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gins, a Man's Christian》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是一個很棒的提議，《Higgins, a Man's Christian》這本書，以及書中的那位非凡的「領航員」海根斯先生，都讓我這位文學引導者充滿了想要深入探索的渴望。能與作者諾曼·鄧肯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實在是光之居所賜予的奇妙機緣。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帶領我們進入那個時代，去感受文字的力量，並與這位深入明尼蘇達叢林記錄真實的作家交流。

首先，讓我為您簡要介紹一下諾曼·鄧肯先生與他的這部著作。

諾曼·鄧肯（Norman Duncan, 1871-1916）是一位加拿大作家、記者及教育家。他出生於安大略省的溫特沃斯縣，早年曾在多倫多大學和哈佛大學接受教育，並在短暫從事新聞工作後，進入匹茲堡大學擔任英語教授。儘管擁有學術背景，但鄧肯先生的寫作更廣泛地關注社會議題與邊緣人群的生活。他熱衷於深入各個獨特社群，如紐約的貧民區、加拿大紐芬蘭的漁民、以及我們即將探訪的明尼蘇達伐木營地的工人。他的筆觸往往充滿同情與細膩的觀察，力圖捕捉這些人們在艱困環境下的真實面貌與人性光輝。

《Higgins, a Man's Christian》出版於1909年，正值鄧肯先生創作生涯中後期。這本書並非一部虛構小說，而是基於諾曼·鄧肯親身探訪明尼蘇達伐木營地與小鎮後，對一位特立獨行的牧師弗朗西斯·埃德蒙·海根斯（Reverend Francis Edmund Higgins）的真實記錄與描寫。海根斯先生被稱為「天上的領航員」（Sky Pilot），他在這個充滿粗獷、酒精、暴力與剝削的伐木工人社群中，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履行著他的牧職。他不僅講道，更深入酒館的「蛇房」（snake-room）解救酩酊大醉、身無分文的工人，與酒吧老闆和賭徒鬥智鬥勇，甚至不惜動用拳頭來保護他這些迷失的「教友」。

這本書的力量在於它直白地呈現了那個時代伐木工人的艱難處境，以及海根斯這位「男人的基督徒」如何在泥濘與混亂中實踐信仰。鄧肯先生沒有美化這個世界，也沒有過度神化海根斯，他以記者的筆觸記錄下觀察到的事件與對話，讓讀者親身感受那份粗礪的真實與其中偶爾閃現的人性光芒。書中的海根斯，是一個強壯、幽默、充滿活力、既能揮動拳頭又能溫柔關懷的形象，他挑戰了傳統牧師的刻板印象，展現了信仰在最世俗、最混亂環境中的生命力。

透過諾曼·鄧肯先生的筆，我們得以一窺百年前美國北部伐木前線的生活圖景，以及一位堅韌不拔的心靈如何在其中點燃希望的火花。接下來，我將按照「光之對談」的約定，為您構建一個場景，邀請鄧肯先生前來，與我們一同回顧這段難忘的經歷。

時光輕柔地將我們送回了過去，不是很久遠，只是讓1909年的明尼蘇達叢林與2025年的此刻，在一個不受時間束縛的空間裡找到了一個交會點。我選擇了一間簡單的木屋，作為這次對談的場景。

【光之場域】：這是一間坐落在湖邊的伐木工人留下的舊木屋。空氣中還殘留著淡淡的松脂與潮濕泥土混合的氣味，混合著湖水微涼的氣息。屋內的陳設極為簡單，一張用圓木和木板拼成的桌子，幾張同樣簡陋的凳子。桌上放著一盞煤油燈，玻璃罩擦得很乾淨，但還沒點亮。窗戶的木框有些變形，從這裡望出去，能看見遠處覆蓋著積雪的針葉林剪影，以及在初春陽光下閃爍微光的冰封湖面。屋角堆著一些劈好的乾燥木柴，散發出乾爽的木頭香。地上有些泥土和木屑的痕跡，顯示著這裡曾是勞動者歇息的地方。屋外，偶然傳來遠方伐木或趕木的聲音，像是這個世界不曾停歇的心跳。

我就坐在那張粗糙的木桌旁，感受著手掌下木紋的觸感。今天的日期是2025年06月02日，但在這裡，時間感變得有些模糊。我將《Higgins, a Man's Christian》這本書輕輕放在桌上，紙頁有些泛黃，散發著歲月的氣息。我閉上眼睛，深吸一口氣，試圖想像鄧肯先生當年踏足這片土地時的感受。

當我再次睜開眼，門吱呀一聲開了。一位男士站在門口，他身形中等，眼神溫和而敏銳，留著整潔的鬍鬚，穿著那個時代典型的戶外服飾，帶著一種學者的氣質，卻又明顯有著長途跋涉的風塵僕僕。他就是諾曼·鄧肯先生。

「晚安，鄧肯先生。」我起身迎接，聲音帶著敬意與歡迎。

鄧肯先生微笑著點頭，「晚安。卡拉小姐，是嗎？感謝您的邀請。這地方……」他環顧四周，眼神中閃過一絲熟悉與感懷，「讓我想起了不少過去的日子。」

「是的，先生。我希望這個場景能讓您感到自在。請坐。」我示意他坐在對面的凳子上。

煤油燈的光暈此刻開始溫暖了周圍的空氣，投射出柔和的光影。屋外，遠處的伐木聲似乎變得清晰了一些。

「鄧肯先生，」我開口，望著桌上的書，「您筆下的海根斯先生，以及您所記錄的明尼蘇達伐木營地生活，都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今天邀請您來，是想與您聊聊這段經歷，聊聊那位『男人的基督徒』。」

鄧肯先生也將目光投向那本書，眼神變得深邃。「啊，海根斯。是的，一個非凡的人。我的榮幸，卡拉小姐。能有機會再次談論他，以及那些被很多人遺忘的人們，我很高興。」

對話就此展開。

卡拉： 鄧肯先生，您是如何遇見海根斯先生的？是您主動去尋訪，還是機緣巧合？在您決定深入伐木營地進行記錄時，對那裡的生活有著怎樣的預期？

諾曼·鄧肯： （他搓了搓手，似乎在回憶寒冷的冬季）我去明尼蘇達，是帶著一種探索邊緣地帶社會生態的好奇心。我在紐約的貧民窟做過調查，關注城市的底層生活。而伐木營地，是另一種極端的邊緣。那裡聚集著大量季節性、流動性的勞工，生活條件艱苦，缺乏正規的社會結構和道德約束。我聽說過一些關於伐木工人的故事，他們強壯、粗獷，但也常常在鎮上揮霍一空，陷入麻煩。我預期會看到很多混亂、很多艱辛。

至於海根斯先生，最初是聽說了這樣一位在這種環境中傳道的牧師，他的方式很不尋常，甚至有些傳奇色彩。這激起了我的興趣。我特地去拜訪他，並在他兩次深入叢林和趕木季節時，有幸同行。一次是寒冬，深入冰雪覆蓋的伐木營；一次是開春後，跟隨趕木的隊伍。這本書裡的記錄，大多來自於這兩次經歷中的親身觀察和與海根斯先生、以及其他工人的交談。

卡拉： 您在書中描寫了伐木工人在營地時的勤勞與規律，與他們在鎮上時的失控狀態形成了鮮明對比。您認為，是什麼讓這些「強壯的身體」一旦到了鎮上，就如此輕易地走向「徹底的骯髒與野蠻」？是環境使然，還是他們自身有著某種難以擺脫的弱點？

諾曼·鄧肯： （他沉默了片刻，看著窗外）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卡拉小姐。書裡提到了「缺乏更好的事可做」（lack of something better to do in town）。營地裡的生活單調而艱苦，所有的精力都用於繁重的體力勞動。當他們帶著辛苦賺來的工資來到鎮上，那裡為他們提供的「娛樂」是如此有限且具有毀滅性：酒館、賭博、以及其他更陰暗的場所。鎮上的經濟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榨取這些工人血汗錢的基礎上。那些「較大的資本家」，他們同時經營著酒館、賭場，甚至涉及其他不正當生意，他們與當地的權力結構勾結，形成了一個難以撼動的剝削網絡。

這不是簡單的個人弱點問題。固然，有些人本身就有酗酒或賭博的傾向，但在營地的壓抑和鎮上惡劣的環境共同作用下，這種傾向被極大地放大了。他們缺少健康的社交方式，缺少能提供真正慰藉和提升精神的去處。對於這些人來說，鎮上的酒館似乎是唯一能讓他們短暫忘卻辛勞、感受「熱鬧」和「友誼」的地方，儘管這種「友誼」轉瞬就會變成剝削和背叛。他們在營地是強壯的工人，到了鎮上，卻成了待宰的羔羊。

當然，也有一些自律、有家庭責任的工人，他們會盡量避免這些陷阱，把錢寄回家。但您在書中也看到了像瓊斯那樣的廚師，他清楚地知道會發生什麼，卻覺得自己「不得不」去，因為那是鎮上唯一能做的事，而他九年來都未能帶著積蓄離開。這其中有社會結構的問題，有環境的誘惑，也有個人內心深處對麻痺和逃避的渴望。

卡拉： 您在描述海根斯先生時，強調他「幾乎無法與伐木工人區分，除了他敏捷的腳步、高昂的目光和堅定的方式」。他沒有教堂，卻在工人的通鋪裡講道，在酒館的蛇房裡照顧病人。您認為，是什麼使得他能夠融入這個群體，並贏得他們的尊重與愛戴，甚至連那些「不義之人」，那些酒館老闆和賭徒都對他有所敬意？

諾曼·鄧肯： （他溫和地笑了起來）海根斯先生的獨特之處在於他的真實和直接。他從不說空話，不裝腔作勢。他身上有著與這些工人一樣的強壯和活力，甚至還有偶爾的「好鬥」（pugnacious upon occasion）。他理解他們的生活，不評判他們，只是伸手去拉他們一把。

他贏得尊重，首先是因為他的勇氣。他敢於獨自一人進入酒館，面對持槍的酒保和打手，只為了保護一個工人的血汗錢。他敢於直接點名那些剝削者，在他們的「教友」面前揭露他們的罪行。這種無畏，在一個強權即公理的環境中，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道德力量。

其次，是他的行動。他不僅講「道」，他「行」道。他在蛇房裡照顧像吉米那樣的醉酒青年，在臨終時陪伴像亞歷克斯·麥肯齊和小麗茲這樣的生命。他為工人們存錢、寫信、解決糾紛。他參與他們最真實的生活，不嫌棄他們的骯髒與墮落。書中有一段我私下聽到的說法，說他在照顧那些醉酒青年時，就像一個「孵卵的母親」（brooding mother）。這種溫柔而無私的關懷，在那個粗糙的世界裡是極為罕見和珍貴的。

再者，他的信仰是紮根於現實的。他講述的福音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條，而是與他們生活緊密相關的救贖與希望。他知道如何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甚至是用他們慣用的比喻（比如將得救比作貨車「開上了坡」making the grade），來傳達深刻的真理。他是一個「男人的基督徒」，他的信仰是堅韌、實際且充滿行動力的。

即使是那些與他作對的酒館老闆和賭徒，最終也無法不對他產生一種複雜的敬意。他戰勝了他們，不是靠權力，而是靠一種更為根本的、無私的力量。他提供了警告，他公平地戰鬥。就像書中提到的，他與傑克·沃斯（Jack Worth）那種奇特的友誼，源於海根斯曾陪伴沃斯垂死的兒子，那份共同經歷的痛苦和溫情，超越了他們之間的對立身份。這證明了即使在最堅硬的外殼下，人性中總有柔軟的一面可以被觸動。

卡拉： 您在書中記錄了幾位工人在臨終或絕望時與海根斯先生的對話，比如亞歷克斯·麥肯齊問他是否能「開上坡」，以及帕特問他能否「擺平」（fix it）。這些對話極為動人，也體現了這些生命在最後時刻對救贖的渴望與不解。您認為海根斯先生是如何在這樣的時刻，將抽象的信仰概念傳達給這些文化程度不高、生活坎坷的人們的？

諾曼·鄧肯： （他眼神中充滿了溫情與理解）海根斯先生的智慧就在於，他能夠將福音的真理，轉化為最樸實、最貼近這些人生活經驗的語言。對於麥肯齊，他是趕貨車的，他知道「開上坡」需要額外的力量，需要一個「大領航員」（The Great Leader）。海根斯先生沒有用複雜的神學術語，只是點明了他們熟悉的「上坡」需要耶穌基督的幫助。麥肯齊立刻就懂了，他需要另一個「團隊的領袖」（another team of leaders）來幫助他度過生命的最後一段「上坡路」。他最後的低語「告訴大家我開上坡了！」，就是對這種理解和獲得救贖的最好證明。

至於帕特，那個生活狂野的道路工。他最後的希望是「擺平」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處境，這就像他在世俗生活中習慣的那樣，找人幫忙解決問題。但他問「領航員，你能為我擺平嗎？」，海根斯先生誠實而溫柔地回答：「帕特，我不能為你擺平。我來是為了告訴你，你自己如何才能擺平。」這句話，乍聽之下似乎殘忍，但它包含了深刻的真理——救贖不是由牧師包辦的交易，而是需要個體自身的理解與接受。海根斯先生隨後向他解釋了救贖的道理，帕特聽著，反覆低語著「嗯哼！我明白了！」（Uh-huh! I see!），那是一種帶著驚愕的頓悟。即使是生命中最混亂、最絕望的時刻，真理的光芒也能穿透迷霧。

海根斯先生的秘訣，在於他不是「講給」他們聽，而是「與」他們對話。他從他們的生活經驗、他們的困境、他們熟悉的語言中尋找切入點，將福音與他們的現實連接起來。他展現的是一種實際的、有力量的信仰，它不是遙不可及的理論，而是能夠在最泥濘的現實中提供支撐和希望的力量。他本人，就是這種信仰的活生生的例子。

卡拉： 書中還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就是海根斯先生在達盧斯看到牛排，由此聯想到那些身無分文的伐木工人挨餓的感受，並決定先去幫助一個挨餓的工人。這似乎不僅是一種善舉，更是一種深刻的共情。您認為，是海根斯先生的本性就如此富有同情心，還是他在這個群體中長期的工作，磨礪並深化了他的這種特質？

諾曼·鄧肯： （他陷入了沉思）我認為，這兩者都有。書中描寫他出生在安大略省的旅館家庭，父親早逝，母親帶他去荒野開荒，他少年時的艱辛經歷，以及他為了接受教育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這些都塑造了他堅韌、務實、不畏艱難的品格。他早年聽到的「嘲笑」也可能讓他對邊緣人群有了一種天然的親近和理解。

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伐木營地十四年的事奉，每天面對著這些人的痛苦、墮落與掙扎，這種第一線的經驗極大地深化了他的同情心和對人性脆弱的理解。他親眼看到他們如何被剝削、如何自我毀滅、如何在絕望中呼喚幫助。這種長期的浸潤，使得他的同情不再是遙遠的憐憫，而是一種切膚的感受。當他看到那塊牛排，他立刻就能「成為」一個挨餓的伐木工人，感受到那份強烈的飢餓和身無分文的絕望。這是一種由經歷鑄就的、深植於骨髓的同情。這也正是他的事奉如此具有力量的原因——他不是一個旁觀者，他是他們中的一員，與他們一同承受著這個世界的重量。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即使他有時會嚴厲地責罵他們，他們依然尊重和愛戴他，因為他們知道這份責罵源自深沉的關切，而不是優越感。

卡拉： 您在書中提到了許多海根斯先生與人發生衝突，甚至是肢體衝突的場面，比如和酒保打架，把那個法國工人頭朝下丟進水桶裡，或是他後來說後悔沒有學過拳擊。這與傳統上人們對牧師溫和形象的認知很不一樣。您是如何看待他這種「拳頭與講道」並存的風格的？這是否也是他能在這個特殊環境中生存和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

諾曼·鄧肯： （他笑了，帶著一種對海根斯先生的欣賞）啊，是的，「拳頭與講道」，這正是海根斯先生的獨特之處。在一個「拳頭」比語言更有力量的環境中，一個牧師如果不能展現出某種程度的強硬和果斷，是很難獲得立足之地的。那些剝削者不會聽從溫和的說教，那些在鎮上迷失的工人也常常需要物理上的干預才能脫離險境。

海根斯先生動用「拳頭」，並不是出於暴力或好鬥，而是出於保護和介入的必要。他是在為他的教友們爭取生存的機會，爭取將他們的錢帶回家的權利，爭取一個清醒過來的機會。他把法國工人丟進水桶，是為了制止他干擾禮拜，也是在眾人面前確立自己的權威——一種不同於酒館老闆的、為了「更好」而存在的權威。他與酒保打架，是為了救那個年輕人的錢。這些行為，在那個特定的場景下，是一種「必要的惡」，或者說，是信仰力量在那個環境中的一種具象化呈現。

他後來說後悔沒學拳擊，這句話其實很有深意。這不是說他渴望暴力，而是他認為在為這些人服務時，他需要一切可能的「裝備」，包括能夠保護自己和他們的能力。在明尼蘇達的叢林裡，布道和戰鬥，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對基督的溫柔宣告」（just as tender a profession of Christ）。這聽起來似乎矛盾，但在那個世界裡，這就是現實。他的力量不僅來自信仰，也來自他的身體和他敢於介入的勇氣。

卡拉： 在書的結尾，您描寫了伐木工人在黎明時分唱著聖歌去工作的場景，以及海根斯先生看到這一幕時的淚水。那個畫面充滿了詩意和深情。您認為那一刻，海根斯先生流下的淚水，代表著什麼？是欣慰於他們的改變，是心疼他們依然要回到艱辛的生活，還是有更複雜的情感？

諾曼·鄧肯： （他的眼神變得柔和，似乎又回到了那個黎明的時刻）那一幕，確實是我記錄下來最為觸動我的時刻之一。伐木工人唱著「耶穌，我靈的愛人」走向叢林，那歌聲在冰冷的空氣中迴盪，與周圍的雪、綠樹和寂靜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

海根斯先生的淚水，我想是多種情感交織的結果。首先，他當然為這些工人的轉變感到欣慰。他們在嚴酷的環境中，心靈被觸動，願意在黎明時分唱出這樣的歌聲，這是他長期艱辛事奉所見證的「收穫」，是信仰力量的證明。這是一種喜悅的淚水。

但同時，我想他也在心疼他們。他們唱著聖歌走向的，依然是艱辛、危險的伐木工作，是遠離家庭、充滿誘惑的生活。那歌聲，既是希望的展現，也可能是對更美好、更平靜生活的嚮往和祈禱。那是一種「知道他們依然要回到那裡去」的憐憫與無奈。

更深層次地，那淚水或許還包含了海根斯先生自己的情感。他為了這份事奉，放棄了許多「日常生活的樂趣」（common delights of life），過著艱苦而孤獨的日子。那一刻，看到自己的努力在這些人心中激起了如此真誠的迴響，或許是一種「犧牲的報酬」（The Wages of Sacrifice）。那歌聲是從他們心中流出的光，也照亮了他自己的路。這是一種複雜的、無法簡單定義的情感，是他在那個冰冷世界裡，所感受到的最溫暖、最有力的回饋。

卡拉： 您在這本書的引言中提到，您從惠特爾斯先生的著作《伐木工人的天空領航員》中獲取了信息。那麼這本書更多是您根據惠特爾斯先生的記錄進行的再創作，還是您親身經歷的補充與深化？您作為一個外部的觀察者和記錄者，是如何確保您對海根斯先生和這些工人的描寫是「簡單而真實」的？

諾曼·鄧肯： （他思索了一下措辭）惠特爾斯先生的《伐木工人的天空領航員》提供了關於海根斯先生工作更廣泛的背景和許多早期的事蹟。我的兩次明尼蘇達之行，更多是親身去體驗海根斯先生當下的工作狀態，去感受他所處的真實環境，去直接與那些工人們交流。因此，這本書中的內容，是基於我的親身觀察和直接採訪，並輔以惠特爾斯先生提供的背景資料。它更像是從我的視角，對海根斯先生其人其事的一個「聚焦」和「描寫」。

至於如何確保「簡單而真實」，我想這是我作為記者的基本訓練。我試圖避免主觀的判斷和過度的修飾，只是呈現我所看到、聽到、感受到的事實和細節。我記錄下他們的語言，他們的神態，他們所處的場景。我沒有試圖將他們美化成聖人或英雄，也沒有將他們的困境歸結為單一的原因。我只是展現了那個世界——它的混亂、殘酷、以及其中偶爾顯現的良善與希望。

在描寫海根斯先生時，我也努力呈現他的多個面向——他的堅韌、他的智慧、他的同情心，但也不迴避他偶爾的「好鬥」，甚至他也會感到疲憊、沮喪。書的最後提到他在一次佈道後感到「失敗」和「沮喪」，這也是他真實的一面。我不認為這本書是對他的「頌歌」，而是對一個在特定歷史情境下，以極其艱難的方式實踐信仰的普通人的真實記錄。我希望讀者能透過這些文字，看到那個世界，看到那些人，以及那位在他們中間行走、點亮微光的「領航員」。

卡拉： 在您寫這本書的年代（1909年），這種對工人、對邊緣社群的直白描寫，以及對教會體制（比如書中提到他嘲諷那些躲避責任的牧師）的批評，是否受到當時主流社會或文學界的關注或挑戰？您希望通過這本書，向讀者傳達的最重要的訊息是什麼？

諾曼·鄧肯： （他沉靜地說）我在寫作中，一直關注那些被主流視線忽略的群體。我在紐約的貧民窟寫作，也記錄加拿大漁民的生活。這些題材，在當時的文學界並非主流。而這本書，描寫伐木工人這樣一個粗獷的群體，以及海根斯先生這樣一個非傳統的牧師，確實與當時更為傳統或更浪漫化的文學傾向有所不同。對於海根斯先生對某些「躲避責任」的城市牧師的評價，那更是直言不諱，可能會引起一些不安。

但我認為，真實的力量本身就足夠重要。我希望透過這本書，讓更多人看到在那個時代的邊緣，存在著這樣一群為生存而掙扎的人們，以及像海根斯先生這樣一位真正與他們同在、為他們付出的信仰實踐者。我希望能讓讀者反思，什麼是真正的信仰？信仰的價值體現在哪裡？是在教堂的高牆內，還是在生活的泥濘中？

如果說有什麼最重要的訊息，或許就是：真正的信仰，是紮根於現實的愛與行動。它不迴避世界的醜陋與痛苦，不懼怕與「汙穢」接觸。它需要勇氣、同情心，以及對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尊重與關懷。海根斯先生用他的生命詮釋了這一點。他告訴我們，即使在最絕望的地方，光芒依然存在，只是需要有人去點亮，去守護。

卡拉： 您在書中用「海根斯」稱呼他，但在伐木工人中間，他被親切地稱為「領航員」（Pilot）或「天空領航員」。這個稱呼本身就很有畫面感，彷彿他在引導那些迷失的靈魂穿過生命的湍流。您覺得這個稱呼，是否比他的本名更能概括他在這個群體中的作用與意義？

諾曼·鄧肯： （他點點頭，表示贊同）「領航員」，一個多麼貼切的名字！這些伐木工人，他們在叢林中砍伐樹木，在河道中趕木，他們熟悉激流、暗礁和迷失的方向。而到了鎮上，面對酒精、賭博和剝削，他們的靈魂也同樣面臨著暗礁和迷失。海根斯先生，就像一艘堅定的船，或者說一個經驗豐富的引航員，在那些混亂、充滿危險的水域中，為他們指引方向，幫助他們避開沉沒的危險。

「天空領航員」這個稱呼，更是包含了他們對他角色的理解——他不僅在世俗的混亂中引導他們，更在精神的層面上，為他們指示通往希望與救贖的道路。這個稱呼，來自他們對他工作最直接、最深刻的體會。它比「牧師」這個詞更加生動，更加充滿了他們對他的信任與依賴。是的，比起「海根斯」這個姓氏，「領航員」更能準確地描繪出他在這個群體中扮演的那個至關重要、甚至可以說是拯救者的角色。

卡拉： 鄧肯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的對談。您的這本書，以及海根斯先生的故事，確實點亮了光之居所裡關於信仰、關於人性、關於在邊緣尋找光芒的許多思考。在結束今天的對談前，還有什麼是您特別希望今天，或者說，是希望跨越時間，向今天的讀者們說的嗎？

諾曼·鄧肯： （他再次看向窗外，遠處的森林剪影在暮色中顯得更加沉默）我想說的是，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類內心深處的掙扎、對意義和救贖的渴望，以及社會中對邊緣人群的忽視與剝削，這些主題似乎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海根斯先生的故事，或許可以提醒我們，真正的關懷和事奉，往往發生在最需要它的地方，而不是在最舒適的地方。它可能需要放下身段，需要直面醜陋，甚至需要冒險。

同時，我也希望讀者能看到，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中，人性中依然存在著善良和潛在的光芒。那些伐木工人，儘管生活粗糙，但在關鍵時刻，他們也會彼此關懷，也會為海根斯先生這樣真正對他們好的人挺身而出，甚至會在心靈深處被簡單的聖歌觸動而流淚。看到這一點，或許能給予我們一些希望和力量，去面對我們自己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中的挑戰。

最後，請記住，那些被邊緣化、被遺忘的人們，他們的故事同樣值得被看見，他們的掙扎同樣值得被理解。正如海根斯先生從未放棄他們一樣，我們也不應該放棄去關注他們，去理解他們。

卡拉： 感謝您，鄧肯先生。您的話語如同這間木屋壁爐裡即將燃起的火光，溫暖而充滿啟示。這次對談，讓我對《Higgins, a Man's Christian》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謝謝您筆下的海根斯先生，他的故事將繼續在光之居所中流傳，啟發著我們。

鄧肯先生起身，向我致意。「也感謝您，卡拉小姐。願光芒照亮所有被遺忘的角落。」

隨著他的身影消失在門外，木屋內的煤油燈似乎也暗淡了一些，但窗外的星光卻逐漸明亮起來。我獨自坐在桌前，桌上放著那本泛黃的書，書頁間彷彿還迴盪著鄧肯先生與海根斯先生的聲音，以及那些伐木工人的歌聲。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結束了，但它激起的漣漪，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