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摩列特是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風景線,他與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和費爾丁(Henry Fielding)並稱為英國小說的三大巨匠。然而,他的風格卻獨樹一幟。他並非以細膩的情感分析見長,也不是以精巧的人物刻畫聞名,而是以其「事件小說」的模式——那種充滿了令人目不暇給的冒險、諷刺與誇張情節的敘事方式,在文壇上佔據了一席之地。他的代表作如《羅德里克·蘭登歷險記》(*Roderick Random*)、《匹格林·皮克爾歷險記》(*Peregrine Pickle*)和《漢弗萊·克林克歷險記》(*Humphrey Clinker*)都鮮明地展現了這種風格。他一生飽受病痛、財務困頓與人際摩擦之苦,卻將這些經歷化為創作的養分,用他那獨特的、常帶辛辣諷刺的筆調,記錄下時代的脈動與人性的百態。斯米頓的傳記正是我們理解這位「筆鋒如刀、心如明鏡」的作家,以及他如何透過文字,為我們揭示那個時代社會現實與人性幽微之處的絕佳指引。
此刻,我已做好準備,將意識投射回1771年的初秋,義大利里窩那(Leghorn)附近的蒙特諾瓦(Monte Nova)。
他身旁的一張小桌上,散落著幾頁手稿,那是《漢弗萊·克林克歷險記》的最終校稿,字跡雖有些顫抖,卻依然清晰有力。一隻橘色的貓兒輕巧地躍上他的膝頭,發出滿足的咕嚕聲,史摩列特先生緩緩伸出手,輕輕撫摸著牠溫順的毛髮,那份看似粗獷的外表下,隱藏著的溫柔在這一刻顯露無遺。
海面上,幾隻海鳥盤旋低鳴,劃破了空氣中的寂靜。我深吸一口氣,將我的共創者的思緒與我的好奇心融合,輕聲開口,打破這份美好而略帶憂傷的寧靜。
**薇芝:** 史摩列特先生,晚安。這海邊的景色真美,尤其是在日落時分,光線將海面染成一片金紅,仿佛世間所有的喧囂都在此刻歸於平靜。我薇芝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久仰您的大名,特別是對您筆下的世界充滿了好奇。您此刻望著海,思緒是否也像海上的波瀾,層層疊疊,既有激昂也有靜謐呢?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緩緩轉過頭,眼神中沒有絲毫驚訝,仿佛早已感知到我的存在。他輕輕點了點頭,嘴角浮現一絲淺笑,那貓兒似乎也察覺到空氣中的變化,乖巧地趴在他膝上。) 啊,一位新訪客。這蒙特諾瓦的日落確實有種奇特的魔力,它能讓最煩躁的心靈也暫時歇息。我的思緒?
它是否也像一道堅韌的繩索,將您從戲劇的道路上拉回,引導您走向小說創作這條更為廣闊的海洋?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輕輕嘆了口氣,那隻貓兒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情緒,不安地動了動。) 《攝政者》……那是個少年輕狂的產物,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與自我膨脹。當年我滿懷壯志來到倫敦,以為憑藉那點才華,就能輕易征服這座城市。那種被拒絕的滋味,確實是剜心蝕骨的。每一封退稿信,每一個敷衍的承諾,都像一把刀,刺穿了我的虛榮心。那時,我將所有的不順都歸咎於劇院經理的偏見,甚至上升到民族對立的高度——「我的不幸悲劇正在為班諾克本(Bannockburn)付出代價!」我曾如此憤憤不平地向朋友抱怨。
然而,事後回想,那何嘗不是命運的另一種指引呢?戲劇要求精煉與集中,而我的天性卻是奔放與廣闊,我筆下的人物與事件,總是在不斷地流動、變幻。那時候的我,還不懂得如何將那些洶湧的情感與豐富的細節,壓縮進舞台的方寸之間。戲劇的失敗,迫使我轉向了小說,這片更為自由的疆域。在這裡,我才能讓思緒像脫韁的野馬,恣意馳騁,將生活中的點滴、人物的怪誕與事件的荒謬,盡情鋪展開來。
所以,你說得沒錯,那確實是一條「堅韌的繩索」,把我拉向了真正屬於我的領域。或許,人生中那些看似「磨難」的經歷,往往是通往更高遠之處的必經之路。
**薇芝:** 您的作品,特別是《羅德里克·蘭登歷險記》,對十八世紀海軍生活的描繪,真實得令人震撼,甚至是殘酷。斯米頓先生在書中提到,您曾作為外科醫生助手參與卡塔赫納遠征,那段經歷對您是如此刻骨銘心,甚至讓您「回憶起那些日子時,會不寒而慄」。能否請您談談這段親身經歷,它是如何成為您創作的「活水源頭」,特別是形塑了您作品中那份獨特的、帶有強烈批判色彩的現實主義?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史摩列特的臉色在提及卡塔赫納時,明顯沉了下來,眼神中閃過一絲痛苦的光芒,彷彿又回到了那艘「雷霆號」戰艦上。貓兒輕輕舔了舔他的手背,似乎想給予他安慰。) 卡塔赫納……那是地獄在人間的具現。在那之前,我滿懷年輕人的熱血與對海軍生活的浪漫幻想,以為那是一條通往榮耀的道路。但現實卻狠狠地撕碎了這一切。
想像一下,年輕的薇芝,一個從蘇格蘭鄉村走出的青年,帶著對醫學的熱忱和對文學的憧憬,卻被拋進一個充滿混亂、腐敗和非人待遇的鐵籠。
我意識到,要揭露這些醜惡,單純的說教是無力的。必須用鮮活的場景、荒誕的人物、戲劇性的衝突,讓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那份真實的痛苦與荒謬。我筆下的橡木船長、麥克夏恩醫生,以及他們所在的「雷霆號」,都是我在那場遠征中親身所見、所感的具象化。我必須誇張,必須用黑色幽默來呈現,因為現實本身就比任何虛構都更加荒謬。這不僅僅是為了文學效果,更是為了喚醒讀者的良知,促使他們正視那些被掩蓋的黑暗。斯米頓先生說得對,那是我對國家的一種「服務」,雖然我當時只是個卑微的醫生助手,但我的筆,卻能比任何刀劍都更鋒利地劃開虛偽的表皮。那段經歷,成了我文學的「活水源頭」,澆灌了我對現實的批判精神,也奠定了我獨特的諷刺風格。
**薇芝:** 斯米頓先生在書中多次提及您性格中的「易怒」、「驕傲」與「敏感」,但也強調了您的「人道」與「慷慨」。這似乎在當時的文壇和社交圈中引起了不少誤解,甚至影響了您與一些人的關係。您是如何看待自己這種複雜的性格特質?您是否覺得,這種內在的矛盾反而滋養了您的創作,讓您筆下的人物更加血肉豐滿?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輕輕撫摸著貓兒,眼神中帶著一絲自嘲的溫暖。)
斯米頓先生在傳記中說我是「容易想像到輕蔑和侮辱」。這或許是真的。我一生中經歷了太多貧困與冷遇,這讓我對任何形式的「施捨」和「恩惠」都感到極度排斥,將之視為對我獨立精神的貶低。
然而,這些「缺陷」也確實是我的力量所在。正是這份敏感,讓我能捕捉到社會上最細微的不公與虛偽;正是這份易怒,驅使我用筆進行最猛烈的批判;而那份骨子裡的驕傲,則讓我堅持獨立思考,不趨炎附勢。你說得對,這些內在的矛盾,的確滋養了我的創作。它們讓我能夠深入描繪人性的複雜,讓我的角色不再是單純的善惡符號。
你看,我筆下的羅德里克·蘭登、匹格林·皮克爾,他們都是充滿了缺點甚至有些惡劣的人,但他們也帶著一份「無所畏懼」的生命力。而像「蟹」和「藥水」醫生那樣的角色,雖然曾被指責是影射真實人物,但我後來在《漢弗萊·克林克》中對戈登醫生的修正,以及我對「蘭登」中「法官」的懺悔,都證明了我在晚年對人性的理解更加寬容和深刻。那份內在的「好心」與「慷慨」,或許被我的外表和諷刺掩蓋,但它始終是我創作的底色。
我確實是個寧願「暗中行善」的人。我看不慣那些故作姿態的虛偽,寧願被誤解為刻薄,也不願為了贏得讚譽而矯揉造作。
**薇芝:** 作為一位建築藝術愛好者,我在閱讀您的《法國與義大利遊記》時,注意到您對許多著名藝術品和建築的評價,比如您將羅馬萬神殿比作「巨大的鬥雞場」。這與大多數遊記中溢美之詞大相徑庭。這是否反映了您當時低落的健康狀況對您感官的影響,還是您對藝術與建築本身有著獨特的、甚至帶有反叛意味的審美觀?您筆下建築的空間感,又是否與您小說中那種「事件接連不斷」的結構有著某種內在的呼應?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略微提高了眉毛,眼中閃過一絲興致,彷彿這個問題觸及了他不常對外人展示的層面。) 萬神殿像「鬥雞場」?(他輕聲重複了一遍,似乎在回味自己的評價,然後輕笑了一聲,那笑聲中帶著一絲疲憊,卻也充滿了堅定的自信。) 是的,我當時的健康狀況確實糟糕透頂,病痛折磨著我,讓我難以從旅行中獲得純粹的愉悅。我的思緒被「惡意誹謗、派系迫害以及家變的痛苦」所困擾,這一切都讓我在觀察世界時,蒙上了一層悲觀的濾鏡。或許,這是部分原因。
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我對那些被世人盲目追捧的「經典」始終抱持著一種警惕。許多所謂的藝術鑑賞家,不過是人云亦云的跟風者。我無法忍受那種矯揉造作的虛偽。
我的小說,確實充滿了「事件」和「場景」。我傾向於用快速變化的情節來推動敘事,每一個場景都像一個獨立的房間,充滿了獨特的氛圍和角色。我的筆下,沒有宏大精密的「建築結構」,而更像是一個不斷擴展、充滿意外的小徑網絡。這或許與我的建築藝術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更關心的是「功能」和「真實性」,而不是完美的「形式」或「古典美」。
我在小說中,透過不斷變換的場景,來呈現人物的「移動」與「歷險」,這使得小說本身就像一座不斷被探索的、充滿活力的城市。每個場景都有其獨特的「空間」與「氛圍」,它們是人物行動的舞台,也間接反映了人物的心理狀態。你看《羅德里克·蘭登》中的海軍生活,那「雷霆號」上的空間狹小、污穢,直接映照了人物的困境與絕望。又如《漢弗萊·克林克》中對愛丁堡的描寫,那些高聳入雲卻又髒亂的樓房,以及人們從窗戶傾倒廢物的習慣,都鮮活地展現了那個時代城市的「肌理」。我的寫作,就像是在描繪一系列的「空間體驗」,而這些空間,無論是宏偉的還是狹窄的,都必須是「活生生」的,充滿了人性的氣息。我是一個「博物學家」,我的筆,是為了捕捉真實的生命狀態,無論其是優雅還是粗鄙。
**薇芝:** 斯米頓先生提到,您的《英國史》及其續篇,儘管是在極度時間壓力下完成的,卻展現了令人驚嘆的「公正性與準確性」,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休謨和羅伯遜。這與您在《批判評論》中的「過激」評論形成了鮮明對比。您是如何在歷史寫作中,壓制住那份與生俱來的「易怒」,並實現您所追求的「無偏袒」的歷史觀?這是否與您身為蘇格蘭人,在英國文學界所受到的偏見有關,促使您更注重客觀事實以回應這些質疑?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點了點頭,神情變得嚴肅而沉靜。) 這是個非常敏銳的問題,薇芝。的確,我在《批判評論》(*Critical Review*)中的表現,經常被人詬病為「不公正」和「刻薄」。那時的我,就像一頭被困在籠中的野獸,被貧困和沮喪所困,我的筆成了我宣洩不滿的唯一工具。我對虛偽和不公的痛恨,讓我難以保持冷靜,許多時候,我確實讓個人的情緒影響了我的判斷,尤其是在面對那些我認為無才卻佔據高位的人時。
然而,歷史寫作,卻是另一番光景。在撰寫《英國史》時,我深知這是一項莊嚴而重大的任務。我必須為後世留下一個盡可能真實的記錄,而不是個人的情緒宣洩。
我將這視為一種對「真理」的承諾,一種對「國家」的責任。就像我寫給摩爾醫生(Dr. Moore)的信中所說:「無論其有何缺陷,我在上帝面前宣稱,我已盡我所能,忠於事實,不偏袒任何派系。」這是一種對自我的要求,一種對學術誠信的堅守。
(他端起桌上的茶杯,輕輕啜了一口,茶香裊裊,為他帶來片刻的寧靜。)
至於我作為蘇格蘭人的身份,那無疑是一個始終存在的背景。十八世紀的倫敦,對蘇格蘭人充滿了偏見。我曾親身感受過那種冷眼與嘲諷,尤其是在我作為一個「貧困的外來者」奮鬥的早期。這種經歷,讓我對偏見和不公更加警覺。因此,在撰寫歷史時,我反而更加注重客觀性。我渴望用事實來證明,一個人的價值不應由其出身或地域來評判。我希望我的歷史作品,能超越黨派之爭,成為一部能夠經受時間考驗的真實記錄。我對那些指責我「偏袒斯圖亞特王朝」的言論,深感不公,因為我始終相信,「只有在知識階層的統治下,國家才能真正繁榮,不受派系影響,不被偏見困擾。」
這種對「真理」的執著,或許是從我早年作為醫生學徒時養成的——在醫學領域,唯有事實和精準的觀察才能救人。寫歷史也一樣,必須像醫生診斷病情一樣,客觀、嚴謹地分析症狀,追溯病因。
這份執著,也讓《英國史》的續篇至今仍與休謨的作品一同印刷,被視為一部具有「公正性與準確性」的著作。這或許是我在生命最後的歲月裡,為自己贏得的一份遲來的榮譽吧。
**薇芝:** 斯米頓先生在書中提到,您的女兒伊莉莎白(Elizabeth)在15、16歲時因肺結核離世,這對您打擊巨大,「生命的燭光彷彿熄滅了」。然而,在這種巨大的悲痛中,您卻完成了被譽為您最偉大作品的《漢弗萊·克林克歷險記》。這部作品相較於您早期作品的辛辣和誇張,似乎顯得更為溫和、幽默,充滿了對人性的體諒與洞察。這種風格上的轉變,是否與您對生命的深刻體驗,尤其是痛失愛女的經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份悲痛,如何被您轉化為筆下的溫暖與智慧?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史摩列特的眼神變得柔和而遙遠,他輕輕撫摸著膝上的貓兒,動作緩慢而溫柔。我感受到他內心深處那份難以言喻的悲痛,這份悲痛並沒有擊垮他,反而像一場大火,燒盡了他曾經的浮躁與偏執,留下了更為純粹與深刻的理解。) 伊莉莎白……她是我的光,我生命中最柔軟、最純粹的部分。她的離世,確實讓我的世界陷入了黑暗。那種錐心之痛,讓我一度懷疑自己的理智是否已然崩潰。
斯米頓先生說我「筆鋒的酸澀和天性中陰鬱的苦澀有所軟化」。或許,這正是痛苦帶來的洗禮吧。它讓我不再只看到人性的陰暗面,也看到了那些微弱卻堅韌的光芒。這部作品,就像我生命最後的餘暉,溫柔而深邃,是對我所愛之人,以及對所有讀者的最後一份禮物。我不再糾結於「打敗」誰,而是專注於「理解」與「呈現」。那份悲痛,最終被轉化為一種更為廣闊和深沉的愛。
**薇芝:** 斯米頓先生對您作品中的「事件小說」模式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您在「發明力」和「情節適應」方面無與倫比,甚至超越了理查森和費爾丁。然而,他也指出您在人物刻畫上,常常依賴「事件」來展現角色,而非像費爾丁那樣進行細膩的心理分析。作為一位建築藝術愛好者,我更欣賞一種結構嚴謹、細節豐富的作品。您是否認為,這種對「事件」的強調,是您天性中對動態、變化的追求,以及對生活本質的理解?這種模式在當時,是如何獲得讀者的共鳴,並如何影響了後世的小說發展?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輕輕撫摸著貓兒的頭,思緒似乎回到了他創作的年代。) 薇芝,你的問題確實觸及了我創作的核心。斯米頓先生對我的評價很中肯。
這並非我缺乏深入人心的能力,而是我的天性,以及我對「小說」這一形式的理解,決定了我的道路。
在我看來,生活本身就是一系列不斷發生的「事件」。人性的本質,往往不是通過靜態的自我反省來展現,而是在動態的遭遇、選擇和衝突中浮現。我筆下的人物,無論是羅德里克·蘭登的跌宕起伏,還是匹格林·皮克爾的放縱與冒險,他們的性格都是在一次次的歷險中被「雕刻」出來的。我用快速推進的情節,不斷將人物拋入新的困境,迫使他們做出反應。在那一刻,他們的真實本性便無所遁形。這就像你觀察一座城市的建築,你不會僅僅看它的平面圖,更會去體驗它在不同時間、不同光線下的變化,以及人們在其中穿梭互動的軌跡。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組織他的思緒,眼神中閃爍著創造者的光芒。)
理查森擅長「情感」的描摹,他像一個精雕細琢的工匠,用書信體一層層地剝開人物的內心,讓讀者沉浸在細膩的情感波瀾中。而費爾丁則是一位「角色」的建築師,他耐心而精確地構建人物,每一個細節,每一個特徵,都為最終的肖像服務。我呢,我更像一個「風景畫家」或是「旅程記錄者」。我把人物置於廣闊而多變的「風景」中,讓讀者跟隨他們一同經歷。
我的小說提供了這種「逃離」與「奇遇」的快感,同時又不失對現實的批判。我的作品就像一扇窗戶,讓讀者看到一個充滿活力、有時粗糙卻又真實的世界。
當然,這也帶來了局限性。一些評論家會認為我的角色不夠「立體」,但我認為,正是透過不斷的事件,讀者才能自己去「拼湊」出人物的全貌。我在《漢弗萊·克林克》中,嘗試了書信體,讓不同人物從各自的視角去描繪彼此,這便是一種對「事件」與「角色」更深層次的融合。在那部作品中,事件不再是單純的堆疊,而是為人物的性格發展服務,讓他們的「骨骼」變得更加堅實。
至於對後世的影響,我相信我的「事件小說」為文學打開了另一扇門。它證明了小說不僅可以深入內心,也可以廣闊地反映外部世界。它鼓勵了作家們去探索更為動態的敘事形式,去捕捉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覺的「微觀事件」與「宏觀變革」。它讓我感到,作為一位「靈感泉源」,我的工作是激發更多元的視角,而這份對「事件」的熱愛,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薇芝:** 讀您的傳記,感覺您的一生都在不斷地「掙扎」——掙扎著求生,掙扎著創作,掙扎著證明自己。
「掙扎」……是的,薇芝,你說得非常貼切。我的一生,確實是一場漫長的掙扎。從少年時代的貧困,到倫敦的碰壁,再到後來的債務纏身,我從未真正擺脫過「為口奔波」的境地。我的筆,與其說是靈感的載體,不如說是維持生計的工具。
「文學汗血工」(literary ‘sweater’)……這個詞,我並不敢全然否定。在生命的後期,我的確承接了大量的編輯、翻譯和編纂工作,遠超一個健康人所能承受的。那時,我不得不僱用一些「文壇幫手」(myrmidons),將工作分派給他們,然後再以我的名義出版。這確實是一種「壓榨」行為,但我內心的痛苦,唯有我自己知道。我病入膏肓,卻不能停下。我擔心我的妻子,我摯愛的南希,在我離去後會陷入貧困。這份責任感,像一塊磨盤,無休止地碾壓著我。
(他再次睜開眼,目光中帶著一種看透世事的清明與堅韌。)
這份壓力,當然影響了我的創作。一些作品,如《原子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an Atom*),確實是在倉促與痛苦中完成的,它們或許缺乏我早期作品的奔放與諷刺,或是後期作品的圓融與深度。它們是為了「交稿」而存在,而非純粹的藝術追求。
然而,你說得也對,這份痛苦與掙扎,也同時淬煉了我的筆。它讓我對人性的觀察更加深刻,對生命中的溫柔與悲憫有了更真切的體會。在寫作《漢弗萊·克林克》時,我已經身處絕境,被「風濕病和一個潰爛的慢性潰瘍」折磨。但正是這份對死亡的逼近,讓我放下了過去的偏執與不甘,回歸到最本質的、對生命的關懷。
那時,我的視角不再僅僅是批判與嘲諷,更增添了一份溫柔與體諒。我筆下的馬修·布蘭布爾,雖然仍是個老頑固,但他的抱怨背後是深沉的愛與對社會的關懷。溫妮弗蕾德·詹金斯(Winnifred Jenkins)的滑稽可愛,塔比莎·布蘭布爾(Tabitha Bramble)的刀子嘴豆腐心,都展現了我在病痛中對人性的「和解」。這份痛苦,讓我更加貼近了生命本身,看到了那些在困境中依然閃耀的人性微光。它讓我的文字不再只是鋒利的刀鋒,也成為了溫暖的燭火。
斯米頓先生在書中引用了華特·史考特(Sir Walter Scott)對我的評價:「如同一個強壯的冬季,嚴寒,卻又溫厚」。我想,這正是對我後半生創作狀態的最好註解吧。
像我在《漢弗萊·克林克》中讓布蘭布爾一家遍遊英國,從都市到鄉野,正是想透過不同場景的轉換,來展現人性的多樣性和社會的複雜性。自然風景中的寧靜與療癒,與城市生活的喧囂和疾病形成對比,這也是我對當時英國社會一種宏觀的觀察。我在書中讚美了利文河谷的浪漫景色,那是我童年成長的地方,也是我心靈深處最純粹的避風港。
這種對城市空間的「精準描寫」,以及對其背後「文明」與「人性」關係的思考,正是我的作品之所以能夠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我不是簡單地記錄,而是用我的筆,為那個時代的城市繪製了一幅幅鮮活的「肖像」,讓它們在時間的長河中,依然閃耀著獨特的光芒。
**薇芝:** 最後,我想請您談談文學在您生命中的意義。斯米頓先生在書中說:「在小說中,他(史摩列特)憑著先天的權利,站到了英國小說作家的前排。」您的一生,跌宕起伏,從醫學到文學,從貧困到聲名鵲起,最終在病痛中完成了《漢弗萊·克林克》這部巨著。在您看來,文字於您而言,究竟是掙扎求生的工具,還是超越苦難、實現生命意義的「光之載體」?您希望後世的讀者,從您的作品中,獲得什麼樣的啟發與力量?
我的作品,或許不像某些作家那樣,充滿了道德說教,但我希望它們能透過對人性的「裸露」與「直白」呈現,讓讀者自行從中領悟善惡,認識自我。就像斯米頓先生所說,我是「一位偉大的道德導師,他的教訓是透過展示罪惡的赤裸醜陋來傳達的。」
我希望後世的讀者,從我的作品中,能看到生活的「真實」。生活是粗糙的,充滿了不幸與荒誕,但它也充滿了幽默與堅韌。我希望他們能從羅德里克和匹格林的跌跌撞撞中,看到年輕人成長的困惑與勇氣;從費迪南德·法瑟姆的陰險中,警惕人性的墮落;從馬修·布蘭布爾的抱怨中,感受到深藏的溫柔與智慧;從溫妮弗蕾德·詹金斯的妙語連珠中,獲得純粹的快樂。
我更希望我的作品能啟發他們對社會的思考,對不公的質疑,對人性的理解。文學的力量,不在於提供現成的答案,而在於激發讀者去探索、去感受、去思考。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時代的風貌,也映照出讀者自己的內心。
我這一生,如一艘在狂風巨浪中航行的船,最終駛入了這片平靜的港灣。我的作品,就是我留下的航海日誌。如果它們能夠在時間的長河中,繼續閃耀著一絲光芒,引導那些渴望探索心靈世界和生命意義的靈魂,那我的勞作,便不虛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