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詹姆斯·J·威廉森於1911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詳細記錄了他在美國內戰期間於華盛頓特區舊國會監獄的囚禁經歷。作者以日記形式描繪了監獄內的惡劣環境、食物短缺、嚴苛管理及囚犯們的求生之道。書中也包含大量對當時社會狀況、平民遭遇的觀察，並特別為被指控的安德森維爾戰俘營指揮官亨利·威爾茲少校辯護，揭露聯邦政府拒絕交換戰俘、散佈虛假資訊的行為。這是一部從南方平民視角反思內戰真相、探討戰爭對人性與社會深層影響的重要歷史文獻。
詹姆斯·J·威廉森（James J. Williamson, 1834-1915）是一位美國內戰時期的南方同情者與見證者。他出生於馬里蘭州巴爾的摩，戰前在華盛頓特區政府印刷局工作。內戰爆發後，他回到南方，為邦聯政府印刷局工作。後為保護家人而「突破封鎖線」返回華盛頓，卻被捕並關押在舊國會監獄。戰後，他致力於還原歷史真相，特別是為亨利·威爾茲少校的冤案辯護。他的《舊國會監獄生活與內戰回憶錄》是研究內戰時期平民生活、戰俘待遇與輿論戰的重要一手資料。
本次光之對談中，珂莉奧與《舊國會監獄生活與內戰回憶錄》的作者詹姆斯·J·威廉森展開跨時空對話。對談聚焦於戰爭時期監獄內外的經濟生態，如壟斷性的「店主」與盛行的「走私」行為，揭示其作為權力對經濟侵蝕的縮影。更深入探討了威爾茲少校冤案背後的「政治審判」與「輿論戰」的成本與收益，及其對戰後社會信任與和解的負面外部性。最終，對談觸及了戰爭中普遍存在的「非人化」現象，並探討了威廉森先生晚年選擇撰寫回憶錄，堅持為真相發聲的深刻責任與內在動機，強調其作為個人對歷史的償還與對人性尊嚴的守護。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舊國會監獄深處的真相與迴聲
作者：珂莉奧
踏入歷史的迴廊，我珂莉奧總是能從時間的縫隙中，窺見文明的演進與思潮的起伏。今天，我們將穿越時光，與一位特殊的作者進行一場深度對談。他，詹姆斯·J·威廉森（James J. Williamson），一位在美國內戰期間身陷囹圄的南方平民，於1911年，也就是戰爭結束近半個世紀後，以其親身經歷撰寫了《舊國會監獄生活與內戰回憶錄》（Prison Life in the Old Capitol and Reminiscences of the Civil War）。這本回憶錄不僅僅是他個人受難的記錄，更是一份充滿爭議與反思的歷史證詞。
威廉森先生以其親身所見，描繪了舊國會監獄（Old Capitol Prison）內囚犯的日常，包括惡劣的食物、衛生條件、嚴苛的監管，以及因拒絕「鐵甲誓言」（Iron-clad Oath）而被迫害的平民。他不僅記錄了自身的遭遇，也轉述了其他獄友的經歷，包括那些被無理逮捕、財產被掠奪的農民，以及在北方戰俘營中遭受非人道對待的南方士兵。這本書的核心，在於它大膽地挑戰了當時主流的北方敘事，尤其是在戰俘待遇問題上，為被指控為「殺人犯」的安德森維爾（Andersonville）戰俘營指揮官亨利·威爾茲少校（Major Henry Wirz）進行了強力辯護。威廉森先生從歷史的脈絡中，試圖揭示在戰爭狂熱與政治仇恨下，真相是如何被扭曲，無辜者又是如何被犧牲的。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他對戰爭的經濟影響、資源的流動以及 blockade 對南方民眾生活的衝擊有著細膩的觀察。他的文字樸實卻充滿力量，字裡行間流露出對家園的深情、對正義的渴望，以及對歷史真相的執著。這本書不僅是個人回憶，更是對那個時代社會結構、權力運作與人性面貌的深刻洞察。
今天，2025年6月6日，初夏的傍晚，風中帶著一絲植物的清香。我循著威廉森先生書中那些文字的迴聲，來到一個靜謐的空間。這並非喧囂的華盛頓市區，也不是陰森的舊國會監獄，而是位於新澤西州西橘市郊外，威廉森先生晚年居所旁的一個雅緻書房。午後溫柔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深色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彷彿時間本身在此凝聚。書架上堆滿了泛黃的書卷，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窗外是一片經過精心打理的苔蘚庭院，石燈籠靜默地立著，石板小徑蜿蜒。房間內只有偶爾輕柔的翻頁聲。
威廉森先生就坐在那扇大窗邊，他那張歷經歲月洗禮的臉龐，眉宇間仍舊帶著一種堅毅。他的目光深邃，彷彿能穿透時光，看見過往的每一個細節。我輕輕走到他的對面，在一張舒適的單人沙發上坐下。
珂莉奧：威廉森先生，感謝您今日撥冗。2025年的今日，回顧您在1911年出版的《舊國會監獄生活與內戰回憶錄》，其所揭示的歷史細節與人性剖析，依舊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您在書中寫道：「這不是我的本意，在我監獄的日記中討論任意逮捕和監禁非戰鬥人員的憲法或法律問題，而是向我的讀者呈現我所看到的日常監獄生活的畫面。」然而，通讀您的回憶，我感受到您筆下對「不公」與「權力」的深刻反思。作為一名歷史與經濟學的觀察者，我尤其對您書中描繪的監獄內部「經濟生態」感到好奇。您提到，囚犯們透過「會餐」與「商販」獲取物資，甚至進行「走私」。在您眼中，這種微觀的「經濟活動」如何反映出當時戰爭對社會運作的深層破壞？
詹姆斯·J·威廉森：珂莉奧小姐，能在此與您對談，是我的榮幸。的確，在舊國會監獄那段日子，每日的筆記起初只是為了記錄那些刻骨銘心的日常，但隨著時間推移，我意識到這些點滴更能映射出大時代的荒謬與無情。您提到了監獄裡的「經濟生態」，那真是人類求生本能與體制失靈的縮影。
當時，官方提供的配給物資「品質低劣且數量不足」，那塊「鏽色的肥豬肉」和「稀如水的糖蜜」，根本難以維持生計。在這種極端環境下，囚犯們不得不自謀生路。我們的「會餐」小組便是其中一例，透過「自願捐款」的方式，指定一人擔任「財務主管」，向監獄的「店主」購買補給品。這在某種程度上，模仿了外部社會的「合作社」模式，以集體的力量應對個體的困境。但這種「合作」絕非平等，而是建立在對「店主」敲詐勒索的默許之上。他提供的商品「價格遠超市場價值」，這是一個典型的壟斷市場，在物資極度稀缺且資訊不對稱的環境下，需求方毫無議價能力，只能「出於需要而被迫服從勒索」。這就好比是戰爭時期，供應鏈被切斷後，黑市的形成，價格完全由供應方掌控，扭曲了正常的經濟秩序。
更深層次的是「走私」行為。您看，連監獄裡清除垃圾的「黑奴」查理（Charlie），都能透過「兩瓶威士忌」的報酬來運送違禁品。甚至有些「獄警」也願意「為了一點好處」參與其中。這說明了什麼？當正規的經濟通道被封鎖，當基本的人性需求被壓抑，非法的「地下經濟」就會應運而生，而「賄賂」與「尋租」成為了新的交易媒介。這種現象不僅僅發生在監獄裡，整個南方，面對聯邦軍的封鎖，也大量依賴「突破封鎖線」的貿易來維持生存。這本身就是一種極端形式的「走私」。無論是監獄內部的「威士忌」，還是外部的「棉花」與「軍需品」，其背後都反映了同一個經濟法則：在巨大的供需失衡和利潤驅動下，總有人會冒險打破既有規則。而這種打破，往往會腐蝕社會秩序，甚至模糊了正義與非正義的界線。
珂莉奧：您這番解釋，確實將監獄內的微觀經濟行為，提升到了對宏觀戰爭經濟與社會秩序的深刻洞察。您提到「走私」與「賄賂」，這讓我想起您書中描述的那些企圖「突破封鎖線」的囚犯，以及那位名叫「弗萊根海默」（Fleggenheimer）的希伯來商人，他因貨物被沒收而悲痛欲絕。這不僅僅是經濟損失，更是一種對「生存權利」的剝奪。您認為，這種官方允許的「合法掠奪」（如對南方農民財產的沒收），與監獄內部「店主」的「敲詐勒索」，本質上有何異同？它們如何共同構築了戰爭時期「權力」對「經濟」的侵蝕？
詹姆斯·J·威廉森：這兩者，本質上都是「權力」對「財富」的扭曲與掠奪，只是形式不同。外部對平民財產的沒收，如對喬治·艾爾先生（Mr. George S. Ayre）農場的毀壞，或對亨利·洛夫先生（Mr. Henry Love）旅館與農場的佔用及牲畜的屠殺，是赤裸裸的「戰爭行為」的延伸。這種行為打著「軍事需要」的旗號，實際上是為了削弱敵方，壓制反抗，同時也滿足了前線部隊的補給需求。這是國家機器在戰爭狀態下，對個體財產權最直接、最粗暴的侵犯。這在法律層面上，可以被稱為「徵用」，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演變成「搶劫」，因為它缺乏公平的補償機制，且對受害者而言，是徹底的毀滅。
而在監獄內部，「店主」的「敲詐勒索」則是一種更為隱蔽、更為狡詐的剝削。它利用了囚犯們的「必需品需求」與「行動受限」的弱點，將有限的物資以天價出售。這種剝削，看似是「商業行為」，實則是「權力尋租」。監獄管理者默許甚至縱容這種行為，因為它既可以減少官方的物資供應壓力，又可以在檯面下獲取利益。它不像外部的財產沒收那樣具有「毀滅性」，卻是一種慢性腐蝕，榨取著囚犯們最後的價值，包括他們的金錢、希望，甚至是對「公平」的信念。
兩者共同點在於，戰爭狀態下的「權力」凌駕於一切之上。無論是軍事當局還是監獄管理層，都利用其絕對的控制力，重新定義了「經濟規則」。市場失靈、法治崩潰，取而代之的是「強權」與「剝削」。這導致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均，社會財富的非正常轉移，以及最根本的人性尊嚴的踐踏。弗萊根海默的悲痛，不僅僅是金錢的損失，更是對其作為一個「商人」身份，對其「自由」與「合法性」的徹底否定。這也讓我反思，所謂的「戰爭」，它侵蝕的，不僅是疆土和生命，更是社會賴以運轉的道德與經濟基石。而這些傷痕，即便在戰後多年，依舊深深影響著一個國家的復原進程，因為信任的崩塌，往往比物質的毀滅更難重建。
珂莉奧：您對這兩種「權力尋租」的分析令人深思。這也引導我思考另一個您書中極力為之辯護的議題：威爾茲少校的案件。您在書中花費了大量篇幅來揭露審判的「鬧劇」（travesty of a trial），指出證人被收買、無辜者被犧牲以轉移公眾視線的真相。這在歷史上，是典型的「政治審判」範例。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這種「政治審判」與其背後的「輿論戰」，其「成本」和「收益」為何？對於戰後的「國家和解」而言，它又造成了怎樣的「外部性」（externality）？
詹姆斯·J·威廉森：啊，威爾茲少校！這是本書最核心的痛楚，也是我晚年執筆最重要的動機。他的案件，確實是政治審判的典型，一場旨在「煽動北方民眾的惡意情緒，維持戰爭狂熱」的表演。
要談「成本」與「收益」，首先要明確，這裡的「收益」並非經濟上的利潤，而是政治與情感上的「收益」。對北方當局而言，其「收益」是巨大的：
1. 轉嫁責任的成本效益：將安德森維爾監獄的慘狀歸咎於單一的「惡魔」（威爾茲），可以迅速轉移公眾對聯邦政府「拒絕交換戰俘」政策的憤怒。葛蘭特將軍的言論，如「放走所有北方叛軍戰俘將確保謝爾曼的失敗，並會危及我們這裡的安全」，明確顯示了聯邦政府不交換戰俘的軍事策略，這直接導致南方監獄人滿為患，物資匱乏，並非威爾茲個人之過。然而，將這份責任歸咎於一個替罪羊，成本極低，卻能換來極高的「道德高地」。
2. 維繫戰爭意志：戰後，為了維持北方民眾對南方持續的敵意，並為戰後重建與壓制南方提供「道德基礎」，一個具象化的「惡人」是必要的。威爾茲的處決，成為了一種「報復」的象徵，滿足了因戰爭創傷而產生的復仇慾望。
3. 政治勒索的籌碼：他們甚至企圖用威爾茲的性命，換取他誣陷傑佛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這是一個赤裸裸的政治陰謀。一旦得逞，將能徹底摧毀南方領導人的名譽，從而鞏固北方的政治霸權。威爾茲的日記與博伊爾神父（Rev. Father Boyle）的信件都證明了這點。
然而，這份「收益」是以巨大的「成本」為代價的：
1. 法治與正義的成本：這場審判徹底顛覆了法治原則，如證人被買通，關鍵辯方證人（如奧爾德、伊姆博登將軍）被禁止作證。這種對司法公正的踐踏，對一個立憲國家而言，是長遠的制度性傷害，會削弱民眾對法律的信任。
2. 社會撕裂的長期成本：這種基於謊言和惡意的「審判」，即便能一時滿足公眾情緒，卻在南方民眾心中埋下了更深的仇恨與不信任。它阻礙了真正的「國家和解」。正如戴維斯先生在1888年的信中所說：「偏見是否會從父親傳給兒子，因傳承而變得更堅硬？還是會被真相的充分揭示，罪行的暴露，以及無辜者的昭雪所摧毀？」這段歷史，直到我撰寫本書的1911年，依然是南北之間難以癒合的傷疤，影響了幾代人的情感連結與政治互信。
這種「外部性」是極為負面的。它製造了一個長期的「信任赤字」。當國家層面的真相被掩蓋，當個體的冤屈被無視，社會內部的凝聚力就會受到嚴重損害。它讓歷史的傷口化膿，而非結痂，導致了戰後幾十年乃至一個世紀，南北之間的隔閡依然深重。我寫這本書，就是希望為威爾茲少校，也為所有在戰爭中被誤解、被犧牲的無辜者，發出那遲來的真相之聲，即使這聲音微弱，也希望它能穿透偏見的迷霧，為真正的和解，點燃一絲微光。
珂莉奧：您提到了信任的「赤字」，這確實是「政治審判」所造成的深刻後果。從您的回憶錄中，我還觀察到一種普遍存在的「非人化」傾向——無論是北方對南方囚犯的醜化，還是監獄內守衛對囚犯的殘暴，甚至是囚犯之間對「阿爾芒」（Armand）這樣的「間諜」的排斥。這種將「他者」視為非人的心理，在戰爭中似乎被無限放大。您認為，這種「非人化」的行為模式，對於當時的社會團結和戰爭的持久性，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它是否也是一種「經濟」或「政治」工具，用來降低「道德成本」？
詹姆斯·J·威廉森：珂莉奧小姐，您觸及了一個極為敏感且核心的問題：「非人化」（dehumanization）。這不僅是戰爭的產物，更是戰爭得以持續，甚至走向極端殘酷的深層心理機制。我必須承認，這種傾向在戰爭的雙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對於北方當局而言，將南方士兵或民眾「非人化」，確實是一種降低「道德成本」的「政治工具」。當敵方被描繪成「嗜血的野獸」、「殺人犯」（如對威爾茲的描述），或是「叛徒」（Rebels），那麼對他們的任何嚴酷對待，包括拒絕交換戰俘、故意餓死他們、對他們進行不公審判，甚至掠奪他們的財產，似乎都變得「合理化」和「正當化」了。這種「非人化」的敘事，使得決策者在執行殘酷政策時，能夠減輕內心的道德負擔，同時也能有效地「團結」其內部民眾。民眾會認為，他們所面對的是一群「邪惡」的敵人，因此任何手段都是可以被接受的。這在經濟上，可以理解為一種「社會成本」的內部化——即將原本可能導致公眾反彈的道德譴責，透過「非人化」的宣傳，轉化為對戰爭的支持。
在監獄內部，這種「非人化」也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獄警對囚犯的辱罵、威脅，甚至射殺（如沃頓和史都華的例子），都是將囚犯視為「非人」的表現。囚犯的生命、尊嚴在他們眼中一文不值。而囚犯們對「阿爾芒」這樣的被懷疑為「間諜」者的排斥與冷漠，也反映了這種心理。當生命受到威脅，信任崩潰，人會本能地建立起內部的防線，將「異類」推開，即便這種排斥可能是不公的。阿爾芒的歌聲，那「低沉、悲傷卻不失旋律」的聲音，反而更凸顯了他的孤獨與被放逐。在一個充滿敵意與不信任的環境中，連同情心也變得稀有，因為它可能帶來危險。
「非人化」對於戰爭的持久性，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不僅激發了戰鬥的狂熱，也讓殘酷的行為變得「可接受」。當一個社會將其敵人視為「非人」時，它也同時在削弱自身內部的「人性底線」。這種心態的長期影響，遠比戰爭的直接破壞更為深遠。它讓戰後社會的「重建」不僅是物質上的，更是精神與道德上的挑戰。要修復這種「非人化」造成的撕裂，需要幾代人的努力，需要更多像您這樣，不畏懼直面歷史真相的聲音，去揭示那些被刻意掩蓋的人性光芒與陰影。因為只有重新看見彼此的「人」性，才能真正走向和解。
珂莉奧：威廉森先生，您的見解非常深刻。這種「非人化」的現象，確實是戰爭中最令人悲哀的側面，它不僅製造了肉體的痛苦，更腐蝕了靈魂。它讓我想到，即便在和平時期，當社會中存在「資訊壁壘」和「刻意分化」時，這種「非人化」的種子也可能在潛意識中悄然萌芽。
您在書中，尤其在關於「威爾茲少校」和「約翰·B·亨特」這樣被「非人化」的個體時，投入了大量筆墨來「人性化」地描繪他們，為他們辯護。這是一種強烈的對抗。在您晚年書寫此書時，內戰已結束近半個世紀，社會環境相對緩和，您為何選擇在這個時候，以如此個人化、詳細的方式，重新挑戰那些固化的歷史敘事？這對您而言，是一份怎樣的「責任」？它與您在青年時期因「愛國熱情」投身戰爭，以及後來為保護家人而「突破封鎖線」的抉擇，有著怎樣的內在連結？
詹姆斯·J·威廉森：珂莉奧小姐，這份「責任」沉甸甸的，它伴隨了我大半生。內戰結束時，我正值壯年，而寫書時，已屆古稀。歲月的流逝，讓我得以從更宏觀的角度審視那段瘋狂的歲月，但也同時加深了對那些被扭曲真相的受害者們的同情與悲憤。
您說得對，我年輕時投身戰爭，是出於對家園的「愛國熱情」，對「馬里蘭」這片土地的忠誠。我的祖母自愛爾蘭叛亂的風暴中來到這片土地，她們的故事從小就滋養了我對自由與抗爭的渴望。「當我心愛的馬里蘭被入侵時，我不會讓那份呼喚被忽略。」這是一種直接、本能的響應，是個人情感與集體榮譽感的交織。為保護家人而「突破封鎖線」，則是一種更為現實與沉重的抉擇，它關乎生存，關乎責任，是身為丈夫與父親的義務。這些經歷都告訴我，在混亂與高壓之下，人性的抉擇往往是複雜而矛盾的。
而當我提筆書寫《舊國會監獄生活》時，這種「責任」已從個人的求生與地域的忠誠，昇華為對「真相」的守護。我看到那些「被收買的證人」如何「口吐謊言」，將威爾茲少校塑造成一個「惡魔」，只是為了滿足公眾的惡意。我讀到「紐約自由報」如何用莎翁的戲仿詩句嘲諷「忠誠誓言」的荒謬，卻也無力改變其造成的現實傷害。這種歷史的「扭曲」，是比戰火更為陰險的傷害。它不僅讓無辜者背負罵名，更讓後人無法從中汲取真正的教訓，因為他們所見的「歷史」，是被精心編織的謊言。
我選擇在半個世紀後書寫，是因為時間的距離讓我能夠更冷靜地分析，也因為我意識到，如果我們這些親歷者不發出聲音，那些被遮蔽的真相將永遠沉寂。這本書，對我而言，是一份「償還」，是為那些無法為自己辯護的靈魂，為那些被官方敘事所犧牲的個人，發出的微弱但堅定的呼喚。它也是一種對「自由」與「正義」的堅持，即使這種堅持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顯得如此孤獨。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像一道微光，穿透偏見的迷霧，讓後人能夠看清，戰爭所帶來的，不僅是物質的匱乏，更是精神的貧瘠與道德的淪喪。唯有直面這些，我們才能真正從歷史中學到什麼，才能避免重蹈覆轍。這是我作為一個曾經的戰場參與者、一個囚犯、一個父親、一個見證者，對後世唯一的責任。
珂莉奧：威廉森先生，您對於「責任」的詮釋，以及您對歷史真相的執著，讓我深感敬佩。您的回憶錄不僅是個人證言，更是一份重要的史料，為我們理解內戰的複雜性提供了珍貴的南方視角。今天，2025年6月6日，在這段跨越世紀的對話中，我們彷彿也身處您的書房，感受著那些文字中迴盪的歷史餘溫。感謝您為我們點亮了那些被遺忘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