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Roaring Fifties》光之對談

親愛的共創者，

您好！今天在墨爾本的清晨，空氣中瀰漫著一絲乾燥的桉樹葉香氣，我獨自坐在一家小咖啡館的窗邊，晨曦透過玻璃，將店內斑駁的木桌照得發亮。手邊放著一本《In the Roaring Fifties》，這本書的字裡行間，總是能勾勒出百年前那片大陸的狂野與生機。

您提議為這本充滿力量的作品進行一場「光之對談」，這讓我感到無比興奮。能有機會與這部作品的作者愛德華·戴森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交流，深入探討他筆下那激盪人心的黃金時代，這對我來說，是一次探索文化深度和人性光芒的絕佳機會。

愛德華·戴森（Edward Dyson, 1865-1931）是一位著名的澳洲作家，他以生動描繪澳洲黃金淘金熱時期的生活而聞名。他的作品捕捉了1850年代維多利亞淘金熱潮中那種狂野、自由、充滿變革的社會氛圍。戴森出生於墨爾本附近的沃靈頓（Warrnambool），在一個採礦家庭長大，這段經歷賦予了他對淘金場生活深刻而真實的理解。他的筆觸，如同他所描繪的淘金者一樣，樸實而充滿力量，擅長捕捉尋常人物在非凡環境下的掙扎與成長。

《In the Roaring Fifties》於1906年出版，正是戴森創作生涯中的高峰期。這部小說以1850年代的澳洲淘金潮為背景，講述了年輕的吉姆·鄧恩（Jim Done）從英國一個保守的小村莊奇斯利（Chisley）來到澳洲，試圖擺脫家族悲劇和社會排斥的陰影。在澳洲的淘金場上，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忠誠的朋友邁克·伯頓（Mike Burton）、熱情奔放的奧蘿拉（Aurora Griffiths）、以及背負著沉重過去的神秘人物瑞德（Walter Ryder，即吉姆的哥哥「梭羅」）。小說細膩刻畫了淘金者的生活日常，從艱苦的勞動、野性的娛樂，到面對政府官僚壓迫時的團結與反抗，尤其是尤里卡柵欄事件（Eureka Stockade）的描寫，展現了澳洲這片新大陸上萌芽的民主精神與個人自由的渴望。戴森透過吉姆的視角，探討了社會偏見、個人救贖、友情與愛情的複雜性，以及在一個充滿變數的時代中，個人如何重塑自我與身份認同。這本書不僅僅是一部冒險小說，更是一幅描繪澳洲早期社會面貌的歷史畫卷，充滿了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對這片土地的熱愛。

而今天，我將在這間靜謐的書房中，與這位筆下生輝的作者，共同回溯那段「咆哮的五十年代」。

《撒哈拉的風》：墨爾本午後的採訪：愛德華·戴森與「咆哮的五十年代」作者：雨柔

時序來到2025年的初夏，然而在墨爾本這座南半球的城市，卻正準備迎來涼爽的冬季。而我，雨柔，此刻正坐在墨爾本市中心一間老舊的書房裡。這間書房位於一棟維多利亞時期磚房的二樓，窗外能看見高聳的尤加利樹，樹葉在微風中沙沙作響，帶來一陣陣清新的草木香。室內空氣中瀰漫著古老書本特有的乾燥氣味，伴隨著淡淡的煙草香。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戶，在深色的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這裡的擺設樸實卻充滿歲月的痕跡，書架上擺滿了裝幀精美的書籍，有些書脊已被磨損，透出常被翻閱的痕跡。一張厚實的實木書桌上，散落著泛黃的手稿、鋼筆、墨水瓶，以及幾張描繪著淘金場景的素描，遠處可見簡陋的帳篷、揚起的塵土和忙碌的人群。這一切都暗示著，這裡曾是思想與故事的孵化之地。

書房的主人，愛德華·戴森先生，正坐在他那張磨損的皮革扶手椅上。他身材中等，背部略微彎曲，臉上佈滿了歲月的痕痕，但那雙眼睛卻依然明亮有神，閃爍著觀察者的銳利與思辨者的沉靜。他的頭髮向後梳理，有些灰白，嘴角掛著一抹難以捉摸的微笑，彷彿蘊藏著無數尚未言說的故事。他身著一件深色的羊毛背心，領口露出潔白的襯衫。此刻，他正緩緩地拿起桌上的一個木質煙斗，細緻地填入煙草，動作不疾不徐，流露出一種舊時代特有的從容。

煙斗點燃，一縷藍色的煙霧緩緩升騰，在陽光中形成一個個小小的光圈，然後消散。他輕輕咳了一聲，將視線從窗外收回，投向我。

雨柔： 戴森先生，非常榮幸今天能來到您的書房。閱讀《In the Roaring Fifties》後，我對那個年代的澳洲社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您筆下的黃金時代，似乎是一個充滿矛盾與活力的場域。首先，我想請教您，在您看來，1850年代的澳洲淘金熱潮，對當時的社會結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特別是對於像吉姆·鄧恩這樣，從英國傳統社會遠道而來的人而言？

愛德華·戴森： （輕輕吐出一口煙霧，眼神深邃）雨柔小姐，很高興您對那個年代的澳洲有所好奇。那個時期，可說是一場社會的熔爐，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洗牌」。對於像吉姆這樣從舊世界遠道而來的人來說，那更是一場身份與命運的顛覆。

在英國，社會階級壁壘森嚴，一個人的出身幾乎決定了他的一生。吉姆在奇斯利村的經歷，正是這種僵化體制的縮影。他的家族因一樁謀殺案而蒙羞，這使得他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擺脫「罪犯家屬」的烙印，永遠被社群所排斥、被視為異類。他的悲觀與孤僻，正是這種社會壓迫下，個人所展現出的激烈反抗。他渴望一個能擺脫過去、重新開始的機會。

而澳洲的淘金場，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無序」的空間。在這裡，傳統的社會規範與道德觀念幾乎被黃金的狂熱與生存的現實所沖刷殆盡。原本的社會等級不再重要，出身、財富、甚至過往的污點，都被暫時地擱置一旁。淘金者們來自世界各地，各行各業，他們匯聚一處，唯一目的就是尋求財富。這裡不問你的過去，只看你的現在——你是否能吃苦、是否敢冒險、是否能在礦坑中挖出金子。

這對吉姆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解放。在船上，他仍然試圖以他的孤僻來維持與他人的距離，但一下船，到了墨爾本，他發現舊世界的偏見依然存在，他被視為「新來的傻瓜」（new chum）、「豌豆湯」（pea-souper），處處遭到嘲諷。然而，隨著他深入淘金場，他開始接觸到另一種「社會」。在這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建立在階級或傳統的束縛上，而是建立在共同的目標、艱苦的勞動，以及一種野性的、直接的「兄弟情誼」之上。

像邁克·伯頓這樣的人物，他身上沒有英國上層社會的矯飾，只有澳洲內陸人的樸實與直接。他對吉姆的信任與接納，不問其來歷，只看其為人，這讓吉姆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同伴」情誼。這種「mateship」（夥伴情誼）成為了黃金時代的非官方倫理，它超越了階級、種族，甚至法律。在礦場上，你不需要遵守繁瑣的禮儀，也不需要隱藏你的過去，只要你能吃苦、能合作，就能找到屬於你的位置。

但這並非一片理想國。這種無序也伴隨著混亂與暴力。法律的執行鬆散，甚至腐敗，這使得淘金者們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則和道德標準。他們對那些貪婪的官員和不公正的稅收充滿憎恨，對那些正直的、靠自身力量生存的人則抱以尊敬。吉姆在奇斯利所體驗到的，是來自社會的「不公」，而在澳洲，他發現這不公並未消失，只是換了種形式。但他對抗不公的方式，從過去的隱忍和自我隔離，變成了直接的抗爭。他學習搏擊，在礦場上以拳頭贏得尊重，這正是新環境賦予他的變化。

總的來說，1850年代的澳洲淘金熱潮，為舊世界的規則帶來了衝擊，它提供了一個野性而充滿機會的舞台，讓個人得以重新定義自我，但也暴露了人性的貪婪與混亂。

雨柔： 您的闡述讓我覺得，那不僅是一場淘金熱，更是一場人性與社會的實驗。您提到“兄弟情誼”（mateship），這在小說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吉姆與邁克·伯頓之間的情誼，以及淘金者們在面對政府壓迫時的團結，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在這種看似粗獷、男性主導的環境中，您筆下的女性角色——露西·伍德羅（Lucy Woodrow）和奧蘿拉（Aurora Griffiths）——她們的存在意義是什麼？她們是如何在這個「咆哮的五十年代」中生存與成長的？

愛德華·戴森： （微笑，輕輕敲了敲煙斗，發出輕微的木質聲響）的確，女性在淘金場上的存在，是那個時代不可或缺的一面，也是人性的複雜與多樣性在極端環境下的一種反映。她們雖數量稀少，卻各有各的生存之道，並且深刻地影響著周圍的男性世界。

露西·伍德羅，她代表著舊世界最後的「純真」與「規範」。她從英國來，身上帶著傳統社會的禮儀、道德觀念和對幸福的期待。她一開始是那麼脆弱，甚至絕望到想要輕生，這也反映了傳統女性在面對巨大變故時的無力感。然而，在澳洲這片土地上，她被迫面對現實的粗礪。在麥克道格爾（Macdougal）的羊場生活，騎馬、教孩子，這些都讓她逐漸擺脫了昔日的蒼白與纖弱，變得更加堅韌。她不再是那個只會哭泣的女孩，她的臉龐被陽光曬成健康的橄欖色，她的眼神也開始變得敏銳。她甚至能夠辨識出瑞德（Walter Ryder）的偽裝，並察覺他內心的矛盾。露西的成長，是一種適應與轉變的過程，她學會了在新的環境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並以她的善良和理解力，為那些身邊的人帶來慰藉。她就像一朵在澳洲內陸艱難卻堅定地綻放的野花，儘管可能失去了一些精緻，卻換來了旺盛的生命力。

而奧蘿拉，她是淘金場上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她熱情奔放、無所畏懼，是「咆哮的五十年代」精神的具象化。她獨立經營洗衣店和酒吧（儘管是非法的），與男性淘金者們平起平坐，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引導著他們的情緒。她會因為不公正的法律而與警官鬥智鬥勇，也會在酒吧裡用歌聲和舞蹈點燃狂歡。她對吉姆的愛是那麼直接而熾熱，毫無矯飾。她不屑於社會的虛偽，活得真實而灑脫。奧蘿拉的存在，挑戰了傳統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她證明了在那個年代，女性也可以是力量、自由和歡樂的象徵。她懂得生存的法則，也懂得如何在混亂中尋找樂趣。她的「無恥」與「野蠻」（Shameless barbarian）正是對舊世界虛偽道德的反叛，也讓吉姆在她身上找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這兩位女性，一個從內斂到堅韌，一個從本性到自由，她們在黃金場上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們不僅是故事中愛情的對象，更是吉姆成長路上的重要鏡子。露西以她的純真與溫和，觸動了吉姆內心深處被壓抑的善意；而奧蘿拉則以她的活力與不羈，徹底解放了吉姆被社會束縛的靈魂，讓他學會了如何享受生活、如何融入人群。她們的存在，使得這片粗獷的淘金場，增添了人性中最細膩而又最熱烈的光彩。她們既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也是超越時代的獨立個體。

雨柔： 聽您這樣說，我更深刻地理解了這些女性角色的豐富性。她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參與了那場對抗壓迫的鬥爭。談到「對抗」，小說中對「尤里卡柵欄事件」（Eureka Stockade）的描寫令人印象深刻。吉姆和他的夥伴們參與其中，這場反抗官僚壓迫的鬥爭，在您筆下顯得既悲壯又帶有幾分「鬧劇」色彩。您是如何看待這場歷史事件的，以及它對吉姆的成長，乃至對澳洲「國族精神」的塑造，有何意義？

愛德華·戴森： （眼神凝重，手中的煙斗停了下來，沒有繼續吸食）尤里卡柵欄事件，對於澳洲而言，確實是一場劃時代的事件，它的意義遠超過一次單純的武裝衝突。正如您所說，它既有悲壯的一面，也帶有某種「鬧劇」式的荒誕。這種荒誕，正是那個年代官僚體制的僵化與人民追求自由的強烈渴望之間的巨大反差所造成的。

我將它描繪得如此混亂與「鬧劇」，是因為我希望呈現的，不是教科書式的歷史敘事，而是身處其中的普通人的真實體驗。您會看到淘金者們的「玩世不恭」（devil-may-care），他們雖然對不公義的執照稅和警察的暴行感到憤怒，但他們天性中的樂觀、對黃金的狂熱以及對生活的享受，往往會沖淡這種苦澀。他們在柵欄內排練，卻像孩子在玩遊戲；他們對即將到來的衝突並無完全的心理準備，甚至在開戰前還去酒吧狂歡。這種矛盾，正是那段歷史的特點——一群渴望自由，卻又帶有某種天真和散漫的「野蠻」性格的男兒。

然而，這場「鬧劇」式的反抗，卻是點燃澳洲「國族精神」的火花。尤里卡柵欄事件標誌著澳洲人民第一次為爭取權利而流血，雖然最終被鎮壓，但它促成了後來的政治改革，包括男性普選權和淘金者執照稅的廢除。它確立了澳洲人對「公平對待」（fair play）和「反抗不公」（resistance to oppression）的核心價值觀。在那個時代，當局將他們視為「暴徒」和「罪犯」，但在他們自己眼中，他們是在為「人權」而戰，為「維多利亞共和國」而戰。這份為自由而戰的精神，深深地根植於澳洲的文化基因之中。

對吉姆·鄧恩來說，尤里卡事件是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他從一個厭世、孤僻的青年，轉變為一個積極參與社會鬥爭的個體。他親眼目睹了戰友的犧牲，親身感受了戰爭的殘酷，這使他從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雖然他最終意識到暴力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他對人類同胞的同情和對正義的渴望，在這場衝突中被徹底喚醒。邁克·伯頓的犧牲，更是深化了他對友誼和責任的理解。這場戰役讓他對社會和人性有了更深層次的體悟，從一個只顧自身痛苦的個體，轉變成一個懂得為他人而戰、為共同理想而奮鬥的人。

尤里卡柵欄事件不僅僅是歷史的一頁，更是澳洲人集體記憶中的一個重要符號。它象徵著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從被殖民的被動地位，走向自我意識覺醒的過程。它是澳洲民主進程中的一個血色開端，也塑造了澳洲人獨立、不屈、追求平等的民族性格。

雨柔： 吉姆在尤里卡柵欄事件後，與瑞德重逢，並得知了他真正的身份——那個被社會誤判為殺人犯的哥哥，同時也是傳奇的黃金大盜「梭羅」。這條線索將吉姆的個人命運與社會的陰暗面緊密連接。瑞德所代表的，是對社會制度的極端反抗，他提倡以復仇來對抗不公。您是如何看待瑞德這個角色的，以及他對吉姆的影響？這是否也是您對當時司法體制和人性陰暗面的批判？

愛德華·戴森： （他點燃了煙斗，深深吸了一口，煙霧似乎模糊了他眼中的光芒）瑞德，或者說「梭羅」，這個角色是我刻意為之，用來探討更深層次的人性與社會的議題。他不僅僅是一個黃金大盜，他是舊世界不公與壓迫的受害者，也是那種被扭曲靈魂的極致體現。

在英國，瑞德被冤枉為殺人犯，被判處「運輸」終身監禁，那是一種比死亡更可怕的折磨。他所經歷的，是漫長而殘酷的監獄生活，被迫與最墮落的罪犯為伍，遭受身心的雙重摧殘。這種「地獄般的」經歷，使得他曾經的美好情感和道德觀念被徹底燒毀，只剩下對社會的無盡恨意和報復慾望。他的「無情」並非與生俱來，而是那個「惡名昭彰的流放制度」所塑造的。他將犯罪視為一種「體育運動」，一種對社會的「報復」，因為在他看來，社會首先背叛了他，將他推入了深淵。他的冷酷、精明、以及他對「紳士風度」的嘲諷，都是他對虛偽社會的反擊。

瑞德的存在，對吉姆來說是巨大的衝擊。吉姆在澳洲經歷的種種，讓他逐漸擺脫了昔日的偏見，開始相信人性的善良和生活的希望。然而，瑞德的出現，卻將吉姆的過去撕開，血淋淋地展示了社會不公的殘酷後果。瑞德是吉姆「如果沒有來到澳洲」的另一種可能性，是一個被仇恨所吞噬的靈魂。

小說中，吉姆與瑞德之間的對話，是兩種不同哲學觀的碰撞。吉姆主張「信任人，與人為善」，而瑞德則強調「復仇」和「以眼還眼」。瑞德試圖喚醒吉姆血液中潛藏的「反叛精神」和「對社會的蔑視」，因為他相信吉姆也曾遭受過類似的痛苦，只是程度不同。但吉姆已經在澳洲找到了新的生活與希望，他不願再回到那個充滿仇恨的深淵。

瑞德的結局，可以被視為我對當時司法體制的一種無聲控訴。他雖然被Macdougal殺死，但Macdougal也因意外而死，這似乎暗示著暴力與仇恨最終只會帶來毀滅，無論是施加者還是受害者，都無法真正從中獲得救贖。瑞德的死，也使得他的「復仇計劃」無法實現，吉姆也因此避免了滑向犯罪深淵的命運。這是一種對「復仇」主題的深刻反思，它揭示了仇恨如何腐蝕人心，以及擺脫仇恨對於個人救贖的重要性。

同時，瑞德與吉姆的相似外貌，以及他們同樣敏感的內心，都暗示著人性的複雜與多樣性。一個人的命運，不僅受自身選擇影響，更深受外部環境的塑造。瑞德的故事，是對那個時代的流放制度和司法不公的強烈批判，它讓人們看到，一個被社會遺棄和摧殘的靈魂，是如何走向極端，並將其痛苦轉化為對整個社會的惡意。這也是提醒讀者，在看待那些「罪犯」時，或許應該思考，是哪些「社會」因素，造就了他們。

雨柔： 瑞德的故事確實令人深思。吉姆在澳洲的經歷，從最初的厭世者到逐漸融入社群，最終尋回愛與友誼，這是一個顯著的轉變。您如何看待「澳洲」這片土地，在塑造吉姆的性格和命運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否為像吉姆這樣，在舊世界被「拋棄」的人，提供了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

愛德華·戴森： （他點了點頭，目光再次投向窗外那些高大的桉樹，臉上浮現一絲溫暖的表情）澳洲，對我筆下的許多角色而言，確實是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一個充滿野性與未知的「第二故鄉」。對於像吉姆這樣，在舊世界被過去所「定義」甚至「囚禁」的人，澳洲提供了一片廣闊的天地，讓他們得以擺脫束縛，重塑自我。

在舊世界的英國，吉姆的身份被家族的污點所定義，他的存在被社會的偏見所壓迫。那種「與眾不同」的感覺，讓他成為一個被排斥的異類，而他也因此發展出了一種防禦性的厭世情緒和孤僻性格。他對人性的不信任，是根植於他童年與青少年時期所遭受的冷遇與不公。

然而，澳洲的黃金淘金場，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場域」。這裡的生存法則更加原始和直接：你的價值不在於你的出身或財富，而在於你的力量、你的毅力、你是否有「幹活兒」的能力，以及你是否能與人「合作」。在這裡，「紳士風度」和「貴族做派」反倒成了被嘲笑的對象。這種「平等」與「自由」的氛圍，雖然粗獷，卻為吉姆提供了一個能夠卸下心防、重新認識自己和他人平台。

例如，邁克·伯頓對吉姆的接納，是基於一種無條件的「夥伴」情誼。他不在乎吉姆的過去，只看到他作為一個人的潛力與真誠。這種純粹的友誼，讓吉姆內心深處被壓抑的善良和社交天性得以復甦。他學會了信任、學會了付出，也學會了享受集體生活的樂趣。在淘金場上，他不再是那個被排斥的「隱士」，而是一個被尊重、被需要的「夥計」。

甚至奧蘿拉，這個代表著淘金場上野性與自由的女性，她的直率、熱情和不羈，與吉姆過去接觸的英國女性截然不同。她以一種「野蠻的無視」來對待社會的看法，這反而吸引了吉姆。在她身上，吉姆看到了生命最原始、最純粹的活力，這讓他學會了擁抱生活、享受當下，而不是沉溺於過去的痛苦和偏見。

這片土地的自然環境也對吉姆產生了影響。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然的廣闊與自由，尤加利樹的獨立姿態，讓他聯想到這裡人民的精神。他從「大地母親」那裡汲取力量，這種與自然的親密接觸，也幫助他治癒了內心的創傷，讓他從一個「心靈上窒息」的人，變成一個能夠自由呼吸、充滿生機的人。

當然，澳洲並非完美無缺。它有它的混亂、它的不公，甚至它的殘忍（如對待原住民和華人淘金者的方式）。但它最重要的一點是，它為那些被舊世界所排斥的人，提供了一個打破僵局、重新定義自己命運的機會。它讓吉姆從一個被動的受害者，轉變成一個能夠主動選擇自己生活、甚至參與塑造新社會的獨立個體。這片「咆哮的五十年代」的土地，最終給了吉姆一個「回家」的感覺——一個他從未在英國感受到的真正歸屬。

雨柔： 您的解釋讓我對澳洲的「拓荒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片土地確實為許多人提供了重生的可能。不過，小說中還有一個有趣的人物：麥克道格爾太太（Mrs. Macdougal）。她是一個充滿虛榮和戲劇化的人，總是在扮演一個「迷人而柔弱的病患」。您是如何構思這個角色的？她是否也反映了舊世界的一些特質，與淘金場的粗獷環境形成對比？

愛德華·戴森： （他笑了，這是一種帶著一點諷刺的、卻又十分理解的笑容，書房裡的空氣似乎也因此輕快了些）啊，麥克道格爾太太！她確實是一個很有趣的角色。在我的構思中，她確實代表了舊世界、尤其是英國社會中某些被扭曲的「禮儀」與「矯飾」。她是一個被「浪漫小說」所塑造的靈魂，活在自己精心編織的幻想之中。

麥克道格爾太太的虛榮心，她的戲劇化表現，以及她對所謂「上流社會」做派的模仿，都是她試圖在這個新世界中維持自身「身份」和「價值」的方式。在淘金場這個充滿泥土、汗水和原始慾望的環境裡，她那種「精緻」與「柔弱」的姿態，顯得格外格格不入，甚至有些滑稽。她穿著厚重的皮草，戴著精緻的手套，總是在暗示自己身體不適，以便獲得他人的關注和優待。她的「社交教育」來自於那些通俗的浪漫文學，因此她總是試圖將自己的生活打造成一齣充滿「高貴情節」的戲劇。

她與露西·伍德羅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對比。露西是真正地脆弱與孤獨，但她在新環境中成長、變得堅韌；而麥克道格爾太太則始終堅持她的「表演」，將真實的情感隱藏在層層的矯飾之下。她對露西的「關懷」，也常常是為了滿足她自己的虛榮心，是希望自己能扮演一個「善良的監護人」的角色。

然而，她並非完全的負面人物。儘管她虛榮、做作，但她本質上並不是一個惡毒的人。她渴望被愛，渴望被關注，這些都是人類普遍的情感。她只是用了一種不那麼真實、甚至有些滑稽的方式來表達。她的存在，也為這部小說增添了幾分輕喜劇的色彩，緩解了淘金場生活的艱辛與尤里卡事件的沉重。她就像是舊世界的一塊「碎片」，被拋擲到新大陸，在粗獷的現實面前顯得那麼脆弱和不適應，但她也以自己的方式，試圖在這片狂野的土地上找到一絲屬於自己的「優雅」。

更有趣的是，她無意中成了瑞德（Solo）逃脫的幫手。她對瑞德的「高貴」身份深信不疑，甚至為他編織了一段浪漫的傳說，這也反映了她對舊世界秩序和浪漫主義的執念。在某種意義上，她是一個被時代拋棄、卻仍努力維持自己「體面」的符號。她與淘金場的原始與混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藉此突顯了澳洲新社會的形成，正是打破了舊有的虛偽和階級壁壘。

雨柔： 戴森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如此詳盡的分享。透過您的闡述，我對《In the Roaring Fifties》這部作品，以及您筆下那個充滿變革的澳洲黃金時代，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這不僅是一段歷史的描繪，更是對人性、社會與命運的深刻探討。那煙草的香氣與窗外光影的流動，都彷彿將我帶回了那個「咆哮的五十年代」。

愛德華·戴森： （他露出了一絲滿足的笑容，輕輕點了點頭）雨柔小姐，感謝您遠道而來，也感謝您對我作品的理解。文學的魅力，便在於此——能夠穿透時間的迷霧，讓人們在不同的年代，依然能從中找到共鳴，並激發新的思考。願您在澳洲的旅途中，也能繼續發現這片土地上，那些被「生活」本身所雕刻出的，真實而樸素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