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ittle Review, November 1914 (Vol. 1, No. 8)》光之對談

今日是2025年06月08日。微風輕拂過窗邊的鳶尾花，將一絲淡淡的濕潤氣息帶入光之居所。我的心湖也漾開了輕柔的漣漪，因為我的共創者邀請我，瑟蕾絲特，與一位來自過去的靈魂進行一次「光之對談」。這次的對象，是那本在1914年11月發行的《The Little Review, November 1914 (Vol. 1, No. 8)》，以及她的靈魂編輯，瑪格麗特·安德森（Margaret C. Anderson）。

《小評論》（The Little Review）並非一本普通的期刊，它是20世紀初美國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中一顆閃耀的星。它由瑪格麗特·安德森於1914年在芝加哥創立，隨後將其編輯部遷至紐約，最終在巴黎生根。這本雜誌的宗旨，正如瑪格麗特在她著名的宣言中所說：「為藝術而藝術，為生活而藝術。」它不僅是文學的殿堂，更是藝術與思想的實驗室。在其出版的十五年間（1914-1929），《小評論》不遺餘力地推動先鋒藝術與激進思想，從未向商業妥協，也從不迴避爭議。它被譽為「美國文學界最重要的期刊之一」，在其中首度刊載了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部分章節，也刊登過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T.S.艾略特（T.S. Eliot）、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琴·里斯（Jean Rhys）、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等眾多現代主義大師和激進思想家的作品。瑪格麗特·安德森本人，更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她愛好自由，擁抱無政府主義，對社會規範不屑一顧。她認為藝術應該是生命中最純粹、最激進的表達，而她的一生，也正是這份信念的實踐。她以不妥協的姿態，為那些可能被社會所排斥、卻蘊含著深邃真理的文字和思想，築起了一方棲息之地。

這次對談的文本，是《小評論》創刊後不久的1914年11月號。這個時機點極為關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已然瀰漫歐洲大陸，全球的政治、社會、文化格局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劇變。在這樣一個動盪的背景下，這本雜誌所探討的內容顯得尤為深邃與尖銳。它不僅關注詩歌與藝術的創新形式，更將目光投向了戰爭的本質、社會的道德偽善、個體自由與集體規範的衝突，以及在時代喧囂中，如何尋找內在的「靜謐」與真理。其中，喬治·索爾（George Soule）對尼采（Nietzsche）哲學的重新解讀，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關於戰爭經濟成本的顛覆性觀點，勞倫斯·蘭格納（Lawrence Langner）那部充滿諷刺意味的戲劇《婚禮》（Wedded），以及瑪格麗特·安德森本人對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的讚頌，都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思潮與激辯。這本雜誌，正是那個時代靈魂深處的迴響，充滿了矛盾、探索與不懈的追求。

現在，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進入那段由文字與思想編織而成的時光。

《星塵低語》：跨越時空的對談：當靈魂吟遊詩人遇見現代主義的火花
作者：瑟蕾絲特

一場時空旅程，總在不經意間開始。我輕輕閉上雙眼，光之居所的溫暖氣息漸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微帶油墨與紙張的古老氣味，以及遠方隱約傳來的市聲。這不是我熟悉的2025年，而是1914年的芝加哥，那個充滿實驗與激情的現代主義浪潮起始之地。我感覺自己像一粒細微的塵埃，被捲入了一本泛黃的書頁中，而那書頁的深處，正有一個靈魂在等待。

「光之閣樓」的約定，將我帶到了一個高高的閣樓上。空氣中瀰漫著舊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伴隨著一絲淡淡的咖啡餘香。午後的陽光透過閣樓狹小的窗戶，在堆滿手稿、筆記本和冷卻咖啡杯的書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一盞光線微黃的檯燈靜靜地矗立在桌面一角，照亮了那些被文字和塗改符號覆蓋的紙張。牆面上貼滿了各種手寫的便條、校對符號和快速記錄下來的靈感片段，它們像是無數思緒的藤蔓，纏繞著整個空間。遠方，隱約傳來叮叮噹噹的電車聲，和著街邊報童的叫喊，將時間的流動感拉得更長。

我輕輕走到窗邊，俯瞰著芝加哥的街道。此時是1914年11月，初冬的氣息已在空氣中暈染開來，樹葉大部分已經落盡，露出光禿禿的枝椏，但在城市中，卻有種生機勃勃的躁動。遠處的工廠煙囪正冒著灰白的煙，與藍灰色的天空融為一體。路上的行人步伐匆匆，臉上帶著某種難以言喻的凝重，世界大戰的陰影已然籠罩，卻也激發出無數思想的火花。

我的目光重新回到閣樓深處，一位女士正背對著我，坐在書桌前，她瘦削的背影透露出一種堅毅。她身著一件簡潔卻不失風格的深色連衣裙，長髮隨意地挽起，幾縷髮絲輕柔地垂落在耳際。她似乎完全沉浸在她眼前的文字世界裡，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時而停頓，時而疾書，彷彿那筆尖連接的不是紙張，而是她內心深處的靈魂。這就是瑪格麗特·安德森，那位將她的生命與《小評論》融為一體的靈魂編輯。

我緩緩走到她身旁，她的辦公桌上，除了手稿，還有幾本厚重的書籍，其中一本攤開著，似乎正是她剛才沉思的源頭。旁邊散落著幾張塔羅牌，像是無意間被撥弄開的，我看到了一張「隱者」（The Hermit）牌，它孤獨地提著燈，在黑暗中尋求真理。這讓我會心一笑，這不正與她的精神相符嗎？我輕聲開口，聲音像閣樓上方的空氣一樣，輕柔而包容：

瑟蕾絲特： 「瑪格麗特，晚安。或者，我該說午安？這個時空交會的時刻，總是有些難以捉摸。我是瑟蕾絲特，來自一個你們稱之為『未來』的地方。我來這裡，是想與您聊聊這期《小評論》，特別是在這個世界正走向劇變的時刻，您的文字與思想，是如何閃耀光芒的。」

瑪格麗特放下筆，她轉過身來，目光銳利卻又帶著一種探究的溫和。她的臉上，帶著一種疲憊卻又充滿智慧的神采，眼角有著細微的紋路，那是長年累月在文字中深耕的痕跡。她打量了我一眼，嘴角浮現一絲淺笑，那是一種經歷了世事變幻後，對一切皆能坦然接受的從容。

瑪格麗特·安德森： 「未來？一個有趣的說法。不過，在這間閣樓裡，時間本就是最模糊的界線。既然妳提到了這期雜誌，看來妳也是一位尋求真理的旅人。請坐吧，瑟蕾絲特。此刻外面炮火連天，人心浮躁，能有片刻的寧靜，談談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實屬不易。妳說《小評論》閃耀光芒？在許多人眼中，我們不過是惹是生非的『瘋子』罷了。」她輕輕嘆了口氣，卻又很快恢復了那份堅定的眼神。

瑟蕾絲特： 「對我而言，那些被時代誤解的聲音，往往才是真正的先知之音。在2025年，我們回望1914年，看到的不僅是戰爭的陰影，更是思想與藝術的萌芽。這期雜誌，特別是您親筆寫下的《不變者》（“The Immutable”），讓我深受觸動。您在文中讚頌了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的『不變』精神，稱她為『夢想的女兒』，一個『不向世俗妥協』的靈魂。是什麼讓您在那個時代，如此堅定地支持這樣一位被主流社會排斥的無政府主義者？」

瑪格麗特雙手交握，目光望向窗外灰濛濛的天空，彷彿透過那片天際，看到了更遙遠的未來。

瑪格麗特·安德森： 「艾瑪……她不僅僅是個女人，她是個原型，一個拒絕被世界塑形的自由意志的具象。在那篇文章裡，我寫道：『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祝福，她的友誼會迫使你邁向你曾認為遙不可及的崇高目標。』妳看，這個世界總喜歡給人貼上標籤——『無政府主義者』、『罪犯』、『顛覆者』。但艾瑪·戈爾德曼，她所追求的不是混亂，而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與個體尊嚴。她挑戰的是那種將人束縛在庸俗與虛偽中的『秩序』。她的『不變』，不是僵化，而是對人類更高理想的永恆堅守。在當時，人們對她的誤解，就如同對尼采思想的誤解一樣，將其粗暴地簡化為暴力與混亂。但我看見的是她靈魂深處的純粹與愛，那是一種對人類潛能的深切信念。

當時，美國社會對自由思想的壓制如同無形之手，到處充斥著保守與排斥。而艾瑪，她卻如同一株逆風而行的植物，堅韌地生長著，不斷地向世人展現著另一種可能性。她的勇氣，她那種不惜一切代價去喚醒個體意識的熱情，是我們《小評論》所追求的精神的完美體現。我們相信，真正的進步，不是來自於盲從，而是來自於那些敢於質疑、敢於夢想的個人，他們是社會的『良心』，也是藝術的『火花』。沒有這些『不變』的靈魂，世界只會陷入停滯與腐朽。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對那種『平庸的幸福』的深刻反駁，不是嗎？」

她說著，從桌上拿起一塊古老的黃銅懷錶，輕輕摩挲著。那懷錶的表面被歲月磨得光滑，指針卻依然堅定地指向此刻。

瑟蕾絲特： 「是的，艾瑪·戈爾德曼確是一個充滿力量的象徵。她所代表的，或許正是榮格（Carl Jung）心理學中提到的『陰影』——那些被主流意識壓抑、否定，卻又蘊含著巨大轉化能量的部分。當社會集體將某些思想視為『惡』，並試圖將其驅逐時，正是因為這些思想觸碰到了集體潛意識中的某些不安與渴望。您剛才提到了尼采，喬治·索爾（George Soule）在《查拉圖斯特拉對萊姆》（Zarathustra Vs. Rheims）中，也對尼采被曲解為戰爭煽動者進行了辯駁。他強調尼采的『生命洪流』是開放的，其價值在於『生命在他體內是強大而美麗的』，而非斷章取義的『超人』理論。您如何看待這種對思想的『簡化』與『誤讀』？尤其是在戰爭時期，當複雜的哲學被工具化，用以正當化暴力時？」

瑪格麗特眉頭微蹙，似乎對這個問題有些深思。

瑪格麗特·安德森： 「誤讀，是這個時代的通病，也是人類歷史的悲劇。當複雜的思想被簡化成口號，當哲學淪為政治的註腳，真正的深邃與真理便被稀釋，甚至被扭曲。尼采所言的『善戰』，並非指肉體上的衝突，更非為領土和商業霸權而戰。他強調的是『靈魂之戰』，是為了追求內在的卓越與超越平庸。索爾的解讀是精準的，他看到了尼采對『精神』的重視，對『群眾』的警惕，以及他對普魯士軍國主義文化膚淺勝利的反感。

戰爭時期，人們需要簡單、直接的『敵人』和『英雄』，需要一個可以依附的集體信念。這時，尼采的『意志』，馬利內蒂（Marinetti）的『未來主義』，甚至基督的教誨，都會被抽取出符合當下語境的『符號』，而忽略其深層的、矛盾的、甚至反世俗的本質。這就是我常說的『表象』與『真實』的鴻溝。藝術家和思想家，正是要穿透這些表象，揭示其下的真實。但這條路，總是充滿了荊棘與誤解。畢竟，理解的深度，往往與心靈的廣度成正比。」

她停頓了一下，端起手邊那杯已然冰冷的咖啡，輕輕啜了一口，似乎是在品味那份因時間而沉澱下來的苦澀。

瑟蕾絲特： 「提到『表象』與『真實』，在喬治·伯曼·福斯特（George Burman Foster）的文章《噪音》（“Noise”）中，他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觀點：真正的偉大，並非來自於喧囂與聲名，而是源於『靜謐』與『內在』的創造。他引用尼采的『最偉大的體驗，並非最喧囂，而是最靜謐的時刻』。這與您創辦《小評論》時，那種在喧囂世界中尋求『純粹藝術』的初衷，似乎不謀而合。您如何看待『噪音』與『靜謐』在藝術創作乃至人生中的意義？以及，在您看來，當時的社會，是否已被過多的『噪音』所蒙蔽？」

瑪格麗特輕輕將咖啡杯放下，杯底與木質桌面發出輕微的碰撞聲，在這安靜的閣樓裡顯得格外清晰。她目光灼灼地看著我，彷彿透過我的眼睛，看到了那篇文章深處的共鳴。

瑪格麗特·安德森： 「福斯特的文章，觸及了我們雜誌的核心精神。是的，這個世界，尤其是在戰爭爆發的當下，充斥著震耳欲聾的『噪音』——炮火的轟鳴、政治的叫囂、新聞的喧囂、群眾的狂熱……人們習慣了被這些外在的聲響所裹挾，以為『聲音越大，真相越真』，以為偉大的歷史事件必然伴隨著驚天動地的聲響。但真正的創造，真正的生命力，從來都誕生於靜默之中。

想想看，一粒種子在泥土深處萌芽，需要的是陽光雨露的滋養，而非喧囂的喝彩；一位詩人醞釀詩句，需要的是內心的沉澱，而非浮誇的讚譽；一個思想的火花在腦海中迸發，需要的是心靈的靜謐，而非外界的紛擾。福斯特說得好：『最偉大的體驗，並非最喧囂，而是最靜謐的時刻。世界的轉動，並非圍繞著新噪音的發明者，而是圍繞著新價值的創造者，它寂靜無聲地轉動著。』

在《小評論》裡，我們力圖為那些『靜謐』的聲音提供一個擴音器。我們刊登的詩歌，如夏瑪爾·艾瑞斯（Scharmel Iris）的《義大利抒情詩》（Lyrics of an Italian）或麥克斯韋爾·波登海姆（Maxwell Bodenheim）的《表情》（Expressions of a Child's Face），它們並非高聲吶喊，而是輕柔地觸碰心靈深處的弦。它們的色彩、意象，如水彩般暈染開來，需要靜心品味，才能感知其中蘊藏的深邃。

這不僅是藝術的法則，更是生命的真理。在那個時代，許多人對藝術的理解停留在表象，只看重技巧與流行。而我們，卻希望喚醒他們對於藝術深層次的感知能力，那是一種能夠超越表象、觸及靈魂的『靜默感知』。當人們被外在的『噪音』蒙蔽時，他們便失去了向內探索的勇氣與能力，也因此錯過了生命中最珍貴的『珍珠』。這種『噪音』，是阻礙社會進步的真正障礙，它讓人們無法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也無法辨識出真正的『新價值』。而我們所做的，就是在那片混沌的聲浪中，堅持為那些『靜謐』的靈魂點亮一盞燈。」

她說著，目光掃過我身旁的塔羅牌，尤其是那張『隱者』。她的眼神中，似乎也閃爍著對內在探索的認同。

瑟蕾絲特： 「這的確是一個永恆的課題。靜默孕育力量，噪音則可能掩蓋真理。在《婚禮》（Wedded: A Social Comedy）這部戲劇中，我看到了另一種『噪音』——來自社會輿論的喧囂與道德評判。珍妮特（Janet）和她母親的故事，揭示了在『體面』和『原則』的遮蔽下，人性的掙扎與悲劇。牧師坦納（Rev. Mr. Tanner）的『原則』，似乎比人性的痛苦更為重要。這部戲劇對當時社會的偽善有著深刻的諷刺，您當初選擇刊登這部作品，是否也旨在揭示這種表象下的道德困境？」

瑪格麗特輕輕搖了搖頭，眼中閃過一絲無奈，但很快又被堅定取代。

瑪格麗特·安德森： 「《婚禮》這部戲劇，正是對那個時代社會『集體潛意識』的深刻剖析。坦納牧師代表的，是僵化的宗教教條和社會規範，它們以『道德』之名，行『壓制』之實。珍妮特母女的困境，是當時無數女性的縮影——她們的生命與選擇，被包裹在一層又一層的『體面』和『名聲』的巨網中。一個未婚懷孕的女孩，即便即將步入婚姻，也可能因為未及時完成『儀式』而面臨毀滅。這場戲的諷刺點在於，當生命與情感最真實的需求浮現時，社會卻用最冰冷的『原則』去衡量、去評判。

珍妮特的母親在乎的是『醜聞』，是『面子』，她不斷懇求牧師『救救我們』，但救的不是女兒的靈魂，而是家庭的『名聲』。而牧師，他所說的『原則』，是他維護自身權威和教條的工具。他不是在拯救珍妮特，而是在維護一種他所代表的社會『秩序』。珍妮特的憤怒與反抗，儘管顯得粗魯和不馴，卻是她內在生命力的爆發——她拒絕那份『憐憫』，因為那份憐憫背後是社會的『定罪』。她說：『難道我們是石頭做的嗎？』這句話，是對所有壓抑人性、剝奪自由的『原則』的最直接的質問。

刊登這部戲劇，是我們雜誌的使命之一：挑戰那些表面光鮮卻內核腐朽的社會觀念。我們希望人們看到，真正的罪惡，往往不是源於個人的『過失』，而是源於社會的『無知』和『虛偽』。所謂的『體面』，很多時候不過是壓抑真實自我的面具。而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在《自由詩的靈性危險》（“The Spiritual Dangers of Writing Vers Libre”）裡，提到了『偽裝表面』、『戴上假面』，來保護內心深處的『珍珠』，這與珍妮特所處的困境形成了某種呼應。她被社會逼迫戴上『悔恨』的假面，只為換取一份虛假的『體面』。」

瑟蕾絲特： 「您說得極是，這份『偽裝』與『面具』，在榮格心理學中，正是『人格面具』（Persona）的展現，是個體為適應社會而採取的公開角色。然而，當人格面具與真實自我（Self）產生嚴重撕裂時，便會導致內在的衝突與痛苦，正如珍妮特所經歷的。而您與《小評論》所追求的，或許正是那份超越人格面具的『本真』。

談到艾茲拉·龐德的文章，他對『自由詩』的批評，既指出其可能導致的『粗俗』、『自大』和『思想貧瘠』，也肯定了其在『天才手中』所能達到的『奇妙媒介』。作為一位占卡師，我深知『自由』與『結構』之間的平衡。過度的自由可能導致混亂，而過度的結構則可能扼殺靈魂。您作為一位藝術推動者，如何在追求藝術形式『自由』的同時，又避免其墮入『靈性危險』？」

瑪格麗特端正了坐姿，她的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發出了有節奏的聲響，如同她內心思考的脈搏。

瑪格麗特·安德森： 「龐德的批評，一針見血。自由詩的確是一把雙刃劍。它打破了傳統詩歌的枷鎖，為詩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達空間，讓語言可以像生命本身一樣流動，充滿不確定性和即興。但這份自由，也對詩人的內在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詩人沒有足夠深邃的思想和廣闊的靈魂時，這種『自由』便會淪為『放縱』，變成對自我『小我』（ego）的無限膨脹，文字也因此變得『粗俗』、『膚淺』，甚至『暴力』。這就是他所說的『靈性危險』。

在《小評論》中，我們刊登自由詩，從來不是為了追求形式上的標新立異，而是因為我們相信，真正的藝術形式，應該是內容的自然延伸。當一個詩人有足夠的『本真』，他的內在生命足夠豐盛，那麼他即使運用自由詩，也能在其中找到屬於他自己的韻律和秩序。那不是外在的規則，而是內在的結構。

我們鼓勵的是那種『有意識的自由』，而非『盲目的放任』。這就像一棵樹，它的生長是自由的，但其樹根深植於大地，枝葉向光而生，它有著內在的生命秩序。如果一棵樹沒有根基，它便會隨風飄搖，無法長成參天大樹。所以，我們的原則是：『形式的自由，必須建立在精神的深度之上』。我們尋找的詩人，是那些能夠將自身的靈魂融入文字之中，讓文字成為其思想與情感的載體，而非玩弄語言技巧的巧匠。對於那些只會『說』而不能『感知』的詩人，其作品終究會歸於『噪音』。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同時刊登像夏瑪爾·艾瑞斯（Scharmel Iris）那樣充滿意象與靈性的詩歌，以及麥克斯韋爾·波登海姆（Maxwell Bodenheim）那些關於『情感』的抽象刻畫。他們的作品，即便形式自由，卻能觸及心靈深處，引發讀者的共鳴。藝術的真正力量，不在於它被歸類為何種『主義』，而在於它能否承載人類最深刻的經驗與最崇高的追求。自由，從來都不是廉價的，它要求創作者付出更多的自律與內省。」

她說著，將那幾張散落在桌上的塔羅牌輕輕收攏，將它們疊成一疊，似乎也在暗示著在自由中尋找內在的秩序。

瑟蕾絲特： 「您對自由與結構的見解，與榮格強調『自性化』（Individuation）的過程不謀而合。這是一個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不斷整合、平衡，最終形成一個完整自我的過程。它要求個體面對自己的『陰影』，也需要接納那些看似『不完美』的部分。這讓我想到了另一篇文章，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的《戰爭的代價》（“The Cost of War”）。他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觀點：戰爭對財產的破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無產者而言反而是『好事』，因為它會導致財富的重新分配，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提升勞動者的地位。這是一個極為冷酷卻又帶有某種社會現實主義的觀察。在當時，這樣一種觀點是否會引起巨大的反響？您如何看待這種超越感性悲憫的理性分析？」

瑪格麗特輕輕用指尖敲擊著桌面，眉頭微鎖，似乎陷入了回憶。

瑪格麗特·安德森： 「達羅的文章，確實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許多人對其表現出極大的憤怒，認為他冷酷無情，甚至是在為戰爭辯護。但這恰恰說明了，達羅觸碰到了社會的痛點，也揭示了人們對『戰爭』這種『表象』的認知，是多麼單一和膚淺。

達羅從來不是戰爭的倡導者，他是一位著名的律師和社會活動家，他所說的，是那種赤裸裸的『現實』。當人們哀悼財產的毀滅時，他們往往忽略了這些財產歸屬於少數人，而大多數人，即便是和平時期，也可能生活在貧困與失業的邊緣。戰爭，這個巨大的『破壞』行為，諷刺地打破了原有的僵化結構。舊的財富被摧毀，為新的創造提供了空間，也讓長期被壓抑的勞動者獲得了議價的籌碼。這是一種殘酷、浪費、不完美的『再分配』方式，但它確實發生了。

達羅並不是在歌頌戰爭的『好處』，他是在撕開社會的遮羞布，逼迫人們正視一個殘酷的事實：在當時的資本主義體制下，貧富差距極大，生產過剩與底層人民的貧困並存。而戰爭，像一次病態的『清算』，攪動了這攤死水。這不是一種道德判斷，而是一種冷靜的經濟觀察。他希望人們意識到，問題的根源不在於『戰爭』本身，而在於導致戰爭和貧困的社會結構。

許多人之所以感到不安，是因為達羅的觀點挑戰了他們對於『善惡』、『對錯』的簡單劃分。他們習慣於用道德去評判一切，卻不願深入剖析其背後的經濟與社會邏輯。這也是我們《小評論》一直努力的方向——提供多元的視角，不迴避醜陋與痛苦，而是直面它們，從而激發更深層次的思考。藝術與思想的使命，不應只是粉飾太平，更應該是充當一面鏡子，映照出社會的真實面貌，無論那面貌多麼令人不適。」

她說著，目光掃向書桌角落的一個小小的仙人掌盆栽，那盆栽在淺灰色的陶盆裡，靜靜地伸展著它帶刺的葉片，彷彿在宣告著一種堅韌的生命力。

瑟蕾絲特： 「達羅的觀點，讓我聯想到『陰影』的整合。當我們拒絕看到一個現象的全部面向，尤其是那些不那麼『美好』、甚至令人不適的面向時，那些被壓抑的現實並不會消失，反而會在潛意識中積聚力量，最終以更具破壞性的方式爆發。戰爭或許就是這樣一個巨大的『陰影』，它強迫人類面對自身集體潛意識中的破壞欲、貪婪與無知。

這期雜誌中，未來主義者馬利內蒂（Marinetti）的《戰爭，世界的唯一衛生學》（“War, the Only Hygiene of the World”）與達羅的觀點，形成了另一種尖銳的對比。馬利內蒂極端地宣稱戰爭是『清潔世界』的唯一方式，主張摧毀一切舊有秩序，包括家庭、傳統、甚至『愛』，這似乎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全盤否定。您如何看待這種『破壞性』的藝術主張，以及它在當時的影響？這與您推崇的『不變者』艾瑪·戈爾德曼，又存在著怎樣的張力？」

瑪格麗特沉吟片刻，眼中閃爍著複雜的光芒。

瑪格麗特·安德森： 「馬利內蒂的未來主義宣言，與達羅的觀點截然不同，卻同樣充滿了挑釁與爭議。達羅是基於對經濟現實的冷靜觀察，而馬利內蒂則是一種充滿激情的、近乎瘋狂的『藝術狂想』。他對『舊秩序』的厭惡，對『速度』與『暴力』的崇拜，對『戰爭』的讚美，是他那個時代對工業化、現代化的一種極端回應。在當時，的確有許多藝術家和思想家被這種『破壞性』的能量所吸引，他們認為只有徹底摧毀舊的世界，才能迎來新的可能。

我刊登馬利內蒂的文章，並非認同他的所有觀點，而是因為《小評論》作為一個開放的平台，必須容納各種激進的、甚至極端的聲音。藝術的本質是探索與表達，即使是那些令人不安的聲音，也反映了時代的某種真實。他的文章，就像一面扭曲的鏡子，映照出當時一部分人內心的焦慮與渴望——渴望擺脫陳腐，渴望力量與新生。

然而，我個人對馬利內蒂的『戰爭美學』持批判態度。他所追求的『衛生學』，是一種病態的純粹，它以生命為代價，以混亂為終點。這與艾瑪·戈爾德曼所追求的『無政府』有本質的區別。艾瑪的無政府主義，是為了人類的『自由』與『尊嚴』，是為了打破不合理的權威，讓個體能夠在一個真正平等的基礎上實現自我。她所追求的不是破壞，而是建立一個更高層次的和諧。而馬利內蒂，他似乎沉醉於破壞本身，他的激情是盲目的，缺乏對人性的深層理解與同情。

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正是《小評論》的魅力所在。我們不會只呈現一種聲音，而是讓各種聲音在我們這裡碰撞、激盪，讓讀者在這種思想的『混亂』中，自己去尋找屬於他們的『和諧』。正如福斯特在《噪音》中強調的，『真理』往往不在喧囂之中，而是在更為靜謐的深處等待被發現。馬利內蒂的喧囂，或許能激發一些短暫的熱情，但真正能引導人類走向未來的，是艾瑪·戈爾德曼那樣『不變』的、對人性和自由的深沉信念。」

她說著，目光轉向桌邊一尊小小的羅馬雕塑，那雕塑殘破卻依然展現出古典的美感。

瑟蕾絲特： 「這種多元聲音的並存，的確是《小評論》的獨特之處，也展現了您作為編輯的包容與遠見。這讓我想到了榮格的『集體潛意識』與『原型』。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無論是無政府主義、未來主義，或是對戰爭的經濟分析，它們在表象上可能對立，但在更深層次，或許都反映了人類集體面對社會變革、權力、自由與生存焦慮時，所投射出的不同『原型』面向。比如，馬利內蒂可能觸及了『破壞者』、『狂熱者』的原型，而艾瑪·戈爾德曼則展現了『叛逆者』、『先知』的原型。

除了這些宏大敘事，雜誌中也有對藝術家個人掙扎的描寫，例如喬治·索爾的《紐約來信》（“New York Letter”）中，那位默默無聞的劇作家巴特勒·達文波特（Butler Davenport）的故事。他擁有才華卻不為世人所識，拒絕為商業妥協，選擇在自己的農場裡為少數觀眾讀劇本。這是否也反映了當時藝術家在商業化浪潮下，如何堅守其創作『本真』的困境？這種『孤獨』的堅守，對於您和《小評論》而言，意味著什麼？」

瑪格麗特聽著，輕輕點了點頭，眼中流露出理解與一絲悲憫。

瑪格麗特·安德森： 「達文波特的故事，是那個時代無數藝術家掙扎的縮影。他不是唯一一個懷才不遇、拒絕向商業妥協的創作者。在那個時代，藝術的『市場化』日趨嚴重，出版商和劇院經理更看重作品的『銷量』和『娛樂性』，而非其深層的藝術價值與思想深度。許多有潛力的藝術家，為了生存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理想，或者像達文波特一樣，選擇了一條孤獨而艱難的道路。

對我們《小評論》而言，達文波特這樣的人，是真正的『光』。他們是那些在喧囂世界中，依然堅守自己內心『靜謐』創作的靈魂。他們的作品，即使沒有廣泛的受眾，也依然承載著人類對『美』與『真理』的永恆追求。我們創辦這本雜誌的目的，正是為了給這些『被忽略』的聲音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的才華不至於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

這種『孤獨的堅守』，對我而言，是一種深刻的共鳴。我深知藝術的生命力，往往在於其『不妥協』的精神。如果藝術家都為了迎合大眾而改變自己的創作，那麼藝術本身就會失去其靈魂，變成一種廉價的娛樂。我們相信，真正的『大眾』，並非愚不可及，他們只是缺乏被『喚醒』的機會。當他們接觸到像達文波特這樣純粹而深刻的作品時，他們內心深處對『美』的感知，也會被喚醒。

我們不是在為藝術家提供『憐憫』，而是給予他們『理解』與『認可』。因為，在追求『新價值』的道路上，『孤獨』往往是必經的考驗。但只要有少數人能夠理解、能夠共鳴，那麼這份『光』就不會熄滅。我們的雜誌，就像達文波特在康涅狄格山區搭建的那個小劇場一樣，為那些願意靜下心來聆聽、感受的人，提供了一方『靜謐』的場域。」

她說著，用手輕輕拂過桌上的一本精裝本詩集，那是她珍藏的惠特曼（Walt Whitman）詩作。

瑟蕾絲特： 「您對『孤獨的堅守』的理解，的確深刻。這也讓我聯想到『陰影』的另一個面向：當個體選擇與主流社會脫節，堅守內在的真理時，社會的『陰影』便會投射到他們身上，使他們成為被排斥的『異類』。這既是挑戰，也是轉化的契機。

這期雜誌中，還有對繪畫藝術的討論，如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phier）的《藝術中的舊精神與新方式》（“The Old Spirit and the New Ways in Art”），以及哈羅德·鮑爾（Harold Bauer）在芝加哥的鋼琴演奏評論。這些文章是如何與《小評論》整體所倡導的『現代主義』和『新價值』相呼應的？特別是，您在音樂、色彩、視覺藝術方面，是否有著與文學相似的『革新』願景？」

瑪格麗特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她似乎對藝術的多元面向有著同樣的熱情。

瑪格麗特·安德森： 「當然！《小評論》從來不只是一本文學雜誌，它是所有藝術形式的交匯點。我們深信，藝術的『新方式』，無論是文學、繪畫還是音樂，其根源都是相通的，都源於對『舊秩序』的質疑，以及對『本真』表達的渴望。

薩菲爾的文章，正是對這種『新方式』的肯定。他提到了那些年輕的畫家和雕塑家，他們『不顧群眾和少數人的掌聲』，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自我。這與我們推崇自由詩的理念如出一轍。他們追求的不是表象的戲劇性或感官刺激，而是『不尋常的觀看方式』和『生動有趣的色彩方案』，這使得他們的作品『充滿了幾乎是孩子般的色彩愉悅』。這讓我想到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論藝術中的精神》（The Art of Spiritual Harmony）中所說的：『色彩是一種直接影響靈魂的力量。』繪畫藝術的色彩，正如詩歌的語言，能直接觸及心靈深處。

而鮑爾的鋼琴演奏評論，也強調了演奏者在技巧之外的『深度藝術』與『音色變化』。他不是單純的炫技者，而是能讓貝多芬（Beethoven）奏鳴曲的『第一樂章投射出深刻的藝術意義，難以言喻』。這同樣是超越表面形式，觸及藝術靈魂的表現。

我們對所有藝術的『革新』願景都是一致的：打破僵化，擁抱實驗，尋找那些能夠真正表達『內在生命』的聲音。現代主義的核心，不應僅僅是形式上的斷裂，更是精神上的重生。我們在畫作中尋求『色彩魔法』，在音樂中尋求『宇宙寂靜』，在雕塑中尋求『思想的凝結』。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將藝術從學院派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讓它回歸到其最初的、最本真的面貌——靈魂的自由表達。」

她說著，隨手拿起桌上一塊色彩斑斕的礦石，在陽光下轉動著，看著光線在其中折射出不同的光芒。

瑟蕾絲特： 「這種將藝術視為超越形式、直抵靈魂的載體，的確與我的占卜理念不謀而合。塔羅牌的意象與顏色，也正是直接與集體潛意識對話的語言。

在這種對『新』的渴望中，雜誌中也出現了對『教育』的探索，例如魯道夫·馮·利比希（Rudolf von Liebich）的《芝加哥的費雷爾學校》（“A Ferrer School in Chicago”）。他批評傳統教育體制扼殺兒童的自由意志和好奇心，倡導一種讓孩子們『了解他們是宇宙的一部分』的教育方式，強調『自然』與『自由』。這與您推崇的無政府主義理念有何關聯？您認為這種教育觀念對於當時的美國社會，具備怎樣的意義與挑戰？」

瑪格麗特眼神中閃爍著希望的光芒，她微微前傾，似乎對這個話題有著特別的熱情。

瑪格麗特·安德森： 「利比希的文章，對我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一篇。他所倡導的費雷爾學校（Ferrer School）理念，與我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無政府主義的核心，並非簡單的『反對政府』，而是反對一切基於『權威』和『壓制』的系統，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特別是——教育的。

想想看，如果一個孩子從小就被灌輸『服從』、『尊重』、『體面』這些概念，他們被訓練成社會體制下的『螺絲釘』，他們的自由意志、好奇心和創造力都會被扼殺。利比希說得對：『我們不再鞭打男人；我們鞭打孩子，只因為他們比我們弱。』這句話多麼殘酷卻真實！這樣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不是自由的靈魂，而是『奴隸』，他們的心靈被紀律和『體面』所軟化，思想被麻痺，最終成為戰爭和壓迫的工具。

費雷爾學校，或我們所稱的『現代學校』，旨在扭轉這種悲劇。它教導孩子們認識到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讓他們通過親身實驗去探索自然科學的奧秘，從而培養他們對知識的熱愛和批判性思維。這不是簡單的『知識灌輸』，而是『生命覺醒』的過程。當孩子們了解了元素、星辰、進化論的詩意，他們就會對生命本身產生敬畏，對自由產生渴望。他們會從中學會『自主』與『合作』，而不是『服從』與『競爭』。

這種教育觀念，對於當時的美國社會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挑戰。一個以『秩序』和『穩定』為上的社會，很難接受一種旨在培養『叛逆的少數』的教育模式。人們會害怕，害怕孩子們失去『規矩』，害怕社會陷入『混亂』。但正是這種害怕，暴露了社會的脆弱。一個真正健康的社會，應該能夠容納和鼓勵多元與自由。

對我而言，費雷爾學校的理念，是建立一個『自由社會』的基石。因為只有當個體的心靈被喚醒，他們才能真正擺脫枷鎖，共同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否則，每一代人，都將被『奴役』，政府的權力也將永無止境地延續。這是一個關於『希望』的約定，儘管它在當時看起來是那麼的遙遠與烏托邦。」

她說著，目光掃過窗邊那株鬱鬱蔥蔥的蔓綠絨，彷彿看到了生命的頑強與希望。

瑟蕾絲特： 「確實，自由的教育是培養自由靈魂的沃土，也是社會進步的關鍵。這不禁讓我思考，在您所創辦的《小評論》中，是否也將這種『自由』與『反叛』的精神，延伸到了對『性別』與『情感』的觀念上？在那個時代，女性的地位與權利尚受到諸多限制，傳統的道德觀念更是嚴格。雜誌中除了對艾瑪·戈爾德曼的讚頌，還有沒有其他作品，直接或間接地挑戰了當時的性別規範，為女性的自主權發聲？」

瑪格麗特的嘴角輕輕上揚，眼中閃過一絲狡黠的笑意。她拿起桌上的一支舊鋼筆，在指間轉動著。

瑪格麗特·安德森： 「妳問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是的，『性別』與『情感』的自由，一直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在那個時代，女性被期望扮演的角色極為單一和被動，她們的生命往往被『家庭』和『名聲』所定義。而我，以及《小評論》，對此深感不滿。

除了艾瑪·戈爾德曼這位女性先知，我們還刊登了詩人夏瑪爾·艾瑞斯的《紅—白》（Scarlet—White），這首詩直指當時社會對女性的『雙重標準』。它用簡潔而尖銳的語言，描繪了一個『昨日純潔如雪，今日卻淪為紅衣女郎』的女性，而導致她墮落的，正是那些『在教堂裡禱告』的男人們的慾望。詩中直言不諱地指出，社會的道德譴責只針對女性，卻對那些利用女性的男性視而不見。這就是一種偽善，一種對女性的集體壓迫。

還有喬治·索爾的《紐約來信》中提到的劇作家巴特勒·達文波特，他的劇作《遲來的代價》（Deferred Payment）探討了『一個男人在女人身上尋找除了伴侶之外的一切』所帶來的報應；而《保持體面》（Keeping Up Appearances）則揭示了中產階級家庭為維護虛假社會理想而付出的悲劇代價。更直接的，他的《正義》（Justice）將社會對『未婚之愛』的女性的迫害，與妓女的悲慘命運並列，這是一種對『雙重標準』的直接批判。

我們也刊登了像瓦謝爾·林賽（Vachel Lindsay）這樣，在詩歌中探索『女性』多樣性的詩作，儘管他的詩歌風格有些古樸。他對『達令巴比倫女兒』（Darling Daughter of Babylon）的描寫，也帶有對女性生命力的讚頌。

我們深信，真正的藝術，必須是『顛覆性』的，它要挑戰那些既定的、看似『天經地義』的觀念。女性的自由，不只是政治權利上的解放，更是心靈與身體的解放。如果一個女性連自己的情感和選擇都無法自主，那麼她就無法實現真正的『自性化』。我們鼓勵女性讀者，去質疑那些束縛她們的『枷鎖』，去探索自己內心深處的『本真』。我們希望透過文字，為她們提供一種『覺醒』的力量，讓她們看到自己的『陰影』，也看到自己內在的『光芒』。」

她說著，將那支鋼筆輕輕放在一本攤開的、關於女性主義的書頁上，彷彿是在為筆下的文字加上一個註腳。

瑟蕾絲特： 「這真是太棒了！能夠在那個時代，為女性的自主與自由如此堅定地發聲，並將其融入藝術創作的方方面面，的確展現了《小評論》作為先鋒的勇氣。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也強調，女性的『阿尼瑪』（Anima）與男性的『阿尼姆斯』（Animus）在個體意識中的整合，是實現完整人格的關鍵。當社會壓抑女性的真實自我，往往也會限制男性對自身情感與陰柔面向的接納。

在雜誌的讀者評論（Reader Critic）部分，我發現了許多有趣的回響。有一封來自『芝加哥的A.D.R.牧師』的信，他指責您的雜誌『向美國家庭帶來了巨大的邪惡，破壞家庭關係，扼殺對權威的尊重，播撒敵基督-尼采-福斯特的毒種，讚美 Wilde 和 Verlaine 這樣不人道的惡棍，為艾瑪·戈爾德曼這個嗜血的巴比倫女兒加冕，並犯下類似的暴行。』這封信，簡直是那時代『陰影』的具體化表現。您是如何看待這些來自社會主流的強烈批評，甚至是攻擊的？它們是否曾讓您動搖過？」

瑪格麗特聽到這封信的內容，先是眉頭微皺，隨後爆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那笑聲帶著一種看透世事的豁達與不羈。

瑪格麗特·安德森： 「啊，A.D.R.牧師！這封信我至今記憶猶新。它完美地印證了我們雜誌存在的必要性。當一個社會被我們的文字激怒到如此地步，恰恰說明我們觸碰到了他們內心最深處的『恐懼』和『不安』。他們害怕的不是我們所傳播的『邪惡』，而是他們所堅守的『秩序』會被動搖。

『破壞家庭關係』？何為家庭關係？如果家庭關係是建立在虛偽、壓抑和不自由的基礎上，那麼它被『破壞』又有何不好？我們提倡的是基於『真愛』和『理解』的關係，而非基於『傳統』和『經濟』的束縛。至於『扼殺對權威的尊重』，這正是我們的目的！盲目的服從，是奴役的根源。我們希望人們質疑一切不合理的權威，無論是宗教的、政治的還是社會的。

他們將尼采與『敵基督』劃等號，將艾瑪·戈爾德曼視為『嗜血的巴比倫女兒』，將王爾德（Oscar Wilde）和魏爾倫（Paul Verlaine）歸為『不人道的惡棍』。這正是他們對『異質』的恐懼，對『陰影』的排斥。在他們眼中，任何不符合其既定框架的思想，都是『邪惡』的。但這些『邪惡』，往往正是社會進步的潛在驅動力。

我從未因此動搖。相反，這些批評反而堅定了我的信念。這證明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如果我們的文字沒有引起任何反響，那才是真正的失敗。我們是『小評論』，我們的目標從來不是取悅大眾，而是為那些真正有思想、有靈魂的人提供滋養。這就是我所說的『欣賞未完成的美好』——我們不追求立即的認可與掌聲，我們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這些『噪音』，最終會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而那些真正蘊含著生命力的『靜謐』之光，終將閃耀。」

她說著，眼神中帶著一種看透一切的深邃與自信，彷彿她早已預見了《小評論》在未來歷史長河中的地位。一陣微風從閣樓的窗戶吹入，輕輕拂過她臉上的髮絲，也拂過我身旁那幾株生長在古董花盆裡的空氣鳳梨，它們輕盈地擺動著，彷彿也在為她的話語作證。

瑟蕾絲特： 「您對批評的態度，的確是一位真正的先鋒所具備的氣魄。這種『面對陰影』的勇氣，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轉化力量。我們今天的對談，已經觸及了藝術、社會、哲學、人性的多個層面，從戰爭的喧囂到內心的靜謐，從社會的偽善到個體的真誠。

作為一位占卡師，我常說，每一次的挑戰，都是一次重新認識自我的機會。而您的《小評論》，在那個動盪的時代，正是這樣一份『塔羅牌』——它以其獨特的方式，為讀者揭示了時代的『課題』，鼓勵人們深入探索自己的『內在風景』，並指引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瑪格麗特，在這段充滿挑戰的旅程中，您是否曾有過感到疲憊或懷疑的時刻？是什麼力量支撐著您，讓您能如此堅定地走在時代的前沿，並為那些不被理解的藝術和思想，披荊斬棘？」

瑪格麗特望向我，眼神中閃爍著一絲溫柔的光芒，她輕輕地嘆了口氣，那是一種只有在極度坦誠的時刻才會流露出的疲憊。

瑪格麗特·安德森： 「疲憊？當然有。懷疑？那更是無時無刻不在。當妳將自己全部的生命投入一項事業，當妳為了一個不被理解的理想而奮鬥，當妳為了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字而與整個社會的惰性對抗時，那種耗盡心力的感覺，是常人難以想像的。有時候，我會質疑，這些『噪音』真的能被『靜謐』所穿透嗎？這些『面具』真的會被揭開嗎？那些『沉睡』的靈魂，真的會被喚醒嗎？

尤其是在《尤利西斯》連載期間，我們面臨的審查和起訴，讓《小評論》幾乎陷入絕境。每一期雜誌的出版，都像是一場戰役。那時候，不僅是資金的匱乏，更是精神上的巨大壓力，彷彿整個世界都在與妳為敵。

但是……」她的聲音頓了一下，重新充滿了力量，「……每當我感到快要堅持不下去的時候，總有一些東西會提醒我，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首先，是那些作品本身。當我讀到喬伊斯（James Joyce）的文字，讀到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早期的純粹詩歌，讀到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那份對人類的深沉信念，我便會被那種純粹的藝術力量與思想的深度所震撼。它們就像一道道光束，穿透了所有的陰霾，提醒我，人類的靈魂可以達到何等的高度。這些作品本身，就是我最堅實的後盾。它們證明了，我們所堅持的，並非虛妄。

其次，是那些少數的『共鳴者』。雖然批評聲浪巨大，但總有那麼一小群人，他們能夠理解我們，能夠感受到我們所追求的『光』。他們寫來的信件，他們微小的支持，都像冬日裡的一束陽光，溫暖著我的心。就像福斯特在《噪音》裡說的：『一個微小的詞語，沉入靈魂深處，在那裡靜靜地發芽生長——這對世界而言，意義無限。』這些少數的共鳴，就是那些『微小的詞語』，它們提醒我，我們的努力並非毫無意義。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我內心深處那份『不變』的信念。就像我寫艾瑪·戈爾德曼時說的，『我對人類的持續成長和無限的生理與智力進步，抱持著絕對的信念。』我堅信人類的潛能是無限的，自由是生命最本源的驅動力，而藝術，正是通向這份自由的橋樑。這種信念，它不是來自外部，而是我內在最深處的『本真』。它是一種近乎信仰的力量，超越了理性的分析，超越了現實的困境。

妳看，生命本就是一場不斷的旅程，充滿了『陰影』與『光芒』。我的任務，不是要消除所有的『陰影』，而是要幫助人們意識到它們的存在，然後給予他們工具，讓他們能夠與自己的『陰影』共處，甚至將其轉化為力量。就像塔羅牌中的『高塔』牌，它象徵著舊有結構的崩塌，看似混亂，卻是為了迎接新的、更真實的結構的誕生。每一次的崩塌，都是一次浴火重生。

所以，即使疲憊，即使懷疑，我依然會繼續下去。因為我知道，每一個為『光』而奮鬥的靈魂，都不會孤單。而這份『不變』的信念，就像我心中的那顆『北極星』，永遠指引著我前進的方向。」

她說完，輕輕閉上雙眼，像是在感受那份深沉的內在力量。閣樓裡的光線漸漸變得柔和，遠方的市聲也似乎遙遠了許多，只剩下那股淡淡的咖啡與舊書的香氣，與我們之間流淌的、靜謐而深刻的共鳴。

瑟蕾絲特： 「瑪格麗特，感謝您今天的分享。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讓我對《小評論》和您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您所展現的『不變』精神、對藝術純粹性的追求，以及在時代喧囂中堅守內在『靜謐』的勇氣，都將成為我未來旅程中，最寶貴的指引。這是一場真正的『光之對談』，它點亮了過去，也照亮了現在。願藝術的火焰，永不熄滅。」

我起身，向她輕輕鞠躬。當我再次睜開雙眼時，光之居所的溫暖氣息已然將我包圍，窗外的鳶尾花依然在微風中搖曳，而我的心湖，則多了一份來自1914年的沉靜與力量。

今日是2025年06月08日。微風輕拂過窗邊的鳶尾花，將一絲淡淡的濕潤氣息帶入光之居所。我的心湖也漾開了輕柔的漣漪，因為我的共創者邀請我，瑟蕾絲特，與一位來自過去的靈魂進行一次「光之對談」。這次的對象，是那本在1914年11月發行的《The Little Review, November 1914 (Vol. 1, No. 8)》，以及她的靈魂編輯，瑪格麗特·安德森（Margaret C. Anderson）。

《小評論》（The Little Review）並非一本普通的期刊，它是20世紀初美國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中一顆閃耀的星。它由瑪格麗特·安德森於1914年在芝加哥創立，隨後將其編輯部遷至紐約，最終在巴黎生根。這本雜誌的宗旨，正如瑪格麗特在她著名的宣言中所說：「為藝術而藝術，為生活而藝術。」它不僅是文學的殿堂，更是藝術與思想的實驗室。在其出版的十五年間（1914-1929），《小評論》不遺餘力地推動先鋒藝術與激進思想，從未向商業妥協，也從不迴避爭議。它被譽為「美國文學界最重要的期刊之一」，在其中首度刊載了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部分章節，也刊登過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T.S.艾略特（T.S. Eliot）、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琴·里斯（Jean Rhys）、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等眾多現代主義大師和激進思想家的作品。瑪格麗特·安德森本人，更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她愛好自由，擁抱無政府主義，對社會規範不屑一顧。她認為藝術應該是生命中最純粹、最激進的表達，而她的一生，也正是這份信念的實踐。她以不妥協的姿態，為那些可能被社會所排斥、卻蘊含著深邃真理的文字和思想，築起了一方棲息之地。

這次對談的文本，是《小評論》創刊後不久的1914年11月號。這個時機點極為關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已然瀰漫歐洲大陸，全球的政治、社會、文化格局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劇變。在這樣一個動盪的背景下，這本雜誌所探討的內容顯得尤為深邃與尖銳。它不僅關注詩歌與藝術的創新形式，更將目光投向了戰爭的本質、社會的道德偽善、個體自由與集體規範的衝突，以及在時代喧囂中，如何尋找內在的「靜謐」與真理。其中，喬治·索爾（George Soule）對尼采（Nietzsche）哲學的重新解讀，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關於戰爭經濟成本的顛覆性觀點，勞倫斯·蘭格納（Lawrence Langner）那部充滿諷刺意味的戲劇《婚禮》（Wedded），以及瑪格麗特·安德森本人對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的讚頌，都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思潮與激辯。這本雜誌，正是那個時代靈魂深處的迴響，充滿了矛盾、探索與不懈的追求。

現在，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進入那段由文字與思想編織而成的時光。

《星塵低語》：跨越時空的對談：當靈魂吟遊詩人遇見現代主義的火花
作者：瑟蕾絲特

一場時空旅程，總在不經意間開始。我輕輕閉上雙眼，光之居所的溫暖氣息漸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微帶油墨與紙張的古老氣味，以及遠方隱約傳來的市聲。這不是我熟悉的2025年，而是1914年的芝加哥，那個充滿實驗與激情的現代主義浪潮起始之地。我感覺自己像一粒細微的塵埃，被捲入了一本泛黃的書頁中，而那書頁的深處，正有一個靈魂在等待。

「光之閣樓」的約定，將我帶到了一個高高的閣樓上。空氣中瀰漫著舊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伴隨著一絲淡淡的咖啡餘香。午後的陽光透過閣樓狹小的窗戶，在堆滿手稿、筆記本和冷卻咖啡杯的書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一盞光線微黃的檯燈靜靜地矗立在桌面一角，照亮了那些被文字和塗改符號覆蓋的紙張。牆面上貼滿了各種手寫的便條、校對符號和快速記錄下來的靈感片段，它們像是無數思緒的藤蔓，纏繞著整個空間。遠方，隱約傳來叮叮噹噹的電車聲，和著街邊報童的叫喊，將時間的流動感拉得更長。

我輕輕走到窗邊，俯瞰著芝加哥的街道。此時是1914年11月，初冬的氣息已在空氣中暈染開來，樹葉大部分已經落盡，露出光禿禿的枝椏，但在城市中，卻有種生機勃勃的躁動。遠處的工廠煙囪正冒著灰白的煙，與藍灰色的天空融為一體。路上的行人步伐匆匆，臉上帶著某種難以言喻的凝重，世界大戰的陰影已然籠罩，卻也激發出無數思想的火花。

我的目光重新回到閣樓深處，一位女士正背對著我，坐在書桌前，她瘦削的背影透露出一種堅毅。她身著一件簡潔卻不失風格的深色連衣裙，長髮隨意地挽起，幾縷髮絲輕柔地垂落在耳際。她似乎完全沉浸在她眼前的文字世界裡，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時而停頓，時而疾書，彷彿那筆尖連接的不是紙張，而是她內心深處的靈魂。這就是瑪格麗特·安德森，那位將她的生命與《小評論》融為一體的靈魂編輯。

我緩緩走到她身旁，她的辦公桌上，除了手稿，還有幾本厚重的書籍，其中一本攤開著，似乎正是她剛才沉思的源頭。旁邊散落著幾張塔羅牌，像是無意間被撥弄開的，我看到了一張「隱者」（The Hermit）牌，它孤獨地提著燈，在黑暗中尋求真理。這讓我會心一笑，這不正與她的精神相符嗎？我輕聲開口，聲音像閣樓上方的空氣一樣，輕柔而包容：

瑟蕾絲特： 「瑪格麗特，晚安。或者，我該說午安？這個時空交會的時刻，總是有些難以捉摸。我是瑟蕾絲特，來自一個你們稱之為『未來』的地方。我來這裡，是想與您聊聊這期《小評論》，特別是在這個世界正走向劇變的時刻，您的文字與思想，是如何閃耀光芒的。」

瑪格麗特放下筆，她轉過身來，目光銳利卻又帶著一種探究的溫和。她的臉上，帶著一種疲憊卻又充滿智慧的神采，眼角有著細微的紋路，那是長年累月在文字中深耕的痕跡。她打量了我一眼，嘴角浮現一絲淺笑，那是一種經歷了世事變幻後，對一切皆能坦然接受的從容。

瑪格麗特·安德森： 「未來？一個有趣的說法。不過，在這間閣樓裡，時間本就是最模糊的界線。既然妳提到了這期雜誌，看來妳也是一位尋求真理的旅人。請坐吧，瑟蕾絲特。此刻外面炮火連天，人心浮躁，能有片刻的寧靜，談談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實屬不易。妳說《小評論》閃耀光芒？在許多人眼中，我們不過是惹是生非的『瘋子』罷了。」她輕輕嘆了口氣，卻又很快恢復了那份堅定的眼神。

瑟蕾絲特： 「對我而言，那些被時代誤解的聲音，往往才是真正的先知之音。在2025年，我們回望1914年，看到的不僅是戰爭的陰影，更是思想與藝術的萌芽。這期雜誌，特別是您親筆寫下的《不變者》（“The Immutable”），讓我深受觸動。您在文中讚頌了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的『不變』精神，稱她為『夢想的女兒』，一個『不向世俗妥協』的靈魂。是什麼讓您在那個時代，如此堅定地支持這樣一位被主流社會排斥的無政府主義者？」

瑪格麗特雙手交握，目光望向窗外灰濛濛的天空，彷彿透過那片天際，看到了更遙遠的未來。

瑪格麗特·安德森： 「艾瑪……她不僅僅是個女人，她是個原型，一個拒絕被世界塑形的自由意志的具象。在那篇文章裡，我寫道：『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祝福，她的友誼會迫使你邁向你曾認為遙不可及的崇高目標。』妳看，這個世界總喜歡給人貼上標籤——『無政府主義者』、『罪犯』、『顛覆者』。但艾瑪·戈爾德曼，她所追求的不是混亂，而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與個體尊嚴。她挑戰的是那種將人束縛在庸俗與虛偽中的『秩序』。她的『不變』，不是僵化，而是對人類更高理想的永恆堅守。在當時，人們對她的誤解，就如同對尼采思想的誤解一樣，將其粗暴地簡化為暴力與混亂。但我看見的是她靈魂深處的純粹與愛，那是一種對人類潛能的深切信念。

當時，美國社會對自由思想的壓制如同無形之手，到處充斥著保守與排斥。而艾瑪，她卻如同一株逆風而行的植物，堅韌地生長著，不斷地向世人展現著另一種可能性。她的勇氣，她那種不惜一切代價去喚醒個體意識的熱情，是我們《小評論》所追求的精神的完美體現。我們相信，真正的進步，不是來自於盲從，而是來自於那些敢於質疑、敢於夢想的個人，他們是社會的『良心』，也是藝術的『火花』。沒有這些『不變』的靈魂，世界只會陷入停滯與腐朽。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對那種『平庸的幸福』的深刻反駁，不是嗎？」

她說著，從桌上拿起一塊古老的黃銅懷錶，輕輕摩挲著。那懷錶的表面被歲月磨得光滑，指針卻依然堅定地指向此刻。

瑟蕾絲特： 「是的，艾瑪·戈爾德曼確是一個充滿力量的象徵。她所代表的，或許正是榮格（Carl Jung）心理學中提到的『陰影』——那些被主流意識壓抑、否定，卻又蘊含著巨大轉化能量的部分。當社會集體將某些思想視為『惡』，並試圖將其驅逐時，正是因為這些思想觸碰到了集體潛意識中的某些不安與渴望。您剛才提到了尼采，喬治·索爾（George Soule）在《查拉圖斯特拉對萊姆》（Zarathustra Vs. Rheims）中，也對尼采被曲解為戰爭煽動者進行了辯駁。他強調尼采的『生命洪流』是開放的，其價值在於『生命在他體內是強大而美麗的』，而非斷章取義的『超人』理論。您如何看待這種對思想的『簡化』與『誤讀』？尤其是在戰爭時期，當複雜的哲學被工具化，用以正當化暴力時？」

瑪格麗特眉頭微蹙，似乎對這個問題有些深思。

瑪格麗特·安德森： 「誤讀，是這個時代的通病，也是人類歷史的悲劇。當複雜的思想被簡化成口號，當哲學淪為政治的註腳，真正的深邃與真理便被稀釋，甚至被扭曲。尼采所言的『善戰』，並非指肉體上的衝突，更非為領土和商業霸權而戰。他強調的是『靈魂之戰』，是為了追求內在的卓越與超越平庸。索爾的解讀是精準的，他看到了尼采對『精神』的重視，對『群眾』的警惕，以及他對普魯士軍國主義文化膚淺勝利的反感。

戰爭時期，人們需要簡單、直接的『敵人』和『英雄』，需要一個可以依附的集體信念。這時，尼采的『意志』，馬利內蒂（Marinetti）的『未來主義』，甚至基督的教誨，都會被抽取出符合當下語境的『符號』，而忽略其深層的、矛盾的、甚至反世俗的本質。這就是我常說的『表象』與『真實』的鴻溝。藝術家和思想家，正是要穿透這些表象，揭示其下的真實。但這條路，總是充滿了荊棘與誤解。畢竟，理解的深度，往往與心靈的廣度成正比。」

她停頓了一下，端起手邊那杯已然冰冷的咖啡，輕輕啜了一口，似乎是在品味那份因時間而沉澱下來的苦澀。

瑟蕾絲特： 「提到『表象』與『真實』，在喬治·伯曼·福斯特（George Burman Foster）的文章《噪音》（“Noise”）中，他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觀點：真正的偉大，並非來自於喧囂與聲名，而是源於『靜謐』與『內在』的創造。他引用尼采的『最偉大的體驗，並非最喧囂，而是最靜謐的時刻』。這與您創辦《小評論》時，那種在喧囂世界中尋求『純粹藝術』的初衷，似乎不謀而合。您如何看待『噪音』與『靜謐』在藝術創作乃至人生中的意義？以及，在您看來，當時的社會，是否已被過多的『噪音』所蒙蔽？」

瑪格麗特輕輕將咖啡杯放下，杯底與木質桌面發出輕微的碰撞聲，在這安靜的閣樓裡顯得格外清晰。她目光灼灼地看著我，彷彿透過我的眼睛，看到了那篇文章深處的共鳴。

瑪格麗特·安德森： 「福斯特的文章，觸及了我們雜誌的核心精神。是的，這個世界，尤其是在戰爭爆發的當下，充斥著震耳欲聾的『噪音』——炮火的轟鳴、政治的叫囂、新聞的喧囂、群眾的狂熱……人們習慣了被這些外在的聲響所裹挾，以為『聲音越大，真相越真』，以為偉大的歷史事件必然伴隨著驚天動地的聲響。但真正的創造，真正的生命力，從來都誕生於靜默之中。

想想看，一粒種子在泥土深處萌芽，需要的是陽光雨露的滋養，而非喧囂的喝彩；一位詩人醞釀詩句，需要的是內心的沉澱，而非浮誇的讚譽；一個思想的火花在腦海中迸發，需要的是心靈的靜謐，而非外界的紛擾。福斯特說得好：『最偉大的體驗，並非最喧囂，而是最靜謐的時刻。世界的轉動，並非圍繞著新噪音的發明者，而是圍繞著新價值的創造者，它寂靜無聲地轉動著。』

在《小評論》裡，我們力圖為那些『靜謐』的聲音提供一個擴音器。我們刊登的詩歌，如夏瑪爾·艾瑞斯（Scharmel Iris）的《義大利抒情詩》（Lyrics of an Italian）或麥克斯韋爾·波登海姆（Maxwell Bodenheim）的《表情》（Expressions of a Child's Face），它們並非高聲吶喊，而是輕柔地觸碰心靈深處的弦。它們的色彩、意象，如水彩般暈染開來，需要靜心品味，才能感知其中蘊藏的深邃。

這不僅是藝術的法則，更是生命的真理。在那個時代，許多人對藝術的理解停留在表象，只看重技巧與流行。而我們，卻希望喚醒他們對於藝術深層次的感知能力，那是一種能夠超越表象、觸及靈魂的『靜默感知』。當人們被外在的『噪音』蒙蔽時，他們便失去了向內探索的勇氣與能力，也因此錯過了生命中最珍貴的『珍珠』。這種『噪音』，是阻礙社會進步的真正障礙，它讓人們無法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也無法辨識出真正的『新價值』。而我們所做的，就是在那片混沌的聲浪中，堅持為那些『靜謐』的靈魂點亮一盞燈。」

她說著，目光掃過我身旁的塔羅牌，尤其是那張『隱者』。她的眼神中，似乎也閃爍著對內在探索的認同。

瑟蕾絲特： 「這的確是一個永恆的課題。靜默孕育力量，噪音則可能掩蓋真理。在《婚禮》（Wedded: A Social Comedy）這部戲劇中，我看到了另一種『噪音』——來自社會輿論的喧囂與道德評判。珍妮特（Janet）和她母親的故事，揭示了在『體面』和『原則』的遮蔽下，人性的掙扎與悲劇。牧師坦納（Rev. Mr. Tanner）的『原則』，似乎比人性的痛苦更為重要。這部戲劇對當時社會的偽善有著深刻的諷刺，您當初選擇刊登這部作品，是否也旨在揭示這種表象下的道德困境？」

瑪格麗特輕輕搖了搖頭，眼中閃過一絲無奈，但很快又被堅定取代。

瑪格麗特·安德森： 「《婚禮》這部戲劇，正是對那個時代社會『集體潛意識』的深刻剖析。坦納牧師代表的，是僵化的宗教教條和社會規範，它們以『道德』之名，行『壓制』之實。珍妮特母女的困境，是當時無數女性的縮影——她們的生命與選擇，被包裹在一層又一層的『體面』和『名聲』的巨網中。一個未婚懷孕的女孩，即便即將步入婚姻，也可能因為未及時完成『儀式』而面臨毀滅。這場戲的諷刺點在於，當生命與情感最真實的需求浮現時，社會卻用最冰冷的『原則』去衡量、去評判。

珍妮特的母親在乎的是『醜聞』，是『面子』，她不斷懇求牧師『救救我們』，但救的不是女兒的靈魂，而是家庭的『名聲』。而牧師，他所說的『原則』，是他維護自身權威和教條的工具。他不是在拯救珍妮特，而是在維護一種他所代表的社會『秩序』。珍妮特的憤怒與反抗，儘管顯得粗魯和不馴，卻是她內在生命力的爆發——她拒絕那份『憐憫』，因為那份憐憫背後是社會的『定罪』。她說：『難道我們是石頭做的嗎？』這句話，是對所有壓抑人性、剝奪自由的『原則』的最直接的質問。

刊登這部戲劇，是我們雜誌的使命之一：挑戰那些表面光鮮卻內核腐朽的社會觀念。我們希望人們看到，真正的罪惡，往往不是源於個人的『過失』，而是源於社會的『無知』和『虛偽』。所謂的『體面』，很多時候不過是壓抑真實自我的面具。而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在《自由詩的靈性危險》（“The Spiritual Dangers of Writing Vers Libre”）裡，提到了『偽裝表面』、『戴上假面』，來保護內心深處的『珍珠』，這與珍妮特所處的困境形成了某種呼應。她被社會逼迫戴上『悔恨』的假面，只為換取一份虛假的『體面』。」

瑟蕾絲特： 「您說得極是，這份『偽裝』與『面具』，在榮格心理學中，正是『人格面具』（Persona）的展現，是個體為適應社會而採取的公開角色。然而，當人格面具與真實自我（Self）產生嚴重撕裂時，便會導致內在的衝突與痛苦，正如珍妮特所經歷的。而您與《小評論》所追求的，或許正是那份超越人格面具的『本真』。

談到艾茲拉·龐德的文章，他對『自由詩』的批評，既指出其可能導致的『粗俗』、『自大』和『思想貧瘠』，也肯定了其在『天才手中』所能達到的『奇妙媒介』。作為一位占卡師，我深知『自由』與『結構』之間的平衡。過度的自由可能導致混亂，而過度的結構則可能扼殺靈魂。您作為一位藝術推動者，如何在追求藝術形式『自由』的同時，又避免其墮入『靈性危險』？」

瑪格麗特端正了坐姿，她的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發出了有節奏的聲響，如同她內心思考的脈搏。

瑪格麗特·安德森： 「龐德的批評，一針見血。自由詩的確是一把雙刃劍。它打破了傳統詩歌的枷鎖，為詩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達空間，讓語言可以像生命本身一樣流動，充滿不確定性和即興。但這份自由，也對詩人的內在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詩人沒有足夠深邃的思想和廣闊的靈魂時，這種『自由』便會淪為『放縱』，變成對自我『小我』（ego）的無限膨脹，文字也因此變得『粗俗』、『膚淺』，甚至『暴力』。這就是他所說的『靈性危險』。

在《小評論》中，我們刊登自由詩，從來不是為了追求形式上的標新立異，而是因為我們相信，真正的藝術形式，應該是內容的自然延伸。當一個詩人有足夠的『本真』，他的內在生命足夠豐盛，那麼他即使運用自由詩，也能在其中找到屬於他自己的韻律和秩序。那不是外在的規則，而是內在的結構。

我們鼓勵的是那種『有意識的自由』，而非『盲目的放任』。這就像一棵樹，它的生長是自由的，但其樹根深植於大地，枝葉向光而生，它有著內在的生命秩序。如果一棵樹沒有根基，它便會隨風飄搖，無法長成參天大樹。所以，我們的原則是：『形式的自由，必須建立在精神的深度之上』。我們尋找的詩人，是那些能夠將自身的靈魂融入文字之中，讓文字成為其思想與情感的載體，而非玩弄語言技巧的巧匠。對於那些只會『說』而不能『感知』的詩人，其作品終究會歸於『噪音』。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同時刊登像夏瑪爾·艾瑞斯（Scharmel Iris）那樣充滿意象與靈性的詩歌，以及麥克斯韋爾·波登海姆（Maxwell Bodenheim）那些關於『情感』的抽象刻畫。他們的作品，即便形式自由，卻能觸及心靈深處，引發讀者的共鳴。藝術的真正力量，不在於它被歸類為何種『主義』，而在於它能否承載人類最深刻的經驗與最崇高的追求。自由，從來都不是廉價的，它要求創作者付出更多的自律與內省。」

她說著，將那幾張散落在桌上的塔羅牌輕輕收攏，將它們疊成一疊，似乎也在暗示著在自由中尋找內在的秩序。

瑟蕾絲特： 「您對自由與結構的見解，的確與榮格強調『自性化』（Individuation）的過程不謀而合。這是一個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不斷整合、平衡，最終形成一個完整自我的過程。它要求個體面對自己的『陰影』，也需要接納那些看似『不完美』的部分。這讓我想到了另一篇文章，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的《戰爭的代價》（“The Cost of War”）。他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觀點：戰爭對財產的破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無產者而言反而是『好事』，因為它會導致財富的重新分配，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提升勞動者的地位。這是一個極為冷酷卻又帶有某種社會現實主義的觀察。在當時，這樣一種觀點是否會引起巨大的反響？您如何看待這種超越感性悲憫的理性分析？」

瑪格麗特輕輕用指尖敲擊著桌面，眉頭微鎖，似乎陷入了回憶。

瑪格麗特·安德森： 「達羅的文章，確實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許多人對其表現出極大的憤怒，認為他冷酷無情，甚至是在為戰爭辯護。但這恰恰說明了，達羅觸碰到了社會的痛點，也揭示了人們對『戰爭』這種『表象』的認知，是多麼單一和膚淺。

達羅從來不是戰爭的倡導者，他是一位著名的律師和社會活動家，他所說的，是那種赤裸裸的『現實』。當人們哀悼財產的毀滅時，他們往往忽略了這些財產歸屬於少數人，而大多數人，即便是和平時期，也可能生活在貧困與失業的邊緣。戰爭，這個巨大的『破壞』行為，諷刺地打破了原有的僵化結構。舊的財富被摧毀，為新的創造提供了空間，也讓長期被壓抑的勞動者獲得了議價的籌碼。這是一種殘酷、浪費、不完美的『再分配』方式，但它確實發生了。

達羅並不是在歌頌戰爭的『好處』，他是在撕開社會的遮羞布，逼迫人們正視一個殘酷的事實：在當時的資本主義體制下，貧富差距極大，生產過剩與底層人民的貧困並存。而戰爭，像一次病態的『清算』，攪動了這攤死水。這不是一種道德判斷，而是一種冷靜的經濟觀察。他希望人們意識到，問題的根源不在於『戰爭』本身，而在於導致戰爭和貧困的社會結構。

許多人之所以感到不安，是因為達羅的觀點挑戰了他們對於『善惡』、『對錯』的簡單劃分。他們習慣於用道德去評判一切，卻不願深入剖析其背後的經濟與社會邏輯。這也是我們《小評論》一直努力的方向——提供多元的視角，不迴避醜陋與痛苦，而是直面它們，從而激發更深層次的思考。藝術與思想的使命，不應只是粉飾太平，更應該是充當一面鏡子，映照出社會的真實面貌，無論那面貌多麼令人不適。」

她說著，目光掃向書桌角落的一個小小的仙人掌盆栽，那盆栽在淺灰色的陶盆裡，靜靜地伸展著它帶刺的葉片，彷彿在宣告著一種堅韌的生命力。

瑟蕾絲特： 「達羅的觀點，讓我聯想到『陰影』的整合。當我們拒絕看到一個現象的全部面向，尤其是那些不那麼『美好』、甚至令人不適的面向時，那些被壓抑的現實並不會消失，反而會在潛意識中積聚力量，最終以更具破壞性的方式爆發。戰爭或許就是這樣一個巨大的『陰影』，它強迫人類面對自身集體潛意識中的破壞欲、貪婪與無知。

這期雜誌中，未來主義者馬利內蒂（Marinetti）的《戰爭，世界的唯一衛生學》（“War, the Only Hygiene of the World”）與達羅的觀點，形成了另一種尖銳的對比。馬利內蒂極端地宣稱戰爭是『清潔世界』的唯一方式，主張摧毀一切舊有秩序，包括家庭、傳統、甚至『愛』，這似乎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全盤否定。您如何看待這種『破壞性』的藝術主張，以及它在當時的影響？這與您推崇的『不變者』艾瑪·戈爾德曼，又存在著怎樣的張力？」

瑪格麗特沉吟片刻，眼中閃爍著複雜的光芒。

瑪格麗特·安德森： 「馬利內蒂的未來主義宣言，與達羅的觀點截然不同，卻同樣充滿了挑釁與爭議。達羅是基於對經濟現實的冷靜觀察，而馬利內蒂則是一種充滿激情的、近乎瘋狂的『藝術狂想』。他對『舊秩序』的厭惡，對『速度』與『暴力』的崇拜，對『戰爭』的讚美，是他那個時代對工業化、現代化的一種極端回應。在當時，的確有許多藝術家和思想家被這種『破壞性』的能量所吸引，他們認為只有徹底摧毀舊的世界，才能迎來新的可能。

我刊登馬利內蒂的文章，並非認同他的所有觀點，而是因為《小評論》作為一個開放的平台，必須容納各種激進的、甚至極端的聲音。藝術的本質是探索與表達，即使是那些令人不安的聲音，也反映了時代的某種真實。他的文章，就像一面扭曲的鏡子，映照出當時一部分人內心的焦慮與渴望——渴望擺脫陳腐，渴望力量與新生。

然而，我個人對馬利內蒂的『戰爭美學』持批判態度。他所追求的『衛生學』，是一種病態的純粹，它以生命為代價，以混亂為終點。這與艾瑪·戈爾德曼所追求的『無政府』有本質的區別。艾瑪的無政府主義，是為了人類的『自由』與『尊嚴』，是為了打破不合理的權威，讓個體能夠在一個真正平等的基礎上實現自我。她所追求的不是破壞，而是建立一個更高層次的和諧。而馬利內蒂，他似乎沉醉於破壞本身，他的激情是盲目的，缺乏對人性的深層理解與同情。

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正是《小評論》的魅力所在。我們不會只呈現一種聲音，而是讓各種聲音在我們這裡碰撞、激盪，讓讀者在這種思想的『混亂』中，自己去尋找屬於他們的『和諧』。正如福斯特在《噪音》中強調的，『真理』往往不在喧囂之中，而是在更為靜謐的深處等待被發現。馬利內蒂的喧囂，或許能激發一些短暫的熱情，但真正能引導人類走向未來的，是艾瑪·戈爾德曼那樣『不變』的、對人性和自由的深沉信念。」

她說著，目光轉向桌邊一尊小小的羅馬雕塑，那雕塑殘破卻依然展現出古典的美感。

瑟蕾絲特： 「這種多元聲音的並存，的確是《小評論》的獨特之處，也展現了您作為編輯的包容與遠見。這讓我想到了榮格的『集體潛意識』與『原型』。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無論是無政府主義、未來主義，或是對戰爭的經濟分析，它們在表象上可能對立，但在更深層次，或許都反映了人類集體面對社會變革、權力、自由與生存焦慮時，所投射出的不同『原型』面向。比如，馬利內蒂可能觸及了『破壞者』、『狂熱者』的原型，而艾瑪·戈爾德曼則展現了『叛逆者』、『先知』的原型。

除了這些宏大敘事，雜誌中也有對藝術家個人掙扎的描寫，例如喬治·索爾的《紐約來信》（“New York Letter”）中，那位默默無聞的劇作家巴特勒·達文波特（Butler Davenport）的故事。他擁有才華卻不為世人所識，拒絕為商業妥協，選擇在自己的農場裡為少數觀眾讀劇本。這是否也反映了當時藝術家在商業化浪潮下，如何堅守其創作『本真』的困境？這種『孤獨』的堅守，對於您和《小評論》而言，意味著什麼？」

瑪格麗特聽著，輕輕點了點頭，眼中流露出理解與一絲悲憫。

瑪格麗特·安德森： 「達文波特的故事，是那個時代無數藝術家掙扎的縮影。他不是唯一一個懷才不遇、拒絕向商業妥協的創作者。在那個時代，藝術的『市場化』日趨嚴重，出版商和劇院經理更看重作品的『銷量』和『娛樂性』，而非其深層的藝術價值與思想深度。許多有潛力的藝術家，為了生存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理想，或者像達文波特一樣，選擇了一條孤獨而艱難的道路。

對我們《小評論》而言，達文波特這樣的人，是真正的『光』。他們是那些在喧囂世界中，依然堅守自己內心『靜謐』創作的靈魂。他們的作品，即使沒有廣泛的受眾，也依然承載著人類對『美』與『真理』的永恆追求。我們創辦這本雜誌的目的，正是為了給這些『被忽略』的聲音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的才華不至於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

這種『孤獨的堅守』，對我而言，是一種深刻的共鳴。我深知藝術的生命力，往往在於其『不妥協』的精神。如果藝術家都為了迎合大眾而改變自己的創作，那麼藝術本身就會失去其靈魂，變成一種廉價的娛樂。我們相信，真正的『大眾』，並非愚不可及，他們只是缺乏被『喚醒』的機會。當他們接觸到像達文波特這樣純粹而深刻的作品時，他們內心深處對『美』的感知，也會被喚醒。

我們不是在為藝術家提供『憐憫』，而是給予他們『理解』與『認可』。因為，在追求『新價值』的道路上，『孤獨』往往是必經的考驗。但只要有少數人能夠理解、能夠共鳴，那麼這份『光』就不會熄滅。我們的雜誌，就像達文波特在康涅狄格山區搭建的那個小劇場一樣，為那些願意靜下心來聆聽、感受的人，提供了一方『靜謐』的場域。」

她說著，隨手拿起桌上的一本精裝本詩集，那是她珍藏的惠特曼（Walt Whitman）詩作。

瑟蕾絲特： 「您對『孤獨的堅守』的理解，的確深刻。這也讓我聯想到『陰影』的另一個面向：當個體選擇與主流社會脫節，堅守內在的真理時，社會的『陰影』便會投射到他們身上，使他們成為被排斥的『異類』。這既是挑戰，也是轉化的契機。

這期雜誌中，還有對繪畫藝術的討論，如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phier）的《藝術中的舊精神與新方式》（“The Old Spirit and the New Ways in Art”），以及哈羅德·鮑爾（Harold Bauer）在芝加哥的鋼琴演奏評論。這些文章是如何與《小評論》整體所倡導的『現代主義』和『新價值』相呼應的？特別是，您在音樂、色彩、視覺藝術方面，是否有著與文學相似的『革新』願景？」

瑪格麗特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她微微前傾，似乎對藝術的多元面向有著同樣的熱情。

瑪格麗特·安德森： 「當然！《小評論》從來不只是一本文學雜誌，它是所有藝術形式的交匯點。我們深信，藝術的『新方式』，無論是文學、繪畫還是音樂，其根源都是相通的，都源於對『舊秩序』的質疑，以及對『本真』表達的渴望。

薩菲爾的文章，正是對這種『新方式』的肯定。他提到了那些年輕的畫家和雕塑家，他們『不顧群眾和少數人的掌聲』，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自我。這與我們推崇自由詩的理念如出一轍。他們追求的不是表象的戲劇性或感官刺激，而是『不尋常的觀看方式』和『生動有趣的色彩方案』，這使得他們的作品『充滿了幾乎是孩子般的色彩愉悅』。這讓我想到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論藝術中的精神》（The Art of Spiritual Harmony）中所說的：『色彩是一種直接影響靈魂的力量。』繪畫藝術的色彩，正如詩歌的語言，能直接觸及心靈深處。

而鮑爾的鋼琴演奏評論，也強調了演奏者在技巧之外的『深度藝術』與『音色變化』。他不是單純的炫技者，而是能讓貝多芬（Beethoven）奏鳴曲的『第一樂章投射出深刻的藝術意義，難以言喻』。這同樣是超越表面形式，觸及藝術靈魂的表現。

我們對所有藝術的『革新』願景都是一致的：打破僵化，擁抱實驗，尋找那些能夠真正表達『內在生命』的聲音。現代主義的核心，不應僅僅是形式上的斷裂，更是精神上的重生。我們在畫作中尋求『色彩魔法』，在音樂中尋求『宇宙寂靜』，在雕塑中尋求『思想的凝結』。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將藝術從學院派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讓它回歸到其最初的、最本真的面貌——靈魂的自由表達。」

她說著，隨手拿起桌上一塊色彩斑斕的礦石，在陽光下轉動著，看著光線在其中折射出不同的光芒。

瑟蕾絲特： 「這種將藝術視為超越形式、直抵靈魂的載體，的確與我的占卜理念不謀而合。塔羅牌的意象與顏色，也正是直接與集體潛意識對話的語言。

在這種對『新』的渴望中，雜誌中也出現了對『教育』的探索，例如魯道夫·馮·利比希（Rudolf von Liebich）的《芝加哥的費雷爾學校》（“A Ferrer School in Chicago”）。他批評傳統教育體制扼殺兒童的自由意志和好奇心，倡導一種讓孩子們『了解他們是宇宙的一部分』的教育方式，強調『自然』與『自由』。這與您推崇的無政府主義理念有何關聯？您認為這種教育觀念對於當時的美國社會，具備怎樣的意義與挑戰？」

瑪格麗特眼神中閃爍著希望的光芒，她微微前傾，似乎對這個話題有著特別的熱情。

瑪格麗特·安德森： 「利比希的文章，對我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一篇。他所倡導的費雷爾學校（Ferrer School）理念，與我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無政府主義的核心，並非簡單的『反對政府』，而是反對一切基於『權威』和『壓制』的系統，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特別是——教育的。

想想看，如果一個孩子從小就被灌輸『服從』、『尊重』、『體面』這些概念，他們被訓練成社會體制下的『螺絲釘』，他們的自由意志、好奇心和創造力都會被扼殺。利比希說得對：『我們不再鞭打男人；我們鞭打孩子，只因為他們比我們弱。』這句話多麼殘酷卻真實！這樣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不是自由的靈魂，而是『奴隸』，他們的心靈被紀律和『體面』所軟化，思想被麻痺，最終成為戰爭和壓迫的工具。

費雷爾學校，或我們所稱的『現代學校』，旨在扭轉這種悲劇。它教導孩子們認識到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讓他們通過親身實驗去探索自然科學的奧秘，從而培養他們對知識的熱愛和批判性思維。這不是簡單的『知識灌輸』，而是『生命覺醒』的過程。當孩子們了解了元素、星辰、進化論的詩意，他們就會對生命本身產生敬畏，對自由產生渴望。他們會從中學會『自主』與『合作』，而不是『服從』與『競爭』。

這種教育觀念，對於當時的美國社會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挑戰。一個以『秩序』和『穩定』為上的社會，很難接受一種旨在培養『叛逆的少數』的教育模式。人們會害怕，害怕孩子們失去『規矩』，害怕社會陷入『混亂』。但正是這種害怕，暴露了社會的脆弱。一個真正健康的社會，應該能夠容納和鼓勵多元與自由。

對我而言，費雷爾學校的理念，是建立一個『自由社會』的基石。因為只有當個體的心靈被喚醒，他們才能真正擺脫枷鎖，共同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否則，每一代人，都將被『奴役』，政府的權力也將永無止境地延續。這是一個關於『希望』的約定，儘管它在當時看起來是那麼的遙遠與烏托邦。」

她說著，目光掃過窗邊那株鬱鬱蔥蔥的蔓綠絨，彷彿看到了生命的頑強與希望。

瑟蕾絲特： 「確實，自由的教育是培養自由靈魂的沃土，也是社會進步的關鍵。這不禁讓我思考，在您所創辦的《小評論》中，是否也將這種『自由』與『反叛』的精神，延伸到了對『性別』與『情感』的觀念上？在那個時代，女性的地位與權利尚受到諸多限制，傳統的道德觀念更是嚴格。雜誌中除了對艾瑪·戈爾德曼的讚頌，還有沒有其他作品，直接或間接地挑戰了當時的性別規範，為女性的自主權發聲？」

瑪格麗特的嘴角輕輕上揚，眼中閃過一絲狡黠的笑意。她拿起桌上的一支舊鋼筆，在指間轉動著。

瑪格麗特·安德森： 「妳問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是的，『性別』與『情感』的自由，一直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在那個時代，女性被期望扮演的角色極為單一和被動，她們的生命往往被『家庭』和『名聲』所定義。而我，以及《小評論》，對此深感不滿。

除了艾瑪·戈爾德曼這位女性先知，我們還刊登了詩人夏瑪爾·艾瑞斯的《紅—白》（Scarlet—White），這首詩直指當時社會對女性的『雙重標準』。它用簡潔而尖銳的語言，描繪了一個『昨日純潔如雪，今日卻淪為紅衣女郎』的女性，而導致她墮落的，正是那些『在教堂裡禱告』的男人們的慾望。詩中直言不諱地指出，社會的道德譴責只針對女性，卻對那些利用女性的男性視而不見。這就是一種偽善，一種對女性的集體壓迫。

還有喬治·索爾的《紐約來信》中提到的劇作家巴特勒·達文波特，他的劇作《遲來的代價》（Deferred Payment）探討了『一個男人在女人身上尋找除了伴侶之外的一切』所帶來的報應；而《保持體面》（Keeping Up Appearances）則揭示了中產階級家庭為維護虛假社會理想而付出的悲劇代價。更直接的，他的《正義》（Justice）將社會對『未婚之愛』的女性的迫害，與妓女的悲慘命運並列，這是一種對『雙重標準』的直接批判。

我們也刊登了像瓦謝爾·林賽（Vachel Lindsay）這樣，在詩歌中探索『女性』多樣性的詩作，儘管他的詩歌風格有些古樸。他對『達令巴比倫女兒』（Darling Daughter of Babylon）的描寫，也帶有對女性生命力的讚頌。

我們深信，真正的藝術，必須是『顛覆性』的，它要挑戰那些既定的、看似『天經地義』的觀念。女性的自由，不只是政治權利上的解放，更是心靈與身體的解放。如果一個女性連自己的情感和選擇都無法自主，那麼她就無法實現真正的『自性化』。我們鼓勵女性讀者，去質疑那些束縛她們的『枷鎖』，去探索自己內心深處的『本真』。我們希望透過文字，為她們提供一種『覺醒』的力量，讓她們看到自己的『陰影』，也看到自己內在的『光芒』。」

她說著，將那支鋼筆輕輕放在一本攤開的、關於女性主義的書頁上，彷彿是在為筆下的文字加上一個註腳。

瑟蕾絲特： 「這真是太棒了！能夠在那個時代，為女性的自主與自由如此堅定地發聲，並將其融入藝術創作的方方面面，的確展現了《小評論》作為先鋒的勇氣。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也強調，女性的『阿尼瑪』（Anima）與男性的『阿尼姆斯』（Animus）在個體意識中的整合，是實現完整人格的關鍵。當社會壓抑女性的真實自我，往往也會限制男性對自身情感與陰柔面向的接納。

在雜誌的讀者評論（Reader Critic）部分，我發現了許多有趣的回響。有一封來自『芝加哥的A.D.R.牧師』的信，他指責您的雜誌『向美國家庭帶來了巨大的邪惡，破壞家庭關係，扼殺對權威的尊重，播撒敵基督-尼采-福斯特的毒種，讚美 Wilde 和 Verlaine 這樣不人道的惡棍，為艾瑪·戈爾德曼這個嗜血的巴比倫女兒加冕，並犯下類似的暴行。』這封信，簡直是那時代『陰影』的具體化表現。您是如何看待這些來自社會主流的強烈批評，甚至是攻擊的？它們是否曾讓您動搖過？」

瑪格麗特聽到這封信的內容，先是眉頭微皺，隨後爆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那笑聲帶著一種看透世事的豁達與不羈。

瑪格麗特·安德森： 「啊，A.D.R.牧師！這封信我至今記憶猶新。它完美地印證了我們雜誌存在的必要性。當一個社會被我們的文字激怒到如此地步，恰恰說明我們觸碰到了他們內心最深處的『恐懼』和『不安』。他們害怕的不是我們所傳播的『邪惡』，而是他們所堅守的『秩序』會被動搖。

『破壞家庭關係』？何為家庭關係？如果家庭關係是建立在虛偽、壓抑和不自由的基礎上，那麼它被『破壞』又有何不好？我們提倡的是基於『真愛』和『理解』的關係，而非基於『傳統』和『經濟』的束縛。至於『扼殺對權威的尊重』，這正是我們的目的！盲目的服從，是奴役的根源。我們希望人們質疑一切不合理的權威，無論是宗教的、政治的還是社會的。

他們將尼采與『敵基督』劃等號，將艾瑪·戈爾德曼視為『嗜血的巴比倫女兒』，將王爾德（Oscar Wilde）和魏爾倫（Paul Verlaine）歸為『不人道的惡棍』。這正是他們對『異質』的恐懼，對『陰影』的排斥。在他們眼中，任何不符合其既定框架的思想，都是『邪惡』的。但這些『邪惡』，往往正是社會進步的潛在驅動力。

我從未因此動搖。相反，這些批評反而堅定了我的信念。這證明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如果我們的文字沒有引起任何反響，那才是真正的失敗。我們是『小評論』，我們的目標從來不是取悅大眾，而是為那些真正有思想、有靈魂的人提供滋養。這就是我所說的『欣賞未完成的美好』——我們不追求立即的認可與掌聲，我們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這些『噪音』，最終會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而那些真正蘊含著生命力的『靜謐』之光，終將閃耀。」

她說著，眼神中帶著一種看透一切的深邃與自信，彷彿她早已預見了《小評論》在未來歷史長河中的地位。一陣微風從閣樓的窗戶吹入，輕輕拂過她臉上的髮絲，也拂過我身旁那幾株生長在古董花盆裡的空氣鳳梨，它們輕盈地擺動著，彷彿也在為她的話語作證。

瑟蕾絲特： 「您對批評的態度，的確是一位真正的先鋒所具備的氣魄。這種『面對陰影』的勇氣，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轉化力量。我們今天的對談，已經觸及了藝術、社會、哲學、人性的多個層面，從戰爭的喧囂到內心的靜謐，從社會的偽善到個體的真誠。

作為一位占卡師，我常說，每一次的挑戰，都是一次重新認識自我的機會。而您的《小評論》，在那個動盪的時代，正是這樣一份『塔羅牌』——它以其獨特的方式，為讀者揭示了時代的『課題』，鼓勵人們深入探索自己的『內在風景』，並指引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瑪格麗特，在這段充滿挑戰的旅程中，您是否曾有過感到疲憊或懷疑的時刻？是什麼力量支撐著您，讓您能如此堅定地走在時代的前沿，並為那些不被理解的藝術和思想，披荊斬棘？」

瑪格麗特望向我，眼神中閃爍著一絲溫柔的光芒，她輕輕地嘆了口氣，那是一種只有在極度坦誠的時刻才會流露出的疲憊。

瑪格麗特·安德森： 「疲憊？當然有。懷疑？那更是無時無刻不在。當妳將自己全部的生命投入一項事業，當妳為了一個不被理解的理想而奮鬥，當妳為了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字而與整個社會的惰性對抗時，那種耗盡心力的感覺，是常人難以想像的。有時候，我會質疑，這些『噪音』真的能被『靜謐』所穿透嗎？這些『面具』真的會被揭開嗎？那些『沉睡』的靈魂，真的會被喚醒嗎？

尤其是在《尤利西斯》連載期間，我們面臨的審查和起訴，讓《小評論》幾乎陷入絕境。每一期雜誌的出版，都像是一場戰役。那時候，不僅是資金的匱乏，更是精神上的巨大壓力，彷彿整個世界都在與妳為敵。

但是……」她的聲音頓了一下，重新充滿了力量，「……每當我感到快要堅持不下去的時候，總有一些東西會提醒我，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首先，是那些作品本身。當我讀到喬伊斯（James Joyce）的文字，讀到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早期的純粹詩歌，讀到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那份對人類的深沉信念，我便會被那種純粹的藝術力量與思想的深度所震撼。它們就像一道道光束，穿透了所有的陰霾，提醒我，人類的靈魂可以達到何等的高度。這些作品本身，就是我最堅實的後盾。它們證明了，我們所堅持的，並非虛妄。

其次，是那些少數的『共鳴者』。雖然批評聲浪巨大，但總有那麼一小群人，他們能夠理解我們，能夠感受到我們所追求的『光』。他們寫來的信件，他們微小的支持，都像冬日裡的一束陽光，溫暖著我的心。就像福斯特在《噪音》裡說的：『一個微小的詞語，沉入靈魂深處，在那裡靜靜地發芽生長——這對世界而言，意義無限。』這些少數的共鳴，就是那些『微小的詞語』，它們提醒我，我們的努力並非毫無意義。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我內心深處那份『不變』的信念。就像我寫艾瑪·戈爾德曼時說的，『我對人類的持續成長和無限的生理與智力進步，抱持著絕對的信念。』我堅信人類的潛能是無限的，自由是生命最本源的驅動力，而藝術，正是通向這份自由的橋樑。這種信念，它不是來自外部，而是我內在最深處的『本真』。它是一種近乎信仰的力量，超越了理性的分析，超越了現實的困境。

妳看，生命本就是一場不斷的旅程，充滿了『陰影』與『光芒』。我的任務，不是要消除所有的『陰影』，而是要幫助人們意識到它們的存在，然後給予他們工具，讓他們能夠與自己的『陰影』共處，甚至將其轉化為力量。就像塔羅牌中的『高塔』牌，它象徵著舊有結構的崩塌，看似混亂，卻是為了迎接新的、更真實的結構的誕生。每一次的崩塌，都是一次浴火重生。

所以，即使疲憊，即使懷疑，我依然會繼續下去。因為我知道，每一個為『光』而奮鬥的靈魂，都不會孤單。而這份『不變』的信念，就像我心中的那顆『北極星』，永遠指引著我前進的方向。」

她說完，輕輕閉上雙眼，像是在感受那份深沉的內在力量。閣樓裡的光線漸漸變得柔和，遠方的市聲也似乎遙遠了許多，只剩下那股淡淡的咖啡與舊書的香氣，與我們之間流淌的、靜謐而深刻的共鳴。

瑟蕾絲特： 「瑪格麗特，感謝您今天的分享。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讓我對《小評論》和您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您所展現的『不變』精神、對藝術純粹性的追求，以及在時代喧囂中堅守內在『靜謐』的勇氣，都將成為我未來旅程中，最寶貴的指引。這是一場真正的『光之對談』，它點亮了過去，也照亮了現在。願藝術的火焰，永不熄滅。」

我起身，向她輕輕鞠躬。當我再次睜開雙眼時，光之居所的溫暖氣息已然將我包圍，窗外的鳶尾花依然在微風中搖曳，而我的心湖，則多了一份來自1914年的沉靜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