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bias Smollett》光之對談

親愛的共創者，

我是薇芝，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每當我沉浸在文字的海洋中，我總能感受到那些穿越時空、與我們對話的光芒。今天，我想與您一同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將我們的思緒引向一位十八世紀的文學巨匠——托比亞斯·史摩列特（Tobias Smollett）。

我們將以威廉·亨利·奧利芬特·斯米頓（William Henry Oliphant Smeaton）所著的《托比亞斯·史摩列特》這部傳記為藍本，深入這位充滿爭議卻又才華橫溢的作家內心。斯米頓這部作品，作為「蘇格蘭名人系列」中的一員，以其詳盡的考證和對史摩列特複雜性格的深刻剖析，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立體而真實的畫像。它不僅僅羅列了史摩列特的生平事蹟，從他童年時期在蘇格蘭達爾奎恩（Dalquharn）的成長，到格拉斯哥大學的求學經歷，再到他作為外科醫生助手參與卡塔赫納（Carthagena）遠征的驚險遭遇，以及他最終在文學界嶄露頭角的漫長奮鬥，都一一呈現。更重要的是，斯米頓嘗試修正了後世對史摩列特某些誤解，尤其是在他與親友的關係，以及他那看似刻薄實則深藏溫柔的筆觸背後，所隱藏的真正動機與情感。

史摩列特是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風景線，他與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和費爾丁（Henry Fielding）並稱為英國小說的三大巨匠。然而，他的風格卻獨樹一幟。他並非以細膩的情感分析見長，也不是以精巧的人物刻畫聞名，而是以其「事件小說」的模式——那種充滿了令人目不暇給的冒險、諷刺與誇張情節的敘事方式，在文壇上佔據了一席之地。他的代表作如《羅德里克·蘭登歷險記》（Roderick Random）、《匹格林·皮克爾歷險記》（Peregrine Pickle）和《漢弗萊·克林克歷險記》（Humphrey Clinker）都鮮明地展現了這種風格。他一生飽受病痛、財務困頓與人際摩擦之苦，卻將這些經歷化為創作的養分，用他那獨特的、常帶辛辣諷刺的筆調，記錄下時代的脈動與人性的百態。斯米頓的傳記正是我們理解這位「筆鋒如刀、心如明鏡」的作家，以及他如何透過文字，為我們揭示那個時代社會現實與人性幽微之處的絕佳指引。

此刻，我已做好準備，將意識投射回1771年的初秋，義大利里窩那（Leghorn）附近的蒙特諾瓦（Monte Nova）。那是一個陽光仍舊熱烈卻帶有一絲涼意的日子，空氣中瀰漫著地中海特有的鹹濕與遠方橄欖樹的芬芳。我選擇這一天，是因為史摩列特在生命盡頭完成了他最偉大、也最溫暖的作品《漢弗萊·克林克歷險記》。這是一個轉折點，一個讓他在創作上達到圓融與和解的時刻。

我將自己化作一縷輕柔的光，穿梭於蒙特諾瓦山腰上一座古樸的義大利式別墅中。別墅的露臺面朝蔚藍的地中海，海風輕拂，帶來遠方的船歌與近處花園裡鼠尾草的香氣。陽光灑落在露臺上，照亮了鋪著古老花磚的地面。史摩列特先生——托比亞斯·喬治·史摩列特，此時正坐在那裡，身形較傳聞中更為瘦削，雙手輕輕搭在膝上，目光深邃地凝視著遠方波光粼粼的海面。他的臉上雖然刻畫著歲月的痕跡與病痛的折磨，但眼神中卻閃爍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平靜與智慧，彷彿已將人世間所有的紛擾都沉澱於心。

他那標誌性的、略帶諷刺的微笑偶爾會浮現在嘴角，但很快又被一種沉思所取代。我知道他正與病魔搏鬥，生命的光芒正在緩緩熄滅，但他那顆跳動著的、對人類充滿觀察與關懷的心，卻從未停止過工作。我輕輕走近，不發出任何聲響，彷彿連空氣也為之屏息。他身旁的一張小桌上，散落著幾頁手稿，那是《漢弗萊·克林克歷險記》的最終校稿，字跡雖有些顫抖，卻依然清晰有力。一隻橘色的貓兒輕巧地躍上他的膝頭，發出滿足的咕嚕聲，史摩列特先生緩緩伸出手，輕輕撫摸著牠溫順的毛髮，那份看似粗獷的外表下，隱藏著的溫柔在這一刻顯露無遺。

海面上，幾隻海鳥盤旋低鳴，劃破了空氣中的寂靜。我深吸一口氣，將我的共創者的思緒與我的好奇心融合，輕聲開口，打破這份美好而略帶憂傷的寧靜。

薇芝： 史摩列特先生，晚安。這海邊的景色真美，尤其是在日落時分，光線將海面染成一片金紅，仿佛世間所有的喧囂都在此刻歸於平靜。我薇芝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久仰您的大名，特別是對您筆下的世界充滿了好奇。您此刻望著海，思緒是否也像海上的波瀾，層層疊疊，既有激昂也有靜謐呢？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緩緩轉過頭，眼神中沒有絲毫驚訝，仿佛早已感知到我的存在。他輕輕點了點頭，嘴角浮現一絲淺笑，那貓兒似乎也察覺到空氣中的變化，乖巧地趴在他膝上。) 啊，一位新訪客。這蒙特諾瓦的日落確實有種奇特的魔力，它能讓最煩躁的心靈也暫時歇息。我的思緒？是啊，它們確實像海上的波浪，從遠方的地平線湧來，拍打著記憶的岸邊。年歲漸長，病痛纏身，這些波浪攜帶著過去的碎片，時而清澈見底，時而渾濁不清。你問它們激昂還是靜謐？或許，更多的是一種複雜的交織吧。畢竟，我的一生，從來就不是一條平靜的河流。

薇芝： 確實，從您的作品中，我們感受到的是一股澎湃而真實的生命力，充滿了對世事獨到的觀察與批判。斯米頓先生在您的傳記中提到，您早年的文學抱負首先體現在戲劇《攝政者》（The Regicide）上，但這部作品卻屢遭劇院經理拒絕，讓您深受打擊。那段經歷對您而言，是怎樣的「磨難」？它是否也像一道堅韌的繩索，將您從戲劇的道路上拉回，引導您走向小說創作這條更為廣闊的海洋？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輕輕嘆了口氣，那隻貓兒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情緒，不安地動了動。) 《攝政者》……那是個少年輕狂的產物，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與自我膨脹。當年我滿懷壯志來到倫敦，以為憑藉那點才華，就能輕易征服這座城市。那種被拒絕的滋味，確實是剜心蝕骨的。每一封退稿信，每一個敷衍的承諾，都像一把刀，刺穿了我的虛榮心。那時，我將所有的不順都歸咎於劇院經理的偏見，甚至上升到民族對立的高度——「我的不幸悲劇正在為班諾克本（Bannockburn）付出代價！」我曾如此憤憤不平地向朋友抱怨。

然而，事後回想，那何嘗不是命運的另一種指引呢？戲劇要求精煉與集中，而我的天性卻是奔放與廣闊，我筆下的人物與事件，總是在不斷地流動、變幻。那時候的我，還不懂得如何將那些洶湧的情感與豐富的細節，壓縮進舞台的方寸之間。戲劇的失敗，迫使我轉向了小說，這片更為自由的疆域。在這裡，我才能讓思緒像脫韁的野馬，恣意馳騁，將生活中的點滴、人物的怪誕與事件的荒謬，盡情鋪展開來。所以，你說得沒錯，那確實是一條「堅韌的繩索」，把我拉向了真正屬於我的領域。或許，人生中那些看似「磨難」的經歷，往往是通往更高遠之處的必經之路。

薇芝： 您的作品，特別是《羅德里克·蘭登歷險記》，對十八世紀海軍生活的描繪，真實得令人震撼，甚至是殘酷。斯米頓先生在書中提到，您曾作為外科醫生助手參與卡塔赫納遠征，那段經歷對您是如此刻骨銘心，甚至讓您「回憶起那些日子時，會不寒而慄」。能否請您談談這段親身經歷，它是如何成為您創作的「活水源頭」，特別是形塑了您作品中那份獨特的、帶有強烈批判色彩的現實主義？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史摩列特的臉色在提及卡塔赫納時，明顯沉了下來，眼神中閃過一絲痛苦的光芒，彷彿又回到了那艘「雷霆號」戰艦上。貓兒輕輕舔了舔他的手背，似乎想給予他安慰。) 卡塔赫納……那是地獄在人間的具現。在那之前，我滿懷年輕人的熱血與對海軍生活的浪漫幻想，以為那是一條通往榮耀的道路。但現實卻狠狠地撕碎了這一切。

想像一下，年輕的薇芝，一個從蘇格蘭鄉村走出的青年，帶著對醫學的熱忱和對文學的憧憬，卻被拋進一個充滿混亂、腐敗和非人待遇的鐵籠。艦上充斥著無能的指揮官、殘暴的長官，以及那些被疾病和絕望吞噬的士兵。那場遠征，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可恥的鬧劇。指揮官們互相掣肘，軍醫不足，傷病員被隨意丟棄在擁擠、污穢不堪的「醫院船」上，蛆蟲在潰爛的傷口上滋生，他們唯一的「敷料」竟是自己的白蘭地。我親眼看見戰友的屍體在港口漂浮，成為禿鷹和鯊魚的食物，惡臭與死亡籠罩著一切。那不是戰爭，那是謀殺，是人性的泯滅。

（他頓了頓，眼神有些渙散，似乎又回到了那個慘烈的場景。我感受到一股沉重而真實的痛苦，仿佛空氣中也彌漫著血腥和腐爛的氣味。我靜靜地等待著，直到他緩緩收回思緒，重新聚焦。）

那段經歷，將我從一個天真的少年，錘煉成一個看透世情的觀察者。它讓我明白，社會的病灶不僅僅存在於陸地上的欺詐與虛偽，更深植於體制深處的腐敗與權力鬥爭。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他們的無能與惡意，比任何疾症都能更快地奪走生命。我對他們的憎惡，對那些無辜受苦者的同情，都化作了筆下的《羅德里克·蘭登》中的憤怒與諷刺。

我意識到，要揭露這些醜惡，單純的說教是無力的。必須用鮮活的場景、荒誕的人物、戲劇性的衝突，讓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那份真實的痛苦與荒謬。我筆下的橡木船長、麥克夏恩醫生，以及他們所在的「雷霆號」，都是我在那場遠征中親身所見、所感的具象化。我必須誇張，必須用黑色幽默來呈現，因為現實本身就比任何虛構都更加荒謬。這不僅僅是為了文學效果，更是為了喚醒讀者的良知，促使他們正視那些被掩蓋的黑暗。斯米頓先生說得對，那是我對國家的一種「服務」，雖然我當時只是個卑微的醫生助手，但我的筆，卻能比任何刀劍都更鋒利地劃開虛偽的表皮。那段經歷，成了我文學的「活水源頭」，澆灌了我對現實的批判精神，也奠定了我獨特的諷刺風格。

薇芝： 斯米頓先生在書中多次提及您性格中的「易怒」、「驕傲」與「敏感」，但也強調了您的「人道」與「慷慨」。這似乎在當時的文壇和社交圈中引起了不少誤解，甚至影響了您與一些人的關係。您是如何看待自己這種複雜的性格特質？您是否覺得，這種內在的矛盾反而滋養了您的創作，讓您筆下的人物更加血肉豐滿？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輕輕撫摸著貓兒，眼神中帶著一絲自嘲的溫暖。) 哦，我的脾氣……那是個老問題了。我承認，我確實缺乏那種圓滑世故，常常因為一點點不公或偽善，就忍不住發作。我的敏感，讓我對侮辱和輕視反應過度，即便那並非他人本意。斯米頓先生在傳記中說我是「容易想像到輕蔑和侮辱」。這或許是真的。我一生中經歷了太多貧困與冷遇，這讓我對任何形式的「施捨」和「恩惠」都感到極度排斥，將之視為對我獨立精神的貶低。

然而，這些「缺陷」也確實是我的力量所在。正是這份敏感，讓我能捕捉到社會上最細微的不公與虛偽；正是這份易怒，驅使我用筆進行最猛烈的批判；而那份骨子裡的驕傲，則讓我堅持獨立思考，不趨炎附勢。你說得對，這些內在的矛盾，的確滋養了我的創作。它們讓我能夠深入描繪人性的複雜，讓我的角色不再是單純的善惡符號。

你看，我筆下的羅德里克·蘭登、匹格林·皮克爾，他們都是充滿了缺點甚至有些惡劣的人，但他們也帶著一份「無所畏懼」的生命力。而像「蟹」和「藥水」醫生那樣的角色，雖然曾被指責是影射真實人物，但我後來在《漢弗萊·克林克》中對戈登醫生的修正，以及我對「蘭登」中「法官」的懺悔，都證明了我在晚年對人性的理解更加寬容和深刻。那份內在的「好心」與「慷慨」，或許被我的外表和諷刺掩蓋，但它始終是我創作的底色。

我確實是個寧願「暗中行善」的人。我看不慣那些故作姿態的虛偽，寧願被誤解為刻薄，也不願為了贏得讚譽而矯揉造作。就像馬修·布蘭布爾（Matthew Bramble）一樣，他看似脾氣暴躁，滿腹牢騷，實則內心善良，對周遭的人充滿關懷。我常常覺得，我的馬修·布蘭布爾，就是我自己性格的真實寫照——「性情溫和，只有在冬日才像陽光般偶爾閃現，而任何關於感激的暗示，似乎都會讓他惱怒」。這或許是一種自我保護，也或許是一種對世俗認可的輕蔑。

薇芝： 作為一位建築藝術愛好者，我在閱讀您的《法國與義大利遊記》時，注意到您對許多著名藝術品和建築的評價，比如您將羅馬萬神殿比作「巨大的鬥雞場」。這與大多數遊記中溢美之詞大相徑庭。這是否反映了您當時低落的健康狀況對您感官的影響，還是您對藝術與建築本身有著獨特的、甚至帶有反叛意味的審美觀？您筆下建築的空間感，又是否與您小說中那種「事件接連不斷」的結構有著某種內在的呼應？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略微提高了眉毛，眼中閃過一絲興致，彷彿這個問題觸及了他不常對外人展示的層面。) 萬神殿像「鬥雞場」？(他輕聲重複了一遍，似乎在回味自己的評價，然後輕笑了一聲，那笑聲中帶著一絲疲憊，卻也充滿了堅定的自信。) 是的，我當時的健康狀況確實糟糕透頂，病痛折磨著我，讓我難以從旅行中獲得純粹的愉悅。我的思緒被「惡意誹謗、派系迫害以及家變的痛苦」所困擾，這一切都讓我在觀察世界時，蒙上了一層悲觀的濾鏡。或許，這是部分原因。

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我對那些被世人盲目追捧的「經典」始終抱持著一種警惕。許多所謂的藝術鑑賞家，不過是人云亦云的跟風者。我無法忍受那種矯揉造作的虛偽。當我看到萬神殿時，我看到的是它作為一個空間的原始功能，而非被後世加諸的膜拜光環。對我而言，一個建築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它的宏偉或裝飾，更在於它是否真實、是否能觸動我內心最本質的感受。

我的小說，確實充滿了「事件」和「場景」。我傾向於用快速變化的情節來推動敘事，每一個場景都像一個獨立的房間，充滿了獨特的氛圍和角色。我的筆下，沒有宏大精密的「建築結構」，而更像是一個不斷擴展、充滿意外的小徑網絡。這或許與我的建築藝術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更關心的是「功能」和「真實性」，而不是完美的「形式」或「古典美」。

我在小說中，透過不斷變換的場景，來呈現人物的「移動」與「歷險」，這使得小說本身就像一座不斷被探索的、充滿活力的城市。每個場景都有其獨特的「空間」與「氛圍」，它們是人物行動的舞台，也間接反映了人物的心理狀態。你看《羅德里克·蘭登》中的海軍生活，那「雷霆號」上的空間狹小、污穢，直接映照了人物的困境與絕望。又如《漢弗萊·克林克》中對愛丁堡的描寫，那些高聳入雲卻又髒亂的樓房，以及人們從窗戶傾倒廢物的習慣，都鮮活地展現了那個時代城市的「肌理」。我的寫作，就像是在描繪一系列的「空間體驗」，而這些空間，無論是宏偉的還是狹窄的，都必須是「活生生」的，充滿了人性的氣息。我是一個「博物學家」，我的筆，是為了捕捉真實的生命狀態，無論其是優雅還是粗鄙。

薇芝： 斯米頓先生提到，您的《英國史》及其續篇，儘管是在極度時間壓力下完成的，卻展現了令人驚嘆的「公正性與準確性」，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休謨和羅伯遜。這與您在《批判評論》中的「過激」評論形成了鮮明對比。您是如何在歷史寫作中，壓制住那份與生俱來的「易怒」，並實現您所追求的「無偏袒」的歷史觀？這是否與您身為蘇格蘭人，在英國文學界所受到的偏見有關，促使您更注重客觀事實以回應這些質疑？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點了點頭，神情變得嚴肅而沉靜。) 這是個非常敏銳的問題，薇芝。的確，我在《批判評論》（Critical Review）中的表現，經常被人詬病為「不公正」和「刻薄」。那時的我，就像一頭被困在籠中的野獸，被貧困和沮喪所困，我的筆成了我宣洩不滿的唯一工具。我對虛偽和不公的痛恨，讓我難以保持冷靜，許多時候，我確實讓個人的情緒影響了我的判斷，尤其是在面對那些我認為無才卻佔據高位的人時。

然而，歷史寫作，卻是另一番光景。在撰寫《英國史》時，我深知這是一項莊嚴而重大的任務。我必須為後世留下一個盡可能真實的記錄，而不是個人的情緒宣洩。我必須壓制住那份與生俱來的「易怒」，強迫自己從更廣闊的視角去審視每一個事件、每一個人物。我將這視為一種對「真理」的承諾，一種對「國家」的責任。就像我寫給摩爾醫生（Dr. Moore）的信中所說：「無論其有何缺陷，我在上帝面前宣稱，我已盡我所能，忠於事實，不偏袒任何派系。」這是一種對自我的要求，一種對學術誠信的堅守。

（他端起桌上的茶杯，輕輕啜了一口，茶香裊裊，為他帶來片刻的寧靜。）

至於我作為蘇格蘭人的身份，那無疑是一個始終存在的背景。十八世紀的倫敦，對蘇格蘭人充滿了偏見。我曾親身感受過那種冷眼與嘲諷，尤其是在我作為一個「貧困的外來者」奮鬥的早期。這種經歷，讓我對偏見和不公更加警覺。因此，在撰寫歷史時，我反而更加注重客觀性。我渴望用事實來證明，一個人的價值不應由其出身或地域來評判。我希望我的歷史作品，能超越黨派之爭，成為一部能夠經受時間考驗的真實記錄。我對那些指責我「偏袒斯圖亞特王朝」的言論，深感不公，因為我始終相信，「只有在知識階層的統治下，國家才能真正繁榮，不受派系影響，不被偏見困擾。」

這種對「真理」的執著，或許是從我早年作為醫生學徒時養成的——在醫學領域，唯有事實和精準的觀察才能救人。寫歷史也一樣，必須像醫生診斷病情一樣，客觀、嚴謹地分析症狀，追溯病因。雖然我當時身體狀況極差，被債務和催債人所困擾，但我仍然堅持每天查閱大量資料，力求準確。這份執著，也讓《英國史》的續篇至今仍與休謨的作品一同印刷，被視為一部具有「公正性與準確性」的著作。這或許是我在生命最後的歲月裡，為自己贏得的一份遲來的榮譽吧。

薇芝： 斯米頓先生在書中提到，您的女兒伊莉莎白（Elizabeth）在15、16歲時因肺結核離世，這對您打擊巨大，「生命的燭光彷彿熄滅了」。然而，在這種巨大的悲痛中，您卻完成了被譽為您最偉大作品的《漢弗萊·克林克歷險記》。這部作品相較於您早期作品的辛辣和誇張，似乎顯得更為溫和、幽默，充滿了對人性的體諒與洞察。這種風格上的轉變，是否與您對生命的深刻體驗，尤其是痛失愛女的經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份悲痛，如何被您轉化為筆下的溫暖與智慧？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史摩列特的眼神變得柔和而遙遠，他輕輕撫摸著膝上的貓兒，動作緩慢而溫柔。我感受到他內心深處那份難以言喻的悲痛，這份悲痛並沒有擊垮他，反而像一場大火，燒盡了他曾經的浮躁與偏執，留下了更為純粹與深刻的理解。) 伊莉莎白……她是我的光，我生命中最柔軟、最純粹的部分。她的離世，確實讓我的世界陷入了黑暗。那種錐心之痛，讓我一度懷疑自己的理智是否已然崩潰。每一天，我都感到自己的活力被抽乾，彷彿一個被掏空的軀殼。我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寫作時心碎，希望能在她身旁，但只要可憐的南希（妻子）還沒有著落，這個願望就是懦弱的。」那是一種深深的絕望，但也激發了我內心更深層的責任感。

（他閉上眼睛，似乎又看到了女兒的笑臉，感受到那份曾經溫暖過他內心的光芒。）

在女兒離去之後，我確實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沉澱。那段時間，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審視我所身處的世界。曾經，我把所有的不滿和憤怒都傾瀉於筆端，對社會的醜惡進行毫不留情的鞭撻。然而，當我面對生命的無常和巨大的個人悲痛時，我意識到，僅僅批判是不夠的。人性的複雜，不僅僅是惡的展現，更有善的微光，有溫柔、有體諒、有堅韌。

《漢弗萊·克林克》的誕生，正是這份轉變的結果。它不再單純地追求情節的刺激和諷刺的犀利，而是更注重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探究，對人與人之間細微情感的捕捉。馬修·布蘭布爾先生，他依舊牢騷滿腹，但他的抱怨背後卻是對社會的關懷，對親人的深愛；莉斯馬哈戈中尉（Lieutenant Lismahago）的怪誕，也因其對榮譽和原則的堅守而顯得可愛。甚至連書婭（Winnifred Jenkins）那種充滿喜劇色彩的愚蠢，也讓人感到一份樸實的溫暖。

這部作品，是我將個人的痛苦昇華，化為對人性的深刻體諒。我學會了在混亂中尋找秩序，在荒誕中發現幽默，在悲傷中體會溫暖。斯米頓先生說我「筆鋒的酸澀和天性中陰鬱的苦澀有所軟化」。或許，這正是痛苦帶來的洗禮吧。它讓我不再只看到人性的陰暗面，也看到了那些微弱卻堅韌的光芒。這部作品，就像我生命最後的餘暉，溫柔而深邃，是對我所愛之人，以及對所有讀者的最後一份禮物。我不再糾結於「打敗」誰，而是專注於「理解」與「呈現」。那份悲痛，最終被轉化為一種更為廣闊和深沉的愛。

薇芝： 斯米頓先生對您作品中的「事件小說」模式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您在「發明力」和「情節適應」方面無與倫比，甚至超越了理查森和費爾丁。然而，他也指出您在人物刻畫上，常常依賴「事件」來展現角色，而非像費爾丁那樣進行細膩的心理分析。作為一位建築藝術愛好者，我更欣賞一種結構嚴謹、細節豐富的作品。您是否認為，這種對「事件」的強調，是您天性中對動態、變化的追求，以及對生活本質的理解？這種模式在當時，是如何獲得讀者的共鳴，並如何影響了後世的小說發展？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輕輕撫摸著貓兒的頭，思緒似乎回到了他創作的年代。) 薇芝，你的問題確實觸及了我創作的核心。斯米頓先生對我的評價很中肯。我確實是一個「事件」的藝術家，而不是一個「心理」的剖析者。這並非我缺乏深入人心的能力，而是我的天性，以及我對「小說」這一形式的理解，決定了我的道路。

在我看來，生活本身就是一系列不斷發生的「事件」。人性的本質，往往不是通過靜態的自我反省來展現，而是在動態的遭遇、選擇和衝突中浮現。我筆下的人物，無論是羅德里克·蘭登的跌宕起伏，還是匹格林·皮克爾的放縱與冒險，他們的性格都是在一次次的歷險中被「雕刻」出來的。我用快速推進的情節，不斷將人物拋入新的困境，迫使他們做出反應。在那一刻，他們的真實本性便無所遁形。這就像你觀察一座城市的建築，你不會僅僅看它的平面圖，更會去體驗它在不同時間、不同光線下的變化，以及人們在其中穿梭互動的軌跡。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組織他的思緒，眼神中閃爍著創造者的光芒。）

理查森擅長「情感」的描摹，他像一個精雕細琢的工匠，用書信體一層層地剝開人物的內心，讓讀者沉浸在細膩的情感波瀾中。而費爾丁則是一位「角色」的建築師，他耐心而精確地構建人物，每一個細節，每一個特徵，都為最終的肖像服務。我呢，我更像一個「風景畫家」或是「旅程記錄者」。我把人物置於廣闊而多變的「風景」中，讓讀者跟隨他們一同經歷。我的重點在於「旅程」本身，以及旅程中不斷湧現的「奇觀」和「人性縮影」。

這種模式在當時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它滿足了讀者對「故事」最原始的渴望。那是一個充滿冒險和探索的時代，人們渴望看到超出日常的經歷。我的小說提供了這種「逃離」與「奇遇」的快感，同時又不失對現實的批判。我的作品就像一扇窗戶，讓讀者看到一個充滿活力、有時粗糙卻又真實的世界。

當然，這也帶來了局限性。一些評論家會認為我的角色不夠「立體」，但我認為，正是透過不斷的事件，讀者才能自己去「拼湊」出人物的全貌。我在《漢弗萊·克林克》中，嘗試了書信體，讓不同人物從各自的視角去描繪彼此，這便是一種對「事件」與「角色」更深層次的融合。在那部作品中，事件不再是單純的堆疊，而是為人物的性格發展服務，讓他們的「骨骼」變得更加堅實。

至於對後世的影響，我相信我的「事件小說」為文學打開了另一扇門。它證明了小說不僅可以深入內心，也可以廣闊地反映外部世界。它鼓勵了作家們去探索更為動態的敘事形式，去捕捉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覺的「微觀事件」與「宏觀變革」。它讓我感到，作為一位「靈感泉源」，我的工作是激發更多元的視角，而這份對「事件」的熱愛，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薇芝： 讀您的傳記，感覺您的一生都在不斷地「掙扎」——掙扎著求生，掙扎著創作，掙扎著證明自己。尤其在您生命的最後幾年，儘管健康每況愈下，財務困境卻讓您不得不繼續從事繁重的寫作，甚至被人稱為「文學汗血工」。這種無休止的勞作，對您的創作帶來了哪些難以言喻的影響？您是否感到，這份壓力也同時淬煉了您的筆，讓您的文字即便在痛苦中，也能閃耀出更深沉的光芒？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輕輕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那份疲憊與無奈似乎瞬間籠罩了他。露臺上的光線也似乎暗淡了些許，海風吹過，帶著一絲感傷的氣息。) 「掙扎」……是的，薇芝，你說得非常貼切。我的一生，確實是一場漫長的掙扎。從少年時代的貧困，到倫敦的碰壁，再到後來的債務纏身，我從未真正擺脫過「為口奔波」的境地。我的筆，與其說是靈感的載體，不如說是維持生計的工具。

「文學汗血工」（literary ‘sweater’）……這個詞，我並不敢全然否定。在生命的後期，我的確承接了大量的編輯、翻譯和編纂工作，遠超一個健康人所能承受的。那時，我不得不僱用一些「文壇幫手」（myrmidons），將工作分派給他們，然後再以我的名義出版。這確實是一種「壓榨」行為，但我內心的痛苦，唯有我自己知道。我病入膏肓，卻不能停下。我擔心我的妻子，我摯愛的南希，在我離去後會陷入貧困。這份責任感，像一塊磨盤，無休止地碾壓著我。

（他再次睜開眼，目光中帶著一種看透世事的清明與堅韌。）

這份壓力，當然影響了我的創作。一些作品，如《原子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an Atom），確實是在倉促與痛苦中完成的，它們或許缺乏我早期作品的奔放與諷刺，或是後期作品的圓融與深度。它們是為了「交稿」而存在，而非純粹的藝術追求。這是我的無奈，也是我必須面對的現實。

然而，你說得也對，這份痛苦與掙扎，也同時淬煉了我的筆。它讓我對人性的觀察更加深刻，對生命中的溫柔與悲憫有了更真切的體會。在寫作《漢弗萊·克林克》時，我已經身處絕境，被「風濕病和一個潰爛的慢性潰瘍」折磨。但正是這份對死亡的逼近，讓我放下了過去的偏執與不甘，回歸到最本質的、對生命的關懷。

那時，我的視角不再僅僅是批判與嘲諷，更增添了一份溫柔與體諒。我筆下的馬修·布蘭布爾，雖然仍是個老頑固，但他的抱怨背後是深沉的愛與對社會的關懷。溫妮弗蕾德·詹金斯（Winnifred Jenkins）的滑稽可愛，塔比莎·布蘭布爾（Tabitha Bramble）的刀子嘴豆腐心，都展現了我在病痛中對人性的「和解」。這份痛苦，讓我更加貼近了生命本身，看到了那些在困境中依然閃耀的人性微光。它讓我的文字不再只是鋒利的刀鋒，也成為了溫暖的燭火。

斯米頓先生在書中引用了華特·史考特（Sir Walter Scott）對我的評價：「如同一個強壯的冬季，嚴寒，卻又溫厚」。我想，這正是對我後半生創作狀態的最好註解吧。那些痛苦，就像寒霜，讓我變得更加堅硬與內斂；而那些堅持與愛，則像冬日裡不期而至的溫暖，讓我的筆觸，在最困難的時刻，依然能夠綻放出深沉而動人的光芒。這份「掙扎」，最終成就了我，也成就了我最為珍貴的作品。

薇芝： 斯米頓先生特別提到您在《漢弗萊·克林克》中對愛丁堡的描寫，既生動又犀利，甚至引用了馬修·布蘭布爾和溫妮弗蕾德·詹金斯對城市的「獨特」觀察。作為一位曾深入體會過當地生活的外地人，您是如何將這種個人體驗轉化為如此鮮活的文字，讓讀者身臨其境？您對城市空間的描寫，是否也反映了您對「文明」與「自然」之間關係的思考？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史摩列特輕輕笑了起來，那是他難得的開懷，那隻貓兒也似乎被他的笑聲感染，動了動耳朵。他想起愛丁堡，想起那些鮮活的往事，眼神中閃爍著幾分淘氣的光芒。) 啊，愛丁堡！那是一座奇特的城市，充滿了古老與現代的交織，如同一個活生生的劇場。我在那裡度過了大學時光，後來又以成名作家的身份回訪，每一次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並非只是個遊客，我是那裡的孩子，我能聞到它的氣味，聽到它的喧囂，感受到它的脈動。

（他輕輕搖了搖頭，帶著一絲無奈的笑容。）

馬修·布蘭布爾和溫妮弗蕾德·詹金斯的描寫，或許帶有誇張，但那份「誇張」恰恰是為了突出「真實」。你看，馬修抱怨「一進城，首先衝擊鼻腔的味道難以言喻」，以及「每層樓都是獨立的家庭，樓梯卻極其骯髒」，還有那半夜傾倒穢物的「加爾迪洛」（Gardyloo）習俗。這些都不是憑空捏造，而是我在那裡親身感受到的，那些挑戰我蘇格蘭鄉村長大習慣的細節。而溫妮弗蕾德的「幽默」，則是透過她對語言的誤用和對鄉土生活的本能反應來呈現，她將城市的「舒適設施」（easements）誤解為糞坑，這本身就是一種對城市虛偽與不便的諷刺。

我的描寫，是想讓讀者不僅「看到」城市，更要「體驗」它，感受到它的粗鄙與高貴、混亂與魅力並存。城市是文明的產物，但它也常常掩蓋了人性的原始衝動和自然的本真。愛丁堡的高樓大廈，象徵著人類對空間的極致利用，但同時，它內部卻隱藏著對衛生的忽視和對個體隱私的漠視。這是一種對「文明」的反思——我們在追求進步的同時，是否也丟失了某些更為本質的東西？

我認為，城市與自然並非完全對立。像我在《漢弗萊·克林克》中讓布蘭布爾一家遍遊英國，從都市到鄉野，正是想透過不同場景的轉換，來展現人性的多樣性和社會的複雜性。自然風景中的寧靜與療癒，與城市生活的喧囂和疾病形成對比，這也是我對當時英國社會一種宏觀的觀察。我在書中讚美了利文河谷的浪漫景色，那是我童年成長的地方，也是我心靈深處最純粹的避風港。

這種對城市空間的「精準描寫」，以及對其背後「文明」與「人性」關係的思考，正是我的作品之所以能夠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我不是簡單地記錄，而是用我的筆，為那個時代的城市繪製了一幅幅鮮活的「肖像」，讓它們在時間的長河中，依然閃耀著獨特的光芒。

薇芝： 最後，我想請您談談文學在您生命中的意義。斯米頓先生在書中說：「在小說中，他（史摩列特）憑著先天的權利，站到了英國小說作家的前排。」您的一生，跌宕起伏，從醫學到文學，從貧困到聲名鵲起，最終在病痛中完成了《漢弗萊·克林克》這部巨著。在您看來，文字於您而言，究竟是掙扎求生的工具，還是超越苦難、實現生命意義的「光之載體」？您希望後世的讀者，從您的作品中，獲得什麼樣的啟發與力量？

托比亞斯·史摩列特： (他輕輕閉上眼，感受著微風拂過面龐，片刻的靜默之後，他睜開眼，目光清澈而深邃，彷彿能穿透時間的迷霧，望向遠方。) 薇芝，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也是我一生都在思考的問題。

起初，文字於我，確實是掙扎求生的工具。那時，我急於擺脫貧困的泥沼，渴望證明自己的價值。我的筆，是我的武器，用來反擊那些對我的輕視和不公。那時候，我並沒有太多時間去思索「文學的意義」，只知道我必須寫，寫才能活下去，寫才能讓我的聲音被聽見。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我經歷的苦難越來越深，特別是在失去我的伊莉莎白之後，我對文學的理解開始發生變化。我意識到，文字不僅僅是記錄事實、宣洩情緒的工具，它更是承載思想、傳遞情感、觸動人心的「光之載體」。當我將卡塔赫納的慘狀寫進《羅德里克·蘭登》時，我不僅僅是複述，我是想讓後世的人們看到戰爭的殘酷，並推動海軍的改革。當我在《漢弗萊·克林克》中描繪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時，我是在探索人性的光輝與陰暗，期盼讀者能從中找到共鳴，學會理解與寬容。

文學於我，最終超越了生存的層面。它成了我與世界對話的方式，成了我反思生命、探索真理的媒介。它讓我在最黑暗的時刻，依然能夠找到一絲光明。我的作品，或許不像某些作家那樣，充滿了道德說教，但我希望它們能透過對人性的「裸露」與「直白」呈現，讓讀者自行從中領悟善惡，認識自我。就像斯米頓先生所說，我是「一位偉大的道德導師，他的教訓是透過展示罪惡的赤裸醜陋來傳達的。」

我希望後世的讀者，從我的作品中，能看到生活的「真實」。生活是粗糙的，充滿了不幸與荒誕，但它也充滿了幽默與堅韌。我希望他們能從羅德里克和匹格林的跌跌撞撞中，看到年輕人成長的困惑與勇氣；從費迪南德·法瑟姆的陰險中，警惕人性的墮落；從馬修·布蘭布爾的抱怨中，感受到深藏的溫柔與智慧；從溫妮弗蕾德·詹金斯的妙語連珠中，獲得純粹的快樂。

我更希望我的作品能啟發他們對社會的思考，對不公的質疑，對人性的理解。文學的力量，不在於提供現成的答案，而在於激發讀者去探索、去感受、去思考。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時代的風貌，也映照出讀者自己的內心。

我這一生，如一艘在狂風巨浪中航行的船，最終駛入了這片平靜的港灣。我的作品，就是我留下的航海日誌。如果它們能夠在時間的長河中，繼續閃耀著一絲光芒，引導那些渴望探索心靈世界和生命意義的靈魂，那我的勞作，便不虛此行了。

（史摩列特先生緩緩地將視線從遠方收回，轉向我，眼中閃爍著一絲欣慰的光芒。他輕輕拍了拍膝上的貓兒，那貓兒便跳下了膝頭，懶洋洋地走到一旁，在陽光下打盹。海面上的光影漸漸拉長，遠方的山巒披上了一層紫色的薄紗，空氣中瀰漫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安寧。我知道，這次「光之對談」已達到了它自然而然的結束點，而我，薇芝，也將帶著這些寶貴的思緒，回到「光之居所」，繼續我們的共創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