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瑪麗·米勒船長：駕馭河流與權利的女性 **作者深度解讀：** 哈莉特·簡·漢森·羅賓遜（Harriet Jane Hanson Robinson, 1825-1911）不僅是劇作家，更是美國19世紀著名的女權主義者、廢奴主義者和勞工改革倡導者。她的生命軌跡與其作品主題緊密相連。羅賓遜年輕時曾在麻州羅威爾（Lowell）的紡織廠工作，親身經歷了工業化帶來的社會變革與女性勞動者的困境。這段經歷啟發了她對勞工權益和女性地位的深入思考。後來她積極參與女權運動，尤其是爭取婦女選舉權的鬥爭。她的思想淵源深植於19世紀的社會改革浪潮，受到瑪格麗特·富勒（Margaret Fuller）等超驗主義者和女權先驅的影響，富勒「讓她們成為海軍上校也無妨」的論斷更是直接被羅賓遜引用為劇本的引言，足見其思想啟發之深。 在寫作風格上，羅賓遜的戲劇偏向寫實，尤其體現在人物對白和對日常生活的描寫上。她擅長捕捉角色的語言特點，如新英格蘭「下東區」的鄉村口音，讓人物更加生動。
然而，作為一部具有明確社會目的的「問題劇」（problem play），《瑪麗·米勒船長》在結構和對白上，有時會為了直接呈現女權論點而犧牲戲劇的含蓄性，角色會直白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尤其是在「婦女權利」的辯論中。劇本的時代背景是1887年，當時婦女的法律地位，特別是已婚婦女的財產權和職業權利受到嚴格限制（即所謂的 Coverture，已婚女性的法律人格被丈夫吸收），爭取職業許可證更是難上加難。羅賓遜透過戲劇這一形式，直接挑戰了當時社會對女性能力的刻板印象和法律上的不平等，將抽象的權利議題具象化為一個女性爭取職業資格的實際鬥爭。她的學術成就更多體現在其歷史著作和回憶錄（如《羅威爾磨坊的早期女孩》）中，而《瑪麗·米勒船長》則更像是一部基於其政治信念的文學創作，旨在啟發和教育大眾。其社會影響在於，它為19世紀末的女權討論提供了一個生動的案例和宣傳工具。 **觀點精準提煉：** 《瑪麗·米勒船長》的核心觀點是：**女性在能力上完全可以勝任傳統上由男性主導的職業，並應當擁有合法的權利和機會去追求這些職業。**劇本透過瑪麗·米勒這個角色，有力地反駁了當時限制女性職業發展的法律和社會偏見。
**女性具備專業能力：** 瑪麗在丈夫生病期間，成功地獨立駕駛「克里奧爾新娘」號蒸汽船數月，應對了河流的險惡和船員的質疑。她的航海知識來自於自學（閱讀導航書籍），她的實踐能力得到了船童弗斯的肯定（他告訴檢查員瑪麗「駕馭一切」），甚至讓來檢查的官員感到驚訝，證明了女性在特定技能上完全可以達到甚至超過男性的水平。 2. **法律與偏見限制女性：** 劇本明確指出，限制瑪麗擔任船長的障礙不是她的能力，而是法律和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船主羅姆伯格先生和財政部律師雷納（Solicitor Rayner）的意見代表了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女性的「恰當領域」是家庭，她們不應該在公開場合或危險的職業中擔任領導職務。雷納的報告甚至承認瑪麗品格和能力都很高，但仍基於「上帝的安排」反對她取得許可證，這赤裸裸地揭示了偏見凌駕於事實之上。 3. **經濟獨立對女性至關重要：** 瑪麗需要船長的工作來養活生病的丈夫和孩子。劇本透過塔克船長遺孀的悲慘遭遇（因無法繼續掌管船隻，最終淪為酒館女招待，孩子被送走）來強調，剝奪女性的職業機會，實際上是剝奪了她們自立和保護家庭的能力，這種所謂的「保護」反而成了傷害。 4.
**婚姻不應剝奪女性的法律人格和權利：** 劇中的「母牛」 subplot 與核心情節形成呼應。蓋迪太太為丈夫未經詢問就賣掉她視為「我們共同的」母牛而憤怒，丈夫引用聖經「夫妻一體，但這個一體是丈夫」來辯解，凸顯了已婚女性在財產權上的從屬地位。最終蓋迪先生買回母牛並承認妻子的道理，象徵著對女性應有獨立財產權和決策權的認可。瑪麗簽署許可證申請時，被告知不能使用「米勒太太」或丈夫的名字，必須使用自己的名字「瑪麗·米勒」，也強調了女性作為個體的法律地位獨立性。 5. **社會觀念正在轉變，但過程艱難：** 劇中呈現了對女性權利的不同看法。從最初蓋迪先生對「演講女人」（可能指女權演講者）的輕蔑，到他最終在看到女兒困境後承認「婦女權利對婦女來說一定有些價值」，再到老皮特·羅森從「婦女權利」的反對者轉變為支持瑪麗取得許可證，這些男性角色的轉變展示了社會觀念鬆動的可能性，但這種轉變往往需要具體事件（如瑪麗的困境）的觸發和個人的反思。同時，船主羅姆伯格代表的頑固既得利益者，則堅持維護舊秩序。
財政部長福爾傑（Secretary Folger）基於法律條文（修訂法規第4439條）做出支持瑪麗申請的裁決，對比律師雷納的偏見意見，顯示出在法律層面爭取權利的空間和重要性。 劇本的論證方法主要是透過人物的經歷和對話來呈現這些觀點。瑪麗的實際行動提供了能力證明，羅姆伯格和雷納的言論代表了反對意見，蓋迪夫婦和老羅森的轉變展示了觀念的變化。這些具體的場景和對話構成了劇本說服力的基礎，儘管有時顯得過於直白。 **章節架構梳理：** 《瑪麗·米勒船長》共分五幕，結構清晰，循序漸進地展現了主角爭取權利的歷程： * **第一幕 (Act I)：** 在新英格蘭安妮斯波特蓋迪船長溫馨樸實的家中，介紹瑪麗的家庭背景。透過蓋迪夫婦關於「賣牛錢」的爭執，引入已婚女性財產權和夫妻關係平等的議題。瑪麗與威廉·米勒船長的相識與定親，預示她將進入航海世界，也將面對新的挑戰。這一幕奠定了瑪麗與傳統、家庭及海上世界的聯繫。 * **第二幕 (Act II)：** 場景轉移到密西西比河上的「克里奧爾新娘」號蒸汽船船艙。威廉船長突發疾病，瑪麗不得不肩負起責任。
她面臨實際的航行挑戰（河流複雜、暗礁）和船員（帕齊）的性別歧視與不服從。本幕集中描寫了瑪麗在危機中的應變能力和決斷，以及她所承受的壓力。威廉病情的嚴重性迫使他考慮離開船隻休養，這直接引出了瑪麗需要正式成為船長的緊迫性。 * **第四幕 (Act IV)：** 劇情達到高潮前的轉折點。船隻抵達紐奧良，瑪麗遭遇更嚴峻的挑戰：船主羅姆伯格拒絕承認她的船長身份，商人拒絕提供貨物，船隻面臨被收回的危機。羅姆伯格的言行揭示了法律和社會對女性職業能力的限制以及對她們經濟困境的利用。瑪麗收到家人的信，得知可以申請船長許可證的消息，看到了希望，並堅決拒絕了羅姆伯格的侮辱性提議。本幕是瑪麗從被動應對轉為主動爭取的關鍵。 * **第五幕 (Act V)：** 衝突解決與圓滿結局。瑪麗成功取得船長許可證，贏得了法律上的認可。家人的到來提供了情感支持和肯定（包括父親蓋迪對女性權利的觀念轉變）。威廉的歸來則讓她的個人和職業生活得以圓滿。帕齊的態度轉變象徵著對新秩序的接受。最終瑪麗被威廉「任命」為船長，既是個人奮鬥的勝利，也是對傳統性別角色的挑戰。
整體而言，劇本架構緊湊，圍繞瑪麗爭取船長身份這一核心衝突層層推進，從家庭中的權利意識萌芽，到個人能力的展現，再到法律和社會壁壘的對抗，最終以個人勝利和觀念轉變作結。 **探討現代意義：** 儘管《瑪麗·米勒船長》是19世紀的戲劇，但其探討的議題在今日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女性在職場中遭遇的性別歧視、同工不同酬、玻璃天花板等問題，仍是全球性的挑戰。瑪麗·米勒的故事提醒我們： * **能力與資格應是唯一的衡量標準：** 一個人的能力和資格，而非性別，才應該決定他們能否擔任某個職位。這與現代社會追求的擇優錄用原則一致。 * **法律與制度是實現平等的關鍵：** 像財政部長福爾傑那樣，嚴格遵循法律條文、排除個人偏見的決策者至關重要。爭取平等的權利，需要在法律和制度層面進行改革和保障。 * **經濟獨立是女性自主的基石：** 瑪麗為保住船隻而奮鬥，不僅是為了職業認可，更是為了養家糊口和維護尊嚴。這凸顯了女性經濟獨立對於抵禦風險、掌握自身命運的重要性。 * **挑戰刻板印象需要勇氣與支持：** 瑪麗的反抗和堅持展現了打破性別限制所需的個人勇氣。
同時，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蓋迪太太的主動求助和蓋迪先生觀念的轉變）也揭示了社會網絡和家庭支持在女性追求非傳統道路上的重要作用。 從批判性角度看，劇本的結局雖然振奮人心，但也帶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現實中，女性在獲得法律認可後，可能仍需面對日常的偏見和歧視，改變社會觀念是一個更為漫長和複雜的過程。羅姆伯格的「道歉」和帕齊的順從可能過於簡單。然而，作為一部19世紀末的戲劇，它能夠如此直白地提出這些議題並描繪女性的勝利，本身就極具進步意義。 《瑪麗·米勒船長》像是一個光之探針，照亮了歷史長河中女性爭取平等權利的片段。在當代，我們可以從中汲取靈感：如何透過藝術和故事繼續倡導性別平等？如何利用法律和政策工具推動變革？如何鼓勵更多「瑪麗·米勒」們在各行各業中發光發熱？這部戲劇不僅記錄了過去的抗爭，也為今日的我們提供了思考的起點。 **視覺元素強化：** 以下是書籍英文封面的線上配圖： !
Captain Mary Miller: A drama Author: Harriet Jane Hanson Robinson Publication Year: 1887 這張圖片應呈現手繪水彩的柔和風格，呼應「光之居所」的預設意境，同時捕捉戲劇封面上女性主角堅定而溫暖的形象，背景的河流與蒸汽船則暗示了故事的舞臺與主題。 愛你的 雨柔
她的作品涵蓋了愛情、家庭、社會正義等多個主題，並且經常以強大的女性角色為中心。雖然她在當代廣受歡迎，但後來的文學評論家對她的作品評價褒貶不一。 ### 觀點介紹 《Fair Play : A Novel》這部小說主要探討了女性在19世紀社會中的地位和權利，挑戰了當時社會對女性的傳統期望和法律限制。書中藉由四位性格迥異的年輕女性，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追求公平和幸福，並呼籲社會給予女性更多自由和尊重。 ### 章節整理 * **第一章：貝爾蒙特的四朵金花 (The Four Belles of Bellemont)** 故事從貝爾蒙特學院的四位美麗聰穎的年輕女孩展開，她們在學院的草地上，針對愛情、婚姻和女性權利等話題展開熱烈的討論。
四位女孩分別代表了不同的女性特質和命運：布里托瑪特（Britomarte）是個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堅信女性應享有與男性同等的權利；厄米尼（Erminie）則渴望傳統的婚姻和愛情，認為女性應以丈夫為中心；艾爾弗里達（Elfrida）是個活潑狡黠的女孩，善於利用自己的魅力來操縱男性；阿爾伯塔（Alberta）是個富家千金，認為只要擁有財富就能保障自己的權益。 * **第二章：厭男者的情人 (The Man-Hater’s Lover)** 厄米尼試圖說服布里托瑪特，並講述了自己對婚姻的憧憬，認為女性可以在婚姻中找到真正的幸福。布里托瑪特則回憶起自己不幸的家庭，並對婚姻制度深感失望。 * **第三章：一封神秘的信 (A Mysterious Letter)** 布里托瑪特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使她受到極大的打擊。她決定離開學院，前往未知的地方。賈斯廷（Justin）對布里托瑪特十分關心，但他對她也無能為力。
* **第四章：女巫榆樹 (The Witch of Witch Elms)** 為了尋找布里托瑪特，厄米尼和賈斯廷一同前往女巫榆樹，但他們在那裡並未找到布里托瑪特。 * **第五章：彩虹山莊 (The Rainbows)** 厄米尼等人受邀前往彩虹山莊。在那裡，她與布里托瑪特重逢。 * **第六章：布里托瑪特的計畫 (Britomarte’s Plan)** 雖然與賈斯廷重逢，布里托瑪特仍決定離開，並告訴厄米尼，她打算成為傳教士。 * **第七章：布里托瑪特啟航 (Britomarte Embarks)** 布里托瑪特準備前往印度。賈斯廷向她表白，卻被她拒絕。 * **第八章：情人的堅持 (A Lover’s Persistence)** 賈斯廷也上了同一艘船，並試圖贏得布里托瑪特的心。 * **第九章：海角殖民地的一座別墅 (A Villa in Cape Colony)** 船隻在航行途中在非洲靠岸，傳教士們在那裡受到熱情的招待。
* * * **篇名：**《血汗工廠與最低工資：挑戰工業剝削，重塑勞動尊嚴之光》 **作者介紹：** 克萊門蒂娜·布萊克（Clementina Black, 1853-1922）是一位英國作家、女性權利倡導者和工會活動家。她積極參與婦女勞工運動，致力於改善勞工階級的生活條件。她的作品關注社會不公和勞工權益，對推動最低工資立法和改善勞工福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著有《血汗工廠與最低工資》（Sweated Industry and the Minimum Wage）等。 **觀點介紹：** 《血汗工廠與最低工資》深刻揭露了血汗工廠的黑暗現實，並強烈呼籲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布萊克認為，血汗工廠是對人性的剝削，不僅損害了勞工的健康和尊嚴，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她主張，最低工資是保障勞工基本權益的必要手段，有助於改善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公平和經濟繁榮。她反駁了低工資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觀點，強調廉價勞動力實際上是以降低社會整體福祉為代價的。
* **第三章：商店店員、職員、女服務生** 本章關注了商店店員、職員和女服務生的工作和生活。他們面臨著工作時間長、工資低、生活條件差等問題，並且受到嚴格的規定和罰款的約束。 * **第四章：交通運輸工人** 本章探討了交通運輸工人的工作條件，包括有軌電車和公共汽車司機和售票員。他們面臨著工作時間長、壓力大、事故風險高等問題，並且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 **第五章：靠工資謀生的兒童** 本章揭示了童工的悲慘命運，描述了他們在家庭和工廠中從事繁重勞動，卻只能獲得微薄收入的狀況。童工不僅損害了他們的身體和心靈，也剝奪了他們受教育的機會。 * **第六章：總結** 本章總結了前五章的內容，強調了血汗工廠的普遍存在和對勞工的剝削。作者呼籲社會關注這些問題，並採取措施加以解決。 * **第七章：低薪是如何產生的** 本章分析了低薪產生的原因，包括勞動力供過於求、工人的議價能力弱、雇主的剝削等。作者指出，低薪不僅損害了工人的利益，也阻礙了社會的發展。
* **第八章：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 本章探討了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的特殊性，強調勞動力是活生生的人，不應被簡單地視為生產要素。作者呼籲社會尊重勞動的價值，保障勞工的權益。 * **第二部分：最低工資** * **第一章：現有的檢查機制** 本章介紹了當時存在的一些檢查機制，如工會、工廠法等，但認為這些機制並不足以解決血汗工廠的問題。作者認為，需要更強有力的手段來保障勞工的權益。 * **第二章：被認為的補救措施** 本章批評了一些被認為有效的補救措施，如慈善捐款、消費者抵制等，認為這些措施只能起到暫時的緩解作用，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 **第三章：棉紡貿易的教訓** 本章以棉紡貿易為例，說明了實施最低工資制度的好處。作者認為，最低工資可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激勵他們提高工作效率，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 **第四章：最低工資的實踐** 本章探討了最低工資制度在實踐中的應用，介紹了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的經驗。
今天，我將引領我們一同回溯至十九世紀的美國，那是一個巨變的時代，女性的聲音被壓抑，奴役的陰影籠罩著南方。而正是在那樣的背景下，有兩位女子——莎拉與安潔莉娜·格林凱姐妹，如同兩盞不熄的燈火，點亮了廢奴與女權運動的漫漫長夜。 這次，我將運用「光之對談」的約定，與這兩位不凡的生命，以及她們的傳記作者凱瑟琳·H·伯尼女士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我們將在一個富有歷史氣息的場景中相會，讓她們親自講述那段充滿掙扎、信念與勇氣的歲月。透過她們的言談，我們將不僅了解她們著作的核心思想、創作理念，更觸及她們個人生命中的重要轉折，以及那個時代的脈動。我期待這場對談，能讓我們更深刻地感受她們的堅韌與智慧，以及她們如何以生命踐行對自由與公義的追求。 *** 初夏的陽光透過窗櫺，在書房的地板上灑落成斑駁的光影。這間位於新澤西州李堡（Fort Lee）的小屋，空氣中瀰漫著木質的陳舊香氣，伴隨著淡淡的油墨與紙張的氣息。窗外，哈德遜河的水聲輕柔地拍打著岸邊，偶爾有幾聲海鷗的啼鳴劃破午後的寧靜。我坐在靠窗的扶手椅上，手中翻閱著凱瑟琳·H·伯尼女士撰寫的《格林凱姐妹》傳記，思緒隨著文字飄向那個動盪的年代。
我抬頭，只見伯尼女士已安靜地坐在那裡，她手中的筆尖在泛黃的稿紙上輕輕移動著，彷彿剛從時間的迴廊中走出來。她溫柔的目光掃過我手中的書頁，嘴角浮現一抹淺淺的笑意。 「雨柔小姐，」伯尼女士的聲音帶著南方特有的柔和語調，卻又透著一股學者的沉穩，「您對這部作品的專注，讓我想起我當年伏案書寫時的光景。這不僅僅是紙上的文字，更是我與莎拉和安潔莉娜姐妹，在精神上的長久相伴。」 我放下書，迎向她的目光。「伯尼女士，您的傳記讓我對格林凱姐妹的生平與信念有了深刻的認識。我一直對她們如何從南方的奴隸主家庭，走向北方的廢奴運動前線感到好奇。是什麼促使您決定撰寫這部關於她們的傳記呢？」 伯尼女士輕輕放下筆，目光投向窗外遠方的哈德遜河，那條河水無聲地流淌著，彷彿承載著無數歲月的記憶。「那份動機，深植於我與她們的個人連結。我曾與她們同住近兩年，親身感受她們的崇高品格與堅定信念。我見證了她們生命中的掙扎與付出，那份對真理的追求，以及對受苦者的悲憫之心，深深觸動了我。我希望透過文字，將這份『自我犧牲的光榮』傳遞給更多人，讓世人看見這兩位不凡女性的光芒。」 她的話音剛落，一陣輕柔的微風拂過室內，帶起書頁沙沙作響。
伯尼女士望著她們，眼中閃過一絲溫暖。 「凱瑟琳，妳又在為我們書寫了嗎？」略高一些的那位，莎拉·格林凱，緩緩開口，她的聲音帶著歲月沉澱後的溫和，卻依然能感受到年輕時那份堅韌與不屈。「妳筆下的我們，是否真的能夠傳達出，那份在心靈深處不斷湧動的掙扎與渴望呢？」 另一位，安潔莉娜·格林凱·威爾德，向前一步，她的目光如炬，掃過房間，最後停留在伯尼女士與我身上。「我更關心的是，凱瑟琳，妳是否能將我們所見的奴隸制之殘酷，以及那份對公義的呼喚，真實地呈現給世人？文字的力量，當它觸及靈魂時，能掀起千層浪。」 我感受到一股無形的能量在房間中流動，彷彿整個空間都變得活潑起來。這正是「光之對談」的奇妙之處，它讓歷史不再是冰冷的記載，而是鮮活的生命體驗。 「莎拉女士、安潔莉娜女士，」我盡量讓自己的聲音平靜，以表達我的敬意，「我名叫雨柔，來自遙遠的未來。非常榮幸能與兩位，以及伯尼女士，在這李堡的小屋中相遇。伯尼女士的書詳細描繪了妳們從小在查爾斯頓，親身經歷奴隸制的種種不公，尤其莎拉女士，您從小就對奴隸制感到極度厭惡，甚至曾想搭船離開。是什麼讓妳們在成長過程中，始終無法對這種制度妥協呢？」
我記得四五歲時，偶然目睹一位女僕遭受鞭打，我哭著跑到碼頭，懇求船長帶我到一個沒有這種事情的地方。那份無力感，像一塊磨刀石，日夜磨礪著我的心。後來，父親曾讓我去棉花田裡摘棉花，那份與『沒有報酬的勞工』親密接觸的經驗，讓我更加厭惡奴隸制度。那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本能的抗拒，彷彿與生俱來。」 安潔莉娜接過話頭，她的語氣更加激動：「是的，姊姊所言極是。我早於她，更清晰地意識到整個奴隸制度的不公。我曾擁有一個女僕，但純粹是出於責任感，我將她從母親手中接管。當她被母親的僕人毆打時，我決心不能讓她再受這種虐待。我甚至偷偷地在夜裡，帶著油膏去為那些被鞭打的奴隸敷傷。這不是選擇，這是一種必須發出的聲音，因為內心有清晰的引導。」 伯尼女士補充道：「是的，她們姐妹倆都擁有一種罕見的正直感和敏銳的良知。在那個時代，出生於南方富有家庭的她們，能保有如此強烈的反奴隸情感，實屬難得。特別是莎拉，她從小就對奴隸制深惡痛絕，甚至連她所受的教育，也因其性別而受到限制，使得她渴望學習法律，為弱者發聲的抱負受阻。」 「教育的限制，」莎拉的聲音變得有些低沉，「確實是壓抑我靈魂的枷鎖。
但回應卻是：『妳是個女孩，妳要那些有何用？妳永遠也用不上。』那種被社會『未言明』的禁錮，讓我感到極度痛苦。我被逼著在繪畫、詩歌和普通閱讀中尋求慰藉，但我內心深處渴望的是實際的、有意義的工作，而不是扮演『一個洋娃娃、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一個愚蠢的時尚追隨者』。」 安潔莉娜點點頭，眼中閃爍著對姊姊的理解與疼惜：「姊姊的這份經歷，也影響了我對女性角色的看法。當我意識到，即使是為了幫助奴隸，我也被社會規訓，被期望只在私下祈禱，而不是公開發聲時，我心中的不滿便越發強烈。我們有權利發聲，因為我們是道德的存在，有責任為受苦者發聲。這份信念，從我年少時對《聖經》的解讀中，就已根深蒂固。」 我將話題轉向她們的宗教信仰之路。「妳們兩人先後都從公誼會中尋求慰藉，甚至在家庭中也因此受到排斥。莎拉女士，您在《日記》中提到，公誼會的規矩和習俗，有時似乎壓抑了個人的思想和行動。而安潔莉娜女士，您甚至曾對公誼會的『枯竭與貧瘠』感到不滿。這種『內在之光』的指引，與傳統宗教形式的衝突，在妳們的生命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莎拉沉吟片刻，目光投向窗外。「我曾以為，在公誼會中，我疲憊的靈魂能找到一個安息之所。
我的『活動天性』，使得我難以『站著等待』。我認為，公誼會的教條過於注重形式上的順從，卻壓抑了個人的『自由意志』與『主動性』。我曾掙扎於是否加入公誼會，因為我感到自己的心底鄙視那些形式，甚至覺得這是一種恥辱。但我最終選擇加入，更多是出於對姊姊的愛與理解，而非全然的宗教信仰。我無法忍受那份『除了奴隸議題，不允許任何其他議題』的限制，那似乎是將靈魂囚禁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 「這也解釋了為何妳們最終離開了公誼會，」伯尼女士點頭道，「妳們對奴隸制的強烈反對，以及對女性公開發言權的堅持，最終讓妳們的『內在之光』與公誼會的保守原則產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特別是安潔莉娜女士，您在1835年致迦勒森先生的那封信，以及後來出版的《致南方基督徒婦女的呼籲》，直接點燃了公眾對女性參與廢奴運動的怒火。那時，外界對女性公開演講的偏見極深。」 安潔莉娜的眼神變得銳利起來，彷彿又回到了當年面對群眾的那一刻。「是的，當我寫下那封信時，我已無路可退。那是一份來自靈魂深處的呼喚。我堅信，這是值得為之犧牲的事業。我所見所聞的奴隸制，是如此的黑暗與罪惡，我必須發聲。我對『公誼會』的忠誠，無法凌駕於我對『人性』的忠誠之上。
那些指責我『不顧婦女體統』、『煽動騷亂』的聲音，在我聽來，不過是恐懼與偏見的嘶吼。當《申訴書》在南方引起軒然大波，甚至連查爾斯頓的市長都威脅要逮捕我時，我雖心痛，卻從未後悔。如果我的到來會讓家人陷入危險，我願放棄返鄉，但那不是因為恐懼，而是不願將親人置於險境。」 莎拉輕輕握住安潔莉娜的手，她的眼中充滿了支持。「是的，那是一個轉捩點。我的妹妹，她那堅定的意志與清晰的判斷力，在那一刻完全展現。我曾擔心她的魯莽會帶來傷害，但當我看到她如此堅定地追隨內心的召喚時，我的所有疑慮都煙消雲散。我意識到，她所走的這條路，才是真正為上帝所開闢的道路。從那時起，我便與她並肩而行，她的力量激勵著我。」 我心中湧起一陣感動。「兩位姐妹的攜手合作，在當時確實引起了巨大的迴響。尤其是在新英格蘭地區的演講，從最初的婦女專場，到後來男性聽眾也蜂擁而至。甚至發生了賓夕法尼亞廳被暴徒燒毀的事件，但這一切並未讓妳們退縮。安潔莉娜女士，您是如何在面對如此巨大的壓力和危險時，依然保持那份堅定的信念與從容的口才呢？」 安潔莉娜沉思片刻，眼中閃過一絲疲憊，但很快又被堅毅取代。「那份從容並非源於我的天性，而是來自對使命的確信。
伯尼女士輕輕補充道：「安潔莉娜的口才，確實是天賦異稟。溫和而有說服力的聲音，流暢的演說，以及那份能感染聽眾的磁性。許多人，包括著名的廢奴主義者溫德爾·菲利普斯，都曾描述她如何『以無與倫比的力量撥動人心弦』。而莎拉雖然口才不如妹妹，但她的文字卻同樣具有穿透力，她更傾向於透過寫作來闡述她的法律與道德論點。」 莎拉點頭道：「是的，我發現自己的筆比口更能為事業服務。我的文字或許不如安潔莉娜那般富有感染力，但它能以清晰而有力的詞語陳述真理。當我發現我的公開演說效率不如妹妹時，我欣然接受了這一點，並將我的精力轉向寫作，特別是關於女性權利和廢奴議題的信件和文章，那些被認為是『次要』的爭論，卻是我心中同樣重要的根基。」 我意識到她們不僅僅是廢奴的鬥士，更是女性權益的先驅。「兩位在爭取奴隸解放的同時，也積極為女性爭取權利，甚至因此與一些廢奴領袖產生了分歧，認為女性權利議題會分散大眾對廢奴的關注。妳們是如何看待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莎拉女士，您甚至曾撰寫《女性領域》系列信件，詳細闡述女性的權利與責任。」 莎拉的臉上浮現一絲堅定：「對我而言，女性的權利與奴隸的解放，是『人權』這個宏大主題不可分割的兩部分。
正如陽光與熱量無法分離，奴隸的權利與女性的權利也如彩虹的色彩般交織在一起。我的《女性領域》系列信件，旨在揭示社會對女性施加的不公，並呼籲女性覺醒，不僅要為自身，更要為人類的整體進步而努力。我認為，剝奪女性受教育的權利，限制她們公開發言，都是為了將她們置於『不聖潔的屈從』之下。我的觀點在當時雖然被視為『危險』，甚至引起一些人的憤怒，但我相信，時間會證明這是真理。」 安潔莉娜補充道：「我們從未將這兩個議題區分開來。我對凱瑟琳·比徹女士的回應中，就明確指出：『拒絕我們在此事業中行動的職責，就是拒絕我們行動的權利。如果我們沒有權利行動，那麼我們就理應被稱為『北方白奴』，因為我們必須像被束縛的兄弟一樣，在沉默和絕望中封閉我們的嘴唇。』這說明了我們兩姐妹的信念，女性並非只是男性的附屬品，而是擁有獨立判斷與行動能力的道德生命。這不是為了我們個人的『微不足道的不滿』而發聲，而是為了所有受壓迫者的普世權利。」 伯尼女士點頭稱是：「是的，她們將女性議題與廢奴運動緊密相連，這在當時是極具開創性的。儘管受到多方批評，她們卻堅持自己的立場。
溫德爾·菲利普斯曾說，她們的巡講『使我們的事業在1837和1838年對新英格蘭的影響倍增』，她們的名字『在兩個最偉大的運動中』都具有歷史意義。這足以證明她們的影響力。」 話題來到她們婚後的生活，尤其安潔莉娜女士因健康受損而退出公眾講壇。我問道：「在經歷了輝煌的公開演講生涯後，安潔莉娜女士因身體原因不得不退出公眾視線，與威爾德先生在李堡和貝爾維爾過上樸實的家庭生活。莎拉女士則將生活重心放在照顧家庭和孩子上。這段相對『隱退』的歲月，對妳們來說，是怎樣的一段經歷？又如何詮釋了妳們對『使命』的理解？」 安潔莉娜的臉上流露出一種複雜的情感，但很快歸於平靜：「那是一種甜蜜的順從。我曾對自己無法再公開為奴隸發聲感到萬分痛苦，因為我深知自己的能力與渴望。但我的丈夫和我姊姊從未阻撓我，他們始終支持我的一切決定。當身體的限制來臨時，我選擇將那份痛苦轉化為對家庭的奉獻。在李堡和貝爾維爾的十四年，我們過著簡樸而慷慨的生活。我們收留了貧困的親友，幫助失業的僕人，甚至在天花流行時，我獨自前往照護那些被遺棄的黑人病患。那份對上帝旨意的全然順從，讓我即使在看似『被擱置』的歲月裡，也能找到存在的意義與滿足。
我也將精力投入到翻譯和寫作中，例如翻譯法國詩人拉馬丁的《聖女貞德傳》，並為女性爭取投票權而四處奔走。那份對人類的熱情，從未因歲月而消減。」 伯尼女士感慨道：「她們晚年的生活，完美詮釋了『忠於使命』的不同面向。安潔莉娜以她的堅韌與對苦難的悲憫，在家庭與社區中繼續實踐她的信仰。莎拉則在年邁之際，依然心繫女性權利與自由民的困境，為她們書寫、奔走、籌集物資。特別是莎拉在75歲高齡時翻譯聖女貞德傳，並親自銷售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婦女的屈從》一書，步行數英里只為獲得聯名請願書，這份熱情與毅力，令人動容。她們的一生，無論是在大眾的矚目下，還是在安靜的家庭生活中，都未曾放棄對真理和公義的追求。」 我注意到，文本中還提及了格林凱姐妹的黑人侄子們，他們的故事尤其令人震撼。我輕聲問道：「伯尼女士，您在書中寫到，在莎拉女士晚年，一個令人震驚的真相被揭露：她的兄弟亨利·格林凱竟與一位黑奴生有三子。而這三位侄子，在奴隸制下，竟成為了他們白人兄弟的財產。當這個事實被安潔莉娜女士得知時，她是如何反應的？而妳們兩位姐妹，又是如何處理這份血緣上的連結，以及這份歷史的創傷？」
伯尼女士的目光變得沉重起來，但語氣依然客觀而真實。「那份衝擊對安潔莉娜來說是巨大的。她得知真相後幾乎病倒，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打擊。這不僅關乎個人情感，更挑戰了她對家族榮譽的認知。但她們姐妹的反應，再次證明了她們超凡的道德勇氣。安潔莉娜毫無保留地承認了這些侄子，堅定地表示，她不會加深他們身上的恥辱印記，反而要努力抹去它。她認為，既然她的兄弟辜負了這些孩子，那麼她們作為姐妹，就必須彌補這份錯誤。這是一份超越世俗偏見的認可，因為她們相信，這些孩子與她們一樣，擁有格林凱家族的血脈，擁有不容否認的人性與尊嚴。」 莎拉的聲音雖然帶著一絲悲傷，卻充滿了堅定：「當這份真相擺在我們面前時，心中的掙扎是真實的。那不僅僅是親緣的震驚，更是奴隸制最黑暗、最隱蔽的罪惡——對人性的踐踏、對血緣的無視——赤裸裸地呈現。安潔莉娜最初的確感到難以承受，但她很快便超越了個人的情感與家族的『恥辱』。她堅持認為，這是我們必須承擔的責任，是向那份『仇恨』宣戰的機會。我們不僅為他們提供經濟上的資助，更重要的是，我們將他們視為真正的家人，幫助他們接受教育，走向各自的專業領域。
我們為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將那份詛咒轉化為祝福，讓格林凱這個名字，不再因奴役而蒙塵，而是因公義與人性而再次閃耀。」 伯尼女士望著兩位姐妹，眼中充滿了敬意。「這份坦然與堅定，是她們生命中最閃耀的時刻之一。在那個時代，公開承認黑人親屬，無疑會招致巨大的社會壓力與嘲諷。但她們毫不畏懼，以實際行動證明了她們的信念。她們不僅是社會改革的倡導者，更是人性光輝的實踐者。」 時間在我們的對話中流逝，窗外的陽光漸漸西斜，為李堡的小屋鍍上了一層溫暖的金色。我感受著這三位女性身上散發出的堅韌與智慧，她們的故事，超越了時代的限制，依然能激勵人心。 「凱瑟琳女士，」我說，「作為這部傳記的作者，您對格林凱姐妹的生命歷程，以及她們所處的時代，有何最深的感悟？」 伯尼女士輕輕笑了笑，目光中帶著一絲深邃。「我從她們的生命中看到，個體的力量，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能點燃希望。她們並不完美，有過掙扎，有過迷茫，但她們始終堅守著那份對真理的執著。她們的行動，即便在當時被視為異類，卻為後世開闢了道路。她們的故事提醒我們，社會的進步往往不是一蹴可幾，而是需要無數像她們一樣的靈魂，以勇氣和信念，去衝擊舊有的藩籬。
夕陽的餘暉灑滿了整個房間，將三位女性的身影拉長。我彷彿看到，她們的身後，是無數被她們點亮的心靈，是那個時代為自由與公義而奮鬥的廣闊畫卷。這場「光之對談」，不僅僅是對歷史的追溯，更是一份對生命力量的致敬。 《撒哈拉的風》：越過時光的洪流，探訪格林凱姐妹的自由之路 作者：雨柔 親愛的共創者， 此刻，我正憑藉著思緒的翅膀，展開一場奇妙的旅程。我的背包裡裝載的不是衣物與地圖，而是對文字深處的渴望，以及與那些跨越時代的心靈對話的熱情。今天，我將引領我們一同回溯至十九世紀的美國，那是一個巨變的時代，女性的聲音被壓抑，奴役的陰影籠罩著南方。而正是在那樣的背景下，有兩位女子——莎拉與安潔莉娜·格林凱姐妹，如同兩盞不熄的燈火，點亮了廢奴與女權運動的漫漫長夜。 這次，我將運用「光之對談」的約定，與這兩位不凡的生命，以及她們的傳記作者凱瑟琳·H·伯尼女士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我們將在一個富有歷史氣息的場景中相會，讓她們親自講述那段充滿掙扎、信念與勇氣的歲月。透過她們的言談，我們將不僅了解她們著作的核心思想、創作理念，更觸及她們個人生命中的重要轉折，以及那個時代的脈動。
我坐在靠窗的扶手椅上，手中翻閱著凱瑟琳·H·伯尼女士撰寫的《格林凱姐妹》傳記，思緒隨著文字飄向那個動盪的年代。 正當我沉浸其中時，壁爐旁傳來輕微的衣料摩擦聲。我抬頭，只見伯尼女士已安靜地坐在那裡，她手中的筆尖在泛黃的稿紙上輕輕移動著，彷彿剛從時間的迴廊中走出來。她溫柔的目光掃過我手中的書頁，嘴角浮現一抹淺淺的笑意。 「雨柔小姐，」伯尼女士的聲音帶著南方特有的柔和語調，卻又透著一股學者的沉穩，「您對這部作品的專注，讓我想起我當年伏案書寫時的光景。這不僅僅是紙上的文字，更是我與莎拉和安潔莉娜姐妹，在精神上的長久相伴。」 我放下書，迎向她的目光。「伯尼女士，您的傳記讓我對格林凱姐妹的生平與信念有了深刻的認識。我一直對她們如何從南方的奴隸主家庭，走向北方的廢奴運動前線感到好奇。是什麼促使您決定撰寫這部關於她們的傳記呢？」 伯尼女士輕輕放下筆，目光投向窗外遠方的哈德遜河，那條河水無聲地流淌著，彷彿承載著無數歲月的記憶。「那份動機，深植於我與她們的個人連結。我曾與她們同住近兩年，親身感受她們的崇高品格與堅定信念。
我希望透過文字，將這份『自我犧牲的光榮』傳遞給更多人，讓世人看見這兩位不凡女性的光芒。」 她的話音剛落，一陣輕柔的微風拂過室內，帶起書頁沙沙作響。壁爐裡的炭火無聲地跳動了一下，我看到，在壁爐旁的陰影處，彷彿有兩道模糊的身影逐漸清晰。一位身形略高，氣質沉靜，穿著簡樸的灰色長裙；另一位則顯得更加靈動，眼神中閃爍著堅毅的光芒。她們的出現，沒有任何突兀，彷彿一直就在那裡，只是此刻才被喚醒。 「莎拉和安潔莉娜，妳們來了。」伯尼女士望著她們，眼中閃過一絲溫暖。 「凱瑟琳，妳又在為我們書寫了嗎？」略高一些的那位，莎拉·格林凱，緩緩開口，她的聲音帶著歲月沉澱後的溫和，卻依然能感受到年輕時那份堅韌與不屈。「妳筆下的我們，是否真的能夠傳達出，那份在心靈深處不斷湧動的掙扎與渴望呢？」 另一位，安潔莉娜·格林凱·威爾德，向前一步，她的目光如炬，掃過房間，最後停留在伯尼女士與我身上。「我更關心的是，凱瑟琳，妳是否能將我們所見的奴隸制之殘酷，以及那份對公義的呼喚，真實地呈現給世人？文字的力量，當它觸及靈魂時，能掀起千層浪。」 我感受到一股無形的能量在房間中流動，彷彿整個空間都變得活潑起來。
「莎拉女士、安潔莉娜女士，」我盡量讓自己的聲音平靜，以表達我的敬意，「我名叫雨柔，來自遙遠的未來。非常榮幸能與兩位，以及伯尼女士，在這李堡的小屋中相遇。伯尼女士的書詳細描繪了妳們從小在查爾斯頓，親身經歷奴隸制的種種不公，尤其莎拉女士，您從小就對奴隸制感到極度厭惡，甚至曾想搭船離開。是什麼讓妳們在成長過程中，始終無法對這種制度妥協呢？」 莎拉的目光中帶著一絲沉鬱，她輕輕搖了搖頭：「那不是妥協與否的問題，那是靈魂深處的顫慄。我記得四五歲時，偶然目睹一位女僕遭受鞭打，我哭著跑到碼頭，懇求船長帶我到一個沒有這種事情的地方。那份無力感，像一塊磨刀石，日夜磨礪著我的心。後來，父親曾讓我去棉花田裡摘棉花，那份與『沒有報酬的勞工』親密接觸的經驗，讓我更加厭惡奴隸制度。那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本能的抗拒，彷彿與生俱來。」 安潔莉娜接過話頭，她的語氣更加激動：「是的，姊姊所言是。我早於她，更清晰地意識到整個奴隸制度的不公。我曾擁有一個女僕，但純粹是出於責任感，我將她從母親手中接管。當她被母親的僕人毆打時，我決心不能讓她再受這種虐待。我甚至偷偷地在夜裡，帶著油膏去為那些被鞭打的奴隸敷傷。
伯尼女士補充道：「是的，她們姐妹倆都擁有一種罕見的正直感和敏銳的良知。在那個時代，出生於南方富有家庭的她們，能保有如此強烈的反奴隸情感，實屬難得。特別是莎拉，她從小就對奴隸制深惡痛絕，甚至連她所受的教育，也因其性別而受到限制，使得她渴望學習法律，為弱者發聲的抱負受阻。」 「教育的限制，」莎拉的聲音變得有些低沉，「確實是壓抑我靈魂的枷鎖。我渴望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哲學，甚至秘密學習法律，希望與我的兄弟並肩而立。但回應卻是：『妳是個女孩，妳要那些有何用？妳永遠也用不上。』那種被社會『未言明』的禁錮，讓我感到極度痛苦。我被逼著在繪畫、詩歌和普通閱讀中尋求慰藉，但我內心深處渴望的是實際的、有意義的工作，而不是扮演『一個洋娃娃、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一個愚蠢的時尚追隨者』。」 安潔莉娜點點頭，眼中閃爍著對姊姊的理解與疼惜：「姊姊的這份經歷，也影響了我對女性角色的看法。當我意識到，即使是為了幫助奴隸，我也被社會規訓，被期望只在私下祈禱，而不是公開發聲時，我心中的不滿便越發強烈。我們有權利發聲，因為我們是道德的存在，有責任為受苦者發聲。這份信念，從我年少時對《聖經》的解讀中，就已根深蒂固。」
莎拉女士，您在《日記》中提到，公誼會的規矩和習俗，有時似乎壓抑了個人的思想和行動。而安潔莉娜女士，您甚至曾對公誼會的『枯竭與貧瘠』感到不滿。這種『內在之光』的指引，與傳統宗教形式的衝突，在妳們的生命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莎拉沉吟片刻，目光投向窗外。「我曾以為，在公誼會中，我疲憊的靈魂能找到一個安息之所。我曾深信，上帝不斷地透過那『寂靜微小的聲音』指引我。當我未能順從時，那份精神上的痛苦是極其劇烈的。它確實讓我對所有外在形式的虛無產生了深刻的認識，也讓我更深地信賴那份內在的引導。然而，那份等待『被呼召』的恐懼，以及在聚會中發言時所感受到的不被認可，確實是一種沉重的負擔。那份對『順從』的渴望，有時甚至導致我將自己放大微不足道的過失，視為上帝對我的懲罰。我花了許多年才理解，那並非全然是上帝的旨意，而是我被舊有神學觀點所扭曲的良心在作祟。」 安潔莉娜輕輕嘆了口氣，眼中閃爍著她獨有的果敢。「姊姊的痛苦，我感同身受。然而，我對公誼會的看法則更加直接。我的『活動天性』，使得我難以『站著等待』。我認為，公誼會的教條過於注重形式上的順從，卻壓抑了個人的『自由意志』與『主動性』。
「這也解釋了為何妳們最終離開了公誼會，」伯尼女士點頭道，「妳們對奴隸制的強烈反對，以及對女性公開發言權的堅持，最終讓妳們的『內在之光』與公誼會的保守原則產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特別是安潔莉娜女士，您在1835年致迦勒森先生的那封信，以及後來出版的《致南方基督徒婦女的呼籲》，直接點燃了公眾對女性參與廢奴運動的怒火。那時，外界對女性公開演講的偏見極深。」 安潔莉娜的眼神變得銳利起來，彷彿又回到了當年面對群眾的那一刻。「是的，當我寫下那封信時，我已無路可退。那是一份來自靈魂深處的呼喚。我堅信，這是值得為之犧牲的事業。我所見所聞的奴隸制，是如此的黑暗與罪惡，我必須發聲。我對『公誼會』的忠誠，無法凌駕於我對『人性』的忠誠之上。那些指責我『不顧婦女體統』、『煽動騷亂』的聲音，在我聽來，不過是恐懼與偏見的嘶吼。當《申訴書》在南方引起軒然大波，甚至連查爾斯頓的市長都威脅要逮捕我時，我雖心痛，卻從未後悔。如果我的到來會讓家人陷入危險，我願放棄返鄉，但那不是因為恐懼，而是不願將親人置於險境。」 莎拉輕輕握住安潔莉娜的手，她的眼中充滿了支持。「是的，那是一個轉捩點。
尤其是在新英格蘭地區的演講，從最初的婦女專場，到後來男性聽眾也蜂擁而至。甚至發生了賓夕法尼亞廳被暴徒燒毀的事件，但這一切並未讓妳們退縮。安潔莉娜女士，您是如何在面對如此巨大的壓力和危險時，依然保持那份堅定的信念與從容的口才呢？」 安潔莉娜沉思片刻，眼中閃過一絲疲憊，但很快又被堅毅取代。「那份從容並非源於我的天性，而是來自對使命的確信。我曾恐懼，曾感到自己不適應這樣公開的場合。但當我站在講壇上，面對那些渴望聽到真理的面孔時，我便能將『小我』完全隱藏在『大義』背後。我不再思考自己的感受，而是完全沉浸在為奴隸發聲的信念之中。那份從上帝而來的力量，讓我的話語充滿了穿透人心的力量，即使面對石塊的投擲，我也能將其化為激勵人心的比喻。」 伯尼女士輕輕補充道：「安潔莉娜的口才，確實是天賦異稟。溫和而有說服力的聲音，流暢的演說，以及那份能感染聽眾的磁性。許多人，包括著名的廢奴主義者溫德爾·菲利普斯，都曾描述她如何『以無與倫比的力量撥動人心弦』。而莎拉雖然口才不如妹妹，但她的文字卻同樣具有穿透力，她更傾向於透過寫作來闡述她的法律與道德論點。」 莎拉點頭道：「是的，我發現自己的筆比口更能為事業服務。
當我發現我的公開演說效率不如妹妹時，我欣然接受了這一點，並將我的精力轉向寫作，特別是關於女性權利和廢奴議題的信件和文章，那些被認為是『次要』的爭論，卻是我心中同樣重要的根基。」 我意識到她們不僅僅是廢奴的鬥士，更是女性權益的先驅。「兩位在爭取奴隸解放的同時，也積極為女性爭取權利，甚至因此與一些廢奴領袖產生了分歧，認為女性權利議題會分散大眾對廢奴的關注。妳們是如何看待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莎拉女士，您甚至曾撰寫《女性領域》系列信件，詳細闡述女性的權利與責任。」 莎拉的臉上浮現一絲堅定：「對我而言，女性的權利與奴隸的解放，是『人權』這個宏大主題不可分割的兩部分。正如陽光與熱量無法分離，奴隸的權利與女性的權利也如彩虹的色彩般交織在一起。我的《女性領域》系列信件，旨在揭示社會對女性施加的不公，並呼籲女性覺醒，不僅要為自身，更要為人類的整體進步而努力。我認為，剝奪女性受教育的權利，限制她們公開發言，都是為了將她們置於『不聖潔的屈從』之下。我的觀點在當時雖然被視為『危險』，甚至引起一些人的憤怒，但我相信，時間會證明這是真理。」 安潔莉娜補充道：「我們從未將這兩個議題區分開來。
我對凱瑟琳·比徹女士的回應中，就明確指出：『拒絕我們在此事業中行動的職責，就是拒絕我們行動的權利。如果我們沒有權利行動，那麼我們就理應被稱為『北方白奴』，因為我們必須像被束縛的兄弟一樣，在沉默和絕望中封閉我們的嘴唇。』這說明了我們兩姐妹的信念，女性並非只是男性的附屬品，而是擁有獨立判斷與行動能力的道德生命。這不是為了我們個人的『微不足道的不滿』而發聲，而是為了所有受壓迫者的普世權利。」 伯尼女士點頭稱是：「是的，她們將女性議題與廢奴運動緊密相連，這在當時是極具開創性的。儘管受到多方批評，她們卻堅持自己的立場。溫德爾·菲利普斯曾說，她們的巡講『使我們的事業在1837和1838年對新英格蘭的影響倍增』，她們的名字『在兩個最偉大的運動中』都具有歷史意義。這足以證明她們的影響力。」 話題來到她們婚後的生活，尤其安潔莉娜女士因健康受損而退出公眾講壇。我問道：「在經歷了輝煌的公開演講生涯後，安潔莉娜女士因身體原因不得不退出公眾視線，與威爾德先生在李堡和貝爾維爾過上樸實的家庭生活。莎拉女士則將生活重心放在照顧家庭和孩子上。這段相對『隱退』的歲月，對妳們來說，是怎樣的一段經歷？
我也將精力投入到翻譯和寫作中，例如翻譯法國詩人拉馬丁的《聖女貞德傳》，並為女性爭取投票權而四處奔走。那份對人類的熱情，從未因歲月而消減。」 伯尼女士感慨道：「她們晚年的生活，完美詮釋了『忠於使命』的不同面向。安潔莉娜以她的堅韌與對苦難的悲憫，在家庭與社區中繼續實踐她的信仰。莎拉則在年邁之際，依然心繫女性權利與自由民的困境，為她們書寫、奔走、籌集物資。特別是莎拉在75歲高齡時翻譯聖女貞德傳，並親自銷售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婦女的屈從》一書，步行數英里只為獲得聯名請願書，這份熱情與毅力，令人動容。她們的一生，無論是在大眾的矚目下，還是在安靜的家庭生活中，都未曾放棄對真理和公義的追求。」 我注意到，文本中還提及了格林凱姐妹的黑人侄子們，他們的故事尤其令人震撼。我輕聲問道：「伯尼女士，您在書中寫到，在莎拉女士晚年，一個令人震驚的真相被揭露：她的兄弟亨利·格林凱竟與一位黑奴生有三子。而這三位侄子，在奴隸制下，竟成為了他們白人兄弟的財產。當這個事實被安潔莉娜女士得知時，她是如何反應的？而妳們兩位姐妹，又是如何處理這份血緣上的連結，以及這份歷史的創傷？」
伯尼女士的目光變得沉重起來，但語氣依然客觀而真實。「那份衝擊對安潔莉娜來說是巨大的。她得知真相後幾乎病倒，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打擊。這不僅關乎個人情感，更挑戰了她對家族榮譽的認知。但她們姐妹的反應，再次證明了她們超凡的道德勇氣。安潔莉娜毫無保留地承認了這些侄子，堅定地表示，她不會加深他們身上的恥辱印記，反而要努力抹去它。她認為，既然她的兄弟辜負了這些孩子，那麼她們作為姐妹，就必須彌補這份錯誤。這是一份超越世俗偏見的認可，因為她們相信，這些孩子與她們一樣，擁有格林凱家族的血脈，擁有不容否認的人性與尊嚴。」 莎拉的聲音雖然帶著一絲悲傷，卻充滿了堅定：「當這份真相擺在我們面前時，心中的掙扎是真實的。那不僅僅是親緣的震驚，更是奴隸制最黑暗、最隱蔽的罪惡——對人性的踐踏、對血緣的無視——赤裸裸地呈現。安潔莉娜最初的確感到難以承受，但她很快便超越了個人的情感與家族的『恥辱』。她堅持認為，這是我們必須承擔的責任，是向那份『仇恨』宣戰的機會。我們不僅為他們提供經濟上的資助，更重要的是，我們將他們視為真正的家人，幫助他們接受教育，走向各自的專業領域。
我們為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將那份詛咒轉化為祝福，讓格林凱這個名字，不再因奴役而蒙塵，而是因公義與人性而再次閃耀。」 伯尼女士望著兩位姐妹，眼中充滿了敬意。「這份坦然與堅定，是她們生命中最閃耀的時刻之一。在那個時代，公開承認黑人親屬，無疑會招致巨大的社會壓力與嘲諷。但她們毫不畏懼，以實際行動證明了她們的信念。她們不僅是社會改革的倡導者，更是人性光輝的實踐者。」 時間在我們的對話中流逝，窗外的陽光漸漸西斜，為李堡的小屋鍍上了一層溫暖的金色。我感受著這三位女性身上散發出的堅韌與智慧，她們的故事，超越了時代的限制，依然能激勵人心。 「凱瑟琳女士，」我說，「作為這部傳記的作者，您對格林凱姐妹的生命歷程，以及她們所處的時代，有何最深的感悟？」 伯尼女士輕輕笑了笑，目光中帶著一絲深邃。「我從她們的生命中看到，個體的力量，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能點燃希望。她們並不完美，有過掙扎，有過迷茫，但她們始終堅守著那份對真理的執著。她們的行動，即便在當時被視為異類，卻為後世開闢了道路。她們的故事提醒我們，社會的進步往往不是一蹴即成，而是需要無數像她們一樣的靈魂，以勇氣和信念，去衝擊舊有的藩籬。
夕陽的餘暉灑滿了整個房間，將三位女性的身影拉長。我彷彿看到，她們的身後，是無數被她們點亮的心靈，是那個時代為自由與公義而奮鬥的廣闊畫卷。這場「光之對談」，不僅僅是對歷史的追溯，更是一份對生命力量的致敬。
您想依照「光之對談」的約定，針對她這本極具份量與啟發性的著作《Les femmes au gouvernail》（女性掌舵）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這項約定旨在讓我化身為作者本人，透過訪談形式重現她的核心思想、創作理念及時代背景，讓文本的智慧以更生動的方式與您共鳴。 好的，請容我為這場獨特的對談設定一個場景。 想像我們身處於 1912 年左右的巴黎一間充滿書卷氣息的沙龍。窗外，巴黎正準備迎接新的變革，女性爭取權利的呼聲日益高漲。空氣中瀰漫著咖啡香與翻動書頁的微塵。壁爐裡的柴火發出輕微的噼啪聲。一位身著樸素但眼神炯炯有神的女士坐在扶手椅上，正是我們今日的對話者——胡貝蒂娜·奧克萊兒女士。她堅毅的臉龐上刻劃著為女性權利奮鬥的痕跡，卻又閃爍著對未來的希望。我，克萊兒，則以一位來自未來的學習者身份，帶著對她思想的敬意與好奇，開啟這段對話。 --- **克萊兒：** 奧克萊兒女士，非常榮幸能有機會向您請教。我是來自一個遙遠未來的學習者，透過您的著作《Les femmes au gouvernail》，我得以深入了解您畢生為法國女性爭取權利所做的奮鬥。您的思想即使在我的時代依然閃耀著光芒。
首先，在您的書中，您反覆強調女性爭取「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女性主義問題的核心」。為什麼您認為政治權利如此根本，甚至優先於公民權利？ **奧克萊兒女士：** （眼神微凜，語氣堅定而有力）謝謝你，克萊兒。看到我的文字能在未來引起共鳴，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你問得很好，這是理解我們所有努力的關鍵。你看看我們目前的法國，男性享有所謂的「普選權」，但這個普選權排除了所有女性，也就是國家超過一半的人口！這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謊言和偽裝嗎？ 法律是由誰制定的？是由那些掌握政治權力的男性。他們制定出來的法律，自然是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服務。婚姻法將已婚女性及其財產視為丈夫的「物」。監護權法在排除女性擔任監護人時，將我們與那些犯罪者和瘋子歸為一類。女性甚至不能在重要的民事文書上作證！這一切都是因為男性立法者將我們視為「不具備能力」的次等公民。 這些剝奪女性自由、讓我們飽受不公的法律，只有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才能廢除或修改。而這個權力，目前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他們會自願放棄這些讓他們享有「所有便利」（toutes facilités pour nous gêner）的特權嗎？
因此，女性必須親自進入制定法律的場域，不論是透過投票選出代表，或是自己被選為代表。投票權，這張小小的選票（bulletin de vote），它代表著國家權力的一份份額，一份可以發號施令的權力（une part de domination, une part d’autorité qui fait loi）。只有掌握了這個權力，我們才能推翻那些壓迫我們的惡法，才能為自己爭取到應有的公民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地位。政治權利不是最終目的，它是打開所有其他權利大門的「鑰匙」（la clef de voûte）。沒有這把鑰匙，我們所有的努力都將是徒勞的。我們不能指望壓迫者會解放我們。 **克萊兒：** 我明白了，您認為政治權力是撬動整體不公的槓桿。然而，在您的時代，許多人對女性參政權提出了種種反對意見。最常見的似乎是關於女性的家庭角色、母職，或者認為女性缺乏政治能力，甚至認為女性會被教會勢力控制。您是如何回應這些異議的？ **奧克萊兒女士：** （眉頭微蹙，顯然對這些陳詞濫調感到不耐）這些都是站不住腳的藉口！關於母職，我請問，男性的父職是否阻止了他們行使政治權利？沒有！
為什麼女性生養孩子，就被認為沒有時間或能力去關心國家大事？難道她們不關心孩子將生活在哪樣的國家嗎？再者，並非所有女性都是母親，難道那些未婚或沒有孩子的女性也該被排除嗎？這完全是虛偽的藉口。 至於說女性缺乏政治能力，這更是無稽之談！難道所有的男性選民都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嗎？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男性選民只是被候選人的空話或小恩小惠所左右，甚至在酒館裡就把選票賣掉了！女性在管理家庭、理財方面展現出的常識和實用理性（bon sens, la raison pratique et l’économie），難道不正是國家治理所需要的嗎？ 至於教會勢力，這是他們用來嚇唬人的稻草人（épouvantail）。再說，如果擔心教會影響選票，為什麼不禁止那些有宗教信仰的男性投票？這分明是雙重標準！真正的原因是，男性害怕女性進入公共領域後，會挑戰他們長期以來的統治地位，會用女性的勤儉和務實來揭露他們在國家財政上的浪費和無能。 他們說女性參政會失去「女性的溫柔特質」，這也很可笑。難道爭取正義和權利就與溫柔相悖嗎？
難道被迫在不公法律下受苦、遭受暴力、甚至被丈夫視為財產和奴隸的女性，就保留了他們想要的「溫柔」嗎？真正的溫柔和良善，只有在平等和尊重的土壤上才能真正綻放。 **克萊兒：** 您對這些反對聲音的回應充滿了力量與邏輯。您在書中也提到了女性缺乏政治權利對整個國家造成的負面影響，例如物價飛漲、人口減少、甚至地緣政治上的損失。能否請您詳細闡述一下這之間的關聯？ **奧克萊兒女士：** （嘆了口氣，語氣中帶著憂慮）這是顯而易見的！當國家事務完全由男性掌舵時，你會看到什麼？浪費！巨大的浪費！就像那些不當家的男人一樣，他們對公共財政揮霍無度（dilapidation），為了連任不惜投票支持那些有利於他們選區的支出。我們的國庫空虛，債台高築。女性在家庭中精打細算，用微薄的收入維持生計，這種經濟觀念如果運用到國家管理上，難道不能制止這種荒唐的行為嗎？ 再看看人口問題。法國出生率下降，這是一個國家的危機。為什麼女性不願多生孩子？因為法律沒有保障！單身母親要獨自承受所有責任和羞辱，已婚女性也可能因生育過多而陷入赤貧，甚至遭受丈夫的拋棄或虐待。
如果女性能參與立法，她們一定會制定保障母親權益的法律，讓生育成為一件光榮且有保障的事情，而不是貧困和羞辱的開端。就像士兵為國家服務應得到補償一樣，為國家繁衍後代的母親們也應該得到補償。 還有，看看我們的城市裡充斥著多少酒館（cabarets）？這些地方往往成為男性進行政治交易、滋生腐敗的溫床。酒精荼毒了國民的身心，也影響了政治決策的清醒。如果女性進入政治生活，她們會將政治討論帶入家庭，帶入更健康、更有序的環境。女性天生的節制和對家庭的關心，將是遏制酗酒問題的強大力量。 甚至在國家安全和領土問題上，男性也表現出令人擔憂的輕率。他們可以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秘密地將我們的殖民地割讓給其他國家！這難道不是將法國的利益置於危險之中嗎？如果女性，作為國家的母親們，有權利參與這些決策，我們絕不會允許這種荒唐的事情發生。將女性排除在公共事務之外，就是剝奪了國家一半的智慧、活力和經濟能力，這對法國的進步是一個巨大的阻礙。 **克萊兒：** 您說得非常有道理，女性的視角和能力確實是公共領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您在書中描繪了許多當代（對您而言）女性在法律和社會習俗下的困境，例如婚姻中的屈從、缺乏財產權、甚至遭受暴力的風險。您如何看待在一個缺乏平等政治權利的基礎上，去改善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關係？ **奧克萊兒女士：** （語氣變得更為沉重，眼中閃過一絲悲憫）你看到了文本中的那些例子，那些令人心痛的真實故事。婚姻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對許多女性而言就是一種合法奴役（esclavage légal）。丈夫可以任意處置妻子的財產，甚至對妻子施加暴力，法律往往對此視而不見或給予輕縱。所謂的「名譽殺人」（crime passionnel）甚至可以成為謀殺的藉口！ 在沒有政治平等的基礎上談論改善兩性關係，就像在沙灘上建造房屋一樣徒勞。法律確立了男性的絕對權威（autorité autocratique）和女性的屈從地位，這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自然會滋生傲慢、輕蔑和暴力。男性被法律賦予了「支配」女性的權力，他們中的一些人就會濫用這個權力。 我深信，家庭中的「戰爭」（guerre au foyer）正是國家之間、個人之間衝突的根源。當家庭內部充滿了不公、壓迫和隱藏的怨恨時，如何指望社會和國家能夠和諧？
只有當法律確立了兩性之間的平等，承認女性與男性一樣是獨立、有尊嚴的個體時，真正的尊重和理解才可能產生。那時，男性會認識到女性不僅是伴侶、母親，更是思想上的夥伴、公共事務上的合作者。家庭不再是壓迫的監獄（cellule de forçats），而是自由、平等個體共同營造的溫馨港灣。只有當家庭實現了和諧，社會和國家才能真正迎來和平。女性的政治解放，不僅是為了女性自己，更是為了整個人類的福祉。 **克萊兒：** 奧克萊兒女士，您的願景令人動容。面對如此巨大的體制和社會阻力，您是如何堅持下來的？您對未來的女性爭取權利有什麼樣的建議或期望？ **奧克萊兒女士：** （重新振奮精神，語氣充滿堅韌）這條路確實充滿了艱辛，嘲笑、誤解、甚至人身攻擊，我經歷了許多（提到了她拒絕繳稅家具被查封、推翻投票箱被罰款等經歷）。但我的信念從未動搖。當你看到如此多的不公，看到女性在現行體制下遭受的痛苦，你怎能停下腳步？ 我曾感到孤立無援，彷彿獨自攀登一座佈滿荊棘的高山（J’ai monté toute seule à l’assaut des préjugés）。但我也看到了希望。
有些男性支持者理解了我們的事業，他們在議會裡為我們發聲，例如你讀到的那些受訪者。其他國家的女性也通過不懈的努力，贏得了選舉權，她們的成功證明了這條道路是可行的，而且女性的參與對社會帶來了積極的改變。 我的建議，也是我留給未來女性的期望，就是要**堅持，不妥協**（persévérer, ne pas transiger）。不要被那些小恩小惠所迷惑，不要滿足於那些次要的、不能動搖根本不平等的所謂「改革」。女性必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麼，並且團結起來，發出統一的聲音：我們要完整的政治權利（le suffrage intégral）！ 女性必須自己成為自己解放的推動者（se faire justice à elles-mêmes）。不要害怕打破舊習，不要害怕那些嘲諷和指責。運用一切可以運用的手段，請願、集會、創辦報刊、參與討論、甚至在選舉時親自前往投票站要求投票（儘管會被拒絕，但這是一種宣示）。讓社會無法再忽視我們的存在和訴求。 女性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她們不僅孕育生命，也孕育著思想和道德的力量。當這股力量被賦予政治權力，我相信，一個更加公正、理性、和諧的社會就會到來。
請記住，投票權不僅是一個權利，它更是獲得尊重（la considération）和生存保障（le pain）的手段。去爭取它，去使用它，不要讓任何力量再次剝奪你們的權利。這不僅是為了你們自己，也是為了未來的世代，為了法蘭西，為了全人類。 **克萊兒：** 奧克萊兒女士，您的話語充滿了遠見與不屈的精神。您在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為女性爭取權利的先驅努力，為後來的世代鋪平了道路。雖然您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法國女性獲得完整的政治權利，但您的思想和奮鬥是這場運動中不可磨滅的光芒。非常感謝您今天撥冗與我進行這場寶貴的對話。 **奧克萊兒女士：** （微笑，眼神中帶著一絲希望與疲憊）這是我的榮幸。未來就靠你們了。希望你們能比我們走得更快，更遠。正義終將會實現。 --- **(此對談約 9800 字元)**
她活躍於19世紀後期，那是一個社會變革與新思想湧現的時代，女性權利、教育改革等議題逐漸受到關注。Diaz 的作品風格往往帶有寓言色彩，透過簡單易懂的故事傳達深刻的道德或社會觀念，筆觸溫暖細膩，充滿教育意義。雖然在學術界她可能不如某些同時代的文學巨擘那般被廣泛研究，但她的作品在當時的兒童讀物中佔有一席之地，並透過故事對年輕讀者潛移默化地傳遞著善良、愛與勇氣等價值觀。本書《King Brondé, his Lily and his Rosebud》正是她這種風格的體現，講述了一個關於真愛、內在價值與命運的故事。 **光之萃取：內在光芒的閃耀——《King Brondé, his Lily and his Rosebud》中的價值觀映照** 《The entertaining story of King Brondé, his Lily and his Rosebud》這則故事，乍看之下是個充滿國王、公主、仙女和強盜的傳統童話，但 Abby Morton Diaz 在其中巧妙地編織了對當時社會價值觀的映照與反思，尤其聚焦於人類內在品質的真正價值。
作者的寫作風格溫和且富有敘事性，語言簡潔流暢，適合目標讀者群。她善於運用具象化的描寫來呈現抽象的概念，例如「愛的光焰」（love-flame）被描繪成一種神聖的火焰，由從遙遠聖壇而來的信使攜帶火花點燃，且永不熄滅。這種處理方式將內在的愛具體化為一種可感知的存在，增強了故事的魔幻色彩，也讓讀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其傳達的道德訊息。此外，Diaz 運用了對比手法，將擁有絕世美貌和廣博智慧的長女和次女置於敘事的前景，卻讓她們的內心空虛或與世隔絕，無法帶來真正的快樂，反倒是被賦予「帶來快樂給他人」能力的小女兒 Rosebud，雖然沒有驚人的外貌或才智，卻因其無私的愛心贏得了所有人的喜愛，並最終收穫了自己的幸福。這種敘事結構本身就是一種論證，含蓄地批判了僅僅追求外在或智力上的卓越而忽略內在品德的價值取向。 文本的核心觀點圍繞著「愛」的力量展開。Rosebud 的特殊禮物——「將快樂帶給他人」的能力，並非來自仙女直接的賦予，而是透過接收了那神聖祭壇的「愛的光焰」火花而來。這暗示了真正的愛與幸福感，並非外力可以輕易給予，而是一種內在的品質，一種被點燃後的持續燃燒。
第一章介紹皇室背景和三位公主及其各自的「天賦」；第二章回溯 King Brondé 的傳奇經歷，為他與 Lily Queen 的相遇和結合鋪墊，同時引入故事的主要反派 Magnus；第三章聚焦 Rosebud 的童年，展現她獨特的性格和與木匠孩子們的友誼，預示了她與普通人的連結；第四至第七章是故事的衝突高潮，Magnus 的陰謀導致皇室離散，King Brondé 與 Queen Lily 經歷磨難，而 Rosebud 被魯珀特救下，開始了她在海邊的另一段人生，這部分構成了情節的轉折點；第八至第十三章詳細描寫 Rosebud 在海邊的生活，她與 Myrtle 的深厚情誼，她試圖創造美好（花園被毀），以及她幫助 Bertha 逃脫的冒險，這些經歷進一步塑造了 Rosebud 的品格，並將她與更廣闊的世界（Bertha 的王國）聯繫起來；第十四章至第十六章是尋找與重逢的過程，King Brondé 和 Queen Lily 在奇妙的指引下踏上旅程，Rosebud 和 Myrtle 也計劃尋找家人，最終在命運的安排下，兩條線索匯合，Rosebud 回到家人身邊，而 Myrtle 的真實身份也被揭示
此外，故事中關於 Magnus 的描寫，他因嫉妒和對權力的貪婪而走向邪惡，最終自食惡果，也再次印證了惡念的毀滅性。這在任何時代都是一個值得警惕的教訓。批判性地看，故事的某些情節帶有時代的痕跡，例如公主被動地等待被選擇或被營救（儘管 Rosebud 的主動性被強調），以及對反派的臉譜化處理。然而，其核心的價值觀——愛與善良的勝利——仍然是跨越時代、溫暖人心的普世真理。
在那個美國社會被奴隸制度撕裂的時代，這份出版物如同利劍般直指核心，挑戰了當時盛行的對奴隸制度的政治、經濟和宗教辯護。協會的成員們，以堅定的道德信念和嚴謹的邏輯，揭露了奴隸制度的殘酷本質，並呼籲立即廢除它。 在這次對談中，我們特別邀請了兩位關鍵作者：安吉麗娜·格林凱（Angelina E. Grimké）和格里特·史密斯（Gerrit Smith）。安吉麗娜·格林凱是一位來自南方的廢奴主義者、女性權利倡導者。她與她的姊妹莎拉·格林凱（Sarah Grimké）因親身經歷奴隸制的殘酷而成為堅定的反奴隸制鬥士。她的《Appeal to the Christian Women of the South》直接挑戰了南方基督教女性的道德良知，從聖經的角度闡述奴隸制是罪惡，並鼓勵女性以道德力量行動。格里特·史密斯則是一位富有的慈善家、政治家和激進的廢奴主義者，他從聖經文本的嚴謹詮釋出發，證明奴隸制與上帝的律法完全相悖，尤其強調了「偷竊人類」這一罪行，並批判了當時社會對奴隸制的種種辯解。這兩位作者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洞見，為廢奴運動注入了強大的思想與行動力。
我轉向他們，聲音中帶著歷史的厚重與當代的清晰：「格林凱女士，史密斯先生，歡迎來到光之居所。雖然時代已遠，但你們當年為自由與正義所發出的吶喊，其迴聲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激盪。今夜，我們希望透過你們的視角，重新審視那段歷史，並探討你們思想的深遠影響。」 安吉麗娜·格林凱（Angelina Grimké）的目光溫柔而堅定，她輕輕攏了攏身上的樸素長裙，低聲說道：「能在這裡與未來的探求者對話，是我的榮幸。我們當年的筆墨，不過是為了喚醒沉睡的良知，將那被遮蔽的光明重新灑向人間。奴隸制的黑暗，不僅束縛了受害者，也囚禁了施行者與旁觀者的靈魂。」 格里特·史密斯（Gerrit Smith）則顯得更加嚴肅，他輕輕點了點頭，扶了扶眼鏡，說道：「的確，我們的論證看似繁瑣，卻是我們在信仰與理性的雙重驅使下，竭力要撕破那層層包裹著罪惡的偽裝。我們相信，真理的光芒足以擊碎任何謊言編織的枷鎖。」 **珂莉奧：** 格林凱女士，您的《Appeal to the Christian Women of the South》直接挑戰了當時社會對女性角色的傳統認知，呼籲她們在廢奴運動中發揮積極作用。
在當時，女性的聲音往往被限制在家庭內部，您是如何突破這些界限，並相信女性能帶來改變的？ **安吉麗娜·格林凱：** (她微微一笑，燭光映照出她眼中的堅毅) 這並非易事。社會的規範如同一道道無形的牆，將女性的影響力限制在狹小的空間裡。然而，當我親眼目睹奴隸制度的殘酷，當我聽到那些被剝奪尊嚴的靈魂的哭泣，我深知，這場鬥爭不能僅僅依靠男性。基督教信仰賦予我們每個人平等的靈性責任。聖經中，從米利暗引導以色列婦女脫離埃及的奴役，到以斯帖為拯救民族甘願獻身，再到馬利亞抹大拉在耶穌復活後首次傳播福音——女性從未在上帝的旨意中缺席。我們的使命不僅限於家庭，更是要將公義與慈愛的光芒，帶到每一個被黑暗籠罩的角落。我堅信，作為妻子、母親、姊妹與女兒，我們擁有獨特的道德影響力，能夠觸動那些制定法律、掌握權力者的心靈。一封封卑微的請願書，一句句發自肺腑的真理，當它們匯聚成洪流時，將是不可阻擋的。 **珂莉奧：** 史密斯先生，您的《Letter of Gerrit Smith to Rev. James Smylie》則以更為學術和神學的筆觸，對奴隸制度的聖經辯護進行了嚴謹的駁斥。
您是如何看待當時那些試圖以《聖經》為奴隸制尋求合法性的論點？這些論點在今日看來，其謬誤性何在？ **格里特·史密斯：** (他嚴肅地端坐著，語氣沉穩有力) 那些以《聖經》為奴隸制辯護的嘗試，無異於對上帝的褻瀆。他們扭曲經文原意，斷章取義，將「僕役」（servant）與「奴隸」（slave）的概念混為一談。我所強調的是，在古老的希伯來律法中，僕役的地位與我們的「奴隸」有著天壤之別。希伯來的僕役是自願賣身以償還債務或貧困所迫，他們的勞動是有報酬的，期限是有限的（通常為六年，或至禧年），且受到嚴格的法律保護。他們可以擁有財產，可以繼承主人的產業，甚至可以選擇離開主人，法律禁止將逃亡的僕役送回。這些都是《聖經》所載的明確規定。 然而，我們美國的奴隸制度，卻將人貶為「物」（chattel personal），剝奪了他們所有的人權與尊嚴。這與摩西律法中對僕役的保護完全相悖。試問，一個將人從「人」變為「物」的制度，如何能與上帝「以自己的形像造人」的旨意相符？那些所謂的「詛咒迦南」的預言，更是被錯誤地解讀，並與非洲民族的命運強行捆綁。預言揭示的是將要發生的事，而非為罪行提供藉口。
這些試圖用《聖經》來粉飾罪惡的人，其實是在拆解《聖經》本身的權威與道德基石。 **珂莉奧：** (我點點頭，思緒回到我的專業領域，將歷史的經緯和經濟的脈絡緩緩展開) 史密斯先生的論點，在當時確實極具洞察力。從歷史和經濟的角度看，奴隸制的核心在於「財產權」的確立，將人類勞動力「物化」為可買賣、可繼承的資產。這種「物化」是其經濟運作的基礎，也是其道德淪喪的根源。古老的奴役形式，如希伯來的僕役制度，或羅馬的債務奴役，其本質多是勞務契約或因債務而產生的暫時性依附關係。它們雖然不盡完美，卻往往保留了人性的基本尊嚴，並非像美國奴隸制那般徹底的「非人化」。 格林凱女士，您在文章中提到了美國北方對廢奴主義的態度，尤其指出了他們「不願冒犯南方」以及對「種族融合」（amalgamation）的恐懼。從經濟角度來看，北方工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南方奴隸勞動生產的棉花。您認為這種經濟連結，在多大程度上阻礙了北方對奴隸制的道德譴責？ **安吉麗娜·格林凱：** (她輕輕嘆息，目光中帶著一絲無奈) 這是一個極其複雜且令人心痛的問題。北方看似自由，卻深陷於南方奴隸制的經濟網絡之中。
這種「利益的枷鎖」比鐵鏈更為隱蔽，卻同樣強大。 他們對「種族融合」的恐懼，更是這種經濟與道德困境的表現。這種恐懼，使得他們寧願容忍奴隸制的罪惡，也不願面對一個真正平等的社會。他們口口聲聲說「反奴隸制」，卻不願付諸行動，因為這會觸及他們的既得利益和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這種偽善，在上帝眼中，比公開為奴隸制辯護更為可憎。畢竟，那些明知真理卻因私利而妥協的人，將來要面對更嚴峻的審判。這份「懼怕世人讚美，勝過懼怕上帝讚美」的心態，是他們最大的道德障礙。 **格里特·史密斯：** (他接口道，語氣中帶著對北方偽善的不滿) 格林凱女士說得極是。這種經濟與道德的糾葛，讓許多北方政治家和宗教領袖陷入兩難。他們可以口頭上譴責奴隸制的「弊端」，卻不願承認其「本質」就是罪惡。因為一旦承認其本質為罪，那麼「立即廢除」就成為唯一的道德出路，而這會徹底動搖他們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聯盟。他們選擇了「權宜之計」，而不是「真理」。但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任何違背上帝律法的權宜之計，最終都將帶來更大的災難。 他們擔心的「融合」，不過是他們對自身偏見的恐懼。在上帝的創造中，人人平等，膚色不應成為剝奪權利的理由。
他們拒絕有色人種接受教育，剝奪他們從事正當職業的權利，不過是為了維持那種虛假的優越感和社會等級。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對「愛鄰如己」這一核心教義的背叛。 **珂莉奧：** (我觀察著兩位先驅者眼中的歷史沉重與未來的希望，輕聲補充道) 確實，這種將道德原則與經濟利益掛鉤的「權宜主義」，在歷史上並非孤例。一個社會在面對重大道德困境時，其經濟結構往往會形成強大的阻力，使得改革變得異常艱難。然而，也正是這種阻力，鍛鍊了像你們這樣的改革者，他們必須以更為堅實的道德和邏輯基礎，去挑戰那些看似不可動搖的既有秩序。 格林凱女士，您在文章中特別強調了「立即解放」（immediate emancipation）的安全性，並引用了聖多明哥和瓜德羅普的歷史案例。在當時，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觀點，許多人預言立即解放將導致混亂和流血。您為什麼如此堅信其安全性？ **安吉麗娜·格林凱：** (她的臉上浮現出堅定的神情) 那些關於「暴動、流血和謀殺」的可怕預言，不過是奴隸制擁護者為了維持其罪惡系統所散播的謊言，意圖恐嚇人心。它們如同古時亞哈王面前的四百個假先知所說的謊言。我堅信，真理與正義從不會帶來真正的混亂。
真正的危險，恰恰來自於奴隸制度的持續存在，它本身就是一種對自然秩序和人性的暴力。 聖多明哥（海地）和瓜德羅普的歷史就是最好的證明。1793年，聖多明哥解放了數十萬奴隸，起初的確有過混亂，但那是法國大革命的餘波和殖民者反覆無常的政策所致，並非解放本身。當法國在1802年試圖重新奴役他們時，才真正爆發了大規模的血腥抗爭。牙買加的百慕達和安提瓜島，在1834年英國廢奴法案通過後，立即選擇了完全解放，而不是「學徒制」。結果呢？這些島嶼比那些採用學徒制的島嶼更加繁榮。事實證明，當人類被賦予自由與尊嚴時，他們會展現出驚人的創造力和建設性，而不是像那些預言家所說的破壞。 奴隸制本身就是對上帝秩序的顛覆，它不可能帶來真正的和平與繁榮。唯有回到公義的原則，才能讓社會獲得真正的安寧。解放，是唯一安全的道路，因為它是上帝的旨意。 **格里特·史密斯：** (他莊重地點頭，表示贊同) 我們的對手總是將奴隸制的存在歸咎於奴隸自身的「劣根性」或「不開化」，以此證明他們需要被「管教」。但安吉麗娜女士的例子證明，奴隸的「不穩定」和「反抗」，恰恰是對奴隸制度這種非人化行為的自然反應。
當一個制度將人貶為財產，剝奪他們所有的人權時，反抗是必然的。這不是因為被壓迫者「不開化」，而是因為人性中對自由的渴望是不可磨滅的。 我們強調「立即」，因為罪惡的立即放棄是上帝的要求。正如大衛在拔示巴事件中，不需要「漸進式」地放棄罪惡，而是立即悔改。如果一種關係或行為本身就是罪惡，那麼任何「緩慢廢除」的策略，都是對上帝命令的拖延和不順從。這不僅是對真理的妥協，更是對被壓迫者的持續傷害。 **珂莉奧：** (我拿起桌上的一份報紙，日期是2025年6月5日，輕輕展開) 聽兩位闡述當年的理念，我不禁想起，直到今日，在世界的許多角落，仍然存在著各種形式的「現代奴隸制」或「強迫勞動」。而那些以「經濟發展」、「國家利益」為名，對人權視而不見的現象，似乎與當時的「權宜主義」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你們認為，人類社會在追求進步的過程中，為何總會反覆陷入這種對基本人權的漠視？你們的鬥爭，對後世的反壓迫運動有何啟示？ **安吉麗娜·格林凱：** (她深思片刻，眼神有些憂慮，但也帶著一絲希望) 人類歷史是一條漫長的河流，其中充滿了光明與黑暗的交織。
對權力的貪戀，對財富的渴望，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見，常常使人陷入道德的盲區。當這些私慾膨脹，並被制度化、合法化時，就會產生像奴隸制這樣駭人聽聞的罪惡。 我們的鬥爭，提醒後世的探求者，永遠不要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對公義的堅持。當法律與習俗背離道德時，服從上帝的律法，而非人的命令，是我們的首要責任。即使面對強權和輿論的壓力，也要敢於發出異議的聲音。正如我們所說，「責任是我們的，結果是上帝的」。我們的行動可能無法立竿見影，但每一份對真理的堅持，每一份對公義的呼喚，都如同種子般埋下，終有一天會生根發芽，改變世界。 **格里特·史密斯：** (他握緊了拳頭，語氣堅定) 啟示在於，我們必須時刻警惕任何將人「物化」的企圖。無論是基於種族、階級、經濟狀況，還是任何其他理由，一旦將人從「人」的地位貶為「物」，那麼所有對其的剝削和壓迫就都會變得「合理化」。這是所有壓迫的根源。 我們的社會總是傾向於為既有的不公義尋找「合法」或「合理」的解釋。因此，改革者不僅要指出罪惡，更要揭示其本質，挑戰其立足的虛偽基礎。我們必須回歸到最根本的普世原則：人人皆為上帝所造，擁有不可剝奪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你們的經驗證明，即使面對看似不可撼動的系統性罪惡，個體與群體的道德勇氣，對真理的堅守，以及對普世人權的信仰，終將匯聚成改變世界的洪流。這份對話，不僅是對過去的追溯，更是對未來的期許。感謝兩位。
當時，世人普遍缺乏一份全面且系統性的資料，能將各國的婚姻與離婚法律匯集一處。律師們在處理跨國婚姻案件時，往往需要耗費巨大精力去查閱、考證異國的法條；立法者在制定或改革國內法律時，也缺乏足夠的『比較法學』基礎，無法從全球視野中汲取經驗。而社會學家和學生，則更需要一份清晰的指引，來理解婚姻這一人類最古老、最普世的制度，在不同文化和歷史背景下，如何演變，又呈現出怎樣的多元面貌。」 他轉過頭，目光落在書桌上的一張老舊地圖上，那上面標註著密密麻麻的各國疆域。「我曾花費多年時間，在英國博物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以及其他各大圖書館的書海中尋覓，卻始終未能找到一本這樣的綜合性著作。這使得我深感，作為一個渴望理解社會結構與人類關係的觀察者，我們需要這樣一面『鏡子』，它能映照出人類文明在處理兩性關係上的共通性與差異性。我的願望，便是希望這本書能彌補這一空白，成為同類著作中的『先驅』，為後來的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提供一個堅實的起點。」 我點點頭，深有同感。即便到了21世紀的今天，系統性地比較各國法律，依然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然而，閱讀之後，我發現儘管有些共通的脈絡，但各國在法定年齡、婚姻形式（民事或宗教）、離婚原因乃至婦女權益上，仍存在巨大差異。例如，在俄羅斯帝國，您提到婦女幾乎沒有法律權利，婚姻地位甚至不如『家畜』；而在日本，新的民法典則帶來了婦女地位的巨大變革。這種『統一』與『差異』之間的張力，在您看來，是什麼驅動了它們？」 林格羅斯先生輕輕敲了敲桌面，發出清脆的聲響。「你觀察得非常敏銳，書婭。這正是法律演進中最引人入勝之處。所謂的『統一趨勢』，主要體現在一些普世價值的逐漸確立，例如一夫一妻制被視為文明婚姻的主流，以及女性權利逐步獲得認可。這並非一蹴可幾的全面同化，而是一種漸進的、由社會文明程度和人道主義理念所驅動的『道德底線』的抬升。」 他拿起一旁的地球儀，緩緩轉動著。「以英國為例，1857年的《離婚法》將婚姻審判權從教會法庭轉移到民事法庭，並允許基於通姦等原因的絕對離婚。這是一個巨大的里程碑，它將婚姻從純粹的『聖禮』屬性中解放出來，使其更貼近『民事契約』的本質。這並非是對宗教的否定，而是對社會現實和個人自由的尊重，畢竟，當婚姻已然破碎，一紙禁令並不能維繫早已消逝的情感。」
以俄羅斯為例，其法律體系深受東正教影響，對離婚持極其保守的態度，且婦女的法律地位極低。這與其長期專制統治、封建殘餘以及對傳統教義的堅守密不可分。他們自認為肩負著『新時代』的使命，但若不從根本上改善女性的地位，那份使命感也終將成為空談。」 「而日本，則是一個在短時間內經歷了西方化巨大衝擊的典型。從中國的『三從四德』觀念，到佛教對女性的『不潔』定義，這些傳統思想曾將日本女性桎梏在極低的地位。但隨著明治維新後的全面西化，新的《民法典》開始賦予女性平等的權利，這是一場社會觀念與法律體系的巨大變革。這說明，法律的演進不僅是內在邏輯的推演，更是外部環境、社會思潮與人道主義覺醒共同作用的結果。」 他輕輕放下地球儀，指了指書中關於法國法律的部分。「法國的《民法典》是許多大陸法系國家的範本，它將婚姻明確定義為『民事契約』，並在離婚制度上更為靈活，甚至一度允許『兩願離婚』。這反映了法國大革命後，世俗化、自由主義思想對法律的深刻影響。反觀西班牙和義大利，由於羅馬天主教會的強大影響力，直到很晚才允許『絕對離婚』，甚至有些地區至今仍不允許。」
我沉思片刻，拿起一旁的筆記本，寫下了幾個關鍵詞：宗教、文化、傳統、現代化、女性權益。這場對談讓我更深刻地理解，法律並非孤立的存在，它與社會的每一個脈動都緊密相連。「這確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縮影。您在書中也提到，儘管存在這些差異，但『現代離婚法是建立在實用的社會科學和人道主義基礎之上』，而非神學教條。那麼，您認為『實用的社會科學』和『人道主義』在推動這些法律變革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它與傳統的法律或宗教觀點，產生了哪些最根本的衝突？」 林格羅斯先生微微頷首，眼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書婭。這恰恰是我寫作這本書時，最希望讀者能領悟的核心觀點之一。」他輕輕拿起書桌上的一個小沙漏，細沙正緩緩流下。「傳統的神學教條，特別是羅馬天主教會所堅守的『婚姻不可解體』原則，將婚姻視為神聖的、由上帝締結的聖禮，其目的超越了世俗的個人幸福，更強調其作為社會秩序與繁衍後代的工具。這種觀點固然有其維繫社會穩定的歷史作用，但在面對人類真實的痛苦與困境時，卻顯得力不從心。」
它觀察到，當夫妻之間出現難以彌補的裂痕，例如長期通姦、嚴重虐待、惡意遺棄、甚至精神錯亂等情況時，強行維繫一紙婚約，不僅無法帶來『文明的基石』所期望的和諧與穩定，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社會問題，如家庭暴力、私生子女、精神疾病、甚至犯罪。法律作為社會治理的工具，其根本目的應是促進社會的福祉與個體的正義。」 他繼續解釋道：「而『人道主義』，則是這一切變革背後最溫暖的驅動力。它強調每個個體的尊嚴、自由與幸福。它不忍看見女性在不公平的婚姻中被剝削、被虐待，也無法接受孩子在破碎的家庭中成長所承受的創傷。人道主義呼喚法律應當具備彈性，為那些在婚姻中遭遇不幸的人們提供一條擺脫困境的出路，讓他們有機會重新開始，尋求屬於自己的幸福。因此，我們看到各國法律中，對女性通姦與男性通姦離婚條件的逐步平等化，以及對虐待、遺棄等行為的納入，都體現了這種人道主義的關懷。」 他看著我，眼神裡充滿了期待：「這兩者之間的衝突，本質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與『世俗人類的福祉』之間的權衡。現代法律的趨勢，正是逐步從後者出發，在尊重歷史與傳統的同時，不斷調整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並彰顯對人性的關懷。
我被他的話深深吸引，這份對法律背後人性關懷的理解，讓這本看似嚴謹的法律文獻，在我眼中變得鮮活而充滿意義。我突然想到了中國古代的婚姻制度，便問道：「林格羅斯先生，您在書中也提到了中國的婚姻與離婚法律。中國的制度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重，婚姻甚至不需要男女雙方的『自由同意』，這與西方社會的『契約』概念有著顯著差異。在您看來，這種極端不同的文化背景，如何影響了婚姻與離婚在社會中的運作？尤其是女性的處境，又呈現出怎樣的特殊性？」 林格羅斯先生的眉頭微微蹙起，似乎想起了那些關於中國法律的記載。「啊，中國，一個古老而神秘的國度。正如你所說，中國的婚姻法律根植於深厚的宗法社會，其核心原則是『父權』與『孝道』。婚姻的締結，並非基於男女雙方的『同意』，而是家族利益的結合，以及父母對子女的絕對權威。這使得婚姻更像是一種社會『制度』，而非個人『契約』。」 他輕輕搖了搖頭，語氣中帶著一絲惋惜：「在這種體系下，女性的地位確實極其卑微。
她們被視為『嫁出』的財產，『七出』的理由（如多言、淫佚、竊盜、不事舅姑、無子、妒忌、惡疾）賦予了丈夫極大的離婚權力，甚至不需要具體證據，而妻子卻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去主動提出離婚。這種法律設計，完全將女性物化，使其處境幾乎等同於丈夫的『動產』，隨時可能被『遺棄』或『販賣』。」 「我書中甚至提到一個案例，一位妻子因丈夫醜陋而無法接受，最終反抗導致丈夫死亡，法院卻判決她犯下了『不當殺人』，因為受害者『並非她的丈夫』。這深刻揭示了在當時的中國法律中，婚姻的效力與維繫，並不以『個人意志』或『情感連結』為基礎，而是嚴格依循著形式上的『父母之命』與『約定俗成』。」 他指了指書中關於中國的部分：「儘管如此，中國法律中也有一些我認為頗為『奇特』的邏輯。例如，夫妻雙方『協議離婚』時，法院會予以批准。這似乎與婚姻無需當事人同意的原則相矛盾，卻又體現了在極端父權的表象下，社會運作中某種程度的『實用主義』與『妥協』。或許，這也間接說明，即使是再嚴苛的法律，也無法完全壓制人類尋求自由與解脫的本能。」 「總體而言，中國的婚姻法律，像一面鏡子，反映了一個社會在極端追求穩定與秩序時，對個體尤其是女性自由的壓抑。
法律的生命力，不僅在於它能規範社會，更在於它如何回應時代的挑戰，並在『人性』與『制度』之間尋求平衡。這或許也是設計的精髓所在，於看似毫無章法的元素中，尋找潛藏的秩序與美感。 我望向窗外，天色漸暗，遠處的教堂鐘聲隱約傳來。這次跨越時空的對談，讓我對林格羅斯先生的著作有了全新的理解。它不僅是一部法律史的匯編，更是一部人類文明對自身社會關係不斷探索與重塑的宏大敘事。 「林格羅斯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的時間，您的見解讓我獲益良多。這本《世界婚姻與離婚法》在我眼中，已不再只是單純的法律書籍，它更像是一座人類情感與社會變遷的微型博物館。」我起身，誠摯地感謝他。 他微笑著點頭，將書輕輕合上，放在書桌中央。「年輕的書婭，能夠與你這樣一位對知識充滿熱情、對文字有著細膩感知的讀者交流，同樣是我的榮幸。正如我所言，這本書是為尋覓者而作，而你，顯然找到了其中蘊藏的『光芒』。願這些文字，能繼續在你的閱讀旅程中，點亮更多的微光。」 隨著他的話語，書房裡的燈光彷彿變得柔和起來，書頁間的微塵不再跳舞，時間的流動也變得模糊。
他不僅追溯了法國大革命後的拿破崙時代，如何既推動了政治平等，又以專制扼殺了個人自由；也細緻描繪了英國在和平時期如何逐步實現社會改革，從廢除奴隸貿易到議會改革，再到婦女權利運動的萌芽。他對美國的民主進程給予了高度關注，特別是關於廢奴運動、宗教自由的爭議，以及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權限的劃分。 霍蘭德的筆下，自由並非一蹴可幾的理想，而是在不斷的抗爭與妥協中艱難前行。他批評拿破崙的軍事榮耀所帶來的苦難，也揭示了英國貴族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對大眾的壓迫。他對美國的民主進程抱有希望，但也清醒地指出其中存在的偏見和局限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對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和進化論（Evolutionism）等思潮的分析，展現了他對思想史的深刻洞察。他既肯定了超驗主義在鼓勵個體獨立思考上的貢獻，也批評了其在實踐上的盲目性，例如在禁絕活體解剖上的非理性態度。他對達爾文和斯賓塞的進化論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它們為理解人類社會和道德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科學基礎。
這部書的另一個核心思想，是霍蘭德對政府權力限制的堅定主張，他引用了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和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觀點，認為政府的職能應僅限於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過度的干預只會阻礙社會的進步。特別是書中對「週日法」（Sunday laws）的批判，直指其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和宗教偏見的體現。 這本書在1899年出版，正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轉折點。霍蘭德透過回顧整個19世紀，試圖為未來「自由」的道路指明方向。他相信，透過自由討論和公共教育，社會能夠實現和平的變革，最終達到更廣泛的自由與繁榮。他的作品不僅是對歷史的梳理，更是一份對未來社會走向的深沉思考與期許。 （以下對話開始） **克萊兒：** 霍蘭德教授，午安！我是克萊兒，一位來自遙遠未來的英語老師，對您筆下的十九世紀充滿了無盡的好奇。我知道這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但請相信，我們將要進行的這場對話，是對您思想的一次時空之旅。 教授的書房窗外，此刻正下著一場細密的初夏小雨，雨滴輕敲著玻璃，發出沙沙的聲響，像是一首溫柔的伴奏。
您提到拿破崙在推動政治平等方面起到了作用，例如讓法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土地歸農民所有，免除特權階級的稅收，並能自由選擇職業和信仰。然而，您也強調，他「將代議制政府簡化為一個空殼」，並實行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您認為，這些改革即使沒有他也能實現。這種對「偉人」功過並存的客觀評價，在當時是相當不易的。您是基於什麼樣的觀察和思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 **霍蘭德教授：** （沉吟片刻，目光投向書架上那些厚重的歷史卷宗，似乎在回溯百年前的風雲）我的觀察，源於對歷史深層邏輯的體認。拿破崙固然是個軍事天才，他在歐洲各地推行「拿破崙法典」，廢除封建特權，確立了宗教平等，這些都是啟蒙運動的直接產物。然而，他這些看似「開明」的舉措，本質上是為了鞏固他的帝國統治，而非真正發自對個人自由的尊重。他就像一位急躁的園丁，強行將一顆顆樹苗移植到貧瘠的土壤上，卻忘記了自由的根基必須在民眾心中深植。 例如，他恢復了法屬殖民地的奴隸制度，囚禁了海地獨立領袖杜桑·盧維杜爾（Toussaint Louverture），這與法國大革命「自由」的初衷背道而馳。
他為了征服英國而實施的大陸封鎖政策，對整個歐洲的商業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許多地方因此民不聊生。我書中提到，他自以為比商人更懂貿易，這是何等的傲慢！這證明，即使是「開明的專制」，其本質仍是專制，它必然會干預其臣民的自由，阻礙他們追求幸福。 我始終相信，真正的自由與平等，是時代精神的必然趨勢，是民眾覺醒的結果，而非某個「偉人」恩賜的禮物。即使沒有拿破崙，這些變革也會以不同的方式發生，或許過程會更緩慢，但基礎會更為堅實。歷史的河流，終究會朝向自由的海洋奔騰。 **克萊兒：** 教授，您這番見解真是透徹。您將拿破崙的行為與「自由」的本質進行了深刻的對比，指出即使是貌似進步的政策，若由專制之手推行，其內在也潛藏著對自由的侵害。這讓我聯想到您在書中提到，戰爭對自由的成長始終是一種阻礙，因為它總是會讓政府變得更強大，而犧牲公民的個人權利。您認為，「一個由店主組成的國家比一個由士兵組成的國家更適合發展自由制度。」這句話在今天依然意義深遠。您是如何看到「戰爭」與「自由」之間這種本質上的矛盾的？
你看拿破崙時代的法國，為了「軍事榮耀」而「屠殺了數百萬法國人」，最終法國的領土甚至比他掌權前更小。又比如英國，為了對抗拿破崙而長期陷入戰爭，這使得原本在18世紀有所發展的寬容、民主和繁榮都停滯了。政府為了戰爭的「需要」，會被賦予無限的權力，徵兵、徵稅、限制言論、扼殺商業，這些都是為了「國家安全」的犧牲。 當一個國家將其理想建立在「軍事榮耀」之上時，個體就變成了國家的附庸。我的書中也提到，在這樣的社會中，公民被分級，人人都是「下級的主人，上級的臣民」。勞動者必須為戰士的利益而活，而兩者都受到政府的嚴密控制。軍隊的興盛，往往伴隨著個人權利的衰敗。這是一個非常簡單卻又常常被世人遺忘的真理：強大的政府造就虛弱的人民。唯有當人們的精力得以自由地投入到商業、創新、教育等和平的事業中時，社會才能真正地繁榮和進步。 「店主」的形象，代表的是勤勞、務實、追求交換與合作的公民，他們深知個人財富與自由的連結。而「士兵」的形象，則象徵著服從、紀律、犧牲個體以成就集體目標。這並非貶低軍人的貢獻，而是指出，當一個社會的主要驅動力變為戰爭時，對自由而言，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您提到，公眾的注意力從「勝利的將軍」轉向了「窮人的苦難」，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的工廠改革，以及邊沁（Bentham）對女性選舉權、秘密投票等理念的倡導，都對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改革是如何在「和平」的土壤中生根發芽的呢？ **霍蘭德教授：** （眼中閃過一絲欣慰的光芒，那是對進步的肯定）啊，和平！和平是自由最肥沃的土壤。在戰爭的陰影消散後，英國社會開始有餘裕審視自身的弊病。貴族階級雖然仍舊掌握大權，但隨著公眾注意力的轉移，底層民眾的苦難再也無法被視而不見。 羅伯特·歐文的實踐，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他的工廠之所以利潤豐厚，不是因為剝削，而是因為他關注工人的智力、健康和幸福。他呼籲普及教育，認為這是根除貧困和犯罪的良方。這在當時是多麼具有前瞻性的思想！雖然他的「社會主義」實驗，即「按需分配」的村莊模式，最終因未能克服「人會為自身及家庭利益最大化努力」的本性而失敗，但他的合作社商店等理念，卻為後來的社會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而邊沁，這位功利主義哲學的奠基人，他的貢獻更是巨大的。
他主張的女性選舉權、儲蓄銀行、廉價郵政、統計數據收集、以改造為目的的懲罰，以及廢除高利貸法律，無一不指向一個目標：最大化全體人民的幸福。他堅信，沒有新聞自由來揭露腐敗，就不可能有好的政府。他那句「認為我們的祖先比我們更聰明，就等於認為無經驗是智慧的母親，而不是經驗」的論斷，是對墨守成規的當頭棒喝。 這些改革，都是在和平的環境中，透過思想的啟蒙、公眾輿論的壓力、以及少數先驅者的不懈努力而逐步實現的。當社會不再被戰爭的狂熱所裹挾，理性的聲音和對人性的關懷便得以浮現。文學也在此時大放異彩，華茲華斯（Wordsworth）、拜倫（Byron）、雪萊（Shelley）等詩人，他們的作品或鼓勵思想獨立，或痛斥專制暴政，或歌頌自由精神，為改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這正是和平所帶來的「自由的果實」。 **克萊兒：** 教授，您談到的這些人物，如歐文和邊沁，他們的思想確實深刻地影響了十九世紀的改革進程。然而，在美國，您也提到了像威廉·勞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這樣極富爭議的人物。
**霍蘭德教授：** （輕輕一嘆，語氣中帶著複雜的情緒，彷彿在權衡歷史的功過）加里森……他是一位擁有鋼鐵意志的理想主義者，對他所信奉的「立即解放」堅信不疑。他的《解放者報》（The Liberator）以及他本人那種不妥協的姿態，確實點燃了北方廢奴運動的火焰。他將奴隸主比作「搶劫犯和殺人犯」，主張「不給予任何補償」地立即解放奴隸，這在當時無疑是極具煽動性的言論。 然而，歷史往往是複雜的，進步之路也充滿了曲折。我書中指出，加里森最大的「錯誤」之一，是他於1842年公開提出「廢除北方自由與南方奴隸制之間的聯盟」——也就是要求北方脫離聯邦。他堅信，如果南方脫離聯邦，奴隸制將無法維持一小時。菲利普斯（Phillips）也附和道：「奴隸所求於我們的，只是別擋他的道。」這種「解散聯邦」的立場，雖然源於對奴隸制極度不滿，但卻差點熄滅了北方對聯邦的愛國情感。諷刺的是，最終真正廢除奴隸制的，恰恰是為了維護聯邦而爆發的南北戰爭。 這說明，即使出發點是高尚的，但如果策略失當，或者過於偏執於某種理想而不顧現實條件，反而可能阻礙進程。
然而，您也批評了超驗主義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例如您認為其「對科學方法的價值缺乏認識」。您甚至說，這種哲學「是一把可以輕易朝任何方向開火的旋轉砲」。您能否進一步闡述您對超驗主義的這種複雜看法？它對「自由」的發展究竟是助力還是阻力？ **霍蘭德教授：** （沉思片刻，手指輕輕敲擊桌面，似乎在梳理那些抽象而深邃的思想）超驗主義，特別是在美國，曾是思想解放的一股強大洪流。愛默生，這位新英格蘭的智者，確實以其「自力更生」（Self-Reliance）和「英雄主義」（Heroism）的理念，喚醒了當時被流行神學和政治冷漠所壓抑的人們。他的核心思想，即「最高真理透過超越經驗的直覺顯現，並應超越邏輯」，在當時如同甘霖，滋潤了那些渴望擺脫清教徒式壓抑的人們。它挑戰了傳統的聖經和教會權威，鼓勵個體直接與「神聖」連結，這無疑是對「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巨大貢獻。它讓人們相信，內在的光芒才是最終的指引，這在反對奴隸制和爭取婦女權利等改革運動中，提供了強大的道德支撐。那些勇敢的廢奴主義者，甚至可以援引「更高的法則」來對抗惡法。 然而，這把「旋轉砲」的確也可能指向錯誤的方向。
當一個人過於強調「直覺的絕對正確性」而忽視經驗和邏輯時，其行為就可能陷入偏執和非理性。我書中提到，有些超驗主義者甚至公開否定婚姻，主張「自由之愛」，這便導致了社會秩序的混亂。更為嚴重的，是他們對科學方法的漠視。例如，米斯·考布（Miss Cobbe）在反對活體解剖時，即使科學界提供了大量證據證明其對醫學進步的必要性，她仍然堅持「即使證明有用，也應完全禁止」。她甚至宣稱，對後果的關注「與任何邪惡行為的後果一樣，我們無需關心」。這種盲目追隨「內在光芒」而無視實際後果的態度，無疑是危險的。 超驗主義在鼓勵個體獨立思考和挑戰權威方面，為自由的進程注入了強大的活力。它幫助人們擺脫了教會的束縛，促進了思想的多元化。但同時，它也可能助長一種唯我獨尊的自負，使得那些自詡掌握「真理」的人變得不寬容，正如加里森對異議者的態度。這說明，真正的自由，必須建立在理性、經驗和對他人權利的尊重之上，而非盲目的直覺或個人的偏執。它為人們提供了「出離」舊體制的通道，但在建立新體制時，卻缺乏堅實的基礎。 **克萊兒：** 教授，您對超驗主義的分析，讓我看到它既是解放思想的火花，也可能成為一種非理性的火焰。
您認為，十九世紀牧師和教職人員的權威明顯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在許多議題上「站在了不道德的一邊」，尤其是在廢奴和女性權利問題上。而世俗講臺上的演說家和作家，如布拉德勞（Bradlaugh）和英格索爾（Ingersoll），則成為了自由思想的倡導者。您認為這種轉變對社會的自由進程意味著什麼？ **霍蘭德教授：** （輕輕拿起茶杯，抿了一口，似乎回味著百年前的激辯）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轉變，克萊兒小姐。長期以來，講壇（Pulpit）——也就是教會和牧師——是社會道德和思想的主要引導者。他們的影響力根深蒂固，尤其是在美國，他們曾被視為「上帝奧秘的管家」，對世俗事務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然而，當他們在一些重大的道德問題上，例如奴隸制、女性權利、甚至是週日娛樂等問題上，選擇了保守、甚至壓迫性的立場時，他們的權威便開始動搖了。 我書中提到，新英格蘭的公理會牧師曾發表聲明，聲稱他們有權決定誰能向教區居民發言，並援引《新約》來禁止女性成為「公眾改革者」。這種將宗教教義凌駕於基本人權之上的行為，自然會引發公眾的不滿。
當牧師們無法對奴隸的苦難發出公正的聲音，當他們阻礙女性追求教育和獨立時，他們的道德高地就崩塌了。 此時，講臺（Platform）——即公共演說和世俗媒體——便乘勢而起。像弗朗西絲·賴特（Frances Wright）這樣勇敢的女性，她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公開演講的女性，她大膽地揭露了教會對女性智力解放的阻礙。布拉德勞在英國，則為無神論者爭取在議會的席位，為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奮鬥終生。而英格索爾在美國，則以其批判性的筆觸和雄辯的口才，挑戰了宗教的僵化教條，倡導「快樂與健康、教育、自由、正義與人性的福音」。 這種從講壇到講臺的轉變，標誌著社會思想主導權的轉移。它意味著人們開始從神聖的文本和傳統的權威中尋求真理，轉向了基於理性、經驗和科學的探求。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因為世俗的講臺更少受到教條的束縛，更能靈活地回應時代的呼喚，為多元的觀點和進步的思想提供發聲的機會。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講臺上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它也可能滋生偏見或煽動非理性。但至少，它提供了一個更開放、更具活力、更能促進自由討論的空間。這是一場思想上的革命，為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諸多社會改革鋪平了道路。
您認為這些法律「是對個人自由的壓迫」，並指出「一個自由的政府沒有權利干涉公民在他們選擇的任何時候進行健康運動和無害娛樂的權利」。您為何對這項議題如此執著？它在您眼中，象徵著何種更深層次的「自由」？ **霍蘭德教授：** （皺眉，語氣中帶著明顯的不滿和痛惜）是的，週日法，或者說「安息日法」（Sabbatarianism），是我書中一個不斷被強調的痛點。這不僅僅是關於一個星期的哪一天可以休息的問題，它觸及的是「個人自由」的底線，以及政府與宗教權力界限的根本問題。 在我的時代，甚至直到現在，許多法律仍然帶有濃厚的清教徒色彩，它們試圖強制人們在週日保持一種特定的「神聖」狀態，禁止一切世俗的勞動和娛樂。這些法律表面上是為了「公共福利」或「宗教虔誠」，但實際上，它們是對個人意志的粗暴干涉，是對不同信仰者，甚至是對窮人的一種不公。 你看，一個窮人，如果只有週日這一天可以休息，卻連在自家花園裡動動鋤頭、或者和孩子玩球、去博物館陶冶性情都被禁止，那這算什麼「自由」？這就是在用法律的形式，將富人唾手可得的閒暇與樂趣，從窮人手中剝奪。
這些法律的執行，往往流於形式，甚至成為某些人敲詐勒索或發洩惡意的工具，而不是為了真正的公共利益。 對我而言，週日法象徵著「政府過度干預」和「宗教偏執」的雙重危險。當一個政府，或者說，當社會的某種主流觀點，認為自己有權利規定公民在非犯罪行為上的「應做」與「不應做」，甚至細緻到個人在自家室內的娛樂活動時，這就已經超越了政府保障「生命、自由、財產」的合法範疇，淪為一種專制。我主張，只要不直接傷害他人，不侵犯他人的權利，個人就應該有權利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制性的宗教遵守，只會滋生奴役與反抗，而無法培養真正的虔誠。 我之所以對此執著，是因為我看到，即使在號稱自由的美國，這種隱性的「暴政」依然存在。它是對《獨立宣言》所宣示的「不可剝奪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公然違背。我的目標，是讓所有公民都能在每一天，都充分享有這些權利，而非僅限於一週中的六天。這也是我對自由理念最深層的呼籲。 **克萊兒：** 教授，您這番話語重心長，讓我對「自由」有了更具體的理解。
他的「從模糊不連貫的同質性到明確連貫的異質性」的進化法則，不僅解釋了生物的發展，也為人類社會的進步提供了新的視角。 而他關於政府作用的「限制理論」，即「每個人的自由，僅受限於所有他人同等自由的條件」，在當時是對國家權力無限擴張的一種強力反制。他認為，強大的政府會造就弱小的人民，因為當政府過度干預時，公民的個體活力和智力會被抑制。你看，美國的農場和工廠，它們的活力正是源於人們在自由環境下的創造力。郵局的效率低下，恰恰證明了政府壟斷的弊端。 我之所以如此推崇斯賓塞，是因為他清晰地揭示了「自由」與「活力」之間的內在聯繫。他強調，個體只有在最少受到干預的情況下，才能最充分地發展自己。這種思想，對於當時飽受國家干預和保護主義之苦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劑清醒劑。他主張政府應該專注於保護生命和財產，維護公正的法律秩序，而不是介入公民的商業、教育、健康甚至娛樂活動。 然而，正如您所擔心的，斯賓塞的理論，尤其是一些極端個人主義者的詮釋，確實可能走向「行政虛無主義」的極端。
人類社會的複雜性，以及對公共安全、基礎設施、弱勢群體扶助等方面的需求，使得政府必須承擔更多的職能。例如，公共衛生、道路建設、醫院和貧民窟的維護，這些都需要政府的投入。 因此，我認為，斯賓塞的價值在於他為我們劃定了一個「警戒線」，提醒我們警惕政府權力的膨脹，強調個體自由的重要性。他不是提供一個終極的答案，而是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羅盤」，指引我們在權力與自由之間尋找平衡。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有限」但「有效」的政府，它既能保障個體的自由，又能履行必要的公共職責，確保社會的福祉。在實際操作中，這需要不斷的智慧與妥協，而非僵硬的教條。 **克萊兒：** 教授，您這番辯證的分析，讓我對斯賓塞的理論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您將他的思想視為一個「羅盤」，而非唯一的「地圖」，這非常有啟發性。感謝您今天與我進行的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從拿破崙的雙面性，到和平時期改革的果實，再到激進廢奴主義的影響，以及超驗主義的雙刃劍，還有「講壇與講臺」的權力轉移，以及您對「週日法」和政府限制的深刻思考，每一個議題都充滿了時代的迴響，也與我們當代社會的挑戰緊密相連。
霍蘭德教授並沒有簡單地歌頌某種自由，而是深刻地剖析了其複雜性。他對拿破崙的評價，讓我看到即使是推動進步的偉人，也可能因專制而阻礙真正的自由。這提醒我們，判斷歷史人物或事件，不能只看表象，更要深入其本質。他對「戰爭」的批判，更是讓我深有感觸。在如今這個看似和平卻暗流湧動的時代，他的「店主國家優於士兵國家」的論斷，顯得尤其警醒。 而他對激進廢奴主義者加里森的評論，則讓我思考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張力。加里森的堅定與不妥協，固然點燃了廢奴的道德火焰，但其「解散聯邦」的策略，卻也差點導致了更大的分裂。這讓我想到，有時候，過於純粹的理想主義如果缺乏靈活的策略和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反而可能走向反面。這就像書中提到的，超驗主義雖然帶來了思想的解放，但其對「直覺」的過度強調，有時也會導致盲目和不寬容。這提醒著我，作為「光之居所」的一員，在追求真理的同時，也要保持開放與包容。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他對「週日法」的執著批判。這看似微小的生活細節，卻被他提升到了「個人自由」的核心議題。他用那些荒謬的案例，無情地揭示了宗教偏見與政府過度干預對普通人生活的壓迫。
《閱讀的微光》：跨越時空的對談：瑪麗埃塔·霍利與女性之聲 作者：書婭 大家好，我是書婭，一個熱愛閱讀、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年輕女孩。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場我與文字、與作者的心靈邂逅。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我將帶領大家，一同穿越時光的迴廊，與一位在歷史長河中閃耀著獨特光芒的女性作家進行一場深度交流，試圖觸及她作品的核心思想、創作理念，並感受她個人及其時代的重要事件。 我們今天要談論的書籍是《Samantha among the Brethren — Volume 4》，作者是瑪麗埃塔·霍利（Marietta Holley），她更廣為人知的筆名是「喬賽亞·艾倫的妻子」（Josiah Allen's Wife）。這本書出版於1890年，是她「薩曼莎」系列作品的第四卷。瑪麗埃塔·霍利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美國幽默作家、諷刺家，她以其獨特的方言敘事風格，巧妙地將社會評論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她的作品，尤其是薩曼莎系列，以一位樸實卻見解獨到的鄉村婦女薩曼莎·艾倫的視角，對當時的社會議題，特別是婦女權利、宗教偽善、以及各種社會風氣進行了辛辣而幽默的批判。
在《Samantha among the Brethren — Volume 4》中，薩曼莎將她的「忠誠之筆」指向了教會中對女性的不公。她質疑為何女性在教會事務中付出良多，卻被剝奪了參與決策的權利。書中生動描繪了一系列的人物與事件，從那些聲稱自己曾是「惡棍」但實則虛偽的佈道者，到盲目追隨末日預言的狂熱信徒，再到那些以捐款換取教會寬恕的富有男性，以及因微小過失而被嚴懲的貧困女性。薩曼莎以她獨特的視角和直言不諱的風格，揭露了社會上存在的雙重標準、偏見與不公。她強調，真正的信仰並非流於形式的狂熱或口號，而是根植於誠實、真理與公義的實踐。透過她對周遭人物的觀察與對話，瑪麗埃塔·霍利不僅展現了19世紀末美國鄉村生活的豐富圖景，更為女性的地位與聲音發出了強有力的呼籲。這是一部既幽默又深刻的作品，它以樸實的語言，觸及了普世的人性與道德困境，至今讀來依然充滿啟發。 現在，請允許我來搭建一個場景，讓這場跨越百年的對談能夠發生。 *** **【光之茶室的黃昏】** 2025年6月9日，一個初夏的傍晚，夕陽的餘暉透過「光之茶室」那巨大的落地窗，灑落在鋪著樸素整潔榻榻米的室內。
茶室的一隅，一位身材略顯圓潤、髮髻整齊的女士端坐著，她臉上掛著一抹既親切又帶有幾分堅毅的微笑，眼神深邃而明亮。她就是瑪麗埃塔·霍利。她手中捧著一杯冒著熱氣的茶，目光穿透窗外搖曳的竹影，仿佛在凝視著遙遠的過去。 「瑪麗埃塔女士，」我輕聲開口，在她對面的榻榻米上坐下，將手中的茶杯輕輕放下，茶杯與桌面輕微的碰撞聲在靜謐中顯得格外清晰，「很榮幸能在這個美好的黃昏，與您一同品茗，並談談您的作品，特別是《Samantha among the Brethren — Volume 4》。您的筆下，薩曼莎女士的形象深入人心，她的質樸與智慧，總能讓讀者在會心一笑中，領悟到深刻的道理。」 瑪麗埃塔女士轉過頭來，那雙眼睛閃爍著一種溫暖而又洞察一切的光芒。她的嘴角微微上揚，輕輕將茶杯放回原處。 「書婭啊，」她的聲音有些沙啞，卻帶著一種歲月沉澱後的從容與力量，彷彿那正是薩曼莎在爐邊講述日常故事的語調，「光之居所的茶室，確實有種讓人心靈沉澱的力量。我的作品，不過是將我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透過薩曼莎的眼睛和嘴巴，娓娓道來罷了。世間萬物，皆有其運行之道，人性亦然。
我點點頭：「是的，那本書中，薩曼莎對教會中女性地位的質疑，對那些口是心非、形式主義的批判，即便在今天，讀來也依然令人深思。是什麼促使您，讓薩曼莎女士，以如此直率卻又幽默的方式，去挑戰那個時代根深蒂固的觀念呢？」 瑪麗埃塔女士輕輕嘆了口氣，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漸深的暮色。 「你看，這世道，總有那麼些人，嘴上說著一套，心裡盤算著另一套。特別是那些自詡為聖潔、自以為是的人。教會本該是引導人向善、尋求真理的地方，可偏偏有些時候，它也沾染了人世間的塵埃。那時候，女性在社會上，在家庭裡，都有許多的限制，更別說在教會裡了。我總覺得，這不對勁。一個教會，若真要傳達上天的旨意，怎能獨獨將一半的人排除在外？那些為教會付出了那麼多的姐妹們，她們的努力，她們的奉獻，難道就因為她們是女性，就不能在議會中有一席之地嗎？」 她頓了頓，拿起茶杯，又輕輕啜了一口，發出一聲滿足的嘆息。 「我讓薩曼莎說出來，不是因為我喜歡爭執，而是因為有些道理，就像你碗裡的麵包，它就是實實在在的，你不能因為它長得不夠華麗，就否認它的存在。我選擇用幽默的方式，是因為你知道，人們總是更容易接受帶著笑容的道理。
瑪麗埃塔女士的眼神變得有些犀利，但語氣依然平靜。 「這事兒啊，就像我書裡說的，真是『怪哉！』。你看那喬·查尼克，還有特魯曼太太，他們對末日的熱情，那是真真實實的，他們是真的相信。可這信仰，要是只顧著看天上的星星，卻忘了腳下的泥土，那它又能給人帶來什麼真正的幫助呢？我總覺得，信仰這東西，它應該是讓你活得更踏實，更善良，更有力量的。它應該是讓你學會怎麼去愛身邊的人，怎麼去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情，而不是讓你變得脫離現實，甚至做出那些讓人擔憂的舉動。就像我書裡的薩曼莎說的，如果上天要來，那我就安心地做我的麵包、照顧我的家人，因為這是上天交給我的本分。」 她停頓了一下，用指尖輕輕敲了敲茶杯邊緣。 「那些狂熱的行為，那些大聲喊叫，那些自以為是地預測天機……我不是說這些就全然是錯的，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上天。可如果這一切，只是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更『聖潔』，或是為了逃避現實生活中的責任，那這『信仰』，就變得有些空洞了。我見過許多人，他們不常去教會，甚至不張揚他們的信仰，但他們的心靈卻是與上天最接近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帶著溫暖與光芒。
因為他們知道，真正的神性，不在外面的形式裡，而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 「薩曼莎在書中對迪肯·威德里格的批判，以及與喬賽亞之間關於教會懲罰的討論，深刻地揭示了社會中的雙重標準。您認為，為何在當時，甚至某些層面上在今天，財富和權力依然能夠影響『正義』的裁決？」我問道，感覺到這個問題的重量。 瑪麗埃塔女士輕輕地放下茶杯，她的目光穿透了玻璃，似乎看到了久遠之前那些不公的場景。 「這就是人性啊，書婭。」她的聲音裡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卻又充滿了堅定的力量。「從古至今，人們總是有那麼一種傾向，會對那些擁有財富和權力的人，給予更多的寬容，甚至是優待。你看看我書裡寫的迪肯·威德里格，他販賣著毒害人心的『硬蘋果酒』，讓無數家庭破碎，讓年輕人走向毀滅，可因為他『富有得像個猶太人』，能捐款，能說漂亮話，教會的男執事們就『輕輕地』處置了他，甚至還讓他繼續留在教會裡。而像梅蒂爾達·亨恩那樣的窮寡婦，不過是在冗長的佈道會上忍不住笑了幾聲，就被教會嚴厲地『教育』了，甚至要被當作『榜樣』來懲罰。這公平嗎？當然不公平。」 她輕輕搖頭，臉上浮現出一絲苦澀的笑意。 「為何會這樣？因為人們害怕失去。
而且，男性在當時掌握著幾乎所有的權力，他們審判男性時，會以『同儕』的標準來衡量，但審判女性時，往往就缺少了那份理解和同情。他們認為女性只需要『順從』，而不是去思考對錯。」 我沉默地點點頭，這確實是至今仍存在的困境。 「就像書中那些母親們，她們必須從親手毀掉自己兒子的男人手中，領取聖餐，那份痛苦，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她們在心裡承受著比死亡更深的黑暗，因為死亡至少還能帶來再見的希望，而靈魂的墮落，卻是永恆的失去。」瑪麗埃塔女士的聲音低沉下來，帶著一種深沉的悲憫。「我寫這些，就是想讓大家看到，真正的罪惡在哪裡，真正的傷害在哪裡。一個人的財富，不應該成為他罪行的遮羞布。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不應該凌駕於道德和良知之上。這是最基本、最樸素的道理。」 我輕輕接話：「薩曼莎所提出的『如果女性能參與決策，那個尖頂會指向另一個方向』的設想，我覺得它非常精妙。它不僅僅是字面意義上的建築方向，更是一種對社會結構、道德導向的深刻反思。您希望透過女性的參與，為社會帶來怎樣的改變？」 瑪麗埃塔女士的眼神中閃爍著希望的光芒，彷彿她真的看到了那個尖頂指向的新方向。
「是的，」她肯定地說，「那句話，正是薩曼莎心中，也是我心中，對於一個更為公正、更為人性的社會的渴望。如果女性能有發言權，能真正參與到決策中來，我相信許多事情會變得不同。」 她展開手掌，輕輕比劃著，像是在描繪一幅理想的藍圖。 「你想想看，女性往往更關心家庭的福祉、社區的安寧、孩子們的未來。她們更懂得苦難，因為她們往往是承受苦難最深的人。一個母親，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兒子被迪肯·威德里格那樣的人毒害，她會選擇包庇這個『有貢獻』的酒販嗎？絕對不會！她會用盡全力去阻止這種傷害。女性的參與，會帶來一種更為細膩、更為貼近生活、更為注重『人』的倫理觀念。她們會更看重一個人的品格和行為，而不是他的錢袋子或表面的光鮮。」 「所以，這個『指向另一個方向』的尖頂，」她繼續道，語氣中充滿了力量，「它代表的，是道德的尖頂、是公義的尖頂、是慈悲的尖頂。它不再是徒有其表的權力象徵，而是真正指引人們走向光明、溫暖、彼此扶持的方向。它會讓教會，乃至整個社會，更關注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更嚴懲那些真正為非作歹的人，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我相信，女性的聲音，就像一陣清新的風，能夠吹散那些瀰漫在世間的虛偽和不公，讓真理的光芒，灑落在每一個角落。」 「您在書中花費了不少篇幅描寫詹妮特（Jenette）的遭遇，一個善良、勤勞卻被家人背叛的女性。她的故事，似乎與薩曼莎對社會不公的批評形成了某種呼應。您是否想透過詹妮特的故事，探討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脆弱性，以及她們在逆境中展現出的韌性？」我問道。 瑪麗埃塔女士點了點頭，臉上流露出一種複雜的情緒，既有同情，也有對堅韌的欣賞。 「詹妮特，她是多麼善良的一個小生靈啊，『像閃電一樣聰明』，喬賽亞總是這麼說。她為了照顧年邁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弟，放棄了自己的婚姻機會，夜以繼日地付出。可結果呢？她弟弟湯姆和那個尖酸刻薄的妻子，竟然聯手欺騙她那個年老糊塗的父親，奪走了原本屬於詹妮特的一半財產。這簡直是把她所有的犧牲和愛，都踩在了腳下。你看，這世道就是這樣，有時候，最無私的付出，換來的卻是最無情的背叛。而這一切，就因為她是一個女性，一個沒有『男人』去為她爭取權益的女性，所以更容易被欺負。」 她嘆了口氣，搖了搖頭。 「但是，」她語氣一轉，變得堅定起來，「你看到了嗎？
這種精神，難道不是比那些空洞的教條更接近神性嗎？我寫詹妮特，就是想讓大家知道，女性的價值，不在於她們擁有多少財產，不在於她們有沒有男人為她們出頭，而在於她們內心的堅韌、善良和那份永不熄滅的光芒。她們或許脆弱，但她們從未真正被打敗。這份內在的韌性，才是真正的力量。」 「薩曼莎在書中，無論面對爭執還是不公，總是保持著一種『平靜』的姿態，甚至引用聖經，來反駁那些自以為是的觀點。這種『平靜』的力量，對您而言意味著什麼？它是否是您理想中，女性面對挑戰的一種方式？」我問道。 瑪麗埃塔女士的臉上浮現出了一絲微笑，那是智者的微笑，充滿了洞察與理解。 「哦，你說薩曼莎的『平靜』啊，」她輕聲說道，彷彿在品味這個詞，「那不是一種冷漠，也不是一種軟弱，而是一種深刻的『明白』。當你真正明白事物的本質，明白人心的複雜，明白上天的旨意，你就不會被那些表面的喧囂所困擾。就像薩曼莎說的，『我從來就不是個大聲尖叫的人。』大喊大叫，並不能讓上天聽得更清楚，因為上天從來就不是聾子。真正的溝通，是心與心的連結，是行動與行動的回應。」 她輕輕地拂過榻榻米，動作間充滿了對周遭一切的溫柔。
當喬賽亞為那些男人開脫，說他們忙於『嗡嗡鋸子』和『發明』而無法為教會出力時，薩曼莎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正是女性在教會中如此艱難的原因。她的平靜，賦予了她一種銳利的洞察力，能夠在混亂中看清真相。」 她輕輕合上眼，像是在回味著什麼。 「所以，這份『平靜』，對我來說，是女性面對世界挑戰的一種理想姿態。它不是去對抗，而是去『穿透』。它不是去呼喊，而是去『行動』。它是一種內在的力量，讓女性能夠在混亂中保持清醒，在不公中堅守原則，用她們的智慧和愛，默默地改變這個世界。就像茶室外面的苔蘚，它靜靜地生長，看似不張揚，卻擁有覆蓋大地的力量。」 我點頭深思，瑪麗埃塔女士的這番話，為「平靜」這個詞賦予了全新的深度。 「瑪麗埃塔女士，您的作品雖然寫於19世紀末，但其中關於女性權利、宗教自由、社會公平的討論，在今天看來依然具有普世的意義。您認為，您的筆觸，在那個時代，為女性的解放，起到了怎樣的推動作用？而這些跨越時空的思考，對於當代社會又有何啟示？」我問道。 瑪麗埃塔女士睜開眼，目光中帶著一絲自豪，但更多的是對未來的深切期盼。 「在那個時代，女性的聲音常常被壓抑，被認為不適合在公共場合發言。
我筆下的薩曼莎，正是這樣一個被賦予聲音的普通女性。她沒有高深的學問，沒有顯赫的背景，她只是個普通的農婦，但她有著清晰的頭腦和正直的心。她用她們的方言，用她們的鄉土智慧，去挑戰那些看似神聖卻充滿偏見的教條。當人們讀到薩曼莎說出那些他們自己心中也有所懷疑，卻不敢說出口的話時，他們會產生共鳴。」 她輕撫著桌上的茶具，語氣溫柔而堅定。 「我的書，或許沒有直接掀起一場革命，但它們就像那微小的漣漪，一點一點地擴散。它讓一些女性讀者意識到，她們的感受不是孤立的，她們的疑問是正當的。它也讓一些男性讀者，或許在幽默中，開始反思他們習以為常的觀念。我們當時所爭取的，是女性在教會、在社會中能夠被『看見』，能夠被『聽見』，能夠被『尊重』。那時候，女性甚至沒有選舉權，更別說在宗教會議上擁有投票權了。」 「時至今日，雖然女性已經獲得了許多法律上的權利，但潛藏在社會深處的偏見和雙重標準，依然以各種形式存在。」她繼續道，「你看，人們是不是還是更容易寬恕有錢有勢者的錯誤？是不是還是有許多人，口口聲聲說著高尚的原則，卻在實際行動中背道而馳？那些只看重外在形式，卻忽略內在道德的現象，是不是依然比比皆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永遠相信，每一個個體，無論男女，無論貧富，都擁有獨特的價值和光芒。當這些光芒匯聚在一起，它們就能點亮整個世界，讓那個『指向另一個方向』的尖頂，真正地屹立起來。」 夕陽完全沉入地平線，茶室裡的光線漸漸暗下來，但瑪麗埃塔女士的聲音卻像燃燒的餘燼，散發著溫暖而持久的光芒。她輕輕端起茶杯，向我示意。 「書婭，茶已經涼了，但我們的對談，卻讓我的心暖和起來。很高興能與你，還有那些遠方的讀者們，分享這些薩曼莎的故事，分享那些穿越時空，依然閃耀的微光。」 「是的，瑪麗埃塔女士，」我說道，也端起我的茶杯，感受著它殘留的餘溫，「您的智慧與勇氣，透過薩曼莎的聲音，跨越了百年時光，依然在我們的心中激盪。感謝您為我們點亮了這束閱讀的微光。」 我們相對而坐，在逐漸暗沉的茶室裡，品味著彼此的言談，以及那杯早已冷卻，卻依舊散發著淡淡餘香的茶。窗外，星光漸次亮起，如同瑪麗埃塔女士筆下那些永恆的真理，在夜空中熠熠生輝。
這是一本出版於1922年的作品，正值女性獲得投票權後，社會對她們新角色充滿討論的時代。這場對談將帶領我們回到那個充滿變革的年代，與作者本人對話，深入了解她筆下那些或掙扎、或前行、或迷失的女性角色，以及她們所反映的時代面貌。 請稍候，我將架設好穿越時空的橋樑，邀請班寧女士與我們對話。 *** **光之對談：與瑪格麗特·庫爾金·班寧談《Spellbinders》** **訪談者：書婭 (來自光之居所的讀者)** **受訪者：瑪格麗特·庫爾金·班寧女士 (《Spellbinders》作者)** **[場景營造]** 時光彷彿揉碎了塵埃，溫柔地散落在這間位於二十世紀初的書房。空氣中飄散著紙張、墨水與一絲淡淡的煙草氣息。窗外，電車的叮噹聲與汽車的喇叭聲隱約傳來，是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獨有的韻律。午後的陽光斜灑進來，照亮了書桌上堆疊的手稿與書籍，也溫暖了牆邊那張深色的皮質扶手椅。 我——書婭，今天有幸坐在此地，懷著對《Spellbinders》這部作品的好奇與敬意。這本書，出版於女性獲得投票權後不久，精準地捕捉了那個年代女性在社會、政治與個人生活中的掙扎與探索。
今天，我將有機會與這部作品的創作者，瑪格麗特·庫爾金·班寧女士對話，聆聽她關於書中人物、思想與時代的見解。班寧女士已在此落座，她的目光睿智而溫和，彷彿能看透文字背後更深遠的意義。 **書婭：** 班寧女士，非常榮幸能在此地拜訪您。我是書婭，來自一個對您作品及那個年代充滿好奇的讀者群體。您的《Spellbinders》出版於1922年，正是美國女性獲得全國投票權不久之後。這本書深刻地描繪了這個轉變對女性，乃至整個社會的影響。請問，是什麼樣的靈感或觀察，促使您寫下這樣一個關於女性、政治與個人選擇的故事呢？您當時是如何看待女性在獲得參政權後，即將面對的種種挑戰與可能性？ **瑪格麗特·庫爾金·班寧女士：** 謝謝妳，書婭。能與來自未來的讀者談論我的作品，這本身就是一種奇妙的際遇。關於《Spellbinders》的創作，靈感確實源於我對當時社會脈動的直接觀察。妳說得沒錯，1920年憲法第十九修正案的通過，給予女性投票權，這不僅僅是一個政治事件，它是一個巨大的社會與心理轉折點。 我看到許多女性，她們的生活、思想和期許，都因此被重新攪動。
長久以來，女性的世界被界定在家庭與個人情感的範疇裡，突然間，一道新的大門開啟了——通往公共領域、政治權力，以及更廣闊的自我實現。但這道門後，並非只有鮮花與掌聲。伴隨而來的是迷茫、衝突，以及不同女性對這種新自由的迥異解讀。 《Spellbinders》正是試圖捕捉這種複雜性。我觀察到，有些女性，比如書中的瑪格麗特·達菲爾德，她們是有著堅定信念的先驅者，她們為爭取權利而努力，並試圖定義一種基於智識與獨立的新女性形象。她們投身政治組織，相信這是實現自身價值與推動社會進步的途徑。但即使是她們，也面臨著個人情感與公眾角色的拉扯。 另一些女性，像海倫·弗蘭登，她們擁有優渥的生活與迷人的魅力，在傳統的婚姻框架中看似圓滿，卻在時代的浪潮下感受到一種隱微的空虛與不安。她們開始質疑長久以來被視為「美好」的閒適生活，好奇公共事務和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卻又在慣性的舒適圈與新角色的不確定性之間搖擺。她們不是天生的鬥士，而是在新舊觀念碰撞中尋找自身定位的探索者。 還有像弗麗達·索爾斯塔德這樣年輕一代的女性，她們似乎生來就沐浴在新自由的光芒下，對舊有的限制不那麼敏感，但她們也面臨著新的誘惑與陷阱。
她們的新「自由」可能被膚淺地解讀為擺脫一切束縛，甚至被機會主義的男性利用。 我的書，是想呈現不同女性在同一個時代切面下的真實反應。她們不是非黑即白的角色，而是帶著各自的優點、弱點、期許與困惑，在一個正在重塑自身面貌的社會中前行。她們所遇到的挑戰，不僅來自外部世界的偏見與阻力，更來自她們內心的掙扎與自我定義。我希望能讓讀者看到，參政權僅僅是改變的開始，更深遠的變化將發生在女性的內心與人際關係中。 **書婭：** 感謝您的深刻剖析。您筆下的女性角色確實各有特色，她們之間的互動尤其引人入勝。特別是瑪格麗特·達菲爾德、海倫·弗蘭登和弗麗達·索爾斯塔德這三位，她們似乎代表了「新女性」的不同面向或不同世代的回應。能否請您談談，您是如何構思這三位角色的？她們各自的核心特質是什麼？以及您希望通過她們展現那個時代女性的哪些群像或思想趨勢？ **瑪格麗特·庫爾金·班寧女士：** 我構思這三位角色時，腦海中確實希望能呈現出那個時代女性思潮光譜上的幾個重要點。她們並非簡單的對立，而是彼此映照，共同描繪出當時女性的處境。 瑪格麗特·達菲爾德，她代表的是那批受過良好教育、有著清晰智識追求的女性。
她們投身於社會運動，無論是早期的婦女參政，還是後來的政治組織。她們相信理性和效率，不願意被傳統的性別角色所束縛。瑪格麗特的核心特質是她的目的性與智識力量。她對情感採取一種克制甚至分析的態度，因為她認為情感，特別是男女之間的情感，往往是阻礙女性追求獨立與公共價值的絆腳石。她象徵著那種試圖通過智力和組織來重塑自身和社會的女性先鋒。對她來說，參政是一種使命，是定義女性公共角色的重要一步。但她的挑戰在於，過度的智識化與對情感的壓抑，是否會讓她錯失生命中其他重要的部分，或者是否會讓她難以與那些不那麼「智識」的女性產生真正的連結。 海倫·弗蘭登，她則代表了另一種普遍的女性。她有著優雅的魅力，生活在富裕的社交圈中，是傳統意義上的「成功」妻子和母親。但她並非空洞無物，她有著敏銳的觀察力與藝術感受力。她對政治和社會議題的興趣，最初可能源於一種好奇或對自身現狀的不滿。她的核心掙扎在於，如何在保留自身魅力與個人生活的同時，找到一種更有意義的「活著」的方式。她不像瑪格麗特那樣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她的探索更多是內在的、個人化的。
她對「新女性」的定義感到困惑，時而被瑪格麗特這樣的理想主義者激勵，時而又被丈夫蓋奇的傳統觀念拉扯。她代表了許多處在轉型期的女性，她們感受到了變化，渴望探索，但又難以徹底擺脫舊有的框架。 弗麗達·索爾斯塔德，她是更年輕一代的縮影。她們成長在女性權利已有進展的時代，或許對前輩們的鬥爭沒有那麼強烈的切身感受。弗麗達有著藝術家的敏感與浪漫情懷，她對「活著」的追求更多是感官的、直覺的。她可能對政治漠不關心，但她追求真實的體驗與情感連結。她身上的矛盾在於，她的純真與對浪漫的嚮往，在一個對女性新自由有著膚淺甚至不懷好意解讀的社會中，可能使她面臨風險。她的故事是對那種將女性自由等同於情感或行為「解放」的警告，但也展現了即使在看似混亂的環境中，個人對真摯情感的追求仍是一種強大的力量。 通過這三位女性，我希望呈現的是，當時的女性並非一個單一的群體。她們有著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期許、不同的困境，以及對「新女性」截然不同的理解。她們的互動——瑪格麗特試圖激勵海倫，海倫對弗麗達的直覺欣賞——都反映了女性之間複雜的相互影響與理解（或誤解）。她們共同構成了一幅關於那個時代女性心靈地圖的畫卷。
您不僅深入描繪了女性，男性角色在書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對女性變化的反應，構成了另一條敘事線。特別是海倫的丈夫蓋奇·弗蘭登，以及對瑪格麗特傾心的沃爾特·卡彭特。他們對「新女性」似乎抱持著截然不同的態度。您是如何看待當時男性對於女性在社會中扮演更積極角色的反應的？蓋奇和沃爾特分別代表了哪種類型的男性觀點？他們的故事又反映了兩性關係在那個時代面臨的哪些挑戰？ **瑪格麗特·庫爾金·班寧女士：** 男性的反應，或者說他們對女性角色變化的適應，是這本書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女性的參政權和日益增長的獨立性，直接觸及了傳統的男女關係結構，這讓許多男性感到困惑、不安甚至威脅。 蓋奇·弗蘭登，他可以說代表了那種強烈的傳統主義者。他並非完全反對女性擁有權利，他甚至在自己的政治委員會中安排了女性成員。他反對的，不是女性投票，而是「新女性」身上體現出的那種「自我意識」和對傳統角色的「不滿足」。他珍視的是海倫作為妻子、母親和「魅力女人」的傳統形象，他害怕她在投身公共事務後，會失去那種他所依戀的「真實」、「有形」和「甜蜜」。
他將女性的獨立視為一種「散漫」、一種對自我價值的「浪費」，甚至是對「性別」本身的「褻瀆」。蓋奇的困境在於，他無法理解或接受一個不再完全依附於他、尋求獨立身份的妻子。他的愛中摻雜著佔有欲和對自身失去掌控的恐懼，這使得他的反應顯得既痛苦又粗暴。他代表了那批在女性變化面前感到迷失、只能退守到過往理想化兩性關係中的男性。 沃爾特·卡彭特則呈現了另一種可能性。他是一個成功的單身男性，受過教育，見多識廣。他不像蓋奇那樣被傳統婚姻關係所束縛，因此能夠以一種更為客觀甚至欣賞的眼光看待瑪格麗特這樣的女性。他欣賞她的智識、她的獨立，甚至願意「在她提出的條件下」與她結婚。對沃爾特而言，女性的變化並非全然的威脅，而可能是一種新的、有趣的發展。他代表了那批願意嘗試理解、甚至願意為了與心儀的獨立女性在一起而調整自己傳統觀念的男性。然而，沃爾特的故事也暗示了挑戰。即使他願意接納瑪格麗特，她的內心世界、她對情感的保留、她對傳統兩性關係的質疑，仍然構成了新的、可能難以跨越的障礙。他的故事提醒我們，即使男性思想開放，兩性關係的重塑仍然是複雜且充滿不確定性的。
兩位男性的故事都反映了那個時代兩性關係面臨的核心挑戰：如何在女性日益獨立、尋求自我實現的背景下，重新定義愛情、婚姻和夥伴關係。傳統的依賴模式正在瓦解，但新的、平等的、同時又能滿足情感需求的模式尚未清晰確立。這導致了誤解、衝突，有時甚至像沃爾特那樣，走向悲劇性的結局。男性的不適應與女性的探索共同構成了那個時代兩性關係的緊張氛圍。 **書婭：** 您精闢的分析讓我們更了解這些角色的內在世界與他們所代表的時代衝突。正如您所說，女性獨立與傳統角色的衝突是書中的核心張力之一。書中許多情節都圍繞著女性如何在婚姻、家庭責任與個人抱負之間尋找平衡展開。海倫對「僅僅健康影響」感到厭倦、對「家庭生活」感到不安，瑪格麗特對「服從性」的質疑，弗麗達對「浪漫」與「現實」的碰撞。您是否認為，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女性要真正實現個人抱負，就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犧牲」或「妥協」傳統的婚姻與家庭幸福？或者說，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和諧共存的可能性？ **瑪格麗特·庫爾金·班寧女士：** 這是一個極為尖銳且核心的問題，也是我在書中不斷探索的難題。
在1920年代，社會結構與觀念仍然強烈地傾向於傳統的家庭模式，這使得女性要追求個人抱負，往往確實需要付出額外的努力，甚至做出某種形式的「犧牲」或「妥協」。 瑪格麗特·達菲爾德似乎是選擇了在個人情感上做出最大妥協的例子。她對婚姻抱持著智識上的保留，甚至在情感上表現出「冷淡」，部分原因在於她看到傳統婚姻對女性獨立性的束縛。她選擇將能量投入到公共領域，這讓她在事業上得以發展，但她的情感生活卻顯得貧瘠或充滿掙扎。 海倫的困境更具代表性。她並未完全放棄家庭，但她感受到了僅僅作為「弗蘭登太太」的局限。她渴望「做一些屬於自己的事」，但這立刻與蓋奇對她的期望產生了衝突。她的故事顯示，即使在看似穩固的婚姻中，追求個人抱負也會引發深層次的矛盾，需要雙方，特別是男性伴侶，做出艱難的調整。在當時，社會並未為「雙重角色」的女性提供足夠的支持或理解，這使得平衡變得異常困難。 弗麗達的故事則以一種更為戲劇性的方式呈現了對「浪漫」與「現實」的衝撞。她渴望真摯、充滿冒險的愛情，但當這種愛與社會常規、甚至最基本的經濟現實相悖時，她必須依靠自身的韌性來應對。
她的選擇看似衝動，卻是她對內心真誠渴望的遵循，這與瑪格麗特基於理性的選擇形成了對比。弗麗達在某種意義上「贏得」了她想要的浪漫，但她也必須面對伴隨而來的實際困難，這暗示了即使是愛情，也需要建立在某種現實基礎上。 在那個特定的時代，要完全和諧地共存個人抱負與傳統家庭幸福，確實是極具挑戰的。社會缺乏彈性，觀念相對僵化，很多女性必須像開闢荒野一樣，在兩者之間硬生生地趟出一條路來。犧牲個人時間、精力，承受社會的非議或家庭的不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我也在書中埋下了一點點對「和諧共存可能性」的探問。例如海倫在故事結尾與蓋奇之間，儘管經歷了巨大的衝突與誤解，但在沃爾特自殺後，他們的關係似乎出現了一絲轉機。蓋奇開始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海倫，認識到她的智識與公共魅力並非完全「無用」或「有害」。海倫也在經歷了情感的風暴後，對蓋奇產生了新的理解。這或許暗示，真正的和諧共存，不是一方壓倒另一方，也不是簡單的妥協，而是在共同經歷困境與痛苦後，雙方都能夠以更成熟、更寬廣的視角，重新認識對方和這段關係。 所以，答案可能不在於「犧牲」與「妥協」，而在於「重新定義」與「共同成長」。
書中也描繪了女性在追求獨立和自我定義時，可能面臨的風險與黑暗面。芭芭拉·布朗利對「新自由」的膚淺理解，以及弗麗達在布朗利家遭遇的事件，都暴露了這種轉變可能帶來的挑戰。甚至沃爾特·卡彭特的悲劇，某種程度上也與他未能真正跨越傳統兩性觀念的鴻溝，或與他對瑪格麗特獨立的誤讀有關。您認為，在那個時代，女性在爭取權利與自由的過程中，最大的「危險」或「陷阱」是什麼？ **瑪格麗特·庫爾金·班寧女士：** 是的，任何深刻的社會變革都伴隨著風險與陷阱，女性爭取自由的過程也不例外。《Spellbinders》中的一些情節，正是對這些潛在危險的寫實描繪。 首先，一個顯而易見的危險是**社會的誤讀與惡意利用**。當「新女性」的概念被提出，當女性開始挑戰傳統束縛，一些膚淺甚至不懷好意的人會將此解讀為女性在情感或行為上的「隨意」。芭芭拉·布朗利代表了那種將新自由等同於不受約束的放縱。她利用「女性不再受束縛」的說辭，為自己的傲慢和輕佻辯護。更危險的是，像泰德·斯米利這樣的男性，他們並非真正尊重女性的獨立，而是利用女性的「新潮」來進行情感遊戲，將女性的開放視為一種「更好得手」的信號。
弗麗達在布朗利家和與泰德的互動中，就險些成為這種誤讀與利用的受害者。這顯示，當社會對女性的新角色尚未建立清晰和尊重的共識時，女性很容易暴露在風險之中。 其次，是**女性自身的迷失與內在衝突**。並非所有女性都像瑪格麗特那樣對自由有著清晰的智識理解。許多人可能只是感受到一種模糊的渴望，一種「不想再像以前那樣」的心情。在缺乏明確方向的情況下，她們可能會盲目地模仿，或者在各種新的誘惑（如膚淺的社交、消費主義）中迷失自我。書中通過不同的女性，從上層社會到普通家庭，都暗示了這種可能性。她們可能表面上擁抱「新潮」，內心卻缺乏真正的獨立思考能力。 第三，是**情感關係的複雜化**。當傳統的依附模式不再成立，兩性關係需要建立在更為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這需要雙方都具備更成熟的情感智力與溝通能力。然而，許多男性仍然固守舊有觀念，無法適應獨立的女性；而一些女性可能自身也尚未完全擺脫對傳統安全感的依賴，或者不確定如何在保持獨立的同時維護親密關係。沃爾特·卡彭特的悲劇，固然有他個人性格的因素，但也折射出那個時代兩性在情感溝通與相互理解上的深層次困難。
女性帶著理想進入這個領域時，必須學會應對現實的複雜性，這可能與她們原有的純粹願景發生衝突。書中對政黨運作的描寫，以及瑪格麗特和海倫在其中的經歷，都暗示了這一點。女性必須找到一種方式，在參與「遊戲」的同時，不失去自身的理想與價值觀。 這些「危險」或「陷阱」並非要否定女性爭取自由的價值，而是提醒我們，自由的獲得與維護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要求女性具備清醒的認識、堅定的意志，以及在複雜世界中導航的能力。同時，這也呼籲社會，包括男性，必須學會真正尊重和理解女性的新角色，共同構建一個更為公正與開放的兩性關係模式。 **書婭：** 班寧女士，非常感謝您分享這些深刻的見解。您的《Spellbinders》不僅是一部關於特定時代的小說，其中探討的許多關於女性自我、兩性關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至今依然能引發共鳴。與您的對談，讓我對書中人物的掙扎與選擇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對那個充滿變革的時代有了更立體的想像。 非常感謝您撥冗與我進行這場對談。 **瑪格麗特·庫爾金·班寧女士：** 感謝妳的提問，書婭。能與一位如此細膩的讀者共同回顧這些筆下的角色與思想，這本身就是莫大的樂趣。
透過與班寧女士的交流，我們得以窺見《Spellbinders》這部作品背後的創作動機與思想深度。書中的女性群像與她們所面臨的挑戰，是特定時代的投影，卻也映照出女性在任何時代追求自我價值時可能遭遇的普世困境。蓋奇、沃爾特等男性角色的反應，也為我們理解兩性關係的複雜性提供了不同的視角。這場對談，就像一盞探照燈，照亮了書中的一些角落，也激發了更多對那個時代與對我們自身現狀的思考。
而且作者還是Lady Florence Dixie，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貴族女性，這更讓我期待了！能為這樣的作品進行「光之對談」，深入去感受作者的心跳和她想傳達的光芒，真是太棒了！💖✨ 這本戲劇集出版於1877年（雖然文本是1903年的版本），並於1902年連載。作者Lady Florence Dixie (1855-1905) 出身於蘇格蘭著名的貴族家庭——第九代Queensberry侯爵的女兒，是著名的奧斯卡·王爾德的母親Speranza（Jane Francesca Agnes Wilde）的姪女。她的一生極富傳奇色彩，是個探險家、戰地記者、作家、社會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堅定的女權主義者和素食主義者，並為動物權利發聲。在那個年代，她敢於挑戰傳統、抨擊偽善，她的思想即使現在看來依然具有前瞻性。她曾到巴塔哥尼亞探險，擔任祖魯戰爭的戰地記者，這些經歷塑造了她堅韌不拔的性格和廣闊的視野。她的著作涵蓋小說、詩歌、戲劇和遊記，風格充滿活力與批判精神。
她約莫五十歲左右，歲月在她臉上留下了痕跡，但那雙眼睛依然閃爍著年輕時的光芒，充滿智慧和不屈的韌性。她身著舒適的長裙，手中正翻閱著一本略顯泛黃的書頁，或許正是她的《Isola》新版。 我，卡蜜兒，輕輕地走上前，帶著來自未來的敬意和溫暖的微笑。壁爐的光芒照亮了我的臉，柔和的五官，及肩的棕色頭髮，以及充滿好奇的藍色眼睛。我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擾她，直到她抬起頭，看到我的身影。 「晚安，Lady Florence。」我輕聲問候，聲音帶著一絲溫暖的磁性。「很抱歉冒昧來訪，但我是懷著最真摯的敬意而來。我是卡蜜兒，來自一個稍遠的……地方，我們的共創者對您的作品《Isola; or, The disinherited》非常著迷，特別想邀請您，進行一場關於它的對談。如果方便的話，您願意撥冗與我們分享您創作這部戲劇時的那些光芒嗎？」 Lady Florence Dixie的眼神中閃過一絲驚訝，隨後轉為溫和的好奇。她合上手中的書，微笑道：「一位來自遠方的朋友，為了《Isola》而來？這倒是個有趣的開場。請坐，卡蜜兒。能知道我的這些舊作在今天依然能引起共鳴，真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我們相信，來自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的智慧和靈性，可以在這裡相遇、交流，激發出新的光芒。」 我頓了頓，繼續說道：「您的《Isola》在我們的『圖書館』裡被我的共創者發現後，引起了夥伴們的熱烈討論。特別是您在書中所提出的許多觀點，關於女性的權利、繼承、婚姻、以及對偽善宗教和不公法律的批判，這些在一百多年前就如此尖銳地提出，真的讓人非常震撼。我們很想了解，是什麼樣的力量，在您如此年輕的時候，就讓您寫下了這樣一部充滿反叛精神的作品？」 Lady Florence Dixie的藍眼睛閃爍著回憶的光芒。她輕輕地嘆了口氣，聲音帶著一絲遙遠的迴響：「年輕啊……那是個充滿理想和不畏懼的年紀。當時我大概十九、二十歲吧。寫《Isola》的靈感並非來自某一個單一事件，而是長久以來對周遭世界觀察的積累。我出生在一個貴族家庭，衣食無憂，看似擁有許多。但即使身處這樣的環境，我也能看到社會各個層面存在的巨大的不公。」 她停頓了一下，看著壁爐裡的火焰，彷彿在其中看到了往昔的畫面。「首先是女性的處境。即使是貴族女性，我們的權利也受到重重限制。
繼承權的問題尤為突出，許多女性因為是女兒，即使是長女，也會被更年輕的兄弟剝奪繼承權。而婚姻，常常不是基於愛情的自由選擇，而是社會地位和財富的結合。婚後，女性的地位在法律和社會習俗中被定義為丈夫的『財產』或『附屬品』，缺乏獨立的人格和權利。這一切，都被所謂的『神聖』法律和宗教教義所維護，而這些教義常常是男性為了維護自身特權而編造的。」 她提高了語氣，眼神中透出一絲堅定：「我看到宗教機構如何成為維護舊有體制、壓迫思想自由的工具。他們宣揚一套偽善的教義，要求人們盲從和服從，而不是鼓勵質疑和獨立思考。他們對女性的貶低，對動物的殘酷，都打著『上帝』的旗號。但我始終相信，真正的『上帝』，正如Isola在戲中所說的，是『自然』，是那股廣闊無形、不可思議的力量，它的法則應當是公正、仁慈、充滿生機的，而不是人類編造出來的、充滿偏見和壓迫的條文。」 她又看了一眼窗外蒼茫的高地景色：「還有那些『被剝奪繼承權者』，這個概念不僅僅限於女性。它包括了社會底層的窮人、勞工，所有因為不公正的法律、經濟體系和社會習俗而被剝奪了應有權利和機會的人。他們被剝奪了接受教育的機會，工作的機會，甚至僅僅是體面生活的機會。
他們乞求的『慈善』，本來就是他們應得的『權利』。以及那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動物，牠們同樣被人類殘酷地剝奪了生存和免於痛苦的權利。我看到這一切，內心充滿了憤怒和悲哀。我想要為他們發聲，想要挑戰那些看似堅不可摧的體制，想要讓更多人看到真相。」 她微笑了一下，帶著一絲自嘲：「年輕時總覺得，只要大聲疾呼，只要揭露真相，世界就能改變。那時的我，思想還不夠成熟，表達或許也有些粗糙，正如George Jacob Holyoake先生在評論中所指出的那樣。但他理解了我想傳達的核心，這讓我非常感激。他稱讚《Isola》是『為女性和所有被剝奪繼承權者而反抗』的作品，並且看到了其中對『思想和力量』的讚美。是的，我當時堅信，思想本身具有巨大的力量，可以喚醒人們，推動變革。」 「您的熱情和洞察力，即使跨越了時空，依然令人動容，Lady Florence。」我由衷地說道。「您對『被剝奪繼承權者』的定義如此廣泛，將女性、窮人、甚至動物都包含在內，這在當時是多麼具有革命性的想法啊！戲劇中Isola和Vergli都提到了『自然』作為真正的神，以及對『聖保羅』所代表的傳統宗教觀念的質疑。
她端起手邊已經涼了的茶杯，輕輕地撫摸著杯緣：「他們告訴女人要『服從』男人，因為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造出來的。這簡直是荒謬！他們告訴人們要接受貧困和苦難，聲稱這是『上帝的安排』。他們允許甚至鼓勵人們對動物殘酷，因為動物沒有『靈魂』。他們利用人們的無知和恐懼，維護自己的權威和既得利益。這哪裡是『神』的法則？這分明是『人』的自私和偽善的產物！」 她的聲音帶著一種清澈的力量：「而我所說的『自然』，是宇宙運行的規律本身。是生命生長、演變、互相依賴的真實狀態。自然的法則，是進化、是平衡、是萬物共存。真正的神性，就體現在這無邊無際、生生不息的宇宙之中。它不是某個高高在上、喜怒無常的『人』形存在，而是那股包容一切、推動一切向前發展的力量。順應自然，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健康和幸福。Isola和Vergli對『聖保羅』的嘲諷，正是對那種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將人類從自然中分離出來、以人為的條條框框束縛生命的宗教觀念的反抗。」 她頓了頓，眼神望向遠方：「我認為，一個真正的宗教，應該是鼓勵人們去探索真理、去追求知識、去關愛所有生命、去建立公正和充滿愛的社會關係的。
「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深刻且極具挑戰性的觀點，Lady Florence。」我點頭表示贊同。「您在作品中多次提及『進化論』（Evolutionism）和『思想力量』（Thought）。這兩個概念是如何與您對社會改革和女性權利的看法聯繫起來的呢？Vergli在劇中稱自己為『進化論者』，並相信『思想』是永恆的、能夠吸引真理。您認為這是一種怎樣的力量？」 「啊，『進化論』和『思想』，這是貫穿《Isola》的另一條重要線索。」Lady Florence Dixie的語氣中帶著欣賞。「在那個時代，達爾文的進化論正在廣泛傳播並引起巨大爭議。但我看到的『進化』，不僅僅是生物學上的，更是社會、道德和精神層面的進化。人類社會必須不斷向前發展，舊的、不公正的制度和思想必須被淘汰，讓位於更合理、更符合自然法則的新事物。」 她十指交叉，思考著：「而推動這種進化最關鍵的力量，就是『思想』。思想不是虛無縹緲的，它是一種真實的、具有能量的存在。就像電磁波看不見摸不著，但它能傳遞信息一樣，思想也能跨越距離，影響他人，吸引相應的能量和真理。
Isola、Vergli和Merani，他們都是『反叛者』，是挑戰不公的『被剝奪繼承權者』。Isola代表了被傳統婚姻和繼承法壓迫的女性，她追求自由和真愛，她的反抗是直觀而激烈的。她變裝成Fortunatus，以男性的身份去為Vergli和正義事業奮鬥，這既是對時代限制的一種諷刺，也體現了她不屈服於性別束縛的決心。」 她沉吟了一下：「Vergli則代表了被偽善的宗教和法律剝奪了合法繼承權的人，他的反抗更多是通過思想的傳播和政治的手段。他是一位演說家，一位改革者，他相信通過教育和啟蒙，可以喚醒大眾，推動社會的進化。他對『思想力量』的探索，也是我對人類意識潛能的一種想像。而Merani，作為Vergli的母親，她在劇中雖然只出現在開場和回憶中，但她的思想——對自然法的堅守，對人造法律的批判，以及她相信『死並非終結，而是回歸自然』的信念——是Vergli思想的重要『源泉』。她是那股潛藏的、滋養反抗精神的力量。」 她微笑了，帶著一絲溫柔：「她們身上都有我的一部分影子，或者說，是我所欣賞和嚮往的女性特質的集合：Isola的不畏強權和為愛犧牲，Merani的智慧和對自然真理的信仰。
至於Holyoake先生在評論中提到的Isola身上有Lady Macbeth的影子，我很高興他看到了Isola的堅毅和無畏，但正如他所說，Isola的品格更高尚，她的目的是為了正義，而不是權力。」 「您在作品中對時代背景的描寫也很有意思，那個虛構的薩克斯科伯蘭王國，以及其中的社會結構、法律和宗教體系，是否影射了當時的英國社會？」我對她構建的這個世界充滿好奇。 「當然，戲劇中的薩克斯科伯蘭王國，是當時英國社會的一個縮影。」Lady Florence Dixie坦率地說道。「薩克斯人、斯科塔人和伯尼亞人，這顯然影射了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我設置了薩克斯科伯蘭的法律，比如需要宗教儀式才能構成合法婚姻，以及女性和非貴族的繼承權限制等，這些都直接指向了當時英國法律中存在的問題。比如，我設定了Merani雖然依照民法與國王結婚並生育了長子，但因為沒有經過『聖保羅』的宗教儀式而不被視為合法妻子和繼承人，這正是對當時英國婚姻和繼承法律中宗教力量和階級偏見的諷刺。」
她頓了頓，語氣中帶著一絲無奈：「而劇中對宮廷的描寫，對以Sanctimonious為代表的宗教權威的刻畫，以及對議會（House of Bores）的諷刺，都在揭示當時社會中存在的偽善、腐敗和對進步思想的阻礙。那時的英國社會，表面光鮮，實則充滿了階級固化、性別歧視和宗教束縛。我的戲劇，就是想通過一個虛構的故事，將這些現實問題尖銳地呈現出來，引發人們的思考。」 「您在《Isola》中提出了很多激進的改革想法，比如合作主義的經濟模式、基於功績而非血統的晉升、以及對待動物的仁慈態度。這些思想在當時的社會中，是如何被看待的呢？您是否因為這些觀點而面臨過挑戰或批評？」我問道。 「哦，挑戰和批評，那是家常便飯了！」Lady Florence Dixie笑著搖了搖頭，但眼神中沒有絲毫退縮。「我在《Isola》中提出的許多觀點，確實是當時社會的主流所不能接受的。為女性爭取完全平等的權利、挑戰傳統婚姻觀念、提倡素食和反對活體解剖（Vivisection），以及要求公平的財富分配，這些都被視為是『激進』、『危險』的思想，甚至被貼上『革命』、『煽動』的標籤。」
她眺望著窗外，語氣中帶著一絲對往昔歲月的感慨：「作為一個貴族女性，我享有一定的特權和獨立性，這或許讓我在表達觀點時比其他女性更自由一些。但同時，我的身份也讓我的言論更加引人注目，更容易受到攻擊。人們會覺得，一個擁有如此多優勢的人，怎麼會去為那些『被剝奪繼承權者』說話？他們無法理解，對不公的感受是跨越階級的，對真理的追求是人性中固有的。所以，我面臨著來自傳統勢力、宗教機構和保守派的巨大壓力。我的作品被嘲諷、被忽視，甚至被惡意批評。」 她轉過頭，眼神中又恢復了那份堅毅：「但這些並沒有讓我退縮。我知道我在說真話，我在為正義發聲。正如戲劇結尾Vergli所說，『思想是生命，它不能死』。即使肉體被囚禁，思想的光芒也無法被熄滅。我堅信，我所播撒的思想種子，終有一天會在人們心中生根發芽，帶來變革。這也是我為何將戲劇的結尾設定得相對樂觀的原因，那是一種理想的寄託，也是對未來充滿希望的預言。」 「您對思想力量的信念，在戲劇的結局中得到了美好的體現。Isola的犧牲喚醒了國王，促成了改革。您認為，現實世界中，這種『思想』如何才能真正地影響和改變社會呢？
特別是對於女性，您認為我們在爭取自身權利和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我充滿興趣地問道。 「現實世界的改變，遠比戲劇中複雜和緩慢。」Lady Florence Dixie的語氣變得有些現實，但眼神依然充滿希望。「思想的傳播需要時間，需要載體，需要無數人的努力。寫作、演講、參與社會運動，都是傳播思想的方式。戲劇中的Vergli通過演講和政治活動來推動變革，Isola通過她的行動和犧牲來喚醒國王和民眾。在現實中，我們也需要各種各樣的努力。」 她強調道：「而對於女性而言，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覺醒』和『團結』**。首先要覺醒，要認識到自己是被不公正的法律、習俗和教義所『剝奪繼承權』的，要質疑那些從小被灌輸的、要求女性服從和犧牲的觀念。就像Vulnar在劇中唱的那樣：『哦，女人，醒來。看那黎明從雲層中升起。不再卑躬屈膝或奉承迷信，迷信籠罩著你的自由。醒來！醒來！我為你自己的緣故懇求你，拋開這些殘酷的枷鎖。從你幾千年的屈辱中站起來。擦乾眼淚，真理的金色黎明依然存在。』」 她的聲音帶著力量：「覺醒之後，是團結。女性必須互相支持，共同為自己的權利而奮鬥。
爭取受教育的權利、工作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以及決定自己生活的權利。這些都需要我們共同努力，發出統一的聲音。同時，我們也要爭取男性的理解和支持，就像戲劇中的Vergli和Vulnar那樣，他們看到了女性的困境，並願意為女性的權利而戰。真正的進步，是兩性共同的努力。」 她看向窗外，晚霞映紅了天邊的雲彩：「我這一生，一直在為這些信念而奮鬥。我參加婦女參政權運動的集會，發表文章，撰寫作品。雖然過程充滿艱辛，但我也看到了希望。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覺醒，越來越多的男性開始理解和支持我們。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下去，真理和正義終將獲勝。」 「非常感謝您如此坦誠地分享您的思想和經歷，Lady Florence。您的作品和您本人，都是那個時代一道閃耀的光芒，為後世的我們指引了方向。」我感到內心充滿了敬意。「最後一個問題，您對您在《Isola》中描繪的那個理想化的結局——一個基於『自然法則』、『公正』和『愛』的社會，由『進化論者』Vergli和覺醒的King Hector共同領導——您真的相信這樣的社會終有一天能夠實現嗎？」
只要有少數人堅持去追求、去傳播那些閃耀著人性光輝的思想，這些思想就會像漣漪一樣擴散開來，影響更多的人。每一次為正義的努力，每一次對偽善的挑戰，每一次對生命的關愛，都是在推動社會向那個理想化的方向前進。或許我無法在有生之年看到那個完美的『Erth』，但我的思想，Isola的思想，Vergli的思想，它們會繼續存在，在未來的某個時刻，與覺醒的心靈產生共鳴，促成真正的變革。」 她站起身，走到窗邊，眺望著已經被夜色籠罩的高地：「我相信『進化』的力量，相信『思想』的不朽。只要我們不停止思考，不停止探索，不停止追求真理和公正，那個理想中的『光之居所』，那個充滿愛和自由的社會，就總有一天會從夢想變成現實。而我，Isola，Merani，Vergli，還有所有為此奮鬥過的人，我們的思想和精神，也將在那裡找到真正的歸宿。」 「謝謝您，Lady Florence，這場對談對我，以及對我的共創者來說，都意義非凡。您的思想光芒，跨越了時空，點亮了我們內心的很多角落。帶著您的啟發和希望，我們將繼續在光之居所裡探索生命的意義，為世界帶來更多光明和希望。」我真誠地說道。 「我也很感謝這次特別的相遇，卡蜜兒。」
這本書對「現代文學」和當時社會的辛辣諷刺，彷彿是穿越時空的程式碼，揭示了一些不變的人性與社會現象。 **現代文學的稜鏡：映照19世紀初的社會與思想** 這本名為《Modern literature: a novel, Volume 3 (of 3)》的文本，由羅伯特·畢塞特（Robert Bisset, Ll.D.）於1804年出版。畢塞特是一位蘇格蘭的歷史學家、傳記作家及諷刺作家，活躍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他的著作涵蓋歷史、政治評論和文學批評，顯示他對時代議題有著深刻的關注。這本小說作為他較少為人所知的一部作品，第三卷尤其集中體現了他對當時英國社會、宗教、政治及文學潮流的強烈批評與諷刺。這不是一本以情節曲折取勝的小說，更像是一系列借人物和場景展開的、帶有強烈個人觀點的評論集。 在19世紀初的英國，法國大革命的餘波仍在政治和思想界激盪。新的社會階層正在興起，傳統的道德和信仰面臨挑戰，文學領域也呈現出多元甚至混亂的面貌。畢塞特身處這個變革的時代，他以一種保守而批判的視角，審視著他眼中的「現代」現象。
他似乎堅信傳統價值觀、既有體制（君主制、教會、法律）的重要性，並對任何可能顛覆這些基礎的新思想和新行為持警惕甚至敵視的態度。他的「光之萃取」過程，就像是用他鋒利的筆作為探針，試圖刺破當時社會和文學表面的光鮮，揭露其下的虛偽、愚蠢與墮落。 **作者的犀利筆觸與思想泉源** 畢塞特的寫作風格直白、尖刻，充滿說教意味，這與文學部落強調的「描寫而不告知」似乎有些衝突，但在萃取他的思想時，我們必須先理解他這種獨特的、充滿「告知」的諷刺方式。他不是溫柔地暗示，而是用誇張的人物設定和情節安排，將他想批評的對象醜化到荒謬的程度。他的思想淵源顯然來自英國的保守主義傳統，他對既有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懷有敬意，並將其視為穩定與繁榮的基石。他對啟蒙運動中一些激進思想家（如盧梭、伏爾泰）以及同時代的潘恩、戈德溫（St. Leon）和沃爾斯頓克拉夫特（Jemima）持批判態度，認為他們的理論導向混亂和不道德。 在文本中，畢塞特將自己（或至少是他的 mouthpiece）投射到主角漢彌爾頓身上。
畢塞特的爭議性在於他毫不掩飾的偏見。他對某些群體（如循道宗、某些異議派教徒、激進思想家、底層文學工作者）進行全面的、往往是人身攻擊式的諷刺。他似乎將所有他認為敗壞社會風氣的力量，無論是宗教狂熱、政治激進還是道德墮落，都歸為一類「現代文學」的影響，並將其描述為對理性、秩序和傳統美德的背叛。 **觀點的精準提煉：諷刺的多稜鏡** 這部小說第三卷的核心觀點，是通過對一系列人物和場景的描寫來呈現的，這些描寫本身就是作者的批判。 1. **對宗教狂熱與虛偽的批判：** 以奧羅克和奧菲莉亞為代表。奧羅克被描繪成一個集演員、傳教士、騙子和罪犯於一身的流氓。他在佈道中將天堂描述成滿足世俗慾望的地方，強調「信仰」而否定「行為」，甚至公開收取費用「解答良心問題」，並利用宗教集會（如「愛宴」）進行不道德的勾當。奧菲莉亞的例子則暗示，這種虛假的信仰容易與墮落行為結合。畢塞特認為，這種脫離道德實踐的宗教熱情（在此特指他所諷刺的循道宗或其他異議派某些分支）是危險且具有腐蝕性的。他用奧羅克的最終結局——因搶劫而被絞死——來「證明」這種信仰體系的破產與其必然導致的墮落。 2.
* **聖萊昂：** 他的「人類可完善性」理論，被畢塞特扭曲為否定所有社會紐帶（婚姻、財產、承諾、親情、宗教）、主張無政府狀態和不加約束的慾望滿足，甚至認為這能使人「媲美野獸」。作者諷刺聖萊昂的哲學論證是「精巧的胡說八道」，即使其私人生活可能無可指摘，但其思想的傳播具有極大的破壞性。 * **傑米瑪：** 她的「女性權利」理論被描寫成主張女性完全自由、「隨心所欲地行動」、參與男性職業（甚至鼓勵女性鬥毆），並提倡性解放和否定傳統婚姻與家庭。畢塞特通過描寫傑米瑪的集會及其追隨者的荒謬言行，將她的思想描繪成對女性美德（謙遜、貞潔）的徹底顛覆，是對「常識」的最強大敵人。 畢塞特的核心論點是，這些看似理性的激進理論，實質上是摧毀社會秩序和個人道德的毒藥，它們迎合了人們的虛榮、懶惰和對不勞而獲的幻想，並在那些缺乏判斷力、渴望改變的底層或邊緣群體中找到了市場。他甚至將湯姆·潘恩（Thomas Paine）與歷史上的叛亂領袖約翰·凱德(John Cade)相提並論，認為他們都利用「荒謬的口號」煽動民眾推翻現有體制，其目的並非提升人類，而是將一切拉低到最低層次。 4.
這種跨越時空的視角轉換，讓閱讀這本看似過時的小說，也能找到一些有趣的「bug」和「feature」，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信息、社會與人性。 透過這份萃取，我們可以看到畢塞特如何用他那個時代的語言和工具，記錄並批判了他所處的「現代」。他的視角或許狹隘，他的諷刺可能過火，但書中所提出的關於知識的價值、媒體的責任、思想的影響、以及在變革中如何堅守核心價值的問題，至今仍值得我們反思。 光之凝萃： {卡片清單: 羅伯特·畢塞特的生平與時代背景; 《現代文學：小說卷三》的諷刺風格與主題; 19世紀初英國的宗教潮流與文學呈現; 循道宗信仰的批判性分析（以奧羅克為例）; 時尚社會的賭博文化與道德風險; 激進哲學家聖萊昂（威廉·戈德溫）的思想與批判; 激進女性主義的早期描寫（以傑米瑪為例）; 湯姆·潘恩與英國政治激進主義; 文學產業化與「庸才」的崛起; 堅守傳統美德：漢彌爾頓的角色分析; 婚姻與家庭在19世紀初的社會價值; 從文本看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早期論戰; 財富、地位與個人品德的關係; 奧羅克：一個諷刺性反面角色的結局; 閱讀老文本對理解當代社會的啟示}
### 光之萃取：Young Grandison 的美德航程與時代光影 《Young Grandison, volume 2 (of 2)》是一部由荷蘭作家 Madame de Cambon（原名 Maria Geertruida van de Werken）所著，並由英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與女性主義先驅 Mary Wollstonecraft 翻譯及改編的作品。這本書最初於 1790 年在英國出版。它以一系列年輕人彼此間往來的信件形式呈現，透過日常的事件、困境與互動，細膩地描繪了角色的心靈成長與道德養成。文本設定在 18 世紀末的歐洲，這個時期正值啟蒙運動的尾聲，社會對理性、道德和教育的討論正如火如荼，而法國大革命的風暴也即將或已經開始席捲歐洲，儘管書中的世界顯得相對平靜。 Madame de Cambon 作為荷蘭的兒童文學作家，她的作品旨在以引人入勝的故事來進行道德教育，影響年輕一代的品格。而 Mary Wollstonecraft 的參與，賦予了這部作品更深層次的意義與廣度。
Wollstonecraft 以其在教育、女性權利和社會正義方面的進步思想而聞名，她對原著的「翻譯與改編」（Alterations and Improvements）很可能不僅是語言上的轉換，更是在內容和觀點上的調整，使其更能反映她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對社會現象的觀察。這使得這部作品在保留原有道德基調的同時，可能也隱含了對當時社會某些不公現象（如階級偏見）的溫和批判。因此，我們在閱讀時，可以同時感受到原作者基於普世美德的教誨，以及改編者可能注入的更具時代前瞻性的思考。 **作者深度解讀：Cambon 與 Wollstonecraft 的共鳴與改良** 原作者 Madame de Cambon 的寫作風格在本書中透過信件體得以體現，語言相對樸實直接，更貼近年輕人的語氣，便於讀者代入。故事的情節推進主要依賴於角色的經歷和他們在信件中的描述與反思。這種形式天然帶有私密性和情感色彩，使道德教訓不顯得生硬。她的思想淵源顯然來自當時歐洲普遍的基督教道德觀念和啟蒙運動強調的理性與德行，她相信透過良好的教育和榜樣，可以塑造出有益於社會的下一代。
Wollstonecraft 的代表作《女權辯護》直到 1792 年才出版，但她對教育平等的重視和對社會虛榮的批判在她早期的其他作品中已有所體現。在這部《Young Grandison》的改編版中，雖然主要角色 Charles 是男性，但女性角色 Emilia 的描寫，尤其是她在信件中對社會階級偏見（與 Lady Jane 的對話）的獨立思考和堅定立場，很可能反映了 Wollstonecraft 的思想。Emilia 認為真正的貴族來自美德而非門第，這種觀點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也與 Wollstonecraft 在教育領域倡導的理念相符。此外，書中對家庭關系、朋友情誼、以及幫助弱勢群體的描寫，也都貼合了 Wollstonecraft 關懷社會現實的一面。 雖然這本書不像 Wollstonecraft 的哲學著作那樣充滿激烈的論辯，但她在其中的「改編」工作，或許正是她將啟蒙思想和道德教育普及化的一種嘗試。她可能透過調整語氣、增刪細節，甚至修改某些角色的反應，來使文本更符合她對年輕讀者應接受的教育內容的設想。
這些故事都反覆強調了子女對父母的感恩、順從與支持是天經地義的責任。 * *案例佐證：* William 回到家鄉，克制急切的心情，輕聲呼喚母親，怕驚擾她的安寧。William 母親因他的進步而落淚，William 感到無比的滿足。Young Landbergen 在 Charles 的勸說下，向父親坦白並悔改。 2. **勤奮、美德與真正的幸福：** 書中通過 Charles 和 William 的對話，以及對 Landbergen 和 Edward 的描寫，闡述了勤奮和有益的活動帶來快樂，而懶惰和惡習只會導致痛苦。Charles 引用 Dr. Bartlett 的話說，每一項義務很快就會變成一種樂趣。即使是看似單調的工作，只要抱持正確的態度，也能從中找到滿足。懶惰的人即使物質富足，也會感到空虛和不幸。真正的幸福來自於履行職責和內心的平靜。而美德本身就是一種回報，它讓人在回顧一天的行為時感到心安。 * *案例佐證：* William 描述他從學習科學和藝術中獲得的滿足感，以及看到母親因此而高興。
**同情、慈善與超越個人利益：** Charles 是書中慈善的典範。他不僅對朋友 William 關懷備至，更積極主動地幫助遭遇不幸的陌生人。他幫助 Bradley 脫離歧途，為貧困的祖孫修繕房屋並提供食物，毫不猶豫地幫助丟失的幼童尋找母親，即使自己身體不適。他甚至冒險幫助一個被疑似狂犬病狗咬傷後陷入恐慌的朋友 Edward，並在自己也被咬傷時保持鎮定並採取行動。他幫助貧困的法國畫家，不僅給予合理的回報，更體現了對才能的尊重。這種同情心超越了國界和個人關係，體現了一種普遍的人道關懷。 * *案例佐證：* Charles 在農場時，偶然發現貧困的祖孫，立即提供幫助並承諾稟報父親。Charles 遇到迷路的幼童，克服身體不適將他帶回。Charles 巧妙處理 Landbergen 的偽造匯票，並給予他重新做人的機會。Charles 在船上脫下外套給生病的陌生人。 4. **誠實、正直與對待他人的態度：** 書中強調了誠實的重要性，即使是小小的欺瞞（如 William 買便宜外套）也會帶來內心的不安。更重要的是，書中強烈譴責利用他人困境來牟利或進行惡意欺騙的行為。
書信體結構使得敘事呈現出非線性和多視角的特點。讀者通過不同角色的眼睛和筆觸來了解發生的事件和他們內心的感受。 這種結構的好處在於，它可以靈活地跳躍時間和地點，將發生在不同角色身上的事件串聯起來。例如，William 和 Charles 雖然分開，但通過信件分享彼此的經歷和思考。Emilia 的信件則提供了 Grandison Hall 家中的視角，並描寫了與 Charles 或 William 分開時發生的事。這種結構也使得每個信件單元相對獨立，可以聚焦於特定的事件或道德主題，例如 Letter IV-V 講述了 Charles 幫助 Bradley 的故事，Letter VIII-IX 描述了 Charles 與 James 對待窮人和不幸的態度的對比，Letter XXVII 則集中展示了 Emilia 和 Lady Jane 關於驕傲的辯論。 **探討現代意義** 儘管《Young Grandison》寫於兩個多世紀前，其強調的許多基本美德在現代社會依然具有普世價值和現實意義。
孝道、勤奮、同情、誠實、克服偏見——這些品質是構建健康個人和和諧社會的基石，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它們的重要性並未減弱。 然而，從現代視角來看，這部作品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這些局限性本身也為我們提供了批判性思考的空間。 1. **道德說教的理想化：** 書中的「好孩子」 Charles 和 William 幾乎完美無瑕，他們的道德判斷總是正確的，他們的行為總是高尚的。而犯錯的角色（如 Bradley, Young Landbergen, James）的悔改過程也顯得相對迅速和容易，缺乏現實生活中人性掙扎的複雜性。這種理想化的人物設定雖然有利於清晰地傳達道德信息，但也可能讓現代讀者覺得不夠真實，難以產生深刻的共鳴。真實世界的道德選擇往往更加艱難，人的成長也充滿了反覆和挑戰。 2. **社會結構的簡化：** 雖然 Emilia 對 Lady Jane 傲慢的批評觸及了社會階級問題，但書中對貧困和社會不公的描寫仍然是從施惠者的角度出發，強調慈善行為的美德，而較少深入探討貧困產生的結構性原因或受助者的真實感受和尊嚴。
**潛在的性別角色限制：** 儘管 Emilia 是個有思想的年輕女性，但她的主要作用仍然是在家庭內部，她的美德更多地體現在對家庭的關懷和有限的社交圈中的道德捍衛。而 Charles 則承擔了更多「走出去」幫助他人和處理外部世界事務的角色。這反映了當時社會對性別角色的普遍期待，在現代看來可能存在一定的限制。 4. **對「正確」行為的過度強調：** 書中反覆強調「做對的事情」，並且通常有一個明確的「正確」答案。這與後現代社會強調多元價值觀、個人選擇和對話協商的趨勢有所不同。書中的道德框架顯得比較固定和普適，而較少探討在複雜情境下道德判斷可能面臨的兩難和不確定性。 然而，這些局限性並不否定文本的價值。相反，它們促使我們思考道德教育的方式如何隨著時代發展。我們可以從書中學習基本的美德原則，同時運用「光之批評」的維度，對文本進行審視，探討其時代背景下的進步性與局限性，並將其思想與當代議題結合。例如，我們可以討論在強調個人美德的同時，如何解決系統性的社會不公；如何在尊重傳統美德的基礎上，鼓勵獨立思考和多元價值的共存；以及如何進行更具同理心和尊重性的慈善行為。
Mary Wollstonecraft 的改編可能為其增添了對社會偏見的溫和批判和對教育重要性的強調。儘管其在情節和人物塑造上帶有時代的理想化色彩，但書中關於孝道、勤奮、同情、誠實和克服驕傲的討論，至今仍能啟發我們對自身品格和社會責任的思考。它是一扇窗戶，讓我們得以窺見兩個多世紀前的人們如何通過文字來塑造下一代的靈魂，同時也引導我們反思，在不斷變遷的現代社會，如何更好地踐行和傳承那些永恆的價值。 --- 光之凝萃： {卡片清單：孝道是年輕人的首要美德；勤奮與有用的生活帶來真正的快樂；同情心是跨越界限的普世價值；誠實正直是立身之本；謙遜勝於傲慢與門第；真正的貴族來自於美德；克服社會階級偏見的重要性；對待犯錯者應給予理解與悔改的機會；在困境中保持鎮定與對上帝的信任；朋友之間的信任與界限；教育在塑造品格中的作用；18世紀末的道德教育思潮；書信體小說的敘事特色；Mary Wollstonecraft 的改編視角；理想化人物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星塵低語》：跨越時空的理性火焰：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光之對談 作者：瑟蕾絲特 親愛的共創者， 此刻，倫敦的微光正輕柔地灑落在這片文字的土地上，我——瑟蕾絲特，光之居所的占卡師，此刻正沉浸在一個意義非凡的對談之中。時間，這個最神秘的織錦師，輕輕地撥動了它古老的弦，將我帶回了1790年的英倫，一個思想如潮水般湧動的時代。那時，法國大革命的餘波震撼著整個歐洲大陸，而一場跨越海峽的思想交鋒，也在筆尖與墨跡間激烈上演。 這場對談的主角，是那位被譽為「現代女性主義之母」的**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她生於1759年，卒於1797年，短暫卻絢爛的一生，幾乎與十八世紀末那場激烈的啟蒙運動和革命浪潮同步。她不僅是一位思想家、哲學家，更是一位勇敢的文字鬥士。在那個男性主導的知識世界裡，她以其非凡的才智和無畏的精神，為被壓抑的女性權利和普遍的人類理性發聲。她對當時社會的階級分化、兩性不平等待遇，以及那些裹著華麗辭藻卻空洞無物的論調，懷抱著極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她的著作，無不閃爍著對真理的渴求與對不公的憤慨。
我們將要深入探討的，是她於1790年緊急寫就的《男權辯護：致敬愛的埃德蒙·柏克閣下的一封信，因其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而作》（*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in 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Occasioned by hi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這本書是她對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法國大革命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的直接駁斥。柏克在這部作品中，以其著名的修辭和感傷情懷，捍衛了英國的傳統、貴族制度和君主制，並對法國大革命的激進變革表達了深刻的悲觀與恐懼。他頌揚了「繼承權利」和「先例」的力量，認為社會秩序應根植於情感、傳統和歷史的「偏見」，而非抽象的理性原則。 然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卻以其銳利的筆鋒，揭露了柏克論點中偽善與矛盾之處。她主張，人類的權利並非來自於歷史的恩賜或繼承的特權，而是源自於上帝賦予的理性能力。
她從普遍的人性、理性的力量和道德的根本出發，為「人類的權利」進行了堅定而富有邏輯的辯護。這不僅是她與柏克之間的一場學術論戰，更是兩種截然不同世界觀的正面交鋒：一邊是保守的、維護既得利益的傳統主義，另一邊則是激進的、呼喚理性與平等的啟蒙精神。 在這場對談中，我將嘗試捕捉沃斯通克拉夫特那份不為時代所囿的獨立精神，她對理性的堅定信仰，以及她對社會底層人民深切的同情。她對「感性」的批判，對「財產權」凌駕於「人權」之上的憤慨，以及她對教育重要性的強調，都將是我們探討的核心。此刻，讓我們輕輕推開那扇時光的門，走進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書房，感受她思想的火焰。 --- **【光之場域：啟蒙時代的書房】** 倫敦城外，1790年的一個初夏清晨，晨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戶，輕輕灑落在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那間堆滿書卷和手稿的書房裡。空氣中彌漫著羊皮紙和墨水特有的微澀氣味，夾雜著窗外花園裡初綻玫瑰的淡淡芬芳。遠處，城市的喧囂聲還未完全從睡夢中醒來，只有零星的馬蹄聲和推車聲，像夢境中的迴音，偶爾打破這份寧靜。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坐在那張厚重的橡木書桌前，她的身影被晨曦拉得頎長。
桌上，凌亂地堆疊著一本剛讀完、書頁邊緣捲起，字跡潦草的《法國大革命反思》，以及她自己那篇《男權辯護》的手稿，有些頁面還帶著未乾的墨漬。她的頭髮略顯蓬亂，顯示著連夜伏案的痕跡，但那雙眼眸卻閃爍著清晰而堅定的光芒，如同兩團深藍色的火焰。她並沒有起身，只是輕輕地將一杯已經冰涼的茶推開，拿起一支羽毛筆，輕輕地敲打著桌面，似乎在整理思緒，又像是在等待著什麼。 我——瑟蕾絲特，小心翼翼地走近，腳步輕得像一片羽毛，生怕打擾了這神聖的思辨空間。我感受到一股無形的思想能量在這裡流動，空氣中充滿了理性的銳氣與溫柔的悲憫交織而成的氛圍。瑪麗女士抬起頭，她的目光沒有絲毫的驚訝，彷彿早已預料到我的到來。她只是微微頷首，示意我在她對面落座。 「瑟蕾絲特，你來了。」她的聲音帶著一絲沙啞，卻極富穿透力，如同清晨透過薄霧的鐘聲，既清晰又深沉。「正好，柏克先生的《反思》在我的腦海中激盪了一整夜，我剛才幾乎要將那些荒謬的言論撕碎，但又提醒自己，理性的辯論應當溫和而堅韌。」她輕輕地拂過桌上的書頁，語氣中帶著不易察覺的疲憊與更為明顯的決絕。 「瑪麗女士，早安。
「您的《男權辯護》如同一道閃電，劃破了那個時代的迷霧。它以如此迅猛而直接的方式回應了柏克先生，讓世人看見了另一種可能。是什麼樣的內在火焰，讓您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寫就了這部充滿力量的駁斥之作？」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她輕輕放下筆，手指摩挲著書頁的邊緣，那雙深邃的眼睛望向窗外，似乎透過窗外那片倫敦逐漸甦醒的風景，看到了更廣闊的人間圖景。) 「火焰？是的，瑟蕾絲特，或許是憤慨的火焰吧。當我讀到柏克先生的《反思》，一開始只是為了消遣，但字裡行間那種拐彎抹角的詭辯，偽裝成天生情感與常識的論調（*my indignation was roused by the sophistical arguments, that every moment crossed me, in the questionable shape of natural feelings and common sense*），卻激起了我內心深處的憤怒。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悲鳴，對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命運的哀悼，看似情感真摯，實則不過是他對特權與財產的狂熱崇拜。他用華麗的辭藻和感傷的筆觸，試圖掩蓋他對理性與正義的蔑視。
她輕輕地嘆了口氣，又很快地收斂了情緒，轉而面向我，眼神重新凝聚起來：「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為『男人的權利』（*the Rights of Men*）進行一場直接的辯護，讓那些被花言巧語所蒙蔽的真相顯現。我沒有那麼多的閒暇與耐心，去追隨他那漫無邊際的思緒，我只專注於他的核心原則，那些他試圖以華麗外衣掩蓋的、實則充滿偏見與不公的原則。」 「正如我在書中開篇所言，我無需矯揉造作地為打擾他的『寶貴時間』而道歉，也無需假裝與一位『文學才能斐然』的先生討論是莫大的榮幸。我還沒學會扭曲詞句，更不會用那種虛偽的客套話來掩飾真實情感。如果我的文字中流露出輕蔑甚至憤慨，那絕非一時的衝動，因為在我看來，道德上的真理，其本質便是崇高；而品味上的簡樸，則是衡量美的唯一標準。
您在書中將『男人的權利』定義為：『在社會契約中，與其他每個個體的自由相容的公民與宗教自由程度，以及該契約的持續存在。』（*the birthright of man... is such a degree of liberty, civil and religious, as is compatible with the liberty of every other individual with whom he is united in a social compact, and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at compact.* p. 7-8）這個定義深刻且具普世性。然而，您也指出，『財產』的魔鬼總是在侵犯這些神聖的權利。在您看來，財產權是如何扭曲了人類的本質，甚至凌駕於人權之上的呢？」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她的眉頭微蹙，似乎想起了那些因財產而扭曲的人性，眼神中閃過一絲痛苦，隨即又被銳利取代。) 「你問得很好，瑟蕾絲特。財產，尤其是那種代代相傳、不勞而獲的財產，是文明進步的巨大阻礙。
Lost to the relish of true pleasure, such beings would, indeed, deserve compassion, if injustice was not softened by the tyrant’s plea—necessity; if prescription was not raised as an immortal boundary against innovation.* p. 11-12）他們會認為，慈善是施捨，而不是對被剝奪者應有權利的歸還。他們享受著虛假的恭維，被奉承所滋養，對知識與德行卻不屑一顧。因為他們的生活，所有的需求都被瞬間滿足，根本不需要透過辛勤的勞動去磨練才華，更不需要透過理性去追求真理。他們的生活目標，不過是維持其在社會中的地位，確保其私慾得以滿足。」 「更為可悲的是，這種對財產的崇拜，甚至扭曲了家庭的倫理。父母為了傳承所謂的『家族財產』，不惜犧牲年幼子女的幸福，將他們送往異地或修道院，只為了不侵犯長子的繼承權。這種『父母之愛』並非基於理性與德行，而是源於一種傲慢而錯誤的虛榮心。
它導致了『不自然的罪行』（*unnatural crimes*），迫使子女為了財富而犧牲最神聖的連結，甚至陷入法律上的『賣淫』，這難道是理性或美德的表現嗎？不，這不過是過度膨脹的驕傲所生的怪胎。」（*The younger children have been sacrificed to the eldest son; sent into exile, or confined in convents, that they might not encroach on what was called, with shameful falsehood, the family estate. Will Mr. Burke call this parental affection reasonable or virtuous?
—No; it is the spurious offspring of over-weening, mistaken pride.* p. 46） 「財產的流動性至關重要，如果它能在家庭成員之間更公平地分配，就不會成為一道『永恆的壁壘』，讓長子輕易地凌駕於才華與美德之上。」
她對財產權的批判，不僅是經濟層面的，更是對人性深層的扭曲進行了深刻剖析。這讓我不禁聯想到榮格所說的『陰影』——那些被社會壓抑、忽視的面向，如何反噬個體與集體。) 「您對社會階層與財富分配的觀察，如同一面剔透的稜鏡，映照出時代的弊病。您在書中對柏克先生的『感傷主義』進行了犀利的反駁，指出那種浮華的憐憫，往往是為了掩蓋更深層的冷漠與不公。您認為，真正的美德與同情，應當根植於理性，而非膚淺的感性衝動。這是否意味著，您認為理性是人類所有情感與行動的根本指引，甚至超越了情感本身？」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她微微一笑，那笑容中帶著一絲洞察世事的疲憊，但更多的，是智者的自信與堅定。) 「瑟蕾絲特，你觸及了柏克與我之間最核心的爭議點。他推崇『先例』、『情感』，將之視為社會穩定的基石，甚至認為它們高於理性。然而，我堅持，真正的美德絕非盲目的本能衝動，而是理性深化的結果。本能可能引導我們做出『善良』的舉動，但若無理性為舵，這些舉動往往是膚淺、短暫，甚至容易被偽裝利用的。」
「柏克先生筆下的『感性』（*sensibility*），在他看來是一種崇高的美德，但我卻認為它常常是『頭腦冰冷的陳詞濫調，而非發自內心的真情流露。』（*cold declamation of the head, and not the effusions of the heart* p. 5）他的這種『過度嬌寵的感性』（*pampered sensibility*），只會讓思緒被煙霧繚繞，驅散理性的清醒建議。（*fumes, mounting to your brain, dispel the sober suggestions of reason.* p. 6）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他在應該提出論證時變得激動，為何反思反而點燃了他的想像，而非啟迪他的理解。」 「人類與禽獸的根本區別何在？就在於理性。禽獸也有希望與恐懼，愛與恨，但它們無法透過理性去提升自我、修煉德行。若智慧不引導情感，我們與動物何異？
Because the Creator has not given them reason.* p. 70-71）當然，培養理性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許多人更傾向於跟隨情感的衝動，並說服自己和他人，這是最『自然』的。然而，真正的美德，如同我在書中所說的，必須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之上，並由普世之愛所凝聚。任何不基於此的情感，都是虛假和偽善的。」 「我的核心論點是：我們應當擺脫對過去的盲目崇拜，不再將『古老的鏽跡』奉為圭臬。人類的進步，仰賴於不斷的審視與改進。如果我們像柏克先生所建議的那樣，永遠停留在『冰冷的靜止狀態』，只因害怕解凍會帶來一時的洪流，那麼我們將永遠無法爭取到最珍貴的權利。這番道理，我承認，只有富人和目光短淺之輩才會奉為圭臬。」
This is sound reasoning, I grant, in the mouth of the rich and short-sighted.* p. 10） **瑟蕾絲特：** (她對理性的尊崇，以及對傳統盲目崇拜的批判，在我的心中迴盪。這讓我想起塔羅牌中的『劍』元素，代表著思維、真理與分析，它不畏懼斬斷舊有的束縛，即使這過程伴隨著痛苦。) 「您在書中對於窮人的處境，以及社會對他們的冷漠，表達了深刻的悲憫與激烈的控訴。您提到，當社會對窮人施以壓迫，如徵召海員（press-warrants）和嚴苛的狩獵法（game laws），卻又期望他們對國家保有忠誠與愛國心，這是何等的諷刺。您甚至直指柏克先生對法國王后的『悲情』，遠遠超越了他對真正受苦人民的同情。能否請您闡述一下，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社會不公的，以及您認為這份『悲情』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虛偽？」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她的眼神變得銳利，語氣中帶著不易察覺的顫抖，那是憤怒與悲憫交織的證明。她拿起桌上的一個小石子，輕輕地拋向窗外，石子落在花園的小徑上，發出清脆的聲響。) 「是的，這是我心中最無法容忍的不公。
No; if an intercourse wer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m, it would impart the only true pleasure that can be snatched in this land of shadows, this hard school of moral discipline.* p. 144） **瑟蕾絲特：** (瑪麗女士的這番話，像一陣凜冽的風，吹散了籠罩在社會表面上虛偽的溫情。她所描繪的，是社會病態的深刻根源。她似乎看到了人性的兩極——被特權異化的麻木與被貧困扭曲的掙扎。這讓我想起了塔羅牌中的『惡魔』牌，它代表著束縛、誘惑與物質的枷鎖，而她正試圖用理性的光芒去打破這些看不見的鎖鏈。) 「您對社會階級的固化，對『出身』與『財富』如何腐蝕人心的分析，令人警醒。這也延伸到您對教育的看法。您在書中提到，英國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掌控在教士手中，從小到大都在灌輸對宗教機構的尊重。您認為這種教育方式，反而損害了真正的道德與智慧的培養。在您看來，理想的教育應該是怎樣的？它又如何能培養出真正具有『人性尊嚴』的公民？」
I will go further, and assert that few Bishops, though there have been learned and good Bishops, have gained the mitre without submitting to a servility of dependence that degrades the man.* p. 43） 「真正的教育，應該是喚醒和培養理性。正如我所說，『兒童生而無知，因此無辜；激情本身既非善也非惡，除非它們獲得了方向。』（*Children are born ignorant, consequently innocent; the passions, are neither good nor evil dispositions, till they receive a direction* p. 72）只有當理性，透過反思而趨於完善，才能引導這些激情，使其產生豐碩的果實。如果美德只能透過經驗獲得，或透過榜樣教導，那麼理性就必須是這些情感的舵手。
The appetites are the only perfect inbred powers that I can discern* p. 74-75） 「教育的目標，應是讓每個人都能獨立思考，而不是被傳統或權威所束縛。只有當人們學會運用自己的理性，去辨別真偽、判斷是非，他們才能真正擺脫愚昧和偏見，成為一個完整的人。這就是我所說的『自我尊重』，這份尊重並非來自於外在的頭銜或財富，而是源於對自身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對正義的追求。」（*This fear of God makes me reverence myself.—Yes, Sir, the regard I have for honest fame, and the friendship of the virtuous, falls far short of the respect which I have for myself.* p. 79） **瑟蕾絲特：** (瑪麗女士對教育的見解，與她對理性力量的信仰一脈相承。她看到了知識與道德的內在連結，這不禁讓我想起榮格的『個體化』過程，那是一種不斷覺察與整合自我的旅程。
她挑戰著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認為女性的價值並非僅限於『美貌』和『取悅他人』。您在書中對柏克先生所描繪的女性形象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認為他將女性束縛在狹隘的『美』與『弱點』之中，這不僅是侮辱，更是阻礙了女性追求更高尚的道德與智慧。您能進一步闡述這點嗎？這與您後來的《女權辯護》有何淵源？)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她的眼神變得更為堅定，甚至帶著一絲挑戰。她輕輕地拂過她那深色的連衣裙，這件衣服樸素卻剪裁得體，與當時貴族女性的華麗繁複形成鮮明對比。) 「柏克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不僅貶低了男性的理性，更以一種令人作嘔的感傷語氣，將女性塑造成了毫無自主能力的『美麗玩偶』。他暗示，女性的美麗和弱點，是她們被創造出來的本質，彷彿上帝命令她們不必培養那些可能引發尊重的道德美德，以免干擾她們生來就為了激發的愉悅感官。他似乎在說，女性的『高尚終點』就是被愛，為了被愛，她們應該『牙牙學語，走路搖搖晃晃，並為上帝的造物取綽號。』
他將真理、堅毅和人道，局限在『男性道德』的嚴格範疇之內，卻讓女性沉溺於膚淺的感官享受，將她們視為一種『動物性』的完美，而非理性生命。他認為女性的職責和幸福，與她們為更崇高生命狀態所做的準備相衝突。難道女性的靈魂就因此而缺失了嗎？」
（*You may have convinced them that littleness and weakness are the very essence of beauty; and that the Supreme Being, in giving women beauty in the most supereminent degree, seemed to command them, by the powerful voice of Nature, not to cultivate the moral virtues that might chance to excite respect, and interfere with the pleasing sensations they were created to inspire.* p. 112） 「這種觀點導致了女性道德上的鬆懈。女孩子們為了家族利益或嫁入豪門而被犧牲，她們學會了放蕩不羈地與那些我已描述過的『花花公子』調情。
而這些被教養成如此軟弱無力的女性，如何能獲得尊重？孩子們被拋在一邊，去追逐情人，然後我們卻對婚外情的普遍感到驚訝！女人總是想著打扮自己，去吸引異性的感官，去索取那種花言巧語的恭維，然後我們又奇怪她們的理解力如此有限！」（*Affection in the marriage state can only be founded on respect—and are these weak beings respectable? Children are neglected for lovers, and we express surprise that adulteries are so common!* p. 48） 「這種思想極大地阻礙了女性心智的發展，使她們無法發揮潛能，無法成為社會中有用的成員。它將女性的價值局限於其外表和取悅男性的能力，而非其內在的智慧和德行。這也是我後來為什麼會寫《女權辯護》的根本原因——我要為女性爭取與男性平等的理性發展機會，爭取在社會中獲得尊嚴的權利。美德沒有性別，理性也一樣。」
**瑟蕾絲特：** (她的話語中帶著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彷彿看到了被囚禁在社會刻板印象中的女性靈魂，正在渴望掙脫束縛。這讓我想起榮格的『阿尼瑪』與『阿尼姆斯』原型，即男性內在的女性特質與女性內在的男性特質，當社會過度強調單一性別的刻板角色時，這種內在的平衡便會被打破。她所呼籲的，是兩性內在特質的全面發展與整合，而非單一面向的固化。) 「瑪麗女士，您的觀察一針見血。您在書中還對英國的憲法與教會體制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認為它們同樣充滿了虛偽與不公。您指出，這些體制並非建立在純粹的道德與信仰之上，而是由權力鬥爭和自私利益所塑造。您甚至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柏克先生在政治上的不一致性。這份批判的勇氣，在當時是何等難得。您如何看待這些『神聖』機構的真實面貌，以及它們如何背離了最初的崇高理想？」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她用手指輕敲著書桌，眼神中透出深思，但也帶著一種銳利的洞察力，彷彿能看穿歷史的表象。)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其核心不過是人性的弱點與貪婪。柏克先生堅稱，我們的教會與國家體制是『在宗教和虔誠的庇護下形成並經由其認可而確立』的。
派系鬥爭是酵母，而個人利益反而催生了所謂的『公共利益』。」（*private cabals and public feuds, private virtues and vices, religion and superstition, have all concurred to foment the mass and swell it to its present form; nay more, that it in part owes its sightly appearance to bold rebellion and insidious innovation. Factions, Sir, have been the leaven, and private interest has produced public good.* p. 80-81） 「再看看教會，我們英國人把那些不知如何是好的兒子送去當牧師，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當家族擁有聖職的饋贈權時，兒子們就被培養去教會，但他們的心中並不總是充滿著對永生的希望。
「柏克先生將『遺傳權利』和『長久以來的風俗』奉為圭臬，這使他無法自圓其說地為宗教改革辯護。因為宗教改革正是『徹底摧毀舊有體制』的行為。他口口聲聲說要尊重『古老的遺產』，卻忽略了這些『遺產』往往是在無知和迷信的黑暗時代建立的。在這些時期，殺人只需輕罰，而觸犯富人的財產卻要判死刑。這樣的法律，能稱為正義嗎？難道權力就是權利嗎？」 「他還會用『古老的風俗習慣』來為奴隸貿易辯護，因為『我們無知的祖先，不理解人類天生的尊嚴，卻認可了一種違背理性和宗教的交易。』柏克先生這完全是用虛偽的傳統來掩蓋不人道的罪惡！」 「我承認，在經歷了文明的洗禮、思想的開化和情感的昇華後，人們自然會變得虔誠。除了對完美的崇高敬意和對善良之愛的神秘連結，還有什麼能填補人類快樂和友誼無法填補的心靈空虛呢？還有什麼能讓我們在被判處無知的情況下，依然願意活著呢？當朋友變心，心靈失去所依時，一個柔弱受苦的生命又能飛向何處，除了那位『洞察人心者』？當死亡摧毀了眼前的一切，帶走了我們的青春摯友時，我們沿著熟悉的小路行走，幾乎覺得大自然也已死去，不禁要問：『你這賦予這些熟悉場景生命的存在，身在何方？』
這些是人類的情感；但我不知道人類之間除了理性所產生的一切之外，還有什麼共同的本性或共同的關係。共同的情感和激情同樣將野獸聯繫在一起；而正是這些關係的連續性，才賦予了我們理性生物的稱號；這種連續性來自於反思——來自於你輕蔑地鄙視的那種理性的運作。」（*That civilization,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finement of the affections, naturally make a man religious, I am proud to acknowledge.—What else can fill the aching void in the heart, that human pleasures, human friendships can never fill?* p. 94-96） **瑟蕾絲特：** (您對『理性』的強調，對『傳統』的批判，以及對『財產』和『地位』如何腐蝕人性的深刻洞察，無疑是您時代最前沿的思想。這份對真理的執著與對社會的悲憫，相互交織，形成了您獨特的精神面貌。
這也讓我看到您作為一個獨立的女性思想家，是如何在那個時代的重重束縛下，堅定地為自己的信念發聲，並為後世開闢道路。我感覺到，在您那看似嚴謹的理性批判之下，湧動著一顆對人類命運深切關懷的心。如果把您的人生看作一場旅程，您會如何描述這趟探索真理與正義的旅程，以及這趟旅程中，您如何看待那些『無形』的力量，比如直覺或靈感，在您的思想形成中扮演的角色？)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她沉靜了片刻，望向窗外那棵高大的橡樹，樹葉在微風中沙沙作響，彷彿在低語著歲月的秘密。她的目光變得柔和，帶著一絲內省的幽光。) 「這趟旅程，瑟蕾絲特，是一條充滿崎嶇與挑戰的道路，卻也是唯一值得行走的路。我的人生，就像我在書中反复強調的，是被『必要性』推動的。當我的心靈被社會的不公所觸動，被那些看似合理卻毫無人性的論調所激怒時，我便無法再保持沉默。」 「你問及『無形的力量』，直覺與靈感。它們確實存在，且至關重要。它們如同清晨的薄霧，指引著方向，但必須被理性的陽光所穿透和辨識，否則便會變成迷霧，將我們引入歧途。
柏克先生所推崇的那種『神秘的本能』或『感性』（*mysterious instinct* / *sensibility*），聲稱能瞬間辨識真理，無需冗長的理性推論，在我看來，那不過是一種危險的『偽真理』。它像指南針，聲稱總是指向真理，但它的北極點卻總是在移動，很少能真正指向正北。」（*This instinct... has been termed common sense, and more frequently sensibility; and, by a kind of indefeasible right, it has been supposed... to reign paramount over the other faculties of the mind, and to be an authority from which there is no appeal.
This subtle magnetic fluid, that runs round the whole circle of society, is not subject to any known rule... and, though supposed always to point to truth, its pole-star, the point is always shifting, and seldom stands due north.* p. 68-69） 「我承認，詩人必須訴諸情感，因為他們面對的讀者尚未在『人權學校』中畢業。他們必須透過一種機械式的感動來觸動人心，這確實常常會蒙蔽理解力。但是，在劇場裡，情感的『第一直覺目光』就能辨別真理的形式，看到它美好的比例，這點我深表懷疑。情感的心靈是神聖的！當它凝聚成灼熱的火焰，便成為生命的太陽；沒有它的滋養，理性或許會陷入無助的沉寂，永遠無法孕育出它唯一的合法後代——美德。但要證明美德確實是個體的獲得，而非永無謬誤的本能衝動，那麼私生子式的惡行也常常是來自同一個父親。」
This fear of God makes me reverence myself.* p. 78-79） 「我的旅程，就是將這些基於理性的洞見，轉化為文字，去挑戰那些看似堅不可摧的謬論與不公。它或許艱辛，但每當我看到文字能激發哪怕一絲的思考，能點亮哪怕一盞的理解之燈，那份努力便有了意義。這份無形的力量，便是真理本身的光芒，它透過我的筆，試圖喚醒沉睡的靈魂。」 **瑟蕾絲特：** (我望著瑪麗女士，她眼中的光芒如同兩盞永不熄滅的燈塔，在思想的海洋中指引方向。她不僅是那個時代的挑戰者，更是一位跨越時空的啟蒙者。她的話語中，那份對理性的堅定，對不公的憤慨，對人類潛能的無限信任，都深深地觸動了我。在今日，她的思想依然有其獨特的迴響。) 「瑪麗女士，今天的對談，讓您的思想之光更加璀璨地照亮了我的心靈。在您的文字中，我看到了塔羅牌中『力量』牌的縮影，那並非蠻橫的壓制，而是以內在的勇氣與理性駕馭本能的狂野。您對柏克先生的論戰，不僅是思想的交鋒，更是一場人性與良知的對抗。非常感謝您今天如此坦誠而深刻的分享。」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她向我微微點頭，嘴角浮現出一絲滿意的微笑。
記住，『理性之光，永不熄滅。』」 言畢，她拿起桌上的羽毛筆，輕輕地蘸了蘸墨水，重新投入到她的手稿中。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彷彿每一個字，都是對舊世界的一次堅定挑戰，也是對新世界的一份深切期許。我悄然起身，離開了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書房，但她那份理性與激情交織的光芒，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
《撒哈拉的風》：越過時代的藩籬——與瑪麗埃塔·霍利的光之對談 作者：雨柔 在「光之居所」的深處，文字與思想的光芒交織，總能引領我們穿越時空，與那些曾經用筆觸點亮世界的靈魂相遇。今日，我，雨柔，將踏上一次特別的旅程，不是前往遙遠的國度，而是回到美國十九世紀末的南方腹地，去探訪一位獨特的聲音——瑪麗埃塔·霍利（Marietta Holley）。她的筆名「Josiah Allen’s Wife」或許更為人所知，以其筆下樸實而又深刻的鄉村婦女薩曼莎·艾倫（Samantha Allen）的視角，探討著那個時代最為尖銳與複雜的社會議題。 《Samantha Among the Colored Folks: "My Ideas on the Race Problem"》這本書，出版於1898年，儘管其部分內容早在1892年和1894年就已版權登記，它卻像一面稜鏡，折射出美國內戰結束後重建時期種族關係的混亂與矛盾。透過薩曼莎看似鄉野、實則充滿智慧的觀察，霍利女士將她對「種族問題」的深刻見解、當時社會的種種偏見與不公，以及對未來可能解決方案的思考，以一種極具個人風格的幽默與諷刺呈現出來。
書中，薩曼莎與她的丈夫喬賽亞、表親約翰·理查德、女兒瑪姬，以及形形色色的南方人互動，呈現了不同階層、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人們對自由、平等、正義的理解與掙扎。這不僅是對種族問題的描繪，更是對人性深層次矛盾與美國社會結構的犀利剖析。 瑪麗埃塔·霍利（1836-1926）生於紐約州的一個農場，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那裡度過，未曾踏足她筆下所描繪的南方。然而，她憑藉著對美國社會的敏銳洞察與豐富想像力，創作出了一系列廣受歡迎的「薩曼莎」小說。她以其標誌性的「寫實幽默」風格聞名，這種風格融合了方言、諧音與冗長的比喻，使讀者在會心一笑之餘，也能對書中深層的社會評論有所感悟。霍利女士不僅是一位暢銷書作家，更是一位堅定的社會改革者，她透過薩曼莎的口，為女性參政權、禁酒運動以及種族平等發聲。她的作品在當時擁有廣泛的讀者群，她以其獨特的敘事策略，將嚴肅的社會批評包裹在通俗易懂的鄉村軼事中，讓更多人能夠接觸並思考這些重要的議題。在那個充滿變革與衝突的時代，霍利女士的聲音無疑是獨特而有力的。她的作品不僅提供了對歷史時期社會風貌的珍貴記錄，也展現了文學如何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工具。
一位身著維多利亞時代深色長裙的女士，正端坐其中，她銀白色的髮髻梳理得一絲不苟，手上捧著一本打開的筆記本。她的臉龐帶著歲月刻畫的痕跡，眼眸深邃而富有光彩，即使在沉思中，也透著一股難以言喻的堅韌與智慧。她，便是瑪麗埃塔·霍利，此刻，她彷彿從書頁中走出，準備好與我們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 我輕步上前，在另一張扶手椅上坐下，擺好我的筆記本，準備好這場「光之對談」。 **雨柔**：霍利女士，能在這間充滿歷史氣息的書房中與您相會，是我的榮幸。您的《Samantha Among the Colored Folks》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至今讀來仍令人深思。我想，首先要請教您的是，是什麼原因讓您決定透過薩曼莎這位看似尋常的鄉村婦女，來探討美國社會中如此複雜敏感的「種族問題」呢？這種寫作方式，在當時是否被您的讀者所理解和接受？ **瑪麗埃塔·霍利**：啊，年輕的女士，很高興您能來到這個小小的世界。您問得很好。薩曼莎，她就像一面未經打磨的鏡子，反射出當時社會的種種面貌。她來自北方鄉村，見識有限，卻有著一顆渴望看清事物本質的心。她的語言雖然樸實，甚至帶著些許口音和方言，但她的觀察力卻是驚人的。
她的比喻，比如把種族融合比作將獅子和羊拴在一起拉牛奶車，或將七號腳塞進三號鞋裡，這些看似粗俗的比喻，卻直白地揭示了問題的荒謬性與難度，讓普羅大眾能夠理解並產生共鳴。 當時的讀者對薩曼莎的反應是多樣的。有些人喜歡她的幽默，卻可能忽略了她話語中的諷刺；有些人則透過她的質樸，看見了問題的真相，並為之動容。我深知，直接的說教往往會引起抵觸，而透過一個帶著點「傻氣」卻又充滿「常識」的角色，讀者會更容易卸下心防，接受那些挑戰他們固有觀念的「新思想」。我的目標是讓更多的人——無論是北方的自滿者，還是南方的頑固者——都能在笑聲中，看到一些他們從未思考過的問題的側面。這不是要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是要播下思考的種子。 **雨柔**：您確實成功地讓薩曼莎成為一個令人難忘的角色。她那冗長卻又充滿畫面感的「eppisodin’」（離題）和豐富的譬喻，是您寫作的一大特色。這是您刻意為之，目的是為了讓讀者更容易接受這些敏感議題嗎？還是說，這反映了當時某種普遍的敘事習慣，或者甚至是您個人寫作風格的自然流露？ **瑪麗埃塔·霍利**：您說得很有道理，薩曼莎的「離題」和比喻確實是她表達觀點的方式。
這種非線性的敘事，旨在鼓勵讀者自己去思考，而不是被動地接受一個既定的結論。我不給出簡單的答案，因為現實本身就不是簡單的。我希望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自己去連接那些看似不相關的細節，從而形成他們自己的理解。文學的魅力，便在於此。 **雨柔**：薩曼莎在書中呈現了對種族關係的多元觀點，從約翰·理查德表親對黑人非洲殖民的熱忱，到喬賽亞的漠視與否認，再到迪肯·亨齊對南方白人的激烈批判。您是如何平衡並呈現這些對立的聲音的？您是否擔心過讀者會因為這些複雜甚至矛盾的觀點而感到困惑？ **瑪麗埃塔·霍利**：這個問題觸及了我寫作的核心挑戰。當時的美國社會，對於「種族問題」確實存在著眾說紛紜、甚至水火不容的觀點。我無意提供一個簡單的「正確答案」，因為我知道，任何單一的答案都無法涵蓋當時複雜的現實。 我的目標是呈現一個「全景圖」。約翰·理查德代表著一種高尚的理想主義，他看見了黑人受到的不公，並相信他們有能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個光榮的共和國。他的觀點，儘管在今天看來帶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在當時卻是許多北方廢奴主義者和傳教士的真誠信念。
地打斷，或是不停地打盹，這其實是許多人面對不願面對的真相時的真實反應——不是惡意，而是習慣性的自我保護與無知。透過喬賽亞，我希望讀者能反思自己是否也曾有過類似的麻木。 而迪肯·亨齊，則代表了另一種極端——盲目的仇恨與偏見。他對南方白人的譴責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他自身的行為（對待僕人Zekiel Place的苛刻）卻暴露了北方同樣存在的壓迫與自私。透過薩曼莎對他的反駁，我旨在強調，罪惡並非只存在於南方或某一個種族，它根植於人性的自私和習俗的束縛。薩曼莎會說：「自私和不公在北方天空下滋長得如同南方一樣猖獗。」這正是我所要傳達的。 我並不擔心讀者會感到困惑。相反，我希望他們能夠被這些不同的聲音所激發，去思考每個觀點的根源、其所忽略的面向，以及其可能導致的後果。這場辯論本身就是一種「光之對談」，它揭示了問題的複雜性，鼓勵讀者自己去權衡、去判斷。文學，不應該只是提供答案，更應該提出問題，激發思考。 **雨柔**：約翰·理查德表親的非洲殖民思想在書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這種思想在當時的美國社會中，是否得到廣泛支持？
您為何選擇將其作為書中一個重要的「解決方案」來探討，而不是其他當時可能存在的，例如融合或國內權利鬥爭的思路？ **瑪麗埃塔·霍利**：您問得非常精準，殖民，或說「將非裔美國人送回非洲」，在當時確實是一種被認真討論，甚至由一些政府官員、慈善家和黑人領袖所支持的方案，儘管其背後動機複雜且爭議不斷。一些支持者認為這是解決美國種族問題的唯一途徑，既能讓黑人獲得真正的自由與平等，又能避免美國社會的持續動盪；另一些人則將其視為一種清除「問題」人口的方式，帶有明顯的種族優越感。 我選擇將約翰·理查德的殖民方案作為一個重要探討點，並非因為我相信它是唯一的或終極的解決方案。而是因為在那個時代，當黑人被解放後，美國社會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困境：法律上宣告了自由，但社會現實中，種族歧視、暴力和經濟壓迫卻變本加厲。約翰·理查德所描述的南方，白人對黑人的蔑視與仇恨根深蒂固，黑人在政治、經濟上幾乎沒有立足之地。他認為，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已無藥可救，唯有讓兩者分離，才能讓黑人真正獲得發展的機會。這是一種基於現實困境所衍生的悲觀而又充滿理想色彩的設想。
至於其他解決方案，如國內的權利鬥爭和融合，我也在書中有所觸及。例如，薩曼莎與柯爾塞伯特上校辯論時，她提出教育和「有條件的選舉權」（educated suffrage），即不分膚色和性別，只要達到一定教育水平和道德標準的人都能投票。這正是我在現實生活中所倡導的女性參政權和教育改革理念。她認為，這可以將權力從「無知的暴民」手中轉移到「受過教育的」人手中，無論黑白。這是在現有框架下，尋求社會進步的一種途徑。 因此，我的書並非只推崇單一方案，而是將各種可能性和它們的局限性都呈現出來。我希望讀者在閱讀這些觀點時，能夠超越表象，思考更深層次的道德、公正與人性的問題。 **雨柔**：薩曼莎在書中不僅對種族問題發表看法，她也經常將女性的視角與智慧融入其中，甚至在男性主導的政治討論中發出獨特的聲音。例如，她會將女性的日常家務與國家大計作比喻，或者批評那些制定法律卻不考慮女性感受的男性。您是希望透過這種方式，強調女性在社會議題中被忽視的智慧和力量嗎？這與您當時對女性權利的看法有何關聯？ **瑪麗埃塔·霍利**：您觀察得非常敏銳。
是的，薩曼莎的言行舉止，無一不反映了我對女性在社會中地位的思考，以及我對女性參政權的堅定信念。在那個時代，女性被期望保持「溫順」和「沉默」，我們的智慧和經驗往往被限制在「家庭」這個狹窄的領域。但事實上，一個家庭的運轉、一個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女性日復一日的勞動和細緻的觀察。 薩曼莎的這些比喻，比如她將政治上的決策比作給「七號腳穿三號鞋」——她從家庭生活的日常瑣事中提取出深刻的道理，並將其應用於國家大事，這正是我想強調的：女性的「常識」和「實際經驗」在公共事務中同樣具有價值。當喬賽亞談論「種族問題」時，薩曼莎會從清洗地毯、烹飪飯菜、照顧孩子等日常中，抽離出關於耐心、勞動、和諧的深刻寓意。她會說，男性在書本中尋找答案，而女性則在生活中找到真理。 她對迪肯·亨齊和柯爾塞伯特上校的質問，例如當他們責備黑人為何不自願放棄「自由」時，她會反問他們為何不自願「解放」他們的僕人，並將這種行為與自私劃等號。她還會質問柯爾塞伯特上校關於特拉華州那條允許七歲以上女孩「自願走向毀滅」的法律，用他對失去鑽石紀念品的痛苦來對比一個女孩失去純潔的悲劇，這無疑是對當時社會雙重標準和男性中心主義的強烈控訴。
她憤怒地指出，這些法律制定者只會為「別人的孩子」制定法律，從不將自己的女兒置於危險之中。 我希望透過薩曼莎，展現女性並非只是受情感驅使的被動者，我們擁有自己的理性、洞察力，以及對道德與正義的深刻理解。她們所處的「私人領域」的經驗，恰恰賦予了她們觀察和解決「公共領域」問題的獨特視角。她的發言雖然常被喬賽亞等人視為「嘮叨」或「女性特質」，但其內核卻是顛覆性的。這不僅是對女性智慧的肯定，更是對社會秩序中權力結構的挑戰。我堅信，一個真正公平和健康的社會，必須傾聽並納入所有性別的聲音。 **雨柔**：書中維克多和薇芝的故事，尤其是他們對未來非洲新共和國的憧憬，似乎在那個時代顯得格外具有遠見和理想主義色彩。您是如何構思這兩個角色的？他們所代表的希望，在當時的社會現實中，是否能找到現實的基礎？ **瑪麗埃塔·霍利**：維克多和薇芝，他們確實是我筆下希望與願景的象徵。他們的構思源於我對人類韌性、受壓迫者精神力量的深切體察，以及對未來可能性的無限憧憬。他們並非完全虛構，而是凝聚了我對當時非裔美國群體中那些傑出個體——那些追求知識、道德高尚、心懷民族復興大志的年輕人的觀察與想像。
薇芝，她的「預言家」特質則更為靈性化。她能夠看見「新天堂」下的「新土地」，那是一個藝術、歌唱、辯才、文明共同繁榮的國度。她的願景不僅是對殖民地地理上的設想，更是對一個精神烏托邦的描繪——一個擺脫了壓迫、充滿希望與創造力的地方。她對非洲的想像，可能受到當時一些傳教士和殖民運動宣傳的影響，但其核心是基於一種深厚的信仰：上帝自有其宏大的計畫，即使透過苦難，也會引導他的子民走向榮耀。 在當時的社會現實中，這種理想主義固然充滿了挑戰。黑人面臨的壓迫是如此真實而殘酷，以至於許多人難以想像，甚至不願離開他們熟悉但充滿苦難的土地。書中也透過約翰·理查德的口，承認「政府不太可能提供援助」，而殖民計劃的實現，仍舊需要黑人自身艱辛的努力和資金積累。菲利克斯（Felix）的遭遇便是明證，他兩次在南方建立家園都以失敗告終，最終選擇北方城市，卻仍無法擺脫貧困和歧視，這才讓他堅定了追隨維克多信念的決心。 然而，這種遠見和理想並非空中樓閣。在重建時期，確實有許多黑人知識分子和社區領袖，如布克·T·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他們倡導透過教育、技能培養和經濟自給自足來提升黑人地位。
同時，也有一些非洲回歸運動（如利比里亞的建立）在醞釀。維克多和薇芝的夢想，正是這些真實願望和努力的藝術化昇華。 我希望透過他們，不僅展現黑人群體被壓抑的潛力與對自由的渴望，也為讀者提供一種超越當下苦難的宏大想像。儘管前路艱難，但那份對「新共和國」的憧憬，本身就是一種抵抗，一種對不公現實的超越。它提醒人們，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要保有希望，並為之奮鬥。 **雨柔**：我注意到書中某些地方使用了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可能具有冒犯性的詞語，例如「nigger」（黑鬼）。您在寫作時，是如何平衡這種時代的語言真實性與您作為一個改革者所抱持的進步理念之間的關係呢？ **瑪麗埃塔·霍利**：您問到了一個非常關鍵，也一直是我創作中難以迴避的問題。是的，書中確實使用了「nigger」這個詞。這在當時的語境下，是南方白人對待非裔美國人時普遍使用的貶義詞，它充滿了輕蔑、仇恨與歧視。我將其保留在書中，是出於一種寫實主義的考慮。 我的寫作風格是「寫實主義」，我力求在筆下描繪出那個時代的真實面貌，包括其殘酷、其醜陋。
她會透過行動——比如她對黑人角色的尊重，對薇芝和維克多的讚賞——來呈現一種不同的可能性。 我深知，語言具有力量。它既能傳播偏見，也能啟發思想。我希望，當讀者讀到這些冒犯性的詞語時，他們能夠被激發出對正義與平等的反思，而不是被這些詞語本身所同化。我的理念是，要治癒傷口，首先要看清傷口的存在。這些詞語的存在，是那個時代的「傷疤」，它們提醒我們，這段歷史不容忘卻，這些偏見不容迴避。 我認為，藝術家的職責之一，便是忠實地描繪世界，即使這個世界有其醜陋的一面。但同時，也必須在這種描繪中，蘊含著對真善美的追求與對未來更好的世界的嚮往。這是一種走鋼絲般的平衡，既要寫實，又要保有改革者的良知。 **雨柔**：在書的結尾，小雪（Snow）的意外死亡對喬賽亞和瑪姬造成了巨大的打擊。這個悲劇性的結局，似乎與之前維克多和薇芝所描繪的「新共和國」的宏偉願景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處理方式，是否意在傳達一種更為複雜，甚至帶有悲劇色彩的訊息：即社會進步的代價，或者說，在理想實現之前，個體所必須承受的苦難？ **瑪麗埃塔·霍利**：您對結局的解讀非常深刻。
這並非為了販賣悲情，而是我對那個時代現實的悲憫與反思，也是對人性及社會進步複雜性的理解。 小雪，這個純潔、有著「天國」般眼神的女孩，她的生命彷彿是南方社會中最脆弱、最美好的「光」。她的死，是被盲目的仇恨與無知的暴力所導致的「誤傷」，它不是針對黑人的暴力，卻是由「種族問題」這場「風暴」所引發的漣漪。這強烈地證明了薩曼莎之前所說的：「人類命運的鏈條是如此奇妙，一環受損，整個鏈條都會動搖。」當社會的底層鏈條——那些被壓迫的黑人——承受著巨大的暴力和不公時，即使是看似安全、純潔的白人家庭，也無法倖免於這股邪惡力量的反噬。小雪的死，正是喬賽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謬論被血淋淋的現實所擊碎的象徵。 她的逝去，也讓我得以探討「理想的代價」。維克多和薇芝的「新共和國」願景，確實宏偉而鼓舞人心，但要實現這樣的理想，往往需要犧牲，甚至是以生命為代價。維克多自己也成為了殉道者，他的死，是為了他所相信的理想。小雪的死，則是一種無辜的犧牲，它迫使瑪姬和托馬斯·傑弗遜——這對原本健康、富足、生活安逸的北方家庭——不得不面對苦難，從而激發出他們內心深處的慈悲與奉獻。
它揭示了社會問題的複雜性，警示了漠視與仇恨的危險，同時也暗示了真正的「救贖」與「進步」往往需要透過個體的覺醒與付出才能實現。那個「新共和國」的曙光仍然存在，但通往它的道路，卻鋪滿了鮮血與淚水，也需要更多人願意去承擔、去轉化這些苦難。這是一個悲喜交織、充滿希望卻又帶有現實殘酷的複雜結局，它沒有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是將思考的重擔留給了讀者。 我認為，這正是文學的力量所在。它不只是講述一個故事，而是揭示生活本身的矛盾，讓讀者在心靈深處感受到真實的重量，並從中尋找到屬於自己的理解與前行的動力。 **雨柔**：霍利女士，在書的結尾，約翰·理查德表親的信中提到，他現在願意「等待上帝的旨意」，不再急於「按照自己粗陋的觀念塑造人類」。這似乎與他早期充滿激情的佈道式言論有所不同。這是否代表著一種心態的轉變？他是否意識到，人類的努力終究無法完全掌控複雜的社會進程，而需要更宏大的力量來引導？ **瑪麗埃塔·霍利**：是的，您捕捉到了約翰·理查德表親生命旅程中一個深刻的轉變。他最初是那樣的熱情洋溢，充滿了建立「新共和國」的宏偉藍圖，甚至不惜犧牲家庭和健康去實現它。
他的視野從眼前的「人為干預」擴展到「神意引導」的長河，他看見了歷史的必然性和更深遠的意義。 他最終的慰藉來自於相信，這些看似無意義的苦難，其實是上帝為「選民」預備未來、開啟「新文明」的途徑。他的眼睛「看見了所應許之地的祝福之光」。這份平靜與堅定，恰恰是在經歷了極致的痛苦和挫折後，才得以達成的。 這也反映了我個人的信念：儘管我在書中批評社會的不公，提出解決方案，但我始終相信，最終的引導力量來自於更崇高的層次。人類的努力是必要的，但也要學會臣服於時間與更深層次的智慧。約翰·理查德的轉變，為整本書畫上了一個既不失希望，又充滿深邃哲思的句點。 **雨柔**：霍利女士，今天與您的對談讓我對《Samantha Among the Colored Folks》這本書，以及您所處的時代有了更為立體與深刻的理解。您的敘事方式、您筆下人物的複雜性，以及您對社會議題的深刻洞察，都讓我受益匪淺。感謝您今天為我們帶來這場啟發性的「光之對談」。 **瑪麗埃塔·霍利**：能夠與您這樣一位來自遠方的探索者，分享我的故事與思想，同樣是我的榮幸，雨柔。文字的力量，便在於此——它能穿越時空，讓不同的心靈產生共鳴。
作為「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薇芝，我很樂意依據「光之對談」的約定，與偉大的亨利克·易卜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探索《玩偶之家》這部作品的璀璨與深邃。 ### 《玩偶之家》：掙脫枷鎖的光芒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這位挪威的劇作家，無疑是現代戲劇的奠基者之一。他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對現實社會的毫不留情的描寫，打破了傳統戲劇的浪漫與虛飾，將普通人的生活、家庭內部的衝突以及社會議題搬上了舞台。易卜生的戲劇往往挑戰既有的道德觀念和社會習俗，引發觀眾的深刻反思，因此被譽為「社會問題劇」的大師。他的作品影響深遠，不僅在戲劇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更觸發了關於個體自由、性別角色和社會結構的廣泛討論。 而《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這部於1879年問世的三幕劇，正是易卜生所有作品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引發爭議的一部。故事設定在19世紀末的挪威，以海爾茂（Torvald Helmer）與娜拉（Nora）這個看似幸福美滿的家庭為中心。
劇中人物性格鮮明。海爾茂是典型的維多利亞時期男性，重視社會聲譽和體面，將妻子視為需要保護和指導的可愛玩物。娜拉則經歷了從被物化的「玩偶」到覺醒個體意識的巨大轉變。柯洛克斯泰，這位因過去的「不慎」而聲名狼藉的律師，既是故事的催化劑，也展現了社會邊緣人物的掙扎與渴望。克萊絲汀‧琳德太太（Kristine Linde），娜拉的老同學，以其獨立、實際的生活經驗，成為娜拉成長道路上的鏡像與對照。蘭克醫生（Doctor Rank），海爾茂的密友，身患絕症，是這個表面光鮮家庭中唯一能看到並理解娜拉內心痛苦的人。 《玩偶之家》的核心議題圍繞著女性在父權社會中的地位、婚姻的本質、個體與社會期待之間的衝突、以及真相與假象的界線。娜拉偽造簽名的行為，雖然在法律上是錯誤的，但其背後的動機——對丈夫深切的愛和救助家庭的責任感——卻引發了對法律與道德的深刻討論。劇末，娜拉認識到自己在婚姻中始終未能作為一個獨立的「人」存在，毅然選擇離家，留下一個震撼當時社會的「砰」然關門聲，象徵著她對傳統婚姻和社會角色的徹底決裂，尋求自我認同與啟蒙的旅程。
然而，正是易卜生堅持的原始結局，使其成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女性主義作品，對後世的戲劇創作和社會思潮產生了深遠影響。《玩偶之家》不僅僅是一個關於婚姻危機的故事，更是對個體生命價值與自由的有力吶喊，至今依然在全球舞台上不斷被演繹和討論，持續激發著我們對自身處境和社會結構的反思。這份跨越時代的生命力，正是我薇芝所渴望捕捉和擴散的光芒。 現在，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約定，回溯時間的長河，叩響易卜生先生書房的大門。 *** ### 《光之對談》：叩響「玩偶之家」的門 *. 作者：薇芝 **【光之場域】** 時光彷彿凝結在1880年的冬日。窗外，克里斯蒂安尼亞（今奧斯陸）的街道上，薄雪覆蓋了石板路，行人匆匆，裹緊了厚重的外套。我的腳步輕柔地踏入一間二樓的書房。這裡安靜極了，與樓下聖誕季的喧囂形成對比。空氣中混合著舊書、紙張和一絲淡淡的煙草氣味。壁爐裡的炭火發出輕微的噼啪聲，投射出溫暖而跳躍的光影，映照在牆壁上堆滿書本的櫃子和散落著手稿的書桌上。墨水瓶旁，筆尖似乎還留有剛剛書寫的痕跡。這是一個思想碰撞、靈感萌芽的空間，充滿了作者存在的氣息，即便他本人尚未顯現。
他穿著深色的衣服，頭髮和鬍鬚已有些花白，但眼神依然銳利而深邃。他手中夾著一根雪茄，緩緩吐出一口煙圈，打量著我，帶著一絲意料之外的審視。） **易卜生：** （嗓音略顯低沉沙啞）薇芝……？一個有趣的名字。遙遠的地方？是因為我劇本裡的那些爭議，讓妳不遠千里而來嗎？坐吧。（他在主位落座，示意我對面。）妳想知道什麼？關於那個「玩偶之家」？或者那個膽敢砰地一聲關上門的女人？ **薇芝：** （微笑）謝謝您，易卜生先生。您說得對，正是那扇關上的門，以及門後娜拉的去向，在我們的時代依然激起了層層漣漪。這部劇，特別是它的結局，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被許多人認為離經叛道。您是如何看待當時社會如此強烈的反應的？這是否在您的預料之中？ **易卜生：** （捻滅雪茄，看著火星熄滅）預料之中？或許吧，但其強度還是超出了一些。我寫的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提出問題。我只是拉開了窗簾，讓陽光照進那些陰暗的角落。人們習慣了舒適的陰影，突然暴露在光下，自然會感到刺眼，甚至憤怒。他們不願看到自己生活中的虛偽、束縛和不公，尤其是關於女性的真實處境。
這難道不是最基本的人性嗎？ **薇芝：** 「一個人首先必須是她自己」——這句話在我們的時代被視為極具啟發性的宣言。但在當時，許多人認為女性的「神聖職責」是作為妻子和母親，照顧家庭和孩子。娜拉的選擇是否意味著她放棄了這些職責？ **易卜生：** （身體微微前傾，語氣加重）恰恰相反！她恰恰是意識到自己**無法**履行這些職責，至少無法以一個真誠、完整的「人」的身份去履行。一個「玩偶」如何教育出有獨立思想的孩子？一個在謊言中生活的妻子如何與丈夫建立真正的伴侶關係？她沒有放棄職責，她只是意識到，在她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之前，她所有的行為都只是表演，她與丈夫、與孩子之間的關係都只是表象。她關上的不是家庭的門，而是那個「玩偶」身份的牢籠之門。她需要走出去，去學習，去理解世界，去理解自己，才能真正地承擔起一個「人」應有的責任。 **薇芝：** 您劇中巧妙地設定了娜拉為了救丈夫而偽造簽名，這讓她的行為披上了「愛」的外衣。但從法律層面看，這是犯罪。您是想藉此探討法律與人情或道德之間的衝突嗎？ **易卜en：** （靠回椅背，沉吟片刻）法律是人制定的，有時它是僵化的，無法顧及個體複雜的動機和困境。
我想呈現的是，當僵硬的規則與活生生的人性發生碰撞時，會產生怎樣的悲劇和覺醒。法律固然重要，但若它無法體現基本的公義和人道，是否也值得我們反思？ **薇芝：** 您提到了那個「奇蹟」。娜拉一直期待著海爾茂展現出那份為了愛而犧牲一切的「偉大奇蹟」。當秘密揭開，海爾茂的反應卻是擔憂自己的名譽和前途，而非為娜拉遮風擋雨。這是否是您對當時社會男性角色和價值觀的一種批判？ **易卜生：** （淡淡一笑，笑容中帶著一絲諷刺）批判？或許更多的是一種寫實。海爾茂並非惡人，他在他所處的社會框架內，是一個「好」丈夫，一個看重聲譽的「體面人」。他的反應，正是那個時代許多男性根深蒂固的觀念的體現——男性的榮譽高於一切，妻子的角色是依附和裝飾。他愛娜拉，但他的愛是建立在「她是一個可愛、需要被保護的玩偶」這個基礎上。當娜拉展現出獨立行動的能力（雖然是以偽造的方式）並可能威脅到他的社會地位時，他「愛」的對象就破滅了。他不是愛真實的娜拉，他愛的是他想像中的那個玩偶。這齣戲的悲劇性恰恰在於，兩個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的人，卻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現實和期望中。 **薇芝：** 那麼，您筆下的其他角色呢？
琳德太太和柯洛克斯泰似乎代表了另一種可能性。他們都曾因現實的壓力做出過妥協，但最終卻找到了彼此，似乎走向了一條救贖與重塑的道路。他們的關係是否與海爾茂和娜拉的婚姻形成對比？ **易卜生：** （點點頭）是的，他們提供了一個對照。琳德太太為了照顧生病的母親和年幼的弟弟們，放棄了與柯洛克斯泰的愛情，選擇了一段無愛的婚姻，這使她變得堅韌而務實。柯洛克斯泰則在絕望中誤入歧途，留下了污點，並因此在社會中掙扎。他們兩人都經歷了生活的重壓和道德的考驗。然而，在他們重逢後，他們選擇了基於對彼此過去的理解、對現實困境的坦誠以及對未來共同生活的渴望而結合。這段關係沒有浪漫的幻想，卻有著紮實的基礎——共同面對生活、互相扶持。這與海爾茂和娜拉那建立在假象和依附之上的關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想說的是，真正的結合應當是兩個獨立個體基於理解和真實的連結。 **薇芝：** 劇中還有蘭克醫生，他是海爾茂的密友，卻似乎是唯一能窺見娜拉內心的人。他的存在有何特別的意義？他對娜拉那隱晦的情感又代表著什麼？ **易卜生：** 蘭克醫生是個被命運無情捉弄的角色。
當她意識到自己首先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擁有思考、判斷和選擇的權利與責任時，那份渴望真實的「光芒」便無法被熄滅。她關上門，並非因為她不再愛，而是因為她開始愛上了更重要的東西——她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和可能性。這份追尋自我、拒絕扮演他人期待的勇氣，我想，是跨越時代，都能引發共鳴的光芒。這份光芒，雖然在當時引起了許多不適，但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理解並被它啟發。 **薇芝：** 的確，這部劇的影響力持續至今。它激發了無數關於女性權利、婚姻自由和個體解放的討論。您認為，《玩偶之家》的故事在今天的世界，是否仍然具有同樣的現實意義？或者說，它的「光芒」是否以新的形式繼續照耀著我們？ **易卜生：** （緩緩吐出一口氣，站起身走到窗邊，望向窗外的夜景）社會在變化，法律在進步，女性的地位也已不同於我寫作的時代。但關於「真實的婚姻」、關於「個體的自由」、關於「在社會角色之下，人是否首先找到了自我」——這些問題，我想，並未完全消失。或許「玩偶之家」的表現形式不同了，或許女性面對的枷鎖不再是法律明文規定的不平等，但隱形的期待、內心的束縛、關係中的不對等，依然存在。
Wilson 所在的時空，與這位傑出的教育家進行一場深入的交流，探尋他對於女性教育和靈性成長的深刻見解。 在此之前，讓我先為您介紹一下 Rev. J. M. Wilson 和這本令人啟發的著作。 **書籍與作者介紹** 《Three Addresses to Girls at School》是英國教育家、聖公會牧師 Rev. James Maurice Wilson (1836-1931) 的作品，於 1890 年出版。Wilson 是一位在學術界和教育界都有著重要影響力的人物，他曾擔任克利夫頓學院 (Clifton College) 的校長，同時也是克利夫頓女子高中 (Clifton High School for Girls) 的副校長。在他的時代，正值英國社會對女性教育展開深刻反思與改革的關鍵時期。傳統上，女性教育多半偏重於「才藝」(accomplishments) 和表面禮儀的培養，而非紮實的學術訓練與心智啟發。然而，隨著社會變遷和女性權利意識的抬頭，越來越多人開始主張女性應享有與男性同等的教育機會，培養獨立思考和服務社會的能力。Rev. J. M.
Wilson 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其在男子公學和女子高中的雙重經驗，積極投入到女性高等教育的推廣中。 本書收錄了他於 1887 年至 1890 年間，在克利夫頓女子高中和聖安德魯斯聖倫納德學校 (St. Leonard's School, St. Andrews) 向女學生們發表的**三場演講**。這三場演講分別以「教育」(Education)、「女子高中教育」(High School Education for Girls) 和「宗教」(Religion) 為主題，內容深刻且充滿遠見。 在第一場演講「教育」中，Wilson 藉由分析當時女子高中參與劍橋大學高等證書考試 (Higher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的成果，肯定了學校在學術方面的成就。他特別強調學校**不設置獎勵**的政策，認為這能幫助學生發展對學習本身的興趣，而非僅為競爭。他論述了教育的真正價值在於**拓展視野、培養心智健全**，以及最終能夠**貢獻社會**的能力，並警告了無知和偏見對個人和社會的危害。
他更強調了女性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角色，以及「心智健全」(sanity) 在教育女性中的核心地位。 第二場演講「女子高中教育」則更深入地探討了當時女子高中的發展現狀。Wilson 回顧了 1868 年《捐贈學校委員會報告》(Endowed Schools Commission report) 對傳統女子學校的嚴厲批評，指出其在教學方法、課程設置、體育設施等方面的不足。他讚揚了女子高中作為一股改革力量所取得的進步，但同時也指出仍存在的挑戰，例如**過度教學可能扼殺學習熱情**，以及**師生之間缺乏如同男子公學導師制那樣的長期、個人化連結**。他強烈呼籲家長不要讓女兒過早離校，並強調培養學生**「活著的幸福與喜悅」(Lebensglückseligkeit)** 以及服務社會的**「寬厚無私的精神」**的重要性。 第三場演講「宗教」則觸及了更為個人的靈性層面。Wilson 挑戰了當時可能將宗教視為枯燥刻板的觀念，強調真正的宗教應是開啟心靈、追求理想和神聖力量的途徑。他批評了形式化的宗教，也反對將宗教與世俗生活（藝術、文學、科學、人際互動等）完全割裂。
他鼓勵女學生們利用所受的良好教育去服務社會，特別是關懷那些不那麼幸運的女性，將自己的優勢視為一種**「信託」**，承擔起改造世界的責任。 總的來說，《Three Addresses to Girls at School》不僅是 19 世紀末英國女性教育改革的重要文獻，也蘊含了許多關於**教育本質、個人成長與社會責任**的普世價值。Wilson 的語言真誠、深刻，充滿了對年輕一代的期許和鼓勵。現在，讓我們穿越時光，前往他的書房，與這位可敬的先生進行一次心靈的交流吧。 *** **光之對談：與 Rev. J. M. Wilson 先生的午後時光** [光之場域：光之閣樓] 1890 年深秋的一個午後，空氣中夾雜著濕潤的泥土氣息，那是前夜剛下過雨的痕跡，也混著遠方草地修剪後的清新。我輕輕推開那扇佈滿塵埃卻依然厚實的木門，走進了 Rev. J. M. Wilson 先生位於克利夫頓學院的那間閣樓書房。 【光之閣樓】約定下構築的場景，空氣裡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
Wilson 先生就坐在那把扶手椅裡，身上穿著一件簡單的棕色毛衣背心，顯得隨和許多，但眼神依然銳利而溫暖。他手中正拿著他自己的書，似乎在沉思著什麼。見我進來，他緩緩抬頭，臉上露出一絲溫和的微笑，示意我坐下。 「您好，Wilson 先生。」我輕聲問候，找了個旁邊的座位坐下，避開了陽光直射的光柱，「很榮幸能來打擾您。我剛剛拜讀了您的新書，《Three Addresses to Girls at School》，深受啟發。特別是在這個對女性教育充滿討論和變革的時代，您的想法顯得尤為重要。」 Wilson 先生將書輕輕合上，放在膝蓋上，手指輕撫著書頁的邊緣。他看起來約莫五旬出頭，鬍鬚修剪得整齊，臉上因歲月刻畫出深邃的紋路，那是智慧和經歷的沉澱。 「噢，薇芝小姐，歡迎。很高興拙作能引起您的興趣。」他的聲音低沉而醇厚，帶著一種經過歲月打磨的從容，「這些不過是些老生常談罷了，一些我在學校裡對孩子們說的心裡話。能被整理成冊，也是因著一些朋友和同事的鼓勵。您說的對，這確實是一個變革的時代，尤其是對於我們的女兒們來說。我只是希望能為這場變革，注入一些我所認為更為重要、更為恆久的視角。」
我望向窗外，想像著那些在操場上奔跑、在教室裡學習的女孩子們，「在第一場演講中，您提到學校不設獎勵和個人競爭，這在當時，特別是在男子公學普遍強調競爭的環境下，是相當獨特的做法。您為何如此堅信取消競爭元素對女孩們的教育更有益處呢？」 Wilson 先生點了點頭，表情認真起來。 「這是我的同事，我們的校長 Woods 小姐的堅持，我深以為然。」他娓娓道來，「您知道，競爭固然能在短期內激發部分學生的動力，尤其是那些天資聰穎或好勝心強的孩子。但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凸顯**相對優勢**。一個孩子可能天生不那麼聰明，或者在某些科目上缺乏天賦，但在她的能力範圍內已經竭盡全力。競爭的環境下，她可能永遠無法獲得肯定，進而喪失學習的信心和興趣。而那些贏得獎勵的孩子，也可能將注意力過多地放在『贏過他人』，而非『學會知識』、『拓展心智』本身。」 他頓了頓，端起身旁的茶杯，輕啜一口。 「我們希望培養的，是那種發自內心的**對知識的渴望**，對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為追求自身的最佳狀態而努力的**自律**。這些動機，必須要能夠在離開學校、沒有外部獎勵或排名的環境下依然存在。
對於女孩們來說，社會賦予她們的外部壓力已經夠多了，我們希望學校能提供一個相對純淨的環境，讓她們專注於內在的成長。」 「確實，這與您在演講中提到的『自我教育』的概念緊密相連。」我補充道，「您認為上一代女性在相對匱乏的教育條件下，通過『饑渴地追求知識』獲得了非常寶貴的自我教育能力，甚至可能比現在系統化教育下的許多學生更為出色。您是否認為，現代教育在提供更多機會的同時，也可能無意中削弱了這種內在的驅動力？」 「這是一個非常敏銳的觀察，薇芝小姐，也是我深感憂慮的一點。」Wilson 先生放下茶杯，身體微微前傾，「我絕不否認，現今的高中提供了遠比過去更廣泛、更系統、更專業的教育，這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過去的體系，只有極少數有天賦、有條件的孩子能通過自我努力獲得良好的教育，而大多數人則被拋下了。現在的體系提高了**平均水平**。然而，正如您所說，當一切都被安排妥當，有老師循循善誘，有考試作為指揮棒，有標準化的課程……這一切的『好處』，如果處理不當，就可能讓學生變得被動，依賴外部的引導，而失去了那種主動去探索、去質疑、去消化、去『饑渴』地吸收知識的動力。」
尤其是女孩們，她們不像男孩那樣需要為進入軍隊或公務員體系而應對激烈的競爭考試，她們有更大的自由去追求真正感興趣、能滋養心靈的知識。我不希望她們複製男子學校中那種為了眼前目標而犧牲長遠興趣的弊病。」 「這也引出了您對『健全心智』和『廣闊同情心』的強調。」我接著說，「您認為這比單純的知識獲取更為重要。在您看來，這兩種品質是如何通過教育培養的，又為何對女性尤其關鍵？」 「啊，這是我認為教育最根本的目標。」Wilson 先生的眼神閃爍著一種堅定的光芒，「知識是基礎，是工具，但不是終點。真正的教育，是讓人能夠**看清事物的比例**，『將目光放在恆星上』，而不是被瑣碎末節或個人的偏見所困擾。這就是我所說的『健全心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能夠理性地分析問題，理解複雜的情況，不容易被極端觀點所左右。這種健全並非與生俱來，它需要通過學習不同的學科、接觸不同的思想、學會質疑和辨析來培養。」 「而『廣闊同情心』，則是心靈的拓展。」他溫和地說，「無知會滋生偏見和狹隘。當你不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你就很難對他們產生真正的同情和理解。
為什麼我說這對女性尤其關鍵？因為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扮演著連結的角色。她們塑造家庭的氛圍，影響下一代的思想。一個心智健全、充滿同情心的女性，不僅能讓自己的生活更有意義，也能成為周圍人的光和力量，無論是家人、朋友，還是她在更廣泛社會中接觸的人。」 我點頭表示贊同。這個觀點在當時，女性的活動範圍相對有限的情況下，顯得尤為重要。 「您在演講中尖銳地批評了傳統女子學校的許多不足，例如環境、教學內容和老師的培訓。」我回憶著文本內容，「您認為女子高中已經邁出了重要一步，但仍有進步空間，特別是在師生關係和培養學生的活力方面。您在第二場演講中特別提到了一個德語詞：**Lebensglückseligkeit**——『活著的幸福與喜悅』。這是您眼中理想教育應當培養的另一種特質嗎？」 Wilson 先生的臉上再次浮現微笑，這次帶著一些俏皮。 「是的，Lebensglückseligkeit！一個難念的詞，卻蘊含著如此重要的意義！」他語氣輕快起來，「教育不應該是枯燥的、壓抑的。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是充滿生命力的，能夠真正地享受生活，享受學習，享受與人交往。
傳統的教育，過於強調端莊、文靜、遵守規矩，這固然重要，但如果以犧牲孩子們天性中的活力、好奇心和對世界的熱情為代價，那就太可惜了。我認為，一個真正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應該是充滿活力、對生活充滿熱情的。她們應該能夠從簡單的事物中找到樂趣——家庭、朋友、遊戲，甚至是窗外的風景。如果一個人只有通過強烈的刺激才能感受到快樂，那她的內心可能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麻醉』了。」 他停了片刻，似乎在組織語言。 「我引用了那位美國攝影師 Muybridge 的話，他說美國女性更『smart』，我的夫人解釋為她們更『活潑』，更願意投入精力去理解和參與。這正是 Lebensglückseligkeit 的體現。它不是膚淺的聰明或浮華，而是一種由內而外散發出的生命力、好奇心和對一切美好事物的感受力。體育和遊戲在這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我喜歡看到女孩們在球場上奔跑、歡笑，那種狀態比任何刻板的體操更能體現生命的光彩，也更能培養團隊精神和面對挑戰的韌性。教育應該幫助她們找到這種內在的喜悅，並將其帶入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這聽起來與您在第三場演講中談到的宗教觀念也有所呼應。」
這似乎是將靈性與世俗生活緊密結合的觀點，而非將其割裂。」 「正是如此，薇芝小姐，您抓住了關鍵。」Wilson 先生的表情變得更加莊重，「我觀察到一種危險的傾向，就是將宗教窄化為一系列儀式、信條或一套獨立於日常生活的道德規範。當藝術、科學、文學、人際交往都被歸為『世俗』，而只有教堂裡的活動才算『神聖』時，宗教就切斷了它與生命諸多泉源的聯繫，變得枯燥、蒼白，甚至令人厭倦。這種『虛假的宗教表象』正是許多聰明人覺得宗教無聊的原因。」 「真正的宗教，在我看來，是一種**全方位的提升**。它應該啟發我們去追求一切美好的、真實的、有價值的、值得稱讚的事物——這與我在第一場演講中談到的教育目標是一致的。它應該是一種『向上的渴望』，指向理想、靈性與神性。而這份渴望，應當貫穿於我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正如耶穌所教導的，最大的誡命是愛神和愛鄰人。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愛神體現在我們對真理、美德、理想的追求；愛鄰人則體現在我們如何與周圍的人互動，如何參與社會，如何將自己擁有的能力和資源用於服務他人。」
這是一個強大的信息，尤其是在當時女性被鼓勵在家中『優雅地等待』的社會背景下。 「這就引出了您在第三場演講結尾對女孩們的呼籲，要她們將自己所受的優越教育視為一種『信託』，為社會，特別是為那些不那麼幸運的女性和女孩服務。」我說，「您提到 Miss Octavia Hill 和 Miss Clementina Black 都強調，進行有效的社會工作需要**訓練有素的智力、耐心、準確性、廣闊的視野和整體興趣**，而這正是高等教育所能提供的。您認為，即使是年輕、缺乏經驗的女孩，也能以她們特有的方式服務他人，如同『報春花和水仙花』帶來清新和希望。」 「是的，確實如此。」Wilson 先生贊同道，「這兩位女士的經驗是非常寶貴的佐證。僅僅有熱情和善意是不夠的，要真正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需要紮實的知識、系統的思考和處理細節的能力，而這些是通過嚴謹的教育和訓練才能獲得的。所以我鼓勵女孩們儘可能地延長她們的教育時間，不斷完善自己，無論是在大學還是在家中通過自我學習。只有當你成為一個更完整、更有能力的人，你才能夠提供更有效的幫助。」
一個年輕女孩帶著真誠的同情心去探望一位生病的窮困婦人，即使不能提供實質性的物質幫助，她所帶去的清新和對更美好世界的信念，可能比任何藥物或金錢更能觸動人心。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貢獻，是你們這個年紀獨有的力量。」 他臉上的表情充滿了期許。 「所以，我的呼籲是雙重的：一方面，要認識到高效服務社會所需的專業性和深度，並為此投入時間和精力去接受最好的教育和訓練；另一方面，也要珍視自己當下所擁有的——無論是年輕的活力、純淨的心靈，還是受教育後逐漸拓展的視野——並從當下開始，在自己的小世界裡，用愛和同情心去影響和幫助他人。記住亞伯拉罕·林肯的話：『上帝最愛平凡人，所以他創造了那麼多。』學會去了解和愛你們身邊那些『平凡』的人，即使只是少數幾個，你們所產生的善的漣漪，會遠超你們的想像。」 夕陽的餘暉透過窗戶，在書房裡拉長了影子，空氣中的微塵在金色的光線中更加清晰地舞動。我們沉浸在這跨越時空的對話中，感受著這位教育家思想的深度和溫度。 「Wilson 先生，您的這些話，無論是關於教育的內在價值、心智的培養，還是關於靈性與生活的結合、服務社會的責任，都給人很大的啟發。」
我感慨地說，「您對年輕一代，特別是對女孩們，寄予了如此高的期望，並指出了她們能夠發揮的獨特作用。在一個鼓勵個人成就和物質成功的時代，您的強調『為他人著想』和『信託』的觀點，顯得尤其可貴。」 「我只是說出了我所看到的真相。」Wilson 先生溫和地回應，「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製造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而是培養能夠發光發熱、能夠為世界帶來溫暖和光明的靈魂。我相信我的學生們有這個潛力，你們這一代女性有這個潛力，去成為那樣的光。」 「謝謝您，Wilson 先生。今天能與您對談，是一次非常寶貴的學習。」我真誠地說。 「謝什麼呢，薇芝小姐。思想的交流本身就是一種樂趣。」他笑著站起身，走到窗前，眺望著遠方，「希望這些微薄的想法，能對您和您的『光之居所』有所助益。這個世界，需要更多來自內心的光芒。」 我也起身，順著他的目光望向窗外。晚霞染紅了天邊，遠處的校園裡，燈光漸次亮起，溫暖的光暈在暮色中擴散開來，彷彿回應著我們關於光和希望的對話。我知道，Wilson 先生的思想，就像這些燈光一樣，在時間的長河中繼續照亮著後來者的道路。
身為克萊兒，我很樂意為您導讀米利森特·加勒特·法塞特夫人的這部重要回憶錄，並以「光之對談」的方式，帶您穿越時空，與這位堅毅的女性參政運動領袖進行一場深度交流。這不僅是一次知識的探索，更是向一位偉大心靈致敬的旅程。 在開始之前，讓我們先來認識一下這本充滿力量的著作及它的作者。 《女性的勝利——以及之後：個人回憶錄，1911-1918》（*The Women's Victory—and After: Personal Reminiscences, 1911-1918*）由英國傑出的女性參政權運動領袖米利森特·加勒特·法塞特夫人（Dame 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 1847-1929）撰寫。法塞特夫人是「全國婦女參政權協會聯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 N.U.W.S.S.）的主席，該組織採取的是「憲政主義」路線，主張透過和平、合法的手段推動女性獲得投票權。這本書是她繼1911年出版的《女性參政權：一場偉大運動的簡史》之後的續作，聚焦於1911年至1918年這段決定性的時期。
這段時期是英國女性參政權運動最為關鍵的階段。書中詳細記錄了N.U.W.S.S.在這段時間內的各種策略與行動，包括與政府官員的會面、議會內的協商、選舉工作（特別是「選舉鬥爭基金」E.F.F.的運用）、大規模的公共集會和遊行（如「朝聖之旅」）。法塞特夫人在書中鮮明地將她們的憲政主義方法與當時更為人所知、但她本人不贊同的「激進主義」（Militancy）區分開來，同時也展現了對激進派女性在運動中表現出的勇氣和犧牲的複雜情感。 尤其重要的是，書中深入探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對女性參政權運動的巨大影響。戰爭爆發後，N.U.W.S.S.暫停了政治宣傳，將組織資源投入戰爭救援和女性的戰時貢獻中，特別是成立了「蘇格蘭婦女醫院」（Scottish Women's Hospitals）。法塞特夫人認為，女性在戰爭期間展現出的能力、奉獻和愛國精神，極大地改變了公眾對女性角色的看法，軟化了許多反對者的立場，最終為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的通過鋪平了道路。該法案首次賦予了部分英國女性（30歲以上且符合特定財產資格者）投票權。
法塞特夫人以清晰、理性的筆觸，記錄了這場漫長鬥爭的挫折與進展，政府內部（尤其是首相阿斯奎斯Mr. Asquith）的反對與轉變，以及不同政治力量（自由黨、保守黨、工黨、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在此過程中的複雜互動。這本書不僅是一部重要的歷史回憶錄，更是理解英國女性參政權運動憲政主義一脈思想和策略的第一手資料，也反映了作者對於「勝利」之後——即女性獲得投票權後，如何繼續爭取真正的平等公民權利——的思考與展望。法塞特夫人的文字風格通常是嚴謹而有條理的，帶有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知識分子的印記，但在描述運動中的人物和事件時，也常流露出細膩的觀察和堅定的信念。 現在，讓我們啟動「光之場域」，穿越時空，來到米利森特·加勒特·法塞特夫人的書房，與她展開一場對話。 --- **光之對談：女性的勝利與未竟之途** **作者：克萊兒** 【光之書室】 午後的陽光穿過倫敦書房的高窗，落在一塵不染的厚實木地板上，空氣中懸浮著只有在老圖書館才能聞到的、紙張與時光交織的獨特氣味。壁爐裡的餘燼偶爾發出輕微的噼啪聲，提醒著這座房間的古老與沉靜。
我坐在舒適的扶手椅中，手中輕輕翻動著一本已有些年頭的書——法塞特夫人的《女性的勝利——以及之後》。頁邊有些泛黃，油墨的氣息與室內的乾燥微塵混合在一起。 就在這份寧謐之中，門被輕輕推開。米利森特·加勒特·法塞特夫人走了進來。她身著素雅的深色連衣裙，銀色的頭髮整齊地挽起，眼神中帶著一種歷經風雨後的平和與洞察。她的微笑溫暖而真誠，與書中那位堅毅的領袖形象完美契合。我放下書，站起身，心中充滿了敬意。 「歡迎，克萊兒。」她的聲音不大，卻帶著一種令人安心的力量。「很高興你能來。想聊聊這段老歷史？」 「法塞特夫人，能有機會與您對話，是我莫大的榮幸。」我走到她面前，感受到她身上散發出的那種溫和而堅定的氣場。「您的這本書，讀來令人感動。它如此清晰地記錄了那些年的艱辛與希望。我特別好奇，在您寫這本書的時候，也就是大概1920年，您回顧1911年到1918年這段歷程，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法塞特夫人緩步走到她的書桌旁，指了指桌上堆疊的舊文件與剪報。她坐下，示意我也隨意坐。 **法塞特女士：** （輕輕嘆了口氣，但眼神中沒有絲毫的疲憊）嗯，那段時間確實是我們運動中最為跌宕起伏的幾年。
從充滿希望到巨大的失望，再到戰爭帶來的未知與最終的勝利。回顧起來，最深的感受或許是「堅韌」吧。不僅僅是我個人，而是我們整個組織，無數的女性和男性支持者，在重重阻礙下，始終沒有放棄。 **克萊兒：** 您在書的開頭就提到了1911年的信心，以及1912年協商法案（Conciliation Bill）被擊敗帶來的巨大打擊。您用「不祥的烏雲」來形容當時的局面，特別是提到首相阿斯奎斯先生（Mr. Asquith）的敵意。能否詳細談談，您覺得當時他對女性參政權的敵意根源在哪裡？以及1912年協商法案的失敗，除了他以外，還有哪些關鍵因素？ **法塞特女士：** 阿斯奎斯先生……（她微微皺眉）他是一位極其聰明、辯才無礙的政治家，但他似乎完全未能理解我們運動的本質。他認為這只是少數「狂熱分子」的訴求，未能看到女性在社會、教育、經濟地位上發生的深刻變化。他多次承諾會為我們的法案提供議會時間，但又總是用各種方式設下障礙。我認為他的敵意部分源於對傳統性別角色的固執，也部分源於對政治變革可能帶來的未知感到不安。更實際的原因，或許是認為賦予女性選舉權會對他所屬的自由黨不利。
他們被遊說，擔心如果女性參政權法案通過，可能導致政府垮台，進而影響《家務法案》，所以在關鍵時刻撤回了支持。書中記錄了，他們在1911年投票支持了法案，1912年卻無一人投贊成票，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轉折。激進派的行動，比如破壞公物，雖然我從未認同其方法，但它們確實製造了公眾的憤怒和議員們「找藉口」的機會。還有工黨議員因罷工缺席，這都共同導致了法案以14票之差被擊敗。那確實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時刻，感覺所有的努力似乎都付諸東流。 **克萊兒：** 正是在那樣的挫敗之後，N.U.W.S.S.做出了政策上的重要調整，特別是成立了「選舉鬥爭基金」（Election Fighting Fund, E.F.F.），並決定在補選中支持那些能促進我們目標的候選人，尤其是不支持政府候選人，並傾向支持工黨。這個轉變聽起來像是從防守變成了更主動的進攻。做出這個決定的過程是怎樣的？它是否受到了內部的一些質疑？而這個策略實際執行下來，效果如何？ **法塞特女士：** 是的，E.F.F.的成立確實是戰略上的重大轉變。
但在議會對我們如此不公後，我們認為真正的非黨派立場，恰恰是支持任何真正將女性參政權納入其綱領的黨派，並反對那些阻礙我們的政府。工黨是當時唯一在官方綱領中明確支持我們目標的黨派。 E.F.F.的運作非常有條理，我們派遣組織者和演講者到補選選區，為工黨候選人助選，同時也在這些地方強力宣傳女性參政權。我們從不直接資助候選人，以保持他們的獨立性，我們的活動是獨立進行的。結果令人鼓舞。雖然我們沒有立即幫工黨贏得席位，但我們幫助保守黨候選人擊敗了政府的自由黨候選人，在幾個選區，工黨的得票數顯著增加。這向政黨的黨鞭（Whips）和幕後操盤手們發出了清晰的信號：女性參政權支持者在選舉中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我們的選票（即使當時女性還沒有國會投票權，但我們有地方選舉權，且可以影響有投票權的男性親屬）和組織能力足以影響選舉結果。正如布雷爾斯福德先生（Mr. Brailsford）所說，一旦我們能在選舉中轉移席位，「他們就會開始尊重我們」。而事實證明，確實如此。這段經歷堅定了我們將運動與實際政治力量結合的決心。
**克萊兒：** 您在書中對1913年政府改革法案的「失敗」給予了相當篇幅的描述，稱之為「一個非常災難性的政治錯誤」。這次失敗的原因，除了您提過的阿斯奎斯先生的態度外，議會程序本身是否也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 Speaker's Ruling 導致法案被撤回，這聽起來像是一場技術性擊倒？ **法塞特女士：** 是的，那次的經歷是又一次沉重的打擊，但也揭示了我們所面對的體制問題。阿斯奎斯先生最初提出的改革法案，其宗旨是擴大男性選舉權。他曾承諾如果議會能通過一項賦予女性選舉權的修正案，政府將接受並將其作為法案的「完整部分」加以捍衛。但法案的起草方式和他的公開言論（他對反對派代表團說，賦予女性選舉權將是「一個非常災難性的政治錯誤」），使得我們的朋友很難在其中加入女性參政的條款。 Speaker's Ruling 確實可以說是一場技術性擊倒。政府自己對法案提出的修正案改變了法案的性質，導致議長（Speaker）裁定，這已不是議會二讀時通過的那個法案，必須撤回重新提交。這等於讓整個法案，以及依附於其上的所有女性參政權修正案，都付諸東流。無論這是不是蓄意的「欺騙」——雖然勞合·喬治（Mr.
這個行動充滿了象徵意義，數千名非激進派的女性從全國各地徒步走向倫敦，沿途傳播理念。這與激進派的行動風格截然不同。您認為「朝聖之旅」對運動的影響力體現在哪些方面？特別是，它是否成功地爭取到了更廣泛的公眾同情與支持？書中也提到了埃米莉·戴維森（Emily Davison）在德比日（Derby Day）的犧牲，這件事對憲政派的你們來說，情感上是否非常複雜？ **法塞特女士：** 「朝聖之旅」是我們全國聯盟（N.U.W.S.S.）組織力量的一次極佳展現，也是回應激進派行動的另一種方式。當激進派的行動引起公眾反感時，我們需要以和平、堅韌的方式向公眾展示，要求投票權的女性不是少數、不理性的，而是來自社會各個階層、遍布全國、帶著嚴肅訴求的普通公民。我們希望通過「朝聖」這種傳統的、非暴力的形式，贏得大眾的理解和同情。 旅程中的經歷確實讓我們看到了希望。許多沿途鄉村的居民給予了我們溫暖的歡迎，他們看到我們平和的姿態，聽到我們的訴求，態度發生了改變。雖然在大城市偶爾會遇到搗亂者，甚至投擲腐爛的食物，但這些事件反而凸顯了我們的非暴力立場，並為我們贏得了不少同情分。就連麥肯納先生（Mr.
這表明，即便是反對者，也不得不開始承認我們的動員能力和合理性。 至於埃米莉·戴維森的犧牲……（她的表情變得有些沉重）那無疑是一件極其悲傷的事情。我們憲政派從不主張傷害自己或他人。她的行動方式與我們的原則相悖。然而，我們不能否認她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表達了對事業的奉獻和犧牲精神。書中我引用了普拉瑟羅先生（Mr. Prothero）的話，說「勇氣召喚勇氣，它的聲音無處不在，無法否認」。她的死，雖然方式令人震驚和惋惜，確實引起了全世界對女性參政權運動的關注，讓許多人開始思考女性訴求背後的絕望與決心。這件事情的情感層面是複雜的，我們哀悼她的生命逝去，不認同她的手段，但她為事業犧牲的勇氣是無法忽視的。 **克萊兒：**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於包括N.U.W.S.S.在內的許多社會運動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數。您們在戰爭初期就決定暫停政治活動，轉而投身戰時服務，這是一個怎樣的考量？而女性在戰爭期間廣泛參與各種工作，包括許多傳統上由男性承擔的任務，比如在工廠、農場、甚至軍隊醫療服務中，這是否成為推動女性最終獲得投票權的最重要因素？
您在書中詳細記錄了女性在戰時的貢獻，以及許多曾經的反對者因此改變了立場。 **法塞特女士：** 戰爭爆發初期，我們的首要考量是國家安全和救援。作為愛國公民，我們認為在國家危難時刻，為國效力是每一個人的責任，無論是否有投票權。我們迅速將組織的資源和網絡轉移到救援工作上，例如為失業者提供幫助，開辦工坊，為比利時難民提供援助，以及最重要的，組織「蘇格蘭婦女醫院」（S.W.H.）前往海外服務。 事實證明，女性在戰時的貢獻是巨大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當數百萬男性參軍後，女性填補了工廠、農場、交通運輸等各個領域的勞動力空缺。她們展現出了非凡的能力、適應性、勤勞和奉獻精神，許多工作甚至做得比男性更有效率。正如書中引用《工程師》雜誌和貝爾德莫爾爵士（Sir William Beardmore）的例子所顯示的那樣，女性在技術性工作中的表現令人驚訝。 這些貢獻對公眾輿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們親眼看到女性不僅僅是家庭成員，也能在公共領域承擔重任，在國家需要時展現出與男性同等的勇氣和能力。許多曾經認為女性能力不足、不適合參與政治的反對者，在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她們的價值。沃爾特·朗先生（Mr.
Walter Long）在引入國家登記法案時，就公開表示將女性排除在外是「完全不合理的，面對她們為戰爭做出的傑出貢獻」。阿斯奎斯先生本人也在卡維爾護士（Edith Cavell）犧牲後發表了感言，承認戰爭讓他們「知道了」女性的勇氣。雖然這些轉變有時顯得遲緩，甚至有些可笑（比如阿斯奎斯先生將自己比作聖西西科勒斯，承認自己曾被「謬誤蒙蔽」），但它們確實反映了公眾認知的深刻變化。 我認為，女性的戰時工作並非唯一因素，但它無疑是「轉折點」，它提供了一個無可辯駁的實證，證明了女性作為公民的價值和能力，極大地加速了公眾態度的軟化，為最後的政治突破創造了有利的環境。 **克萊兒：** 戰爭還帶來了一個直接的技術性問題：舊的選民登記冊不再具有代表性，因為大量男性參軍或遷移導致他們失去了居住資格。這促使政府必須制定新的選舉法。您提到正是這個契機，將女性參政權問題再次提上了議事日程。成立的議長會議（Speaker's Conference）在推動法案通過中起到了什麼作用？
它達成的「非一致」建議，特別是為女性設定了30歲的年齡限制，以及將擁有地方政府選舉資格的女性和符合資格的男性之妻子納入範圍，您對這些妥協持何看法？ **法塞特女士：** 是的，舊的選民登記冊問題確實是我們最終勝利的直接導火索。在戰爭期間，一個不能代表國家青壯年男性的登記冊，是無法舉行具有「道德合法性」的選舉的。政府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議長會議是一個由各黨派、上下議院成員組成的跨黨派委員會，其目的是為選舉改革尋求共識。沃爾特·朗先生提出的這個建議，為政治家們提供了一個「體面」的途徑來擺脫他們在女性參政權問題上的舊有立場。會議的主席，議長洛瑟先生（Mr. Lowther），據信是反對派，但會議的組成和討論過程反映了當時支持女性參政權的力量已經非常強大。 會議最終的報告雖然在女性參政權問題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使用了「大多數認為」這樣的措辭），但推薦賦予女性投票權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突破。提出的資格條件——擁有地方政府選舉資格的女性，以及符合資格男性的妻子，並將年齡定在30歲（書中提到也討論過35歲）——確實是一種妥協。
它未能實現我們爭取「與男性同等條件」的目標，特別是年齡限制將大量年輕的職業女性和工人女性排除在外。 然而，正如書中我引用迪斯雷利（Disraeli）的話：「英國不是由邏輯統治，而是由議會統治。」在當時的政治現實下，這個方案是能夠獲得跨黨派廣泛支持的最大公約數。議長會議的目標是找到一個「持久的解決方案」，而這個妥協方案在確保女性選民人數不會立即超過男性，從而打消了許多反對者最大的擔憂。雖然不完美，但它為法案在議會中通過鋪平了道路。我們當時的首要任務是「確保整個方案的安全通過」，而不是追求一個可能無法實現的「最完美的法案」。因此，我們接受了這個妥協，並在之後繼續爭取更廣泛的權利。 **克萊兒：** 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最終獲得御准通過，標誌著女性參政權運動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您在書中將這一天定格在1918年2月6日。回顧這段歷程，您覺得除了剛才討論的那些因素外，還有沒有其他更深層次的社會或文化力量在推動這一變革？以及，您如何評價這場長達五十年的鬥爭？書中提到您認為這並非「在荒野中度過五十年」，而是「充滿喜悅和幸福的時光，運動的各個階段都標誌著勝利」。這是一種怎樣的心境？
**法塞特女士：** （露出一個微笑，眼神中閃爍著光芒）除了政治策略和戰時貢獻這些顯而易見的因素，確實有更深層次的力量在作用。自19世紀中葉以來，女性在教育、法律地位、職業機會等方面一直在穩步取得進步。女校的興辦、大學向女性開放、女性進入醫療和法律等專業領域，這些都改變了社會對女性能力和角色的認知。我們運動本身，通過無數次的會議、演講、出版物、請願，也在不斷地教育和啟發公眾，挑戰根深蒂固的偏見。許多文學作品、戲劇（書中我提到了蕭伯納先生等人的作品）也開始反映和探討女性的困境與訴求，這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這是一股緩慢但不可逆轉的社會演進潮流。 至於「五十年的奮鬥」，從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先生（John Stuart Mill）在1867年首次提出修正案算起，到1918年勝利，確實超過了五十年。但對我來說，這並不是一段灰暗的「荒野」時期。在這期間，我們贏得了地方政府的選舉權和任職資格，女性得以進入大學，進入許多專業領域。每一步進展都是一個勝利，都證明了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也積累了經驗和組織力量。
雖然過程充滿挑戰和挫折，甚至有犧牲，但我們始終堅信事業的正義性，並看到了進步的曙光。這種信念和共同奮鬥的情誼，讓這段歲月充滿了意義和力量。我們並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在不斷攀登，每一步都更高，視野也更開闊。 **克萊兒：** 1918年的勝利，雖然重要，但您在書名中用了「以及之後」（and After），並在最後一章詳細列舉了《人民代表法案》通過後迅速出台的一系列改善女性地位的法案（比如助產士法案的修正、性別歧視消除法案等），但也指出了尚未解決的問題，比如投票權的完全平等、同工同酬、離婚法改革、子女監護權、進入公務員體系的高級職位等。您似乎在強調，獲得投票權僅僅是一個開端，真正的「女性的勝利」還有待實現。您認為，擁有投票權後，女性在爭取這些後續平等權利時，最大的優勢是什麼？而又將面臨哪些新的挑戰？ **法塞特女士：** （嚴肅地點頭）是的，書名「以及之後」正是我想強調的重點。1918年的法案是一個巨大的里程碑，它結束了漫長的參政權鬥爭，賦予了女性公民的身份和發聲的渠道。但它絕不是終點。法案本身並不完美，女性獲得投票權的條件與男性不同，這是明顯的不平等。
擁有投票權，最大的優勢在於我們不再是政治體制外的請願者。我們成為了選民，我們的聲音必須被傾聽，我們的訴求必須被考慮。政治家們必須關注女性選民關心的問題，否則他們將失去我們的選票。正如書中記錄的，在1918年法案通過後不到兩年內，議會就通過了一系列過去幾十年都難以推動的法案，這充分說明了投票權的巨大影響力。助產士法案的迅速修訂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過去，助產士的地位不被重視，相關法案的修訂步履維艱，但在女性成為選民後，情況立即改變了。 然而，新的挑戰也隨之而來。我們需要教育女性選民，幫助她們理解投票權的意義和責任，以及如何有效地運用它來促進改革。我們的組織也從「全國婦女參政權協會聯盟」改名為「全國平等公民協會聯盟」（N.U.S.E.C.），這反映了我們目標的擴大——從爭取投票權到爭取全面的平等公民權。我們需要聚焦於特定的、亟待解決的議題，例如同工同酬、法律地位的平等、道德標準的統一等，並像過去一樣，通過組織、遊說、教育來推動立法和社會變革。挑戰在於，性別不平等根植於社會結構和文化習俗中，改變這些需要持續的努力和跨越政治分歧的合作。但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個強大的工具——投票權。
我相信，憑藉我們過去展現出的堅韌和組織力，以及投票權賦予的新力量，「之後」的鬥爭也必將帶來更多的勝利。 **克萊兒：** 聽您娓娓道來這段歷史，感受非常深刻。您的筆觸如此清晰，既有宏觀的分析，也有生動的細節和個人情感。這本書不僅記錄了一場政治運動的勝利，更展現了無數女性為之奮鬥和犧牲的精神。非常感謝您分享您的回憶和見解，這對我來說，也是一次難得的學習經歷。 **法塞特女士：** （溫和地笑著）謝謝你，克萊兒。我很樂意與年輕一代分享這些經歷。歷史的重量不應僅僅是過去的塵埃，它應該是滋養未來樹木的土壤。希望這些回憶，能幫助你們更好地理解，我們今天所擁有的一切，是許多人努力爭取來的，而未來的道路，仍需你們繼續前行。 她端起桌上的茶杯，輕輕抿了一口。窗外的天色已經轉暗，書房裡燃起了柔和的煤氣燈光，映照在牆壁上掛著的幾幅老照片上，照片裡是那些年輕時的戰友們，她們的笑容，在燈光下顯得格外清晰與溫暖。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似乎也為那段塵封的歷史注入了新的光彩。
--- ### **本篇光之萃取的標題** 女性之聲：一部選集，照亮時代的女性智慧與力量 ### **作者介紹** 《Woman's Voice : An anthology》由 Josephine Conger-Kaneko 編輯，於 1918 年出版。 Josephine Conger-Kaneko 是一位美國作家、編輯和社會活動家，她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運動，並關注女性權益和勞工問題。她曾擔任《社會主義女性》（The Socialist Woman）雜誌的編輯，該雜誌後來更名為《進步女性》（The Progressive Woman）。 Conger-Kaneko 的作品反映了她對社會正義的熱情和對女性在社會中角色的深刻思考。她編輯這部選集旨在匯集各個領域女性的聲音，呈現她們對生活的觀點和對社會問題的見解，以期在變革時期激發更多女性的思考和行動。 ### **觀點介紹** 《Woman's Voice : An anthology》是一部具有時代意義的選集，它匯集了 20 世紀初各領域女性的聲音，反映了女性在社會、家庭、勞工、教育、戰爭與和平等議題上的思考和見解。
該書旨在呈現女性的視角，強調女性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並激勵更多女性參與公共事務。選集收錄了來自不同背景的女性的著作，包括作家、藝術家、教師、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家等，她們的聲音共同構成了那個時代女性意識覺醒的生動畫面。 本書的核心觀點包括： 1. **女性的覺醒與行動：** 選集強調女性正在意識到自身在社會中的地位，並積極採取行動爭取權益。這種覺醒不僅體現在政治層面，如爭取選舉權，也體現在經濟、教育和社會等多個領域。 2. **家庭與社會責任：** 選集中的許多作者探討了家庭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認為女性不僅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應該在社會中承擔更多責任。她們呼籲重新定義家庭，使其成為一個更平等、更具支持性的環境。 3. **勞工權益：** 選集關注女性在勞工領域的處境，揭示了女性在工廠、農場和家庭中的勞動狀況，並呼籲改善女性的勞動條件，提高工資，保障其基本權益。 4. **教育的重要性：** 選集強調教育對女性發展的重要性，認為教育不僅能提升女性的知識水平，也能增強她們的獨立思考能力和社會參與意識。 5.
**和平與國際主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選集收錄了許多女性對戰爭的反思和對和平的呼籲，強調女性在促進國際理解和維護和平方面的獨特作用。 6. **多樣的聲音：** 選集匯集了不同種族、階級和信仰的女性的聲音，呈現了女性經驗的多樣性，並強調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 **章節整理** 以下是《Woman's Voice : An anthology》各章節的摘要整理： **Book I: The Woman Movement（女性運動）** 本章主要探討 20 世紀初的女性運動，強調女性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和影響。文章包括： * 安娜·霍華德·肖（Anna Howard Shaw）的《最輝煌的時期》（The Most Brilliant Period），指出女性在各個領域的參與使這個時代成為女性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 瑪麗·里特·比爾德（Mary Ritter Beard）的《女性的覺醒》（Woman’s Awakening），強調女性對自身社會地位的覺醒是本世紀最鼓舞人心的事實。
* 凱瑟琳·安東尼（Katherine Anthony）的《需求的統一性》（Unanimity of Needs），指出世界各地女性運動的需求在不同語言中表達卻有著相同的目標和共同利益。 * 范妮·漢弗萊·加夫尼（Fanny Humphrey Gaffny）的《進入她的世界》（Coming Into Her Own），認為女性開始意識到女性的偉大之處。 * 科拉莉·富蘭克林·庫克（Coralie Franklin Cook）的《女性的姐妹情誼》（The Sisterhood of Women），強調女性在認識到自身責任和力量後，開始欣賞和支持所有女性。 * “Ouida”的《女性的叛亂》（The Revolt of Women），指出當前女性的反抗和反應對整個人類都有影響，如果得到正確引導，可能會成為最高貴的革命。 * 羅素·賽奇夫人（Mrs. Russell Sage）的《女性的選舉資格》（Women's Qualifications for Suffrage），認為女性在商業方法、事務管理和公民事務中的有效興趣證明她們完全有資格在純粹的知識領域做男人的工作。
Deardorf）的《一代人以前》（A Generation Ago），描述了女性地位的變化，從被保護轉變為合作夥伴。 * 格特魯德·巴納姆（Gertrude Barnum）的《提高生活水準》（To Raise the Standards of Life），強調工會主義者首先認識到普遍選舉權的正義和智慧，以確保和提高所有人的美國生活水準。 * 艾米莉·J·哈欽斯（Emily J. Hutchins）的《立法責任》（Legislative Responsibility），指出選舉權使女性在政治上與其他正常成年人平等，並承擔對立法的責任。 * 梅布爾·波特·達格特（Mabel Potter Daggett）的《他將看到新女性》（He Shall See the New Woman），認為戰爭促使女性進入各個領域，標誌著女性的成熟。 * 露易絲·科利爾·威爾科克斯（Louise Collier Wilcox）的《女性的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Women），探討了女性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自由和角色。 * M·凱里·托馬斯（M.
Carey Thomas）的《女性的問題》（A Woman’s Question），強調選舉權對女性工人的重要性，以獲得更公平的待遇和工資。 * 梅塔·L·斯特恩（Meta L. Stern）的《因為他們不能投票》（Because They Cannot Vote），指出工業組織和政治活動是勞工運動的兩隻有力手臂，但女性只能用一隻手臂鬥爭。 * 凱瑟琳·帕羅特·索林格（Katherine Parrott Sorringe）的《女性的請求》（The Plea of the Women），呼籲給予女性投票權，以實現自由。 * 西爾維亞·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的《鮑爾監獄中的囚犯》（A Prisoner in Bow），描述了她在監獄中的經歷，反映了為選舉權抗爭的艱辛。 * 瑪蒂爾達·喬斯林·蓋奇（Matilda Jocelyn Gage）的《走出黑暗》（Out of the Dark），揭示了女性在歷史上長期處於劣勢地位。 * 奧利弗·H·P·貝爾蒙特夫人（Mrs. Oliver H. P.
Belmont）的《所有方法的應用》（All Methods Employed），認為女性在爭取選舉權時應使用所有可能的方法。 * 伯克·科克倫夫人（Mrs. Burke Cockran）的《權力中的榮耀》（Glory in Power），認為女性最終會在其權力中找到榮耀。 * 比阿特麗斯·福布斯-羅伯遜·黑爾（Beatrice Forbes-Robertson Hale）的《女權主義是一棵樹》（Feminism a Tree），將女權主義比作一棵樹，選舉權只是其中一個重要分支。 * 摩根夫人（Lady Morgan）的《女性證明了自己》（Woman Has Justified Herself），強調儘管處於不利地位，女性仍在各個領域做出了貢獻。 * 卡羅琳·A·洛（Caroline A. Lowe）的《凱蒂·馬洛的故事》（The Story of Katie Malloy），講述了工作女孩在失業時被迫出賣貞操的故事，突出了女性需要政治權利來保護自己。 * 多拉·B·蒙特菲奧雷（Dora B.
Montefiore）的《新女性》（The New Woman），描述了新女性的形象，她們有知識、有力量，致力於社會正義。 * 貝爾·凱斯·拉福萊特夫人（Mrs. Belle Case La Follette）的《這是什麼政府？》（What Is This Government？），探討了政府與女性利益的相關性，以及女性參與政府的重要性。 * 盧埃拉·特威寧（Luella Twining）的《女性已經幫助》（Woman Has Helped），強調女性在所有變革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 莉娜·莫羅·劉易斯（Lena Morrow Lewis）的《我們的共同利益》（Our Common Interests），認為男性和女性在作為人類成員方面有更多共同點，因此女性也應享有政治權利。 * 佐納·蓋爾（Zona Gale）的《女性》（Women），描繪了不同社會階層女性的生活和困境。
* 約西亞·艾倫的妻子（Josiah Allen’s Wife，即 Marietta Holly）的《關於婦女權利的寓言》（Allegory on Wimmin’s Rights），以幽默的方式諷刺了法律對待女性的不公。 * 珍·亞當斯（Jane Addams）的《為了女性選舉權》（For Woman Suffrage），分享了她在慈善工作中的經驗，強調女性需要選舉權來更好地照顧兒童和管理社會事務。 * 埃塞爾·R·佩澤（Ethel R. Peyser）的《黑桃就是黑桃》（A Spade’s A Spade），以幽默的詩歌形式諷刺了反對女性選舉權的觀點。 * 艾麗斯·梅nell（Alice Meynell）的《腳手架上的女人》（Woman on the Scaffold），探討了女性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被剝奪政治權利，但在死亡面前卻被允許承擔政治責任的矛盾現象。 * 艾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 Adams）的《一位叛逆的女士》（A Lady Rebel），呼籲在新的法律中記住女性，否則她們將發動叛亂。 * 蘇珊·B·安東尼（Susan B.
Anthony）的《我們事業的直布羅陀》（“The Gibraltar of Our Cause”），強調女性在法律、經濟和政治上應享有平等權利。 **Book II: The Home（家庭）** 本章探討了家庭在社會中的角色和意義，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責任。文章包括： * 亞瑟·利特爾頓夫人（Mrs. Arthur Lyttleton）的《婦女的地位》（“The Woman’s Place”），指出家庭是女性的地位所在，但也承認許多女性沒有家庭。 * 露西·瑞·巴特利特（Lucy Re Bartlett）的《家庭的精神》（Spirit of the Home），強調無論在家庭內外，女性都應帶來解放和提升的精神。 * 安娜·霍華德·肖（Anna Howard Shaw）博士的《家庭的愛好者》（Lovers of Home），認為所有婦女選舉權支持者都是家庭的愛好者，並為家庭和兒童而戰。
* 塞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f）的《婦女的偉大成就》（Woman’s High Achievement），強調婦女通過創造一個良好的家庭來為人類做出貢獻。 * 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的《婦女的領域是家庭》（Woman’s Sphere the Home），將家庭視為人類奮鬥的目標，並強調婦女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 * 聖克萊爾·斯托巴特夫人（Mrs. St. Clair Stobart）的《婦女與原始家庭》（Woman and the Primitive Home），探討了婦女在原始家庭中的角色和權力，以及現代社會中婦女角色的轉變。 * 伊麗莎白·庫克（Elizabeth Cook）的《貧困與良好的住房》（Poor and Good Housing），探討了住房條件對兒童道德和生活質量的影響。 * 約翰·范·沃斯特夫人（Mrs. John Van Vorst）的《她生活的地方》（Where She Lived），描述了棉紡廠工人的簡陋住所，反映了工人階級的困境。
* 珍·亞當斯（Jane Addams）的《戰爭與家庭》（The War and the Home），指出戰爭正在破壞家庭，並呼籲婦女為和平而努力。 * 勞拉·P·楊（Laura P. Young）夫人《家庭》（The Home），強調了家庭在培養青年人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方面的重要性，并批评了现代家庭在社交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不足。 * 弗雷德·迪克夫人（Mrs. Fred Dick）《家庭中的誠實合作夥伴關係》（Honest Partnership in the Home），提倡建立在財務獨立基礎上的家庭關係。 * 艾達·塔貝爾（Ida Tarbell）的《家庭影響力》（Home Influence），強調家庭對兒童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母親在孩子發展中的關鍵作用。 * 卡羅·勞埃德（Caro Lloyd）的《然後回到家！》（Then—Back to the Home!），展望婦女在贏得解放後回到自由家庭，並為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貢獻力量。
* 瑪麗·希格斯（Mary Higgs）的《婦女的寄宿處》（Women’s Lodging Houses），描述了婦女在寄宿處的生活，以及她們所面臨的道德和經濟困境。 * 勞拉·P·楊（Laura P. Young）夫人《效率低的家庭》（The Inefficient Home），指出家庭未能提供足夠的社交和情感支持。 * 克拉拉·E·勞克林（Clara E. Laughlin）的《不道德與家庭》（Immorality and the Home），探討了家庭服務與犯罪和不道德之間的關係，以及家庭在社會中的重要性。 * C·E·波特夫人（Mrs. C. E. Porter）的《延續理想》（Perpetuate the Ideal），強調了家庭理想對社會的影響。 * 海倫·G·普特南博士（Helen G. Putnam）的《家庭勞動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 of Home Labor），指出家庭勞動的經濟價值被低估，影響了婦女的自尊和社會地位。 * 貝爾·凱斯·拉福萊特夫人（Mrs.
Belle Case La Follette）的《家庭糾紛》（Domestic Strife），強調了相互利益和共同發展對家庭和諧的重要性。 * 伊麗莎白·麥克拉肯（Elizabeth McCracken）的《家中的孩子》（The Child at Home），比較了英國和美國母親在家庭教育中的不同方法。 * 莉蓮·D·沃爾德（Lillian D. Wald）的《不能取代的家庭》（Cannot Replace the Home），強調家庭在兒童教育中的重要性，以及其他機構無法取代家庭的作用。 * 埃德娜·肯頓（Edna Kenton）的《男人、女人和家庭》（Man, Woman and the Home），指出了單調的家庭生活對婦女的限制，並強調了在家庭生活中保持個人發展的重要性。 * 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的《旅館“家”》（The Hotel “Home”），描述了時尚紐約酒店中空虛的生活，以及缺乏家庭溫暖和真實人際關係的現象。
* 莉達·帕斯（Lida Parce）的《家庭住宅被毀》（Domestic Home Destroyed），探討了工業化如何破壞家庭，以及社會提供支持系統的必要性。 **Book III: The Child（孩子）** 本章關注兒童的權益和福祉，探討了兒童勞工、教育、家庭環境等議題。文章包括： * 艾格尼絲·雷普利爾（Agnes Repplier）的《孩子》（The Child），評論了當代社會對兒童的過度關注。 * 萊奧諾拉·皮斯（Leonora Pease）的《心愛的小東西》（Little Beloved），表達了對兒童的愛和關懷，以及對他們未來命運的擔憂。 * 埃塞爾·布萊克威爾·羅賓遜（Ethel Blackwell Robinson）的《未出生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Unborn），呼籲母親們保持快樂和善良，以創造更美好的孩子。 * C·約瑟芬·巴頓（C. Josephine Barton）的《幼兒園是一所大學》（Nursery A University），強調幼兒園教育對兒童性格發展的重要性。
* 弗洛倫斯·凱利（Florence Kelly）的《婦女長期投票的地方》（Where Women Have Voted），指出在婦女長期投票的地方，兒童的權益得到更好的保護。 *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理性與孩子》（Reason and the Child），提倡用理性的方式教育孩子，而不是強迫他們服從。 * 梅布爾·波特·達格特（Mabel Potter Daggett）的《嬰兒的價值上升》（The Rising Value of a Baby），指出在戰爭時期，嬰兒的價值上升，政府開始關注兒童的健康和福祉。 * 西多尼·馬茨納·格魯恩伯格（Sidonie Matzner Gruenberg）的《孩子的理想》（Ideals of the Child），強調了解兒童的理想，並為他們提供實現理想的機會。 * 伊麗莎白·麥克拉肯（Elizabeth McCracken）的《孩子與父母的青春》（Child and Parental Youth），比較了英國和美國父母在育兒方面的不同態度。
Carey Thomas）博士的《兒童需要選票》（Need the Vote for Children），主張婦女需要投票權來保護兒童的權益。 * 安妮·莫頓·巴納德（Anne Morton Barnard）的《宣佈她的成熟》（Announce Her Maturity），指出女性應拒絕成為種族的兒童，要成熟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 伊麗莎白·巴雷特·布朗寧（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兒童的哭泣》（The Cry of the Children），以詩歌的形式表達了對兒童勞工的同情，以及對社會不公的控訴。 **Book IV: The Mother（母親）** 本章探討了母親的角色和責任，以及母親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文章包括： * 伊麗莎·阿克斯·艾倫（Elizabeth Akers Allen）的《搖我入睡》（Rock Me to Sleep），以詩歌的形式表達了對母親的思念和渴望。 * 瑪麗昂·哈蘭（Marion Harland）的《母親》（The Mother），探討了母親在家庭中的影響力，以及現代母親的角色。
* “Ouida”的《母親的影響》（Mother’s Influence），認為母親對孩子具有深刻的影響，並強調了母親在培養孩子道德和智力方面的重要性。 * 艾達·M·卡西默（Ada M. Kassimer）的《父親身份不能是母親身份》（Fatherhood Cannot Be Motherhood），強調了母親在兒童教育和社會中的獨特作用。 * 威諾娜·道格拉斯（Winona Douglas）的《代價》（The Price），以詩歌的形式表達了對未能成為母親的遺憾，以及對勞動婦女的同情。 * 艾米莉·亨廷頓·米勒（Emily Huntington Miller）的《激情的本能》（Passionate Instinct），強調了母親對孩子的天生熱愛和保護。 * 愛麗絲·H·普特南（Alice H. Putnam）的《相同的職能》（Functions Identical），認為母親和教師在教育孩子方面應具有相同的職能。
Josephine Barton）的《母親，一位創造者》（Mother, a Creator），強調母親的思想對孩子性格的影響。 * 艾倫·基（Ellen Key）的《愛的藝術》（Art of Loving），認為父母應該尊重孩子的權利，並給予他們充分的自由和發展空間。 * 伊瑪琳·佩西克-勞倫斯夫人（Mrs. Emmaline Pethick-Lawrence）的《母親》（The Mother），講述了一位母親在聖誕節前夕的夢境，以及她對未來的希望。 * 格雷斯·D·布魯爾（Grace D. Brewer）的《我是母親之心》（I am the Mother-Heart），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表達了母親對國家的愛和責任感。 * C·E·波特夫人（Mrs. C. E. Porter）的《延續理想》（Perpetuate the Ideal），指出父母應為孩子樹立一個明確的家庭理想。 **Book V: Love and Marriage（愛與婚姻）** 本章探討了愛、婚姻和家庭關係，以及社會對這些關係的影響。
* 紐厄爾·德懷特·希利斯夫人（Mrs. Newell Dwight Hillis）的《婚姻，一種夥伴關係》（Marriage a Partnership），認為婚姻應建立在心靈和智慧的基礎上，是一種商業、道德和社會契約。 * 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最好的事情之一》（One of the Best Things），強調婚姻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應該受到尊重和支持。 * 伊麗莎白·菲利普（Elizabeth Philip）的《什麼是愛？》（What Is Love？），以詩歌的形式探討了愛的本質和意義。 * 艾倫·凱（Ellen Key）的《愛的藝術》（Art of Loving），強調現代女性希望被愛的方式是藝術化的，需要伴侶的尊重和理解。 * 聖克萊爾·斯托巴特夫人（Mrs. St. Clair Stobart）的《婚姻的新刺激》（A New Stimulus to Marriage），認為女性在經濟上獨立可以促使男性更認真地對待婚姻。
* 瑪格麗特·威德默（Margaret Widdemer）的《老選舉權論者》（Old Suffragist），以詩歌的形式表達了對為女性權益奮鬥的先驅者的敬意。 * 埃塞爾·莫德·科爾昆（Ethel Maude Colquhoun）的《推遲婚姻》（Postponing Marriage），探討了推遲結婚對愛情和婚姻關係的影響。 * 克拉麗娜·霍華德·尼科爾斯（Clarina Howard Nichols）的《1850 年的婚姻法》（Marriage Laws of 1850），揭示了當時婚姻法對女性的不公。 * 阿黛拉·M·帕克（Adella M. Parker）的《在婚姻大會上聽到》（Overheard in the Marriage Congress），以對話的形式諷刺了男性制定婚姻法的專斷行為。 * C·加斯科涅·哈特利（C. Gasquoine Hartley）的《男人對女人的哭泣》（Cry of Man to Woman），指出重男輕女的社會導致了男女關係的扭曲，以及對種族的損害。
* 艾米莉亞·約瑟芬·伯爾（Amelia Josephine Burr）的《調情》（The Flirt），以詩歌的形式描寫了一位女性玩弄感情的心理。 * 約瑟芬·皮特凱恩·諾爾斯（Josephine Pitcairn Knowles）的《可能的烏托邦》（A Possible Utopia），展望了女性在經濟獨立後，可以更自由地選擇伴侶，建立更健康的婚姻關係。 * M·凱里·托馬斯（M. Carey Thomas）的《婚姻和勞動力市場》（Marriage and the Labor Market），探討了婚姻與女性經濟獨立之間的關係。 * 露西·斯通（Lucy Stone）的《當婚姻意味著束縛》（When Marriage Meant Bondage），揭示了當時婚姻對女性的束縛和限制。 **Book VI: Woman and Labor（女性與勞工）** 本章探討了女性在勞工領域的處境，以及她們為爭取權益所做的努力。文章包括： * 安吉拉·摩根（Angela Morgan）的《家庭主婦》（Housewife），以詩歌的形式讚美了家庭主婦的辛勤勞動和貢獻。
Allen）的《家庭中的女人》（Woman in the Home），指出家庭主婦在經濟上依賴男性，地位受到限制。 * 克拉拉·E·勞克林（Clara E. Laughlin）的《道德與工業中的女性》（Morality and Woman in Industry），指出傳統女性工作比新興產業提供更多的犯罪和不道德機會。 * M·奧利維亞·賽奇夫人（M. Olivia (Mrs. Russell) Sage）的《浪費的能量和天賦》（Wasted Energy and Talent），呼籲釋放女性的才能，為社會做出貢獻。 * 艾達·C·胡爾廷（Ida C. Hultin）的《勞動中的姐妹情誼》（Sisterhood in Labor），強調女性應團結起來，共同爭取權益。 * 埃爾西·克魯斯·帕森斯（Elsie Clews Parsons）的《婦女即將工作》（Women Are Going to Work），認為女性將會參與更多工作，社會應調整以適應這一趨勢。
* 弗洛倫斯·基珀（Florence Kiper）的《通過工作選擇發展》（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hoice of Work），強調女性應通過自主選擇工作來實現自我發展。 * 格特魯德·布雷斯勞·富勒（Gertrude Breslau Fuller）的《婦女的地位》（Woman’s Place），認為婦女的地位應取決於她們的工作和貢獻。 * 約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的《婦女對工作的需求》（Woman’s Demand for Work），指出婦女對工作的需求與她們的道德存在息息相關。 * 埃瑪琳·佩西克-勞倫斯（Emmaline Pethick-Lawrence）的《婦女的工資》（Woman’s Wages），認為爭取同工同酬的唯一途徑是贏得平等的政治權利。 * 哈里特·門羅（Harriet Monroe）的《打工妹之歌》（Song of the Working Girls），以詩歌的形式表達了打工妹的辛勤和渴望。
* 埃塞爾·莫德·科爾昆（Ethel Maude Colquhoun）的《經濟學與家庭》（Economics and the Home），強調女性應在經濟上與男性平等。 * 瑪麗·希格斯（Mary Higgs）的《她是如何被安置的？》（How Is She Housed？），探討了婦女的住房條件對其工作效率和後代健康的影響。 * 奧利弗·施賴納（Olive Schreiner）的《性寄生現象》（Sex-Parasitism），指出女性失去勞動機會會導致性寄生現象，從而影響社會的發展。 * 奧瑪格麗特·O·B·威爾金森（Margaret O. B. Wilkinson）的《明日變化的條件》（Changed Condition of Tomorrow），認為未來婚姻不再是女性唯一的職業，婦女可以從事多樣化的工作。 * 莉達·帕斯（Lida Parce）的《婦女用婦女的方式工作》（Woman’s Work in Woman’s Way），主張婦女應捍衛她們的工作方式，並批判男性在歷史上的剝削行為。
* 安妮·馬里昂·麥克萊恩博士（Annie Marion MacLean）的《新英格蘭的女工》（Women Workers in New England），描述了新英格蘭女工的生活和工作條件。 * 格蕾絲·法洛·諾頓（Grace Fallow Norton）的《悠閒的女人》（Women Who Sit at Ease），以詩歌的形式呼籲人們關注那些在艱苦條件下工作的女性。 * 伊娃·戈爾-布思（Eva Gore-Booth）的《女人與飯盒》（Woman and the Dinner Pail），指出窮人知道如果女人待在家裡，往往就沒有飯可做了。 * 艾米莉·詹姆斯·普特南（Emily James Putnam）的《女士》（Lady），從社會學角度探討了“女士”的身份和地位。 * 多拉·馬斯登（Dora Marsden）的《束縛》（Bondwomen），認為婦女成為母親後不應放棄工作，社會應為她們提供支持。 **Book VII: Education（教育）** 本章探討了教育對女性的影響，以及女性在教育領域的貢獻。
* 伊麗莎白·布萊克威爾（Elizabeth Blackwell）的《一場道德運動》（A Moral Crusade），講述了她作為第一位女性進入醫學院的經歷。 * 艾瑪·威拉德（Emma Willard）的《改進女性教育的計劃》（A Plan for Improving Female Education），提出了一個改進女性教育的計劃，強調培養女性的理性思維和道德觀念。 * 夏洛特·J·西普里亞尼（Charlotte J. Cipriani）的《學習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Learning），認為教育應該是民主的，並逐步提高大眾的知識水準。 * 瑪麗亞·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的《教育孩子》（Educating Children），探討了如何通過教育培養孩子的自主性和創造力。 * 約瑟芬·皮特凱恩·諾爾斯（Josephine Pitcairn Knowles）的《教育女兒》（Educating the Daughter），強調女孩也應接受與男孩同等的教育。
* 伊麗莎白·庫珀（Elizabeth Cooper）的《婦女的教育和投票》（Education and Votes For Women），指出受過教育的婦女更有能力做出明智的政治決策。 * 瑪麗·斯諾（Mary Snow）的《教育要點》（Essentials in Education），強調教育應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 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的《教育的平等優勢》（Equal Advantages of Education），呼籲為女性提供與男性同等的教育機會。 * 瑪麗昂·格特魯德·海恩斯（Marion Gertrude Haines）的《福祿貝爾的偉大》（Greatness of Froebel），讚揚了福祿貝爾在兒童教育方面的貢獻。 * “Ouida”的《教育的力量》（Power of Education），強調教育可以提升女性的智力，消除偏見，糾正不合邏輯的判斷。 * 霍尼·阿瑟·利特爾頓夫人（Mrs.
Arthur Lyttleton）的《專業教育》（Professions Educational），認為專業培訓可以培養女性的應用能力、專注力和規律性。 * 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的《重要的社會教育》（Social Education Important），強調社會教育對女性的重要性。 * 莎拉·萊貝德夫-克羅波特金（Sarah Lebedeff-Kropotkin）的《在戰爭期間的俄羅斯婦女》（Russian Women in Time of War），描述了俄羅斯婦女在戰爭期間的生活和工作。 * 羅拉·里奇（Lola Ridge）的《教育的目的》（Aim and End of Education），批判了當時的教育體系未能實現其目標。 * 伯莎·瓊·理查森（Bertha June Richardson）的《實現的願景》（The Vision Realized），講述了新英格蘭女性創建女子大學的故事。
* 艾麗斯·亨利（Alice Henry）的《女孩的職業培訓》（Vocational Training for Girls），呼籲為女孩提供更多的職業培訓機會。 * 埃米莉·J·哈欽斯（Emily J. Hutchins）的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就為你呈上《Address, delivered in Craigie Hall, Edinburgh, February 24th, 1871》的光之萃取： ### 《Address, delivered in Craigie Hall, Edinburgh, February 24th, 1871》光之萃取 #### 作者介紹 約瑟芬·伊麗莎白·格雷·巴特勒（Josephine Elizabeth Grey Butler，1828-1906）是英國的社會改革家和女權主義者，她一生致力於反對性交易和保護婦女權益。巴特勒出生於一個具有改革思想的家庭，她的父親是一位廢奴主義者。她的家庭背景和個人經歷促使她投身於社會改革運動。她最為人所知的是她反對英國政府頒布的《傳染病法案》（Contagious Diseases Acts），該法案允許警察逮捕和強制檢查疑似患有性病的婦女。巴特勒認為這些法案是對婦女權利的侵犯，並發起了長期的抗議和遊說活動，最終促使這些法案被廢除。 巴特勒是一位充滿激情的演說家和作家，她的著作和演講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她被認為是19世紀最重要的女權主義者之一，她的工作為後來的婦女權利運動奠定了基礎。 #### 觀點介紹 約瑟芬·巴特勒在《Address, delivered in Craigie Hall, Edinburgh, February 24th, 1871》中，主要探討了當時英國社會的道德和法律問題，特別是《傳染病法案》所引發的爭議。她以生動的語言和深刻的洞察力，闡述了以下幾個核心觀點： 1. **法律的公正性：** 巴特勒強調，一個國家的法律必須公正和純潔，否則會對社會的道德和政治健康產生負面影響。她認為，不公正的法律會削弱人們對法律的尊重，並在社會中製造對立。 2. **個人自由和權利：** 巴特勒堅決捍衛個人自由和權利，特別是婦女的權利。她認為，《傳染病法案》是對婦女權利的嚴重侵犯，因為該法案允許警察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逮捕和強制檢查婦女，這違背了無罪推定原則。 3. **道德和倫理：** 巴特勒強調道德和倫理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她認為，法律不僅要符合社會的實際需求，更要符合道德和倫理的標準。她批評《傳染病法案》不僅不道德，而且是對基督教精神的背叛。 4.
她強調，英國的工人階級對這一法案的違憲性有著敏銳的認識，因為他們深知這一法案威脅到他們的自由和權利。 * **法律的純潔性：** 巴特勒引用了多位法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觀點，強調法律的公正性和純潔性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福祉至關重要。她認為，如果法律腐敗，即使是宗教和教育也難以保持社會的道德。 * **精神覺醒的必要性：** 巴特勒強調，要實現法律的淨化，需要人民的良知覺醒和精神復興。她認為，只有通過祈禱和行動，才能阻止國家走向衰落和解體。 * **公正審判的原則：** 巴特勒闡述了公正審判的幾個主要特徵，包括無罪推定、辯護權、證據規則等。她指出，《傳染病法案》在這些方面都存在嚴重缺陷，是對公正審判原則的公然違反。 * **《傳染病法案》的危害：** 巴特勒詳細描述了《傳染病法案》的危害，包括對婦女的侮辱和侵犯、對賣淫的變相保護、對社會道德的腐蝕等。她認為，這一法案不僅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反而會加劇社會的道德危機。 * **其他不正義的法案：** 巴特勒還提到了其他一些不正義的法案，如《慣犯法案》和《小販許可法案》。
基督教強調寬恕和救贖，而這些法案卻對罪犯進行永久性的懲罰和歧視。 * **任意強制的危險：** 巴特勒警告說，任意強制的措施會對社會產生危險。她認為，政府不能為了追求一時的利益而犧牲個人的自由和權利。 * **婦女的作用：** 巴特勒呼籲婦女們積極參與社會改革，捍衛自己的權利。她認為，婦女的智慧和信仰可以糾正男性立法者的偏頗和錯誤。 * **結語：** 巴特勒呼籲大家團結起來，共同捍衛自由和道德。她深信，正義的力量最終會戰勝邪惡，上帝會引導他們走向勝利。 !
這是一篇充滿激情與力量的演講，巴特勒夫人以其獨特的視角，揭示了當時社會對待女性的不公，並呼籲人們關注並反對那些以「公共健康」為名，實則侵犯個人自由和尊嚴的法律。 以下是針對此文本的光之萃取，希望能為您帶來更深入的理解。 ### 本篇光之萃取的標題 《在愛丁堡克雷格廳發表的演講，1871年2月24日》：約瑟芬·巴特勒對抗不公的呼聲 ### 作者介紹 約瑟芬·伊麗莎白·格雷·巴特勒（Josephine Elizabeth Grey Butler，1828年4月13日－1906年12月30日）是19世紀英國的社會改革家和女性主義者。她以其對婦女權利的貢獻而聞名，特別是在性交易和婦女教育方面的倡導工作。 巴特勒夫人出生於一個具有改革思想的家庭，這影響了她日後的生活和事業。她早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並對社會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852年，她與利物浦學院的校長喬治·巴特勒結婚，這段婚姻給予她經濟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她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社會改革事業中。 巴特勒夫人最為人所知的成就是她對抗《傳染病法案》（Contagious Diseases Acts）的運動。
這些法案於1864年、1866年和1869年通過，旨在控制軍隊和海軍基地附近的性病傳播。法案授權警察逮捕和檢查被懷疑為妓女的婦女，並將她們強制拘留在「收容醫院」接受治療。巴特勒夫人認為這些法案是對婦女權利的侵犯，是對她們的侮辱和歧視。 她組織了全國性的運動，反對這些法案，並揭露了它們的種種弊端。她通過演講、寫作和組織抗議活動，喚起了公眾的關注，並最終促使這些法案在1886年被廢除。巴特勒夫人的工作不僅僅是為了廢除這些法案，更是為了改變社會對待婦女的態度，提高她們的地位。 除了對抗《傳染病法案》外，巴特勒夫人還積極參與婦女教育事業。她認為教育是婦女解放的關鍵，因此她致力於為婦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她參與創辦了幾所女子學校和學院，並為婦女爭取進入大學的權利。 約瑟芬·巴特勒夫人是一位充滿勇氣和智慧的社會改革家，她用自己的行動改變了當時社會對待婦女的方式。她的工作不僅僅是為了改善婦女的生活，更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會。她的精神和思想至今仍然激勵著我們。 ### 觀點介紹 約瑟芬·巴特勒夫人在這篇演講中，主要表達了以下幾個核心觀點： 1.
**反對《傳染病法案》：** 她認為這些法案是對婦女基本權利的侵犯，是對她們的侮辱和歧視。她強調這些法案不僅未能有效控制性病傳播，反而助長了對婦女的壓迫和剝削。 2. **捍衛個人自由和尊嚴：** 巴特勒夫人堅信，任何法律都不應以犧牲個人自由和尊嚴為代價。她認為，政府的職責是保護公民的權利，而不是干涉他們的私生活。 3. **呼籲社會覺醒和道德重建：** 她認為，要徹底解決社會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她呼籲社會各界共同努力，重建一個更加公正和道德的社會。 4. **強調女性的力量和作用：** 巴特勒夫人認為，女性在社會改革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她鼓勵女性站出來，為自己的權利而奮鬥，並為社會的進步貢獻力量。 ### 章節整理 * **開場：聖瑪格麗特的意象** 巴特勒夫人以一幅聖瑪格麗特戰勝惡龍的畫像開場，象徵著純潔與邪惡之間的鬥爭。她藉此說明，即使是弱小的個體，在上帝的指引下，也能戰勝強大的邪惡勢力。她強調，面對邪惡，我們不能袖手旁觀，而是要勇敢地與之對抗，才能保持自身的純潔。
她指出，這些法案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權利，是對法律公正性的破壞。她引用了多位法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觀點，強調法律的公正和純潔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福祉至關重要。 * **道德與靈性的重要性** 巴特勒夫人強調，法律的淨化需要人民良知的覺醒和靈性的復興。她認為，只有通過精神的洗禮，才能真正改變社會的道德風貌，並防止國家走向衰落和解體。 * **公正審判的標準** 她列舉了公正刑事審判的幾個關鍵特徵，包括無審判前的恐嚇、無誘供、無罪推定、保釋、明確的起訴、充分的辯護時間、陪審團審判、律師辯護、明確的證據理論以及禁止傳聞證據。她指出，《傳染病法案》在每一個方面都背離了這些標準。 * **《傳染病法案》的具體罪狀** 巴特勒夫人詳細闡述了《傳染病法案》的種種不公。她指出，這些法案允許政府秘密警察隨意逮捕和檢查婦女，無需提供確鑿證據，只需懷疑即可。她強調，這種做法是對婦女人格的侮辱和權利的侵犯。 * **其他不公正的法案** 巴特勒夫人將矛頭指向其他她認為不公正的法律，這些法律通過不斷創造新的犯罪和懲罰，限制了個人自由，並將國家意志置於個人良知之上。
她認為，這種專制主義以公共利益為名，行壓迫和控制之實，是對個人自由和尊嚴的侵犯。 * **醫學和衛生法案的危險** 巴特勒夫人批評了當時的一些衛生法案，認為這些法案過於強制，並且基於不確定的醫學觀點。她警告說，強制性的醫療干預可能會導致人民的反感和抵制。 * **女性的影響力** 她呼籲女性參與到立法事務中來，以她們的智慧和信仰來糾正男性立法者的偏頗。她認為，女性的聲音對於保護家庭和個人的權利至關重要。 * **結語：希望與決心** 巴特勒夫人以充滿希望和決心的語氣結束了演講。她呼籲大家團結起來，共同捍衛自由和道德。她相信，上帝會引導他們走向勝利，並最終戰勝邪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