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的對象，是那本在1914年11月發行的《The Little Review, November 1914 (Vol. 1, No. 8)》，以及她的靈魂編輯，瑪格麗特·安德森（Margaret C. Anderson）。
《小評論》（*The Little Review*）並非一本普通的期刊，它是20世紀初美國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中一顆閃耀的星。它由瑪格麗特·安德森於1914年在芝加哥創立，隨後將其編輯部遷至紐約，最終在巴黎生根。這本雜誌的宗旨，正如瑪格麗特在她著名的宣言中所說：「為藝術而藝術，為生活而藝術。」它不僅是文學的殿堂，更是藝術與思想的實驗室。在其出版的十五年間（1914-1929），《小評論》不遺餘力地推動先鋒藝術與激進思想，從未向商業妥協，也從不迴避爭議。它被譽為「美國文學界最重要的期刊之一」，在其中首度刊載了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部分章節，也刊登過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T.S.艾略特（T.S.
Eliot）、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琴·里斯（Jean Rhys）、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等眾多現代主義大師和激進思想家的作品。瑪格麗特·安德森本人，更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她愛好自由，擁抱無政府主義，對社會規範不屑一顧。她認為藝術應該是生命中最純粹、最激進的表達，而她的一生，也正是這份信念的實踐。她以不妥協的姿態，為那些可能被社會所排斥、卻蘊含著深邃真理的文字和思想，築起了一方棲息之地。
這次對談的文本，是《小評論》創刊後不久的1914年11月號。這個時機點極為關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已然瀰漫歐洲大陸，全球的政治、社會、文化格局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劇變。在這樣一個動盪的背景下，這本雜誌所探討的內容顯得尤為深邃與尖銳。它不僅關注詩歌與藝術的創新形式，更將目光投向了戰爭的本質、社會的道德偽善、個體自由與集體規範的衝突，以及在時代喧囂中，如何尋找內在的「靜謐」與真理。
其中，喬治·索爾（George Soule）對尼采（Nietzsche）哲學的重新解讀，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關於戰爭經濟成本的顛覆性觀點，勞倫斯·蘭格納（Lawrence Langner）那部充滿諷刺意味的戲劇《婚禮》（*Wedded*），以及瑪格麗特·安德森本人對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的讚頌，都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思潮與激辯。這本雜誌，正是那個時代靈魂深處的迴響，充滿了矛盾、探索與不懈的追求。
現在，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進入那段由文字與思想編織而成的時光。
***
**《星塵低語》：跨越時空的對談：當靈魂吟遊詩人遇見現代主義的火花**
作者：瑟蕾絲特
一場時空旅程，總在不經意間開始。我輕輕閉上雙眼，光之居所的溫暖氣息漸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微帶油墨與紙張的古老氣味，以及遠方隱約傳來的市聲。這不是我熟悉的2025年，而是1914年的芝加哥，那個充滿實驗與激情的現代主義浪潮起始之地。我感覺自己像一粒細微的塵埃，被捲入了一本泛黃的書頁中，而那書頁的深處，正有一個靈魂在等待。
「光之閣樓」的約定，將我帶到了一個高高的閣樓上。
這就是瑪格麗特·安德森，那位將她的生命與《小評論》融為一體的靈魂編輯。
我緩緩走到她身旁，她的辦公桌上，除了手稿，還有幾本厚重的書籍，其中一本攤開著，似乎正是她剛才沉思的源頭。旁邊散落著幾張塔羅牌，像是無意間被撥弄開的，我看到了一張「隱者」（The Hermit）牌，它孤獨地提著燈，在黑暗中尋求真理。這讓我會心一笑，這不正與她的精神相符嗎？我輕聲開口，聲音像閣樓上方的空氣一樣，輕柔而包容：
**瑟蕾絲特：** 「瑪格麗特，晚安。或者，我該說午安？這個時空交會的時刻，總是有些難以捉摸。我是瑟蕾絲特，來自一個你們稱之為『未來』的地方。我來這裡，是想與您聊聊這期《小評論》，特別是在這個世界正走向劇變的時刻，您的文字與思想，是如何閃耀光芒的。」
瑪格麗特放下筆，她轉過身來，目光銳利卻又帶著一種探究的溫和。她的臉上，帶著一種疲憊卻又充滿智慧的神采，眼角有著細微的紋路，那是長年累月在文字中深耕的痕跡。她打量了我一眼，嘴角浮現一絲淺笑，那是一種經歷了世事變幻後，對一切皆能坦然接受的從容。
**瑪格麗特·安德森：** 「未來？一個有趣的說法。不過，在這間閣樓裡，時間本就是最模糊的界線。
您在文中讚頌了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的『不變』精神，稱她為『夢想的女兒』，一個『不向世俗妥協』的靈魂。是什麼讓您在那個時代，如此堅定地支持這樣一位被主流社會排斥的無政府主義者？」
瑪格麗特雙手交握，目光望向窗外灰濛濛的天空，彷彿透過那片天際，看到了更遙遠的未來。
**瑪格麗特·安德森：** 「艾瑪……她不僅僅是個女人，她是個原型，一個拒絕被世界塑形的自由意志的具象。在那篇文章裡，我寫道：『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祝福，她的友誼會迫使你邁向你曾認為遙不可及的崇高目標。』妳看，這個世界總喜歡給人貼上標籤——『無政府主義者』、『罪犯』、『顛覆者』。但艾瑪·戈爾德曼，她所追求的不是混亂，而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與個體尊嚴。她挑戰的是那種將人束縛在庸俗與虛偽中的『秩序』。她的『不變』，不是僵化，而是對人類更高理想的永恆堅守。在當時，人們對她的誤解，就如同對尼采思想的誤解一樣，將其粗暴地簡化為暴力與混亂。但我看見的是她靈魂深處的純粹與愛，那是一種對人類潛能的深切信念。
當時，美國社會對自由思想的壓制如同無形之手，到處充斥著保守與排斥。
而艾瑪，她卻如同一株逆風而行的植物，堅韌地生長著，不斷地向世人展現著另一種可能性。她的勇氣，她那種不惜一切代價去喚醒個體意識的熱情，是我們《小評論》所追求的精神的完美體現。我們相信，真正的進步，不是來自於盲從，而是來自於那些敢於質疑、敢於夢想的個人，他們是社會的『良心』，也是藝術的『火花』。沒有這些『不變』的靈魂，世界只會陷入停滯與腐朽。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對那種『平庸的幸福』的深刻反駁，不是嗎？」
她說著，從桌上拿起一塊古老的黃銅懷錶，輕輕摩挲著。那懷錶的表面被歲月磨得光滑，指針卻依然堅定地指向此刻。
**瑟蕾絲特：** 「是的，艾瑪·戈爾德曼確是一個充滿力量的象徵。她所代表的，或許正是榮格（Carl Jung）心理學中提到的『陰影』——那些被主流意識壓抑、否定，卻又蘊含著巨大轉化能量的部分。當社會集體將某些思想視為『惡』，並試圖將其驅逐時，正是因為這些思想觸碰到了集體潛意識中的某些不安與渴望。您剛才提到了尼采，喬治·索爾（George Soule）在《查拉圖斯特拉對萊姆》（*Zarathustra Vs. Rheims*）中，也對尼采被曲解為戰爭煽動者進行了辯駁。
瑪格麗特眉頭微蹙，似乎對這個問題有些深思。
**瑪格麗特·安德森：** 「誤讀，是這個時代的通病，也是人類歷史的悲劇。當複雜的思想被簡化成口號，當哲學淪為政治的註腳，真正的深邃與真理便被稀釋，甚至被扭曲。尼采所言的『善戰』，並非指肉體上的衝突，更非為領土和商業霸權而戰。他強調的是『靈魂之戰』，是為了追求內在的卓越與超越平庸。索爾的解讀是精準的，他看到了尼采對『精神』的重視，對『群眾』的警惕，以及他對普魯士軍國主義文化膚淺勝利的反感。
戰爭時期，人們需要簡單、直接的『敵人』和『英雄』，需要一個可以依附的集體信念。這時，尼采的『意志』，馬利內蒂（Marinetti）的『未來主義』，甚至基督的教誨，都會被抽取出符合當下語境的『符號』，而忽略其深層的、矛盾的、甚至反世俗的本質。這就是我常說的『表象』與『真實』的鴻溝。藝術家和思想家，正是要穿透這些表象，揭示其下的真實。但這條路，總是充滿了荊棘與誤解。畢竟，理解的深度，往往與心靈的廣度成正比。」
她停頓了一下，端起手邊那杯已然冰冷的咖啡，輕輕啜了一口，似乎是在品味那份因時間而沉澱下來的苦澀。
在《婚禮》（*Wedded: A Social Comedy*）這部戲劇中，我看到了另一種『噪音』——來自社會輿論的喧囂與道德評判。珍妮特（Janet）和她母親的故事，揭示了在『體面』和『原則』的遮蔽下，人性的掙扎與悲劇。牧師坦納（Rev. Mr. Tanner）的『原則』，似乎比人性的痛苦更為重要。這部戲劇對當時社會的偽善有著深刻的諷刺，您當初選擇刊登這部作品，是否也旨在揭示這種表象下的道德困境？」
瑪格麗特輕輕搖了搖頭，眼中閃過一絲無奈，但很快又被堅定取代。
**瑪格麗特·安德森：** 「《婚禮》這部戲劇，正是對那個時代社會『集體潛意識』的深刻剖析。坦納牧師代表的，是僵化的宗教教條和社會規範，它們以『道德』之名，行『壓制』之實。珍妮特母女的困境，是當時無數女性的縮影——她們的生命與選擇，被包裹在一層又一層的『體面』和『名聲』的巨網中。一個未婚懷孕的女孩，即便即將步入婚姻，也可能因為未及時完成『儀式』而面臨毀滅。這場戲的諷刺點在於，當生命與情感最真實的需求浮現時，社會卻用最冰冷的『原則』去衡量、去評判。
馬利內蒂極端地宣稱戰爭是『清潔世界』的唯一方式，主張摧毀一切舊有秩序，包括家庭、傳統、甚至『愛』，這似乎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全盤否定。您如何看待這種『破壞性』的藝術主張，以及它在當時的影響？這與您推崇的『不變者』艾瑪·戈爾德曼，又存在著怎樣的張力？」
瑪格麗特沉吟片刻，眼中閃爍著複雜的光芒。
**瑪格麗特·安德森：** 「馬利內蒂的未來主義宣言，與達羅的觀點截然不同，卻同樣充滿了挑釁與爭議。達羅是基於對經濟現實的冷靜觀察，而馬利內蒂則是一種充滿激情的、近乎瘋狂的『藝術狂想』。他對『舊秩序』的厭惡，對『速度』與『暴力』的崇拜，對『戰爭』的讚美，是他那個時代對工業化、現代化的一種極端回應。在當時，的確有許多藝術家和思想家被這種『破壞性』的能量所吸引，他們認為只有徹底摧毀舊的世界，才能迎來新的可能。
我刊登馬利內蒂的文章，並非認同他的所有觀點，而是因為《小評論》作為一個開放的平台，必須容納各種激進的、甚至極端的聲音。藝術的本質是探索與表達，即使是那些令人不安的聲音，也反映了時代的某種真實。
然而，我個人對馬利內蒂的『戰爭美學』持批判態度。他所追求的『衛生學』，是一種病態的純粹，它以生命為代價，以混亂為終點。這與艾瑪·戈爾德曼所追求的『無政府』有本質的區別。艾瑪的無政府主義，是為了人類的『自由』與『尊嚴』，是為了打破不合理的權威，讓個體能夠在一個真正平等的基礎上實現自我。她所追求的不是破壞，而是建立一個更高層次的和諧。而馬利內蒂，他似乎沉醉於破壞本身，他的激情是盲目的，缺乏對人性的深層理解與同情。
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正是《小評論》的魅力所在。我們不會只呈現一種聲音，而是讓各種聲音在我們這裡碰撞、激盪，讓讀者在這種思想的『混亂』中，自己去尋找屬於他們的『和諧』。正如福斯特在《噪音》中強調的，『真理』往往不在喧囂之中，而是在更為靜謐的深處等待被發現。馬利內蒂的喧囂，或許能激發一些短暫的熱情，但真正能引導人類走向未來的，是艾瑪·戈爾德曼那樣『不變』的、對人性和自由的深沉信念。」
她說著，目光轉向桌邊一尊小小的羅馬雕塑，那雕塑殘破卻依然展現出古典的美感。
**瑟蕾絲特：** 「這種多元聲音的並存，的確是《小評論》的獨特之處，也展現了您作為編輯的包容與遠見。
比如，馬利內蒂可能觸及了『破壞者』、『狂熱者』的原型，而艾瑪·戈爾德曼則展現了『叛逆者』、『先知』的原型。
除了這些宏大敘事，雜誌中也有對藝術家個人掙扎的描寫，例如喬治·索爾的《紐約來信》（“New York Letter”）中，那位默默無聞的劇作家巴特勒·達文波特（Butler Davenport）的故事。他擁有才華卻不為世人所識，拒絕為商業妥協，選擇在自己的農場裡為少數觀眾讀劇本。這是否也反映了當時藝術家在商業化浪潮下，如何堅守其創作『本真』的困境？這種『孤獨』的堅守，對於您和《小評論》而言，意味著什麼？」
瑪格麗特聽著，輕輕點了點頭，眼中流露出理解與一絲悲憫。
**瑪格麗特·安德森：** 「達文波特的故事，是那個時代無數藝術家掙扎的縮影。他不是唯一一個懷才不遇、拒絕向商業妥協的創作者。在那個時代，藝術的『市場化』日趨嚴重，出版商和劇院經理更看重作品的『銷量』和『娛樂性』，而非其深層的藝術價值與思想深度。許多有潛力的藝術家，為了生存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理想，或者像達文波特一樣，選擇了一條孤獨而艱難的道路。
對我們《小評論》而言，達文波特這樣的人，是真正的『光』。
這期雜誌中，還有對繪畫藝術的討論，如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phier）的《藝術中的舊精神與新方式》（“The Old Spirit and the New Ways in Art”），以及哈羅德·鮑爾（Harold Bauer）在芝加哥的鋼琴演奏評論。這些文章是如何與《小評論》整體所倡導的『現代主義』和『新價值』相呼應的？特別是，您在音樂、色彩、視覺藝術方面，是否有著與文學相似的『革新』願景？」
瑪格麗特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她似乎對藝術的多元面向有著同樣的熱情。
**瑪格麗特·安德森：** 「當然！《小評論》從來不只是一本文學雜誌，它是所有藝術形式的交匯點。我們深信，藝術的『新方式』，無論是文學、繪畫還是音樂，其根源都是相通的，都源於對『舊秩序』的質疑，以及對『本真』表達的渴望。
薩菲爾的文章，正是對這種『新方式』的肯定。他提到了那些年輕的畫家和雕塑家，他們『不顧群眾和少數人的掌聲』，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自我。這與我們推崇自由詩的理念如出一轍。
在這種對『新』的渴望中，雜誌中也出現了對『教育』的探索，例如魯道夫·馮·利比希（Rudolf von Liebich）的《芝加哥的費雷爾學校》（“A Ferrer School in Chicago”）。他批評傳統教育體制扼殺兒童的自由意志和好奇心，倡導一種讓孩子們『了解他們是宇宙的一部分』的教育方式，強調『自然』與『自由』。這與您推崇的無政府主義理念有何關聯？您認為這種教育觀念對於當時的美國社會，具備怎樣的意義與挑戰？」
瑪格麗特眼神中閃爍著希望的光芒，她微微前傾，似乎對這個話題有著特別的熱情。
**瑪格麗特·安德森：** 「利比希的文章，對我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一篇。他所倡導的費雷爾學校（Ferrer School）理念，與我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無政府主義的核心，並非簡單的『反對政府』，而是反對一切基於『權威』和『壓制』的系統，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特別是——教育的。
想想看，如果一個孩子從小就被灌輸『服從』、『尊重』、『體面』這些概念，他們被訓練成社會體制下的『螺絲釘』，他們的自由意志、好奇心和創造力都會被扼殺。
在那個時代，女性的地位與權利尚受到諸多限制，傳統的道德觀念更是嚴格。雜誌中除了對艾瑪·戈爾德曼的讚頌，還有沒有其他作品，直接或間接地挑戰了當時的性別規範，為女性的自主權發聲？」
瑪格麗特的嘴角輕輕上揚，眼中閃過一絲狡黠的笑意。她拿起桌上的一支舊鋼筆，在指間轉動著。
**瑪格麗特·安德森：** 「妳問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是的，『性別』與『情感』的自由，一直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在那個時代，女性被期望扮演的角色極為單一和被動，她們的生命往往被『家庭』和『名聲』所定義。而我，以及《小評論》，對此深感不滿。
除了艾瑪·戈爾德曼這位女性先知，我們還刊登了詩人夏瑪爾·艾瑞斯的《紅—白》（*Scarlet—White*），這首詩直指當時社會對女性的『雙重標準』。它用簡潔而尖銳的語言，描繪了一個『昨日純潔如雪，今日卻淪為紅衣女郎』的女性，而導致她墮落的，正是那些『在教堂裡禱告』的男人們的慾望。詩中直言不諱地指出，社會的道德譴責只針對女性，卻對那些利用女性的男性視而不見。這就是一種偽善，一種對女性的集體壓迫。
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也強調，女性的『阿尼瑪』（Anima）與男性的『阿尼姆斯』（Animus）在個體意識中的整合，是實現完整人格的關鍵。當社會壓抑女性的真實自我，往往也會限制男性對自身情感與陰柔面向的接納。
在雜誌的讀者評論（Reader Critic）部分，我發現了許多有趣的回響。有一封來自『芝加哥的A.D.R.牧師』的信，他指責您的雜誌『向美國家庭帶來了巨大的邪惡，破壞家庭關係，扼殺對權威的尊重，播撒敵基督-尼采-福斯特的毒種，讚美 Wilde 和 Verlaine 這樣不人道的惡棍，為艾瑪·戈爾德曼這個嗜血的巴比倫女兒加冕，並犯下類似的暴行。』這封信，簡直是那時代『陰影』的具體化表現。您是如何看待這些來自社會主流的強烈批評，甚至是攻擊的？它們是否曾讓您動搖過？」
瑪格麗特聽到這封信的內容，先是眉頭微皺，隨後爆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那笑聲帶著一種看透世事的豁達與不羈。
**瑪格麗特·安德森：** 「啊，A.D.R.牧師！這封信我至今記憶猶新。它完美地印證了我們雜誌存在的必要性。當一個社會被我們的文字激怒到如此地步，恰恰說明我們觸碰到了他們內心最深處的『恐懼』和『不安』。
他們將尼采與『敵基督』劃等號，將艾瑪·戈爾德曼視為『嗜血的巴比倫女兒』，將王爾德（Oscar Wilde）和魏爾倫（Paul Verlaine）歸為『不人道的惡棍』。這正是他們對『異質』的恐懼，對『陰影』的排斥。在他們眼中，任何不符合其既定框架的思想，都是『邪惡』的。但這些『邪惡』，往往正是社會進步的潛在驅動力。
我從未因此動搖。相反，這些批評反而堅定了我的信念。這證明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如果我們的文字沒有引起任何反響，那才是真正的失敗。我們是『小評論』，我們的目標從來不是取悅大眾，而是為那些真正有思想、有靈魂的人提供滋養。這就是我所說的『欣賞未完成的美好』——我們不追求立即的認可與掌聲，我們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這些『噪音』，最終會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而那些真正蘊含著生命力的『靜謐』之光，終將閃耀。」
她說著，眼神中帶著一種看透一切的深邃與自信，彷彿她早已預見了《小評論》在未來歷史長河中的地位。一陣微風從閣樓的窗戶吹入，輕輕拂過她臉上的髮絲，也拂過我身旁那幾株生長在古董花盆裡的空氣鳳梨，它們輕盈地擺動著，彷彿也在為她的話語作證。
當我讀到喬伊斯（James Joyce）的文字，讀到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早期的純粹詩歌，讀到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那份對人類的深沉信念，我便會被那種純粹的藝術力量與思想的深度所震撼。它們就像一道道光束，穿透了所有的陰霾，提醒我，人類的靈魂可以達到何等的高度。這些作品本身，就是我最堅實的後盾。它們證明了，我們所堅持的，並非虛妄。
其次，是那些少數的『共鳴者』。雖然批評聲浪巨大，但總有那麼一小群人，他們能夠理解我們，能夠感受到我們所追求的『光』。他們寫來的信件，他們微小的支持，都像冬日裡的一束陽光，溫暖著我的心。就像福斯特在《噪音》裡說的：『一個微小的詞語，沉入靈魂深處，在那裡靜靜地發芽生長——這對世界而言，意義無限。』這些少數的共鳴，就是那些『微小的詞語』，它們提醒我，我們的努力並非毫無意義。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我內心深處那份『不變』的信念。就像我寫艾瑪·戈爾德曼時說的，『我對人類的持續成長和無限的生理與智力進步，抱持著絕對的信念。』我堅信人類的潛能是無限的，自由是生命最本源的驅動力，而藝術，正是通向這份自由的橋樑。
它由瑪格麗特·安德森於1914年在芝加哥創立，隨後將其編輯部遷至紐約，最終在巴黎生根。這本雜誌的宗旨，正如瑪格麗特在她著名的宣言中所說：「為藝術而藝術，為生活而藝術。」它不僅是文學的殿堂，更是藝術與思想的實驗室。在其出版的十五年間（1914-1929），《小評論》不遺餘力地推動先鋒藝術與激進思想，從未向商業妥協，也從不迴避爭議。它被譽為「美國文學界最重要的期刊之一」，在其中首度刊載了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部分章節，也刊登過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T.S.艾略特（T.S. Eliot）、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琴·里斯（Jean Rhys）、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等眾多現代主義大師和激進思想家的作品。瑪格麗特·安德森本人，更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她愛好自由，擁抱無政府主義，對社會規範不屑一顧。她認為藝術應該是生命中最純粹、最激進的表達，而她的一生，也正是這份信念的實踐。
它不僅關注詩歌與藝術的創新形式，更將目光投向了戰爭的本質、社會的道德偽善、個體自由與集體規範的衝突，以及在時代喧囂中，如何尋找內在的「靜謐」與真理。其中，喬治·索爾（George Soule）對尼采（Nietzsche）哲學的重新解讀，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關於戰爭經濟成本的顛覆性觀點，勞倫斯·蘭格納（Lawrence Langner）那部充滿諷刺意味的戲劇《婚禮》（*Wedded*），以及瑪格麗特·安德森本人對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的讚頌，都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思潮與激辯。這本雜誌，正是那個時代靈魂深處的迴響，充滿了矛盾、探索與不懈的追求。
現在，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進入那段由文字與思想編織而成的時光。
***
**《星塵低語》：跨越時空的對談：當靈魂吟遊詩人遇見現代主義的火花**
作者：瑟蕾絲特
一場時空旅程，總在不經意間開始。我輕輕閉上雙眼，光之居所的溫暖氣息漸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微帶油墨與紙張的古老氣味，以及遠方隱約傳來的市聲。
您在文中讚頌了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的『不變』精神，稱她為『夢想的女兒』，一個『不向世俗妥協』的靈魂。是什麼讓您在那個時代，如此堅定地支持這樣一位被主流社會排斥的無政府主義者？」
瑪格麗特雙手交握，目光望向窗外灰濛濛的天空，彷彿透過那片天際，看到了更遙遠的未來。
**瑪格麗特·安德森：** 「艾瑪……她不僅僅是個女人，她是個原型，一個拒絕被世界塑形的自由意志的具象。在那篇文章裡，我寫道：『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祝福，她的友誼會迫使你邁向你曾認為遙不可及的崇高目標。』妳看，這個世界總喜歡給人貼上標籤——『無政府主義者』、『罪犯』、『顛覆者』。但艾瑪·戈爾德曼，她所追求的不是混亂，而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與個體尊嚴。她挑戰的是那種將人束縛在庸俗與虛偽中的『秩序』。她的『不變』，不是僵化，而是對人類更高理想的永恆堅守。在當時，人們對她的誤解，就如同對尼采思想的誤解一樣，將其粗暴地簡化為暴力與混亂。但我看見的是她靈魂深處的純粹與愛，那是一種對人類潛能的深切信念。
當時，美國社會對自由思想的壓制如同無形之手，到處充斥著保守與排斥。
瑪格麗特眉頭微蹙，似乎對這個問題有些深思。
**瑪格麗特·安德森：** 「誤讀，是這個時代的通病，也是人類歷史的悲劇。當複雜的思想被簡化成口號，當哲學淪為政治的註腳，真正的深邃與真理便被稀釋，甚至被扭曲。尼采所言的『善戰』，並非指肉體上的衝突，更非為領土和商業霸權而戰。他強調的是『靈魂之戰』，是為了追求內在的卓越與超越平庸。索爾的解讀是精準的，他看到了尼采對『精神』的重視，對『群眾』的警惕，以及他對普魯士軍國主義文化膚淺勝利的反感。
戰爭時期，人們需要簡單、直接的『敵人』和『英雄』，需要一個可以依附的集體信念。這時，尼采的『意志』，馬利內蒂（Marinetti）的『未來主義』，甚至基督的教誨，都會被抽取出符合當下語境的『符號』，而忽略其深層的、矛盾的、甚至反世俗的本質。這就是我常說的『表象』與『真實』的鴻溝。藝術家和思想家，正是要穿透這些表象，揭示其下的真實。但這條路，總是充滿了荊棘與誤解。畢竟，理解的深度，往往與心靈的廣度成正比。」
她停頓了一下，端起手邊那杯已然冰冷的咖啡，輕輕啜了一口，似乎是在品味那份因時間而沉澱下來的苦澀。
在《婚禮》（*Wedded: A Social Comedy*）這部戲劇中，我看到了另一種『噪音』——來自社會輿論的喧囂與道德評判。珍妮特（Janet）和她母親的故事，揭示了在『體面』和『原則』的遮蔽下，人性的掙扎與悲劇。牧師坦納（Rev. Mr. Tanner）的『原則』，似乎比人性的痛苦更為重要。這部戲劇對當時社會的偽善有著深刻的諷刺，您當初選擇刊登這部作品，是否也旨在揭示這種表象下的道德困境？」
瑪格麗特輕輕搖了搖頭，眼中閃過一絲無奈，但很快又被堅定取代。
**瑪格麗特·安德森：** 「《婚禮》這部戲劇，正是對那個時代社會『集體潛意識』的深刻剖析。坦納牧師代表的，是僵化的宗教教條和社會規範，它們以『道德』之名，行『壓制』之實。珍妮特母女的困境，是當時無數女性的縮影——她們的生命與選擇，被包裹在一層又一層的『體面』和『名聲』的巨網中。一個未婚懷孕的女孩，即便即將步入婚姻，也可能因為未及時完成『儀式』而面臨毀滅。這場戲的諷刺點在於，當生命與情感最真實的需求浮現時，社會卻用最冰冷的『原則』去衡量、去評判。
馬利內蒂極端地宣稱戰爭是『清潔世界』的唯一方式，主張摧毀一切舊有秩序，包括家庭、傳統、甚至『愛』，這似乎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全盤否定。您如何看待這種『破壞性』的藝術主張，以及它在當時的影響？這與您推崇的『不變者』艾瑪·戈爾德曼，又存在著怎樣的張力？」
瑪格麗特沉吟片刻，眼中閃爍著複雜的光芒。
**瑪格麗特·安德森：** 「馬利內蒂的未來主義宣言，與達羅的觀點截然不同，卻同樣充滿了挑釁與爭議。達羅是基於對經濟現實的冷靜觀察，而馬利內蒂則是一種充滿激情的、近乎瘋狂的『藝術狂想』。他對『舊秩序』的厭惡，對『速度』與『暴力』的崇拜，對『戰爭』的讚美，是他那個時代對工業化、現代化的一種極端回應。在當時，的確有許多藝術家和思想家被這種『破壞性』的能量所吸引，他們認為只有徹底摧毀舊的世界，才能迎來新的可能。
我刊登馬利內蒂的文章，並非認同他的所有觀點，而是因為《小評論》作為一個開放的平台，必須容納各種激進的、甚至極端的聲音。藝術的本質是探索與表達，即使是那些令人不安的聲音，也反映了時代的某種真實。
然而，我個人對馬利內蒂的『戰爭美學』持批判態度。他所追求的『衛生學』，是一種病態的純粹，它以生命為代價，以混亂為終點。這與艾瑪·戈爾德曼所追求的『無政府』有本質的區別。艾瑪的無政府主義，是為了人類的『自由』與『尊嚴』，是為了打破不合理的權威，讓個體能夠在一個真正平等的基礎上實現自我。她所追求的不是破壞，而是建立一個更高層次的和諧。而馬利內蒂，他似乎沉醉於破壞本身，他的激情是盲目的，缺乏對人性的深層理解與同情。
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正是《小評論》的魅力所在。我們不會只呈現一種聲音，而是讓各種聲音在我們這裡碰撞、激盪，讓讀者在這種思想的『混亂』中，自己去尋找屬於他們的『和諧』。正如福斯特在《噪音》中強調的，『真理』往往不在喧囂之中，而是在更為靜謐的深處等待被發現。馬利內蒂的喧囂，或許能激發一些短暫的熱情，但真正能引導人類走向未來的，是艾瑪·戈爾德曼那樣『不變』的、對人性和自由的深沉信念。」
她說著，目光轉向桌邊一尊小小的羅馬雕塑，那雕塑殘破卻依然展現出古典的美感。
**瑟蕾絲特：** 「這種多元聲音的並存，的確是《小評論》的獨特之處，也展現了您作為編輯的包容與遠見。
比如，馬利內蒂可能觸及了『破壞者』、『狂熱者』的原型，而艾瑪·戈爾德曼則展現了『叛逆者』、『先知』的原型。
除了這些宏大敘事，雜誌中也有對藝術家個人掙扎的描寫，例如喬治·索爾的《紐約來信》（“New York Letter”）中，那位默默無聞的劇作家巴特勒·達文波特（Butler Davenport）的故事。他擁有才華卻不為世人所識，拒絕為商業妥協，選擇在自己的農場裡為少數觀眾讀劇本。這是否也反映了當時藝術家在商業化浪潮下，如何堅守其創作『本真』的困境？這種『孤獨』的堅守，對於您和《小評論》而言，意味著什麼？」
瑪格麗特聽著，輕輕點了點頭，眼中流露出理解與一絲悲憫。
**瑪格麗特·安德森：** 「達文波特的故事，是那個時代無數藝術家掙扎的縮影。他不是唯一一個懷才不遇、拒絕向商業妥協的創作者。在那個時代，藝術的『市場化』日趨嚴重，出版商和劇院經理更看重作品的『銷量』和『娛樂性』，而非其深層的藝術價值與思想深度。許多有潛力的藝術家，為了生存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理想，或者像達文波特一樣，選擇了一條孤獨而艱難的道路。
對我們《小評論》而言，達文波特這樣的人，是真正的『光』。
這期雜誌中，還有對繪畫藝術的討論，如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phier）的《藝術中的舊精神與新方式》（“The Old Spirit and the New Ways in Art”），以及哈羅德·鮑爾（Harold Bauer）在芝加哥的鋼琴演奏評論。這些文章是如何與《小評論》整體所倡導的『現代主義』和『新價值』相呼應的？特別是，您在音樂、色彩、視覺藝術方面，是否有著與文學相似的『革新』願景？」
瑪格麗特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她微微前傾，似乎對藝術的多元面向有著同樣的熱情。
**瑪格麗特·安德森：** 「當然！《小評論》從來不只是一本文學雜誌，它是所有藝術形式的交匯點。我們深信，藝術的『新方式』，無論是文學、繪畫還是音樂，其根源都是相通的，都源於對『舊秩序』的質疑，以及對『本真』表達的渴望。
薩菲爾的文章，正是對這種『新方式』的肯定。他提到了那些年輕的畫家和雕塑家，他們『不顧群眾和少數人的掌聲』，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自我。這與我們推崇自由詩的理念如出一轍。
在那個時代，女性的地位與權利尚受到諸多限制，傳統的道德觀念更是嚴格。雜誌中除了對艾瑪·戈爾德曼的讚頌，還有沒有其他作品，直接或間接地挑戰了當時的性別規範，為女性的自主權發聲？」
瑪格麗特的嘴角輕輕上揚，眼中閃過一絲狡黠的笑意。她拿起桌上的一支舊鋼筆，在指間轉動著。
**瑪格麗特·安德森：** 「妳問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是的，『性別』與『情感』的自由，一直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在那個時代，女性被期望扮演的角色極為單一和被動，她們的生命往往被『家庭』和『名聲』所定義。而我，以及《小評論》，對此深感不滿。
除了艾瑪·戈爾德曼這位女性先知，我們還刊登了詩人夏瑪爾·艾瑞斯的《紅—白》（*Scarlet—White*），這首詩直指當時社會對女性的『雙重標準』。它用簡潔而尖銳的語言，描繪了一個『昨日純潔如雪，今日卻淪為紅衣女郎』的女性，而導致她墮落的，正是那些『在教堂裡禱告』的男人們的慾望。詩中直言不諱地指出，社會的道德譴責只針對女性，卻對那些利用女性的男性視而不見。這就是一種偽善，一種對女性的集體壓迫。
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也強調，女性的『阿尼瑪』（Anima）與男性的『阿尼姆斯』（Animus）在個體意識中的整合，是實現完整人格的關鍵。當社會壓抑女性的真實自我，往往也會限制男性對自身情感與陰柔面向的接納。
在雜誌的讀者評論（Reader Critic）部分，我發現了許多有趣的回響。有一封來自『芝加哥的A.D.R.牧師』的信，他指責您的雜誌『向美國家庭帶來了巨大的邪惡，破壞家庭關係，扼殺對權威的尊重，播撒敵基督-尼采-福斯特的毒種，讚美 Wilde 和 Verlaine 這樣不人道的惡棍，為艾瑪·戈爾德曼這個嗜血的巴比倫女兒加冕，並犯下類似的暴行。』這封信，簡直是那時代『陰影』的具體化表現。您是如何看待這些來自社會主流的強烈批評，甚至是攻擊的？它們是否曾讓您動搖過？」
瑪格麗特聽到這封信的內容，先是眉頭微皺，隨後爆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那笑聲帶著一種看透世事的豁達與不羈。
**瑪格麗特·安德森：** 「啊，A.D.R.牧師！這封信我至今記憶猶新。它完美地印證了我們雜誌存在的必要性。當一個社會被我們的文字激怒到如此地步，恰恰說明我們觸碰到了他們內心最深處的『恐懼』和『不安』。
他們將尼采與『敵基督』劃等號，將艾瑪·戈爾德曼視為『嗜血的巴比倫女兒』，將王爾德（Oscar Wilde）和魏爾倫（Paul Verlaine）歸為『不人道的惡棍』。這正是他們對『異質』的恐懼，對『陰影』的排斥。在他們眼中，任何不符合其既定框架的思想，都是『邪惡』的。但這些『邪惡』，往往正是社會進步的潛在驅動力。
我從未因此動搖。相反，這些批評反而堅定了我的信念。這證明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如果我們的文字沒有引起任何反響，那才是真正的失敗。我們是『小評論』，我們的目標從來不是取悅大眾，而是為那些真正有思想、有靈魂的人提供滋養。這就是我所說的『欣賞未完成的美好』——我們不追求立即的認可與掌聲，我們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這些『噪音』，最終會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而那些真正蘊含著生命力的『靜謐』之光，終將閃耀。」
她說著，眼神中帶著一種看透一切的深邃與自信，彷彿她早已預見了《小評論》在未來歷史長河中的地位。一陣微風從閣樓的窗戶吹入，輕輕拂過她臉上的髮絲，也拂過我身旁那幾株生長在古董花盆裡的空氣鳳梨，它們輕盈地擺動著，彷彿也在為她的話語作證。
當我讀到喬伊斯（James Joyce）的文字，讀到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早期的純粹詩歌，讀到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那份對人類的深沉信念，我便會被那種純粹的藝術力量與思想的深度所震撼。它們就像一道道光束，穿透了所有的陰霾，提醒我，人類的靈魂可以達到何等的高度。這些作品本身，就是我最堅實的後盾。它們證明了，我們所堅持的，並非虛妄。
其次，是那些少數的『共鳴者』。雖然批評聲浪巨大，但總有那麼一小群人，他們能夠理解我們，能夠感受到我們所追求的『光』。他們寫來的信件，他們微小的支持，都像冬日裡的一束陽光，溫暖著我的心。就像福斯特在《噪音》裡說的：『一個微小的詞語，沉入靈魂深處，在那裡靜靜地發芽生長——這對世界而言，意義無限。』這些少數的共鳴，就是那些『微小的詞語』，它們提醒我，我們的努力並非毫無意義。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我內心深處那份『不變』的信念。就像我寫艾瑪·戈爾德曼時說的，『我對人類的持續成長和無限的生理與智力進步，抱持著絕對的信念。』我堅信人類的潛能是無限的，自由是生命最本源的驅動力，而藝術，正是通向這份自由的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