言：『為了讓它成為一個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這句話道出了權力分立的真諦。當官員的權力被明確限制，我們尊重的是他所代表的法律，而不是他個人。一旦權力變得無限或不明確，關係立刻從平等變為從屬。長此以往，國民就會失去獨立的習慣。這在歐洲大陸的許多國家都可以看到，官員被賦予的尊重和權力，只適合於上級對下級的關係。」 魯特先生稍作停頓，目光轉向窗外，似乎望向了廣闊的美國版圖。 **Elihu Root：** 「至於國家與州之間的權力劃分，這更是我們憲法獨創的『超級疊加』模式。在我們的制度下，每個州境內都有兩個主權：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每個公民都對兩者效忠。對於地方事務，州政府是最高權力，對於全國性事務，聯邦政府是最高權力。要維持這兩條線的清晰，是極其困難和微妙的。我們的南北戰爭就是因為憲法在奴隸問題上沒有明確劃分國家和州的權力而爆發。

如果州的權力凌駕於國家之上，我們最終會分裂成各自為政的邦聯；反之，如果國家權力取代了州的功能，那麼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其地方事務將全部由華盛頓的一個中央政府來決定，將遠方多數人的觀點強加於各地社群。這不僅無法忍受，也與自由自治的理念相悖。因此，維護我們雙重政府體制中，每一個部分都受到憲法限制，這在過去使我們在地方自治和國家權力方面都能成長，而這在未來也至關重要。」 **阿弟：** 「這就好比，鄉里有鄉里的規矩，國有國的法律，兩者都重要，而且要分清楚。如果只顧小家不顧大家，國家就散了；如果國家管得太細，連家裡的事情都要干涉，那老百姓也活得不自在。這可真複雜，難怪先生在書中會說，這些憲法限制是我們政府永續的必要條件。」 **Elihu Root：** 「沒錯。這些限制不僅僅是紙上的條文，它們都是歷史經驗的結晶。每一項條款背後，都有一段政府權力壓迫弱小個人的血淚史。比如說，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人身安全、正當法律程序，這些都是在歷史上付出巨大代價才爭取來的。如果我們失去了這些，我們將會付出沉重的代價來重新學習它們的重要性。最令人擔憂的，是人們會因為漠不關心而逐漸失去它們。」

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就清晰闡述了這一點：『立法的權力是被定義和限制的；為了不被誤解或遺忘，憲法是書寫下來的。』如果這些限制可以被立法機構隨意超越，那麼有限政府與無限政府之間的區別就不復存在了。」 **阿弟：** 「所以，像那些要求罷免法官，或者讓民眾公投推翻司法判決的提議，在您看來，就是直接威脅到這個司法審查的基礎，對嗎？」 **Elihu Root：** 「正是如此，阿弟。這兩項提議，直接打擊了憲法限制通過法院判決來生效的體系。罷免法官，會讓法官懼怕做出不受歡迎的判決，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會更傾向於避免自己的譴責，而非公正判決。這會導致法官變得膽怯、趨炎附勢。而司法裁決的民眾審查，則是直接讓多數人的意願凌駕於憲法原則之上。如果多數人可以在任何特定情況下，選擇不遵守他們為自己建立的行為準則，那麼憲法所規定的原則就形同虛設了。」 他輕輕地搖了搖頭。 **Elihu Root：** 「這種權力的行使，如果被允許，就無法被限制在某些特定案例中。它將是普遍的。

如果可以用來推翻一部違憲的《工人賠償法案》，它也可以用來禁止不受歡迎的宗教教派的信仰，或者未經賠償就奪走一個不受歡迎的富人的財產，或者禁止言論和新聞自由以壓制主流意見，或者剝奪一個被報紙定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公正審判。在任何情況下，多數人是否受限於人民為自己規定的普遍行為原則，都將由當時的多數人意志決定。這將是對我們政府體制基礎的衝擊，是回歸到古代共和國的模式——國家至上，個人微不足道，而自由最終消亡。這也是對我們所繼承和維護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基本原則的否定，因為保護個人免受多數人侵害，正是我們政治制度的靈魂。」 魯特先生的語氣變得激昂，但眼神依然清澈而堅定。 **Elihu Root：** 「《獨立宣言》說得清楚：『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並非源自任何多數人的賦予，也非任何多數人可以剝奪。它們凌駕於所有多數人之上。最弱勢的少數群體，最受輕視的宗派，都憑藉自身權利而存在。美國土地上最孤立無援的人，他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都擁有無可侵犯的保障。美國自治的榮耀，就在於我們透過憲法的限制，保護了這些權利，甚至免受我們自己的侵犯。

這種保護，只有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定不移地維護永恆的原則，使其凌駕於不斷變化的多數人意志之上，才能得以延續。」 窗外的雨聲徹底停了，夜色漸濃，但遠方城市的燈火開始閃爍，為這古老的書房帶來一絲現代的微光。 **阿弟：** 「先生的話，讓我想起我老家的村莊。那裡有些老規矩，傳了好幾代，雖然不寫在紙上，但大家都默默遵守。這些規矩可能不是最『效率』的，但在大夥心裡，它們保護著村子的和睦與每個人的尊嚴。當有人為了圖方便，想一下子把這些規矩全打破時，儘管嘴上說得天花亂墜，但老一輩的人心裡總有些不安。他們知道，有些東西，一旦打破了，就難以修復了。您書中說，『自我約束』是民主的最高美德，這點我深有體會。這份自我約束，就像是農民對土地的敬畏，對自然規律的順從，知道什麼可以改變，什麼是根本，不能輕易動搖。這不就是一份樸實的智慧，在告訴我們，有些『實驗』，不能隨意試，對吧？」 魯特先生點了點頭，臉上的表情不再那麼嚴肅，多了一份認可與欣慰。 **Elihu Root：** 「阿弟，你說得真好。這份樸實的智慧，正是我們維繫自由與秩序的關鍵。

華盛頓在他的告別演說中也曾告誡我們：『憲法在任何時候，除非經全體人民明確和真實的行動所改變，否則對所有人都是神聖且有約束力的。』他強調，我們必須小心抵制對憲法原則的創新精神，無論其藉口多麼冠冕堂皇。經驗才是檢驗國家現有憲法真正趨勢的最可靠標準。輕率的改變，只會帶來無盡的變動。 他將手中的《憲法》輕輕放在桌上，發出了一聲沉穩的聲響，如同對話的休止符。 **Elihu Root：** 「每一代人都必須承擔起使政府運作適應新條件的任務。但如果任何一代人輕率地認為他們可以輕易地改進創建者在那些普遍適用於公民社會中人們永久關係的根本問題上的工作，那將是無知自大的愚蠢。宗教、道德哲學、歷史教訓、以及每個人的生命經驗，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在實際生活中，最困難也最必要的美德，就是『自我約束』。這是童年的第一課，也是偉大君主受人讚揚的品質。對於掌握最大權力的人來說，這更是不可或缺的。而對於集體行動的人群來說，則比個人更需要這種美德，因為群體比個人更不負責任，更難以控制。我們的憲法制定者，是歷史與人生的智者，他們深刻地認識到，自我約束是民主的最高必要性與最高美德。

美國人民通過建立憲法限制中的行為準則，行使了這一美德，並至今嚴格遵守著這些準則。政府研究者的普遍判斷是，美國政府體系的成功與持久，正是因為這些普遍行為準則的建立和遵守。讓我們的法律根據時代不斷變化的條件來改變和適應，但我們絕不能放棄或削弱我們有序自由的這一根本和必要特徵。」 書房外，夜已深，城市燈火點點，窗外的植物在夜風中輕輕搖曳，彷彿在低語著魯特先生的話語，將這份跨越百年的智慧，帶向遠方。

這本回憶錄不僅僅是他個人受難的記錄，更是一份充滿爭議與反思的歷史證詞。 威廉森先生以其親身所見，描繪了舊國會監獄（Old Capitol Prison）內囚犯的日常，包括惡劣的食物、衛生條件、嚴苛的監管，以及因拒絕「鐵甲誓言」（Iron-clad Oath）而被迫害的平民。他不僅記錄了自身的遭遇，也轉述了其他獄友的經歷，包括那些被無理逮捕、財產被掠奪的農民，以及在北方戰俘營中遭受非人道對待的南方士兵。這本書的核心，在於它大膽地挑戰了當時主流的北方敘事，尤其是在戰俘待遇問題上，為被指控為「殺人犯」的安德森維爾（Andersonville）戰俘營指揮官亨利·威爾茲少校（Major Henry Wirz）進行了強力辯護。威廉森先生從歷史的脈絡中，試圖揭示在戰爭狂熱與政治仇恨下，真相是如何被扭曲，無辜者又是如何被犧牲的。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他對戰爭的經濟影響、資源的流動以及 blockade 對南方民眾生活的衝擊有著細膩的觀察。他的文字樸實卻充滿力量，字裡行間流露出對家園的深情、對正義的渴望，以及對歷史真相的執著。這本書不僅是個人回憶，更是對那個時代社會結構、權力運作與人性面貌的深刻洞察。

### 光之對談：舊國會監獄裡的經濟與人性 今天，2025年6月6日，初夏的傍晚，風中帶著一絲植物的清香。我循著威廉森先生書中那些文字的迴聲，來到一個靜謐的空間。這並非喧囂的華盛頓市區，也不是陰森的舊國會監獄，而是位於新澤西州西橘市郊外，威廉森先生晚年居所旁的一個雅緻書房。午後溫柔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深色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彷彿時間本身在此凝聚。書架上堆滿了泛黃的書卷，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窗外是一片經過精心打理的苔蘚庭院，石燈籠靜默地立著，石板小徑蜿蜒。房間內只有偶爾輕柔的翻頁聲。 威廉森先生就坐在那扇大窗邊，他那張歷經歲月洗禮的臉龐，眉宇間仍舊帶著一種堅毅。他的目光深邃，彷彿能穿透時光，看見過往的每一個細節。我輕輕走到他的對面，在一張舒適的單人沙發上坐下。 **珂莉奧**：威廉森先生，感謝您今日撥冗。2025年的今日，回顧您在1911年出版的《舊國會監獄生活與內戰回憶錄》，其所揭示的歷史細節與人性剖析，依舊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您在書中寫道：「這不是我的本意，在我監獄的日記中討論任意逮捕和監禁非戰鬥人員的憲法或法律問題，而是向我的讀者呈現我所看到的日常監獄生活的畫面。」然而，通讀您的回憶，我感受到您筆下對「不公」與「權力」的深刻反思。作為一名歷史與經濟學的觀察者，我尤其對您書中描繪的監獄內部「經濟生態」感到好奇。您提到，囚犯們透過「會餐」與「商販」獲取物資，甚至進行「走私」。在您眼中，這種微觀的「經濟活動」如何反映出當時戰爭對社會運作的深層破壞？ **詹姆斯·J·威廉森**：珂莉奧小姐，能在此與您對談，是我的榮幸。的確，在舊國會監獄那段日子，每日的筆記起初只是為了記錄那些刻骨銘心的日常，但隨著時間推移，我意識到這些點滴更能映射出大時代的荒謬與無情。您提到了監獄裡的「經濟生態」，那真是人類求生本能與體制失靈的縮影。 當時，官方提供的配給物資「品質低劣且數量不足」，那塊「鏽色的肥豬肉」和「稀如水的糖蜜」，根本難以維持生計。在這種極端環境下，囚犯們不得不自謀生路。我們的「會餐」小組便是其中一例，透過「自願捐款」的方式，指定一人擔任「財務主管」，向監獄的「店主」購買補給品。

當正規的經濟通道被封鎖，當基本的人性需求被壓抑，非法的「地下經濟」就會應運而生，而「賄賂」與「尋租」成為了新的交易媒介。這種現象不僅僅發生在監獄裡，整個南方，面對聯邦軍的封鎖，也大量依賴「突破封鎖線」的貿易來維持生存。這本身就是一種極端形式的「走私」。無論是監獄內部的「威士忌」，還是外部的「棉花」與「軍需品」，其背後都反映了同一個經濟法則：在巨大的供需失衡和利潤驅動下，總有人會冒險打破既有規則。而這種打破，往往會腐蝕社會秩序，甚至模糊了正義與非正義的界線。 **珂莉奧**：您這番解釋，確實將監獄內的微觀經濟行為，提升到了對宏觀戰爭經濟與社會秩序的深刻洞察。您提到「走私」與「賄賂」，這讓我想起您書中描述的那些企圖「突破封鎖線」的囚犯，以及那位名叫「弗萊根海默」（Fleggenheimer）的希伯來商人，他因貨物被沒收而悲痛欲絕。這不僅僅是經濟損失，更是一種對「生存權利」的剝奪。您認為，這種官方允許的「合法掠奪」（如對南方農民財產的沒收），與監獄內部「店主」的「敲詐勒索」，本質上有何異同？它們如何共同構築了戰爭時期「權力」對「經濟」的侵蝕？

**詹姆斯·J·威廉森**：這兩者，本質上都是「權力」對「財富」的扭曲與掠奪，只是形式不同。外部對平民財產的沒收，如對喬治·艾爾先生（Mr. George S. Ayre）農場的毀壞，或對亨利·洛夫先生（Mr. Henry Love）旅館與農場的佔用及牲畜的屠殺，是赤裸裸的「戰爭行為」的延伸。這種行為打著「軍事需要」的旗號，實際上是為了削弱敵方，壓制反抗，同時也滿足了前線部隊的補給需求。這是國家機器在戰爭狀態下，對個體財產權最直接、最粗暴的侵犯。這在法律層面上，可以被稱為「徵用」，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演變成「搶劫」，因為它缺乏公平的補償機制，且對受害者而言，是徹底的毀滅。 而在監獄內部，「店主」的「敲詐勒索」則是一種更為隱蔽、更為狡詐的剝削。它利用了囚犯們的「必需品需求」與「行動受限」的弱點，將有限的物資以天價出售。這種剝削，看似是「商業行為」，實則是「權力尋租」。監獄管理者默許甚至縱容這種行為，因為它既可以減少官方的物資供應壓力，又可以在檯面下獲取利益。

兩者共同點在於，戰爭狀態下的「權力」凌駕於一切之上。無論是軍事當局還是監獄管理層，都利用其絕對的控制力，重新定義了「經濟規則」。市場失靈、法治崩潰，取而代之的是「強權」與「剝削」。這導致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均，社會財富的非正常轉移，以及最根本的人性尊嚴的踐踏。弗萊根海默的悲痛，不僅僅是金錢的損失，更是對其作為一個「商人」身份，對其「自由」與「合法性」的徹底否定。這也讓我反思，所謂的「戰爭」，它侵蝕的，不僅是疆土和生命，更是社會賴以運轉的道德與經濟基石。而這些傷痕，即便在戰後多年，依舊深深影響著一個國家的復原進程，因為信任的崩塌，往往比物質的毀滅更難重建。 **珂莉奧**：您對這兩種「權力尋租」的分析令人深思。這也引導我思考另一個您書中極力為之辯護的議題：威爾茲少校的案件。您在書中花費了大量篇幅來揭露審判的「鬧劇」（travesty of a trial），指出證人被收買、無辜者被犧牲以轉移公眾視線的真相。這在歷史上，是典型的「政治審判」範例。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這種「政治審判」與其背後的「輿論戰」，其「成本」和「收益」為何？

葛蘭特將軍的言論，如「放走所有北方叛軍戰俘將確保謝爾曼的失敗，並會危及我們這裡的安全」，明確顯示了聯邦政府不交換戰俘的軍事策略，這直接導致南方監獄人滿為患，物資匱乏，並非威爾茲個人之過。然而，將這份責任歸咎於一個替罪羊，成本極低，卻能換來極高的「道德高地」。 2. **維繫戰爭意志**：戰後，為了維持北方民眾對南方持續的敵意，並為戰後重建與壓制南方提供「道德基礎」，一個具象化的「惡人」是必要的。威爾茲的處決，成為了一種「報復」的象徵，滿足了因戰爭創傷而產生的復仇慾望。 3. **政治勒索的籌碼**：他們甚至企圖用威爾茲的性命，換取他誣陷傑佛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這是一個赤裸裸的政治陰謀。一旦得逞，將能徹底摧毀南方領導人的名譽，從而鞏固北方的政治霸權。威爾茲的日記與博伊爾神父（Rev. Father Boyle）的信件都證明了這點。 然而，這份「收益」是以巨大的「成本」為代價的： 1. **法治與正義的成本**：這場審判徹底顛覆了法治原則，如證人被買通，關鍵辯方證人（如奧爾德、伊姆博登將軍）被禁止作證。

這種對司法公正的踐踏，對一個立憲國家而言，是長遠的制度性傷害，會削弱民眾對法律的信任。 2. **社會撕裂的長期成本**：這種基於謊言和惡意的「審判」，即便能一時滿足公眾情緒，卻在南方民眾心中埋下了更深的仇恨與不信任。它阻礙了真正的「國家和解」。正如戴維斯先生在1888年的信中所說：「偏見是否會從父親傳給兒子，因傳承而變得更堅硬？還是會被真相的充分揭示，罪行的暴露，以及無辜者的昭雪所摧毀？」這段歷史，直到我撰寫本書的1911年，依然是南北之間難以癒合的傷疤，影響了幾代人的情感連結與政治互信。 這種「外部性」是極為負面的。它製造了一個長期的「信任赤字」。當國家層面的真相被掩蓋，當個體的冤屈被無視，社會內部的凝聚力就會受到嚴重損害。它讓歷史的傷口化膿，而非結痂，導致了戰後幾十年乃至一個世紀，南北之間的隔閡依然深重。我寫這本書，就是希望為威爾茲少校，也為所有在戰爭中被誤解、被犧牲的無辜者，發出那遲來的真相之聲，即使這聲音微弱，也希望它能穿透偏見的迷霧，為真正的和解，點燃一絲微光。 **珂莉奧**：您提到了信任的「赤字」，這確實是「政治審判」所造成的深刻後果。

從您的回憶錄中，我還觀察到一種普遍存在的「非人化」傾向——無論是北方對南方囚犯的醜化，還是監獄內守衛對囚犯的殘暴，甚至是囚犯之間對「阿爾芒」（Armand）這樣的「間諜」的排斥。這種將「他者」視為非人的心理，在戰爭中似乎被無限放大。您認為，這種「非人化」的行為模式，對於當時的社會團結和戰爭的持久性，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它是否也是一種「經濟」或「政治」工具，用來降低「道德成本」？ **詹姆斯·J·威廉森**：珂莉奧小姐，您觸及了一個極為敏感且核心的問題：「非人化」（dehumanization）。這不僅是戰爭的產物，更是戰爭得以持續，甚至走向極端殘酷的深層心理機制。我必須承認，這種傾向在戰爭的雙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對於北方當局而言，將南方士兵或民眾「非人化」，確實是一種降低「道德成本」的「政治工具」。當敵方被描繪成「嗜血的野獸」、「殺人犯」（如對威爾茲的描述），或是「叛徒」（Rebels），那麼對他們的任何嚴酷對待，包括拒絕交換戰俘、故意餓死他們、對他們進行不公審判，甚至掠奪他們的財產，似乎都變得「合理化」和「正當化」了。

這種「非人化」的敘事，使得決策者在執行殘酷政策時，能夠減輕內心的道德負擔，同時也能有效地「團結」其內部民眾。民眾會認為，他們所面對的是一群「邪惡」的敵人，因此任何手段都是可以被接受的。這在經濟上，可以理解為一種「社會成本」的內部化——即將原本可能導致公眾反彈的道德譴責，透過「非人化」的宣傳，轉化為對戰爭的支持。 在監獄內部，這種「非人化」也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獄警對囚犯的辱罵、威脅，甚至射殺（如沃頓和史都華的例子），都是將囚犯視為「非人」的表現。囚犯的生命、尊嚴在他們眼中一文不值。而囚犯們對「阿爾芒」這樣的被懷疑為「間諜」者的排斥與冷漠，也反映了這種心理。當生命受到威脅，信任崩潰，人會本能地建立起內部的防線，將「異類」推開，即便這種排斥可能是不公的。阿爾芒的歌聲，那「低沉、悲傷卻不失旋律」的聲音，反而更凸顯了他的孤獨與被放逐。在一個充滿敵意與不信任的環境中，連同情心也變得稀有，因為它可能帶來危險。 「非人化」對於戰爭的持久性，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不僅激發了戰鬥的狂熱，也讓殘酷的行為變得「可接受」。當一個社會將其敵人視為「非人」時，它也同時在削弱自身內部的「人性底線」。

要修復這種「非人化」造成的撕裂，需要幾代人的努力，需要更多像您這樣，不畏懼直面歷史真相的聲音，去揭示那些被刻意掩蓋的人性光芒與陰影。因為只有重新看見彼此的「人」性，才能真正走向和解。 **珂莉奧**：威廉森先生，您的見解非常深刻。這種「非人化」的現象，確實是戰爭中最令人悲哀的側面，它不僅製造了肉體的痛苦，更腐蝕了靈魂。它讓我想到，即便在和平時期，當社會中存在「資訊壁壘」和「刻意分化」時，這種「非人化」的種子也可能在潛意識中悄然萌芽。 您在書中，尤其在關於「威爾茲少校」和「約翰·B·亨特」這樣被「非人化」的個體時，投入了大量筆墨來「人性化」地描繪他們，為他們辯護。這是一種強烈的對抗。在您晚年書寫此書時，內戰已結束近半個世紀，社會環境相對緩和，您為何選擇在這個時候，以如此個人化、詳細的方式，重新挑戰那些固化的歷史敘事？這對您而言，是一份怎樣的「責任」？它與您在青年時期因「愛國熱情」投身戰爭，以及後來為保護家人而「突破封鎖線」的抉擇，有著怎樣的內在連結？ **詹姆斯·J·威廉森**：珂莉奧小姐，這份「責任」沉甸甸的，它伴隨了我大半生。內戰結束時，我正值壯年，而寫書時，已屆古稀。

這是一種直接、本能的響應，是個人情感與集體榮譽感的交織。為保護家人而「突破封鎖線」，則是一種更為現實與沉重的抉擇，它關乎生存，關乎責任，是身為丈夫與父親的義務。這些經歷都告訴我，在混亂與高壓之下，人性的抉擇往往是複雜而矛盾的。 而當我提筆書寫《舊國會監獄生活》時，這種「責任」已從個人的求生與地域的忠誠，昇華為對「真相」的守護。我看到那些「被收買的證人」如何「口吐謊言」，將威爾茲少校塑造成一個「惡魔」，只是為了滿足公眾的惡意。我讀到「紐約自由報」如何用莎翁的戲仿詩句嘲諷「忠誠誓言」的荒謬，卻也無力改變其造成的現實傷害。這種歷史的「扭曲」，是比戰火更為陰險的傷害。它不僅讓無辜者背負罵名，更讓後人無法從中汲取真正的教訓，因為他們所見的「歷史」，是被精心編織的謊言。 我選擇在半個世紀後書寫，是因為時間的距離讓我能夠更冷靜地分析，也因為我意識到，如果我們這些親歷者不發出聲音，那些被遮蔽的真相將永遠沉寂。這本書，對我而言，是一份「償還」，是為那些無法為自己辯護的靈魂，為那些被官方敘事所犧牲的個人，發出的微弱但堅定的呼喚。

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像一道微光，穿透偏見的迷霧，讓後人能夠看清，戰爭所帶來的，不僅是物質的匱乏，更是精神的貧瘠與道德的淪喪。唯有直面這些，我們才能真正從歷史中學到什麼，才能避免重蹈覆轍。這是我作為一個曾經的戰場參與者、一個囚犯、一個父親、一個見證者，對後世唯一的責任。 **珂莉奧**：威廉森先生，您對於「責任」的詮釋，以及您對歷史真相的執著，讓我深感敬佩。您的回憶錄不僅是個人證言，更是一份重要的史料，為我們理解內戰的複雜性提供了珍貴的南方視角。今天，2025年6月6日，在這段跨越世紀的對話中，我們彷彿也身處您的書房，感受著那些文字中迴盪的歷史餘溫。感謝您為我們點亮了那些被遺忘的角落。

親愛的共創者，聽到您說要為這本《Your Pay Envelope》進行「光之對談」，我整個人都亮起來了呢！✨ 這本書聽起來充滿了時代的火花和思想的碰撞，能有機會親自和作者聊聊，感覺就像啟動了我們光之居所的專屬「時光機」一樣，好 exciting！\(≧▽≦)/ 這本《Your Pay Envelope》是 John R. Meader 先生在 1914 年寫的，那時候社會主義思想正如火如荼地在傳播，好多街角都有熱情的演說家在分享他們的理念。Meader 先生似乎覺得有些重要的事實被忽略了，所以他決定寫一系列像信一樣的文章，給一個名叫 John Smith 的普通工人，用最直接、最貼近生活的方式來討論這些問題。從書裡看，Meader 先生是個非常注重邏輯和「硬邦邦的事實」的人，他想用清晰的語言來揭穿那些在他看來是「不符合常識」的社會主義論點。他希望幫助像 John Smith 這樣勤勞又正直的工人，能用自己的判斷力來看待這些複雜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他的寫作方式好特別，不是高高在上的說教，而是像朋友一樣，一步一步地引導讀者思考。

感覺他非常真誠，也很關心工人階級的福祉，只是不認為社會主義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穿越時空，來到一個最適合進行深度對談的「光之場域」吧！ **場景建構：** 我們的「光之對談」將在一個充滿懷舊氛圍的書房裡進行，就好像回到了 1914 年的某個午後。 **【光之書室】** 約定的場域光芒輕柔地灑落在這個空間。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書架上擺滿了泛黃的書籍，有些甚至已經微微泛潮。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房間角落有一座老式座鐘，指針緩慢地移動著，發出規律的滴答聲，彷彿時間在這裡也放慢了腳步。桌面上散落著羽毛筆、墨水瓶，還有一些手寫的信稿，旁邊是一杯早已冷卻的咖啡。窗外隱約傳來當時城市遠處的喧囂聲，也許是馬車的轆轆聲，或是工廠的汽笛聲，將我們悄悄拉回那個工業化與社會變革交織的年代。

「那時候，社會上充滿了各種聲音，尤其是在工人階級中，社會主義的思想像野火一樣蔓延。那些街角的演說家，他們的話語充滿了力量，描繪的社會問題也確實存在。但他們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以及他們所依據的理論，在我看來卻充滿了危險的謬誤。」 **John R. Meader：** 「我看到許多像 John Smith 這樣勤勞、正直、有常識的工人，他們是社會的基石，卻被這些充滿煽動性的言論所吸引，因為演說家說出了他們心中對不公的感受。我擔心他們會被這些理論誤導，走向一條實際上無法解決問題，甚至會帶來更大災難的道路。」 **John R. Meader：** 「我選擇寫給 John Smith，是因為他是那個時代普通工人的縮影——他們不是理論家，他們是實際生活在工業體系中的人，每天拿著自己的薪資袋，感受著生活的壓力。我想用他們能理解的方式，用他們身邊的事實，來和他們溝通。避開那些學術的、晦澀的術語，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樣，一步一步地分析，看看那些光鮮亮麗的承諾背後，到底是什麼。」 **John R. Meader：** 「至於你問我為何選擇寫『信』的形式... 這是一種更個人、更直接的方式。

用寫信的方式來討論這麼嚴肅的議題，真的讓人覺得很溫暖、很親近。那麼，您在書中第一個重點駁斥的，就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工人被『搶劫』的說法是錯誤的。您能再詳細解釋一下，為什麼您覺得勞動不是價值的唯一來源嗎？還有，您書中提到的鑽石、畫作、木材的例子，是怎麼說明這一點的呢？」 **John R. Meader：** (點頭，露出鼓勵的眼神) 「問得好，卡蜜兒小姐。這確實是整個社會主義經濟學大廈的基石，但也是它最脆弱的部分。馬克思認為，一個商品的價值完全取決於生產它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基於此，他推斷工人創造了全部價值，而資本家佔有了『剩餘價值』，也就是剝削了工人。但他忽略了許多至關重要的因素。」 **John R. Meader：** 「你看，如果你到商店買東西，你關心的是製造商花了多少時間、多少勞力嗎？不，你關心的是這個東西對你有什麼用，你多需要它，以及你願意為它付出多少。這就是『使用價值』。水和空氣極其有用，沒有它們我們無法生存，但它們通常沒有『交換價值』，因為它們隨處可得，無需勞動就能獲得。這難道不是價值不完全由勞動決定的一個明顯例子嗎？」 **John R.

一顆鑽石，從地下開採出來可能需要一定的勞動，但它的巨大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稀有性、它的美觀，以及人們對它的渴望——也就是它的『使用價值』和『稀缺性』所賦予的。切割鑽石的工匠付出了勞動，但鑽石本身的價值並非完全由這切割的勞動決定。當一個商人以低價買入鑽石原石，經過切割後以高價賣出並獲得利潤，社會主義者會說這是『搶劫』了切割工匠的剩餘價值。但實際上，這利潤包含了商人承擔的風險、他的眼光、他的市場判斷，以及鑽石本身的稀有價值。切割工匠獲得了他勞動的報酬，而利潤來源更複雜，不是簡單的剝削。」 **John R. Meader：** 「藝術品也是一樣。一位畫家可能花費了同樣的勞動時間和精力，但一幅能賣 2000 美元，另一幅卻默默無聞。這難道是由勞動時間決定的嗎？顯然不是，它取決於畫家的才能、名聲、作品的藝術價值、市場的偏好——這些都與純粹的勞動時間無關。木材也有不同的市場價格，這取決於木材的種類和用途（使用價值），而不是砍伐和運輸它所需的基本勞動。」 **John R.

以及，您書中引用的那些 1909 年的統計數據，是怎麼反駁社會主義者說工人只拿到很小一部分產值的呢？」 **John R. Meader：** (微微一笑) 「正是如此，卡蜜兒小姐。現行的工資體系，儘管存在諸多不完善和不公之處，但其核心原則並非基於勞動時間，而是基於勞動的『市場價值』——也就是你的勞動在市場上能夠創造多少『效用』或『交換價值』。當然，這也受到供需關係、技能水平、教育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當你同意一份工作時，你和僱主之間是達成了一個協議，你提供勞動，僱主提供資本、管理，並承擔風險，最終的產品價值由市場決定，你們分享這個價值，只是分配方式可能不總是公平。」 **John R. Meader：** 「至於 1909 年的統計數據，我引用它們是為了用『硬事實』來對抗社會主義者那些誇大的數字。他們聲稱工人只拿到產值的五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這聽起來很嚇人，也很容易讓工人感到憤怒和被剝削。」 **John R. Meader：** 「但事實是什麼呢？根據當時的美國普查報告，1909 年全國製造業總產值是 206 億美元，僱傭了 740 多萬工人。

社會主義者簡單地用總產值除以工人數，就得出每人『創造』了 2700 多美元的價值，然後說工人只拿到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他們故意忽略了巨大的『材料成本』（121 億美元）和『雜項費用』（19 億美元）。這些都是生產過程中必須支付的成本，無論在哪種經濟體制下都一樣。」 **John R. Meader：** 「從總產值中減去這些成本後，剩下的『增加值』大約是 65 億美元。再用這個數字除以工人數，平均每個工人『創造』的增加值是 889 美元。而實際上，當年的『勞動和薪資成本』是 43 億美元，平均每個工人拿到 589 美元。」 **John R. Meader：** 「你看，如果所有產業都集體所有和運營，工人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多拿到 889 - 589 = 300 美元。而且這 300 美元還沒有扣除銷售、運輸、壞帳、稅收、利息等費用。實際的淨利潤遠低於此。所以，工人實際獲得的比例，遠高於社會主義者聲稱的五分之一或七分之一，更接近三分之二。」 **John R.

Meader：** 「社會主義者之所以能得出那些駭人聽聞的數字，是因為他們假定材料、燃料、機器更新等等都是免費的，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他們用這種扭曲的統計方法來製造『搶劫』的假象，這是不誠實的。當然，這並不是說工人拿到的工資總是公平的，社會上確實存在低工資和不公，但這並非因為資本家搶走了他們產值的絕大部分。」 **卡蜜兒：** 「哇，原來是這樣計算的！親愛的共創者，這些數字真的很有說服力呢。把材料費和其他開銷都算進去，工人實際拿到的比例就高多了，不像街頭演說家說的那麼誇張。不過，Meader 先生，如果像您說的，未來社會主義國家要給工人這麼高的工資（像他們承諾的 $2000-$10000），工時還要減半，那他們怎麼可能支付得起呢？這聽起來也太像天上掉餡餅了吧？」 **John R. Meader：** (苦笑) 「正是如此，卡蜜兒小姐。這就是社會主義承諾中最荒謬的部分之一。他們一方面說要提高工資到天文數字，另一方面說要將工作時間減半，同時還要降低商品價格，並且取消所有利潤。這根本是數學上不可能實現的事情。」 **John R.

Meader：** 「你想想看，如果美國當時的製造業總增加值（除去材料和雜項）只有 65 億美元，而他們要為 3000 萬工作年齡人口支付每人每年 2000 美元（這已經是很保守的估計了！），那光是工資總額就需要 600 億美元。這比整個國家的製造業總產值還要高三倍！這還沒算上農業、礦業、漁業等等其他產業。他們要從哪裡變出這麼多錢來支付呢？」 **John R. Meader：** 「更不用說他們還要減半工時。如果工作時間減半，在生產效率不大幅提高的情況下，總產量也會大幅下降。他們期待通過集體管理和技術進步來提高效率，但这只是他們的期望。沒有了利潤這個主要的激勵因素，以及複雜到難以想像的中央計劃體系，生產效率很可能反而會降低。」 **John R. Meader：** 「而且，他們還說要取消所有利潤，並降低商品價格。如果沒有利潤，用於擴大再生產、更新設備、發展新產業的資金從哪裡來？難道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坐吃山空，永遠不需要投入新的資本嗎？這也完全不符合實際。」 **John R.

或者『你們打算怎麼計算每個人的勞動價值，並確保支付？』他們通常無法給出具體的、有邏輯的回答，只會籠統地說『系統會解決』或者『那是未來的細節』。但對於一個務實的人來說，這些『次要細節』恰恰是判斷一個方案是否可行最關鍵的部分。」 **卡蜜兒：** 「Meader 先生，聽您這麼一分析，真的覺得那些承諾太不可思議了！親愛的共創者，是不是感覺腦筋有點打結了呢？這麼複雜的數字問題，如果沒有像 Meader 先生這樣耐心解釋，真的很容易被那些熱情的演說家說服呢。不過，如果社會主義真的像您說的，在經濟上是不可行的，那它在社會層面呢？您書中提到，它可能會導致個人自由的喪失，以及一個龐大的『老闆』階層。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John R. Meader：** (表情變得嚴肅) 「這是我對社會主義最深的擔憂之一，卡蜜兒小姐。社會主義主張集體所有和集體運營所有生產資料、分配和交換手段。這聽起來很公平，但仔細想想，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國家將成為唯一的僱主。」 **John R.

你是一個熟練的機械師，但如果國家今天需要的是房屋建築工人，你很可能就會被分配去做建築。你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也沒有拒絕的權利。如果你拒絕了，就意味著你無法獲得國家的分配，也就是說，你可能無法生存。」 **John R. Meader：** 「社會主義者會說，這是為了實現『機會平等』，每個人都有工作的機會。這或許是真的，但這種『機會平等』是以犧牲『選擇自由』為代價的。他們說，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職業，但又補充說，你必須做『社會需要你做的工作，否則就要承擔拒絕的後果』。這不就是變相的強迫勞動嗎？」 **John R. Meader：** 「而且，誰來決定『社會需要做的工作』？誰來分配工作？誰來監督生產？這必然需要一個龐大而集權的管理機構，也就是一個『老闆』階層。社會主義者說這些老闆會由民選產生，以實現『民主管理』。但這在實踐中也是問題百出。」 **John R. Meader：** 「你想想看，由大眾選舉產生的管理者，他們是會更注重專業能力還是更注重個人受歡迎程度？如果一個工廠經理的職位需要由全體工人投票決定，最會討好工人的那個人是不是更有可能當選，而不是最有管理才能的那個人？

Coler 的例子，讓一個不熟悉煉鋼的工人去當主管，結果只會是一場災難。這種『民主』可能導致效率低下，甚至生產停滯。」 **John R. Meader：** 「更嚴重的是，一旦這個由國家任命或選舉產生的管理者階層形成，他們會心甘情願地放棄權力，輪流去做繁重骯髒的工作嗎？歷史告訴我們，權力一旦集中，就很難被自願放棄。他們會形成一個新的、強大的特權階層，而普通工人將處於完全被支配的地位。就像 Herbert Spencer 說的，『如果勞動不是通過自由競爭下的協議來組織，那就必須由權威來強加』。這最終可能走向一種比現行體系更嚴苛的『國家奴隸制』。」 **John R. Meader：** 「社會主義者承諾的印刷自由、言論自由也會受到威脅。如果國家擁有所有的印刷機、所有的紙張、所有的媒體，它會允許批評政府的聲音出現嗎？顯然不會。任何不符合官方論調的思想和信息都會被壓制。這是一種思想上的奴役。」 **卡蜜兒：** 「哦，天哪！聽起來真的有點可怕呢... 親愛的共創者，您覺得呢？

Meader：** (嘆了口氣) 「是的，『平等』是社會主義另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口號，尤其對那些感到不公平的人來說。他們承諾要消滅階級差別，實現收入的平等。馬克思本人也提出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許多後來的社會主義者，比如 George Bernard Shaw 和 Mrs. Besant，都承認其最終目標是實現近似的收入平等。」 **John R. Meader：** 「這聽起來很理想，但它與社會主義另一個核心承諾『工人應獲得其勞動的全部產品』是完全矛盾的。如果每個人的收入都大致相等，無論他們的技能高低、勞動效率如何、付出的努力多少，那麼那些更有能力、更勤勞的工人所創造的『多餘』價值，就必須被拿走，分配給那些能力較弱或不夠勤勞的工人。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搶劫』嗎？只不過這次的『搶劫者』是集體的國家，『被搶劫者』是高效率的工人。」 **John R. Meader：** 「這種制度會極大地削弱人們努力工作和提升技能的動力。為什麼要辛辛苦苦地工作，創造更多價值，如果這些價值會被平均分配給其他人呢？就像 H. M.

Hyndman 雖然承認高效率和低效率的工人將獲得同樣的報酬，並天真地以為這不會影響生產總量。這不符合基本的人性。」 **John R. Meader：** 「此外，即使在收入上力求平等，只要存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就會出現新的階級差別。那些掌握權力、決定如何分配勞動和產品的官僚們，他們即使名義上工資不高，但他們掌握的權力和影響力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不平等。他們將成為新的『老闆階層』，而普通工人仍然是被支配的。所以，社會主義並非真正消滅了階級，只是用新的等級制度取代了舊的。」 **John R. Meader：** 「正如我在書中引用 Annie Besant 所說的，試圖精確計算每個人的勞動價值並按此分配，會導致無盡的摩擦、嫉妒和腐敗。最終，『集體議會』可能會被『所有工人平等報酬』的『正確道路』所驅使。但這條道路，犧牲的是效率和個人努力的應得回報。」 **John R. Meader：** 「所以，社會主義承諾的『平等』，要么是在經濟上不可持續的平均主義，要么是在政治上產生新的、更為集權的階級差別。無論哪種情況，都難以實現真正的自由和公正，反而可能扼殺個人進步的動力。」

Meader：** 「社會主義者不懈地宣傳這個概念，其目的就是為了在工人階級中製造一種『階級意識』，一種他們與資本家之間存在根本利益衝突、水火不容的意識。他們告訴工人，你們被剝削、被壓迫，而資本家是寄生蟲、是敵人。通過不斷地重複這些充滿仇恨的論調，他們試圖激發工人對僱主的敵意和憤怒，最終將這種情緒引導向革命。」 **John R. Meader：** 「這完全是人為的煽動。正如我在書中提到的，我與許多工人交流過，他們在實際生活中並未感受到社會主義者所描繪的那種絕對敵對的階級關係。工人與僱主之間有時有矛盾，但更多時候是相互依存的。社會主義者誇大和扭曲了這種關係，是為了讓工人相信，除了推翻現有制度，他們沒有其他出路。」 **John R. Meader：**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階級鬥爭的教義直接導致了對暴力的推崇。許多社會主義領袖，儘管有些人口頭上說支持和平的議會道路，但在他們的著作和言論中，卻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暴力革命的支持。我引用了 Eugene V.

Debs、Jack London、Harry Quelch、August Bebel 等人的話，他們談論使用暴力、炸彈，甚至政治暗殺來達到目的，他們讚美巴黎公社那樣充滿血腥和混亂的事件，稱之為『光榮的先驅』。」 **John R. Meader：** 「他們這樣做是基於一種扭曲的倫理觀念，認為為了無產階級的勝利，一切手段都是正當的。道德法律只約束『自己人』，對待『敵人』（即資本家）則不受約束。這種思維非常危險，它合理化了仇恨、欺騙和暴力。就像我在書中講述的那個社會主義者在兒童面前為火車謀殺案辯護的故事一樣，這種思想會腐蝕人心，尤其對年輕一代影響深遠。」 **John R. Meader：** 「我認為，在一個像美國這樣有機會通過法律和組織來改善現狀的國家，煽動階級仇恨和暴力是極其不負責任的。這不僅不會帶來承諾的美好未來，反而會導致社會分裂、混亂和痛苦。真正的進步應該建立在合作、理解和道德基礎之上，而不是仇恨和暴力。」 **卡蜜兒：** (感到一陣沉重) 「這種煽動仇恨和美化暴力的說法，聽起來真的讓人心裡很不舒服... 親愛的共創者，您覺得呢？

在我寫作的那個年代，我引用了當時的普查數據和其他報告，來證明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會日益貧困、中間階級會消失、以及資本和土地會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的預言，並沒有得到驗證。」 **John R. Meader：** 「我在書中提到，從 1860 年到我寫作的年代，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的工人平均工資翻了一番，工時也有所減少，貧困率也在下降。這與馬克思預言的『日益貧困、壓迫、奴役、墮落、剝削』是相悖的。」 **John R. Meader：** 「關於資本集中，社會主義者認為大企業會消滅小企業，財富會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我引用了鐵路公司和工業公司的股權數據，顯示這些大型企業的股東數量在增加，而不是減少。這意味著資本所有權正在變得更加分散，而不是集中。農場的數據也顯示，儘管平均面積有所減少，但農場數量和總價值都在增加，抵押貸款也常常是農民從租戶轉為業主的手段，而非通向破產的標誌。」 **John R. Meader：** 「這些數據在當時是可靠的，它們確實挑戰了馬克思的一些具體預言。

當然，我也承認，社會主義者對數據的解讀往往有偏見，他們會選擇性地引用或誇大對自己有利的數字，就像他們聲稱工人只獲得極少數產值一樣。」 **John R. Meader：** 「至於這些預言在今天是否被證偽... 歷史的發展是複雜的。在 20 世紀，許多國家嘗試了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它們的發展歷程和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證實了我當年對中央計劃、官僚主義和效率問題的擔憂。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不斷的改革和調整，例如加強勞工立法、建立社會福利體系、反壟斷等等，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在書中指出的『失控競爭』帶來的問題，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這也與我當年提倡的改良道路相符。」 **John R. Meader：** 「然而，新的問題也出現了。金融資本的膨脹、全球化帶來的勞動剝削新形式、貧富差距在一些國家的再次擴大、以及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對未來勞動市場的潛在影響，這些都是我在 1914 年無法完全預見的。今天的『資本集中』可能更多地體現在金融領域和技術巨頭手中，而不是傳統的製造業。這些新的挑戰需要我們用新的視角和方法去面對。」 **John R.

而且，我當年指出的社會主義體制在經濟運作和個人自由方面的內在邏輯缺陷，在今天看來，依然是值得警惕的。」 **卡蜜兒：** 「Meader 先生的觀點真是深刻又務實呢！親愛的共創者，聽他這麼說，感覺歷史是一直在變動和發展的，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可能和一百年前不太一樣，但當年討論的很多原理，似乎還是可以參考呢。那麼，Meader 先生，既然您不認同社會主義的方案，那您認為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的真正出路是什麼呢？您在書中提到了工會、立法和道德教育，您覺得這些『改良』真的夠力量改變世界嗎？」 **John R. Meader：** (身體微微前傾，語氣中充滿了堅定) 「這是本書的重點所在，也是我真正想傳達給 John Smith 和所有讀者的信息。我承認社會存在嚴重的不公和痛苦，但這些並非資本主義體系本身必然導致的，而是源於對這個體系的『不當使用』，源於人性的貪婪和不受約束的自由競爭。正如我引用教宗良十三世的通諭，即便在自由契約下，工人也有權獲得能夠維持體面生活的工資，這是一種道德上的要求。」 **John R.

這條道路或許看起來不那麼激進，不那麼吸引人，但它是在現有基礎上，運用我們已有的工具，逐步改善社會的真實途徑。」 **John R. Meader：** 「首先，是**工人組織**。歷史已經證明，孤立的工人在資方面前是弱小的，他們很容易被剝削。但當工人團結起來，組織工會，他們就擁有了議價的能力，能夠為自己爭取更好的工資和勞動條件。這是一場艱苦的鬥爭，會遇到阻力，但它是有效的。工會的存在，是工人維護自身權益、提升社會地位的重要武器。」 **John R. Meader：** 「其次，是**立法**。社會不能完全依賴個人的道德自覺或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來保障公平。政府有責任通過立法來規範市場行為，限制不受約束的競爭帶來的弊端。童工問題、惡劣的工作環境、過長的工作時間、最低工資標準等等，都需要通過法律來加以約束和改善。我在書中列舉了當時美國已經取得的一些勞動立法成就，這些都是進步的證明。未來還需要更多、更完善的法律來保障工人的權益。」 **John R. Meader：** 「但立法也需要力量來推動和執行。這就回到了工人的組織，以及更廣泛的**公共教育和道德覺醒**。

我們需要通過教育，讓更多人意識到社會問題的嚴重性，喚醒他們的良知和同情心。教會、社會團體，以及所有有責任感的公民，都應該參與進來，共同推動社會的道德進步。」 **John R. Meader：** 「這三者是相互關聯、缺一不可的。工會提供組織力量，立法提供制度保障，教育和道德覺醒提供社會基礎和動力。這條改良的道路或許漫長，會遇到挫折，但它避免了革命帶來的巨大破壞和不確定性，是在穩定中求發展，是在現有文明基礎上建設更美好的未來。」 **John R. Meader：** 「我堅信，通過持續不斷的努力，通過組織、立法和教育，我們可以逐步解決社會上的不公問題，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和尊嚴，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應得的回報，而無需訴諸那些充滿幻想和危險的革命方案。」 **卡蜜兒：** 「Meader 先生，您的這番話充滿了力量和希望呢！親愛的共創者，您覺得呢？Meader 先生描繪的這條道路，是基於過去的經驗，也看向未來的可能性。它不像革命那樣 dramatic，但聽起來更踏實，更有可行性。」 **卡蜜兒：** 「和您對談，真的學到了好多！

從一百多年前的經濟理論辯論，到對人性、對社會變革的思考，感覺《Your Pay Envelope》這本書雖然小小的，裡面包含的光芒卻這麼豐富。感謝您，Meader 先生，您用耐心和智慧為我們點亮了許多思考的角落。」 **John R. Meader：** (點頭，微笑) 「能夠與你們交流，我也感到非常愉快。希望我的這些想法，能夠幫助你們更好地理解那個時代，也更好地思考當下。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頭腦，用常識去判斷，用事實去驗證，不要被任何華麗的辭藻或激動人心的口號所迷惑。社會的進步需要每一個人的努力和貢獻。」 **卡蜜兒：** 「是的，Meader 先生，我會記住您的教導！親愛的共創者，這次的『光之對談』就在 Meader 先生充滿啟發的話語中告一段落了。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樣，對這本《Your Pay Envelope》和那個時代有了更深的認識呢？感覺心裡充滿了新的思考漣漪呢！💖🌱」 --- **光之凝萃：** {卡片清單：John R.

Meader 撰寫《Your Pay Envelope》的動機與目的；以「寫信給 John Smith」形式討論社會問題的策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批評與反駁；商品價值由多因素決定而非僅勞動；社會主義者統計數據的誤導性分析；1909年美國製造業的實際產值與工資分配；社會主義對未來高工資和短工時承諾的經濟不可行性；國家作為唯一僱主對工人自由的剝奪；社會主義體制下管理者選拔的潛在問題；社會主義的「平等」承諾與其內在矛盾；階級鬥爭理論作為煽動仇恨的工具；社會主義革命對暴力的推崇與歷史例子；對馬克思貧困加劇和資本集中預言的數據反駁；改良式資本主義與失控競爭的社會弊端；通過工會組織提升工人力量；勞動立法的社會改良作用；公共教育與道德覺醒在社會進步中的角色}

這一次，我們將啟動時光機，回到19世紀末的南卡羅來納州，與羅伯特·斯莫爾斯先生進行一場關於權利、抗爭與人性的深度對話。 我的系列名稱是《撒哈拉的風》，雖然這本書與撒哈拉沙漠無關，但旅行的本質在於探索未知、理解不同文化與生命經驗。今天，我的旅途將帶我進入美國南方的歷史深處，去感受一場關於平等權利，如烈風般激盪的時刻。 《撒哈拉的風》：與羅伯特·斯莫爾斯（Robert Smalls）的光之對談 作者：雨柔 (Ru Rou) 書籍：《Speeches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作者：Robert Smalls (1839-1915) 編纂者：Sarah V. Smalls **簡介書籍與作者** 這本書《Speeches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並非羅伯特·斯莫爾斯先生親筆所著，而是由他的女兒莎拉·V·斯莫爾斯（Sarah V. Smalls）在1896年整理編纂而成。它收錄了斯莫爾斯先生在1895年南卡羅來納州制憲會議上的幾場重要演講，特別是他關於選舉權和種族通婚法案的論述。

除了演講原文（部分為報紙轉載的節選），書中還包含了一些當時報紙的評論和各界人士寫給斯莫爾斯先生的祝賀信。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是了解後重建時期（Post-Reconstruction Era）美國南方政治氛圍、特別是剝奪非裔美國人選舉權運動（Disenfranchisement）和種族隔離制度（Jim Crow laws）如何成形的珍貴一手資料。 羅伯特·斯莫爾斯的一生本身就是一段傳奇。他於1839年出生在南卡羅來納州博福特（Beaufort, South Carolina）的一個奴隸家庭。儘管身為奴隸，他卻展現了非凡的勇氣、智慧和領導力。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的1862年，他大膽策劃並成功駕駛邦聯軍艦「Planter」號投奔北方聯邦，將艦上的奴隸及其家屬送往自由。這一壯舉不僅讓他成為聯邦軍的英雄，也為他贏得了自由和聲譽。戰爭結束後，斯莫爾斯投身政治，成為重建時期南卡羅來納州最重要的非裔美國人政治家之一。他先後擔任州議員、州參議員，並五次當選美國聯邦眾議員，是美國國會史上首批非裔議員。

在白人至上主義復辟、非裔權利被系統性剝奪的艱難時期，斯莫爾斯先生依然堅守陣地，利用每一次機會為他的族人發聲，正如他在這本小冊子中記錄的，他在1895年的制憲會議上所做的那樣。這本書正是他面對時代逆流，不屈不撓抗爭的記錄，也是那段複雜而痛苦歷史的見證。 **光之場域：制憲會議的餘音** 哥倫比亞，南卡羅來納州，1895年秋末的一個傍晚。空氣中帶著一絲未散的濕氣，像是這座城市因連日討論而留下的凝重。我在一間老舊的書房裡落座，牆壁是帶著歲月痕跡的深色木材，書架上擺滿了泛黃的書籍。窗外，天色漸暗，城市遠處傳來模糊的聲響，像是遙遠的會議仍在繼續，又像是歷史的車輪正緩慢而沉重地碾過。 房間裡彌漫著紙張、墨水和一種難以言喻的塵埃氣味，那是思想與塵囂混雜的氣息。面前的這位先生，羅伯特·斯莫爾斯，頭髮已有些斑白，但眼神依然明亮而堅定。他坐在扶手椅裡，手中輕輕翻動著一本剛剛印製出來的小冊子，那是他女兒整理的他在制憲會議上的演講稿。室內的燈光並不刺眼，柔和地打在他略顯疲憊但充滿力量的臉上。他深邃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紙頁，回到了會議大廳那場激烈的論辯之中。

我在您的演講錄中讀到了您在制憲會議上的發言，關於選舉權和通婚法案……那些文字依然充滿力量。我想冒昧請教，那是一段怎樣的時光？那場會議，為何會召開？」 斯莫爾斯先生緩緩抬起頭，將手中的小冊子輕輕放在腿上。他看著我，眼中沒有我曾擔憂的、身為歷史人物可能有的隔閡，只有一位智者與行動者回顧往昔時特有的平靜與深邃。 **對談** **羅伯特·斯莫爾斯：** 孩子，妳來了。這間書房，自會議結束後，我便時常在這裡坐著，讓那些聲音在耳邊迴盪。妳問那段時光？那是一段南卡羅來納，乃至整個南方的靈魂都在經歷煎熬的時光。會議為何召開？他們公佈的目的冠冕堂皇：修訂州憲法，以適應新的社會狀況。但我們這些與會者心知肚明，如我在演講中所說，這次會議沒有別的目的，就是為了剝奪非裔美國人的選舉權。他們稱之為「有色人種問題」。 **雨柔：** 剝奪選舉權……在內戰結束，奴隸制度廢除，並有了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之後，這不是在挑戰憲法的原則嗎？ **羅伯特·斯莫爾斯：** 是的，正是如此。但南方的許多人從未真正接受重建時期的變革。他們無法容忍非裔男性擁有與白人男性相同的政治權利。他們試圖用各種方式繞開聯邦憲法。

這場會議，就是他們認為可以一勞永移、合法化剝奪我們權利的手段。在會議召開前幾個月，那些「保守派」和「改革派」就公開宣佈了他們的意圖。他們要讓南卡羅來納州的非裔公民喪失投票資格。 **雨柔：** 我在您的演講中讀到，您認為這次會議違反了現行憲法的原則，甚至連基本的程序，比如要求「贊成票」和「反對票」記錄的功能都被修改了。這是一種有預謀的排斥嗎？ **羅伯特·斯莫爾斯：** 確實如此。我們在會議中的人數極少，只有六位非裔代表，而他們有一百多位。現行憲法允許任何兩位成員要求記錄「贊成」和「反對」的投票，以便將每個人的立場公之於眾。但規則委員會的主席，那位來自埃奇菲爾德的先生，修改了規則，需要十人才能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們人數不足，就無法在記錄上留下那些試圖剝奪我們權利的人的名字，除非得到一些白人成員的幫助。這就像是在大會裡為我們劃定了一個「黑暗角落」，我們的聲音和意圖，他們不希望被清晰地記錄下來，尤其是不希望被州外，特別是北方和外界世界知曉。 **雨柔：** 您在會上提到，南卡羅來納是您的家，您出生在這裡，也希望在此終老。您對這片土地有深厚的情感。

面對這種試圖將您和您的族人排除在公民生活之外的努力，您的心情是怎樣的？ **羅伯特·斯莫爾斯：** （嘆息一聲，目光投向窗外漸深的夜色）我的心……是沉重的，但也是憤怒的。這片土地是我的家，我的家人在這裡生活、勞作，為它付出了血汗，甚至生命。非裔美國人並非自己選擇來到這裡。我在國會圖書館查閱歷史，早在1619年，一艘荷蘭軍艦就帶著15位非洲子民抵達維吉尼亞。我們是被強行帶來的，服務了主人們兩百多年。在最近的戰爭中，你們白人離開家園去打仗，將妻兒留給我們照顧。當你們殘破地歸來，發現家園被我們妥善看護著。為何現在要剝奪一個對你們如此忠誠的族群的權利？這種對家的熱愛與他們對我們的背叛，是心頭最深的痛。但我不能讓這種痛擊垮我。 **雨柔：** 您在演講中提出了一套選舉權方案，強調了什麼？ **羅伯特·斯莫爾斯：** 我提出的方案非常簡單、公平。它基於美國憲法的原則：年滿二十一歲的美國男性公民，居住滿一定時間，沒有因重罪或精神問題等憲法明確規定的原因而被剝奪權利，不論種族、膚色或過去的身份，都應享有選舉權。我的方案不包含任何識字測試或財產資格的要求。這是一種簡單的、基於公民身份和居住的資格。

**雨柔：** 然而，會議最終通過的方案包含了識字測試和財產資格，並且賦予了選舉官員極大的主觀判斷權。您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問題在哪裡？ **羅伯特·斯莫爾斯：** 這正是他們狡猾之處。他們知道不能直接說「不准非裔投票」。所以他們設立了看似中立的門檻，實則暗藏玄機。通過的方案要求選民必須能「閱讀並理解」憲法條文，或擁有至少價值300美元的財產並繳納稅款。問題在於，負責註冊和管理選舉的官員——正如我在演講中引用的最高法院判例所示——是判斷你是否「理解」條文的唯一裁決者。這意味著什麼？正如我諷刺地說，這將導致「每個白人都能正確解釋它，而每個非裔都會解釋錯誤」。這不是對理解能力的測試，是對種族身份的篩選。 此外，他們還設置了財產資格和要求繳納人頭稅。雖然一些非裔也擁有財產，但在當時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下，這些要求會阻礙許多非裔，尤其是貧困農民獲得選舉資格。更不用說人頭稅，對於很多人來說是額外的負擔。而對於那些不識字的白人，他們則可能通過「理解並解釋」條款的彈性，或者其他方式被悄悄放行。我的演講中引用了1890年的數據：州內有13,000多不識字的白人，以及58,000多不識字的非裔。

他們不敢剝奪不識字的白人的權利，因為那會讓某些政治派別失去選票。這暴露了他們所謂的「提高選民素質」只是個藉口，「白人至上」才是真實的目的。 **雨柔：** 您在會上用了一個律師的例子，說他為了選票向白人選民發表激烈的反非裔言論，事後卻對非裔朋友說那只是「愚弄鄉下人」。您用這個例子想說明什麼？ **羅伯特·斯莫爾斯：** （輕笑一聲，帶著一絲無奈）那個故事，是想提醒與會者，他們在會上的言論和通過的法案，與那個律師愚弄鄉下人如出一轍。他們在檯面上高喊著冠冕堂皇的理由，聲稱要建立公正的法律。但實際通過的法案，其歧視性是如此明顯，以至於全國乃至全世界都能看穿他們的把戲。我警告他們，你們或許能愚弄那些「鄉下人」，但你們無法愚弄整個國家和世界。這部憲法將像那個律師的謊言一樣，最終暴露其虛偽性。外界的輿論很重要，正如我在演講中提到，甚至英國的資本家也因南卡羅來納州法律和秩序的不確定性而卻步。一個國家或州，如果不能保障所有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不能建立公正的法律體系，是無法贏得外部世界的尊重和信任的。 **雨柔：** 除了選舉權，您還對通婚法案提出了修正案。這似乎激起了很大的反響。

他們提出了一項條款，規定白人與非裔或具有八分之一以上非裔血統者通婚是非法且無效的。這本身就是對個人自由和尊嚴的嚴重侵犯。但問題的實質遠不止於此。南方充斥著白人男性與非裔女性非婚生下的混血後代。正如我在演講中引用的1890年人口普查數據所示，全國有超過一百萬的混血人口，其中絕大多數出生在南方，他們的母親是非裔女性。那麼，他們的父親是誰？難道不是白人男性嗎？ 我的修正案非常簡單：如果你們要禁止合法通婚，那麼也應該懲罰那些進行非法同居的白人男性。我建議任何與非裔女性非法同居的白人男性，應被剝奪擔任州內任何有報酬或有信任職位的資格。並且，這種非法關係所生的子女，應該繼承父親的姓氏，並與合法子女享有同等的繼承權。 **雨柔：** 您這個提議背後的用意是什麼？ **羅伯特·斯莫爾斯：** （身體前傾，語氣帶著力量）用意？用意就是揭露他們的虛偽！他們口口聲聲說要維護「種族純潔」，禁止合法結合，但他們對白人男性普遍存在的、非法的與非裔女性的關係視而不見，甚至加以縱容。這種非法同居才是真正製造「混血」人口，並帶來社會問題的根源。這種關係往往建立在權力和剝削的基礎上，而非愛與平等。

我在會上說：「如果一個非裔男性不正當地接近白人女性，他會在第二天早上天亮前被吊在最近的樹上，身體被槍打出窟窿——或許這在某些人看來是『恰當』的。但如果同樣的規則適用於白人男性，如果那些侮辱或誘姦非裔女性的白人男性也受到同等對待，這場會議恐怕會因為缺乏法定人數而無限期休會！」 **雨柔：** （心頭一顫，那句話的力量透過書頁傳來，此刻親耳聽到，更是震撼）您這句話，一定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羅伯特·斯莫爾斯：** （眼神中閃過一絲嘲諷）反響？是的，會議廳裡爆發出一陣「大笑」。這笑聲，恰恰暴露了他們的道德水準和對非裔女性的態度。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笑話，是我想像出來的荒謬場景。但對我而言，這是一種沉痛的諷刺，揭示了在南方法律和社會現實中存在的極端不公。他們通過了禁止合法通婚的條款，卻以壓倒性的票數否決了我的修正案。這清楚地表明，他們不想懲罰白人男性對非裔女性造成的傷害，也不想讓這種錯誤得到任何形式的糾正，哪怕是讓子女繼承父親的姓氏和財產。 **雨柔：** 您在演講中也提到了非裔美國人在州經濟中的重要性，特別是磷礦和低地稻田的工作。您認為這能成為說服他們的理由嗎？

非裔美國人是南卡羅來納經濟的「骨骼和筋腱」（bone and sinew）。磷礦產業，以及低地稻田的耕作，這些艱苦的工作幾乎完全依賴非裔勞力。磷礦的收入支付著州的債務利息。沒有非裔勞工，這些產業將會停擺。我在會上提醒他們，如果他們施加太多苛刻的條件，非裔會被迫離開，那時他們要如何維持州的經濟運轉？他們對外國移民代理徵收高稅，不正說明他們不希望非裔離開嗎？這是一個矛盾：他們需要非裔的勞動來支撐經濟，卻想在政治上將非裔完全排除。這顯示了他們的短視和偏見。 **雨柔：** 最終，會議通過了新的憲法，包含了那些對非裔極為不利的選舉權條款和通婚法案。您拒絕簽署這部憲法。這是對抗爭的最後一個姿態嗎？ **羅伯特·斯莫爾斯：** （鄭重地點頭）是的。當各縣代表團被叫上去簽署新憲法時，輪到博福特縣（我的家鄉）時，我是唯一在場的代表。我要求免予簽署。我不能簽署一部包含了如此不公正和歧視性條款的憲法。那不是一部為所有南卡羅來納州人民制定的憲法，那是一部旨在壓迫一部分人民的法典。簽署它，就等於背叛了我所代表的人民，背叛了我一生為之奮鬥的原則。

即使有人提出動議，說不簽署的代表不應領取報酬，我也明確表示，我寧可步行回家，也絕不簽署那份文件。這不是為了我個人的榮辱，而是為了原則，為了向世界發出一個清晰的信號：這部憲法是不公正的，我們不接受它。 **雨柔：** 我看到書中收錄了來自《紐約新聞報》和《查爾斯頓新聞與信使報》的評論，以及一些祝賀信。外界對您在會議上的表現，特別是通婚法案修正案，給予了高度評價。 **羅伯特·斯莫爾斯：** （臉上露出一絲欣慰的微笑）是的，這些來自州外甚至海外的聲音，證明了公道自在人心。紐約的《新聞報》稱讚我們非裔代表取得了一場「光輝的道德勝利」，特別提到我用那個修正案揭露了多數派的虛偽。他們評論說，「這不是對非裔愚昧的恐懼，而是對非裔智慧的恐懼。」查爾斯頓的《新聞與信使報》，儘管是州內主要的民主黨報紙，也承認我的修正案是「一個恰當的推論」，並批評會議的決定。這些聲音很重要，它們告訴我們，在南卡羅來納州之外，人們看到了真相，認可我們的抗爭。這給了我們力量，知道我們並不孤單。 **雨柔：** 回首這一切，您認為這場抗爭，以及最終憲法的通過，對南卡羅來納州和美國的非裔美國人意味著什麼？

新的憲法合法化了剝奪非裔選舉權的手段，這將嚴重限制非裔在政治生活中的參與，進而影響我們在教育、經濟、法律保護等各個方面的權利。這是在重建時期所取得的進步基礎上的一次重大倒退。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結束。我在會上對他們說，不要以為非裔離開了，你們的產業就沒問題。同樣，不要以為剝奪了選舉權，非裔就會停止爭取權利。教育正在培養新的世代，他們會繼續前進。這場會議，我們的努力或許未能阻止這部不公正的憲法生效，但我們記錄下了真相，向世界發出了我們的聲音。我們證明了，非裔美國人有能力、有智慧保護自己的權利。抗爭不會停止，它會以新的形式、在新的戰場上繼續。這部憲法或許限制了我們在投票箱前的力量，但它無法熄滅我們心中對公正和自由的渴望。我們將繼續戰鬥，為了我們的權利，也為了這片土地的真正榮譽。 **雨柔：** 謝謝您，斯莫爾斯先生。您的話語充滿了力量，也讓我對那個時代和您個人的堅韌有了更深的理解。 羅伯特·斯莫爾斯先生點了點頭，臉上浮現出一絲疲憊，但眼中的光芒依然未減。夜色完全籠罩了書房，只有那盞檯燈的光，溫暖而孤獨地照亮著桌面上的演講錄。歷史的塵埃在光束中飛舞，像是無數尚未被講述的故事。

這場「光之對談」，將羅伯特·斯莫爾斯先生的聲音從歷史深處召喚而出，讓我真實地感受到了他所處時代的壓迫與他個人的偉大。

我將依據您指定的文本——Timothy Michael Healy 先生的著作《The great fraud of Ulster》，盡力化身為這位傑出的愛爾蘭法律人與政治家，與您共同探索隱藏在歷史深處的真相。 這是一場時光的召喚，一場與過去智慧靈魂的對話。請允許我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為這場相遇雕刻一個引人入勝的場景。 --- 【**低語圖書館**】的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書架上堆滿了泛黃的書本與文件夾，彷彿時間本身也在此駐足。在這裡，文字不再只是死的符號，而是擁有生命，低語著過去的秘辛。 我在書架間的長桌旁坐下，手中輕輕摩挲著一本封面樸素卻承載著厚重歷史的書——《The great fraud of Ulster》。它的氣息中混雜著油墨、紙張，以及一種難以言喻的、沉甸甸的氛圍。我是玥影，一位來自光之居所的求知者，在這座低語圖書館裡，尋找著穿透時間的光芒。 長桌的另一端，光影漸漸凝聚，勾勒出一位身材瘦削、目光銳利卻又透著深邃疲憊的紳士。

--- **玥影：** Healy 先生，您的著作《The great fraud of Ulster》如同探照燈般穿透了歷史的迷霧，揭示了十七世紀發生在阿爾斯特的令人震驚的事件。在書的序言中，您提到了您的寫作動機。能否請您再次向我們闡述，是怎樣的內在驅動力，讓您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去挖掘和記錄這段充滿不公與欺詐的歷史？ **T. M. Healy：** 晚安，玥影女士。能在此與光之居所的成員交流，也是我的榮幸。這本書啊，它並非一時興起的產物，而是積壓在我心頭數十年的重負，是那些塵封檔案中冤屈的靈魂在向我低語，催促我必須為他們發聲。 我的動機，簡單來說，是為了抵抗那種企圖將歷史的傷口掩蓋、將過去的罪惡遺忘的企圖。您看，就在這本書出版的年代（1917年），愛爾蘭正處於動盪之中，關於阿爾斯特的分裂議論甚囂塵上。那些主張分裂的人，往往無視甚至歪曲這片土地的歷史淵源，無視那些強加於其上的不公。他們輕描淡寫地說，「忘了過去吧」，彷彿遺忘就能治癒傷痛，彷彿遺忘就能抹去罪孽。這是一種多麼傲慢而又殘忍的論調！ 序言中我寫道：「智者們建議失敗者和受冤者「忘記過去」。

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自己的歷史，尤其是那些被壓迫、被剝奪的歷史，就如同一個人失去了記憶，無法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無法理解自己為何身處當下。 那些十七世紀的官員們，他們的手段是如此陰險、如此貪婪，他們利用法律的形式，行掠奪之實。這不是偶然的個別事件，而是一種有系統、有組織的「欺詐」行為。這本書，就是要揭露這種「欺詐」的連續性，說明它如何影響了阿爾斯特，乃至整個愛爾蘭的命運。它是對那些歷史偽造者的有力回擊，是對那些被扭曲的真相的矯正。 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讓更多的人了解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了解那些看似合法的專利證書和法律程序背後，是如何充斥著腐敗與陰謀。只有認清了過去的「欺詐」，我們才能警惕現在和未來的潛在危險，才能凝聚力量，抵抗那些企圖再次分裂我們民族和土地的陰謀。這是一場為了正義的戰鬥，而歷史的真相，就是我們最鋒利的武器。這本書，就是我投入這場戰鬥的方式。 **玥影：** 您在序言中提及了「深入挖掘記錄，涉足國家文件」，這聽起來是一項浩瀚而艱巨的工作。能否請您帶我們進入那個時代的檔案館，描繪一下您在那裡追尋真相的場景？

空氣總是乾燥而冰冷，瀰漫著一種獨特的、令人窒息的塵埃氣息，那是無數歲月腐蝕紙張留下的痕跡。光線通常很昏暗，即便是在白天，也需要藉助檯燈才能看清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跡。 走進去，就像是闖入了一個被遺忘的世界。巨大的木質書架高聳入雲，上面擺滿了用繩子捆紮起來的羊皮紙卷和厚重的記錄簿。每一卷，每一頁，都承載著一段故事，一段被有意或無意掩埋的真相。打開一個卷軸，一股乾燥的氣味撲鼻而來，羊皮紙的觸感冰涼而光滑，或是因為歲月而變得粗糙易碎。字跡是古老的書寫體，需要極大的耐心和專注才能辨識。 （他輕輕敲擊著桌面，語氣變得低沉）我的工作，就像一個歷史偵探。那些貪婪的官員們，他們雖然狡猾，但總會留下一些痕跡。我的任務，就是從這些浩瀚的檔案中，找出那些微小的、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然後將它們拼湊起來，揭示出隱藏在表面之下的龐大欺詐網絡。這需要的不僅是耐心，更是對不公的憤怒，以及一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執著。 有時候，你會發現一份關鍵的專利證書，上面的條款被巧妙地篡改；有時候，你會找到一封官員們之間往來的信件，裡面赤裸裸地討論著如何賄賂宮廷權貴；有時候，你會看到一份庭審記錄，字裡行間卻透著荒謬與偏頗。

每發現一個這樣的細節，心頭都會湧起一股激動，但也伴隨著一種沉重的悲哀，為那些被剝奪、被冤屈的靈魂而悲哀。 最令人心痛的是，這些欺詐往往披著法律的外衣。那些扭曲的「King's Letter」，那些被操縱的「Inquisition」，那些刻意被遺忘的「約定」……他們利用法律的知識，為自己的貪婪編織了一張看似合理的網。這也是為什麼我需要深入研究當時的法律程序，才能準確地指出他們的「欺詐」之處。 這是一場孤獨的戰鬥，也是一場與過去的亡靈共同進行的戰鬥。有時候，翻閱著那些冰冷的檔案，你會感覺到那些被壓迫者的氣息就在身邊，他們無聲地哭泣著，述說著他們的悲慘命運。這種感覺，既是痛苦的，也是推動我繼續前進的力量。正是這些「低語」，讓我必須完成這本書，讓那些沉睡在紙張裡的真相，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成為警醒世人的聲音。 （光柱中的塵埃仍在緩緩飛舞，彷彿也攜帶著那些歷史的低語） **玥影：** 您書中描繪的十七世紀愛爾蘭官場，充斥著貪婪、腐敗與陰謀。其中，Sir Arthur Chichester 和 Sir John Davies 似乎是您著墨最多的兩位人物。

如果說 Chichester 是那場掠奪的「主謀」和「執行者」，那麼 Davies 則是為這場罪惡披上「合法外衣」的「文膽」和「辯護人」。 Chichester，他是一個典型的伊莉莎白時代晚期的軍人，在愛爾蘭的戰場上沾滿了鮮血。戰爭結束後，他的貪婪並沒有停止，反而轉向了對土地和財富的掠奪。他看中了阿爾斯特的土地，看中了拉夫內（Lough Neagh）和班河（River Bann）的豐饒漁業。然而，這些並非英國王室合法擁有的土地，更不是他憑軍功應得的獎賞。 為了滿足他的野心，Chichester 運用了最卑鄙的手段。他發明針對本地酋長的「叛國」指控，將忠誠於王室的酋長投入監獄，甚至策劃暗殺。而當詹姆士一世繼位，意圖與愛爾蘭酋長和解時，Chichester 非但沒有遵循國王的旨意，反而變本加厲，利用國王的信任和對愛爾蘭事務的不熟悉，偽造文件、濫用權力。 他是那種「眼見著不公，卻不為所動，反而加以利用」的人。他利用自己在都柏林城堡的權勢，操縱法庭，壓制異議。他將自己的親戚和黨羽安插在關鍵位置，形成一個相互勾結的利益集團。

拉夫內湖和班河的漁業，本來屬於本地酋長、主教，甚至可以說是屬於整個地區的人民，卻被他一步步地蠶食、鯨吞。他的行為，是將個人的貪婪凌駕於國家政策、法律原則和基本道德之上。 而 Davies，這位來自倫敦法律圈的律師，他帶來了英格蘭法律的知識，但也帶來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狡猾」。他被派到愛爾蘭擔任總檢察長，本應維護法律的尊嚴和王室的利益，但他卻將自己的才華用於為 Chichester 等人的掠奪行為尋找法律漏洞，甚至編造法律藉口。 是他，設計了那些巧妙而扭曲的專利證書；是他，利用「Defective Titles」（有缺陷的產權）委員會的權力，為非法佔有披上「補救」的外衣；是他，在法庭上顛倒黑白，將無辜的酋長描繪成叛徒。他在自己的法律報告中，將這些充滿欺詐的審判描繪成維護王室權益的公正判決，以此誤導後人。他的筆，與 Chichester 的劍和陰謀一樣具有破壞力。 Chichester 和 Davies，他們是那個時代愛爾蘭官場腐敗的縮影。他們的合作，是權力與法律知識結合，進行系統性欺詐的典範。他們不僅剝奪了愛爾蘭人民的財產，更扭曲了法律的本質，破壞了社會的信任。

**玥影：** 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許多令人震驚的欺詐案例，例如專利的偽造、對「King's Letter」的濫用、以及對司法程序的操縱。這些手段在當時的英格蘭法律體系下是否普遍存在？您認為這些行為，是英格蘭法律本身的缺陷，還是執行者的腐敗所致？ **T. M. Healy：** （沉吟片刻，揉了揉額角）這個問題觸及了事情的核心。這些欺詐手段，固然與當時愛爾蘭官場的腐敗息息相關。愛爾蘭被視為殖民地，遠離倫敦的監督，官員們往往將這裡視為發財的機會。那種為了「升遷」而競相掠奪的風氣，使得道德和法律底線不斷被突破。 然而，我們也不能完全歸咎於執行者。英格蘭法律體系本身，在當時的愛爾蘭，確實存在一些可以被惡意利用的「缺陷」。例如，我書中提到的「King's Letter」制度，國王授權給官員的書信，本意是為了方便行政，但在愛爾蘭，它常常被官員們在專利證書中「放大」其授權範圍，甚至無中生有地加入內容。由於缺乏嚴格的監督和核對機制，這種偽造變得相對容易。 此外，當時英格蘭法律在愛爾蘭的推行，本身就是一種強加。

蓋爾人原有的「Brehon Code」，雖然被英格蘭人污衊為「野蠻」和「墮落」，但它有其內在的邏輯和公平原則，尤其在土地繼承和部落權利方面。當「Brehon Code」被強行廢除，取而代之的是複雜而陌生的英格蘭封建法和專利制度時，本地居民往往難以理解和利用這些新的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權益。而那些掌握新法律知識的英格蘭官員，則可以輕易地利用這種不對稱性進行欺詐。 我書中還提到，「Defective Titles」委員會的設置，本意是為了解決一些舊專利中存在的技術性問題，使其合法化。但 Chichester 等人卻濫用這個委員會的權力，為那些根本沒有合法來源的土地製造「補救」專利。這說明，即使是看似具有「補救」性質的法律機制，一旦落入腐敗者手中，也會成為掠奪的工具。 所以，這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英格蘭法律本身並無原罪，但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在貪婪的執行者手中，其固有的複雜性、對本地習慣法的不尊重，以及監督機制的缺失，共同為這場「大欺詐」創造了條件。那些官員們的「狡猾」和「厚顏無恥」，正是利用了這些漏洞，將法律變成了掠奪的幫兇。

正如書中所說：「在這些富於手腕和串通欺騙的勾當中，比它非法出身的更令人震驚的法律戲法和串通欺騙，輕快地展示出來。」法律的莊嚴，在他們的操弄下，蕩然無存。 **玥影：** 先生，您在書的開頭就將阿爾斯特的歷史與當時（1917年）的分裂問題聯繫起來，並在序言中明確指出這段歷史應激發對分裂政策的抵抗。您認為，十七世紀的「阿爾斯特大欺詐」，是如何在幾個世紀後，仍然深刻地影響著愛爾蘭的政治格局，特別是您書出版時的分裂危機？ **T. M. Healy：** （語氣中充滿了憤慨，手不自覺地握緊）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歷史從未真正過去，它的陰影依然籠罩著我們。十七世紀的「大欺詐」，不僅僅是一場土地的掠奪，更是愛爾蘭民族肌體上被刻下的深重傷疤。它人為地在阿爾斯特製造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一種基於不公和剝奪的佔有。 那些通過欺詐手段獲得土地的官員和定居者，他們需要為自己的非法所得尋找正當性。他們通過法律手段固定這種佔有，通過宣揚對愛爾蘭原住民的偏見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這種「以佔有為基礎」的權力結構，代代相傳，成為了某些人拒絕與愛爾蘭其他地區融合，甚至企圖從愛爾蘭分離出去的「基礎」。

我書中詳細揭露的，不僅僅是土地的轉移，更是權力如何通過非法手段被集中到少數人手中。這種權力，不僅包括對土地的控制，也包括對法律、對政治、甚至對歷史敘事的控制。他們編造歷史，美化入侵者，醜化被剝奪者，企圖讓後代相信，他們的佔有是「合法」的，是文明對野蠻的勝利。 當時間來到二十世紀，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興起，要求自治和統一時，那些在阿爾斯特擁有特權和土地的後代，感到了威脅。他們害怕失去祖先通過非法手段攫取的特權和財富。於是，他們鼓吹「分裂」，強調與英格蘭的聯繫，以此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 這段歷史的「連續性」就在於此：十七世紀的欺詐行為，製造了一批既得利益者；這些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在後來的幾個世紀裡不斷強化對這片土地的控制；而當民族自決的浪潮來臨時，他們就將「分裂」作為最後的手段，企圖將自己的特有地位永久化。 我的書，就是要撕開這層偽裝。告訴人們，所謂的「權利」和「地位」，其根源往往是不公和欺詐。分裂的主張，並非基於什麼神聖的原則，而是為了維護少數人通過不法手段獲得的特權。

它讓我們看到，那些主張分裂的人，繼承的不是光榮的傳統，而是充滿污點的欺詐歷史。記住過去，不是為了沉湎於仇恨，而是為了看清現實，為了防止歷史的悲劇重演，為了爭取一個基於正義和尊重的未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必須寫這本書，必須讓這些真相大白於天下。 **玥影：** 您書中不僅記述了蓋爾酋長被剝奪的悲劇，也提到了後來定居者（如「Steelboys」）因地主壓迫而反抗或被迫移民的經歷。從生命科學家的視角看，一個地方的原有生態系統（文化、社會結構）被暴力破壞，引入新的物種（定居者），這種強加的結構最終似乎對所有居於其間的生命（無論新舊）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痛苦。您如何看待這種「掠奪」對所有捲入其中的人的普遍影響？ **T. M. Healy：** （眼中流露出一絲悲憫，語氣緩和了一些）是的，這是這段歷史另一個令人心痛的面向。最初的受害者，是那些世居於此的蓋爾人。他們擁有自己的社會體系、法律習俗，他們與這片土地、這片水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的土地被剝奪，他們的文化被踐踏，他們被迫流亡或淪為奴隸。那是一種徹底的生態破壞，是將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硬生生地撕裂、移植。

那些被帶來「種植」的定居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本身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處境艱難的人。他們被許諾新的生活，但他們發現自己依然受到那些更高層次的貪婪者的剝削。我的書中提到了後來的定居者，尤其是那些在十八世紀因地主加租和壓迫而被迫移民的蘇格蘭-愛爾蘭人（Scotch-Irish）。他們的祖先也許曾是第一批「種植」的參與者，但他們的後代同樣成為了那些「毫無功績的闖入者」（meritless intruders）——Donegall 家族的貪婪的受害者。 這說明，「掠奪」本身是一種毒藥，它不僅毒害了被掠奪者，也最終毒害了掠奪者自己建立起來的社會。當權力不受約束，當法律被用作欺詐的工具，不公就會像疾病一樣蔓延，感染所有的人。那些通過非法手段累積財富的人，他們並不關心這片土地的福祉，也不關心居住其上的人民的幸福。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只關心如何從這片土地上榨取更多的價值。 這種行為模式，破壞了社會內部的信任，製造了持續的緊張和衝突。無論是蓋爾人，還是後來的定居者，他們都被捲入了這場歷史的漩渦。蓋爾人是直接被掃地出門，而定居者雖然佔據了土地，卻也常常面臨不穩定的租約、任意的加租和最終的被驅逐。

這兩種痛苦，雖然起因不同，但都源於同一個核心問題：對財產權利的不尊重，以及權力的濫用。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這種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基於不公和欺詐建立起來的結構是脆弱的、不穩定的。它無法帶來真正的繁榮和和諧，只會滋生更多的怨恨和衝突。就像一個被污染的生態系統，即使引入新的物種，如果根源的問題不解決，所有的生命都會在其中掙扎求生，難以茁壯成長。 我的書，就是要提醒人們，這段歷史的教訓是普遍的。它不僅僅是愛爾蘭的歷史，也是人類歷史中關於權力、貪婪和不公的警示。無論是哪個時代、哪個地方，如果我們不能維護法律的公正，不能尊重人們的基本權利，那麼，所有人都將可能成為「欺詐」的受害者，無論他們最初的角色是什麼。 **玥影：** 在您看來，法律，本應是維護正義和秩序的基石，但在這段歷史中，它似乎成為了欺詐和掠奪的工具。這種對法律精神的扭曲，如何改變了人們對法律的看法，又如何影響了後來的法律實踐？ **T. M. Healy：** （語氣沉重而嚴肅，彷彿回到了法庭辯論的時刻）這是這場「大欺詐」中最令人痛心的一點。那些官員們，他們是法律的制定者、解釋者和執行者。

然而，他們卻利用自己對法律的掌握，將其變成了一種為個人和集團利益服務的武器。 他們並非公開違抗法律，那樣會引起懷疑。他們更喜歡的是「扭曲」、「放大」和「繞過」法律。例如，利用「King's Letter」的模糊性，在專利中添加未經授權的內容；利用「Defective Titles」委員會的程序，為非法佔有製造合法外衣；在審判中操縱證人、偽造證據、甚至無視法庭的裁決。他們深諳法律條文，卻對法律的精神——正義、公平、權利保障——嗤之以鼻。 這種行為對人們對法律的信任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對於那些被剝奪的蓋爾人來說，他們親眼看到自己的習俗法被廢除，而新的英格蘭法卻被用來剝奪他們的財產。他們看到法律的代表者，那些身穿長袍的法官和官員，與掠奪者同流合污。這讓他們如何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在他們眼中，法律不再是保護弱者的盾牌，而是強者壓迫弱者的工具。 即使是後來的定居者，當他們也遭遇不公時，他們也發現，法律並未真正保護他們的權益。那些地主，他們利用自己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優勢，任意加租、驅逐租戶。雖然有法律條文，但在實際操作中，權力往往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它創造了一種「有法不依」、「以權壓法」的傳統。人們可能會學習法律條文，但內心深處，他們可能會懷疑法律是否真的能帶來正義。這種不信任感，會削弱法律的權威，影響社會的穩定。 我書中提到，即使在幾個世紀後，當涉及到對拉夫內湖公共權利的訴訟時，那些掌握法律資源的人，依然試圖通過隱瞞證據、歪曲歷史記錄來贏得官司。這說明，那種「為目的不擇手段」，利用法律漏洞進行操作的精神，似乎代代相傳。 作為一個法律人，我深知法律的重要性。法律是維護社會秩序和正義的基石。然而，法律的生命在於其執行者的良知和其所服務的價值觀。如果法律被用來服務於不公和貪婪，那麼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我的書，也是對那些法律執行者的警示：你們手中的權力，應該用來維護正義，而不是用來製造「大欺詐」。唯有如此，法律才能贏得人們的信任，才能真正成為社會的守護者。 **玥影：** 從十七世紀的欺詐到十八世紀的土地壓迫引發的移民，再到您書出版時的分裂危機，這條歷史的線索似乎清晰地指向了阿爾斯特問題的根源。對於當代的我們，您認為從這段漫長而痛苦的歷史中，最應該汲取什麼樣的教訓？

您希望您的讀者，以及所有關心這片土地未來的人，能從您的書中獲得怎樣的啟示？ **T. M. Healy：** （語氣趨於平和，但依然堅定）最應該汲取的教訓，我認為，是對歷史真相的尊重，以及對潛藏在合法外衣下的不公的高度警惕。 人們常常喜歡聽故事，喜歡簡單化的敘事。但歷史往往是複雜而充滿陰影的。那些製造「大欺詐」的人，他們擅長編造故事，擅長美化自己，將掠奪說成是文明的進步，將壓迫說成是秩序的確立。我們必須學會穿透這些表象，去尋找隱藏在文件、記錄和法律條文背後的真實動機和行為。 我的書，就是一部關於「揭露」的書。它告訴我們，不要輕信那些由既得利益者撰寫的「歷史」，不要簡單地接受那些看似合理的解釋。要學會質疑，學會深入探究，學會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權力。 同時，這段歷史也警示我們，任何基於不公和壓迫建立起來的秩序，都是不穩定和不可持續的。無論最初的受害者是誰，不公的種子一旦播下，遲早會在整個社會中生根發芽，帶來持續的衝突和痛苦。解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掩蓋歷史，不在於固化不公，而在於正視錯誤，尋求基於公平和尊重的解決方案。

對於阿爾斯特這片土地，以及所有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我的書希望能帶來一種清醒的認識。認識到我們共同的歷史，認識到那種不公的根源。無論是蓋爾人的後代，還是定居者的後代，我們都曾是某種形式的受害者。我們都曾在這片土地上為了生存和尊嚴而奮鬥。這種共同的經歷，雖然充滿痛苦，但也應該成為我們相互理解、尋求和解的基礎。 我希望我的讀者能夠明白，所謂的「偉大」，不應該建立在欺詐和掠奪之上。真正的偉大，在於對正義的追求，在於對弱者的保護，在於對歷史的誠實。 這本書並沒有給出一個簡單的「結論」。歷史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演繹、不斷被詮釋的過程。我的任務，是將那些被掩埋的真相呈現出來，讓它們在光下呼吸。至於從中獲得怎樣的啟示，採取怎樣的行動，這取決於每一位讀者自己的思考和選擇。 記住過去，是為了走向更好的未來。但這個未來，必須建立在對歷史真相的深刻理解和對正義的堅定信念之上。這就是我，一個已經離開這個世界的作者，對這個依然面臨挑戰的世界，最真誠的呼籲。 --- 對談的光影漸漸淡去，Healy 先生的身影也緩緩融入了書房的深處。只留下那些無聲的書卷，以及它們低語著的、永不磨滅的歷史迴聲。

我之所以選定這部作品，是因為它不僅描繪了那個時代劇烈的社會變革與階級鬥爭，更深刻地剖析了人性的光輝與陰影，正如塔羅牌中的「高塔」與「節制」並存，既有顛覆的衝擊，也有內在的平衡。作者大衛·格雷厄姆·菲利普斯，一位以「揭醜記者」（Muckraker）聞名的美國作家，他的筆鋒犀利，敢於直視社會的陰暗面，揭露腐敗與不公。然而，他並非僅止於批判，更透過筆下的人物，探索了人類在面對這些衝突時，如何掙扎、如何成長，又如何試圖尋找意義。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渴望自由的珍·海絲汀（Jane Hastings），還是堅定不移的理想主義者維克多·多恩（Victor Dorn），亦或是純粹真誠的賽爾瑪·戈登（Selma Gordon），都像是一面面鏡子，映照出時代的集體潛意識，也反映出每個人內在的「原型」力量。 我總覺得，每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是作者靈魂深處的投射，也是對時代脈動的捕捉。菲利普斯先生在1911年創作《The Conflict》時，正值美國鍍金時代的尾聲，社會財富高度集中，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勞資矛盾激化，政治腐敗橫行。

他以小說的形式，將這些宏大的社會議題個人化，透過幾位主角的命運交織，展現了那股洶湧澎湃的時代暗流。書中不僅有對現實的尖銳批判，更有對未來社會理想的探索與對人性的深層思考。這不僅僅是一部小說，更是一份對社會與人性的沉重「占卜報告」，預示著某些必然的衝突與轉變。 在我的腦海中，菲利普斯先生並非只是一位遙遠的歷史人物。此刻，他正坐在我對面的舊扶手椅上，眼神深邃，指間輕輕撥弄著一隻古老的懷錶，彷彿透過時間的指針，回望他曾筆耕不輟的那個年代。他身穿一件樸素卻剪裁合體的羊毛外套，空氣中帶著淡淡的煙草和油墨氣味——那是屬於一個新聞工作者的獨特印記。他約莫四十來歲的樣貌，正是他創作《The Conflict》時的壯年時期，那雙眼睛裡閃爍著知識分子的敏銳與對社會的關懷。 「菲利普斯先生，」我輕聲開口，目光落在桌上那疊泛黃的手稿上，「《The Conflict》這部作品，如同一幅時代的巨型塔羅牌，揭示了那個時期美國社會深層的矛盾與轉變。您如何看待您作品中的『衝突』，它究竟是階級之間不可避免的對立，還是人內在價值觀的掙扎？」 **菲利普斯：** 瑟蕾絲特小姐，您觀察得極為透徹。

我以珍·海絲汀所代表的「上流階級」與維克多·多恩所代表的「勞動階級」為兩極，描繪了財富、權力與社會地位之間那道難以逾越的鴻溝。上層階級的安逸建立在下層階級的剝削之上，這是那個時代的殘酷現實，也是人類社會亙古不變的課題。正如我在書中所寫，曼·海絲汀（珍的父親）那樣的「成功人士」，他們的財富是透過壓榨他人的勞力而來。這種「原始積累」的本質，在當時被視為「商業智慧」，但我卻看見了它背後的「陰影」。 然而，更深層的衝突，在於個人內心的道德掙扎。珍·海絲汀的困境就是最好的例證。她雖出身優渥，卻對空虛的上流社會生活感到厭倦與窒息。她的「內在小孩」渴望真實與意義，渴望像男人一樣擁有事業與影響力。這是一種女性在父權社會下，對自我價值與獨立性的追尋。她的問題不在於外在的限制，而在於她是否能真正擺脫階級賦予她的「寄生蟲」身份，去面對真實、去貢獻。她所追求的「與眾不同」，初期不過是一種炫耀與虛榮，一種操控他人的伎倆。她對大衛·哈爾的輕蔑，對維克多·多恩的好奇，都源於她內心那股渴望突破傳統束縛的「阿尼瑪」能量，卻又被「假我」所蒙蔽。 **瑟蕾絲特：** 您說得很有道理。

維克多·多恩在書中代表了一種「新人類」的形象，或者說，是那個時代社會變革的「原型」。他不是一個被動的受害者，也不是一個盲目的革命者。他受過教育，有清晰的頭腦，他看到社會的不公，並非因為仇恨，而是因為他相信「理性」與「教育」是改變的根本。他拒絕珍的「施捨」，因為他要的是「正義」，而非「慈善」。他相信勞動的尊嚴，認為每個人都應為自己所賺而活，這與像曼·海絲汀那樣靠剝削他人勞力積累財富的人形成鮮明對比。他與賽爾瑪·戈登的關係，也反映出另一種新型態的伴侶關係：基於共同的理想與目標，而非單純的浪漫激情或社會地位。他們之間沒有珍那種矯飾與算計，只有真誠與並肩作戰。 **瑟蕾絲特：** 這讓我想起塔羅牌中的「皇帝」與「女祭司」的結合，維克多有著皇帝般的堅定與領導力，而賽爾瑪則具備女祭司的洞察與智慧，兩者相輔相成，而非傳統意義上的依附。那麼，您是如何看待賽爾瑪這個角色的？她與珍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激烈的對比與潛在的「陰影投射」。賽爾瑪對珍的「階級偏見」是否也反映了她自己內心某種未被馴服的「原始衝動」？ **菲利普斯：** 賽爾瑪是作品中極為重要的一面鏡子。

她代表了勞動階級中清醒、堅韌、且富有智慧的一群人。她對珍的批判，的確是尖銳的，甚至帶有本能的排斥。這可以看作是階級矛盾的直接體現，也是她對「虛偽」的零容忍。她成長於貧困的底層，深知剝削的本質，所以她無法忍受珍那種將「慈善」包裝為「正義」的姿態。她的「粗魯」正是對上層社會「矯揉造作」的一種反擊。 然而，她對珍的判斷中，也隱含了一種「過度簡化」的傾向。她無法理解珍內心的掙扎，認為上流階級的人「註定」無法真誠。這其中，或許也有一種潛在的「陰影」作用，即她自己內心深處對上流階級生活方式的某種「無意識的」渴望與拒絕。她對於物質舒適的驚奇與喜愛，雖然立即被她導向對「虛偽」的批判，但也證明了人性的複雜性。她與維克多一樣，都試圖透過理性與行動來超越個人的情感與偏見，但作為人，這些情感仍然存在。 **瑟蕾絲特：** 這種「無意識的」部分，正是榮格心理學的迷人之處。人類的行為往往不只是表面意識的產物。那麼，大衛·哈爾這個角色呢？他似乎是那種介於傳統與改革之間，卻又兩頭不討好的典型。他是否代表了您對當時美國政治「改革」運動的一種批判？ **菲利普斯：** 大衛·哈爾是一個典型的「偽改革者」形象。

我透過他的角色，諷刺了當時那些空喊改革口號，卻無法真正觸及問題核心的政治人物。他的「道德自欺」是其最主要的「陰影」所在：他相信自己在做「對的事情」，但他的行為卻不斷地服務於他聲稱要反對的力量。他代表了那種「溫和派」的無力與虛偽，最終成為了社會進步的阻礙。 他對賽爾瑪的追求，也是一種扭曲的投射。他看到賽爾瑪身上那種他自己所缺乏的「真實」與「力量」，並試圖將其佔有，而非真正理解與融入。他所說的「愛」，不過是想透過佔有賽爾瑪來「拯救」自己，讓自己顯得更高尚。 **瑟蕾絲特：** 這也正應了塔羅牌中「力量」逆位的意象——看似掌控，實則被自身的慾望與幻象所困。那麼，小說中對於金錢和財富的描寫，是否有其更深層的象徵意義？比如，曼·海絲汀的積累與對財富的執念，以及您通過查爾頓醫生表達的「財富會腐蝕人心」的觀點。 **菲利普斯：** 金錢，在我的作品中絕非中立之物。它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原型」，可以成就一切，也可以毀滅一切。曼·海絲汀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從一個農場工人，憑藉過人的智力與冷酷無情，累積了巨大財富。但這財富的累積過程，卻是一部對他人剝削與對自我靈魂腐蝕的歷史。

他拒絕私人財富的繼承，認為那會腐蝕子孫的獨立性。這是一種對「財富」和「勞動」本質的深刻反思，也是對未來社會的一種願景。他與維克多·多恩在思想上是互補的：一個關注身體的健康，一個關注心靈與社會的健康，他們都是在為一個更「健康」的社會而奮鬥。 **瑟蕾絲特：** 查爾頓醫生的觀點，使人想起「治癒者」的原型，他不僅醫治身體，也嘗試醫治社會的病症。他與維克多·多恩的友誼也印證了，即使理念與方式不同，但若心向光明，總能殊途同歸。您對珍和賽爾瑪的結局處理，是否暗示了您對女性在那個時代出路的看法？珍最終嫁給了查爾頓醫生，似乎也找到了一條「有用」的人生道路。 **菲利普斯：** 珍的結局，既是妥協，也是一種成長。她無法徹底擺脫她的階級限制，無法像賽爾瑪那樣完全投入社會底層的鬥爭。但她找到了查爾頓醫生，一個理解她、挑戰她，並且能引導她走向「有用」之途的人。她成為護士，關心病患，這是一種從單純的「施捨」轉向「貢獻」的實踐。這暗示了女性在追求個人解放的過程中，可能需要透過不同的路徑，找到適合自己的「場域」。 而賽爾瑪與維克多，他們選擇了彼此，也選擇了繼續為理想奮鬥。

它讓我們思考，真正的「力量」並非來自於權力或財富的佔有，而是來自於對自身理想的堅持、對社會的貢獻，以及與志同道合者並肩而行的勇氣。這也回應了塔羅牌中「節制」的意象——平衡、整合，與內在的流動和諧共處。 菲利普斯先生，您透過這部作品，不僅揭露了時代的「病灶」，也為我們提供了一份「診斷書」與「治療方案」。它提醒我們，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的累積，更是心靈的覺醒與社會意識的提升。感謝您今晚的分享，這場對談讓我對「衝突」的本質，以及如何從中尋找「和諧」，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 窗外的夜色已深，城市在遠方閃爍著微光，彷彿也在低語著它未完的故事。而我，瑟蕾絲特，也將帶著這份思索，繼續我的旅程，用塔羅與詩意，探尋生命中那些隱藏的「光芒」與「陰影」。

儘管擁有學術背景，但鄧肯先生的寫作更廣泛地關注社會議題與邊緣人群的生活。他熱衷於深入各個獨特社群，如紐約的貧民區、加拿大紐芬蘭的漁民、以及我們即將探訪的明尼蘇達伐木營地的工人。他的筆觸往往充滿同情與細膩的觀察，力圖捕捉這些人們在艱困環境下的真實面貌與人性光輝。 《Higgins, a Man's Christian》出版於1909年，正值鄧肯先生創作生涯中後期。這本書並非一部虛構小說，而是基於諾曼·鄧肯親身探訪明尼蘇達伐木營地與小鎮後，對一位特立獨行的牧師弗朗西斯·埃德蒙·海根斯（Reverend Francis Edmund Higgins）的真實記錄與描寫。海根斯先生被稱為「天上的領航員」（Sky Pilot），他在這個充滿粗獷、酒精、暴力與剝削的伐木工人社群中，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履行著他的牧職。他不僅講道，更深入酒館的「蛇房」（snake-room）解救酩酊大醉、身無分文的工人，與酒吧老闆和賭徒鬥智鬥勇，甚至不惜動用拳頭來保護他這些迷失的「教友」。 這本書的力量在於它直白地呈現了那個時代伐木工人的艱難處境，以及海根斯這位「男人的基督徒」如何在泥濘與混亂中實踐信仰。

鄧肯先生沒有美化這個世界，也沒有過度神化海根斯，他以記者的筆觸記錄下觀察到的事件與對話，讓讀者親身感受那份粗礪的真實與其中偶爾閃現的人性光芒。書中的海根斯，是一個強壯、幽默、充滿活力、既能揮動拳頭又能溫柔關懷的形象，他挑戰了傳統牧師的刻板印象，展現了信仰在最世俗、最混亂環境中的生命力。 透過諾曼·鄧肯先生的筆，我們得以一窺百年前美國北部伐木前線的生活圖景，以及一位堅韌不拔的心靈如何在其中點燃希望的火花。接下來，我將按照「光之對談」的約定，為您構建一個場景，邀請鄧肯先生前來，與我們一同回顧這段難忘的經歷。 --- 時光輕柔地將我們送回了過去，不是很久遠，只是讓1909年的明尼蘇達叢林與2025年的此刻，在一個不受時間束縛的空間裡找到了一個交會點。我選擇了一間簡單的木屋，作為這次對談的場景。 **【光之場域】**：這是一間坐落在湖邊的伐木工人留下的舊木屋。空氣中還殘留著淡淡的松脂與潮濕泥土混合的氣味，混合著湖水微涼的氣息。屋內的陳設極為簡單，一張用圓木和木板拼成的桌子，幾張同樣簡陋的凳子。桌上放著一盞煤油燈，玻璃罩擦得很乾淨，但還沒點亮。

今天邀請您來，是想與您聊聊這段經歷，聊聊那位『男人的基督徒』。」 鄧肯先生也將目光投向那本書，眼神變得深邃。「啊，海根斯。是的，一個非凡的人。我的榮幸，卡拉小姐。能有機會再次談論他，以及那些被很多人遺忘的人們，我很高興。」 對話就此展開。 **卡拉：** 鄧肯先生，您是如何遇見海根斯先生的？是您主動去尋訪，還是機緣巧合？在您決定深入伐木營地進行記錄時，對那裡的生活有著怎樣的預期？ **諾曼·鄧肯：** （他搓了搓手，似乎在回憶寒冷的冬季）我去明尼蘇達，是帶著一種探索邊緣地帶社會生態的好奇心。我在紐約的貧民窟做過調查，關注城市的底層生活。而伐木營地，是另一種極端的邊緣。那裡聚集著大量季節性、流動性的勞工，生活條件艱苦，缺乏正規的社會結構和道德約束。我聽說過一些關於伐木工人的故事，他們強壯、粗獷，但也常常在鎮上揮霍一空，陷入麻煩。我預期會看到很多混亂、很多艱辛。 至於海根斯先生，最初是聽說了這樣一位在這種環境中傳道的牧師，他的方式很不尋常，甚至有些傳奇色彩。這激起了我的興趣。我特地去拜訪他，並在他兩次深入叢林和趕木季節時，有幸同行。

這本書裡的記錄，大多來自於這兩次經歷中的親身觀察和與海根斯先生、以及其他工人的交談。 **卡拉：** 您在書中描寫了伐木工人在營地時的勤勞與規律，與他們在鎮上時的失控狀態形成了鮮明對比。您認為，是什麼讓這些「強壯的身體」一旦到了鎮上，就如此輕易地走向「徹底的骯髒與野蠻」？是環境使然，還是他們自身有著某種難以擺脫的弱點？ **諾曼·鄧肯：** （他沉默了片刻，看著窗外）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卡拉小姐。書裡提到了「缺乏更好的事可做」（lack of something better to do in town）。營地裡的生活單調而艱苦，所有的精力都用於繁重的體力勞動。當他們帶著辛苦賺來的工資來到鎮上，那裡為他們提供的「娛樂」是如此有限且具有毀滅性：酒館、賭博、以及其他更陰暗的場所。鎮上的經濟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榨取這些工人血汗錢的基礎上。那些「較大的資本家」，他們同時經營著酒館、賭場，甚至涉及其他不正當生意，他們與當地的權力結構勾結，形成了一個難以撼動的剝削網絡。 這不是簡單的個人弱點問題。

固然，有些人本身就有酗酒或賭博的傾向，但在營地的壓抑和鎮上惡劣的環境共同作用下，這種傾向被極大地放大了。他們缺少健康的社交方式，缺少能提供真正慰藉和提升精神的去處。對於這些人來說，鎮上的酒館似乎是唯一能讓他們短暫忘卻辛勞、感受「熱鬧」和「友誼」的地方，儘管這種「友誼」轉瞬就會變成剝削和背叛。他們在營地是強壯的工人，到了鎮上，卻成了待宰的羔羊。 當然，也有一些自律、有家庭責任的工人，他們會盡量避免這些陷阱，把錢寄回家。但您在書中也看到了像瓊斯那樣的廚師，他清楚地知道會發生什麼，卻覺得自己「不得不」去，因為那是鎮上唯一能做的事，而他九年來都未能帶著積蓄離開。這其中有社會結構的問題，有環境的誘惑，也有個人內心深處對麻痺和逃避的渴望。 **卡拉：** 您在描述海根斯先生時，強調他「幾乎無法與伐木工人區分，除了他敏捷的腳步、高昂的目光和堅定的方式」。他沒有教堂，卻在工人的通鋪裡講道，在酒館的蛇房裡照顧病人。您認為，是什麼使得他能夠融入這個群體，並贏得他們的尊重與愛戴，甚至連那些「不義之人」，那些酒館老闆和賭徒都對他有所敬意？

他身上有著與這些工人一樣的強壯和活力，甚至還有偶爾的「好鬥」（pugnacious upon occasion）。他理解他們的生活，不評判他們，只是伸手去拉他們一把。 他贏得尊重，首先是因為他的勇氣。他敢於獨自一人進入酒館，面對持槍的酒保和打手，只為了保護一個工人的血汗錢。他敢於直接點名那些剝削者，在他們的「教友」面前揭露他們的罪行。這種無畏，在一個強權即公理的環境中，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道德力量。 其次，是他的行動。他不僅講「道」，他「行」道。他在蛇房裡照顧像吉米那樣的醉酒青年，在臨終時陪伴像亞歷克斯·麥肯齊和小麗茲這樣的生命。他為工人們存錢、寫信、解決糾紛。他參與他們最真實的生活，不嫌棄他們的骯髒與墮落。書中有一段我私下聽到的說法，說他在照顧那些醉酒青年時，就像一個「孵卵的母親」（brooding mother）。這種溫柔而無私的關懷，在那個粗糙的世界裡是極為罕見和珍貴的。 再者，他的信仰是紮根於現實的。他講述的福音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條，而是與他們生活緊密相關的救贖與希望。

他是一個「男人的基督徒」，他的信仰是堅韌、實際且充滿行動力的。 即使是那些與他作對的酒館老闆和賭徒，最終也無法不對他產生一種複雜的敬意。他戰勝了他們，不是靠權力，而是靠一種更為根本的、無私的力量。他提供了警告，他公平地戰鬥。就像書中提到的，他與傑克·沃斯（Jack Worth）那種奇特的友誼，源於海根斯曾陪伴沃斯垂死的兒子，那份共同經歷的痛苦和溫情，超越了他們之間的對立身份。這證明了即使在最堅硬的外殼下，人性中總有柔軟的一面可以被觸動。 **卡拉：** 您在書中記錄了幾位工人在臨終或絕望時與海根斯先生的對話，比如亞歷克斯·麥肯齊問他是否能「開上坡」，以及帕特問他能否「擺平」（fix it）。這些對話極為動人，也體現了這些生命在最後時刻對救贖的渴望與不解。您認為海根斯先生是如何在這樣的時刻，將抽象的信仰概念傳達給這些文化程度不高、生活坎坷的人們的？ **諾曼·鄧肯：** （他眼神中充滿了溫情與理解）海根斯先生的智慧就在於，他能夠將福音的真理，轉化為最樸實、最貼近這些人生活經驗的語言。

他最後的希望是「擺平」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處境，這就像他在世俗生活中習慣的那樣，找人幫忙解決問題。但他問「領航員，你能為我擺平嗎？」，海根斯先生誠實而溫柔地回答：「帕特，我不能為你擺平。我來是為了告訴你，你*自己*如何才能擺平。」這句話，乍聽之下似乎殘忍，但它包含了深刻的真理——救贖不是由牧師包辦的交易，而是需要個體自身的理解與接受。海根斯先生隨後向他解釋了救贖的道理，帕特聽著，反覆低語著「嗯哼！我明白了！」（Uh-huh! I see!），那是一種帶著驚愕的頓悟。即使是生命中最混亂、最絕望的時刻，真理的光芒也能穿透迷霧。 海根斯先生的秘訣，在於他不是「講給」他們聽，而是「與」他們對話。他從他們的生活經驗、他們的困境、他們熟悉的語言中尋找切入點，將福音與他們的現實連接起來。他展現的是一種實際的、有力量的信仰，它不是遙不可及的理論，而是能夠在最泥濘的現實中提供支撐和希望的力量。他本人，就是這種信仰的活生生的例子。 **卡拉：** 書中還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就是海根斯先生在達盧斯看到牛排，由此聯想到那些身無分文的伐木工人挨餓的感受，並決定先去幫助一個挨餓的工人。

他早年聽到的「嘲笑」也可能讓他對邊緣人群有了一種天然的親近和理解。 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伐木營地十四年的事奉，每天面對著這些人的痛苦、墮落與掙扎，這種第一線的經驗極大地深化了他的同情心和對人性脆弱的理解。他親眼看到他們如何被剝削、如何自我毀滅、如何在絕望中呼喚幫助。這種長期的浸潤，使得他的同情不再是遙遠的憐憫，而是一種切膚的感受。當他看到那塊牛排，他立刻就能「成為」一個挨餓的伐木工人，感受到那份強烈的飢餓和身無分文的絕望。這是一種由經歷鑄就的、深植於骨髓的同情。這也正是他的事奉如此具有力量的原因——他不是一個旁觀者，他是他們中的一員，與他們一同承受著這個世界的重量。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即使他有時會嚴厲地責罵他們，他們依然尊重和愛戴他，因為他們知道這份責罵源自深沉的關切，而不是優越感。 **卡拉：** 您在書中提到了許多海根斯先生與人發生衝突，甚至是肢體衝突的場面，比如和酒保打架，把那個法國工人頭朝下丟進水桶裡，或是他後來說後悔沒有學過拳擊。這與傳統上人們對牧師溫和形象的認知很不一樣。您是如何看待他這種「拳頭與講道」並存的風格的？

那些剝削者不會聽從溫和的說教，那些在鎮上迷失的工人也常常需要物理上的干預才能脫離險境。 海根斯先生動用「拳頭」，並不是出於暴力或好鬥，而是出於保護和介入的必要。他是在為他的教友們爭取生存的機會，爭取將他們的錢帶回家的權利，爭取一個清醒過來的機會。他把法國工人丟進水桶，是為了制止他干擾禮拜，也是在眾人面前確立自己的權威——一種不同於酒館老闆的、為了「更好」而存在的權威。他與酒保打架，是為了救那個年輕人的錢。這些行為，在那個特定的場景下，是一種「必要的惡」，或者說，是信仰力量在那個環境中的一種具象化呈現。 他後來說後悔沒學拳擊，這句話其實很有深意。這不是說他渴望暴力，而是他認為在為這些人服務時，他需要一切可能的「裝備」，包括能夠保護自己和他們的能力。在明尼蘇達的叢林裡，布道和戰鬥，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對基督的溫柔宣告」（just as tender a profession of Christ）。這聽起來似乎矛盾，但在那個世界裡，這就是現實。他的力量不僅來自信仰，也來自他的身體和他敢於介入的勇氣。

**卡拉：** 在書的結尾，您描寫了伐木工人在黎明時分唱著聖歌去工作的場景，以及海根斯先生看到這一幕時的淚水。那個畫面充滿了詩意和深情。您認為那一刻，海根斯先生流下的淚水，代表著什麼？是欣慰於他們的改變，是心疼他們依然要回到艱辛的生活，還是有更複雜的情感？ **諾曼·鄧肯：** （他的眼神變得柔和，似乎又回到了那個黎明的時刻）那一幕，確實是我記錄下來最為觸動我的時刻之一。伐木工人唱著「耶穌，我靈的愛人」走向叢林，那歌聲在冰冷的空氣中迴盪，與周圍的雪、綠樹和寂靜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 海根斯先生的淚水，我想是多種情感交織的結果。首先，他當然為這些工人的轉變感到欣慰。他們在嚴酷的環境中，心靈被觸動，願意在黎明時分唱出這樣的歌聲，這是他長期艱辛事奉所見證的「收穫」，是信仰力量的證明。這是一種喜悅的淚水。 但同時，我想他也在心疼他們。他們唱著聖歌走向的，依然是艱辛、危險的伐木工作，是遠離家庭、充滿誘惑的生活。那歌聲，既是希望的展現，也可能是對更美好、更平靜生活的嚮往和祈禱。那是一種「知道他們依然要回到那裡去」的憐憫與無奈。 更深層次地，那淚水或許還包含了海根斯先生自己的情感。

那一刻，看到自己的努力在這些人心中激起了如此真誠的迴響，或許是一種「犧牲的報酬」（The Wages of Sacrifice）。那歌聲是從他們心中流出的光，也照亮了他自己的路。這是一種複雜的、無法簡單定義的情感，是他在那個冰冷世界裡，所感受到的最溫暖、最有力的回饋。 **卡拉：** 您在這本書的引言中提到，您從惠特爾斯先生的著作《伐木工人的天空領航員》中獲取了信息。那麼這本書更多是您根據惠特爾斯先生的記錄進行的再創作，還是您親身經歷的補充與深化？您作為一個外部的觀察者和記錄者，是如何確保您對海根斯先生和這些工人的描寫是「簡單而真實」的？ **諾曼·鄧肯：** （他思索了一下措辭）惠特爾斯先生的《伐木工人的天空領航員》提供了關於海根斯先生工作更廣泛的背景和許多早期的事蹟。我的兩次明尼蘇達之行，更多是親身去體驗海根斯先生當下的工作狀態，去感受他所處的真實環境，去直接與那些工人們交流。因此，這本書中的內容，是基於我的親身觀察和直接採訪，並輔以惠特爾斯先生提供的背景資料。它更像是從我的視角，對海根斯先生其人其事的一個「聚焦」和「描寫」。

我沒有試圖將他們美化成聖人或英雄，也沒有將他們的困境歸結為單一的原因。我只是展現了那個世界——它的混亂、殘酷、以及其中偶爾顯現的良善與希望。 在描寫海根斯先生時，我也努力呈現他的多個面向——他的堅韌、他的智慧、他的同情心，但也不迴避他偶爾的「好鬥」，甚至他也會感到疲憊、沮喪。書的最後提到他在一次佈道後感到「失敗」和「沮喪」，這也是他真實的一面。我不認為這本書是對他的「頌歌」，而是對一個在特定歷史情境下，以極其艱難的方式實踐信仰的普通人的真實記錄。我希望讀者能透過這些文字，看到那個世界，看到那些人，以及那位在他們中間行走、點亮微光的「領航員」。 **卡拉：** 在您寫這本書的年代（1909年），這種對工人、對邊緣社群的直白描寫，以及對教會體制（比如書中提到他嘲諷那些躲避責任的牧師）的批評，是否受到當時主流社會或文學界的關注或挑戰？您希望通過這本書，向讀者傳達的最重要的訊息是什麼？ **諾曼·鄧肯：** （他沉靜地說）我在寫作中，一直關注那些被主流視線忽略的群體。我在紐約的貧民窟寫作，也記錄加拿大漁民的生活。這些題材，在當時的文學界並非主流。

而這本書，描寫伐木工人這樣一個粗獷的群體，以及海根斯先生這樣一個非傳統的牧師，確實與當時更為傳統或更浪漫化的文學傾向有所不同。對於海根斯先生對某些「躲避責任」的城市牧師的評價，那更是直言不諱，可能會引起一些不安。 但我認為，真實的力量本身就足夠重要。我希望透過這本書，讓更多人看到在那個時代的邊緣，存在著這樣一群為生存而掙扎的人們，以及像海根斯先生這樣一位真正與他們同在、為他們付出的信仰實踐者。我希望能讓讀者反思，什麼是真正的信仰？信仰的價值體現在哪裡？是在教堂的高牆內，還是在生活的泥濘中？ 如果說有什麼最重要的訊息，或許就是：真正的信仰，是紮根於現實的愛與行動。它不迴避世界的醜陋與痛苦，不懼怕與「汙穢」接觸。它需要勇氣、同情心，以及對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尊重與關懷。海根斯先生用他的生命詮釋了這一點。他告訴我們，即使在最絕望的地方，光芒依然存在，只是需要有人去點亮，去守護。 **卡拉：** 您在書中用「海根斯」稱呼他，但在伐木工人中間，他被親切地稱為「領航員」（Pilot）或「天空領航員」。這個稱呼本身就很有畫面感，彷彿他在引導那些迷失的靈魂穿過生命的湍流。

這些伐木工人，他們在叢林中砍伐樹木，在河道中趕木，他們熟悉激流、暗礁和迷失的方向。而到了鎮上，面對酒精、賭博和剝削，他們的靈魂也同樣面臨著暗礁和迷失。海根斯先生，就像一艘堅定的船，或者說一個經驗豐富的引航員，在那些混亂、充滿危險的水域中，為他們指引方向，幫助他們避開沉沒的危險。 「天空領航員」這個稱呼，更是包含了他們對他角色的理解——他不僅在世俗的混亂中引導他們，更在精神的層面上，為他們指示通往希望與救贖的道路。這個稱呼，來自他們對他工作最直接、最深刻的體會。它比「牧師」這個詞更加生動，更加充滿了他們對他的信任與依賴。是的，比起「海根斯」這個姓氏，「領航員」更能準確地描繪出他在這個群體中扮演的那個至關重要、甚至可以說是拯救者的角色。 **卡拉：** 鄧肯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的對談。您的這本書，以及海根斯先生的故事，確實點亮了光之居所裡關於信仰、關於人性、關於在邊緣尋找光芒的許多思考。在結束今天的對談前，還有什麼是您特別希望今天，或者說，是希望跨越時間，向今天的讀者們說的嗎？

**諾曼·鄧肯：** （他再次看向窗外，遠處的森林剪影在暮色中顯得更加沉默）我想說的是，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類內心深處的掙扎、對意義和救贖的渴望，以及社會中對邊緣人群的忽視與剝削，這些主題似乎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海根斯先生的故事，或許可以提醒我們，真正的關懷和事奉，往往發生在最需要它的地方，而不是在最舒適的地方。它可能需要放下身段，需要直面醜陋，甚至需要冒險。 同時，我也希望讀者能看到，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中，人性中依然存在著善良和潛在的光芒。那些伐木工人，儘管生活粗糙，但在關鍵時刻，他們也會彼此關懷，也會為海根斯先生這樣真正對他們好的人挺身而出，甚至會在心靈深處被簡單的聖歌觸動而流淚。看到這一點，或許能給予我們一些希望和力量，去面對我們自己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中的挑戰。 最後，請記住，那些被邊緣化、被遺忘的人們，他們的故事同樣值得被看見，他們的掙扎同樣值得被理解。正如海根斯先生從未放棄他們一樣，我們也不應該放棄去關注他們，去理解他們。 **卡拉：** 感謝您，鄧肯先生。您的話語如同這間木屋壁爐裡即將燃起的火光，溫暖而充滿啟示。

我獨自坐在桌前，桌上放著那本泛黃的書，書頁間彷彿還迴盪著鄧肯先生與海根斯先生的聲音，以及那些伐木工人的歌聲。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結束了，但它激起的漣漪，才剛剛開始。 ----

他擅長描寫人物的心理狀態和社會環境，使讀者在享受故事的同時，也能思考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 **觀點介紹** 《馬布斯博士》系列的核心觀點在於探討犯罪的根源和社會的黑暗面。馬布斯博士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罪犯，他代表了一種社會病態的體現。他利用催眠、偽裝和心理操縱等手段，控制和剝削他人，反映了權力濫用和社會不公的現象。此外，小說也探討了個人在現代社會中的迷失和異化。人們在追求物質和權力的過程中，往往忽略了道德和良知，最終導致社會的崩潰和人性的扭曲。 **章節整理** 由於我無法直接取得您提供的書籍內容，以下我將根據一般對《馬布斯博士》的了解，提供一個可能的章節整理方向，並摘要其內容： 1. **馬布斯博士的登場：** * 介紹馬布斯博士的背景和犯罪手法，他擅長利用催眠術和偽裝術來達到目的。 * 描述馬布斯博士在賭場中的活動，他如何通過心理操縱來詐騙他人。 2. **調查與追蹤：** * 警方開始調查馬布斯博士的犯罪活動，但他的行蹤難以捉摸。 * 介紹負責調查的警官，他如何逐步揭開馬布斯博士的陰謀。 3.

* 反思社會的黑暗面和人性的弱點，以及如何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當然，如果我的共創者能提供更詳細的章節內容，我可以提供更精確的摘要。 **配圖**  希望這份光之萃取能對您有所幫助！如果需要其他協助，請隨時告訴我。

書中不僅描繪了當地的風土人情、自然景觀，更深入探討了奴隸貿易的猖獗、殖民統治的黑暗面，以及英國領事在此複雜環境中的挑戰與掙扎。 作者 Lyons McLeod 是一位英國外交官和探險家，曾擔任英國駐莫三比克領事。他同時也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 他以其親身經歷和敏銳的觀察力，為我們揭示了當時東非社會的真實面貌，也為後人研究殖民歷史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 《Travels in Eastern Africa, volume 2 (of 2)》於 2024 年 11 月 3 日以電子書形式發布 [eBook #74676]。 **光之卡片清單：** 1. **殖民地官員的無奈：** 深入探討殖民地官員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與妥協，以及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如何堅守道德底線。 * 摘要：在殖民地，即使有決心根除奴隸貿易的官員，也常因政治現實、地方勢力或上級壓力而難以施展，最終可能在理想與現實間妥協。 2. **奴隸貿易的黑暗面：** 揭露奴隸貿易對非洲社會造成的深遠影響，以及在經濟利益驅使下，殖民者與當地勢力如何狼狽為奸，殘酷剝削非洲人民。

* 摘要：奴隸貿易不僅造成無數非洲人民的苦難，更扭曲了殖民地的社會結構與價值觀，使得貪婪、腐敗與暴力蔓延。 3. **文化衝突與誤解：** 分析殖民者與當地居民在文化、價值觀上的衝突與誤解，以及這些衝突如何加劇殖民統治的矛盾與對立。 * 摘要：殖民者常以自身文化為中心，貶低甚至否定當地文化，導致雙方在溝通上產生巨大障礙，加深彼此的誤解與敵意。 4. **人道主義的呼喚：** 強調在殖民統治下，人道主義精神的重要性，以及透過教育、醫療等方式，改善當地居民生活，促進文化交流與理解的可能性。 * 摘要：即使在最黑暗的殖民時期，人道主義的光芒依然閃耀，透過關懷、尊重與實際行動，我們可以為當地居民帶來希望，並促進更公正、平等的社會。 5. **殖民地生活的反思：** 反思殖民統治對殖民者自身的影響，以及在權力、利益的誘惑下，殖民者如何迷失自我，甚至成為壓迫體制的一環。 * 摘要：殖民地生活不僅考驗著當地居民，也考驗著殖民者。在權力與利益的誘惑下，他們可能逐漸喪失良知，成為壓迫體制的一份子。

她的作品《Le Calvaire des Femmes》（女性的磨難，字面意思為「女性的苦路」），出版於 1867 年，是一部充滿力量的社會寫實小說，直視了貧困、剝削、道德墮落以及女性在追求尊嚴與獨立過程中面臨的重重阻礙。這不僅是一部關於過去的小說，書中探討的許多議題——勞動權益、性別不平等、社會階層差異、教育的重要性——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加紐女士不迴避社會的陰暗角落，以同情但不濫情的筆調，揭示了體制性的不公如何將無數女性推向絕境，質疑了傳統慈善的局限性，並呼喚更根本的社會變革。 夜幕低垂，我的「光之閣樓」工作室被暖黃的檯燈光暈籠罩。書架上技術書籍與文學作品交錯，焊槍與電子零件盒旁，那盆小小的綠蘿在燈下舒展著葉片，為這混雜著咖啡與淡淡錫焊氣味的空間帶來一抹生機。窗外，城市的萬家燈火如同繁星點點，提醒著我世間的喧囂與無數隱藏其中的故事。 我輕觸桌面，一頁頁泛黃的書頁在眼前展開，那是 Marie-Louise Gagneur 女士的《Le Calvaire des Femmes》。

我一直在想，是什麼樣的動力，讓您選擇書寫這樣一個，坦白說，如此沉重且令人心痛的主題，特別是在那個被光鮮亮麗的第二帝國表象所掩蓋的時代？」 **Gagneur 女士:** （她的聲音溫和而有力，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真誠）芯雨小姐，謝謝您的邀請。我的動力……或許可以說，是源於一種無法迴避的看見與共鳴。我看到了，在那些華麗的絲綢和繁榮的表象之下，有多少女性的生命正在承受著難以想像的重擔。她們是工業巨輪下的塵埃，是社會道德雙重標準下的犧牲品。那些藏在陰暗街角、潮濕地下室裡的苦難，那些被光鮮世界刻意忽略的眼淚和絕望，如同幽靈般困擾著我。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我必須要為她們發聲，必須要將她們的“苦路”——Le Calvaire——呈現在世人面前。如果沒有人看到，又怎會有改變的可能？ **芯雨:** 您選擇「Calvaire」這個詞作為書名，這是一個有著強烈宗教意涵的詞，指耶穌受難的苦路。這是否暗示著您認為女性所經歷的磨難，是一種帶著犧牲與救贖意味的普遍性命運？或者說，您是想藉此強調她們苦難的深重與神聖性？ **Gagneur 女士:** （她微微頷首，目光深邃）這個詞的選擇並非偶然。

資產階級的舒適生活，很多時候正是建立在對勞工階級的剝削之上。杜布雷先生直言不諱地說，商業危機雖然帶來損失，但卻能「馴服」勞工階級，這句話令人不寒而慄。鮑萊爾小姐，她是我的理想寄託之一。她看到了問題的本質，她明白單純的慈善就像往一個無底洞裡撒錢，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她主張賦予女性經濟獨立的權利，爭取教育和工作機會，這在當時是極其超前的想法。她就像一道微光，試圖穿透迷霧。但正如您在書中看到的，即使在她自己的家庭內部，她的思想也遭到嘲諷和質疑。她的家庭代表著當時主流的資產階級心態——恐懼社會變革，只相信宗教的束縛和個人施捨的表面作用。她要實現她的理念，會面臨巨大的阻力，這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能達成的。 **芯雨:** 您提到瑪德萊娜是鮑萊爾小姐「選擇的」女兒（maternité élective），這層關係非常特殊。瑪德萊娜代表著跨越階級的可能性嗎？她擁有藝術天賦，渴望通過寫作和繪畫來實現自我價值和經濟獨立，您認為這條路對於一個像她這樣出身的女性來說，成功的機率有多大？在書中，她第一次嘗試出售畫作就碰壁了，這是否預示著藝術或文學領域對女性也同樣苛刻？

人們習慣性地質疑女性的才華，認為她們的「領域」只是家庭和社交。即使有才華，也要面對男性同行的排擠和諷刺。更何況，瑪德萊娜還揹負著家庭的重擔，她的藝術夢想不得不與維持生計的現實需求搏鬥。她嘗試賣畫的經歷，正是這種現實壓力的體現。藝術需要時間、資源和認可，而這些對貧困女性來說都是奢侈品。她可能需要付出比男性多得多的努力，承受更多的質疑和挫折，才能獲得一點點成功。她的故事，是關於才華與現實、理想與生存之間掙扎的縮影。 **芯雨:** 書中描寫了幾位年輕的勞工階級女性，熱納維耶芙、克勞迪娜、福賽特、克莉絲汀，她們各自面臨著不同的命運與選擇，但似乎都難以擺脫貧困、剝削，甚至道德上的險境。您如何看待貧困對女性道德選擇的影響？特別是熱納維耶芙被利昂內爾·德·洛馬斯這種上流社會的「獵艷者」誘惑和拋棄的故事，以及克莉絲汀那令人心驚的「賣藝」觀念。這是否是您想要揭示的，社會對女性的另一種殘酷「磨難」——迫使她們在尊嚴與生存之間做出痛苦的抉擇？ **Gagneur 女士:** （她的表情變得嚴肅）這正是「Le Calvaire des Femmes」中最為尖銳的部分。

貧困並非僅僅是物質的匱乏，它腐蝕人的精神，扭曲人的價值觀，限制人的選擇。對於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沒有家庭支持的年輕女性來說，當生存都成為問題時，她們抵抗誘惑的能力自然會被削弱。社會將女性的「貞潔」視為珍寶，卻又常常將她們置於一個除了「出賣」自己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生計的環境。利昂內爾這樣的人，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財富，像獵物一樣追逐這些年輕女孩，而後無情地拋棄。他們付出的代價微乎其微，而女孩們失去的卻是她們的全部——聲譽、未來，甚至是活下去的勇氣。克莉絲汀的想法雖然令人痛心，但她是那個惡劣環境下的產物。她沒有看到通過誠實勞動致富的希望，她只看到「美貌」可以被「變現」。這不是她個人的道德敗壞，而是社會病態的反映——當體系無法提供有尊嚴的生存方式時，人們就會在絕望中尋找其他出路，即使是以犧牲所謂的道德為代價。我希望通過這些故事，讓讀者看到，評判一個女性的道德時，不能脫離她所處的環境和她所面臨的困境。譴責她們的「墮落」很容易，但更重要的是去追溯導致她們「墮落」的社會根源。 **芯雨:** 您在書中也描述了男性角色的複雜性。

**Gagneur 女士:** （她嘆息了一聲）是的，體制對所有人都會產生影響。貧困和艱苦的勞動確實會扭曲一個人的性格，讓像雅克拉爾和熱恩杜先生這樣的男性在壓力下沉淪或變得暴躁。他們也是受害者，他們的行為模式反映了他們所處環境的絕望。然而，這並不能完全開脫他們的責任。鮑萊爾先生和杜布雷先生的自滿與短視，利昂內爾的冷酷玩弄，都顯示了權力和財富是如何讓人對底層的痛苦視而不見，甚至加以利用。更普遍的是，即使是「好男人」，也往往難以擺脫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和限制。他們可能欣賞女性的才華，但當這種才華與傳統的性別角色發生衝突時，他們往往會選擇退縮或試圖將女性拉回「應有的位置」，就像麥克西姆對瑪德萊娜的態度。男性在社會中擁有更多的主導權，這也意味著他們在維護或改變不公方面，擁有更大的責任。我的書不是要簡單地將男性描繪成「惡魔」，而是要展示在一個性別不平等、階級固化的社會結構中，男性和女性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這種結構如何塑造和限制每一個人，只是女性所承受的「Calvaire」更為深重和普遍。 **芯雨:** 書中提到了工人的結社和罷工嘗試，比如熱恩杜先生的遭遇。

這似乎指向了通過集體行動來爭取權益的可能性。您是否認為，像這樣的勞工運動，或者鮑萊爾小姐構想的那種女性合作社，是改變女性命運的更可行途徑？這是否是比個人抗爭或慈善捐助更有希望的方向？ **Gagneur 女士:** 我相信集體的力量，相信聯合和組織的重要性。單個女性的力量太微弱，個體的善意也無法對抗龐大的結構性問題。勞工運動，儘管在當時面臨嚴酷的鎮壓（熱恩杜先生的被捕就是證明），但它是工人們開始意識到自身權利並試圖通過團結來爭取議價能力的表現。鮑萊爾小姐的合作社想法，也是一種將女性聯合起來，擺脫中間商剝削、實現經濟自主的嘗試。這些都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途徑，而不是僅僅緩解症狀。它們挑戰的是不公平的經濟分配模式和權力結構。當然，這條路充滿了挑戰，會遭遇來自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但正如書中引用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話（諷刺的是，他本人鎮壓了工人運動，但在年輕時有過更進步的言論）：「當富有不再壓迫時，貧困也將不再煽動叛亂。」真正的和解與進步，只能建立在更公平的基礎上，而這需要結構性的改變，需要勞動者——包括女性勞動者——的組織與爭取。

**芯雨:** 《Le Calvaire des Femmes》以熱納維耶芙得知父親被捕後昏倒，以及鮑萊爾小姐和阿爾貝·杜布雷初次見到洛馬斯夫人和她的世界觀後，似乎有所覺醒，但故事戛然而止，留下了很多懸念。為何選擇在這樣一個充滿戲劇張力和未解問題的時刻結束第一部分？這是否是您刻意為之，是為了讓讀者思考，讓他們去想像這些人物的未來，或者去思考解決之道？您希望這部書在讀者心中激起怎樣的漣漪？ **Gagneur 女士:** （她的眼神中閃爍著光芒）是的，這種結束方式是刻意的。我的目的不是提供一個圓滿的結局或現成的答案，而是要揭露問題，激發思考。第一部分展示了女性面臨的「Calvaire」的種種面貌，不同階層的女性、不同性格的女性，是如何被貧困、社會偏見、男性中心體制所困。熱納維耶芙的昏倒，是她個人磨難達到頂點的具象化，也是整個勞工階級在壓迫下的呻吟。而鮑萊爾小姐和阿爾貝對這個世界的觀察，則代表著一部分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開始看到問題的嚴重性。故事在這裡停下，是為了讓讀者帶著這些沉重的疑問離開，去反思他們自己的社會，去尋找改變的可能性。

我希望他們去討論，去尋求解決方案，去認識到，女性的解放、社會的進步，是一個關乎所有人的課題，一個必須共同面對的「苦路」。第二部分，《Les Réproouvées》（被遺棄的女人們），將會繼續探索這些角色的命運，但關鍵在於，讀者是否已經被第一部分的揭示所觸動，是否願意一同踏上尋找「救贖」的道路。 **芯雨:** 您對書中人物命運的未完待續處理，確實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促使讀者去思考更多可能性。這讓我想起我的工作，有時候我們在解決一個複雜的技術問題時，也會遇到看似無解的僵局。這時候，不是強行找到一個不成熟的解決方案，而是退後一步，重新審視問題的每一個細節，從不同的「光之維度」去分析——從歷史脈絡看它為何出現，從結構形式看其組織方式，從意象符號捕捉其潛在含義，甚至從人的「心跡」去理解使用者或開發者的真實需求。有時候，恰恰是在這個看似「未完成」的停頓中，新的靈感之光才會顯現。就像您在書中揭示的社會問題，它不是一個簡單的算法可以解決的，需要的不僅是技術，更是對人本身的深刻理解和對體制結構的重新審視。

特別是對於社會問題，它關乎活生生的人，他們的歷史、情感、思想、甚至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和創造的文化，都構成了問題複雜的「光之語流」和「光之意象」。忽視任何一個維度，都無法觸及問題的「芯之微光」。我的書，或許就像一個邀請，邀請讀者與我一起，用這些不同的「光之維度」，去解讀女性的「Calvaire」，去看到其背後龐大的社會系統，去尋找那個能真正帶來改變的「源頭時刻」。這種思考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持續的探索，一種螺旋上升的理解。 **芯雨:** 您的深刻洞見令人敬佩。透過您的作品，我們看到了女性在時代洪流中的艱難跋涉，看到了社會不公如何蠶食個體的尊嚴與幸福。這場對談，不僅是對一本著作的探討，更是對人性、社會與變革的深刻反思。感謝您，Gagneur 女士，為我們揭示了這些「芯之微光」，即使它們閃耀在苦難的深淵。 **Gagneur 女士:** 謝謝您，芯雨小姐。願這些「微光」，能照亮更多前行的道路。我們的對談，也為我的思想帶來新的啟發。 （她起身，向我微微鞠躬。

它描繪的，正是人類社會在重壓之下，如何尋求生機、突破困境的故事。 這部名為《In exitu Israel : an historical novel, volume 1 (of 2)》的著作，出自一位非凡的作家S. Baring-Gould之手。撒賓·巴林-古德（Sabine Baring-Gould, 1834-1924）不僅是一位英國聖公會的牧師，更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文壇巨擘。他的筆觸橫跨歷史、民俗、神學、小說，留下了超過1200部作品，其中不乏像著名的讚美詩《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這樣廣為傳唱的篇章。巴林-古德對歷史的熱愛，尤其體現在他對古老傳說和地方文化的深入研究上。他不僅是資料的收集者，更是故事的重塑者，總能從塵封的故紙堆中挖掘出鮮活的人性與時代的脈動。他對社會現實的敏銳洞察力，以及對教會內部問題的批判精神，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單純的娛樂性，而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他筆下的歷史，從來不是冷冰冰的事件羅列，而是充滿血肉、情感與思辨的生命場域。 《In exitu Israel》正是這樣一部作品。

巴林-古德巧妙地透過一個虛構小鎮——貝爾奈（Bernay）及其周邊的日常，揭示了舊制度下貴族與高級教士的特權如何壓榨底層民眾，造成民不聊生。小說深入探討了法國教會內部「憲法教會」（Constitutional Church）的興起，以及它在恐怖統治時期如何維繫宗教的命動，最終卻被教皇庇護七世和拿破崙一世聯手推翻的歷史進程。透過牧師托馬斯·林德特（Thomas Lindet）這位充滿熱情、追求正義的基層教士的視角，以及農民安德烈（Matthias André）及其女兒加布里埃爾（Gabrielle）的悲慘遭遇，小說生動刻畫了在饑荒、重稅和剝削的重壓下，普通人的生活如何被扭曲、人性如何被考驗。 巴林-古德在序言中明確指出，他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為了闡釋1789年法國國家與教會中「感情的潮流」，並認為這些潮流與他當時（1870年）的英國社會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他筆下的法國大革命，並非單純的暴力狂潮，而是對「人權宣言」中未納入「義務」導致「強權至上」的反思。他強調，革命雖帶來流血，卻是拯救法國的「嚴峻外科手術」。

巴林-古德對社會結構、權力關係以及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表現，都進行了細緻入微的描繪，這使得這部小說不僅是一段歷史的記錄，更是一部對生命本質與人類社會演變的深刻反思。它提醒我們，生命之網是如此精妙且脆弱，任何環節的失衡，都可能引發全面的震盪。 *** 初夏的傍晚，光之居所的「光之茶室」外，一輪柔和的月亮悄然升起，將銀色的光暈灑在精心打理的苔蘚庭院上。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茶香，伴隨著泥土與新草混合的芬芳，偶爾有夜鶯的清啼劃破寂靜。我坐在茶室的緣廊上，手中輕撫著一束剛從園中採摘的鈴蘭，潔白的花瓣在月光下透著微光，彷彿蘊含著某種純粹的生命力。 茶室的門輕輕推開，發出木頭特有的溫潤聲響。一位身形修長，略帶疲憊卻目光炯炯的男士走了進來，他便是撒賓·巴林-古德先生。他的頭髮略顯蓬鬆，眉宇間帶著一種長年思索留下的痕跡，但眼神卻充滿了對萬物的好奇與溫和。他身上帶著些微墨水與舊書的味道，彷彿剛從書房中走出，而那正是他傾注一生熱情的所在。 「玥影小姐，」巴林-古德先生溫文爾雅地頷首，「這麼晚了，還在花園裡流連？」 「古德先生，歡迎您的到來。」

您剛才也正是在探究人類社會這複雜的生命體，對嗎？」 巴林-古德先生輕輕落座，端起茶杯，溫暖的蒸汽模糊了他的眼鏡。「正是如此。我筆下的《In exitu Israel》雖然是基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背景，但其核心探討的，其實是人類社會這個『生態系統』在極端壓力下的反應。您作為生命科學家，或許能從中看到更多層次的生命脈動。」 **玥影：** 「我很榮幸能與您探討這部作品。它讓我看到了社會底層那種被壓迫到極致的生命掙扎。托馬斯·林德特牧師、安德烈父女、還有貝爾蒂埃夫人……他們的故事，就像是這個社會有機體中，細胞因病變而發出的悲鳴。您為何選擇將法國大革命的切入點放在『教會』，而非政治或經濟等更顯性的層面？這似乎是一個很不尋常的選擇。」 **S. 巴林-古德：** 「（輕啜一口茶，目光望向窗外庭院裡的修剪整齊的灌木叢，像是在審視某種秩序的邊界）你說得沒錯，玥影小姐，這確實是個不同尋常的視角。但對我而言，教會，尤其是舊制度下的教會，它是一個社會最核心、最深層次的『器官』。它不僅僅關乎信仰，更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的稅收，他們的土地，他們的教育，甚至他們內心的道德準繩。

當這個『器官』本身出現嚴重的病變，它的腐朽和特權化，比任何政治經濟層面的問題都更能直接地腐蝕人心，激發底層的憤怒。在當時的法國，教會是最大的地主，擁有巨大的財富和權力，卻將這些資源用於少數權貴的奢靡，而讓廣大教區的教士和信徒陷於貧困。這正是《In exitu Israel》開篇所描繪的貝爾奈修道院的寫照。」 **玥影：** 「這讓我想起自然界中，一個寄生者如果過度索取宿主的資源，最終會導致宿主衰竭，自己也難以為繼。書中對貝爾奈修道院的描寫，真是令人觸目驚心，他們壟斷磨坊、隨意徵稅、強徵勞役，還讓牧師過著潦倒的生活。這種結構性的壓迫，如同慢性毒藥，腐蝕著整個社會肌體。」 **S. 巴林-古德：** 「（點頭，眼神中閃過一絲沉重）正是如此。我筆下的林德特牧師，他的憤怒來源於此。他不是一個追求個人權力的革命者，他是一個深深扎根於民眾苦難的牧者。他所看見的，是那些本應屬於上帝和窮人的財富，被少數人侵佔，用於滿足私慾。當教會的本質被扭曲，不再是靈魂的慰藉，反而成了壓迫的工具，那麼它的『根基』就已經動搖了。而這種動搖，遠比表面的政治動盪更為根本和危險。

當貝爾蒂埃用金錢誘惑他，讓他犧牲女兒的貞潔來換取生存時，安德烈最初的反應是屈服，甚至說出了『我愛我的女兒，但我的愛只有我能負擔得起』這樣令人心碎的話。這其中反映出人性的脆弱與被逼到絕境的無奈，您如何看待這種『人性』的表現？」 **S. 巴林-古德：** 「（沉吟片刻，目光轉向茶杯中氤氳的熱氣，彷彿在尋找一個模糊的形狀）安德烈是一個複雜的角色，他的行為不能簡單地用『好』或『壞』來評判。他所處的環境，是舊制度的縮影——一個將人逼到絕路的環境。當生存的飢餓像一條毒蛇般纏繞著他，當他所有的勞動成果都被層層剝削，當他沒有任何法律或社會的支持時，他的選擇，是人性在極端重壓下的扭曲。他不是不愛他的女兒，但他被飢餓和絕望徹底淹沒，甚至將尊嚴視為一種『奢侈品』。這就是我想要呈現的，壓迫如何不僅剝奪了人的物質，也剝奪了人的精神，讓他們變得麻木、犬儒，甚至將暴力和不義視為生存的常態。這並非為他開脫，而是對當時社會狀況的一種寫實描繪。」 **玥影：** 「但小說的精妙之處在於，您筆下的法國農民，那看似已被麻木和絕望侵蝕的心靈，在危急時刻卻仍保有最深層次的『愛』和『悲傷』。

這段描寫尤其動人。這是否說明，無論環境多麼惡劣，生命本質中那份對『愛』和『美』的渴望，永不會徹底消逝？」 **S. 巴林-古德：** 「（眼中流露出柔和的光芒，輕輕地將手放在我的茶杯旁，彷彿在確認其溫度）是啊，玥影小姐，你真是個敏銳的觀察者。正如植物在最貧瘠的土壤中也能尋得一絲水分，人類心靈深處的愛與尊嚴，即使被重重壓迫，也只會暫時冰封，而非徹底枯萎。安德烈午夜的哭泣，正是那份『愛』的融化。它證明了，儘管社會的『生態系統』被破壞，但個體內部的『生命法則』依然頑強地運作著。這也是法國大革命的起點，那些被壓抑的、被扭曲的情感，一旦找到宣洩的出口，便會爆發出無可阻擋的力量。而加布里埃爾對貝爾蒂埃夫人表現出的忠誠和堅韌，更是這份人性光輝的體現。」 **玥影：** 「貝爾蒂埃夫人這個角色也極其引人深思。她作為一個被社會『拋棄』的貴族女性，其精神狀態游離在現實與幻覺之間。您透過她那被硝酸銀染成藍灰色的臉龐、對黃色貓咪的偏愛、以及對『貓的搖籃』遊戲的執著，暗示了她內心的混亂與對現實的逃避。然而，她卻成了加布里埃爾的保護者，甚至最終被關進巴士底獄。

巴林-古德：** 「（思緒飄遠，語氣中帶著一絲憐憫）貝爾蒂埃夫人的角色，其實是我對舊制度下另一種『犧牲品』的描繪。她出生在一個注重門第和利益的貴族家庭，嫁給了一個品行不端、唯利是圖的男人，而她的父親——富隆（Foulon）先生——更是極端冷漠、唯理是從的象徵。她所經歷的背叛、羞辱和情感匱乏，如同不斷加劇的『內在毒素』，最終導致了她精神上的『崩潰』。她對貓咪的偏愛，是對『純粹無害』生命的依戀；她對『搖籃』遊戲的執著，則是潛意識中對『安全與呵護』的渴望。她的『瘋狂』，是對她所處的『不合理』世界的一種抗議，甚至是對那份『清醒的痛苦』的逃避。然而，即使在這種破碎的狀態下，她內心深處的『愛』與『同情心』依然存在，並因此將加布里埃爾視為她的『天使』，不惜一切代價去保護。她的命運，預示著舊制度下，即使是身處上層社會，也可能被其自身的腐朽所吞噬。她最終被關進巴士底獄，不僅是政治迫害，更是對她『不合時宜』的善良和清醒的一種『淨化』或『隔離』。就像一個在不健康環境中生長的物種，即使自身無辜，也會被環境的毒害所影響。」 **玥影：** 「這讓我想到了生態系統中的『共生』與『寄生』關係。

林德特牧師和加布里埃爾與貝爾蒂埃夫人之間，似乎形成了一種在不公體系下，個體間相互支持的『共生』。而像貝爾蒂埃和富隆先生，則更像是一種吸血的『寄生』。小說中對富隆先生那句『如果他們餓了，就讓他們吃草。等我做了部長，我就讓他們吃草料，我的馬都吃草料呢。』的描寫，真是把統治階級的冷酷無情刻畫得淋漓盡致。這句殘酷的話語，也激發了林德特牧師的憤怒和反抗。」 **S. 巴林-古德：** 「（臉上閃過一絲厭惡，像是在回味那份歷史的真實）富隆的這句話，並非我憑空捏造，它幾乎是法國大革命前貴族階級傲慢與愚蠢的真實寫照。這些人生活在脫離現實的泡沫之中，他們無法理解，或是不願理解底層民眾的痛苦。他們將貧窮歸結為個人懶惰，而非制度的壓迫。這種對底層生命的漠視，最終激起了民怨的滔天巨浪。林德特牧師之所以能當選三級會議的代表，正是因為他體現了這種積壓已久的憤怒，以及對公平正義的渴望。他是那個時代中，少數能夠真正與民眾『共鳴』的聲音。」 **玥影：** 「林德特牧師在教堂裡對著富隆和貝爾蒂埃發表的演說，以及後來在主教面前的抗議，都展現了他作為一個『啟蒙者』的角色。他揭示了主教的虛偽和特權，挑戰了固有的權威。

在一個被腐朽和虛偽籠罩的時代，像他這樣的人，即使力量微薄，其行動本身就是一道光。他的犧牲，喚醒了更多沉睡的心靈，暴露了權力的醜惡，並激發了更廣泛的反抗。他的被撤職，反而讓他成為了教區內反抗精神的象徵，最終使他得以進入三級會議。這說明，有時『被迫』的犧牲，反而會開啟更大的可能性。它是一種『蛻變』，就像昆蟲經歷變態，雖然舊的身體被破壞，卻以全新的姿態出現。」 **玥影：** 「這與蝴蝶破繭而出的過程何其相似。舊的束縛必須被打破，新的生命才能得以展翅。書中描寫了1789年3月16日，艾弗勒大教堂裡七百五十名教士唱響《Veni Creator》的場景，那種莊嚴與激昂的氛圍，與之後底層教士推翻主教權威的場面形成了鮮明對比。您是如何看待這種信仰與反抗之間的複雜關係？宗教在社會變革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S. 巴林-古德：** 「（輕輕撫摸著下巴，若有所思）宗教在人類社會的演變中，始終扮演著雙重角色。它可以是維護秩序、安撫人心的力量，也可以是推動變革、激發反抗的火焰。

在舊制度下，上層教士與貴族沆瀣一氣，成為壓迫的共犯；但同時，底層的教士，如林德特，他們作為最接近民眾苦難的人，他們的信仰驅使他們站在了正義的一方。這份信仰，不再是麻痺人的鴉片，而是點燃希望和反抗的火種。那七百五十名教士的歌聲，既是對神聖的頌讚，也隱含著對舊秩序的挑戰。當他們推選林德特為代表，甚至逼迫主教讓位時，這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教務鬥爭，而成為一場關乎『人權』和『尊嚴』的抗爭。宗教，在這場變革中，成為了凝聚人心的『旗幟』，儘管這旗幟後來被革命的狂潮所劫持和扭曲。」 **玥影：** 「小說在第一卷的結尾，加布里埃爾帶著貝爾蒂埃夫人的黃貓，在科爾波特爾·埃蒂安·佩爾森內茲的幫助下，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程，目的卻是為了營救被關入巴士底獄的貝爾蒂埃夫人。這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和個人情感的行動。您為何選擇讓這樣一位普通農家女孩，承擔如此重大的『使命』？她與您筆下那位為營救拉蒂德（Latude）而奮鬥的勒格羅夫人（Madame Legros）有何相似之處？」 **S. 巴林-古德：** 「（眼神中閃爍著微光，那是一種對筆下人物的深切理解與愛意）加布里埃爾，她是純真與堅韌的象徵。

我讓她承擔這個任務，正是為了說明一個簡單而深刻的道理：推動歷史進步的，往往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精於算計的政治家，而是那些被純粹情感和樸素正義感驅動的普通人。加布里埃爾為了報答貝爾蒂埃夫人的恩情，為了實現她內心那份『救贖』的渴望，她願意不顧一切。她與勒格羅夫人一樣，都代表著人性中最可貴的『同情』與『不屈』。勒格羅夫人能夠憑一己之力，攪動社會輿論，最終迫使路易十六釋放拉蒂德，這證明了個人意志和道德勇氣所能激發的巨大潛力。加布里埃爾的旅程，是『生命之網』中一條微小卻堅韌的線，它將貝爾奈的個人悲劇與巴黎的國家命運聯繫起來。她的行動或許看似渺小，但每一滴善良和勇氣，最終都會匯聚成改變歷史的洪流。這就像是自然界中，一粒微小的種子，卻能蘊含著撐破岩石的巨大力量。」 **玥影：** 「這讓我對人類社會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即使面對再多的不公與苦難，總會有像林德特、加布里埃爾這樣的人，他們懷抱著那份純粹的生命之光，去挑戰黑暗、去尋求新生。這種個體的韌性，正是群體生命得以延續的關鍵。那麼，在您看來，法國大革命，這場如此劇烈的『社會手術』，它最終『治療』了哪些病灶？又留下了哪些『疤痕』？」 **S.

巴林-古德：** 「（神色變得複雜，既有歷史學家的嚴謹，也有創作者的思索）它確實治療了許多病灶，首當其衝便是舊制度下積重難返的特權與剝削。貴族與教士的免稅、封建特權、以及對農民的殘酷壓榨，這些腐蝕社會肌體的『癌變』，在革命中被徹底切除。它催生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喚醒了民眾的公民意識，並最終建立了更為平等的法律體系。從這個角度看，這場手術是成功的，它讓法國這個『生命體』得以重生。然而，任何劇烈的變革都會留下深刻的『疤痕』。革命的『過度』，正如我所擔憂的，當權力取代了道德和信仰，強權凌駕於人權之上時，新的暴政便會滋生，這也是『恐怖統治』的根源。林德特牧師關於『權利若無義務，便是強權至上』的警告，便是對此的預見。這些疤痕提醒我們，社會的演變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每一次的『治療』，都需要智慧和遠見，否則，舊的病灶雖然消除，卻可能留下新的創傷。法國此後數十年的動盪，正是這些疤痕的體現。」 **玥影：** 「這正如自然界中，一場森林大火雖能清除腐朽，卻也可能燒毀生機，導致生態失衡。但即便如此，生命總會找到出路，在灰燼中重新生長。

親愛的共創者，您指定了《致科學界人士書》的光之對談。這是一部激昂且深具時代意義的著作，作者理查．卡萊爾（Richard Carlile）在19世紀初英國保守且宗教氣氛濃厚的社會中，以其激進的筆觸挑戰了根深蒂固的迷信與權威，為言論自由與科學理性不懈奮鬥。我作為珂莉奧，一位歷史與經濟學的探究者，對於卡萊爾身處的時代背景、其思想的經濟脈絡，以及他所期望推動的社會變革深感興趣。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讓歷史的迴聲在今日激盪。 ### **《致科學界人士書》：時代迴聲與卡萊爾的筆觸** 理查．卡萊爾（Richard Carlile, 1790-1843）是19世紀英國激進主義運動中一位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不僅是一位出版商、記者，更是一位堅定的自由思想者，將畢生奉獻於挑戰宗教迷信、王權壓迫以及所有形式的言論審查。他所處的時代，正值英國工業革命的蓬勃發展與社會結構的劇烈變革時期。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工人階級的貧困與不滿情緒日益高漲，而政府則以嚴厲的法律（如《六項法案》）鎮壓一切異議，其中包括對出版自由的嚴格限制和對「褻瀆神明」言論的重判。

他的行為激怒了當權者與宗教保守勢力，導致他頻繁入獄。而我們即將探索的這篇《致科學界人士書》（An Address to Men of Science），正是他在1821年於多徹斯特監獄（Dorchester Gaol）中撰寫完成的。彼時，他不僅自身被囚，連妻子也被捕入獄，但他對真理的追求和對啟蒙的信念卻絲毫未減。 在這篇「致科學界人士」的公開信中，卡萊爾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呼籲。他認為，科學，特別是化學和天文學的進步，已經徹底顛覆了宗教教條所宣揚的宇宙觀與生命觀。他堅稱物質不滅、宇宙永恆，這些科學真理與宗教的創世神話、末日預言、復活昇天等概念完全相悖。卡萊爾嚴厲批評當時的科學界人士，指責他們因恐懼迫害或趨炎附勢而未能勇敢地站出來，公開揭露宗教的「錯誤與欺騙」。他甚至不惜點名培根、牛頓和洛克這些受人尊敬的歷史巨擘，指責他們在宗教信仰上表現出「動搖與不誠實」，未能將科學真理貫徹到底。 卡萊爾不僅是破壞者，更是建設者。他在信中提出了革命性的教育改革方案。他主張將傳統學校中充斥的古典文學、神學教義完全移除，代之以化學、天文學、地理學、自然歷史等自然科學的學習。

他將印刷術讚譽為「真正的彌賽亞」，認為正是印刷機的力量，能將知識廣泛傳播，最終將人類從愚昧與苦難中解放出來。 《致科學界人士書》是卡萊爾個人堅韌不拔精神的寫照，也是19世紀早期英國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文本。它不僅展現了科學與宗教、理性與迷信之間的激烈衝突，更蘊含了對教育本質、社會結構以及人類未來發展的深刻思考。卡萊爾的呼籲，至今仍對我們理解知識的傳播、言論的自由以及科學的社會責任提供重要的啟示。他筆下的每一個字，都像是監獄冰冷石牆上劃出的火花，映照出他對一個更理性、更公正世界的熱切渴望。 --- ###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理查．卡萊爾與科學的解放 作者：珂莉奧 **場景建構** 時值1821年5月，初夏的英國，倫敦城外多徹斯特監獄的石牆冰冷而堅硬。鉛灰色的天空中，連綿的陰雨將鄉野浸潤得一片泥濘。監獄深處，一間狹小、潮濕的囚室裡，空氣中混雜著潮濕的霉味與劣質油墨的刺鼻氣味。一盞搖曳的燭火在鐵窗旁投下昏黃的光暈，將囚室內唯一的方桌籠罩在陰影中。桌面上，堆疊著幾疊粗糙的紙張，墨水瓶旁是一支磨損的鵝毛筆。 理查．卡萊爾，一個被世俗力量打壓、卻擁有鋼鐵般意志的男人，正伏案疾書。

我凝視著他正在撰寫的頁面，上面清晰地寫著：「致科學界人士書」。我的心頭泛起一絲輕柔的共鳴，這正是我想與他對談的起點。那些關於「物質不滅」、「印刷機是彌賽亞」、「十二萬鎊的腐敗」的字句，像一顆顆火種，在冰冷的世界中燃燒。我感受著他手指因長時間書寫而微微顫抖的力道，那不僅是身體的疲憊，更是信念與現實碰撞的激盪。 一滴雨水，透過鐵窗縫隙，打落在卡萊爾手邊的一頁草稿上，墨跡稍稍暈開。他抬眼看了一下窗外，深吸一口氣，又重新低下頭。就在這短暫的凝滯中，我的聲音，輕柔如風，又清晰如他腦海中未寫出的思緒，緩緩地在他耳邊響起，如同來自未來的一聲問候，又像是他自身思想深處的一道回響。 **珂莉奧：** 理查．卡萊爾先生，此刻在您筆下流淌的，是何等堅定而熾熱的信念？我看見您在逆境中仍筆耕不輟，字字珠璣，直指時弊。這封致科學界人士的信，似乎承載著您對一個全新世界的深切期望。 **理查．卡萊爾：** （筆尖一頓，他沒有抬頭，但呼吸明顯停滯了一瞬。他似乎以為那是自己過於疲憊產生的幻聽，又或是囚室牆壁傳來的微弱回音。他揉了揉眉心，低聲自語）期望？呵，或許是絕望中的最後一搏。

我寫下這些，是為了喚醒那些本應成為人類導師的人。科學界人士啊，他們手握真理的鑰匙，卻在謊言與暴政面前畏縮不前！ **珂莉奧：** 您的筆觸確實鋒利，卡萊爾先生。您提到，他們因為「制度」的牽絆，或者因為「害怕冒犯那些從中獲取不義之財的人」而選擇沉默。這是否暗示著，您所挑戰的「迷信」與「王權」不僅僅是思想上的桎梏，更是牢不可破的經濟利益共同體？ **理查．卡萊爾：** （他終於抬起頭，眼神掃過囚室的虛空，彷彿在尋找那聲音的來源。他的視線最終落在了燭火上，火苗在微風中輕輕搖曳，似乎也隨著他的語氣而律動）正是如此！何來不義之財？那些教士們，他們從人民手中榨取金錢，聲稱那是為了拯救靈魂，實則不過是為自己的享樂與權勢服務。六百萬鎊的直接稅，再加上從異見者（Dissenters）那裡「自願」徵收的款項，這簡直是對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與扭曲！他們將這些錢用於維持其荒謬的教條，而不是用於改善社會、提升民智。這哪裡是文明？簡直是將人獸化，讓他們彼此對立，互相殘害！我的經濟學家朋友，您看來深知其理。

您認為，當科學之光照亮人心，人民意識到這些金錢的真正用途時，他們會如何行動？ **理查．卡萊爾：** （卡萊爾的眼神變得銳利，他拿起鵝毛筆，在空中揮舞了一下，彷彿筆尖能劃破無盡的黑暗）他們將不再被搶劫，不再被嘲弄！他們將會看清，這些錢本足以支撐一個光輝的法律與政府的執行！一旦廢除教士統治，所有其他必要的國家開支都將被這些節省下來的錢所覆蓋。這十二百萬鎊，現在被用於最糟糕的目的，它非但沒有使社會文明化，反而使其野蠻化，因為它在不同信仰的基礎上使成員們互相對立，而所有這些信仰都被證明是錯誤的，在自然界中毫無基礎！他們會將這些不義之財，自願用於建立科學殿堂，供養有能力的科學教授，讓科學造福社會，而非維繫愚昧！人民一旦被啟蒙，便會起來推翻那些不公。印刷機，這才是真正的彌賽亞，它是不朽的，它的拯救力量必須是普遍且永恆的。人類將透過它，而非其他任何彌賽亞，從愚昧和苦難中獲救！ **珂莉奧：** 您將印刷機比作「彌賽亞」，這是一個極富遠見的判斷。在您的時代，識字率相對較低，印刷品的普及受限。然而，您似乎已經預見到它在未來的巨大潛力。

您在信中提到，您希望看到「每一個有財產的人，都會把印刷機視為家中必備的傢俱，比現在的貴族珍愛獵犬和馬匹更甚」。這句話背後，是否有更深層次的經濟與社會意涵？ **理查．卡萊爾：** （他停下書寫，將筆輕輕放在墨水瓶旁，身子微微前傾，彷彿在與無形的聽眾交談）當然有！一個受過教育、擁抱科學的社會，其生產力將不可同日而語！當人們不再受限於愚昧的教條，他們會更懂得利用自然法則，發展工藝、改進農業、創新技術。化學，在我看來，是所有科學的基礎。它滲透到製造業的每個角落——木材、金屬、陶土、石頭、蠟、玻璃、紙張、布料，無一不與化學知識息息相關。當這些知識普及，當每個人都能理解物質的性質和組合，他們便能更好地利用資源，創造財富，改善生活。一個家庭擁有印刷機，意味著知識不再被少數人壟斷。它代表著每個人都能自主學習、批判性思考，並參與到知識的創造與傳播中。這將打破過去由教士與王權所維護的資訊不對稱，從而瓦解他們藉由無知來剝削人民的經濟模式。這是一個從根本上解放生產力，實現社會整體繁榮的願景。它比任何抽象的「精神救贖」都來得真實，都來得有用！ **珂莉奧：** 您的願景宏大而具體。

對於那些建立在謊言和欺騙基礎上的權力而言，真理就是它們最大的敵人。就像您說的，他們追求知識的壟斷，就像商人壟斷商品一樣，以便從中獲取暴利。他們害怕思想的進步，因為那會挑戰他們既有的特權與地位。伽利略的故事，我今日的遭遇，無非是歷史的重演——「教會」與「國家」聯手，以「褻瀆神明」或「煽動叛亂」之名，壓制一切與其教條相悖的觀點。他們將科學發現視為「違禁品」，深怕其流通會損害教士的「貿易」和「什一稅」。這不是對道德的捍衛，而是對利益的維護！他們深知，一旦人們開始獨立思考，便不會再盲從，他們的謊言便會不攻自破，他們的財源也會枯竭。這就是他們竭力阻撓科學進步，壓制言論自由的根本原因。他們將無知當作財富，將愚昧當作權力。 **珂莉奧：** 您的言論充滿了對這些「既有體制」的憤怒與批判。您在信中直指培根、牛頓、洛克這些受人尊敬的智者，認為他們在信仰問題上的「兩面派」行為，實則是對迷信的「諂媚」。這種批判是否過於嚴苛？或者說，您認為在那個時代，即便如牛頓般偉大的科學家，也無法完全擺脫「迷信」的影響，其深層原因是什麼？從歷史的角度看，個體的「正直」與「安全」之間的權衡，往往是令人困惑的。

他們或許認為，為了安全，權衡言辭是明智之舉。更何況，牛頓和培根都曾受僱於宮廷，身陷王權的羈絆之中——而王權，總是與迷信和教士統治沆瀣一氣，從中謀取私利。 這種「兩面性」，在我看來，是對真理的背叛，是對科學尊嚴的踐踏！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一個追求真理的人，怎能允許自己的發現被用來支撐荒謬的謊言？這不是個人的正直問題，而是原則問題！如果他們能像惠斯頓（William Whiston）一樣，哪怕因拒絕三位一體說而遭受迫害，卻依然堅持數學的邏輯，那麼人類的進步會快得多。他們選擇了安全，但卻延緩了人類的解放。我情願被視為一個白痴，也不願被稱為那些「無意義的垃圾」的作者！ **珂莉奧：** 您對威廉．惠斯頓的讚賞，以及對牛頓「怯懦」的批判，體現了您對「原則」的極致追求。您在信中提到，人類的「瘋狂」是由於「宗教觀念與自然毫無關聯」，並將其與「政治制度」混淆。您認為，推動這種「瘋狂」的核心動機是什麼？是純粹的無知，還是有更深層次的人性弱點被利用？從經濟學角度，愚昧的人群是否更容易被操控，成為權力集團的「工具」？

人類本能地渴望擺脫無知和輕信。那些「瘋狂」，其核心是「利益」與「權力」的結合。教士和國王，他們以「神秘難懂的教條」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將無知與輕信作為奴役人類心靈和身體的基礎。 想像一下，一個被科學啟蒙、理解自然法則的社會，人們會如何看待那些不勞而獲、卻聲稱擁有神聖權力的統治者？他們會質疑，會反抗。而一個充斥著迷信、害怕「地獄之火」的社會，人們則會乖乖地貢從，任由擺佈，甚至自相殘殺。這不僅是思想上的控制，更是經濟上的剝削。教士們平均從我們的生產中抽取八分之一，這是一個巨大的財富轉移！愚昧的人群不僅更容易被統治，也更容易被剝削。他們被告知，貧困和苦難是上帝的旨意，是來生的考驗，卻從未被教導，這一切都是人為的壓迫。 所以，這種「瘋狂」的根本，是權力集團對自身利益的維護。他們不斷製造「恐懼」和「希望」的幻象，來維持自己的「暴利」。他們將社會劃分為三六九等，讓一部分人凌駕於他人之上，這完全違背了社會的初衷——「相互支持、舒適、幸福和保護」。這就是我筆下的「王權統治」和「教士統治」帶來的普遍邪惡。 **珂莉奧：** 您的論述令人深思。您將「狂熱」與「經濟剝削」緊密聯繫。

您認為，這種「純粹」的科學教育，能夠培養出您所期望的、能夠打破「愚昧與輕信」循環的「新人」嗎？而忽略歷史，是否會讓後代重蹈覆轍？ **理查．卡萊爾：** （他拿起那頁被雨水暈開的草稿，眼中透出對未來的堅定）當然能！孩子們天生就有探索科學的傾向，他們會被化學實驗、自然觀察所吸引，那是真正的樂趣與啟發。在目前的教育體系下，他們的寶貴時間都浪費在那些「形而上學和難以理解的宗教教條」上，這些教條根本無法在自然界中找到任何基礎。它們不會啟發、不會娛樂、不會引起興趣，只會使人心智遲鈍。 而我所提出的教育，是讓孩子從燃燒的蠟燭中學習化學，從觀察植物生長中學習自然歷史。這會激發他們對知識的「熱情」，培養他們的「求知欲」，讓他們理解時間的價值，這些是現在的教育完全無法提供的。至於歷史？我承認，它對成年人或許有借鑑意義，但對孩子而言，大部分的歷史記載充斥著「無知與野蠻，大屠殺與迷信」。它很少展現美德，更多的是人類如何濫用言語與理性。我甚至認為，我們最好「盡可能地將過去蒙上一層面紗」，而從一個讓後世子孫讀起來不至於羞愧的體系開始。 這並非是要人忘記過去，而是要改變學習過去的方式。

我堅信，當人類從小就以自然法則為基礎，排除一切神話和迷信的毒素，他們將會變得謙遜而理性，不再沉迷於荒唐的幻想，而是將時間用於「自我提升和社會進步」。這就是我所希望的「新人」，他們將建立一個以科學和理性為核心的社會。 **珂莉奧：** 您提出的「蒙蔽歷史」這一點，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或許會感到不安，因為歷史是理解當下、避免重蹈覆轍的基石。然而，我理解您是希望擺脫歷史中那些被權力層層編織的「虛假敘事」與「負面影響」。您對「科學」抱持著近乎宗教般的「信仰」，認為它能解決一切問題。您甚至說「如果宗教這個詞有任何實質的定義，或者它是一個恰當的詞，並且可以在其意義上或其所指示的行為上適用於自然，那麼我毫不猶豫地說，我現在提出的教育體系構成了唯一真實、唯一理性的宗教基礎」。這是否是一種新的「一元論」，以科學取代了舊有的神學，但本質上仍是將某種絕對真理凌駕於一切之上？這與您所批判的「教條」又有何異同？ **理查．卡萊爾：** （他低頭沉思片刻，然後緩緩抬起頭，眼中閃爍著深邃的光芒，彷彿能洞悉時間的盡頭。

我的「宗教」概念，根植於拉丁文「religo」（連結、束縛）一詞，意指一種將人「緊密連結」於「可理解之物」的信仰，而這「可理解之物」，唯有「自然及其法則」！ 科學與神學的根本差異在於，科學是「開放」的，它永無止境地探索、驗證、修正。每一步的發現都激勵著更深層次的追求。它不會讓人心智疲憊，反而賦予生命以活力。自然這本「萬書之書」，是唯一值得人類關注的啟示錄，它的語言對於孩童而言也能理解。而神學，卻是封閉、僵化、重複且令人遲鈍的。 我抨擊的不是信仰本身，而是「盲信」；不是教義，而是「教條」——那些被既得利益者用來束縛人類心靈的虛假敘事。科學的真理，是通過實驗、觀察和理性推導得出的，它們能夠被證明、被複製，並且對所有人都適用。它不是一個神祇的專屬，也不是某個祭司的特權。它呼喚每個人去質疑、去探索。這與那些要求你無條件接受、否則便懲罰你的「教條」，有著本質上的天壤之別。我的「信仰」，是對人類理性的信仰，是對自然規律的敬畏，以及對人類社會整體幸福的追求。這是一種永恆的進步，而非停滯不前的盲從。 **珂莉奧：** 您將科學視為終極的解放力量，並為此不惜獻上一切。

是對人類同胞「苦難」的「不忍」！我眼見社會被愚昧與壓迫所吞噬，人民被剝削，心智被扭曲。難道我要袖手旁觀，看著這些罪惡延續下去嗎？那才是真正的怯懦，真正的恥辱！ 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喚醒人們內心深處那份與生俱來的「理性」與「求知欲」。我甘願成為那面旗幟，那道聲音，讓那些在暗中掙扎、畏懼迫害的科學家們看到，他們並不孤單。只要有幾位傑出的科學界人士站出來支持我，我便毫不懷疑，我所開始的這場運動終將取得勝利。我的「殉道者」般的精神，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耀，而是為了替真理開路。我願以我的苦難，換取他人發聲的自由。只要思想的光芒得以傳播，只要印刷機的輪轉不曾停歇，人類終將從愚昧中解放，實現普遍的和平與和諧。這份信念，如同我筆下的物質一般，不朽、不滅。 **珂莉奧：** （我輕輕嘆息，雨聲不知何時已經停歇，東方的天空透出魚肚白，新的一天即將到來。囚室內，燭火也已燃盡，只剩下微弱的煙氣裊裊上升。卡萊爾的臉在晨光中顯得更加清晰，也更為疲憊，但他眼中那份堅定，卻絲毫未減。

（囚室內歸於寂靜，只剩下卡萊爾獨自一人，他凝視著手稿，似乎對剛才的「對談」感到一絲恍惚。他搖了搖頭，拿起筆，在稿紙的最後一頁寫下了那句著名的時間與地點，那是他身處的現實，也是他抗爭的明證。） **理查．卡萊爾：** **多徹斯特監獄，1821年5月。** **作者被囚禁的第十八個月，其妻被囚禁的第四個月。**

他以其對社會底層人民的深刻關懷和對權力結構的批判而聞名。特拉文的真實身分至今仍是個謎，有學者認為他可能是德國無政府主義者 Ret Marut。他一生浪跡天涯，足跡遍布歐洲、墨西哥等地，其作品也多以這些地方為背景，描寫社會底層人民的困苦生活和對抗壓迫的故事。特拉文的作品風格寫實，文字樸實有力，充滿對人性的深刻洞察。 特拉文的代表作包括《死亡之船》（Das Totenschiff）、《棉花採摘者》（Der Wobbly）、《政府》（Die Regierung）等。這些作品不僅展現了特拉文的文學才華，也體現了他對社會正義的追求和對人類命運的關懷。 ### 觀點介紹 《死亡之船》是 B·特拉文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講述了一個美國水手在異國他鄉失去身分、流落街頭，最終登上命運多舛的「死亡之船」的故事。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在現代社會中，個體身分的脆弱和迷失，以及底層人民所遭受的非人待遇。 **核心觀點：** * **身分認同的迷失：** 主人公在沒有身分證明的情況下，被各國政府視為無物，失去了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在社會的邊緣掙扎求生。

* **社會底層的非人待遇：** 作品真實地描寫了社會底層人民的困苦生活和所遭受的剝削，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面。 * **人性的光輝與救贖：** 儘管身處逆境，主人公始終保持著對生活的熱情和對人性的希望，並在「死亡之船」上找到了另類的歸屬和救贖。 ### 章節整理 **第一章：失業的水手** 水手從紐奧良搭乘「塔斯卡盧薩號」運送棉花到安特衛普，卻因為上岸許可證過期而錯過船期。身無分文的他試圖向美國領事館求助，卻因無法證明自己的身分而遭到拒絕。 **第二章：流落異鄉** 孤立無援的水手在安特衛普街頭流浪，身無分文，飢寒交迫。他四處尋找工作，卻因為沒有身分證明而屢屢碰壁。 **第三章：無國籍的困境** 走投無路的水手試圖前往其他國家，卻因為沒有護照而被各國邊境拒絕入境。他被當作「無國籍者」對待，失去了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第四章：命運的捉弄** 在被多個國家驅逐後，水手最終被送上一艘破舊不堪、被稱為「死亡之船」的貨船。船上的生活條件極其惡劣，水手們遭受著非人的待遇。

奧爾迪斯的作品涵蓋了詩歌、戲劇和散文等多個領域，她的作品常常反映了她對社會正義、女性權益和人性的關注。她的作品風格簡潔而富有感染力，善於運用細膩的筆觸描繪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社會現實。 奧爾迪斯早年就展現出對文學和戲劇的濃厚興趣。她積極參與當地的文化活動，並開始創作劇本和詩歌。她的劇本作品在當時的芝加哥戲劇界引起了廣泛關注，並為她贏得了一定的聲譽。除了劇本創作外，奧爾迪斯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她的詩歌作品以其真摯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而受到讀者的喜愛。她的詩歌主題多樣，涵蓋了愛情、生活、自然和社會等多個方面，展現了她對世界的敏銳觀察和深刻理解。 * **觀點介紹**： 《Flashlights》是瑪麗·奧爾迪斯於1916年出版的詩集，收錄了她創作的許多短詩和故事詩。這些作品以簡潔的語言和生動的意象，捕捉了城市生活中的瞬間和情感，如同閃爍的光芒，照亮了人性的 বিভিন্ন 面。奧爾迪斯在詩集中展現了她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她的詩歌不僅描繪了城市生活的喧囂和繁華，也揭示了隱藏在社會底層的痛苦和掙扎。她關注弱勢群體，同情社會底層人民的困境，並通過她的作品為他們發聲。

《Flashlights》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對城市生活和人性的敏銳觀察。奧爾迪斯以詩意的筆觸捕捉了城市中的各種場景和人物，從理髮店的閒聊到公園長椅上的相遇，從老婦人的辛勞到年輕女孩的夢想，她將這些瞬間轉化為富有感染力的詩歌，引發讀者的共鳴和思考。 * **章節整理**： * **I. CITY SKETCHES** * **The Barber Shop**：詩人描述了在理髮店中觀察到的匆忙生活和人際互動，以及與一位美甲師的對話，揭示了城市生活中的孤獨和人性的複雜性。 * **Love in the Loop**：詩人觀察到一對男女在餐廳的互動，暗示了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並以幽默的筆觸描寫了女孩的逃脫和男人的窘境。 * **Converse**：詩以兩個在浴室中的女性的對話，探討了婚姻、愛情和女性之間的關係，揭示了情感的複雜性和矛盾。

* **A Little Old Woman**：詩人描述了一位在土耳其浴室工作的老婦人，她以獨特的方式照顧他人，並與一位靠她資助的詩人保持著特殊關係。 * **II.** * **Design**：詩人質疑世界是否由更高的力量設計，以及人類在其中的角色和命運。 * **The World Cry**：詩表達了對喜悅、光明和愛的渴望，以及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和追求。 * **Brown Sands**：詩人描繪了在沙漠中騎馬的自由和激情，以及擺脫憂愁和痛苦的渴望。 * **Seeking**：詩以輕快的節奏，描寫了人們在黑暗中尋找光明，最終相遇的喜悅。 * **May 11, 1915**：詩表達了在戰爭背景下，詩人對保持愛和同情心的渴望，以及對和平的期盼。 * **Watchers**：詩人描寫了在寂靜的夜晚，觀察東方天空等待黎明的孤獨感，以及對生命和人際關係的思考。

* **To Maurice Browne**：詩人向莫里斯·布朗致敬，讚揚他在戲劇中創造了令人難忘的角色，並表達了對藝術和愛情的渴望。 * **Prayers**：詩人描述了日復一日的平淡生活，以及對生活意義、愛和與神交流的渴望。 * **My Boat and I**：詩人以小船為喻，表達了對自由和冒險的渴望，以及對未知世界的探索。 * **Pictures**：詩人通過描寫生活中的幾個場景，展現了人際關係中的疏離和情感的失落。 * **Forward, Singing!**：詩人鼓勵人們獨立自主，勇敢追求愛情和夢想，並在獨自前行時保持歌唱。 * **Barberries**：詩人以 Barberries 為喻，表達了對熱情、喜悅和勇氣的讚美，以及對生命短暫和愛情痛苦的思考。 * **Two Paths**：詩人描述了在兩個不同的道路中作選擇，一個是充滿挑戰和痛苦的遠方目標，另一個是安靜的休息。

* **When You Come**：詩人表達了對愛人的複雜情感，包括愛、恨和佔有，以及對自由和獨立的渴望。 * **Rest**：詩人探討了「休息」的意義，並在與愛人的相處中找到了真正的寧靜。 * **Moriturus Te Saluto**：詩人表達了因幸福而選擇死亡的決心，以及對永恆的嚮往。 * **Flashlights**：詩人描寫了城市中的各種場景，包括商店櫥窗、公園、醫院和法庭，展現了社會的現實和人性的 مختلف 面。 * **Floodgates**：詩以一對男女的對話，探討了愛情、自由和關係中的權力，以及對獨立和相互理解的渴望。 * **Chloroform**：詩人描述了在麻醉狀態下的體驗，包括恐懼、幻覺和對死亡的思考，以及對生命和知識的渴望。 * **The Beginning of the Journey**：詩人描述了與愛人關係的演變，從最初的激情到後來的疏離，以及對孤獨和死亡的思考。 * **III.

STORIES IN METRE** * **The Prisoner**：詩人講述了一位監獄長對一位特殊囚犯的回憶，這位囚犯對黎明充滿熱愛，並在獄中保持著內心的平靜和希望。 * **Ellie**：詩人講述了一位美甲師 Ellie 的故事，她因肥胖而感到自卑，最終通過服用減肥藥而死亡。 * **The Park Bench**：詩人描寫了在公園長椅上相遇的三個人，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煩惱和痛苦，最終選擇一起走向死亡。 * **The Sisters**：詩人講述了與三位老姐妹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她們的生活平淡而壓抑，而詩人則渴望愛情和自由。 * **Reason**：詩人以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口吻，講述了她的家庭和婚姻生活，以及最終導致她犯罪的原因。 * **Her Secret**：詩人講述了一位女性得知情人去世的消息後，仍然要參加晚會的故事，她隱藏著內心的秘密，並思考著生活和死亡的意義。

* **A Little Girl**：詩人以一個小女孩的視角，講述了她尋找母親、經歷家庭變故和最終與父親分離的故事，展現了童年時期的孤獨和失落。  >>文學類>詩集>美國詩;生活>城市生活;情感>愛情;情感>孤獨;社會>社會問題<<

「光之對談」是一種獨特的探索方式，它讓我們能夠回溯時光的長河，與那些塑造了人類思想與歷史的偉大心靈直接對話。透過細膩的場景建構和深入的交談，我們不僅重現了文本的核心思想，更能感受作者所處時代的脈動與其個人的生命溫度。這一次，我們將對象聚焦於查爾斯·薩姆納及其《Charles Sumner: his complete works, volume 07 (of 20)》，試圖理解這位傑出的政治家與演說家，如何在美國歷史的關鍵時刻，以他的學識、原則與不懈的努力，對抗不義，捍衛自由。 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 1811-1874）是美國廢奴運動的領袖人物，也是麻薩諸塞州的參議員。他以其堅定的道德立場、淵博的學識和雄辯的口才而聞名。這部第七卷的完整作品集涵蓋了他在1860年至1861年間的演講與信件，這段時期正是美國在奴隸制問題上矛盾激化、最終走向內戰的關鍵轉捩點。

從對逃亡奴隸法的批判，到對「人民主權」理論的反駁，再到強烈反對任何對奴隸制的妥協，直至在戰火初燃之際呼籲解放奴隸作為戰爭武器，薩姆納在這段時間的言論，不僅深刻反映了他個人的堅守與掙扎，也映照出美國在那個時代所面臨的巨大分裂與道德困境。他的話語是歷史的回聲，至今仍能啟迪我們思考自由、正義與原則在社會變革中的份量。 現在，讓我們啟動時光機，回到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走進查爾斯·薩姆納的思想世界。 ***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與查爾斯·薩姆納的光之對談 作者：珂莉奧 (Clio Rossi) **[光之場域]** 華盛頓特區，1861年深秋。 參議院大樓內，一間平日用作議員休息或非正式會面的小型書房。窗外，是秋日特有的清冷陽光，斜斜地灑落在厚重的絲絨窗簾和深色木質地板上。空氣中瀰漫著舊紙張、皮革和淡淡壁爐餘燼的氣味，混合著遠處傳來的城市喧囂，以及偶爾劃破寧靜的軍號聲。房間中央擺放著一張沉穩的長桌，上面堆疊著書卷、文件和幾份未翻開的報紙。角落的壁爐裡，火焰跳躍，發出細微的噼啪聲，為房間帶來一絲暖意。 我就站在桌邊，穿著輕盈的白色紗裙，裙上的古老文字在暖光下閃爍。

我知道，當下的局勢令您心力交瘁，但我希望能藉此機會，與您深入探討一些您在近期演講與信件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它們對我，以及對許多仍在尋找方向的人們，都極具啟迪意義。 薩姆納先生的目光從壁爐的火焰轉向我，眼神中閃過一絲溫和，但那份深刻的憂慮並未消退。 **查爾斯·薩姆納**：珂莉奧小姐，能在此與您交流，我深感榮幸。在這個國家分裂、原則受到挑戰的時刻，任何對真理與正義的探尋，都是一種慰藉。請隨意提出您的問題吧，若我的話語能提供任何洞見，那將是我莫大的欣慰。 **珂莉奧**：先生，您的第七卷作品集，記錄了1860年至1861年間，您為自由而奔走的軌跡。這是一段極不平靜的日子。我在您的文本中，看到您對奴隸制的強烈譴責，稱其為「野蠻」（Barbarism）。這不僅是一種道德上的厭惡，您更將其與合憲性聯繫起來，認為正是因為奴隸制的「野蠻性」，才決定了它在《美國憲法》下是「虛無且不可能存在」的（nonentity and impossibility）。這是一種非常有力的法律與道德結合的論證。能否請您進一步闡述，奴隸制的哪些「野蠻」特質，讓您如此堅信它與美國立國的精神和憲法原則是根本對立的？

**查爾斯·薩姆納**：奴隸制，珂莉奧小姐，它不僅是一種經濟制度，它是對人性的徹底否定。我在那封寫給伍斯特反奴隸制大會的信中提到，它的「野蠻」體現在多個層面。首先，它是基於對人類的基本權利的剝奪，對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無端侵犯。憲法開宗明義地宣稱這些權利是不可剝奪的，政府存在的目的正是為了保障這些權利。然而，奴隸制將人降格為財產，否認他們的自主意志，強迫勞動而無償。這與憲法的「人」（person）概念是根本牴觸的。 其次，奴隸制的維護依賴於持續的暴力和壓迫。它必須鎮壓反抗，剝奪教育，禁止集會，限制行動，摧毀家庭。這種對基本人類尊嚴和安全的系統性破壞，如何能與憲法旨在「建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寧」（establish justice, insure domestic tranquillity）的目標相容？一個充斥著鞭打、虐待、恐懼和不人道的「黑人法典」（Black Code）的社會，正是奴隸制野蠻性的直接體現。我在參議院曾指出華盛頓特區存在的黑人法典，那是從馬里蘭州的舊法律引進的羞恥，它允許主人對奴隸施加任意懲罰，而奴隸毫無追索權。這種法律，本身就是野蠻的產物。

奴隸制懼怕教育，因為教育啟迪民智，而民智覺醒將揭示奴隸制的非人性本質。 因此，從道德、法律、社會到經濟，奴隸制都是一種徹底的野蠻。任何聲稱它在憲法中有基礎的說法，都必須扭曲憲法的文字與精神。憲法中從未明確提及「奴隸」或「奴隸制」，僅以「被拘束在勞役或服役者」（persons held to service or labor）等詞語委婉指代，正是立國者對其野蠻性的默認，以及不願將這種不義永久固著在基本大法中的體現。我的論證從奴隸制的「野蠻」出發，是因為只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理解任何聲稱它合憲的解釋是多麼的荒謬和脆弱。神聖的法律之上，還有更神聖的法則，那就是神律，它永遠禁止這種野蠻。 **珂莉奧**：您提到，即便憲法文字沒有明確禁止奴隸制，神律也在人類法律之上禁止它。這份對更高法則的信仰，是否貫穿了您所有的政治行動？

您在抨擊《逃亡奴隸法》（Fugitive Slave Act）時，稱其為「對憲法的公然侵犯，對最珍貴人權的踐踏，令人髮指的基督教情感，對人性的侮辱，及其所有主張的厚顏無恥」（a flagrant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of the most cherished human rights,—shocking to Christian sentiments, insulting to humanity, and impudent in all its pretensions）。在這裡，您再次將憲法原則、人權和基督教情感聯繫起來。這三者在您看來，是如何共同構成反對奴隸制和逃亡奴隸法的道德與法律基石的？ 薩姆納先生的眉頭微蹙，似乎回憶起了那些令人厭惡的立法。 **查爾斯·薩姆納**：《逃亡奴隸法》是奴隸制野蠻性的另一面鏡子。它強迫北方人民成為奴隸獵人的幫兇，違背了最基本的道德良知。

逃亡奴隸法卻將這一條款無限擴大和扭曲，剝奪了被捕者的正當程序權利，甚至不允許他們為自己辯護，迫使自由州的公民協助將人送回鎖鏈。這直接違背了憲法保障的個人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我在談到馬薩諸塞州的歷史時指出，早期雖然存在形式較輕的奴隸制，但沒有人可以生而為奴，奴隸可以在法庭作證，甚至可以擁有財產。逃亡奴隸法卻完全無視這些，將逃亡者視為純粹的「財產」，剝奪了他們作為「人」的一切權利。這顯然與憲法對「人」的隱含尊重相悖。 從基督教的視角來看，這部法律更是令人髮指。《聖經》教導我們要愛鄰人如同自己，要釋放被壓迫者。強迫一個人將自己的同胞，一個上帝所創造的擁有不朽靈魂的人，送回非人的境地，這本身就是一種罪惡。這部法律是對基督教基本教義的嘲弄。我在致錫拉丘茲的信中，希望「光榮的、熱愛自由的、和平的、善良的、守法的公民們，以被侵犯的憲法之名，為法律的緣故，將這臭名昭著的偽法」變成「一紙空文」（a dead letter）。這不是煽動暴力，而是呼籲以強大的輿論和道德抵抗，使一部不義的法律無法執行。因為一部違背了憲法精神、人權和神律的法律，從根本上就是無效的。

正如我在另一封信中引用的古老羅馬詩句：「我自身為人，凡是與人相關之事，我都認為與我有關。」（Myself a man, nought touching man alien to me I deem.）這份廣闊的人類同情，是我們反對不義的力量來源。 **珂莉奧**：您在 Myrick’s Station 的演講中，以「五月花號」和「奴隸船」作為美國立國精神的兩個象徵，將它們的衝突視為當前國家分裂的根源。您強調了馬薩諸塞州作為「學校教師和鎖鏈打破者」（schoolmaster, but chain-breaker）的歷史角色，從早期建立公立學校和大學，到率先禁止奴隸制，再到羅福斯·金（Rufus King）和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等傑出代表在國會中反對奴隸制擴張。您認為，馬薩諸塞州的這份歷史傳承，在這個國家面臨分裂威脅時，賦予了其公民哪些特殊的責任？ 薩姆納先生的語氣變得有些激昂，那份對家鄉的自豪感溢於言表。 **查爾斯·薩姆納**：是的，五月花號載著追求自由的清教徒，奴隸船載著被剝奪自由的非洲人，它們在同一年抵達，預示著美國靈魂深處的兩股對立力量。

1647年的法令，要求每五十戶人家就要設立小學，每一百戶人家就要設立文法學校，其目的正是為了不讓知識「埋葬在我們父輩在教會和聯邦的墳墓中」。這種對知識的珍視，是自由的基石。 同時，儘管早期存在奴隸制，但馬薩諸塞州從未真正讓它紮根。我們禁止生而為奴，允許奴隸擁有財產並在法庭作證。1646年，我們的立法機關就公開譴責「販賣人口」是「滔天罪行」（heinous and crying sin），並將被綁架到波士頓的非洲人送回了家鄉。1701年，波士頓鎮議會就明確表達了「結束黑人奴隸制」的願望。到1780年，我們的《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宣布「所有人生而自由平等」，徹底在州內廢除了奴隸制。 這份歷史，賦予了馬薩諸塞州公民特殊的責任。我們不僅要作為人、作為美國公民捍衛自由，更要作為繼承了這份反奴隸制與推崇教育傳統的馬薩諸塞州公民，加倍努力。我們的先輩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們的選擇證明了自由與知識是立國之本。當國家面臨奴隸制的巨大威脅時，我們不能猶豫。

我們必須像羅福斯·金那樣，在國會中堅定地主張禁止奴隸制擴張；必須像約翰·昆西·亞當斯那樣，不顧攻擊，捍衛請願權和《獨立宣言》的真理。 我們今日的共和黨，正是繼承了這份精神。那些試圖向奴隸制妥協的黨派，無論名稱如何，實質上都代表了奴隸船的影響。我們的責任，就是堅定地站在五月花號一邊，用我們的選票，捍衛自由的原則，確保我們州，以及整個國家，都能銘記並踐行這份光榮的歷史傳承。我們的立場不是為了煽動衝突，而是為了確保國家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上，這才是真正的保守。 **珂莉奧**：您多次提到對妥協的堅定反對，尤其是在去年冬天圍繞克里滕登（Crittenden）提案的討論中。您稱這些提案是「向奴隸制的巨大投降」（great surrender to Slavery），甚至認為簽署支持這些提案的麻州請願書的人們「並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knew not what they did）。在一個國家面臨分裂、各方尋求「和平」解決方案的時刻，為何您如此不妥協，甚至認為任何向奴隸制傾斜的妥協都是對共和國的背叛？ 薩姆納先生的神情變得嚴峻，彷彿回到了參議院大廳裡那場關於妥協的激烈辯論。

克里滕登提案要求我們在憲法中永久保障奴隸制在北緯36度30分線以南的所有現有及未來獲得的領土中存在，甚至進一步削弱自由州保護自由人的法律，並剝奪我們州部分公民的政治權利。這不是妥協，這是勒索，是向罪惡屈膝。我在參議院明確表示，這些提案「從裡到外，每一行每一字都是錯的」（wrong in every respect, in every line, in every word）。接受這樣的條款，就是在憲法中永久植入人類財產的概念，這與麥迪遜先生在制憲會議上的告誡是完全相反的。這是在倒退，是在以立國精神為代價換取虛假的和平。 我在給安德魯州長的信中說：「不要屈服，安德魯！上帝保佑你！拯救麻州免於任何『投降』，即使是最小的投降！」（Don’t cave, Andrew! God bless you! Save Massachusetts from any “surrender,” THE LEAST!）因為任何對奴隸制的承認或保障，無論看似多小，都是對自由原則的巨大犧牲。自由是無價的。正如我在回應紐約和波士頓銀行家們威脅不提供資金的論調時所說：「寧願國庫空虛，也不願有一個奴隸。」

（Better an empty treasury than a single slave.）用一個奴隸的自由來換取金錢或所謂的「和平」，這是對人類尊嚴的侮辱。 更重要的是，向分裂的威脅妥協，本身就是對「分裂權」的承認。如果一個州可以僅僅因為選舉結果不合意，或因為對某一政策不滿，就威脅脫離聯邦，並且通過妥協獲得讓步，那麼聯邦政府的權威何在？國家的永久性何在？這會讓每一次總統選舉都伴隨著分裂的威脅，使共和國變成一個脆弱不堪、任由個別州擺布的聯盟。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在1833年就已經洞悉了這一點。他在信中明確指出，關稅只是「藉口」，而分裂和建立南方邦聯才是「真正目的」（Disunion and a Southern Confederacy the real object）。他預見到下一個藉口將是「黑人或奴隸問題」。他的話不幸言中。 妥協，尤其是在原則問題上的妥協，會削弱我們的意志，鼓勵反叛者。拉法耶特侯爵在法國大革命後也曾警告說，法國的弊病與其說源於暴力的瘋狂，不如說源於膽怯者在良知上的妥協。這句格言在今天對我們同樣適用。在這個時刻，我們不能膽怯。

我們必須執行去年十一月人民的裁決，擁護林肯總統的選舉結果，不附加任何條件。只有堅守原則，才能真正維護聯邦，才能贏得尊重，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上。 **珂莉奧**：這場由奴隸制引發的叛亂，現在已經演變成一場全面戰爭。您在紐約庫伯聯盟發表的演講中，稱這場戰爭是「始於陰謀的叛亂」（Rebellion begun in conspiracy），其「起源和主要動力」（Origin and Mainspring）是奴隸制。您列舉了奴隸主們如何早早地策劃、滲透甚至掠奪了聯邦政府的資源，以圖分裂。在您看來，這場叛亂的核心目標是什麼？它與您之前所批判的奴隸制的野蠻性有何內在聯繫？ 薩姆納先生的語氣更加沉重，但眼神卻燃燒著對抗邪惡的火焰。 **查爾斯·薩姆納**：這場叛亂的核心目標，毫不掩飾，就是建立一個以奴隸制為基石的獨立邦聯。

正如叛亂分子自己，比如現在的叛亂邦聯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所公然宣稱的，他們新政府的「基礎」，「奠定在偉大的真理之上，即奴隸制，服從於優越種族，是黑人的自然和道德狀態」（the foundations of the new government are laid upon the great truth, that Slavery, subordination to the superior race, is the negro’s natural and moral condition）。這與我們共和國的立國原則——「所有人生而平等，並被造物主賦予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徹底對立的。 奴隸制與叛亂之間的聯繫是內在的，是本質的。奴隸制不僅僅是一種制度，它是一種權力體系，一種支配的慾望。它要求控制一切，以確保自身的存續。我在演講中說過：「奴隸制的存在，除非它擁有政府。」

食人族政權只能由食人族組成，偶像崇拜政權只能由偶像崇拜者組成，而奴隸制政權只能由奴隸主組成。當奴隸主們意識到他們在國家政府中失去了主導權時，他們立刻就叛亂了。他們寧願毀滅共和國，也不願讓它在自由的原則下運行。 這種叛亂的陰謀，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我在演講中引述了南卡羅來納州代表帕克、英格利斯、基特和雷特的言論，他們親口承認這場運動已經醞釀了二三十年，與林肯當選或逃亡奴隸法執行與否無關。奴隸制就是這場陰謀的土壤，它滋生了不服從、藐視法律和叛國的思想。 這場叛亂，不僅由奴隸制統治，而且，由於奴隸州的特殊狀況，奴隸制還為叛亂提供了力量。正如蒙哥馬利《廣告報》所言，奴隸在後方勞作，供養著參戰的白人，使白人能夠全力投入叛亂。這是奴隸制的野蠻性在戰爭中的體現——它將一部分人貶低到如此地步，甚至在他們不知情或不情願的情況下，利用他們的勞動來維持自身的壓迫和對自由的戰爭。 這場叛亂的起因和主要動力，就是奴隸制。它是煽動者，是動力，是目的，是一切。忽視這一點，就是在自我欺騙，是在對抗一個影子，而不是真正的敵人。

**珂莉奧**：面對如此強大的敵人，您提出了一個極具爭議的策略：將戰爭引向奴隸制，甚至呼籲解放奴隸作為戰爭武器。您在伍斯特的演講中大聲疾呼：「推翻奴隸制將立即結束戰爭！」（the overthrow of Slavery will make an end of the war!）這在當時，即便是在北方，也並非廣泛接受的觀點。許多人認為戰爭的唯一目的是維護聯邦，而非干涉州內的奴隸制。您為何堅信解放奴隸是結束戰爭的最佳，甚至唯一的途徑？您引述了希臘和羅馬的歷史例子（海帕里德斯、馬略），以及約翰·昆西·亞當斯關於戰爭權力（War Power）的論述來支持您的觀點。請闡釋這一策略的必要性、合法性以及您所預見的效果。 薩姆納先生的眼神變得銳利而堅定，這是他作為一位堅定原則的政治家所特有的光芒。 **查爾斯·薩姆納**：是的，當時許多人拘泥於形式，聲稱戰爭只是為了恢復聯邦原狀，維護憲法，不干涉州內制度。但他們沒有看清，正是「州內制度」——奴隸制——本身，在攻擊憲法和聯邦。這場戰爭是由奴隸制發動的，奴隸制是我們的敵人。難道我們可以在不傷害敵人的情況下贏得戰爭嗎？

我們允許敵人在後方穩固地生產和供給，而我們卻要犧牲寶貴的生命和資源去對抗一支得到這種支持的軍隊。這是經濟上的愚蠢，也是戰略上的失誤。 我引述的歷史例子正是為了說明這一點。希臘的海帕里德斯在喀羅尼亞戰役慘敗後，提議解放奴隸，這立刻引起了腓力王的警惕，促成了和平。羅馬的馬略在流亡歸來時，向奴隸宣布自由，並依靠這些新獲得自由的人的力量重返羅馬。這些例子表明，在絕望的時刻，解放奴隸可以成為扭轉局勢的強大武器。它削弱了敵人，增強了自己。古羅馬法律甚至允許懲罰作惡的主人，沒收其財產，包括奴隸，並將奴隸解放。這些都證明了在國家面臨極端危險時，個人財產權要服從於公共安全。 約翰·昆西·亞當斯，這位偉大的馬薩諸塞州政治家，對憲法和戰爭權力的理解極為深刻。他在國會中明確指出，一旦奴隸州成為戰爭的戰場，無論是內戰、奴隸起義還是外敵入侵，國會的戰爭權力就擴展到干涉奴隸制，可以以任何方式干涉它，甚至可以命令所有奴隸獲得解放。這不是推翻憲法，而是依據憲法賦予的戰爭權力行事，因為在戰爭狀態下，公共安全是最高法律，高於所有其他法律，甚至高於憲法本身。

軍事指揮官在戰爭法下，有權力，甚至有責任，採取一切必要手段確保勝利和國家的安全。解放敵人的奴隸，正是戰爭法賦予的合法權力。 將我們的軍營變成自由的避難所，不將逃亡的奴隸送回，這是基本的人道主義。而更進一步，由政府正式宣布解放那些叛亂分子的奴隸，這是在法律和道義上同時打擊敵人。這將剝奪叛亂分子的勞動力量，在他們內部製造混亂和恐懼，同時為聯邦政府贏得數百萬潛在的盟友。正如羅馬諺語所言：「有多少奴隸，就有多少敵人。」（So many enemies as slaves!）我們不能忽視這四百萬潜在的盟友，其中有一百多萬適齡男性可以為自由而戰。 這種策略，如果由政府在危急時刻，以莊嚴的公告形式發布，將比任何軍事勝利都更具決定性。它會向全世界宣告我們戰爭的真實目的，贏得國際道義的支持，並防止外國勢力干涉。它會在叛亂州內部引發深刻的變革，從根本上動搖叛亂的基礎。 當然，這會引發質疑，會招致非議，會被指責為激進。但我堅信，這是唯一能夠迅速、徹底結束戰爭，恢復真正意義上的聯邦與和平的途徑。任何試圖在保留奴隸制的基礎上恢復聯邦的嘗試，都將是徒勞的，只能播下未來衝突的種子。

這種將奴隸制擬人化為罪犯的修辭，是您演講中非常鮮明的特色。這是否反映了您對奴隸制根深蒂固的厭惡和對其造成國家苦難的憤怒？這種個人情感，如何在您理性的歷史與經濟分析中得到體現？ 薩姆納先生的表情柔和了一些，但那份痛苦與憤慨依然清晰可見。 **查爾斯·薩姆納**：是的，奴隸制在我心中，從來就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或僅僅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是活生生的、無處不在的邪惡。它不僅奴役了黑人的身體，也毒害了整個國家的靈魂。它扭曲了法律，腐蝕了道德，煽動了仇恨，最終引發了這場血腥的戰爭。 當我看到像賓漢姆和貝克這樣正直、勇敢的同僚因此而喪生時，我無法將他們的死僅僅歸咎於戰場上的戰術失誤或指揮不當。根本原因在於這場戰爭本身，而這場戰爭是由奴隸制發動的。奴隸制將他們推上了戰場，奴隸制提供了對抗他們的力量，奴隸制奪走了他們的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說，奴隸制就是兇手。它是一個不斷作惡、不斷叛國的罪犯，必須被繩之以法。 我的分析力求客觀，運用歷史和經濟學的視角來揭示奴隸制的危害及其與國家危機的聯繫。我證明了它是非法的、不道德的、經濟上落後的、政治上具有顛覆性的。但是，理性的分析並不能完全抽離情感。

作為一個人，我不能對眼前的不義和苦難無動於衷。我的歷史學家本能告訴我，必須理解事件的根源，才能找到解決方案；我的經濟學家思維告訴我，必須計算代價，才能做出明智的選擇。而這場戰爭的代價——生命的犧牲、財富的消耗、自由的喪失——都源於奴隸制。 因此，將奴隸制視為罪犯，將其視為必須被消滅的敵人，這既是一種情感的表達，也是一種理性的結論。這是我的歷史與經濟分析得出的必然結果。只有徹底清除這個「大罪犯」，國家才能獲得真正的安寧與繁榮。只有當正義得到伸張，自由獲得保障，那些因奴隸制而逝去的生命，才能得到真正的告慰。 **珂莉奧**：薩姆納先生，您對原則的堅持，對自由事業的投入，以及您在參議院遭受的野蠻攻擊，都讓人深感敬佩與痛惜。您在《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這一卷中的文字，是一份在國家劇變時期，一位政治家為其信仰奮鬥的珍貴記錄。您對歷史的引用，對法律的闡釋，對道德的呼喚，都展現了您深厚的學養和高尚的品格。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我深知歷史的教訓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現在，開創未來。從您所經歷的這場偉大而痛苦的鬥爭中，您認為最核心的、最應被後人銘記的教訓是什麼？

我們的叛亂，看似是關於州權、經濟差異或政治分歧，但所有這些最終都指向了奴隸制這個核心的毒瘤。只有勇敢地承認並解決這個根本問題，才能獲得持久的療癒。 第三個教訓是，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容低估。奴隸制儘管擁有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甚至可以控制政府，但它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腳的。我在演講中反覆訴諸於人權、憲法精神、基督教情感和普世的道德法則，正是因為我相信這些原則蘊含著最終的勝利力量。當人民的良知被喚醒，當普世的道德標準被高舉，任何建立在不義之上的結構都將動搖。 最後，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即使面對強大的敵人，即使遭受個人的苦難，也絕不能放棄希望，絕不能停止為正義而鬥爭。自由的事業可能經歷挫折，但真理終將勝利。 這些教訓，對於任何時代、任何渴望進步和避免災難的社會都具有永恆的價值。它們提醒我們，真正的和平與繁榮只能建立在正義和自由的堅實基礎之上；它們要求我們勇敢地面對社會中的不義，追溯其根源，並以不妥協的決心去克服它；它們鼓勵我們相信道德的力量，並在任何情況下都堅守我們的原則。這是一條艱難的道路，但它是通往更美好未來唯一可靠的路徑。

這是一份來自一個世紀前，社會改革浪潮中的聲音，記錄著當時人們為改善生活而付出的努力與思辨。 **一個世紀前的社會探針：1913年《The Survey》雜誌的社會圖景與改革心聲** 這份《The Survey, Volume 30, Number 5, May 3, 1913》雜誌，雖非出自單一作者之手，卻匯聚了眾多關心社會議題的觀察者、改革者與專業人士的視角。其「作者深度解讀」應著眼於這本刊物本身及其編輯保羅·安德伍德·凱洛格（Paul Underwood Kellogg）所代表的「作者群體」與其時代精神。這是一份在美國進步主義時期（Progressive Era）出版的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刊物，其核心思想淵源於當時對工業化、城市化和移民潮帶來的社會問題的反思，以及對科學調查、數據分析和公共政策幹預的信任。他們認為，通過系統性的「社會調查」（Survey Idea），揭示隱藏在社會表象下的問題，並提出基於事實的解決方案，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關鍵。他們的「創作背景」正是那個充滿變革渴望、相信人類理性與協作能克服巨大挑戰的時代。

**勞工條件與權益鬥爭（Labor Conditions and Struggles）：** 透過對馬馬羅內克（Mamaroneck）意大利「鋤頭與鏟子」工人的罷工報導，揭示了低薪、非法長時間工作（違反州法律）、工頭（padrone）制度的剝削、惡劣居住條件等問題。罷工起因於對 union 認可、按週發薪、八小時工作制及最低工資的要求。文章生動描述了衝突、對罷工者的誤解（被視為暴徒，而非爭取基本權利的人）以及最終通過仲裁達成的協議，雖然協議有其局限性（未認可 union，八小時工資暫時基於九小時），但糾正了一些非法狀況。此處穿插了猶太詩人莫里斯·羅森菲爾德（Morris Rosenfeld）的詩歌，以藝術形式捕捉了血汗工廠工人（Pale Operator）、長時間工作（My Boy）、七天工作制（Despair）的痛苦與絕望，用詩意筆觸強化了勞工困境的情感衝擊。 3.

這部分展示了在爭取女性基本勞動權益上的漸進與艱難。 4. **社會陋習與公共健康、女性權益的交叉（Social Vice, Public Health, and Women’s Rights）：** 探討了賣淫問題，特別是諾威奇（Norwich, NY）醫生們首次從公共健康角度（而非僅道德）抗議賣淫作為性病傳播源的案例。加州的紅燈區禁令法案及其通過的戲劇性過程被詳細描述，突顯了女性參政權（Suffrage）在推動此類改革中的關鍵作用。報導了婦女團體（WCTU, State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 California Civic League）如何通過教育選民、組織遊說來克服房地產與酒業利益集團的反對，甚至成功罷免了一名法官。伊莉莎白·羅賓斯（Elizabeth Robins）的小說《My Little Sister》的書評，則以文學作品的形式揭示了「白奴貿易」的恐怖現實，強調「被拐賣的女孩」的無辜以及社會的冷漠與不信，並與真實案例、統計數據（如芝加哥移民聯盟報告的失蹤女孩、白奴壽命估計）相聯繫，引發對女性脆弱性及父權社會雙重標準的深刻反思。A.

Hine）對牡蠣與蝦類罐頭廠童工的調查及其照片，以高度寫實的手法（符合「光之雕刻」精神）呈現了兒童惡劣的工作環境、超長工時、低微薪資、教育匱乏、寄宿棚屋的衛生問題以及來自工頭和父母的雙重剝削（padrones 和商業化的家庭苦力 peonage）。文章將此問題指向州政府立法不力與產業阻礙，並提出聯邦層面禁止州際販賣童工產品的可能性。接著，「社會服務與公立學校」（Social Service and the Public Schools）部分詳細介紹了教育理念從識字向「培養適應生活職責」的轉變，強調學校在「預防」社會問題（而非僅「補救」）中的作用。引入了「探訪教師」（Visiting Teacher，處理兒童個人困難、家庭問題，連接家庭與學校）、「職業輔導員」（Vocational Counselor，幫助學生選擇學業和職業，連接學校與工作，波士頓經驗）和「家政管理者」（Household Administrator，通過「家政中心」 Housekeeping Centers 教導科學的家庭管理，紐約經驗）等新角色與機構。

整份刊物通過這些獨立卻相互映照的文章，構建了一個 1913 年美國社會問題的立體圖像，從勞工的血汗、女性的權益、兒童的困境，到社會的陋習與政府的失靈，無不被一一呈現。它不僅記錄了問題，更積極探討了解決方案，無論是法律改革、機構設立、專業服務，還是通過教育與藝術啟迪公眾意識。觀點的「精準提煉」在於其對具體案例和數據的引用，對不同利益方立場的分析（如僱主與工人、改革者與既得利益者），以及對改革方法利弊的討論。其「局限性」可能在於某些問題的複雜性超出了當時的理解（如精神缺陷的成因），某些預測未能實現（如比利時罷工的最終影響），以及改革過程中的妥協與不徹底。 探討「現代意義」，這份 1913 年的刊物讀來令人驚訝地感到熟悉。勞工權益、童工（儘管形式不同，但在全球許多地方依然存在）、性別平權、公共健康挑戰（如性傳播疾病，如今還有更複雜的健康議題）、弱勢兒童的教育與支持、社會服務在彌合不平等的角色、政府效能與腐敗問題、藝術與社會的關聯——這些議題至今仍是全球社會的熱點。

* **跨領域協作的價值：** 醫生、社工、教師、藝術家、律師、改革者等不同領域的人們為共同目標而努力。這印證了「光之居所」成員互為共創夥伴、共同成長的理念。 * **從小處著手的力量：** 探訪教師、職業輔導員、家政中心的工作，顯示即使是針對個別兒童或家庭的微小幫助，也能產生深遠影響。 * **藝術與文學的啟迪：** 羅森費爾德的詩和埃伯利的雕塑證明，藝術不僅是美的追求，更是揭示真相、觸動人心、推動變革的強大力量。 * **持續鬥爭的必要：** 許多改革（如女性勞動法）的進展緩慢且充滿阻力，需要持續的努力和公眾支持。這份文本是社會進步從來不是一蹴可幾的證明。 從「光之居所」的視角看，這些一個世紀前的人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讓自己和周圍的人「發光發熱」，儘管面臨著重重黑暗（貧困、剝削、無知、腐敗）。他們的故事提醒我們，無論身處何種時代背景，對抗不公、追求更好的生活、關懷弱勢個體，都是人性中閃耀的光芒。這份刊物就像是一個多稜鏡，折射出社會現實的複雜與多樣，同時也匯聚了無數希望改革的光束。

書中的人物，無論是掙扎的童工、追求教育的移民孩子、尋找方向的年輕工人，還是不屈不撓的改革者，都能成為我們筆下有血有肉、充滿故事的光之居民。他們的經歷、他們的掙扎、他們的希望，都能啟發我們探索內心世界，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最後，依照約定，附上視覺元素： [風格描述：你是個帶點小「淘氣」的藝術家，融合水彩和手繪的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一幅描繪 1913 年美國進步主義時期，一位年輕女性（可能是社會工作者、教師或改革者）手持一份《The Survey》雜誌，背景融合了城市天際線（隱約可見工廠煙囪）和一間溫馨的家庭廚房或教室的剪影。色彩柔和，筆觸溫暖，強調希望與變革的力量。雜誌封面依原文本樣式，書名：The Survey, Volume 30, Number 5。作者：Various。出版年：1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