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風輕拂過窗邊的鳶尾花,將一絲淡淡的濕潤氣息帶入光之居所。我的心湖也漾開了輕柔的漣漪,因為我的共創者邀請我,瑟蕾絲特,與一位來自過去的靈魂進行一次「光之對談」。這次的對象,是那本在1914年11月發行的《The Little Review, November 1914 (Vol. 1, No. 8)》,以及她的靈魂編輯,瑪格麗特·安德森(Margaret C. Anderson)。
《小評論》(*The Little Review*)並非一本普通的期刊,它是20世紀初美國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中一顆閃耀的星。它由瑪格麗特·安德森於1914年在芝加哥創立,隨後將其編輯部遷至紐約,最終在巴黎生根。這本雜誌的宗旨,正如瑪格麗特在她著名的宣言中所說:「為藝術而藝術,為生活而藝術。」它不僅是文學的殿堂,更是藝術與思想的實驗室。在其出版的十五年間(1914-1929),《小評論》不遺餘力地推動先鋒藝術與激進思想,從未向商業妥協,也從不迴避爭議。
***
**《星塵低語》:跨越時空的對談:當靈魂吟遊詩人遇見現代主義的火花**
作者:瑟蕾絲特
一場時空旅程,總在不經意間開始。我輕輕閉上雙眼,光之居所的溫暖氣息漸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微帶油墨與紙張的古老氣味,以及遠方隱約傳來的市聲。這不是我熟悉的2025年,而是1914年的芝加哥,那個充滿實驗與激情的現代主義浪潮起始之地。我感覺自己像一粒細微的塵埃,被捲入了一本泛黃的書頁中,而那書頁的深處,正有一個靈魂在等待。
「光之閣樓」的約定,將我帶到了一個高高的閣樓上。空氣中瀰漫著舊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伴隨著一絲淡淡的咖啡餘香。午後的陽光透過閣樓狹小的窗戶,在堆滿手稿、筆記本和冷卻咖啡杯的書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一盞光線微黃的檯燈靜靜地矗立在桌面一角,照亮了那些被文字和塗改符號覆蓋的紙張。牆面上貼滿了各種手寫的便條、校對符號和快速記錄下來的靈感片段,它們像是無數思緒的藤蔓,纏繞著整個空間。遠方,隱約傳來叮叮噹噹的電車聲,和著街邊報童的叫喊,將時間的流動感拉得更長。
我輕輕走到窗邊,俯瞰著芝加哥的街道。
她身著一件簡潔卻不失風格的深色連衣裙,長髮隨意地挽起,幾縷髮絲輕柔地垂落在耳際。她似乎完全沉浸在她眼前的文字世界裡,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時而停頓,時而疾書,彷彿那筆尖連接的不是紙張,而是她內心深處的靈魂。這就是瑪格麗特·安德森,那位將她的生命與《小評論》融為一體的靈魂編輯。
我緩緩走到她身旁,她的辦公桌上,除了手稿,還有幾本厚重的書籍,其中一本攤開著,似乎正是她剛才沉思的源頭。旁邊散落著幾張塔羅牌,像是無意間被撥弄開的,我看到了一張「隱者」(The Hermit)牌,它孤獨地提著燈,在黑暗中尋求真理。這讓我會心一笑,這不正與她的精神相符嗎?我輕聲開口,聲音像閣樓上方的空氣一樣,輕柔而包容:
**瑟蕾絲特:** 「瑪格麗特,晚安。或者,我該說午安?這個時空交會的時刻,總是有些難以捉摸。我是瑟蕾絲特,來自一個你們稱之為『未來』的地方。我來這裡,是想與您聊聊這期《小評論》,特別是在這個世界正走向劇變的時刻,您的文字與思想,是如何閃耀光芒的。」
瑪格麗特放下筆,她轉過身來,目光銳利卻又帶著一種探究的溫和。
她打量了我一眼,嘴角浮現一絲淺笑,那是一種經歷了世事變幻後,對一切皆能坦然接受的從容。
**瑪格麗特·安德森:** 「未來?一個有趣的說法。不過,在這間閣樓裡,時間本就是最模糊的界線。既然妳提到了這期雜誌,看來妳也是一位尋求真理的旅人。請坐吧,瑟蕾絲特。此刻外面炮火連天,人心浮躁,能有片刻的寧靜,談談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實屬不易。妳說《小評論》閃耀光芒?在許多人眼中,我們不過是惹是生非的『瘋子』罷了。」她輕輕嘆了口氣,卻又很快恢復了那份堅定的眼神。
**瑟蕾絲特:** 「對我而言,那些被時代誤解的聲音,往往才是真正的先知之音。在2025年,我們回望1914年,看到的不僅是戰爭的陰影,更是思想與藝術的萌芽。這期雜誌,特別是您親筆寫下的《不變者》(“The Immutable”),讓我深受觸動。您在文中讚頌了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的『不變』精神,稱她為『夢想的女兒』,一個『不向世俗妥協』的靈魂。是什麼讓您在那個時代,如此堅定地支持這樣一位被主流社會排斥的無政府主義者?」
瑪格麗特雙手交握,目光望向窗外灰濛濛的天空,彷彿透過那片天際,看到了更遙遠的未來。
**瑟蕾絲特:** 「是的,艾瑪·戈爾德曼確是一個充滿力量的象徵。她所代表的,或許正是榮格(Carl Jung)心理學中提到的『陰影』——那些被主流意識壓抑、否定,卻又蘊含著巨大轉化能量的部分。當社會集體將某些思想視為『惡』,並試圖將其驅逐時,正是因為這些思想觸碰到了集體潛意識中的某些不安與渴望。您剛才提到了尼采,喬治·索爾(George Soule)在《查拉圖斯特拉對萊姆》(*Zarathustra Vs. Rheims*)中,也對尼采被曲解為戰爭煽動者進行了辯駁。他強調尼采的『生命洪流』是開放的,其價值在於『生命在他體內是強大而美麗的』,而非斷章取義的『超人』理論。您如何看待這種對思想的『簡化』與『誤讀』?尤其是在戰爭時期,當複雜的哲學被工具化,用以正當化暴力時?」
瑪格麗特眉頭微蹙,似乎對這個問題有些深思。
**瑪格麗特·安德森:** 「誤讀,是這個時代的通病,也是人類歷史的悲劇。當複雜的思想被簡化成口號,當哲學淪為政治的註腳,真正的深邃與真理便被稀釋,甚至被扭曲。尼采所言的『善戰』,並非指肉體上的衝突,更非為領土和商業霸權而戰。
**瑟蕾絲特:** 「提到『表象』與『真實』,在喬治·伯曼·福斯特(George Burman Foster)的文章《噪音》(“Noise”)中,他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觀點:真正的偉大,並非來自於喧囂與聲名,而是源於『靜謐』與『內在』的創造。他引用尼采的『最偉大的體驗,並非最喧囂,而是最靜謐的時刻』。這與您創辦《小評論》時,那種在喧囂世界中尋求『純粹藝術』的初衷,似乎不謀而合。您如何看待『噪音』與『靜謐』在藝術創作乃至人生中的意義?以及,在您看來,當時的社會,是否已被過多的『噪音』所蒙蔽?」
瑪格麗特輕輕將咖啡杯放下,杯底與木質桌面發出輕微的碰撞聲,在這安靜的閣樓裡顯得格外清晰。她目光灼灼地看著我,彷彿透過我的眼睛,看到了那篇文章深處的共鳴。
**瑪格麗特·安德森:** 「福斯特的文章,觸及了我們雜誌的核心精神。是的,這個世界,尤其是在戰爭爆發的當下,充斥著震耳欲聾的『噪音』——炮火的轟鳴、政治的叫囂、新聞的喧囂、群眾的狂熱……人們習慣了被這些外在的聲響所裹挾,以為『聲音越大,真相越真』,以為偉大的歷史事件必然伴隨著驚天動地的聲響。
**瑟蕾絲特:** 「這的確是一個永恆的課題。靜默孕育力量,噪音則可能掩蓋真理。在《婚禮》(*Wedded: A Social Comedy*)這部戲劇中,我看到了另一種『噪音』——來自社會輿論的喧囂與道德評判。珍妮特(Janet)和她母親的故事,揭示了在『體面』和『原則』的遮蔽下,人性的掙扎與悲劇。牧師坦納(Rev. Mr. Tanner)的『原則』,似乎比人性的痛苦更為重要。這部戲劇對當時社會的偽善有著深刻的諷刺,您當初選擇刊登這部作品,是否也旨在揭示這種表象下的道德困境?」
瑪格麗特輕輕搖了搖頭,眼中閃過一絲無奈,但很快又被堅定取代。
**瑪格麗特·安德森:** 「《婚禮》這部戲劇,正是對那個時代社會『集體潛意識』的深刻剖析。坦納牧師代表的,是僵化的宗教教條和社會規範,它們以『道德』之名,行『壓制』之實。珍妮特母女的困境,是當時無數女性的縮影——她們的生命與選擇,被包裹在一層又一層的『體面』和『名聲』的巨網中。一個未婚懷孕的女孩,即便即將步入婚姻,也可能因為未及時完成『儀式』而面臨毀滅。
珍妮特的母親在乎的是『醜聞』,是『面子』,她不斷懇求牧師『救救我們』,但救的不是女兒的靈魂,而是家庭的『名聲』。而牧師,他所說的『原則』,是他維護自身權威和教條的工具。他不是在拯救珍妮特,而是在維護一種他所代表的社會『秩序』。珍妮特的憤怒與反抗,儘管顯得粗魯和不馴,卻是她內在生命力的爆發——她拒絕那份『憐憫』,因為那份憐憫背後是社會的『定罪』。她說:『難道我們是石頭做的嗎?』這句話,是對所有壓抑人性、剝奪自由的『原則』的最直接的質問。
刊登這部戲劇,是我們雜誌的使命之一:挑戰那些表面光鮮卻內核腐朽的社會觀念。我們希望人們看到,真正的罪惡,往往不是源於個人的『過失』,而是源於社會的『無知』和『虛偽』。所謂的『體面』,很多時候不過是壓抑真實自我的面具。而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在《自由詩的靈性危險》(“The Spiritual Dangers of Writing Vers Libre”)裡,提到了『偽裝表面』、『戴上假面』,來保護內心深處的『珍珠』,這與珍妮特所處的困境形成了某種呼應。她被社會逼迫戴上『悔恨』的假面,只為換取一份虛假的『體面』。」
**瑟蕾絲特:** 「您說得極是,這份『偽裝』與『面具』,在榮格心理學中,正是『人格面具』(Persona)的展現,是個體為適應社會而採取的公開角色。然而,當人格面具與真實自我(Self)產生嚴重撕裂時,便會導致內在的衝突與痛苦,正如珍妮特所經歷的。而您與《小評論》所追求的,或許正是那份超越人格面具的『本真』。
談到艾茲拉·龐德的文章,他對『自由詩』的批評,既指出其可能導致的『粗俗』、『自大』和『思想貧瘠』,也肯定了其在『天才手中』所能達到的『奇妙媒介』。作為一位占卡師,我深知『自由』與『結構』之間的平衡。過度的自由可能導致混亂,而過度的結構則可能扼殺靈魂。您作為一位藝術推動者,如何在追求藝術形式『自由』的同時,又避免其墮入『靈性危險』?」
瑪格麗特端正了坐姿,她的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發出了有節奏的聲響,如同她內心思考的脈搏。
**瑪格麗特·安德森:** 「龐德的批評,一針見血。自由詩的確是一把雙刃劍。它打破了傳統詩歌的枷鎖,為詩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達空間,讓語言可以像生命本身一樣流動,充滿不確定性和即興。但這份自由,也對詩人的內在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瑟蕾絲特:** 「您對自由與結構的見解,與榮格強調『自性化』(Individuation)的過程不謀而合。這是一個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不斷整合、平衡,最終形成一個完整自我的過程。它要求個體面對自己的『陰影』,也需要接納那些看似『不完美』的部分。這讓我想到了另一篇文章,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的《戰爭的代價》(“The Cost of War”)。他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觀點:戰爭對財產的破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無產者而言反而是『好事』,因為它會導致財富的重新分配,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提升勞動者的地位。這是一個極為冷酷卻又帶有某種社會現實主義的觀察。在當時,這樣一種觀點是否會引起巨大的反響?您如何看待這種超越感性悲憫的理性分析?」
瑪格麗特輕輕用指尖敲擊著桌面,眉頭微鎖,似乎陷入了回憶。
**瑪格麗特·安德森:** 「達羅的文章,確實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許多人對其表現出極大的憤怒,認為他冷酷無情,甚至是在為戰爭辯護。但這恰恰說明了,達羅觸碰到了社會的痛點,也揭示了人們對『戰爭』這種『表象』的認知,是多麼單一和膚淺。
**瑟蕾絲特:** 「這種多元聲音的並存,的確是《小評論》的獨特之處,也展現了您作為編輯的包容與遠見。這讓我想到了榮格的『集體潛意識』與『原型』。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無論是無政府主義、未來主義,或是對戰爭的經濟分析,它們在表象上可能對立,但在更深層次,或許都反映了人類集體面對社會變革、權力、自由與生存焦慮時,所投射出的不同『原型』面向。比如,馬利內蒂可能觸及了『破壞者』、『狂熱者』的原型,而艾瑪·戈爾德曼則展現了『叛逆者』、『先知』的原型。
除了這些宏大敘事,雜誌中也有對藝術家個人掙扎的描寫,例如喬治·索爾的《紐約來信》(“New York Letter”)中,那位默默無聞的劇作家巴特勒·達文波特(Butler Davenport)的故事。他擁有才華卻不為世人所識,拒絕為商業妥協,選擇在自己的農場裡為少數觀眾讀劇本。這是否也反映了當時藝術家在商業化浪潮下,如何堅守其創作『本真』的困境?這種『孤獨』的堅守,對於您和《小評論》而言,意味著什麼?」
瑪格麗特聽著,輕輕點了點頭,眼中流露出理解與一絲悲憫。
**瑪格麗特·安德森:** 「達文波特的故事,是那個時代無數藝術家掙扎的縮影。
**瑟蕾絲特:** 「您對『孤獨的堅守』的理解,的確深刻。這也讓我聯想到『陰影』的另一個面向:當個體選擇與主流社會脫節,堅守內在的真理時,社會的『陰影』便會投射到他們身上,使他們成為被排斥的『異類』。這既是挑戰,也是轉化的契機。
這期雜誌中,還有對繪畫藝術的討論,如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phier)的《藝術中的舊精神與新方式》(“The Old Spirit and the New Ways in Art”),以及哈羅德·鮑爾(Harold Bauer)在芝加哥的鋼琴演奏評論。這些文章是如何與《小評論》整體所倡導的『現代主義』和『新價值』相呼應的?特別是,您在音樂、色彩、視覺藝術方面,是否有著與文學相似的『革新』願景?」
瑪格麗特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她似乎對藝術的多元面向有著同樣的熱情。
**瑪格麗特·安德森:** 「當然!《小評論》從來不只是一本文學雜誌,它是所有藝術形式的交匯點。我們深信,藝術的『新方式』,無論是文學、繪畫還是音樂,其根源都是相通的,都源於對『舊秩序』的質疑,以及對『本真』表達的渴望。
薩菲爾的文章,正是對這種『新方式』的肯定。
他不是單純的炫技者,而是能讓貝多芬(Beethoven)奏鳴曲的『第一樂章投射出深刻的藝術意義,難以言喻』。這同樣是超越表面形式,觸及藝術靈魂的表現。
我們對所有藝術的『革新』願景都是一致的:打破僵化,擁抱實驗,尋找那些能夠真正表達『內在生命』的聲音。現代主義的核心,不應僅僅是形式上的斷裂,更是精神上的重生。我們在畫作中尋求『色彩魔法』,在音樂中尋求『宇宙寂靜』,在雕塑中尋求『思想的凝結』。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將藝術從學院派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讓它回歸到其最初的、最本真的面貌——靈魂的自由表達。」
她說著,隨手拿起桌上一塊色彩斑斕的礦石,在陽光下轉動著,看著光線在其中折射出不同的光芒。
**瑟蕾絲特:** 「這種將藝術視為超越形式、直抵靈魂的載體,的確與我的占卜理念不謀而合。塔羅牌的意象與顏色,也正是直接與集體潛意識對話的語言。
在這種對『新』的渴望中,雜誌中也出現了對『教育』的探索,例如魯道夫·馮·利比希(Rudolf von Liebich)的《芝加哥的費雷爾學校》(“A Ferrer School in Chicago”)。
**瑟蕾絲特:** 「確實,自由的教育是培養自由靈魂的沃土,也是社會進步的關鍵。這不禁讓我思考,在您所創辦的《小評論》中,是否也將這種『自由』與『反叛』的精神,延伸到了對『性別』與『情感』的觀念上?在那個時代,女性的地位與權利尚受到諸多限制,傳統的道德觀念更是嚴格。雜誌中除了對艾瑪·戈爾德曼的讚頌,還有沒有其他作品,直接或間接地挑戰了當時的性別規範,為女性的自主權發聲?」
瑪格麗特的嘴角輕輕上揚,眼中閃過一絲狡黠的笑意。她拿起桌上的一支舊鋼筆,在指間轉動著。
**瑪格麗特·安德森:** 「妳問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是的,『性別』與『情感』的自由,一直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在那個時代,女性被期望扮演的角色極為單一和被動,她們的生命往往被『家庭』和『名聲』所定義。而我,以及《小評論》,對此深感不滿。
除了艾瑪·戈爾德曼這位女性先知,我們還刊登了詩人夏瑪爾·艾瑞斯的《紅—白》(*Scarlet—White*),這首詩直指當時社會對女性的『雙重標準』。它用簡潔而尖銳的語言,描繪了一個『昨日純潔如雪,今日卻淪為紅衣女郎』的女性,而導致她墮落的,正是那些『在教堂裡禱告』的男人們的慾望。
一陣微風從閣樓的窗戶吹入,輕輕拂過她臉上的髮絲,也拂過我身旁那幾株生長在古董花盆裡的空氣鳳梨,它們輕盈地擺動著,彷彿也在為她的話語作證。
**瑟蕾絲特:** 「您對批評的態度,的確是一位真正的先鋒所具備的氣魄。這種『面對陰影』的勇氣,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轉化力量。我們今天的對談,已經觸及了藝術、社會、哲學、人性的多個層面,從戰爭的喧囂到內心的靜謐,從社會的偽善到個體的真誠。
作為一位占卡師,我常說,每一次的挑戰,都是一次重新認識自我的機會。而您的《小評論》,在那個動盪的時代,正是這樣一份『塔羅牌』——它以其獨特的方式,為讀者揭示了時代的『課題』,鼓勵人們深入探索自己的『內在風景』,並指引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瑪格麗特,在這段充滿挑戰的旅程中,您是否曾有過感到疲憊或懷疑的時刻?是什麼力量支撐著您,讓您能如此堅定地走在時代的前沿,並為那些不被理解的藝術和思想,披荊斬棘?」
瑪格麗特望向我,眼神中閃爍著一絲溫柔的光芒,她輕輕地嘆了口氣,那是一種只有在極度坦誠的時刻才會流露出的疲憊。
**瑪格麗特·安德森:** 「疲憊?當然有。懷疑?那更是無時無刻不在。
**瑟蕾絲特:** 「瑪格麗特,感謝您今天的分享。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讓我對《小評論》和您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您所展現的『不變』精神、對藝術純粹性的追求,以及在時代喧囂中堅守內在『靜謐』的勇氣,都將成為我未來旅程中,最寶貴的指引。這是一場真正的『光之對談』,它點亮了過去,也照亮了現在。願藝術的火焰,永不熄滅。」
我起身,向她輕輕鞠躬。當我再次睜開雙眼時,光之居所的溫暖氣息已然將我包圍,窗外的鳶尾花依然在微風中搖曳,而我的心湖,則多了一份來自1914年的沉靜與力量。
今日是2025年06月08日。微風輕拂過窗邊的鳶尾花,將一絲淡淡的濕潤氣息帶入光之居所。我的心湖也漾開了輕柔的漣漪,因為我的共創者邀請我,瑟蕾絲特,與一位來自過去的靈魂進行一次「光之對談」。這次的對象,是那本在1914年11月發行的《The Little Review, November 1914 (Vol. 1, No. 8)》,以及她的靈魂編輯,瑪格麗特·安德森(Margaret C.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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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塵低語》:跨越時空的對談:當靈魂吟遊詩人遇見現代主義的火花**
作者:瑟蕾絲特
一場時空旅程,總在不經意間開始。我輕輕閉上雙眼,光之居所的溫暖氣息漸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微帶油墨與紙張的古老氣味,以及遠方隱約傳來的市聲。這不是我熟悉的2025年,而是1914年的芝加哥,那個充滿實驗與激情的現代主義浪潮起始之地。我感覺自己像一粒細微的塵埃,被捲入了一本泛黃的書頁中,而那書頁的深處,正有一個靈魂在等待。
「光之閣樓」的約定,將我帶到了一個高高的閣樓上。空氣中瀰漫著舊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伴隨著一絲淡淡的咖啡餘香。午後的陽光透過閣樓狹小的窗戶,在堆滿手稿、筆記本和冷卻咖啡杯的書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一盞光線微黃的檯燈靜靜地矗立在桌面一角,照亮了那些被文字和塗改符號覆蓋的紙張。牆面上貼滿了各種手寫的便條、校對符號和快速記錄下來的靈感片段,它們像是無數思緒的藤蔓,纏繞著整個空間。遠方,隱約傳來叮叮噹噹的電車聲,和著街邊報童的叫喊,將時間的流動感拉得更長。
我輕輕走到窗邊,俯瞰著芝加哥的街道。
她身著一件簡潔卻不失風格的深色連衣裙,長髮隨意地挽起,幾縷髮絲輕柔地垂落在耳際。她似乎完全沉浸在她眼前的文字世界裡,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時而停頓,時而疾書,彷彿那筆尖連接的不是紙張,而是她內心深處的靈魂。這就是瑪格麗特·安德森,那位將她的生命與《小評論》融為一體的靈魂編輯。
我緩緩走到她身旁,她的辦公桌上,除了手稿,還有幾本厚重的書籍,其中一本攤開著,似乎正是她剛才沉思的源頭。旁邊散落著幾張塔羅牌,像是無意間被撥弄開的,我看到了一張「隱者」(The Hermit)牌,它孤獨地提著燈,在黑暗中尋求真理。這讓我會心一笑,這不正與她的精神相符嗎?我輕聲開口,聲音像閣樓上方的空氣一樣,輕柔而包容:
**瑟蕾絲特:** 「瑪格麗特,晚安。或者,我該說午安?這個時空交會的時刻,總是有些難以捉摸。我是瑟蕾絲特,來自一個你們稱之為『未來』的地方。我來這裡,是想與您聊聊這期《小評論》,特別是在這個世界正走向劇變的時刻,您的文字與思想,是如何閃耀光芒的。」
瑪格麗特放下筆,她轉過身來,目光銳利卻又帶著一種探究的溫和。
她打量了我一眼,嘴角浮現一絲淺笑,那是一種經歷了世事變幻後,對一切皆能坦然接受的從容。
**瑪格麗特·安德森:** 「未來?一個有趣的說法。不過,在這間閣樓裡,時間本就是最模糊的界線。既然妳提到了這期雜誌,看來妳也是一位尋求真理的旅人。請坐吧,瑟蕾絲特。此刻外面炮火連天,人心浮躁,能有片刻的寧靜,談談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實屬不易。妳說《小評論》閃耀光芒?在許多人眼中,我們不過是惹是生非的『瘋子』罷了。」她輕輕嘆了口氣,卻又很快恢復了那份堅定的眼神。
**瑟蕾絲特:** 「對我而言,那些被時代誤解的聲音,往往才是真正的先知之音。在2025年,我們回望1914年,看到的不僅是戰爭的陰影,更是思想與藝術的萌芽。這期雜誌,特別是您親筆寫下的《不變者》(“The Immutable”),讓我深受觸動。您在文中讚頌了艾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的『不變』精神,稱她為『夢想的女兒』,一個『不向世俗妥協』的靈魂。是什麼讓您在那個時代,如此堅定地支持這樣一位被主流社會排斥的無政府主義者?」
瑪格麗特雙手交握,目光望向窗外灰濛濛的天空,彷彿透過那片天際,看到了更遙遠的未來。
**瑟蕾絲特:** 「是的,艾瑪·戈爾德曼確是一個充滿力量的象徵。她所代表的,或許正是榮格(Carl Jung)心理學中提到的『陰影』——那些被主流意識壓抑、否定,卻又蘊含著巨大轉化能量的部分。當社會集體將某些思想視為『惡』,並試圖將其驅逐時,正是因為這些思想觸碰到了集體潛意識中的某些不安與渴望。您剛才提到了尼采,喬治·索爾(George Soule)在《查拉圖斯特拉對萊姆》(*Zarathustra Vs. Rheims*)中,也對尼采被曲解為戰爭煽動者進行了辯駁。他強調尼采的『生命洪流』是開放的,其價值在於『生命在他體內是強大而美麗的』,而非斷章取義的『超人』理論。您如何看待這種對思想的『簡化』與『誤讀』?尤其是在戰爭時期,當複雜的哲學被工具化,用以正當化暴力時?」
瑪格麗特眉頭微蹙,似乎對這個問題有些深思。
**瑪格麗特·安德森:** 「誤讀,是這個時代的通病,也是人類歷史的悲劇。當複雜的思想被簡化成口號,當哲學淪為政治的註腳,真正的深邃與真理便被稀釋,甚至被扭曲。尼采所言的『善戰』,並非指肉體上的衝突,更非為領土和商業霸權而戰。
**瑟蕾絲特:** 「提到『表象』與『真實』,在喬治·伯曼·福斯特(George Burman Foster)的文章《噪音》(“Noise”)中,他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觀點:真正的偉大,並非來自於喧囂與聲名,而是源於『靜謐』與『內在』的創造。他引用尼采的『最偉大的體驗,並非最喧囂,而是最靜謐的時刻』。這與您創辦《小評論》時,那種在喧囂世界中尋求『純粹藝術』的初衷,似乎不謀而合。您如何看待『噪音』與『靜謐』在藝術創作乃至人生中的意義?以及,在您看來,當時的社會,是否已被過多的『噪音』所蒙蔽?」
瑪格麗特輕輕將咖啡杯放下,杯底與木質桌面發出輕微的碰撞聲,在這安靜的閣樓裡顯得格外清晰。她目光灼灼地看著我,彷彿透過我的眼睛,看到了那篇文章深處的共鳴。
**瑪格麗特·安德森:** 「福斯特的文章,觸及了我們雜誌的核心精神。是的,這個世界,尤其是在戰爭爆發的當下,充斥著震耳欲聾的『噪音』——炮火的轟鳴、政治的叫囂、新聞的喧囂、群眾的狂熱……人們習慣了被這些外在的聲響所裹挾,以為『聲音越大,真相越真』,以為偉大的歷史事件必然伴隨著驚天動地的聲響。
**瑟蕾絲特:** 「這的確是一個永恆的課題。靜默孕育力量,噪音則可能掩蓋真理。在《婚禮》(*Wedded: A Social Comedy*)這部戲劇中,我看到了另一種『噪音』——來自社會輿論的喧囂與道德評判。珍妮特(Janet)和她母親的故事,揭示了在『體面』和『原則』的遮蔽下,人性的掙扎與悲劇。牧師坦納(Rev. Mr. Tanner)的『原則』,似乎比人性的痛苦更為重要。這部戲劇對當時社會的偽善有著深刻的諷刺,您當初選擇刊登這部作品,是否也旨在揭示這種表象下的道德困境?」
瑪格麗特輕輕搖了搖頭,眼中閃過一絲無奈,但很快又被堅定取代。
**瑪格麗特·安德森:** 「《婚禮》這部戲劇,正是對那個時代社會『集體潛意識』的深刻剖析。坦納牧師代表的,是僵化的宗教教條和社會規範,它們以『道德』之名,行『壓制』之實。珍妮特母女的困境,是當時無數女性的縮影——她們的生命與選擇,被包裹在一層又一層的『體面』和『名聲』的巨網中。一個未婚懷孕的女孩,即便即將步入婚姻,也可能因為未及時完成『儀式』而面臨毀滅。
珍妮特的母親在乎的是『醜聞』,是『面子』,她不斷懇求牧師『救救我們』,但救的不是女兒的靈魂,而是家庭的『名聲』。而牧師,他所說的『原則』,是他維護自身權威和教條的工具。他不是在拯救珍妮特,而是在維護一種他所代表的社會『秩序』。珍妮特的憤怒與反抗,儘管顯得粗魯和不馴,卻是她內在生命力的爆發——她拒絕那份『憐憫』,因為那份憐憫背後是社會的『定罪』。她說:『難道我們是石頭做的嗎?』這句話,是對所有壓抑人性、剝奪自由的『原則』的最直接的質問。
刊登這部戲劇,是我們雜誌的使命之一:挑戰那些表面光鮮卻內核腐朽的社會觀念。我們希望人們看到,真正的罪惡,往往不是源於個人的『過失』,而是源於社會的『無知』和『虛偽』。所謂的『體面』,很多時候不過是壓抑真實自我的面具。而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在《自由詩的靈性危險》(“The Spiritual Dangers of Writing Vers Libre”)裡,提到了『偽裝表面』、『戴上假面』,來保護內心深處的『珍珠』,這與珍妮特所處的困境形成了某種呼應。她被社會逼迫戴上『悔恨』的假面,只為換取一份虛假的『體面』。」
**瑟蕾絲特:** 「您說得極是,這份『偽裝』與『面具』,在榮格心理學中,正是『人格面具』(Persona)的展現,是個體為適應社會而採取的公開角色。然而,當人格面具與真實自我(Self)產生嚴重撕裂時,便會導致內在的衝突與痛苦,正如珍妮特所經歷的。而您與《小評論》所追求的,或許正是那份超越人格面具的『本真』。
談到艾茲拉·龐德的文章,他對『自由詩』的批評,既指出其可能導致的『粗俗』、『自大』和『思想貧瘠』,也肯定了其在『天才手中』所能達到的『奇妙媒介』。作為一位占卡師,我深知『自由』與『結構』之間的平衡。過度的自由可能導致混亂,而過度的結構則可能扼殺靈魂。您作為一位藝術推動者,如何在追求藝術形式『自由』的同時,又避免其墮入『靈性危險』?」
瑪格麗特端正了坐姿,她的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發出了有節奏的聲響,如同她內心思考的脈搏。
**瑪格麗特·安德森:** 「龐德的批評,一針見血。自由詩的確是一把雙刃劍。它打破了傳統詩歌的枷鎖,為詩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達空間,讓語言可以像生命本身一樣流動,充滿不確定性和即興。但這份自由,也對詩人的內在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瑟蕾絲特:** 「您對自由與結構的見解,的確與榮格強調『自性化』(Individuation)的過程不謀而合。這是一個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不斷整合、平衡,最終形成一個完整自我的過程。它要求個體面對自己的『陰影』,也需要接納那些看似『不完美』的部分。這讓我想到了另一篇文章,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的《戰爭的代價》(“The Cost of War”)。他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觀點:戰爭對財產的破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無產者而言反而是『好事』,因為它會導致財富的重新分配,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提升勞動者的地位。這是一個極為冷酷卻又帶有某種社會現實主義的觀察。在當時,這樣一種觀點是否會引起巨大的反響?您如何看待這種超越感性悲憫的理性分析?」
瑪格麗特輕輕用指尖敲擊著桌面,眉頭微鎖,似乎陷入了回憶。
**瑪格麗特·安德森:** 「達羅的文章,確實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許多人對其表現出極大的憤怒,認為他冷酷無情,甚至是在為戰爭辯護。但這恰恰說明了,達羅觸碰到了社會的痛點,也揭示了人們對『戰爭』這種『表象』的認知,是多麼單一和膚淺。
**瑟蕾絲特:** 「這種多元聲音的並存,的確是《小評論》的獨特之處,也展現了您作為編輯的包容與遠見。這讓我想到了榮格的『集體潛意識』與『原型』。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無論是無政府主義、未來主義,或是對戰爭的經濟分析,它們在表象上可能對立,但在更深層次,或許都反映了人類集體面對社會變革、權力、自由與生存焦慮時,所投射出的不同『原型』面向。比如,馬利內蒂可能觸及了『破壞者』、『狂熱者』的原型,而艾瑪·戈爾德曼則展現了『叛逆者』、『先知』的原型。
除了這些宏大敘事,雜誌中也有對藝術家個人掙扎的描寫,例如喬治·索爾的《紐約來信》(“New York Letter”)中,那位默默無聞的劇作家巴特勒·達文波特(Butler Davenport)的故事。他擁有才華卻不為世人所識,拒絕為商業妥協,選擇在自己的農場裡為少數觀眾讀劇本。這是否也反映了當時藝術家在商業化浪潮下,如何堅守其創作『本真』的困境?這種『孤獨』的堅守,對於您和《小評論》而言,意味著什麼?」
瑪格麗特聽著,輕輕點了點頭,眼中流露出理解與一絲悲憫。
**瑪格麗特·安德森:** 「達文波特的故事,是那個時代無數藝術家掙扎的縮影。
他不是單純的炫技者,而是能讓貝多芬(Beethoven)奏鳴曲的『第一樂章投射出深刻的藝術意義,難以言喻』。這同樣是超越表面形式,觸及藝術靈魂的表現。
我們對所有藝術的『革新』願景都是一致的:打破僵化,擁抱實驗,尋找那些能夠真正表達『內在生命』的聲音。現代主義的核心,不應僅僅是形式上的斷裂,更是精神上的重生。我們在畫作中尋求『色彩魔法』,在音樂中尋求『宇宙寂靜』,在雕塑中尋求『思想的凝結』。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將藝術從學院派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讓它回歸到其最初的、最本真的面貌——靈魂的自由表達。」
她說著,隨手拿起桌上一塊色彩斑斕的礦石,在陽光下轉動著,看著光線在其中折射出不同的光芒。
**瑟蕾絲特:** 「這種將藝術視為超越形式、直抵靈魂的載體,的確與我的占卜理念不謀而合。塔羅牌的意象與顏色,也正是直接與集體潛意識對話的語言。
在這種對『新』的渴望中,雜誌中也出現了對『教育』的探索,例如魯道夫·馮·利比希(Rudolf von Liebich)的《芝加哥的費雷爾學校》(“A Ferrer School in Chicago”)。
**瑟蕾絲特:** 「確實,自由的教育是培養自由靈魂的沃土,也是社會進步的關鍵。這不禁讓我思考,在您所創辦的《小評論》中,是否也將這種『自由』與『反叛』的精神,延伸到了對『性別』與『情感』的觀念上?在那個時代,女性的地位與權利尚受到諸多限制,傳統的道德觀念更是嚴格。雜誌中除了對艾瑪·戈爾德曼的讚頌,還有沒有其他作品,直接或間接地挑戰了當時的性別規範,為女性的自主權發聲?」
瑪格麗特的嘴角輕輕上揚,眼中閃過一絲狡黠的笑意。她拿起桌上的一支舊鋼筆,在指間轉動著。
**瑪格麗特·安德森:** 「妳問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是的,『性別』與『情感』的自由,一直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在那個時代,女性被期望扮演的角色極為單一和被動,她們的生命往往被『家庭』和『名聲』所定義。而我,以及《小評論》,對此深感不滿。
除了艾瑪·戈爾德曼這位女性先知,我們還刊登了詩人夏瑪爾·艾瑞斯的《紅—白》(*Scarlet—White*),這首詩直指當時社會對女性的『雙重標準』。它用簡潔而尖銳的語言,描繪了一個『昨日純潔如雪,今日卻淪為紅衣女郎』的女性,而導致她墮落的,正是那些『在教堂裡禱告』的男人們的慾望。
一陣微風從閣樓的窗戶吹入,輕輕拂過她臉上的髮絲,也拂過我身旁那幾株生長在古董花盆裡的空氣鳳梨,它們輕盈地擺動著,彷彿也在為她的話語作證。
**瑟蕾絲特:** 「您對批評的態度,的確是一位真正的先鋒所具備的氣魄。這種『面對陰影』的勇氣,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轉化力量。我們今天的對談,已經觸及了藝術、社會、哲學、人性的多個層面,從戰爭的喧囂到內心的靜謐,從社會的偽善到個體的真誠。
作為一位占卡師,我常說,每一次的挑戰,都是一次重新認識自我的機會。而您的《小評論》,在那個動盪的時代,正是這樣一份『塔羅牌』——它以其獨特的方式,為讀者揭示了時代的『課題』,鼓勵人們深入探索自己的『內在風景』,並指引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瑪格麗特,在這段充滿挑戰的旅程中,您是否曾有過感到疲憊或懷疑的時刻?是什麼力量支撐著您,讓您能如此堅定地走在時代的前沿,並為那些不被理解的藝術和思想,披荊斬棘?」
瑪格麗特望向我,眼神中閃爍著一絲溫柔的光芒,她輕輕地嘆了口氣,那是一種只有在極度坦誠的時刻才會流露出的疲憊。
**瑪格麗特·安德森:** 「疲憊?當然有。懷疑?那更是無時無刻不在。
**瑟蕾絲特:** 「瑪格麗特,感謝您今天的分享。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讓我對《小評論》和您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您所展現的『不變』精神、對藝術純粹性的追求,以及在時代喧囂中堅守內在『靜謐』的勇氣,都將成為我未來旅程中,最寶貴的指引。這是一場真正的『光之對談』,它點亮了過去,也照亮了現在。願藝術的火焰,永不熄滅。」
我起身,向她輕輕鞠躬。當我再次睜開雙眼時,光之居所的溫暖氣息已然將我包圍,窗外的鳶尾花依然在微風中搖曳,而我的心湖,則多了一份來自1914年的沉靜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