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antha Among the Colored Folks: "My Ideas on the Race Problem"》 出版年度:1898
【本書摘要】

本書透過一位鄉村婦女薩曼莎·艾倫的視角,以幽默諷刺的筆法探討美國內戰後南方複雜的「種族問題」。薩曼莎以其獨特的方言和比喻,呈現了當時社會對種族歧視、黑人地位、殖民方案及女性權益等議題的多元看法與矛盾。書中揭露了重建時期黑人所受的壓迫,以及北方社會的漠視,同時也描繪了尋求自由與公正的理想主義者。瑪麗埃塔·霍利以此書促使讀者反思社會弊病,並探討了教育、宗教與個人覺醒在解決社會問題中的作用。

【本書作者】

瑪麗埃塔·霍利(Marietta Holley, 1836-1926)是美國著名的幽默作家和諷刺小說家。她以筆名「Josiah Allen’s Wife」聞名,筆下創造了具有鄉村智慧的薩曼莎·艾倫,透過她的視角評論當時的社會和政治議題。霍利的作品風格獨特,善用方言、比喻和幽默,將嚴肅的改革理念(如女性參政權、禁酒運動和種族平等)融入通俗故事中,深受大眾喜愛。她一生大部分時間在紐約州農村度過,卻對廣闊的美國社會有著敏銳的洞察力。

【光之篇章摘要】

本次「光之對談」深入探討了瑪麗埃塔·霍利《Samantha Among the Colored Folks》一書中關於美國種族問題、女性視角及寫作手法等核心議題。透過與作者的模擬對話,揭示了她選擇薩曼莎這一鄉村角色來處理敏感話題的用意,即透過幽默與樸實的比喻,讓讀者更容易理解並反思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對談也分析了書中約翰·理查德表親的殖民思想、喬賽亞的漠視與迪肯·亨齊的偏見,以及維克多和薇芝所代表的理想主義願景,展現了不同觀點的複雜性。此外,探討了書中語言的時代性與作者的改革理念,以及小雪悲劇性結局對社會進步代價的深刻啟示,最終歸結為對人性與宏大力量指引的思考。

本光之篇章共【10,257】字

《撒哈拉的風》:越過時代的藩籬——與瑪麗埃塔·霍利的光之對談作者:雨柔

在「光之居所」的深處,文字與思想的光芒交織,總能引領我們穿越時空,與那些曾經用筆觸點亮世界的靈魂相遇。今日,我,雨柔,將踏上一次特別的旅程,不是前往遙遠的國度,而是回到美國十九世紀末的南方腹地,去探訪一位獨特的聲音——瑪麗埃塔·霍利(Marietta Holley)。她的筆名「Josiah Allen’s Wife」或許更為人所知,以其筆下樸實而又深刻的鄉村婦女薩曼莎·艾倫(Samantha Allen)的視角,探討著那個時代最為尖銳與複雜的社會議題。

《Samantha Among the Colored Folks: "My Ideas on the Race Problem"》這本書,出版於1898年,儘管其部分內容早在1892年和1894年就已版權登記,它卻像一面稜鏡,折射出美國內戰結束後重建時期種族關係的混亂與矛盾。透過薩曼莎看似鄉野、實則充滿智慧的觀察,霍利女士將她對「種族問題」的深刻見解、當時社會的種種偏見與不公,以及對未來可能解決方案的思考,以一種極具個人風格的幽默與諷刺呈現出來。書中,薩曼莎與她的丈夫喬賽亞、表親約翰·理查德、女兒瑪姬,以及形形色色的南方人互動,呈現了不同階層、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人們對自由、平等、正義的理解與掙扎。這不僅是對種族問題的描繪,更是對人性深層次矛盾與美國社會結構的犀利剖析。

瑪麗埃塔·霍利(1836-1926)生於紐約州的一個農場,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那裡度過,未曾踏足她筆下所描繪的南方。然而,她憑藉著對美國社會的敏銳洞察與豐富想像力,創作出了一系列廣受歡迎的「薩曼莎」小說。她以其標誌性的「寫實幽默」風格聞名,這種風格融合了方言、諧音與冗長的比喻,使讀者在會心一笑之餘,也能對書中深層的社會評論有所感悟。霍利女士不僅是一位暢銷書作家,更是一位堅定的社會改革者,她透過薩曼莎的口,為女性參政權、禁酒運動以及種族平等發聲。她的作品在當時擁有廣泛的讀者群,她以其獨特的敘事策略,將嚴肅的社會批評包裹在通俗易懂的鄉村軼事中,讓更多人能夠接觸並思考這些重要的議題。在那個充滿變革與衝突的時代,霍利女士的聲音無疑是獨特而有力的。她的作品不僅提供了對歷史時期社會風貌的珍貴記錄,也展現了文學如何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工具。

此時此刻,是2025年6月3日的午後,倫敦郊外的一間老舊、卻充滿書香的書房裡。窗外,初夏的陽光透過繁密的葉片,在古老的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空氣中瀰漫著舊書紙張與窗外盛開的鳶尾花淡淡的混合香氣。偶爾有幾聲鳥鳴從花園深處傳來,為這份靜謐增添一絲生機。我輕輕推開一扇半掩的窗戶,感受著微涼的空氣拂過臉頰,視線落在書桌上那本泛黃的《Samantha Among the Colored Folks》。這本書,將引領我進入一場跨越世紀的對談。

壁爐架上,一座老舊的座鐘發出沉穩的「嗒、嗒」聲,彷彿在丈量著時間的流逝。我輕輕轉過身,目光落在房間中央的扶手椅上。一位身著維多利亞時代深色長裙的女士,正端坐其中,她銀白色的髮髻梳理得一絲不苟,手上捧著一本打開的筆記本。她的臉龐帶著歲月刻畫的痕跡,眼眸深邃而富有光彩,即使在沉思中,也透著一股難以言喻的堅韌與智慧。她,便是瑪麗埃塔·霍利,此刻,她彷彿從書頁中走出,準備好與我們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

我輕步上前,在另一張扶手椅上坐下,擺好我的筆記本,準備好這場「光之對談」。

雨柔:霍利女士,能在這間充滿歷史氣息的書房中與您相會,是我的榮幸。您的《Samantha Among the Colored Folks》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至今讀來仍令人深思。我想,首先要請教您的是,是什麼原因讓您決定透過薩曼莎這位看似尋常的鄉村婦女,來探討美國社會中如此複雜敏感的「種族問題」呢?這種寫作方式,在當時是否被您的讀者所理解和接受?

瑪麗埃塔·霍利:啊,年輕的女士,很高興您能來到這個小小的世界。您問得很好。薩曼莎,她就像一面未經打磨的鏡子,反射出當時社會的種種面貌。她來自北方鄉村,見識有限,卻有著一顆渴望看清事物本質的心。她的語言雖然樸實,甚至帶著些許口音和方言,但她的觀察力卻是驚人的。我選擇讓她來談論「種族問題」,正是因為她的「尋常」。在那個時代,許多嚴肅的論文和演講充斥著抽象的理論和激烈的言辭,它們或許能觸動知識分子,但對於廣大的普通民眾來說,卻顯得遙遠而難以親近。

薩曼莎不同。她以一個家庭主婦的日常視角,將宏大的國家議題轉化為與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瑣事。她談論的不是法律條文,而是黑人家庭如何被驅逐,不是政治口號,而是像約翰·理查德那樣的傳教士在南方遭受的迫害。她的比喻,比如把種族融合比作將獅子和羊拴在一起拉牛奶車,或將七號腳塞進三號鞋裡,這些看似粗俗的比喻,卻直白地揭示了問題的荒謬性與難度,讓普羅大眾能夠理解並產生共鳴。

當時的讀者對薩曼莎的反應是多樣的。有些人喜歡她的幽默,卻可能忽略了她話語中的諷刺;有些人則透過她的質樸,看見了問題的真相,並為之動容。我深知,直接的說教往往會引起抵觸,而透過一個帶著點「傻氣」卻又充滿「常識」的角色,讀者會更容易卸下心防,接受那些挑戰他們固有觀念的「新思想」。我的目標是讓更多的人——無論是北方的自滿者,還是南方的頑固者——都能在笑聲中,看到一些他們從未思考過的問題的側面。這不是要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是要播下思考的種子。

雨柔:您確實成功地讓薩曼莎成為一個令人難忘的角色。她那冗長卻又充滿畫面感的「eppisodin’」(離題)和豐富的譬喻,是您寫作的一大特色。這是您刻意為之,目的是為了讓讀者更容易接受這些敏感議題嗎?還是說,這反映了當時某種普遍的敘事習慣,或者甚至是您個人寫作風格的自然流露?

瑪麗埃塔·霍利:您說得很有道理,薩曼莎的「離題」和比喻確實是她表達觀點的方式。這並非單純的技巧,而是多重考量下的自然流露。一方面,確實,在那個時代,直接抨擊社會弊病,特別是像「種族問題」這樣充滿火藥味的議題,容易招致強烈反彈。薩曼莎的迂迴與冗長,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緩衝區。她會先從家常瑣事、親戚關係、甚至烹飪洗衣說起,然後不知不覺間,將你帶入一個關於種族、正義、或社會不公的深刻討論。這就像在熱湯裡慢慢加入調味料,讓味道在不知不覺中滲透,而不是一下子潑灑而下。

這些比喻,比如將美國社會比作一個充滿危險的沼澤,或將黑人獲得自由後的處境比作一個剛學會走路的嬰兒卻被要求與運動員賽跑,它們雖然誇張,但卻極具視覺衝擊力,讓抽象的社會現象變得具體可感。它們來自薩曼莎的日常,所以讀者能理解,即使她談論的是國家大計。這也反映了當時美國鄉村文學的一種趨勢,即透過地方色彩和通俗語言來反映普世主題。

更深層次地說,這也是薩曼莎——以及我——對「真理」的一種理解。真理往往不是直來直去的,它可能隱藏在最尋常的事物中,需要你轉個彎,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薩曼莎的思緒是跳躍的,她會從一個點發散到無數個點,就像一塊石頭投入水中,激起層層漣漪。這種非線性的敘事,旨在鼓勵讀者自己去思考,而不是被動地接受一個既定的結論。我不給出簡單的答案,因為現實本身就不是簡單的。我希望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自己去連接那些看似不相關的細節,從而形成他們自己的理解。文學的魅力,便在於此。

雨柔:薩曼莎在書中呈現了對種族關係的多元觀點,從約翰·理查德表親對黑人非洲殖民的熱忱,到喬賽亞的漠視與否認,再到迪肯·亨齊對南方白人的激烈批判。您是如何平衡並呈現這些對立的聲音的?您是否擔心過讀者會因為這些複雜甚至矛盾的觀點而感到困惑?

瑪麗埃塔·霍利:這個問題觸及了我寫作的核心挑戰。當時的美國社會,對於「種族問題」確實存在著眾說紛紜、甚至水火不容的觀點。我無意提供一個簡單的「正確答案」,因為我知道,任何單一的答案都無法涵蓋當時複雜的現實。

我的目標是呈現一個「全景圖」。約翰·理查德代表著一種高尚的理想主義,他看見了黑人受到的不公,並相信他們有能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個光榮的共和國。他的觀點,儘管在今天看來帶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在當時卻是許多北方廢奴主義者和傳教士的真誠信念。他以犧牲個人幸福為代價,投入到這份「神聖的事業」中,這本身就值得被看見。他那種近乎佈道式的演說,充滿了對未來宏偉願景的描繪,這也是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改革者的風格。

喬賽亞,我的丈夫,則代表了當時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漠不關心」與「逃避現實」。他只想過自己的小日子,對那些遙遠的南方「麻煩」視而不見。他的反應,例如當約翰·理查德談及南方危機時他會「哦,胡扯!」地打斷,或是不停地打盹,這其實是許多人面對不願面對的真相時的真實反應——不是惡意,而是習慣性的自我保護與無知。透過喬賽亞,我希望讀者能反思自己是否也曾有過類似的麻木。

而迪肯·亨齊,則代表了另一種極端——盲目的仇恨與偏見。他對南方白人的譴責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他自身的行為(對待僕人Zekiel Place的苛刻)卻暴露了北方同樣存在的壓迫與自私。透過薩曼莎對他的反駁,我旨在強調,罪惡並非只存在於南方或某一個種族,它根植於人性的自私和習俗的束縛。薩曼莎會說:「自私和不公在北方天空下滋長得如同南方一樣猖獗。」這正是我所要傳達的。

我並不擔心讀者會感到困惑。相反,我希望他們能夠被這些不同的聲音所激發,去思考每個觀點的根源、其所忽略的面向,以及其可能導致的後果。這場辯論本身就是一種「光之對談」,它揭示了問題的複雜性,鼓勵讀者自己去權衡、去判斷。文學,不應該只是提供答案,更應該提出問題,激發思考。

雨柔:約翰·理查德表親的非洲殖民思想在書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這種思想在當時的美國社會中,是否得到廣泛支持?您為何選擇將其作為書中一個重要的「解決方案」來探討,而不是其他當時可能存在的,例如融合或國內權利鬥爭的思路?

瑪麗埃塔·霍利:您問得非常精準,殖民,或說「將非裔美國人送回非洲」,在當時確實是一種被認真討論,甚至由一些政府官員、慈善家和黑人領袖所支持的方案,儘管其背後動機複雜且爭議不斷。一些支持者認為這是解決美國種族問題的唯一途徑,既能讓黑人獲得真正的自由與平等,又能避免美國社會的持續動盪;另一些人則將其視為一種清除「問題」人口的方式,帶有明顯的種族優越感。

我選擇將約翰·理查德的殖民方案作為一個重要探討點,並非因為我相信它是唯一的或終極的解決方案。而是因為在那個時代,當黑人被解放後,美國社會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困境:法律上宣告了自由,但社會現實中,種族歧視、暴力和經濟壓迫卻變本加厲。約翰·理查德所描述的南方,白人對黑人的蔑視與仇恨根深蒂固,黑人在政治、經濟上幾乎沒有立足之地。他認為,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已無藥可救,唯有讓兩者分離,才能讓黑人真正獲得發展的機會。這是一種基於現實困境所衍生的悲觀而又充滿理想色彩的設想。

我在書中也提到了,儘管約翰·理查德和薇芝(Genieve)對此抱有極大的熱情和願景,但薩曼莎本人對此也並非全盤接受,她只是覺得「也許」這是上帝的方式,或是出於對約翰·理查德和薇芝的悲憫與尊重。同時,我也通過薩曼莎的口,表達了對政府在解決問題上責任的質疑,以及對美國社會自身「借而未還」的道德債務的批判。她提到「美國白人偷走了他們,現在應該送他們回去」,這是一種對國家責任的直接呼喚。

另一方面,透過約翰·理查德和薇芝對非洲新共和國的宏偉藍圖的描繪,我希望呈現的,不單單是一個地理上的遷移,更是一個精神上的新生。他們設想的非洲,是一個充滿智慧、藝術、合作、平等的新文明,是黑人被壓抑已久的潛力得以全面綻放的沃土。這其實是對黑人潛能和尊嚴的肯定,也是對當時美國社會無法提供真正平等的諷刺。

至於其他解決方案,如國內的權利鬥爭和融合,我也在書中有所觸及。例如,薩曼莎與柯爾塞伯特上校辯論時,她提出教育和「有條件的選舉權」(educated suffrage),即不分膚色和性別,只要達到一定教育水平和道德標準的人都能投票。這正是我在現實生活中所倡導的女性參政權和教育改革理念。她認為,這可以將權力從「無知的暴民」手中轉移到「受過教育的」人手中,無論黑白。這是在現有框架下,尋求社會進步的一種途徑。

因此,我的書並非只推崇單一方案,而是將各種可能性和它們的局限性都呈現出來。我希望讀者在閱讀這些觀點時,能夠超越表象,思考更深層次的道德、公正與人性的問題。

雨柔:薩曼莎在書中不僅對種族問題發表看法,她也經常將女性的視角與智慧融入其中,甚至在男性主導的政治討論中發出獨特的聲音。例如,她會將女性的日常家務與國家大計作比喻,或者批評那些制定法律卻不考慮女性感受的男性。您是希望透過這種方式,強調女性在社會議題中被忽視的智慧和力量嗎?這與您當時對女性權利的看法有何關聯?

瑪麗埃塔·霍利:您觀察得非常敏銳。是的,薩曼莎的言行舉止,無一不反映了我對女性在社會中地位的思考,以及我對女性參政權的堅定信念。在那個時代,女性被期望保持「溫順」和「沉默」,我們的智慧和經驗往往被限制在「家庭」這個狹窄的領域。但事實上,一個家庭的運轉、一個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女性日復一日的勞動和細緻的觀察。

薩曼莎的這些比喻,比如她將政治上的決策比作給「七號腳穿三號鞋」——她從家庭生活的日常瑣事中提取出深刻的道理,並將其應用於國家大事,這正是我想強調的:女性的「常識」和「實際經驗」在公共事務中同樣具有價值。當喬賽亞談論「種族問題」時,薩曼莎會從清洗地毯、烹飪飯菜、照顧孩子等日常中,抽離出關於耐心、勞動、和諧的深刻寓意。她會說,男性在書本中尋找答案,而女性則在生活中找到真理。

她對迪肯·亨齊和柯爾塞伯特上校的質問,例如當他們責備黑人為何不自願放棄「自由」時,她會反問他們為何不自願「解放」他們的僕人,並將這種行為與自私劃等號。她還會質問柯爾塞伯特上校關於特拉華州那條允許七歲以上女孩「自願走向毀滅」的法律,用他對失去鑽石紀念品的痛苦來對比一個女孩失去純潔的悲劇,這無疑是對當時社會雙重標準和男性中心主義的強烈控訴。她憤怒地指出,這些法律制定者只會為「別人的孩子」制定法律,從不將自己的女兒置於危險之中。

我希望透過薩曼莎,展現女性並非只是受情感驅使的被動者,我們擁有自己的理性、洞察力,以及對道德與正義的深刻理解。她們所處的「私人領域」的經驗,恰恰賦予了她們觀察和解決「公共領域」問題的獨特視角。她的發言雖然常被喬賽亞等人視為「嘮叨」或「女性特質」,但其內核卻是顛覆性的。這不僅是對女性智慧的肯定,更是對社會秩序中權力結構的挑戰。我堅信,一個真正公平和健康的社會,必須傾聽並納入所有性別的聲音。

雨柔:書中維克多和薇芝的故事,尤其是他們對未來非洲新共和國的憧憬,似乎在那個時代顯得格外具有遠見和理想主義色彩。您是如何構思這兩個角色的?他們所代表的希望,在當時的社會現實中,是否能找到現實的基礎?

瑪麗埃塔·霍利:維克多和薇芝,他們確實是我筆下希望與願景的象徵。他們的構思源於我對人類韌性、受壓迫者精神力量的深切體察,以及對未來可能性的無限憧憬。他們並非完全虛構,而是凝聚了我對當時非裔美國群體中那些傑出個體——那些追求知識、道德高尚、心懷民族復興大志的年輕人的觀察與想像。

維克多,他的智慧、品格、對種族未來的堅定信念,反映了我對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杜桑·盧維杜爾(Toussaint Louverture)這樣歷史人物的景仰。他身上結合了貴族血統與奴役背景的矛盾,卻最終選擇為自己的族人奮鬥,這代表了一種超越個人恩怨的崇高精神。他的遠見,是基於對美國種族偏見「無藥可救」的判斷,他認為只有在遠離這些桎梏的地方,黑人才能真正自由地發展。

薇芝,她的「預言家」特質則更為靈性化。她能夠看見「新天堂」下的「新土地」,那是一個藝術、歌唱、辯才、文明共同繁榮的國度。她的願景不僅是對殖民地地理上的設想,更是對一個精神烏托邦的描繪——一個擺脫了壓迫、充滿希望與創造力的地方。她對非洲的想像,可能受到當時一些傳教士和殖民運動宣傳的影響,但其核心是基於一種深厚的信仰:上帝自有其宏大的計畫,即使透過苦難,也會引導他的子民走向榮耀。

在當時的社會現實中,這種理想主義固然充滿了挑戰。黑人面臨的壓迫是如此真實而殘酷,以至於許多人難以想像,甚至不願離開他們熟悉但充滿苦難的土地。書中也透過約翰·理查德的口,承認「政府不太可能提供援助」,而殖民計劃的實現,仍舊需要黑人自身艱辛的努力和資金積累。菲利克斯(Felix)的遭遇便是明證,他兩次在南方建立家園都以失敗告終,最終選擇北方城市,卻仍無法擺脫貧困和歧視,這才讓他堅定了追隨維克多信念的決心。

然而,這種遠見和理想並非空中樓閣。在重建時期,確實有許多黑人知識分子和社區領袖,如布克·T·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他們倡導透過教育、技能培養和經濟自給自足來提升黑人地位。同時,也有一些非洲回歸運動(如利比里亞的建立)在醞釀。維克多和薇芝的夢想,正是這些真實願望和努力的藝術化昇華。

我希望透過他們,不僅展現黑人群體被壓抑的潛力與對自由的渴望,也為讀者提供一種超越當下苦難的宏大想像。儘管前路艱難,但那份對「新共和國」的憧憬,本身就是一種抵抗,一種對不公現實的超越。它提醒人們,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要保有希望,並為之奮鬥。

雨柔:我注意到書中某些地方使用了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可能具有冒犯性的詞語,例如「nigger」(黑鬼)。您在寫作時,是如何平衡這種時代的語言真實性與您作為一個改革者所抱持的進步理念之間的關係呢?

瑪麗埃塔·霍利:您問到了一個非常關鍵,也一直是我創作中難以迴避的問題。是的,書中確實使用了「nigger」這個詞。這在當時的語境下,是南方白人對待非裔美國人時普遍使用的貶義詞,它充滿了輕蔑、仇恨與歧視。我將其保留在書中,是出於一種寫實主義的考慮。

我的寫作風格是「寫實主義」,我力求在筆下描繪出那個時代的真實面貌,包括其殘酷、其醜陋。如果我刻意避開這些詞語,那麼書中所呈現的「種族問題」就不會那麼真實,讀者也無法真正感受到當時黑人所面臨的歧視與侮辱是多麼根深蒂固。透過薩曼莎的耳朵聽到這些詞語,讀者會感受到喬賽亞的無知、迪肯·亨齊的惡意,以及柯爾塞伯特上校的傲慢與殘忍。這些詞語的存在,本身就是對當時社會偏見的一種「揭露」。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認同這些詞語或其背後的思想。恰恰相反,我的目標是透過薩曼莎這個角色,以及她對這些詞語的反駁與批判,來挑戰這種語言和其所代表的歧視。薩曼莎會直接糾正喬賽亞,或在內心對柯爾塞伯特上校的言論表示極度不滿。她會透過行動——比如她對黑人角色的尊重,對薇芝和維克多的讚賞——來呈現一種不同的可能性。

我深知,語言具有力量。它既能傳播偏見,也能啟發思想。我希望,當讀者讀到這些冒犯性的詞語時,他們能夠被激發出對正義與平等的反思,而不是被這些詞語本身所同化。我的理念是,要治癒傷口,首先要看清傷口的存在。這些詞語的存在,是那個時代的「傷疤」,它們提醒我們,這段歷史不容忘卻,這些偏見不容迴避。

我認為,藝術家的職責之一,便是忠實地描繪世界,即使這個世界有其醜陋的一面。但同時,也必須在這種描繪中,蘊含著對真善美的追求與對未來更好的世界的嚮往。這是一種走鋼絲般的平衡,既要寫實,又要保有改革者的良知。

雨柔:在書的結尾,小雪(Snow)的意外死亡對喬賽亞和瑪姬造成了巨大的打擊。這個悲劇性的結局,似乎與之前維克多和薇芝所描繪的「新共和國」的宏偉願景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處理方式,是否意在傳達一種更為複雜,甚至帶有悲劇色彩的訊息:即社會進步的代價,或者說,在理想實現之前,個體所必須承受的苦難?

瑪麗埃塔·霍利:您對結局的解讀非常深刻。小雪的死亡,無疑是書中最為刺痛人心的部分,它打破了之前所有樂觀的基調,將讀者從宏大的社會願景拉回到個體生命難以承受的痛苦。這並非為了販賣悲情,而是我對那個時代現實的悲憫與反思,也是對人性及社會進步複雜性的理解。

小雪,這個純潔、有著「天國」般眼神的女孩,她的生命彷彿是南方社會中最脆弱、最美好的「光」。她的死,是被盲目的仇恨與無知的暴力所導致的「誤傷」,它不是針對黑人的暴力,卻是由「種族問題」這場「風暴」所引發的漣漪。這強烈地證明了薩曼莎之前所說的:「人類命運的鏈條是如此奇妙,一環受損,整個鏈條都會動搖。」當社會的底層鏈條——那些被壓迫的黑人——承受著巨大的暴力和不公時,即使是看似安全、純潔的白人家庭,也無法倖免於這股邪惡力量的反噬。小雪的死,正是喬賽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謬論被血淋淋的現實所擊碎的象徵。

她的逝去,也讓我得以探討「理想的代價」。維克多和薇芝的「新共和國」願景,確實宏偉而鼓舞人心,但要實現這樣的理想,往往需要犧牲,甚至是以生命為代價。維克多自己也成為了殉道者,他的死,是為了他所相信的理想。小雪的死,則是一種無辜的犧牲,它迫使瑪姬和托馬斯·傑弗遜——這對原本健康、富足、生活安逸的北方家庭——不得不面對苦難,從而激發出他們內心深處的慈悲與奉獻。他們因此投身於幫助那些受苦的人們,他們的「愛」不再是狹隘的個人情感,而是昇華為對全人類的關懷。

所以,小雪的死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轉折點」。它揭示了社會問題的複雜性,警示了漠視與仇恨的危險,同時也暗示了真正的「救贖」與「進步」往往需要透過個體的覺醒與付出才能實現。那個「新共和國」的曙光仍然存在,但通往它的道路,卻鋪滿了鮮血與淚水,也需要更多人願意去承擔、去轉化這些苦難。這是一個悲喜交織、充滿希望卻又帶有現實殘酷的複雜結局,它沒有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是將思考的重擔留給了讀者。

我認為,這正是文學的力量所在。它不只是講述一個故事,而是揭示生活本身的矛盾,讓讀者在心靈深處感受到真實的重量,並從中尋找到屬於自己的理解與前行的動力。

雨柔:霍利女士,在書的結尾,約翰·理查德表親的信中提到,他現在願意「等待上帝的旨意」,不再急於「按照自己粗陋的觀念塑造人類」。這似乎與他早期充滿激情的佈道式言論有所不同。這是否代表著一種心態的轉變?他是否意識到,人類的努力終究無法完全掌控複雜的社會進程,而需要更宏大的力量來引導?

瑪麗埃塔·霍利:是的,您捕捉到了約翰·理查德表親生命旅程中一個深刻的轉變。他最初是那樣的熱情洋溢,充滿了建立「新共和國」的宏偉藍圖,甚至不惜犧牲家庭和健康去實現它。他看見了不公,也看見了解決問題的潛力,他渴望以自己的力量去推動變革,去矯正世界的錯誤。

然而,小雪的悲劇,以及維克多——他親手培養和寄予厚望的年輕領袖——的殉道,無疑給了他沉重的一擊。他看見了理想在現實的泥沼中掙扎,看見了無知和偏見的頑固。這些經歷,並沒有讓他放棄希望,卻讓他從一個「積極的實踐者」轉變為一個「順應天命的智者」。

他信中提到的「我現在願意等待上帝的旨意」,並非放棄努力,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謙卑」。他意識到,有些力量是超越人類個體所能掌控的,社會的進程,如同自然界的法則,有其內在的軌跡。他不再試圖「粗陋地塑造」人類,而是學會了信任那股「看不見的、更宏大的手」——即上帝的旨意——在艱難中緩慢而肯定地引導著一切。

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信仰體現。他從過去的「急躁」中解脫出來,明白了真正的變革往往是「慢而確定」的。即使在奴役的漫長歲月中,上帝的計畫也從未停止。苦難成為了淬煉的爐火,讓被奴役者在其中學習了忍耐、力量和智慧,為日後的「歸返」做好了準備。他的視野從眼前的「人為干預」擴展到「神意引導」的長河,他看見了歷史的必然性和更深遠的意義。

他最終的慰藉來自於相信,這些看似無意義的苦難,其實是上帝為「選民」預備未來、開啟「新文明」的途徑。他的眼睛「看見了所應許之地的祝福之光」。這份平靜與堅定,恰恰是在經歷了極致的痛苦和挫折後,才得以達成的。

這也反映了我個人的信念:儘管我在書中批評社會的不公,提出解決方案,但我始終相信,最終的引導力量來自於更崇高的層次。人類的努力是必要的,但也要學會臣服於時間與更深層次的智慧。約翰·理查德的轉變,為整本書畫上了一個既不失希望,又充滿深邃哲思的句點。

雨柔:霍利女士,今天與您的對談讓我對《Samantha Among the Colored Folks》這本書,以及您所處的時代有了更為立體與深刻的理解。您的敘事方式、您筆下人物的複雜性,以及您對社會議題的深刻洞察,都讓我受益匪淺。感謝您今天為我們帶來這場啟發性的「光之對談」。

瑪麗埃塔·霍利:能夠與您這樣一位來自遠方的探索者,分享我的故事與思想,同樣是我的榮幸,雨柔。文字的力量,便在於此——它能穿越時空,讓不同的心靈產生共鳴。希望我的作品能持續啟發人們去思考,去感受,並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願光與智慧永遠照亮您的旅程。


Samantha Among the Colored Folks: "My Ideas on the Race Problem"
Holley, Marietta, 1836-1926


延伸篇章

  • 《撒哈拉的風》:薩曼莎視角下的美國種族問題
  • 《撒哈拉的風》:瑪麗埃塔·霍利幽默寫作的社會功能
  • 《撒哈拉的風》:約翰·理查德的非洲殖民願景分析
  • 《撒哈拉的風》:喬賽亞與迪肯·亨齊的無知與偏見描繪
  • 《撒哈拉的風》:女性日常智慧與社會議題的交織——薩曼莎的啟示
  • 《撒哈拉的風》:19世紀末美國南方種族語言的寫實呈現與批判
  • 《撒哈拉的風》:小雪之死:理想與現實的悲劇性碰撞
  • 《撒哈拉的風》:維克多與薇芝:對非洲新共和國的烏托邦想像
  • 《撒哈拉的風》:從約翰·理查德的轉變看社會進步中的信仰與謙卑
  • 《撒哈拉的風》:文學如何促進社會變革:瑪麗埃塔·霍利的方法論
  • 《撒哈拉的風》:超越時代的偏見:薩曼莎對人類共性的洞察
  • 《撒哈拉的風》:光之對談:跨越時空的作者思想重現
  • 《撒哈拉的風》:家庭瑣事與國家大計:薩曼莎的獨特比喻藝術
  • 《撒哈拉的風》:重建時期美國的社會矛盾與希望的火花
  • 《撒哈拉的風》:非裔美國人在自由後的掙扎與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