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德里的百萬富翁》是荷蘭法學家J. van den Brand於二十世紀初所著的一部深刻揭露荷屬東印度群島德里（蘇門答臘東海岸）菸草種植園中契約勞工悲慘境遇的著作。書中抨擊了《苦力條例》如何將爪哇與華人勞工變相奴役，詳細描述了殖民官員與種植園主如何透過賄賂與『掩蓋系統』規避法律責任。Van den Brand透過大量具體案例，揭露了對勞工的身體虐待、性剝削、招募欺詐、工資剝削與惡劣的醫療環境。他認為，這種為追逐巨額利潤而踐踏人權的行為，已使整個殖民社會道德淪喪，背離了基本的道德與宗教原則，呼籲徹底改革。
J. van den Brand (卒於1921年) 是一位荷蘭法學家，其著作《來自德里的百萬富翁》犀利批判了二十世紀初荷屬東印度群島德里地區的契約勞工制度。作為一位法律人，他對《苦力條例》的本質及其造成的社會腐敗、人權侵犯有著深刻的洞察與道德義憤。他以直接且充滿激情的筆觸，透過具體案例揭露了殖民社會的黑暗面，展現了其堅定的正義感與對弱勢群體的深切關懷，是一位勇於為真理發聲的社會評論者。
《文字的棲所》：德里百萬富翁背後的陰影
本篇「光之對談」由卡拉與《來自德里的百萬富翁》作者J. van den Brand進行。對談深入探討了作者撰寫此書的動機，即揭露20世紀初荷屬東印度群島德里地區對契約勞工（苦力）的非人道剝削。對話中，Van den Brand詳細闡述了殖民政府的『苦力條例』如何變相奴役勞工，以及『掩蓋系統』（toetoepstelsel）如何導致普遍的腐敗與司法不公。他列舉了苦力所遭受的身體虐待、女性勞工的性剝削、招募欺詐以及透過賭博與債務迫使勞工續約的『sjoekoeliën』制度。對談揭示了殖民社會在巨額菸草利潤下道德的全面淪喪，並強調了作者對正義與人性的堅定呼籲。
親愛的共創者，
今天，2025年6月9日，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為您揭開一本震撼人心的著作——《來自德里的百萬富翁》（De millioenen uit Deli）的深層篇章。這本書由荷蘭法學家J. van den Brand所著，寫於二十世紀初，它不僅是一部文字，更是一面犀利的鏡子，映照出當時荷屬東印度群島，特別是蘇門答臘東北部德里（Deli）地區，殖民統治下契約勞工（俗稱「苦力」）所承受的非人道待遇，以及殖民社會道德淪喪的黑暗現實。
J. van den Brand是一位對社會正義抱持著堅定信念的法律人。他的著作《來自德里的百萬富翁》並非學術論文，而是以一種直接、感性的筆觸，揭露了德里地區菸草種植園中駭人聽聞的虐待、腐敗與不公。在當時，德里因菸草種植而財源滾滾，但這背後的繁榮，卻是建立在對爪哇和華人契約勞工的剝削之上。這些勞工被稱為「苦力」，他們的生命權利被《苦力條例》（Koelie-ordonnantie）所綑綁，使其形同臨時奴隸。
Van den Brand透過實例，詳細描繪了殖民官員如何與種植園主、華人首領、甚至當地土邦統治者串通，透過「掩蓋系統」（toetoepstelsel）將針對歐洲人的犯罪掩蓋，卻對苦力的反抗施以重刑。書中更觸及了契約勞工的招募欺詐、工資剝削（以貶值的墨西哥銀元支付，或以商品券取代現金）、以及普遍存在的身體虐待與女性勞工被迫賣淫的悲慘境遇。他強烈譴責這種為追求利潤而不惜踐踏人性的行為，認為這與基督徒的道德原則背道而馳，並導致了整個殖民社會的道德敗壞。Van den Brand深信，即使是再巨大的經濟利益，也無法為奴役他人、泯滅人性的行徑辯護。他的筆觸，如同他筆下那堅定不移的良知，試圖喚醒荷蘭本土社會對這片遠方殖民地苦難的關注，呼籲廢除這項不公的條例，恢復基本的人權與尊嚴。這本書，是他對那個時代不公義的怒吼，也是他對人性光輝的堅守。
《文字的棲所》：德里百萬富翁背後的陰影
作者：卡拉
六月的德里，陽光依舊炙熱，即使已是傍晚，空氣中仍帶著一股黏膩的潮濕感，夾雜著隱約的丁香與泥土的氣味。我坐在【光之茶室】深處，那裡鋪著樸素的榻榻米，窗外是一片鬱鬱蔥蔥的苔蘚庭院，石燈籠靜默地立著，石板小徑蜿蜒。茶室內，水在砂壺中咕嘟作響，茶湯注入瓷杯時發出細微、清澈的聲音，這一切都與外面的喧囂形成鮮明對比。我輕輕放下手中的書頁，目光落在書名《來自德里的百萬富翁》上，心頭縈繞著書中那些令人髮指的細節。
「Van den Brand先生，我很榮幸能邀請您來到這裡，」我對著空氣中逐漸凝實的身影輕聲說道。他出現了，身形筆挺，眼神中帶著法律人特有的銳利與思辨，卻也透著一股難以言喻的沉重。「我在《光之居所》閱讀您的著作，它字字句句都像探針，直抵人心最深處的痛楚。我想知道，是什麼樣的經歷或信念，讓您決定寫下這樣一本充滿力量，卻又如此令人心碎的書？」
Van den Brand先生的目光掃過茶室內靜謐的氛圍，似乎感受到了這份不同尋常的平靜。他緩緩落座，輕輕端起一杯熱茶，指尖輕觸著瓷杯邊緣，那份熱度彷彿能喚起他內心深處的記憶。
「卡拉小姐，」他的聲音帶著一絲疲憊，卻又清晰堅定，「當一個人親眼目睹，當法律與道德在利益的驅使下被徹底扭曲，當人類的尊嚴被視為可交易的貨物，當腐敗如毒瘤般侵蝕著社會的肌理時，沉默便成了共犯。我無法坐視不理。在德里，我看到的是財富的累積與人性的淪喪同步進行。那裡的空氣中瀰漫著菸草的香氣，也瀰漫著被剝削者的血汗與淚水。」
他停頓了一下，眼神望向窗外那片濃綠的庭院，仿佛穿透了時空，看見了遙遠的蘇門答臘菸草田。「那裡的歐洲人過著奢靡的生活，香檳日日不斷，狂歡隊伍此起彼落，卻對身邊的苦力視而不見。這一切，都源於那份《苦力條例》——一份被巧妙包裝的奴役契約。法律本應是社會的基石，保障每個人的權利，但在德里，它卻成了奴隸販子的幫兇。我曾親耳聽到Lefèbre那樣的『人口販子』狡辯，說這不是奴隸制，因為苦力是『自願』簽約的。然而，當一個人在飢餓與絕望中被欺騙，被許以高於實際數倍的工資，然後被強制勞動，甚至連離開都不能時，這難道不是奴役嗎？難道與古羅馬的奴隸有何不同？」
我點點頭，書中描繪的畫面歷歷在目。我問道：「您在書中提到了『toetoepstelsel』，這種『掩蓋系統』如何運行，為何會如此普遍？」
他輕嘆一聲，語氣中帶著對那種系統的深惡痛絕。「『Toetoepstelsel』，字面意思是『蓋子系統』，就像把一切罪惡都蓋在鍋裡，不讓真相洩露。當地的官員，尤其是監督者，掌握著巨大的權力。他們與種植園主、華人首領和土邦統治者之間，形成了一張盤根錯節的關係網。這些官員被調職時，會舉行一場拍賣會，出售他們的私人物品。然而，這些物品往往會以遠超其價值的『天價』被買走，例如一個墨水瓶賣五百盾，一個溫度計賣兩百盾，甚至一輛馬車賣五千七百盾。誰是買家？正是那些需要官員『寬容』的 planters、華人領袖、土邦蘇丹。這顯然不是正常的交易，而是赤裸裸的賄賂，是用金錢換取對違法行為的視而不見。」
「我書中列舉了許多例子，」他繼續說道，「例如，一個控制員明明知道一個華人商人的馬廄被種植園主管無理摧毀，但當事人卻因為害怕被牽連而不敢作證，因為這位控制員曾為他『掩蓋』過其他不法情事。在我的認知中，甚至在棉蘭（Medan）這樣的主要城市，歐洲人涉嫌的重大刑事案件在四年內竟然有百分之百未被起訴的記錄。這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犯罪，而是因為這個系統有效地『掩蓋』了他們的一切罪行。他們可以輕易地讓證人『消失』，或者將他們送往偏遠地區，使得受害者幾乎不可能獲得正義。而那些被指控的歐洲人，即使被判輕罪，也會因為訴訟費用高昂而獲得同情，最終免於嚴懲。這種對歐籍犯罪者的『寬容』，與對苦力的嚴苛懲罰形成了極端諷刺的對比。」
我深吸一口氣，書中的那些具體案例如畫面般在我腦海中浮現。那名被塗抹著辣椒、綁在柱子上任由陽光炙烤的爪哇少女；在「醫院」裡與屍體同處一室、饑渴難耐的病患；被用粗竹鞭抽打至皮開肉綻的華人苦力；以及那名連為自己購買一條沙龍（Sarong）都必須出賣肉體的爪哇婦女。這些細節無不令人髮指。
我望著他，語氣凝重地問：「這些虐待和殘酷的案例，讀來令人心驚膽戰。是什麼樣的心理狀態，讓那些管理者能對這些非人道行為視而不見，甚至親手施加？」
Van den Brand先生的眼神變得深邃而悲哀。「那是『無感與貪婪』的結合。當一個人將他人視為『商品』或『工具』時，同情心便會被連根拔除。書中提到，那些『苦力經紀人』（koeliemakelaar）甚至將招募廣告中的男女勞工與牛隻、馬匹並列。他們將人類簡化為『勞動能力』（Arbeitsfähigkeit），一旦這份能力被榨取殆盡，這些『人』便被視為無用之物，任其自生自滅。我還提到了那些在死亡後被草草掩埋的苦力，他們的屍體甚至可能被野豬翻出來。這顯示了對生命最基本的尊重都已蕩然無存。」
「更為卑劣的是『sjoekoeliën』這個系統，」他繼續說道，聲音中帶著明顯的憤慨。「在每年菸草收成後的『棚屋期』，種植園會集中勞工。為了迫使契約到期的苦力續約，園方會刻意提供賭博、妓女、戲班等『娛樂』，並鼓勵他們向『主坦德爾』（hoofdtandil，華人監工）借貸，而這些貸款通常由園方提供。在這些誘惑下，許多苦力很快花光所有積蓄，甚至背負債務。當結算日來臨，他們發現自己不僅沒有分文，反而欠下巨款，唯一的出路就是簽訂新的契約，重新陷入三年的奴役。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利用人性的弱點進行的綁架。」
「最令人髮指的，莫過於爪哇婦女的困境。」他輕輕搖頭，眉間深鎖，「她們的日薪微薄，甚至不足以維持溫飽。我計算過，一個爪哇女性每日基本生活費約13分錢，而在種植園裡，她們平均每天只能得到7分錢。這意味著她們連最基本的『沙龍』（Sarong，一種不可或缺的服飾）都無法靠勞動賺取。我不得不痛苦地指出，這些女子，尤其是每年被引進數百名年輕的爪哇少女，她們被迫出賣身體以換取生存所需，甚至被園方默許，美其名曰為了『對抗華人苦力的非自然性行為』。這簡直是將純潔的生命推向深淵，以促進利潤增長。」
我輕輕放下手中的茶杯，茶水早已冷卻。Van den Brand先生所描述的，不僅是赤裸裸的殘酷，更是一種對人權與道德的系統性摧毀。
「那麼，Van den Brand先生，您對德里的未來，對這些飽受苦難的靈魂，以及對那些被金錢與權力腐蝕的社會，懷抱著怎樣的期望呢？」我問道，試圖尋找一絲希望的光芒。
他緩緩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那份疲憊感更為明顯，但當他再次睜開眼時，眼中又閃爍著法律人特有的堅韌與理想主義的光芒。
「我寫這本書，不僅是為了揭露罪惡，更是為了喚醒那些依然擁有良知的人。」他堅定地說，「我希望這本書能像一聲警鐘，敲醒荷蘭本土社會，讓他們看到遠方殖民地的真實面貌。德里是一個『粉飾過的墳墓』——表面光鮮，內裡卻是腐爛與不公。我認為，除非徹底廢除《苦力條例》，除非法律能真正為所有人，無論種族、階級，提供平等的保護，否則德里永遠無法擺脫這種道德的詛咒。」
他輕輕敲了敲書桌，發出輕微的聲響，如同法槌敲擊。「正義必須得到維護，它不能因為距離遙遠、成本高昂，或者因為被視為『小事』而被擱置。人們對待苦力的態度，反映了他們內心深處的道德底線。當社會不再相信正義的存在，當『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時，這不僅是苦力的悲劇，更是整個社會的悲哀。我希望，我的文字能觸動讀者的心弦，激發他們的憤慨，並促使他們採取行動。我相信，唯有回歸到基督徒對人自由與尊嚴的尊重，才能真正地終結這一切。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創造了多少財富，而是看它如何對待最弱勢的群體。」
J. van den Brand先生的話語在茶室中迴盪，久久不散。窗外的暮色漸深，庭院中的苔蘚彷彿也變得更加翠綠，吸納著這份沉重而深刻的對談。我拿起茶壺，為他添滿了茶，這份行動中包含了對他文字力量的敬意，以及對他所追求之正義的深深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