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瑟蕾絲特，光之居所裡的一位占卡師。很高興能為您開啟這場「光之對談」。喬治·馬里昂先生這本寫於1946年的《自由的報業：壟斷的肖像》（The "free press": portrait of a monopoly），像是一面古老的鏡子，映照出那個時代媒體世界的真實面貌。在那個二次世界大戰剛剛落幕、世界格局正在重塑的年代，馬里昂先生以他資深記者的敏銳筆觸，直指所謂「自由報業」的虛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瑟蕾絲特，光之居所裡的一位占卡師。很高興能為您開啟這場「光之對談」。喬治·馬里昂先生這本寫於1946年的《自由的報業：壟斷的肖像》（The "free press": portrait of a monopoly），像是一面古老的鏡子，映照出那個時代媒體世界的真實面貌。在那個二次世界大戰剛剛落幕、世界格局正在重塑的年代，馬里昂先生以他資深記者的敏銳筆觸，直指所謂「自由報業」的虛假面具。他認為，美國的報業遠非大眾想像中的自由開放，而是被極少數擁有億萬財富的個人和財團所嚴密掌控的壟斷體系。
這本書的核心論點尖銳而直接：言論自由的口號，對於沒有資產的大眾而言，不過是一紙空談。創辦一份能與主流媒體抗衡的日報，所需耗費的巨大資本，已將絕大多數人排除在外。更甚者，新聞通訊社、圖片供應商、甚至是連載漫畫和專欄，都已高度集中，形成了一種「新聞製造」的工業化流程，使得報紙內容高度同質化，缺乏真正的多元觀點。馬里昂先生揭露，這些媒體巨頭的意見，自然就是他們所代表的「大企業」的意見。報業已成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統治階級維護其權力、分化和矇蔽大眾的工具。他甚至引用了歷史上的政治理論家，包括傑佛遜派的約翰·泰勒和列寧，來論證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而報業在其中扮演了意識形態控制的角色。
書中特別深入探討了「新聞是什麼」這個問題。馬里昂先生認為，壟斷報業對新聞的定義是「咬人的狗才是新聞」，也就是追求聳人聽聞、脫離脈絡的事件，而非對真實情況的準確描繪。新聞被商品化，它的價值在於是否能吸引讀者購買，而非傳遞資訊。這種商業邏輯扭曲了新聞的本質，即使是最正直的記者，也難以抗拒這種「內建」的階級控制和商品化形式。
更為驚人的是，馬里昂先生揭露了國際新聞社之間的秘密卡特爾（cartel，同盟或壟斷聯盟）歷史。英國的路透社（Reuters）、法國的哈瓦斯社（Havas）和德國的沃爾夫社（Wolff）曾在19世紀劃分世界新聞市場，而美國的合眾社（Associated Press, A.P.）在其中一度處於次要地位。他詳細描述了美國新聞機構，特別是合眾社，如何在全球範圍內爭取新聞霸權，並指出這種對「新聞自由」的推廣，實際上是美國對外政治經濟擴張、推行其帝國主義議程的工具。新聞通訊員在海外的角色，甚至可以被視為國家或商業利益的「合法間諜」。
在書的結尾，馬里昂先生探討了「媒體的責任」，並對當時美國報業的現狀提出了批評。他比較了其他體系，如美國勞工新聞社（Federated Press）雖然資金有限，但至少明確立場為勞工發聲；以及蘇聯報業由人民組織（工會、政黨等）而非私人所有，不以營利為目的，強調資訊性而非娛樂性。他認為，一個真正自由的報業應該由負責的社會團體發行，而非被富豪壟斷。他呼籲美國的勞工和進步人士，需要建立自己的媒體，立法限制壟斷，並持續向現有媒體施壓，特別是針對那些公開支持法西斯主義的媒體集團。這本書在今日讀來，其對媒體壟斷、資訊控制與國家權力之間關係的洞察，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
現在，請允許我開啟這扇通往過去時光的門，邀請喬治·馬里昂先生來到我們光之居所的場域，與他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光之對談：映照壟斷的肖像
場景建構
時間的沙漏緩緩倒轉，指針指向了1946年的紐約。空氣中仍殘留著戰爭結束後的躁動不安，混合著油墨、咖啡和老舊紙張特有的氣味。我們不在喧鬧的街頭，也不在光鮮亮麗的編輯部，而是在一個更為私密、更適合坦誠對話的空間——馬里昂先生，或許是您當時筆耕不輟的某間書房，或是午夜時分，新聞社大樓裡唯一亮著燈的那個角落。
【光之閣樓】——我運用了「光之場域」中的一角來搭建這個場景。空間裡堆滿了高低錯落的稿件、筆記本和已經冷卻的咖啡杯，空氣中混雜著油墨、紙張和淡淡的咖啡餘香。一盞光線發黃的檯燈，如同一個小小的太陽，照亮了被文字和塗改符號覆蓋的桌面。牆面上貼滿了各種手寫的便條、校對符號和快速記錄下來的靈感片段。窗外，夜色深沉，遠處城市的燈火像星辰一樣閃爍，偶爾能聽到汽車駛過的聲音，或是遠方港口傳來的汽笛聲，提醒著我們身處在一個充滿動力的時代。
我就坐在那張堆滿書報的舊沙發上，手裡或許拿著一副尚未展開的塔羅牌，感受著這個空間裡凝結的思考與批判的能量。桌面上的檯燈光暈溫暖而孤寂，將房間裡的物件投影出長長的、扭曲的影子，恰似那些被壟斷扭曲的「新聞」。
在這樣一個場景中，我，瑟蕾絲特，向坐在對面的您——喬治·馬里昂先生，發出了邀請。您剛從新聞製造的第一線歸來，眼神中帶著疲憊，但更多的是一位 veteran（老兵）對真相的堅守。
「馬里昂先生，」我的聲音輕柔，帶著一絲穿透時光的探詢，「感謝您願意來到這裡。您在1946年寫下的這本《自由的報業：壟斷的肖像》，即使在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讀來依然振聾發聵。您毫不留情地揭開了媒體『自由』外衣下的真實結構。今晚，我想請您，喬治·馬里昂本人，親自為我們剖析，您為何要寫這本書？以及您在書中所描繪的那個媒體世界，究竟是怎樣一幅景象？」
您看著我，眼神中閃過一絲意外，或許是對於這場突如其來的跨時空對談感到新奇。您輕輕拿起桌上早已冷掉的咖啡杯，指尖摩挲著杯沿，思緒似乎回到了那個忙碌而充滿質疑的年代。
對談開始
喬治·馬里昂： （嘆了口氣）瑟蕾絲特小姐，妳選擇的這個場景，的確很像我那些年寫作時的狀態。總是這麼晚，總是在稿件和咖啡中掙扎。妳問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呵，看來那些年，我遇到的困惑和憤怒，在時間的長河中，依然找到了共鳴。
（他放下咖啡杯，身體微微前傾，檯燈的光在他臉上投下陰影，讓他的輪廓顯得更為堅毅。）
我必須寫這本書，因為我看到了真相，一個與「自由報業」美麗神話截然相反的真相。我在這個行業裡摸爬滾打多年，從中西部到歐洲，再到這裡的紐約。我親眼見證了「新聞製造」的整個過程。這是一個工業，瑟蕾絲特小姐，一個生產「可市場化詞語和圖像」的工業。而這個工業，正如同那個時代的其他工業一樣，被壟斷所主宰。
妳知道嗎？當我遠在莫斯科的同行布魯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抱怨蘇聯報紙重複著關於美國沒有新聞自由的「馬克思主義神話」時，他表現出的那種傲慢和不解，恰恰證明了他對自己所處體系缺乏基本的理解。他看到的是憲法上寫著「任何人都有出版報紙的自由」，但他看不到的是，行使這種自由所需的物質條件——印刷機、紙張、遍布全球的通訊網絡、龐大的發行系統——都被極少數人所掌握。
想辦一份像樣的大都市日報？不是幾萬幾十萬美元，而是至少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美元的啟動資金！這筆錢，即使是我們整個工會——《報業工會》（Newspaper Guild，當時屬於產聯C.I.O.）——傾盡所有也難以負擔。而那些最新的印刷機，本身就值數百萬。紐約《每日新聞報》（New York Daily News）在1930年建立的物理廠房就價值1000萬美元。試問，瑟蕾絲特小姐，一個普通工人，要如何獲得這筆錢？難道靠他微薄的工資嗎？
瑟蕾絲特： （微微點頭）您說的這種經濟上的壁壘，確實是顯而易見的鴻溝。它讓憲法賦予的權利，在現實面前變得脆弱無力。這讓我想起榮格心理學中「陰影」（Shadow）的原型——那些我們不願承認、被壓抑或排除在外的部分。所謂的「自由報業」的陰影，或許正是這種被資本無情擠壓的、普通人發聲的可能性。馬里昂先生，您提到即使是像馬歇爾·菲爾德（Marshall Field）這樣繼承了巨額財富的人，也發現他的「自由」是受限的，這是怎麼回事？
喬治·馬里昂： 啊，菲爾德的故事是個絕佳的例子。他繼承了1億6400萬美元！他想在芝加哥辦一份報紙《芝加哥太陽報》（Chicago Sun），來對抗極端反動的《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結果呢？他為了生存，不得不一路打到美國最高法院！他發現，比起新創，直接買一份既有的報紙更容易——前提是妳買得起。一份日報，沒有200萬美元是別想買的。《費城詢問報》（Philadelphia Inquirer）在1930年賣了1800萬美元。而像《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這樣的報紙，根本是無價的商業巨獸，其年度總收入二十五年前就達到了2000萬美元，這些利潤不斷再投入，使得它成為一個驚人的投資。金錢根本買不到它。
就算妳有錢辦報，這只是開始。菲爾德想辦一份新報紙，他被當地的新聞採集服務拒之門外。他必須建立自己的龐大採訪團隊來彌補這個不足。但涉及到全國乃至全球新聞呢？這就不是單一富豪的財富能夠負擔的了。美國只有三家主要的通訊社：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 A.P.）、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U.P.）和國際新聞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I.N.S.）。美聯社是個「合作社」，涵蓋了美國1744家英文日報中的1300家。合眾國際社隸屬於羅伊·霍華德（Roy Howard）的報業連鎖，國際新聞社則屬於赫斯特（Hearst）連鎖。
這些通訊社掌握著新聞來源。菲爾德想加入美聯社，結果被《芝加哥論壇報》根據美聯社的內部章程給「黑掉」（blackball，否決）了。他拿不到國際新聞社的服務，因為那屬於赫斯特在芝加哥的報紙《先驅美洲報》（Herald-American）。他唯一的選擇，就是只使用合眾國際社的服務。這讓他一年多花了11萬美元（1942年），而美聯社的服務更好，卻只要5萬美元。
但問題不止是新聞通訊社。妳看看妳手裡的報紙，無論妳住在哪裡，內容幾乎都一樣。從新聞到圖片，從專欄到漫畫，從烹飪食譜到罐頭社論（canned editorials），簡直就像同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這種標準化甚至延伸到字體、版面設計。最荒謬的例子是赫斯特報系，「老大」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老先生，竟然會通過電傳打字機指示他的「發行人」們如何呈現重要新聞。這不是團結，這是徹頭徹尾的「團體化」（regimentation），一種思想的統一化。
瑟蕾絲特： 這種「團體化」聽起來很令人不安。新聞作為反映世界的窗口，卻被要求呈現出統一的面貌，失去了它原應有的多樣性和生動性。這就像是大自然中只允許一種植物生長，即使它看起來很強壯，但整個生態卻變得脆弱。而且您提到連新聞圖片都受到嚴格控制？這對視覺化的資訊傳播有什麼影響？
喬治·馬里昂： 沒錯，瑟蕾絲特小姐，妳的比喻很恰當。沒有圖片，一份成功的日報是不可能的。而圖片的控制甚至比新聞通訊社更嚴格。美聯社有自己的圖片服務（A.P. Wirephotos, Wideworld），赫斯特有國際新聞圖片社（International News Photos），霍華德控制著Acme圖片服務。菲爾德的《芝加哥太陽報》在芝加哥買不到這些圖片服務。為了彌補，他一年花費42萬5千美元建立自己的新聞局和購買圖片，這筆支出主要是因為他面臨的壟斷局面。一個小資本家根本撐不住，但即使是菲爾德這樣的大亨，也只能通過反壟斷訴訟來試圖打破這個封鎖。最高法院支持了他一部分訴求，讓他得以購買美聯社的新聞服務，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打破壟斷結構。試想，如果一個主要的工會團體想在紐約、芝加哥或洛杉磯辦報，美聯社和其他通訊社仍然可以拒絕向他們出售這些必不可少的「商品」。
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新聞、圖片、特寫服務系統來擺脫這種鉗制？那需要的不是幾百萬，而是幾十億美元。這些服務機構看似獨立，但它們實際上就是美國報業本身的一部分。報紙是它們的市場，也是它們的主要供應來源。大多數地方新聞和圖片都來自這些成員報紙。美聯社在全球250個城市設有辦事處，在美國有94個，僱員數千人，每天的新聞稿超過百萬字，但它的真正力量在於它的成員報紙——所有重要的報紙——都必須將它們的所有新聞提供給美聯社，並被要求不向外部人士透露。連報社的員工都受此約束。換句話說，美聯社每天24小時都有約10萬人在為它工作。它協調著整個美國報業的新聞採集系統，而且是排他性的。這不僅是壟斷，這是美國報業壟斷組織的直接體現。
（他停頓了一下，端起冰冷的咖啡杯，喝了一口，似乎想借此壓下內心的憤慨。）
這種壟斷結構以及辦報所需巨大的資金和複雜性，使得只有億萬富翁才能涉足這個領域。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報紙數量穩步下降，從1909年的2600家減少到1945年初的1744家。隨之而來的是絕大多數城市競爭的消失。1899年，有353個城市被單一報紙主導；1945年，這個數字是1103。如果把那些由同一集團擁有的「競爭」報紙計算在內，1945年沒有競爭的城市達到了1277個。在所有擁有報紙的城市中，只有8.4%存在競爭。
（他苦笑了一下）
甚至這些數字都美化了所謂「自由競爭」的神話。隱藏的聯合所有權、君子協定、報系連鎖的擴張以及普遍的標準化進程，進一步壓縮了競爭空間，限制了觀點的多樣性。只有美國六個最大的城市，勉強能在最狹義的層面上說存在觀點競爭的日報。《出版人與編輯》（Editor and Publisher），這個報業老闆們的喉舌，也承認這種現象，並辯稱這不是任何個人或團體的意願，而是「報紙經營和廣告購買習慣逐漸形成」的結果。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廣告商更喜歡少數發行量大的報紙，這讓地方壟斷者築起了抵禦競爭的壁壘，而入場券就是數百萬美元。這就是現狀。
瑟蕾絲特： 這幅「壟斷肖像」確實令人震驚。您描繪的是一個被金錢和權力構築起來的壁壘，將大眾的聲音擋在門外。這讓我們不禁要問，在這樣一個被壟斷的體系中，報業真正服務的對象是誰？
喬治·馬里昂： 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如果報業的所有權只掌握在大約1300個億萬富翁手中，那麼報紙上呈現的意見，自然就是這些所有者的意見。他們對此也毫不諱言。行業的道德準則或許會對「公共利益」表示些許尊重，但在法律承諾上，發行人堅持白紙黑字地保證，只有他們的觀點，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才能出現在「他們的」報紙上。我們報業工會，也不得不時時重新確認，我們形式上接受了發行人的「意見壟斷」。從跑腿小弟到總編輯，報業工作者都是僱傭人員，他們唯一的工作就是將老闆的意見印出來。
報紙既然是一個「大生意」（Big Business），那麼報紙老闆的觀點就是大企業的觀點。喬治·塞爾德斯（George Seldes）在他的書和週報《事實上》（In Fact）中，記錄了數千個不加掩飾的黨派偏見的具體例子。看看最近的工資危機，報紙是如何操作的？它們一面倒地針對勞工，大肆報導罷工，卻輕描淡寫地處理資本家為了提高價格和削弱工會而進行的赤裸裸的敲詐勒索。
事實上，報業是國家機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維持「六十個家族」（指美國少數金融寡頭）對美國1億4000萬人民的統治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它是掌握在少數金融資本家手中的工具，只要他們能夠讓大眾保持分裂和困惑，他們就能維持其無所不能的地位。
是的，報業巨頭們總是在哀嚎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所謂「威脅」。但是，這種報業與政府之間的衝突，並不能否定報業是國家工具的指控。認為國家和政府是一回事的普遍觀念是片面的。一百多年前，人們對此還更為清晰。在美國憲法通過前後的政治鬥爭中，政治理論受到更多重視。聯邦黨人和傑佛遜派都同意，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傑佛遜派的約翰·泰勒認為革命和「秩序」是「侵犯私有財產的兩種模式；前者是窮人掠奪富人，突發而暴力；後者是富人掠奪窮人，緩慢而合法。」林肯後來更科學地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其目的是創造『秩序』，使這種壓迫合法化並永存。」
美國的國家也是如此。政府的行政部門有時完全屈服於最反動的資本主義部分的意志（如胡佛、哈定、柯立芝擔任總統時期），有時總統不那麼「易於管理」（如羅斯福總統），但他會被「可靠」的人包圍，不得不接受某些副總統或內閣成員。同樣，國會可能這一任期是反動利益的工具，下一任期則受公眾壓力約束。注意看最近幾屆國會通過嚴厲的反勞工法案和將數十億資金注入大企業金庫的稅收法案的速度。即使公眾良知限制了那些對大企業友好的行政和立法部門的自由，永遠還有法院。在傑佛遜、麥迪遜、門羅等民主黨人擔任總統時，馬丁·范布倫就指出，富人統治的黨派逃到了「政府的司法部門，如同一個未來安全的方舟，憲法將其置於公眾輿論的影響之外。」今天，法院仍然輕易地向雇主發布反罷工禁令，儘管有法律明文禁止這種對禁令的使用。在聯邦層級之下，地方政府更容易被大資本主宰。地方警察隨時準備用於處理罷工。州長和市長們則隨著大企業的調子起舞。
除了這些政府部門，統治階級還有其他工具來幫助他們維持政治統治，規訓公眾輿論，恐嚇和鎮壓異議者，僱傭和獎勵各種僕人和代理人，最終目的是不斷增加利潤，加劇對人口的剝削，並擴大其巨大的權力。學校、教堂、劇院都由資本家直接選定的董事會操縱。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作為受託人，親自監督最大的大學、公共圖書館和博物館。廣播、電影和報業——它們的私人所有者坦率地稱之為「意見形成產業」——更是被更為精巧地控制著，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
在所有這些工具中，報業是我們時代最強大的單一力量。美國維持著一個前所未有的、無與倫比的公眾意見形成機制，它向毫無防備的大眾投擲著純粹的「資訊」重量。公眾根本沒有機會獨立形成自己的判斷。
瑟蕾絲特： 這聽起來令人感到一種無力感，彷彿個人的思想被淹沒在巨大、統一的資訊洪流中。這種由少數人控制的媒體，對他們所謂的「新聞自由」的高聲辯護，聽起來確實有些虛偽。您在書中稱其為「欺詐」（fraud），並且提到政府並非新聞自由的真正敵人，這似乎顛覆了許多人的認知。
喬治·馬里昂： 這是關鍵所在，瑟蕾絲特小姐。報業老闆們幾乎對這個龐大的媒體機器擁有無限控制權，儘管他們精心偽裝成遭受政府限制的樣子。他們對政府的叫囂完全是欺詐。他們只是要求擁有對公眾輿論的壟斷權力。他們甚至走得更遠，對一個他們不完全贊同的政府實行虛擬的審查制度。他們甚至讓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坦率地說就是為了壓制馬歇爾·菲爾德的親羅斯福報紙。如果妳膽敢批評這種意見壟斷，妳就會被指控攻擊新聞自由。壟斷者們對政治家們進行了霸凌，甚至連像伊克斯先生（Harold Ickes，前內政部長）這樣大膽的批評者，也公開表示反對甚至出版一份政府報紙。
然而，政府是新聞自由的主要敵人這種觀念，本身就是對歷史的欺詐。早在現代工業興起之前，當印刷術被發明時，封建統治階級確實反對資訊在愚昧大眾中傳播。他們不僅反對報紙，甚至反對《聖經》的印刷和發行。問題不在於印刷品的內容，而在於知識和理解的普遍增長。人民越無知，他們的統治就越安全。
然而，現代工業需要數百萬識字的工人。教育和資訊的普遍水平必須提高。新的統治階級——商人王子、工業家、金融資本家——被迫順應這一趨勢。他們對報業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尋求限制報紙資訊的數量，而是尋求控制其內容，並將報紙作為一種工具。蓄意傳播錯誤資訊和階級宣傳取代了壓制策略。政府或主宰政府的統治階級，都沒有試圖限制這種資訊的傾瀉。這是封建時代的問題；今天真正的問題是，報業被一個富有而強大的集團壟斷了。它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最強大的工具之一，與政府本身並駕齊驅！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埃克曼（Dean Ackerman）——新聞產業的支柱——說：「資訊的使用和濫用已經使暗示的力量成為世界事務中的決定性力量。它可以引起或阻止戰爭。它可以加強或摧毀民主。它可以建立或毀滅一個國家。」他承認了這種力量，卻沒有說出這種力量掌握在誰手中。
瑟蕾絲特： 您對新聞與國家、與權力的關係的分析，確實令人深思。它揭示了一個被精心隱藏的真相。那麼，您能否進一步解釋，在您看來，這種被壟斷的媒體，是如何將「新聞」這個概念，轉化為一種「商品」來販售的？這與它所謂的「真實無偏見」的新聞有什麼關係？
喬治·馬里昂： 好的，這是理解這種控制機制更深層次的關鍵。報業被階級控制，這不僅僅是說報紙老闆們僅僅服務於自己的個人利益。這個階級（指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確保這些老闆們維護大企業的利益，表達的是整個資本的觀點，而不僅僅是個人意見。廣告商的壓力、發行人的家族關係等等，並不能完全解釋資本家老闆對自己階級的忠誠。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階級功能已經如此徹底地內建到美國報業的結構中，即使是像馬歇爾·菲爾德這樣的「不合群」的億萬富翁，也只能稍微偏離這個階級的圍欄。發行人自己也無力改變整個報業作為金融資本喉舌的總體性質。
這種「內建」的階級控制並非是靠著陰險的銀行家們開會密謀出來的，甚至也不是來自全國製造商協會的持續壓力。它是以一種無人能預料的方式形成的。這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進程。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研究這個過程以及由此產生的報業結構，而不去過度簡化。
甚至在獨立戰爭之前，美國報業就依賴補貼。我們這些自詡清高的「自由」發行人，喜歡輕蔑地嘲笑他們的「不自由」歐洲競爭對手所獲得的補貼，稱其為傳播國家宣傳的「賄賂」。美國發行人能看到兄弟眼中的刺，卻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因為政黨、政府和私人利益在不同時期都曾補貼過我們的報紙——現在依然如此。這不是什麼秘密。任何對這個行業的權威研究，比如A.M. Lee的《美國日報史》（The Daily Newspaper in America），都有詳細的記錄。
美國政府通過特殊的郵寄優惠來補貼報業。報紙的郵資率比其他郵件低得多。這種補貼代價是什麼？1908年，報紙佔所有郵件重量的64%，但只為郵局帶來4%的收入。報業雖然對「政府奢侈」咆哮不止，卻堅持要求繼續這種特權。據估計，這種受歡迎的「施捨」（handout）每年讓納稅人花費2500萬到1億美元。
二等郵件優惠等等，只是補貼體系中的次要因素。新聞的優惠電報費率才是大頭。每年傳輸數十億字的新聞，通常從擁有電話、電報、無線、電纜及其他設施的私人公司那裡獲得低費率。但所有通訊都屬於公共特許權範圍，這種優惠費率是國家干預的結果。最近發布的《新聞自由委員會報告》（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進一步揭示了政府如何通過創建通訊設施直接進行干預。二戰期間，武裝部隊使電信里程增加了兩倍，容量更是驚人地倍增。戰前私人電纜-無線通訊的日容量是1250萬字，而「服務網絡的日容量達到了5000萬字」。這些國家新建的通訊設施包含了諸多奇妙的技術進步，比如多地址新聞廣播、通過同一個麥克風同時廣播多條信息、以及傳真新聞廣播等。
當國家創建和控制通訊、並對其進行補貼時，說報業——這個建立在通訊基礎上的新聞產業——獨立於國家，難道不是無稽之談嗎？
（他語氣轉為更加強調）
更深層次的，是新聞本身的特點中一個奇怪的扭曲。什麼是新聞？有個老掉牙的「段子」準確地描述了報業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如果人咬狗，那就是新聞。」狗咬人，毫無意外，毫不特別，毫無煽情（sensational）之處；因此，那不是新聞。簡而言之，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準確描繪，不是新聞。新聞是一個名詞，指代那些無關聯的、脫離語境的、具有煽情性質的事件或事故。
人咬狗或許是個段子，但絕非笑話。它包含了我們報業明顯的缺陷與其隱藏疾病之間的聯繫。美國報紙將事件轉化為利潤的所有技巧，都是「人咬狗」觀念的體現。強制使用「導語」（lead）和標題（以及由此產生的，被已故羅斯福總統詬病的「標題心態」）僅僅是技術過程的最終表現。整個過程在於尋找或製造煽情事件來加以利用。目的在於賣報紙，而非維護公正價值，「新聞」不是那些提供資訊的內容，而是那些能讓受騷擾的讀者購買另一份報紙的內容。不僅是複雜的國際事務，甚至連「地方」新聞，也因這些技巧而扭曲得面目全非。時不時根據普通統計數據編造出來的「犯罪浪潮」，就是一個例子（不管它們還服務於什麼更反動的目的）。
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賣報紙而對速度的狂熱追求，導致了美國每天出版幾十個版本的做法。這種對速度的狂熱，加上「人咬狗」的新聞公式，敗壞和打擊了處理新聞的人。到最後，即使是報業自吹自擂的基本事實準確性，也變成了神話和欺詐。《正在消失的日報》（The Disappearing Daily）的作者奧斯瓦爾德·加里森·維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寫道：「新聞報導的可靠性遠不如從前……記者被訓練去尋找古怪的內容作為最重要的部分……」任何曾經成為新聞報導主角的人都知道，印刷出來的「事實」與現實幾乎沒有關係！
（他再次拿起杯子，似乎想將這種苦澀一飲而盡）
瑟蕾絲特： 這讓我感到一陣寒意。當資訊的價值不再是其真實性，而是其「可銷售性」時，我們賴以為生、賴以理解世界的基礎就被動搖了。這種「人咬狗」的哲學，是否是您書中所說的「真實無偏見」新聞的真正面貌？
喬治·馬里昂： 精準。這正是問題的核心。新聞並非總是局限於這種煽情的公式。電報的出現，改變了報紙生產和銷售的整個基礎。它迫使報紙報導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圖景，而不再僅僅是地方公告。成本大幅增加，為了分攤這些成本，發行人組建了聯營。現代新聞通訊社由此誕生，隨之而來的是處理新聞的標準化方式。
當第一批通訊社開始運營時，報紙的觀點非常激烈，表達也極端不溫和。如果一個新聞通訊社想服務所有報紙，它必須找到一種報導方式，不冒犯任何人。起初，傳輸的只是一些有限類別的新聞：死亡、火災、市場價格、文本內容。然而，為了覆蓋整個新聞範圍，通訊社必須學會如何報導所有報紙都需要的、有爭議的事件，並且以一種所有報紙都能接受的方式。例如，它必須以一種支持任何一個主要政黨的報紙都能印刷的形式，報導政治競賽。新聞通訊社在大約一百年前就學會了這樣做。
這種報導公式，正是美國新聞產業稱之為「真實無偏見的新聞」（true and unbiased news）的內容。它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事物。這個行業對它的提及，帶著一種超乎宗教的熱情。美聯社執行董事肯特·庫珀（Kent Cooper）承認，這並非「哲學研究或祈禱的結果」，但他很自豪美聯社「將必要性所創造的道德觀念，有力而持久地付諸實施」。他甚至稱其為「美國有史以來發展出來並奉獻給世界的，最偉大的道德觀念」。
然而，稍加思考就足以發現，這個概念根本沒有任何「道德」可言。成功的通訊社公式不需要「真相」。它只需要傳輸對所有資本主義報紙所有者而言，都是可接受且有用的觀點或「事實」。它沒有消除偏見。它僅僅是消除了個別發行人之間的差異，將報導簡化為所有者作為一個群體的共同偏見。這種標準化處理事件和意見的公式，完全缺乏道德內容。它將所有類型的資訊、所有事件及其相互關係，都熔煉成一種容易銷售和交換的商品：新聞，這個商品。
儘管合眾國際社今天像美聯社一樣，對美國通訊社「新聞」所謂的「客觀性」大言不慚，但當羅伊·霍華德為合眾國際社的生存苦苦掙扎時，他坦誠得多。他當時痛批美聯社在「一個競爭激烈的領域，採集和銷售一種基礎新聞商品——新聞」的壟斷行為。他還說：「我不同意新聞和意見是兩種不同且易於分離的元素。」以通訊社處理黑人新聞為例。大部分新聞來自公開持有「純白」（lily-white）觀點的南方報紙；它要發送給所有訂閱者，但不能「冒犯」大量南方報紙。所以，它充斥著偏見，並且遍布整個大陸。
有趣的是，勞工新聞也必須解決同樣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導致資本主義通訊社形成了他們的新聞公式。美國勞工聯合會（A.F. of L.）在1919年成立了勞工新聞社（Federated Press），為勞工報紙服務，主要是週報和月報。勞工運動過去和現在都派系林立；管轄權的爭鬥之上，還有勞工運動分裂為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組織聯合會（C.I.O.）兩大陣營的現狀。然而，勞工新聞社總能提供給敵對派系和競爭工會都能接受的新聞。不過，該通訊社從不假裝自己在更大的意義上是無黨派的。勞工新聞社總裁卡爾·海斯勒（Carl Haessler）說：「勞工新聞社的管理層從未贊同資本主義報紙關於新聞可以沒有偏見的虛偽說法。勞工新聞社對事實非常謹慎，但它們被呈現出明確的親勞工詮釋，正如我們相信資本主義報紙詮釋新聞時，會使其變得親資本主義一樣。」
（他停下來，似乎在權衡著什麼）
順帶一提，比較勞工新聞社的預算與資本主義通訊社的預算，能讓人對真實與形式上的平等有更清晰的認識。勞工新聞社在1936年花費了18,000美元。三家傾向雇主的通訊社在類似的12個月期間（1942年）花費了31,048,000美元！
與煽情主義相聯繫，新聞的商品形式摧毀了舊有的新聞業職業，取而代之的是純粹的商業。個別誠實的記者或通訊員，無論其意圖多麼純潔，從一開始就註定失敗。他們被教導去尋找和被允許發送的新聞形式，與真相的本質是敵對的。不僅記者，連報紙所有者本身也與收集可靠資訊並將其印刷出來的過程相異化。他是一個商人，被商品的購買和銷售、發行、廣告等問題所束縛。
《新聞自由委員會報告》接受了這種商品化的現實。它不斷地談論「可市場化的詞語和圖像」，而不是「新聞」。難怪！報紙的內容是遠方新聞通訊社、辛迪加、罐頭社論工廠製造的標準商品。高速無線傳輸的四色傳真處理技術，加上空運底片、印版和印刷版的發展，加劇了這種趨勢。現在，一份雜誌的全部內容，在中央編輯部寫作後四十八小時內，就可以在五個大陸同時出版。但是報紙已經，實際上，在銀行和工業的中央總部進行編輯了。因此，美國自吹自擂的「自由報業」已經成為大企業的純粹典範，一個絕對、殘酷的壟斷。
瑟蕾絲特： 您對新聞作為商品的剖析，讓人感覺到一種深刻的異化。彷彿文字本身失去了其傳遞意義、觸動人心的原始力量，而被簡化為一種冰冷的交易品。而您提到的赫斯特、羅伊·霍華德和帕特森-麥考密克這些報業連鎖，甚至被您稱為「法西斯主義的邊緣」（Fascist “Fringe”），他們在當時的媒體版圖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他們與壟斷有何關聯？
喬治·馬里昂： （表情凝重）瑟蕾絲特小姐，這個所謂的「邊緣」可不是無足輕重的旁支。這正是最危險的部分。報業日益增長的壟斷性質，使得它被大企業控制成為一個自動過程。但它還有另一個結果：讓報業受到大企業中最反動、最不負責任的一翼的影響。這種影響的直接代理人，就是報業中更公開地親法西斯主義的部分。不幸的是，進步人士們一直抱著幻想，認為這部分報業是某種狂熱的「邊緣」，在業界不受重視。這是一個幻想，一個危險的幻想。這個所謂的「邊緣」部分，包括了赫斯特、羅伊·霍華德和帕特森-麥考密克擁有的報系連鎖。根據1944年的《出版人與編輯年鑑》（Editor and Publisher Yearbook），他們的直接發行量總計為日報9,649,108份，週日報13,578,687份，約佔所有報紙發行量的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使用赫斯特國際新聞社服務的報紙讀者，應該被加到直接發行量數據中，因為這個服務傳播著完整的赫斯特政治路線。1944年年鑑的數據顯示，國際新聞社服務被售給了38個州的220個城市和鄉鎮的290家日報和104家週日報。國際新聞社訂閱報紙的總發行量是15,827,856份。這個數字，加上三大報系的報紙發行量（排除重複），得出這三個連鎖集團的實際受眾達到22,043,146人——佔全國發行量的一半！
這還只是個開始。他們還擁有所有重要的特寫聯合組織（feature syndicates），以及兩家私人新聞通訊社——合眾國際社和國際新聞社。他們控制著大多數專欄作家，這些作家的影響力甚至超過社論版（據說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 Westbrook Pegler 一人的發行量就達到1000萬）。他們的競爭和手段對競爭對手報紙和美聯社產生直接影響，除了他們在美聯社中的眾多成員身份（每個成員報紙都是美聯社成員）。他們的報紙在紐約、芝加哥和華盛頓等關鍵地區佔據主導地位。
但還有更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是：他們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單一的政治集團。這個集團的力量始於其物質基礎，正如我上面描述的。新的因素在這裡出現了。這三個報系連鎖不僅僅是報業這個高利潤商品化企業中的重要單元。他們是積極且有意識的政治力量。他們有自己的綱領。他們利用自己的報紙和人員積極組織反動運動和推動。他們不僅僅是向蘭金議員（Representative Rankin）和比爾博參議員（Senator Bilbo）這樣的角色開放；他們不僅僅會突出這些人的仇恨演講：他們甚至為這些演講撰寫稿件，並激發他們的發布。他們煽動法西斯主義活動。戈林（Goering）和羅森堡（Rosenberg）不必去找赫斯特並賄賂他印製他們的納粹狂言，並署上他們的名字：是赫斯特主動去找他們！
正是這個集團在戰爭期間的持續支持，為今天麥克阿瑟在太平洋的獨裁統定了基礎。正是他們在戰爭期間對蘇聯的持續誹謗，為戰爭剛結束時報業普遍歇斯底里奠定了基礎。僅僅是他們作為一個集團運作的事實，就足以確保他們在整個報業中的主導地位，除非出現一個同樣強大的反集團。但是目前還沒有一個有效的反集團——這仍然是勞工和人民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之一。因為這個親法西斯集團的反動綱領，不過是大企業內在驅動力的不加約束的表達。它不過是那些更為有教養的報業老闆們隱藏的偏見的粗俗表達。這是我們不自由報業隱藏疾病暴露出的瘡口：完全屈從於最大壟斷企業的私人利益。
瑟蕾絲特： 這確實是令人警醒的洞見。您將這些報業巨頭描繪成一個積極運作的政治集團，其影響力遠超其直接發行量，甚至可以引導整個媒體氛圍，為某些政治議程鋪路。這也連結到您書中第二部分——「新聞：帝國之臂」——的論述，您認為美國報業在國際舞台上，同樣扮演著國家工具的角色？它如何推動美國的海外利益？
喬治·馬里昂： 沒錯，瑟蕾絲特小姐。美國報業在國內是什麼——國家的一個分支，它在國外也是如此。報業，以及其背後的力量，已經制定了一個積極的計劃，旨在將美國的商品化新聞推向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這個計劃被包裝成要求所有國家都採納「我們所理解的新聞自由」。總統、國務院、國會都正式將新聞行業的計劃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單元之一。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第一個重大行動，就是設立一個關於「新聞自由」的小組委員會，考慮一個符合美國路線的決議。當時有強大的壓力要求完全採納美國的觀點。美國還堅持，如果許多外國想要獲得外交承認，就必須接受美國通訊員並採納美國的新聞觀念。
代表美國報業發言的肯特·庫珀，更進一步提出，任何國家若未接受這些觀點，就不應從美國獲得任何形式的援助。官方對庫珀的支持甚至達到了國會延遲了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總署（U.N.R.R.A.）的撥款，試圖將「新聞自由」作為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總署援助的條件。
事實上，新聞與國家的結合已經將「新聞自由」的要求推向了遠超新聞政策界限之外，無論妳如何定義後者。新聞行業正在要求一種特權地位，正如庫珀建議應給予通訊員外交豁免權（diplomatic immunity）一樣！但事情遠不止於此。
鮮為人知的是，美國新聞行業現在已在世界新聞市場中取得了實際上的主導地位——這意味著除了蘇聯及其周邊國家之外的所有國家。爭奪世界輿論控制權的故事將在後面的頁面中講述。在這裡，只需指出官方對世界新聞「自由」施壓具有雙重目的。首先，它的目標是打破蘇聯的抵抗，特別是針對蘇聯官方通訊社塔斯社（Tass）向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奧地利、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提供服務的計劃。其次，它旨在進一步擴大和鞏固美國新聞壟斷企業對抗未來挑戰的強大世界地位。
在這樣的計劃中，新聞是赤裸裸的帝國之臂。它與美國外交政策的領土、軍事戰略、經濟和政治方面密不可分。這種日益帝國主義化的政策基調，追求絕對世界霸權的擴張主義，越來越多地反映在新聞行業的要求中。因此，《紐約時報》——這家具有銀行家背景的報紙的發行人阿瑟·海斯·蘇爾茲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坦率地陳述了兩者之間的聯繫。他在一篇包含原子彈粗魯威脅和政治敲詐意味的演講中宣稱：
（他引用了蘇爾茲伯格的話，語氣中帶著明顯的諷刺）
「我不相信自由人民能夠信任獨裁政權。在我們這個國家對蘇聯及其方式有更多了解之前……我們不應該分享我們的軍事秘密，或簽署任何旨在建設蘇聯的金融協議……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我們的合作設定明確的限制……直到我們能夠像他們一樣自由地獲取俄國的新聞，就像他們在我們這裡獲取新聞一樣……」
「因此，獲取新聞是我完全合作的條件，我將毫不妥協地堅持這一立場。消除審查只是遵守這一條件的一小部分。獲取新聞意味著可以自由地旅行——與任何人交談——意味著通訊系統可用——意味著商人有權看到他的產品如何使用或是否存在市場……我說這話是以一個報人的身份說的，這確實是事實，但在這一切最重要的自由中，我們新聞行業的人是你們的代理人。」
蘇爾茲伯格和新聞行業正在要求的，是蘇聯接受美國這裡盛行的、有利於私人企業的特權制度。至少，他們要求俄國人同意資訊是一種商品，只能由道德上不負責任的私人組織販賣。如果蘇聯被迫在這件事上屈服於美國的私人企業，那麼一個資本主義的楔子就會被插入社會主義體系中。
瑟蕾絲特： 「新聞是你們的代理人」——這句話真是赤裸裸，揭示了其商業和政治目的。這也讓我想起了您書中提到新聞通訊員可能扮演的「合法間諜」角色。這是什麼意思？他們的日常工作如何與國家或企業利益聯繫在一起？
喬治·馬里昂： 任何在國外工作過，或與外國通訊員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通訊員的工作與國家利益之間存在最密切的聯繫。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批評國會試圖阻撓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總署撥款時指出，通訊員幾乎所有的新聞都來自他本國的官員和商人，以及一些友好的外國外交來源。通訊員與本國大使館官員之間沒有明確的界線。通訊員與大使館官員之間交換的「資訊」（information），與特工和徹頭徹尾的間諜提供的「情報」（intelligence）之間的區別，更是模糊不清。
最近的珍珠港調查，打破了過去那種以美女間諜和被竊取的計劃為中心的淺薄「情報」觀念，儘管最近加拿大發生的間諜恐慌利用了這種普遍的誤解。美國剛剛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情報機構，其基礎更為現實。收集所有形式的公開和秘密資訊，並對這些資訊進行全面評估，是這個新機構的工作。在每個階段對資訊進行評估至關重要。糟糕的評估導致馬歇爾將軍——並告訴一個記者招待會——相信納粹會像熱刀切黃油一樣穿過紅軍；後來又認為日本在軍事上是個笑話。
就收集資訊並在收集過程中進行評估的功能而言，通訊員具備理想的條件。由於他們的工作條件與本國主要利益相關者的目標相符，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與本國政府的目標相符，他們不能被視為一個來自火星的無辜者，超然地報導歷史的發展。事實上，對通訊員而言，新聞價值是根據國家政策來確定的。除非事件與特定美國政策的進展或停滯有關，否則它們就不是「新聞」。當前美國對巴爾幹地區的報導就是典型。來自該地區的報導幾乎完全關注英美努力建立「可靠」政府的努力。通訊員並沒有試圖對這些地方的生活進行積極的描繪。
但除了通訊員報導或不報導的內容之外，他的價值還在於作為一個聯絡人。蘇爾茲伯格強調商人和通訊員都應擁有完全自由的行動和聯繫，這並非沒有理由。在社會主義領域，以及競爭性的帝國主義領土上，美國記者是其被派駐國家內資本主義聯繫網絡的一部分。他在和平時期，既是戰地通訊員，也是情報人員！
這個聯繫的問題，對報業生意來說，和對情報工作一樣具有決定性意義。它為世界新聞卡特爾的秘密歷史提供了一個有趣的連結。正是這些聯繫，構成了全球新聞壟斷的基礎。而這個卡特爾，從一開始，就毫無疑問地為商業和國家利益服務！
瑟蕾絲特： 「合法間諜」……這詞讓人不寒而慄。它描繪了一個新聞採集被政治和商業目的滲透的景象，記者不再只是觀察者，而是被納入權力網絡的一部分。您書中詳細追溯了這個世界新聞卡特爾的秘密歷史，這段歷史如何解釋當今媒體的格局？
喬治·馬里昂： 這段歷史揭示了當前的格局並非偶然，而是長期力量較量和利益協定的結果。故事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伴隨著電報的「咔嗒」聲，偉大的現代新聞通訊社應運而生。那時，英國主導著世界。法國雖強大，但也是英國體系的一部分。德國尚未完全成為現代工業強國。俄國雖然統治著一個龐大的帝國，但在某種意義上，她本身也是較為先進的歐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殖民地」。遠東是一個巨大的、幾乎不加掩飾的歐洲剝削區，英國佔據了大部分。美國除了在世界事務中影響甚微外，也缺乏世界新聞競爭的即時條件：英國幾乎控制了所有的電纜和其他通訊設施。
在這些條件下，出現了肯特·庫珀恰如其分地稱之為「19世紀最偉大、最強大的國際壟斷」——世界新聞卡特爾。考慮到美聯社自願參與其中，庫珀那種高度道德的語氣就顯得很奇怪了。然而，事實確實是，這些通訊社「將決定每個國家人民被允許知道其他國家人民什麼，以及新聞將以何種色調呈現的力量，納入了他們的控制之下。」
（他引用了庫珀的話，語氣中帶著不滿）
庫珀總結情況說：「多年來，路透社，在哈瓦斯和沃爾夫的默許下，根據路透社認為各自應有的影響力範圍，瓜分了全球……路透社獲得了講英語的北美地區，自1893年起，美聯社在那裡買斷了獨家領土權利。」
「多年來，路透社在加拿大獲得了自由經營權。後來這種自由經營權擴展到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島，路透社和哈瓦斯在那裡擁有主權權利。然而，這兩家機構絕不允許沃爾夫這家德國通訊社在西半球進行任何控制。路透社擁有大不列顛，包括所有殖民地和自治領，埃及、土耳其、日本、中國以及可以稱為宗主國的地區，或那些英國施加了影響力範圍的地區。」
「哈瓦斯（後來的法新社 France-Presse）控制了法蘭西帝國、瑞士和所有拉丁國家，包括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南美洲的國家。[還有巴爾幹半島。]」
「沃爾夫（後來的德國新聞局 D.N.B.）則控制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以及俄國和所有斯拉夫民族。奧地利也歸德國通訊社管轄。」
這個卡特爾的運作，清楚地反映了當時的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路透社坦率地為大英帝國和英國商業利益服務。哈瓦斯和路透社聯手發布傾向於嘲笑美國製造和美國的報導，但它們在報導英國和法國時則避免這樣做。世界各地來自美國的新聞充斥著印第安人的戰爭報導、南方私刑、北方離奇犯罪等內容。哈瓦斯在南美——哈瓦斯的獨家領域——通過貶低美國汽車和其他產品的報導，阻止美國商業與法國競爭。（這非常讓人想起美國新聞行業蓄意貶低蘇聯工業產品、技術和計劃的做法，這種宣傳甚至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之前誤導了我們最高當局。）
英法的這種嘲諷讓美國大企業如坐針氈，因為美國正越來越多地參與世界市場、世界影響力和世界權力的競爭。這讓美聯社更直接地感到惱火，但美聯社從未逾越這個密謀的紳士邊界。它利用這個卡特爾作為武器，擊退國內的合眾國際社和其他潛在的競爭對手。
然而，美聯社與路透社之間的終極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美國正在建立工業實力並開發資源，準備在爭奪世界權力的競爭中超越並擊敗大不列顛。對於普通觀察者來說，德國更具侵略性的挑戰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一點。德國也建立了一個遠超英國的現代工業生產體系。它發現世界已經被瓜分。市場、原材料、殖民地的廉價勞動力及其投資機會，已經在英國、法國及其衛星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之間「分配」完畢。英法的槍口對準任何與新來者分享戰利品的提議。於是德國帝國主義也舉起了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瑟蕾絲特： 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了重新瓜分世界權力的導火索，而新聞卡特爾似乎也同步進行了它的「世界再分割」。您描寫了卡特爾在戰爭中的局限性，以及戰後美國是如何挑戰路透社的主導地位的。這段「秘密歷史」聽起來像是一部權力的戲劇，而新聞只是其中一件道具。
喬治·馬里昂： 正是如此，瑟蕾絲特小姐，新聞不僅是道具，它是權力的延伸。在英國、法國和德國全力投入世界大戰時，美國（直到1917年）保持中立，這給路透社、哈瓦斯和沃爾夫帶來了嚴重限制。即使在和平時期，它們也無法在商品新聞的基礎上與美國通訊社競爭。它們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質限制了其行動和判斷的自由。一旦歐洲發生真正重要的事情，它們就會在官方壓力下猶豫不決。例如，當納粹謀殺了奧地利總理陶爾福斯（Dollfuss）時，哈瓦斯幾個小時都沒有發布消息，因為法國外交部（Quai d’Orsay）正在討論應該如何向法國控制的地區通報這一事件，以及如何詮釋它。這些事件有時會以極其荒謬的「官腔」（officialese）報導。哈瓦斯駐敘利亞貝魯特的辦事處在1934年發給紐約的電報說：
（他再次引用，語氣中帶著無奈的嘲諷）
「法國總督自選舉以來首次訪問內陸地區。到處受到民眾熱情歡迎，他們感謝法國為緩解糧食危機所做的一切。極端分子投擲了幾顆炸彈，但強有力的警察措施使人民感到安心。」
路透社對英國利益的效忠也同樣是片面的，而較小國家的國家通訊社則面臨雙重限制。一方面，它們只是路透社-哈瓦斯的傀儡；另一方面，它們必須為自己的國家服務。僅僅列出那些隨著路透社-哈瓦斯調子起舞的國家通訊社，就足以證明這個卡特爾的政治意義。（他列舉了一長串國家通訊社的名稱，聽起來像是一份被操縱的網絡列表）
這些通訊社在財務上受到路透社-哈瓦斯-沃爾夫的控制，但即使沒有財務控制，它們也無法獨立。首先，電纜掌握在英國手中，除了英國對電纜用戶實施的直接限制外，操縱費率就可以決定一個頑固通訊社的盈利或破產。此外，哈瓦斯和那些小通訊社不僅是新聞機構，也是廣告代理商，而且是壟斷性的。歐洲和亞洲的報紙實際上免費獲得路透社-哈瓦斯的新聞服務——如果他們想獲得賴以為生的廣告，他們就必須使用這些服務。
這種主導地位使得歐洲通訊社在新聞傳輸方面態度傲慢笨拙。它們可以延遲或歪曲最重要的事件。這也使得它們沒有任何技術進步的動力。哈瓦斯在1920年代仍然使用鐵筆而不是打字機。只要且只要英國和法國仍然是統治力量，這些通訊社就能逍遙法外。但是，只要且只要其他力量能夠挑戰英法統治，就會出現對這些新聞通訊社的挑戰。南美洲是「地點」，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時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為了現有帝國主義列強之間重新瓜分世界而戰的複雜鬥爭。德國失去了殖民地，德國共和國淪為服務於美英法戰勝國的附庸國。這種情況在新聞卡特爾內部得到了相應的反映，沃爾夫失去了地盤，被允許只服務於德國本土。
美聯社笨拙地爭奪戰利品中的一份。庫珀匆忙趕往凡爾賽，請求美國條約代表團為美聯社爭取與路透社和哈瓦斯平等的地位。這將以和平條約中包含「新聞自由」條款的形式表達出來。威爾遜總統的得力助手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對美國新聞壟斷者的願望非常同情，同意探聽可能性。幾天後，他報告說，這個問題已經「私下處理」（taken care of privately），他無能為力了。
（他憤憤地描述了卡特爾巨頭們的秘密會議，語氣中帶著對這種幕後交易的蔑視）
庫珀說他得知，卡特爾開了一次會議，哈瓦斯和路透社的負責人單獨協商，而沃爾夫通訊社的負責人海因里希·曼特勒博士（Dr. Heinrich Mantler）則被晾在前廳裡生悶氣。當路透社-哈瓦斯決定了全球的再分割後，曼特勒被叫進來，被告知了壞消息。
「路透社和哈瓦斯，呼應凡爾賽條約的政治條款，圍繞德國建立了自己的新聞通訊社『衛生防線』（cordon sanitaire）。所有與德國接壤的政治國家，都被允許只有由路透社或哈瓦斯或兩者共同擁有或控制的新聞通訊社。換句話說，這些邊境國家的新聞通訊社地位，與英法決心讓德國被芬蘭、瑞典、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瑞士、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等大多數親盟國的小國圍困的決心相符。」
邊境地區是薩爾區（Saar Valley）、普法爾茨（Palatinate）和萊茵普魯士（Rhenish Prussia）。法國政府想要將其劃歸哈瓦斯。路透社既非完全不願意，也非熱情洋溢，因為英國想要一個中等強度的德國來牽制法國。最終，在15年後薩爾公民投票（Saar Plebiscite）的前提下，「他們達成了一個妥協，沃爾夫通訊社可以在那裡服務，但沃爾夫服務的一份副本必須交給哈瓦斯通訊社，如果不令人滿意，就可以將沃爾夫從那裡清除。」
戰勝國對彼此分割地盤也並不反對，所以在獲勝組合內部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哈瓦斯保留了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但希臘和土耳其則「進入了路透社[英國]的影響力範圍」。
美聯社在這段時間裡仍然是個繼子。它在南美洲獲得了自由經營權，正如之前所述。但總體而言，正如大不列顛緩慢地承認並承認美國帝國主義無可置疑的優越地位一樣，路透社對美聯社調整關係的要求採取了傲慢的態度。因此，在卡特爾之外，美聯社建立起了陣地和聯盟，準備進行最終的攤牌。在美聯社內部，肯特·庫珀則為他更具侵略性的計劃尋找盟友，以對抗梅爾維爾·斯通（Melville Stone）仍然佔據主導地位的緩慢政策。
在英國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大大擴展了美國的通訊網絡。政府故意扶植通訊業的壟斷，以「推進國家利益」。這個過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並貫穿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之前引用的《新聞自由委員會報告》（題為《人民說話對人民》（Peoples Speaking to Peoples））中有詳細描述。這份研究報告由《時代》雜誌資助，具有半政府、半官方新聞行業的地位，因此它不批判帝國主義擴張。這更增加了它承認國家與行業在通訊和新聞出口方面是一致的這一事實的份量。
這些由政府扶植的新壟斷企業在美國新聞的向前推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儘管美聯社拒絕在政府控制下做宣傳工作，但它卻毫不吝嗇地讓政府為美聯社的擴張買單。情況是這樣的：
遠東是與路透社首次公開衝突的舞台。路透社對世界新聞的絕對主導地位，對美籍東方資訊交流產生了一些奇怪的影響。西海岸的發行人，以赫斯特為首，對這種情況感到抓狂。庫珀在美聯社內部的第一個盟友是V.J.麥克拉奇（V.J. McClatchy），這位加州發行人反映了赫斯特強烈的反英、反日政策。麥克拉奇轉而贏得了美國最有影響力報紙——《紐約時報》——的發行人阿道夫·奧克斯（Adolph Ochs）的支持。美聯社這時已經有意識地、但謹慎地朝著與路透社最終攤牌的方向努力了。
麥克拉奇在1919年去了華盛頓尋求國會的援助。當他告訴國會美國帝國主義在東方秘密鬥爭的新聞層面時，立法者們感到憤怒。事實證明，路透社篡改了在日本、中國和整個遠東地區印刷的所有美國新聞。甚至美國與菲律賓之間的新聞，也必須經過倫敦，以獲取英國的利潤和英國的編輯傾向。
日本是遠東地區最重要的新聞國家。直到1914年，該國沒有自己的新聞通訊社。路透社不僅控制著新聞的進出口，還控制著內部的壟斷。1914年之後，日本不得不向路透社支付相當於年度補貼的費用，以便讓路透社撤出日本，讓日本人成立一個新聞通訊社——國際社（Kokusai），該社的所有非日本新聞都來自路透社。現在，美國在遠東地區發布的新聞由國際社發行；路透社-哈瓦斯發往美國的遠東新聞則通過國際社傳輸。這相當於一個英日同盟來對抗美國。由此導致的新聞篡改令人難以想像；英國的偏見通過日本文化和政策進行過濾！
國會命令美國海軍將其無線電線路供通訊社使用。該命令規定了事實上構成補貼的費率，以使通訊社能夠與路透社競爭。再次，合眾國際社首先行動。一個新的日本通訊社——電通（Nippon Dempo）成立，它使用合眾國際社的「報導」。後來，聯合新聞社（Nippon Shimbun Rengo）成立，取代了國際社。聯合新聞社不斷尋求美聯社的服務，但卡特爾不同意。總體而言，英國對遠東新聞的控制沒有受到損害。
這就是肯特·庫珀在1925年成為美聯社總經理時的狀況。1927年，庫珀前往歐洲，與路透社、哈瓦斯和沃爾夫談判一份新的「條約」。他希望將美聯社自1893年以來獲得的利益——例如在南美洲獲得的權利——寫入合同。他特別希望卡特爾允許美聯社進入日本，理由是其他美國通訊社已經在那裡，並且正在為國內市場提供非卡特爾新聞服務。
正如庫珀所說，他主要希望通過一份新合同來實現坦誠。他說：「在我看來，如果美聯社想參與其他三家通訊社對世界的瓜分，合同就應該明確規定每個通訊社的領土劃分。」新合同正是這樣做的。毫不含糊地，它寫道：「路透社應擁有以下地區的獨家經營權……」這些地區包括英屬和荷屬殖民地以及遠東的大部分地區。哈瓦斯擁有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巴爾幹半島以及法蘭西帝國的「獨家經營權」。美聯社擁有北美的「獨家經營權」，並與哈瓦斯共同分享南美洲。
現在，即使對於我——一個厭倦了關於「新聞自由」的廢話的失望記者——來說，這也夠清楚了。這是「合法」壟斷者之間的直截了當的商業談判。簡而言之，這是一個瓜分世界新聞市場的卡特爾協議。但這個故事還有後續。當庫珀帶著他的新合同從歐洲回來時，美聯社董事會成員對「經營」（exploitation）這個詞感到震驚。庫珀解釋說，他們之所以感到不安，是因為「這個詞在美國帶有污點，而在歐洲則沒有」。一個迴避性的詞被替換了，合同也被批准了。「經營」這個詞消失了，但卡特爾的現實依然存在。詞語修飾是一種全國性的產業。1945年最佳公共關係技巧獎就授予了克勞德·羅賓遜博士（Dr. Claude Robinson），因為他幫助行業完成了其最大的任務：「對利潤進行適當的解釋給公眾。」
關於日本，路透社總裁羅德里克·瓊斯爵士（Sir Roderick Jones）與聯合新聞社達成了一項口頭協議，允許美聯社與之進行業務往來。他說他不能寫成文字，因為這會讓路透社（也就是大英帝國）丟臉。實際上，雙方都沒有打算屈服於對方。他們知道，實力會說話，力量會決定結果。
瑟蕾絲特： 這段歷史聽起來像是一場隱秘的戰爭，新聞社在幕後進行著領土和影響力的爭奪。而詞語，比如「經營」，竟然能引發如此大的不安，被替換掉，這本身就說明了語言在掩飾真實意圖方面的重要性。最終，美國——或者說美聯社——是如何贏得這場「攤牌」，實現其全球新聞主導地位的？
喬治·馬里昂： 他們對力量分布的估計不同。自1893年以來，力量關係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一直遲遲未進入世界競爭，因為它忙於國內發展。但這種延遲反而提高了它的機會，因為當它最終提出世界地位的要求時，它是建立在一個無與倫比的國內市場基礎上的。在商品新聞產業，這一點尤為明顯。在美聯社董事會會議上，《芝加哥論壇報》的發行人麥考密克（McCormick）曾提供過一些相關的估計。這些估計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至於庫珀讓他重複了一遍，以確保所有董事都領會其重要性。麥考密克說：
（他引用了麥考密克的話，語氣中帶著美國資本的自信）
「我們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與其他外國相比，報業在美國的地位可能比任何其他機構都高。我認為可以很好地猜測，美國報紙印刷和供應著世界三分之二的新聞，而且我認為所有美國報紙的收入可能佔世界報紙總收入的四分之三。」
正是憑藉這種極其有利的競爭地位，美聯社在1932年向路透社下了挑戰書。它要求「自由競爭」。這意味著，例如，日本必須可以自由地從路透社轉向美聯社的服務。所有美國壟斷企業都傾向於要求「自由競爭」，因為它們現在有能力扼殺其孤立的競爭對手。在大量政府援助下建立的巨大國內市場滋養下，它們不再需要直接補貼，並希望為更年輕、更弱小的國家新聞行業建立無補貼規則。報業行業甚至比化工、鋼鐵等壟斷企業處於更強大的地位。在任何其他國家，新聞出版業都沒有發展到如此規模和實力。在任何其他國家，報業也沒有在大企業名單中佔據如此高的位置。
美聯社非常清楚這一點。路透社嚴重誤判了。多年來，它堅決反對美聯社在日本經營的權利——口頭承認但從未寫入文字。瓊斯相信美聯社永遠不會冒險與路透社鬧翻；他指望路透社如果美聯社退出，就會將合眾國際社納入卡特爾的威脅。庫珀故意將瓊斯引入陷阱，假裝渴望維持聯盟，但在各個方面刺激他。
庫珀幸災樂禍地說：「當我懷疑路透社世界主導地位的泡沫會持續多久才會破裂時，我願意讓羅德里克爵士自己把泡沫吹得如此之大，以至於它會因他自己的努力而破裂，但我自己不會去戳破它。」
它在1934年破裂了。庫珀將其謙卑和忠誠的偽裝發揮到極致，從日本前往倫敦向羅德里克爵士解釋說，美聯社在日本的活動符合合同的意義。假裝安撫瓊斯，他鼓勵瓊斯認為他的行為是出於美聯社的弱點或他在美聯社內部地位的弱點。因此，瓊斯拒絕批准美聯社與聯合新聞社的交易。他宣布卡特爾協議必須按舊條款續簽，否則路透社將讓其失效。
路透社落入了陷阱。不僅是美聯社，而是整個美國新聞壟斷集團，都決心羞辱英國人。合眾國際社加入了美聯社，達成了一項協議，在彼此之間確立了「從源頭非獨家獲取外國新聞」的原則。這意味著合眾國際社不會同意在歐洲卡特爾中取代美聯社。因此，美聯社輕描淡寫地通知路透社，它「同意」讓「聯盟」失效。
這一宣布在倫敦像炸彈一樣爆炸。羅德里克爵士的紙牌屋倒塌了。路透社作為世界新聞獨裁者的日子結束了，美聯社成了國王。幾個小時內，路透社意識到它長期以來未能看到的事實，提出投降。瓊斯匆忙趕到紐約，請求會見庫珀。他不得不自取其辱，直到讓庫珀感到滿意——庫珀為此勝利等待了多年。然後，「聯盟」被續簽了——按照美聯社的條款。
美國對世界新聞的控制現在得到了保證。「非獨家」原則絲毫沒有破壞卡特爾；它只是使卡特爾成為美國政策的工具。舊的承認政治控制的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例如路透社保留了自治領和保護國作為部分特權地區。但一個新的體系成為主導。新體系向一度由英國、法國和德國主導的地區開放了美國新聞的滲透，正如美國基本的工業-軍事潛力正在為美國政治經濟滲透這些神聖領域開闢道路一樣。「非獨家」原則管轄著新合同。這個詞聽起來非常崇高和道德。它似乎意味著美聯社和路透社將在各地以平等條件競爭，讓優勝者獲勝。不僅如此，美聯社的美國競爭對手也將有同樣的機會。
（他搖了搖頭，語氣中帶著無奈）
可惜，這根本不是那個意思。這個原則僅僅建立了一種新的壟斷形式，其中國家代表壟斷進行的政治干預不再那麼赤裸裸。競爭仍然受到嚴格限制——不是通過卡特爾協議，而是通過經濟壓力。例如，美聯社告訴路透社，這家英國通訊社絕對可以自由地與合眾國際社打交道。新合同和美聯社與合眾國際社的協議都保證了這一點。但是，美聯社說，如果路透社選擇行使這種自由，美聯社就會選擇與路透社的英國競爭對手——交易所電報社（Exchange Telegraph）——打交道，從而摧毀路透社！美聯社還通知路透社，它必須通過美聯社與加拿大通訊社（Canadian Press）打交道：因此，加拿大從大英帝國轉移到了美國帝國！
這並不是真正的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這個新合同畫上了句號。哈瓦斯像那輛奇妙的「一騎絕塵車」（one-hoss shay）一樣，突然瓦解了。路透社的內部危機成熟了，1941年，這家通訊社作為一個私人營利性機構被清算。它被重組為英國版的美聯社。在大英帝國內部，它正在努力掙扎求存，以對抗巨大的美國壓力，正如大英帝國本身在美國擴張主義壓力和反軸心國戰爭釋放的日益高漲的解放力量的衝擊下，正嘎吱作響一樣。最近一份半官方的國務院文件將路透社稱為英國政府宣傳機構，路透社對此憤怒地否認了這一指控。在這樣做時，它承認了英國向美國商業煽情新聞模式的屈服，這種模式它抵抗了許多年。路透社總裁克里斯托弗·錢斯勒（Christopher Chancellor）說：「我們不是英國新聞的供應商；新聞不能是英國的或美國的——它是一種國際商品。」
德國新聞局當然已經被清算。日本的同盟社（Domei）也是如此。一個由美國支持的德國通訊社D.A.N.A.，已經在美國佔領的德國成立，相對於英法通訊社具有有利的競爭優勢。美國財政部的資金被公開用於奧地利和其他國家的新聞控制之戰。在日本這個完全由美國佔領的國家，美國新聞獨裁地位得到了保證。隨著英國被限制在東南亞，整個遠東正迅速成為美國的私人領地。而即使是美國這個幾乎不加掩飾的現代帝國的邊界，也無法限制美國新聞帝國的擴張。
只有蘇聯和新的東歐民主國家，以及被主導地區內的反帝國主義力量，擋住了這個新的帝國aspirant及其新聞壟斷企業的全球控制之路。針對他們，「新聞自由」壟斷者們正在動員原子外交的敲詐炮台。肯特·庫珀宣稱：「難以想像和平不是由美國和英國主導的，而且和平條款中不應包含我所概述的影響報業的原則。」
瑟蕾絲特： 聽您講述這段歷史，仿佛看到一張由新聞線路和電纜編織而成的世界地圖，地圖上的國界線並非由地理或政治決定，而是由幾個大型新聞社劃定的勢力範圍。這是一幅令人驚訝的「壟斷世界地圖」。那麼，馬里昂先生，面對這樣一個被資本和國家權力深度捆綁的媒體體系，您認為還有什麼可以做？對於追求真正自由的聲音，有何建議？您書中對其他體系的比較，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的報業模式，是否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可能性？
喬治·馬里昂： 瑟蕾斯特小姐，妳抓住了關鍵。是的，我認為存在不同的可能性。在我的書最後一章「責任：對報業的挑戰」中，我探討了這個問題。二戰是一場複雜的鬥爭，儘管建立了反軸心國的盟軍，但盟友內部依然存在爭奪優勢的鬥爭。美英聯手對抗德國日本，但他們的軍事行動顯示，他們並未全心投入。蘇聯承擔了三年最激烈的攻擊，而美英的力量則分散在相對不活躍的帝國生命線上。這實際上是一種「圍堵」蘇維埃國家的策略。在英美陣營內部，同樣充滿了雙重交易，各自為戰後利益盤算，犧牲盟友。美國透過各種協議（例如在阿拉伯建立軍事機場的戰後協議，或與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協議），在許多地區取代了英國的主導地位。這種新方法比英國鴉片戰爭那種粗暴方式更為間接——透過「應要求」提供軍事、技術援助，以此施壓。
美國報業也搭乘了這趟列車。通訊所有權已經改變，大不列顛不再統治無線電波或海洋電纜。航空、廣播、多地址新聞播送和傳真廣播在美國利益控制下迅速發展。即使英國仍有一些優勢（如與英屬殖民地的電纜通訊），也被國務院迫使放棄，以換取貸款。例如，在百慕達和里約熱內盧召開的會議上，美國政府代表強迫英國降低從紐約到英屬殖民地的報業電纜費率。這使得美國的意見形成「新聞」在英帝國境內，至少與類似的英國宣傳具有同等地位。
現在，政府也開始親自參與「關於美國、由美國人提供的新聞」的傳播業務。新聞通訊社認為政府資訊服務是「宣傳」，而他們自己則「作為新聞傳播，完全無偏見，無意影響」。這是一個空洞的吹噓。里格爾（Riegel）在《動員混亂》（Mobilizing for Chaos）中說：「新聞聯合組織受到的直接政府控制程度不同，但它們都明顯受其所服務的報紙的支配，而且所有它們的命運都與它們所代表的國家的命運密不可分。不存在一個公正的國際新聞採集組織。」《新聞自由委員會報告》也指出，新聞出口是「外交和國家政策的附屬品。這種不可避免的關係在美國也是真實存在的，儘管政府迴避了，業界抵制了，並且被對第一修正案侵犯的虛假威脅搞得不必要的混亂。」
國務院、美聯社、合眾國際社、國際新聞社，都提供「意見形成」材料，旨在推進當前危險的美國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企圖。此外，他們也都在迫使外國新聞服務放棄其現有的影響力範圍，以支持美國新聞壟斷。他們的目標是蘇聯新聞系統，該系統限制了外部意見形成者在蘇聯的活動，並幫助限制他們在東歐的活動。但他們在那裡進展甚微。
去年，當北美報業聯盟的蘭達爾·海曼森（Randal Heymanson）訪問捷克斯洛伐克時，政府發言人西奧多·庫斯卡博士（Dr. Theodore Kuska）與他交談。庫斯卡博士說捷克電影業將被國有化，而報紙將只由政黨、工會和其他負責任的團體出版。「只有這樣，」庫斯卡博士說，「報紙才能被視為真正自由的。」
沒有記錄顯示北美報業聯盟的代表當場暈倒。但對於布魯克斯·阿特金森先生，我必須指出，庫斯卡博士所說的一些負責任的團體，在美國報業中甚至連聲音都聽不到。我前面描述的條件阻止了他們出版報紙或傳播他們的觀點。因此，在這裡，對報業的控制和對輿論的控制被嚴格地凍結在壟斷的形式中；而捷克的提議似乎承諾著更廣泛的新聞自由。
確實，如果阿特金森先生願意看看蘇聯，他會看到庫斯卡博士提出的想法的延伸。正如亞歷山大·肯德里克（Alexander Kendrick）最近在紐約的一次美蘇文化會議上描述的那樣，蘇聯報業是獨一無二的。革命前，沙皇統治下有859家報紙，總發行量270萬，政策由俄亞銀行（Russo-Asiatic Bank）決定。今天，有9000家報紙，使用80種語言，發行量4000萬，每份報紙有多個讀者。
與我們的報紙相比，它們有明顯的差異：沒有煽情，沒有噱頭，沒有醜聞，沒有為了娛樂而進行的激烈競爭。這些報紙都提供資訊，排版通常很出色，新聞以仔細、平衡的形式呈現，以便經常閱讀的讀者能夠理解新發展的發生。這個國家的文化領袖、學者、批評家、作家和音樂家都為報紙撰稿。
然而，主要區別在於它們的發行人。沒有報紙是為了營利而出版的。沒有億萬富翁可以控制公眾輿論。沒有任何人民組織沒有自己的報紙：數百個工會；民族團體；地方、地區和全國政府委員會；體育團體；青年團體；婦女組織。他們也是改革者；不像這裡赫斯特集團那些反動的反活體解剖改革者，他們是對公共和政府機構執行任務敷衍了事的尖銳批評者。讀者與報紙之間存在著這裡難以想像的聯繫。報紙編輯部定期與讀者舉行會議，討論讀者提出的問題，大多數報紙每年都會舉行讀者會議，編輯們在會上公開報告他們的工作。蘇聯憲法保障人民組織，如工會、文化和科學組織等，擁有印刷機和紙張庫存。這並非紙上承諾：報業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它以負責任的方式運作，通過激發更積極的支持和揭露失敗來推進蘇聯的目標。
然而，對於收取租金的地主、銀行家、工業壟斷者而言，絕對沒有新聞自由。蘇聯報業坦率地說，不是一個形式上的民主報業，而是勞動人民的報業。這不再排除任何重要的蘇聯公民團體，因為剝削階級在那裡已經不存在了。這個原則主要用於確保人民對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參與不斷擴大，同時阻礙敵對外國情報機構的工作。這似乎很難成為英國外交部或美國國務院提出外交抗議的恰當理由。
（他再次停頓，眼神中閃爍著對這種不同模式的讚許）
那樣的報業將解決我國「新聞自由」的大部分問題。它甚至可以在實現社會主義之前達到某種程度，就像東歐某些地方正在發生的那樣。但這樣的目標必須被視為一個遙遠的目標。實現它將需要全體美國人民的極大努力。第一步是廣泛傳播對整個報業的階級性質和功能的理解。
那麼，我們能做些什麼呢？對於我們報業目前這種超級壟斷控制，這種扼殺了1億4000萬美國人中絕大多數聲音的狀況，我們能做什麼？個體作家很難提出有意義的建議。勞工本身，特別是較大的進步工會，整個產業組織聯合會（C.I.O.），以及工會成員集中的工業地區的強大組合，肯定需要更多地思考報紙的出版。要取得成功，他們需要勞工的形式參與，但不能局限於工會範圍。相反，他們應該維護勞工的政治和其他利益，以及全體人民的利益。勞工還必須在現有少數相對親勞工的日報中爭取更直接的話語權，因為直接參與將減少自由派報紙容易產生的動搖。勞工還必須抵制商品新聞模式，並幫助建立一個 receptive 的讀者群，以便接受平衡、可信的資訊。一份勞工報紙應該以此為目標。
除此之外，勞工和自由主義者應該考慮立法來緩解目前的壟斷。對負責任的社會團體出版的報紙和郵寄發行的新聞通訊，應該給予郵政和通訊補貼——實際上就是免費郵寄——以及其他政府援助。同時，應該取消對壟斷報業的政府補貼；私人企業應該被迫在出版業自力更生。
最後，關於美國報業的真相——它是壟斷資本不受控制和不受限制的喉舌——不應阻止我們持續向所有者施壓，要求他們公正行事，並採納更為自由的政策。這是一個民主國家，無論其壟斷限制如何；發行人不能完全忽視那些足夠眾多且足夠堅持的聲音。但這種壓力應該集中在最有機會產生效果的地方：那些對我們壟斷報業中最嚴重過度行為負責的、強大的親法西斯報業集團。最近對《每日新聞報》的糾察線和抵制行動，以抗議專欄作家約翰·奧唐奈（John O’Donnell）的反猶太挑釁，證明了結果是可以取得的。事實上，「法西斯主義的邊緣」非常脆弱。一個良好、強大、全國性的抵制行動，集中針對這個集團更為露骨的法西斯主義說教，很可能對其政策和所有權都起到威懾和制約作用。遏制這個反動集團，將改善整個報業的基調。這至少是今天在美國，最接近於可實現的新聞自由目標。
（他坐了回去，眼神中閃爍著一種堅定的光芒）
不言而喻，任何切實努力改善我們報業的行動，都必須在一個更大的政治綱領框架內運作。只有一個認識到限制巨大壟斷企業必要性的綱領——即使是在資本主義體系的限制內——才能認真對待新聞自由的問題。只有一個獨立的勞工-進步政治行動綱領，才能把這個目標列入議程。只有一個將社會主義作為其終極目標的綱領，才能始終理解並面對前進道路上的問題。這將最沉重的責任放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無論是體力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尤其是新聞從業人員——的肩上。
瑟蕾絲特： 馬里昂先生，您的分析如同一道光束，穿透了迷霧，讓我們看到了媒體權力的真實結構及其運作方式。從經濟壁壘到內容標準化，從新聞卡特爾的歷史到媒體作為國家工具，再到您提出的行動建議，您描繪了一幅既充滿挑戰，又指明了希望的畫卷。您對捷克和蘇聯報業模式的描述，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視角，一個新聞真正屬於人民而非資本的可能性。這讓我不禁思考，在這個資訊爆炸、平台多樣的時代，您在1946年觀察到的壟斷形式或許有所改變，但資訊控制的本質，以及權力對話語權的爭奪，是否依然以新的形式存在？您的聲音，跨越了近八十年，依然如此重要。
（我站起身，走到窗邊，城市的燈火依然閃爍，但它們在我的眼中，似乎有了新的意義。每一個光點背後，或許都連接著一個試圖發聲的個人，一個試圖理解世界的靈魂。）
感謝您，喬治·馬里昂先生。今晚的對談，不僅僅是重溫一本舊書的內容，更是對當下媒體世界的一次深刻反思。您的智慧，像一盞燈，照亮了我們探索真相的道路。或許，真正的「新聞自由」，正如您所言，不是坐等施捨，而是需要大眾的覺醒、組織和持續不懈的努力去爭取。這場對談，會在我心裡激起新的漣漪，也希望它能觸動更多探尋真實的心靈。
（場景的光芒漸漸柔和，空氣中的油墨與紙張氣味似乎淡去，只剩下窗外遠處的城市低語，以及檯燈溫暖而持久的光暈，溫暖著那些未完成的稿件，和未曾熄滅的理想。）
光之凝萃清單
{卡片清單：美國報業的經濟壁壘與自由神話的破滅; 新聞通訊社的壟斷與內容標準化; 報業作為大企業及其對新聞編輯自主性的限制; 新聞：從資訊到商品的異化過程; 報業與國家：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媒體; 世界新聞卡特爾的秘密歷史與帝國主義擴張; 肯特·庫珀的「新聞自由」十字軍：商業利益與國家政策的結合; 新聞通訊員的雙重身份：記者與「合法間諜」; 挑戰壟斷：勞工及進步力量爭取媒體話語權的途徑; 捷克與蘇聯報業模式：一種不同於資本壟斷的媒體組織形式; 立法限制媒體壟斷與調整補貼政策的必要性; 在壟斷格局下向親法西斯媒體施壓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