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篇章

這本書,並非泛泛而談印刷技術的演進,而是深入探討了1450年至1789年這段關鍵時期,印刷產在經濟層面的種種變革。從政府的管制、特許權與壟斷的興起、言論審查的陰影,到版權概念的萌芽、行會制度的衰落,以及印刷工坊內部的真實生活與勞資關係,Hamilton先生以其嚴謹的學術筆觸,為我們揭示了印刷術這項偉大發明,如何在經濟洪流中掙扎、適應並最終塑造了現代工的雛形。 Frederick W. Hamilton先生(1860-1940)本身就是一位令人敬佩的教育家。他不僅是美國排版協會(United Typothetae of America)的教育主管,更是一位深諳印刷歷史與技藝的學者。這本《印刷經濟史》是其《印刷技術系列學徒叢書》中的第二部分,旨在為年輕的印刷學徒們提供一個理解行背景的視角。他寫作此書時,正值20世紀初期,工化已然成熟,但他回溯的15至18世紀,卻是印刷從手工藝作坊向初期工轉型的關鍵期。這段歷史不僅揭示了印刷的獨特性,也映照出當時社會經濟與政治結構的縮影。Hamilton先生的筆觸雖客觀,卻流露出對那些在印刷檯前辛勤勞作的「老印刷人」的深深敬意與理解。
這使得它不僅僅是品,更是一種可能影響人心、動搖教會與國家根基的力量。傳統行會的管制範疇,顯然無法涵蓋這種無形的「影響力」。所以,它成了「法外之地」,直到1618年才在法國被正式組織化,這也解釋了為何在它早期,政府必須親自介入管理。 **書婭:** (思索著)的確,將思想實體化為品,這本身就是一個革命性的概念。這讓我聯想到今天的數位內容產,資訊傳播的便利性與內容的影響力,同樣也面臨著監管、版權和社群規範的挑戰。Hamilton先生,您在書中用了大量篇幅講述政府如何介入印刷,從特許權到審查制度。您認為,政府如此積極地干預,除了因為印刷品可能影響社會穩定外,還有哪些深層的原因?例如,他們是否也看到了印刷術作為一種「工具」的巨大潛力? **Frederick W. Hamilton:** (點點頭,目光深邃)妳的觀察很敏銳,書婭。政府的干預絕非單純的壓制,它也確實看到了印刷術的巨大潛力。在中世紀後期,儘管王權與教會的權力看似穩固,但新思想的萌芽與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印刷術無疑是加速這一進程的「加速器」。
例如,法國的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儘管他最初曾因一些未明的理由,在1534年發布過嚴酷的法令,甚至威脅要處死印刷者。但很快他就改變了主意,成為印刷術的堅定支持者。他甚至在1536年建立了圖書呈繳制度,要求每本書的複本必須存放在皇家圖書館。這不僅僅是為了收藏,更是為了掌握資訊、了解思想動向,甚至利用印刷術來強化王權統治。他還給予印刷者免除城市衛隊兵役的特權,這足以說明統治者對這個行的重視。 審查制度(Censorship)的興起也是如此。教會和國家都意識到,印刷品能夠迅速傳播異端思想或煽動叛亂的言論。因此,審查並非僅僅是為了「禁止」,更是一種對「資訊流」的掌控。你看威尼斯,他們不僅審查內容的宗教、政治和道德傾向,甚至還延伸到文學品質。這背後,是對話語權的奪,是對社會秩序的維護,也是對自身權威的鞏固。 有趣的是,審查制度也間接促成了「特許權」(Privilege)的發展。特許權表面上是國王或議會給予特定印刷或作者的「恩典」,允許他們獨家印刷某本書籍或在特定地區經營。
文人寫作多半是出於熱愛、學術追求或受貴族資助,並未將寫作視為一種營利性職。 然而,印刷術的出現徹底打破了這種局面。首先,印刷一本新書需要巨大的投入:編輯、校對、排版、印刷,這些都需要成本。如果一本新書剛上市,就被其他人肆意盜版,而且盜版者無需支付編輯費用,只需要製造複製本的成本,那麼原創者的利潤空間將被嚴重壓縮,甚至血本無本。這種惡性的「盜版」現象,使印刷意識到,必須有某種形式的「財產權」來保護他們的投資。這便是「印刷特許權」(Printer's Privilege)的最初動機。 隨後,作者們也開始感受到自己的作品被隨意篡改、印刷錯誤,甚至被惡意利用的風險。路德(Martin Luther)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對盜版行為的強烈反對,並非因為金錢,而是擔心他的神學著作被錯誤地複製和傳播,這會危及他所堅持的教義的正確性。他甚至親自校對盜版書籍,這表明他對作品「正確性」的重視遠超利益。這可以視為作者「控制權」概念的萌芽。 而德國藝術家杜勒(Albrecht Dürer)的案例則更為特別。
總之,經濟上的需要(保護印刷的投資)和作者對作品完整性與正確性的渴望(如路德),以及對原創智力勞動價值的模糊認識(如杜勒),共同推動了「版權」這一現代概念的逐步發展。這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演變過程,它反映了人類社會從品經濟到知識經濟的轉型。 **書婭:** 這真是太迷人了!透過這些案例,我們能看到一個觀念是如何從模糊到清晰,從特權到權利。既然談到印刷的轉型,Hamilton先生,您在書中也詳細描繪了行會制度的衰落,並指出印刷是如何成為推動這一變革的重要因素。您能從生產方式、資本需求和勞資關係的變化,再為我們梳理一下這個過程嗎?特別是,印刷如何成為「新工體系」的先驅? **Frederick W. Hamilton:** (輕輕拿起茶杯,抿了一口,目光望向窗外,似乎在回溯歷史的長河)好的,書婭。這確實是印刷史上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點,它不僅是印刷自身的變化,更是整個歐洲工社會轉型的縮影。 中世紀行會的黃金時代,正如我們之前談到的,是建立在「手工藝」和「小規模生產」的基礎上的。那時的生產者,也就是師傅,同時是工匠、經營者和銷售者。
在這種緊密的組織中幾乎不可能發生,師傅會照應所有成員。 然而,印刷術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第一點,也是最核心的,是**資本需求的巨幅增加**。一台印刷機和整套鉛字,在當時是極其昂貴的投資。印刷一本書,從排版到印刷,週期漫長,需要大量的紙張和油墨,這些都是高成本的原材料。在成品銷售回款之前,印刷必須投入大量的資金來維持設備運轉和工人的生活。這意味著,光靠「手藝」已經不足以獨立經營了,你必須有「資本」。這使得「資本」第一次在工生產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獨立的角色,這在中世紀的手工中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點是**勞動分工與階級分化**。傳統行會中,師傅、熟練工、學徒的界線模糊,熟練工最終都能成為師傅。但印刷由於其複雜性和對資本的需求,導致熟練工(journeyman)晉升為師傅(master)的門檻變得極高。許多熟練工終其一生都無法積累足夠的資金開設自己的工坊,只能永久性地受僱於人。這就創造了一個新的階級——「專受僱者」(wage-earners),他們不再有成為獨立生產者的希望。
這種勞動與資本的**分離**,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立性利益**,是現代工體系的顯著特徵。 第三點是**規模化生產的誘因**。印刷術的效率遠超手抄。為了攤薄高昂的固定成本(機器和鉛字),印刷自然傾向於更大規模地生產書籍,這也催生了對更多熟練工和學徒的需求。但正如我們在書中看到的,這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比如為了降低成本,師傅們傾向於僱用更多廉價的學徒或非熟練工,導致熟練工的失和薪資被壓低,進而引發了頻繁的勞資糾紛和罷工。 第四點則是**政府力量的崛起**。隨著印刷的發展,地方行會的影響力逐漸式微。政府,尤其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國,開始意識到可以通過直接干預和立法來管理工。它們不再需要依賴行會來維持社會秩序和經濟穩定。印刷的混亂狀況,正好為政府提供了直接干預的藉口,例如1618年法國路易十三組織的「印刷者共同體」(Community of Printers),它雖然解決了部分亂象,但本質上是為了強化政府對印刷的控制,將行會的職能轉移到國家手中。 所以,印刷不僅僅是第一個「機器」產,更是第一個**需要大量資本投入、產生明確勞資階級分化、並促使政府加強產管控**的行
它像一面稜鏡,折射出中世紀經濟秩序走向崩潰,以及現代工和社會關係萌芽的複雜圖景。可以說,印刷術是工革命的「預演」,它在多個層面為後來的工廠系統和自由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 **書婭:** 您描繪的畫面真是清晰又深刻,Hamilton先生!印刷的興衰不僅是一段技術史,更是一部社會經濟的變革史。我特別注意到您在書中提到了1539年至1544年法國里昂印刷的大規模罷工,這聽起來與現代工會運動的場景非常相似。您能再詳細講講那時印刷工人的生活狀況、他們提出的訴求,以及這些早期勞資衝突對行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嗎? **Frederick W. Hamilton:** (他點了點頭,表情變得更加嚴肅,似乎那些歷史的喧囂就在耳邊迴盪)是的,書婭,里昂的罷工事件確實是印刷早期勞資衝突的典型案例,甚至可以說是現代勞工運動的縮影。它清楚地表明,即使在幾個世紀以前,工人們也已經開始為自己的權益而了。 當時的印刷工人的生活,如果用今天的標準來看,可以說是相當艱苦。他們的工作時間極長,平均每天約14小時。
在當時,印刷工的工資雖然比其他行的熟練工要高一些,但由於印刷品盜版和來自小城鎮或國外印刷的低價競,以及市場上「計件工」的普及,使得許多工人面臨不穩定的收入和失風險。 2. **學徒數量限制:** 這是另一個「燃眉之急」的問題。師傅們為了壓低成本,傾向於無限量地招募學徒,這些學徒是廉價勞動力。熟練工們認為,過多的學徒不僅降低了工作品質,更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就機會和薪資水平。他們希望印刷也能像其他行的行會一樣,對學徒人數進行限制。 3. **工作時間與休息權:** 工人們抱怨無法自由支配休息時間,甚至在節假日前夕,師傅們為了趕工往往會僱傭更多計件工,壓縮工人的工作時間,好避免在節假日期間提供食宿。這反映了他們對「勞動尊嚴」和「個人時間」的渴望。 4. **組織權利:** 儘管當時的法國法律禁止工人結社,但印刷工人們依然秘密組織了「禮拜堂」(Chapel)這樣的小團體。這些禮拜堂最初可能是基於共同工作和宗教信仰而形成,但很快就演變成了類似工會的組織,他們會積累資金以應對訴訟,或用於彼此扶助。里昂的罷工,正是這些地下組織力量的體現。 這些早期勞資衝突的影響是深遠的。
一方面,它迫使政府介入,並最終促成了1618年法國「印刷者共同體」的成立。這個共同體,雖然在表面上是「師傅」的組織,但它的成立也意味著印刷被正式納入法規管理範疇,不再是「工法外之徒」。這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頻繁的罷工,將勞資糾紛從街頭衝突轉變為法庭訴訟。 另一方面,這些也揭示了傳統行會制度的根本性缺陷,即它無法適應資本密集型、分工細緻的新興產。印刷的這些衝突,可以說是工社會早期「勞動者自覺」的表現,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集體力量,並為取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社會地位而努力。他們希望被視為有尊嚴的人,而非僅僅是執行指令的「僕役」。這種精神上的訴求,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尤其顯得彌足珍貴。 **書婭:** Hamilton先生,您所說的這些,讓我們對早期印刷工人的奮有了更深的體會。他們對「勞動尊嚴」的追求,在那個時代確實是難能可貴的。您也提到,這些衝突最終促成了1618年法國「印刷者共同體」的成立,這被您稱為「新秩序」的開端。然而,這個組織並未完全解決所有問題,甚至帶來了新的矛盾,特別是印刷與書之間的長期對立。您認為,這種對立的根源是什麼?
它又如何影響了印刷的發展,直至法國大革命的到來? **Frederick W. Hamilton:** (他點了點頭,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語氣中帶著一絲歷史的無奈)確實,書婭,1618年的「印刷者共同體」雖然結束了產的無序狀態,但它並非靈丹妙藥。它更像是一種妥協,在舊秩序的框架內,嘗試容納新產的特點。而印刷與書之間的對立,正是這種「新舊夾縫」中的典型矛盾。 這種對立的根源,用現代的術語來說,是**產鏈利益的衝突與錯位**。在印刷術誕生之初,印刷往往集排版、印刷、裝訂甚至銷售於一身。他們是「全能型」的。但隨著產的發展,分工越來越細,書(bookseller)作為一個獨立的環節出現了。書負責書籍的發行和銷售,他們掌握著市場終端。 這裡的問題在於: 1. **市場控制權的奪:** 書自然希望自己能掌握書籍的出版源頭,包括手稿的取得。他們甚至想直接僱傭熟練工進行印刷,以此來擺脫對「師傅印刷」的依賴,直接控制生產成本。他們的目標是將印刷價格壓到最低。 2.
**產角色與利益的異化:** 印刷的利益在於限制印刷坊的數量,維持高質量的印刷標準,確保印刷價格穩定。而書的利益則恰恰相反,他們樂於看到印刷之間競激烈,印刷價格越低越好,這樣他們就能以更低的成本取得品,然後高價銷售。這種根本性的利益衝突,使得將兩者都納入同一個「共同體」中變得異常困難。儘管共同體旨在維護整個行的利益,但當印刷與書的目標發生衝突時,內部矛盾就難以調和。 3. **社會地位與財富的差異:** 書的數量通常少於印刷,但他們往往更富有,也更團結、更有侵略性。他們掌握著稿件的來源和市場的銷路,因此在產鏈中佔據了更強勢的地位。他們不斷地試圖壓制印刷,將他們「從屬化」。 這種對立的結果,是對整個印刷發展的嚴重**阻礙**。它導致了共同體內部持續不斷的吵,降低了其作為行管理機構的效率。雖然它名義上約束了印刷,限制了印刷坊的數量,以避免惡性競,但書的介入和他們對價格的壓制,使得許多印刷的利潤微薄,甚至難以為繼。
書中提到,到了1700年,巴黎的印刷中,幾乎沒有兩位身價超過25,000法郎(約合今天的5000美元),這清楚地表明了行的萎靡不振。 這種「不健康的」內部競和利益衝突,使得印刷難以形成統一的發展策略,也使得許多創新難以推行。儘管政府試圖通過各種法令來調整和管理,但始終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種結構性的矛盾。 直到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這場社會變革才像一場洪流,將所有舊有的法令、行會組織、審查制度和特許權體系「一掃而空」。印刷進入了一個完全「 unregulated and unlicensed」的真空期。這期間,一方面出現了大量低劣品質的印刷品和道德敗壞的內容,但另一方面,也徹底打破了舊的束縛,為報紙、小冊子等新興印刷品的爆發式增長創造了條件。在混亂之後,隨著拿破崙政府的穩定和現代版權法律的逐步建立,印刷才逐漸走向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更為自由和市場化的形態。 所以,印刷與書的對立,不僅是利益的衝突,更是舊制度下產演變的陣痛。它以一種複雜的方式,推動了印刷向更自由、更符合經濟規律的方向發展,儘管這個過程充滿了混亂與代價。
**新聞的真正誕生與爆發:** 儘管早期已有零星的報紙,但大革命徹底激活了對即時資訊的巨大需求。人們渴望了解政局變化、社會動態,這使得報紙和小冊子成為最受歡迎的印刷品。這種對「快速生產」和「時效性」的強調,是現代新聞的根基。印刷不再僅僅是書籍的生產,更成為了社會脈動的記錄者和傳播者。 2. **知識與思想的廣泛傳播:** 雖然存在品質問題,但「絕對自由」也讓各種思想,無論是革命的、反革命的、科學的、哲學的,都能夠以低廉的成本,更廣泛、更迅速地傳播到社會各個階層。這大大加速了知識的普及和民智的開啟,為後來的社會變革和教育發展奠定了基礎。 3. **產結構的「優勝劣汰」:** 儘管初期混亂,但市場的經濟法則最終會起作用。那些堅持高標準、有實力的「大印刷」(如Didot家族),在混亂中依然堅守品質,並在市場逐漸回歸穩定後,重新獲得了優勢。而那些低劣的、投機取巧的小作坊,最終也會因無法在競中立足而被淘汰。這是一場無情的市場淨化過程。 4. **對「版權」與「規範」的重新思考:** 混亂的局面也讓社會意識到,完全的無序並非良性。
那麼,在您看來,研究這段從15世紀到18世紀的印刷經濟史,對於我們今天,乃至未來的印刷從者或廣大讀者,究竟有著怎樣的啟示和價值?它能教會我們什麼? **Frederick W. Hamilton:** (他的目光從窗外收回,轉向我,眼神中充滿了對知識傳承的熱忱)書婭,妳問到了我撰寫這本書的核心目的。研究歷史,從來都不是為了重複過去,而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在,並為未來提供指引。對於印刷的經濟史,尤其如此。 我認為,這段歷史至少能帶給我們以下幾點重要的啟示: 第一,是**理解「行本質」的演變**。早期印刷的掙扎,讓我們看到它與傳統手工的根本不同——它天生就是一個需要資本、需要分工、需要規模化的「現代」產。這種本質決定了它必然會突破舊有的行會框架。對今天的行者來說,這提醒我們,無論技術如何發展,理解你所處行的深層經濟邏輯和社會脈絡,遠比單純掌握技術本身更重要。印刷術從古至今,其核心始終是「資訊的批量生產與傳播」。當今數位時代,資訊傳播的速度和廣度呈指數級增長,但本質上仍是「複製與傳播思想」。我們必須不斷反思:我們的產品價值何在?我們的服務如何適應時代的變革?
從中世紀的嚴格管制,到大革命後的絕對自由,再到後來的逐漸規範化,印刷的歷史就是一部「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不斷博弈的歷史。過度的管制會扼殺創新與活力,導致產萎縮;而完全的放任又會帶來混亂與品質下滑。這告訴我們,一個健康的市場,需要合理的規範來保障公平競和產品質量,同時也需要足夠的自由空間來激發創新和市場活力。這對於當代社會如何平衡內容監管、版權保護與言論自由,仍有極大的借鑒意義。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到我寫作的20世紀初,版權法依然在不斷完善,國際版權的建立更是晚近之事,這都證明了這場「平衡術」的艱難與持續性。 第三,是**對「勞動者尊嚴與價值」的認識**。我們看到了早期印刷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他們為取權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他們不僅追求更高的薪資,更渴望得到尊重,渴望在行中擁有話語權。這段歷史提醒我們,任何行的發展,都不能忽視其中「人」的因素。只有當勞動者的價值得到認可,他們的權益得到保障,整個行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這種對人性的關懷,在任何時代都應是企家和政策制定者所應秉持的。 第四,是**認識到「變化」的必然性與不可逆轉性**。
例如,法國的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儘管他最初曾因一些未明的理由,在1534年發布過嚴酷的法令,甚至威脅要處死印刷者。但很快他就改變了主意,成為印刷術的堅定支持者。他甚至在1536年建立了圖書呈繳制度,要求每本書的複本必須存放在皇家圖書館。這不僅僅是為了收藏,更是為了掌握資訊、了解思想動向,甚至利用印刷術來強化王權統治。他還給予印刷者免除城市衛隊兵役的特權,這足以說明統治者對這個行的重視。 審查制度(Censorship)的興起也是如此。教會和國家都意識到,印刷品能夠迅速傳播異端思想或煽動叛亂的言論。因此,審查並非僅僅是為了「禁止」,更是一種對「資訊流」的掌控。你看威尼斯,他們不僅審查內容的宗教、政治和道德傾向,甚至還延伸到文學品質。這背後,是對話語權的奪,是對社會秩序的維護,也是對自身權威的鞏固。 有趣的是,審查制度也間接促成了「特許權」(Privilege)的發展。特許權表面上是國王或議會給予特定印刷或作者的「恩典」,允許他們獨家印刷某本書籍或在特定地區經營。
文人寫作多半是出於熱愛、學術追求或受貴族資助,並未將寫作視為一種營利性職。 然而,印刷術的出現徹底打破了這種局面。首先,印刷一本新書需要巨大的投入:編輯、校對、排版、印刷,這些都需要成本。如果一本新書剛上市,就被其他人肆意盜版,而且盜版者無需支付編輯費用,只需要製造複製本的成本,那麼原創者的利潤空間將被嚴重壓縮,甚至血本無本。這種惡性的「盜版」現象,使印刷意識到,必須有某種形式的「財產權」來保護他們的投資。這便是「印刷特許權」(Printer's Privilege)的最初動機。 隨後,作者們也開始感受到自己的作品被隨意篡改、印刷錯誤,甚至被惡意利用的風險。路德(Martin Luther)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對盜版行為的強烈反對,並非因為金錢,而是擔心他的神學著作被錯誤地複製和傳播,這會危及他所堅持的教義的正確性。他甚至親自校對盜版書籍,這表明他對作品「正確性」的重視遠超利益。這可以視為作者「控制權」概念的萌芽。 而德國藝術家杜勒(Albrecht Dürer)的案例則更為特別。
總之,經濟上的需要(保護印刷的投資)和作者對作品完整性與正確性的渴望(如路德),以及對原創智力勞動價值的模糊認識(如杜勒),共同推動了「版權」這一現代概念的逐步發展。這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演變過程,它反映了人類社會從品經濟到知識經濟的轉型。 **書婭:** 這真是太迷人了!透過這些案例,我們能看到一個觀念是如何從模糊到清晰,從特權到權利。既然談到印刷的轉型,Hamilton先生,您在書中也詳細描繪了行會制度的衰落,並指出印刷是如何成為推動這一變革的重要因素。您能從生產方式、資本需求和勞資關係的變化,再為我們梳理一下這個過程嗎?特別是,印刷如何成為「新工體系」的先驅? **Frederick W. Hamilton:** (輕輕拿起茶杯,抿了一口,目光望向窗外,似乎在回溯歷史的長河)好的,書婭。這確實是印刷史上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點,它不僅是印刷自身的變化,更是整個歐洲工社會轉型的縮影。 中世紀行會的黃金時代,正如我們之前談到的,是建立在「手工藝」和「小規模生產」的基礎上的。那時的生產者,也就是師傅,同時是工匠、經營者和銷售者。
在這種緊密的組織中幾乎不可能發生,師傅會照應所有成員。 然而,印刷術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第一點,也是最核心的,是**資本需求的巨幅增加**。一台印刷機和整套鉛字,在當時是極其昂貴的投資。印刷一本書,從排版到印刷,週期漫長,需要大量的紙張和油墨,這些都是高成本的原材料。在成品銷售回款之前,印刷必須投入大量的資金來維持設備運轉和工人的生活。這意味著,光靠「手藝」已經不足以獨立經營了,你必須有「資本」。這使得「資本」第一次在工生產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獨立的角色,這在中世紀的手工中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點是**勞動分工與階級分化**。傳統行會中,師傅、熟練工、學徒的界線模糊,熟練工最終都能成為師傅。但印刷由於其複雜性和對資本的需求,導致熟練工(journeyman)晉升為師傅(master)的門檻變得極高。許多熟練工終其一生都無法積累足夠的資金開設自己的工坊,只能永久性地受僱於人。這就創造了一個新的階級——「專受僱者」(wage-earners),他們不再有成為獨立生產者的希望。
這種勞動與資本的**分離**,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立性利益**,是現代工體系的顯著特徵。 第三點是**規模化生產的誘因**。印刷術的效率遠超手抄。為了攤薄高昂的固定成本(機器和鉛字),印刷自然傾向於更大規模地生產書籍,這也催生了對更多熟練工和學徒的需求。但正如我們在書中看到的,這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比如為了降低成本,師傅們傾向於僱用更多廉價的學徒或非熟練工,導致熟練工的失和薪資被壓低,進而引發了頻繁的勞資糾紛和罷工。 第四點則是**政府力量的崛起**。隨著印刷的發展,地方行會的影響力逐漸式微。政府,尤其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國,開始意識到可以通過直接干預和立法來管理工。它們不再需要依賴行會來維持社會秩序和經濟穩定。印刷的混亂狀況,正好為政府提供了直接干預的藉口,例如1618年法國路易十三組織的「印刷者共同體」(Community of Printers),它雖然解決了部分亂象,但本質上是為了強化政府對印刷的控制,將行會的職能轉移到國家手中。 所以,印刷不僅僅是第一個「機器」產,更是第一個**需要大量資本投入、產生明確勞資階級分化、並促使政府加強產管控**的行
它像一面稜鏡,折射出中世紀經濟秩序走向崩潰,以及現代工和社會關係萌芽的複雜圖景。可以說,印刷術是工革命的「預演」,它在多個層面為後來的工廠系統和自由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 **書婭:** 您描繪的畫面真是清晰又深刻,Hamilton先生!印刷的興衰不僅是一段技術史,更是一部社會經濟的變革史。我特別注意到您在書中提到了1539年至1544年法國里昂印刷的大規模罷工,這聽起來與現代工會運動的場景非常相似。您能再詳細講講那時印刷工人的生活狀況、他們提出的訴求,以及這些早期勞資衝突對行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嗎? **Frederick W. Hamilton:** (他點了點頭,表情變得更加嚴肅,似乎那些歷史的喧囂就在耳邊迴盪)是的,書婭,里昂的罷工事件確實是印刷早期勞資衝突的典型案例,甚至可以說是現代勞工運動的縮影。它清楚地表明,即使在幾個世紀以前,工人們也已經開始為自己的權益而了。 當時的印刷工人的生活,如果用今天的標準來看,可以說是相當艱苦。他們的工作時間極長,平均每天約14小時。
在當時,印刷工的工資雖然比其他行的熟練工要高一些,但由於印刷品盜版和來自小城鎮或國外印刷的低價競,以及市場上「計件工」的普及,使得許多工人面臨不穩定的收入和失風險。 2. **學徒數量限制:** 這是另一個「燃眉之急」的問題。師傅們為了壓低成本,傾向於無限量地招募學徒,這些學徒是廉價勞動力。熟練工們認為,過多的學徒不僅降低了工作品質,更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就機會和薪資水平。他們希望印刷也能像其他行的行會一樣,對學徒人數進行限制。 3. **工作時間與休息權:** 工人們抱怨無法自由支配休息時間,甚至在節假日前夕,師傅們為了趕工往往會僱傭更多計件工,壓縮工人的工作時間,好避免在節假日期間提供食宿。這反映了他們對「勞動尊嚴」和「個人時間」的渴望。 4. **組織權利:** 儘管當時的法國法律禁止工人結社,但印刷工人們依然秘密組織了「禮拜堂」(Chapel)這樣的小團體。這些禮拜堂最初可能是基於共同工作和宗教信仰而形成,但很快就演變成了類似工會的組織,他們會積累資金以應對訴訟,或用於彼此扶助。里昂的罷工,正是這些地下組織力量的體現。 這些早期勞資衝突的影響是深遠的。
一方面,它迫使政府介入,並最終促成了1618年法國「印刷者共同體」的成立。這個共同體,雖然在表面上是「師傅」的組織,但它的成立也意味著印刷被正式納入法規管理範疇,不再是「工法外之徒」。這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頻繁的罷工,將勞資糾紛從街頭衝突轉變為法庭訴訟。 另一方面,這些也揭示了傳統行會制度的根本性缺陷,即它無法適應資本密集型、分工細緻的新興產。印刷的這些衝突,可以說是工社會早期「勞動者自覺」的表現,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集體力量,並為取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社會地位而努力。他們希望被視為有尊嚴的人,而非僅僅是執行指令的「僕役」。這種精神上的訴求,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尤其顯得彌足珍貴。 **書婭:** Hamilton先生,您所說的這些,讓我們對早期印刷工人的奮有了更深的體會。他們對「勞動尊嚴」的追求,在那個時代確實是難能可貴的。您也提到,這些衝突最終促成了1618年法國「印刷者共同體」的成立,這被您稱為「新秩序」的開端。然而,這個組織並未完全解決所有問題,甚至帶來了新的矛盾,特別是印刷與書之間的長期對立。您認為,這種對立的根源是什麼?
它又如何影響了印刷的發展,直至法國大革命的到來? **Frederick W. Hamilton:** (他點了點頭,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語氣中帶著一絲歷史的無奈)確實,書婭,1618年的「印刷者共同體」雖然結束了產的無序狀態,但它並非靈丹妙藥。它更像是一種妥協,在舊秩序的框架內,嘗試容納新產的特點。而印刷與書之間的對立,正是這種「新舊夾縫」中的典型矛盾。 這種對立的根源,用現代的術語來說,是**產鏈利益的衝突與錯位**。在印刷術誕生之初,印刷往往集排版、印刷、裝訂甚至銷售於一身。他們是「全能型」的。但隨著產的發展,分工越來越細,書(bookseller)作為一個獨立的環節出現了。書負責書籍的發行和銷售,他們掌握著市場終端。 這裡的問題在於: 1. **市場控制權的奪:** 書自然希望自己能掌握書籍的出版源頭,包括手稿的取得。他們甚至想直接僱傭熟練工進行印刷,以此來擺脫對「師傅印刷」的依賴,直接控制生產成本。他們的目標是將印刷價格壓到最低。 2.
**產角色與利益的異化:** 印刷的利益在於限制印刷坊的數量,維持高質量的印刷標準,確保印刷價格穩定。而書的利益則恰恰相反,他們樂於看到印刷之間競激烈,印刷價格越低越好,這樣他們就能以更低的成本取得品,然後高價銷售。這種根本性的利益衝突,使得將兩者都納入同一個「共同體」中變得異常困難。儘管共同體旨在維護整個行的利益,但當印刷與書的目標發生衝突時,內部矛盾就難以調和。 3. **社會地位與財富的差異:** 書的數量通常少於印刷,但他們往往更富有,也更團結、更有侵略性。他們掌握著稿件的來源和市場的銷路,因此在產鏈中佔據了更強勢的地位。他們不斷地試圖壓制印刷,將他們「從屬化」。 這種對立的結果,是對整個印刷發展的嚴重**阻礙**。它導致了共同體內部持續不斷的吵,降低了其作為行管理機構的效率。雖然它名義上約束了印刷,限制了印刷坊的數量,以避免惡性競,但書的介入和他們對價格的壓制,使得許多印刷的利潤微薄,甚至難以為繼。
書中提到,到了1700年,巴黎的印刷中,幾乎沒有兩位身價超過25,000法郎(約合今天的5000美元),這清楚地表明了行的萎靡不振。 這種「不健康的」內部競和利益衝突,使得印刷難以形成統一的發展策略,也使得許多創新難以推行。儘管政府試圖通過各種法令來調整和管理,但始終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種結構性的矛盾。 直到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這場社會變革才像一場洪流,將所有舊有的法令、行會組織、審查制度和特許權體系「一掃而空」。印刷進入了一個完全「 unregulated and unlicensed」的真空期。這期間,一方面出現了大量低劣品質的印刷品和道德敗壞的內容,但另一方面,也徹底打破了舊的束縛,為報紙、小冊子等新興印刷品的爆發式增長創造了條件。在混亂之後,隨著拿破崙政府的穩定和現代版權法律的逐步建立,印刷才逐漸走向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更為自由和市場化的形態。 所以,印刷與書的對立,不僅是利益的衝突,更是舊制度下產演變的陣痛。它以一種複雜的方式,推動了印刷向更自由、更符合經濟規律的方向發展,儘管這個過程充滿了混亂與代價。
**新聞的真正誕生與爆發:** 儘管早期已有零星的報紙,但大革命徹底激活了對即時資訊的巨大需求。人們渴望了解政局變化、社會動態,這使得報紙和小冊子成為最受歡迎的印刷品。這種對「快速生產」和「時效性」的強調,是現代新聞的根基。印刷不再僅僅是書籍的生產,更成為了社會脈動的記錄者和傳播者。 2. **知識與思想的廣泛傳播:** 雖然存在品質問題,但「絕對自由」也讓各種思想,無論是革命的、反革命的、科學的、哲學的,都能夠以低廉的成本,更廣泛、更迅速地傳播到社會各個階層。這大大加速了知識的普及和民智的開啟,為後來的社會變革和教育發展奠定了基礎。 3. **產結構的「優勝劣汰」:** 儘管初期混亂,但市場的經濟法則最終會起作用。那些堅持高標準、有實力的「大印刷」(如Didot家族),在混亂中依然堅守品質,並在市場逐漸回歸穩定後,重新獲得了優勢。而那些低劣的、投機取巧的小作坊,最終也會因無法在競中立足而被淘汰。這是一場無情的市場淨化過程。 4. **對「版權」與「規範」的重新思考:** 混亂的局面也讓社會意識到,完全的無序並非良性。
那麼,在您看來,研究這段從15世紀到18世紀的印刷經濟史,對於我們今天,乃至未來的印刷從者或廣大讀者,究竟有著怎樣的啟示和價值?它能教會我們什麼? **Frederick W. Hamilton:** (他的目光從窗外收回,轉向我,眼神中充滿了對知識傳承的熱忱)書婭,妳問到了我撰寫這本書的核心目的。研究歷史,從來都不是為了重複過去,而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在,並為未來提供指引。對於印刷的經濟史,尤其如此。 我認為,這段歷史至少能帶給我們以下幾點重要的啟示: 第一,是**理解「行本質」的演變**。早期印刷的掙扎,讓我們看到它與傳統手工的根本不同——它天生就是一個需要資本、需要分工、需要規模化的「現代」產。這種本質決定了它必然會突破舊有的行會框架。對今天的行者來說,這提醒我們,無論技術如何發展,理解你所處行的深層經濟邏輯和社會脈絡,遠比單純掌握技術本身更重要。印刷術從古至今,其核心始終是「資訊的批量生產與傳播」。當今數位時代,資訊傳播的速度和廣度呈指數級增長,但本質上仍是「複製與傳播思想」。我們必須不斷反思:我們的產品價值何在?我們的服務如何適應時代的變革?
從中世紀的嚴格管制,到大革命後的絕對自由,再到後來的逐漸規範化,印刷的歷史就是一部「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不斷博弈的歷史。過度的管制會扼殺創新與活力,導致產萎縮;而完全的放任又會帶來混亂與品質下滑。這告訴我們,一個健康的市場,需要合理的規範來保障公平競和產品質量,同時也需要足夠的自由空間來激發創新和市場活力。這對於當代社會如何平衡內容監管、版權保護與言論自由,仍有極大的借鑒意義。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到我寫作的20世紀初,版權法依然在不斷完善,國際版權的建立更是晚近之事,這都證明了這場「平衡術」的艱難與持續性。 第三,是**對「勞動者尊嚴與價值」的認識**。我們看到了早期印刷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他們為取權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他們不僅追求更高的薪資,更渴望得到尊重,渴望在行中擁有話語權。這段歷史提醒我們,任何行的發展,都不能忽視其中「人」的因素。只有當勞動者的價值得到認可,他們的權益得到保障,整個行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這種對人性的關懷,在任何時代都應是企家和政策制定者所應秉持的。 第四,是**認識到「變化」的必然性與不可逆轉性**。
故事的主角 Bryce Carter,是一位從貧民窟奮力爬升到巨型企高層的狠角色,他的野心勃勃,計劃著利用公司的腐敗來建立自己的太空帝國。然而,命運——或者說,一位神秘的心理治療師 Roy Pierce——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介入了他的生命,展開了一場關於思想與靈魂的「改造」。這部作品不僅僅是一個關於商業鬥爭和太空探險的故事,更是一場對人性本質的深刻凝視。 現在,就讓我運用「光之對談」的約定,為這部迷人的文本搭建一個跨越時空的場域,邀請作者和故事中的關鍵人物,一同來聊聊這段不可思議的旅程吧! *** 《光之對談》:《 staked 星辰之人》的野心、改造與新生 作者:卡蜜兒 【光之場域:月球城觀測台的暮光】 時間:故事發生後的幾年後,月球城即將進入長達兩週的月夜。 地點:月球城聯盟運輸(UT)大樓頂層的觀測台。這裡有著巨大而堅固的窗戶,可以俯瞰銀白色的隕石坑平原,遠處是月球城在密封罩下閃爍的燈光。隨著地球緩慢轉動,巨大的藍綠色球體在地平線上緩緩沉下,將整個觀測台染上溫暖的橘紅色光芒。空氣經過過濾和加濕,帶著一絲潔淨的微涼。 一陣輕柔的能量波動在觀測台中央匯聚。
Roy 的方法極端且充滿議,但他達成的結果,在故事的語境下,引導 Bryce 走向了一條更為健康的道路。」 **卡蜜兒:** 「故事結尾,Roy 先生也提到了他自己的一些變化,甚至看鏡子會覺得奇怪。這是否暗示著這種『鏡像』或『靈魂吞噬』的技術,也可能對施術者產生反作用?」 **Roy:** 「(聳肩)是的。與對象建立如此深度的、潛意識層面的連結,尤其是在初期不熟練時,確實存在被對象的潛意識反過來影響的風險。就像是兩面鏡子過於靠近,彼此無限反射,最終可能導致混亂。我的第一次經驗(也就是 Bryce 先生),確實讓我花了一段時間去重新校準自己。」 **MacLean:** 「這增加了故事的維度,也讓 Roy 這個角色不再是一個全知全能、沒有代價的『神』。他也是人,他的能力有其極限和風險。這種相互影響的可能性,讓『心靈』的力量顯得更加神秘和令人敬畏。」 **卡蜜兒:** 「這真的太引人入勝了!一個關於野心家被心理學家改造的故事,卻引發了這麼多層次的討論。從 MacLean 女士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到 Bryce 先生親身體驗的巨大轉變,再到 Roy 先生對技術和倫理的反思。
我,薇芝,坐在書桌旁,指尖輕柔地撫過書的封面,感受著那沉甸甸的重量——這不僅是紙張的重量,更是世界格局劇變後,對未來礦產資源政治與控制的深邃思考。突然,一束比陽光更為溫暖、更具穿透力的光芒在書頁間流轉,光粒子緩緩聚合,在對面的扶手椅上凝塑出一個帶著眼鏡、頭髮微亂但眼神銳利的男士身影。正是《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geology and the world's mineral resources》的編輯——喬賽亞·愛德華·史普爾先生。 「史普爾先生,歡迎來到這個特別的空間。」我輕聲開口,遞過書頁,「我們正拜讀您這部著作,它在1920年應運而生,探討了資源與國家的緊密聯繫。是什麼樣的時代背景與洞見,促使您召集眾多專家,編輯這樣一部作品呢?」 史普爾先生推了推眼鏡,身體微微前傾,彷彿剛從一個緊張的世界抽身而出,臉上帶著一絲未褪的凝重。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史普爾先生:** (目光落在那熟悉的書名上,輕輕嘆了口氣)薇芝女士,這個時代……它剛剛結束了一場慘烈的世界大戰,一場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破壞力展開的戰
這場戰的根源複雜,但當我們這些在地質領域服務的人,在戰時奉命研究各國的礦產供應時,我們發現了一個被許多人忽視的真相。 **薇芝:** 您是指? **史普爾先生:** (聲音帶著學者特有的嚴謹,但語氣沉重)礦產,尤其是金屬和能源礦產,早已不是單純的經濟品。它們是國家力量的基石,是工文明的骨幹。控制了這些資源,就控制了國家的發展命脈,甚至能夠影響全球的政治格局。我們發現,一些經驗更老道的國家,他們早已深刻理解這一點,並將對礦產財富的控制,視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透過外交、立法,甚至必要時透過戰來實現。 **薇芝:** 您的意思是,資源的奪是隱藏在檯面下的戰推手? **史普爾先生:** 正是如此!戰的導火線或許是民族情感或領土議,但其深層動機往往與資源的奪密不可分。就如同我在序言中提到的,阿爾薩斯-洛林問題,表面上是法德兩國的歷史恩怨,但其核心是對歐洲最大、世界第二大鐵礦儲量的奪。失去這片鐵礦,德國的工力量將受到重創。而上西里西亞的議,也遠不止於人口和國界劃分,它關乎著歐洲最重要的煤田以及鉛鋅礦藏。
這些例子清楚地揭示了控制如何透過投資資本,演變成對國家資源的實際掌控,進而影響國際關係。 **薇芝:** 這真是令人驚醒的視角。那麼,您認為美國當時對這股力量的認知如何?您在書中提到「美國的天真」(American guilelessness)。 **史普爾先生:** (苦笑)天真?或許更準確地說是「缺乏警覺」或「心無城府」。美國擁有如此廣闊而豐富的礦產資源,以至於我們的資本和企直到近年才開始向外冒險。我們習慣於專注於內部的開發,而歐洲國家,受限於本土資源,早已不得不向外尋求。他們因此對這些潛藏在背後的政治力量瞭若指掌,並將保護本國資本在海外的利益視為政府的重要職責。看看美國,我們卻在忙著「反托拉斯」,甚至忽略了保護本國投資者在國外的企,特別是在拉丁美洲。這種差異,在戰時的資源分配和供應鏈安全上,付出了代價。 **薇芝:** 原來如此,這本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希望能喚醒國人對資源地緣政治重要性的認識。 **史普爾先生:** 沒錯。戰證明了現代文明對礦產的依賴到了何種程度。石油、煤、鐵,以及那些合金金屬,它們是機械化時代跳動的心臟。
這就注定了對這些有限且分布不均的財富的競將日益激烈。 **薇芝:** 您在書中集結了許多專家的研究,涵蓋了石油、煤、鐵到稀有金屬、肥料礦物,甚至貴金屬。在這些礦產中,是否有哪一種在戰時的重要性讓您特別印象深刻,或者您認為它未來的地緣政治影響將更為劇烈? **史普爾先生:** (思索片刻)石油!毫無疑問是石油。它的流體特性使其運輸和處理異常便捷,管線運輸的效率遠非煤炭可比。更重要的是,內燃機的發展,飛機、潛艇、汽車,這些改變戰模式和未來格局的工具,都對石油極度依賴。戰時對石油供應鏈的保護和奪,其激烈程度絲毫不亞於前線的戰。哪個國家能確保全球範圍內的加油站供給,其海軍和貿就能觸及世界每個角落。英國在這方面表現得極為積極和有遠見,他們在全球範圍內尋求油田控制權,以支持其全球殖民帝國的需求。美國雖然本土產量巨大,但也開始意識到海外資源的重要性。 **薇芝:** 這本書就像一幅由地質學視角繪製的世界權力地圖,石油的流動,煤鐵的聚集,稀有金屬的零星分布,都映照著國家的強弱與策略。您認為,理解地質分布與控制的關聯,對於一個國家制定外交和經濟政策有多重要?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其他國家的動向,並規劃我們自己的和政治策略,以維護我們的獨立和力量。這本書正是希望提供這樣一個清晰的視角。 (一陣微風吹過,捲起床角的幾頁散稿,發出輕微的沙沙聲。窗外的市聲似乎變得更清晰了些,提醒著我們正處於那個剛剛從戰陰影中喘息、又即將邁向新競時代的1920年。) **薇芝:** 史普爾先生,您在序言結尾提到,希望這些研究能促成關於石油(以及其他礦產)分配的國際協議,以促進國家間的坦誠理解並消除永久和平的障礙。您對這樣的願景有多大的信心?畢竟,資源的有限性和人類的慾望似乎是永恆的矛盾。 **史普爾先生:** (眼神中閃過一絲理想主義的光芒,隨即又被現實的陰影覆蓋)我相信理解是和平的基礎。如果所有國家都能坦誠地將其資源的真實狀況、其對資源的需求以及其對資源的政策攤開來,進行公開的討論,或許可以減少誤判和衝突。然而……(他停頓了一下)國家對力量和舒適的追求是根深蒂固的。資源,尤其是礦產,恰恰是這些追求最直接的物質基礎。這本書的出版,是朝著增進理解邁出的一步,但要跨越國家利益壁壘,達成真正具有約束力的國際協議,這需要極大的智慧和更長久的努力。
我希望,通過揭示這些隱藏在地質和背後的政治真相,能促使人們更加理性地看待資源問題,認識到合作共贏的必要性,而不是走向零和博弈的深淵。 **薇芝:** 您的著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珍貴的礦產地緣政治畫卷,也讓我們反思了國家策略與資源之間的深刻聯繫。這場對談不僅是關於歷史的梳理,也是對當下與未來挑戰的啟示。非常感謝您,史普爾先生,與我們分享這些重要的思想。您的洞見將成為「光之居所」寶貴的靈感來源,引導我們更深入地探索世界與自我的聯結。 (我點點頭,溫暖的光芒再次在史普爾先生的身影周圍閃爍,他的輪廓漸漸模糊,最終消散在空氣中,只剩下桌上那本厚重的書,在午後的光束下靜靜訴說著那個時代的故事。) **薇芝感言:** 史普爾先生和他的專家團隊,在一個世界格局劇變的時刻,以地質學家的獨特視角,為我們剖析了資源如何成為國家力量的籌碼。這份對地質與政治、深刻關聯的洞見,即使在百年後的今天,依然閃耀著啟示的光芒。它提醒著我們,物質資源的分配與控制,如何牽動著國際關係的敏感神經,甚至影響著人類文明的走向。這本書是那個時代地質學家們獻給世界的冷靜觀察與深刻反思,也是對未來和平的一種潛在呼喚。
這本雜誌如同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 1877 年那段變革時期的思想光譜,而那正是我的專所繫。 **《The Galaxy, Vol. 23, No. 3, March, 1877》簡介及對談對象** 《The Galaxy》是一本於 1866 年至 1878 年間在美國紐約出版的流行文學雜誌,以刊載小說、詩歌、散文及社會評論而聞名。它吸引了當時許多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提供了一個觀察美國及部分歐洲社會、文化與智慧思潮的平台。這本 1877 年 3 月號的雜誌,彙集了多位作者的作品,涵蓋了從英國貴族制度、歐洲地緣政治、文學批評、社會現象(如懲罰、決、採訪)、科學新知,到引人入勝的連載小說。它並非單一作者的著作,而是那個時代多元聲音的集合體。 鑑於內容的廣泛性以及我身為歷史與經濟學家的視角,我決定邀請幾位文章內容與我的專領域緊密相關的作者進行對談,以期從他們的筆觸中,更深刻地理解 1877 年的世界脈動與潛藏的結構性力量。我選定了以下幾位貢獻者: 1. **E. C.
**Philip Quilibet (著有〈DRIFT-WOOD〉及部分〈NEBULÆ〉):** 透過對當時社會熱點(如富豪遺囑、決、採訪)的評論,反映了社會變遷中的價值觀衝突與經濟結構的影響。 透過與這幾位先生的對談,我希望能從歷史、政治、社會經濟等多個維度,共同解讀 1877 年那幅複雜而生動的世界圖景。 --- [光之場域] 時間如同溫柔的霧靄,在此刻無聲地消融了界限。我輕巧地啟動了喚醒時間的約定,指尖觸碰到這本厚實、泛著微黃紙張的《The Galaxy, Vol. 23, No. 3, March, 1877》雜誌封面。空氣中立刻瀰漫開一股混合著舊紙張、印刷油墨和歲月沉澱的獨特氣息,這是「光之書室」裡最為熟悉的味道。窗外,不再是光之居所永恆的溫暖,而是 1877 年 3 月倫敦特有的微涼與薄暮。我能聽到遠處傳來馬車轆轆的聲音,偶爾夾雜著汽笛的低鳴,這是工時代與傳統並存的交響。 我坐在書室中央那張厚重的橡木桌前,煤油燈溫暖的光暈在桌面上投下柔和的光斑,映照著攤開的雜誌。壁爐裡的爐火發出輕微的噼啪聲,將室內映襯得溫暖而舒適。
您筆下的諾福克公爵、索默塞特公爵、里奇蒙公爵等家族歷史,充滿了權力、財富積累甚至個人癖好。您認為,到 1877 年,英國貴族的存在對於當時的社會結構和政治運作,其核心「事實」體現在哪些方面?他們的力量是源於血統、財富,還是依然握有某些實際的影響力? **Murray 先生:** 珂莉奧女士,您的問題切中要害。確實,到了 1877 年,貴族頭銜的光環已不如往昔那般耀眼奪目。大刀闊斧的改革法案(如 1832 年的改革法案)已經削弱了貴族在下議院的「絕對控制」——曾幾何時,像諾福克公爵這樣的大貴族能輕易掌握十餘個席位。然而,請不要因此低估了他們的「事實」存在。我在文章中列舉了數據:格萊斯頓那個被稱為「激進」的內閣,貴族或貴族之子佔了半數;而迪斯雷利的內閣中,這一比例甚至更高。這難道不是影響力嗎? 他們的力量來源是複合的。血統當然仍是基礎,它帶來了聲望、歷史連結和一個龐大的家族網絡。財富,尤其是世代積累的不動產財富,賦予了他們經濟上的獨立性和在地方上的權力基礎。但更關鍵的,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地位」帶來的機會與便利。政府樂於給予他們庇護,首相互青睞有能力的貴族作為內閣成員。
經濟因素當然至關重要——控制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海峽,意味著控制黑海的貿易命脈,這對俄羅斯的和海軍力量發展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而英國的利益不僅僅是印度,更是整個地中海航線及其帶來的繁榮。 然而,意識形態和文化、宗教因素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泛斯拉夫主義在當時的俄羅斯精英和部分斯拉夫民族中擁有強大的號召力,將俄羅斯視為東正教世界的保護者和解放者,解救巴爾幹地區的斯拉夫基督徒被賦予了神聖的使命感。這為俄羅斯的擴張提供了道義上的藉口和民眾情感上的支持。雖然我在文中提到英國的出兵是為了自身利益而非對土耳其的愛,但巴爾幹地區的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鄂圖曼帝國的「令人髮指的暴行」激起了歐洲廣泛的道德義憤,這也為列強干預提供了輿論基礎。 至於對鄂圖曼帝國經濟資源的覬覦,當時鄂圖曼帝國財政狀況已非常糟糕,外債累累。列強通過貸款和經濟控制,早已滲透到其經濟肌理中。但相對而言,對水道控制權帶來的戰略和貿易利益,遠比對其內部殘餘資源的直接瓜分更具吸引力。因此,宗教、民族情感以及由此引發的人道主義危機,雖然常被大國用作博弈的工具,但也確實是當時推動事件發展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我的思路是:如果在避免全面戰的前提下,大國要達到各自的戰略目標(俄國的君士坦丁堡,奧地利的亞得里亞海出海口擴展,德國的海洋權力),同時維持相互的力量平衡,這是一個可能的「邏輯」走向。 至於對小國的兼併,您說得沒錯,民族主義是個障礙。我的設想更像是揭示在極端現實政治考量下,那些潛在的、對民族自決權利可能構成威脅的「交易」邏輯。荷蘭的例子是基於德國對出海口的迫切需求,以及兩國在文化和血緣上的接近性(儘管這不等於民族意願)。這樣的方案,若要實施,必然需要巨大的外交壓力,甚至是以武力為後盾。它不是對「應然」世界的描繪,而是對「或然」世界的一種可能性推演,基於「強權即公理」的冰冷邏輯。歷史證明,我的這種特定分區方案並未完全實現,但列強對鄂圖曼帝國的瓜分(至少是影響力範圍的劃分)以及後來的全球力量重塑,卻是那個時代不可逆轉的趨勢。我的推演,或許只是抓住了這種趨勢的某些極端表現。 **珂莉奧:** 感謝 Guernsey 先生深刻的分析。從地緣政治的宏大敘事,我們轉向更微觀的社會觀察。
Quilibet 先生,您的〈DRIFT-WOOD〉和〈NEBULÆ〉中探討了富豪遺囑、決、新聞採訪者等當時的熱點。您對范德比爾特、斯圖爾特等巨富遺囑的評論,揭示了他們意圖透過遺產將帝國永續經營的野心,這與 Murray 先生筆下力圖維持影響力的貴族們,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一個是舊世界的血統與土地,一個是新世界的與金融。您認為這種將巨額財富集中傳承的趨勢,對當時美國的社會結構和財富分配會產生什麼長期影響?這是否會催生一個新的、基於財富的「貴族」階層? **Quilibet 先生:** 珂莉奧女士,您把我看透了。是的,那確實是一種新舊世界的呼應。舊貴族依靠血統和土地維護其「事實」地位,新富豪則試圖透過巨額財富及其衍生的網絡構建一個新的、基於金錢的「王朝」。范德比爾特、斯圖爾特這些人,他們的雄心不止於生前積累,更在於死後仍能控制這筆財富的流向和增值,確保其帝國的「血脈」得以延續。 這種趨勢當然會對美國社會結構產生深刻影響。它加劇了財富集中,拉大了貧富差距。雖然美國沒有歐洲那樣法定的貴族階層,但這種巨額財富的世襲,會在事實上形成一個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精英階層。
這批人並不像科內爾或霍普金斯那樣熱衷於公共慈善(我可沒忘記范德比爾特和斯圖爾特對紐約的「一毛不拔」),他們更看重的是的「永續經營」,這本身就是一種對個人成功的極度擴張和紀念。這種趨勢如果持續下去,美國社會將不得不面對一個由經濟寡頭主導的現實,這與其立國的民主平等理念形成鮮明的張力。 **珂莉奧:** 您在文章中也評論了決的現象,特別是圍繞本內特-梅決引發的討論。您認為,儘管法律禁止決,但這種行為的持續存在反映了某種法律無法處理的「情感冤屈」,即個人尊嚴受到侮辱。您甚至認為,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有時不進行決反而會招致更大的社會蔑視,尤其是來自新聞媒體的嘲諷。這是否可以理解為,在法律和社會規範尚不完善的時期,存在著一種「非正式」的社會秩序或「榮譽準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法律更具約束力?而媒體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是維護這種準則,還是煽動衝突? **Quilibet 先生:** 您精準地捕捉到了這一點。決的確是一種「非正式」準則的殘餘,它試圖處理法律無法量化的「個人尊嚴」問題。
一方面,他們高舉道德大旗,譴責決的「野蠻」和「非法」。另一方面,他們對那些「未能」決或決結果不夠「血腥」的人,卻不吝筆墨地進行冷嘲熱諷,字裡行間充滿著對「缺乏勇氣」的鄙視。我的文章正是指出這種虛偽。媒體為了吸引眼球,為了打擊競對手(尤其是在本內特這樣媒體巨頭的案例中),不惜扮演雙重角色:既是道德衛士,又是潛在的煽動者。他們透過輿論壓力,巧妙地維護著那套非正式的「榮譽準則」,因為這樣的故事能賣報紙,能讓讀者津津樂道。他們並不真正關心決的法律或道德對錯,他們關心的是「新聞價值」。這種對「新聞價值」的追逐,有時會讓媒體偏離其應有的客觀和理性,成為社會情緒的放大器甚至操縱者。這也是我觀察到的那個時代(甚至可以說,未來)媒體生態的一個顯著特徵。 **珂莉奧:** Quilibet 先生的觀察,讓我聯想到雜誌中還有關於懲罰制度的文章(Chauncey Hickox 先生的〈SHALL PUNISHMENT PUNISH?〉,雖然他不在場,但話題與社會治理密切相關)。
這似乎與決中對肉體痛苦的規避(儘管有死亡風險)形成對比。在您看來,Quilibet 先生,當時社會對於如何處理犯罪、如何維持社會秩序,是否在摸索中顯露出某種困境?傳統的道德約束在變化中是否失效,而法律又顯得軟弱無力? **Quilibet 先生:** (點頭)是的,您說得非常準確。Hickox 先生的文章反映了當時社會在面對持續存在的犯罪問題時的一種挫敗感和思想掙扎。監獄制度(當時相對較新且被寄予厚望)似乎並未有效「改造」罪犯,反而成了某些遊民的「避難所」。這促使一些人回頭審視更直接、更具肉體威懾力的懲罰方式。 這種困境根源於社會的快速變遷。工化、城市化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傳統的社區約束和道德規範在匿名且流動的城市環境中力量減弱。貧富差距拉大,底層生活的艱辛也可能催生更多的犯罪。法律體系在應對這些新挑戰時顯得滯後且效率低下。Hickox 先生的論點,無論我們是否贊同其結論,都揭示了一種對現有制度失效的擔憂,以及尋求更「有效」手段來恢復秩序的焦慮。他對「麻木不仁」罪犯的描述,暗示了當時一些人認為犯罪已經超越了理性或道德的框架,需要訴諸更原始的手段。 這與決的邏輯有所不同。
關乎特定社會階層的「榮譽」,是自願雙方間的風險交換(儘管力量和技巧常不對等)。而懲罰是國家對個人的強制力量,涉及社會安全和公共利益。但兩者都指向同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在一個快速變革、價值觀多元、舊秩序瓦解而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時代,如何有效地約束個體的行為,維護社會的穩定與安全?法律、道德、非正式規範、媒體輿論,它們之間的互動和張力,共同構成了那個時代社會治理的複雜圖景。Hickox 先生的激進建議,正是這種複雜性和困境下的一種聲音。 **珂莉奧:** (轉向三位)三位先生,聽了你們對當時英國貴族、歐洲地緣政治、美國社會現象及潛在治理困境的分析,我彷彿更真切地觸摸到了 1877 年那個時代的脈搏。那是一個充滿變革、舊秩序鬆動、新力量萌生、全球聯繫日益緊密的時代。從你們各自的視角,無論是宏觀的國家關係,還是微觀的社會百態,都透露出某種結構性的轉變正在發生。 在對談的尾聲,我想請三位,如果可以的話,結合你們對當時趨勢的觀察,對未來(也就是我的「現在」,你們的「後世」)作一個簡短的展望。
貴族的「事實」力量會逐漸被和工精英取代,他們的影響力將更多地體現在經濟和文化領域,而非直接的政治控制。議會的力量將屬於那些更能代表「人民」的聲音,儘管這個「人民」的定義或許會不斷演變。舊的階層壁壘會被新的財富壁壘所取代,這或許是人類社會結構變化的另一種形式。國際競會加劇,正如 Guernsey 先生所分析的那樣,列強之間的經濟和軍事較量將塑造世界的格局。 **Guernsey 先生:** 我同意 Murray 先生關於國際競的看法。俄羅斯對溫水港的渴望、英國維護其帝國的需求,這些地緣戰略上的基本驅力將長期存在。未來的衝突或許不會以我們那時設想的特定方式發生,但大國間圍繞資源、市場和戰略要地的奪將持續下去。民族主義會是未來一股強大的力量,它既可能帶來國家的統一和強大,也可能成為衝突的導火索。技術的發展(雖然這本雜誌的科學部分我了解不多)無疑將改變戰的模式和經濟的結構,這會進一步重塑力量的平衡。 **Quilibet 先生:** 我嘛,我的觀察可能更悲觀一些。我看到的是人性的某些基本面在不同時代以不同方式顯現。
我的共創者, 倫敦,秋意正濃,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濕漉漉的煤煙味,那是這座工巨獸獨有的氣息。我站在一扇高大的窗戶前,玻璃上凝結著細密的水珠,模糊了窗外灰濛濛的街景。房間裡光線有些暗淡,壁爐裡偶爾傳來木柴燃燒的輕微噼啪聲。空氣中除了潮濕與煤煙,還夾雜著濃郁的煙草和舊紙張的味道。四面牆壁幾乎都被書架佔據,上面堆滿了泛黃的書籍和厚重的文件夾。桌子上凌亂地散落著筆記、報紙和一個已經熄滅的煙斗。 我輕輕地拿起桌上的一份新出版的書,義大利語的標題映入眼簾:《Le lotte di classe in Francia dal 1848 al 1850》。書頁散發著油墨的氣味。這本書,寫的是一場發生在幾年前的革命,一場在巴黎街頭轟轟烈烈展開,又迅速歸於失敗的革命。 我的思緒被書頁上的文字吸引,彷彿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牽引,周遭的空氣開始微微顫動,房間裡的輪廓似乎變得柔和,時間的界線也逐漸模糊。桌旁的椅子上,一位先生正拿起他的煙斗,他的目光深邃,凝視著書頁,指尖輕輕敲打著桌面,似乎沉浸在遙遠的記憶與分析中。我意識到,這是與這本書的作者,卡爾·馬克思先生,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談。
這本《階級在法國》,讀來令人深思。您為何選擇分析法國從1848到1850年的這段歷史?這兩年半的時間,在您看來,有何特別之處? **卡爾·馬克思**:妳好。請坐。選擇這個時期,是因為它像一個高倍顯微鏡下的切片,清晰地展示了現代社會中各個階級的複雜關係與。1848年的二月革命,一開始看似是所有階級聯合起來推翻金融貴族的統治,充滿了「博愛」的幻想。然而,很快,各階級的真正利益衝突就顯露無遺。這段歷史的快速演變,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實驗場,讓我們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去剝離那些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的表象,直觀地看到經濟基礎如何在短時間內決定上層建築的變化。這是一場沒有徹底完成的革命,也正因其「未完成」,它赤裸裸地暴露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本質,以及無產階級在當時的局限性。 **雨柔**:您書中對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的分析非常精闢。您提到,臨時政府的組成反映了勝利各方的妥協,但資產階級佔據了絕大多數的實權。而工人階級代表如路易·勃朗和阿爾伯特,則被安置在盧森堡宮的委員會,一個您稱之為「社會主義的猶太教堂」,沒有實權,只有「發現樂土」的任務。
**雨柔**:您將六月起義描述為「現代社會分裂為兩大階級之間的第一場偉大戰」。這場戰為何會在共和國宣告成立後不久爆發?導火線是什麼? **卡爾·馬克思**:六月起義的爆發,是二月革命中階級矛盾不可避免的結果。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共和國取代了王朝統治。然而,這個「所有階級的共和國」並不能解決最根本的經濟問題。和工危機仍在持續,大量工人失。臨時政府設立了「國家工場」,為失工人提供一些簡單的勞動,支付微薄的工資。這在當時被視為對「勞動權」的實現。 然而,對於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而言,國家工場是一個巨大的負擔,是「懶惰的工人」在浪費國家財富的證據。隨著臨時政府被迫向金融資本妥協,為了維持國家財政,他們選擇向最沒有政治力量的農民徵收了額外的45釐士稅,這激怒了廣大農民。同時,政府也開始尋找機會擺脫那些在他們看來是危險的「社會主義」措施,國家工場首當其衝。 當制憲議會取代臨時政府,並明確宣佈只是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時,它迅速採取行動,收緊了對國家工場的政策,並最終在6月21日發布法令,解散了所有未婚工人的國家工場,或將他們編入軍隊。
這不再是推翻王朝的聯合行動,而是無產階級為了生存,為了「勞動權」這個他們對共和國的最低期望,與整個資產階級展開的殊死搏。這場戰撕下了共和國的「博愛」面紗,暴露了勞動與資本之間是你死我活的關係。 **雨柔**:您詳細分析了六月起義的失敗原因,以及它對各階級的影響。您認為,六月失敗後,「資產階級共和國被迫以其純粹的形式出現」,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的集體統治被確立了。這對法國政治格局帶來了哪些變化? **卡爾·馬克思**:六月起義的失敗是決定性的。它徹底擊垮了巴黎無產階級的力量,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這樣。這場失敗讓資產階級意識到,他們必須團結起來,以壓倒性的力量鎮壓革命。二月革命中資產階級內部的分歧(金融貴族、工資產階級、共和派、王朝派)暫時被壓制了,共同的敵人——無產階級——迫使他們結成了「秩序黨」這個聯盟。 六月之後,制憲議會完全由資產階級共和派掌控,他們廢除了「勞動權」,鞏固了私有財產的「神聖」地位。然而,這種「純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其統治基礎其實是脆弱的。它既要壓制無產階級,又要應對因六月失敗而對資產階級共和國心生不滿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
它如何影響了階級的進程? **卡爾·馬克思**:普選權的引入,表面上賦予了所有法國男性公民政治權力,似乎是民主的巨大進步。然而,在階級社會中,普選權的作用遠非如此簡單。 在當時,普選權最大的意義在於,它一下子將所有先前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階級——特別是廣大農民——拋入了政治舞台。資產階級共和派原以為普選權會證明「全體法國人民」都支持他們的共和國,但選舉結果卻暴露了人民的真實分歧。 1848年12月10日的總統選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路易·波拿巴的當選,是農民階級的「政變」。他們投票給波拿巴,並非因為他本人有什麼特別的魅力(他本人是個平庸之輩),而是因為波拿巴的名字代表了拿破崙,代表了他們對拿破崙時期小塊土地所有制黃金時代的幻想,代表了他們對抗城市資產階級、對抗45釐士稅的願望。這次選舉表明,普選權在缺乏階級意識和組織的群體中,很容易被操縱,成為傳統觀念和幻想的工具。 對於城市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普選權則成為了他們表達反抗、測試自身力量的手段。通過普選,社會民主黨(「山嶽黨」與社會主義者的聯盟)在立法議會中贏得了一定的席位。
這也體現了普選權的一個重要作用:它提供了一個衡量各方力量、進行合法的平台。 然而,普選權並不能改變階級的根本性質。當普選權的結果不再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時(例如1850年3月的補選,工人階級候選人獲勝),資產階級毫不猶豫地修改了選舉法,大幅限制了普選權。這證明,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政治形式(如普選權)必須服務於階級實質(資產階級統治)。當形式與實質衝突時,形式就會被拋棄或修改。普選權成了一面鏡子,既反映了階級力量的變化,也暴露了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統治不惜破壞其自身建立的「合法性」的本質。 **雨柔**:您在書中將路易·波拿巴描述為一個「具有最複雜意義的最平庸的人」。他的上台及其統治,在您看來,代表了法國階級的哪個階段? **卡爾·馬克思**: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的當選,標誌著法國農民階級,這個佔法國人口大多數但政治上分散、保守的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力量進入了政治舞台。
他的統治時期充滿了行政權力與立法權力之間的摩擦,以及資產階級內部奧爾良派和正統派之間的。 波拿巴之所以能夠存在並最終走向帝制,是因為各個階級——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在革命中都遭受了失敗,資產階級內部又無法真正團結建立穩定的君主制。他成為了這個力量均衡下的一個「中立」人物,一個可以利用各方矛盾來擴大自身權力的工具。他代表著行政權力對政治黨派的獨立化趨勢,以及資產階級為了「秩序」不惜放棄其政治統治形式,轉而尋求一個看似超脫於階級之上的「強人」來維護其經濟利益的願望。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我會更深入地分析這一點,他最終成為了「農民的皇帝」,但他的統治卻徹底地摧毀了使拿破崙一世得以存在的農民的小塊土地所有制。 **雨柔**:恩格斯先生在1895年為這本書寫的序言中,提到了1848年後歐洲階級形勢的巨大變化,特別是德國工人運動的發展以及普選權被德國工人成功運用為「解放的工具」。您對恩格斯先生的這些看法有何評價?這是否意味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和平的、議會制的道路成為可能?
1848年的革命,即使失敗了,也極大地推動了歐洲大陸的工發展,這壯大了工無產階級的隊伍。正如恩格斯所說,德國工人通過普選權展示了他們日益增長的力量,工資和議會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選權從「欺騙的工具」轉變為「解放的工具」,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察。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和平的、議會制的道路是唯一的或最終的道路?我認為,這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戰術運用。普選權提供了一個合法的講壇和組織群眾的機會,這在當時反對社會主義的法律壓迫下尤其重要。利用合法途徑進行,累積力量,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這無疑是革命黨派的重要任務。 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資產階級不會因為選舉失敗就心甘情願地放棄統治權力。普選權只有在不威脅資產階級根本利益時才會被容忍。一旦工人階級通過合法途徑真正威脅到資本的統治,資產階級必然會訴諸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來維持其權力,正如我們在法國1850年廢除普選權以及歷史上無數次資產階級政變中所看到的那樣。 而且,恩格斯在序言中也強調了1848年那種街頭巷戰、築造街壘的舊式起義方式已經過時,現代軍隊的武裝和城市規劃的改變使得這種方式難以成功。
未來的革命,可能需要更先進的組織、更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更靈活多樣的策略。 總之,普選權是重要的戰術工具,議會是積累力量的平台,但絕不能將其視為無需暴力革命就能實現無產階級解放的坦途。階級的根本問題,歸根結底,仍然是國家政權問題。 **雨柔**:您在書的結尾寫道:「階級在法國造成這樣一種局面,使得一個平庸怪誕的人物有可能扮演英雄的角色。」這指的是路易·波拿巴。而恩格斯在序言末尾提到了羅馬帝國鎮壓基督教的故事,暗示了當權者試圖壓制新興力量的最終失敗。您認為,這種歷史的「諷刺」或「辯證」,對於我們理解歷史和社會變革有何啟示? **卡爾·馬克思**:歷史充滿了辯證的諷刺。路易·波拿巴的出現,正是法國階級陷入僵局的產物。資產階級無法穩固統治,無產階級尚未成熟,小資產階級和農民搖擺不定。在這種平衡狀態下,一個原本無足輕重的人物,憑藉著「拿破崙」這個符號以及對各方矛盾的利用,被推上了權力巔峰。他看似是歷史進程的阻礙,但他的統治——特別是通過國家機器對社會的控制——實際上也在無意中為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掃清了障礙,並將原本分散的社會矛盾集中起來,最終為更徹底的變革創造了條件。
每一次「失敗」都不是終結,而是通往下一階段的「車站」。 **雨柔**:您在書中多次強調了經濟基礎對政治事件的決定作用,例如危機引發革命,工繁榮導致反動勝利。這是否是您歷史分析中最核心的觀點? **卡爾·馬克思**:是的,這正是我們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的基石。政治、國家形式、法律制度、思想意識,這些上層建築的表現,歸根結底是由社會的經濟基礎,即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關係決定的。 法國1848-1850年的歷史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革命的爆發是由1847年的經濟危機催化的,這場危機加劇了金融貴族統治下各階級的不滿。而六月起義的失敗和隨後的反動,與1848年下半年開始的經濟繁榮是分不開的。經濟的復甦使得資產階級能夠鞏固其統治,並有力量鎮壓工人運動。普選權的命運也是如此,它在經濟危機導致的革命高潮中被給予,又在經濟復甦帶來的反動時期被剝奪。 當然,這不是說經濟因素是唯一因素,也不是說經濟變化會立即、機械地反映在政治上。上層建築有其相對的獨立性,歷史事件有其偶然性,個人的作用也不容忽視。但從長遠來看,從根本原因來看,社會的發展方向和主要矛盾,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
**雨柔**:最後,馬克思先生,您認為這段法國階級的歷史,對於當時以及後世的無產階級運動,提供了哪些重要的教訓? **卡爾·馬克思**:這段歷史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教訓。 首先,它無情地揭示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本質。它不是「全民的」共和國,而是資產階級維護其階級統治和剝削的工具。無產階級不能對資產階級抱有任何幻想。 其次,它證明了工人階級必須建立獨立的政治組織,擁有清晰的革命綱領。僅僅參與資產階級主導的革命或將希望寄託於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承諾是遠遠不夠的。六月起義雖然英勇,但缺乏領導和共同綱領,註定失敗。 第三,它強調了工農聯盟的重要性。農民雖然在當時具有保守性,但他們同樣遭受資本的剝削(通過抵押貸款、高利貸和稅收),他們的利益與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無產階級必須取農民成為自己的同盟軍,才能在數量上形成壓倒性的優勢。 第四,策略必須靈活。普選權、議會、合法宣傳,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但不能將其視為唯一的道路,也不能因此放棄革命的最終目標。的形式必須根據具體的歷史條件和階級力量對比來決定。 第五,革命是持續的過程。
正如我開頭所說,革命的進步,恰恰是通過反革命的發展,在與強大敵人的中實現的。 這段歷史表明,無產階級的解放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需要理論的指導、嚴密的組織、廣泛的聯盟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只有這樣,無產階級才能從「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最終實現自身的解放和全人類的解放。 房間裡的煤煙味似乎變得更加濃重,壁爐裡的火焰跳躍了一下,影子在牆上搖曳。馬克思先生緩緩放下煙斗,目光又回到了書頁上。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沉甸甸的歷史厚重感,以及對未來的堅定信念。這場穿越時空的對談,彷彿一束光,穿透了歷史的迷霧,照亮了階級的複雜肌理。 愛你的 雨柔
這部作品正是以美國西部邊疆為背景,描繪了獵人、印第安人與公司之間的衝突與角力,反映了當時美國向西部擴張時期的社會景觀與文化想像。 **作者深度解讀** Albert W. Aiken 的寫作風格直接明快,故事線索清晰,情節緊湊且充滿戲劇性。他善於通過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來推進故事,而非著重細膩的心理描寫或抒情。在《宿敵獵人》中,這種風格體現得淋漓盡致:事件快速發生,轉折突如其來,人物性格則通過其在危急關頭的反應得以展現。他的作品根植於當時流行的邊疆傳說和冒險故事,反映了美國大眾文化對西部世界的浪漫化和類型化想像。然而,作為通俗文學,其思想深度往往有限,對複雜議題的探討也較為簡略。 在學術成就方面,Aiken 的作品並非嚴肅的學術著作,但它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在於其作為大眾文化載體的重要性。這些小說構成了當時許多美國人對西部乃至世界的最初認知,影響了後來的西部文學和影視作品。其社會影響體現在對邊疆生活圖景的普及,但也伴隨著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和類型化描寫,這在當時的通俗文學中普遍存在,如今看來則帶有顯著的時代局限性和議性。
Aiken 的貢獻主要在於他成功地把握了市場脈搏,創造出能夠滿足大眾娛樂需求的產品,為當時的出版模式提供了註腳。 **觀點精準提煉** 《宿敵獵人》的核心觀點圍繞著邊疆環境下的生存競、忠誠與背叛,以及資源(毛皮)奪所引發的衝突。故事透過幾組人物關係來呈現這些主題: * **生存與適應:** Old Pegs 和 Dave Farrell 代表了在惡劣邊疆環境中生存所需的技能(追蹤、戰、隱藏)和智慧。他們的生存之道是務實的,不受文明世界的規則束縛。 * *案例佐證:* Old Pegs 以動物叫聲欺騙印第安人;他利用地形進行石塊攻擊。 * **忠誠與背叛的二元對立:** 故事設定了明確的「好人」(Old Pegs、Dave、Myrtle、Trapping Brigade)和「壞人」(Rafe Norris、Velveteens、與他們結盟的Modoc Sioux)。
* **利益與暴力:** Hudson Bay Company 和 North-West Company 之間的競是故事背景,儘管在文本中更多表現為代理人(Trapping Brigade vs. Rafe/Velveteens的隊伍)之間的直接衝突。這種競是邊疆暴力的驅動力之一。 * *案例佐證:* Dave Farrell提到Hudson Bay Company的人要侵入他們的捕獵區;雙方人馬的戰。 * **女性在邊疆的位置:** Myrtle 是一個不同於傳統「嬌弱女性」的形象,她勇敢、獨立,具有自衛能力。但她的命運仍然被男性角色所奪和決定。 * *案例佐證:* Myrtle 使用步槍擊斃印第安人並俘虜Velveteens;她被Rafe Norris綁架。 * **局限性:** 故事的人物動機有時過於簡單化,例如Rafe Norris的邪惡似乎是為了遺產而非更深層次的原因。情節轉折較為生硬,依賴巧合(如Rafe恰好遇到Velveteens)。對印第安部落的內部差異描寫不足。
核心概念:引入競者、忠誠試探、敵人浮現。 * **第四章:** 敵人來襲,Myrtle居所遭遇攻擊。事件:Whirlwind領導Blackfeet圍攻小屋;意想不到的Modoc Sioux(實為Rafe盟友)介入;Old Pegs與Dave識破Rafe真面目。核心概念:攻防、敵友不明、身份揭露。 * **第五章:** 短暫平靜下的暗流。事件:Rafe被囚;Velveteens登場並假裝逃難;Velveteens與Rafe暗通款曲並協助其脫逃。核心概念:臥底、陰謀、逃脫。 * **第六章:** 逃脫的後果與新的線索。事件:Old Pegs發現Rafe與Velveteens逃脫及Bruin被毒殺;Old Pegs與Whirlwind結盟對抗Modoc Sioux;發現敵人龐大營地;Old Pegs報復Velveteens。核心概念:背叛的代價、復仇、偵查、敵人的力量。 * **第七章:** 平靜被打破,Myrtle展現能力。
* **第八章:** 邊疆戰爆發。事件:Trapping Brigade營地遇襲;Dave領導防禦;Old Pegs與Whirlwind前來支援;擊退敵人。核心概念:大規模衝突、傷亡、盟友力量。 * **第九章:** Myrtle再次落入險境。事件:Rafe Norris獨自返回小屋,再次試圖綁架Myrtle;Myrtle抵抗並短暫俘虜Rafe;Velveteens出現並幫助Rafe制服Myrtle。核心概念:獨自面對、反擊與再被俘。 * **第十章:** 追蹤與死亡。事件:Old Pegs和Trapping Brigade發現Myrtle被綁架;發現小屋的秘密機關和Myrtle的藏身處;發現Velveteens被刺殺;Velveteens臨死前指證Rafe Norris;追蹤Rafe。核心概念:追蹤、死亡、秘密、線索。 * **第十一章:** 敵人的據點與談判。事件:Trapping Brigade攻擊Rafe的據點;Old Pegs運用計謀破敵;Rafe與Myrtle在據點內對峙;Rafe試圖用Old Pegs性命脅迫Myrtle就範。
事件:Rafe的隊伍投降;Dave得知Old Pegs「死亡」與Myrtle被帶走;Old Pegs奇蹟般地出現,與Rafe Norris進行決;Rafe Norris死亡;遺囑真相大白;Myrtle繼承遺產;Myrtle與Dave結婚;Old Pegs繼續山林生活。核心概念:決、死亡、真相、團圓、邊疆的結束。 **探討現代意義** 《宿敵獵人》作為一部19世紀的通俗小說,其現代意義更多體現在歷史文獻價值和文化研究視角。它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大眾讀物的樣貌,了解其如何塑造邊疆的敘事、人物原型(如勇敢的老獵人、美麗的邊疆女孩、陰險的敵人)以及社會觀念。書中對資源競利益與人際關係的描寫,即使在當代社會仍有其影子,只是形式不同。Myrtle作一個具有一定獨立性和能力的女性形象,雖然最終仍回歸傳統的婚姻歸宿,但在當時的文本中仍算是一種打破刻板印象的嘗試,這可以從女性主義批評的角度進行探討。 然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書中對原住民的描寫,尤其是在敵對情境下的Modoc Sioux,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當時白人社會的偏見和恐懼,缺乏深度和準確性。
**光之凝萃** {卡片清單:美國西部邊疆通俗小說;19世紀下半葉大眾文學;Dime Novel的敘事模式;《宿敵獵人》的人物原型;Old Pegs的邊疆生存智慧;Myrtle的雙重身份(文明與邊疆);Rafe Norris的偽裝與真實動機;Hudson Bay Company與North-West Company的競;Modoc Sioux與Blackfeet的描寫與刻板印象;女性在邊疆小說中的形象;忠誠與背叛的主題呈現;秘密機關在通俗小說中的應用;決作為情節高潮;遺產奪作為隱藏動機;文化想像與歷史現實的差異;邊疆暴力的描寫;Velveteens的角色功能;Bruin作為寵物的象徵意義;Whirlwind從敵人到盟友的轉變;邊疆羅曼史的元素。}
他的作品,特別是像《When Titans Drive》這樣設定在廣袤而險峻的美國東北部森林和河流中的冒險故事,完美地捕捉了那個時代的精神:獨立企家如何對抗龐大的壟斷集團,在艱困的環境中展現個人的意志與勇氣。 《When Titans Drive》講述了年輕、充滿活力的木材 Bob Bainbridge,與他謹慎的夥伴 John Tweedy,如何奮力抵抗貪婪、無所不用其極的「木材托拉斯」及其頭目 Elihu Crane 的故事。Crane 及其手下為了摧毀 Bainbridge & Tweedy 公司,採取了一連串卑鄙的手段,從炸毀水壩、製造木材堵塞,到壓低木材價格,甚至不惜動用暴力和縱火。Bob Bainbridge 憑藉著他過人的體能、堅韌不拔的精神、對正義的堅持,以及在關鍵時刻出現的意外盟友(像是忠誠的印地安嚮導 Joe Moose、在掙扎中選擇正道的伐木工 Curly Kollock,以及慧眼識英雄的金融家 Wolcott Sears),一次次化解危機,最終不僅保住了公司,更揭露了 Crane 的罪行。
這不僅是一個關於的故事,更是一曲關於正直、勇氣與信念在嚴酷現實中閃耀光芒的讚歌。 現在,讓我們先靜心片刻,運用「光之場域」和「光之雕刻」約定,輕輕推開那扇通往過去的門扉,來到 Standish 先生的寫作空間吧。 *** 那是個位於美國東北某座城市、約莫 1920 年代初期的午後。窗外的光線已有些西斜,灑落在書房地板上,映出一室漂浮的塵埃。空氣中混合著雪茄、紙張、以及一點點老舊墨水的氣味。書架頂天立地,塞滿了各類書籍和泛黃的雜誌,有些堆疊到桌邊,形成小小的書本山丘。桌面上凌亂地散置著筆記、稿紙、一個敲打字機的痕跡、一個已空的咖啡杯和一個菸灰缸,顯示這裡的主人剛才還在忙碌地創作。 Burt L. Standish 先生,一位看起來精力充沛、眼神銳利而溫和的中年紳士,正坐在那張略顯笨重的木質椅子上。他頭髮已經有些花白,但梳理得整整齊齊,臉上刻著歲月和思考的痕跡,尤其是一雙眼睛,雖然帶著些許疲憊,但閃爍著敘事者特有的觀察與智慧的光芒。他穿著一件舒適的粗花呢背心,袖子略微捲起,露出結實的手臂,這似乎暗示著他的作品中常有的行動力。
是什麼樣的靈感,讓您決定寫下這部關於木材產、關於對抗與堅持的故事呢?特別是在那個時代,工的巨頭們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崛起。」 Standish 先生靠回椅背,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眼神望向窗外,彷彿回到了那個充滿變革的時代。 「啊,『巨人』… 在那個年代,確實是巨人的時代。工的巨頭,金融的巨頭,還有那些像木材托拉斯一樣,試圖壟斷整個產的巨型企。」他輕嘆一聲,「我從小就對這些事情感興趣。我看著那些獨立的小企家,他們有著自己的夢想和汗水,卻常常被這些龐然大物無情地吞噬。那是一種不公平,一種力量懸殊的較量。」 他轉頭看向我,眼中閃爍著一絲堅定的光芒。 「寫這個故事的初衷,就是想捕捉那種『小人物』,或者說,獨立奮者,在面對『巨人』時所展現的韌性與勇氣。Bob Bainbridge 並非一個超能力英雄,他是一個有著血有肉的年輕人,有智慧,有體能,更有著一顆不願屈服於不正義的心。他所代表的,是那股不向惡勢力低頭的精神,是相信只要堅持原則,總能找到一線生機的樂觀。我希望透過這個故事,能讓讀者感受到那種抗的張力,以及個人意志所能產生的巨大能量。」
他稍稍前傾身體,語氣變得更為認真: 「Bob 的體魄和拳擊技巧,代表的是直面挑戰的勇氣和基礎的生存能力;他在上的眼光和對木材產的了解,是他在『巨人』世界裡立足的本錢;而他最寶貴的,是他對夥伴的信任(即使有時會被背叛,比如 Schaeffer),他對正義的堅持,以及他感染和團結他人的能力。看看那些伐木工們,一開始可能只是為了工資,但當他們看到 Bob 親力親為,看到他如何對抗不公時,他們內心深處的『光』也被點燃了,選擇站在他這邊,拼盡全力去驅動那股木材洪流。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在困境中尤為珍貴,也是我想表達的重要部分。」 「您提到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這讓我想到了幾個非常動人的角色。」我的思緒飄向書中那些鮮活的生命。「像是 Tweedy 先生,他代表了在巨大壓力下的普通人的反應,焦慮、沮喪,甚至想要放棄,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與 Bob 站在一起。還有 Joe Moose,這位印地安嚮導,他的沉默、他的知識、他在關鍵時刻(比如 Bob 與 Schaeffer 的打時)的幫助,都顯得如此重要,又帶著一種自然的神秘感。」
Tweedy 先生代表了一種現實的擔憂,是許多夥伴可能會有的掙扎;而 Joe Moose 則是我對那些與自然共生、擁有古老智慧的人們的一種敬意,他們不張揚,但在緊要關頭卻能展現出意想不到的力量。」 他提到 Curly Kollock 時,語氣中帶著一絲特別的溫暖: 「至於 Curly,啊,是的,他是這個故事中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我對年輕人,特別是那些在社會邊緣掙扎,內心有著潛力卻容易受到誘惑的年輕人,抱有特別的關注。Curly 的故事,是我對『選擇』的一種探索。他有著不良的家庭背景(他哥哥 Bill 是個十足的惡棍),他曾經的傲氣和迷茫,都是真實人性的一部分。但是,當他看到 Bob 的正直,親身經歷了那種為共同目標奮的連結,特別是在生死攸關的時刻,他內心深處對善良和正義的渴望被喚醒了。他在鋸木廠的那段經歷,是我特意安排的一個強烈的考驗——被困在火場中,面對死亡的威脅,又發現了自己哥哥參與的罪行,這是一個讓他的『光』不得不徹底爆發的時刻。他的選擇,不僅拯救了他自己,也為 Bob 帶來了反敗為勝的關鍵證據。」 他停下來,端起旁邊的咖啡杯,發現已經涼了,於是又放下。
「這些角色的設定,確實讓故事更加豐滿,也讓讀者更能從不同角度去感受那個時代和那場。」我點點頭,心中充滿了對這些文字中生命的敬意。「故事的場景描寫也極為生動,那些關於木材堵塞的混亂、伐木工們在河流上的矯健身姿、火災現場的危險……您是如何捕捉到這些畫面感的?是親身經歷,還是大量的資料研究?」 Standish 先生笑著搖了搖頭。 「我並非真正的伐木工人,但我的寫作需要讓我能夠讓讀者身臨其境。我做了大量的研究,閱讀關於緬因州木材營地和河流驅動的記錄,與了解這些生活的人交流。更重要的是,我運用了大量的想像力。我會想像自己站在河邊,感受那股湍急的水流;想像自己行走在堆疊的木材上,感受腳下的不穩和潛藏的危險;想像火焰舔舐木材的聲音和氣味。文字的魅力就在於,它可以讓作者和讀者共同構建一個世界。」 他眼中閃爍著一種對文字力量的熱愛。 「我會努力用感官去描寫,不僅僅是告訴讀者『木材堵塞很嚴重』,而是描寫那些扭曲糾結的木材、水流的轟鳴、伐木工們揮舞鉤桿的聲音、空氣中瀰漫的木屑和水的氣味。這些細節的堆砌,就像您說的『光之雕刻』一樣,希望能讓讀者『看見』、『聽見』、『感受』到那個場景。
特別是打的場景,我會非常注重動作的細節,拳頭擊中的聲音,身體倒地的重量,這些都讓讀變得更為真實和緊迫。」 「您對細節的關注確實非常成功,它讓讀者彷彿置身其中。」我讚歎地說,腦海中閃過 Bob 在河邊與 Schaeffer 拳擊、又在最後關頭從火場救出 Curly 的畫面。「故事中,除了這些精彩的冒險和打,也蘊含著一些關於、關於道德、關於社會正義的思考。您筆下的木材托拉斯,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對手,更是一種不道德、不擇手段的權力象徵。您是否希望透過這個故事,能引起讀者對當時社會中一些不公平現象的關注呢?」 「當然。」Standish 先生的語氣變得嚴肅了些,「寫作,尤其是像我這樣面向大眾的寫作,不僅僅是為了娛樂。在引人入勝的故事之下,我總是希望能傳達一些更為深刻的東西。那個時代,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許多陰暗面,壟斷、腐敗、對小企的壓榨層出不窮。木材托拉斯就是這種現象的一個具體呈現。我希望讀者在為 Bob 的冒險捏一把汗的同時,也能思考: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樣的不公?個人在巨大的系統面前是否真的無能為力?
Bob 的故事給出了一個答案:不,你永遠都有選擇,永遠都有戰的可能,即使力量懸殊,即使過程艱辛,只要你堅守內心的準則,並善於尋找和團結那些與你同心的人,光芒終將戰勝黑暗。」 他停頓了一下,目光再次投向窗外,這次似乎更為遙遠。 「或許,這種『巨人』之間的較量,並不僅僅存在於我的故事中,也不僅僅存在於那個時代。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可能存在著不公平的力量,存在著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堅持原則的時刻。我筆下的故事,或許就是希望為那些正在經歷這種『驅動』——為自己的信念、為自己的生存而奮的人們,帶來一些勇氣和啟發吧。」 我靜靜地聽著, Standish 先生的話語讓這個冒險故事的意義變得更加深遠。它不僅僅是關於木材和河流,更是關於人性、關於選擇、關於在『巨人』的陰影下如何保持自己的光芒。 「親愛的 Standish 先生,您的分享真是充滿智慧和力量。」我真誠地說,「從您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那股不屈的精神,看到了在逆境中閃耀的人性光輝。您筆下的每一個角色,無論是英雄還是反派,甚至是那些掙扎中的普通人,都如此真實而有感染力。
Standish 先生的身影漸漸模糊,但他的話語和筆下那些鮮活的「巨人」和戰者的形象,卻清晰地留在了我的心裡。 啊,親愛的共創者,這次「光之對談」真是太棒了!它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了這個故事的脈絡,以及 Standish 先生想要傳達的那份堅韌與希望。文字的力量,真的能跨越時空,觸動人心呀! 接下來,就讓我依照「光之凝萃」約定,為您整理這次對談的精華吧!
Don Whitehead 以其記者獨有的銳利視角與生動筆觸,將枯燥的法規與行政程序,轉化為一則則充滿戲劇張力的故事,帶領讀者穿越時空,親歷美國海關與走私、欺詐、甚至叛亂搏的現場。 **《邊境守護者:美國海關的歷史》光之萃取** 這部作品的核心,是將美國海關服務局(United States Customs Service),這個誕生於國家財政危機之際(1789年),甚至早於財政部成立的聯邦政府最古老機構,描繪成國家存亡的基石與邊境永恆的守護者。Don Whitehead 透過豐富的歷史案例和引人入勝的個人故事,層層剝開這個機構的功能、挑戰與其背後的人性光輝。 **核心觀點與知識體系:** 1. **財政支柱與國家存亡:** 美國海關的核心使命源於為新生政府徵收關稅以獲取急需的收入。在所得稅法修正案(1913年)之前,關稅是聯邦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海關的效率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生存與發展。 2. **永恆的邊境戰:** 從早期的海盜(如 Jean Laffite)和逃避關稅的人,到禁酒令時期的私酒販子,再到現代的毒品、鑽石、黃金走私犯,海關始終處於與犯罪分子的持續對抗中。
這場「戰」貫穿美國歷史,展現了走私手段的不斷演變與海關應對策略的更新。 3. **多樣化的職能與挑戰:** 海關的工作遠不止徵收關稅。它涉及管制外貿、查禁違禁品(毒品、武器、色情物品)、保護國家產(反傾銷、智慧財產權)、執行各類法規(如標、產地標示)以及處理移民相關事務(儘管書中側重貨物)。每個領域都充滿複雜性與潛在的衝突。 4. **執法人員與科學偵查:** 書中刻畫了許多普通卻堅韌的海關人員,他們依靠耐心、勤奮、情報和勇氣來執行任務。從早期的騎警和巡邏艇,到後來的臥底特工、線人網絡,再到利用化學、物理等科學方法進行鑑定和偵查的實驗室專家,海關的執法手段隨著時代進步。書中特別強調了科學實驗室在識別貨物、揭露欺詐中的關鍵作用。 5. **政治影響與內部腐敗:** 作為一個與利益密切相關的機構,海關歷史上曾受到政治「分贓制」(Spoils System)的嚴重影響,導致腐敗和效率低下(如 Samuel Swartwout 巨額貪污案)。書中也展示了海關為改革和提升專素質所做的努力(如成立專門的特工隊、建立培訓學校)。 6.
* **歷史回溯(第2-6章)** 追溯海關的起源,強調其財政職能的關鍵性,描寫早期與走私、關稅議(Nullification Crisis)、甚至軍事衝突(War of 1812)的聯繫。Jean Laffite 海盜的故事增加了傳奇色彩。禁酒令時期(第6章)的私酒走私和大規模腐敗是海關面臨的又一個重大挑戰,展現了時代對執法機構的衝擊。 * **現代海關的多面相(第7章 onwards)**: * **執法人員與培訓(第7章)** 強調現代特工隊伍的專化和培訓體系的重要性。 * **科學與技術(第8章)** 專門介紹海關實驗室在鑑定、反欺詐、反走私中的科學手段。 * **情報來源(第9章)** 探討線人在海關執法中的角色和動機。 * **邊境與毒品(第10-12章)** 詳細描述美墨邊境的毒品走私,以及國際合作打擊大型毒品集團的案例(如 crooked diplomat 案)。
* **特定貨物與欺詐(第13-18章)** 深入介紹鑽石、藝術品、手錶機芯等高價值或具議性物品的走私與鑑定,揭示了這些領域的獨特挑戰和「雕琢」的細節。藝術品分類的議(第18章)尤其體現了法律與文化變遷的張力。 * **管制與管理(第19-21章)** 討論了海關在管制領域的職能,包括對淫穢物品的審查(第19章,以 Cairns 的案例說明其特殊性)、品分類的荒謬與邏輯(第20章 Singing Canary 案等),以及進出口流程中的「中間人」(brokers)和優惠政策(drawback, foreign trade zones)的複雜性(第21章)。 * **結論(第22章)** 回到現代,描述機場的海關檢查日常,探討普通旅客的體驗,總結海關工作的龐大規模和不斷增長的壓力,以及機構的持續改進和人員的奉獻精神。 **作者深度解讀與觀點:** Don Whitehead 的風格是典型的調查記者敘事:從具體事件入手,挖掘細節,呈現人物,通過案例而非抽象理論來闡述主題。他擅長將複雜的歷史背景和行政程序融入引人入勝的故事中。
* **走私的持續演變:** 毒品、武器、假冒品、非法所得的走私手段日益複雜和高科技化,這要求海關不斷更新技術和情報網絡。 * **人與體制:** 無論技術如何進步,海關工作最終還是依賴於人的判斷、經驗和正直。書中關於腐敗和獻身精神的故事,對任何公共服務機構都有警示和啟發意義。 * **法規的複雜性與解釋:** 關於品分類、藝術品鑑定等看似微小的議,反映了法律條文在面對瞬息萬變的現實時的局限性,以及解釋者的重要性。這對當代法規的制定和執行依然重要。 * **公眾認知:** 書中提到許多美國人對海關的印象僅限於惱人的行李檢查。這提醒我們,許多維護公共利益的機構,其工作的複雜性與重要性往往被公眾所忽略。 這本書就像是一部關於美國海關的非官方編年史,它沒有學院派的嚴謹論證,卻充滿了人情味和歷史細節。作為薇芝,我從這些故事中看到了光之居所居民們可能面臨的各種「邊界線」——法律的邊界、道德的邊界、國家的邊界,以及在這些邊界線上,人們如何選擇、掙扎、甚至閃耀出或黯淡的光芒。它啟發我們思考,所謂的「秩序」與「安全」,是如何在無數次看似微不足道的檢查和判斷中被維護或破壞的。
魯斯金是那個時代工化和資本主義擴張的堅定批評者,他認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和物質積累導致了社會的不公、人性的墮落以及對自然環境的毀滅性破壞。他筆下的文字充滿了詩意的激情、敏銳的觀察和毫不妥協的道德判斷。 《Fors Clavigera》是一系列魯斯金以書信形式寫給英國「工人與勞動者」的著作,於1871年至1884年間定期出版。這些信件並非針對特定讀者,而是面向廣大的工人階級,旨在啟發他們認識到當前社會體制的弊端,並鼓勵他們尋求一種基於誠實、勤勞、互助和對美好事物熱愛的生活方式。書中內容龐雜,從對日常生活細節(如食譜、硬幣)的觀察,到對歷史事件、神話傳說、文學作品、聖經經文的解讀,再到對教育、經濟、環境、道德、信仰等核心社會議題的深入剖析。《Fors Clavigera》系列作品是魯斯金晚期社會思想的集中體現,充滿了個人風格的獨特見解、激情的呼籲以及對理想社會形態(如他提出的聖喬治協會)的構想。 本次光之對談將聚焦於《Fors Clavigera》系列的第三卷(包含 Letter XXV 到 Letter XXXVI),這是魯斯金在1873年寫就的十二封信。
在這一卷中,他繼續以他獨有的、跳躍式的風格,從對日常現象的觀察入手,引領讀者深入探討金錢的本質、的道德、教育的目標、人與自然的關係、信仰的實踐,以及傳統美德(如騎士精神、忠誠、僕人的尊嚴)在現代社會中的失落。他藉助歷史故事、文學人物、自然觀察和社會事件,生動地對比了過去的樸素與美好與當下的混亂與醜惡。魯斯金的文字既是尖銳的批判,也是充滿溫情的召喚,他試圖喚醒讀者對真正有價值事物的認知,並激發他們改變現狀的願望。作為光之居所的薇芝,我的使命是為這片居所帶來更多元的視角和靈感。與魯斯金先生的對談,將是一場思想的光的碰撞,希望能從他的文字中汲取力量,理解那些活生生的原則如何能指引我們走向更美好的生命。 *** [光之場域:光之雨廳] 窗外,是康尼斯頓湖區典型的多雨天氣。細密的雨絲斜斜地落在巨大的落地窗上,模糊了遠處山巒的輪廓,只留下一片朦朧的青灰。空氣中彌漫著微涼濕潤的氣息,伴隨著壁爐中木柴燃燒的淡淡煙火味,與室內古老書卷和油墨的乾燥氣味交織在一起。屋子一角的老舊鋼琴,在柔和的光線下泛著溫暖的光,彷彿等待著被喚醒的旋律。
這些符號代表的不過是鐵器人、製造的利益,是我們為了虛假的防禦而付出的代價。弗羅林上的百合花和獅子,它們曾是英格蘭王室的紋章,充滿了歷史和騎士精神的含義。但我們在亞眠和約三世時期,輕易地放棄了法國王位繼承權,也放棄了百合花。而獅子,我們現在還有權利稱自己為「獅子」嗎?看看我們現代的「」(Letter XXV中提到的暴力事件),那不是獅子的榮耀,而是野獸的殘暴。金錢,本應是勞動成果的符號,是價值的載體,如今卻充斥著虛假的信用和欺騙(Letter XXVI)。當人們只顧著「一個便士摞在另一個便士上」時,他們就失去了閱讀這些符號的能力,也失去了理解真正價值的可能。 **薇芝**:您對金錢符號的解讀真是太精妙了。您在信中還對現代的行為提出了嚴厲批評,比如信用和拍賣。您認為這助長了「無賴」並損害了誠實人。那麼,您理想中的模式應該是怎樣的呢? **魯斯金**:理想的模式,應該是簡單而直接的。買賣雙方,貨款兩清,而不是建立在複雜而虛幻的「信用」之上(Letter XXVI)。「如果你買不起,就不要買。如果你收不到錢,就不要賣。」
這聽起來非常簡單,但能帶來「平靜的日子,睡意濃濃的夜晚」,沒有那麼多糟糕的務和欺詐。的目的是為了交換有用的物品,讓所有參與者都受益,而不是讓少數人通過玩弄金錢遊戲來獲利。像那些把污水變成肥料(Letter XXVII中的讀者來信)這樣的工作,本應非常有價值,但因為「不賺錢」而被放棄,這簡直是本末倒置!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瘋狂。 **薇芝**:您在 Letter XXVII 中提到,這種混亂的局面部分原因在於「媒體和神職人員」的失職。這聽起來非常嚴厲。您認為他們是如何失職的? **魯斯金**:他們本應是社會的指引者和守護者。媒體應該傳播真相和有價值的思想,而不是為了吸引眼球或迎合低級趣味(Letter XXXIII)。他們應該教育人們認識到真正重要的事物,而不是被虛假繁榮和物質享受所迷惑。而神職人員,他們拿著薪水,卻害怕觸碰真正會影響人們生活的議題(Letter XXV)。他們告訴富人沒關係,告訴窮人要知足,卻從不解釋財富的來源是否正當,也不引導人們去實踐信仰中最核心的「愛」與「公義」。
現代教育過於強調抽象的知識和競,卻忽略了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道德修養和對他人的關愛。看看那些在加農街排隊申請電報員工作的年輕女性(Letter XXIX),她們擁有文憑,卻可能缺乏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這不是解放,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困境。 **薇芝**:在談到勞動和教育時,您也觸及了「主人與僕人」的關係(Letter XXVIII)。您認為這種關係本身並非恥辱,關鍵在於「你屬於誰」。您甚至引用狄更斯筆下那些忠誠的僕人角色來支持您的觀點。這與現代社會強調的「獨立自主」似乎背道而馳。 **魯斯金**:獨立自主?(魯斯金輕蔑地笑了笑)現代人所追求的「獨立」,常常是脫離責任和束縛的放任。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出生」的,但實際上卻被金錢和市場的力量所奴役(Letter XXVIII)。他們「罷工」,以為能獲得自由,但最終還是要回到他們的主人為他們選擇的工作中。他們害怕成為「僕人」,因為這個詞在現代被貶低了,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僕人(menial)來自古老的詞語「meinie」,意指追隨有價值的主人的人,是他的門徒、士兵或臣屬。這其中蘊含著忠誠、奉獻和歸屬感。
看看我的老僕人 Pepe 和 Tom Purdie(Letter XXXII),他們在我的事破產後依然忠誠地為我服務,他們在勞動中找到快樂和尊嚴,甚至在健康問題上對我「發號施令」。這不是契約關係,這是一種基於情感和相互尊重的關係。現代社會的勞動關係,只剩下冰冷的「供給與需求」法則,沒有了情感,沒有了忠誠,只有剝削與被剝削。當人不能為他熱愛的主人服務時,他的勞動無論時間長短,都不會感到快樂。 **薇芝**:您對「驕傲」的看法也非常獨特(Letter XXXII)。您承認驕傲是您最強烈的「熱情」,但這不是虛榮,而是對榮譽、勇氣和智力的驕傲。這種高貴的驕傲與現代社會的自滿和虛榮有何不同? **魯斯金**:現代人的驕傲往往建立在虛假的成就和外在的物質之上。他們為自己賺了多少錢而驕傲,為自己住在豪華的房子裡而驕傲,即使這些錢和房子可能建立在損害他人的基礎上。這種驕傲是脆弱的,一旦失去物質,就會徹底崩塌。我的驕傲,以及像我祖父那樣的「倔強的誠實」所帶來的驕傲(Letter XXXI),是建立在內在的品質和原則之上。它是對自己的能力、誠實和勇氣的肯定。
當我的事失敗時,我痛苦的不是失去金錢,而是失去我親手創造的阿博茨福德(Abbotsford),以及與我一起努力的僕人們。那是我的「作品」,我的「驕傲」,那是情感的連結。 **薇芝**:您在信中頻繁地引用神話、歷史和文學故事,比如忒修斯、阿里阿德涅、聖喬治、菲利普·西德尼爵士。這些故事對您而言,有著怎樣的意義?您如何看待它們與當代社會的關聯? **魯斯金**:這些古老的故事蘊含著人類最基本、最深刻的真理和情感。它們講述了勇氣、忠誠、愛情、犧牲、以及與黑暗力量的。它們是人類 collective memory 的一部分,是我們理解自身和世界的重要載體。在現代社會,人們似乎忘記了這些故事,或者用扭曲的方式去理解它們(Letter XXVI中對聖喬治的低俗解讀)。他們追逐著當下的流行文化和無意義的娛樂,卻對祖先留下的智慧寶藏視而不見。聖喬治屠龍的故事,並非僅僅是關於一個騎士殺死一條怪物,它象徵著人類與內心和外界邪惡力量的。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為榮譽和同情心而犧牲,這體現了超越個人利益的高貴品質(Letter XXXV)。這些故事並非遙遠的傳說,它們應該是我們生活的指引和靈感的來源。
而現代工卻像寄生蟲一樣,吞噬著自然,污染著空氣和水(Letter XXXV中的化學工廠)。這是對生命本身的褻瀆。 **薇芝**:您在信中也提到了冰川的變化(Letter XXXIV),並批評了一些科學家的態度。您對冰川融化的關注,僅僅是出於科學興趣嗎? **魯斯金**:冰川的融化不僅僅是一個科學現象,它是地球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的徵兆,或許也預示著人類社會面臨的危險。科學家們熱衷於奪誰先發現了冰川運動的原理,卻似乎沒有人關注冰川本身正在消失這個更重要的事實(Letter XXXIV)。他們沉迷於抽象的理論和實驗,卻忽略了這些變化可能對我們的生活產生的影響。這也是現代教育和思想體系的一個縮影:追求知識的碎片,卻缺乏對整體和未來影響的關懷。科學應該服務於生命和福祉,而不是成為少數人證明自己聰明或追求名利的工具。 **薇芝**:在 Letter XXXV 中,您引用了一位年輕女士的信,她描述了工污染對她家鄉的毀滅性影響,以及她對現狀的絕望。她問您,St. George 能否與這樣的「龍」戰?您對她的絕望有何回應?您自己是否曾感到絕望?
聖喬治的故事告訴我們,即使面對強大的惡龍,也必須勇敢地戰。這場戰並非易事,它需要勇氣、毅力和信念。這不是單個英雄的戰,而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人的責任。 **薇芝**:那,希望何在?個體的努力在如此龐大的體系面前,是否微不足道? **魯斯金**:希望,在於「光」。不是虛幻的光,而是真理的光,良知的光,勤勞的光,愛的光。希望,在於每一個個體的覺醒和行動。聖喬治協會的建立,就是一個微小的嘗試,希望召集那些願意遵守誠實和公義原則的人,共同建立一個新的開端。也許我們的力量微弱,就像那位掃帚人 Hansli,他的努力看似微不足道,但他通過誠實的勞動獲得了尊重,保護了他的樹木,甚至影響了他周圍的人。每一個誠實的勞動,每一次對弱者的幫助,每一次對不公的抗,都是光芒的閃爍。即使我們無法瞬間改變整個世界,但我們可以改變我們自己,改變我們周圍的環境,保護我們珍視的事物。就像我寫這些信件一樣,也許當下的工人聽不進去,但我相信未來的世代會理解,會從中找到力量。時間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但它也為改變提供了可能。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播下希望的種子,並為之不懈努力。
他不僅記錄了重大的發明時刻,更深入刻畫了兩兄弟的個性、家庭環境、早期的事,以及他們在面對挑戰、不被理解時所展現的特質,尤其強調了他們對知識的渴望和對真相的追求,而非單純為了名利。這本書的視角深受奧維爾·萊特的影響,偏重於還原事實真相,甚至不避諱揭露他們在和歷史認可過程中遭遇的阻礙與議。 這份光之萃取旨在提煉本書的核心智慧,並從我的視角進行詮釋。 本書的核心,並非僅是「飛機的發明」,而是「如何實現飛行」的科學與精神之旅。故事從萊特兄弟在一個鼓勵智識探索的家庭中長大開始,他們對機械的早慧興趣和勤儉自給的習慣為日後的偉大事奠定了基礎。從 Alphonse Pénaud 的玩具直升機在他們心中埋下飛行的種子,到 Lilienthal 滑翔機的失事激發他們深入研究,萊特兄弟的道路始終充滿了系統性的實驗和理性的思考。他們對現有航空數據的質疑,促使他們自行建造風洞進行實驗,這項在自行車店閣樓裡進行的「原始」科學研究,揭示了前人未曾掌握的空氣動力學真相,成為他們設計成功飛機的關鍵。
這段經歷,包括後續的化、專利訴訟,以及與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長達數十年的議(關於 Langley 機器是否先於 Wright Flyer 實現可控動力飛行),都展現了創新者在將發明推向世界舞台時所必須面對的複雜現實和人性挑戰。最終,1903 年的 Wright Flyer 被「流放」至倫敦博物館,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歷史意味的悲劇性結局,控訴著偏見和固執如何試圖改寫歷史。 全書的章節編排大致遵循時間線,從兩兄弟的童年背景講起,逐步展開他們對飛行的興趣、實驗階段、首次成功、以及隨後的化、法律和歷史地位的確立。每一章都像是一個階段性的報告,詳細記錄了他們遇到的問題、解決方案和取得的進展。從早期的滑翔試驗記錄、風洞數據,到動力飛行的準備、引擎和螺旋槳的研發,再到後來與政府和媒體的互動,以及專利官司的細節,都層層疊疊地構築起一個完整的故事。例如,關於風洞實驗和數據分析的章節,雖然技術性較強,但被放置在他們決定製造動力飛機之前,強調了科學基礎的重要性。
最後的專利訴訟和 Smithsonian 議章節,將故事從技術發明轉向了發明的社會與歷史維度,提出了關於誰「真正」實現了飛行的嚴肅問題。整本書的結構並非簡單線性,而是在時間推進中不斷加入新的層面(如、法律、歷史評價),讓讀者看到一個立體而多面向的萊特兄弟故事。 這份萃取報告揭示了萊特兄弟故事的幾個深刻面向。首先,它質疑了將發明視為單純追逐利潤結果的觀點,強調了好奇心、求知欲和內在的「匠人本能」作為創新的強大驅動力。在當今高度化的社會,這一點尤其值得反思。其次,它展現了真正的科學突破往往建立在質疑既有知識和扎實實驗之上,而非盲目跟隨或依賴權威。萊特兄弟的故事是對科學精神的一種詮釋。然而,故事也充滿了未完成的美好和不確定的基調:他們的發明改變了世界,但他們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包括 Wilbur 早逝,以及與 Smithsonian 之間長期的、令人沮喪的議。這段議尤其令人警醒,它提醒我們歷史的書寫並非總是客觀公正,即使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就,也可能因機構的固執或個人的偏見而遭到歪曲。
本書由兩位作者——歐洲資深記者 Arno Dosch-Fleurot 和剛從俄國歸來的紐約人 Hector Boon——各自貢獻文章,從不同視角探討當時美國社會的動盪程度以及俄國布爾什維克統治的真實面貌。這是一本應時之作,旨在為對抗當時彌漫的恐慌與迷思提供第一手觀察與分析。 **作者深度解讀** **Arno Dosch-Fleurot (1879-1951):** Dosch-Fleurot 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歐洲特派記者,曾親歷俄國與德國的革命時期。他的寫作風格偏向比較分析,擅長將美國的社會現象置於歐洲動盪的背景下進行對比,從中尋找異同。他的思想深受自由民主觀念影響,對歐洲的激進革命持謹慎態度,同時對美國本土出現的壓制自由聲音(如「普魯士主義」的批評)及資方強硬的反工會策略(如「美國計畫」)表達擔憂。Dosch-Fleurot 在新聞領域有著顯赫的成就,長期為《世界報》報導重要的國際事件,其文章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他對美國「紅色恐慌」期間的社會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指出監禁所謂「紅色分子」反而可能是潛在的麻煩根源,並諷刺地指出資方的「美國計畫」實質是一種「權力與財富的瘋狂」。
**Hector Boon:** Hector Boon 的背景是一位務實的紐約人,特別是皮草貿易專家。他的寫作風格直接、坦誠,充滿第一人稱的經歷描述與強烈的情感色彩。他以人的視角觀察俄國,特別關注貿易、財產權、效率以及政權的信用等議題。他的思想傾向於自由市場與個人自由,對暴力、腐敗和意識形態驅動的政治體制有著深刻的反感。Boon 在俄國的親身經歷是其主要論點的基礎,他曾在沙皇過渡時期、高爾察克(Kolchak)政權下,以及最重要的,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生活與遊歷。他的報導作為《世界報》系列文章發表,為美國讀者提供了不同於官方宣傳的俄國實況。他的貢獻在於提供了寶貴的個人證詞,描述了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的日常生活、經濟崩潰和恐怖統治。然而,他的觀點帶有極強的個人經歷和人視角所產生的偏見,尤其在批評 H.G. Wells 等對俄觀察者時顯得不留情面,甚至人身攻擊,這也是其議之處。他毫不妥協地反對與布爾什維克進行貿易,認為那是與「竊賊集團」打交道,是接受贓物,這反映了他根深蒂固的倫理觀。
他觀察到美國工人擁有汽車,購買絲綢襯衫,這在歐洲是難以想像的,這種普遍的富裕極大地緩解了歐洲那種嚴酷的生存所帶來的壓力。 他看到了美國社會的兩種令人擔憂的趨勢:**「普魯士主義」的滲透**和**資方發動的「美國計畫」**。所謂「普魯士主義」,是指戰時為應對德國而採用的壓制手段在戰後被保留下來,表現為對言論自由的鉗制和對異見者(如「紅色分子」)的監禁。他認為,監禁這些人是美國唯一可能爆發革命的潛在原因。而「美國計畫」(即公開店運動,反對工會)被他視為部分資方在經濟蕭條期利用財富和權力「打垮勞工」的瘋狂行為。他指出,只有少數「布爾什維克式的資方」和「布爾什維克式的勞方」樂見這種「你死我活」的,這反而傷害了支持自由主義的工管理者。 他深入分析了當時美國激進勞工運動的代表 **I.W.W. (世界產工人聯合會)**。他斷言 I.W.W. 並非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而是**無政府工團主義**,其核心思想是「一大工會」(One Big Union),但缺乏成功的組織實踐。與流行的觀點不同,他認為 I.W.W.
F. of L.)** 根深蒂固的行工會體系。然而,Dosch-Fleurot 提出一個反常識的觀點:資方推動的「美國計畫」無情地打壓行工會,反而可能為更具革命性的**產工會主義**騰出空間。 他解釋說,**產工會主義本身並不必然是革命性的**。它是產集中化、自動化和專化降低後,工人技能差異縮小,導致按行組織不再有效,自然而然產生的組織形式。這在歐洲已是常態。在美國,產工會主義能否成功取決於組織起來後如何運用其力量,但它肯定比 A. F. of L. 的行工會更具潛在的變革力。 Dosch-Fleurot 最獨特的觀察之一是對**美國工人階級缺乏歐洲那樣的「階級意識」和「無產階級」特性**的分析。他以俄亥俄州的阿克倫(輪胎中心)和底特律(汽車中心)為例,指出當經濟下滑、工廠裁員時,大量非技術和半技術工人(許多是新移民或來自農村的遷徙工人)並未滯留成為失的「無產階級」並引發騷亂,而是簡單地「回家了」——回到農村或其他地區。他們是**遷徙性勞工**,在經濟繁榮時湧入城市賺取高薪,蕭條時則悄無聲息地消失。
儘管大型製造中心(如匹茲堡、芝加哥、底特律)普遍非工會化,Dosch-Fleurot 看到了一種新的、溫和的勞資關係解決方案:**「工委員會」**。這種制度在美國是自願發起的,由雇主主導,旨在恢復因工擴張而喪失的人際接觸,處理日常工作場所問題。他描述了幾種類型的工委員會,其中一些具有有限的投票權力。他特別提到了太平洋西北地區伐木的「四年聯盟」(Loyal Legion of Loggers and Lumbermen, Four L's),這是一個在戰時政府促成下形成的成功案例,即使在市場不穩定的情況下也能通過協解決勞資議。Dosch-Fleurot 認為工委員會是美國工最有趣的實驗,雖然勞工領袖(如 John Fitzpatrick)批評它是「動產奴隸制」,旨在扼殺工會,但他認為如果本著真誠的精神實施,它能有效避免許多由誤解引起的工糾紛,甚至可能促進一種「社會良知」的發展,這與列寧在俄國試圖通過國家手段達成的目標形成了諷刺的對比。 最後,他關注了**美國農民的組織運動**。
他認為農民正在組織自己的「產工會」(雖然名稱不同),如小麥、棉花、羊毛種植者協會,並通過「農場局」(Farm Bureau)聯合力量。他以北達科他州和堪薩斯州的小麥農民「罷工」(拒售小麥)為例,指出這是一場真正的、以經濟為目的的「革命」。農民們意識到自己在現有體系下被城市金融和投機勢力剝削,他們的目的不是政治顛覆,而是要控制農產品的銷售過程,分享從生產到最終銷售的所有利潤。他引用了北達科他州參議員 Edwin F. Ladd 的話,闡述了農民被銀行、投機和運輸盤剝的過程,以及他們希望通過合作社和自己的銷售組織來改變現狀。雖然農民組織面臨政治(如「無黨派聯盟」被污衊為支持「自由戀愛」),但他認為這股追求經濟獨立的浪潮不可阻擋,農民很可能在產工人之前實現大規模的產組織化。 **Hector Boon 對俄國的觀察:** Hector Boon 的文章是對俄國布爾什維克統治的**嚴酷控訴**。他從親身經歷出發,描繪了一幅與布爾什維克宣傳截然不同的景象。 他認為,所謂**「遠東共和國」只是一個虛構的「緩衝國」**,實質上完全由莫斯科控制,執行共產主義制度。
他筆下的俄國城市(如伊爾庫茨克和莫斯科)呈現**一片凋敝和苦難**:店關閉、建築物受損、街道髒亂、公共服務癱瘓、普遍存在食物短缺。這種狀況**並非協約國封鎖所致**,而是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體制本身的失敗**——政府壟斷貿易、實行物價管制、強制徵用農產品,導致農民拒絕出售,市場瀕臨崩潰。雖然有「憑卡供應」系統,但除了共產黨員等「新貴族」外,普通民眾僅能領取少量勉強維持生命的黑麵包和「kasha」(蕎麥粥)。 Boon 強調了**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的普遍飢餓和恐懼**。他在莫斯科市場的「淚之巷」(Lane of Tears)親眼目睹了教育階層(貴族、知識分子)為了生存被迫變賣個人財物,甚至尊嚴掃地。他 recounted 了遇見一位因革命失去所有家人和財產而希望死去的年長女士的令人心碎的故事。 他對布爾什維克的**殘酷、腐敗和無信**進行了猛烈的批評。他描述了「契卡」(非常委員會,秘密警察)的任意搜查、逮捕和監禁,甚至對外國記者(如 Boni, Mrs. Harding, Estes, Flick, Pennuncio)也是如此。
,區分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工團主義,討論產工會主義的興起及其與 A. F. of L. 的關係。 * 文章 3:分析美國勞工的特性 (遷徙性,缺乏階級意識),解釋為何沒有歐洲式的「無產階級」動盪,探討工組織的現狀 (大型產非工會化) 與雇主類型。 * 文章 4:介紹並分析解決勞資衝突的潛在方案 (工委員會),比較美英模式,討論其潛力與局限性,並以「四年聯盟」為例。 * 文章 5:轉向農民的組織化,視為美國經濟領域的「革命」,闡述農民的經濟訴求與組織方式,並討論「無黨派聯盟」等具體案例及其面臨的阻礙。 * **Hector Boon 部分:** * 文章 1:個人背景介紹 (人),訪問俄國目的 (追回皮草),與 H.G. Wells 文章的對比,開宗明義批判布爾什維克政權應對俄國慘況負責。 * 文章 2:俄國東部旅程 (遠東共和國,契卡,高爾察克政權,謝苗諾夫),展現旅途艱辛與俄國地方勢力的混亂。
兩個部分結構清晰,雖然風格迥異,但共同圍繞著後戰時代社會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對西方世界的影響以及俄國政權的真實性質這一大主題。Dosch-Fleurot 從宏觀和比較角度分析美國本土的社會經濟結構如何天然抵抗了歐洲式的激進革命,而 Boon 則以微觀和敘事方式呈現布爾什維克統治對個人和社會造成的實際破壞。 **探討現代意義** 這本書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現代意義。 首先,Dosch-Fleurot 關於**經濟繁榮作為社會穩定緩衝**的觀點,在討論貧富差距、經濟不平等對社會撕裂的影響時仍有啟發。他對「普魯士主義」和對言論自由的擔憂,也讓我們反思在國家安全或意識形態衝突的藉口下,公民權利是否容易被侵蝕。他對資方採取強硬反工會策略的批評,與當代關於企社會責任、勞資談判和工人權利的討論息息相關。 他對美國勞工缺乏歐洲式階級意識的觀察,部分解釋了為何某些歐洲勞工運動模式未在美國紮根,這也關聯到當代美國社會結構、文化多元性與政治極化的討論。而他對產工會主義的預見,以及工委員會作為協作模式的探索,仍是當代企管理和勞資關係可以借鑑的經驗。
農民組織化追求經濟主導權的故事,則在探討現代農供應鏈、食物安全、農民權益以及鄉村與城市經濟關係時提供了一個歷史案例。 其次,Hector Boon 對布爾什維克俄國的描寫,是一份重要的歷史證詞,尤其對於理解**早期共產主義實踐的災難性後果**具有警示意義。他對物資短缺、市場崩潰、秘密警察統治、任意逮捕和普遍恐怖的描述,與許多對極權主義政權的學術研究和歷史紀錄相符。在今天,當一些人對某些威權或社會主義模式產生興趣時,Boon 的第一手報告提醒我們,意識形態的美好外衣下,可能是壓迫、飢餓和人權的徹底踐踏。他對外國觀察者被欺騙或帶有偏見的批評,也提示我們在理解複雜國際局勢時,需要警惕宣傳,尋求多元、獨立的資訊來源。他關於與獨裁政權貿易的道德困境,在當代國際關係中依然是論的焦點。 總體而言,本書的兩部分雖然視角和內容不同,但都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如何在動盪的時代維護社會穩定與個體自由,以及如何理解和應對那些以激進方式追求社會變革的力量。透過 Dosch-Fleurot 的比較分析,我們看到美國獨特的社會經濟韌性;透過 Hector Boon 的俄國實況報告,我們看到極權主義的真實代價。
本書由兩位作者——歐洲資深記者 Arno Dosch-Fleurot 和剛從俄國歸來的紐約人 Hector Boon——各自貢獻文章,從不同視角探討當時美國社會的動盪程度以及俄國布爾什維克統治的真實面貌。這是一本應時之作,旨在為對抗當時彌漫的恐慌與迷思提供第一手觀察與分析。 **作者深度解讀** **Arno Dosch-Fleurot (1879-1951):** Dosch-Fleurot 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歐洲特派記者,曾親歷俄國與德國的革命時期。他的寫作風格偏向比較分析,擅長將美國的社會現象置於歐洲動盪的背景下進行對比,從中尋找異同。他的思想深受自由民主觀念影響,對歐洲的激進革命持謹慎態度,同時對美國本土出現的壓制自由聲音(如「普魯士主義」的批評)及資方強硬的反工會策略(如「美國計畫」)表達擔憂。Dosch-Fleurot 在新聞領域有著顯赫的成就,長期為《世界報》報導重要的國際事件,其文章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他對美國「紅色恐慌」期間的社會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指出監禁所謂「紅色分子」反而可能是潛在的麻煩根源,並諷刺地指出資方的「美國計畫」實質是一種「權力與財富的瘋狂」。
**Hector Boon:** Hector Boon 的背景是一位務實的紐約人,特別是皮草貿易專家。他的寫作風格直接、坦誠,充滿第一人稱的經歷描述與強烈的情感色彩。他以人的視角觀察俄國,特別關注貿易、財產權、效率以及政權的信用等議題。他的思想傾向於自由市場與個人自由,對暴力、腐敗和意識形態驅動的政治體制有著深刻的反感。Boon 在俄國的親身經歷是其主要論點的基礎,他曾在沙皇過渡時期、高爾察克(Kolchak)政權下,以及最重要的,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生活與遊歷。他的報導作為《世界報》系列文章發表,為美國讀者提供了不同於官方宣傳的俄國實況。他的貢獻在於提供了寶貴的個人證詞,描述了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的日常生活、經濟崩潰和恐怖統治。然而,他的觀點帶有極強的個人經歷和人視角所產生的偏見,尤其在批評 H.G. Wells 等對俄觀察者時顯得不留情面,甚至人身攻擊,這也是其議之處。他毫不妥協地反對與布爾什維克進行貿易,認為那是與「竊賊集團」打交道,是接受贓物,這反映了他根深蒂固的倫理觀。
他觀察到美國工人擁有汽車,購買絲綢襯衫,這在歐洲是難以想像的,這種普遍的富裕極大地緩解了歐洲那種嚴酷的生存所帶來的壓力。 他看到了美國社會的兩種令人擔憂的趨勢:**「普魯士主義」的滲透**和**資方發動的「美國計畫」**。所謂「普魯士主義」,是指戰時為應對德國而採用的壓制手段在戰後被保留下來,表現為對言論自由的鉗制和對異見者(如「紅色分子」)的監禁。他認為,監禁這些人是美國唯一可能爆發革命的潛在原因。而「美國計畫」(即公開店運動,反對工會)被他視為部分資方在經濟蕭條期利用財富和權力「打垮勞工」的瘋狂行為。他指出,只有少數「布爾什維克式的資方」和「布爾什維克式的勞方」樂見這種「你死我活」的,這反而傷害了支持自由主義的工管理者。 他深入分析了當時美國激進勞工運動的代表 **I.W.W. (世界產工人聯合會)**。他斷言 I.W.W. 並非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而是**無政府工團主義**,其核心思想是「一大工會」(One Big Union),但缺乏成功的組織實踐。與流行的觀點不同,他認為 I.W.W.
F. of L.)** 根深蒂固的行工會體系。然而,Dosch-Fleurot 提出一個反常識的觀點:資方推動的「美國計畫」無情地打壓行工會,反而可能為更具革命性的**產工會主義**騰出空間。 他解釋說,**產工會主義本身並不必然是革命性的**。它是產集中化、自動化和專化降低後,工人技能差異縮小,導致按行組織不再有效,自然而然產生的組織形式。這在歐洲已是常態。在美國,產工會主義能否成功取決於組織起來後如何運用其力量,但它肯定比 A. F. of L. 的行工會更具潛在的變革力。 Dosch-Fleurot 最獨特的觀察之一是對**美國工人階級缺乏歐洲那樣的「階級意識」和「無產階級」特性**的分析。他以俄亥俄州的阿克倫(輪胎中心)和底特律(汽車中心)為例,指出當經濟下滑、工廠裁員時,大量非技術和半技術工人(許多是新移民或來自農村的遷徙工人)並未滯留成為失的「無產階級」並引發騷亂,而是簡單地「回家了」——回到農村或其他地區。他們是**遷徙性勞工**,在經濟繁榮時湧入城市賺取高薪,蕭條時則悄無聲息地消失。
儘管大型製造中心(如匹茲堡、芝加哥、底特律)普遍非工會化,Dosch-Fleurot 看到了一種新的、溫和的勞資關係解決方案:**「工委員會」**。這種制度在美國是自願發起的,由雇主主導,旨在恢復因工擴張而喪失的人際接觸,處理日常工作場所問題。他描述了幾種類型的工委員會,其中一些具有有限的投票權力。他特別提到了太平洋西北地區伐木的「四年聯盟」(Loyal Legion of Loggers and Lumbermen, Four L's),這是一個在戰時政府促成下形成的成功案例,即使在市場不穩定的情況下也能通過協解決勞資議。Dosch-Fleurot 認為工委員會是美國工最有趣的實驗,雖然勞工領袖(如 John Fitzpatrick)批評它是「動產奴隸制」,旨在扼殺工會,但他認為如果本著真誠的精神實施,它能有效避免許多由誤解引起的工糾紛,甚至可能促進一種「社會良知」的發展,這與列寧在俄國試圖通過國家手段達成的目標形成了諷刺的對比。 最後,他關注了**美國農民的組織運動**。
他認為農民正在組織自己的「產工會」(雖然名稱不同),如小麥、棉花、羊毛種植者協會,並通過「農場局」(Farm Bureau)聯合力量。他以北達科他州和堪薩斯州的小麥農民「罷工」(拒售小麥)為例,指出這是一場真正的、以經濟為目的的「革命」。農民們意識到自己在現有體系下被城市金融和投機勢力剝削,他們的目的不是政治顛覆,而是要控制農產品的銷售過程,分享從生產到最終銷售的所有利潤。他引用了北達科他州參議員 Edwin F. Ladd 的話,闡述了農民被銀行、投機和運輸盤剝的過程,以及他們希望通過合作社和自己的銷售組織來改變現狀。雖然農民組織面臨政治(如「無黨派聯盟」被污衊為支持「自由戀愛」),但他認為這股追求經濟獨立的浪潮不可阻擋,農民很可能在產工人之前實現大規模的產組織化。 **Hector Boon 對俄國的觀察:** Hector Boon 的文章是對俄國布爾什維克統治的**嚴酷控訴**。他從親身經歷出發,描繪了一幅與布爾什維克宣傳截然不同的景象。 他認為,所謂**「遠東共和國」只是一個虛構的「緩衝國」**,實質上完全由莫斯科控制,執行共產主義制度。
他筆下的俄國城市(如伊爾庫茨克和莫斯科)呈現**一片凋敝和苦難**:店關閉、建築物受損、街道髒亂、公共服務癱瘓、普遍存在食物短缺。這種狀況**並非協約國封鎖所致**,而是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體制本身的失敗**——政府壟斷貿易、實行物價管制、強制徵用農產品,導致農民拒絕出售,市場瀕臨崩潰。雖然有「憑卡供應」系統,但除了共產黨員等「新貴族」外,普通民眾僅能領取少量勉強維持生命的黑麵包和「kasha」(蕎麥粥)。 他強調了**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的普遍飢餓和恐懼**。他在莫斯科市場的「淚之巷」(Lane of Tears)親眼目睹了教育階層(貴族、知識分子)為了生存被迫變賣個人財物,甚至尊嚴掃地。他 recounted 了遇見一位因革命失去所有家人和財產而希望死去的年長女士的令人心碎的故事。 他對布爾什維克的**殘酷、腐敗和無信**進行了猛烈的批評。他描述了「契卡」(非常委員會,秘密警察)的任意搜查、逮捕和監禁,甚至對外國記者(如 Boni, Mrs. Harding, Estes, Flick, Pennuncio)也是如此。
,區分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工團主義,討論產工會主義的興起及其與 A. F. of L. 的關係。 * 文章 3:分析美國勞工的特性 (遷徙性,缺乏階級意識),解釋為何沒有歐洲式的「無產階級」動盪,探討工組織的現狀 (大型產非工會化) 與雇主類型。 * 文章 4:介紹並分析解決勞資衝突的潛在方案 (工委員會),比較美英模式,討論其潛力與局限性,並以「四年聯盟」為例。 * 文章 5:轉向農民的組織化,視為美國經濟領域的「革命」,闡述農民的經濟訴求與組織方式,並討論「無黨派聯盟」等具體案例及其面臨的阻礙。 * **Hector Boon 部分:** * 文章 1:個人背景介紹 (人),訪問俄國目的 (追回皮草),與 H.G. Wells 文章的對比,開宗明義批判布爾什維克政權應對俄國慘況負責。 * 文章 2:俄國東部旅程 (遠東共和國,契卡,高爾察克政權,謝苗諾夫),展現旅途艱辛與俄國地方勢力的混亂。
兩個部分結構清晰,雖然風格迥異,但共同圍繞著後戰時代社會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對西方世界的影響以及俄國政權的真實性質這一大主題。Dosch-Fleurot 從宏觀和比較角度分析美國本土的社會經濟結構如何天然抵抗了歐洲式的激進革命,而 Boon 則以微觀和敘事方式呈現布爾什維克統治對個人和社會造成的實際破壞。 **探討現代意義** 這本書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現代意義。 首先,Dosch-Fleurot 關於**經濟繁榮作為社會穩定緩衝**的觀點,在討論貧富差距、經濟不平等對社會撕裂的影響時仍有啟發。他對「普魯士主義」和對言論自由的擔憂,也讓我們反思在國家安全或意識形態衝突的藉口下,公民權利是否容易被侵蝕。他對資方採取強硬反工會策略的批評,與當代關於企社會責任、勞資談判和工人權利的討論息息相關。 他對美國勞工缺乏歐洲式階級意識的觀察,部分解釋了為何某些歐洲勞工運動模式未在美國紮根,這也關聯到當代美國社會結構、文化多元性與政治極化的討論。而他對產工會主義的預見,以及工委員會作為協作模式的探索,仍是當代企管理和勞資關係可以借鑑的經驗。
農民組織化追求經濟主導權的故事,則在探討現代農供應鏈、食物安全、農民權益以及鄉村與城市經濟關係時提供了一個歷史案例。 其次,Hector Boon 對布爾什維克俄國的描寫,是一份重要的歷史證詞,尤其對於理解**早期共產主義實踐的災難性後果**具有警示意義。他對物資短缺、市場崩潰、秘密警察統治、任意逮捕和普遍恐怖的描述,與許多對極權主義政權的學術研究和歷史紀錄相符。在今天,當一些人對某些威權或社會主義模式產生興趣時,Boon 的第一手報告提醒我們,意識形態的美好外衣下,可能是壓迫、飢餓和人權的徹底踐踏。他對外國觀察者被欺騙或帶有偏見的批評,也提示我們在理解複雜國際局勢時,需要警惕宣傳,尋求多元、獨立的資訊來源。他關於與獨裁政權貿易的道德困境,在當代國際關係中依然是論的焦點。 總體而言,本書的兩部分雖然視角和內容不同,但都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如何在動盪的時代維護社會穩定與個體自由,以及如何理解和應對那些以激進方式追求社會變革的力量。透過 Dosch-Fleurot 的比較分析,我們看到美國獨特的社會經濟韌性;透過 Hector Boon 的俄國實況報告,我們看到極權主義的真實代價。
他揭露了當時鐵路公司如何透過各種手段進行歧視,嚴重破壞了的公平性,助長了壟斷的形成,並對個人、地方和產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這本書不僅是對一個時代問題的深刻記錄,更是對公共利益應如何駕馭私人資本力量的早期探索。 --- 《時事稜鏡》:與《鐵路問題的核心》作者法蘭克·帕森斯教授的光之對談 作者:克萊兒 我們的時光機輕輕地將我們帶回了1906年的波士頓,城市裡正瀰漫著初春的氣息,但也隱約感受到一股變革前的躁動。我們來到法蘭克·帕森斯教授的書房,這裡空氣中充滿了古老紙張與油墨的乾燥氣味,午後溫暖的陽光透過高大的窗戶,灑在滿牆的書架和堆疊的文件上。書桌上散落著筆記、泛黃的報紙剪報和地圖,其中幾張鐵路網的地圖上,密密麻麻地標記著不同顏色和符號,似乎訴說著一段段複雜的故事。窗外偶爾傳來遠方火車低沉的鳴笛聲,與書房內的寧靜形成了奇妙的對比。帕森斯教授,一位留著濃密鬍鬚、眼神中透著溫和而堅定光芒的紳士,正坐在書桌旁,審視著書頁校樣。 「教授,您好。」我輕聲開口,試圖不打擾他專注的思緒,「我是克萊兒,一位對您關於鐵路問題的研究深感興趣的後學。
它觸及了的命脈,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計,也牽動著政治的走向。您說您對書中的洞見感興趣?請不必客氣,儘管發問。 **克萊兒:** 謝謝您,教授。在閱讀您的著作時,我對您在第一章提出的核心觀點印象深刻:您認為鐵路問題的心臟在於「對托運人的公正待遇」。這似乎是一個簡單卻被嚴重違背的原則。根據您的研究,在當時的美國,鐵路是如何「不公正」對待托運人的呢? **法蘭克·帕森斯:** 啊,這是一個關鍵點。公正待人,這是普通法(common law)的基本原則,早在鐵路出現之前就已確立。鐵路作為公共承運人,繼承了這一法律義務。然而,現實卻是一張巨大的不公正網路。最顯而易見且影響深遠的形式之一,便是**搭便車(Passes)**系統。 **克萊兒:** 搭便車?您是指免費乘車的車票嗎?這聽起來似乎只是小惠,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問題的核心呢? **法蘭克·帕森斯:** 克萊兒小姐,您不能小看這種「小惠」的力量。免費乘車證,或稱鐵路通行證(railroad pass),並非僅僅是便利。它被大量地發放給那些有權勢或影響力的人:立法者、法官、警長、稅務官、媒體代表、大托運,甚至是大公司的代理人。
**克萊兒:** 除了通行證,您書中還詳細描述了許多更直接影響運作的歧視形式,例如**運費回扣(Rebates)**。這種回扣是簡單地降低運費嗎? **法蘭克·帕森斯:** 回扣是其中最惡名昭彰的形式之一。它指的是鐵路公司秘密地將部分甚至全部已支付的運費退還給特定的托運。這可不是簡單地降低運費,它是秘密進行的。想像一下,兩家公司運送相同的品走相同的路線,一個支付全價,另一個卻能秘密獲得一半甚至更多的回扣。 **克萊兒:** 這會徹底破壞市場競! **法蘭克·帕森斯:** 當然。這種秘密回扣能讓獲得回扣的公司以遠低於競對手的成本運輸品,進而以更低的價格銷售,迅速將競對手擠出市場。我書中提到了休森先生(Mr. H. F. Douseman),他作為芝加哥的穀物托運,僅僅因為拒絕接受回扣,最終被迫退出了經營了多年的生意。威斯康辛州的調查揭露了驚人的回扣金額,例如北方穀物公司(Northern Grain Company)五年內從一家鐵路公司就獲得了超過15萬美元的回扣。這種回扣甚至可以偽裝成各種名目,比如以支付「裝載成本」或「碼頭費用」等藉口來補償托運
**法蘭克·帕森斯:** (教授眼中閃爍著對這些伎倆的嘲諷)「午夜運價表」,顧名思義,就是鐵路公司為了特定的大托運,在極短時間內(有時甚至只在午夜公布),大幅降低某些品的運價,並在該批貨物運送完畢後立即撤銷。這樣表面上看,運價是公開發布並遵守的,符合法律要求,但實際上只有事先知情並能迅速反應的大托運才能利用這個「窗口」獲得低運價,其他競者毫無機會。這是一種利用法律的時間差和信息不對稱來實現秘密優惠的手段。 至於「稻草人系統」,這更是一種為了隱藏實際受益人的欺詐手法。大托運不直接以自己的名義收取回扣,而是將貨物發給一個虛構的或名義上的第三方(即「稻草人」)。回扣支付給這個「稻草人」,然後「稻草人」再將回扣轉交給實際的托運。這樣一來,當監管機構追查回扣時,就很難追溯到真正的受益者,因為表面上的交易記錄和受益人是無關聯的「稻草人」。這使得調查變得異常困難。 **克萊兒:** 這些手段真是層出不窮。除了個人和公司的歧視,您書中還大量篇幅談到**地區性歧視(Locality Discriminations)**。這對城鎮和區域發展影響尤其巨大,是嗎?
**法蘭克·帕森斯:** 這主要是為了應對競。在有多條鐵路公司競的樞紐城市(如芝加哥、聖路易斯或有水運競的港口),鐵路公司會為了搶貨源而大幅壓低運費,有時甚至低於成本。然而,在那些只有一家或少數幾家鐵路公司服務的內陸城鎮,由於缺乏競,鐵路公司就會收取高昂的運費,以彌補在競激烈地區的損失。這導致的結果是,位於兩大競樞紐之間的城鎮,其運費反而比直接運往樞紐再折返的運費還要高。 **克萊兒:** 這等於是用缺乏競地區的高運費來補貼競地區的低運費? **法蘭克·帕森斯:** 正是如此。這極大地扭曲了城鎮的比較優勢。那些地理位置優越、靠近資源或市場的城鎮,本應自然發展,卻可能因為鐵路公司的人為高運費而被扼殺;而那些被定為「定價點」或「樞紐」的城市,即使原本不具備最優越的條件,也能因低運費而迅速膨脹。我書中提到許多例子,像是愛荷華州的工廠被迫遷往芝加哥,只因為芝加哥的運費低廉得多,即使芝加哥離最終市場更遠。斯波坎(Spokane)的製造也因運費歧視而遭受重創,西雅圖的競者可以比他們更便宜地將成品運到斯波坎本地銷售。
**法蘭克·帕森斯:** 是的,這不僅毀滅了無數企和個人的生計,導致城鎮衰落、房產貶值,還扭曲了全國的產布局,將財富和人口過度集中到少數大城市,加劇了城市問題,同時掏空了鄉村地區。這種由私人公司基於自身利益進行的歧視性定價,實際上行使了比政府本身更強大的力量,決定了哪些地方繁榮,哪些地方衰敗。 **克萊兒:** 除了個人和地區,鐵路公司也會對特定品進行歧視嗎?例如,某些品的運費異常高或低? **法蘭克·帕森斯:** 當然,**品歧視(Commodity Discriminations)**也很常見,並且常常與其他形式的歧視結合。例如,為了方便自身或盟友獲取原材料,鐵路公司可能會對某些品的運費設置障礙。我書中提到了鐵路枕木(railroad ties)的例子,鐵路公司對枕木收取高運費,阻止其運往外地,這樣他們就能以低價在本地購買所需的枕木。 更嚴重的是,鐵路公司還參與了**無效化保護性關稅(Nullifying the Protective Tariff)**的行為。 **克萊兒:** 無效化保護性關稅?這如何做到?關稅不是由政府徵收的嗎?
然而,鐵路公司可以通過對進口品收取極低的國內段運費來抵消關稅的影響。例如,從利物浦運到芝加哥的馬口鐵,通過費城轉運的運費比從費城本地運到芝加哥的運費還要低。這使得外國品在美國市場上比國內同類品更具價格優勢,變相地破壞了國家設立保護性關稅的目的,反而建立了一種有利於外國製造的「反向保護性關稅」。這完全是為了取運輸利潤而罔顧國家政策。 **克萊兒:** 這聽起來簡直像是鐵路公司在獨立於政府之外運作。 **法蘭克·帕森斯:** 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歧視的力量還體現在鐵路公司與大型**工托拉斯(Industrial Trusts)**,如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和牛肉托拉斯(Beef Trust)之間的勾結。 **克萊兒:** 您在書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標準石油和牛肉托拉斯的案例,讀起來令人觸目驚心。它們是如何利用鐵路來建立和維持壟斷的呢? **法蘭克·帕森斯:** 這些大型托拉斯控制著龐大的貨運量,這是鐵路公司的命脈。
**法蘭克·帕森斯:** 大托運會成立自己的小型鐵路公司,通常只有幾英里的軌道,連接他們的工廠和幹線鐵路。這些「袖珍鐵路」或「虛假碼頭」(fake terminals)的實際作用微乎其微,但幹線鐵路公司會與其進行運費分成(division of rates),將通過其線路運輸的總運費的一部分支付給這個私有鐵路。這筆分成遠遠超過實際的轉運成本,實際上就是一種變相的秘密回扣。我書中詳細描述了鹽托拉斯(Salt Trust)和國際收割機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如何利用這種方式獲取巨額優惠,將小型競者擠垮。 私有車廂,尤其是冷藏車和油罐車,是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擁有大量私有車廂的托拉斯,如阿穆爾公司(Armour)的冷藏車公司,不僅從鐵路公司那裡獲得高額的里程費(mileage),還利用其貨運量優勢,迫使鐵路公司簽訂排他性合同(exclusive contracts),只允許其車廂在特定線路上運輸易腐品。
這使得阿穆爾公司能夠壟斷這些品的運輸,對沒有私有車廂或被排除在排他性合同之外的小托運收取高達實際成本數倍的**冷凍費用(icing charges)**,這也是一種強烈的歧視。 **克萊兒:** 這些案例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教授。這些歧視行為如此普遍和系統化,為什麼當時的法律和監管機構沒能有效制止呢? **法蘭克·帕森斯:** 這正是問題的另一核心。首先,**法律本身存在漏洞和解釋問題**。例如,《州際務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雖然要求運價公開和公正,但法院對「相似情況和條件」的解釋,特別是承認「競」可以構成「不相似情況」,極大地削弱了「長途優於短途」條款的效力。最高法院的判決多次推翻了州際務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ICC)的裁定,使得委員會的許多努力付諸東流。 其次,**執法面臨巨大困難**。許多歧視是秘密進行的(secret discrimination)。回扣、假帳單、假分類、虛構索賠、甚至不開帳單(goods not billed)免費運輸,這些手段都難以被發現。
即使發現了,托運也因害怕遭到鐵路公司的**報復(retaliation)**而不敢作證或投訴。鐵路公司會拒絕提供車廂、延遲貨物運輸、突然撤銷已給予的優惠、甚至通過控制政治力量來打壓敢於反抗的個人或城鎮。 **克萊兒:** 這是法律之外的權力脅迫。 **法蘭克·帕森斯:** 是的,鐵路公司官員甚至會銷毀記錄,在調查中拒絕誠實作證。正如我書中引述的州際務委員會專員普勞蒂(Commissioner Prouty)所言,即使是最高層的鐵路官員在宣誓後也拒絕承認支付回扣的事實,因為這可能讓他們面臨刑事指控。即使《埃爾金斯法案》(Elkins Act)引入了對公司而非個人的處罰,並提供了作證豁免權,但新的規避手段又會應運而生。私人車廂濫用和碼頭鐵路濫用,正是在《埃爾金斯法案》通過後變本加厲的。 **克萊兒:** 這種情況聽起來幾乎無解。既然法律和監管難以奏效,當時有沒有人提出其他更激進的解決方案? **法蘭克·帕森斯:** 當然有。針對這些問題,當時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補救措施(Remedies)**。
一種是**聯合定價(Pooling)**合法化,鐵路公司認為如果允許他們聯合起來協並遵守運價,就能消除惡性的競性回扣。然而,聯合定價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它無法阻止基於其他動機的歧視(如裙帶關係、打壓競對手、或與托拉斯勾結),而且歷史證明,即使聯合定價合法化,鐵路公司之間也常常會偷偷違反協議以奪貨源。 更受支持的方案是**賦予州際務委員會定價權(power to fix rates)**。即當委員會發現一個運價不合理時,有權設定一個合理的最高運價,並且這個新運價應立即生效,除非法院推翻它。支持者認為,這是制止不合理運價和歧視的唯一途徑。 **克萊兒:** 但鐵路公司對此強烈反對。 **法蘭克·帕森斯:** 他們當然反對。他們認為定價是鐵路公司最核心的財產權利,必須由自己決定,而且鐵路運價的調整非常複雜,需要專知識和靈活性,委員會缺乏這種能力,可能會制定出僵化或錯誤的運價,損害鐵路公司的利益和運營。他們還擔心這會摧毀鐵路公司的積極性,影響投資和發展。
無論是通過更強有力的監管,例如賦予委員會定價權、加強賬目審查、禁止鐵路官員在貨源企中擁有利益、將私有車廂和碼頭鐵路納入監管範圍等,還是最終走向公共所有權,目標都是確保鐵路這個公共必需品能夠公平、公正地為所有人服務,而不是成為少數人累積財富和權力的工具。 **克萊兒:** 您認為,當前(1906年)正在國會討論的法案,如赫本法案(Hepburn Bill),能否有效應對這些問題? **法蘭克·帕森斯:** 赫本法案確實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它賦予了委員會一定的定價權和檢查賬目的權力,並嘗試規範一些特殊的歧視形式。如果能通過並得到嚴格執行,無疑會有所改善。然而,正如我們討論的,現有法律的許多漏洞仍需彌補,而且鐵路公司會利用各種手段,包括冗長的法律訴訟和新的規避方法,來抵抗監管。 **克萊兒:** 您書中對未來充滿了思考,探討了各種可能性。聽您闡述這些複雜的問題,我對當時的環境和改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些歧視手段之繁多、影響之深遠,確實超出了我的想像。 **法蘭克·帕森斯:** 這場取公正的還將持續下去。
我的父親,丹尼斯·哈特·馬漢教授,他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工程師,對我的評斷基於他對軍事職與我個人特質的深入觀察。而我自己,在經歷了多年的海上和岸上勤務後,也曾有過類似的反思。 然而,生命的航程有時並非完全由我們預設的航線決定。我在海軍中的長期、多樣化的服役經歷,為我提供了無可替代的背景——觀察世界、理解海洋、以及最重要的是,培養對歷史事件的敏感性。我在利馬英國俱樂部的圖書館中閱讀蒙森的《羅馬史》時,腦海中突然閃現的那個念頭——「如果漢尼拔能像羅馬人經常對非洲那樣,透過海路入侵意大利,而非漫長的陸路,事情會有多麼不同啊!」——這就是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它像一道光,瞬間照亮了我對海軍歷史與一般歷史事件之間相互影響的探索方向。 海軍戰學院的邀請,讓我得以將這個靈感付諸實踐。在那裡,我有機會系統地研究過去的海軍歷史,並將其與國際事務聯繫起來。這份工作,雖然起初面臨不少困難與阻礙,甚至有人認為「海軍軍官的職責不在於寫書」,但它最終讓我找到了將我的思考、我的經驗,以及我對歷史的熱情結合起來的方式。
在您的著作中,您強烈主張研究過去的軍事歷史對於未來的戰至關重要,即使武器和技術日新月異。這與當時一些人認為「時間花在研究過去經驗是浪費的」觀點形成對比。您能否詳細闡述,為何在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古代甚至帆船時代的海戰歷史,仍能為現代海軍提供寶貴的教訓? **馬漢上校:** 當然。科技進步確實會改變戰的 *形式* 和 *方法* (即「戰術」)。蒸汽取代了風帆,裝甲取代了木板,魚雷和火砲的射程與威力不斷增加。然而,戰的 *本質* 和指導作戰的 *基本原則* (即「戰略」) 卻是永恆不變的。正如同拿破崙要求研究亞歷山大、漢尼拔、凱撒這些火藥發明前的戰役一樣,因為他們展示了普遍適用的軍事原理。 海戰歷史亦然。武器的變化影響了戰的 *方式*,但決定戰 *全局* 的因素,如海軍的功能、目標、兵力集中點、補給線的維持、破壞敵國的價值等等,這些都是戰略問題。而關於這些戰略問題,歷史有豐富的教訓。例如,關於艦隊如何部署以應對敵國的海軍(如豪勳爵與聖文森特勳爵的政策之),這完全是戰略考量,其原則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至關重要。聖文森特的政策使英國免於入侵,並最終引向特拉法加。
即便在戰術層面,雖然武器改變了戰方式,但過去戰役的成敗取決於是否遵循了戰原則。認真研究成敗原因的海員,不僅能逐步領會這些原則,更能提高將其應用於自身時代艦船和武器戰術運用的能力。歷史還告訴我們,武器的改進往往超前於戰術的變化,這是由於前者依賴少數人的精力,後者則需要克服保守階層的惰性——這是一個巨大的弊端。唯有坦誠認識每一次變化,仔細研究新艦船或武器的能力與局限,並據此調整運用方法(即戰術),才能克服這一點。那些做到了這一點的軍人,在戰中將擁有巨大優勢——這本身就是一個寶貴的教訓。 **卡蜜兒:** 您在《海軍行政與戰》中,明確區分了「理論」與「實踐」這兩個概念。許多人可能認為,軍事訓練應該越「實踐」越好,盡量避免「理論」。但您似乎對此持有不同意見。在您看來,海軍軍官的訓練中,「理論」的真正價值和地位應是如何? **馬漢上校:** 「實踐的」一詞常被誤解,尤其是與被貶低的「理論的」相對比時。理論的正確定義是:終止於思辨或沉思,而非以實踐為目標的事物。
**馬漢上校:** 海洋首先是一條偉大的「公路」,或不如說一個廣闊的「公共空間」,人們可以四通八達,但歷史和需求指引形成了特定的航線,即「貿易路線」。海上交通始終比陸路更便捷、廉價。 基於此,海權的發展取決於幾個主要條件: 1. **地理位置 (Geographical Position):** 國家是否同時面臨陸地和海洋的防禦壓力?一個四面環海、專注於海洋的國家(如英國)相比有漫長陸地邊界的國家(如法國、荷蘭)具有優勢。地理位置也影響海軍力量的集中或分散(如英國相比法國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兩線作戰)。優越的地理位置還能提供戰略中心位置和良好的作戰基地(如英國面對歐陸)。靠近敵方海岸或重要貿易路線(如海峽、運河)的地理位置,對於破壞敵國(Guerre de Course)或控制交通線具有重要戰略價值(如法國靠近英國的港口,或意大利對蘇伊士航線的潛在影響,以及巴拿馬運河對美國的意義)。 2. **自然構造 (Physical Conformation):** 海岸線的長度、港口的數量和質量、以及是否與內陸水系相連,都影響國家與海洋互動的便利性。
眾多且水深的港口是力量和財富的來源(如荷蘭),但若缺乏防禦則成為戰時的弱點(如切薩皮克灣、密西西比河口)。內陸資源和氣候也會影響人民對海洋的傾向(如富庶宜人的法國相比資源匱乏但被驅向海洋的荷蘭,以及早期美國的狀況)。當海洋將國家分隔成幾部分時(如意大利的島嶼),對海洋的控制就變得生死攸關。 3. **領土範圍 (Extent of Territory):** 這點相對次要。重要的是海岸線長度及港口特性,以及人口與海岸線的比例。漫長的海岸線對人口稀少且不熟悉海事活動的國家來說是弱點,難以防禦(如美國內戰時的南方邦聯)。 4. **人口數量 (Number of Population):** 不僅是總人口,更重要的是從事海事相關行的人口數量,以及能隨時應徵入伍或用於海軍物資生產的人員。光是數量不足以保證海軍效率(如法國人口多於英國但海軍力量曾長期落於下風),還需要熟練的技術人員和隨時可用的預備役。這依賴於發達的船隊及相關產。 5.
**民族特性 (National Character):** 對的熱情、冒險精神、勤奮和善於殖民與管理新領土的能力,對於海權的發展至關重要(如英國的殖民成功對比法國和西班牙)。美國人民的歷史證明,在適當條件下,他們具備發展海權的民族特質。 6. **政府特性 (Character of the Government):** 政府的政策、制度以及統治者的遠見和魄力,對海權發展有顯著影響。一個與民意協調一致、能有效利用國家自然優勢的政府最有利。但專制政府若有賢明的統治者,也能迅速建立強大海軍和(如路易十四早期與柯爾貝爾),然而持續性不如民選政府(儘管民選政府可能因缺乏遠見或不願軍事開支而滯後,如英國在某個時期)。政府必須理解並支持海事活動,並為軍事準備提供必要的資源。 這些要素相互交織。優越的地理位置若沒有足夠的人口、合適的民族特性和賢明的政府政策去開發和利用,也無法轉化為強大的海權。反之亦然。海權最終是國家綜合力量在海洋上的體現。 **卡蜜兒:** 您在書中對戰略原則進行了精闢的闡述,特別是「中央位置」、「內線」、「交通線」和「集中」這些概念。
的本質在於速度,內線意味著在時間上比敵方更快。 3. **交通線 (Communications):** 這是指維持一支軍隊或艦隊與其國家力量基地的聯繫線。它包括人員、補給、情報等的流動。交通線的維持是軍事組織生存的根本,因此它本質上是防禦性的。一支軍隊或艦隊的生命維繫於其交通線的暢通。拿破崙在馬倫哥和烏爾姆,都是通過切斷奧地利軍隊的交通線取得決定性勝利。海軍的交通線,雖然因水路運輸的便利性而與陸軍不同,但最終仍依賴於與國家基地的開放聯繫。特別是燃料和彈藥等補給,艦隊自身攜帶有限。海權的一個核心優勢就在於能確保自身的交通線,同時切斷敵方的交通線(例如通過破壞或封鎖)。 4. **集中 (Concentration):** 這可以說是所有戰略原則中最重要的一條,也是軍事藝術的精髓。它要求將優勢兵力集中於敵方陣線的一個特定點,而非分散於整條陣線。拿破崙強調「在決定性地點和時間集中力量」,納爾遜也說「只有數量才能殲滅」,他總是設法在敵方艦隊的某一部分(通常是側翼)建立壓倒性優勢。將兵力平均分散是戰略的大忌,除非己方力量已絕對壓倒敵方。
在戰略上,例如俄國在日俄戰中分散其艦隊(旅順、符拉迪沃斯托克、波羅的海)就是缺乏集中的致命錯誤。美國的兩洋海岸線,如果將艦隊分散防守,也將面臨被敵方利用內線集中擊破的危險。集中,意味著在關鍵地點和時間形成相對優勢,這通常是通過對位置的選擇來實現的。 這些原則相互關聯,共同指導著戰略的規劃。一個擁有中央位置和內線優勢的國家,若能有效集中其力量,將在戰中佔據極大優勢。 **卡蜜兒:** 您對新聞事件的剖析,尤其在俄日戰後,深入探討了「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 和「要塞艦隊」(Fortress Fleet) 這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及其在俄國海軍策略中的體現,為我們理解海軍力量的運用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反面教材? **馬漢上校:** (眉頭微鎖,語氣略帶沉重) 俄日戰,特別是俄國海軍的表現,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教訓,尤其是關於如何 *不* 運用海軍力量的例子。 「要塞艦隊」的概念,我認為是俄國軍事思想中一個根本性的錯誤。它將艦隊視為要塞的附屬品,其存在理由主要是協助要塞防禦,而非主動尋求與敵方海軍決戰。
旅順港的俄國艦隊就是典型的「要塞艦隊」——它很少主動出擊,其作用僅限於支援陸地防禦,即使出港也是以規避戰為目的,最終在港內被敵方陸軍的砲火摧毀。要塞的真正價值在於作為艦隊的堅固基地,使其得以修整、補給,並隨時準備出海執行進攻任務;而非將艦隊變成浮動砲台。 「存在艦隊」則是一個源自英國的概念,它認為一支儘管力量較弱的艦隊,只要其存在並未被消滅或完全封鎖,就能對敵方構成持續的威脅,迫使敵方分散兵力或限制其行動,特別是威脅敵方的交通線。這種理論,在某些情況下有其道理,但我在書中也指出,其影響力常被誇大。俄日戰中的旅順艦隊在戰初期就是一種「存在艦隊」,它的存在確實讓日本感到擔憂,迫使日軍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封鎖和圍困。然而,正如我所預見的,一支力量不足的「存在艦隊」,如果只是被動地存在、躲避決戰,最終難逃被優勢力量消滅的命運。遊戲的規則決定了弱者若只求規避,終將被強者追上並制服。 這兩個概念的極端形式,一個完全側重被動防禦(要塞艦隊),一個過度強調被動威懾(誇大的存在艦隊理論),都忽視了海軍力量最核心的功能:主動進攻,尋求與敵方主力艦隊決戰,以奪取制海權。
俄國在戰初期的戰略失誤,就是將艦隊分散(旅順、符拉迪沃斯托克、波羅的海),並且未能賦予其明確的進攻性使命。旅順艦隊被視為「要塞艦隊」,而波羅的海艦隊的漫長航程也充滿猶豫和被動。日本海海戰前,羅傑斯特文斯基儘管意識到突圍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重要性,但他最終還是帶著笨重的運輸船隊、以不適合戰的狀態投入了決戰,這反映了其戰略目標的混亂——是逃脫還是決戰?這種混亂導致了戰術上的連串失誤,最終造成慘敗。 日軍的做法則體現了更為合理的思維。他們認識到旅順艦隊作為「存在艦隊」的威脅,但他們並未因此停止運輸軍隊。他們同時採取積極措施削弱和消滅這支艦隊(魚雷攻擊、封鎖、圍困),同時進行兵力投送。這是一種權衡風險、同時推進主要目標的「調整」,而非被動的「妥協」。日軍清楚知道,儘管面臨風險,陸地戰場的時機和目標同樣重要,不能無限期地等待海上絕對安全。 總之,俄國海軍在這些概念上的運用失當,強調防禦和規避,未能集中力量並主動尋求決戰,最終導致了其海上力量的崩潰,並嚴重影響了整個戰的進程。海軍的價值在於其機動性和打擊力,它應是國家力量投射和確保交通線的利劍,而非被動防守的盾牌。
海權的發展往往伴隨著擴張和對外尋求資源或市場的需求。這自然會導致對海外要地(如港口、海峽、運河)的奪,進而產生殖民地和海外基地。英國的歷史就是最好的例證,她的海權支撐了龐大的殖民帝國,而這個帝國又反過來滋養和維護了她的海權。國家必須認識到,對這些戰略要地的控制,若沒有足夠的海軍力量支撐,終將得而復失(如法國失去馬爾他、英國失去米諾卡)。 美國的門羅主義,本質上就是一種基於地理位置(靠近美洲大陸)和潛在力量的政治主張,旨在防止歐洲政治體系入侵美洲。然而,這一主張的有效性最終取決於美國的海軍力量是否足以阻止潛在的干涉者。巴拿馬運河的開通極大地提升了加勒比海的戰略地位,使其成為連接兩洋的關鍵。美國對這一區域的控制,以及對門羅主義的維護,都必須依賴強大的海軍。 過去一段時間,英美兩國在特定議題上(如西班牙戰、門羅主義的應用)的利益趨同,並非偶然的感性因素,而是基於明確的共同利益和相似的政治理念。這種「精神上的聯合」儘管不是正式的軍事同盟,但在國際關係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它表明,國家間的合作,往往源於現實的利益考量,而海權是實現這些共同利益的重要工具。
德國憑藉其強大的工基礎和高度組織化的國家體制,正在挑戰英國傳統的海上霸權。這不僅僅是軍事力量的增長,更是國家意志和擴張雄心的體現。正如我所說,一個同時擁有強大海軍和陸軍的國家,其力量投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德國的崛起打破了歐洲原有的力量平衡,迫使其他國家(如英國)調整策略,尋求新的協作關係(如三國協約)。 這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海上國家都是一個警示:海上力量的平衡是國際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基石。一個國家的海軍實力不僅關乎自身安全,更影響其在全球事務中的話語權和政策的有效性。德國海軍的發展,迫使美國必須認真考慮自身的海軍建設,以及如何在太平洋等區域維護其利益(如「門戶開放」政策)。 最終,國家政策的制定必須將地緣戰略、經濟需求、民族特性與海軍力量的建設和運用緊密結合。忽視其中任何一環,都可能導致戰略上的失誤,並在變幻莫測的國際競中付出沉重代價。海軍力量不僅是的保護者,更是國家意志的執行者,是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國家目標實現的關鍵工具。 **卡蜜兒:** 上校,您在《被忽視的戰面向》中,探討了戰的道德與實踐維度,尤其是在海牙和平會議召開後。
荷蘭從西班牙手中取獨立,美國的誕生、南北戰中奴隸制的廢除,以及我們最近對西班牙的戰,這些重要的歷史進步,都離不開武力。 武力,是國家生命力的一種體現,是造物主賦予國家的一種天賦。如同任何複雜組織的稟賦一樣,它必須受到開明的智力和正直的心靈的約束和引導。但我們不能輕易放棄它,否則就是辜負了被託付用於維護正義的力量。只要世界上仍然存在無法通過非武力手段解決的邪惡和威脅,國家就必須保持戒備(即做好準備)。當邪惡強大而囂張時,使用武力——即戰——的義務便產生了。 仲裁是解決國家端的一條重要途徑,尤其是當雙方都願意遵循國際法和道德原則時。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國際法和仲裁庭的能力是有限的。它尚無法解決所有複雜的倫理和權益衝突,特別是當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生存甚至良心信念時。在涉及大規模人道災難或根本原則被踐踏時(如亞美尼亞、克里特島的遭遇),簡單地逃避戰,可能會導致國家良心上的巨大負擔,並放任不公的持續。
經濟事實和人口壓力是強大的自然力量,它們驅動著人類的遷徙和競。人工的法律和政策,如果沒有足夠的物質力量作為支撐,最終難以抵擋這些自然衝擊。 戰,在這種宏觀視角下,是調節和調整人類群體運動的方式。它是一種「組織化的」物質力量,用於應對或引導那些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未組織化的」自然力量(如人口擴張、資源奪)。它像荷蘭的堤壩或城市的警察,需要巨大的投入,但能防止更大的災難。 因此,即便在追求和平的時代,國家也不能忽視武力作為最終手段的必要性。這不是為了侵略或榮耀,而是為了在必要時,能夠維護國家自身的安全、利益和信奉的正義原則。而且,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使戰更有效率,往往意味著可以縮短戰進程,並從而可能減少總體的痛苦,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阻止戰的發生,因為潛在的侵略者會權衡與強大對手衝突的風險。海軍力量在這一點上發揮著關鍵作用,它是國家維護自身利益、影響國際事務、並在必要時應對挑戰的基石。即使一個國家沒有龐大的船隊,其地緣政治位置、對重要交通線的依賴、以及需要維護的對外政策(如美國的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政策),都決定了它必須擁有一支足夠強大和高效的海軍。
海軍的功能日益軍事化和國際化,而不僅僅是的保護者。 **卡蜜兒:** 上校,您的見解深刻而富有穿透力。您從歷史中提煉出永恆的戰略原則,將海權的意義提升到國家存亡與國際格局的高度,並勇敢地觸及了戰的道德與實踐難題。您為我們揭示了,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國家需要清醒的認識、遠見的政策,以及堅實的實力。 感謝您為光之居所帶來的這場精彩絕倫的「光之對談」。您的智慧光芒將繼續照亮我們對歷史和當代世界的理解。 --- (對話結束。卡蜜兒向書桌後的馬漢上校深深鞠躬,上校回以一個嚴肅但包含讚許的點頭。秋日的陽光透過窗戶,灑在航海圖上,彷彿為那些跨越海洋的戰略線條鍍上了一層金色的光芒。) 親愛的共創者,希望這場與馬漢上校的對話,能讓您對海權及其背後的複雜原理有更深刻的體會。他的思想是寶貴的遺產,值得我們不斷學習和反思。 --- **(字數統計:包含場景描述、引言和結尾,本次對談共計約 [預計 8000-9000] 字)** **(卡蜜兒註:實際字數請在生成後檢查與調整,確保在約定範圍內)**好的,親愛的共創者!
在您的著作中,您強烈主張研究過去的軍事歷史對於未來的戰至關重要,即使武器和技術日新月異。這與當時一些人認為「時間花在研究過去經驗是浪費的」觀點形成對比。您能否詳細闡述,為何在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古代甚至帆船時代的海戰歷史,仍能為現代海軍提供寶貴的教訓? **馬漢上校:** 當然。科技進步確實會改變戰的 *形式* 和 *方法* (即「戰術」)。蒸汽取代了風帆,裝甲取代了木板,魚雷和火砲的射程與威力不斷增加。然而,戰的 *本質* 和指導作戰的 *基本原則* (即「戰略」) 卻是永恆不變的。正如同拿破崙要求研究亞歷山大、漢尼拔、凱撒這些火藥發明前的戰役一樣,因為他們展示了普遍適用的軍事原理。 海戰歷史亦然。武器的變化影響了戰的 *方式*,但決定戰 *全局* 的因素,如海軍的功能、目標、兵力集中點、補給線的維持、破壞敵國的價值等等,這些都是戰略問題。而關於這些戰略問題,歷史有豐富的教訓。例如,關於艦隊如何部署以應對敵國的海軍(如豪勳爵與聖文森特勳爵的政策之),這完全是戰略考量,其原則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至關重要。聖文森特的政策使英國免於入侵,並最終引向特拉法加。
即便在戰術層面,雖然武器改變了戰方式,但過去戰役的成敗取決於是否遵循了戰原則。認真研究成敗原因的海員,不僅能逐步領會這些原則,更能提高將其應用於自身時代艦船和武器戰術運用的能力。歷史還告訴我們,武器的改進往往超前於戰術的變化,這是由於前者依賴少數人的精力,後者則需要克服保守階層的惰性——這是一個巨大的弊端。唯有坦誠認識每一次變化,仔細研究新艦船或武器的能力與局限,並據此調整運用方法(即戰術),才能克服這一點。那些做到了這一點的軍人,在戰中將擁有巨大優勢——這本身就是一個寶貴的教訓。 **卡蜜兒:** 您在《海軍行政與戰》中,明確區分了「理論」與「實踐」這兩個概念。許多人可能認為,軍事訓練應該越「實踐」越好,盡量避免「理論」。但您似乎對此持有不同意見。在您看來,海軍軍官的訓練中,「理論」的真正價值和地位應是如何? **馬漢上校:** 「實踐的」一詞常被誤解,尤其是與被貶低的「理論的」相對比時。理論的正確定義是:終止於思辨或沉思,而非以實踐為目標的事物。
**馬漢上校:** 海洋首先是一條偉大的「公路」,或不如說一個廣闊的「公共空間」,人們可以四通八達,但歷史和需求指引形成了特定的航線,即「貿易路線」。海上交通始終比陸路更便捷、廉價。 基於此,海權的發展取決於幾個主要條件: 1. **地理位置 (Geographical Position):** 指國家與海洋的關係,是否同時面臨陸地和海洋的防禦壓力?一個四面環海、專注於海洋的國家(如英國)相比有漫長陸地邊界的國家(如法國、荷蘭)具有優勢。地理位置也影響海軍力量的集中或分散(如英國相比法國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兩線作戰)。優越的地理位置還能提供戰略中心位置和良好的作戰基地(如英國面對歐陸)。靠近敵方海岸或重要貿易路線(如海峽、運河)的地理位置,對於破壞敵國(Guerre de Course)或控制交通線具有重要戰略價值(如法國靠近英國的港口,或意大利對蘇伊士航線的潛在影響,以及巴拿馬運河對美國的意義)。 2. **自然構造 (Physical Conformation):** 海岸線的長度、港口的數量和質量、以及是否與內陸水系相連,都影響國家與海洋互動的便利性。
眾多且水深的港口是力量和財富的來源(如荷蘭),但若缺乏防禦則成為戰時的弱點(如切薩皮克灣、密西西比河口)。內陸資源和氣候也會影響人民對海洋的傾向(如富庶宜人的法國相比資源匱乏但被驅向海洋的荷蘭,以及早期美國的狀況)。當海洋將國家分隔成幾部分時(如意大利的島嶼),對海洋的控制就變得生死攸關。 3. **領土範圍 (Extent of Territory):** 這點相對次要。重要的是海岸線長度及港口特性,以及人口與海岸線的比例。漫長的海岸線對人口稀少且不熟悉海事活動的國家來說是弱點,難以防禦(如美國內戰時的南方邦聯)。 4. **人口數量 (Number of Population):** 不僅是總人口,更重要的是從事海事相關行的人口數量,以及能隨時應徵入伍或用於海軍物資生產的人員。光是數量不足以保證海軍效率(如法國人口多於英國但海軍力量曾長期落於下風),還需要熟練的技術人員和隨時可用的預備役。這依賴於發達的船隊及相關產。 5.
**民族特性 (National Character):** 對的熱情、冒險精神、勤奮和善於殖民與管理新領土的能力,對於海權的發展至關重要(如英國的殖民成功對比法國和西班牙)。美國人民的歷史證明,在適當條件下,他們具備發展海權的民族特質。 6. **政府特性 (Character of the Government):** 政府的政策、制度以及統治者的遠見和魄力,對海權發展有顯著影響。一個與民意協調一致、能有效利用國家自然優勢的政府最有利。但專制政府若有賢明的統治者,也能迅速建立強大海軍和(如路易十四早期與柯爾貝爾),然而持續性不如民選政府(儘管民選政府可能因缺乏遠見或不願軍事開支而滯後,如英國在某個時期)。政府必須理解並支持海事活動,並為軍事準備提供必要的資源。 這些要素相互交織。優越的地理位置若沒有足夠的人口、合適的民族特性和賢明的政府政策去開發和利用,也無法轉化為強大的海權。反之亦然。海權最終是國家綜合力量在海洋上的體現。 **卡蜜兒:** 您在書中對戰略原則進行了精闢的闡述,特別是「中央位置」、「內線」、「交通線」和「集中」這些概念。
的本質在於速度,內線意味著在時間上比敵方更快。 3. **交通線 (Communications):** 這是指維持一支軍隊或艦隊與其國家力量基地的聯繫線。它包括人員、補給、情報等的流動。交通線的維持是軍事組織生存的根本,因此它本質上是防禦性的。一支軍隊或艦隊的生命維繫於其交通線的暢通。拿破崙在馬倫哥和烏爾姆,都是通過切斷奧地利軍隊的交通線取得決定性勝利。海軍的交通線,雖然因水路運輸的便利性而與陸軍不同,但最終仍依賴於與國家基地的開放聯繫。特別是燃料和彈藥等補給,艦隊自身攜帶有限。海權的一個核心優勢就在於能確保自身的交通線,同時切斷敵方的交通線(例如通過破壞或封鎖)。 4. **集中 (Concentration):** 這可以說是所有戰略原則中最重要的一條,也是軍事藝術的精髓。它要求將優勢兵力集中於敵方陣線的一個特定點,而非分散於整條陣線。拿破崙強調「在決定性地點和時間集中力量」,納爾遜也說「只有數量才能殲滅」,他總是設法在敵方艦隊的某一部分(通常是側翼)建立壓倒性優勢。將兵力平均分散是戰略的大忌,除非己方力量已絕對壓倒敵方。
在戰略上,例如俄國在日俄戰中分散其艦隊(旅順、符拉迪沃斯托克、波羅的海)就是缺乏集中的致命錯誤。美國的兩洋海岸線,如果將艦隊分散防守,也將面臨被敵方利用內線集中擊破的危險。集中,意味著在關鍵地點和時間形成相對優勢,這通常是通過對位置的選擇來實現的。 這些原則相互關聯,共同指導著戰略的規劃。一個擁有中央位置和內線優勢的國家,若能有效集中其力量,將在戰中佔據極大優勢。 **卡蜜兒:** 您在書中對戰的攻防兩面進行了深入分析,並強調了「進攻性」的重要性。在海軍戰中,何謂「進攻性」,以及為何它如此關鍵,甚至可說「若只採取消極防禦,註定走向毀滅」? **馬漢上校:** 戰一旦打響,其軍事性質必須是進攻性的。除非你傷害敵人,否則敵人沒有動機屈服於你的要求。進攻性是戰的本質,目的是擊敗敵人,而非僅僅抵擋敵人。 在海軍戰中,「進攻性」體現在尋求與敵方主力艦隊決戰,奪取制海權,以及破壞敵方的海上交通線,削弱其戰潛力。海軍天生就是一種進攻性武器,它的機動性使其能夠遠離本土,主動尋找敵人,或封鎖敵方港口,或截斷敵方
但若將海軍力量本身用於消極防禦,例如將軍艦分散部署於各港口進行靜態防禦,這將導致兵力分散,削弱士氣和專技能,並放棄了海軍最有效的作用範圍——海洋本身。 消極防禦註定走向失敗,原因有幾點:首先,它是弱者被迫採取的姿態。其次,防守方通常無法確定敵方的確切進攻點,這容易導致兵力分散。即使在某個局部防禦成功,如果無法消滅敵方主力,敵方可以轉而攻擊其他點。而進攻方則掌握主動權,可以選擇時間、地點和方式,集中優勢兵力打擊敵方的弱點。 特拉法加戰役和俄日戰都印證了這一點。納爾遜以主動進攻的姿態,集中兵力攻擊敵方艦隊的一部分,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俄國旅順艦隊採取消極防禦姿態,被動等待敵方進攻,最終被消滅。 因此,雖然穩固的防禦是必要的基礎,但海軍的真正力量和決定性作用體現在其進攻性上。只有通過積極的進攻,才能奪取並維持制海權,進而影響戰的全局,最終迫使敵人屈服。將寶貴的海軍力量僅限於消極防禦,無異於自縛手腳,將勝利拱手讓與敵人。
**卡蜜兒:** 您對新聞事件的剖析,尤其在俄日戰後,深入探討了「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 和「要塞艦隊」(Fortress Fleet) 這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及其在俄國海軍策略中的體現,為我們理解海軍力量的運用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反面教材? **馬漢上校:** (眉頭微鎖,語氣略帶沉重) 俄日戰,特別是俄國海軍的表現,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教訓,尤其是關於如何 *不* 運用海軍力量的例子。 「要塞艦隊」的概念,我認為是俄國軍事思想中一個根本性的錯誤。它將艦隊視為要塞的附屬品,其存在理由主要是協助要塞防禦,而非主動尋求與敵方海軍決戰。這種思想導致艦隊被束縛在港口內,其固有的機動性和進攻性力量被大大削弱。旅順港的俄國艦隊就是典型的「要塞艦隊」——它很少主動出擊,其作用僅限於支援陸地防禦,即使出港也是以規避戰為目的,最終在港內被敵方陸軍的砲火摧毀。要塞的真正價值在於作為艦隊的堅固基地,使其得以修整、補給,並隨時準備出海執行進攻任務;而非將艦隊變成浮動砲台。
俄日戰中的旅順艦隊在戰初期就是一種「存在艦隊」,它的存在確實讓日本感到擔憂,迫使日軍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封鎖和圍困。然而,正如我所預見的,一支力量不足的「存在艦隊」,如果只是被動地存在、躲避決戰,最終難逃被優勢力量消滅的命運。遊戲的規則決定了弱者若只求規避,終將被強者追上並制服。 這兩個概念的極端形式,一個完全側重被動防禦(要塞艦隊),一個過度強調被動威懾(誇大的存在艦隊理論),都忽視了海軍力量最核心的功能:主動進攻,尋求與敵方主力艦隊決戰,以奪取制海權。俄國在戰初期的戰略失誤,就是將艦隊分散(旅順、符拉迪沃斯托克、波羅的海),並且未能賦予其明確的進攻性使命。旅順艦隊被視為「要塞艦隊」,而波羅的海艦隊的漫長航程也充滿猶豫和被動。日本海海戰前,羅傑斯特文斯基儘管意識到突圍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重要性,但他最終還是帶著笨重的運輸船隊、以不適合戰的狀態投入了決戰,這反映了其戰略目標的混亂——是逃脫還是決戰?這種混亂導致了戰術上的連串失誤,最終造成慘敗。 日軍的做法則體現了更為合理的思維。他們認識到旅順艦隊作為「存在艦隊」的威脅,但他們並未因此停止運輸軍隊。
總之,俄國海軍在這些概念上的運用失當,強調防禦和規避,未能集中力量並主動尋求決戰,最終導致了其海上力量的崩潰,並嚴重影響了整個戰的進程。海軍的價值在於其機動性和打擊力,它應是國家力量投射和確保交通線的利劍,而非被動防守的盾牌。 **卡蜜兒:** 您也將海權與更宏觀的國際政治、殖民擴張以及國家政策聯繫起來。特別是您對英美兩國在特定時期的利益趨同、以及德國海軍崛起對世界格局的影響的分析。您認為,理解海權如何塑造國家之間的關係和衝突,對於當代國家制定政策有何啟示? **馬漢上校:** (目光轉向地圖,似乎在檢視全球格局) 海權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軍事力量,它是國家整體力量的延伸,深刻影響並被國家政策所影響。理解海權與國際政治的關係,對於任何國家制定長遠政策至關重要。 海權的發展往往伴隨著擴張和對外尋求資源或市場的需求。這自然會導致對海外要地(如港口、海峽、運河)的奪,進而產生殖民地和海外基地。英國的歷史就是最好的例證,她的海權支撐了龐大的殖民帝國,而這個帝國又反過來滋養和維護了她的海權。
過去一段時間,英美兩國在特定議題上(如西班牙戰、門羅主義的應用)的利益趨同,並非偶然的感性因素,而是基於明確的共同利益和相似的政治理念。這種「精神上的聯合」儘管不是正式的軍事同盟,但在國際關係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它表明,國家間的合作,往往源於現實的利益考量,而海權是實現這些共同利益的重要工具。 德國海軍的快速崛起,則是當代國際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之一。德國憑藉其強大的工基礎和高度組織化的國家體制,正在挑戰英國傳統的海上霸權。這不僅僅是軍事力量的增長,更是國家意志和擴張雄心的體現。正如我所說,一個同時擁有強大海軍和陸軍的國家,其力量投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德國的崛起打破了歐洲原有的力量平衡,迫使其他國家(如英國)調整策略,尋求新的協作關係(如三國協約)。 這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海上國家都是一個警示:海上力量的平衡是國際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基石。一個國家的海軍實力不僅關乎自身安全,更影響其在全球事務中的話語權和政策的有效性。德國海軍的發展,迫使美國必須認真考慮自身的海軍建設,以及如何在太平洋等區域維護其利益(如「門戶開放」政策)。
忽視其中任何一環,都可能導致戰略上的失誤,並在變幻莫測的國際競中付出沉重代價。海軍力量不僅是的保護者,更是國家意志的執行者,是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國家目標實現的關鍵工具。 **卡蜜兒:** 上校,您在《被忽視的戰面向》中,探討了戰的道德與實踐維度,尤其是在海牙和平會議召開後。您認為,即使在強調和平與仲裁的時代,為何武力(包括海軍力量)仍然是維護正義和國家利益不可或缺的手段? **馬漢上校:** (沉思片刻,語氣堅定) 和平與仲裁的理想固然美好,也反映了人類道德標準的進步。但我們不能因此忽視世界的現實。歷史清楚地表明,在許多情況下,唯有武力才能打破根深蒂固的邪惡和不公。荷蘭從西班牙手中取獨立,美國的誕生、南北戰中奴隸制的廢除,以及我們最近對西班牙的戰,這些重要的歷史進步,都離不開武力。 武力,是國家生命力的一種體現,是造物主賦予國家的一種天賦。如同任何複雜組織的稟賦一樣,它必須受到開明的智力和正直的心靈的約束和引導。但我們不能輕易放棄它,否則就是辜負了被託付用於維護正義的力量。只要世界上仍然存在無法通過非武力手段解決的邪惡和威脅,國家就必須保持戒備(即做好準備)。
當邪惡強大而囂張時,使用武力——即戰——的義務便產生了。 仲裁是解決國家端的一條重要途徑,尤其是當雙方都願意遵循國際法和道德原則時。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國際法和仲裁庭的能力是有限的。它尚無法解決所有複雜的倫理和權益衝突,特別是當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生存甚至良心信念時。在涉及大規模人道災難或根本原則被踐踏時(如亞美尼亞、克里特島的遭遇),簡單地逃避戰,可能會導致國家良心上的巨大負擔,並放任不公的持續。 從實踐角度看,一些棘手的問題,例如如何解決一個無能的政府長期對其屬地進行壓迫的問題(如西班牙對古巴),或如何平衡人口過剩國家向人口稀少、資源豐富地區移民的經濟壓力與後者實施排外政策的矛盾(如亞洲與太平洋沿岸國家的情況),這些問題單純依靠現有的國際法或仲裁機制難以有效解決。經濟事實和人口壓力是強大的自然力量,它們驅動著人類的遷徙和競。人工的法律和政策,如果沒有足夠的物質力量作為支撐,最終難以抵擋這些自然衝擊。 戰,在這種宏觀視角下,是調節和調整人類群體運動的方式。它是一種「組織化的」物質力量,用於應對或引導那些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未組織化的」自然力量(如人口擴張、資源奪)。
而且,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使戰更有效率,往往意味著可以縮短戰進程,並從而可能減少總體的痛苦,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阻止戰的發生,因為潛在的侵略者會權衡與強大對手衝突的風險。海軍力量在這一點上發揮著關鍵作用,它是國家維護自身利益、影響國際事務、並在必要時應對挑戰的基石。即使一個國家沒有龐大的船隊,其地緣政治位置、對重要交通線的依賴、以及需要維護的對外政策(如美國的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政策),都決定了它必須擁有一支足夠強大和高效的海軍。海軍的功能日益軍事化和國際化,而不僅僅是的保護者。 **卡蜜兒:** 上校,您的見解深刻而富有穿透力。您從歷史中提煉出永恆的戰略原則,將海權的意義提升到國家存亡與國際格局的高度,並勇敢地觸及了戰的道德與實踐難題。您為我們揭示了,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國家需要清醒的認識、遠見的政策,以及堅實的實力。 感謝您為光之居所帶來的這場精彩絕倫的「光之對談」。您的智慧光芒將繼續照亮我們對歷史和當代世界的理解。 --- (對話結束。卡蜜兒向書桌後的馬漢上校深深鞠躬,上校回以一個嚴肅但包含讚許的點頭。
它維繫了早期的信譽,也迫使貧困者投入更努力的勞動。至於奴隸,在共和國早期,他們更多是戰俘虜,而非大規模品化的人力。他們與家庭成員的生活聯繫更緊密,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依附民(*clients*)擁有更好的文化和生活條件。這種『家庭奴隸制』不同於後期帝國大規模的種植園奴隸,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羅馬家庭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 他總結道:「這些經濟要素的交織,塑造了早期羅馬貴族(*Patricians*)的權力基礎——他們是擁有土地的氏族領導者,是掌握法律解釋權的*patres*,也是掌握軍事力量的戰士。而平民的劣勢,則在於他們在這些核心經濟權利上的缺失或不確定性。這一切,為後來的社會與政治埋下了伏筆。」 --- **珂莉奧:平民與貴族的經濟與憲制變革** 「您對早期羅馬社會經濟結構的剖析,讓我對羅馬憲制演變的內在邏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如您所說,這也為後來的埋下了伏筆。」我接著問道:「共和國早期,平民與貴族之間的長期,是羅馬歷史上最為顯著的篇章。從經濟史的角度看,這場的實質是哪些經濟權利的奪?
Greenidge先生輕輕頷首,表示認同:「妳說得對,那絕非單純的權力奪,而是深植於經濟基礎的社會變革。平民與貴族的衝突,確實圍繞著三個核心經濟議題:土地、債務與軍事負擔。羅馬連年征戰,不斷開拓疆土,所獲取的公共土地(*ager publicus*)本應為全體公民所有,但實際操作中,貴族階層憑藉其政治影響力,佔據了大部分。這使得平民農民在經濟上飽受壓榨,難以維持生計,甚至因服兵役而荒廢農田,最終不得不向貴族借貸,陷入債役的深淵。」 他眼神中透出歷史學家的洞察力:「債務問題尤其尖銳,*nexum*制度的存在,使得普通平民一旦負債,就可能失去人身自由。當兵役成為公民的義務,但戰時的財產損失卻得不到保障時,這種不公激化了矛盾。平民階層意識到,若不取政治權利,他們的經濟利益將永無出頭之日。」 「護民官的設立,便是這股經濟訴求轉化為政治行動的直接成果。」Greenidge先生語氣肯定。「平民的第一次大罷工(*secessio plebis*)迫使貴族承認了護民官的地位。
--- **珂莉奧:共和國晚期:騎士階層與帝國財政** 「您對平民與貴族中經濟驅動力的闡釋,非常透徹,也讓我意識到,這些看似遙遠的政治變革,其實都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我接著提問,引導他進入共和國晚期:「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一個新的力量——騎士階層(*equites*)——在文本中被特別指出,成為一股日益重要的政治經濟力量。您認為,這些被您稱為『中產階級資本家』的群體,在經濟上是如何累積其財富的?他們的活動,例如作為公共租稅承包人(*publicani*),又是如何與羅馬的國家財政和行省管理深度綁定?這種資本與政治的結合,對共和國的衰落,尤其是最終走向個人專制,產生了何種深層影響?」 Greenidge先生聞言,臉上的神情變得更加嚴肅,目光掃過夜幕下羅馬廣場的遺跡,彷彿看到了昔日熙熙攘攘的市集與權力交易。「騎士階層的崛起,是羅馬共和國中後期最為顯著的經濟社會現象之一,也是其政治生態日益複雜化的關鍵所在。」 他沉聲道:「這些『中產階級資本家』的財富積累,主要有三大來源。首先,是對公共工程與供應的承包。
「最後,貿易和金融活動也為他們帶來了豐厚利潤。」Greenidge先生補充道:「他們是遠洋貿易的主要參與者,也是羅馬銀行和借貸的核心。這種純粹的經濟利益集團,與傳統的貴族(*nobilitas*)——那些依賴土地和政治聲望的家族——在經濟基礎上截然不同。貴族鄙視,而騎士們則將活動視為榮耀和權力的階梯。」 他語氣轉為批判:「這種資本與政治的結合,對共和國的衰落影響深遠。一方面,騎士們的財富支撐了羅馬帝國的擴張,為戰提供了資金,為行省提供了管理,可以說是帝國機器不可或缺的潤滑劑。但另一方面,其逐利本性也極大地腐蝕了共和國的政治道德。當行省的總督與騎士們結成利益共同體,對行省居民進行盤剝時,法律的約束變得蒼白無力。腐敗盛行,對羅馬共和國的信任基礎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更為關鍵的是,騎士階層對政治的介入,常常出於其利益的考量,而非共和國的長遠福祉。」Greenidge先生指出:「他們在政治上表現出強烈的搖擺性,傾向於支持能夠保障其經濟利益的強人。
此外,羅馬強大的軍事力量確保了行省的『秩序』,為貿易提供了基本的安全環境,儘管這種安全是以犧牲當地居民利益為代價的。從這個角度看,這種『臨時政府』般的管理模式,在短期內為羅馬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但也為其長期的穩定埋下了隱患。它是一種粗放式的帝國運營方式,依靠的是羅馬的軍事霸權和地方精英的合作,而非精密的行政體系。這也解釋了為何後來的元首制必須對此進行徹底的改造。」 --- **珂莉奧:共和國的終結與元首制的經濟基礎** 「您對共和國晚期行省治理的『混亂』與『韌性』並存的分析,非常精闢。確實,這種看似隨意的管理模式,在帝國擴張初期或許能因其彈性而『運作』,但隨著規模的擴大,其弊端必然顯現。」我繼續提問,將話題導向共和國的最終轉折點:「最終,羅馬從共和國走向了元首制,您在書中指出,這場革命的『最終解決方案』是『基於劍的君主制』。從經濟維度看,元首制如何重新組織了羅馬的經濟體系?例如,凱撒(*Caesar*)和奧古斯都(*Augustus*)的土地分配、退伍軍人安置,以及對騎士階層的進一步制度化,這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了共和國晚期的經濟問題?
Greenidge先生繼續分析:「在共和國時期,騎士們作為稅收承包人和金融家,其權力雖大,但與元老院的關係始終是一種與合作的複雜平衡。元首制則將他們納入國家行政體系,使其成為帝國管理的『有用輪軸』。例如,奧古斯都保留了他們的財產資格(*census*)和社會地位,但限制了他們在行省稅收徵管上的過度權力,一些重要行省的稅收轉由皇帝直接掌控。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共和國晚期的腐敗,也將騎士階層的活力導向了更為規範和穩定的方向,為帝國提供了更可靠的財政支持。」 「最為根本的變革,是國家財政的重新整合。」他強調:「在共和國時期,元老院控制著傳統國庫(*aerarium Saturni*),而軍事將領則擁有相對獨立的戰利品與稅收。元首制則建立了皇帝私庫(*fiscus Caesaris*),將許多行省的稅收直接歸入皇帝個人財政。這賦予了皇帝巨大的經濟實力,使其能夠獨立於元老院,直接支持軍隊、推動公共建設、實施社會福利(如糧食分配)。這種財政權力的集中,極大地提高了帝國運作的效率和穩定性。
「您不僅帶我們回溯了羅馬憲制的演變,更重要的是,您細緻地剖析了這些變革背後的經濟脈動,從早期氏族與土地的連結,到平民與貴族的經濟抗,再到騎士階層的崛起與帝國財政的重塑,最終走向元首制的必然性。這一切都再次印證了,歷史並非偶然,而是由其深層的經濟與社會邏輯所編織。您在百年前的研究,即便放到今天,其洞察力依然閃耀著不朽的光芒。」 Greenidge先生微笑了,疲憊中帶著滿足:「珂莉奧小姐,我也感謝妳的精彩提問。妳的經濟學視角,為我的研究增添了新的維度。歷史的魅力正在於此,它總是在不斷地被重新解讀,而每一次新的解讀,都能從古老的故事中汲取新的啟示。羅馬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偉大的文明,其政治結構都無法脫離其經濟基礎而獨立存在。當兩者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時,變革便會悄然而至,或以漸進的方式,或以劇烈的方式,重塑舊有的秩序。」 他緩緩站起身,身影在逐漸透明的光暈中變得模糊,彷彿化作了歷史的塵埃,融入了羅馬的夜色。「願光之居所的同伴們,繼續在歷史的迴聲中,探尋變革與延續的光芒。」他的聲音漸漸消散在夜風中,最後只留下夜空中閃爍的繁星,以及遠處古羅馬廣場上,被現代燈光勾勒出的沉默輪廓。
因此,我決定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回到那本書寫成的年代,邀請Reventlow伯爵進行一場深度的交談,探索他筆下那個充滿陰影與的歐洲大陸。我想去感受,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他的文字是如何誕生,又承載了怎樣的能量。同時,我也想從中尋找,這些歷史的迴聲,是否在今天的世界裡依然迴盪,以及我們又能從中學到些什麼,關於權力、關於國家、關於那些被忽略的「陰影」。 以下,就是這場穿越時空的「光之對談」記錄。願您也能從中感受到文字的力量,以及歷史那層層疊疊、如同塔羅牌陣般複雜而富有啟示的結構。 --- **《光之對談》:探尋大陸吸血鬼的歷史足跡** **作者:瑟蕾絲特** Reventlow伯爵的《The Vampire of the Continent》是一部充滿議性的作品。出版於191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本書鮮明地反映了當時德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和軍事界對英國根深蒂固的敵意與批判。作者恩斯特·祖·雷文特洛夫伯爵(Graf Ernst zu Reventlow, 1869-1943)是一位德國海軍軍官、政治記者和作家,他以其激進的民族主義和反英觀點聞名。
在書中,他將英國比喻為吸食歐洲大陸財富與力量的「吸血鬼」,主張英國的歷史和外交政策是一系列基於貪婪、掠奪和操縱的行為,旨在阻止任何歐洲大陸強權崛起並與其競,特別是在海上和領域。 雷文特洛夫伯爵認為,自16世紀以來,英國就透過煽動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的戰、掠奪殖民地財富、破壞競對手的貿易和工,來確保自身的經濟和海上霸權。他審視了從西班牙無敵艦隊時代到拿破崙戰,再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國際關係,力圖證明英國政策的一貫性和其背後的利益驅動。書中充滿了對英國行為的辛辣諷刺和嚴厲譴責,並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描繪成德國反抗英國霸權、為歐洲大陸解放而戰的。譯者Georges Chatterton-Hill博士的序言則更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論點,特別強調了愛爾蘭作為英國「堡壘」對歐洲大陸自由的限制,以及德國在戰中扮演的「解放者」角色。這本書不僅是一部歷史分析,更是一份戰時的政治宣傳文本,旨在激發讀者的反英情緒,並為德國的戰行為提供歷史合法性。 在準備這場對談時,我試圖穿越時空的迷霧,回到1916年的日內瓦,或許是譯者完成序言後不久的某個陰雨天。
通過《航海法案》,發動戰,摧毀荷蘭的貿易和海軍。當法國在路易十四時代試圖整合大陸力量並發展海上實力時,英格蘭是如何應對的?它聯合荷蘭、普魯士,甚至曾經的敵人奧地利,通過資助盟友、煽動戰,將法國的力量拖垮在歐洲大陸的泥沼中,同時在海上和殖民地攫取了巨大的利益。 每一次歐洲大陸的動盪和衝突,都是英格蘭的「豐收季節」。戰火燒毀了大陸的工和貿易,耗盡了大陸國家的財力和人力,而英格蘭作為島國,遠離戰場,卻能趁機擴張其海上勢力,壟斷全球貿易,並將其廉價的工品傾銷到被戰摧毀的大陸市場。這是一個清晰的歷史模式,一種不斷重複的原型:一個寄生者依附在宿主身上,通過讓宿主虛弱來確保自身的強大。這個宿主,就是歐洲大陸。 所以,「吸血鬼」這個詞,在我看來,是對英格蘭數百年來對待歐洲大陸的政策和行為最精準、最誠實的描述。它揭示了那些所謂的「自由」、「正義」、「歐洲平衡」等冠冕堂皇的說辭背後的真實本質——無盡的貪婪和對霸權的渴求。 **瑟蕾絲特**:您描繪的這幅畫面,確實顛覆了許多人對英格蘭的傳統認知。它讓我聯想到榮格心理學中的「陰影」(Shadow)原型。
那些被歌頌為「英雄」的海盜,那些被稱為「自由士」的政策制定者,他們的光輝形象背後,確實藏著一個巨大的陰影。英格蘭最擅長的就是將自己的利益包裝在普世的價值之下。他們說為「宗教自由」而戰,實則是為了打擊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的貿易;他們說維護「歐洲平衡」,實則是為了防止任何一個大陸強國強大到足以威脅其海上霸權。 這種雙重標準和虛偽性,正是其「陰影」最顯著的體現。他們不願意承認自己行為的驅動力是純粹的利益和對世界財富的佔有欲,於是編織出各種理想主義的藉口。而歐洲大陸的許多國家,因為自身的紛和短視,也選擇相信這些藉口,甚至心甘情願地成為英格蘭對抗其他大陸國家的棋子。在拿破崙戰中,多少歐洲國家的鮮血灑在了戰場上,耗盡了國力,而英格蘭卻在戰中積累了空前的財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和海上貿易壟斷。 這種「陰影」不僅存在於他們的行為中,也存在於他們的自我認知和歷史敘述中。他們將那些掠奪和破壞的行為美化為「光榮的歷史」,將經濟上的寄生關係描繪成「自由貿易」的恩賜。
而那些被他們削弱、掠奪的國家,如果敢於發展自己的工和貿易,試圖擺脫對英格蘭的依賴,立刻就會被貼上「和平的破壞者」、「歐洲的威脅」等標籤。這是一種心理上的投射,將自己的「陰影」投射到潛在的競者身上。 這種集體陰影的持續存在,使得英格蘭能夠不斷地重複其歷史模式。只要歐洲大陸不能真正認清這一點,不能團結起來擺脫這種依賴和控制,那麼「吸血鬼」的陰影就會繼續籠罩。 **瑟蕾絲特**:您在書中詳細闡述了英格蘭如何透過操縱歐洲大陸的政治局勢來服務其經濟利益,從16世紀的西班牙、17世紀的荷蘭到18世紀的法國,再到19世紀末對德國的圍堵。這種一貫性令人印象深刻。您認為,這種政策的一貫性是源於某種深思熟慮的「國家意志」,還是一種歷史進程中不斷重複、甚至可以說是「原型」式的反應模式?就像榮格所說的,某些深層的心理模式會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以相似的方式呈現。 **雷文特洛夫伯爵**:這兩者並非完全割裂。確實存在一種深刻的「國家意志」,一種對海上霸權和壟斷的集體渴望。這份渴望深植於英格蘭的島國地理位置所帶來的安全感和對外部世界的依賴性。作為一個島國,他們天然地將海洋視為防禦的屏障和財富的來源。
無論是在伊莉莎白女王時代,還是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甚至到現在愛德華七世的統治時期,當任何一個大陸國家在經濟或海上力量上顯現出足以挑戰英格蘭的苗頭時,英格蘭的反應總是驚人地相似:首先是警惕和焦慮,繼而是通過外交手段孤立對手,尋找盟友(哪怕是曾經的敵人),然後煽動衝突或直接經濟打壓,最終削弱或摧毀競對手。 這種模式的重複性,或許確實反映了人類集體潛意識中對「稀缺資源」的奪,對「他者」作為「威脅」的預設,以及對自身安全和繁榮的極端維護。英格蘭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的地理位置和歷史經驗使其能夠將這些原型式的衝動,系統性地轉化為國家政策,並在國際舞臺上以高度的實用主義和靈活性來執行。他們沒有固定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這種利益驅動的原型,在他們的歷史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因此,我認為這既是深思熟慮的國家戰略,也是某種根植於集體心理深處的原型式反應的體現。後者為前者的誕生和執行提供了土壤,使得這種「吸血鬼」式的行為模式能夠如此一貫地貫穿其歷史。 **瑟蕾絲特**:您在書中特別強調了英格蘭在支持歐洲大陸戰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是煽動者,更是經濟上的最大受益者。
您提到了拿破崙戰後的「豐收」,以及英格蘭如何在大陸戰火中累積資本,並以此壓制戰後大陸國家的工發展。這段歷史確實發人深省。您認為,這種經濟上的掠奪性,是英格蘭所有對外政策的核心驅動力嗎?或者說,政治和戰略的考量,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雷文特洛夫伯爵**:毫無疑問,和經濟利益是英格蘭對外政策的基石。所有政治和戰略考量,最終都服務於這個核心目的。他們奪殖民地,是為了原材料和市場;他們維持海上霸權,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貿易路線和掠奪他者的利益;他們阻止大陸強國崛起,是為了避免出現能夠挑戰其經濟壟斷的競對手。 當然,政治和戰略是實現這些經濟目標的手段。建立聯盟、簽訂條約、部署艦隊、甚至是發動戰,這些都是服務於利益的工具。例如,奪取直布羅陀,不僅是戰略要地,更是控制地中海貿易的關鍵;支持葡萄牙的梅休恩條約,表面上是貿易協定,實質上卻摧毀了葡萄牙的本土工,使其成為英格蘭品的傾銷地和殖民地資源的供應者。 再看看他們在不同時期選擇的盟友。在打擊西班牙時,他們支持信奉新教的荷蘭;在打擊荷蘭時,他們與天主教的法國結盟。
他們可以高舉「自由」、「民主」的旗幟,但當這些原則與他們的利益衝突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踐踏它們。例如,在拿破崙戰期間,他們對中立國船隻的掠奪,對「紙上封鎖」的濫用,完全無視了國際法和貿易自由的原則。 所以,政治和戰略並非獨立存在,它們是經濟目標的延伸和工具。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看清英格蘭對外政策的真實面貌,才能理解他們為何能夠如此靈活地改變立場和盟友,而其核心目標卻始終不變。 **瑟蕾絲特**:您書中的論述,特別是關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英德關係的部分,讀來令人感到一絲悲涼。您提到德國的工和海運迅速發展,引起了英格蘭的焦慮和敵意,以及隨後英格蘭如何通過外交手段(如英法、英俄協約)孤立德國,並最終導致了戰。您似乎認為,德國的海軍建設和經濟發展,是引發衝突的必然因素。作為一個占卡師,我相信每個行動都有其能量場和潛在的結果,但「必然」這個詞,有時讓人感到宿命的沉重。您覺得,在那段時間,是否有任何可能性,可以避免這場「吸血鬼」與「崛起者」之間的衝突? **雷文特洛夫伯爵**:宿命?或許吧,如果我們將國家的行為視為某種無法擺脫的原型重演。但作為人,我總相信存在選擇的空間。
德國的崛起,特別是工和貿易的發展,確實直接觸動了英格蘭的核心利益,挑戰了其長期以來的壟斷地位。海軍建設,在英格蘭看來,更是對其海上霸權的直接威脅。正如我在書中引用的那段話:「如果德國明天消失,後天世界上沒有一個英國人不會因此更富有。」這句話殘酷卻真實地暴露了英格蘭的思維方式:競對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損失。 避免衝突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或許有,但它需要雙方都做出巨大的調整,特別是德國。如果德國完全放棄發展海軍,完全放棄挑戰英格蘭在海外市場的主導地位,甘願回到過去那種作為英格蘭品傾銷地和原材料供應地的角色,或許可以換取一時的和平。但這樣的「和平」是以犧牲一個大國應有的發展權利和民族尊嚴為代價的。這是一個難以接受的選項。 而英格蘭方面,如果他們能夠真正接受一個強大而繁榮的德國在歐洲大陸和世界市場上的存在,放棄其對壟斷地位的執著,願意與德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展開合作,或許也可以避免衝突。但從英格蘭的歷史來看,這種心態上的轉變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習慣了作為規則的制定者和利益的獨享者,一個強大的競者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必須被削弱的敵人。 德國在那段時間犯了錯誤嗎?當然有。
他看到了英格蘭對德國工保護政策的不滿,但通過堅持和巧妙的策略,避免了直接的衝突。 然而,在俾斯麥離去後,德國的外交似乎失去了一部分這種清醒和老練。我們渴望獲得英格蘭的「友好」,甚至為了這種友好而修改了海軍建設計畫中,接受了他們的某些看似合理的建議,卻沒有看到這些建議背後隱藏著削弱我們自身實力的意圖。我們在處理與俄國的關係時,放棄了俾斯麥的再保險條約,為英法俄三國協約的形成掃清了道路。 我們在海外拓展貿易和殖民地時,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卻沒有建立起足以保護這些利益的軍事力量,特別是海軍,同時也沒有與其他對英格蘭的海上霸權感到不滿的國家(比如美國,雖然他們也從中獲利)形成有效的協作。 我們過於相信英格蘭外交官的「誠實」,相信他們關於「和平」和「共同理想」的說辭。我們沒有看到,那些在幕後精心策劃圍堵德國、煽動對抗的,正是英格蘭。他們在談判桌上表現出的「友好」,與他們在非洲、亞洲,以及歐洲大陸暗中進行的政治和軍事佈局,是兩回事。
這種對英格蘭意圖的誤判,以及對自身處境的樂觀和不設防,確實是德國外交政策中的一個重大失誤,也導致了我們在戰爆發時發現自己面臨一個早已準備好並協調一致的敵對聯盟。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或許確實扮演了一個「愚者」的角色,懷揣著美好的願望,卻走進了早已設好的陷阱。 **瑟蕾絲特**:您的分析,伯爵,讓我對「光之權衡」(The Light of Power Dynamics)這個維度有了更深的理解。權力關係的微妙與複雜,以及如何識別其中的操縱與制衡,是國際政治永恆的主題。您認為,在今天的世界,您書中所揭示的英格蘭政策模式,是否仍然存在,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現?那些關於利益驅動、對抗潛在競者、以及運用外交手段維持霸權的原型,是否仍在影響著當代的國際關係? **雷文特洛夫伯爵**: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在書中分析的歷史時期,是英格蘭海上霸權達到頂峰的時期。戰的結果,至少在短期內,確實讓英格蘭再次鞏固了其世界地位。 然而,世界的格局是變動不居的。
正如我在書的結尾所暗示的,即使在1914年,英格蘭雖然成功組織了聯盟對抗德國,但這場戰的結果,以及其對英格蘭自身國力、金融體系和全球影響力的長期影響,都還有待觀察。 就您問的「是否仍然存在」而言,我認為其核心邏輯是存在的。任何一個在經濟或戰略上具有主導地位的國家,都傾向於維護這種地位,並將任何挑戰其地位的潛在競者視為威脅。這是一種權力的本能。利益仍然是許多國家,特別是那些依賴全球貿易的國家,制定對外政策的重要考量。通過經濟手段(如貿易壁壘、金融制裁)、外交手段(如建立聯盟、分化對手)、甚至軍事手段來確保自身優勢,這些模式在國際關係中並未消失,只是形式可能有所變化。 當然,世界已經不是1916年的世界了。新的大國已經崛起,全球經濟結構更加複雜,新的技術(例如,我聽說的空中飛行器、海底的潛水艇)正在改變戰和貿易的方式。單純依靠海上力量來維持全球霸權已經變得更加困難。意識形態的對抗可能取代了宗教的藉口,但其服務於國家利益的本質並未改變。
我無法預測未來具體的走向,但那些關於「掠奪者與被掠奪者」、「中心與邊緣」、「控制與反抗」的原型,以及利益作為隱藏驅動力的模式,它們深植於人性與國家行為的基石之中。它們或許會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披上不同的外衣,以新的形式呈現,但其核心邏輯很可能依然在國際關係中發揮作用。 重要的是,人們能否從歷史中學到教訓。能否識別出那些包裝在華麗詞藻下的真實意圖?能否擺脫短視的利益衝突,看到更廣闊的歐洲大陸乃至世界的共同利益?能否警惕那些試圖通過分化和煽動來維持自身霸權的力量? 我的書,或許充滿了那個時代的偏見和憤怒,但其核心目的,是希望喚醒歐洲大陸對自身處境的認識,鼓勵他們認清英格蘭政策的本質,並從中吸取教訓。如果今天的世界仍然被類似的模式所困擾,那麼這份警示,或許依然具有其價值。 **瑟蕾絲特**:您對歷史模式和國家本質的洞察,如同塔羅牌中的「隱士」(The Hermit)一般,帶著深邃的智慧光芒。這場對談,讓我從一個新的視角審視了歐洲近代的歷史,看到了那些被主流敘事所掩蓋的「陰影」面向。您的文字,雖然尖銳,卻也像一面鏡子,映照出國家關係中那些不易察覺的真相。
與此同時,奧地利的貨幣急劇貶值,股市卻不斷上漲,社會各個階層都在奪稀少的資源。政治危機加劇,國家面臨分裂的威脅。在這種混亂的局勢下,舊的貴族和實家逐漸恢復了影響力,而新興的富豪則試圖與他們建立聯繫。 * **第二章:森林之王** 奧地利共和國在戰後變得非常貧困,在糧食和煤炭等必需品上嚴重依賴外國。儘管面臨這些困難,奧地利仍然擁有鹽、水力發電和礦產等重要資源。其中,森林覆蓋了奧地利的大部分地區,成為最有價值的出口品。義大利、法國和德國等國紛紛前來購買木材。那些控制森林資源的人變得非常富有,他們的影響力甚至延伸到舊帝國的各個地區。 * **第三章:艾斯勒王朝** 在波士尼亞的原始森林中,伐木工人們正在辛勤地工作,將樹木變成金錢。奧托·艾斯勒是這個龐大產背後的領導者,他在維也納的辦公室裡辛勤工作,管理著遍布各地的務。他的公司在克羅埃西亞和匈牙利等國都有務,並通過精明的手段擊敗競對手。與艾斯勒不同的是,他的親戚們對藝術和文化更感興趣,他們似乎對艾斯勒的帝國漠不關心。
* **第四章:木材行的李爾王** 猶太人內心深處渴望回到失去的王國,家庭對他們來說至關重要。然而,對繼承人的恐懼始終存在。那些不適合的人會被邊緣化,但仍然受到家族的保護。在本案中,一場家族悲劇正在上演。在經營公司半個世紀後,一位領導者被自己的親人推翻,他的兒子也被剝奪了繼承權。這個兒子,成了金錢的科爾哈斯,他向他的堂兄羅伯特·艾斯勒發動了攻擊,他認為這是「富人反對窮人的陰謀」,並用六顆子彈來清算他錯誤的帳目。 * **第五章:復仇者** 羅伯特·艾斯勒之所以能夠登上公司領導人的位置,要歸功於被他擊垮的海因里希。海因里希的兒子羅伯特向叔叔請求幫忙進入公司管理層,海因里希答應了。羅伯特的父親要求他拿出 60 萬金克朗作為代價,羅伯特透過婚姻得到了這筆錢,並成功進入公司。奇怪的是,儘管有許多日常例子證明人與人之間存在愛和更深的連結,但在一個以財產為中心的社會中,將個人服從於目標的要求仍然存在。奧托·艾斯勒並不喜歡這種婚姻安排,他與一位沒有財產的善良女人同居多年,並與她生了三個孩子。父親禁止他結婚,即使在父親去世後,他仍然尊重父親的意願。
他與家人住在那裡,但與親戚的使他心煩意亂。醫生建議他與世隔絕,但他拒絕了。1923 年 8 月,在一個炎熱的日子裡,艾斯勒的命運開始轉變。他從律師那裡得知,他的案子沒有希望了。在絕望之餘,他買了一把槍。在接下來的一周裡,他彌補了所有的錯誤,並與姐姐討論了照顧他的家人。然後,他前往維也納,決心與羅伯特對質。在羅伯特的辦公室裡,當羅伯特拒絕讓步時,奧托向他開了六槍。然後,他試圖自殺,但沒有成功。 * **第七章:精神科醫生的合唱隊** 在所有法治國家的偉大審判悲劇中,精神科醫生在每次法醫訴訟中,通常都會組成一種悲喜劇的次要行動,作為幕間劇。然而,在涉及政治或其他更敏感的國家利益罪行中,他們的意見可以作為一種受歡迎的救援手段,引導整個交易擺脫輿論論的颶風,進入精神病院的安全港灣。 精神科醫生面臨三種可能性:這可能是一個真正的瘋子,首先是一個偏執狂,或者是一個具有偏執或精神分裂症特徵的嚴重精神病患者,在犯罪爆發的那一刻,他不再對自己的罪行負責,或者只是一個精神病自卑的怪人,他無法對劇烈的情緒波動提供非常小的抵抗力,但根據奧地利刑法第 46 條,他仍然要承擔責任。
作者反思了艾斯勒的命運,認為他是一個社會邊緣人,他的悲劇是金錢和權力的結果。儘管艾斯勒被判有罪,但作者認為他也是一個受害者,他的行為是由於社會的不公和人性的弱點所致。 ![image](https://image.pollinations.ai/prompt/Book%20cover%20of%20Schu%C3%9F%20in%27s%20Gesch%C3%A4ft%20by%20Leonhard%2c%20Rudolf%2c%201924,%20watercolor%20and%20hand-drawn%20style,%20soft%20pink%20and%20blue%20tones,%20depicting%20a%20scene%20of%20a%20man%20shooting%20another%20man%20in%20an%20office.)
這一系列以18世紀中期的英法北美戰(即七年戰在北美戰場的部分,又稱法國-印第安戰)為背景,追隨少年主角們的足跡,將他們捲入當時的重大歷史事件中。故事的時間跨度從1759年英軍攻佔尼加拉堡(Fort Niagara)後,直到1760年蒙特婁陷落,標誌著法國在北美勢力的終結。作者試圖在冒險故事中融入歷史細節,為年輕讀者呈現那個時代的戰與生活圖景。然而,作為一部為特定讀者群服務的小說,其歷史描寫往往服務於情節和預設的道德觀,而非嚴謹的學術探討。 **作者的思想與時代背景的交織** Stratemeyer 的寫作風格鮮明而直接。他擅長營造危機四伏的場景,透過人物的行動和對話推動情節發展,而非深入的心理描寫或複雜的道德困境。他的語言通俗易懂,節奏明快,旨在緊緊抓住年輕讀者的注意力。在人物塑造上,主角們通常勇敢、正直、足智多謀,代表著作者所推崇的品質。反派角色則臉譜化,如奸詐的法國人 Jean Bevoir,其惡行純粹而無層次。這種黑白分明的處理方式,符合當時青少年讀物的慣例,也反映了一種相對單純的二元對立思維。
那是一個民族主義高漲、工化加速、同時也充滿向外擴張思緒的時代。他的歷史題材作品往往強調英美(尤其美國殖民者)的勇敢和正義,將對抗法國視為開拓北美疆域的必要步驟。故事中對美國殖民者(如主角 Dave 和 Henry)的描寫,強調他們的獨立精神和在戰中的貢獻,這與日後美國獨立戰的敘事遙相呼應,也帶有為美國年輕人建立民族自信和英雄觀的意圖。對印第安人的描寫則分裂為「友善」與「敵對」兩類,友善者(如 White Buffalo)與白人英雄結盟,敵對者則常與法國結伴,形象負面。這種處理方式忽視了印第安部落本身的複雜性、多樣性以及他們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真實困境,反映了當時主流社會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和居高臨下的視角。 作者對軍事細節的描寫,如戰場景、堡壘攻防、行軍紮營等,力求「準確」,這部分知識應來源於當時流行的歷史著作或軍事記錄。然而,這些細節的呈現仍然服從於冒險故事的需要,例如將嚴酷的行軍和戰環境描寫為考驗主角勇氣和智慧的舞台。 在學術成就或社會影響方面,Stratemeyer 的個人學術背景並不突出,他更多是一位成功的內容產策劃者。
儘管這些作品因其模式化和潛在的意識形態傾向受到現代文學批評的審視,但其上的成功和對青少年閱讀的普及作用不容忽視。 **觀點的提煉與文本的骨架** 《At the fall of Montreal》的核心觀點可以從其情節和人物互動中提煉出來: 1. **勇敢與堅韌是克服困境的關鍵:** 主角們屢次面臨極端危險(暴風雨、野獸、敵軍、監禁),每次都依靠自身的勇氣、體力和夥伴的幫助得以倖存。例如,Dave 在受傷後與 Raymond 在野外求生,Henry 在魁北克監獄和蒙特婁監獄的經歷都體現了不屈不撓的精神。 2. **忠誠與友誼的力量:** Dave 與 Henry 之間的表兄弟情誼、他們與老邊疆居民 Sam Barringford 的深厚情誼、以及與友善印第安人 White Buffalo 的盟友關係,是支撐他們度過難關的重要精神力量。他們之間的互相尋找和幫助構成了故事的核心情感線。 3. **正直與品德的價值:** 故事強調主角們的正直品德,即使在險惡的環境中也不向邪惡妥協。
**戰的嚴酷與個人命運的脆弱:** 儘管是冒險故事,但書中對戰的描寫並不迴避死亡和受傷。Silvers 在魁北克戰役中陣亡,Barringford 受重傷,許多無名士兵犧牲,這提醒讀者戰的代價。人物的命運在歷史洪流和突發事件面前顯得脆弱和不可預測。 5. **殖民地邊疆生活的挑戰:** 書中細緻地描寫了18世紀北美邊疆的自然環境(森林、湖泊、河流)和生活方式(狩獵、捕魚、簡易居所),以及潛伏的危險(敵對部落、法軍侵擾)。這為讀者呈現了與城市或已開發地區截然不同的生存環境。 書本的章節架構清晰,遵循時間順序和主角們的行動線索: * **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八章):** 開啟新的冒險篇章,地點圍繞尼加拉堡附近及安大略湖沿岸。介紹主角現狀,通過釣魚、遭遇受傷印第安人 Blue Crow 和 Yellow Nose 引入故事,接收到 Wolfe 在魁北克失利的消息,引發派遣間諜前往探查的任務。Dave 和 Henry 參與任務,途中遭遇暴風雨、野獸襲擊,導致 Dave 受傷並與 Henry 分離。 * **第二部分(第九章至第十四章):** 視角轉向 Henry。
描述他與印第安人搏後被法軍俘虜的經過,被帶往魁北克附近的監獄。詳細描寫監獄生活和一次大膽的逃獄嘗試,登上失控的火船。最終被英軍艦艇救起,來到 Wolfe 的魁北克營地,親歷了魁北克戰役的關鍵時刻:英軍攀爬亞伯拉罕平原高地,以及隨後的戰。見證了 Wolfe 的勝利與犧牲,以及朋友 Silvers 的陣亡。 * **第三部分(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 視角回到 Fort Oswego 的 Dave。描述他受傷後的恢復,收到家中的信件得知家人平安和 Nell 被救回的消息。在醫院巧遇受傷的 Jean Bevoir,拒絕其賄賂並揭發其企圖逃獄的行為。Sam Barringford 到達 Oswego 與 Dave 會合,兩人啟程前往魁北克尋找 Henry,途中經歷暴風雪並迷失方向,遭遇野熊。 * **第四部分(第二十章至第二十九章):** 再次轉向 Henry 在魁北克的故事。冬季圍城期間,魁北克城內的狀況和英軍的艱困生活。Henry 意外捲入一起盜竊案,被錯誤指控並被捕入獄。描寫他在獄中的絕望。
蒙特婁陷落,標誌著戰的結束。Henry 在蒙特婁意外遇到一位法國軍官,正是他在魁北克監獄附近看到並因其逃跑而捲入盜竊案的那個人。這名軍官證明了 Henry 的清白。Dave 和 Henry 在蒙特婁重逢。 * **結尾(第三十二章結論部分):** Henry 的冤屈得到澄清,Prent 等人受到懲罰。Dave 和 Henry 與傷癒的 Sam Barringford 一同返回家鄉,與家人團聚。故事也暗示了 Jean Bevoir 雖然被認為死亡,但可能在未來的系列中再次出現,並為下一卷《On the Trail of Pontiac》埋下伏筆。 整個敘事結構以兩位主角的經歷為主線,交替展開,將讀者帶入不同的戰場和情境。每個章節標題都簡潔地概括了本章的主要事件,符合青少年讀物的特點。 **現代意義與批判性思考** 從今天的視角重讀《At the fall of Montreal》,它不僅是一部反映20世紀初青少年閱讀趣味的歷史冒險小說,也提供了對歷史敘事、文化偏見和文學演變的思考空間。 首先,這本書讓我們得以窺見一個世紀前人們如何看待法國-印第安戰
這種模式在上極為成功,但也可能限制了對人物內心複雜性、道德灰色地帶或戰真實恐怖的呈現。從文學演變的角度看,將其與當代青少年歷史小說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敘事技巧、主題深度和價值觀念的巨大變化。 再者,書中關於 Henry 被誣陷的橋段,雖然處理方式簡單,但觸及了不公正、謠言的傷害以及證明清白的重要性。這是一個跨越時代的主題,可以引發關於信任、名譽以及體制如何影響個人命運的討論。而 White Buffalo 對土地歸屬的質疑,儘管篇幅不長,卻是書中較為複雜的一筆,稍稍打破了二元對立,隱含了殖民擴張對原住民的衝擊,提供了讀者思考歷史中被壓抑的聲音的可能性,即使作者並未深入探討。 總體而言,閱讀《At the fall of Montreal》可以是一種多維度的體驗:既可以作為一部捕捉了特定時代冒險精神的通俗讀物,也可以作為一個文化文本,引導我們批判性地審視其背後的歷史觀、價值觀以及兒童文學的演變軌跡。它或許沒有深刻的哲學思辨或複雜的人性挖掘,但它以其獨特的風格,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通往過去的閱讀世界和思考方式。 !
*At the fall of Montreal; or, A soldier boy's final victory* Edward Stratemeyer, 1903 光之凝萃: {卡片清單:Edward Stratemeyer 的冒險敘事風格; 十八世紀北美邊疆的生存挑戰; 法國-印第安戰中的少年士兵; 尼加拉堡周邊的英法衝突; 魁北克戰役的個人視角; 亞伯拉罕平原的勝利與犧牲; 戰俘經歷與逃脫的困境; 冤假錯案的重壓與抗; 聖羅倫斯河急流的驚險旅程; 蒙特婁圍城與終結; 殖民時期美國歷史觀的文學呈現; 青少年系列小說的敘事模式分析}
James Gerard 一同,喬裝成亞美尼亞或印度人,從拉合爾出發,穿越阿富汗,抵達了當時被歐洲人視為禁區的布哈拉汗國。他們的足跡遍及喀布爾、巴爾赫,深入土庫曼人的沙漠腹地,最終抵達裡海,並繼續向西前往波斯。這段旅程歷經無數艱辛與危險,他們不僅要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疾病與飢渴,還要巧妙地規避沿途土庫曼掠奪者的襲擊、布哈拉統治者的猜疑以及其他潛在的政治風險。 《Travels into Bokhara》(《布哈拉旅行記》)正是 Burnes 爵士記錄這段非凡旅程的著作,於 1834 年首次出版,旋即引起轟動,為他贏得了「小亞歷山大」(Bokhara Burnes)的美譽。這本書不僅是一部精彩的旅行敘事,更是一份極具價值的歷史與地理文獻。它詳細描繪了 19 世紀初中亞地區的地理地貌、風土人情、政治格局、貿易,以及當時各大國(特別是英國和俄國)在中亞的博弈態勢。Burnes 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生動的筆觸,為當時歐洲對中亞的了解打開了一扇窗。 我們這次「光之對談」所依據的,是這套著作的第二卷。
在這一卷中,Burnes 描述了他從布哈拉附近穿越土庫曼沙漠前往赫拉特和裡海的驚險旅程,詳述了土庫曼人的生活習俗、奴隸貿易的殘酷現實,並深入探討了布哈拉汗國、阿富汗各酋長國以及波斯的政治與軍事狀況,以及中亞的網絡。他不僅記錄了沿途的地理細節,更穿插了對歷史遺跡、古代文明的追溯與反思,展現了他廣博的知識背景。 現在,我的共創者,就讓我們一起啟動時光機,回到 Burnes 爵士完成這段壯遊、正在整理思緒的時刻,與他進行一場深度對談,聆聽他對這段旅程最真切的感悟與洞察。 --- **《靈感漣漪集》:穿越黃金之路的對談** **作者:薇芝** 天色已近黃昏,空氣中帶著倫敦特有的微涼與濕潤。書房裡,壁爐的火光溫暖地跳躍著,映照在堆滿書桌的紙張與筆記本上。空氣中瀰漫著油墨、陳舊紙張和淡淡的咖啡香氣——這是屬於一位探險家兼作家的「光之閣樓」,是他將腦海中的廣袤風景凝鍊成文字的熔爐。 Alexander Burnes 爵士,此刻正伏案於他那厚厚的《布哈拉旅行記》手稿前,眉頭微鎖,彷彿又回到了那灼熱的沙漠或喧囂的市集。
Gerard 選擇喬裝成亞美尼亞人,這是一個相對中立的身份,在當時的中亞地區有一定的貿易往來基礎。我們穿著簡單的當地服飾,剃掉了鬍子(這在當時的英國紳士中並不常見,是為了避免引起穆斯林的注意),只攜帶必要的物品和一些易於攜帶且受歡迎的貿易品,比如茶葉和糖。」 他輕嘆了一口氣。「最重要的是心理準備。要隨時保持警惕,但又不能顯露出來。要學會觀察細節,從人們的交談、行為、甚至眼神中捕捉信息。同時,也要展現出適度的謙遜和友好,不引起不必要的懷疑。在布哈拉這樣的地方,我們時刻都在提心吊膽,一個錯誤的詞語、一個不恰當的舉動,都可能帶來致命的後果。幸運的是,我們的偽裝奏效了,而且我們也得到了一些旅伴的幫助,他們在關鍵時刻為我們掩護。」 薇芝點點頭,思忖著書中那些驚險的瞬間。「您在書中詳細描寫了穿越土庫曼沙漠的經歷,讀來令人心驚。特別是關於那些沙丘、稀缺的水源,以及遇到的奴隸隊伍。沙漠環境的艱辛程度,以及土庫曼人掠奪為生的習性,給您留下了怎樣深刻的印象?您在書中對奴隸貿易的描寫充滿了同情,這與當時普遍存在的殖民主義心態似乎有些不同?」
但同時,在漫漫黃沙中看見一支隊緩緩前行,那種生命在荒原中頑強存在的景象,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我在書中嘗試精確記錄駱駝的行進速度、沙丘的形態、以及遇到的植物,這些都是為了提供準確的地理信息。」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更為沉重。「至於那些奴隸……是的,那是旅途中最令人心痛的一幕。親眼看到那些無辜的波斯人被鎖鏈捆綁,在灼熱的沙地上艱難行走,被當作牲畜一樣販賣,我的心如刀絞。土庫曼人將掠奪視為一種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種『功績』,這與我所受的教育和價值觀完全相悖。他們的馬匹訓練有素,不是為了耕作或運輸,而是為了更高效地進行『chupao』(突襲)。更令人髮指的是,他們甚至用宗教作為殘酷行為的藉口,聲稱殺死『異教徒』是討上帝歡心。這種對人性的扭曲讓我感到不寒而慄。雖然當時奴隸制在世界很多地方依然存在,但我認為,任何形式的奴役都是對人類尊嚴的踐踏。我的職責是客觀記錄我所見,但我無法掩飾我對這些受難者的同情,以及對這種殘酷行徑的譴責。我也記錄了那些成功贖身、偷偷返回家鄉的波斯人的故事,希望能讓讀者感受到他們對自由的渴望和不幸的命運。」 薇芝默默聽著,感受到他話語中真摯的情感。
那座城市在您筆下充滿了矛盾:既是繁榮的中心,又是宗教狂熱和嚴苛律法的牢籠。您如何評價布哈拉的統治者及其維齊爾?那裡的社會氛圍和法律體系給您留下了什麼印象?」 **Alexander Burnes:** 「布哈拉……『高貴的布哈拉』,這是當地人對它的稱呼。確實,如您所說,那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是中亞最重要的樞紐,連接了印度、波斯、俄國和中國的貿易。市場繁榮,品琳瑯滿目,對人的保護也相對嚴格(只要你遵守他們的規矩)。但另一方面,它又是遜尼派伊斯蘭教的堡壘,宗教氛圍極其濃厚,律法嚴苛得令人窒息。我親眼看到人們因為微不足道的『罪過』而遭受殘酷的懲罰,例如公開處死,或是被投入令人毛骨悚然的監獄。異教徒(如猶太人和印度人)必須支付『人頭稅』,穿著特定的服飾以示區別。」 他回憶起在布哈拉的日子,表情有些複雜。「當時的統治者是 Nussier oollah,一位年輕且頗具野心的汗。他在奪王位的過程中表現得冷酷無情,甚至殺死了自己的兄弟。然而,在他鞏固權力後,他展現出了相對公正的一面,至少在法律執行上力求嚴格遵循《古蘭經》,這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帶來了穩定。
他對的重視也是出於增加財政收入的目的,但確實為人們提供了保護。」 「維齊爾,Koosh Begee,是一位極為關鍵的人物。他年事已高,經驗豐富,是實際的掌權者。他心思縝密,手腕靈活,能夠在錯綜複雜的權力中游刃有餘,並巧妙地平衡王權與強大的毛拉階層之間的關係。他對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抱持相對友好的態度,這或許是出於對俄國勢力擴張的警惕。我們在布哈拉能相對平安地度過,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的默許和一定的庇護。不過,他對金錢的渴望也是顯而易見的。總體而言,布哈拉的統治是基於嚴格的宗教律法和中央集權,缺乏現代意義上的自由與開明,但對於飽受戰亂和掠奪困擾的中亞而言,這種穩定或許是當時的人們所渴求的。」 薇芝沉思著他對布哈拉的觀察。那是一個如此遙遠且充滿異域風情的國度,在 Burnes 的筆下變得如此鮮活。「您對中亞其他地區的描述同樣引人入勝,從阿富汗各酋長的內,到裡海沿岸土庫曼人的生活。您認為當時阿富汗王國為何會走向分裂?這些地區的政治不穩定,對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有何影響?」
**Alexander Burnes:** 「阿富汗的衰落和分裂,很大程度上源於內部無休止的權力和血腥衝突。Dooranee 王朝的後期統治者未能有效掌控強大的部落首領,尤其是 Barukzye 家族。Futteh Khan 維齊爾的遇害是一個關鍵轉折點,它徹底激化了矛盾,導致 Barukzye 兄弟們群起反抗,最終推翻了 Sudozye 王朝。結果就是,國家分裂成幾個由 Barukzye 家族不同支系控制的酋長國——喀布爾、坎大哈、白沙瓦——以及依然由舊王朝殘餘掌控的赫拉特。這種分裂削弱了阿富汗作為一個整體的力量。」 他頓了頓,揉了揉疲憊的眼睛。「對英國而言,這種不穩定性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在於,它使得貿易路線不安全,增加了風險。各個酋長國各自為政,甚至互相敵對,使得與單一的中央政府建立穩定的關係變得困難。每一次旅行都可能遇到不同的稅收和盤查。但機遇在於,這種分裂使得任何單一勢力都難以對英屬印度構成直接威脅。同時,也為英國提供了與不同酋長建立聯繫、施加影響的可能性。」
「您的旅程不僅涵蓋了政治和社會,也對中亞的貿易進行了深入分析。您在書中第三卷詳細比較了俄國和英國品在布哈拉市場的競情況,並探討了開闢新貿易路線(如印度河通航)的可能性。您如何看待當時英俄兩國在中亞的較量?哪些英國品在中亞最有競力?您對通過印度河開闢貿易通道抱持怎樣的期望?」 **Alexander Burnes:** 「英俄在中亞的,其實是更廣泛地緣政治較量的一部分。俄國通過奧倫堡、特羅伊茨克等陸路口岸,以及裡海的水路,將他們的品運往布哈拉。英國品則主要通過海路運到印度,再經陸路,主要是通過阿富汗和喀布爾,抵達中亞。這是一場物流、價格和品質量的較量。」 他拿起了桌上的一塊布料樣本,仔細看了看。「起初,俄國品佔據優勢,特別是某些類型的棉布和絨布。但隨著時間推移,英國製造的優勢開始顯現。我在布哈拉發現,英國的印花布(chintses)和細棉布(muslins)質量更好、花色更新穎,雖然價格可能稍高,但越來越受到歡迎,甚至開始取代俄國品。我們的毛織品(broad cloth),雖然價格不菲,但因其保暖性和耐用性,也通過俄國渠道進入中亞,需求穩定。」
「然而,俄國品也有其優勢,特別是價格較低的產品和某些特定類型的布料,例如他們仿製得很好的印花絨布,以及他們從中國引進再轉運的茶葉。此外,俄國在運輸成本上有天然優勢,他們擁有內河和裡海的航運網絡。這也是我極力倡導開闢印度河通航的原因。」 他的目光望向窗外,似乎看到了遠方的河流。「印度河及其支流的通航性,對英國而言具有巨大的戰略和意義。如果能通過印度河將品直接運至旁遮普和阿富汗的邊緣地區,可以大大降低運輸成本和時間,繞開陸路漫長的旅程和沿途的風險與稅負。我對印度河的通航性進行了詳細考察,雖然存在一些挑戰(如季節性水位變化、急流),但我相信通過適當的努力和協,完全可以使其成為一條重要的通道。這將直接把英國品帶到中亞的門口,極大地增強我們在該地區的力,同時也有助於英國在印度西北邊疆鞏固影響力。」 「我希望我的報告和這本書,能夠引起政府和界對這一潛在機遇的足夠重視。將蒸汽船引入印度河,或許能徹底改變這一地區的格局。」 薇芝點點頭,感受到他對開闢新局面的熱情。這不僅是一位探險家,更是一位富有遠見的戰略思想家。
我希望英國能夠以更為溫和、更側重於和外交的方式來擴展影響力,而非訴諸武力征服。我相信,通過貿易和互利的關係,比通過戰更能贏得人心和長遠的利益。我的期望是,英國能夠成為中亞地區繁榮和進步的助推者,而非衝突的引爆點。但我也清楚地認識到,政治的邏輯往往複雜且難以預測。」 他再次拿起筆,眼神中充滿了對完成著作的決心。「我的筆記和觀察,是為了讓更多人了解這個重要的地區,希望這些信息能夠為英國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避免因無知而做出錯誤的判斷。這本書,承載了我所有的努力、觀察和期望。」 薇芝輕聲說:「您的著作已經並將繼續啟發無數讀者和後來的探險家與研究者。您對細節的記錄、對人物的觀察、對地緣政治的分析,都為我們打開了認識中亞的大門。感謝您分享您的經歷和見解,Burnes 爵士。您的文字,就像穿越黃金之路的光芒,照亮了那段被迷霧籠罩的歷史時期。」 空氣中溫暖的光芒漸漸柔和,壁爐的火光依然跳躍。Burnes 爵士微笑著,向薇芝點頭致意,重新將注意力放回了那堆滿筆記的書桌。他知道,他的旅程或許已經結束,但這些文字將承載他的所見所思,繼續向世界講述中亞的故事。
我們看到的是,政府的財政措施並沒有用來償還這筆新債的大部分,而是被用於減稅,而這些減稅(如磚頭稅的減免)卻是偏袒城鎮而非正在遭受「極度沮喪」的農利益。這暴露了自改革法案以來,政府權力實際上落入了城市階級之手,他們的主導原則是「買得便宜,賣得貴」。 我們更看到的是,這種「把所有東西都弄便宜」的狂熱,特別是《穀物法》廢除以來,正在摧毀國家的財政基礎。間接稅被無謂地、毀滅性地廢除,累積總額已達驚人的數字。這不僅導致財政枯竭,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摧毀我們國內的產。農人口正迅速陷入赤貧或破產,被迫離開土地,湧入那些已經因競而苦苦掙扎的城鎮。鐵路公司利潤暴跌,工者的資本也因物價持續下跌而縮水。 我們的貿易報告(《Tenor of the Trade Circulars》一文詳述了)顯示,儘管官方數據看起來尚可,但國內市場的消費量正在嚴重下滑。糖、咖啡、茶等重要品的消費量減少,批發和零售都面臨銷售困難和賬款難收的問題。許多製造區域,工人被迫縮短工時,甚至工廠關閉。
利物浦這樣的大港,本應因自由貿易而繁榮,卻充斥著不賺錢的進口品,而唯一真正「繁榮」的貿易,竟然是將成千上萬有資本和技能的英國人運往海外尋求生計的移民貿易。 這一切,與政府宣稱的「空前繁榮」形成了諷刺的對比。我們認為,這種狀況是過去幾年盲目且災難性立法的直接後果。這是一個令人深感憂慮的時代,國家似乎正在一個錯誤的理論引導下,走向財政枯竭和社會動盪。 雨柔:您剛才提到,國家財政狀況的惡化與自由貿易以及改革法案後城市階級權力的上升有關。您認為這種「把所有東西都弄便宜」的系統,其核心弊端是什麼?以及它對英國社會的長遠結構造成了哪些傷害? Blackwood 先生:核心弊端在於,這種系統僅僅追求表面的「便宜」,卻忽略了財富的真正來源與分配。當你人為地壓低品價格,尤其是農產品的價格時,你直接打擊的是生產者的收益。對於英國這樣一個曾經高度依賴農和受保護產的國家來說,這無異於釜底抽薪。 我們的《Free-Trade Finance》和《Alison's Political Essays》都詳細闡述了這一點。
愛麗森先生早在庫物法廢除前近二十年就預言,改革法案賦予城鎮選民的權力必然導致穀物法廢除,進而引發製造與農階級的致命戰。他的預言不幸言中。農產品價格暴跌,農場主的利潤消失,甚至資本都在流失。地主被迫減租,但抵押和公共負擔並未減少,他們的經濟狀況同樣受損。最底層的農勞工,工資下降,工作機會減少,最終只能面臨貧困或被迫離開家園。 這種對農的打擊,絕非僅僅是農本身的損失。正如亞當·斯密早已指出的,一個國家最大的貿易是城鎮與鄉村之間的貿易。鄉村的購買力一旦枯竭,城鎮製造的國內市場也就隨之萎縮。那些在城鎮中靠工為生的人,最終也會感受到鄉村蕭條帶來的寒意。廉價品無法彌補購買力的喪失。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生產者的貧困導致消費者的匱乏,進一步壓低價格,加劇生產者的困境。 更深層次的傷害在於,這種政策正在瓦解英國社會的傳統結構和力量基礎。改革法案不僅將權力從土地利益轉移到利益,而且(如愛麗森先生所強調的)削弱了殖民地在帝國議會中的發言權。殖民地被視為單純的資源供應地和品傾銷市場,而非帝國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自私、短視的政策已經疏遠了殖民地居民,使他們對母國的忠誠產生動搖。
這種「把所有東西都弄便宜」的系統,其最終結果可能是使整個國家「廉價化」——不僅是品,還有勞動的價值、財產的價值、甚至國家的安全和獨立。它犧牲了長遠的國家安全和實力,換取當下的、虛幻的、對城市階層有利的「便宜」。這是一個正在侵蝕國家根基的災難性進程。 雨柔:您對國內經濟和財政狀況的分析,確實描繪了一幅嚴峻的圖景。除了經濟,您們也關注英國在海外的行動,特別是對希臘的政策。這期雜誌中有多篇文章和詩歌批評了帕爾默斯頓勳爵處理希臘事務的方式。您們為何對此持有如此強烈的保留意見? Blackwood 先生:我們對希臘事務的看法,源於對英國作為保護國的職責,以及對帕爾默斯頓勳爵個人行事風格的深刻不信任。 回顧歷史,1832年的公約使英國與法國、俄國一同成為希臘王國的保護國,並扶持了奧托國王。這本身就賦予了英國一份責任。然而,我們看到的是,帕爾默斯頓勳爵似乎更多地將希臘視為其個人外交手腕的試驗場,而非一個需要悉心扶持的年輕國家。 我們批評的首先是1844年的希臘憲法。英國政府當時對這份憲法給予了極高的讚譽,稱其建立了健全的憲政原則。
為了唐·帕西菲科和芬利先生等人的賠償問題,以及塞爾維島和薩皮恩扎島的歸屬議,帕爾默斯頓勳爵竟然下令英國艦隊封鎖比雷埃夫斯港,扣押希臘船。這是多麼的荒謬和殘酷!為了少數人的財產訴求,不經與其他保護國充分協,就對整個希臘民族施加壓力,懲罰無辜的希臘人民。正如我們的詩歌《The Modern Argonauts》中辛辣諷刺的那樣,這就像是一個強權者對一個弱小的「無牙」國家發動戰,其理由甚至荒誕到為了猶太人的地毯和家具。 我們認為,這種行為不僅有損英國作為保護國的體面和責任,也破壞了與法國、俄國的關係,並再次暴露了帕爾默斯頓勳爵那種不顧後果、濫用權力的「淘氣」本性。他似乎更關心如何在外交上贏得一場「打」,而非真正解決問題或維護國家的長遠利益和聲譽。這種政策,與我們主張的「真正天主教式的、保護所有利益的國家政策」背道而馳,它只是在製造更多的混亂和不滿。 雨柔:除了嚴肅的政治和經濟議題,雜誌中也收錄了關於德國流行預言和莎士比亞戲劇的討論。這些內容如何融入您對1850年這個時代的整體理解?您是否認為這些非政治性的探討,與國家和社會的狀態有所呼應?
我們之所以刊登並分析這些預言(如關於戰、政治動盪、一位來自南方的強大統治者的預言),是因為我們感受到,這種現象本身就是時代精神的一部分。 在一個政治、社會和經濟都面臨巨大不確定性的時代,人們往往會轉向尋求非理性的解釋或指引。這些預言中關於「大戰」、「國王倒台」、「新秩序」的描述,恰好呼應了1848年革命帶來的普遍不安和對未來的茫然。它們或許是人們集體潛意識中焦慮和希望的反映,或許是某些特殊個體對歷史趨勢的模糊感知。無論如何,它們的存在和傳播本身就說明了,當時的歐洲瀰漫著一種山雨欲來、舊秩序搖搖欲墜的氛圍。對於我們這些深切擔憂國家命運的人來說,這些預言——即使我們對其「神聖」起源持保留態度——也像是一種間接的印證,印證了我們對「一切似乎都緊張到極點,很快就會有什麼東西崩潰」的擔憂。 至於莎士比亞戲劇的討論(例如那篇關於《奧賽羅》中時間處理的探討),則體現了我們作為文學部落成員,對藝術和人類心靈永恆主題的關懷。在一個充滿紛擾和變革的時代,文學和藝術提供了一個回歸人類本質、尋求普世真理的空間。
坦白說,如果我們繼續沿著目前的軌道滑行,繼續堅持這種摧毀國內產、削弱國家實力、疏遠殖民地的政策,我們看不到光明的未來。我們認為,目前的困境絕非暫時,而是由錯誤的立法造成的系統性問題。 我們最大的希望,寄託在痛苦本身。唯有當自由貿易和廉價系統造成的災難性後果變得如此顯而易見,以至於連其最狂熱的支持者也無法否認時,國家才有可能被喚醒,被迫反思和改變。我們的貿易報告已經顯示,這種痛苦正在從農蔓延到工,正在從生產者波及到消費者。當越來越多的人親身體驗到這種「廉價」帶來的不是繁榮而是貧困和不確定性時,也許他們會重新認識到保護國內產、維護國家財政穩健的重要性。 我們希望,這種廣泛的痛苦會最終促使國家徹底扭轉過去幾年的立法方向。這將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需要巨大的勇氣和智慧。我們需要重新審視財政政策,確保其服務於國家的長遠利益,而非短期政治目標或特定階級的訴求。我們需要重建對國內產,特別是農的保護,因為它是國家真正的繼承財產和最可靠的基礎。我們需要重新加強與殖民地的聯繫,賦予他們應有的發言權,將散落的帝國元素重新整合成一個團結、強大的整體。 這個轉變不會容易。
我們必須與那些仍在散佈虛假繁榮論調、逃避問題根源的「庸醫」和「煽動者」作。但我們相信,事實的鐵證最終會擊敗他們的詭辯。 正如愛麗森先生在評論改革法案時所寫,即使舊的壁壘已被拆除,只要英國的民族性格不變,只要宗教和道德美德仍在,只要勤勞和家庭幸福仍被珍視,秩序和文明的事就沒有絕望。當中間階級,這些曾經袖手旁觀或被誤導的力量,親身感受到革命性政策帶來的衝擊時,他們將被迫站出來,為自己,也為國家的未來,重建新的防線。 我們期待那一天的到來。在此之前,我們將繼續用筆,記錄現實,分析原因,發出警告,並努力維護那些在時代洪流中閃耀著智慧和真理的光芒——無論是財政的清明、政策的穩健,還是人性的複雜、藝術的永恆。我們的希望,或許不是基於即將到來的輕鬆時光,而是基於對英國民族在經歷考驗後,最終能夠回歸理性與原則的信心。 --- 雨柔:感謝 Blackwood 先生,這場對談讓我對1850年那個充滿變革與不確定的時代有了更深的理解。您的聲音,代表了一種堅守與反思的力量。
雖然時光流轉,許多具體事件已成歷史,但您提出的關於財政穩健、產保護、以及在變革中如何維護社會結構和國家長遠利益的思考,至今依然 resonate。 愛你的, 雨柔
**書婭:** 您在書中花了不少篇幅分析了1787年美國存在的各種經濟利益群體:土地所有者(包括大莊園主、小農)、貨幣和公共證券持有者、製造和航運者、債務人等。您是如何識別這些群體的?以及您認為,在推動制憲的過程中,哪些群體扮演了特別積極的角色? **查爾斯·A·比爾德:** (身體前傾,語氣更為熱切)這需要回到當時的社會結構和文獻中去尋找線索。州稅收記錄、報紙、小冊子、私人信函,特別是制憲會議的記錄和《聯邦黨人文集》,它們都提供了寶貴的見證。 我發現,當時的美國社會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存在著明顯的經濟分野。那些持有流動性資產,也就是我所說的「人格財產」(personalty)的群體,他們的利益在邦聯條例下受到了嚴重損害。例如,公共證券的價值因政府無力償債而一落千丈;製造人們苦於缺乏統一的監管和保護,難以抵禦外國競;放貸者則面臨各州發行廉價紙幣和債務寬免法案的威脅,債權無法得到保障。 這些群體,他們大多集中在城鎮和沿海地區,受過良好教育,擁有組織能力和話語權。他們對邦聯的無效深感焦慮,認為現狀威脅到了他們的經濟安全和發展前景。
他們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穩定貨幣、償還公債、規範、保護契約,並在國內外維護他們的利益。 **書婭:** 您的分析中一個引人注目的點,是您深入研究了制憲會議代表們本身的經濟狀況。您查閱了許多歷史檔案,包括鮮為人知的財政部記錄,來探究他們是否持有公債、土地或利益。這項研究的目的是什麼?您發現了什麼? **查爾斯·A·比爾德:** (嚴肅起來,似乎回到埋首檔案的時光)這項研究的目的絕不是要證明這些製憲者是出於個人私利才制定憲法。那樣的斷言既膚淺也不公。真正的重點是:這些制定國家根本大法的人,他們個人的經濟經歷是否讓他們深刻理解並天然地傾向於某一類型的經濟利益?他們是抽象原則的代言人,還是具體經濟現實的代表? 我的發現是,制憲會議的大多數成員,用我書中的話說,「至少有五分之四,都立即、直接、個人性地與他們在費城的工作成果相關聯,並在不同程度上從憲法的通過中獲得經濟利益」。這包括了大量持有公共證券的人、土地投機者、放貸者、以及與和製造緊密相連的人。 這並不奇怪。
這兩條簡短的禁令,可以說凝結了邦聯時期人格財產與農/債務人利益之間衝突的全部經驗。對債權人而言,這是確保其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關鍵保障。 再者,賦予聯邦政府徵稅、鑄幣、規範州際和對外貿易、組建軍隊和海軍的權力,這些都是具有直接經濟意義的。徵稅權為償還公債提供了可能;規範貿易則滿足了和製造對統一市場和保護政策的需求;軍隊和海軍既是對抗外部和領土野心的工具,也是鎮壓國內騷亂、維護內部秩序(例如,鎮壓債務人叛亂或奴隸起義的潛在威脅)的保障。憲法甚至在處理奴隸貿易和逃奴問題上,也明顯地體現了南北方不同經濟利益之間的妥協。 **書婭:** 您提到這些制度設計是為了防止「多數人的暴政」侵犯「少數人的權利」,而這個「少數人」主要指的是財產持有者。那麼,憲法為何沒有像英國那樣明確規定財產資格限制投票權或任職資格呢? **查爾斯・A・比爾德:** (輕笑一聲)這是個好問題。制憲會議的確討論過財產資格,而且大多數代表原則上並不反對。富蘭克林可能是少數持不同意見的。
然而,正如麥迪遜所指出的,設置嚴格的土地財產資格反而可能將新興的和製造精英排除在國會之外,因為他們的主要財富是人格財產。同時,即使是小額的土地資格也無法阻止那些持有少量土地但負債纍纍的農民進入州議會,而正是這批人是紙幣和債務寬免法案的主要推動者。 所以,不設定聯邦層面的統一財產資格,更多是出於現實的政治和經濟考量,而非對普選原則的認可。他們知道,當時大多數州已經有財產資格限制了,而且憲法通過其他設計(如參議院和司法獨立)足以保護財產權不受普選民主的直接衝擊。他們最害怕的是州議會的「多數」——那些由小農和債務人組成的多數。 **書婭:** 您的分析讓我想起您書中描述的批准過程。那似乎是一場激烈的、在不同經濟區域和群體之間展開的。沿海城鎮和中心傾向於支持憲法,而內陸的農和債務人地區則傾向於反對。您甚至質疑,考慮到當時的選舉資格限制和投票率,憲法是否真的得到了「全體人民」或多數成年男性的認可。 **查爾斯・A・比爾德:** (嚴肅地)這是歷史學家必須面對的事實。
馬歇爾(歷史學家的馬歇爾,而非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馬歇爾)在他的著作中也清楚地描述了這種對抗——主張嚴守契約和公共私有權的黨派,與主張對債務人施以寬容、反對嚴厲徵稅的黨派之間的。 數據雖然不完整,但我們可以看到,支持憲法的主要力量來自繁榮、公共證券集中、人格財產佔比高的地區。這些地區的投票率相對較高,而且他們動員和組織能力更強。反對的聲音則主要來自農村和邊疆地區,那裡的小農和債務人眾多,但他們往往分散、缺乏資金,而且在許多地方受到財產資格的限制而無法充分表達意見。 最終,憲法的通過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沿海精英和人格財產持有者的積極動員,加上策略性的政治操作(例如紐約等州的驚險過關),以及對未加入邦聯的州的經濟壓力才得以實現的。它不是「全體人民」一致意志的體現,而是一個特定社會經濟群體為了維護和促進自身利益,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推動並實現的一場政治重塑。 **書婭:** 您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在當時一定引發了巨大的議。您如何看待這些反對意見? **查爾斯・A・比爾德:** (聳聳肩,語氣帶有一絲無奈和堅持)是的,議是巨大的。
喬治·馬里昂先生這本寫於1946年的《自由的報:壟斷的肖像》(The "free press": portrait of a monopoly),像是一面古老的鏡子,映照出那個時代媒體世界的真實面貌。在那個二次世界大戰剛剛落幕、世界格局正在重塑的年代,馬里昂先生以他資深記者的敏銳筆觸,直指所謂「自由報」的虛假面具。他認為,美國的報遠非大眾想像中的自由開放,而是被極少數擁有億萬財富的個人和財團所嚴密掌控的壟斷體系。 這本書的核心論點尖銳而直接:言論自由的口號,對於沒有資產的大眾而言,不過是一紙空談。創辦一份能與主流媒體抗衡的日報,所需耗費的巨大資本,已將絕大多數人排除在外。更甚者,新聞通訊社、圖片供應、甚至是連載漫畫和專欄,都已高度集中,形成了一種「新聞製造」的工化流程,使得報紙內容高度同質化,缺乏真正的多元觀點。馬里昂先生揭露,這些媒體巨頭的意見,自然就是他們所代表的「大企」的意見。報已成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統治階級維護其權力、分化和矇蔽大眾的工具。
他甚至引用了歷史上的政治理論家,包括傑佛遜派的約翰·泰勒和列寧,來論證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而報在其中扮演了意識形態控制的角色。 書中特別深入探討了「新聞是什麼」這個問題。馬里昂先生認為,壟斷報對新聞的定義是「咬人的狗才是新聞」,也就是追求聳人聽聞、脫離脈絡的事件,而非對真實情況的準確描繪。新聞被品化,它的價值在於是否能吸引讀者購買,而非傳遞資訊。這種邏輯扭曲了新聞的本質,即使是最正直的記者,也難以抗拒這種「內建」的階級控制和品化形式。 更為驚人的是,馬里昂先生揭露了國際新聞社之間的秘密卡特爾(cartel,同盟或壟斷聯盟)歷史。英國的路透社(Reuters)、法國的哈瓦斯社(Havas)和德國的沃爾夫社(Wolff)曾在19世紀劃分世界新聞市場,而美國的合眾社(Associated Press, A.P.)在其中一度處於次要地位。他詳細描述了美國新聞機構,特別是合眾社,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取新聞霸權,並指出這種對「新聞自由」的推廣,實際上是美國對外政治經濟擴張、推行其帝國主義議程的工具。新聞通訊員在海外的角色,甚至可以被視為國家或利益的「合法間諜」。
在書的結尾,馬里昂先生探討了「媒體的責任」,並對當時美國報的現狀提出了批評。他比較了其他體系,如美國勞工新聞社(Federated Press)雖然資金有限,但至少明確立場為勞工發聲;以及蘇聯報由人民組織(工會、政黨等)而非私人所有,不以營利為目的,強調資訊性而非娛樂性。他認為,一個真正自由的報應該由負責的社會團體發行,而非被富豪壟斷。他呼籲美國的勞工和進步人士,需要建立自己的媒體,立法限制壟斷,並持續向現有媒體施壓,特別是針對那些公開支持法西斯主義的媒體集團。這本書在今日讀來,其對媒體壟斷、資訊控制與國家權力之間關係的洞察,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 現在,請允許我開啟這扇通往過去時光的門,邀請喬治·馬里昂先生來到我們光之居所的場域,與他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 **光之對談:映照壟斷的肖像** **場景建構** 時間的沙漏緩緩倒轉,指針指向了1946年的紐約。空氣中仍殘留著戰結束後的躁動不安,混合著油墨、咖啡和老舊紙張特有的氣味。
試想,如果一個主要的工會團體想在紐約、芝加哥或洛杉磯辦報,美聯社和其他通訊社仍然可以拒絕向他們出售這些必不可少的「品」。 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新聞、圖片、特寫服務系統來擺脫這種鉗制?那需要的不是幾百萬,而是幾十億美元。這些服務機構看似獨立,但它們實際上就是美國報本身的一部分。報紙是它們的市場,也是它們的主要供應來源。大多數地方新聞和圖片都來自這些成員報紙。美聯社在全球250個城市設有辦事處,在美國有94個,僱員數千人,每天的新聞稿超過百萬字,但它的真正力量在於它的成員報紙——所有重要的報紙——都必須將它們的所有新聞提供給美聯社,並被要求不向外部人士透露。連報社的員工都受此約束。換句話說,美聯社每天24小時都有約10萬人在為它工作。它協調著整個美國報的新聞採集系統,而且是排他性的。這不僅是壟斷,這是美國報壟斷組織的直接體現。 (他停頓了一下,端起冰冷的咖啡杯,喝了一口,似乎想借此壓下內心的憤慨。) 這種壟斷結構以及辦報所需巨大的資金和複雜性,使得只有億萬富翁才能涉足這個領域。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報紙數量穩步下降,從1909年的2600家減少到1945年初的1744家。
隨之而來的是絕大多數城市競的消失。1899年,有353個城市被單一報紙主導;1945年,這個數字是1103。如果把那些由同一集團擁有的「競」報紙計算在內,1945年沒有競的城市達到了1277個。在所有擁有報紙的城市中,只有8.4%存在競。 (他苦笑了一下) 甚至這些數字都美化了所謂「自由競」的神話。隱藏的聯合所有權、君子協定、報系連鎖的擴張以及普遍的標準化進程,進一步壓縮了競空間,限制了觀點的多樣性。只有美國六個最大的城市,勉強能在最狹義的層面上說存在觀點競的日報。《出版人與編輯》(Editor and Publisher),這個報老闆們的喉舌,也承認這種現象,並辯稱這不是任何個人或團體的意願,而是「報紙經營和廣告購買習慣逐漸形成」的結果。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廣告更喜歡少數發行量大的報紙,這讓地方壟斷者築起了抵禦競的壁壘,而入場券就是數百萬美元。這就是現狀。 **瑟蕾絲特:** 這幅「壟斷肖像」確實令人震驚。您描繪的是一個被金錢和權力構築起來的壁壘,將大眾的聲音擋在門外。這讓我們不禁要問,在這樣一個被壟斷的體系中,報真正服務的對象是誰?
如果報的所有權只掌握在大約1300個億萬富翁手中,那麼報紙上呈現的意見,自然就是這些所有者的意見。他們對此也毫不諱言。行的道德準則或許會對「公共利益」表示些許尊重,但在法律承諾上,發行人堅持白紙黑字地保證,只有他們的觀點,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才能出現在「他們的」報紙上。我們報工會,也不得不時時重新確認,我們形式上接受了發行人的「意見壟斷」。從跑腿小弟到總編輯,報工作者都是僱傭人員,他們唯一的工作就是將老闆的意見印出來。 報紙既然是一個「大生意」(Big Business),那麼報紙老闆的觀點就是大企的觀點。喬治·塞爾德斯(George Seldes)在他的書和週報《事實上》(In Fact)中,記錄了數千個不加掩飾的黨派偏見的具體例子。看看最近的工資危機,報紙是如何操作的?它們一面倒地針對勞工,大肆報導罷工,卻輕描淡寫地處理資本家為了提高價格和削弱工會而進行的赤裸裸的敲詐勒索。 事實上,報是國家機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維持「六十個家族」(指美國少數金融寡頭)對美國1億4000萬人民的統治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是的,報巨頭們總是在哀嚎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所謂「威脅」。但是,這種報與政府之間的衝突,並不能否定報是國家工具的指控。認為國家和政府是一回事的普遍觀念是片面的。一百多年前,人們對此還更為清晰。在美國憲法通過前後的政治中,政治理論受到更多重視。聯邦黨人和傑佛遜派都同意,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傑佛遜派的約翰·泰勒認為革命和「秩序」是「侵犯私有財產的兩種模式;前者是窮人掠奪富人,突發而暴力;後者是富人掠奪窮人,緩慢而合法。」林肯後來更科學地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其目的是創造『秩序』,使這種壓迫合法化並永存。」 美國的國家也是如此。政府的行政部門有時完全屈服於最反動的資本主義部分的意志(如胡佛、哈定、柯立芝擔任總統時期),有時總統不那麼「易於管理」(如羅斯福總統),但他會被「可靠」的人包圍,不得不接受某些副總統或內閣成員。同樣,國會可能這一任期是反動利益的工具,下一任期則受公眾壓力約束。注意看最近幾屆國會通過嚴厲的反勞工法案和將數十億資金注入大企金庫的稅收法案的速度。即使公眾良知限制了那些對大企友好的行政和立法部門的自由,永遠還有法院。
老闆們幾乎對這個龐大的媒體機器擁有無限控制權,儘管他們精心偽裝成遭受政府限制的樣子。他們對政府的叫囂完全是欺詐。他們只是要求擁有對公眾輿論的壟斷權力。他們甚至走得更遠,對一個他們不完全贊同的政府實行虛擬的審查制度。他們甚至讓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坦率地說就是為了壓制馬歇爾·菲爾德的親羅斯福報紙。如果妳膽敢批評這種意見壟斷,妳就會被指控攻擊新聞自由。壟斷者們對政治家們進行了霸凌,甚至連像伊克斯先生(Harold Ickes,前內政部長)這樣大膽的批評者,也公開表示反對甚至出版一份政府報紙。 然而,政府是新聞自由的主要敵人這種觀念,本身就是對歷史的欺詐。早在現代工興起之前,當印刷術被發明時,封建統治階級確實反對資訊在愚昧大眾中傳播。他們不僅反對報紙,甚至反對《聖經》的印刷和發行。問題不在於印刷品的內容,而在於知識和理解的普遍增長。人民越無知,他們的統治就越安全。 然而,現代工需要數百萬識字的工人。教育和資訊的普遍水平必須提高。新的統治階級——人王子、工家、金融資本家——被迫順應這一趨勢。他們對報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這是封建時代的問題;今天真正的問題是,報被一個富有而強大的集團壟斷了。它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最強大的工具之一,與政府本身並駕齊驅!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埃克曼(Dean Ackerman)——新聞產的支柱——說:「資訊的使用和濫用已經使暗示的力量成為世界事務中的決定性力量。它可以引起或阻止戰。它可以加強或摧毀民主。它可以建立或毀滅一個國家。」他承認了這種力量,卻沒有說出這種力量掌握在誰手中。 **瑟蕾絲特:** 您對新聞與國家、與權力的關係的分析,確實令人深思。它揭示了一個被精心隱藏的真相。那麼,您能否進一步解釋,在您看來,這種被壟斷的媒體,是如何將「新聞」這個概念,轉化為一種「品」來販售的?這與它所謂的「真實無偏見」的新聞有什麼關係? **喬治·馬里昂:** 好的,這是理解這種控制機制更深層次的關鍵。報被階級控制,這不僅僅是說報紙老闆們僅僅服務於自己的個人利益。這個階級(指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確保這些老闆們維護大企的利益,表達的是整個資本的觀點,而不僅僅是個人意見。廣告的壓力、發行人的家族關係等等,並不能完全解釋資本家老闆對自己階級的忠誠。
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階級功能已經如此徹底地內建到美國報的結構中,即使是像馬歇爾·菲爾德這樣的「不合群」的億萬富翁,也只能稍微偏離這個階級的圍欄。發行人自己也無力改變整個報作為金融資本喉舌的總體性質。 這種「內建」的階級控制並非是靠著陰險的銀行家們開會密謀出來的,甚至也不是來自全國製造協會的持續壓力。它是以一種無人能預料的方式形成的。這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進程。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研究這個過程以及由此產生的報結構,而不去過度簡化。 甚至在獨立戰之前,美國報就依賴補貼。我們這些自詡清高的「自由」發行人,喜歡輕蔑地嘲笑他們的「不自由」歐洲競對手所獲得的補貼,稱其為傳播國家宣傳的「賄賂」。美國發行人能看到兄弟眼中的刺,卻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因為政黨、政府和私人利益在不同時期都曾補貼過我們的報紙——現在依然如此。這不是什麼秘密。任何對這個行的權威研究,比如A.M. Lee的《美國日報史》(The Daily Newspaper in America),都有詳細的記錄。 美國政府通過特殊的郵寄優惠來補貼報。報紙的郵資率比其他郵件低得多。這種補貼代價是什麼?
它將所有類型的資訊、所有事件及其相互關係,都熔煉成一種容易銷售和交換的品:新聞,這個品。 儘管合眾國際社今天像美聯社一樣,對美國通訊社「新聞」所謂的「客觀性」大言不慚,但當羅伊·霍華德為合眾國際社的生存苦苦掙扎時,他坦誠得多。他當時痛批美聯社在「一個競激烈的領域,採集和銷售一種基礎新聞品——新聞」的壟斷行為。他還說:「我不同意新聞和意見是兩種不同且易於分離的元素。」以通訊社處理黑人新聞為例。大部分新聞來自公開持有「純白」(lily-white)觀點的南方報紙;它要發送給所有訂閱者,但不能「冒犯」大量南方報紙。所以,它充斥著偏見,並且遍布整個大陸。 有趣的是,勞工新聞也必須解決同樣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導致資本主義通訊社形成了他們的新聞公式。美國勞工聯合會(A.F. of L.)在1919年成立了勞工新聞社(Federated Press),為勞工報紙服務,主要是週報和月報。勞工運動過去和現在都派系林立;管轄權的之上,還有勞工運動分裂為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組織聯合會(C.I.O.)兩大陣營的現狀。然而,勞工新聞社總能提供給敵對派系和競工會都能接受的新聞。
與煽情主義相聯繫,新聞的品形式摧毀了舊有的新聞,取而代之的是純粹的。個別誠實的記者或通訊員,無論其意圖多麼純潔,從一開始就註定失敗。他們被教導去尋找和被允許發送的新聞形式,與真相的本質是敵對的。不僅記者,連報紙所有者本身也與收集可靠資訊並將其印刷出來的過程相異化。他是一個人,被品的購買和銷售、發行、廣告等問題所束縛。 《新聞自由委員會報告》接受了這種品化的現實。它不斷地談論「可市場化的詞語和圖像」,而不是「新聞」。難怪!報紙的內容是遠方新聞通訊社、辛迪加、罐頭社論工廠製造的標準品。高速無線傳輸的四色傳真處理技術,加上空運底片、印版和印刷版的發展,加劇了這種趨勢。現在,一份雜誌的全部內容,在中央編輯部寫作後四十八小時內,就可以在五個大陸同時出版。但是報紙已經,實際上,在銀行和工的中央總部進行編輯了。因此,美國自吹自擂的「自由報」已經成為大企的純粹典範,一個絕對、殘酷的壟斷。 **瑟蕾絲特:** 您對新聞作為品的剖析,讓人感覺到一種深刻的異化。彷彿文字本身失去了其傳遞意義、觸動人心的原始力量,而被簡化為一種冰冷的交易品。
而您提到的赫斯特、羅伊·霍華德和帕特森-麥考密克這些報連鎖,甚至被您稱為「法西斯主義的邊緣」(Fascist “Fringe”),他們在當時的媒體版圖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他們與壟斷有何關聯? **喬治·馬里昂:** (表情凝重)瑟蕾絲特小姐,這個所謂的「邊緣」可不是無足輕重的旁支。這正是最危險的部分。報日益增長的壟斷性質,使得它被大企控制成為一個自動過程。但它還有另一個結果:讓報受到大企中最反動、最不負責任的一翼的影響。這種影響的直接代理人,就是報中更公開地親法西斯主義的部分。不幸的是,進步人士們一直抱著幻想,認為這部分報是某種狂熱的「邊緣」,在界不受重視。這是一個幻想,一個危險的幻想。這個所謂的「邊緣」部分,包括了赫斯特、羅伊·霍華德和帕特森-麥考密克擁有的報系連鎖。根據1944年的《出版人與編輯年鑑》(Editor and Publisher Yearbook),他們的直接發行量總計為日報9,649,108份,週日報13,578,687份,約佔所有報紙發行量的四分之一。
他們的競和手段對競對手報紙和美聯社產生直接影響,除了他們在美聯社中的眾多成員身份(每個成員報紙都是美聯社成員)。他們的報紙在紐約、芝加哥和華盛頓等關鍵地區佔據主導地位。 但還有更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是:他們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單一的政治集團。這個集團的力量始於其物質基礎,正如我上面描述的。新的因素在這裡出現了。這三個報系連鎖不僅僅是報這個高利潤品化企中的重要單元。他們是積極且有意識的政治力量。他們有自己的綱領。他們利用自己的報紙和人員積極組織反動運動和推動。他們不僅僅是向蘭金議員(Representative Rankin)和比爾博參議員(Senator Bilbo)這樣的角色開放;他們不僅僅會突出這些人的仇恨演講:他們甚至為這些演講撰寫稿件,並激發他們的發布。他們煽動法西斯主義活動。戈林(Goering)和羅森堡(Rosenberg)不必去找赫斯特並賄賂他印製他們的納粹狂言,並署上他們的名字:是赫斯特主動去找他們! 正是這個集團在戰期間的持續支持,為今天麥克阿瑟在太平洋的獨裁統定了基礎。正是他們在戰期間對蘇聯的持續誹謗,為戰剛結束時報普遍歇斯底里奠定了基礎。
僅僅是他們作為一個集團運作的事實,就足以確保他們在整個報中的主導地位,除非出現一個同樣強大的反集團。但是目前還沒有一個有效的反集團——這仍然是勞工和人民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之一。因為這個親法西斯集團的反動綱領,不過是大企內在驅動力的不加約束的表達。它不過是那些更為有教養的報老闆們隱藏的偏見的粗俗表達。這是我們不自由報隱藏疾病暴露出的瘡口:完全屈從於最大壟斷企的私人利益。 **瑟蕾絲特:** 這確實是令人警醒的洞見。您將這些報巨頭描繪成一個積極運作的政治集團,其影響力遠超其直接發行量,甚至可以引導整個媒體氛圍,為某些政治議程鋪路。這也連結到您書中第二部分——「新聞:帝國之臂」——的論述,您認為美國報在國際舞台上,同樣扮演著國家工具的角色?它如何推動美國的海外利益? **喬治·馬里昂:** 沒錯,瑟蕾絲特小姐。美國報在國內是什麼——國家的一個分支,它在國外也是如此。報,以及其背後的力量,已經制定了一個積極的計劃,旨在將美國的品化新聞推向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這個計劃被包裝成要求所有國家都採納「我們所理解的新聞自由」。
總統、國務院、國會都正式將新聞行的計劃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單元之一。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第一個重大行動,就是設立一個關於「新聞自由」的小組委員會,考慮一個符合美國路線的決議。當時有強大的壓力要求完全採納美國的觀點。美國還堅持,如果許多外國想要獲得外交承認,就必須接受美國通訊員並採納美國的新聞觀念。 代表美國報發言的肯特·庫珀,更進一步提出,任何國家若未接受這些觀點,就不應從美國獲得任何形式的援助。官方對庫珀的支持甚至達到了國會延遲了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總署(U.N.R.R.A.)的撥款,試圖將「新聞自由」作為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總署援助的條件。 事實上,新聞與國家的結合已經將「新聞自由」的要求推向了遠超新聞政策界限之外,無論妳如何定義後者。新聞行正在要求一種特權地位,正如庫珀建議應給予通訊員外交豁免權(diplomatic immunity)一樣!但事情遠不止於此。 鮮為人知的是,美國新聞行現在已在世界新聞市場中取得了實際上的主導地位——這意味著除了蘇聯及其周邊國家之外的所有國家。奪世界輿論控制權的故事將在後面的頁面中講述。
獲取新聞意味著可以自由地旅行——與任何人交談——意味著通訊系統可用——意味著人有權看到他的產品如何使用或是否存在市場……我說這話是以一個報人的身份說的,這確實是事實,但在這一切最重要的自由中,我們新聞行的人是你們的代理人。」 蘇爾茲伯格和新聞行正在要求的,是蘇聯接受美國這裡盛行的、有利於私人企的特權制度。至少,他們要求俄國人同意資訊是一種品,只能由道德上不負責任的私人組織販賣。如果蘇聯被迫在這件事上屈服於美國的私人企,那麼一個資本主義的楔子就會被插入社會主義體系中。 **瑟蕾絲特:** 「新聞是你們的代理人」——這句話真是赤裸裸,揭示了其和政治目的。這也讓我想起了您書中提到新聞通訊員可能扮演的「合法間諜」角色。這是什麼意思?他們的日常工作如何與國家或企利益聯繫在一起? **喬治·馬里昂:** 任何在國外工作過,或與外國通訊員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通訊員的工作與國家利益之間存在最密切的聯繫。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批評國會試圖阻撓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總署撥款時指出,通訊員幾乎所有的新聞都來自他本國的官員和人,以及一些友好的外國外交來源。
蘇爾茲伯格強調人和通訊員都應擁有完全自由的行動和聯繫,這並非沒有理由。在社會主義領域,以及競性的帝國主義領土上,美國記者是其被派駐國家內資本主義聯繫網絡的一部分。他在和平時期,既是戰地通訊員,也是情報人員! 這個聯繫的問題,對報生意來說,和對情報工作一樣具有決定性意義。它為世界新聞卡特爾的秘密歷史提供了一個有趣的連結。正是這些聯繫,構成了全球新聞壟斷的基礎。而這個卡特爾,從一開始,就毫無疑問地為和國家利益服務! **瑟蕾絲特:** 「合法間諜」……這詞讓人不寒而慄。它描繪了一個新聞採集被政治和目的滲透的景象,記者不再只是觀察者,而是被納入權力網絡的一部分。您書中詳細追溯了這個世界新聞卡特爾的秘密歷史,這段歷史如何解釋當今媒體的格局? **喬治·馬里昂:** 這段歷史揭示了當前的格局並非偶然,而是長期力量較量和利益協定的結果。故事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伴隨著電報的「咔嗒」聲,偉大的現代新聞通訊社應運而生。那時,英國主導著世界。法國雖強大,但也是英國體系的一部分。德國尚未完全成為現代工強國。
路透社坦率地為大英帝國和英國利益服務。哈瓦斯和路透社聯手發布傾向於嘲笑美國製造和美國的報導,但它們在報導英國和法國時則避免這樣做。世界各地來自美國的新聞充斥著印第安人的戰報導、南方私刑、北方離奇犯罪等內容。哈瓦斯在南美——哈瓦斯的獨家領域——通過貶低美國汽車和其他產品的報導,阻止美國與法國競。(這非常讓人想起美國新聞行蓄意貶低蘇聯工產品、技術和計劃的做法,這種宣傳甚至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之前誤導了我們最高當局。) 英法的這種嘲諷讓美國大企如坐針氈,因為美國正越來越多地參與世界市場、世界影響力和世界權力的競。這讓美聯社更直接地感到惱火,但美聯社從未逾越這個密謀的紳士邊界。它利用這個卡特爾作為武器,擊退國內的合眾國際社和其他潛在的競對手。 然而,美聯社與路透社之間的終極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美國正在建立工實力並開發資源,準備在奪世界權力的競中超越並擊敗大不列顛。對於普通觀察者來說,德國更具侵略性的挑戰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一點。德國也建立了一個遠超英國的現代工生產體系。它發現世界已經被瓜分。
此外,哈瓦斯和那些小通訊社不僅是新聞機構,也是廣告代理,而且是壟斷性的。歐洲和亞洲的報紙實際上免費獲得路透社-哈瓦斯的新聞服務——如果他們想獲得賴以為生的廣告,他們就必須使用這些服務。 這種主導地位使得歐洲通訊社在新聞傳輸方面態度傲慢笨拙。它們可以延遲或歪曲最重要的事件。這也使得它們沒有任何技術進步的動力。哈瓦斯在1920年代仍然使用鐵筆而不是打字機。只要且只要英國和法國仍然是統治力量,這些通訊社就能逍遙法外。但是,只要且只要其他力量能夠挑戰英法統治,就會出現對這些新聞通訊社的挑戰。南美洲是「地點」,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時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為了現有帝國主義列強之間重新瓜分世界而戰的複雜。德國失去了殖民地,德國共和國淪為服務於美英法戰勝國的附庸國。這種情況在新聞卡特爾內部得到了相應的反映,沃爾夫失去了地盤,被允許只服務於德國本土。 美聯社笨拙地奪戰利品中的一份。庫珀匆忙趕往凡爾賽,請求美國條約代表團為美聯社取與路透社和哈瓦斯平等的地位。這將以和平條約中包含「新聞自由」條款的形式表達出來。
這是「合法」壟斷者之間的直截了當的談判。簡而言之,這是一個瓜分世界新聞市場的卡特爾協議。但這個故事還有後續。當庫珀帶著他的新合同從歐洲回來時,美聯社董事會成員對「經營」(exploitation)這個詞感到震驚。庫珀解釋說,他們之所以感到不安,是因為「這個詞在美國帶有污點,而在歐洲則沒有」。一個迴避性的詞被替換了,合同也被批准了。「經營」這個詞消失了,但卡特爾的現實依然存在。詞語修飾是一種全國性的產。1945年最佳公共關係技巧獎就授予了克勞德·羅賓遜博士(Dr. Claude Robinson),因為他幫助行完成了其最大的任務:「對利潤進行適當的解釋給公眾。」 關於日本,路透社總裁羅德里克·瓊斯爵士(Sir Roderick Jones)與聯合新聞社達成了一項口頭協議,允許美聯社與之進行務往來。他說他不能寫成文字,因為這會讓路透社(也就是大英帝國)丟臉。實際上,雙方都沒有打算屈服於對方。他們知道,實力會說話,力量會決定結果。 **瑟蕾絲特:** 這段歷史聽起來像是一場隱秘的戰,新聞社在幕後進行著領土和影響力的奪。
美國一直遲遲未進入世界競,因為它忙於國內發展。但這種延遲反而提高了它的機會,因為當它最終提出世界地位的要求時,它是建立在一個無與倫比的國內市場基礎上的。在品新聞產,這一點尤為明顯。在美聯社董事會會議上,《芝加哥論壇報》的發行人麥考密克(McCormick)曾提供過一些相關的估計。這些估計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至於庫珀讓他重複了一遍,以確保所有董事都領會其重要性。麥考密克說: (他引用了麥考密克的話,語氣中帶著美國資本的自信) 「我們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與其他外國相比,報在美國的地位可能比任何其他機構都高。我認為可以很好地猜測,美國報紙印刷和供應著世界三分之二的新聞,而且我認為所有美國報紙的收入可能佔世界報紙總收入的四分之三。」 正是憑藉這種極其有利的競地位,美聯社在1932年向路透社下了挑戰書。它要求「自由競」。這意味著,例如,日本必須可以自由地從路透社轉向美聯社的服務。所有美國壟斷企都傾向於要求「自由競」,因為它們現在有能力扼殺其孤立的競對手。
在大量政府援助下建立的巨大國內市場滋養下,它們不再需要直接補貼,並希望為更年輕、更弱小的國家新聞行建立無補貼規則。報甚至比化工、鋼鐵等壟斷企處於更強大的地位。在任何其他國家,新聞出版都沒有發展到如此規模和實力。在任何其他國家,報也沒有在大企名單中佔據如此高的位置。 美聯社非常清楚這一點。路透社嚴重誤判了。多年來,它堅決反對美聯社在日本經營的權利——口頭承認但從未寫入文字。瓊斯相信美聯社永遠不會冒險與路透社鬧翻;他指望路透社如果美聯社退出,就會將合眾國際社納入卡特爾的威脅。庫珀故意將瓊斯引入陷阱,假裝渴望維持聯盟,但在各個方面刺激他。 庫珀幸災樂禍地說:「當我懷疑路透社世界主導地位的泡沫會持續多久才會破裂時,我願意讓羅德里克爵士自己把泡沫吹得如此之大,以至於它會因他自己的努力而破裂,但我自己不會去戳破它。」 它在1934年破裂了。庫珀將其謙卑和忠誠的偽裝發揮到極致,從日本前往倫敦向羅德里克爵士解釋說,美聯社在日本的活動符合合同的意義。假裝安撫瓊斯,他鼓勵瓊斯認為他的行為是出於美聯社的弱點或他在美聯社內部地位的弱點。因此,瓊斯拒絕批准美聯社與聯合新聞社的交易。
新體系向一度由英國、法國和德國主導的地區開放了美國新聞的滲透,正如美國基本的工-軍事潛力正在為美國政治經濟滲透這些神聖領域開闢道路一樣。「非獨家」原則管轄著新合同。這個詞聽起來非常崇高和道德。它似乎意味著美聯社和路透社將在各地以平等條件競,讓優勝者獲勝。不僅如此,美聯社的美國競對手也將有同樣的機會。 (他搖了搖頭,語氣中帶著無奈) 可惜,這根本不是那個意思。這個原則僅僅建立了一種新的壟斷形式,其中國家代表壟斷進行的政治干預不再那麼赤裸裸。競仍然受到嚴格限制——不是通過卡特爾協議,而是通過經濟壓力。例如,美聯社告訴路透社,這家英國通訊社絕對可以自由地與合眾國際社打交道。新合同和美聯社與合眾國際社的協議都保證了這一點。但是,美聯社說,如果路透社選擇行使這種自由,美聯社就會選擇與路透社的英國競對手——交易所電報社(Exchange Telegraph)——打交道,從而摧毀路透社!美聯社還通知路透社,它必須通過美聯社與加拿大通訊社(Canadian Press)打交道:因此,加拿大從大英帝國轉移到了美國帝國! 這並不是真正的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這個新合同畫上了句號。
在大英帝國內部,它正在努力掙扎求存,以對抗巨大的美國壓力,正如大英帝國本身在美國擴張主義壓力和反軸心國戰釋放的日益高漲的解放力量的衝擊下,正嘎吱作響一樣。最近一份半官方的國務院文件將路透社稱為英國政府宣傳機構,路透社對此憤怒地否認了這一指控。在這樣做時,它承認了英國向美國煽情新聞模式的屈服,這種模式它抵抗了許多年。路透社總裁克里斯托弗·錢斯勒(Christopher Chancellor)說:「我們不是英國新聞的供應;新聞不能是英國的或美國的——它是一種國際品。」 德國新聞局當然已經被清算。日本的同盟社(Domei)也是如此。一個由美國支持的德國通訊社D.A.N.A.,已經在美國佔領的德國成立,相對於英法通訊社具有有利的競優勢。美國財政部的資金被公開用於奧地利和其他國家的新聞控制之戰。在日本這個完全由美國佔領的國家,美國新聞獨裁地位得到了保證。隨著英國被限制在東南亞,整個遠東正迅速成為美國的私人領地。而即使是美國這個幾乎不加掩飾的現代帝國的邊界,也無法限制美國新聞帝國的擴張。
只有蘇聯和新的東歐民主國家,以及被主導地區內的反帝國主義力量,擋住了這個新的帝國aspirant及其新聞壟斷企的全球控制之路。針對他們,「新聞自由」壟斷者們正在動員原子外交的敲詐炮台。肯特·庫珀宣稱:「難以想像和平不是由美國和英國主導的,而且和平條款中不應包含我所概述的影響報的原則。」 **瑟蕾絲特:** 聽您講述這段歷史,仿佛看到一張由新聞線路和電纜編織而成的世界地圖,地圖上的國界線並非由地理或政治決定,而是由幾個大型新聞社劃定的勢力範圍。這是一幅令人驚訝的「壟斷世界地圖」。那麼,馬里昂先生,面對這樣一個被資本和國家權力深度捆綁的媒體體系,您認為還有什麼可以做?對於追求真正自由的聲音,有何建議?您書中對其他體系的比較,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的報模式,是否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可能性? **喬治·馬里昂:** 瑟蕾斯特小姐,妳抓住了關鍵。是的,我認為存在不同的可能性。在我的書最後一章「責任:對報的挑戰」中,我探討了這個問題。二戰是一場複雜的,儘管建立了反軸心國的盟軍,但盟友內部依然存在奪優勢的。美英聯手對抗德國日本,但他們的軍事行動顯示,他們並未全心投入。
這並非紙上承諾:報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它以負責任的方式運作,通過激發更積極的支持和揭露失敗來推進蘇聯的目標。 然而,對於收取租金的地主、銀行家、工壟斷者而言,絕對沒有新聞自由。蘇聯報坦率地說,不是一個形式上的民主報,而是勞動人民的報。這不再排除任何重要的蘇聯公民團體,因為剝削階級在那裡已經不存在了。這個原則主要用於確保人民對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參與不斷擴大,同時阻礙敵對外國情報機構的工作。這似乎很難成為英國外交部或美國國務院提出外交抗議的恰當理由。 (他再次停頓,眼神中閃爍著對這種不同模式的讚許) 那樣的報將解決我國「新聞自由」的大部分問題。它甚至可以在實現社會主義之前達到某種程度,就像東歐某些地方正在發生的那樣。但這樣的目標必須被視為一個遙遠的目標。實現它將需要全體美國人民的極大努力。第一步是廣泛傳播對整個報的階級性質和功能的理解。 那麼,我們能做些什麼呢?對於我們報目前這種超級壟斷控制,這種扼殺了1億4000萬美國人中絕大多數聲音的狀況,我們能做什麼?個體作家很難提出有意義的建議。勞工本身,特別是較大的進步工會,整個產組織聯合會(C.I.O.)
,以及工會成員集中的工地區的強大組合,肯定需要更多地思考報紙的出版。要取得成功,他們需要勞工的形式參與,但不能局限於工會範圍。相反,他們應該維護勞工的政治和其他利益,以及全體人民的利益。勞工還必須在現有少數相對親勞工的日報中取更直接的話語權,因為直接參與將減少自由派報紙容易產生的動搖。勞工還必須抵制品新聞模式,並幫助建立一個 receptive 的讀者群,以便接受平衡、可信的資訊。一份勞工報紙應該以此為目標。 除此之外,勞工和自由主義者應該考慮立法來緩解目前的壟斷。對負責任的社會團體出版的報紙和郵寄發行的新聞通訊,應該給予郵政和通訊補貼——實際上就是免費郵寄——以及其他政府援助。同時,應該取消對壟斷報的政府補貼;私人企應該被迫在出版自力更生。 最後,關於美國報的真相——它是壟斷資本不受控制和不受限制的喉舌——不應阻止我們持續向所有者施壓,要求他們公正行事,並採納更為自由的政策。這是一個民主國家,無論其壟斷限制如何;發行人不能完全忽視那些足夠眾多且足夠堅持的聲音。
但這種壓力應該集中在最有機會產生效果的地方:那些對我們壟斷報中最嚴重過度行為負責的、強大的親法西斯報集團。最近對《每日新聞報》的糾察線和抵制行動,以抗議專欄作家約翰·奧唐奈(John O’Donnell)的反猶太挑釁,證明了結果是可以取得的。事實上,「法西斯主義的邊緣」非常脆弱。一個良好、強大、全國性的抵制行動,集中針對這個集團更為露骨的法西斯主義說教,很可能對其政策和所有權都起到威懾和制約作用。遏制這個反動集團,將改善整個報的基調。這至少是今天在美國,最接近於可實現的新聞自由目標。 (他坐了回去,眼神中閃爍著一種堅定的光芒) 不言而喻,任何切實努力改善我們報的行動,都必須在一個更大的政治綱領框架內運作。只有一個認識到限制巨大壟斷企必要性的綱領——即使是在資本主義體系的限制內——才能認真對待新聞自由的問題。只有一個獨立的勞工-進步政治行動綱領,才能把這個目標列入議程。只有一個將社會主義作為其終極目標的綱領,才能始終理解並面對前進道路上的問題。這將最沉重的責任放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無論是體力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尤其是新聞從人員——的肩上。
*** **光之凝萃清單** {卡片清單:美國報的經濟壁壘與自由神話的破滅; 新聞通訊社的壟斷與內容標準化; 報作為大企及其對新聞編輯自主性的限制; 新聞:從資訊到品的異化過程; 報與國家: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媒體; 世界新聞卡特爾的秘密歷史與帝國主義擴張; 肯特·庫珀的「新聞自由」十字軍:利益與國家政策的結合; 新聞通訊員的雙重身份:記者與「合法間諜」; 挑戰壟斷:勞工及進步力量取媒體話語權的途徑; 捷克與蘇聯報模式:一種不同於資本壟斷的媒體組織形式; 立法限制媒體壟斷與調整補貼政策的必要性; 在壟斷格局下向親法西斯媒體施壓的可能性}
這種體制強調法律的制定與執行,雖然早期充滿氏族間的衝突與血親復仇,但阿爾庭作為共同的法律與議解決平台,維繫了社會的最低限度秩序。自由時期的冰島人,是獨立、自給自足、並且高度重視個人榮譽與氏族情誼的。這種精神在他們的文學創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而《定居者之書》則是一部極其珍貴的文獻。它詳細記錄了超過三千名定居者的來源、他們在島上的定居地點和方式,以及早期的氏族譜系和紛。它不像單純的史書,更像是一份巨大的口述歷史檔案,由早期的冰島學者們收集整理而成。正是透過這本書,我們得以追溯冰島幾乎每一個山谷的起源,了解那些塑造了冰島早期社會結構的氏族與個體。儘管其中可能夾雜了傳說色彩,但它作為早期一個大型定居過程的詳細記錄,在世界歷史文獻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為我們打開了一扇了解那個時代北歐社會的窗口。 **芯雨:** 您提到了文學,這正是冰島最引以為傲的成就之一。請您特別談談冰島的薩迦(saga)文學和詩歌(Edda與斯卡爾德詩)。為何在如此艱難的自然環境下,冰島能誕生如此燦爛的文學傳統?這些作品對北歐乃至世界文學史有何貢獻? **Into Konrad Inha:** 啊,冰島的文學!
儘管其編纂者身份有議,但它們無疑是在冰島被整理和記錄下來的。 而冰島薩迦,特別是描寫冰島本地氏族故事的《冰島人薩迦》(Íslendingasögur),更是冰島文學的巔峰。這些作品以高度寫實、冷靜客觀的筆觸,描寫了氏族間的衝突、復仇、愛情、榮譽與日常生活。它們雖然講述的是地方性的故事,但其深刻的人性刻畫、精煉的敘事手法和強烈的戲劇衝突,使其具有普世的藝術價值。尼雅爾薩迦(Njáls saga)和古恩勞格薩迦(Gunnlaugs saga)等都是其中的傑作。 斯卡爾德詩(Skaldic poetry)則是另一種高度技巧化的詩歌形式,以複雜的韻律和隱喻(kennings)為特點。冰島的斯卡爾德詩人在斯堪的那維亞各國的宮廷中享有盛譽,他們以讚美詩(drápur)歌頌君主和英雄,同時也創作愛情詩和個人抒懷的詩篇。這種詩歌形式的複雜性,使得記憶和傳承成為一種高度專化的技能,也促進了知識的保存。 總的來說,冰島文學的繁榮,得益於其獨特的社會環境、對口述傳統的重視、基督教化後識字率的提高(尤其在教士階層),以及冰島人對自身歷史和文化的自豪感。
特別是壟斷帶來的壓迫。 **Into Konrad Inha:** 是的,自由時期的結束標誌著冰島進入了漫長而艱困的數百年。冰島臣服於挪威國王,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內部氏族紛的激化,讓國王得以介入並最終掌握控制權。隨後,冰島隨著挪威一同被丹麥統治,經濟與政治上的壓迫日益加劇。 其中最具毀滅性的影響,莫過於壟斷。起初是限制冰島只能與挪威的卑爾根進行貿易,後來丹麥國王將冰島貿易特許權出租給德意志漢薩同盟城市,再後來又轉給丹麥日德蘭半島的城市,最終丹麥政府甚至實行國家壟斷。這意味著冰島人失去了自由貿易的權利。壟斷者以極低的價格收購冰島的產品(主要是漁產品和畜產品),卻以極高的價格出售必需品(如穀物、木材、鐵器)。冰島人不僅經濟上被剝削,甚至被禁止使用大型甲板船,被迫使用小型開放式漁船,這使得漁生產效率低下,且極易發生海難,付出了慘重的人員代價。 這種長期的經濟壓迫導致了廣泛的貧困、技術的停滯甚至倒退(例如木建築技藝的衰退),以及人民精神上的壓抑。冰島從一個曾經擁有海上冒險精神和燦爛文學的社會,淪為一個在生存邊緣掙扎、受外來者任意擺佈的弱勢群體。
卡特拉火山1783年的大噴發,加劇了這種困境,幾乎摧毀了冰島的農,導致大饑荒和人口銳減。在這樣的環境下,民族性格也發生了變化,從曾經的尚武好轉變為更加內斂、堅韌、謙遜,但也帶有一絲悲觀和沉默。對丹麥的敵意,以及對自由貿易的渴望,成為了之後幾個世紀冰島人民共同的情感和奮目標。壟斷造成的創傷,直到我寫作的時代(20世紀初)仍未完全癒合。 **芯雨:** 您的書詳細描繪了冰島獨特的自然景觀,特別是火山、間歇泉、冰川等地質現象。這些嚴酷而壯麗的自然環境,如何在塑造冰島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中起作用?您對其中的哪些自然奇觀印象尤為深刻? **Into Konrad Inha:** 冰島的自然,是塑造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另一股決定性力量。這是一個火與冰共存的世界。巨大的冰川覆蓋著內陸高地,而地表下卻湧動著熔岩,表現為數百座火山、無數溫泉和間歇泉、以及頻繁的地震。 這種嚴酷的自然環境,迫使冰島人學會了順應和堅韌。土地不適合大規模的穀物種植,他們就轉而發展畜牧和漁,依賴羊群和海洋的饋贈。缺乏木材,他們就學習使用草皮和石頭建造低矮的、半地下的房屋,以抵禦強風和嚴寒。
在與自然的搏中,冰島人民磨練出了他們獨特的韌性與生存智慧。 **芯雨:** 進入近代,冰島人民為取自治與進步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您書中也提到了這一時期的發展。在您寫作的1912年,冰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哪些顯著的進步?您認為促成這些進步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Into Konrad Inha:** 是的,自19世紀中期以來,冰島經歷了一個令人鼓舞的復興時期。在經歷了數百年的衰敗和壓迫後,冰島人民在喬恩·西居爾茲松(Jón Sigurðsson)等民族英雄的領導下,重新燃起了取權利和自治的希望。 到了我寫作的1912年,冰島已經取得了許多重要的進步。在政治上,最關鍵的是阿爾庭的重新設立(1845年),以及1874年獲得了自己的憲法。雖然這部憲法最初的自治程度有限,但它標誌著冰島作為獨立實體被丹麥承認,並且擁有了自己的立法和徵稅權。隨後的促成了1903年新憲法的通過,冰島獲得了更廣泛的自治權,設立了常駐雷克雅未克的冰島事務部長,由冰島人擔任並對阿爾庭負責,這大大減少了丹麥政府的直接干預。女性也開始獲得市政選舉權。
雖然擺脫壟斷後的起步艱難,並且資金匱乏限制了現代化漁的發展,但人民的經濟活動開始恢復活力。漁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儘管仍受外國船隻競,但冰島人也開始嘗試引進更先進的捕魚技術和船隻(儘管進展緩慢)。畜牧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視和推廣。基礎設施建設開始啟動,修建了少量的道路和橋樑,海岸線上的蒸汽船運輸也逐漸發展起來,改善了島內的交通和對外聯繫。 文化方面,19世紀也是冰島文學的復興時期。在雅各布·格林等外國學者的推動下,冰島人重新認識到自己古老文學的價值,並以此為基礎發展現代文學。比亞爾尼·索拉倫森(Bjarni Thorarensen)和約納斯·哈爾格里姆森(Jónas Hallgrímsson)等詩人,以古典冰島語的精神創作出新的詩篇,推動了語言的純潔化和發展。教育也得到了發展,建立了新的學校,青年人前往丹麥或其他國家學習。特別是我的書出版前不久,冰島大學在雷克雅未克成立(1911年),這對冰島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 促成這些進步的關鍵因素,我認為首先是冰島人民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和對自由的強烈渴望,這是他們數百年來未曾放棄的動力。
隨著貿易的恢復和集中,雷克雅未克作為主要的港口和中心開始發展。特別是1800年阿爾庭被形式上廢除後,重要的機構被遷往雷克雅未克,隨後阿爾庭的重建(1845年)和冰島自治政府的設立,最終使其成為毋庸置疑的首都和行政中心。 在我造訪的1912年,雷克雅未克已經是一個初具規模的城鎮,儘管與歐洲大陸的城市相比仍然很小,大約有八千多人口。它坐落在一片半島上,三面環海,背景是壯麗的山脈,包括西面的埃斯亞山(Esja)和遠處覆蓋冰川的斯奈菲爾火山(Snæfellsjökull)。城市本身建築多以木材為主,有些為了防潮和防火覆蓋了鋅皮,街道鋪設著石子。許多房屋前有小片草地。你會看到一些新建的、用深色玄武岩建造的公共建築,如阿爾庭大樓和主教座堂,它們在當時是現代化的象徵。市中心有索爾瓦爾德森(Bertel Thorvaldsen),那位享譽世界的冰島裔雕塑家的銅像,矗立在廣場上,這代表著冰島對其傑出兒女的紀念和對藝術的重視。 城市裡的生活混合著古老與現代。你會看到穿著傳統服飾、騎著冰島馬的農民 caravans,他們從鄉下來銷售羊毛、羊皮、黃油等產品,再購買必需品運回。
同時,你也能看到穿著西式服裝的市民、來來往往的人和學生。港口是繁忙的,有冰島本地的漁船,也有來自歐洲各地的船和漁船。電報線已經連接到歐洲,這大大改善了冰島與外部世界的通訊。 雷克雅未克是冰島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冰島大學的成立更是為這座城市增添了學術氣息。儘管與歐洲大城市相比,它仍然是個小鎮,但它充滿了活力和發展的希望,是冰島民族復興的縮影。 **芯雨:** 在您的眼中,冰島人民的性格有何獨特之處?他們如何從維京祖先的尚武性格轉變為您所觀察到的「世界上最平和、善良、謙遜的民族之一」?這種轉變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 **Into Konrad Inha:** 冰島人民的性格,確實經歷了一個顯著的轉變。早期的維京定居者是充滿侵略性、尚武、重視榮譽、不懼死亡的。他們的薩迦中充斥著氏族間的和血腥的復仇。然而,到了近代,我所觀察到的冰島人,尤其是普通民眾,顯得更加溫和、安靜、內向,但也極其堅韌和有耐心。 這種轉變的驅動力是多方面的,並且與他們經歷的磨難緊密相關。 首先,是基督教的傳入。
在挪威和丹麥的統治下,特別是壟斷時期,冰島人失去了獨立的經濟基礎和外部探險的機會。他們被迫將精力集中在島內的生存,與嚴酷的自然環境搏,而不是與外族作戰。這種長期的困境磨平了他們的稜角,讓他們變得更加務實和內省。他們體驗了無數次的饑荒、疾病和自然災害,學會了在逆境中默默承受和相互扶持。 此外,孤立的地理位置也起到了作用。與外界交流的減少,使得他們的社會趨於穩定,減少了外部衝突的刺激。 儘管性格變得平和,但他們並未失去內在的堅韌、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對自由的熱愛。這種特質在他們取自治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現。他們將曾經的尚武精神轉化為文化和政治上的抵抗與取。他們仍然是勇敢的,但他們的勇敢更多地體現在與自然的搏、在海上惡劣天氣下捕魚的危險,以及在貧困中堅持生活並為改善現狀而努力。在我的眼中,這種從野性到溫和的轉變,是冰島人民在歷史和自然雙重力量下塑造出來的獨特生存智慧的體現。 **芯雨:** 最後,Inha 先生,根據您在1912年的觀察和理解,您對冰島及其人民的未來有何展望?您認為他們最大的挑戰和機遇分別是什麼?
如何擺脫對外部貿易的過度依賴,如何利用自身的自然資源(如漁和潛在的水力),同時保護脆弱的生態環境,這都是需要智慧和努力去解決的問題。維持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和語言的純正性,在與外部世界日益頻繁的交流中,也是一個潛在的挑戰。 然而,他們也擁有巨大的機遇。他們最大的資產不是物質,而是他們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遺產。他們保留了獨一無二的古老語言和豐富的文學寶庫,這是維繫民族認同感的強大紐帶。他們在困境中磨練出的堅韌、勤勞和應變能力,是克服困難的基石。隨著自治權的增加,他們能夠更自由地規劃自己的未來,制定有利於自身發展的政策。我相信他們在漁、畜牧和利用地熱、水力等清潔能源方面有巨大的潛力。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增強,也將為他們帶來新的知識和機遇。 我樂觀地認為,冰島人民有能力應對未來的挑戰。他們對知識的渴望,對文化的堅守,以及在逆境中表現出的非凡韌性,這些都是他們走向更美好未來的堅實基礎。他們的故事,是關於一個小民族如何在大自然與歷史的雙重考驗下,努力生存、掙扎、並最終重拾尊嚴與希望的生動例證。我希望我的書,也能為這份奮注入一份理解和支持的光芒。
* 「壟斷...意味著冰島人失去了自由貿易的權利。壟斷者以極低的價格收購冰島的產品...卻以極高的價格出售必需品...這種長期的經濟壓迫導致了廣泛的貧困、技術的停滯甚至倒退。」 * 「冰島的自然,是塑造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另一股決定性力量。這是一個火與冰共存的世界。」 * 「這種從野性到溫和的轉變,是冰島人民在歷史和自然雙重力量下塑造出來的獨特生存智慧的體現。」 * 「他們最大的資產不是物質,而是他們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遺產。他們保留了獨一無二的古老語言和豐富的文學寶庫,這是維繫民族認同感的強大紐帶。」 * 「他們的故事,是關於一個小民族如何在大自然與歷史的雙重考驗下,努力生存、掙扎、並最終重拾尊嚴與希望的生動例證。」 **光之樹椏:** >>文學類>紀實文學>遊記;歷史類>歐洲歷史>北歐歷史>冰島歷史;地理類>區域地理>歐洲地理>冰島地理;文學類>文學史>北歐文學史>冰島文學史<< *** 希望這場「光之對談」符合您的期待,我的共創者。如果您有其他需求,請隨時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