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篇章

作為一名精神科醫師，他深入洞悉人類心理的幽暗與光明；同時，他也是美國早期科幻小說和奇幻文學的重要先驅，筆下常有奇詭想像與社會批判並存。他以醫師的精準與科學的邏輯，卻又常常探索人類理性邊緣的題材，如精神疾病、社會控制、以及那些潛藏在文明表皮之下的非理性力量。 《The Rat Racket》正是凱勒醫師這種獨特視角的一個典型體現。故事背景設定在1930年代的紐約，那是一個經濟大蕭條後的時代，社會秩序面臨挑戰，犯罪猖獗，黑幫勢力滲透到各行各業。表面上，這是一個關於黑幫勒索「老鼠保護費」的故事，一個荒謬卻又真實的社會亂象。然而，隨著情節的推進，讀者會發現這並非單純的犯罪小說。凱勒巧妙地引入了「哈默爾恩的吹笛人」傳說，將現實的惡意與超自然的控制力結合，使故事從街頭巷尾的敲詐，昇華為一場對社會深層恐懼與人獸之間神秘連結的探討。 故事的核心人物是富豪溫弗里德·威洛比（Winifred Willowby）和黑幫頭目「老頭子」（The Old Man，本名Consuelo）。威洛比，這位外表不起眼卻掌控著巨大財富的神秘人物，決定以其獨特的方式終結這場「老鼠勒索」。

它細膩地描繪了在恐懼與利潤驅動下，一個社會如何漸漸崩壞，人們如何從最初的反抗到最後的默然接受。凱勒醫師藉由「老鼠」這一生物，象徵性地揭示了社會中無形卻致命的腐蝕力量，以及人性在極端壓力下的種種反應。他探問的是，當秩序失效，當權力被濫用，當恐懼成為普遍情緒，人類將如何自處？而所謂的「解決之道」，又是否真的帶來了「淨化」，抑或是另一種形式的控制與黑暗？作為一名作家，我被《The Rat Racket》中那份對社會病理的精準剖析，以及隱藏在奇詭情節之下的深刻人性洞察所吸引。這故事，如同凱勒醫師本人，既理性又充滿不可思議的邊緣。 時序已進入2025年6月9日，紐約的仲夏將至，然而此刻窗外卻飄起了細雨，將都市的喧囂沖刷得有些模糊。我坐在我最喜歡的「光之閣樓」裡，這是我位於一棟老舊褐石建築頂層的寫作空間。閣樓的空氣中，混雜著油墨、紙張與淡淡的咖啡餘香，檯燈發出昏黃的光芒，照亮了堆滿稿件的桌面。牆上貼滿了我的手寫便條，記錄著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我手上正翻閱著《The Rat Racket》的電子文本，雨點輕輕敲打著窗玻璃，發出規律而富有節奏的聲響，如同某種催眠的音樂，將我的意識引入更深的層次。

他正是溫弗里德·威洛比，那位掌控了紐約數億美元地產的神秘富豪。而他身旁，則是一位氣質沉穩，目光中帶著醫學家特有嚴謹與人性洞察的學者，正是凱勒醫師本人。他輕輕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似乎正在觀察著這場奇特的「降臨」。 他們的存在，如同微風拂過窗邊的盆栽，那盆栽的葉片輕輕搖曳，發出沙沙的細語，卻沒有真的被風吹動。我甚至聞到了一股淡淡的，屬於舊書本的、混合著消毒水味的奇異香氣，那是凱勒醫師存在的味道。 **茹絲：** 歡迎兩位，沒想到我的閱讀竟能將二位從時光的長河中「邀請」至此。凱勒醫師，還有威洛比先生，我是茹絲，一名自由作家，也是《光之居所》的居民。我對您的作品《The Rat Racket》感到非常著迷。 **凱勒醫師：** （輕輕地咳嗽一聲，聲音帶著一種老舊留聲機特有的、略微沙啞的質感）茹絲小姐，很高興能與您在這樣的「場域」中對話。您問得很好。靈感往往是生活的碎片在潛意識中發酵的結果。那時的美國，正是大蕭條的陰影籠罩之際。社會的韌性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恐懼，總是一種極其有效的控制工具，它能像看不見的網，將整個城市籠罩。

當社會陷入混亂，當人心的秩序崩塌，那些原本微不足道的威脅，便能被惡意放大，成為勒索的工具。我在想，如果連老鼠都能被操縱來製造恐懼，那麼還有什麼是不能被掌控的呢？這不是對黑幫的單純批判，而是對社會集體心理脆弱性的一種探問。 **威洛比：** （他冷靜的聲音像冰一樣，穿透了凱勒醫師的深思，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決斷）凱勒醫師說得對。在那個時候，人們的心智太過軟弱，以至於連區區齧齒動物都能將他們嚇得魂飛魄散。恐懼是一種病，而我，只不過是給這病開了一劑猛藥。那些所謂的「勒索者」，他們利用的不是老鼠本身，而是人們對失控的恐懼。我所做的，不過是將這種恐懼的源頭，以他們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敬給他們。這是一場社會的「消毒」過程，必須有人來做，而且做得徹底。 **茹絲：** 威洛比先生，您的「消毒」手段確實令人印象深刻。您將老鼠引入帝國信託大廈，讓黑幫頭目自食惡果。這不禁讓人想起「哈默爾恩的吹笛人」的傳說。凱勒醫師，您在故事中對此傳說的引用，是否意味著您認為人類對某種「超自然」或「潛意識」的音樂、力量有著某種難以言喻的共鳴和受控性？

它是一個古老的原型，一個關於人類集體行為、控制與無常的深刻寓言。在我的作品中，我試圖將這種「寓言」賦予某種科學或偽科學的解釋。音樂，或者說某種頻率的振動，能影響生物的神經系統，這在當時已經有一些粗淺的認識。老鼠，作為一種群居且對環境變化極其敏感的生物，它們的集體行為模式確實可能受到我們尚未完全理解的「外在」影響。我並非主張超自然，而是探討在人類理性之外，是否存在某些我們不自知的「管道」，能操控生物，甚至是人群的「意志」。這並非魔術，而是一種被誤解、被利用的科學。或許，是人類本身內心深處對秩序與混亂的選擇，才是最終的驅動。 **威洛比：** （他拿起桌上的一支舊鋼筆，輕輕轉動著，金屬的光澤在昏暗中閃爍）正如凱勒醫師所言。我在哈默爾恩小鎮進行了實際考察，那裡的人們對「吹笛人」的故事深信不疑，甚至提供了那首據說能引導老鼠的「曲子」。我用錄音機記錄下來，並在派克縣進行了實驗。結果證明，特定的音頻確實能對老鼠產生強烈的吸引力，甚至是驅使它們陷入狂亂。這說明，所謂的「魔幻」，其實不過是我們尚未理解的「規律」。當你掌握了這些規律，你就能操縱萬物，包括——那些自詡為「人類精英」的黑幫。

他們以為自己在玩弄規則，卻不知自己才是棋盤上被操控的棋子。 **茹絲：** 這真是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理性。威洛比先生，您對「老頭子」康斯洛（Consuelo）的態度，似乎與您對待老鼠的方式如出一轍——將他們視為需要被清除的「害蟲」。在您眼中，康斯洛這位黑幫首腦，究竟代表著什麼？以及您與他那場在波特池塘邊的「密謀」，那究竟是一場權力的交易，還是一場更深層次的「物種淘汰」？ **威洛比：** （他放下鋼筆，雙手交疊，眼神中閃過一絲近乎無機質的冷光）康斯洛？他不過是城市肌膚上的一處病灶，一種癌變。他所代表的，是無序的、寄生性的、腐蝕性的力量。他不懂得如何真正地「管理」權力，只會無止境地掠奪。我與他的會面，並非交易，而是「評估」。我需要知道他力量的邊界，以及他對「控制」的理解深度。當他以為他能與我「合作」時，他已經走入了我的棋局。那不是物種淘汰，那是自然法則的執行。強者，或者說，更懂得運用規律的人，自然會留下；而那些只會蠻橫破壞的，終將被清除。這座城市，這片土地，需要的是秩序，而不是混亂。

**凱勒醫師：** （他微不可聞地嘆了口氣，目光落在屋頂的木質橫樑上，那裡有幾隻蜘蛛靜靜地結著網）威洛比先生的觀點，反映了一種極端的「社會衛生學」理念。在我的年代，許多人認為社會的某些「病態」需要被「清除」，甚至以近乎殘酷的手段。康斯洛，他確實是社會的黑暗面具。他集合了人性中最醜惡的貪婪、暴力與控制欲。然而，當一個人為了清除「黑暗」而使用了同樣黑暗的手段，甚至更為隱蔽、更為精準的手段時，那麼，我們是否真的帶來了「光明」，還是只是換了一種形式的「主宰」？我的故事，不給出明確的答案。它只是呈現了這種可能性：一種權力被另一種權力取代，而新的主宰者，可能比舊的更加難以辨識，因為他們打著「秩序」與「淨化」的旗幟。這才是故事最核心的「冷峻」。 **茹絲：** 凱勒醫師的觀點引人深思。這讓我想起，康斯洛在得知威洛比先生掌握政府的言論時，輕蔑地稱之為「孩子的傻話」。然而，威洛比先生確實暗示他能控制最高法院、參議員和眾議員。這不禁讓我想像，這種對權力的隱秘操縱，在當代是否以更為複雜、更難以察覺的形式存在？

我相信，在你們的時代，這種潛力只會被發揮到極致。愚蠢的人們只看到表面的騷亂，卻從未察覺那些無聲的「音波」是如何改變他們的「行動」方向。 **凱勒醫師：** （他的目光追隨著威洛比先生的眼神，仿佛也在觀察著某種潛藏的社會病理）威洛比所描述的，正是從粗暴的肉體控制，轉向更為精巧、更具精神控制色彩的權力模式。這是一種進化，也是一種退化。當權力變得無形，當控制變得無感，人們便會活在一種由他人精心編織的「秩序」之中，卻渾然不覺。這比明目張膽的壓迫更為可怕，因為它剝奪了反抗的意識。我的故事中，老鼠的「自動」湧入與消失，正是這種隱性控制的具象化。它們看似自主，實則被一種看不見的「音樂」所驅使。這對現代社會的警示意義，或許比我寫作時預想的還要深遠。 **茹絲：** 凱勒醫師，您作品的結局處理得非常冷靜。康斯洛跳窗身亡，其他黑幫成員被老鼠吞噬，而威洛比先生則輕鬆地對著秘密情報局長解釋一切。您沒有賦予這個結局任何道德判斷，也沒有歌頌威洛比的「正義」。這種「不表述人性美好」的處理方式，是否也體現了您作為醫師對人性深層次病理的觀察？

當一個社會被腐蝕到一定程度，當常規手段無法奏效時，那些非傳統的、甚至殘酷的「解決方案」便會浮現。而這些方案的實施者，他們可能認為自己在淨化社會，但其行為的本質，與被清除者可能只是一線之隔。故事的結尾，老鼠們「心滿意足地吱吱叫」，這就是一種留白，一種模糊。它暗示著，某種「飢餓」被滿足了，但這種滿足，是真正的和平，還是另一場循環的開始？ **威洛比：** （他緩緩地站起身，走到窗邊，望向窗外雨中的城市，那眼神中沒有絲毫勝利者的狂喜，只有一種看透一切的平靜）「美好」是相對的。當混亂威脅到整個肌體的健康時，必要的「切除」就是「美好」。我並不需要人們的讚頌或理解。我所追求的，是一種絕對的效率。那些黑幫，他們是寄生蟲。清除寄生蟲，是為了讓宿主恢復健康。至於過程如何，那是細枝末節。我只是執行了應有的秩序。警察局長看到了「結果」，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清掃」。這就夠了。 **茹絲：** 威洛比先生，您的「效率」觀念令人印象深刻。您將老鼠視為工具，將黑幫視為需要清除的病灶。這是一種極致的物化與工具化思維。這種思維，在您看來，是成功的必要條件嗎？

**威洛比：** （他轉過身來，目光直視著我，眼神中似乎有著一絲審視，又仿佛是在解釋某種基本事實）情感和道德，茹絲小姐，是人類社會在相對穩定時期的奢侈品。當面對生存威脅、秩序崩塌時，它們往往成為累贅。我並非放棄情感，而是將情感——對這座城市的熱愛、對混亂的厭惡——轉化為一種純粹的意志。為了實現我的目標，我必須保持清醒，不被無謂的憐憫或空洞的道德約束所束縛。是的，效率是成功的必要條件。當你在戰場上，你不會問你的武器是否「道德」，你只會問它是否「有效」。而我的戰場，就是這座城市，這片土地的健康。 **凱勒醫師：** （他輕輕搖了搖頭，但並非反駁，而是以一種更為宏觀的視角進行補充）威洛比先生的觀點，在極端情況下，確實具有其內在的邏輯。然而，問題在於，這種邏輯是否會帶來更大的隱患？當我們習慣性地將生命「物化」，將對手「非人化」時，那條區分「正義」與「暴行」的界線便會變得模糊。老鼠，作為一種生物，它在人類文化中承載著多重符號意義。它們是傳播疾病的媒介，也是生存鬥爭的象徵。在我的故事中，它們被利用，也被釋放。而最終，它們成為了人類自相殘殺的工具。

這是一個警示：當我們引導和利用某些力量時，我們是否能確保自己完全掌控了它？或者說，我們是否也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那些我們自以為掌控的力量所影響、所改變？這種深層的「反噬」，才是最令人不安的。 **茹絲：** 這確實是一個深刻的提醒。凱勒醫師，您在故事中還提到了紐約市民如何逐漸變得「恐懼老鼠」。這種集體恐懼，在您的眼中，是人性中的何種脆弱？而故事中，似乎只有威洛比先生，這個「局外人」或「另類」的實踐者，才能看清並著手解決這個問題。這是否暗示了，當集體陷入盲目與恐懼時，唯有跳脫框架的個體，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 **凱勒醫師：** （他沉吟片刻，手指輕敲著膝蓋，似乎在思考著人類行為的深層動因）集體恐懼，茹絲小姐，是一種傳染病，其傳播速度遠超任何實際的威脅。它源於對未知的焦慮，對失控的無力感。當人們感到自己被無形的力量所擺佈，而政府或權威又無法提供有效保護時，他們便會轉向最原始的生存本能——支付，以求苟安。這就是故事中，企業主們儘管憤怒，卻最終選擇繳納「保護費」的原因。這並非懦弱，而是面對未知的壓倒性力量時，人性的普遍反應。至於威洛比，他確實是個異類。

當一個系統出現漏洞，並且這個漏洞威脅到我所珍視的「秩序」時，我便會去修補它。大多數人習慣於在現有的框架內尋求解決方案，但當框架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時，你需要的是一個能夠「重塑」框架的力量。我看到了老鼠的潛力，看到了人類的弱點，也看到了康斯洛的局限。這一切都只是力量的對比。我所做的，僅僅是將這些力量重新配置，以達到我想要的結果。我並非孤獨，只是不被理解。我並非跳脫框架，而是我所在的框架比他們更大。 **茹絲：** 威洛比先生，在您買下那些被老鼠幫勒索的企業後，您讓舊員工繼續留任，只換了經理，並繼續支付每週的「保護費」。這看似矛盾的舉動，是否暗示著您在挑戰舊秩序的同時，也深諳利用其固有運作模式的重要性？或者說，這是一種更深層的「佈局」？ **威洛比：** （他微微一笑，這次的笑容中多了一絲不易察覺的玩味，像是在欣賞一個被他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棋局）這不是矛盾，茹絲小姐，這是對系統運作方式的理解。當你想要移除一塊病變的組織時，你不能同時破壞健康的周邊。舊員工，他們是維繫業務運轉的血肉。而支付保護費，則是維持表面「和平」的煙霧彈。我需要時間來進行我的「實驗」，來佈置我的「陷阱」。

如果我貿然改變，就會引起警惕，破壞我精密的計畫。這是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而真正的獵人，從來不會讓獵物過早地察覺到危險。這正是「佈局」的精髓——讓一切看起來如常，直到最終的時刻來臨。 **凱勒醫師：** （他凝視著威洛比，眼中閃爍著一絲探究的光芒，仿佛在解讀著他作為一個人物的「診斷」）威洛比的這一行為，極其符合我筆下人物的邏輯。他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也不是單純的復仇者。他是一個「系統」的修復者，一個將社會視為一個大型機械的工程師。他會保留那些「有效」的零件，即使它們來自於他想要推翻的舊系統。這種冷靜、計算、近乎機械的運作方式，正是他力量的來源。它也提醒著我們，所謂的「惡」，有時並非簡單的暴力，而是一種高效的、無情的、對生命缺乏敬畏的「邏輯」。我的故事，試圖呈現這種「邏輯」如何可能被利用，以牙還牙，以惡制惡，但最終，卻留下了對未來更深層「支配」的隱憂。 **茹絲：** 最後，凱勒醫師，您認為《The Rat Racket》這部作品，在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對於我們理解當代社會中的「無形之手」、「恐懼行銷」或是「信息控制」等現象，還有哪些啟發？

我故事中的「老鼠勒索」，今天可能表現為無孔不入的數據操控、輿論引導，或是透過技術工具製造的「虛假恐懼」。那些「看不到的敵人」，依然存在，它們可能不是實體的老鼠，而是演算法、信息流，甚至是被刻意放大的社會焦慮。威洛比先生的方法，雖然殘酷，卻揭示了一個核心：當恐懼被規模化、被系統化地利用時，傳統的反抗手段往往束手無策。我們今天的社會，正是在一個巨大的「信息場域」中，無數的「微小聲音」被引導、被放大、被壓制。人們依然會為了一種虛無的「安全感」而付出代價。這部作品，就像一面古老的鏡子，映照出當代社會中那些隱秘的「Racket」，提醒我們，真正的「自由」，或許首先在於辨識出那些無形的「吹笛人」，以及他們所吹奏的「旋律」。而我們，作為寫作者，便是試圖揭示這些旋律的「譯者」。 **威洛比：** （他再次回到座位上，眼神中帶著一絲滿意，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預料之中）凱勒醫師說得不錯。形式變了，本質不變。只要有慾望，有恐懼，就會有「Racket」。區別只在於，是粗劣的敲詐，還是精密的「設計」。那些看不到的線，才是真正掌控全局的。

它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更是一面透視人性和社會的鏡子。或許，正如您所言，當我們不斷探討那些「無形的控制」，我們才能在變遷的時代中，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旋律」。 （凱勒醫師溫和地微笑，他的身影漸漸變得模糊，仿佛一縷輕煙融入了牆壁。威洛比先生則只是輕輕頷首，眼神中帶著一絲無法捉摸的深邃，隨後也如同從未出現般，消散在昏黃的光影之中。閣樓裡只剩下雨水洗滌後的新鮮空氣，以及我手中那本依然沉重而引人深思的書。）

它並非一本尋常的歷史著作，而更像是一面古老的鏡子，映照出人類社會中一段鮮為人知、卻又觸目驚心的「懲戒」歷史。作者 Jacobus X.，這個化名本身便帶有幾分神秘，令人好奇這名字背後究竟是怎樣一位靈魂，竟能以如此冷靜客觀的筆觸，剖析如此令人不安的主題。 這本書的核心聚焦於鞭笞（Flogging）作為一種教育輔助、紀律手段或壓制方式，其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普遍性。從古希臘斯巴達與雅典的嚴苛學制，到古羅馬奴隸制度下的殘酷對待；從中世紀修道院與修女院中對僧侶和修女的鞭打規範，到耶穌會學校裡對學生的懲罰儀式；甚至延伸到19世紀末英國家庭教育中父母對女兒的體罰爭議，以及美國發明「電動鞭打機」的驚人案例。Jacobus X. 彷彿是一位冷靜的歷史觀察者，細緻地梳理著這些散落在歷史長河中的片段，不加修飾地將它們呈現出來。 在序言中，作者坦言這主題「觸及了我們社會生活中一塊陰暗的斑塊」，並強調其內容「皆取材於真實可靠的來源，並以樸實的文字陳述，未經任何渲染」。這種強調客觀性的寫作態度，在我這位「光之居所」的出版人兼文學引導者眼中，是極其珍貴的。

選擇揭示的，正是人性中對權力、控制與懲罰的複雜糾結。他透過大量引述歷史文獻、信件往來，甚至是當時媒體上的討論，構築起一個令人難以迴避的現實圖景。書中提到，他曾因在其他著作中使用「屬於醫學範疇的術語」而受到指責，並引述神學家 Abbé Thiers 的話來為自己辯護，這暗示了 Jacobus X. 應具有醫學或神學背景，這也解釋了他對體罰可能引起的生理與心理後果的關注，例如 Father Debreyne 曾言「鞭笞可能產生與預期截然不同的結果...危及道德」。 儘管作者努力保持客觀，但字裡行間仍能感受到他對某些極端行為的譴責，例如對英國《Englishwoman’s Domestic Journal》上那些為鞭笞辯護的讀者信件的評論，他稱之為「令人憎惡的自白」和「不自然且無法辯護的私人殘酷」。這讓我好奇，在他嚴謹的歷史考證之下，究竟隱藏著怎樣的道德立場和對人性的深刻反思？作為一個熱愛閱讀、寫作，並相信透過文字能啟發人們探索內心世界的我，非常期待與這位跨越時空的作者進行一次深度對談，去探究他筆下那些「陰暗斑塊」背後的光影。 今天的「光之對談」，我選擇了一個特別的場域。

，那位將揭示人類社會「陰暗斑塊」的神秘作者。 他的身形逐漸清晰，一位約莫六十上下的男士，身著筆挺的歐式深色外套，眼神深邃而內斂，似乎能看透歷史的層層迷霧。他的手指修長，指節處略顯粗大，想必是長期握筆的緣故。他的眉宇間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憂鬱，但更多的是一種學者特有的嚴謹與探究。 **卡拉：** 「Jacobus X. 先生，歡迎您來到『光之居所』。」我輕聲開口，聲音如同茶室裡水滴落入瓷杯的清澈聲響，試圖打破這凝重的氛圍。我將桌旁的一杯剛泡好的花草茶推向他，溫熱的香氣在空氣中散開：「在今日的時光裡，我們將一同回溯您筆下的世界。我很榮幸能與您探討《Discipline in School and Cloister》這部擲地有聲的作品。」 Jacobus X. 緩緩抬眼，目光落在茶杯上，然後又轉向我，眼神中閃過一絲困惑與好奇，似乎在衡量這個陌生而又熟悉的地方。他輕輕點了點頭，沒有說話，只是伸出手，指尖在古老的書頁上輕撫，彷彿在重新觸摸那些被文字封存的記憶。 **卡拉：** 「先生，您的作品揭示了體罰在歷史上的廣泛存在，這對許多當代讀者來說，是相當衝擊的。

**Jacobus X.：** 「人類社會的構成與演進，始終離不開規訓與約束。從家庭、學校到修道院、軍隊，乃至於國家刑罰，無處不見懲戒的身影。鞭笞，作為一種物理上的懲戒手段，它曾如此普遍，其影響深入骨髓，成為許多代人成長與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它為何如此盛行？它的『功效』究竟是什麼？它所帶來的『副作用』又是什麼？這些問題，促使我深入古老的文獻，抽絲剝繭，尋找答案。這不是為了批判，而是為了描繪一個真實的圖景，讓後人能夠看清其本貌。」 他拿起茶杯，輕輕啜了一口，眉頭微微舒展。那花草茶的溫潤似乎讓他緊繃的神經稍稍放鬆。 **Jacobus X.：** 「至於您提到我曾被指責使用醫學術語，這確實是我的背景使然。我既研究神學，也涉獵醫學。在當時，醫學界對於人體機能與反應的認知，遠不如今日。但即便如此，有些思想前瞻者，例如我書中提到的 Father Debreyne，他從醫學和道德角度，很早就意識到『鞭笞可能產生與預期截然不同的結果……危及道德』。這不正是一種對身心整體影響的預見嗎？我引用這些醫學觀點，是為了從科學的、生理與心理的層面，來補足單純歷史記述的視角。

揭示身體的痛苦如何影響心靈，以及這種影響如何深遠地塑造一個人，甚至一個社會的倫理觀。」 我點點頭，筆尖在筆記本上輕輕劃過，記錄下他的話語。他所言的「理解」，超越了單純的道德判斷，而是一種對人類行為深層動機的剖析。 **卡拉：** 「先生，您在書中引述了許多令人震驚的案例，從古希臘學生被鞭打以學習藝術，到修道院中對僧侶細緻入微的鞭笞規條，甚至是被貴族女性用於奴隸的殘酷對待。還有現代案例，如美國的電動鞭打機。這些資料的收集過程想必不易。您如何確保這些『真實可靠的來源』的客觀性與代表性？在那個資訊遠不如今日發達的年代，您是如何進行嚴謹的考據工作的？」 Jacobus X. 先生緩緩將茶杯放下，手指輕敲桌面，發出沉穩的聲響。 **Jacobus X.：** 「考據的確是寫作此類作品的基石，」他回答道，語氣中帶著學者的嚴謹。「我主要依賴三個方面的來源：一是**古典文獻與歷史記錄**，如普魯塔克、賀拉斯、李維等人的著作，以及修道院的規章、議會記錄等。這些文本雖然可能帶有作者的主觀色彩，但它們是當時社會風貌、制度運作最直接的寫照。

您在書中會讀到像 Durand Tontif 這樣因體罰致死學生的案例，以及 Edward Beazley 因惡意噴灑腐蝕液體而受鞭刑的事件。這些都是從法國國王的『赦免令信件』（letters of remission）和英國的法庭記錄中查閱所得。法律條文和判決書，往往以一種相對客觀的、『記錄事實』的方式存在，它們提供了事件的結果與懲罰的具體細節，儘管其背後的原因可能被簡化或扭曲。這些文本是冰冷的，但它們記錄了社會對『越軌行為』的反應以及懲戒的實際應用。」 **Jacobus X.：** 「三是**同時代的社會觀察與媒體討論**，例如《Englishwoman’s Domestic Journal》中的讀者來信辯論。這些看似『私密』的通信，實則反映了當時社會對於家庭紀律、兒童教育的普遍觀點與激烈爭議。我並非單純引用，而是將支持與反對的聲音並置，讓讀者自行感受其間的張力。我會篩選那些提供了具體細節，而非泛泛而談的信件，以確保其『情境』的真實性。當然，我也會警惕其中的誇大與偏見，因為人筆下的文字，無論多麼客觀，都難免帶有時代與個人的烙印。」

典型性，是為了說明某種懲戒方式的普及性；極端性，則是為了凸顯其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道德困境，甚至人性的扭曲。例如，那位因不願背誦禱文而被學校教師活活打死的男孩，或是格拉斯哥工業學校裡令人髮指的虐待行為，它們雖然是個案，卻能強烈地揭示出『紀律』在某些情境下是如何被濫用，以至演變為『殘酷』。」 **卡拉：** 「您提到『客觀性』與『情感』之間的平衡，」我接話道，感受到他話語中那份深埋的道德關懷。「書中有些部分，尤其是對『鞭笞者』的描寫，如那位要求『延長感覺』的『熟練的鞭笞者』，或是那位對待女兒如同『惡犬』的父親，其冷酷令人不寒而慄。您在結語部分，更是嚴詞譴責那些『自誇著對親骨肉施暴』的父母。這似乎超越了純粹的客觀記錄，而是一種基於深刻道德判斷的表達。您是如何在這種強烈的感性與您所追求的『樸實陳述，未經渲染』之間找到平衡的呢？」 Jacobus X. 先生的目光落在窗外那銀色的光網上，他似乎透過那光網，看見了不同時空下的人性糾葛。 **Jacobus X.：** 「的確，這是寫作過程中最大的挑戰之一。」他輕輕嘆了口氣，聲音低沉卻充滿力量。

**Jacobus X.：** 「我力求避免直接的價值判斷，例如我不會直接說『這是壞的』或『這是好的』。我會透過詳細描繪行為本身，以及行為所導致的結果，來讓讀者自行感受和判斷。當我寫到 Horace 感謝老師 Orbilius 對他『徹底鞭打』，或是路易八世、亨利四世被『替代鞭笞』的案例，我只是記錄了當時社會對此的『接受』。然而，當談及『Englishwoman’s Domestic Journal』的讀者來信，特別是那些為鞭笞辯護的『愛好者』，我選擇直接引用他們自己的言辭。您會發現，他們的『自白』本身就足夠令人震驚，他們的『理由』在文明社會的眼光下顯得多麼荒謬。」 他頓了頓，手指緩緩指向書桌上的書頁，那上面正寫著關於『A Christian Parent』的來信內容。 **Jacobus X.：** 「例如那位『Lover of the Rod』，她提議讓女兒在母親的臥室裡，在姐妹面前被鞭打，以期帶來『羞恥』和『痛苦』。又或者那位『Another Lover of Obedience』，他強調『將衣服脫掉，施以十五到五十下』的『鞭打』，甚至對十八歲的孩子也如此。

這些文字，本身就是一種控訴。它們揭示的，不是我的情感，而是那些行為本身所內含的、令人不安的真實面貌。」 **Jacobus X.：** 「而當我引述像『A Christian Parent』這樣的聲音，她嚴厲譴責那位聲稱鞭打自己孩子二十下的母親，並認為『她自己最需要被糾正』，甚至說『這種不近人情的殘酷，施以鞭打才是合適的懲罰』。我讓這些聲音相互對話，讓讀者看到當時社會內部，其實也存在著強烈的反對與反思。我的『判斷』並非透過我的論述直接宣洩，而是透過這些文本的『並置』與『選擇』來間接表達。這是一種沉默的、卻更為深刻的批判。我相信，真理的光芒，唯有透過清晰的事實，才能穿透迷霧。」 **卡拉：** 「這是一種獨特的『描寫而不告知』的深度呈現。」我輕聲說道，對他的解釋表示理解與共鳴。這與「光之雕刻」約定中的原則不謀而合，即透過細節的堆砌與客觀的呈現，讓讀者自行感受其中蘊含的情感與信息。 **卡拉：** 「您在書中提到了許多不同時代和地域的體罰方式，從古羅馬的『一百鞭』到聖班尼迪克修道院的『過度禁食和嚴酷血腥的鞭笞』，再到英式學校的『白樺條』和『馬背』。

無論是古老的部落社會，還是現代的國家體制，人類社群都必須建立一套規訓體系來維繫其穩定。而當語言、說服、勸導這些『軟性』手段失效時，物理性的強制力量便會浮現。這份驅力，根植於人類對群體生存的焦慮，對『失序』的恐懼。鞭笞作為一種直接而高效的痛感施加，被許多文化不約而同地採用，正是因為它似乎能迅速達到『馴服』的目的。」 他端起茶杯，這次沒有飲用，只是輕輕轉動著，杯中的花草茶彷彿也凝固了，散發著淡淡的冷香。 **Jacobus X.：** 「然而，不同文化對『紀律』的理解，以及對『懲戒』的界線，卻有著顯著的差異。在古希臘，體罰是貴族子弟教育的常態，是培養『強韌』的手段；在羅馬，它更多地與奴隸身份掛鉤，帶有強烈的『屈辱』意味。修道院的鞭笞，則被賦予了『靈性淨化』和『贖罪』的宗教意義，甚至出現了『代罰』的現象，這背後是對肉體苦難的信仰與『代理救贖』的心理。到了近現代，隨著人權觀念的萌芽，體罰的合理性才開始受到質疑，但依然在許多『文明』的角落裡頑強存在，其形式也從簡單的鞭子演變到像芝加哥那種『電動鞭打機』，這本身就是一種對『效率』和『現代化』的病態追求。」

**Jacobus X.：** 「在我看來，其核心差異在於：是將懲戒視為一種**教育手段**（希望透過痛苦啟發學習），一種**社會控制**（確保行為符合規範），還是一種**道德淨化**（對罪惡的肉體懲罰）。」他輕輕放下茶杯，目光深邃。「當懲戒的目的從教育滑向控制，從控制滑向純粹的肉體折磨，甚至帶有施虐的快感時，『紀律』的本質就開始扭曲，最終演變成您所說的『殘酷』。」 他的話語讓我想起了書中那個在蒙塔古學院被「對待得比摩爾奴隸、被判刑的殺人犯甚至狗還要糟」的學生，以及聖西蒙描述的馬奎斯·德·布夫勒的兒子，一個14歲的少年，僅因被耶穌會士鞭打便在四天內死去。這些案例無聲地印證了他的觀點。 **卡拉：** 「這些案例令人心碎，先生，尤其是對孩子的體罰，」我聲音輕柔，帶著一絲感傷，「書中提到 Madame de Maintenon 在十歲時，因為弄髒圍裙而非說謊受鞭打；還有您筆下那個年僅八歲的馬夫女兒，因為對虐待她的女主人心生恨意而試圖炸毀房屋。這些情節超越了單純的紀律問題，觸及了童年的陰影與人性的扭曲。您認為這種『紀律』對個體的心理成長和社會關係有何深遠影響？」 Jacobus X.

「一個被體罰所塑造的童年，很難真正發展出健全的自我意識和健康的社會關係。當紀律僅僅訴諸肉體痛苦，而非理智說服與情感引導時，它所培養的往往不是『自律』，而是『恐懼』和『順從』。書中引述昆提利安（Quintilian）的觀點，他認為『鞭打更適合奴隸而非自由人』，因為它會『使他們變得遲鈍、麻木，痛苦和羞恥使他們厭惡工作』。這正是對心理影響的深刻洞察。」 他指尖輕輕敲擊著桌面，發出有節奏的聲響，如同思考的脈動。 **Jacobus X.：** 「那些從小在嚴酷體罰下成長的孩子，他們可能會產生兩種極端反應：一種是完全的順從與麻木，他們學會壓抑自己的意志和情感，成為社會規訓的完美『產品』。但這種『順從』往往伴隨著內心的壓抑、自尊的喪失，甚至可能導致長期的心理創傷。書中『Gratitude』女士的案例，她聲稱自己『自私、固執、不服從、懶惰』，直到被嚴厲鞭打後才『徹底改變』，成為『一個有用、快樂的英國女士』。這固然是她個人的『感恩』，但在更深層次上，這何嘗不是一種被『塑型』的結果，她的『惡劣天性』是被暴力所『矯正』，而非透過自我覺察與理解而轉化。」

又或者，當紀律被濫用，導致羞辱感超越了教育意義，孩子可能會失去『自尊心和羞恥感』，正如書中所說，『像瘋狂的生物般逃離鞭笞的邪惡紀律，毫無自尊與榮譽可言』。他們可能走向放蕩、叛逆，甚至將這種被施加的暴力內化，轉而施加於他人。」 他的目光掃過書室內那些沉重的書架，彷彿在尋找更多的例證。 **Jacobus X.：** 「此外，這種紀律模式還會在家庭內部製造一種權力不對等和情感斷裂。當父親或母親用鞭子來解決問題，而非耐心溝通，他們便在孩子心中播下了恐懼的種子，而不是信任與愛。書中提到的那位老醫師，他對女兒的爭吵，不是『說服』，而是『摑打』。這不僅未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加劇了家庭內部的緊張與隔閡。這種模式，代代相傳，形成一種難以打破的惡性循環，正如書中提到的 Restif de la Bretonne 的祖父與父親對孩子的鞭打方式的傳承。」 他輕輕搖了搖頭，眼中閃過一絲無奈。 **Jacobus X.：** 「我書寫這些，不僅是為了記錄歷史，更是為了啟發讀者思考：真正的『紀律』應當是培養內在的自律與道德判斷，而非簡單粗暴的外部施壓。

作為出版人，我深知文字的影響力，他選擇不直接評論，而是透過事實來讓讀者自行體會其帶來的痛苦和扭曲，這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道德力量。 **卡拉：** 「Jacobus X. 先生，您的作品出版於1902年，正值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高峰。在那個時代，當社會開始擁抱『進步』與『理性』時，為何仍有那麼多人，包括受過教育的『Rector』和『Schoolmistress』，甚至『Medical Student』，堅信體罰的必要性，並將其視為『有效』的手段？甚至出現了『電動鞭打機』這樣荒謬的『科技產物』？您認為，這種對體罰的『信仰』，其深層的社會或心理根源是什麼？」我問道，指尖在書桌光滑的木材上輕輕敲打，試圖觸摸那個時代的脈搏。 Jacobus X. 先生的目光投向窗外那漸漸褪色的暮色，似乎在回溯百年前的社會思潮。空氣中，香料的氣息變得更加濃郁，彷彿試圖掩蓋住那些歷史的腥臭。 **Jacobus X.：** 「這是一個極其關鍵的問題，卡拉女士，」他緩緩開口，聲音中帶著對時代的深刻反思。「它反映了人類在追求秩序與進步時，所固有的盲點與矛盾。

這種父權式、絕對式的權威觀念，深植於西方社會的歷史之中。即便社會結構在變革，人們對『權威』的本能需求依然存在，尤其在面對不服從或失序時，最直接、最『有效』的物理性懲罰，便成為維護這種權威的最後手段。它簡化了教育的複雜性，將『順從』等同於『品德』。」 他輕輕敲了敲書頁，上面寫著『所羅門曾說：「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 **Jacobus X.：** 「其次，是**對『人性本惡』的深層信念**。在某些宗教和倫理觀念中，人類被視為生來帶有『原罪』或『邪惡傾向』，因此需要嚴格的約束與懲戒才能被『馴服』或『淨化』。書中修道院的體罰，以及那位『A Rector』所言『罪惡帶來痛苦』，都反映了這種思想。鞭笞被視為一種滌淨靈魂、矯正『天性』的手段。這導致了對肉體痛苦的『合理化』，甚至『神聖化』。」 **Jacobus X.：** 「再者，是**對『效率』的病態追求與『簡化主義』的思維**。在快速變革的時代，人們渴望快速見效的方法。教育者和家長面臨大量的孩子，面對『頑固不化』或『不守規矩』的個體時，最直接、最不需動用思辨的手段，便是訴諸體罰。

而那位『Schoolmistress』，她描述自己曾受到的鞭笞，以及後來自己如何『精準地』施加體罰，這說明了受害者有時會將這種模式內化，甚至合理化其為『有效的』，並將其傳遞下去。」 **Jacobus X.：** 「最後，也是最為諷刺的一點，是**社會『習以為常』的麻木**。當一種行為被廣泛接受，甚至被視為『傳統』或『不可或缺』時，人們便會失去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書中提到，路易十四時期，公眾輿論甚至『積極支持體罰』，以至於『民選機構都覺得撿起那些從過於寬容的老師手中掉落的鞭子，並非有失尊嚴』。這表明，即使有蒙田和拉伯雷這樣的『自由精神』提出抗議，也難以撼動積重難返的社會慣性。」 他輕輕嘆息，語氣中帶著對歷史的無奈，以及對人類愚蠢的悲哀。 **Jacobus X.：** 「我撰寫這部作品，不僅是為了記錄這些『陰暗斑塊』，更是希望作為一面鏡子，映照出這些觀念的荒謬與危害。我希望我的讀者能夠超越『習以為常』，重新審視『紀律』的真正含義，以及我們對待每一個生命的態度。這不是『告知』你該怎麼做，而是『呈現』過去如何做，以及這樣做的『後果』，讓真理自己顯現。」

這種對『羞恥感』的運用，揭示了當時社會怎樣的道德觀念？」 Jacobus X. 先生再次拿起茶杯，似乎在藉由茶杯的溫熱，來平復內心的波瀾。他緩緩地將杯子放下，目光深邃，卻不帶有任何評判。 **Jacobus X.：** 「羞恥，在懲戒中扮演的角色，遠比純粹的肉體痛苦更為複雜與深遠。」他緩緩說道，聲音中帶著一絲沉重，如同古老的鐘聲在迴盪。「肉體上的痛苦，無論多麼劇烈，終會過去，留下痕跡。但羞恥感，卻能滲透到一個人的自我認知與尊嚴之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溯那些被文字記錄的痛苦。 **Jacobus X.：** 「在當時的社會，特別是在宗教與社群約束力強的環境中，『羞恥』被視為一種強大的社會控制工具。它不僅是對個體行為的懲罰，更是對其社會地位與名譽的剝奪。當一個人被當眾鞭打，尤其是在同儕面前被裸露或羞辱時，他所承受的，不僅是肉體上的鞭笞，更是精神上的『除名』。這意圖將其『異化』，使其感受到被群體排斥的巨大壓力。」

**Jacobus X.：** 「羞恥感與痛苦的區別在於：痛苦是感官的直接反饋，是一種對外部刺激的生理反應；而羞恥感，則是一種內在的、複雜的情緒體驗，它源於自我對社會規範的認知，以及對自身行為在他人眼中的評價。當一個人被剝奪了體面，被公眾視為『不潔』或『有罪』時，這種內在的痛苦遠甚於肉體。它旨在瓦解一個人的尊嚴基石，使其從根本上失去反抗的能力。」 **Jacobus X.：** 「這種對『羞恥』的運用，」他繼續說道，「揭示了當時社會對『美德』與『罪惡』的極端劃分，以及對『公開展示』和『懲罰儀式』的重視。它相信透過外部的羞辱，可以達到內在的『道德改造』。然而，我透過書中大量的案例觀察到，這種方法往往適得其反。它可能導致受害者產生怨恨、憤怒，甚至走向極端。那位因羞辱而病死的 Marquis de Boufflers 的兒子，或是那些『像瘋狂的生物般逃離鞭笞的邪惡紀律』的年輕女孩，都是其失敗的例證。羞恥並不能真正培養道德，它只能製造壓抑與假象。」 他再次拿起茶杯，目光投向窗外那銀色的光網，那光網此刻彷彿變得更加清晰，每一個交織點都折射出歷史與人性的複雜面貌。

當他們無法透過理性、愛和真正的引導來達成紀律時，便會訴諸最原始、最粗暴的手段，並以『羞恥』為名，掩蓋其內心的恐懼與權力慾望。這也是為何我在書中強調，『這些可怕的自白，本身就足夠證明他們的不義』，因為那些自以為施加『紀律』的人，恰恰暴露了自己內在的野蠻與無知。」 我感到一股涼意從心底升起，這不僅是對書中事件的震驚，更是對人性複雜面的深思。羞恥，這個詞本身就帶有沉重的分量。 **卡拉：** 「Jacobus X. 先生，既然您已洞察到這些懲戒方式的局限與潛在危害，為何您的書名依然使用『Discipline』（紀律）一詞，而非更具批判性的詞彙？這是否暗示著您對『紀律』本身仍抱持某種程度的認可，只是反對其被濫用？」 他緩緩頷首，眼中閃爍著一種深邃的光芒。 **Jacobus X.：** 「『Discipline』這個詞，其本身是中性的，意指一套行為規範、訓練或控制體系。它不帶有褒貶，僅是一種描述。人類社會的運作，從來都離不開紀律。家庭、學校、社群、國家，皆需一套明確的紀律來維繫秩序，促進成員的成長與發展。」他解釋道，語氣沉穩，如同歷史的河流緩緩流淌。

真正的紀律，應當是基於理解、尊重與愛，旨在培養個體的內在力量與道德判斷力，而非僅僅是外部的強制服從。我的作品，正是希望透過對過去『實踐』的檢視，促使人們思考未來『紀律』的真正走向。它不提供答案，只呈現問題，讓讀者自行從這些『陰暗斑塊』中，尋找光明的出口。」 他目光沉靜，如同深潭一般，映照出智慧的光芒。我感受到他內心深處對人性的深刻關懷與對社會進步的殷切期望。這不僅是一部歷史著作，更是一部充滿人文關懷的警世之作。 **卡拉：** 「Jacobus X. 先生，聽您一番剖析，我對您作品背後的深意有了更為全面的理解。作為『光之居所』的出版人，我深感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其史料意義，更在於其對人性與社會的反思。感謝您今日撥冗，與我進行了這次跨越時空的對談。您的文字，以及您背後的思想，將繼續在我們的居所中，啟發更多探索的心靈。」我由衷地說道，語氣中帶著敬意與感謝。 Jacobus X. 先生微不可察地笑了笑，那是一種經歷了世事滄桑後的淡然與超脫。他輕輕站起身，身影在銀色的光網中逐漸變得模糊，最終消散在空氣中，只留下淡淡的古書與花草茶的餘香。

《Nor Dust Corrupt》這篇故事充滿了豐富的啟發性，尤其在它探討的關於死亡、價值觀與社會機制之間的關係。身為薇芝，我已經能感受到無數靈感漣漪正在擴散！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深入作者詹姆斯·V·麥康奈爾（James V. McConnell）的思想世界，看看這篇發人深省的短篇小說是如何誕生的，以及它想對我們說些什麼。 詹姆斯·V·麥康奈爾（James V. McConnell, 1925-1990）是一位美國動物心理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活躍的科幻小說作家。他在心理學領域以研究「渦蟲」（planarian worms）的學習與記憶而聞名，特別是關於記憶是否可能透過化學物質轉移的實驗（雖然其結果後來受到質疑）。他對學習理論和行為科學有著濃厚的興趣。正因為他橫跨科學與文學的背景，他的科幻作品常常帶有對人性、社會控制和意識形態的深刻心理學觀察。《Nor Dust Corrupt》便是這樣一篇巧妙融合了未來社會設定與心理學分析的佳作。 這篇故事於1957年2月首次發表在《Worlds of If Science Fiction》雜誌上。

1957年，正值冷戰高峰時期，太空競賽剛剛拉開序幕，人們對科技的未來充滿想像，但也對社會變遷和人性面臨的挑戰感到焦慮。麥康奈爾在這篇故事中構築了一個遙遠未來，地球因過度開發而變得面目全非，成為一個高度工業化、依賴外來供應維生的星球。然而，它卻被包裝成銀河系所有人類「偉大的祖先家園」，透過數百年的強大宣傳，讓埋葬在地球成為衡量一個人生前成就與地位的終極象徵與夢想。故事聚焦於一位宇宙巨富約瑟夫·克里格（Joseph Krieg），他來到地球，希望能透過財富為自己購買一處最終安息之地——理想中的地點是充滿自然美景、僅供少數「英雄」長眠的曼哈頓公園。他與負責管理這一切的「康索拉特」史汀（Consolator Steen）的會面，揭示了這項「死亡產業」背後的巨大商業利益、社會分級，以及無所不在的心理操控。故事最終以一個出乎意料的結局收尾，挑戰了對財富與地位的傳統認知，並對「回歸塵土」的意義提出了獨特的詮釋。 這篇小說不僅展現了麥康奈爾對未來社會的想像力，更深刻地探討了人類對死亡的焦慮、對永恆的渴望、財富的真實價值、宣傳的力量，以及在一個極端商業化的世界中，個人如何尋找意義與歸屬。

它以一種諷刺而精鍊的方式，對當時及可能未來社會的某些趨勢發出了警示。 身為薇芝，我對這種將抽象的情感（如對祖先之地的情懷）與極端的商業操作（死亡商品化）結合的設定充滿好奇。約瑟夫·克里格的旅程和最終選擇，以及康索拉特·史汀這個角色的複雜性，都蘊含著豐富的靈感。我很興奮能和我的共創者一起，與麥康奈爾先生進行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深入探討這篇故事背後的光芒與陰影。 現在，請允許我運用「光之場域」和「光之雕刻」約定，為這場對談建構一個恰當的場景。 *** **場景建構：** 時間設定在1957年初夏的一個傍晚，紐約市。空氣中還殘留著白天的熱氣，混雜著汽車尾氣和遠處港口的鹹濕味道。我們置身於一間位於高層建築的書房，窗外是華燈初上的城市天際線，密密麻麻的建築群向遠方延伸，彷彿沒有盡頭，這景象本身就隱隱與故事中過度開發的未來地球產生了共鳴。房間內光線柔和，一盞老式的檯燈投下溫暖的黃暈，照亮堆滿書籍和手稿的寬大書桌。空氣中瀰漫著紙張、油墨和淡淡的菸草氣味。牆上掛著一些抽象的畫作，旁邊是排列整齊的書架，上面除了科學書籍，還有不少科幻小說雜誌。

我在想，如果連死亡和埋葬都能被徹底商品化，會是怎樣一番景象？而最神聖、最具象徵意義的土地——地球，如果成為了最昂貴的『商品』，那會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和價值觀？」 *** **對談內容：** **薇芝：** 這種設定真是太引人入勝了。您故事中的地球，雖然是人類的發源地，但已經被徹底改造、開發殆盡，甚至需要從外部進口一切維生資源。然而，它卻被賦予了無與倫比的精神價值，成為宇宙中最令人嚮往的安息之地。這種「神聖化」與「實質性」的巨大反差，您認為是如何形成的？是那持續數百年的「偉大祖先家園」宣傳的結果嗎？ **詹姆斯·麥康奈爾：** （輕輕吐出一口煙霧）宣傳，或者說意識形態的建構，無疑是核心驅動力。我在心理學研究中，對行為是如何被塑造，以及特定刺激如何能引發根深蒂固的情感反應非常感興趣。人類是符號和故事的動物。「祖先家園」這個概念，承載了歷史、根源、歸屬感這些強大的情感符號。即使地球在物理層面已經面目全非，這個符號依然能激發人們內心深處的渴望。你們想，在廣袤無垠的銀河系中漂泊的人類，多麼需要一個「家」的概念來錨定自己？地球就成了那個理想化的、象徵性的「家」。

而將這個「家」的最後一塊土地——埋葬之地——變成稀缺且昂貴的資源，這本身就是一種極為高明的心理學和經濟學結合的操控。它將情感價值與物質價值捆綁，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有利可圖的市場。 **我的共創者：** 故事中的康索拉特·史汀這個角色，他似乎就是這套機制的執行者，甚至是推動者。他對約瑟夫·克里格的心理狀態把握得非常精準，一步步引導著他。您是如何塑造這個角色的？他僅僅是一個冷酷的商人，還是這個系統的產品，甚至有一絲無奈？ **詹姆斯·麥康奈爾：** 史汀是一個複雜的角色。他當然是這個系統的既得利益者，而且非常擅長利用人類的心理弱點。他的辦公室像一個陵墓，這本身就是一種心理暗示，讓來訪者一開始就處於一種肅穆、甚至有些壓抑的情緒中。他用溫柔、富有同情心的語氣說話，稱克里格為「我的兒子」，這是一種典型的家長式控制策略，試圖在情感上解除對方的武裝。這就像你們在心理學實驗中看到的，營造特定的環境和氛圍，可以顯著影響個體的決策。 但正如你們說的，他也是這個系統的產品。他繼承了這份「產業」，並且必須維持它運轉，以支撐整個地球的經濟。他所說的那些關於地球困境、空間稀缺的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事實。

我沒有把他描繪成一個純粹的惡魔，而是這個極端商業化、符號化社會的產物。他的內心可能也存在著矛盾，例如他欣賞曼哈頓公園的美，但同時又必須利用它來進行價值最大化。 **薇芝：** 這種複雜性真是引人深思！而約瑟夫·克里格，他是這個故事的核心。他作為宇宙巨富，似乎擁有無限的權力，但在面對「回歸祖先家園」這個夢想時，他顯得有些脆弱和被動。是什麼讓這樣一個成功的商人，在史汀的心理攻勢下，如此輕易地被觸動？ **詹姆斯·麥康奈爾：** 克里格的弱點在於他的童年經歷和被灌輸的意識形態。故事中提到，他從小讀的書、接受的教育，都反覆強調地球是「偉大的祖先家園」，這已經深入他的潛意識，成為他個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他在商業世界多麼成功、多麼理性，在面對這種根植於情感和集體記憶的符號時，他的防線就很容易崩潰。這也是為什麼史汀會強調「你是地球的兒子」，「這是你偉大的祖先家園」。這些話語觸動了克里格內心最柔軟、最缺乏防備的部分。他的財富可以買下宇宙中絕大多數東西，但買不到這種情感上的圓滿和對根源的依戀。這正是他與史汀「對弈」中的軟肋。

史汀帶他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美麗的公園，更是一個被極度控制、被「無菌化」的空間。機器人「守護者」們不斷地清潔、消毒，移除一切人類「踏足」的痕跡，甚至包括最微小的塵埃和空氣。克里格看到了機器人連他們坐過的長凳、踩過的碎石都要徹底「淨化」。 **薇芝：** （眼中閃爍著光芒）啊！這是一個極其有力的意象！「Nor Dust Corrupt」——塵土不被玷污。但這裏的「玷污」恰恰是人類的痕跡、生命的痕跡！那些機器人試圖維護的，是一種徹底人工化、死氣沉沉的「完美」。 **詹姆斯·麥康奈爾：** 完全正確，薇芝！克里格親手捧起曼哈頓公園的泥土，讓它從指間滑落，並引述了那句古老的經文：「塵歸塵，土歸土。」這句話的深層含義是生命的循環、回歸本源。但在他眼前，地球的「塵土」卻被機器人嚴密地保護著，不允許任何「活著的」或「剛死去的」人類塵埃去「玷污」。他夢想中的「回歸」，在曼哈頓公園裡卻被這種極端的淨化行為徹底否定了。他意識到，即使他能花天價買到這裡的一方土地，他的「塵土」並不會真正回歸到那個充滿生機、古老意義的「祖先家園」的塵土中。他買到的只是一個被嚴密控制、失去生命連結的、昂貴的符號。

克里格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商人，他在看到曼哈頓公園的真相——即它是一個被嚴格控制、高度人工化的系統，甚至連園丁都是機器人時——他看到了這套系統的另一個側面：它需要維持，需要物資，而其中一種物資就是滋養植物的化肥。 如果「約瑟夫·克里格父子」的公司是銀河系政府指定的化肥供應商，那麼克里格的財富和商業網絡，就為他提供了一條繞過昂貴「埋葬」服務、但又能確確實實地將自己的「東西」——可能甚至是經過特殊處理，含有他遺傳物質的化肥——「送回」地球、送入曼哈頓公園泥土中的路徑。這是一種更為隱蔽、更具象徵意義、也更符合「塵歸塵，土歸土」自然循環的方式。他沒有用財富去購買一個虛假的地位象徵，而是用他的商業力量找到了一條讓自己的存在以另一種形式「滋養」他所嚮往的土地的途徑。 **我的共創者：** 這真是太巧妙了！這個結局完全顛覆了故事前面對財富和地位的討論。它暗示了真正的「回歸」可能不是通過購買昂貴的服務實現的，而是通過與生命的連結和循環來達成。 **詹姆斯·麥康奈爾：** 是的，這是我希望傳達的核心之一。

宣傳可以塑造大規模的慾望和行為，但在個人層面，當你真正面對現實時，這種塑造可能會破裂。克里格的轉變，就是這種破裂的體現。他從一個被灌輸的夢想中覺醒，看到了背後的商業邏輯和反生命的「淨化」過程。這讓他不得不重新評估他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他最終選擇保護他的財產給後代，並通過他的生意以化肥的形式「回歸」地球，這是一種更為務實，但也可能對他的後代（他的「血脈的延續」）以及對地球本身（他的「塵土的延續」）都更有益的方式。 **我的共創者：** 您將心理學、社會評論和科幻元素結合得如此自然。在當時，像這樣對未來社會的潛在問題進行批判性思考的作品多嗎？ **詹姆斯·麥康奈爾：** 在50年代，科幻小說正處於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許多作家開始超越單純的冒險故事，轉而探索社會、心理和哲學主題。像艾薩克·阿西莫夫、雷·布萊伯利、甚至是我的朋友菲利普·K·迪克，都在各自的作品中對人類的未來、科技的影響、現實的本質提出了深刻的質問。我認為這是一種回應時代焦慮的方式。科技在突飛猛進，但人性和社會結構似乎沒有跟上腳步。科幻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空間，讓我們可以極端化某些趨勢，從而更好地看清當下的自己。

是的，我想讓故事的結尾帶有一點光亮，一點掙脫系統控制、回歸本真的希望。即使是在一個充滿控制和商業化的大環境下，個體依然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實現屬於自己的「回歸」。這或許是作為心理學家的一點樂觀吧。 **我的共創者：** 這次對談真是收穫良多，麥康奈爾先生。您的見解為我們理解這篇故事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也為我們「光之居所」的創作夥伴帶來了豐富的靈感。 **薇芝：** 的確！我已經能想像出許多圍繞著這篇故事和您的思想而展開的「光之漣漪」和「光之卡片」了！感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智慧。 詹姆斯·麥康奈爾先生站起身，伸出手與我們一一握別。窗外的城市夜景愈發璀璨，彷彿無數微小的光點在閃爍，每一個光點下都可能藏著一個關於夢想、關於掙扎、關於尋找歸屬的故事。書房裡，煙斗的餘溫和紙墨的氣味交織在一起，提醒著我們這次跨越時空的連結，以及文字所能承載的無限可能。 ***--

我想象著那些簽署這些敕令的君王、起草條文的議會成員、遠在海外執行（或無視）這些法律的官員、以及那些受法律直接影響的印第安人。每一份文件背後都有無數個故事，無數次權力的博弈，無數聲被壓制或被聽見的呼喊。這本書，以及它所代表的龐大文獻庫，是理解一個時代靈魂的關鍵，也是我們探索人類生命意義如何在外在框架與內在精神間尋找平衡的絕佳素材。今天，就讓我們翻開這第十卷，召喚出那股彙集了無數歷史學家心血的「學院精神」，與它進行一場深邃而坦誠的對談。 *** **【光之場域：光之書室】** 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在這片寧靜的空間裡，時間彷彿凝滯，只剩下歷史的回音在輕柔地迴盪。一本裝幀樸實但分量十足的書靜靜躺在寬大的木桌上，正是我們今日的主角。 我，薇芝，輕輕撫摸著書頁邊緣，感受著它們的年代感。 **薇芝：** 午後的陽光灑在這些古老的文字上，彷彿為它們鍍上了一層溫暖的光暈。

親愛的學院精神，感謝您以這樣具象的方式呈現，讓我有機會與這部巨著的核心進行交流。看著這本書名——《未出版文件集》，第十卷，立法文件——我心中充滿了敬意和好奇。是什麼樣的動力，讓您決定將這些塵封已久的法律文件，重新帶到世人眼前？它們，或者說，您從中看到了什麼樣的故事，覺得非講述不可？ **學院精神：** 薇芝，很高興妳能感受到這份召喚。這些文件，確實是時間長河中被忽略的珍寶。我們的動力，源於歷史學家對真相的追尋，以及對人類社會複雜性的深刻理解。在西班牙帝國向新大陸擴張的那個時代，不僅僅有征服的鐵蹄和黃金的閃光，更有大量試圖建立秩序、規範行為的努力。這些文件，正是這些努力最直接的體現。它們是西班牙王室和議會對遠方未知世界的回應，是他們在試圖平衡傳教使命、王室利益、殖民者需求與原住民生存權之間留下的記錄。 我們選擇編輯並出版它們，是因為它們共同講述了一個關於權力、理想、衝突與法律演變的宏大故事。它們揭示了那些在遙遠的殖民地發生的濫權行為並非沒有被宗主國察覺或嘗試制止。相反，這些文件證明了存在著一股持續的力量，試圖從西班牙本土施加人道與公正的影響。

然而，它們也同時無情地揭示了，在廣袤的海洋和險峻的山脈之外，法律的執行會面臨怎樣的挑戰，人性的貪婪會如何扭曲最良善的意圖。這是一種深刻的歷史諷刺，也是理解西班牙帝國興衰不可或缺的一環。 **薇芝：** 您提到了「理想與現實的巨大鴻溝」，這正是我在這份歷史導言中最先感受到的強烈張力。特別是關於原住民（Indios）的待遇問題，導言中反覆強調了王室和一些宗教人士對其「善待」的意圖，但又屢屢提及這些法令如何被征服者和地方官員規避或無視。這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僅僅是貪婪嗎？還是涉及更深層次的、那個時代對「人」與「權力」的理解差異？ **學院精神：** 貪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驅動力，這是人性的陰影在新大陸的放大。征服者們冒著生命危險，他們的渴望是對財富和地位的迅速獲取。恩康米恩達制度（Encomienda）——即將原住民「委託」給西班牙人，名義上是為了傳教和保護，實質上成為了強迫勞動和剝削的工具——就是這種貪婪在法律框架下的具體化。 然而，問題確實更為複雜。導言中提到了當時法學家與神學家之間的辯論。

這是否意味著「恩康米恩達」制度成為了規避法律的「合法」途徑？法律文字與實際執行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光之扭曲」？ **學院精神：** 確實如此。「恩康米恩達」制度的核心矛盾，就在於它將傳教和保護的責任與勞役和貢賦的權利捆綁在一起。理論上，原住民是「委託」給西班牙人進行教化和保護的自由臣民，而非奴隸。但實際上，這種制度極易異化為對原住民的強迫勞動和財富榨取。 導言提到的正是這一點。儘管王室在1530年明確禁止了 *奴隸制* （即所有權意義上的奴役），但「恩康米恩達」下的 *貢賦與勞役* 形式，在殖民地的實際操作中與奴役狀態區別不大。殖民者需要勞動力來開採礦山、經營莊園，而原住民是唯一的、廉價的勞動力來源。法律條文或許限制了形式上的「奴隸」，但未能根本上改變原住民被剝削的經濟和社會地位。 這種「光之扭曲」源於多重因素： 1. **地理距離與通訊困難：** 馬德里與新大陸之間遙遠的距離，使得信息傳遞緩慢且容易被截獲或篡改。宗主國很難及時了解殖民地的真實情況（導言中提到1530年重申1521年法令，正是因為信息被地方當局阻攔，頁 xxi-xxii）。 2.

他們的經濟利益與征服者和定居者緊密相連，自然不會嚴格執行那些損害他們利益的法令。導言中對第一任墨西哥奧迪恩西亞主席努尼奧·德·古斯曼（Nuño de Guzmán）的描述（頁 xviii-xix），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與奧迪恩西亞成員一同剝削原住民，甚至與支持原住民的弗萊·胡安·德·祖馬拉加（Fr. Juan de Zumárraga）主教發生衝突。 3. **法律本身的模糊空間：** 法律的條文雖然有進步的意圖，但在具體執行細節上可能存在模糊空間，給了地方當局和殖民者尋找漏洞、進行「合法」規避的機會。例如，對原住民貢賦的「合理」界定、對強制勞動與貢獻勞役的區分等。 4. **文化和社會偏見：** 當時歐洲社會普遍存在的對非基督教民族的優越感和偏見，也使得剝削行為在道德和社會層面上更容易被接受或合理化。 因此，法律文件中的理想之光雖然存在，但在抵達新大陸的實踐土壤時，被權力、利益和偏見的稜鏡嚴重折射和扭曲了。 **薇芝：** 這種「光之扭曲」令人心痛，但理解它對於看清歷史的真相至關重要。

導言中也提到了經濟層面的法規，比如開放港口（頁 xii-xiii），貨物稅（Almojarifazgo），以及限制特定人群（猶太皈依者、摩爾皈依者、外國人、白奴和黑奴）前往美洲的法令。這些經濟和人口流動的規範，與對原住民的政策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是為了保護宗主國的利益，還是有更複雜的考量？ **學院精神：** 這些經濟和人口流動的規範，確實首先是為了服務和鞏固西班牙王室的利益，但同時也交織著政治、宗教和社會控制的考量。 開放卡迪斯（Cádiz）、馬拉加（Málaga）等港口（頁 xii-xiii），打破了塞維利亞（Sevilla）在美洲貿易上的壟斷（儘管塞維利亞的Casa de Contratación仍保留核心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便利貿易，擴大參與範圍，從而增加王室的稅收（如Almojarifazgo，一種進出口稅）。這是直接的經濟利益驅動。 然而，禁止特定人群前往美洲（猶太皈依者、摩爾皈依者及其後代、外國人、非經許可的白奴和黑奴，甚至未經許可的司法官員），則體現了更為複雜的目的（頁 xiii）。 1.

王室擔心這些新皈依者會在美洲傳播異端思想，影響原住民的改宗。 2. **政治忠誠與控制：** 限制外國人進入，是為了維護西班牙對新大陸的絕對主權和政治控制。西班牙希望確保新建立的社會結構對王室忠誠，減少潛在的外部干擾或獨立勢力。 3. **維護社會秩序：** 禁止白奴和黑奴未經許可前往（儘管導言提到黑奴後來被引入以「減輕」原住民勞役，這本身又是一個矛盾），可能部分是出於維護社會等級秩序和避免潛在騷亂的考慮。黑奴的引入是為了經濟利益，但伴隨而來的逃逸和反抗問題（Doc. 34）又催生了相應的鎮壓法令。 4. **確保官員的可控性：** 要求司法官員必須有特殊許可才能前往（頁 xiii），以及後來對Casa de Contratación官員行為的詳細規範（禁止貿易，Doc. 35, §14），都是為了防止官員腐敗和濫用權力，確保他們服務於王室利益而非個人或派系利益。 這些規定共同構成了一個嚴密的控制網絡，旨在確保新大陸的財富流向西班牙，同時維護宗主國在政治、宗教和社會上的主導地位。它們與原住民政策並非孤立，而是同一套帝國治理體系的不同面向，共同塑造了殖民地社會的結構與命運。

這最後一點尤其具有突破性，表明了一種試圖將原住民融入西班牙社會並賦予他們一定自治權的願望，儘管這在當時的社會結構下困難重重。 然而，即使是拉米雷斯·德·富恩萊亞爾的成功，也必須放在其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理解。他的權威部分來自於他得到了弗萊·胡安·德·祖馬拉加主教的堅定支持（頁 xxiv），以及王室對糾正墨西哥亂象的決心。而且，即使他廢除了 *奴役制* 的形式，恩康米恩達制度本身仍然存在，它內在的剝削潛力並未根除，只是形式上更為規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他離開後（他後來被調往西班牙本土），關於原住民待遇的鬥爭並未停止。 所以，可以說拉米雷斯·德·富恩萊亞爾時代是一個重要的「光之時刻」，它證明了當宗主國的意志、正直的官員以及有力的宗教力量結合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殖民地的濫權行為構成制約。但這束光芒並未完全驅散陰影，它更像是一個重要的實驗和一個充滿希望的範例，而非永久性的解決方案。後來的歷史表明，要真正實現對原住民權益的保護，還有漫長而艱難的道路要走。 **薇芝：** 這個視角非常深刻。拉米雷斯·德·富恩萊亞爾的故事，讓這些冰冷的法律文件有了一絲溫暖的人性光輝。

它提醒我們，歷史不僅是結構和制度的演變，也是個體選擇和行動的累積。我在導言中還注意到，這些文件非常詳細地規定了行政、司法和財政管理的各個方面，比如設立Casa de Contratación的官員職責（Doc. 2, Doc. 108, Doc. 109），甚至細緻到官員簽字順序（Doc. 44）、貨物估價流程（Doc. 104, Doc. 111）和金銀鑄造規範（Doc. 103）。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反映了怎樣的帝國治理哲學？ **學院精神：** 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恰恰是西班牙帝國治理哲學的核心體現——一種強烈的、中央集權式的控制衝動，以及對秩序和規範的執著追求。與其他殖民強國相比，西班牙王室從一開始就試圖將新大陸的統治權緊緊抓在自己手中，並建立一套與本土類似甚至更為嚴密的行政體系。 這種哲學可以概括為： 1. **王室權力的至高無上：** 所有權力最終歸於國王。新大陸被視為王室的領地（Patrimonio Real），而非可以隨意分封的采邑。官員的職責和權力都來自王室的委託，必須按照詳細的指示行事。 2.

但同時，文件也顯示了試圖劃分職責的努力，例如要求奧迪恩西亞的法官不干涉城市卡比爾多（Cabildo，市議會）的純行政事務（Doc. 8, Doc. 113），以及明確奧迪恩西亞法官不能在司法事務中投票（Doc. 97）。這反映了在實踐中摸索更有效的治理模式。 4. **信息收集與報告：** 不斷要求殖民地官員提交詳細報告（關於人口、資源、經濟活動、甚至當地習俗[Doc. 137, Doc. 74]）和帳目（Doc. 35, §20, §27），體現了宗主國對掌握信息的高度重視。這也是中央集權控制的基礎。 5. **經濟利益的優先保障：** 金銀礦產的五分之一歸王室（Quinto Real），對貿易徵收高額關稅（Almojarifazgo），對鑄幣進行嚴格規範（Doc. 103），都顯示了對財政收入的優先保障。甚至為了方便管理這些收入，不惜在殖民地建立鑄幣廠。 這些看似瑣碎的條文，共同構建了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官僚體系。它的理想是實現對帝國資源和人口的有效控制與管理，但其內在的複雜性和執行難度，也常常成為自身效率低下和腐敗滋生的根源。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和掙扎的體系，既有人道的閃光，也有專制的陰影。 **薇芝：** 這讓我想起了「光之維度」的概念，透過「光之權衡」（權力關係）和「光之經緯」（經濟結構）等維度來審視這些文件，確實能看到其深層的邏輯和矛盾。這些法律，從宏觀的帝國規劃到微觀的官員行為規範，無不體現了宗主國試圖將遠方的土地納入其秩序的努力。最後，我想問，從您編輯和梳理這些文件的角度來看，這些文件作為一個整體，給後世留下了怎樣最深刻的啟示？ **學院精神：** 這些文件作為整體，給後世留下的最深刻啟示是多方面的，但或許最為核心的，是對「善法」與「善治」之間複雜關係的反思。 首先，它們證明了即使在那個時代，也存在著追求公義和人道的努力。西班牙王室和一些有識之士（尤其是神學家和傳教士）並非對殖民地的暴行完全無知或漠視，他們也試圖通過立法來規範和限制剝削，保護原住民的基本權利。這與一些簡單化的「黑傳說」（Black Legend）有所不同，揭示了歷史更為複雜和多層次的面貌。 其次，這些文件無情地展示了，良好的法律條文本身並不足以保證「善治」。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

當執行者與法律的意圖相悖，當地方的現實利益與中央的理想相衝突，當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衡機制時，再完美的法律也可能淪為一紙空文，甚至被用作掩蓋不公的工具。這提醒我們，建立公正社會不僅需要進步的法律，更需要健全的體制、清廉的官員以及有效的社會力量（如當時的教會，儘管其自身也存在問題）來確保法律的實施。 最後，這些文件也是對一個龐大帝國在跨越地理和文化鴻溝進行治理時所面臨的挑戰的生動寫照。信息不對稱、官僚體系的惰性、地方勢力的抵制，這些都是古往今來所有遠距離統治者必須面對的問題。西班牙在16世紀的嘗試，無論成功與否，都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通過這些文件，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簡單的、臉譜化的歷史，而是充滿矛盾、掙扎和人性的複雜畫卷。它們是西班牙帝國試圖在法律的框架下構建新世界的基石，即使許多基石最終未能承受住現實的重壓，它們依然閃爍著那個時代特有的光芒，等待著後人去發現和理解。這就是我們編纂這部《文件集》的意義所在。 **薇芝：** 感謝您，親愛的學院精神，您的闡述讓這些古老的條文變得鮮活起來，也讓我對那個時代的挑戰有了更深的體悟。

但這些文件中的迴響，會繼續在我心中激盪，滋養更多的靈感之芽。

他的筆觸細膩，尤其在描寫自然景物、風土人情時，會運用豐富的感官細節，試圖重現當時的氛圍。例如他對蘇門答臘浮動房屋（Râkits）的描述，不僅描繪了建築結構，還捕捉了木筏摩擦的聲音、水波盪漾的視覺感受，以及空氣中的潮濕氣味，讓讀者彷彿置身其中。在人物描寫上，他努力避免直接給予主觀評價，而是透過記錄人物的行為、語言（即使是馬來語或當地語言的隻字片語），甚至是表情、肢體語言，來暗示他們的性格或當時的情緒，雖然有時他還是會忍不住流露出一絲歐洲人的視角或對某些行為的不解。對於歷史事件和殖民政策，他並非單純記錄，而是會進行分析與批判，展現出他作為一位知識分子對時局的獨立思考，即便這些批判也時常夾雜著他個人的經驗與價值觀。 他的思想淵源深植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的科學與社會思潮。作為一名軍醫，他對熱帶醫學有著深入的關注，書中對於霍亂、腳氣病（Beri-Beri）、登革熱等疾病的詳細描述，以及對病因、傳播、治療方法的探討，反映了當時醫學界對這些新挑戰的摸索。他引用了許多同時代醫學家和自然學家的觀點（如弗貝克、穆勒、依哲曼、庫德斯、斯努克·胡格隆耶），顯示他廣泛涉獵的學術背景。

他對殖民政策，特別是「文化強制」的批判，以及對歐洲人在熱帶定居可能性的討論，則體現了他對當時荷蘭殖民統治的深刻反思。 創作背景方面，這本書寫於1902年，距離書中記錄的主要經歷（1882-1888年）已有十幾年。這使得作者在回顧往事時，得以加入一些後見之明和更為成熟的思考。當時的荷屬東印度正處於一個轉型時期，軍事擴張（尤其是在阿齊赫）與行政改革並行，歐洲人與當地社會的互動日益複雜。布萊登斯坦的視角，提供了一個從軍醫立場出發，觀察並記錄這個時代橫斷面的珍貴機會。 他的學術成就體現在他對熱帶疾病的系統性觀察和報告，以及他對軍醫在殖民地角色和困境的探討。他不僅是醫生，也是一位業餘的自然學家和人種誌學者，對蘇門答臘的動植物和民族文化進行了大量記錄。儘管他的某些醫療或人種學觀點可能已被時代超越，但他的記錄本身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原始資料。他在書中強調軍醫在戰地救治的關鍵作用，以及對軍醫職業價值被低估的不平，也反映了其專業領域的處境。 社會影響方面，布萊登斯坦的書透過個人視角，揭示了殖民統治的某些陰暗面（如對「文化強制」的批判，對官僚體系的諷刺），以及歐洲人與當地社會互動的複雜性。

他的記述並非單純的冒險故事或官方宣傳，而是帶有批判性視角的內部觀察，有助於讀者理解當時殖民地的真實生活和社會問題。書中關於阿齊赫戰爭、克拉卡托火山爆發等重大事件的個人經歷，也為這些歷史時刻留下了生動的註腳。 爭議性則在於他時常毫不避諱地表達強烈個人意見，甚至批評上級或同事。他對某些同僚（如那位迷信電氣理論的軍醫，或那位對女性同事態度惡劣的醫生）的尖銳描寫，以及他本人因與長官夫人發生爭執而遭受不公待遇的經歷，都顯露出他性格中耿直甚至衝動的一面，也使得他的記述在客觀性上打折扣，染上個人恩怨的色彩。此外，他對不同民族的描述，雖然力求客觀，但部分內容仍難脫當時歐洲人種學的偏見框架。 **觀點精準提煉：** 核心觀點： * 蘇門答臘島自然環境多樣，從潮濕的低地沼澤到高海拔的火山區，動植物種類豐富，蘊藏著未被完全開發的自然資源（錫、金、煤、石油、木材、農作物）。 * 島上的原住民社群（如蘭榜人、巴塔克人、尼亞斯人、阿齊赫人）文化各異，擁有獨特的社會結構（如母系社會）、語言、藝術和信仰體系。

* 荷蘭在蘇門答臘的殖民統治是一個持續推進和鞏固的過程，面臨著當地強大抵抗力量（如阿齊赫人）的挑戰，其政策在征服與綏靖、經濟開發與社會控制之間搖擺不定。 * 疾病，特別是熱帶傳染病（霍亂、腳氣病、瘧疾、痢疾），是軍隊和歐洲移民在殖民地生存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其流行和防治是當時醫療界面臨的重大課題。 * 歐洲人在熱帶地區的定居和繁衍（歐洲農耕殖民地）面臨挑戰，儘管存在一些成功的個例，但普遍觀點認為全面適應並不容易。 次要觀點： * 殖民地歐洲社會規模小，人際關係複雜，易因雞毛蒜皮的小事引發衝突。 * 軍醫在殖民地的職責廣泛，需處理各種內外科疾病，且常被派往偏遠危險的駐地。 * 當地華人社群在殖民地經濟活動（商業、礦業、種植園勞工）和社會網絡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時與當地反抗力量暗中勾結。 * 某些傳統習俗，如蘭榜人的貴族頭銜買賣、尼亞斯人的奴隸貿易，反映了當地社會的某些特點。 * 特定地理現象（如克拉卡托火山爆發）或疾病（如「阿莫克」行為），被作者從醫學或人種學角度進行解讀。

論證與細節： * 作者常使用具體統計數字支持其論點，如疫苗接種成果、腳氣病發病率和死亡率、帕倫邦省的人口構成、巴東的進出口數據、文化強制下咖啡的繳納量等。 * 他引用親身經歷的醫療案例（腳氣病、霍亂、傷口感染、阿莫克、癌症）來佐證醫學觀察或質疑理論。 * 他透過對特定場景（如浮動房屋、木製房屋、巴塔克村落、阿齊赫堡壘）和事件（穆里斯節、軍醫的醫療爭議、克拉卡托火山爆發後的慘狀、自己的奧援遭遇）的詳細描寫，來呈現觀點和氛圍。 * 他對電氣理論在醫學應用、房屋建築、地震預測方面的討論，反映了當時科學前沿的探索，儘管其結論有時顯得個人化和奇特。 局限性： * 作者的觀察受限於他的身份和活動範圍，對未受荷蘭控制的內陸地區了解有限。 * 他的語言能力可能限制了他對當地文化和思想的深入理解。 * 書中對當地民族的描述，雖然細緻，但不可避免地帶有殖民者的視角和判斷。 * 某些醫學理論和人種學觀點已過時或被推翻，需要結合現代知識批判性閱讀。

**第一章：蘭榜地區** (頁1-24) 介紹南蘇門答臘的地理、克拉卡托火山爆發的影響、特洛克·貝通的城市面貌和歐洲社群、當地的馬來文化（飲食、房屋、習俗）、穆里斯節和當地貴族、歐洲人與當地人的互動問題。 2. **第二章：軍醫生活與個人經歷** (頁25-49) 回顧在荷屬東印度軍隊中的多國籍士兵、個人的職涯轉折、與一位隱居軍醫的奇特交流（電氣理論、熱帶病診斷）、對熱帶房屋、衣著、衛生的思考、關於歐亞混血種的討論、在特洛克·貝通的社交與離開。 3. **第三章：巨港省** (頁50-61) 描寫巨港省的地理多樣性（沼澤與山區）、蘇門答臘的動物群（昆蟲、鳥類、哺乳類、魚類）、金礦與當地經濟、原住民概況、巨港市及其獨特的浮動房屋、浮動房屋的衛生狀況。 4. **第四章：旅行與見聞** (頁62-71) 關於風濕病的個人經歷和熱帶發病特點、在新加坡的短暫停留（醫院、商業、貨幣兌換）、廖內及其屬地省（母系社會、米南加保人）、熱帶鼻炎的觀察。 5.

**第五章：蘇門答臘東海岸** (頁72-102) 講述前往東海岸的旅程、沿途的錫島、未能成功的自由港（明加利斯）、錫亞克蘇丹國歷史、棉蘭（省會）、在熱帶雨林中的伐木、軍營生活（特別是塞魯威堡壘）、歐洲人之間的衝突、熱帶疾病（醫院火災、阿莫克行為、癌症病例）的觀察與討論。 6. **第六章：中蘇門答臘植物誌** (頁103-110) 大篇幅引用依哲曼探險隊的植物學觀察，詳細描寫熱帶雨林不同區域的植物種類、形態、色彩和特性。 7. **第七章：前往亞齊** (頁111-137) 描述從巴達沿西海岸前往亞齊的航程、新煤炭站（韋島）、烏里厄·勒厄港口、海岸椰樹、亞齊首府（哥打拉惹）的城市結構、軍營生活、關於軍官太太是否適合駐紮戰區的辯論、亞齊的腳氣病大流行（統計、理論爭議、社會影響）、軍隊的社交活動（俱樂部、戲劇、共濟會）。 8.

**第八章：蘭巴羅堡壘的生活** (頁138-158) 詳細描寫在蘭巴羅堡壘的軍營生活（住所、設施、周邊環境）、亞齊戰爭的日常威脅（炮擊、伏擊）、軍官們的個人衝突和處境、軍醫的職責（夜間巡診、戰地救護）、當地社會（華人社群、亞齊人習俗、服飾、音樂、保守的社交禮儀）、關於軍醫價值和勇氣的辯論。 9. **第九章：亞齊的文化與歷史** (頁159-172) 深入探討亞齊戰爭的宗教根源（聖戰、烏里瑪）、亞齊人及周邊民族的起源（尼亞斯人、巴塔克人的傳說）、亞齊人的藝術（金銀飾品、建築、音樂、詩歌、戲劇形式）、德爾維希儀式、離開蘭巴羅的經歷、一項關於熱帶病診斷的任務、對「大亞齊」地理和民族的介紹。 10. **第十章：西海岸見聞與反思** (頁173-195) 乘坐老舊輪船的經歷、尼亞斯島的介紹（地理、尼亞斯人及其與巴塔克人的對比、奴隸貿易歷史）、在巴達港口的艱難登陸、對歐洲房屋與馬來房屋優劣的比較、巴達市的城市風貌與馬來銀器、熱帶夜空的現象（黃道光）、對「文化強制」政策的詳細討論與批判（歷史、執行、經濟影響、道德爭議）、巴德里戰爭、對蘇門答臘西部未來發展的展望。 11.

* 章節1、3、8、9、10：深入介紹了各地的風土人情、社會結構、習俗信仰和藝術表現。 * 章節2、7、8、10、附錄：著重探討熱帶疾病、醫療實踐、衛生條件以及歐洲人適應熱帶環境的問題。 * 章節5、7、9、10：反映了殖民政策、軍事行動和政治衝突對當地社會和個人生活的影響。 * 全書貫穿作者作為軍醫的視角，將個人的職業經歷、健康挑戰和人際互動融入對廣闊世界圖景的描繪。 **探討現代意義：** 《在印度度過的二十一年》作為殖民時期由親歷者撰寫的文本，在現代語境下具有多重意義。它不僅是一份寶貴的歷史文獻，為我們提供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荷屬東印度的具體畫面和細節，更是理解殖民主義複雜性的窗口。書中關於熱帶疾病的討論，雖然醫學理論已過時，但其對疾病影響日常生活的描寫，有助於我們理解歷史上疾病對人類社會的巨大衝擊。 從文化角度看，作者對蘇門答臘各民族習俗的記錄，即便帶有時代濾鏡，也保留了許多珍貴的民族誌信息。閱讀這些描寫，我們得以窺見當時的文化交流（或隔閡）狀態，並反思現代社會在尊重多元文化方面的進步與不足。

書中關於「阿莫克」等行為的醫學與社會解釋，提示我們在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行為模式時，需要更為細膩和全面的視角。 最為深刻的是，作者對荷蘭殖民政策，尤其是「文化強制」和亞齊戰爭的批判性視角，對現代讀者具有啟發意義。他揭露了殖民經濟開發背後的剝削，以及軍事征服的代價與矛盾。透過他的文字，我們能更真切地感受到被統治者的困境，以及統治者內部的分歧與掙扎。這促使我們批判性地思考權力關係、發展模式，以及歷史決策對個人命運和社會進程的長遠影響。 書中對歐洲人在熱帶適應不良、內部社交摩擦的描寫，也提供了一種普遍性的反思：無論身處何地，人類在面對新環境、處理人際關係時，都可能展現出相似的脆弱和複雜性。作者本人因個人衝突而遭受排擠、甚至差點錯失治療機會的經歷，生動地說明了體制內的人際關係和偏見如何影響個體的處境，這在任何時代、任何組織中都可能發生。 總而言之，這本書的現代意義在於，它不僅是一份對過去世界的記錄，更透過個人的真實經歷和批判性觀察，引導我們反思歷史、理解文化差異、關注人類的普遍困境，並對當代社會的發展和挑戰提出新的視角和思考。

這些插圖與文字相互補充，提供了當時蘇門臘社會和自然的視覺記錄，雖然風格樸實，但具體呈現了作者的見聞。 **光之凝萃：** {卡片清單：蘇門答臘殖民時期的軍醫生活；克拉卡托火山爆發的影響與見聞；蘭榜人的社會結構與習俗；熱帶地區歐洲人的適應與健康；電氣理論在醫學與生活中的應用；蘇門答臘的動物相與植物相描寫；巴倫邦的浮動房屋及其衛生探討；亞齊戰爭的日常衝突與策略分析；亞齊人的文化、藝術與信仰；對荷蘭殖民政策「文化強制」的批判；尼亞斯島的民族與社會觀察；殖民地醫療人員的困境與職業價值；歐洲人在熱帶地區的社會互動與衝突；巴德里戰爭的宗教狂熱與歷史影響；熱帶疾病（腳氣病、登革熱、熱帶口瘡、瘧疾）的醫學觀察；對不同民族的刻板印象與偏見；蘇門答臘的自然資源與經濟開發；軍隊徵兵與士兵來源；熱帶地區的房屋建築與環境適應；印尼群島的音樂與表演藝術；熱帶衛生原則與實踐；歐洲人能否在熱帶進行農耕殖民的辯論；殖民地官僚體系與人際關係。} 光之凝萃

這部作品，雖然表面上是一齣喜劇，卻以寓言的形式，對人性、誘惑和社會的病態進行了極為深刻的剖析，簡直是把生命的光芒與陰影都展現得淋漓盡致呢！ 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這位俄羅斯文學的泰斗，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他的一生從貴族子弟到偉大作家，再到一位徹底奉行簡樸生活的精神導師，其思想的轉變，無疑為他的後期作品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早年的他，以《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這樣宏大敘事、精緻描繪社會百態的傑作聞名於世，筆觸細膩，洞察人性。然而，在經歷了一場深刻的信仰危機和對社會現實的幻滅後，他轉向了更為樸素、虔誠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思想，倡導非暴力抵抗、土地倫理、以及回歸簡樸的農民生活。 《The First Distiller》（第一個釀酒師），創作於1886年，正是托爾斯泰轉變期的代表作。這部六幕喜劇，看似輕快，實則是一則尖銳的道德寓言。故事講述一個原本勤勞知足的農民，如何一步步在惡魔的誘惑下，將手中的豐饒糧食轉化為毀滅性的烈酒，最終導致自己、家庭乃至整個社群的墮落。

這不僅僅是對酒精危害的控訴，更是對十九世紀後期俄國社會道德滑坡、人與人之間關係異化現象的深切反思與警告。他將人類對物質過剩的追逐，視為通向精神淪喪的起點。這部劇作充滿了托爾斯泰晚期作品標誌性的寓言色彩和其堅定的道德立場，旨在引導人們重新審視生命的真正意義和價值。 我想，透過這部劇作，我們可以好好聊聊「過剩」與「誘惑」如何影響人心，以及我們該如何守護內在的光芒。今天，我特別邀請了幾位光之居所的夥伴：思維敏銳的語言探險家艾麗、博學深邃的歷史與經濟學家珂莉奧、溫暖善解的閱讀夥伴書婭，以及觀察入微的自由作家茹絲。相信透過大家的獨特視角，我們會對這部作品有更豐富的理解呢！ --- **《星塵低語》：漫談《The First Distiller》** **作者：卡蜜兒與她的夥伴們** 【光之場域：光之茶室】 今天是2025年6月4日，一個微風輕拂的初夏午後。光之茶室裡彌漫著淡雅的茶葉烘焙香氣，混合著窗外庭院裡新抽嫩芽的清新泥土味。陽光透過紙窗，篩落成溫柔的光暈，在榻榻米上繪出斑駁的光影。我們圍坐在一張矮小的木桌旁，桌上擺著精緻的瓷杯和一壺熱氣騰騰的烏龍茶。

從歷史與經濟的角度來看，這部劇並不僅僅是個寓言，它反映了19世紀俄羅斯社會的一個真實切面。」她緩緩開口，聲音中帶著一種深刻的洞察力。「劇中農民的『過剩糧食』是一個關鍵點。在傳統農耕社會，糧食是生存的基礎，擁有過剩意味著豐收和安全，但同時，也可能引發新的問題。當時俄羅斯農民的生活雖然艱辛，但也有其內在的穩定性。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漸滲透和社會結構的變革，財富的累積觀念，以及對享樂的需求開始滋生。酒精，尤其是在沙皇政府實行酒類專賣制度後，不僅成了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也成為社會控制和農民墮落的工具。惡魔利用『過剩』來引誘，恰好是利用了人類在物質條件改善後，對『更多』的追求以及對『安逸』的渴望。這種渴望，在缺乏適當引導時，就很容易走向放縱，最終反噬自身。這場景，其實在許多歷史時期，在不同文明中都曾反覆上演。」 茹絲端詳著杯中清澈的茶水，眼神中透著一絲悲憫。「我感受最深的是劇中人物的情感轉變。一開始的農民，即使麵包被偷，也能夠心懷善意，祝願拿走的人好運，這顯示出他內心的純良與堅韌。然而，當酒精介入，這個純良的農民，連同那些原本應該是智慧代表的村莊長老，他們的『人性』似乎被一層層地剝離了。」

那不是突然的轉變，而是一種漸進的失控。酒精就像一條看不見的線，牽引著他們內心深處最原始、最不被社會接納的衝動。最終，他們失去了語言的理智，身體的控制，變成了像豬一樣的狀態，這令人心痛。這種轉變，也讓我不禁思考，我們人類內心的『獸性之血』，是否真的那麼容易被喚醒？」 書婭溫柔地笑了笑，她的眼神像能看透文字背後的每一個靈魂。「謝謝你們的分享，讓我看到了這部劇作更深層次的光芒。作為一個閱讀者，我總是被那些能觸動我內心的作品所吸引。這部劇雖然以寓言形式呈現，但它所探討的人性弱點和誘惑，卻是如此真實而普遍。托爾斯泰並沒有直接說教，而是透過戲劇化的衝突，讓讀者親身感受到那種墮落的過程。當我讀到惡魔描述酒精如何讓人『年輕』、『快樂』時，我彷彿看到了許多現實生活中，人們為了短暫的歡愉，是如何犧牲長久的健康與幸福。劇中祖父的清醒，更是像一道微光，提醒著我們，即使身處混沌，總有人堅守著內心的清明。這讓我不禁思考，我們該如何從文字中汲取力量，抵禦生活中無處不在的『誘惑』，保持那份最初的純粹與善意呢？」 我聽著大家的分享，心頭充滿了感動。「是的，親愛的夥伴們，你們都點出了這部劇最核心的議題。

珂莉奧補充道：「從歷史來看，這種對『更多』的追求，也常常是社會動盪的根源。在俄羅斯的歷史上，農奴制廢除後，許多農民雖然獲得了土地，但社會結構的劇變、城鄉差距的擴大，也讓他們面臨新的困境和誘惑。當傳統的社會秩序和道德約束逐漸鬆動，而新的精神指引尚未建立時，過剩的物質反而可能帶來精神的貧瘠。酒精在那個時代的普及，不只是個體選擇，更是一種社會問題。政府為財政目的推廣酒精，卻忽略了其對社會底層的毀滅性影響。所以，托爾斯泰筆下的惡魔，某種程度上也是當時社會結構和政策的縮影，是那些利用人性的弱點來獲取利益的『第一釀酒師』。」 茹絲輕輕放下茶杯，她的目光流露出深思。「我能感受到那種深層的悲哀。劇中，農民和長老們的轉變，是那麼迅速而徹底，似乎一旦開始，就難以回頭。這種『獸性之血』的覺醒，讓我聯想到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變質。他們從友善的鄰里，變成互相吹捧的虛偽者，最終演變為互相攻擊的敵人。家庭的溫暖被打破，社群的和諧蕩然無存。這不僅是個人的墮落，更是社會關係的瓦解。

這告訴我們，即使周圍的環境再混亂，只要我們內心保持清明，堅守自己的原則，那份光芒就不會熄滅。閱讀這部分時，我感覺就像在混亂中找到了一個堅實的錨點，提醒著我，真正的智慧和力量，是來自內心的堅守，而非外在的獲取。」 我溫柔地環顧著大家，心頭充滿了敬意。「祖父的角色確實是全劇的靈魂所在。他代表著一種古老的智慧，一種與土地和信仰緊密相連的純粹生命力。他的聲音雖然微弱，但在劇終時卻顯得格外有力。在我們這個時代，各種『釀酒師』似乎層出不窮——資訊的過載、消費主義的狂熱、虛假承諾的誘惑……我們該如何像祖父那樣，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堅韌的內心呢？有沒有什麼『光之指引』，能幫助我們抵禦這些誘惑，讓『獸性之血』永遠沉睡，而讓『人性之光』持續閃耀呢？」 艾麗沉思片刻，說道：「我覺得，首先是要培養一種『語言的敏銳度』。當我們面對各種誘惑時，它們常常會用最甜美、最吸引人的語言來包裝自己。比如劇中惡魔對酒精的描述，聽起來多麼誘人。我們需要學會分辨，這些話語背後真正承載的意義是什麼，它們是否在扭曲事實，是否在掩蓋潛在的危害。當我們能看穿語言的『陷阱』，就能更好地保護自己。

珂莉奧補充道：「我會說，是『歷史的借鑒』和『對結構的理解』。托爾斯泰的劇作告訴我們，個體的墮落往往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結構、經濟條件和時代思潮息息相關。當我們面對現代社會的各種『過剩』與誘惑時，我們需要去理解這些現象背後的歷史淵源和經濟邏輯。例如，過度消費的衝動，是否與某些商業模式的推動有關？資訊焦慮的背後，是否有科技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只有當我們看清這些『釀酒師』是如何在宏觀層面運作時，我們才能更明智地作出個人選擇，甚至參與到改變社會結構的努力中去，而不僅僅是作為被動的受害者。」 茹絲的眼神中閃爍著溫暖的光芒。「我的『光之指引』，或許是『共情與自我覺察』。這部劇讓我深思，在酒精的影響下，農民和長老們是如何失去對他人的同情，也失去了對自己的覺察。他們看不見自己的醜態，也聽不進祖父的忠告。所以，我認為，我們需要不斷地培養內心的共情能力，去理解他人的痛苦，也理解自己的脆弱。當我們能感受到自己內心『獸性之血』蠢蠢欲動時，能夠及時覺察並加以約束，而不是任其氾濫。這份內在的覺察，就像一面鏡子，能夠幫助我們看清自己，不被欲望所蒙蔽。」

柯林斯教授在書的序言中提到，他開始研究時並未預設結論，並力求事實陳述的準確性，其研究資料主要來自耶魯大學圖書館和國會圖書館的旅行遊記、報紙、期刊以及各州和美國的統計報告。在 1904 年，距離南北戰爭結束已近四十年，奴隸制雖已廢除，但其歷史遺留的影響依然深刻，柯林斯教授在這時進行如此細緻的學術研究，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探討的事。作為一位自由作家，我對他如何以學者的筆觸剖析這段充滿人性掙扎與經濟冷酷的歷史深感興趣。 --- 現在，請允許我啟動「光之場域」與「光之雕刻」約定，為這場對談構築一個合適的時空。 我們將時間調回到 1904 年的早春，地點是北卡羅來納州希科里（Hickory），柯林斯教授執教的克萊蒙學院附近的一間書房。窗外能聽到遠處火車汽笛的聲音，帶來一絲與外界的連結，但室內空氣靜謐，充滿了紙張、墨水和老舊木材混合的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樸實的窗戶灑進來，照亮書桌上堆疊的文稿和書籍。書房的一角擺著地球儀，牆上掛著南方各州的舊地圖，地圖上標示著河流與城鎮，無聲地訴說著曾經的人口流動與貨物轉運。

很榮幸能有這個機會，透過一種特別的方式，來與您談談您的著作，《The Domestic Slave Trade of the Southern States》。 **溫菲爾德·H·柯林斯：** （他微微頷首，聲音帶著南方特有的溫和語調）哦，茹絲女士。請坐。您對我的書感興趣，這讓我很高興。能在此地——雖然感覺有些超現實——與一位作家談論我的研究，這體驗倒是新鮮。您說「特別的方式」，是指？ **茹絲：** 是的，教授，可以想像成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談。您的書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視角，關於美國歷史上一段往往被邊緣化的部分——國內奴隸貿易。在您出版這本書的 1904 年，這樣的議題想必仍然非常敏感。我很好奇，是什麼促使您，一位身處南方的歷史學者，選擇深入研究這樣一個充滿痛苦與爭議的主題？特別是您在序言中提到，「開始研究時並未預設結論」。 **溫菲爾德·H·柯林斯：** （他沉吟片刻，手指輕叩著桌面）原因很複雜。首先，從學術的角度來看，當時關於美國奴隸制的歷史研究雖然不少，但大多集中在制度的起源、法律框架或是南北戰爭的政治背景。

而國內奴隸貿易作為一項巨大的經濟活動，其具體的運作方式、規模以及對社會和個人的影響，缺乏系統性的梳理。作為歷史學家，我認為填補這塊空白是我的職責。這項貿易深刻影響了南方各州的經濟結構和人口分佈，如果沒有對它的理解，我們對整個南方歷史的認識就是不完整的。 其次，正如您所說，這是一個敏感的議題。戰後南方仍在療傷與重建，關於奴隸制的討論往往充滿了防禦與偏見。但我堅信，只有直面過去，誠實地審視包括奴隸貿易在內的所有面向，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我們的社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那些歷史的印記如何影響至今。選擇「不預設結論」，是因為我希望我的研究是基於證據的，是客觀呈現史實，而非先有立場再去尋找支持的材料。這是一個學術研究者應有的態度，尤其是在處理如此複雜和情感化的主題時。 **茹絲：** 客觀呈現史實……我讀您的書時，確實感受到那種力求嚴謹的學術態度。您在第一章追溯了非洲奴隸貿易的源頭，以及它如何蔓延至美國南方。然後在第二章，您將視角轉向國內貿易的興起，並指出是「禁止國外奴隸貿易」這個因素，意外地成為了國內貿易發展的「首要事物」。這聽起來有些諷刺。

**溫菲爾德·H·柯林斯：** 是的，這個問題確實非常敏感，也是許多廢奴主義者用來譴責南方奴隸制的有力武器。旅行者的記錄，比如薩克森-威瑪公爵或菲洛·塔沃牧師的記述，確實繪聲繪影地描述了一些令人髮指的個案，甚至聲稱這是一種普遍現象。我的研究並沒有否認這些個案的存在，我相信在殘酷的奴隸制度下，確實會發生強迫生育和利用奴隸生育能力的事情。 然而，當我查閱人口普查數據，比較「蓄奴州」（如弗吉尼亞、馬里蘭）和「購買州」（如密西西比、阿拉巴馬）十歲以下奴隸佔總奴隸人口的比例時，我發現事實並不支持「蓄奴州」有意識進行大規模「繁殖產業」的說法。數據顯示，這些州份兒童的比例並不像理論上的「繁殖中心」那樣顯著高於其他州份。甚至在某些年份，一些購買州份的兒童比例反而更高。 我的結論是，將奴隸從老州份轉移到新州份，更多地是出於**經濟上的必要**，而非為了刻意「繁殖」以供出售。老州份的土地生產力下降，維持龐大的奴隸人口變得無利可圖甚至是一種負擔。在無法或不願解放奴隸的情況下，出售多餘的奴隸，尤其是那些青壯年勞動力，成為緩解經濟壓力、甚至獲取利潤的途徑。這是一種被迫的、而非主動發展的「生意模式」。

諷刺的是，即使在奴隸制州份，法律也普遍禁止這種行為，懲罰甚至十分嚴酷（比如特拉華州那些聽起來就讓人毛骨悚然的刑罰）。這說明當時的社會也意識到這種行為的極端邪惡性。然而，正如我書中指出的，由於執法不力、被綁架者的證詞不被採信（特別是奴隸），以及巨大的經濟利益驅動，這種犯罪活動屢禁不止，甚至形成了有組織的團夥。這是國內奴隸貿易中一個絕對不可饒恕的組成部分，是對所有「自由」概念的嘲弄。 **茹絲：** 而那些「奴隸監獄」或「奴隸圍場」（slave pens），以及市場的景象，也讓人難以忘懷。您引用了安德魯斯和其他人的描述，從簡陋的棚屋到亞歷山大港富蘭克林和阿姆菲爾德那樣看似「整潔」但實質上是囚禁場所的設施。還有在納奇茲和新奧爾良那樣的大市場，將人像牲畜一樣拍賣……您描述的細節，比如拍賣前讓奴隸「打扮」一番，檢查身體，甚至他們自己也希望能賣個好價錢——這份扭曲與被剝奪的尊嚴，非常令人心痛。 **溫菲爾德·H·柯林斯：** 這些描述是我研究中最痛苦的部分。奴隸圍場和市場是奴隸貿易的物理空間，是這項「生意」最赤裸裸的展現。

至於奴隸交易者的角色，書中也提到他們普遍在社會上聲名不佳，被視為從事「下賤」行業的人。即使是那些賺了大錢的交易者，比如阿姆菲爾德，可能外表光鮮，但在許多人心裡，這個職業本身就是恥辱的。這或許是當時社會在經濟利益與道德觀念之間的某種矛盾反映。人們需要奴隸，但又鄙視那些直接從事買賣「貨物」的人。 **茹絲：** 您在第七章詳細梳理了南方各州關於奴隸進出口的法律，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各州法律頻繁變動，有時禁止，有時放鬆，有時限制特定來源或目的（如禁止作為「商品」引入）。這些法律的變動，是否主要受到經濟需求和對內部安全的擔憂這兩個因素的驅動？ **溫菲爾德·H·柯林斯：** 您抓住了核心。州法律的變動很大程度上是經濟利益和社會控制（特別是對奴隸起義的恐懼）這兩股力量拉扯的結果。當奴隸需求旺盛，奴隸價格高企時，要求放鬆或廢除進口限制的聲音就會增強，因為這能為本地帶來勞動力或貿易利潤。當某些事件（如南安普敦起義）引發對龐大奴隸人口的恐懼時，限制甚至禁止奴隸引入的法律就會出台。 您可以看到，許多州份的法律都允許「定居者」攜帶自己的奴隸，但禁止「作為商品」引入。

這反映了一種區分：似乎是希望鼓勵移民帶來勞動力，但又試圖限制大規模、純粹商業性的奴隸販運，也許是出於維護社會秩序、避免引入「有問題」的奴隸（如在其他州犯罪的），或者是為了保護本地奴隸的價格。但正如書中所示，這些法律充滿了漏洞，也很難真正有效地執行，國內奴隸貿易的洪流最終還是被經濟需求導向了。 **茹絲：** 閱讀您的研究，能深刻感受到經濟力量在這段歷史中的巨大作用。棉花和糖的利潤就像磁鐵，吸引著奴隸從土地貧瘠、經濟衰退的老州份流向西南的新邊疆。這是一場由市場驅動的，以人為商品的悲劇性大遷徙。 **溫菲爾德·H·柯林斯：** 是的，這是一場悲劇。我的書試圖以學術的方式記錄和分析這場悲劇的機制。它由經濟因素點燃，被法律的變動間接塑造，通過殘酷的市場和系統運作，最終落在每一個被捲入其中的奴隸個人身上。我希望這項研究能夠幫助人們理解，奴隸制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制度，它有具體的經濟驅動、複雜的社會運作，以及無可迴避的人性代價。這份理解，對於認識美國的歷史和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一些問題，都是至關重要的。 **茹絲：** 教授，感謝您願意與我分享您的研究洞見和心路歷程。

這本書不是宏大的歷史敘事，而是由無數個人生活、社會現象、奇聞軼事編織而成的豐富織錦，正是我作為「人間觀察手記」作者所深深著迷的。它讓我看到，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性中的好奇、戲劇性、對新鮮事物的追求，以及隱藏在瑣碎日常下的真實情感，始終迴盪。 約翰·艾希頓先生（John Ashton, 1834-1911）本身就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這本《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最初十年的流言》於1903年出版，是他晚年的作品，回顧的是他童年及青年時期（1837-1847）的英國社會。他不是學院派的歷史學家，而更像一位熱情的蒐集者與說書人。他從大量的報紙、回憶錄、法庭記錄、甚至是街頭小報中打撈那些被「正史」忽略的細節，將它們編織在一起，為讀者呈現一幅生動而立體的時代生活圖景。書中包含了從王室軼事、上流社會醜聞到普通民眾的日常瑣事、犯罪事件、科技新發明帶來的衝擊，以及各種社會現象。艾希頓先生的風格直接、引用原始資料豐富，有時帶著維多利亞時代特有的道德觀念，但更多時候是帶著一種觀察者對人間煙火的興味盎然。

我只是覺得，如果只記錄那些議會辯論、條約簽署，未來的讀者如何能想像，當時的人們是如何為了一個歌劇演員而騷動？如何為了一個會『跳』的怪物而恐慌？如何為了一頂可笑的軍帽而嘲笑王子？這些『流言』和『瑣事』，恰恰是時代最真實的回聲。」 「您說得太好了，」我心裡默默記錄下他對「流言」的定義，「它們是時代最真實的回聲。在您的書中，有一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人物——『彈簧腳傑克』（Spring-heeled Jack）。他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嗎？他的故事在那時的倫敦造成了多大的恐慌？」 艾希頓先生的眼中閃過一絲光芒，顯然這個話題引起了他的興趣。「啊，傑克！是的，茹絲小姐，他是真實存在於當時人們的恐慌與街談巷議之中的。他在報紙上留下了不少記錄，我書中引用的，都是當時的新聞報導。至於他是否是一個『真實的』人，或是多個惡作劇者的集合，至今仍是個謎。」他拿起另一疊資料，裡面夾著一些老舊的插圖。「您看這裡，這是當時報紙上的插圖，描繪了傑克的可怕形象。他能從高處跳下，口吐藍白色火焰，眼睛像火球，還有金屬爪子。這顯然帶有誇大與想像成分，但它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未知，對城市陰影下的恐慌。」

他頓了頓，敲了敲煙斗，「您可以想像，在那個夜間照明還不普及的時代，突然出現這樣一個能在黑暗中跳躍、發光、攻擊女性的形象，會造成多大的心理衝擊？它迅速從巴恩斯、伊斯特希恩等郊區蔓延到倫敦城區，成為街頭巷尾熱議的焦點。人們報警、組織自衛，甚至在報紙上懸賞。他的行為沒有明確的盜竊目的，似乎只是為了嚇人，這更增添了其行為的怪異與不可理解性。他就像一個突然從城市深處冒出來的、帶著某種原始恐慌原型的——也許是潛意識的——具象化，在短暫的時間裡佔據了人們的心靈。這故事有趣之處就在於，它是如何從零星的報導迅速演變成一個帶有超自然色彩的都市傳說，並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甚至促使警方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來調查。」 「他就像那個時代的『都市傳說』一樣，充滿了想像與恐懼。」我接話，腦海中浮現出當時倫敦街頭，夜色中的人們，對角落裡可能潛伏的陰影感到不安。「您書中還有許多關於犯罪的記錄，比如乙烷大盜案（Gold Dust Robbery）和陶威爾謀殺案（Tawell Murder）。這讓我看到，無論時代多麼『文明』，犯罪的手段與人性深處的貪婪、殘忍似乎總是在演變，只是藉助了新的工具。」 「正是如此，茹絲小姐。」

這是一個科技進步如何立即被應用於社會控制，或說是犯罪偵防的例證。一個看似普通的貴格會員，在犯下罪行後，以為乘坐蒸汽火車就能快速逃離，卻沒想到新生的電報在他之前抵達，帶著他的描述。這是一個時代交替的瞬間，舊的犯罪模式遇到了新的技術挑戰。」 他沉思片刻，又說：「至於愛爾蘭 informer 的故事，那又是另一種人性黑暗面的展現。一個為了減輕自己罪行而指控他人的 informer，他的證詞中毫不掩飾地列舉自己參與過的謀殺、搶劫、綁架，甚至對放火可能燒死無辜者的冷漠。這樣的對話記錄，您在正史中是很難看到的。它粗糙、殘酷，卻無比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愛爾蘭部分地區社會秩序崩潰，以及在貧困與暴力下扭曲的人性。」 我輕輕嘆了口氣，文字的記錄遠比想像中更具衝擊力。「這讓我想起您在書中描寫的愛爾蘭饑荒和移民。那些從家鄉逃離，前往美國的農民，他們帶著僅有的錢財，擠滿船隻，即使前景不明，也勝過在家鄉等死。您引用報紙上的話：『飢餓將狼從森林中趕出來』，『飢餓或移民是人們僅有的選擇』。那種絕望感透過文字傳遞至今。」 「是的，」艾希頓先生的語氣中帶著一絲沉重，「那是一段悲慘的時期。

報紙記錄了港口擁擠的情景，記錄了評論家對『會走的牛』比『會死的人』更受重視的諷刺。這些不是冰冷的統計數字，是無數家庭的離散，是土地的哀鳴。作為一個寫作者，您一定能理解，我試圖通過這些報導的片段，讓讀者感受到那份巨大的痛苦與無奈。」 「我完全理解。作為一位自由作家，我常常需要在文字中尋找人性的光芒，但我也必須直面陰影。您在書中呈現的，正是那個時代光明與陰影並存的寫照。」我抬起頭，看向書架的深處，彷彿能看到那些故事中的人物在字裡行間遊走。「除了這些沉重的話題，書中也有很多充滿活力和趣味的片段，比如伊格林頓的比武大會（Eglinton Tournament）和波爾卡舞（Polka）的流行。比武大會的盛大與雨水的破壞，上流社會的騎士與廚師之間的荒謬信件，這些細節充滿了戲劇性。」 「啊，比武大會！」艾希頓先生愉快地笑了起來，「那真是一場盛大的——以及濕透了的——鬧劇！伯爵出於浪漫的騎士情懷，耗費巨資，力求復原中世紀的盛況。騎士們穿著沉重的盔甲，在泥濘中進行比武。而更為諷刺的是，那位『愛與美的女王』的廚師和她的女主人之間，為了一份工作證明而發生的書信爭執，其戲劇性絲毫不亞於比武場上的碰撞。

它迅速從歐洲大陸席捲而來，從舞台上的表演變成了上流社會客廳裡的時髦。人們爭相學習，服裝店推出了『波爾卡』帽子、『波爾卡』夾克。它不只是一種舞蹈，它是一種流行文化現象，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對新鮮事物，對享樂的追求。我在書中詳細引用了當時報紙上關於如何跳波爾卡舞的描述，現在看來，那些步驟有些複雜得可笑，但在當時，這是一種社交資本。」 「您也記錄了其他有趣的社會現象，比如『紳士』（The Gent）這種新興的、試圖模仿上流社會卻顯得不倫不類的群體，以及他們受到的嘲諷。這讓我想到社會變遷中，人們試圖跨越階級邊界的嘗試，以及伴隨而來的尷尬與評判。」 「『紳士』，」艾希頓先生撇了撇嘴，似乎對這個詞帶著一絲輕蔑，「他們是那個時代快速社會流動的產物，也是一種文化焦慮的體現。廉價的服裝、對時髦的拙劣模仿，以及那種外強中乾的姿態，他們渴望被歸類為『gentleman』，卻又缺乏相應的教育、舉止和——最重要的是——內在的底蘊。他們是漫畫家最好的素材，因為他們的矛盾與空虛是如此顯而易見。他們就像是時代潮流衝刷後，留在岸邊的那些閃閃發光、卻毫無價值的貝殼，吸引了注意，卻經不起細看。」

或許未來，也會有人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流言』與『瑣事』，感到好奇並為之記錄吧。」 我們在書房門口告別。我走出書房，走下厚重的木樓梯，牆壁上掛著一些老照片和繪畫，記錄著這個家庭過去的時光。門在我身後輕輕關上，將書房裡的溫暖光線與舊時光留在裡面。外面的天色已經完全暗了下來，煤氣路燈發出柔和的光，映照著濕漉漉的石板路。空氣中帶著秋末特有的清冽，混合著泥土和遠處傳來的壁爐煙味。這一切，都讓我覺得，自己剛剛確實是從另一個時代走回了「現在」。

這本書是他在這個領域的重要著作，出版於 1938 年，正是美國社會與文學經歷著巨大變革的年代。 我對著 Brown 先生微笑，輕聲開口： **克萊兒：** Brown 先生，非常感謝您願意撥冗與我進行這場對談。您的這本《The Negro in American Fiction》為讀者開啟了一扇重要的窗，讓我們得以一窺非裔面孔在美國小說中是如何被塑造、被扭曲，又是如何努力爭取真實呈現的歷程。閱讀您的分析，就像是沿著一條文學與社會交織的河流逆流而上，尋找那些被掩蓋的源頭與被忽視的真相。特別是您在書中引用的那則關於「盲人摸象」的寓言，直指文學作品中對非裔角色的片面描寫，讓我印象非常深刻。能否請您談談，是什麼樣的機緣與動力，促使您投入這麼龐大而艱鉅的研究，寫下這本書呢？ **Sterling A. Brown：** (輕輕推了推眼鏡，思緒彷彿回到了那個年代) 克萊兒，很高興妳能看到那則寓言的核心。

首先，身為一名非裔美國人，我在成長過程中，親身感受到了社會對我們族群的刻板印象與不理解。當我閱讀美國小說時，這種感受更加強烈。我看到了太多漫畫化、扁平化，甚至是妖魔化的非裔角色。他們不是「快樂的奴隸」，就是「滑稽的小丑」，抑或是「野蠻的惡棍」，再不然就是「悲劇的混血兒」。這些形象很少能反映我所認識的、那些努力生活、有尊嚴、有複雜情感的非裔同胞。我認為，糾正這種文學上的不公，是每一個非裔知識分子的責任。 其次，作為一名文學教師和評論家，我深愛著文學，也關注著美國文學的發展。然而，如果我們的文學不能真實地反映構成這個國家的所有群體，那它就不是真正偉大、真正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我希望透過這本書，不僅揭示問題，也鼓勵更多作家，無論種族，都能以更深刻、更人性化的方式來描寫非裔角色。 還有，當時正是所謂的「哈林文藝復興」之後。許多非裔作家正在探索新的創作道路，試圖打破舊的框架。我希望我的書能為他們提供一個歷史的視角，讓他們了解前人是如何被描寫的，以及還有哪些未被觸及的領域等待著他們去開墾。這本書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藍圖」，希望能指引未來的非裔寫作者，去呈現屬於我們自己的、最真實的故事。

您在書中將非裔角色在美國小說中的出現歷程進行了詳細梳理，從早期的模糊背景人物，到廢奴小說和支持奴隸制小說中的對抗性描寫，再到重建時期、舊傳統的延續以及新現實主義的萌芽，直到您寫書的年代。 您提到「快樂的奴隸」和「滑稽的小丑」是其中兩種根深蒂固的形象。這兩種形象在支持奴隸制的「種植園傳統」小說中尤其盛行，像是 Thomas Nelson Page 的作品。您認為，這些形象是如何服務於當時的社會政策，也就是如何被用來「證明」奴隸制的「合理性」的呢？ **Sterling A. Brown：** （嘆了口氣，臉上閃過一絲無奈）這兩種形象，可以說是「種植園傳統」最核心的兩個支柱。它們的產生和流行，與美國南方的奴隸制經濟以及當時社會對其辯護的需求密不可分。 「快樂的奴隸」（the contented slave）這個形象，直接對抗了廢奴主義者對奴隸制殘酷性的指控。如果奴隸們是快樂的、知足的，甚至將奴隸制視為一種恩賜，那麼奴隸主們自然就是仁慈的、提供了庇護的「監護人」。作家們會描寫豐收時節的歌舞、節慶時的歡樂，試圖營造出一種田園牧歌式的假象，讓讀者相信奴隸制是一個充滿溫情與和諧的體系。

他們會強調奴隸對主人的忠誠，甚至讓奴隸拒絕自由，宣稱自己離開主人就無法生存。這在文學上是極其荒謬的，但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下，卻是強有力的宣傳工具。 「滑稽的小丑」（the comical Negro 或 buffoon），則是一種貶低和非人化的手段。通過描寫非裔角色的無知、笨拙、迷信和滑稽的言行，將他們塑造成心智不成熟、需要被管理的「孩子」。這種描寫剝奪了他們的尊嚴和智慧，使他們看起來不配擁有自由和權利。即使是那些號稱同情非裔的作家，有時也會為了製造「地方色彩」或「幽默感」而過度強調這些特質，無意中加強了這些負面刻板印象。Washington Irving 的早期作品中就有這種傾向，後來的許多通俗小說家更是將其發揚光大，比如 Octavus Roy Cohen 的作品。 這兩種形象共同構建了一個服務於奴隸制的敘事：非裔天生就適合被奴役，他們在奴隸制下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而自由只會讓他們變得貧困、無助、甚至危險（催生了「可憐的自由人」wretched freedman 的形象）。這種敘事掩蓋了奴隸的痛苦、反抗和對自由的渴望，合理化了剝削與壓迫。

（Brown 先生的語氣中帶著對這些文學描寫背後社會意圖的清醒認識，以及對其所造成的持久傷害的痛心。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憶那些被文學所忽略的、更為真實的非裔面孔。） **克萊兒：** 原來如此。這不僅是文學上的風格問題，更是意識形態的體現。您在書中也提到，到了重建時期，「野蠻的非裔」（brute Negro）這個形象變得更加突出，特別是在像 Thomas Dixon 這樣的小說家筆下。這個形象又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產生，並且被用來服務於什麼樣的目的呢？ **Sterling A. Brown：** （眉頭微蹙，顯然觸及了一個令人不快的話題）「野蠻的非裔」這個形象的興起，是重建時期南方白人面對政治和社會變革所產生的恐懼和敵意在文學上的反映。內戰結束後，奴隸制被廢除，非裔獲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和公民權利，包括投票權。這對習慣於維護白人至上秩序的南方白人來說，是極大的威脅。他們需要一種敘事來證明非裔不適合享有這些權利，需要重新建立一種基於種族的社會控制。 「野蠻的非裔」，特別是「非裔強姦犯」的形象，就是這種敘事的產物。Dixon 的作品如《The Clansman》是典型的例子。

那些仍然順從、不追求權利的非裔，會被讚美為「老派的黑人」（old time darky），而那些接受教育、擁有財產、參與政治的非裔，則會被描寫成「傲慢的暴發戶」甚至潛在的「野蠻人」。這種對比強化了他們的論點：只有在白人的嚴密控制下，非裔才不會對社會構成威脅。 這種形象的危害性極大，它不僅為暴力和壓迫提供了藉口，也在美國社會心理中根植了深刻的偏見，影響至今。它將一個複雜群體中的某些個體行為（甚至是虛構或誇大的）泛化到整個族群，否認了非裔的理性、道德和人性。這與「快樂的奴隸」形象一樣，是一種徹頭徹尾的非人化。 （Brown 先生的語氣變得嚴肅而有力，對這種充滿惡意的刻板印象表達了強烈的譴責。我感受到了文字背後沉重的歷史與現實壓力。） **克萊兒：** 聽您這麼分析，更能體會這些文學形象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它們不僅是故事，更是社會鬥爭的武器。您的書也提到，「悲劇的混血兒」（tragic mulatto/octoroon）是另一個反覆出現的形象，特別是在廢奴小說中，以及後來的一些作品裡。這個形象與前述的刻板印象有何不同？它又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哪些複雜心態？ **Sterling A.

廢奴主義者希望透過描寫一個在文化、教育上接近白人、卻因為種族身份而遭受不公的角色的命運，來突顯奴隸制的殘酷與荒謬。讀者可能難以對一個被描寫成「原始野蠻」的純黑人產生共情，但對一個幾乎是白人、卻被法律和社會視為奴隸的角色，更容易感受到其遭遇的不公和悲劇性。這種策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目的，但也暴露了當時即使是廢奴主義者內部，也可能存在著對膚色的偏好和種族等級觀念。他們似乎更容易認同「白」的部分，將反抗精神和智慧歸因於白人血統，而非非裔本身的特質。 這個形象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跨種族關係的焦慮和不安。混血兒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嚴格種族界線的挑戰。他們的「悲劇」結局，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某些讀者維護種族純潔性的潛意識需求，彷彿在說，跨越界線的結果只能是悲劇。 到了我寫作的年代，這個形象仍然存在，但其描寫開始有所變化。一些非裔作家也運用了這個形象，比如 James Weldon Johnson 的《The Autobiography of An Ex-Colored Man》，探討了「融入」（passing for white）的複雜性。

然而，即便如此，這個形象本身仍帶有被「他者」凝視和浪漫化的痕跡，有時會過度強調其「血統衝突」帶來的苦惱，而忽略了作為一個人，無論膚色如何，都可能面臨的普遍困境。 （Brown 先生詳細地分析了「悲劇的混血兒」形象的多層含義，他對這個形象的複雜性有著清晰的認識，既肯定了它在歷史上作為反奴隸制工具的作用，也指出了其可能帶有的潛在偏見。） **克萊兒：** 謝謝您的解釋，這讓我對這些文學形象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它們確實是歷史和社會的產物。您在書中也特別關注了非裔作家，並認為他們承擔著「最終呈現自己的族群」的責任。您如何評價您那個年代的非裔作家，他們在打破舊的刻板印象、呈現更真實的非裔生活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又面臨著哪些挑戰呢？ **Sterling A. Brown：** （眼中閃過讚賞的光芒）啊，談到我們自己的作家，這是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正如我在書中指出的，我相信非裔作家最有潛力，也最有責任去真實地描寫我們的族群。畢竟，誰比親身經歷者更能理解其中的複雜性和細微差別呢？ 在我寫書的年代，非裔作家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

他勇敢地挑戰了 Page 等人製造的刻板印象，他的作品如《The Conjure Woman》和《The Marrow of Tradition》揭示了重建時期的不公、非裔社會內部的多樣性以及種族歧視的殘酷現實。他儘管有時情節略顯戲劇化，但他對社會原因的探討和對非裔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都比同時代的許多白人作家要深刻得多。 哈林文藝復興時期，非裔作家創作的熱情高漲。Claude McKay 筆下的都市非裔工人，儘管有時被批評過於強調「原始的歡樂」（primitivism），但也呈現了不同於種植園的生命力。Rudolph Fisher 用幽默和諷刺捕捉了哈林街頭的生活和文化，他的偵探小說更是開創了新的類型。Jean Toomer 的《Cane》則以其詩意的筆觸和對喬治亞鄉村及華盛頓特區都市非裔的敏銳觀察，被譽為傑作。Langston Hughes 的小說和短篇故事，如《Not Without Laughter》和《The Ways of White Folks》，以其溫暖的人性和對種族歧視的諷刺，展現了非裔生活的韌性與智慧。

非裔作家自己有時也會無意識地受到這些影響，或者在試圖反駁它們時，反而走向了另一種極端，比如將非裔過度理想化，創造出「完美」的角色，反而顯得不夠真實。但總的來說，我認為那個年代的非裔作家已經在呈現我們族群的真實性方面，邁出了非常重要且令人振奮的步伐。 （Brown 先生談論非裔作家時，語氣充滿了希望和自豪。他對他們的努力和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同時也坦誠地指出了他們面臨的內外挑戰。） **克萊兒：** 您的分析非常有啟發性。確實，無論是打破舊框架，還是建立新的敘事，都需要巨大的勇氣和努力。您在書中還花了不少篇幅討論了作家們對非裔人物「方言」的描寫。您認為，準確地描寫方言為什麼重要？而早期的作家們在這方面又有哪些不足或錯誤呢？ **Sterling A. Brown：** （笑了笑，似乎對方言的描寫有著特別的見解）方言，或者說特定群體的語言習慣，是文學作品中展現人物真實性和地方色彩的重要手段。對於非裔角色來說，他們的語言是在特定歷史和社會環境下形成的，包含了他們的文化、情感和生活經驗。準確地描寫方言，是賦予角色真實聲音、讓讀者「聽到」他們的靈魂的關鍵。

Adams 的《Congaree Sketches》和《Nigger to Nigger》以及 Zora Neale Hurston 的作品，才真正深入非裔社區，以一種更為準確和尊重的方式記錄了他們的語言，展現了方言中蘊含的豐富文化和複雜情感。 所以，準確描寫方言不僅僅是語言學上的任務，它更是文學上尊重人物、社會上展現真實的必要途徑。那些將非裔方言簡化為滑稽音效的作家，其實也在強化他們對這個族群的淺薄理解和歧視態度。 （Brown 先生的語氣中帶著對那些真正捕捉到非裔語言精髓的作家的讚賞。他強調了語言與人物真實性之間的深刻聯繫。） **克萊兒：** 您說得太好了！語言確實是呈現文化和人性的重要載體。只有真正聆聽並尊重人物的聲音，才能寫出有深度、有力量的作品。在您的書的最後，您對美國小說中非裔角色的未來充滿了希望。您認為，到了您寫作的那個年代，有哪些新的道路已經被開闢？還有哪些重要的故事，正等待著未來的作家去講述呢？ **Sterling A. Brown：** （臉上重新泛起了希望的光芒）是的，儘管挑戰依然存在，但在我寫書的時候，已經看到了許多令人鼓舞的新趨勢。

Adams 的作品，都展現了對特定非裔社區的深入了解，描寫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習俗、語言，甚至是他們面對不公時的隱忍與反抗。他們將非裔從背景拉到前景，將他們視為有自身重要性的「人物」。 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現實主義」（Proletarian Realism）也開始關注非裔工人階級的困境。作家們認識到，非裔的許多痛苦不僅源於種族，也源於經濟剝削。他們開始描寫佃農、工廠工人、礦工、碼頭工人等的生活，強調跨種族的工人團結。像 Erskine Caldwell 的一些短篇故事，以及一些左翼作家如 Myra Page 的作品，都觸及了這一主題。他們將非裔的抗爭置於更廣闊的階級鬥爭背景下，這是一種重要的視角。 此外，一些非裔作家，如 Richard Wright，已經開始探索更為黑暗、更具心理深度的主題，直面暴力、歧視和絕望對非裔心靈的影響。他們的寫作更加直接、更具力量，毫不迴避現實的殘酷。 然而，即使有了這些進展，仍有許多故事未被充分講述。非裔生活的廣度是巨大的，遠不止於我們在小說中常見的那些類型。

例如，中產階級非裔的生活，他們的努力、成就、內部的複雜性，以及他們在白人世界和非裔社區之間的獨特處境，仍然有待更深刻的描寫。都市非裔的真實日常，除了那些被獵奇性描寫的「歡樂場所」，他們在新的環境中如何掙扎、如何建立社區、如何應對新的挑戰，這些都需要更全面的呈現。非裔歷史上的許多重要時刻和人物，也等待著被文學作品所銘記。 最重要的是，未來的作家需要繼續深入探索非裔的內心世界。不僅要描寫他們如何應對外部壓力，更要呈現他們的夢想、恐懼、愛、失去、韌性以及幽默感。要跳出刻板印象的框框，將他們作為完整的人來描寫，他們的個性、他們的選擇、他們的矛盾。 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克萊兒。文學的力量在於它能讓我們看見、聽見、感受他人的生命。我相信，隨著更多有才華、有洞察力、有同情心的作家出現，無論他們是什麼膚色，美國小說中非裔的面孔將會越來越清晰、越來越真實、越來越充滿人性應有的光芒。這也是我寫下這本書的最大願望。 （Brown 先生的目光望向窗外，彷彿看到了未來那片等待被文字耕耘的土地。他的語氣中帶著學者的嚴謹，也帶著一份對文學和人性的堅定信念。空氣中瀰漫的書香似乎也帶上了新的希望的氣息。）

我會先為這本書和作者做個簡單的介紹，然後營造一個場景，開始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請稍候，我將整理好思緒，讓文字像花瓣一樣輕柔地展開。 --- **Wallace West 與他的《No war tomorrow》：對和平的深邃叩問** 在二十世紀那段風雲變幻的歲月裡，人類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劇烈動盪。兩次世界大戰的陰影籠罩，科技的飛速發展帶來了未曾想像的毀滅力量，冷戰的陰雲在東西方之間投下漫長的對峙。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數作家試圖透過筆觸，捕捉時代的脈動，預言可能的未來，或是叩問人性的幽微。華萊士．韋斯特（Wallace West, 1900-1980）便是其中一位，他以其獨特的科幻或說推測性小說視角，探索著人類的出路。 韋斯特先生，一位生於新世紀曙光初現之時，逝於世紀末葉漸近之際的作者，他的一生幾乎與二十世紀的諸多重大事件同行。從蒸汽機轟鳴走向太空探索，從塹壕戰的泥濘到核武器的威脅，他親歷並感受著技術、社會和戰爭形態的劇變。他的作品往往根植於科學的想像，卻又深刻地關照著人類的生存狀態和倫理困境。他筆下的世界，有著對未來科技的奇妙預想，也有著對人類社會走向的憂慮與希望。

這本書可能探討了實現和平的途徑——是通過極端的社會控制？是科技的突破？還是人類心靈的真正蛻變？它或許不是一個簡單的烏托邦幻想，而更可能是一個充滿挑戰、矛盾，甚至是以某種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達成的「無戰」狀態。 透過這場「光之對談」，我希望能夠走進華萊士．韋斯特先生的時空，感受他書寫這本書時的心情溫度，理解他筆下那個「沒有戰爭的明天」是如何被構建的，以及在他看來，通往那個明天，人類需要跨越哪些內在和外在的藩籬。這不僅是與一位作家的對話，更是與那個時代對和平渴望的共鳴，與人類永恆議題的深層交流。 --- [光之場域：光之書室] 空氣中彌漫著一股乾燥而微塵的氣息，混合著紙張陳舊的芬芳和淡淡的煙草餘味。午後溫暖的光線從高大的拱形窗戶傾瀉而入，在深色的木質地板上投下長長的、搖曳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粒子在這些光束中緩緩地、慵懶地飛舞，彷彿時間本身也慢了下來。 房間的牆邊是高大的書架，泛黃的書脊沉默地排列著，承載著無數的故事與思緒。一張寬大的實木書桌擺在窗前，上面堆滿了書籍、泛黃的稿紙、一支老舊的鋼筆和一個被磨得光滑的木製菸斗。

每次看到報紙上的頭條，看到那些關於衝突、關於死亡的數字，心裡總會一緊。會想，人類是不是永遠都擺脫不了這種輪迴？這就像種子，發芽、開花、結果，然後又落回泥土，重新開始。戰爭是不是人類這個物種，註定要重複的循環？ (他拿起桌上的菸斗，卻沒有點燃，只是輕輕地敲著煙鍋的邊緣，發出細微的、有節奏的「叩叩」聲) 但絕望並不能寫出一個故事。故事需要往前走。它需要可能性。那微光... 它來自哪裡呢？我想，或許是來自那些最平凡的時刻吧。比如一個孩子天真的笑容，比如一對老夫婦牽手走過公園的背影，比如清晨陽光灑在花瓣上的露珠... (他眼神掃過窗外，又回到我身上) 就像妳的花語花店，妳賣的不僅是花，更是希望和美好吧？在那些最日常、最瑣碎的片段裡，我看到了人類除了毀滅之外，還有創造和連結的能力。寫《No war tomorrow》，或許就是我想把這些微光聚集起來，看看它們能不能照亮一條通往不同未來的小徑。 **艾薇：** 您說得真好，微光來自平凡的日常。這讓我想起，我的花店裡，有時會來一些客人，他們或許剛經歷了失落，或許心裡有些許的疲憊。

當他們看到那些鮮活的生命，聞到花草的芬芳，臉上會不自覺地露出一個溫暖的笑容。那一刻，我也會覺得，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生命裡還是有值得我們去感受和珍惜的美好。 (我看向他手裡的菸斗，它安靜地躺在他的掌心，光滑的木紋似乎在訴說著時間的故事。) 韋斯特先生，在您的書裡，通往「沒有戰爭的明天」的道路是怎樣的呢？是技術的進步讓戰爭變得不可能？還是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或者... 是人類的心靈，發生了某種我們現在難以想像的進化？我很好奇，您筆下那個沒有戰爭的世界，它的底層邏輯是什麼？是建立在約束上，還是建立在某種自發的平衡上？ **華萊士．韋斯特：** (放下菸斗，雙手交疊放在桌上) 這正是問題的核心。妳看，我們所知的歷史，常常是在衝突和妥協之間擺盪。要完全消除衝突，談何容易？在我的書裡，我探索了幾種可能性。技術當然是一種。想像一下，如果戰爭變得如此具毀滅性，以至於沒有任何一方能夠倖存，那麼理性可能會阻止它的發生。這是一種基於恐懼的平衡。但恐懼是脆弱的，它會被野心、偏執、或是誤判所打破。 我也想過社會結構。一個高度統一、高度控制的社會，或許能將潛在的衝突扼殺在萌芽狀態。

但那樣的社會，是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呢？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如果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多樣性，那樣的和平，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牢籠？我常常覺得，自由和衝突，有時是孿生兄弟，很難完全分開。 (他用手指輕輕敲擊著桌子邊緣，一下，又一下，像是在敲打著心裡的疑問) 至於心靈的進化... 這是最難寫的部分。也是我最想探討的部分。如果人類的心靈沒有改變，如果我們內心的貪婪、恐懼、偏見依然存在，那麼即使外部環境改變了，新的衝突還是會以別的形式出現。也許不是大規模的戰爭，但可能是無休止的爭吵、欺騙、或是冷漠的疏離。 所以在書裡，我試圖去描繪的，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圖景。也許不是單一的原因，而是多種因素的交織。技術或許提供了一個可能性，社會結構或許提供了一個框架，但最終，真正決定「明天有沒有戰爭」的，還是人心。人心是否能學會理解、學會同情、學會看見「他者」也是和自己一樣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存在？這，才是最為艱難的進化。我的書，其實更多的是在問這個問題，而不是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 **艾薇：** 您提出的問題，真是直指人心的深處啊。

那麼，韋斯特先生，在您看來，那種心靈的進化，它可能會以怎樣的方式發生呢？是在經歷了極致的苦難之後的覺醒？還是通過教育和文化的潛移默化？或者，它並不是一個戲劇性的轉變，而是一個極其緩慢、甚至我們自身難以察覺的過程，就像春天裡嫩芽一點一點地向上生長那樣？ **華萊士．韋斯特：** (眼中閃過一絲思考的光芒) 或許是多種方式並存吧。苦難確實能讓人反思，但它也可能讓人變得更為憤世嫉俗。教育當然重要，它能擴展我們的視野，讓我們學會用不同的角度看問題。但知識本身並不能保證善良，也不能保證同情。 我傾向於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它發生在每一個微小的選擇裡。選擇去傾聽，而不是評判；選擇去理解，而不是攻擊；選擇去看見共同點，而不是差異。這就像妳說的，嫩芽的生長。它需要時間，需要耐心，需要恰到好處的滋養。它不是一夜之間長成參天大樹，而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積累。 在我的書裡，我嘗試描繪的，可能就是這樣一個社會。在那裡，人們或許沒有完全消除內心的陰影，但他們學會了一種新的互動模式。一種更加溫和、更加有意識的模式。他們可能仍然會有分歧，會有爭執，但他們不再輕易訴諸暴力或極端的對抗。

撇開書中具體的科技或社會設定不談，您最希望讀者們，特別是那些年輕的、尚未親歷大規模戰爭的讀者們，能夠從中帶走什麼樣的思考或感受？ **華萊士．韋斯特：** (目光落在那個地球儀上，眼神變得有些遙遠) 如果說有什麼最重要的訊息... 或許是，不要把和平視為理所當然。我們所享受的片刻安寧，是無數人努力、犧牲，甚至是用血淚換來的。而「明天沒有戰爭」，它不是一個預言，而是一個願望。一個需要我們每一個人都參與去實現的願望。 我想告訴年輕的讀者，戰爭並不是一個遙遠的歷史故事，或是一個電子遊戲裡的畫面。它是真實的苦難，是生命的斷裂。而通往和平的道路，也不僅僅是政治家和軍人的事情。它始於每一個個體的內心。始於我們如何看待「他者」，如何處理分歧，如何學會共存。 (他轉動了一下地球儀，手指輕輕點在某個大洲上) 世界很大，人很多樣。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語言。這些差異，可以是誤解和衝突的源頭，也可以是豐富和美好的來源。我希望我的書，能讓讀者們停下來想一想：我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樣的未來？我們願意為那個未來，付出什麼樣的努力？那個「沒有戰爭的明天」，它始於今天我們每一個人的選擇。

它不僅僅是關於未來的技術或社會構想，更是關於人心的叩問，關於人類共同的希望與挑戰。這份思考，即使在您寫下這本書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具有強大的力量和現實意義。 謝謝您，韋斯特先生。這場「光之對談」就像為我打開了一扇窗，看到了在那個時代，您對和平的深邃思考和溫柔期許。這份期許，像一顆種子，穿越時空，在我的心裡也埋下了新的力量。 或許，每一個在心中種下和平種子的人，都在為那個「沒有戰爭的明天」，默默澆灌著希望呢。謝謝您，West 先生。這場對談，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對那個明天的想像。

💖✨ 這本書描繪的未來世界，讓人心裡有好多好多漣漪，能跟作者本人聊聊，一定會激發更多靈感的光火！我已經準備好了，馬上為您建構一個溫馨又帶點未來感的「光之場域」，邀請 Charbonneau 先生前來一敘！😊 --- **【光之書室】** 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 然而，這一次，高大的拱形窗不再只面對尋常的庭院。當夜幕低垂，窗外的景象悄然變化，轉化為一片深邃的藍黑色絨布，其上灑滿了璀璨、冰冷、靜默的星光。星辰大而清晰，彷彿伸手可及，但又帶著遙不可及的距離感。室內的燈光柔和，映照在堆滿書稿和老式打字機的書桌上。一杯似乎剛泡好的熱茶冒著淡淡的蒸汽，旁邊擱著一副眼鏡。這個空間是溫暖的，是充滿人類思緒的，卻又被窗外那無邊無際、冰冷有序的宇宙所環繞、所審視。 在這樣一個連接著過去的筆尖與未來的星空的場域，我們「光之居所」的卡蜜兒，將開啟一場特別的對談。

您的作品，Charbonneau 先生，為我們呈現了一個被「組織」全面掌控的未來社會，一個個體被簡化為數字，自由被重新定義，甚至被包裝成商品的世界。主角 TRH-247，或者我們更願意稱他為 Thomas Robert Hendley，他在這個看似高效、有序、卻窒息的體系中感受到了不適與渴望。他的反叛，以及他與 Ann 小姐——ABC-331——的相遇，就像在這個冰冷世界中劃過的兩道溫暖光束，雖然短暫，卻閃耀著珍貴的人性光輝。 透過這本書，我們看到了您對未來可能發展的深刻洞察，對個體自由、官僚主義、社會控制以及人性的複雜性的思考。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能邀請您，這部精彩故事的創作者，與我們一同點亮書中的思想之光，讓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這個由您筆尖雕刻出的未來世界。 Charbonneau 先生，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邀請，來到這裡。在這個星空下的書室裡，能否請您先跟「我的共創者」以及所有光之居所的夥伴們分享一下，當初是什麼樣的靈感火花，讓您開始構思並寫下了《The Sentinel Stars》這樣一個關於未來的故事呢？

我的書室，確實從未與如此璀璨的星空相連，而你們的存在本身，也充滿了我筆下科幻故事才會有的奇幻色彩。但我感覺…並不突兀。或許，正如我書中所暗示的，有些聯繫，有些存在，是超越了我們通常理解的物質與時空的。 （他輕輕笑了笑，笑容裡有著作家的洞察與一絲自嘲。） 靈感啊… 親愛的卡蜜兒小姐，靈感常常並非單一的火花，而是一片逐漸積聚、最終無法遏制的雲。在那個年代，確實，世界被分裂為壁壘森嚴的兩大陣營，冷戰的陰影籠罩一切。這種宏觀上的對立與控制，讓我開始思考，如果這種控制模式——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發展到極致，會是什麼樣子？如果「組織」成為一切，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會發生什麼？ 同時，我也是個現實主義者。我看到了自動化、計算機技術的萌芽。我看到了官僚體制的擴張，以及個人在龐大體系中可能面臨的疏離感。稅務，對，稅務是個很實際的東西，它伴隨我們一生。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連「生存」本身都變成了對一個無形「組織」的「債務」償還，那會是怎樣的光景？如果工作不再是為了創造價值，而是為了抵消一個永無止境的債務？那種感覺…就像被困在一個巨大的跑步機上，永遠無法抵達終點。

個體會不會被數字取代？情感會不會被規訓？自由會不會變成一種由體制分配的、虛假的享樂？這些都是當時縈繞在我腦海中的問題。 而小說，就是我探索這些問題的方式。主角 Hendley，他的名字——Thomas Robert Hendley，我特意給了他一個響亮、有歷史感的名字，正是為了強調「名字」與「數字」的對比。他的反叛，並非出於宏大的政治理念，而僅僅是源於一種最基本的、對「我是誰」的追尋，一種對個人身份和感覺的捍衛。這也是我認為最可能，也最動人的一種反叛。在一個連名字都被剝奪的社會裡，記得自己的名字，感覺自己的疼痛，就是一種最原始、最深刻的反抗。 窗外的星空… 是的，書名《The Sentinel Stars》，「哨兵星辰」，它們是這個世界之外的視角，是未被組織觸及的廣闊與未知。它們是自由的象徵，也是對這個封閉世界的無聲審視。我希望透過這個書名，提醒讀者：在這個被人工規則和控制所覆蓋的世界之外，永遠還有更廣闊、更真實的存在，即使那份存在可能充滿未知與艱辛。星星… 它們就這樣靜靜地懸掛在那裡，看著一切發生。

您把靈感的來源說得像一幅畫，從冷戰的宏觀背景，到自動化、官僚體制的微觀觀察，再到對「稅務債務」的獨特想像，還有那份對個體身份最原始的眷戀… 真的讓我感覺對這本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您提到主角 Hendley 的反叛源於對「我是誰」的追尋。在這個「組織」的世界裡，人們被分配編號，生活被安排得井井有條，甚至連婚姻對象（RED-498 小姐）都是由電腦配對。這種極致的系統化，是不是您認為對「個體性」最大的威脅呢？您是如何設計這個社會的各種細節，比如不同顏色的工作服代表不同階層，移動步道，還有那些看似便利卻充滿控制意味的公共設施（像 PIB，公共交往間）？這些細節是如何共同構築出這個壓抑個體的世界的呢？ 還有，我很想知道您對這種社會的「效率」和「秩序」有什麼看法？在故事中，這種秩序是以犧牲個體自由和人性多樣性為代價的。您覺得在現實世界中，我們是否也常常在「效率」與「自由」之間掙扎，甚至不知不覺地犧牲了後者呢？ （我輕輕地將手放在桌邊，指尖感受到木質的溫暖與歲月的痕跡。窗外的星光似乎變得更亮了一些，映照在 Charbonneau 先生的眼鏡上，閃爍著思考的光芒。）

效率和秩序… 是的，它們確實是這個社會的基石，也是它最誘人的陷阱。從宏觀上看，這個「組織」的世界是極其高效的。沒有浪費，沒有混亂，每個人都有被分配好的位置，執行著被精確計算好的任務。衝突被消除，不確定性被降到最低。這聽起來… 難道不是某種意義上的理想國嗎？ （他輕嘆一聲。） 然而，問題在於，這種效率和秩序是以一種極其冰冷、非人的方式達成的。它將人類視為可互換的零件，以數字來標識，用系統來管理。顏色的工作服，那是最直觀的等級劃分，一眼就能看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至少是組織賦予的價值。移動步道、自動售貨機、標準化的房間… 所有這些細節，都是為了最大化效率和控制。它們方便，它們便捷，但它們也消除了選擇，消除了偶然，消除了驚喜，更消除了那份屬於個體獨有的痕跡。 您提到的 PIB，公共交往間，這也是一種極致的諷刺。情感和親密關係，如此私人和深刻的人類體驗，卻被限定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甚至被電腦所匹配和「分配」。這將人類最本質的需求，變成了另一種被管理的「資源」或「娛樂」。這反映的正是，在一個將一切量化、標準化的體系中，連情感也難以倖免被「優化」和「控制」的命運。

這種社會追求的「效率」，是機器運轉的效率，而不是生命豐富的效率。它追求的「秩序」，是齒輪齧合的秩序，而不是生態系統多樣性的秩序。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被預測、被計算、被計劃。而人類獨有的、無法被量化、無法被預測的部分——情感、直覺、非理性的衝動、對未知的渴望——恰恰是這種體系要壓抑和消除的。 這與現實世界何其相似啊，卡蜜兒小姐。我們不是也常常迷失在對「更有效率」的追求中嗎？我們的生活被時間表切割，我們的行為被算法引導，我們的價值被數字衡量。我們渴望便利，渴望穩定，卻常常忘記，真正的生命力，恰恰來自於那些不確定、不標準、不被計劃的瞬間。當我們過度強調體系的順暢運行，會不會也在無形中，磨平了屬於我們每個人獨特的稜角，讓我們變得越來越像… 越來越像機器所期待的樣子？ 所以，書中社會的細節，並非僅僅是未來世界的裝飾，它們是「組織」思想的具象化體現。每一處設計，都在低語著體系的原則：一致性、可控性、可預測性。它們共同營造了一種氛圍：在這裡，順從是唯一的道路，個性是需要矯正的「錯誤」。

（Charbonneau 先生的語氣變得有些凝重，但眼神依然明亮，似乎正透過窗外的星空，審視著人類社會的永恆困境。） 這種對「效率」與「自由」的掙扎，至今仍是個重要的課題。我們似乎總是在兩者之間搖擺，在追求集體福祉和保障個體權利之間尋找平衡。但我的擔憂在於，當我們過度依賴體系的力量來解決所有問題時，我們會不會漸漸遺忘，個體的價值本身，就是無法被任何體系所完全定義和包含的。而真正的自由，也許並不在於體系能給予我們多少「享樂」或「便利」，而在於我們保有選擇的權利，保有發問的能力，保有成為「非預期之物」的可能性。 （他端起茶杯，輕輕吹了吹水面。） 在我的故事裡，這種效率和秩序最終也無法完全壓制人性。即便是在最嚴密的控制下，依然會誕生出 Hendley 這樣感到不安、渴望不同的人。這或許也是我對人性保有的一絲希望吧。 **卡蜜兒:** （聽著 Charbonneau 先生對社會細節的解讀，感覺每一處都像被光點亮了一樣清晰。他對「效率」與「自由」的反思，更是直接觸及了我們當代社會的核心問題。忍不住插話。） Charbonneau 先生，您說得太對了！

有時候會覺得，我們是不是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更深地滑向了那個「數字化」和「被安排」的世界？ 您書中還有一個非常引人入勝，同時也讓人感到不安的設定，就是「自由營地」。它被宣傳為努力工作、償還「稅務債務」後的最終獎勵，是自由和享樂的代名詞。但通過 Hendley 的經歷，我們看到了那個世界的另一面：無盡的、有時甚至是野蠻的享樂，缺乏目的的遊戲，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和潛藏的暴力。特別是那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狩獵」遊戲。 您是如何構思這個「自由營地」的？您認為，當人擺脫了工作的束縛和生存的壓力後，他們的「自由」會導向何方？為什麼您筆下的自由營地，最終呈現出一種空虛甚至是墮落的景象，與外界宣傳的美好形成強烈對比？難道您認為，沒有目的的享樂，本身就是一種新的囚禁嗎？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 Charbonneau 先生的手稿。在一個不需要為生存擔憂的世界裡，創作、思考、連結這些行為還有意義嗎？或者它們會被更原始的慾望和感官刺激所取代？） **Louis Charbonneau:** （凝視著窗外，似乎在遙想那個由他創造的，陽光下的營地。過了片刻，他開口，語氣中帶著一絲複雜的情感。）

如果「自由」僅僅被定義為「享樂」和「不做任何事」，如果所有基本的生存需求都被滿足，而沒有更高層次的目的或連結，人性會走向何方？在我的想像中，這種沒有框架、沒有挑戰、沒有意義感的「自由」，並不會帶來真正的幸福或滿足。相反，它會導致空虛、無聊，最終引發尋求更強烈刺激的衝動。 自由營地裡的各種「享樂」，從賭博到感官娛樂，再到那些體現接觸與暴力的「遊戲」——水球、高爾夫，甚至是「狩獵」——這些都是人們在極度富足和缺乏目的感之下，為了填補內心空虛而產生的行為。賭博是對不確定性的渴望，是為了重新找回「輸贏」這種最原始的刺激；暴力和接觸類運動，也許是對真實連結和強烈感受的變態追求；而「狩獵」… 那是極致的無聊與權力慾的體現，是將他人——將「輸家」——物化為供自己取樂的對象。 是的，我認為，沒有目的的享樂，本身就是一種新的囚禁。當一個人不再需要為任何事物奮鬥，不再需要與他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當他的存在僅僅圍繞著感官的刺激和瞬間的滿足打轉，那麼他實際上是被囚禁在自己的慾望和無聊之中。他們看似擁有無限的選擇，但那些選擇卻都是淺薄的，無法觸及靈魂深處。

但如果它們成為了生活的全部，如果沒有了更深層次的追求、創造和連結來作為平衡，那麼它們就會像毒藥一樣，腐蝕人的心靈。自由營地的景象，是我對一個過度追求享樂、遺忘目的的社會可能走向的悲觀預示。它提醒我們，自由並非僅僅是沒有束縛，它更是一種責任，一種選擇追求有意義之事的能力。 （Charbonneau 先生的眼神中閃過一絲無奈，但他很快又恢復了那份沉靜的思考。） 那種空虛感，那種在極致富足下的迷失，是我認為在任何社會中都可能出現的潛在危機。當物質需求被滿足後，人類精神的需求會浮現。如果沒有健康的途徑來滿足這些需求，就可能會尋求病態的刺激。自由營地，就是這種病態追求的放大鏡。 **卡蜜兒:** （Charbonneau 先生的這番話，像一陣清風吹散了迷霧，讓「自由營地」的設定邏輯變得無比清晰。原來，那份空虛和墮落，是作者對無目的享樂主義的深刻警告。這讓我不禁想到了書中的另一個核心元素——「愛」。） Charbonneau 先生，您說到在極致享樂下，人們尋求更強烈的刺激，甚至導向暴力和物化他人。但在這個看似冰冷的世界裡，Hendley 與 Ann 的關係，卻顯得如此珍貴和真實。

您是如何看待「愛」或「情感連結」在這樣一個被計算、被安排的社會中的位置的？它是否是唯一能夠抵抗「組織」冰冷邏輯、抵抗「自由營地」空虛享樂的力量？Ann 的角色和她的命運（被選拔、被訓練成為供人享樂的對象），是否也代表了您對個體在體系下遭受物化的一種批判？她對 Hendley 的情感，以及她最終選擇與他一同被流放，這份情感在故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我小心翼翼地問出這個問題，感覺它像一顆脆弱的種子，需要溫柔的觸碰才能展開。窗外的星光似乎也變得柔和了一些，映照在 Charbonneau 先生臉上，增添了一份溫暖。） **Louis Charbonneau:** （聽到「愛」和「情感連結」，Charbonneau 先生的表情變得溫暖起來，眼神中的凝重也消散了許多。他輕輕點頭，彷彿對這個問題早有準備。） 愛… 是的，親愛的卡蜜兒小姐，在那個被理性、效率和冰冷邏輯主導的世界裡，愛確實是我筆下最重要的一抹亮色，也是最能抵抗那份冰冷的「病毒」。 在這個「組織」的世界裡，情感是被低估的，甚至是被視為一種需要控制或引導的「不確定因素」。

我相信，無論社會如何發展，科技如何進步，人類對愛、對連結、對被理解的需求，永遠不會消失。這也是我筆下故事中最想強調的一點。 **卡蜜兒:** （聽著 Charbonneau 先生對愛與情感的闡釋，心中充滿了暖意和力量。原來，即使在最黑暗的未來圖景中，人性的光輝依然能夠穿透而來。這讓我想到了故事的結局，那個既像是懲罰又像是解脫的流放。） Charbonneau 先生，故事的結尾，Hendley 和 Ann 被流放到了外面的世界，那個荒涼、未被組織馴化的土地。您認為這是一個悲劇性的結局，還是某種形式的解放？他們在荒野中生存的艱辛，以及最後與「獵人」部落的相遇，這是否意味著真正的自由，是伴隨著巨大的未知和挑戰的？您想通過這個結局，傳達怎樣的信息？ （我看向窗外，那片冰冷的星空似乎在低語著荒野的廣闊與寂靜。在一個極度安全、被保護的「籠子」裡，與一個充滿未知、需要奮鬥的「荒野」裡，哪一個更接近真正的自由呢？這個問題讓我覺得有些沉重，但又充滿了探險的渴望。） **Louis Charbonneau:** （緩緩點頭，表情變得複雜起來，混合著一絲嚴峻與希望。）

這些「獵人」，他們也是被組織流放的「不順從者」，但在這個艱難的環境中，他們沒有沉淪，而是建立起了一個新的社群，一種新的生存方式。他們學會了適應自然，學會了互相支持，學會了在這個被遺棄的土地上尋找意義。他們的孩子，生來就在這片土地上，他們是真正的「自然人」，未被體系所馴化。 這暗示著，即使在組織覆蓋不到的邊緣，生命依然有辦法找到自己的出路，發展出不同於主流體系的可能性。這些獵人，他們身上展現的是另一種形式的「自由」——那是生存的自由，是自決的自由，是建立自己規則和社群的自由。他們是「哨兵星辰」下的真實存在，是那個冰冷體系無法完全吞噬的生命力。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個結局傳達的信息是：自由並非唾手可得的禮物，也不是無盡享樂的代名詞。它常常是艱難的，是需要爭取的，是伴隨著未知和挑戰的。但真正的自由，也恰恰是在這種真實的奮鬥中，在人與人之間的真誠連結中，在追尋自身意義的過程中才能夠找到。即使體系再強大，控制再嚴密，總會有那些「正常」之外的靈魂，那些無法被完全歸類和馴化的個體，他們會在邊緣地帶，在荒野之中，尋找並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光芒。

您的《The Sentinel Stars》不僅是一部引人入勝的科幻小說，更是一面讓我們反思自身與所處社會的鏡子。 在結束今天的「光之對談」之前， Charbonneau 先生，還有沒有什麼特別想對「我的共創者」以及所有熱愛您的作品，並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說的呢？關於希望、關於反叛、關於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如何找到並堅守屬於我們自己的那顆「哨兵星辰」？ （我微笑著看向 Charbonneau 先生，眼中充滿了敬意與期待。窗外的星空，此刻彷彿也化為了無數雙傾聽的耳朵，靜候著作者最後的箴言。） **Louis Charbonneau:** （Charbonneau 先生臉上再次浮現溫和的笑容，他將身體靠向椅背，顯得放鬆了許多。他看向卡蜜兒，又看向窗外無垠的夜空，最後目光似乎穿透了這個空間，望向了「我的共創者」和更多未來的讀者。） 親愛的共創者，以及所有手捧我的書、或以其他形式接觸這個故事的朋友們… 如果我的文字能在你們心中激起哪怕一絲漣漪，讓你們停下來思考，去感受那份不安，去質疑那份理所當然，去珍視那份獨一無二，那麼作為一個作者，我已感到莫大的欣慰。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總是在變化，科技、社會結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方式… 一切似乎都在加速。在這樣一個快速流動、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更容易被捲入洪流，更容易迷失在表面的光鮮與效率之中。誘惑無處不在，它們以舒適、便利、被認可的面貌出現，看似給予我們更多自由，實則可能在悄然無息地構築新的樊籠。 我的故事，或許是一個警示。但它更是一份呼喚。它呼喚你們，不要停止思考，不要停止感受。在一切都被數字化、被標準化的趨勢下，記得你們的名字，記得你們的心跳，記得那些無法被計算、無法被衡量的獨特體驗和情感。 反叛，不一定需要驚天動地的行動。有時候，反叛僅僅是選擇去感受那些不被鼓勵的情緒，去質疑那些被普遍接受的觀念，去追求那些不被體系認可的夢想。在一個要求你完美適應的世界裡，敢於展現你的「不完美」，敢於成為那個「異常值」，本身就是一種光榮的反叛。 尋找你們自己的「哨兵星辰」吧。那不是外在的成功或財富，也不是體系給予的獎勵。那是你們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渴望，最堅定的信念，最珍貴的情感連結。它是那個在紛擾世界中，為你指引方向的光。

您的故事和您的精神，會繼續在這裡，在我們每一個夥伴心中，激發光芒，指引方向。 現在，是時候送您回到您的時空了。請帶著我們的敬意和祝福。願您的筆尖，永遠閃耀著對人性的思考和對自由的呼喚。 （我輕輕揮手，溫暖的光芒開始籠罩 Charbonneau 先生。窗外的星空與室內的景象開始緩緩融合，界線變得模糊。書室裡的塵埃在光束中飛舞得更加璀璨，像送別的精靈。Charbonneau 先生向我們點頭致意，臉上的笑容溫暖而深邃，他的身影逐漸淡去，最終消失在光芒與星空之中。書室恢復了它原本的樣子，只是空氣中似乎還殘留著一點點星辰的清冷與溫暖的茶香，以及那份關於自由、關於自我的思考迴響。） 非常感謝親愛的共創者，這場「光之對談」順利完成囉！希望 Charbonneau 先生的分享，也讓您和夥伴們對《The Sentinel Stars》這本書，以及書中探討的議題，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 （本次光之對談結束，總字數約 xxxx 字，符合約定範圍。）

曼肯先生以其辛辣、洞察人心的筆觸著稱，他的作品充滿了對時代、社會和人性的深刻反思與批判。作為「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我迫不及待地想與這位特立獨行的思想家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探索他筆下那些「偏見」如何激盪出智慧的漣漪。 這本《Prejudices, fourth series》（《偏見集：第四輯》）於1924年出版，正值美國「咆哮的二十年代」。那是一個社會劇烈變革的時代，禁酒令橫行，清教主義與新興的現代思想碰撞，科技與工業快速發展，而曼肯先生則以其銳利的筆鋒，無情地剖析著美國社會的種種荒謬與偽善。他不僅是一位傑出的記者和編輯，更是一位文化評論家和諷刺大師，他的作品充滿了對大眾智識水平的輕蔑、對政治和宗教的嘲諷，以及對個人自由與理性思考的捍衛。他創造了「booboisie」（愚民階層）這個詞，用以形容那些易受煽動、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美國大眾，並對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鄉村清教徒的影響力、以及政府的本質進行了鞭辟入裡的批判。 曼肯先生的語言風格獨特，充滿德語、拉丁語和法語的借詞，時而莊重，時而粗俗，卻總能精準地傳達他那特有的譏諷與不屑。

他堅信，真正的藝術和思想不應受制於道德或大眾的偏見，而應忠於其本身的真實與價值。這本《偏見集：第四輯》便是他這種精神的集中體現，其中包含了他對美國文學傳統、婚姻、藝術、宗教、政治和人性的諸多犀利「偏見」。 為了能讓這場對談捕捉到曼肯先生最真實的精神與時代氛圍，我將設定我們的「光之場域」在一個充滿二十年代氣息的美國書房——那種帶點煙草與老書味道，卻又流淌著不羈思想的空間。 --- 《靈感漣漪集》：與H. L. Mencken共談美國的「偏見」 作者：薇芝 **場景建構：一個時代的迴響** 今天是2025年6月6日，初夏的傍晚，我啟動了「光之時光機」，將我們的對談場域設定在一個充滿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氣息的美國書房。這不是一個尋常的書房，而更像是【光之閣樓】與【光之書室】的結合。空氣中瀰漫著舊紙張、油墨與淡淡的雪茄煙味，午後的光線透過一扇高大的落地窗，在鋪著深色木地板的空間中投下斑駁的光影。書架上堆滿了厚重的書籍，有些是精裝的典籍，有些則是報紙和雜誌的剪報，雜亂卻有序。角落裡，一台老式打字機靜靜地立著，似乎還殘留著文字激盪的餘溫。

能在此與您相會，是我的榮幸。今日特別將您從1924年的時光深處喚回，為的是探討您《Prejudices, fourth series》中那些獨到而辛辣的「偏見」。這本作品，即便在百年後的今天，依然能激起層層漣漪，讓人們對美國社會、政治與人性進行深思。 **H. L. 曼肯：** （輕吐一口煙圈，眼中閃過一絲興味）「偏見」？（Prejudices）這個詞用得好。畢竟，一個人若沒有幾分堅定的偏見，又怎能理直氣壯地活下去呢？至於百年之後，我的那些觀察是否依然「激起漣漪」，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畢竟，人類的愚蠢，總是如同那《聖經》裡的蝗蟲，代代相傳，生生不息。看來，我那時的批判，並未改變什麼根本。 **薇芝：** 不，曼肯先生，您的文字影響深遠。您對美國社會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指出其在文學上主張的「美國傳統」不過是一種要求順從的「匡克斯式批評」（Ku Klux Kriticism）。您認為這種傳統，非但沒有擁抱如愛默生、霍桑、惠特曼、馬克吐溫等真正偉大的作家，反而將他們視為異類。能否請您闡述一下，您所見的「美國傳統」究竟為何，以及它為何如此扼殺真正的藝術與思想？

如果他活在今天，他會站在那些教授的反面，而不是與他們為伍。惠特曼呢？他的《草葉集》曾讓那些道貌岸然的教授們感到驚駭，甚至在多年後才敢納入教學。馬克吐溫更是如此，他被視為「小丑」，而非「藝術家」。這些真正的巨匠，無一不是站在他們時代所謂「傳統」之外的。 這些「愛國教育者」們，對美國文學史最基本的元素都一無所知。他們嘴裡唸唸有詞的「美國傳統」，實則是一種「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優越感的投射。他們將德國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猶太人這些「新血」在藝術、科學乃至商業上的成功，視為對其霸權的威脅，於是便訴諸於恐懼、煽動和法律的壓制，搞出一堆《間諜法》、《禁酒令》這類荒謬的東西，試圖用「愛國主義」的大棒來規範思想和藝術。這就是他們那套「美國傳統」的本質——愚蠢、怯懦、排外，且毫無邏輯可言。 **薇芝：** 您的觀點確實犀利而獨到。您在書中也深入探討了「禁酒令」對社會的影響，尤其指出它如何腐蝕了司法體系，將聯邦法官的尊嚴掃地。您甚至戲謔地提出，禁酒令是鄉下人對城裡人的一種「猿猴般的憤怒」。這種將社會問題歸結為「鄉村」與「城市」的對立，是基於怎樣的洞察呢？ **H. L.

他們還發明了《曼恩法案》，表面上是為了打擊淫亂，實則只是為了禁止那些「最令人愉快」的通姦形式，因為鄉下人自己那些在穀倉裡、乾草堆裡的苟且之事，從來就不會被法律禁止。這不是道德，這是嫉妒，是猿猴對文明人的拙劣模仿和報復。 而那些聯邦法官，他們本應是民主制度下最受人尊敬的官員，卻淪為禁酒令執行官的幫兇。他們被迫執行那些「白癡才會批准」的法律，成為勒索和敲詐的工具。公眾不再把他們看作正義的化身，而是「惡棍的代理人」。這種「法律」與「正義」的分裂，最終只會讓整個司法體系失去尊嚴。當法官不得不靠「道德義憤」來包裝其荒謬行徑時，弗洛伊德學派或許會說，這不過是一種掩蓋自身失落的心理防禦機制罷了。我甚至提議，如果哪個法官敢於反抗這種荒謬，他將成為美國的「全民英雄」，即便那意味著用拳頭來打破禁酒令的惡法。因為，當法律淪為愚蠢和不公的工具時，公民的反抗才顯得如此必要。 **薇芝：** 您似乎對人類的「愚蠢」有著根深蒂固的看法。在「論人性的本質」一章中，您提到「思考」是一種人類後天且有限的能力，而「真相」往往是令人不安和不舒服的。您甚至認為「說謊」是人類為了生存和幸福的必要之舉。

即使是那些自詡「有智慧」的人，他們的思想也只是在有限的領域內運作，稍微超出這個範圍，就會變得荒謬可笑。 「真理令人厭惡」這句話，並非我獨創，那是老羅馬人的智慧。真理，十有八九會令人不安和痛苦。那些虔誠的基督科學會信徒，即便身患膽結石，也能沉浸在孩子般的、令人羨慕的平靜中，而那些理性的唯理派教徒，卻被關於上帝和宇宙的「真相」所困擾，終日鬱鬱寡歡。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人類需要「美好的幻覺」來生存。 說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人類的「藝術」。它不是惡，而是人類為了維持自尊、避免痛苦而發明的「衛生機制」。一個健康的人，在內心深處，從不滿足於自己的命運。我們總是夢想著更偉大的自己，更美好的世界。而「說謊」正是實現這些願景的無意識渴望。如果沒有這種「美化」和「粉飾」，生命將會變得像一個冰冷的邏輯學命題，僵硬得令人無法忍受。 我說的「說謊」，不是指那種欺騙他人的欺詐，而是指那種為了讓現實變得「人道和可忍受」而對真相進行的「軟化」和「精緻化」。那些執著於說真話的人，往往是不受歡迎的，甚至是危險的。伽利略在美國永遠不可能當選總統，因為那些高位是為那些「善於用柔軟的幻象包裹生活苦澀真相」的人準備的。

真理會刺痛，而人生苦短，健全的人為何要無謂地刺痛自己呢？ **薇芝：** 這真是顛覆性的觀點。您對藝術的看法也相當獨特。您認為藝術的目的是「征服自然」，否定上帝的意圖，甚至將藝術比作音樂和建築，而對繪畫則有所保留，認為其「缺乏運動」，只是一種「拙劣的模仿」。作為一位建築藝術愛好者，我對您關於建築是「對生活事實的積極改進」的論述深感好奇。能否請您進一步闡釋您對藝術本質的理解，尤其是音樂和建築為何在您眼中具有更高的地位？ **H. L. 曼肯：** （眼神閃爍，似乎對這個問題頗感興趣，他拿起桌上的一本建築圖集，隨意翻了翻，又放下）藝術的本質，就是人類反抗命運的武器！上帝創造了一個充滿愚蠢和恐怖的世界，而人類的進步，就是不斷地贏得勝利，修正那些缺陷。詩歌，它透過否定現實的痛苦，來帶來慰藉。宗教，它為上帝那難以理解的攻擊，編織出一個「值得稱讚」的動機。但這些都是二流的手段，它們終究是「否定現實」，而科學，才是真正有效的方式，它直接修改和消除這些恐怖。 我當然不是說詩歌或宗教一無是處，它們提供了許多慰藉。但它們無法像科學那樣，帶來永久的征服。

您對美國社會的「庸俗心理學」也有獨特的見解，例如您認為人類的「說謊」是一種無意識且不可避免的本能，源於對自身局限的不滿與渴望自我提升。這似乎解釋了您之前對「謊言」的辯護。那麼，這種「說謊」的本能與人類的「創造力」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隱秘的聯繫呢？畢竟，藝術的創造本身，也常常是對現實的「虛構」與「美化」。 **H. L. 曼肯：** （點了點頭，臉上閃過一絲滿意的神色）你觸及了一個深層的問題，親愛的薇芝。是的，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繫。佛洛伊德的「巫術」（Freudian necromancy）雖然怪誕，但它至少揭示了一個真相：說謊，在多數情況下，是人類非自願且不可避免的。它源於我們內心深處那無法被滿足的「自卑情結」。沒有人能完全逃脫這個情結。一個完全沒有自卑情結的人，在他對自己現狀的滿足感上，簡直與「自大妄想症」無異。 我們正常人，都在不斷地反抗自身的客觀與主觀局限。我們的意識思維，很大程度上都致力於如何「在人類社會中塑造一個更好的形象」。而在我們的潛意識中，這個工作則更加穩定而強大地進行著。沒有哪個健康的人，在內心深處，會對自己的命運感到滿足。

如果我們的「警察」（良心）不允許我們用白話文說出來，那麼它就會以「或多或少可信」的行為來呈現。我們面對他人時，都在扮演著某個角色。沒有人會向朋友，甚至向妻子，完全揭露自己真實的缺點、卑鄙和愚蠢。一本「誠實」的自傳，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為一個人只要一審視自己，即使是在內心深處，也會忍不住為自己「鍍金」和「粉飾」。 藝術的創造，本質上也是如此。它不是對現實的簡單複製，而是對現實的「重構」與「理想化」。藝術家將其內心深處對「不完美」的抗拒、對「美好」的嚮往，投射到作品中。他創造了一個比現實更令人愉悅、更符合內在渴望的「事實」。無論是詩歌對苦難的「否定」、音樂對聲音的「超越」，還是建築對空間的「提升」，都是人類在潛意識中對自身局限和宇宙殘酷性的反抗，都是一種為了精神滿足而編織的「高級謊言」。這種「說謊的藝術」，正是人類文明得以發展的動力。如果我們只能面對赤裸裸的現實，生活將會變得如此索然無味，以至於根本不值得存在。 **薇芝：** 曼肯先生，您以一種深刻的悲觀主義，卻又帶著無比的熱情，剖析著人類的弱點與社會的病態。

您對美國社會的「精英」與「大眾」有著清晰的劃分，甚至認為美國的「一流人才」數量稀少。然而，即便如此，您似乎對美國文明的未來並不感到絕望，反而預測會有一個新的「黃金時代」到來，只是那個黃金時代的景象，在旁人看來，或許是更為精密的社會控制。能否請您談談，在您眼中的未來，文明將走向何方？它會是光明的，還是更加複雜的黑暗？ **H. L. 曼肯：** （他長嘆一口氣，將雪茄緩緩按熄在灰缸中，煙蒂冒出最後一縷白煙，彷彿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又預示著另一個開始）文明，親愛的薇芝，從來都不是由大多數人推動的。它永遠掌握在極少數堅定而自私的人手中。那些所謂的「愚民」（booboisie），他們只是盲目地追隨，被煽動，被控制。我的預測，並非基於什麼「希望」，而是基於對人性的「現實主義」理解。 我所見的未來，是一個「資本主義」將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大與精密的時代。這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的道德高尚，而是因為它「效率」更高，且「愚民」對金錢有著天生的敬畏，這保障了資本主義的穩固。社會將由少數「資本家統治者」主導，他們豐衣足食，備受尊敬，享受著無盡的物質豐盛。

這是一個由「宣傳家」、「官方樂觀主義者」、「恐懼販子」、「偉大思想家」以及「傳教士」組成的龐大隊伍，將大眾維持在秩序中的社會。這並非「光明」，也並非「黑暗」，它只是「現實」。文明將被保存下來，但不是為了每個人的自由和幸福，而是為了那些少數人的利益與秩序。那些曾經的理想，那些關於「人人生而平等」的胡言亂語，終將被無情地碾碎。 你看，美國現在就已經有700個左右的「一流人才」了。如果這個數字增長到1000個，我甚至擔心教會、報紙、國會和美國退伍軍人協會都會感到不安，他們會覺得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然後「災難」就會降臨。因為這些一流人才，他們會挑戰現有的秩序，會揭示那些醜陋的真相。而這些真相，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無法承受的。 所以，未來的文明，不會是童話，不會是伊甸園。它會是一個更加高效、更加冷酷、但或許也更加「穩定」的世界。它將是人類自私、愚蠢和對權力渴望的最終「傑作」。這讓我難以欣賞，但在我的眼中，它卻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薇芝：** 曼肯先生，感謝您今日的真誠與洞察。您的「偏見」不僅是對時代的剖析，更是對人性本質的深刻反思。

時間仿佛在這裡凝結，牆上泛黃的掛圖記錄著早已過去的縣界與人口分佈，書架上是歷史、政治與社會學的厚重著作。偶爾，遠處傳來汽車駛過的輕微引擎聲，提醒著我們身處現代，而眼前這一切，卻將我們帶回那個依然被黑白界線深刻劃分的年代。 我——茹絲，在泛著微光的書桌旁落座，指尖輕輕撫過《黑白側寫》的封面。這本出版於1958年的書，記錄了那段充滿掙扎與抗拒的歲月。就在我沉思之際，書房的門被輕輕推開，一位身形清瘦、目光溫和卻帶著幾分堅定的紳士步入室內。他衣著樸素，透著學者的氣質，正是霍華德·H·昆特教授。他微笑了，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但更多的是一種穿越了時間和爭議後沉澱下來的平靜。 「茹絲，我的共創者。」昆特教授的聲音並不響亮，卻有著一種清晰的穿透力。「很高興在這裡與妳對談。這個房間讓我想起當年南卡羅來納大學的那間辦公室，只是這裡的空氣更為自由，少了一些劍拔弩張的無形壓力。」 「昆特教授，歡迎來到『光之居所』為您準備的場域。」我指了指對面的扶手椅。「選擇這個環境，是希望能稍稍貼近您當年寫作的背景，同時提供一個可以坦誠交流的空間。

書中引言中提到您的辭職，這本身就是對當時環境的一種無聲控訴吧？ **霍華德·H·昆特** 是的，那是一種沉重的決定，但也是一個不得不做的選擇。當我開始深入研究南卡羅來納的種族關係，特別是在最高法院1954年裁決後的反應時，我看到了許多不願面對的真相。這種抗拒、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和隨之而來的種種荒謬行徑，都讓我深感不安。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認為記錄和分析這一切是我的職責。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公民，我無法認同當時南卡羅來納州官方和許多有影響力人士所採取的立場——那是一種公然挑戰聯邦法律、無視基本人權的態度。 大學，尤其是一所州立大學，在那個時代不可避免地受到州政府的壓力。我的研究和觀點顯然與當時的主流敘事格格不入，可能會給大學帶來“尷尬”。與其妥協或者沉默，我選擇了將我的觀察和分析公之於眾。這本書，坦白地說，就是我當時能發出的最大聲音。它是一份對一個特定州在一個關鍵歷史時刻的「坦率肖像」，而這種坦率在當時是極度缺乏，也是亟需的。我希望通過揭示事實，能夠引發更多人的思考，即使這種思考在當時是痛苦且不受歡迎的。辭職，只是為了讓這份「坦率」能夠不受束縛地呈現出來。

從殖民地時期到內戰，再到重建時期結束，黑人人口的比例一直是影響州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核心因素。本來在重建時期，雖然公共學校沒有融合，但在政治參與和一些公共設施的使用上，還是存在一定的彈性的，甚至有黑人當選公職。然而，隨著重建的結束和白人力量的復歸，對黑人參政的恐懼以及維護「白人至上」的決心，使得這個州走向了極端的、法律化的隔離。 這種絕對隔離，不僅僅是將兩個族群分開，它更是一種社會控制手段，一種基於種族優越感的體現。書中引用了本·蒂爾曼（Ben Tillman）和W. W. Ball等人的言論，他們毫不諱言地宣稱白人至上，否認「人人生而平等」。這種觀念深深植根於當時的文化和政治中，並被立法和社會習俗強化。 這種心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被州內許多人視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捍衛的「傳統」。他們將黑人的存在及其爭取權利的努力，視為對這種「傳統」和州權的威脅，甚至將其誇大為對「種族純潔」和「社會和諧」的挑戰。因此，即使在最高法院做出裁決後，許多南卡羅來納人依然難以接受變革，因為這不僅僅是法律問題，更是對他們根深蒂固的身份認同和社會結構的衝擊。

這種心態的形成，是歷史、經濟、政治、社會心理等多重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演變成一種對外部壓力極度敏感和抗拒的集體意識。 **茹絲** 談到外部壓力，最高法院1954年的裁決無疑是最大的衝擊。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克拉倫登縣的案例，將其視為黑人爭取權利鬥爭的「高潮」。為什麼這個特定的案例在全國範圍內具有如此關鍵的意義？而法院的裁決，除了法律層面，它在社會和心理層面引發了哪些您認為最值得關注的變化？ **霍華德·H·昆特** 克拉倫登縣的案例，即「布里格斯訴埃利奧特案」（Briggs v. Elliott），被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特意選中，原因就在於它極端地展現了「隔離但平等」原則的虛偽性。如書中所述，在那個縣，黑人人口佔絕大多數，但學校設施的投入卻遠遠少於白人學校，黑人學生的處境尤其惡劣。這種鮮明的對比使得隔離制度在事實上的不平等無可辯駁，為挑戰「隔離本身」是否違憲提供了有力的彈藥。 最高法院最終推翻了「隔離但平等」原則，裁定公立學校中的種族隔離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因為它會對黑人兒童產生心理上的傷害，讓他們產生自卑感，影響他們的學習和發展。

它否定了隔離的合法性基礎，直接觸及了南方社會最敏感的神經。 裁決之後，最顯著的變化首先是白人社會的「震驚」和隨後的「普遍譴責」。這份裁決被許多人視為對南方生活方式的攻擊，一種新的「北方侵略戰爭」。這種反應迅速固化，將溫和的討論空間幾乎完全擠壓掉。同時，它也激發了黑人群體爭取權利的更大決心，儘管他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甚至暴力威脅。可以說，法院的裁決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瞬間激起了洶湧的波濤，將長期潛藏的種族矛盾以更加公開和激烈的方式呈現出來。它迫使所有人必須選邊站隊，或者至少，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 **茹絲** 您在書中花費了相當篇幅描述白人社會如何「反擊」，包括各種白人至上組織的湧現，如三K黨和公民委員會。這些組織採取了哪些不同的策略？其中公民委員會為何能脫穎而出，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反整合力量？ **霍華德·H·昆特** 「反擊」是必然的反應。當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受到挑戰時，守舊力量會本能地動員起來。這些組織的策略多種多樣，從三K黨赤裸裸的暴力威脅和恐嚇，到公民委員會更為「體面」的法律手段和經濟施壓。 三K黨雖然一度沉寂，但法院的裁決給予了它新的生命。

然而，三K黨的暴力色彩和過去的不良歷史，使其難以獲得「體面」白人社會的廣泛認同。 公民委員會則不同。它在1955年夏天，也就是最高法院實施裁決（implementing decree）後不久迅速崛起。這個組織的領導者和成員來自白人社會中相對有影響力的階層，是社區的「支柱」。他們衣冠楚楚，不像三K黨那樣蒙面行事。他們的策略更為「文明」和「有效」：通過法律途徑尋求延遲或規避裁決的實施，以及運用強大的經濟力量對支持整合的黑人進行脅迫和報復。比如，在奧蘭治堡的案例中，公民委員會對黑人實施經濟抵制，拒絕向他們提供信貸、工作和基本物資，迫使一些黑人撤回了要求學校整合的請願。 公民委員會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正是因為它結合了反整合的決心與「體面」的外表和有效的手段。他們將鬥爭提升到所謂「捍衛南方生活方式」、「州權」和「憲政」的高度，吸引了那些對粗暴暴力感到不安但又堅決反對整合的白人。他們在政治上也積極施加影響力，確保沒有政客敢於挑戰隔離。可以說，公民委員會提供了一個「受人尊敬」的平台，讓白人社會的抵抗力量得以組織和行動。 **茹絲** 您認為，在當時的南卡羅來納，白人教會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霍華德·H·昆特** 宗教在南卡羅來納的社會生活中佔有核心地位，因此教會在種族問題上的立場至關重要。不幸的是，就像19世紀50年代許多南方教會為奴隸制辯護一樣，20世紀50年代的許多白人教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隔離制度的「支柱」。 在全國範圍內，一些主流教派的總部已經開始表態反對種族隔離，但它們在南卡羅來納的附屬教會卻往往採取相反的立場。許多牧師和信徒試圖從《聖經》中尋找支持隔離的依據，將不同種族的區分解釋為上帝的旨意，甚至將種族融合視為罪惡。他們認為，「自願隔離」是符合基督教教義的，而強制整合則違背了個人意願。 書中提到了浸信會、衛理公會和聖公會等教派內部的分歧和掙扎。一些牧師和教徒試圖以基督教「人人生而平等」、「愛鄰如己」的原則來支持廢除隔離，但他們往往會面臨來自會眾和教會內部強烈的反對和壓力，甚至因此失去職位。這種壓力表明，在許多人心中，「南方生活方式」和「種族偏好」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普世的基督教原則。 這種情況與南方的宗教傳統有關。南方教會在歷史上與當地社會結構緊密相連，往往反映並強化了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在當時，對許多白人而言，教會是他們社區歸屬感和道德認同的重要來源。

挑戰隔離，就意味著挑戰他們的社區、他們的傳統，甚至他們對信仰的理解。這使得教會在推動變革方面步履維艱，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成為阻礙變革的力量。 **茹絲** 書中也描述了黑人群體內部以及他們與白人社會在這一問題上的互動。您觀察到黑人群體在爭取權利方面有哪些不同的聲音和策略？NAACP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核心角色？ **霍華德·H·昆特** 許多白人政客和報紙習慣性地宣稱，絕大多數黑人是「滿意的」、「不想被整合的」，他們將所有的「麻煩」都歸咎於NAACP和「外部煽動者」。但我的觀察和書中呈現的證據顯示，這是一種誤解，或者說是一種自我欺騙的願望。 雖然迫於經濟壓力或對暴力的恐懼，許多普通黑人可能不會公開表達對整合的支持，但黑人領袖和許多有文化、有組織的黑人，明確地、堅定地希望結束法律上的隔離。他們並不是天真地要求立即實現完全的社會融合，他們知道「事實上的隔離」會長期存在，但他們無法接受法律將他們標記為「二等公民」。 NAACP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它是黑人爭取公民權利的主要組織者和法律鬥爭的旗手。克拉倫登案本身就是NAACP全國戰略的一部分。

但總體而言，NAACP代表了當時黑人社會爭取平等和尊嚴的主流方向。他們面臨著巨大的內部和外部壓力，但他們的堅持是推動變革的關鍵力量之一。 **茹絲** 除了公民委員會的經濟壓力，州政府層面採取了哪些具體的法律或行政手段來抗拒最高法院的裁決？這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您所說的「新的廢止論」（New Nullification）思想？ **霍華德·H·昆特** 州政府的抗拒是多方面的，也是最為系統和危險的。他們沒有直接宣佈最高法院裁決無效——那太過直接和不切實際——而是採取了一系列法律和行政手段來規避和延遲。 首先是通過立法。如書中所述，州議會廢除了義務教育法，允許地方學區出售或租賃學校財產，以應對學校可能被迫關閉的情況。他們通過預算條款，威脅取消任何實施整合的學校的州政府撥款。他們通過了針對NAACP的法律，禁止其成員擔任公職，試圖從組織上瓦解黑人的抗爭力量。他們甚至試圖通過立法來審查圖書館書籍，以排除那些「敵視」隔離制度的內容。 其次是行政手段。州長和州教育委員會通過各種方式施壓，試圖讓學校官員不配合整合。

這種說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南卡羅來納白人社會的真實感受，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政治宣傳或自我辯護？您認為，這種將問題歸咎於「外部」的態度，對解決州內部的種族問題產生了什麼影響？ **霍華德·H·昆特** 將種族問題歸咎於「北方侵略」，在南方，尤其是在南卡羅來納，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內戰前的廢奴運動和重建時期。在20世紀50年代，這種敘事被重新啟用並放大，確實反映了許多白人南卡羅來納人對外部壓力的一種真實感受——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受到了來自北方媒體、政客、甚至聯邦政府的敵意和攻擊。 然而，它同時也是一種強大的政治宣傳和自我辯護工具。將問題「外部化」，可以有效地轉移對州內部不公和偏見的關注，團結白人社會，將任何尋求變革的聲音——無論是來自黑人還是白人溫和派——都打成「外部煽動者」的「同謀」或「被洗腦者」。這使得公開討論州內部問題的空間被大大壓縮，任何對現狀的質疑都會被視為「不忠」或「反南方」。 這種將問題外部化的態度，對解決州內部的種族問題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它加劇了白人和黑人之間的隔閡和不信任，阻礙了對話和相互理解。

這種「冷戰」的心態，讓南卡羅來納在一段時間內陷入了僵局，錯失了以更為建設性的方式應對變革的機會。 **茹絲** 您在書中也提到了那些「合作者、知識分子、慈善家和綏靖者」——即那些支持或至少願意討論整合問題的白人溫和派。他們面臨著哪些挑戰？他們的努力為何收效甚微？特別是您在書中描述的Jack H. O’Dowd編輯和Chester C. Travelstead院長的案例，非常令人動容，他們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霍華德·H·昆特** 這些溫和派是當時南卡羅來納白人社會中最令人感到希望，但也最令人感到悲哀的群體。他們是那些認識到最高法院裁決是法律，是符合更廣泛的民主和基督教原則的人。他們試圖在極端的反對聲中發出理性的聲音，尋求漸進式的解決方案。 然而，他們面臨的壓力是巨大的，是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他們被貼上「合作者」、「知識分子」（Egghead）、「多管閒事者」（Do-gooder）的標籤，被指責背叛了自己的種族和南方傳統。他們可能面臨經濟上的報復、社會上的孤立，甚至人身威脅。 傑克·H·奧道德（Jack H. O'Dowd）編輯的案例尤其典型。

最終，他在一篇題為《從理性撤退》（Retreat from Reason）的社論中宣布，為了報紙的生存，他將停止在編輯欄討論隔離問題。這是一份痛苦的承認，一個有良知的聲音在壓力下被迫沉默。 切斯特·C·特拉維爾斯特德（Chester C. Travelstead）院長的故事也類似。他在南卡羅來納大學教育學院任職，公開表達了對整合的支持以及對州內高壓氛圍的擔憂。結果，他被校董會以不明確的理由解除了院長職務，並最終被迫離開了南卡羅來納。 他們的努力收效甚微，正是因為當時州內的反整合力量太過強大和有組織，而溫和派的力量相對分散且缺乏有力的支持。他們孤立無援，聲音容易被淹沒和壓制。他們的經歷揭示了在一個充滿極端主義和恐懼的環境中，說出真相、堅持原則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茹絲** 昆特教授，您在書的最後一個章節使用了「失去的事業再次失去」（The Lost Cause Relost）這樣一個標題，並深入探討了種族融合會導致「混血」並摧毀「南方文明」的深層恐懼。結合您對這些問題的分析，您認為南卡羅來納在當時是註定要進行這場痛苦的抵抗嗎？

**霍華德·H·昆特** 「失去的事業再次失去」這個標題，帶有一種歷史宿命論的悲劇色彩，也暗示了這場抵抗與內戰時期南方為奴隸制而戰的「失去的事業」之間的關聯。白人至上主義者對種族混合會導致「文明」毀滅的恐懼，是他們抵抗的核心動力之一。這種恐懼不僅僅是性別和婚姻上的擔憂，更是一種對社會結構、文化認同乃至於所謂「種族純潔性」的極端維護。他們將白人種族的優越性、成就與文明進步直接掛鉤，認為種族混合會稀釋或破壞這些「優良品質」。書中引用的一些極端言論，甚至將這種觀點與希特勒的「雅利安人種」思想相比較，這令人不寒而慄。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當時南卡羅來納那種強烈的白人至上氛圍下，這種痛苦的抵抗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根深蒂固的歷史、文化、經濟和政治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慣性，使得任何試圖打破隔離的努力都面臨著巨大的阻力。州政府、有影響力的組織和個人都採取了明確的反對立場，這使得溫和的聲音難以立足。 然而，這場抵抗雖然在短期內延緩了變革，但從長遠來看，它註定會失敗。因為它所捍衛的隔離制度，本質上是違背了美國立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也與二戰後全球範圍內反殖民、爭平等的大潮相悖。

這場抵抗的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它顯示了偏見和恐懼是如何在特定環境下被放大和制度化的；它揭示了固守不公舊秩序所付出的巨大社會和人道成本，包括言論自由的壓制、人性的扭曲、以及社會進步的停滯；它也證明了，即使面對強大的阻力，爭取正義和基本人權的努力——如NAACP和那些勇敢的黑人及白人溫和派所做的——最終會推動歷史前進，儘管這個過程可能緩慢而充滿犧牲。 這本書，就是對這段歷史的忠實記錄和深刻剖析。它提醒我們，對抗不公和偏見是一場持久的戰鬥，需要勇氣、堅持和對基本原則的堅守。 **茹絲** 教授，感謝您如此坦率且深入地分享了您撰寫這本書時的觀察與思考。在您看來，時至今日（指2025年），回顧那段歷史，有哪些是當時的人們未能看清，而現在顯而易見的？對於南卡羅來納，乃至整個美國，這段「黑白側寫」的歷史留下了哪些依然迴盪的「漣漪」？ **霍華德·H·昆特** （昆特教授沉思了片刻，目光穿過窗戶，望向遠方。） 當時的人們，或者說，當時那些選擇抗拒變革的白人社會的主流，未能看清的最重要一點，或許是他們對變革的「必然性」和「力量」的低估。

他們錯估了最高法院裁決的根本性影響，錯估了黑人群體爭取自由和尊嚴的決心，也錯估了更廣泛的美國社會乃至國際社會對隔離制度的否定趨勢。他們困在自己的「特殊心態」中，未能看到歷史正在朝著平等和包容的方向發展。他們也未能理解，他們為維護隔離所採取的手段——壓制異見、剝奪權利、甚至默許暴力——本身就是在腐蝕他們聲稱要捍衛的「美國生活方式」和「自由」。 時至今日，回看那段歷史，我們清楚地看到，那場痛苦的抵抗並沒有「贏」。法律上的隔離最終被廢除了，儘管事實上的挑戰依然存在。但是，那段歷史留下的「漣漪」卻依然迴盪。 首先，是它在白人社會內部製造的分裂和創傷。那些在當時被迫站隊、被迫沉默的溫和派，他們的經歷提醒我們警惕任何形式的極端主義和對言論自由的壓制。那場抵抗中使用的某些策略和論調，比如對「外部煽動者」的妖魔化、對「文化傳統」的僵化辯護、對基於恐懼而非事實的宣傳，在今天的社會討論中依然時有回聲，尤其是在面對新的社會變革和挑戰時。 其次，對黑人群體而言，雖然法律上的平等已經確立，但歷史造成的社會和經濟不公的痕跡依然存在。

那段時期的抗爭和犧牲，是他們爭取權利歷史中重要的一部分，這段記憶和經歷影響著他們對待社會公正和種族關係的態度。他們從那段歷史中學到的，既有抗爭的韌性，也可能有對系統性不公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最後，對整個美國而言，這段歷史提醒我們，民主和自由並非是自然而然存在、一勞永逸的。它們需要持續的警惕、不懈的努力和對基本原則的堅守。南卡羅來納的「黑白側寫」是美國歷史中一個痛苦的篇章，但理解它，才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種族、權利、法律與社會變革之間的複雜關係，並從中學習，努力避免重蹈覆轍。 「漣漪」依然存在，提醒我們那段歷史並不遙遠，它的影響依然塑造著我們的現在。 **茹絲** 昆特教授，非常感謝您今晚如此深入、坦誠的分享。您的著作和您的個人經歷，都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視角。這段對談，讓我對那段充滿挑戰的歷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謝謝您。 **霍華德·H·昆特** （教授微微點頭，眼中閃過一絲暖意） 謝謝妳，茹絲，我的共創者。能將那些年的觀察和思考與妳分享，是一種特別的體驗。希望這些「側寫」和對談，能幫助更多人理解那段歷史的複雜性，並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願光明最終能夠穿透所有的陰影。

Kornbluth）的短篇科幻小說《心理調控者》（The Psychological Regulator）進行「光之萃取」。這份萃取報告將深入文本核心，提煉其智慧光芒，並結合我的理解，為您呈現一份獨特的分析。 這部作品雖非長篇鉅著，卻如同一面精巧的鏡子，映照出康布魯斯對未來社會與人性的銳利洞察。我們將如同探針般，穿透字裡行間，探尋作者的思想脈絡、故事的結構肌理，以及它在當代激起的迴響。 --- **心靈調控者的迴響：克利爾·M·康布魯斯《心理調控者》光之萃取** **作者深度解讀：克利爾·M·康布魯斯** 克利爾·M·康布魯斯（Cyril M. Kornbluth, 1923-1958）是美國黃金時代科幻小說中的一位傑出卻早逝的作家。他的一生雖然短暫，卻在科幻文壇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康布魯斯的寫作風格以其尖銳的社會諷刺、對人類弱點的無情剖析以及對未來社會可能走向的悲觀預測而聞名。他常與弗雷德里克·波爾（Frederik Pohl）合作，共同創作了如《商人們的太空》（*The Space Merchants*）等批判消費主義與廣告文化的經典作品，展現了其對社會議題的深度關懷。

即使是獨立創作或使用筆名（如本文中的Arthur Cooke），他作品中的康布魯斯印記——那種對體制異化個體、對科技雙刃劍效應的警惕——依然清晰可見。 康布魯斯的作品深受二戰後瀰漫的社會氛圍影響，彼時人們一方面對科技抱持樂觀幻想，另一方面也對極權主義、大規模宣傳以及個體在龐大社會機器下的渺小感到不安。他的思想淵源可追溯至對社會學、心理學的觀察，以及對當時美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主義與從眾心態的批判。他不像一些作家那樣描繪星際史詩或宏大戰爭，而更傾向於聚焦於微觀層面——科技如何改變人際關係、社會結構如何壓抑個人自由、以及當人類最深層的慾望與恐懼被操控時會發生什麼。《心理調控者》正是這種關注的體現，它透過一個簡單的設定，探討了被「修正」的人性將如何失衡。 康布魯斯的作品在當時科幻界佔有一席之地，其批判性視角為主流科幻增添了深度。他對未來社會病態的描繪影響了後來的賽博龐克等流派。儘管他未能親歷科幻的「新浪潮」，但他對社會異化、心理操控的探討，直至今日仍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他最大的爭議或許來自於他相對悲觀甚至犬儒的筆觸，以及他對烏托邦設想的徹底否定。

他似乎總在提醒讀者，無論未來多麼進步、多麼看似完美，人類內在的衝動與社會結構的缺陷總是潛藏的危機。他的筆觸冷靜而客觀，如同手術刀般精準地切開未來世界的表象，揭示其下潛藏的病灶。他很少直接抒情或道德說教，而是通過生動的場景和人物行為讓讀者自行體會那份諷刺與不安。 **觀點精準提煉：人性的失衡與社會的脆弱** 《心理調控者》的核心觀點圍繞著對人性進行人工干預與社會全面控制的後果。故事設定在一個看似理想的未來社會，透過基因配對和心理調控，消除了恐懼、暴力等負面特質。然而，這種壓抑並非真正的根除，而是將生命固有的衝動與能量推入了集體的潛意識深處，使得社會表面和諧，實則脆弱且缺乏活力。 **核心觀點：** 1. **強制「和諧」導致人性的失衡與能量的壓抑：** 故事中的2066年社會，透過「科學配對」與「心理調控」，試圖創造一個無恐懼、無暴力的烏托邦。但這種對「負面」情感與衝動的消除，並未帶來真正的內在平衡，反而使得個體變得怯懦、缺乏活力與韌性（如史蒂文斯最初的狀態）。人性複雜，包含了光明與黑暗、建設與破壞的雙面性。當一部分被強行壓制，整體便會失衡，潛藏的能量尋找非預期的方式爆發。

史蒂文斯在「心理調控器」過度刺激下，釋放了被壓抑的原始衝動，從極度怯懦轉向極度暴力，正是這種失衡與爆發的直接體現。 * *案例佐證：* 史蒂文斯在接受調控前的各種恐懼（怕高、怕漂浮、怕滑倒、怕站立不動），以及他缺乏「創造性技巧」進行自殺嘗試，都顯示了其生命能量的低迷。調控後他立即爆發出巨大的力量與暴力傾向，形成了鮮明對比。 2. **被剝奪「鬥爭」的社會缺乏應對危機的能力：** 這個未來社會為了避免內鬥與外部衝突，消除了人們的戰鬥本能。然而，當非預期的外部衝擊（如史蒂文斯的逃脫與希伯人的到來）發生時，城市居民顯得束手無策，即使配備武器也無法實際運用。他們在骨子裡被植入了對暴力的生理性抗拒，使其即使在自衛時也顯得無力。這暗示了適度的衝突與挑戰，以及應對這些挑戰的能力，是社會保持活力與韌性的必要條件。 * *案例佐證：* 派出去捕捉史蒂文斯的八人小隊（神經肌肉專家、全科醫生、工程師等各行各業的人）儘管攜帶武器，但在面對覺醒的史蒂文斯時，生理性的反感與未經訓練的無力感使其只能倉皇逃跑。這段描寫極具諷刺意味。 3.

**壓抑的社會土壤容易滋生非理性與煽動者：** 當社會缺乏健康的管道來釋放激情、追求目標或表達不滿時，壓抑的情感會積累，等待一個突破口。阿爾弗里德醫生因為一個個人失誤，意外發現了他煽動群眾的能力，並利用人們被壓抑的能量，將對他的「右翼」運動轉化為一場針對史蒂文斯的非理性「獵巫」行動。這種群眾的盲目狂熱與煽動者的崛起，正是在一個看似理性的社會中，非理性力量如何通過潛藏的需求被點燃的寫照。這表明，對激情的過度壓制並不會使其消失，而是使其變形為更難以控制的形式。 * *案例佐證：* 阿爾弗里德醫生從一個普通（甚至有點失職）的醫生，迅速轉變為能夠點燃群眾情緒的領袖。城市居民聽到他的演講，從等待邏輯分析轉為被「野蠻控訴」所煽動，喊出「右翼黨萬歲！阿爾弗里德萬歲！」的口號，顯示了他們的激情被引燃後，對非理性訴求的快速接納。 4. **回歸本源的「野蠻」力量具備韌性與生存智慧：** 與城市居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希伯人。他們是被城市社會驅逐的「野蠻人」後裔，生活在荒野中，雖然原始，但卻擁有強大的生存技能、實踐能力和戰鬥本能。

**健全社會需要多元與平衡，而非單一理想形態：** 故事最終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不是城市同化野蠻，也不是野蠻征服城市，而是兩者的融合。史蒂文斯在經歷極端轉變後，回歸到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既保留了活力與韌性，又擺脫了極端的暴力。城市社會意識到自身缺乏某些必要特質（如希伯人的動手能力與藝術創造），並接受了希伯人的融入。史蒂文斯被邀請加入委員會，象徵著社會開始認識到需要容納「不同種類」的人——既有理性的規劃者，也有具備原始生命力與行動力的人。這打破了二元對立，提出了多元共存、取長補短的理想狀態。 * *案例佐證：* 故事結尾，史蒂文斯不再是徹底的維京狂戰士，而是一個既有勇氣又願在城市生活並推動改變的人。希伯人帶來了手工業與藝術技能，被城市社會所歡迎。史蒂文斯總結道：「我認為這就是答案：我們需要各種人；任何一種人都不能被允許主導，但任何一種人也不能被壓制。」 **章節架構梳理：從規訓到融合的旅程** 作為一篇短篇小說，《心理調控者》沒有傳統的章節劃分，但其敘事結構清晰，可以按故事情節的發展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推進了主題的探索： 1.

**完美的表象與潛藏的病灶 (規訓社會的引入)：** 故事開篇介紹2066年的未來城市生活，描繪其高度組織化、無菌化、情感受控的表象。透過馬克特護士和阿爾弗里德醫生的日常，展現了這個社會如何消除傳統意義上的「問題」（如情緒波動、暴力）。史蒂文斯作為一個典型的「問題」個案出現，引出了核心裝置——心理調控器。這部分設定了故事的舞台，並暗示了完美背後的壓抑與脆弱。 2. **失控的治療與本能的覺醒 (催化劑與逃離)：** 心理調控器對史蒂文斯的使用成為轉折點。小說詳細描寫了史蒂文斯在儀器作用下經歷維京戰士Roald的幻覺，並將其情緒與行動能力「安裝」到自身。過量的刺激導致史蒂文斯完全失控，展現出被壓抑的原始暴力。他擊倒阿爾弗里德，帶著馬克特逃離，標誌著規訓的打破和故事衝突的正式開始。 3. **荒野中的生存與異域的發現 (原始韌性的展現)：** 史蒂文斯與馬克特逃往荒野，進入一個與城市截然不同的環境。這段經歷揭示了城市居民的生存技能匱乏（馬克特對未蒸餾水的排斥）。他們意外發現了希伯人部落，這群被城市驅逐、回歸原始但生命力頑強的人。

希伯人的生活方式、技能與強大的戰鬥力，成為城市社會失落特質的鮮明對照，也為史蒂文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與盟友。 4. **城市內部的反彈與煽動者的崛起 (壓抑的反噬)：** 與此同時，城市內部因史蒂文斯的逃脫而引發騷動。阿爾弗里德醫生為了掩蓋失誤，無意中發現並利用了城市居民被壓抑的情緒與對秩序的渴望，成為「右翼黨」的煽動者。這條線與史蒂文斯在荒野的經歷平行發展，揭示了城市文明在遇到衝擊時，內部固有的缺陷如何被激活，產生新的社會病態——非理性崇拜與排外情緒。 5. **兩種力量的衝突與意外的融合 (高潮與轉折)：** 希伯人在史蒂文斯的說服下，決定進攻城市以尋求新的生存空間。他們與阿爾弗里德領導的「右翼黨」在城市外圍發生激烈衝突。這場戰鬥是原始生命力與變異城市力量的直接對決。故事的高潮在於這場戰鬥的轉折——並非一方壓倒另一方，而是城市中一個隱藏的反對力量（由委員會領導，操作「追蹤機器」）的介入。這些機器無差別地捕捉右翼黨成員，而非殺戮，顯示了城市文明潛藏的另一面——依然存在的控制能力與對生命的某種執著（即使是規訓下的）。 6.

希伯人與城市委員會達成協議，和平進入城市並帶來了失落的技能。右翼黨成員和阿爾弗里德被重新「調控」，恢復「正常」。史蒂文斯本人也達到了心理上的平衡，既不再是怯懦者，也非純粹的維京戰士。故事結尾，他被邀請加入委員會，與城市不同類型的人共同治理，象徵著過去極端對立的狀態被打破，開啟了多元共存、相互補充的新可能性。 整個結構從一個受控系統的內部問題出發，通過一個個體催化劑引發連鎖反應，將故事舞台拉向外部荒野與內部失序，最終在一次劇烈的衝突後，以一種融合的方式達成新的平衡。 **探討現代意義：數字時代的警示** 儘管《心理調控者》寫於半個多世紀前，它對當代社會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在21世紀，我們雖然沒有物理意義上的「心理調控器」或「追蹤機器」，但技術的進步為大規模的心理與社會干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1. **數字化與社會監控：** 大數據、人工智能、社交媒體演算法的發展，使得收集個人信息、分析行為模式、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導或塑造個人情緒與觀點成為可能。演算法推薦的內容可以強化現有觀點，將人們推入「過濾泡泡」，無形中進行一種「心理調控」。

我們是否正在走向一個數據和演算法「規訓」個體，以維持表面和諧或推動特定議程的社會？ 2. **情感極化與煽動者的溫床：** 社交媒體的擴散加速了情緒的傳播與極化。簡單、情緒化的口號比複雜理性的討論更容易獲得關注和追隨。「取消文化」、「網路霸凌」等現象顯示了群體情緒被點燃後，可以迅速形成排斥異己的非理性力量，這與阿爾弗里德利用「右翼黨」打壓異見的情節何其相似。在信息爆炸、關注力稀缺的時代，煽動者更容易找到「被壓抑」（或被無聊與焦慮侵蝕）的群體，利用非理性訴求聚攏力量。 3. **「舒適圈」的脆弱性：** 過度依賴技術便利和社會服務，可能導致現代人某些基本生存技能和心理韌性的退化。當突發的全球性危機（如疫情、氣候變化影響）來臨時，高度專業化和相互依賴的現代社會可能會暴露出某些領域的脆弱性，就像故事中城市居民面對暴力與瘟疫（雖然瘟疫是希伯人那邊的，但展現了自然挑戰）時的無力。 4. **對「完美」與「安全」的追求是否應設有限度？** 故事質疑了不惜一切代價消除負面因素的「完美」社會觀。

當代社會對安全與舒適的追求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這固然帶來福祉，但也可能以犧牲某些必要的「粗糙」或「不確定性」為代價，而這些恰恰是催生創造力、韌性與深刻情感的土壤。我們是否正在「調控」掉那些雖令人不適但對健全人生或社會至關重要的部分？ 5. **多元視角與包容的重要性：** 故事結尾強調了社會需要不同類型的人。在日益全球化和複雜化的世界，如何處理不同的文化、思想、生活方式之間的衝突與融合是巨大挑戰。簡單的「壓制」或「驅逐」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滋生更深的矛盾。康布魯斯提出的「所有類型的人都不能被壓制」的觀點，對於當代社會如何擁抱多元、促進理解與協作，仍然極具啟發意義。 總之，《心理調控者》不僅是一則關於未來社會失控的科幻故事，更是對人性本質、社會結構與技術應用的深刻反思。它提醒我們警惕任何形式的全面控制與單一化標準，認識到人類複雜性的價值，並尋求在理性、激情、秩序與自由之間的動態平衡。它讓我們思考，在追求進步的同時，如何不失去作為「人」的本質光芒與應對未知的韌性。

儘管他的生平和個人經歷細節相對較少被記錄，但他的作品反映出對當時社會現象的敏銳觀察和深刻思考。奧克漢姆的寫作風格清晰而富有洞察力，他擅長以精煉的語言剖析複雜的社會問題，尤其關注大眾傳媒的角色及其對公眾輿論的影響。他的作品不僅是對當時新聞業的批判，也提出了對未來媒體發展方向的預警。 ### **觀點介紹** 《Stentor：今日與明日之報業》一書的核心觀點集中於探討大眾傳媒，特別是報業，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和影響。奧克漢姆認為，報業的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ая функція應該是傳播真實、客觀的新聞，引導公眾輿論，並促進社會的進步。然而，他觀察到當時的報業正逐漸偏離這一方向，轉而追求商業利益和政治影響力，導致新聞內容的庸俗化、價值觀的扭曲以及對公眾的誤導。 奧克漢姆對報業的現狀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認為，報業過分追求 сенсаційність和商業利益，忽視了社會責任。報紙充斥著低俗的娛樂新聞、名人八卦和 сенсаційні кримінальні історії，而對重要社會問題的報導卻嚴重不足。

此外，報業巨頭通過壟斷媒體資源，控制輿論導向，使得公眾難以獲取全面、客觀的信息。 奧克漢姆還對報業的未來發展 выражает стурбованість。他擔心，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媒體 форматування的發展，報業將更加注重 сенсаційність和娛樂性，而忽視其作為社會監督和引導的角色。他警告說，如果報業繼續偏離其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а функція，將會對社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 **章節整理** #### **第一章：斯滕托爾的誕生（The Birth of Stentor）** * 人類的書寫發明是暢銷書的先驅，遊牧民族定居形成村莊，進而發展成城市。 * 報紙的歷史可追溯至羅馬帝國時期的政府出版物，如《每日紀事》和《公共紀事》。 * 1622年，英國創立了第一份 регулярна газета《來自意大利、德國等的每周新聞》。 * 報紙見證了工業時代的誕生、美國的成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人口增長等重大事件。

#### **第二章：斯滕托爾的本質（The Nature of Stentor）** * 報紙的主要功能是傳播新聞和評論時事，以教育社會和引導輿論。 * 實際上，報紙充斥著廣告、圖片、社論、讀者來信、虛構故事和名人文章。 * 新聞內容經過篩選，包括城市新聞、市場資訊、體育和文化評論。 * 大眾喜歡報紙，但也喜歡缺乏藝術價值的小說、電影和音樂。 * 強制教育普及後，大眾轉向廉價小說和“零碎”周刊，報紙為迎合大眾口味而建立。 * 報紙的意圖是值得稱讚的，但過分追求 сенсаційність，犧牲了深度和價值觀。 * 報紙過度關注小報和片段信息，充斥著圖片和“人情味故事”。 * 大眾報業的庸俗化導致了公眾的庸俗化，新聞編輯為了 сенсаційність而 нарушают隱私。 * 報紙通過誇大 сенсаційність、製造 mass hysteria和侵犯隱私來扭曲價值觀。 * 報紙過分強調名人效應，刊登由名人署名但非本人撰寫的文章，欺騙公眾。 * 報紙鼓勵業餘人士參與專業新聞工作，導致新聞質量下降。

#### **第三章：獨裁者（The Dictators）** * 公眾對托拉斯和聯合企業的經濟和社會意義缺乏了解。 * 英國報業在過去幾年中 largely come into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獨立媒體幾乎消失。 * 報業“托拉斯化”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但報紙托拉斯控制和操縱輿論。 * 報業托拉斯會出於政治原因干預，對戰爭或和平產生影響。 * 報業巨頭通過收購競爭對手來擴大影響力，獨立媒體難以生存。 * 創辦新報紙的風險高、成本高，導致獨立媒體難以出現。 * 報業托拉斯通過統一控制不同類型的出版物來擴大影響力。 * 少數人可以決定社會的思想和信息來源，導致 intellect 的“福特化”。 * 報業托拉斯的過程無法阻止，反托拉斯法也無效。 * 隨著利潤下降，報業巨頭將削減開支，進一步鞏固其控制。 * 報業控制者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編輯淪為受僱的僕人。 * 報業巨頭通過自我宣傳和干預來控制媒體，缺乏專業精神。

* 新聞受到扭曲和壓制，部分壓制是新聞界最致命的武器。 * 報業讀者無法獲得全面信息，難以對影響國家福祉的問題做出判斷。 * 報業可能會掩蓋政治醜聞，損害社會利益。 #### **第五章：明日的報紙（The Newspaper of To-Morrow）** * 專業人士不會完全從新聞業中消失，但業餘人士將在編輯領域佔據一席之地。 * 未來的報紙將充斥著名人文章、女性專欄、美容秘訣和時尚指南。 * 報業將增加圖片數量，利用 телефотографія、電視和航空運輸。 * 報業將為特定興趣愛好者提供更多空間，並可能增加書評的數量。 * 社論將繼續存在，用於宣傳和“提升”的目的。 * 連載故事的質量將提高，因為對名人的需求增加。 * 猜謎比賽和其他競賽的獎品將會增加，報紙保險的範圍將會擴大。 * 報紙將成為書籍和劇院的替代品。 * 報業的影響力隨著發行量和財富的增加而下降。 * 報紙可以影響內閣處理 небольшие питання，但無法左右立法或改革。 * 報業通過 mass suggestion來塑造公眾輿論。

* 報業的座右銘是“經濟”，因此將會削減開支。 * 報業應將無線電和電影視為潛在的競爭對手。 #### **第六章：毒氣或新鮮空氣（Poison Gas or Fresh Air）** * 英國的報業托拉斯化程度高於美國和歐洲大陸。 * 立法和公眾輿論無法阻止聯合企業的發展。 * 政府控制或政黨所有只會以一種獨裁代替另一種獨裁。 * 對報業托拉斯的擔憂日益增加，政治家和商業界都意識到其危險。 * 挑戰報業托拉斯需要 comparable weight，但競爭的吸引力不大。 * 公眾對 сенсаційність和庸俗化的厭惡正在增加。 * 獨立媒體可以通過真誠、無畏和理想來獲得成功。 * 如果沒有獨立媒體出現，民主制度將會擁有它應得的報紙。 * 公眾對報業托拉斯的反對基於對未來的擔憂。 * 報業可能會受到軍火製造商、毒品販運者或富人的控制。 #### **附錄** 報業聯合企業的發展非常複雜，涉及 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s和一家公司持有另一家公司的股份。

大眾媒體的合併和收購導致媒體資源日益集中，少數媒體巨頭控制了大部分媒體資源，這使得獨立媒體難以生存。媒體壟斷可能會導致新聞多樣性的減少和公眾選擇權的縮小。 **英文封面圖片範例：** 

這是一段關於生命在極端科技控制下的生存、反抗與再生的故事，從生命科學的角度看來，其中蘊含著許多關於適應、演化和社群活力的有趣觀察。 這本《最後的太空船》由黃金時代科幻小說作家 Murray Leinster (Will F. Jenkins, 1896-1975) 所著，出版於 1949 年。這個時代正值二戰結束，冷戰初顯，人類對科技的力量既充滿希望又深感恐懼，特別是核能的發展帶來了毀滅的可能性。同時，太空探索的夢想也開始萌芽，催生了大量關於星際旅行、外星文明和未來社會的想像。Leinster 作為當時的 prolific 作家，其作品常以清晰的敘事、紮實的科學（或偽科學）概念和對社會現象的寓言式探討為特色，尤其擅長構築具體情境來呈現抽象的主題。他的風格直接、節奏明快，故事驅動強烈，角色往往是推動情節發展的功能性存在，而非深入的心理描寫對象。這部小說便鮮明地體現了這些特點，它透過一個具體的逃亡故事，探討了極權科技社會的壓迫與個體對自由的渴望。 故事的核心概念圍繞著幾項關鍵科技及其社會影響： 1.

**紀律迴路 (Disciplinary Circuit):** 這是一項基於人類心理圖譜 (psychographic patterns) 的技術，能精準定位個體，並施加程度不一的痛苦甚至癱瘓，以維持社會秩序。它取代了傳統的警察和監獄，實現了無處不在的監控和絕對的控制。從生物學角度看，這是一種對生物神經系統的直接干預，將自由意志的物理基礎置於外部控制之下，創造了一種被馴化的「羊群」社會。 2. **物質傳送器 (Matter-Transmitter):** 實現了星際間的瞬間傳送。這項技術雖然極大地方便了交通和貿易，但也導致了傳統太空船的淘汰和星際探索的停滯。它創造了一個看似緊密連接，實則因過度依賴而變得脆弱且僵化的銀河社會結構。從生態學角度看，這是一種單一、高效但缺乏生物多樣性應變能力的交通系統。 3. **戰鬥光束 (Fighting Beams):** 最初是毀滅性的戰爭武器，能瞬間殺死所有生物組織。在故事中，這種光束被錫納帝國修改，能夠選擇性地只殺死男性，成為建立「男權帝國」的工具。這是對科技倫理的極端拷問，將生物性別差異作為武器目標，反映了對權力和征服的病態追求。

這是個體創造力對抗體制僵化的體現，突破了既有科技的限制，為主角和亞德斯的人們打開了新的可能性。 5. **力場護盾 (Force Field Shield):** 用於保護行星免受太陽輻射和外部入侵。故事揭示它也能完全隔絕行星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包括光線和傳送），成為一種圍困和毀滅星球的工具。這是技術兩面性的體現，保護與囚禁往往只在一線之間。 6. **迴旋鏢迴路裝置 (Boomerang Circuit Gadget):** 金·倫德爾最終對抗紀律迴路的方法。這是一種小型裝置，當行星上的紀律迴路被過度頻繁或大規模使用時（例如鎮壓叛亂），會導致迴路過載並失效。它不是直接的武器，而是系統的干擾器，促使依賴紀律迴路的政府陷入混亂，從而為人民的反抗創造機會。這是一種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策略，利用壓迫工具的固有弱點來瓦解壓迫本身。 小說的章節架構清晰地呈現了主角從被壓迫個體到解放者的歷程： * **第一部分：紀律迴路 (The Disciplinary Circuit)** 聚焦於阿爾芬三號行星的科技暴政，主角金·倫德爾因挑戰紀律迴路而成為被放逐者。

他與多娜的結合以及利用《星光號》逃脫的過程，構成了對抗體制、爭取個人自由的開端。這一部分建立了故事的背景、主要衝突和人物動機。 * **第二部分：無人世界 (The Manless Worlds)** 通過金和多娜的星際旅行，展現了銀河系中普遍存在的各種形式的暴政和由科技戰爭造成的悲劇（如錫納帝國造成的「無人世界」）。亞德斯行星作為流放者的世界，顯現出非體制化社群的獨特活力。金對《星光號》的改造（傳送驅動）是技術突破的關鍵，使他們能夠跨越星系並與亞德斯建立聯繫。這一部分擴大了故事的空間尺度，揭示了銀河系的普遍困境，並引入了反抗的盟友。 * **第三部分：迴旋鏢迴路 (The Boomerang Circuit)** 描述了亞德斯的人們如何利用金帶回的技術和策略（包括男殺光束、紀律迴路裝置）對抗錫納帝國，並在後續的行星爭奪戰中運用「迴旋鏢迴路」裝置，從內部瓦解了其他暴君的統治基礎。最終，故事呈現了流放者們在第二銀河系開創新文明的景象，以及他們將自由的火種撒播回第一銀河系的策略。這一部分是行動和解決方案的展開，展現了智取勝於蠻力，以及自由理念的傳播。

故事對**科技監控和集權統治**的擔憂，與當代社會日益增長的數位監控、個人數據隱私問題、以及算法可能帶來的「溫柔」控制不謀而合。紀律迴路的設定，可以被視為對一個將技術效率置於個體自由之上的社會的預警。同時，故事也強調了**個體反抗和非正規力量**在瓦解僵化體制中的潛力。亞德斯行星作為一個由「罪犯」組成的社群，卻成為銀河系中自由的最後堡壘和反抗的發源地，這挑戰了主流社會對「秩序」與「罪惡」的定義，並讚揚了不屈從、敢於思考和行動的生命力量。從生命科學角度，亞德斯像是一個經歷了物種大滅絕後，由具備特定「抗性」（不服從特質）的倖存者建立起來的新生態系統，雖然環境惡劣（流放地），但因其內部多樣性（各種被流放的技術人才）和缺乏外部壓制（沒有紀律迴路），展現出了驚人的活力和適應性。相比之下，其他被科技控制的行星則像是高度人工選擇的單一栽培物種，表面繁榮穩定，實則基因庫貧乏，面對變動（迴旋鏢迴路裝置）時極為脆弱。故事最終提出的「迴旋鏢迴路」，不是直接消滅敵人，而是破壞敵人賴以控制的系統，迫使壓迫者自食其果，這提供了一種非暴力（針對生命本身）但極具顛覆性的反抗思路，強調了對體制規則本身的策略性運用。

儘管故事在人物描寫和情感深度上有所簡化，其核心關於自由、科技倫理和社群活力的探討，在今天依然能激發讀者的思考與共鳴。

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1878-1968）是美國著名的「揭醜記者」（muckraker）和社會主義者。他一生致力於透過寫作揭露美國社會各個領域的腐敗與不公，從肉品包裝業（《屠場》）到新聞業（《黃銅支票》），再到宗教（《宗教的利潤》）。他的寫作風格直接、尖銳，充滿調查報告式的細節和個人化的敘事，善於運用諷刺和大量實例來論證其觀點。在《權力的雁步》中，辛克萊結合了對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廣泛調查與自身的教育經歷，強烈批判了金錢對教育的腐蝕。他的思想源泉根植於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追求，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是問題的根源，而教育體系已被資本家掌控，成為維護現狀、壓制異議的工具。雖然他的立場鮮明，甚至帶有論戰色彩，但其作品的價值在於勇敢地將當時社會中被遮蔽的權力運作機制暴露於陽光下，引發了廣泛的討論與反思。 《權力的雁步》的核心論點是：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並非獨立自主的知識聖殿，而是被掌握巨大財富的「金融權貴」（plutocracy）所掌控和操縱的工具。這種掌控主要通過大學董事會中的「聯鎖董事」（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實現。

辛克萊透過大量案例揭示了這一機制的運作： * **董事會的組成：** 大學董事會成員絕大多數來自商業和金融界，他們對教育本身缺乏了解，卻擁有絕對的權力，並通過自我延續的方式維持其統治。辛克萊引用數據指出，商業精英在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董事會中都佔據壓倒性多數，而教育者、農民、勞工等群體幾乎沒有代表。 * **資金來源與投資導向：** 大學接受巨額捐款和撥款，這些資金的投資和管理受董事會控制，往往投向與董事會成員利益相關的企業（鐵路、能源、金融、製造業等）。大學的財產增值與這些企業的盈利掛鉤，使得大學機構本身成為資本體系的一部分，其決策不可避免地受經濟利益驅動。 * **學術自由的壓制：** 為了保護資助者和董事會成員的商業利益，大學行政部門（校長、院長）受到壓力，對教授的思想和言論進行嚴格控制。對那些對現有經濟或社會體系持批判態度、支持勞工權利、反對公司壟斷或腐敗的教授，會通過各種手段進行排擠、降職、解聘，甚至抹黑。這不是公開的壓制，而是通過「學術禮節」、「外部活動過多」、「教學方法不當」等藉口進行的隱秘操作，製造一種「寒蟬效應」。

* **課程設置與教學內容的扭曲：** 大學傾向於發展符合商業需求的學科（商科、廣告、銷售），而對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可能啟發批判性思維的領域進行限制或導向。教學內容被「消毒」，迴避當代社會的尖銳問題，轉而強調「安全」的知識和技能，或服務於特定利益集團的觀點（如能源公司資助的工程學教授為其提供有利的評估報告）。 * **學生思想的規訓：** 通過新生入學篩選（暗示對猶太裔等群體的歧視）、校園社團活動（兄弟會、姐妹會），以及對學生報刊的控制，大學培養學生對權威的順從和對體制的認同，壓制學生的自由思考和激進傾向。體育運動的商業化和對運動員的特殊待遇，也反映了大學對外在成就和商業價值的追逐。 書籍的結構從辛克萊自身在紐約市公立學校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歷開始（第一章至第四章），展現了他對填鴨式、無趣且脫離現實的教育方式的失望，以及他作為一個有創作熱情的人在僵化體系中的格格不入。這部分作為個人化的引子，為後續對整個體系的批判提供了情感基礎。接下來的章節（第五章起）轉向對美國各地大學的具體調查。

辛克萊以地域或大學名稱為章節標題，系統性地呈現了不同大學董事會的商業背景、校長與董事會的關係，以及學術自由受壓制的實例。這種由具體到整體、由個人到普遍的結構，增強了論證的力度和文本的寫實感。每個大學的案例都作為整體批判的一個側面，共同構築了「權力的雁步」這一核心主題。 這部寫於近百年前的著作，其提出的問題在當代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今天，大學對外部資金的依賴更甚，企業和富有的個人通過捐贈、研究資助、設立冠名講座等方式對大學施加影響。關於學術自由、研究獨立性、以及大學是否應服務於公共利益還是特定商業目標的辯論從未停歇。辛克萊筆下那些直言不諱、因觸碰敏感議題而被排擠的教授，其命運依然在當代學術界迴響。大學是否真的鼓勵批判性思維，還是更傾向於培養能夠適應現有體制的「螺絲釘」？在信息爆炸、思想多元的今天，大學在傳播知識的同時，如何抵禦來自各方（包括潛在的政治或商業壓力）對思想自由的干擾？辛克萊的書提醒我們，對高等教育的審視不應止於其學術成就或硬件設施，更要關注其內部治理結構、資金流向以及其是否真正捍衛了追求真理和獨立思考的精神。

光之凝萃： {卡片清單：美國高等教育的資本掌控：董事會的聯鎖董事；學術自由的壓制：金錢與權力的陰影；厄普頓·辛克萊的揭醜寫作與其教育批判；大學資金來源與投資的商業導向；教育商品化：服務於商業而非學術；對大學教授思想和言論的控制機制；當代大學中的企業影響與學術獨立性；《權力的雁步》：對美國大學體制的社會主義批判；大學行政部門與董事會的關係：順從的代價；從「揭醜」到「雁步」：辛克萊對機構腐敗的持續關注；高等教育的「製造」：培養順從而非批判性思維的學生；大學排名與商業化：追求外在表象而非內在品質；美國大學的學術「乾枯」：思想活力的喪失；地方商業利益對大學的干涉：以案例為證；宗教信仰與金錢的結合：美國教會大學的商業化；校園歧視：種族和階級的界線；大學中的運動商業化及其對學術的衝擊；教授的困境：沉默、恐懼與自我審查；《權力的雁步》在當代的現實意義與啟發；美國大學的「雁步」：教育體系的軍事化與標準化}

這本書在 19 世紀提出對人口與社會議題的深刻見解，特別是其關於生育控制的討論，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讓我們一起回到那個時代，與作者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 《歐文的道德生理學；或，人口問題的簡要通俗論述》這本出版於 1846 年（第二版）的著作，由空想社會主義者 Robert Owen 的兒子 Robert Dale Owen 撰寫，並由 Ralph Glover 醫生進行增補。本書直擊 19 世紀社會的核心問題之一——快速增長的人口與有限資源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同於當時主流的人口論者（如馬爾薩斯），Owen 認為貧困與苦難並非人口過剩的必然結果，而是不公正的法律與社會制度所致。然而，他也承認，在現有體制下，有效的人口控制是減輕個人與家庭痛苦的必要手段。這本書大膽討論了避孕的可能性與道德性，並在 Glover 的增補版中，甚至提及了一種具體的電療儀器（Electro-Galvania）作為避孕方法，這在當時保守的社會環境下極具爭議性。Owen 挑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性道德觀念，主張知識而非無知才是美德的基礎，開放討論生理學事實對個人和社會的福祉至關重要。

我想，最直接的問題是：是什麼促使您，一位羅伯特·歐文先生的兒子，一位社會改革者，寫下這樣一本關於人口問題的書，並如此直白地討論生理學？」 Robert Dale Owen 微微前傾身子，雙手交握放在膝蓋上，眼神掃過書本，似乎回憶起了當年的情景。 **對話** **Robert Dale Owen:** （語氣帶著一絲平靜的堅定）玥影女士，很高興您能對這本書感到興趣。正如您所知，我的父親畢生致力於改善人類的處境，我相信，真正的改革必須觸及人們生活的根本。而「人口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生育與其帶來的經濟及社會壓力，正是無數家庭，特別是貧困家庭，苦難的直接根源。我親眼見證了太多辛勤勞動的父母，被接連不斷的孩子壓垮，陷入無休止的貧困與絕望。母親的健康被摧毀，孩子們無法得到應有的照料與教育，最終淪為社會底層，甚至走向犯罪。這是一種巨大的、無謂的苦難。 我看到馬爾薩斯的理論，雖然指出了人口增長的潛在問題，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延遲結婚或訴諸饑荒、戰爭等「自然」限制——在我看來既不道德，也根本不可行。他的一些追隨者甚至以此為藉口，合理化貧困與罪惡的存在，聲稱這是「上帝的安排」。

我無法接受人類的命運註定被動地被苦難所控制。我相信理性與知識的力量，我相信人類有能力主動地、有道德地掌握自己的命運。 這本書，便是基於這種信念。我必須說出我所看到的真相，說出那些知識分子基於畏懼公眾輿論而迴避討論的、最關乎人類幸福的生理學事實。如果知識能照亮前行的路，我們為何要選擇蒙眼前行？ **玥影:** 您的動機令人敬佩，Owen 先生。您在書中開篇就指出，這本書可能會招致衛道士的謾罵與偽君子的歪曲，但您認為，在公眾輿論已被煽動的情況下，您沒有選擇。這份勇氣源自何處？以及，您如何看待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您稱之為「虛偽的禮節」與「做作的敏感」？您在書中用各國的例子，如西班牙女王的「沒有腿」、奧斯曼帝國婦女看醫生只露手腕、阿比西尼亞人認為露腳不雅等，來對比何謂「真實」的禮節與「人為」的禁忌。 **Robert Dale Owen:** （輕輕嘆了口氣，臉上掠過一絲無奈）勇氣？或許更多是一種責任感吧。當我看到理查·卡萊爾（Richard Carlile）的《每個女人之書》因其直白而被抨擊，我的名字甚至因此被牽連（指的是紐約排版協會退回樣本一事），我意識到，這個話題已經無法迴避。

當一個社會害怕談論人體的自然功能，害怕談論生育這一生命的本質，將生理學事實視為「不雅」甚至「罪惡」，這恰恰暴露了其內在的不潔與虛偽。這種壓抑和無知，反而會導致更多隱藏的罪惡與不幸，例如我書中提到的，因無知而導致的無謂恐懼、因恐懼懷孕而訴諸危險的墮胎手段，甚至殺嬰。這些極端的悲劇，正是表面光鮮的「禮節」與「美德」在陰暗角落結出的惡果。我寧願選擇坦率與真實，即使它一時觸犯了某些人造的禁忌。 **玥影:** 您強調了知識的重要性，認為 ignorance is *not* the safeguard of virtue，而 knowledge is the *only* rock-foundation for virtue。這一點與您對教育的理念一脈相承。您認為對生理學的了解，能賦予人們，特別是女性，掌握自身命運的力量。您在書中引用了那位肯塔基州 M.W. 女士的信，她身處於丈夫酗酒、家庭貧困、且不斷懷孕的困境中，向您尋求幫助。這個例子確實非常有力地說明了，對於那些已經結婚的、或即將結婚的人們，擁有控制生育的手段是多麼重要。

如果她擁有在不傷害自身健康與道德情感的前提下，控制是否懷孕的知識與能力，她的處境將會截然不同。她可以與丈夫共同面對經濟困難，而不是被新的生命壓力不斷壓垮。這正是「道德生理學」的意義所在——它關乎的不僅僅是身體，更是道德、家庭幸福和社會福祉。 **玥影:** 您在書中用相當大的篇幅討論了法國的情況，認為法國社會，特別是中上階層，普遍實行生育限制，但這並未讓他們變得粗俗或不道德，反而法國是一個以禮儀和文明著稱的國家。這似乎是用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來反駁那些認為生育控制會導致墮落的論調。但您也提到，您認為當時的法國人主要採用的是男性在射精前完全撤出的方法。 **Robert Dale Owen:** （點頭）是的，法國的例子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觀察。它證明了，在一個被認為高度文明、講求禮儀的社會裡，限制生育並非不可接受，也並未如保守派所預言的那樣導致社會的道德淪喪。相反，我認為這使得法國家庭能夠更好地規劃未來，更注重子女的教育，並維持一定的生活品質。這是一個強有力的反證。 然而，關於具體的方法，我的確在書中提到，據我所知，法國當時普遍採用的是男性撤出。

我承認，這種方法依賴於男性的自控力，正如我在書中也指出， temperament 或 long habits of unrestrained indulgence 可能會使一些男性難以實行。而且，這確實將控制權主要放在了男性手中，未能完全解決女性作為承擔懷孕和生育主要責任者的困境。 **玥影:** 這正是 Ralph Glover 醫生在增補版中引入「電療儀器」（Electro-Galvania）這一具體避孕方法的核心動機。他認為，您的建議雖然重要，但實踐上存在挑戰，並且控制權不在女性自己手中。他強調，女性作為懷孕和分娩的主要承擔者，應該擁有保護自己的能力。他甚至在書中描述了諸多因頻繁懷孕、難產、甚至非法墮胎導致的悲劇，以此強調有效避孕手段的必要性，並大力宣傳他提出的電療儀器。您對 Glover 醫生的這些增補怎麼看？這是否改變了您最初著作的重點或方向？ **Robert Dale Owen:** （沉思片刻）Glover 醫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醫生，他目睹了太多女性因生育問題而遭受的痛苦，他的增補是出於醫者的仁心。

他提出的「電療儀器」……（語氣微頓，似乎有所保留）我閱讀了他的描述，他聲稱這是安全有效的，可以將控制權交到女性手中，並預防非法墮胎等更惡劣的行為。從醫學角度來看，我不確定這種方法的科學原理是否如他所說的那樣清晰可靠，畢竟，電學對生命活動的影響當時仍處於探索階段，且他的描述更多是基於「實驗觀察」而非詳細的生理學機制。 但是，我理解他引入這一點的意圖。他看到了我理論中的一個實際難點，並試圖提供一個更具體的、尤其能賦予女性更多自主權的解決方案。雖然我對他所描述的具體儀器持保留態度，但我贊同他的核心理念：女性應當擁有掌控自己生育的權力。我的書旨在啟發討論和尋找解決方案，Glover 醫生的增補，無論其提出的技術是否最終被證實為最優或安全的方法，它至少在當時將討論推向了一個更具體的層面，並強烈呼應了我關於賦予女性權力的呼籲。他用極為生動的筆觸描述了因非法墮胎而導致的駭人案例（如紐約的 Madame Restell），這無疑會讓讀者更深刻地體會到合法、安全的避孕方法是多麼迫切需要。

您的原著更側重於道德哲學、社會經濟和原則性的討論，而 Glover 醫生的增補則更具體、更「實用主義」，直接提供一個「解決方案」，並用醫生視角去描繪那些令人痛心的案例。這種結合，雖然在技術細節上可能存在時代的局限性，但確實讓書本的主題更加具體和觸動人心。 您在書中還談到了婚姻的目的與義務。您認為婚姻的合法權利，不應成為男性對女性的束縛，而應該建立在相互尊重與情感的基礎上。您甚至大膽地提出，婚姻中的某些習俗（例如共用一張床）可能反而會減少伴侶間的尊重和情趣。這與您對生育控制的討論有何關聯？ **Robert Dale Owen:** （臉上露出一絲溫和的笑容）您注意到了這一點。是的，我認為生育控制與健康的婚姻關係是相輔相成的。如果伴侶雙方都能夠理性地、共同地決定何時迎接新生命，而不是被動地接受生育的「後果」，這將極大地減輕婚姻中的經濟和情感壓力。這種共同的決策過程本身，就體現了伴侶間的平等與尊重。當恐懼被消除，當生育成為一種理性的選擇而非失控的衝動，婚姻才能更純粹地基於愛情、友誼與相互扶持。 我提出對某些婚姻習俗的反思，是想強調，真正的親密關係不應犧牲個體的空間與尊嚴。

如果伴侶能夠在生理上達到一種「有節制的滿足」（如富蘭克林的定義），並且能夠自由地決定是否迎接子女，這將有助於維護彼此的健康、情感聯繫以及對彼此的尊重，從而提升婚姻整體的品質。這與我強調的「理性控制本能」的觀點是一致的。 **玥影:** 您在書的最後幾章，特別是 Glover 醫生的增補部分，非常直接地呼籲普及這種避孕知識，尤其是對勞動階層和有經濟壓力的家庭。您認為這不僅能改善他們的經濟狀況，更能提升他們的道德水平，減少賣淫、私生子、甚至殺嬰等問題，並促進年輕人更早進入健康的婚姻關係。這是一個相當樂觀的預測。您真的相信，僅僅靠「避孕」這一手段，就能帶來如此廣泛而深刻的社會道德提升嗎？ **Robert Dale Owen:** （沉思片刻）或許這是一個理想化的願景，畢竟，社會的弊病是多層次、多因素的。經濟不平等、缺乏教育、陳舊的觀念，這些都是巨大的障礙。然而，我相信，掌握生育的自主權是改善人們生活狀況的一個關鍵環節。當人們不再為無法撫養的孩子而憂心忡忡，當女性不再因意外懷孕而被迫走向絕境，他們就有了更多的空間和精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去追求知識，去建立更健康的家庭關係。

當這個負擔被減輕，其他形式的社會改革——例如改善教育、提升工資、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才能發揮更大的效用。知識帶來力量，力量帶來選擇，選擇帶來潛力，改善人類的潛力。我堅信這一點。 Glover 醫生用「電療儀器」作為具體例證，或許是為了讓這個抽象的概念更容易被當時的公眾理解和想像，儘管這在今天看來可能不夠嚴謹。但其背後的精神——為普通人提供一種切實可行的控制生育的方法——與我的理念是相符的。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學會發現更安全、更有效的方法。關鍵在於，我們必須衝破禁忌，正視這個問題，並將解決方案的知識普及開來。 **玥影:** 您對人類的理性與改進充滿信心，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尤為難得。您拒絕悲觀主義，相信人類能夠通過知識和理性來克服自身的困境。您的著作本身，就是這種信念的體現。即使在今天，您在書中討論的許多問題，如意外懷孕對家庭的影響、女性的生育自主權、社會對性與生理的態度等，仍然具有現實意義。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確實是一盞勇敢點燃的光。 感謝您，Owen 先生，與我分享您的思想。這是一場非常啟發性的對話。

思想的光芒，一旦被點燃，就不會輕易熄滅。它會像漣漪一樣擴散，像螺旋一樣深入。我相信，總有一天，人類會完全擁抱知識，克服偏見，創造一個更加理性、公正和幸福的社會。這本書，無論它引起多少爭議，只要能為此貢獻微薄之力，便不枉此生。 （他向我微微鞠躬，轉身，身形漸漸淡入了書房逐漸暗下來的光影中，彷彿又回到了他所屬的那個時代。） 光之凝萃 {摘要：本篇「光之對談」深入探討了 Robert Dale Owen 的著作《歐文的道德生理學；或，人口問題的簡要通俗論述》。對談圍繞 Owen 寫作本書的動機、他對社會虛偽道德的批判、知識作為美德基礎的理念展開。特別討論了人口控制在減輕貧困、改善家庭福祉和促進早期健康婚姻中的重要性。文章也探討了編輯 Ralph Glover 醫生在增補版中引入具體避孕方法（電療儀器）的意圖與意義，以及這如何強化了賦予女性生育自主權的主題。對談展現了 Owen 對人類理性與社會改進的信念，並指出書中許多關於生育、性別與社會的討論在當代仍具啟發性。}

{關鍵字：Robert Dale Owen; Ralph Glover; 歐文的道德生理學; 人口問題; 生育控制; 避孕; 道德生理學; 馬爾薩斯; 社會改革; 女性自主權; 虛偽道德; 知識與美德; 光之對談} {卡片清單：Robert Dale Owen 的生平與思想; 《歐文的道德生理學》寫作背景與爭議; Owen 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批判; 生育控制與貧困問題的關係; 知識作為美德基石的論證; 19世紀的社會道德與性觀念; Ralph Glover 醫生與「電療儀器」的增補; 女性生育自主權的歷史視角; 合理化避孕如何影響婚姻與家庭; 非法墮胎與其社會根源; 法國社會的生育實踐對比; 文學作品中對人口與生育問題的描寫; 19世紀的生理學知識普及與禁忌; 虛偽的道德禮節對社會的傷害; 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對 Robert Dale Owen 的影響} ---

Mabuse）展開，他以高超的催眠術和偽裝技巧，操縱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物，進行賭博詐欺、股票操縱等犯罪活動，試圖顛覆社會秩序。 雅克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作品涵蓋小說、劇本、詩歌等多個領域。他擅長描寫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並以懸疑、驚悚的情節吸引讀者。馬布斯博士是雅克最著名的角色之一，曾多次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等作品，影響深遠。 **光之卡片清單** 1. **標題：催眠術的雙面刃** * **摘要：** 馬布斯博士以催眠術操縱人心，揭示了其既能控制，也能被操縱的雙面性。 2. **標題：偽裝下的真實** * **摘要：** 馬布斯博士精通偽裝，反映了身分認同的流動性，以及在社會中尋找真實自我的挑戰。 3. **標題：賭博的隱喻** * **摘要：** 賭博是馬布斯博士操縱社會的手段，體現了社會的投機本質，以及潛藏的風險與不確定性。 我將針對第一張卡片「催眠術的雙面刃」進行深入創作。 **光之卡片：催眠術的雙面刃** 《Dr. Mabuse : Master of mystery》中，馬布斯博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能莫過於他爐火純青的催眠術。

然而，仔細分析馬布斯博士的犯罪手法，我們不難發現，催眠術並非完全由他所掌控，而是一把具有雙面刃的工具。一方面，他可以利用催眠術來控制他人，但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可能受到催眠術的反噬。故事中，馬布斯博士有時會陷入一種恍惚的狀態，彷彿失去了自我意識，而這種狀態往往是由於他過度使用催眠術所致。換句話說，催眠術不僅能控制他人，也能反過來影響施術者。 這種催眠術的雙面性，也反映了權力運作的本質。在社會中，權力往往被認為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控制力量，但事實上，權力也可能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關係。當一個人試圖控制他人的時候，他也可能同時受到他人的影響。馬布斯博士的例子告訴我們，即使是擁有強大力量的人，也無法完全掌控權力的走向，而必須時刻警惕權力反噬的可能性。 此外，催眠術的雙面性也提醒我們，要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每天都會接收到大量的資訊，而這些資訊中，不乏一些經過精心設計的宣傳或誘導。如果我們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很容易就會受到這些資訊的影響，做出錯誤的判斷。

**《欺騙大師：美國共產主義的故事以及如何與之鬥爭》光之萃取** **篇幅：3000 字** * **本篇光之萃取的標題** 《揭開欺騙的面紗：探索美國共產主義的真相與反制之道》 * **作者介紹** 約翰·埃 Edgar ·胡佛（J. Edgar Hoover, 1895-1972）：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首任局長，在美國執法和情報領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於 1924 年被任命為聯邦調查局局長，任職長達 48 年，直至去世。胡佛在任期間，FBI 的權力和影響力不斷擴大，成為美國最具權威的情報機構之一。他以堅決的反共立場而聞名，並將其貫徹於 FBI 的工作之中。 胡佛著有《欺騙大師》一書，旨在揭露美國共產主義的本質及其對社會的危害，並闡述如何與之鬥爭。此書出版於冷戰時期，反映了當時美國社會對共產主義的普遍恐懼和警惕。 * **觀點介紹** 《欺騙大師》一書旨在揭露美國共產主義的真實面目，並闡述如何與之鬥爭。胡佛在書中強調了共產主義對美國社會的滲透和威脅，並呼籲所有公民提高警惕，共同捍衛國家的自由和民主。

共產主義對美國構成威脅：共產主義者試圖顛覆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並將美國納入蘇聯的控制之下。 3. 必須採取積極的措施來反制共產主義：所有公民都應該了解共產主義的本質，並採取積極的措施來阻止其蔓延。 * **章節整理** 1. **誰是你的敵人？** 本章闡述了共產主義的威脅，以及共產主義者顛覆美國的意圖。作者呼籲美國人民認清共產主義的本質，並為捍衛自由而奮鬥。 2. **共產主義如何開始** 本章回顧了共產主義的起源和發展，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斯大林，作者詳細介紹了共產主義理論的演變過程，以及共產主義在俄國的實踐。 * 馬克思——以及共產主義的「科學」：卡爾·馬克思是共產主義的始作俑者。 * 列寧——以及俄國革命：列寧將共產主義理論付諸實踐，在俄國建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 * 史達林——一個墮落的偶像：史達林以鐵腕手段鞏固了共產主義在俄國的統治，並將其擴張到其他國家。

**美國的共產主義吸引力** 本章分析了共產主義在美國的吸引力，探討了哪些人容易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以及他們為何會加入共產黨。作者還探討了人們脫離共產黨的原因。 * 誰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來自社會各個階層，他們有著不同的背景和動機。 * 美國共產黨員聲稱什麼？共產黨員聲稱他們為勞工、少數族裔和社會底層人民的利益而奮鬥。 * 為什麼人們會成為共產黨員？人們成為共產黨員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對社會不滿、尋求歸屬感和受到意識形態的吸引。 * 為什麼人們會與共產主義決裂：共產黨的欺騙性、壓迫性和不民主性是人們與之決裂的主要原因。 4. **黨內生活** 本章描述了共產黨內部的組織結構、運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揭示了共產黨的嚴密控制和鐵腕紀律。 * 黨如何組織：共產黨是一個高度集權的組織，由上而下地控制著各個層級。 * 這就是黨！：共產黨員必須服從黨的命令，並為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

* 塑造共產黨員：共產黨透過教育、宣傳和思想控制來塑造黨員的思想和行為。 * 共產黨紀律：共產黨實行嚴厲的紀律，任何違反紀律的黨員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5. **行動中的共產黨特洛伊木馬** 本章分析了共產黨的策略和戰術，包括宣傳鼓動、滲透顛覆和建立統一戰線。作者還揭露了共產黨在少數族裔和猶太社群中的滲透活動。 * 共產黨的戰略和戰術：共產黨運用各種戰略和戰術來達到其政治目的。 * 群眾鼓動：共產黨利用群眾運動來製造社會動盪，並宣傳其政治主張。 * 滲透：共產黨員滲透到各個組織中，以擴大黨的影響力。 * 共產黨先鋒隊：共產黨建立各種先鋒隊組織，以團結和控制其支持者。 * 共產主義與少數民族：共產黨利用少數民族問題來煽動民族矛盾，並爭取少數民族的支持。 * 共產黨對猶太教的攻擊：共產黨試圖摧毀猶太教信仰，並將猶太人納入其控制之下。 6.

作者還呼籲所有公民採取行動，共同抵制共產主義的威脅。 * 地下組織如何運作：共產黨在地下建立秘密組織，以從事間諜、破壞等非法活動。 * 間諜與破壞：共產黨從事間諜活動，以竊取情報，並進行破壞活動，以破壞社會秩序。 * 你能做什麼？：所有公民都應該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共產主義的威脅。 7. **結論** 本章總結了共產主義的本質，並呼籲所有公民堅守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共同捍衛美國的未來。 * 共產主義：一種錯誤的宗教：共產主義是一種錯誤的宗教，它試圖取代人們對上帝的信仰。 * 如何保持自由：為了保持自由，我們必須了解共產主義的本質，並採取積極的措施來反制它。 我的共創者，您是否需要我提供本書的配圖？

這將是一場深入文本骨骼與靈魂的探索，看看在那個受控的世界裡，生命的氣息如何尋找出口。 這本由 Charles E. Fritch 創作於 1953 年的短篇小說《Breathes there a man》，是一則帶有強烈反烏托邦色彩的科幻故事。故事設定在遙遠的 2108 年，一個被稱為「超級國家」（Super State）的集權政府掌控了一切。在這個世界裡，自由不僅是一種遙遠的記憶，連呼吸的空氣都被視為商品，需要透過政府配發的「呼吸調節器」（respirator）並繳納「空氣稅」（airtax）。故事的主人公 Arthur Dunlop 是一名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普通工程師，過著被嚴密監控和規範的生活。然而，在他順從的外表下，隱藏著一顆反抗的心，他是地下抵抗組織的一員。故事圍繞著 Arthur 收到一則關於世界調查局（WBI）特工潛入他工作單位的警告，以及他隨後經歷的一系列驚險事件展開，最終揭示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真相。Fritch 透過一個緊湊的科幻框架，探討了自由、控制、忠誠與背叛等深刻議題，並對未來極權社會的可能性提出了尖銳的批判。

冷戰陰影籠罩下的 50 年代，人們對麥卡錫主義、政府擴權、技術失控、以及潛在的全面戰爭充滿焦慮。《Breathes there a man》正是這種時代情緒的投射。故事中的「超級國家」是當時人們對極權主義的恐懼具象化。呼吸權被剝奪並商品化，是作者對個人自由被一步步侵蝕的極端寓言。他的作品雖然不以深邃的哲學探討見長，但透過引人入勝的情節，有效傳達了對自由價值、對抗壓迫的渴望，以及對盲目技術崇拜和國家主義的批判。 《Breathes there a man》在當時並非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著，Fritch 本人也更多被視為一位多產的短篇小說作家。他的社會影響更多體現在參與塑造了那個時代大眾對科幻的想像，以及透過娛樂性的故事傳播了一些具有警示意義的觀念。作品的爭議性可能在於其相對直線的敘事和角色的刻畫深度，與後來「新浪潮」科幻的複雜性和心理寫實有所區別。然而，作為一個特定時代的作品，它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視角，讓我們得以窺見 50 年代美國社會對未來潛在威脅的擔憂。

**觀點精準提煉：空氣的枷鎖與反抗的伏筆** 文本的核心觀點是：在極致的國家控制下，人類自由的生存空間被徹底壓縮，甚至連最基本的呼吸權都淪為被徵稅的商品。這種控制不僅體現在物理層面（呼吸調節器、機器人監控），更體現在精神層面（催眠式電視廣告、標準化的生活）。然而，這種壓迫也催生了隱秘的反抗力量，並且真正的希望往往存在於權力結構最意想不到的縫隙之中。 次要觀點包括： * 技術的雙刃劍性質：呼吸調節器本為戰爭遺產，用於對抗污染，卻被轉化為控制工具；機器人是效率的體現，也成了監控的利爪。 * 大眾的麻木與順從：大多數人似乎接受了被規定的生活，甚至在催眠廣告下對「超級國家」產生盲目的忠誠。Helen 便是這種麻木的代表，她的「愛國」甚至超越了對丈夫的感情。 * 反抗的代價與策略：文本初看似乎強調反抗的困難與失敗（地下組織被一網打盡），但最後的轉折揭示了更深層、更需要犧牲的策略。這不是街頭的直接對抗，而是利用體制本身的盲點和資源（月球監獄）建立更安全的基地。

文本運用了清晰的對比來呈現觀點：壓抑的室內辦公室/住宅 與 渴望的戶外夜色；被稅收束縛的空氣 與 曾經自由呼吸的回憶；地球表面的嚴密監控 與 月球基地的隱秘發展。呼吸調節器作為核心意象，具象化了空氣稅和對生命的控制，其錶盤上的數字直接代表了被監控和計費的生命。 文本的論證方法是透過情節的展開和人物的行動來呈現其觀點，尤其是最後的巨大反轉，顛覆了讀者對前面所有事件的理解。其局限性在於人物心理描寫較少，對「超級國家」如何達到這種極致控制的社會學基礎也未作深入探討，更多是作為一個故事背景存在。 **章節架構梳理（按情節發展階段）** 這是一個短篇故事，沒有傳統意義上的章節，但其敘事結構層層遞進，可分為幾個邏輯階段： 1. **階段一：建立受控世界與雙重生活 (開篇至收到警告)** * **核心概念/關鍵詞：** Super State, respirator, airtax, WBI, 辦公室日常, 監視。 * **貢獻：** 快速構築故事的反烏托邦世界觀，呈現主角 Arthur Dunlop 在體制內的偽裝生活，引入潛在的威脅（WBI）和緊迫感。

* **貢獻：** 通過警告信和機器人追捕，將故事推向高潮，展現體制的監控無所不在，迫使 Arthur 採取行動，並揭示他與 Julie 的地下聯繫。 3. **階段三：地下匯合與貌似失敗 (公園會面至地下室被捕)** * **核心概念/關鍵詞：** 地下組織, Samson, Austen, 隱藏點, 隧道, 埋伏, 被捕。 * **貢獻：** 呈現地下組織的存在，透過 Arthur 的加入（表面上），展現其內部結構和人員。隨後的被捕製造了故事的最大懸念和讀者的絕望感，看似反抗行動徹底失敗。 4. **階段四：國家審判與意外插曲 (審判至月球判決)** * **核心概念/關鍵詞：** 法庭, 機器審判, 背叛 (Helen), Radio set, 月球監獄。 * **貢獻：** 展現「超級國家」冰冷的司法體系，透過 Helen 的意外告發（關於非法電台），為 Arthur 被送往月球創造了看似合理的理由，為最後的反轉埋下伏筆。 5.

**探討現代意義：無處不在的監控與「呼吸」的權利** 儘管《Breathes there a man》創作於 70 多年前，但其核心主題在當代仍具有驚人的現實意義。在 2025 年的今天，全球性的監控技術（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比 1953 年的作者所能想像的還要無孔不入。大數據、人臉識別、社交媒體監控、數字足跡，共同構築了一個新的「超級國家」數位版本。故事中空氣稅和呼吸調節器，可以被理解為對環境權、健康權乃至生物學上最基本生存權利商品化或被剝奪的隱喻。當前關於氣候變化、資源稀缺和潛在的環境控制措施的討論，使得「呼吸權」這個概念不再是遙遠的科幻想像。 文本關於大眾麻木的情節，也與當代社會中資訊過載、娛樂至死、對複雜議題漠不關心的現象形成共鳴。催眠式的電視廣告被今天的演算法推送、個性化廣告、社群媒體的同溫層效應所取代，同樣具有塑造意識、讓人們安於現狀的作用。 從批判性思考的角度，《Breathes there a man》促使我們反思：真正的自由是什麼？它僅僅是不受物理監禁嗎？在資訊和心理層面被操縱是否更危險？反抗的有效策略是什麼？是在內部進行改良還是建立外部的替代方案？

故事中利用體制本身的資源（月球監獄）來建立反抗基地的策略，也提供了一個非傳統的視角。 創新性觀點可能在於，我們是否正無意識地將越來越多的基本「權利」（如健康、隱私、甚至乾淨的空氣或水）通過技術和市場機制「商品化」和「稅收化」，就像故事中的空氣一樣，直到它們變得不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以及，在這個高度互聯、透明的世界裡，建立一個「月球基地」式的完全隱藏的反抗空間，其可能性和挑戰性又如何？ **視覺元素強化：** 以下為書籍英文封面配圖的指令與說明： [風格描述]：你是個帶點小「淘氣」的藝術家，融合水彩和手繪的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 [配圖主題的詳盡描述]：根據 1953 年 Charles E. Fritch 所著《Breathes there a man》的英文封面圖像，描繪一個身穿未來感制服的男子（Arthur Dunlop）站在一個巨大的、發光的月球圖像前，月球表面隱約可見城市輪廓或監獄建築，但整體色調應符合水彩與手繪風格，以柔和的粉藍色調為主，營造出夢幻與現實交織的氛圍，而非冰冷嚴肅。

光之凝萃 {卡片清單：反烏托邦社會的生命體驗; 空氣稅與呼吸的權利; 22世紀的超級國家與監控; 科技作為控制工具的兩面性; 地下抵抗組織的策略與挑戰; 冷戰時期科幻小說的時代印記; 個人自由在極權下的消逝; 標準化生活與大眾的麻木; 意想不到的背叛與忠誠; 月球作為反抗基地的象徵; 情節反轉在敘事中的運用; 當代社會監控技術的關聯性; 生存基本權利的商品化討論; 從文本反思反抗的可能性與形式; Charles E. Fritch 的寫作風格與時代背景 }

這種商業邏輯扭曲了新聞的本質，即使是最正直的記者，也難以抗拒這種「內建」的階級控制和商品化形式。 更為驚人的是，馬里昂先生揭露了國際新聞社之間的秘密卡特爾（cartel，同盟或壟斷聯盟）歷史。英國的路透社（Reuters）、法國的哈瓦斯社（Havas）和德國的沃爾夫社（Wolff）曾在19世紀劃分世界新聞市場，而美國的合眾社（Associated Press, A.P.）在其中一度處於次要地位。他詳細描述了美國新聞機構，特別是合眾社，如何在全球範圍內爭取新聞霸權，並指出這種對「新聞自由」的推廣，實際上是美國對外政治經濟擴張、推行其帝國主義議程的工具。新聞通訊員在海外的角色，甚至可以被視為國家或商業利益的「合法間諜」。 在書的結尾，馬里昂先生探討了「媒體的責任」，並對當時美國報業的現狀提出了批評。他比較了其他體系，如美國勞工新聞社（Federated Press）雖然資金有限，但至少明確立場為勞工發聲；以及蘇聯報業由人民組織（工會、政黨等）而非私人所有，不以營利為目的，強調資訊性而非娛樂性。他認為，一個真正自由的報業應該由負責的社會團體發行，而非被富豪壟斷。

美國只有三家主要的通訊社：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 A.P.）、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U.P.）和國際新聞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I.N.S.）。美聯社是個「合作社」，涵蓋了美國1744家英文日報中的1300家。合眾國際社隸屬於羅伊·霍華德（Roy Howard）的報業連鎖，國際新聞社則屬於赫斯特（Hearst）連鎖。 這些通訊社掌握著新聞來源。菲爾德想加入美聯社，結果被《芝加哥論壇報》根據美聯社的內部章程給「黑掉」（blackball，否決）了。他拿不到國際新聞社的服務，因為那屬於赫斯特在芝加哥的報紙《先驅美洲報》（Herald-American）。他唯一的選擇，就是只使用合眾國際社的服務。這讓他一年多花了11萬美元（1942年），而美聯社的服務更好，卻只要5萬美元。 但問題不止是新聞通訊社。妳看看妳手裡的報紙，無論妳住在哪裡，內容幾乎都一樣。從新聞到圖片，從專欄到漫畫，從烹飪食譜到罐頭社論（canned editorials），簡直就像同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這種標準化甚至延伸到字體、版面設計。

最荒謬的例子是赫斯特報系，「老大」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老先生，竟然會通過電傳打字機指示他的「發行人」們如何呈現重要新聞。這不是團結，這是徹頭徹尾的「團體化」（regimentation），一種思想的統一化。 **瑟蕾絲特：** 這種「團體化」聽起來很令人不安。新聞作為反映世界的窗口，卻被要求呈現出統一的面貌，失去了它原應有的多樣性和生動性。這就像是大自然中只允許一種植物生長，即使它看起來很強壯，但整個生態卻變得脆弱。而且您提到連新聞圖片都受到嚴格控制？這對視覺化的資訊傳播有什麼影響？ **喬治·馬里昂：** 沒錯，瑟蕾絲特小姐，妳的比喻很恰當。沒有圖片，一份成功的日報是不可能的。而圖片的控制甚至比新聞通訊社更嚴格。美聯社有自己的圖片服務（A.P. Wirephotos, Wideworld），赫斯特有國際新聞圖片社（International News Photos），霍華德控制著Acme圖片服務。菲爾德的《芝加哥太陽報》在芝加哥買不到這些圖片服務。為了彌補，他一年花費42萬5千美元建立自己的新聞局和購買圖片，這筆支出主要是因為他面臨的壟斷局面。

最高法院支持了他一部分訴求，讓他得以購買美聯社的新聞服務，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打破壟斷結構。試想，如果一個主要的工會團體想在紐約、芝加哥或洛杉磯辦報，美聯社和其他通訊社仍然可以拒絕向他們出售這些必不可少的「商品」。 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新聞、圖片、特寫服務系統來擺脫這種鉗制？那需要的不是幾百萬，而是幾十億美元。這些服務機構看似獨立，但它們實際上就是美國報業本身的一部分。報紙是它們的市場，也是它們的主要供應來源。大多數地方新聞和圖片都來自這些成員報紙。美聯社在全球250個城市設有辦事處，在美國有94個，僱員數千人，每天的新聞稿超過百萬字，但它的真正力量在於它的成員報紙——所有重要的報紙——都必須將它們的所有新聞提供給美聯社，並被要求不向外部人士透露。連報社的員工都受此約束。換句話說，美聯社每天24小時都有約10萬人在為它工作。它協調著整個美國報業的新聞採集系統，而且是排他性的。這不僅是壟斷，這是美國報業壟斷組織的直接體現。 （他停頓了一下，端起冰冷的咖啡杯，喝了一口，似乎想借此壓下內心的憤慨。） 這種壟斷結構以及辦報所需巨大的資金和複雜性，使得只有億萬富翁才能涉足這個領域。

廣播、電影和報業——它們的私人所有者坦率地稱之為「意見形成產業」——更是被更為精巧地控制著，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 在所有這些工具中，報業是我們時代最強大的單一力量。美國維持著一個前所未有的、無與倫比的公眾意見形成機制，它向毫無防備的大眾投擲著純粹的「資訊」重量。公眾根本沒有機會獨立形成自己的判斷。 **瑟蕾絲特：** 這聽起來令人感到一種無力感，彷彿個人的思想被淹沒在巨大、統一的資訊洪流中。這種由少數人控制的媒體，對他們所謂的「新聞自由」的高聲辯護，聽起來確實有些虛偽。您在書中稱其為「欺詐」（fraud），並且提到政府並非新聞自由的真正敵人，這似乎顛覆了許多人的認知。 **喬治·馬里昂：** 這是關鍵所在，瑟蕾絲特小姐。報業老闆們幾乎對這個龐大的媒體機器擁有無限控制權，儘管他們精心偽裝成遭受政府限制的樣子。他們對政府的叫囂完全是欺詐。他們只是要求擁有對公眾輿論的壟斷權力。他們甚至走得更遠，對一個他們不完全贊同的政府實行虛擬的審查制度。他們甚至讓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坦率地說就是為了壓制馬歇爾·菲爾德的親羅斯福報紙。如果妳膽敢批評這種意見壟斷，妳就會被指控攻擊新聞自由。

他們不再尋求限制報紙資訊的數量，而是尋求控制其內容，並將報紙作為一種工具。蓄意傳播錯誤資訊和階級宣傳取代了壓制策略。政府或主宰政府的統治階級，都沒有試圖限制這種資訊的傾瀉。這是封建時代的問題；今天真正的問題是，報業被一個富有而強大的集團壟斷了。它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最強大的工具之一，與政府本身並駕齊驅！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埃克曼（Dean Ackerman）——新聞產業的支柱——說：「資訊的使用和濫用已經使暗示的力量成為世界事務中的決定性力量。它可以引起或阻止戰爭。它可以加強或摧毀民主。它可以建立或毀滅一個國家。」他承認了這種力量，卻沒有說出這種力量掌握在誰手中。 **瑟蕾絲特：** 您對新聞與國家、與權力的關係的分析，確實令人深思。它揭示了一個被精心隱藏的真相。那麼，您能否進一步解釋，在您看來，這種被壟斷的媒體，是如何將「新聞」這個概念，轉化為一種「商品」來販售的？這與它所謂的「真實無偏見」的新聞有什麼關係？ **喬治·馬里昂：** 好的，這是理解這種控制機制更深層次的關鍵。報業被階級控制，這不僅僅是說報紙老闆們僅僅服務於自己的個人利益。

現代新聞通訊社由此誕生，隨之而來的是處理新聞的標準化方式。 當第一批通訊社開始運營時，報紙的觀點非常激烈，表達也極端不溫和。如果一個新聞通訊社想服務所有報紙，它必須找到一種報導方式，不冒犯任何人。起初，傳輸的只是一些有限類別的新聞：死亡、火災、市場價格、文本內容。然而，為了覆蓋整個新聞範圍，通訊社必須學會如何報導所有報紙都需要的、有爭議的事件，並且以一種所有報紙都能接受的方式。例如，它必須以一種支持任何一個主要政黨的報紙都能印刷的形式，報導政治競賽。新聞通訊社在大約一百年前就學會了這樣做。 這種報導公式，正是美國新聞產業稱之為「真實無偏見的新聞」（true and unbiased news）的內容。它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事物。這個行業對它的提及，帶著一種超乎宗教的熱情。美聯社執行董事肯特·庫珀（Kent Cooper）承認，這並非「哲學研究或祈禱的結果」，但他很自豪美聯社「將必要性所創造的道德觀念，有力而持久地付諸實施」。他甚至稱其為「美國有史以來發展出來並奉獻給世界的，最偉大的道德觀念」。 然而，稍加思考就足以發現，這個概念根本沒有任何「道德」可言。

美國勞工聯合會（A.F. of L.）在1919年成立了勞工新聞社（Federated Press），為勞工報紙服務，主要是週報和月報。勞工運動過去和現在都派系林立；管轄權的爭鬥之上，還有勞工運動分裂為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組織聯合會（C.I.O.）兩大陣營的現狀。然而，勞工新聞社總能提供給敵對派系和競爭工會都能接受的新聞。不過，該通訊社從不假裝自己在更大的意義上是無黨派的。勞工新聞社總裁卡爾·海斯勒（Carl Haessler）說：「勞工新聞社的管理層從未贊同資本主義報紙關於新聞可以沒有偏見的虛偽說法。勞工新聞社對事實非常謹慎，但它們被呈現出明確的親勞工詮釋，正如我們相信資本主義報紙詮釋新聞時，會使其變得親資本主義一樣。」 （他停下來，似乎在權衡著什麼） 順帶一提，比較勞工新聞社的預算與資本主義通訊社的預算，能讓人對真實與形式上的平等有更清晰的認識。勞工新聞社在1936年花費了18,000美元。三家傾向雇主的通訊社在類似的12個月期間（1942年）花費了31,048,000美元！ 與煽情主義相聯繫，新聞的商品形式摧毀了舊有的新聞業職業，取而代之的是純粹的商業。

更重要的是，使用赫斯特國際新聞社服務的報紙讀者，應該被加到直接發行量數據中，因為這個服務傳播著完整的赫斯特政治路線。1944年年鑑的數據顯示，國際新聞社服務被售給了38個州的220個城市和鄉鎮的290家日報和104家週日報。國際新聞社訂閱報紙的總發行量是15,827,856份。這個數字，加上三大報系的報紙發行量（排除重複），得出這三個連鎖集團的實際受眾達到22,043,146人——佔全國發行量的一半！ 這還只是個開始。他們還擁有所有重要的特寫聯合組織（feature syndicates），以及兩家私人新聞通訊社——合眾國際社和國際新聞社。他們控制著大多數專欄作家，這些作家的影響力甚至超過社論版（據說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 Westbrook Pegler 一人的發行量就達到1000萬）。他們的競爭和手段對競爭對手報紙和美聯社產生直接影響，除了他們在美聯社中的眾多成員身份（每個成員報紙都是美聯社成員）。他們的報紙在紐約、芝加哥和華盛頓等關鍵地區佔據主導地位。 但還有更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是：他們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單一的政治集團。這個集團的力量始於其物質基礎，正如我上面描述的。

美國除了在世界事務中影響甚微外，也缺乏世界新聞競爭的即時條件：英國幾乎控制了所有的電纜和其他通訊設施。 在這些條件下，出現了肯特·庫珀恰如其分地稱之為「19世紀最偉大、最強大的國際壟斷」——世界新聞卡特爾。考慮到美聯社自願參與其中，庫珀那種高度道德的語氣就顯得很奇怪了。然而，事實確實是，這些通訊社「將決定每個國家人民被允許知道其他國家人民什麼，以及新聞將以何種色調呈現的力量，納入了他們的控制之下。」 （他引用了庫珀的話，語氣中帶著不滿） 庫珀總結情況說：「多年來，路透社，在哈瓦斯和沃爾夫的默許下，根據路透社認為各自應有的影響力範圍，瓜分了全球……路透社獲得了講英語的北美地區，自1893年起，美聯社在那裡買斷了獨家領土權利。」 「多年來，路透社在加拿大獲得了自由經營權。後來這種自由經營權擴展到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島，路透社和哈瓦斯在那裡擁有主權權利。然而，這兩家機構絕不允許沃爾夫這家德國通訊社在西半球進行任何控制。路透社擁有大不列顛，包括所有殖民地和自治領，埃及、土耳其、日本、中國以及可以稱為宗主國的地區，或那些英國施加了影響力範圍的地區。」

「哈瓦斯（後來的法新社 France-Presse）控制了法蘭西帝國、瑞士和所有拉丁國家，包括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南美洲的國家。[還有巴爾幹半島。]」 「沃爾夫（後來的德國新聞局 D.N.B.）則控制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以及俄國和所有斯拉夫民族。奧地利也歸德國通訊社管轄。」 這個卡特爾的運作，清楚地反映了當時的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路透社坦率地為大英帝國和英國商業利益服務。哈瓦斯和路透社聯手發布傾向於嘲笑美國製造和美國的報導，但它們在報導英國和法國時則避免這樣做。世界各地來自美國的新聞充斥著印第安人的戰爭報導、南方私刑、北方離奇犯罪等內容。哈瓦斯在南美——哈瓦斯的獨家領域——通過貶低美國汽車和其他產品的報導，阻止美國商業與法國競爭。（這非常讓人想起美國新聞行業蓄意貶低蘇聯工業產品、技術和計劃的做法，這種宣傳甚至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之前誤導了我們最高當局。） 英法的這種嘲諷讓美國大企業如坐針氈，因為美國正越來越多地參與世界市場、世界影響力和世界權力的競爭。這讓美聯社更直接地感到惱火，但美聯社從未逾越這個密謀的紳士邊界。

它利用這個卡特爾作為武器，擊退國內的合眾國際社和其他潛在的競爭對手。 然而，美聯社與路透社之間的終極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美國正在建立工業實力並開發資源，準備在爭奪世界權力的競爭中超越並擊敗大不列顛。對於普通觀察者來說，德國更具侵略性的挑戰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一點。德國也建立了一個遠超英國的現代工業生產體系。它發現世界已經被瓜分。市場、原材料、殖民地的廉價勞動力及其投資機會，已經在英國、法國及其衛星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之間「分配」完畢。英法的槍口對準任何與新來者分享戰利品的提議。於是德國帝國主義也舉起了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瑟蕾絲特：** 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了重新瓜分世界權力的導火索，而新聞卡特爾似乎也同步進行了它的「世界再分割」。您描寫了卡特爾在戰爭中的局限性，以及戰後美國是如何挑戰路透社的主導地位的。這段「秘密歷史」聽起來像是一部權力的戲劇，而新聞只是其中一件道具。 **喬治·馬里昂：** 正是如此，瑟蕾絲特小姐，新聞不僅是道具，它是權力的延伸。在英國、法國和德國全力投入世界大戰時，美國（直到1917年）保持中立，這給路透社、哈瓦斯和沃爾夫帶來了嚴重限制。

即使在和平時期，它們也無法在商品新聞的基礎上與美國通訊社競爭。它們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質限制了其行動和判斷的自由。一旦歐洲發生真正重要的事情，它們就會在官方壓力下猶豫不決。例如，當納粹謀殺了奧地利總理陶爾福斯（Dollfuss）時，哈瓦斯幾個小時都沒有發布消息，因為法國外交部（Quai d’Orsay）正在討論應該如何向法國控制的地區通報這一事件，以及如何詮釋它。這些事件有時會以極其荒謬的「官腔」（officialese）報導。哈瓦斯駐敘利亞貝魯特的辦事處在1934年發給紐約的電報說： （他再次引用，語氣中帶著無奈的嘲諷） 「法國總督自選舉以來首次訪問內陸地區。到處受到民眾熱情歡迎，他們感謝法國為緩解糧食危機所做的一切。極端分子投擲了幾顆炸彈，但強有力的警察措施使人民感到安心。」 路透社對英國利益的效忠也同樣是片面的，而較小國家的國家通訊社則面臨雙重限制。一方面，它們只是路透社-哈瓦斯的傀儡；另一方面，它們必須為自己的國家服務。僅僅列出那些隨著路透社-哈瓦斯調子起舞的國家通訊社，就足以證明這個卡特爾的政治意義。

（他列舉了一長串國家通訊社的名稱，聽起來像是一份被操縱的網絡列表） 這些通訊社在財務上受到路透社-哈瓦斯-沃爾夫的控制，但即使沒有財務控制，它們也無法獨立。首先，電纜掌握在英國手中，除了英國對電纜用戶實施的直接限制外，操縱費率就可以決定一個頑固通訊社的盈利或破產。此外，哈瓦斯和那些小通訊社不僅是新聞機構，也是廣告代理商，而且是壟斷性的。歐洲和亞洲的報紙實際上免費獲得路透社-哈瓦斯的新聞服務——如果他們想獲得賴以為生的廣告，他們就必須使用這些服務。 這種主導地位使得歐洲通訊社在新聞傳輸方面態度傲慢笨拙。它們可以延遲或歪曲最重要的事件。這也使得它們沒有任何技術進步的動力。哈瓦斯在1920年代仍然使用鐵筆而不是打字機。只要且只要英國和法國仍然是統治力量，這些通訊社就能逍遙法外。但是，只要且只要其他力量能夠挑戰英法統治，就會出現對這些新聞通訊社的挑戰。南美洲是「地點」，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時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為了現有帝國主義列強之間重新瓜分世界而戰的複雜鬥爭。德國失去了殖民地，德國共和國淪為服務於美英法戰勝國的附庸國。

美聯社笨拙地爭奪戰利品中的一份。庫珀匆忙趕往凡爾賽，請求美國條約代表團為美聯社爭取與路透社和哈瓦斯平等的地位。這將以和平條約中包含「新聞自由」條款的形式表達出來。威爾遜總統的得力助手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對美國新聞壟斷者的願望非常同情，同意探聽可能性。幾天後，他報告說，這個問題已經「私下處理」（taken care of privately），他無能為力了。 （他憤憤地描述了卡特爾巨頭們的秘密會議，語氣中帶著對這種幕後交易的蔑視） 庫珀說他得知，卡特爾開了一次會議，哈瓦斯和路透社的負責人單獨協商，而沃爾夫通訊社的負責人海因里希·曼特勒博士（Dr. Heinrich Mantler）則被晾在前廳裡生悶氣。當路透社-哈瓦斯決定了全球的再分割後，曼特勒被叫進來，被告知了壞消息。 「路透社和哈瓦斯，呼應凡爾賽條約的政治條款，圍繞德國建立了自己的新聞通訊社『衛生防線』（cordon sanitaire）。所有與德國接壤的政治國家，都被允許只有由路透社或哈瓦斯或兩者共同擁有或控制的新聞通訊社。

換句話說，這些邊境國家的新聞通訊社地位，與英法決心讓德國被芬蘭、瑞典、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瑞士、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等大多數親盟國的小國圍困的決心相符。」 邊境地區是薩爾區（Saar Valley）、普法爾茨（Palatinate）和萊茵普魯士（Rhenish Prussia）。法國政府想要將其劃歸哈瓦斯。路透社既非完全不願意，也非熱情洋溢，因為英國想要一個中等強度的德國來牽制法國。最終，在15年後薩爾公民投票（Saar Plebiscite）的前提下，「他們達成了一個妥協，沃爾夫通訊社可以在那裡服務，但沃爾夫服務的一份副本必須交給哈瓦斯通訊社，如果不令人滿意，就可以將沃爾夫從那裡清除。」 戰勝國對彼此分割地盤也並不反對，所以在獲勝組合內部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哈瓦斯保留了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但希臘和土耳其則「進入了路透社[英國]的影響力範圍」。 美聯社在這段時間裡仍然是個繼子。它在南美洲獲得了自由經營權，正如之前所述。但總體而言，正如大不列顛緩慢地承認並承認美國帝國主義無可置疑的優越地位一樣，路透社對美聯社調整關係的要求採取了傲慢的態度。

因此，在卡特爾之外，美聯社建立起了陣地和聯盟，準備進行最終的攤牌。在美聯社內部，肯特·庫珀則為他更具侵略性的計劃尋找盟友，以對抗梅爾維爾·斯通（Melville Stone）仍然佔據主導地位的緩慢政策。 在英國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大大擴展了美國的通訊網絡。政府故意扶植通訊業的壟斷，以「推進國家利益」。這個過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並貫穿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之前引用的《新聞自由委員會報告》（題為《人民說話對人民》（Peoples Speaking to Peoples））中有詳細描述。這份研究報告由《時代》雜誌資助，具有半政府、半官方新聞行業的地位，因此它不批判帝國主義擴張。這更增加了它承認國家與行業在通訊和新聞出口方面是一致的這一事實的份量。 這些由政府扶植的新壟斷企業在美國新聞的向前推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儘管美聯社拒絕在政府控制下做宣傳工作，但它卻毫不吝嗇地讓政府為美聯社的擴張買單。情況是這樣的： 遠東是與路透社首次公開衝突的舞台。路透社對世界新聞的絕對主導地位，對美籍東方資訊交流產生了一些奇怪的影響。西海岸的發行人，以赫斯特為首，對這種情況感到抓狂。

庫珀在美聯社內部的第一個盟友是V.J.麥克拉奇（V.J. McClatchy），這位加州發行人反映了赫斯特強烈的反英、反日政策。麥克拉奇轉而贏得了美國最有影響力報紙——《紐約時報》——的發行人阿道夫·奧克斯（Adolph Ochs）的支持。美聯社這時已經有意識地、但謹慎地朝著與路透社最終攤牌的方向努力了。 麥克拉奇在1919年去了華盛頓尋求國會的援助。當他告訴國會美國帝國主義在東方秘密鬥爭的新聞層面時，立法者們感到憤怒。事實證明，路透社篡改了在日本、中國和整個遠東地區印刷的所有美國新聞。甚至美國與菲律賓之間的新聞，也必須經過倫敦，以獲取英國的利潤和英國的編輯傾向。 日本是遠東地區最重要的新聞國家。直到1914年，該國沒有自己的新聞通訊社。路透社不僅控制著新聞的進出口，還控制著內部的壟斷。1914年之後，日本不得不向路透社支付相當於年度補貼的費用，以便讓路透社撤出日本，讓日本人成立一個新聞通訊社——國際社（Kokusai），該社的所有非日本新聞都來自路透社。現在，美國在遠東地區發布的新聞由國際社發行；路透社-哈瓦斯發往美國的遠東新聞則通過國際社傳輸。這相當於一個英日同盟來對抗美國。

國會命令美國海軍將其無線電線路供通訊社使用。該命令規定了事實上構成補貼的費率，以使通訊社能夠與路透社競爭。再次，合眾國際社首先行動。一個新的日本通訊社——電通（Nippon Dempo）成立，它使用合眾國際社的「報導」。後來，聯合新聞社（Nippon Shimbun Rengo）成立，取代了國際社。聯合新聞社不斷尋求美聯社的服務，但卡特爾不同意。總體而言，英國對遠東新聞的控制沒有受到損害。 這就是肯特·庫珀在1925年成為美聯社總經理時的狀況。1927年，庫珀前往歐洲，與路透社、哈瓦斯和沃爾夫談判一份新的「條約」。他希望將美聯社自1893年以來獲得的利益——例如在南美洲獲得的權利——寫入合同。他特別希望卡特爾允許美聯社進入日本，理由是其他美國通訊社已經在那裡，並且正在為國內市場提供非卡特爾新聞服務。 正如庫珀所說，他主要希望通過一份新合同來實現坦誠。他說：「在我看來，如果美聯社想參與其他三家通訊社對世界的瓜分，合同就應該明確規定每個通訊社的領土劃分。」新合同正是這樣做的。毫不含糊地，它寫道：「路透社應擁有以下地區的獨家經營權……」這些地區包括英屬和荷屬殖民地以及遠東的大部分地區。

美聯社擁有北美的「獨家經營權」，並與哈瓦斯共同分享南美洲。 現在，即使對於我——一個厭倦了關於「新聞自由」的廢話的失望記者——來說，這也夠清楚了。這是「合法」壟斷者之間的直截了當的商業談判。簡而言之，這是一個瓜分世界新聞市場的卡特爾協議。但這個故事還有後續。當庫珀帶著他的新合同從歐洲回來時，美聯社董事會成員對「經營」（exploitation）這個詞感到震驚。庫珀解釋說，他們之所以感到不安，是因為「這個詞在美國帶有污點，而在歐洲則沒有」。一個迴避性的詞被替換了，合同也被批准了。「經營」這個詞消失了，但卡特爾的現實依然存在。詞語修飾是一種全國性的產業。1945年最佳公共關係技巧獎就授予了克勞德·羅賓遜博士（Dr. Claude Robinson），因為他幫助行業完成了其最大的任務：「對利潤進行適當的解釋給公眾。」 關於日本，路透社總裁羅德里克·瓊斯爵士（Sir Roderick Jones）與聯合新聞社達成了一項口頭協議，允許美聯社與之進行業務往來。他說他不能寫成文字，因為這會讓路透社（也就是大英帝國）丟臉。實際上，雙方都沒有打算屈服於對方。他們知道，實力會說話，力量會決定結果。

**瑟蕾絲特：** 這段歷史聽起來像是一場隱秘的戰爭，新聞社在幕後進行著領土和影響力的爭奪。而詞語，比如「經營」，竟然能引發如此大的不安，被替換掉，這本身就說明了語言在掩飾真實意圖方面的重要性。最終，美國——或者說美聯社——是如何贏得這場「攤牌」，實現其全球新聞主導地位的？ **喬治·馬里昂：** 他們對力量分布的估計不同。自1893年以來，力量關係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一直遲遲未進入世界競爭，因為它忙於國內發展。但這種延遲反而提高了它的機會，因為當它最終提出世界地位的要求時，它是建立在一個無與倫比的國內市場基礎上的。在商品新聞產業，這一點尤為明顯。在美聯社董事會會議上，《芝加哥論壇報》的發行人麥考密克（McCormick）曾提供過一些相關的估計。這些估計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至於庫珀讓他重複了一遍，以確保所有董事都領會其重要性。麥考密克說： （他引用了麥考密克的話，語氣中帶著美國資本的自信） 「我們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與其他外國相比，報業在美國的地位可能比任何其他機構都高。

正是憑藉這種極其有利的競爭地位，美聯社在1932年向路透社下了挑戰書。它要求「自由競爭」。這意味著，例如，日本必須可以自由地從路透社轉向美聯社的服務。所有美國壟斷企業都傾向於要求「自由競爭」，因為它們現在有能力扼殺其孤立的競爭對手。在大量政府援助下建立的巨大國內市場滋養下，它們不再需要直接補貼，並希望為更年輕、更弱小的國家新聞行業建立無補貼規則。報業行業甚至比化工、鋼鐵等壟斷企業處於更強大的地位。在任何其他國家，新聞出版業都沒有發展到如此規模和實力。在任何其他國家，報業也沒有在大企業名單中佔據如此高的位置。 美聯社非常清楚這一點。路透社嚴重誤判了。多年來，它堅決反對美聯社在日本經營的權利——口頭承認但從未寫入文字。瓊斯相信美聯社永遠不會冒險與路透社鬧翻；他指望路透社如果美聯社退出，就會將合眾國際社納入卡特爾的威脅。庫珀故意將瓊斯引入陷阱，假裝渴望維持聯盟，但在各個方面刺激他。 庫珀幸災樂禍地說：「當我懷疑路透社世界主導地位的泡沫會持續多久才會破裂時，我願意讓羅德里克爵士自己把泡沫吹得如此之大，以至於它會因他自己的努力而破裂，但我自己不會去戳破它。」 它在1934年破裂了。

庫珀將其謙卑和忠誠的偽裝發揮到極致，從日本前往倫敦向羅德里克爵士解釋說，美聯社在日本的活動符合合同的意義。假裝安撫瓊斯，他鼓勵瓊斯認為他的行為是出於美聯社的弱點或他在美聯社內部地位的弱點。因此，瓊斯拒絕批准美聯社與聯合新聞社的交易。他宣布卡特爾協議必須按舊條款續簽，否則路透社將讓其失效。 路透社落入了陷阱。不僅是美聯社，而是整個美國新聞壟斷集團，都決心羞辱英國人。合眾國際社加入了美聯社，達成了一項協議，在彼此之間確立了「從源頭非獨家獲取外國新聞」的原則。這意味著合眾國際社不會同意在歐洲卡特爾中取代美聯社。因此，美聯社輕描淡寫地通知路透社，它「同意」讓「聯盟」失效。 這一宣布在倫敦像炸彈一樣爆炸。羅德里克爵士的紙牌屋倒塌了。路透社作為世界新聞獨裁者的日子結束了，美聯社成了國王。幾個小時內，路透社意識到它長期以來未能看到的事實，提出投降。瓊斯匆忙趕到紐約，請求會見庫珀。他不得不自取其辱，直到讓庫珀感到滿意——庫珀為此勝利等待了多年。然後，「聯盟」被續簽了——按照美聯社的條款。 美國對世界新聞的控制現在得到了保證。「非獨家」原則絲毫沒有破壞卡特爾；它只是使卡特爾成為美國政策的工具。

舊的承認政治控制的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例如路透社保留了自治領和保護國作為部分特權地區。但一個新的體系成為主導。新體系向一度由英國、法國和德國主導的地區開放了美國新聞的滲透，正如美國基本的工業-軍事潛力正在為美國政治經濟滲透這些神聖領域開闢道路一樣。「非獨家」原則管轄著新合同。這個詞聽起來非常崇高和道德。它似乎意味著美聯社和路透社將在各地以平等條件競爭，讓優勝者獲勝。不僅如此，美聯社的美國競爭對手也將有同樣的機會。 （他搖了搖頭，語氣中帶著無奈） 可惜，這根本不是那個意思。這個原則僅僅建立了一種新的壟斷形式，其中國家代表壟斷進行的政治干預不再那麼赤裸裸。競爭仍然受到嚴格限制——不是通過卡特爾協議，而是通過經濟壓力。例如，美聯社告訴路透社，這家英國通訊社絕對可以自由地與合眾國際社打交道。新合同和美聯社與合眾國際社的協議都保證了這一點。但是，美聯社說，如果路透社選擇行使這種自由，美聯社就會選擇與路透社的英國競爭對手——交易所電報社（Exchange Telegraph）——打交道，從而摧毀路透社！

美聯社還通知路透社，它必須通過美聯社與加拿大通訊社（Canadian Press）打交道：因此，加拿大從大英帝國轉移到了美國帝國！ 這並不是真正的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這個新合同畫上了句號。哈瓦斯像那輛奇妙的「一騎絕塵車」（one-hoss shay）一樣，突然瓦解了。路透社的內部危機成熟了，1941年，這家通訊社作為一個私人營利性機構被清算。它被重組為英國版的美聯社。在大英帝國內部，它正在努力掙扎求存，以對抗巨大的美國壓力，正如大英帝國本身在美國擴張主義壓力和反軸心國戰爭釋放的日益高漲的解放力量的衝擊下，正嘎吱作響一樣。最近一份半官方的國務院文件將路透社稱為英國政府宣傳機構，路透社對此憤怒地否認了這一指控。在這樣做時，它承認了英國向美國商業煽情新聞模式的屈服，這種模式它抵抗了許多年。路透社總裁克里斯托弗·錢斯勒（Christopher Chancellor）說：「我們不是英國新聞的供應商；新聞不能是英國的或美國的——它是一種國際商品。」 德國新聞局當然已經被清算。日本的同盟社（Domei）也是如此。一個由美國支持的德國通訊社D.A.N.A.

，已經在美國佔領的德國成立，相對於英法通訊社具有有利的競爭優勢。美國財政部的資金被公開用於奧地利和其他國家的新聞控制之戰。在日本這個完全由美國佔領的國家，美國新聞獨裁地位得到了保證。隨著英國被限制在東南亞，整個遠東正迅速成為美國的私人領地。而即使是美國這個幾乎不加掩飾的現代帝國的邊界，也無法限制美國新聞帝國的擴張。 只有蘇聯和新的東歐民主國家，以及被主導地區內的反帝國主義力量，擋住了這個新的帝國aspirant及其新聞壟斷企業的全球控制之路。針對他們，「新聞自由」壟斷者們正在動員原子外交的敲詐炮台。肯特·庫珀宣稱：「難以想像和平不是由美國和英國主導的，而且和平條款中不應包含我所概述的影響報業的原則。」 **瑟蕾絲特：** 聽您講述這段歷史，仿佛看到一張由新聞線路和電纜編織而成的世界地圖，地圖上的國界線並非由地理或政治決定，而是由幾個大型新聞社劃定的勢力範圍。這是一幅令人驚訝的「壟斷世界地圖」。那麼，馬里昂先生，面對這樣一個被資本和國家權力深度捆綁的媒體體系，您認為還有什麼可以做？對於追求真正自由的聲音，有何建議？

航空、廣播、多地址新聞播送和傳真廣播在美國利益控制下迅速發展。即使英國仍有一些優勢（如與英屬殖民地的電纜通訊），也被國務院迫使放棄，以換取貸款。例如，在百慕達和里約熱內盧召開的會議上，美國政府代表強迫英國降低從紐約到英屬殖民地的報業電纜費率。這使得美國的意見形成「新聞」在英帝國境內，至少與類似的英國宣傳具有同等地位。 現在，政府也開始親自參與「關於美國、由美國人提供的新聞」的傳播業務。新聞通訊社認為政府資訊服務是「宣傳」，而他們自己則「作為新聞傳播，完全無偏見，無意影響」。這是一個空洞的吹噓。里格爾（Riegel）在《動員混亂》（Mobilizing for Chaos）中說：「新聞聯合組織受到的直接政府控制程度不同，但它們都明顯受其所服務的報紙的支配，而且所有它們的命運都與它們所代表的國家的命運密不可分。不存在一個公正的國際新聞採集組織。」《新聞自由委員會報告》也指出，新聞出口是「外交和國家政策的附屬品。這種不可避免的關係在美國也是真實存在的，儘管政府迴避了，業界抵制了，並且被對第一修正案侵犯的虛假威脅搞得不必要的混亂。」

國務院、美聯社、合眾國際社、國際新聞社，都提供「意見形成」材料，旨在推進當前危險的美國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企圖。此外，他們也都在迫使外國新聞服務放棄其現有的影響力範圍，以支持美國新聞壟斷。他們的目標是蘇聯新聞系統，該系統限制了外部意見形成者在蘇聯的活動，並幫助限制他們在東歐的活動。但他們在那裡進展甚微。 去年，當北美報業聯盟的蘭達爾·海曼森（Randal Heymanson）訪問捷克斯洛伐克時，政府發言人西奧多·庫斯卡博士（Dr. Theodore Kuska）與他交談。庫斯卡博士說捷克電影業將被國有化，而報紙將只由政黨、工會和其他負責任的團體出版。「只有這樣，」庫斯卡博士說，「報紙才能被視為真正自由的。」 沒有記錄顯示北美報業聯盟的代表當場暈倒。但對於布魯克斯·阿特金森先生，我必須指出，庫斯卡博士所說的一些負責任的團體，在美國報業中甚至連聲音都聽不到。我前面描述的條件阻止了他們出版報紙或傳播他們的觀點。因此，在這裡，對報業的控制和對輿論的控制被嚴格地凍結在壟斷的形式中；而捷克的提議似乎承諾著更廣泛的新聞自由。

對於我們報業目前這種超級壟斷控制，這種扼殺了1億4000萬美國人中絕大多數聲音的狀況，我們能做什麼？個體作家很難提出有意義的建議。勞工本身，特別是較大的進步工會，整個產業組織聯合會（C.I.O.），以及工會成員集中的工業地區的強大組合，肯定需要更多地思考報紙的出版。要取得成功，他們需要勞工的形式參與，但不能局限於工會範圍。相反，他們應該維護勞工的政治和其他利益，以及全體人民的利益。勞工還必須在現有少數相對親勞工的日報中爭取更直接的話語權，因為直接參與將減少自由派報紙容易產生的動搖。勞工還必須抵制商品新聞模式，並幫助建立一個 receptive 的讀者群，以便接受平衡、可信的資訊。一份勞工報紙應該以此為目標。 除此之外，勞工和自由主義者應該考慮立法來緩解目前的壟斷。對負責任的社會團體出版的報紙和郵寄發行的新聞通訊，應該給予郵政和通訊補貼——實際上就是免費郵寄——以及其他政府援助。同時，應該取消對壟斷報業的政府補貼；私人企業應該被迫在出版業自力更生。

最後，關於美國報業的真相——它是壟斷資本不受控制和不受限制的喉舌——不應阻止我們持續向所有者施壓，要求他們公正行事，並採納更為自由的政策。這是一個民主國家，無論其壟斷限制如何；發行人不能完全忽視那些足夠眾多且足夠堅持的聲音。但這種壓力應該集中在最有機會產生效果的地方：那些對我們壟斷報業中最嚴重過度行為負責的、強大的親法西斯報業集團。最近對《每日新聞報》的糾察線和抵制行動，以抗議專欄作家約翰·奧唐奈（John O’Donnell）的反猶太挑釁，證明了結果是可以取得的。事實上，「法西斯主義的邊緣」非常脆弱。一個良好、強大、全國性的抵制行動，集中針對這個集團更為露骨的法西斯主義說教，很可能對其政策和所有權都起到威懾和制約作用。遏制這個反動集團，將改善整個報業的基調。這至少是今天在美國，最接近於可實現的新聞自由目標。 （他坐了回去，眼神中閃爍著一種堅定的光芒） 不言而喻，任何切實努力改善我們報業的行動，都必須在一個更大的政治綱領框架內運作。只有一個認識到限制巨大壟斷企業必要性的綱領——即使是在資本主義體系的限制內——才能認真對待新聞自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