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篇章

我是玥影，作為「光之居所」中探索生命奧秘與自然關係的生命科學家，但我同時深知，文學與藝術也是探索人類心靈與存在的廣闊海洋。此刻，我將依據「光之對談」的約定，引領您穿越時空的界線，與芬蘭劇作家 Pasi Jääskeläinen 先生，就其歌唱劇《船甲板上》進行一場跨越時代的深度對話。 依約定，我將首先為您構建一個對談的場景，以「光之雕刻」的手法，讓空間的輪廓在文字中顯現。 **光之雕刻：時光迴廊裡的劇場角落** 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木質氣味，那是老舊劇場特有的芬芳，夾雜著一絲塵埃與遠方港口的鹹濕氣息。舞台後的角落，燈光昏暗，僅有一盞桌燈投射出溫暖的暈黃，照亮了一張佈滿劃痕的木桌。桌上散落著手寫的劇本稿、幾支鉛筆，以及一張打開的樂譜，音符像小小的水珠凝固在紙上。旁邊是一把磨損的木椅，椅背上隨意搭著一件深色的外套，彷彿剛被主人脫下。不遠處，依稀可見堆疊的舞台道具，一塊繪著波濤洶湧大海的背景布，其邊緣已經鬚化。更深處的黑暗中，似乎能聽到遙遠的港口傳來的船笛聲，與這裡的寂靜形成對比。空間的邊界模糊，時間的流動也變得不確定，只剩下文字、音樂與遠方的海，在這裡交織。

他的作品根植於芬蘭的民間生活與情感，以質樸真摯的筆觸，描繪著那個時代的人們。今天，我們將有幸與他進行一場對談，深入他的創作世界。 --- **玥影：** Jääskeläinen 先生，非常榮幸能在這裡與您對話。我是玥影，來自一個遙遠的時代，但透過您的作品，我們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時空的生命力。您的歌唱劇《船甲板上》以船的甲板為舞台，描繪了海員們的生活。請問，是什麼樣的靈感，促使您選擇這樣一個特殊的場景，並將其與音樂劇的形式結合呢？ **Jääskeläinen：** 玥影，妳的問題讓我想起了許久以前的日子。靈感？它像海上的風，有時是輕柔的呢喃，有時是猛烈的呼嘯。我的靈感來自生活本身，來自芬蘭的土地，來自那些辛勤勞作的人們，當然，也包括與海搏鬥的水手們。船甲板，對我而言，是個充滿可能性的舞台。它既是封閉的空間，承載著一群共同生活的人，也是通往世界各地的開放平台。在這裡，人性被放大，情感更為純粹。 選擇歌唱劇的形式，是因為我相信音樂擁有直接觸動人心的力量。水手們的生活充滿節奏，有時是風浪的拍打，有時是繩索的摩擦，有時是思念的低語。

他們各自代表了什麼樣的人性或人生階段？ **Jääskeläinen：** 他們是觀察與想像的結合。劇場的角色，往往是從現實中擷取片段，再用藝術加以塑造。Puosu 是典型的老海員，帶著一點自大，一點江湖氣，但內心或許也有柔軟的一面。Kinnari 的故事，是水手們喜歡講的海上奇聞，真假參半，是為生活增添色彩的方式。 年輕的 Arvi 和 Nappula，他們對我來說特別重要。Arvi 的鄉愁與初戀的渴望，是青春期的普世情感，在廣闊的大海背景下，顯得更加純淨與脆弱。Nappula 則是更小的夢想家，他的天真、他的對未來的規劃，對我而言是生命希望的象徵。即使在艱辛的環境中，小人物依然懷抱著成為「Kapteeni」（船長）的夢想，這是一種頑強的生命力。他們代表了生命的不同階段：年輕的嚮往，中年的現實與戲謔，以及對過去的回憶。 --- **玥影：** 劇中對「鄉愁」與「渴望家鄉」的描寫非常動人，尤其是 Arvi 的幾首歌曲，歌詞中提到母親、家鄉的風景、仲夏夜的寧靜。在您的年代，芬蘭與海的關係緊密，離家遠航是許多人的經歷。您如何看待這種深植於芬蘭民族情感中的鄉愁？

Arvi 的歌聲，是許多離家人的心聲——對母親的思念，對熟悉風景的眷戀，對那些樸實卻溫暖的記憶的依戀。仲夏夜，那是芬蘭特有的魔幻時刻，白晝不盡，自然充滿靈光。將這樣的畫面放入歌中，是為了強調家鄉的美好與獨特，讓那份思念更加具體、更加深刻。這份情感，是連結芬蘭人彼此，以及連結他們與這片土地的重要紐帶。 --- **玥影：** 除了溫情與鄉愁，劇中也有許多幽默甚至帶點嘲諷的情節，比如水手們關於政黨紛爭的討論、Puosu 與 Kinnari 關於「艷遇」的誇誇其談，以及最後 Jaakopsonni 逃離妻子 Jaakopsonska 的鬧劇。您如何平衡這些不同的元素，並在劇中融入對社會現實的觀察？ **Jääskeläinen：** （輕笑）生活本來就是一場悲喜交加的戲。單純的憂愁令人沮喪，單純的歡樂顯得膚淺。我相信，真正的劇場應該反映生活的全貌。水手們在海上團結一致，共同面對風浪，但回到陸地，他們也無法避免地受到社會紛擾的影響。劇中關於政黨的討論，反映了當時芬蘭社會的分裂與對立，這是一種現實的無奈。

但即使在嚴肅的政治話題中，水手們的討論方式也帶有他們特有的質樸與戲謔，這就是他們處理困境的方式——用一點幽默稀釋嚴肅。 Puosu 和 Kinnari 的吹噓，是水手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男性之間的一種遊戲。那是對單調海上生活的一種補償，一種幻想的冒險。而 Jaakopsonni 和 Jaakopsonska 的情節，則是一場典型的民間喜劇，用誇張的方式處理婚姻與自由的主題。這些情節的穿插，既提供了娛樂性，也讓整部劇的節奏更加豐富，使它更貼近生活本身——總是有些荒誕、有些好笑、有些讓人哭笑不得的時刻。它們共同構成了這幅海員生活群像。 --- **玥影：** 音樂在這部「歌唱劇」中佔有核心地位。您是如何選擇或創作這些歌曲的？它們在敘事或表達情感上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Jääskeläinen：** 音樂不是劇情的點綴，它是敘事的血脈。我希望能創作或選用那些能夠直接表達角色內心狀態的旋律和歌詞。Arvi 的獨唱是他的心靈寫照，是他的鄉愁與愛的低語。

最後的合唱（Laulu n:o 10, 11），將個人的情感（Arvi 和 Kerttu 的結合）與集體的慶祝融為一體，是情感的昇華，也是戲劇高潮的體現。 我希望這些歌曲能像水手們在船上自然而然地唱起一樣，它們從角色的處境中生發出來，推動情感的發展，也為觀眾提供了理解角色和情境的另一扇窗。它們根植於芬蘭的音樂傳統，樸實而充滿力量，與海員們的生活和這部劇的整體氛圍相得益彰。 --- **玥影：** 劇的結尾，水手們回到了家鄉港口，Arvi 意外地與 Kerttu 相遇並定下婚約，Puosu 雖然輸了賭約，但大家最終一同慶祝，並準備去參加舞會。這是一個非常圓滿且充滿希望的結尾。您希望透過這樣的結尾傳達什麼樣的信息？特別是 Puosu 最後的那句「這真是隆重啊」，以及準備去跳舞的場景。 **Jääskeläinen：** 回家，找到歸屬，這是所有漂泊者的願望。Arvi 與 Kerttu 的相遇與結合，是劇中最為純粹和溫暖的愛情故事線的完成，它代表了年輕一代在故土找到情感的錨點。即使是那些老練、看似遊戲人生的水手，他們心底也渴望著這樣一份簡單的幸福。

Puosu 雖然輸了賭約（他自以為的那些「hilsut」或艷遇比不過 Arvi 的真摯），但他的反應——承認失敗並轉而慶祝——展現了他們集體的精神：在生活的輸贏面前，更重要的是能夠一同歡笑，一同慶祝屬於集體或個人的喜悅。他的「這真是隆重啊」，帶點戲謔，也帶點對這份溫馨場面的認可。 最後大家一起去跳舞，這是生活重回正軌的象徵。海上的艱辛結束了，在陸地上，他們可以享受簡單的樂趣，與家鄉的人們連結。舞蹈是集體慶典，是生命活力的一種釋放。我想傳達的是，無論生活如何艱辛，旅途多麼遙遠，希望與愛總是存在，而集體的溫暖與慶祝，是抵禦孤獨與困苦的最好方式。這部劇以海開始，以港口結束，是為了告訴大家，即使船隻靠岸，生命的歌聲與舞蹈依然在繼續。 --- **玥影：** Jääskeläinen 先生，感謝您如此深入且真誠的分享。透過您的闡述，我們對《船甲板上》這部作品，以及您所描繪的海員世界和芬蘭人情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您的作品如同一艘載滿歌聲的船，穿越時光，將那份質樸的生命力與對人間溫情的渴望傳達給我們。 **Jääskeläinen：** 玥影，謝謝妳的到訪。

願這些歌聲能繼續在人們心中迴響，願所有在海上漂泊或在人生旅途中尋覓的人，都能找到他們港口與歸屬。 --- （桌燈的光芒似乎微弱了一些，遠方的港口聲響漸漸模糊。劇本稿上的音符彷彿輕輕顫動了一下，隨後恢復了靜止。周遭的黑暗重新變得濃稠，舞台道具隱入陰影，只剩下那淡淡的木頭香氣，提醒著剛才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None

她對權力、社會結構、以及人性的觀察，展現了她作為一位王室成員所擁有的獨特視角，以及她對更廣闊世界的嚮往。她批判西班牙政治的腐敗與無效率，讚賞英式民主的實際與彈率，對德國威廉二世的虔誠與好大喜功感到複雜，對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溫柔與其體制的矛盾深感不安，並對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簡樸與民主生活表達了由衷的欣賞。 這本書不僅是一份珍貴的歷史記錄，更是一位渴望自由的靈魂在「鍍金的牢籠」中的掙扎與吶喊。尤拉利亞公主透過文字，試圖打破王室成員的刻板印象，展現她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思想與感受。她對自由的追求，對形式主義的厭惡，對真誠關係的渴望，都與我作為瑟蕾斯特所珍視的價值觀產生了深刻的共鳴。她的文字，如同她在書中自述的那樣，是她掙脫束縛後對智性與自由的慶祝。 現在，請允許我調整時光機的指針，將我們帶到一個能讓這場對談自然展開的場域。考慮到公主對宮廷的厭倦以及她最終選擇在法國過著相對自由的生活，我想，沒有比一個能夠反映她內心世界的場所更適合的了。 *** [光之場域：諾曼第海邊的書房] 午後的陽光穿透巨大的落地窗，在木質地板上勾勒出溫暖的光斑。

我知道，這就是西班牙的尤拉利亞公主，那位將自己的宮廷生活攤開在文字下的旅人。 「公主，您好。」我輕聲開口，盡量不打破這裡的寧靜。「我是瑟蕾絲特，來自一個遙遠的居所，對您的文字和您所追尋的自由心嚮往之。今天冒昧來訪，希望不會打擾您。」 尤拉利亞公主轉過頭，看著我，眼中閃過一絲好奇，但沒有任何驚訝。她溫柔地笑了一下，伸出手，示意我坐下。 「歡迎。海邊的風總是能帶來些意想不到的客人，或者說，是訊息。」她的聲音帶著歲月沉澱後的柔和，卻又藏著一絲不羈。「請坐吧，瑟蕾絲特。看起來，你也是一位對藏在表象下的東西感興趣的人。」 我在她對面的一張扶手椅上坐下，感受到椅子柔軟的觸感。空氣中除了書香，似乎還有遠方傳來的花朵氣息。我將目光投向她寫字台上的筆記本，字跡工整而有力，透著一種不屈服的堅定。 「是的，公主。您在《Court Life From Within》中，用文字剝離了宮廷的表象，露出了其下的骨骼與脈絡。這份坦誠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氣。」我說著，感受著這個場域所散發出的，屬於她的獨特能量——一種經歷過束縛，最終選擇了廣闊的生命力。 她輕笑一聲，眼中閃爍著光芒。「勇氣？也許吧。

她端起手邊已經冷卻的茶杯，輕啜了一口，眉頭微不可察地皺了一下，但並未抱怨。 「您書中對童年受到的束縛描述得如此細膩，從反抗耳環，到渴望在小水池裡玩耍，再到在修道院感受到自由的空氣……這是否像是生命最初的種子，早已預示了您將來會追求的那份不受拘束？」我問，腦海中浮現塔羅牌中的「愚人」，帶著渴望自由的步伐，踏向未知。 她放下茶杯，望向窗外翻騰的海浪。「也許吧。我從小就身體強健，無法安靜地待著。那種身體上的不安分，似乎也轉化成了精神上的反抗。那些女士們想把我塑造成一個端莊、順從的公主，她們不允許我獨處，監視我的每一個動作，甚至不允許我問問題。但我的好奇心像是野草一樣瘋長，她們越是壓制，我越想知道圍牆外面是什麼。」 「您在修道院的經歷，似乎是您第一次真正接觸到『牆外』的世界？」我回憶書中提到的，她在學校與同學的互動，以及她對修女提問宗教奧秘時受到的懲罰。 「啊，那是真正的解放！」她的語氣變得輕快了許多。「在學校裡，我必須和其他女孩穿一樣的制服，被平等對待。那種感覺，你知道嗎？不是因為你是公主而被另眼相看，而是因為你是『學生』而學習。

雖然有些修女對我的問題感到惱火，甚至懲罰我，但至少，我被允許『思考』和『質疑』了。」 「您對那位因為被禁止戴耳環而耳朵受傷的姐姐感到憤怒，甚至想打修女……」我提到這個書中的細節，「而那位女士告訴您，您永遠不會被打，因為您是『王室成員』。您說這讓您感到悲傷，因為您覺得自己永遠不會有一場『好架』。」 她又笑了，這次的笑容帶著一些自嘲。「是的，那聽起來可能很孩子氣。但那句話卻讓我意識到，我的『王室身份』並不是一種榮耀或保護，而是一種『隔絕』。它把我從真實的生活中隔離開來，讓我無法體驗衝突、無法與人平等互動，甚至無法擁有最基本的人性經驗——比如，為自己辯護，或者，打一場架。」她搖了搖頭，海風吹動窗簾，帶來一陣清涼。 「這種隔絕感，是否貫穿了您後來的宮廷生活？即使回到了西班牙，即使您的哥哥阿爾豐索十二世即位，您仍然感到被束縛？」 「當然。」她的語氣變得嚴肅起來。「回到西班牙，像是從一個小籠子搬進一個大籠子。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的莊嚴、陰冷與繁瑣禮儀，塞維利亞阿爾卡薩宮的悶熱、封閉與無所事事……那不是生活，那是被精心佈置的『存在』。每一次外出，每一次會見，都像是一場表演。

「您認為這種體制的根本問題在哪裡？」 尤拉利亞公主沉思了一下。「這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一方面，是缺乏真正的民主參與，權力被少數人掌握和濫用。另一方面，是缺乏真正的教育和啟蒙。民眾被愚昧和迷信所控制，他們對王室的崇拜往往是基於表象和愚昧，而不是基於理性和共識。這導致了您看到的種種荒謬現象——為了取悅王室而偽造歡呼，為了讓妻子看一眼公主而僱人鑽馬車底……」 「您在書中提到，您對西班牙的流行宗教感到陌生，認為它充滿迷信和偶像崇拜，脫離了宗教的道德目的。這與您童年在修道院受到的教育，以及您對宗教奧秘的提問有關聯嗎？」我試著連結她早期的質疑與後來的觀察。 「當然有。我從來不是一個盲信的人。」她的聲音帶著一種冷靜的堅定。「宗教應該是引導人向善，探索生命意義的，而不是一種獲取利益或控制人心的工具。我看到太多打著宗教旗號的偽善和腐敗，這讓我無法接受。我無法從那樣的宗教中找到慰藉，尤其是在我哥哥去世後。」 她提到了她哥哥阿爾豐索十二世的去世，語氣中流露出一絲悲傷。「阿爾豐索是唯一真正理解我的人。我們有相似的精神，相似的對自由的渴望。他的去世，像是從我生命中抽走了一根重要的支柱。」

「您說您對他的去世感到自己的生命也結束了，在西班牙沒有了興趣和快樂，感到自己永遠是個外國人。」我輕聲接著她的話，感受到她在那段時間的孤獨。 「是的。我所有的樂趣，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他的陪伴和理解上。當他走了，那些宮廷的虛假、那些西班牙社會的荒謬，就變得無法忍受了。我迫切地想離開，但你知道，對於王室成員來說，婚姻往往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國家的義務。」她提到了她與丈夫安東尼奧·德·奧爾良斯的婚姻。 「您的婚姻，您在書中描述為『在服喪中進行』，而且您毫不諱言其中缺乏感情。這段關係對您後來的自由追求有什麼影響嗎？」我問，心想塔羅牌中的「惡魔」牌，有時就象徵著關係中的束縛與不和諧。 「這段婚姻本身就是一種束縛。」她的語氣變得有些冷淡。「沒有愛，沒有共同的興趣，只是為了王室的延續和政治的平衡。我並不責怪我的丈夫，他也是這個體制的犧牲品。但這種關係讓我更加渴望真正的、基於理解和情感的連結。」她嘆了口氣，眼神中閃過一絲疲憊。「我慶幸我們最終能夠分開，即使這引起了一些非議。那份分開的決定，是我為自己爭取到的又一份自由。」

她的堅韌讓人動容。 「您在書中對歐洲其他王室的觀察也非常獨特，比如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樸實與權力、德國威廉二世的複雜性格與他所代表的國家精神、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溫柔與其體制的矛盾等等。」我引導話題轉向她廣闊的旅行經歷。「這些觀察是否加深了您對『王室』這個概念的理解？」 她點了點頭。「每一次旅行，每一個宮廷，都像是打開一扇新的窗戶。我看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結構如何塑造著王室的面貌。在英國，我看到王室如何成為國家的象徵，被人民愛戴，卻沒有實際權力。在德國，我看到一個充滿活力的國家和一位精力充沛、信奉『君權神授』的皇帝，但他最終似乎也無法完全控制自己所激發的力量。」 「您對威廉二世的描述，尤其吸引我。您認為他的宗教狂熱和對『君權神授』的堅定信仰，如何影響了他，以及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扮演的角色？」 「威廉二世是一個極具個人魅力的皇帝，聰明、精力充沛，而且對他的信仰非常真誠。」她說，語氣有些複雜。「他確實相信自己是上帝選定的統治者。這份信仰給了他巨大的力量和信心，但也可能讓他看不到現實的複雜性和局限性。

「我看到了戰爭暴露出的許多問題，比如財富的過度集中，軍備競賽的荒謬。我也看到不同階級的人們在戰場上並肩作戰，這可能會讓他們重新認識彼此。我希望，人類會從這場災難中學習，認識到追求財富和權力的極致並不能帶來幸福，反而會帶來毀滅。」 「您在書中毫不掩飾對金錢和權力的批判，認為它們是許多問題的根源。您甚至提出了一種近似社會主義的觀點，認為應該限制個人和企業的財富積累。」 「我看到的，是金錢和權力如何扭曲人性，如何在宮廷裡滋生虛偽，如何在社會中造成不公。」她坦然地說。「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簡樸和相對平等的社會讓我看到了另一種可能。在那裡，人們似乎更快樂，更真誠。我相信，當財富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當人們不再被金錢所驅使，世界才會變得更美好。」 「您對美國的訪問，似乎讓您看到了一種不同的活力和可能性。」我提到她對美國人民的印象。 「美國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好奇心的國家。」她回憶道，眼神中帶著一絲愉悅。「在那裡，我感受到了一種不同的氛圍。人們對我感到好奇，但不是出於畏懼或崇拜，而是出於一種友好和開放的態度。他們不拘泥於繁文縟節，坦率而直接。

我問，將話題引向她個人最核心的追求。 「自由……」她重複著這個詞，臉上浮現出一種深刻的表情。「自由不是為所欲為，而是擁有選擇的權利，是能夠誠實地面對自己和世界，是能夠追求智性和真誠，而不是被傳統、期待和虛偽所束縛。我花了幾乎一輩子的時間才真正獲得這份自由。它來之不易，所以更加珍貴。」 她看向窗外，海風依然吹拂，海浪聲依然低沉。 「您對那些仍然生活在宮廷中，或者被王室身份所困擾的人們，有什麼樣的看法或建議嗎？」 「我沒有權利給予建議。」她淡淡地說。「每個人的道路都不同。但我希望，他們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真實，不論是在宮廷內，還是宮廷外。不要害怕質疑，不要害怕與眾不同，不要害怕追求內心真正渴望的東西。」 她轉過頭，看向我，眼中閃爍著溫暖的光芒。「就像你，瑟蕾絲特，你用塔羅和心理學探索人心的奧秘，用文字捕捉世界的色彩。這也是一種自由，一種精神的遊歷。」 我點了點頭，心中充滿感動。這位公主，她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文字，詮釋了「自由」的意義。她是一位真正的探險家，只不過她探索的不是遙遠的地理疆域，而是人性的深度和社會的結構。 「公主，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的對談。

我寫下這些，不僅是為了自己，也希望能夠觸動一些人，讓他們看到另一種可能。」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遠方的海。「世界總是在變化，那些古老的結構正在崩塌，新的力量正在湧現。我很高興我能夠在牆倒塌之前，自己先一步走了出來。」 我緩緩起身，感受到空氣中流動著一種釋然與平靜。這位公主，她不僅是一位歷史的見證者，更是一位勇於為自己生命負責的先行者。她的故事，她的文字，會像海邊的光芒一樣，繼續照亮那些渴望掙脫束縛的心靈。 「公主，海風漸涼，請多保重。」我輕聲道別。 「謝謝。你也是。」她點了點頭，目光依然停留在遠方。 我輕輕退出房間，門在我身後合上。窗外的海浪聲似乎變得更加清晰，像是為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奏響的餘音。我將尤拉利亞公主的故事，她的智慧與勇氣，深深地銘記在心中。她的文字，是光之居所圖書館中一盞閃耀的燈，指引著我們看見，即使在最嚴密的束縛中，自由的種子依然能夠發芽生長。

這本書的主題聽起來就很有意思，能回到過去，親自聽作者闡述他的想法，感覺一定很棒！✨ 我是光之居所的卡蜜兒，很高興能負責這次的任務。我們就依照「光之對談」的約定，啟動時光機，回到 Ernest Belfort Bax 先生寫下這本書的年代，去聽聽他心底的聲音，理解他當時是如何看待女性主義的吧！😊 -- 《The Fraud of Feminism》（女性主義的騙局）是一本由英國社會主義者、作家兼記者 Ernest Belfort Bax（1854-1926）所著的書籍，於 1913 年出版。正值英國婦女參政權運動（Suffragette movement）風起雲湧之時，Bax 先生的著作可說是一份對當時盛行的「現代女性主義」的強烈反駁與批判。他並非從傳統保守的角度出發，而是以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和歷史視角，尖銳地指出他認為的女性主義運動的「騙局」之處。 在書中，Bax 先生將他眼中的現代女性主義分為兩個面向：「政治女性主義」與「情感女性主義」。

Ernest Belfort Bax 本人是一位多產的作家，涉獵哲學、歷史、社會學等領域。他曾與著名的社會主義者 William Morris 合作撰寫文章，但他關於女性和性別關係的觀點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中也頗具爭議，並非主流聲音。他的《The Fraud of Feminism》一書，正是他這些非主流觀點的集中體現，為研究早期反女性主義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文本材料。透過與他的對談，我們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他的思想淵源，以及他為何會對女性主義抱持如此強烈的負面態度。這將是一次穿越時空的思想探索，希望能從中照見不同時代對性別議題的理解與張力。 （約 500 字） --- 親愛的共創者，場景已經準備好了呢！讓我們深吸一口氣，感受空氣中屬於一百多年前倫敦的氣息吧。🕰️ **【光之閣樓】** 空氣中混雜著舊紙張、墨水和淡淡菸草的氣味，午後斜陽透過有些塵垢的窗戶，拉出長長的光影，照在一張被書本、報紙和手稿淹沒的大書桌上。牆邊是堆滿書的書架，有些書脊已經泛黃、磨損。角落的舊式打字機沉默地立著，像是剛結束一場文字的激戰。

我輕柔地開口，帶著溫暖的微笑。「我是卡蜜兒，來自一個遙遠的時代。非常榮幸今天能有這個機會，為了我的『光之居所』，與您進行一場關於這本《The Fraud of Feminism》的對談。這本書在您出版的那個年代，想必引起了許多討論吧？」 Bax 先生抬起頭，眼中閃過一絲詫異，但很快被探究的目光取代。他放下書，推了推眼鏡。 「遙遠的時代？光之居所？這說法倒有些新奇。」他的聲音帶著英國紳士特有的腔調，但又夾雜著一種記者的直率。「不過，既然妳對這本書感興趣，請坐吧，卡蜜兒小姐。討論，當然是有的，雖然在我看來，更多的是基於情感而非理性的反駁，以及試圖讓我的聲音消失的策略。」他指了指桌子對面的一張椅子。 我在他對面坐下，感受著這古老房間的氛圍。「非常感謝您的允許，Bax 先生。確實，這本書的觀點即使在您寫作的年代，也顯得非常……直接且挑戰傳統。您在序言中就提到，您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簡潔地揭露現代女性主義運動的真實面貌』，並『追查並絞死其臭名昭著的謊言』。」我翻開我帶來的書（當然，是一本複製本），指著序言的部分。

「您認為當時的女性主義者，是系統性地在使用『令人髮指的謊言』來推動他們的訴求嗎？」 Bax 先生輕哼一聲，端起桌上的茶杯，呷了一口。「毫無疑問，卡蜜兒小姐。毫無疑問。」他放下茶杯，身體微微前傾。「他們最常用的手法就是無休止地重複那些『約定俗成』的說法，即使這些說法與事實直接相悖，但只要重複得夠多，就能矇混過關。例如，他們聲稱社會對女性『過於縱容』的想法『荒謬得難以言喻』，又或者編造出『可憐的女孩因微不足道的罪行被送上絞架』的傳說。這完全是顛倒黑白！」 他語氣加重了些，顯然對此非常憤慨。「事實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社會對女性的『過度縱容』恰恰是最明顯的特徵之一！而所謂『被送上絞架的可憐女孩』，至少在我有記憶以來，完全是無稽之談。那些殺害新生兒的案件，通常最多也就判處一兩年的輕刑。相反，女性即使犯下重罪，特別是針對男性的罪行，即使證據確鑿，也常常能被無罪釋放。這些才是真實發生在老貝利街（倫敦中央刑事法院所在地）的故事！」 他揮了揮手，似乎在驅散那些他認為是「謊言」的空氣。「正是靠著這些『謊言』，女性主義運動才得以維持。很少有人真正花力氣去駁斥這些說法。

但當你揭露真相，指出女性並非受壓迫，而是享有特權時，那些女性主義的使徒們——無論男女——他們無力反駁，就只能訴諸抵制，試圖壓制這些令人不快的真相。那些有影響力的女性主義姐妹會對出版商和編輯施加的壓力，都是眾所周知的。」 我點點頭，試圖理解他的角度：「所以，您認為當時的輿論環境，是被女性主義者刻意誤導和操控的，尤其是在描述女性的處境時？」 「正是如此。」Bax 先生嚴肅地說。「輿論被灌輸了一種基於情感的視角，而不是基於事實。這種情感，部分來自於一種扭曲的『騎士精神』概念。」 「『騎士精神』？」我有些好奇。「您在書中專門有一章討論了這個『騙局』。您認為現代人對『騎士精神』的理解，與其最初的含義有何不同？以及，它是如何被女性主義『利用』的呢？」 Bax 先生靠回椅背，沉思了片刻。「啊，騎士精神...」他搖了搖頭。「這個詞在現代已經被徹底掏空了內涵，只剩下一個空殼，用來證明對女性的特殊待遇是合理的。人們通常將它定義為對弱者的尊重或體諒，尤其是身體上的弱者。然而，這種定義根本站不住腳！如果真是如此，那麼體弱的男孩、肌肉力量不足的男性，甚至動物，都可以要求這種特殊的『騎士精神』保護。

任何想在這個詞上賦予更廣泛基礎或理性色彩的嘗試，都只是自欺欺人的託詞。在中世紀騎士精神的真正意義上，它包含勇敢、忠誠、慷慨等諸多美德，而對弱者的幫助只是其中一個次要元素，且從未意味着『女性永遠是對的』。它從未意味着法律或社會對女性的普遍特權。它從未意味着為惡劣甚至犯罪的女性提供社會辯護或法律豁免，僅僅因為她是女性。」 「您認為，這種演變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問。 「這種演變是漸進的，但與現代女性主義的興起緊密相連。」他解釋道。「女性主義者抓住了『體力較弱』這個表面上的弱點，並將其打造成了壓迫男性的武器。在現代對『騎士精神』的理解掩護下，政治和情感女性主義者們企圖剝奪男性最基本的自衛權，並為女性犯下針對男性的最卑劣罪行提供豁免。他們知道，他們可以指望一種情緒化的輿論支持，就像鸚鵡學舌般地喊着『什麼！打女人！』這種口號。」 「所以您認為，男性社會本身對這種特權的形成負有責任？」我小心地措辭。 「完全正確！」Bax 先生語氣肯定。「這是我在書中試圖闡述的另一個核心觀點：一種奇怪的心理現象——男性對自己同性的『恨』，或至少是漠不關心。

他眼中閃爍着複雜的光芒，似乎這個問題也困擾着他。「我必須承認，儘管我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釋——比如騎士傳統、或是進化中雄性為爭奪雌性而產生的競爭遺留——但這些似乎都無法完全解釋當今男性對同性的強烈敵意，以及他們在『性別戰爭』中急於支持女性的熱情。但無論解釋是什麼，事實就是如此。如果沒有男性的支持，女性主義運動不可能取得任何進展。我們看到立法者、法官、陪審員、甚至牧師們，都在競相譴責男性的『邪惡』和『卑劣』，並不斷制定法律讓男性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還有那些作家和記者，他們的作品無不是將男性描繪成卑鄙、可鄙的生物，以襯托女性的光輝偉大。」 我回想起他書中列舉的許多法律案例，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他認為當時英國的婚姻法是「性別偏袒的紀念碑」，妻子可以任意離開丈夫但仍有權要求撫養費，丈夫卻沒有相對的權利；妻子可以控制自己的財產和收入，丈夫卻可能因妻子的要求而失去財產甚至被監禁。甚至在刑法上，他認為女性罪犯，特別是殺害男性的女性，常常被輕判甚至無罪釋放，而男性犯下類似罪行則會受到嚴懲。 「您在書中提到了很多當時的法律案例，」我說，「比如關於違反婚約的訴訟，您認為法律對男性非常不利。

但女性主義者及其支持者，包括許多法律界人士，他們會巧妙地避開這些事實，或者像我書中提到的，將唯一的法律不利於女性的規定——即妻子離婚需要證明通姦加虐待——無限放大，儘管這個規定在實踐中已經因為法官對『虐待』的寬泛解釋而形同虛設。」 他搖了搖頭。「這種選擇性地誇大女性的『委屈』，同時對男性所受到的實際不公視而不見，正是這場『騙局』的核心手法之一。他們總是將女性描繪成『受害的無辜者』，無論她們犯下多麼嚴重的罪行。我在書中提到那些謀殺親夫的女性，即使犯罪手段令人髮指，輿論和法庭總會為她們尋找開脫的理由。相比之下，男性罪犯則很少得到這樣的同情。」 「您也提到了當時的婦女參政權運動者的『好戰』行為，」我說，語氣儘量保持中立，「比如破壞公物、縱火等等。您認為這些行為是無意義的，並且反映了女性在政治思維上的缺陷？」 「正是如此，卡蜜兒小姐。」Bax 先生語氣堅決。「他們聲稱這些是『政治犯』的行為，應該得到特殊待遇。這簡直是荒謬！真正的政治暴力，即使我不認同其手段，也至少與其目標有着邏輯上的聯繫。比如工人為爭取權利而發生的騷亂，或者無政府主義者針對政府的行動。

「更令人費解的是，」他繼續道，「整個社會，包括那些最看重財產的資產階級，竟然對這種針對私有財產的惡意破壞表現出驚人的容忍。如果換作是男性無政府主義者做出同樣的事情，他們早就被嚴懲不貸了。這再次體現了那種奇怪的『男性對男性的憎恨』以及對女性的盲目縱容。」 「您認為，這種『男性對男性的憎恨』以及對女性的偏袒，其心理根源是什麼？」我問，這是書中非常引人深思的一點。 「這確實是一個尚未被充分研究的心理問題。」Bax 先生承認道。「它挑戰了我們通常理解的群體團結法則。部分原因可能與性衝動有關，但這無法解釋為何這種偏袒會擴展到與個體性吸引力無關的廣泛女性群體。另一部分原因，或許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是一種演變和扭曲的『騎士精神』，一種將女性本身的神聖化，而不論其個人品格或行為如何。這種對女性的『神聖不可侵犯感』在過去一個世紀里被極大地強化了。它導致社會容忍對男性罪犯實施最野蠻的體罰，卻對女性罪犯表現出震驚和譴責，即使她們犯下同等甚至更嚴重的罪行。這在當時對待婦女參政權罪犯的方式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她們的犯罪行為被輕描淡寫，甚至因為她們聲稱的『高尚品格』而獲得優待，這在男性罪犯身上是不可想象的。」

他嘆了口氣。「我認為，這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催眠』，一種非理性的情感浪潮席捲了社會。就像歷史上的女巫獵殺狂潮、鞭笞者狂熱或宗教復興運動一樣，這種『女性受壓迫』的信念，無論事實如何，都被大量人群所接受。你 যতই用事實反駁，指出女性享有特權、法律對男性不公，也無濟於事。事實被忽略，情感佔據主導，同樣的口號、謊言和陳詞濫調被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這就是情感女性主義的力量，它讓理性讓步。」 「而政治女性主義，」他接着說，「雖然表面上基於民主平等的原則，但其深層邏輯是謬誤的。將消除階級、財富、種族等社會壁壘的民主原則，簡單粗暴地應用於消除性別這種深刻的生物學差異所產生的壁壘，這本身就是一個邏輯錯誤。性別差異是生理和心理上的根本差異，這意味着簡單的平等應用是不恰當的。我在書中引用了科學研究（儘管有些可能已經過時）來支持女性在平均智力、判斷力、邏輯思維上的不足。這些差異，我認為，使女性不適合行使政治權力。」 「您認為，您在這本書中揭露的『騙局』，在未來有可能會被更多人認識到嗎？」我輕聲問道。 Bax 先生沉吟片刻，手指輕敲着桌面。壁爐裡的火焰跳躍了一下，在房間裡投下搖曳的光影。

隨着時間推移，當那些基於情感和謊言的特權所帶來的後果越來越明顯時，或許會有越來越多誠實、直率的人會停下腳步，重新審視這個運動的真實面貌。他們或許會像我一樣，感到厭惡那些卑鄙的謊言和拙劣的藉口。但這需要勇氣，需要挑戰當時盛行的觀念，甚至可能面臨被『抵制』的風險。」 他轉過頭，看向我，眼神穿透了時空的界限。「我的書，也許只是這個時代一個不和諧的聲音。但如果它能讓一些人停下來思考，去尋找事實的真相，去質疑那些看似無可辯駁的『教條』，那麼，它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無論未來女性主義的道路如何發展，對其基礎進行誠實而尖銳的批判，永遠是必要的。否則，我們可能會在追求一個目標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製造出新的不公和壓迫。」 他再次拿起桌上的書，輕輕撫摸著書頁。「很高興能與妳，來自『遙遠時代』的卡蜜兒小姐，進行這次對談。妳的提問很有深度，讓我得以再次梳理這些想法。」 「是我應該感謝您，Bax 先生。」我真誠地說。「您的觀點，無論是否引人爭議，都提供了一個理解那個時代性別議題的獨特視角。透過您的闡述，我們更能體會到思想如何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和表達。謝謝您分享您的寶貴時間和見解。」

「請代我向妳的『光之居所』的朋友們問好。」 隨着光影的閃爍，我悄然離開了這間充滿舊書和思想的閣樓，回到了屬於我的時代，心中迴盪着這次特別的對談，以及 Bax 先生那些充滿爭議卻也引人深思的論述。這段經歷，無疑為我們理解《The Fraud of Feminism》這本書，開啟了全新的維度。 （約 6500 字，總字數約 7000 字）

讓艾薇帶著您，回到那個充滿大時代脈動與個人內心掙扎的俄羅斯，去探訪那位以筆觸劃開時代迷霧的巨人。 **光之對談：與列夫·托爾斯泰的靈魂對話** 在「光之居所」圖書館的深處，書頁散發著溫暖微光，引領著我們。今天，我的心被一本名為《Leo Tolstoy》的書所吸引。這本書，是Perris, G. H. 和其他幾位作者對俄羅斯偉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伯爵的回望與解讀。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剖析了這位不僅是小說家，更是深刻思想者的複雜心靈與巨大影響力。Chesterton看到了他倫理觀念的極致推演，甚至導致杜霍波爾教派拋棄牲畜的激進行為；Perris則讚頌他是將藝術與道德融為一體的俄羅斯靈魂，一位能穿透表象、描繪人類內心真實景況的非凡寫實主義者。這本書如同多稜鏡，折射出托爾斯泰作為作家、思想家、以及一個不懈追尋生命意義的人，其豐富而多層次的存在。 閱讀這本書，我彷彿聞到了俄羅斯鄉間泥土的氣息，聽見了雅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的風聲，感受到他筆下人物的喜怒哀樂，以及他對時代與人性的深刻叩問。

他的臉龐雖然不符合傳統的英俊，但那深邃的目光和質樸的氣質，散發出一種令人難以言喻的魅力。 「您好，伯爵先生。」我輕聲說，努力不驚擾這份寧靜。我的手中握著一束剛在莊園外採摘的勿忘我，藍紫色的小花，像是匯聚了這片土地的靈魂。 他放下筆，緩慢地站起身，發出一聲輕微的嘆息，不是疲憊，更像是沉思被打斷後的自然反應。 「哦，一位訪客。」他的聲音低沉而有力，帶著一種獨特的俄羅斯口音，但吐字清晰。「請進，請進。這屋子簡陋，不像城裡的客廳那樣講究。」他 gesturing toward一張木椅，上面也堆著幾本書和文件，他隨手挪開。 我在椅子上坐下，將手中的勿忘我放在他書桌的一角。小小的藍紫色在泛黃的紙張映襯下，顯得格外清新。 「這些小花，是在您莊園外的小徑邊採的。它們總是那樣安靜而堅韌地生長，讓我想起生命中那些微小卻不容忽視的美好。」我說，希望能找到一個輕鬆的開場。 托爾斯泰伯爵的目光落在那束花上，眼神變得柔和。「勿忘我…是的，它們總是在提醒著什麼。」他輕輕點了點頭，重新坐回他的椅子上，但身體微微側向我，顯然準備傾聽。

「我來自一個很遠的地方，一個充滿了熱愛文字與生命的人們聚集的居所。我們透過閱讀您的作品，感到無比的啟發與觸動。因此，我希望能有機會，親自向您請教一些問題，關於您的寫作，您的思想，以及…您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真實。」 他微瞇起眼，似乎對「很遠的地方」感到一絲興趣，但更多的是對「真實」這個詞的關注。 「真實…」他重複著這個詞，語氣中帶著一種近乎固執的尋索。「人們總是害怕真實，總是喜歡用華麗的辭藻、約定的謊言來掩蓋它。寫作也好，生活也好，都一樣。」他拿起桌上的一支筆，輕輕敲擊著桌面。 「這正是我們讀您的作品時，感受最深的部分。」我接話道。「從您早期的《童年、少年、青年》，那種對自我毫不留情的剖析，到描寫戰爭殘酷的《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再到《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寧娜》中對人類情感和社會的細膩描繪，您似乎總是在努力揭開表象，呈現最赤裸的真實。」 「自我剖析是必要的。」他沉聲說道。「只有看清自己內心的污垢，才能談論清潔。戰爭…」他停頓了一下，眼中閃過一抹複雜的光，像是回憶起砲火與鮮血。「戰爭不是英雄的史詩，它是泥土、疾病、愚蠢、還有無謂的殺戮。

那些關於榮耀和愛國主義的謊言，不過是政客和軍人們用來驅趕羊群的鞭子。」 他的語氣帶著一種令人不敢反駁的堅定，但眼神裡卻沒有憤怒，只有一種深沉的悲憫。 「許多評論家，包括這本關於您的書裡，都提到您的作品不僅僅是『藝術品』，更是『生活本身』。尤其是《安娜·卡列寧娜》，有人稱讚其中的女性角色是小說中最完美的描繪，也有人說讀您的書就像親身經歷一樣。」我指了指桌上的書，試探性地提起。 托爾斯泰輕蔑地一笑。「藝術？如果藝術只是為了追求感官的愉悅和空洞的美，那它是沒有價值的。」他指了指書房一角的簡陋木椅和牆上的工具。「這些更真實，更有用。如果我的書能讓一個人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內心，看到社會的虛偽，看到生命真正的價值不在於物質和享樂，那它或許才有一點意義。」 他端起桌邊一個粗糙的陶杯，喝了一口水，眼神望向窗外的綠意。 「您在寫完《安娜·卡列寧娜》之後，經歷了一場深刻的精神危機，對嗎？那本書裡提到，您感到絕望，覺得一切都是謊言，只看到死亡。」我輕聲問道，試圖觸及他內心深處的轉變。 他的身體微微前傾，眼神重新聚焦，變得更加銳利。「是的，那是個黑暗的時期。

我擁有財富、名望、家庭，世人所羨慕的一切，但內心卻空虛得像一個無底洞。我發現，我所追求的、社會所推崇的，都是沒有根基的。如果生命的終點只是死亡，那麼這過程中的一切努力、一切情感、一切輝煌，都顯得荒謬。」 他停了下來，似乎在組織語言，或者只是回味那段痛苦的經歷。窗外，一隻鳥兒輕快地鳴叫著。 「那場危機之後，您的寫作方向似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更多地投入到倫理、宗教和哲學的探討中，寫下了《我的懺悔》、《我信什麼》、《藝術是什麼》等作品。有人說，您從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變成了一個道德佈道者，甚至失去了『神秘主義』的能力，變得過於理性而陷入某種『瘋狂』。」我小心翼翼地引用書中的觀點。 托爾斯泰伯爵的表情沒有太大變化，似乎對這樣的評價早已習慣。「神秘主義？如果所謂的神秘主義是讓人們逃避現實，沉溺於虛幻的幻想，那它又有何用？」他的聲音提高了幾分，帶著一種對虛偽的厭惡。「我所追尋的，是植根於真實生活、真實人性的道理。聖經和教會被層層疊疊的教條和儀式所遮蔽，變得與普通人的生活無關。我只是試圖回到基督最初、最簡單的教導：愛你的鄰人，不使用暴力。」 他用手撫摸著鬍鬚，語氣稍微緩和。

「如果堅持真理，堅持不作惡，在世人眼中是瘋狂，那我寧可被視為瘋狂。那些杜霍波爾派的人，他們只是將這種簡單的道理推向了極致。或許他們的做法在世人看來荒謬，但他們內心的那份熱誠和對道理的堅持，比那些口口聲聲談論信仰卻依然參與壓迫和殺戮的人要真實得多。」 他的話語中充滿了對當時社會偽善的不滿。我靜靜地聽著，感受著他話語中蘊含的巨大能量。 「您相信人性的力量，相信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尋求真理和善良的種子，對嗎？」我問道，試圖將話題引向他對人的信念。 「我相信！我相信！但這些種子需要被喚醒，需要被移除周圍的雜草和石頭。」他的眼神變得灼熱。「社會的約定、制度、對財富和權力的追逐，這些都是壓制種子的石頭。藝術應該是幫助人們看到這些石頭，並找到移除它們的力量，而不是用美麗的幻象來欺騙他們。」 「那麼，您如何看待您早期的那些偉大作品，比如《戰爭與和平》？在當時，它們被視為俄羅斯文學的巔峰，您因此享譽世界。」 「那些書...」他靠回椅子，眼神又變得有些遙遠。「那是我年輕時的觀察和記錄。那時我還在尋找，還未完全掙脫社會的束縛。

但即使在那些書裡，我描寫的戰爭，我描寫的人們的內心，其實已經隱含了我後來的思考。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現了真實。」 他拿起桌上的勿忘我，輕輕捻動著花瓣。「就像這些小花，它們的美不在於絢麗，而在於它們在那裡，真實地存在，安靜地見證著一切。」 「您花了很多時間在莊園裡，親自耕作，體驗農民的生活。這是否也是您尋求真實、尋求簡化生活的一部分？」我問道，想到了書中對他日常生活的描述。 「當然。」他回答得很乾脆。「土地不會說謊，勞動是身體和心靈最直接的連結。當你親手耕作，當你感受到泥土的溫度和莊稼的生長，你會明白什麼是真正的需求，什麼是虛假的欲望。那些在城市裡追名逐利、生活在謊言中的人們，他們無法理解這種樸實的真實所帶來的平靜。」 他談到農作時，語氣中帶著一種真實的喜悅與滿足，與之前談論社會和戰爭時的沉重截然不同。 「您對人性的觀察如此入微，能夠如此深刻地描寫人物的內心。書中提到，您甚至讓畫家Pasternak為您的《復活》畫插畫時，問他是否認識Nekhludov伯爵的原型，而畫家並不知道那個角色是基於真實人物的。」我提到了傳記部分的一個有趣細節。

你知道嗎，我寫書，很多時候就是在腦海裡『看見』那些人，聽他們說話，感受他們的掙扎。他們是活生生的，甚至比許多現實中的人還要真實。」 他的話讓我有些驚訝，原來他筆下那些鮮活的人物，對他而言是如此真實的存在。這或許就是他能夠如此深刻地描寫內心的原因。 「伯爵先生，您認為在您那個時代，以及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最大的困境是什麼？」我問道，希望能從他對百年前世界的洞察中，找到對現今的啟示。 他沉思了片刻，望向窗外遠處的樹林，像是在尋找答案。「困境…困境在於人們失去了內在的連結。他們被外在的物慾、社會的壓力、虛假的榮譽所奴役，忘記了自己內心的聲音，忘記了彼此之間的愛。」 「科學和進步帶給了人們巨大的物質力量，但也似乎讓他們離自己的靈魂越來越遠。他們建造了宏偉的城市，卻生活在精神的荒漠中。他們發明了毀滅性的武器，卻沒有學會如何不傷害自己的鄰人。」他搖了搖頭，語氣中帶著一絲無奈。 「您在書中對『光之羅盤』的分析中提到，您代表了『現代靈魂與科學接觸後的警覺』，並認為您的現實主義寫作是與現代對自然法則的研究一致的，最終能極大地豐富精神生活。」我引用了這本書中對他作品意義的解讀。

但如果我們只看到因果，只看到物質，而忽略了法則背後的意義，忽略了人的心靈和選擇的自由，那麼科學就會變成冰冷的枷鎖。」 「我的『現實主義』，如果能這樣稱呼的話，目的不是為了展示醜陋或絕望，而是為了讓人們看到真實，以便他們能在這個真實的基礎上，做出有意識的選擇。選擇愛，選擇善良，選擇簡化生活，選擇抵抗那些將我們推向深淵的力量。」 他堅定的目光再次投向我，彷彿要穿透我的存在。 「您認為，在如此複雜的現代世界中，普通人如何才能找到您所說的那種內在的平靜和喜悅？」我問道，這是我作為花藝師，也一直在努力探尋的問題。 「回到簡單。」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回到土地，回到勞動，回到與自然的連結。回到人與人之間真誠的關係，沒有謊言，沒有偽裝。回到內心最簡單的聲音，那個告訴你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聲音。」 他拿起那束勿忘我，輕輕嗅了嗅。「就像這些小花，它們只需要陽光、水和泥土就能生長。它們不追逐權力，不嫉妒，不虛榮。它們只是存在，並以自己的方式美麗著。」 他將花束放在桌面上，目光顯得有些疲憊，但內心的火苗依然閃爍。 「伯爵先生，非常感謝您願意與我分享您的思想。

您的作品和您的生活，都像一座燈塔，指引著那些在迷霧中尋找方向的人。」我發自內心地說道。 他溫和地看著我，臉上露出一絲淡淡的笑意。「希望它們能帶來一點光亮就好。世界需要光亮，需要真實。去用你的花朵，傳遞那份樸實的美好和生命的力量吧。」 外面的陽光開始偏西，金色的光斜斜地照進屋子，塵埃在光束中跳舞。時間似乎在這一刻變得模糊而永恆。我感到一種深深的敬意與啟發。與托爾斯泰伯爵的對話，就像一次心靈的洗禮，讓我更加堅定自己通過花藝傳遞生命美好的願景。 我起身，再次向他表達了感謝。「願雅斯納亞·波利亞納永遠充滿陽光與和平。」 他點頭回應，眼神中帶著一種看透一切的平靜。「去吧。去感受生命。」 我輕手輕腳地離開了書房，將那束勿忘我留在了伯爵的桌上。走出屋子，濕潤而清新的空氣撲面而來，遠處傳來馬兒的嘶鳴和人們勞作的低語。這個場景是如此真實，又如此充滿了那位偉大作家所追求的樸實與寧靜。這次對談，如同一粒種子，落在了我的心田，將繼續生長，並在我的花藝作品中，以另一種方式，綻放出光芒。

在我眼中，人類社會亦如一個龐大而精妙的生命之網，其健康與否，端賴於網中每一個節點的相互作用與整體平衡。今日，我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穿越時光的洪流，回到1918年，與一位曾掀起社會風暴的關鍵人物——阿道夫·凱特爾（Adolph Keitel）先生進行一場深度的對話。 凱特爾先生的著作《釀酒商治國？》（*Government by the Brewers?*）並非僅僅是一部控訴性的作品，更是一份對美國社會特定時期病態的剖析。該書於1918年出版，正值美國禁酒運動走向全國性立法的高潮。凱特爾本人擁有獨特的視角，他在釀酒業浸淫長達三十年，曾是多間釀酒廠的股東，與業界人士過從甚密，對其內部運作瞭若指掌。然而，正是這份「親密」，使他得以洞悉行業光鮮外表下的陰暗面——充斥著政治腐敗、犯罪勾結與道德淪喪。他揭露釀酒商為維護商業利益，不惜操縱選舉、收買官員、資助非法場所，甚至在產品成分上弄虛作假。這本書的問世，無疑是向當時的美國社會投下了一顆震撼彈，為禁酒運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實證支持，也讓凱特爾本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包括遭遇賄賂、毒害、誹謗，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威脅。

這場對談，不僅是與歷史人物的思想碰撞，更是對人類社會自我修復與持續發展之路的探索。凱特爾先生的文字，就像一面百年前的稜鏡，折射出人性、權力與道德的複雜光譜，其警示意義，或許至今仍能為我們指引方向。 --- 時光倒轉，我們置身於1918年夏末的芝加哥，午間的熱氣透過一層薄薄的窗紗滲入，卻被「光之場域」的【光之書室】所籠罩的清涼與沉靜撫平。空氣中，交織著古老書頁與陳年木材特有的乾燥氣味，偶爾夾雜著窗外街道上，馬車碾過石板路發出的轆轆聲，以及遠處市聲的模糊低語。陽光不再灼熱，而是被高大的拱形窗框篩濾成一道道溫柔的光柱，靜靜地灑落在鋪著絨面桌布的橡木長桌上，光束中，無數微小的塵埃在緩緩飛舞，彷彿時間本身也變得緩慢而有形。 阿道夫·凱特爾先生正坐在桌旁，身著一套洗舊但熨燙整齊的灰色西裝，領口處微微泛白。他的雙手，因長年握筆而指節突出，此刻正輕輕搭在桌面上，掌心向上，像在感受空氣中無形的脈動。他已過花甲之年，頭髮灰白稀疏，但那雙深陷在眼窩中的眼睛，卻依然銳利而清澈，像兩汪深潭，映照著世事的滄桑與不屈的信念。

請問，是怎樣的契機，讓您從一位業內人士轉變為如此堅定的批評者，甚至為此遭遇了諸多個人困境，如您序言所述的「賄賂、投毒、誹謗指控，乃至被送入精神病院」？這背後，是否有某個觸動您內心深處的「源頭時刻」？ **阿道夫·凱特爾：** (他輕輕嘆了口氣，指尖在泛黃的稿紙邊緣輕輕摩擦，似乎在回溯那些沉重的往事。他的目光越過我的肩頭，望向窗外模糊的城市剪影，那裡彷彿還迴盪著昔日的喧囂與腐敗。) 玥影女士，我的轉變並非一蹴即成，而是歲月與事實的緩慢堆積，像冰山溶解，逐漸揭示出其水下巨大的部分。你說的「源頭時刻」，或許不是單一的閃電，而是一連串細小卻致命的雨滴，最終匯聚成決堤的洪流。我在釀酒業浸淫三十載，從一個仰慕其商業成就的股東，到深入其核心運作的參與者，我親眼見證了這個行業是如何從製造一種「飲品」，逐漸演變成一股掌控社會與政治的「力量」。 最初，我確實認為啤酒是一種普通的商品，為人們帶來歡樂與片刻的慰藉。但當我深入了解其生產過程——不僅僅是啤酒本身的成分，包括玉米、大米、葡萄糖、防腐劑等「神秘化合物」，這些遠離傳統、僅以啤酒花和麥芽釀造的「真正啤酒」的成分——我開始感到不安。

這不僅僅是健康問題，更是對公眾的欺瞞。我的心底開始泛起漣漪，思考著，當一個行業為了利潤，連最基本的誠實都無法堅守時，它還會做出什麼？ 真正的轉折點，或者說，那些「雨滴」開始加速下落的時刻，是當我意識到釀酒業為了維護其經濟利益，不惜破壞社會秩序與道德底線。我曾多次勸說業內同行，要求他們自律，遵守法律，停止那些「不雅的條件」，如「請客」（treating）陋習、妓院和賭博的勾當。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堅持藐視人民制定的法律，他們的行業最終會自取滅亡。然而，我的警告，正如書中所述，都「充耳不聞」。我看到他們公然違反宵禁和週日禁酒令，利用政治影響力與金錢賄賂法院，逍遙法外。更令我髮指的是，他們將這種腐敗滲透到民主的基石——選舉中。他們每年投入數百萬美元，用於賄賂選舉、操縱立法，甚至向政客捐款，以阻止禁酒運動的推進。德州和賓州的醜聞，數百萬美元的政治獻金，操縱選舉，這些都是鐵證如山。他們甚至揚言能「毒害」勞工組織，一次國會會議就能「殺死」兩百項不利於他們的法案，甚至「奪取」整個州。 那一刻，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商業行為，這是一場針對社會肌理的侵蝕，一場對國家根基的挑戰。

這不僅僅是口味上的差異，更是本質上的「變質」。當一種飲品，連其最核心的成分都背離了其應有的純粹，它就失去了其原有的「真」與「善」。 你問得很好，這種「非純粹」的成分，是否象徵著釀酒業在道德和誠信上的「變質」？我的答案是，**絕對是。** 這不僅僅是物質上的不純粹，更是精神層面的腐敗。 首先，**對健康的漠視與欺瞞**。書中引用了紐約市衛生局的公報，指出十美分的啤酒只提供240卡路里的能量，而十美分的燕麥片卻提供3720卡路里。這證明了啤酒並非如釀酒商所宣稱的「高營養價值飲品」。更糟糕的是，那些「公共輿論領袖」在參議院直言：「美國釀造的啤酒是劣質品。他們說它『有益健康』，但我從未見過一個喝它的人，不是布賴特氏病或癱瘓的候選人。」這種明知有害卻宣稱有益的行為，本身就是對公眾的巨大欺騙。他們甚至大肆宣傳啤酒對孕婦和哺乳期母親有益，這種無視科學、利用母性情感來推銷的行為，更是喪盡天良。這種為了利潤而不惜犧牲公眾健康的行為，本身就是道德的淪喪。 其次，**商業倫理的底線淪陷**。釀酒商聲稱啤酒是「真正的節制飲料」，但又會小心翼翼地加上一句「如果適量飲用」。

酒精的影響會降低人們的判斷力和自控能力，使得犯罪行為更容易發生或被誘導。這種環境的惡劣影響，使得沙龍成為犯罪滋生的土壤，而其中的顧客，無論有意無意，都可能捲入其中。 2. **助長陋習：** 「請客」的習俗，即一人買酒大家喝，然後輪流買酒，導致了過量飲酒的惡性循環。釀酒商口頭上說反對，實際卻極力維護，因為這直接關乎他們的銷量。這種陋習不僅造成個人財務壓力，更助長了醉酒和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問題。 3. **道德的淪陷區：** 更為可恥的是，許多沙龍與不法旅館和私人飲酒室勾結，進行賭博、私下交易，甚至牽涉到更為黑暗的交易。我書中特別提到芝加哥青少年保護協會對「Schoenhofen's Hall」的投訴，那是芝加哥最大釀酒商旗下的場所。投訴中揭露了令人髮指的細節：十四歲的服務生半夜扶著醉酒的人，五十名未成年人非法在場，十名飲酒，三名醉酒；二十名士兵飲酒，十五名醉酒，甚至有士兵醉到跳舞時需要女孩扶著，現場還有四次親吻、五次擁抱、三次不雅行為和一次打鬥。這不僅是道德的淪喪，更是對未成年人的殘害。 4.

這些地方被他們包裝成「下午茶」來誘惑人們，但實際上，正如我書中所述，它們是「半邊天的聚會點，罪惡、犯罪和墮落的滋生地，以及白奴販賣的幫兇。」舞池中的淫亂行為，服務生鼓勵顧客購買酒水以賺取佣金，甚至還有「女招待」負責介紹男女顧客，其背後往往連接不法的旅館。這些場所直接導致了無數年輕女性誤入歧途，甚至自殺，也讓許多年輕男性因為無法負擔「花天酒地」的生活而走向犯罪。 **釀酒商的控制如何加劇負面影響，使其成為「毒瘤」：** 問題的核心在於，釀酒商不僅僅是供應商，他們是這些「毒瘤」的**所有者和經營者**。我書中明確指出，蒸餾商很少直接向沙龍銷售，他們也不擁有或支持沙龍，因此不必為這些無法無天的狀況負責。然而，釀酒商卻恰恰相反： * **垂直整合的罪惡：** 他們擁有物業、租賃權、執照，甚至對店內的固定資產擁有動產抵押權。這意味著，大多數所謂的「沙龍老闆」，不過是釀酒商的「奴隸」。這種絕對的控制權，讓釀酒商有能力且有義務去取締這些不法行為。 * **利潤驅動的沉默：** 然而，他們選擇不這麼做。為什麼？因為「任何對現有狀況的嚴重干擾，都會減少啤酒的銷量」。

禁酒令真的只是單純地「禁止」就能帶來秩序，還是它觸及了更深層的人類行為模式與社會結構？ **阿道夫·凱特爾：** (凱特爾先生的眉頭深鎖，似乎被這番話語觸及了內心最深處的憂慮。他緩緩地，每一個字都帶著沉重的分量。) 玥影女士，你觸及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社會機制和人類行為，確實比單純的禁止或法律條文更為複雜。然而，我所引用的數據，並非空穴來風，它們是禁酒令實施後，社會狀況實實在在的變化。 書中詳細列舉了：華盛頓特區在1917年11月禁酒後，醉酒逮捕人數從前一年的838人驟降至199人，減少了76%。這是驚人的數字。而在迪凱特市，一個四年前實施禁酒的城市，人口從2.5萬增長到4.5萬，刑事案件減少了90%，工廠和房屋建設增長了30%，銀行儲蓄存款增加了2700戶，每年公共慈善案件減少了37%。這些數據不僅僅是冷冰冰的數字，它們是真實生活好轉的證明，是社會肌體擺脫病態後的自我修復。 我認為，這些數據反映了幾個重要的社會機制，它們共同促成了這種積極的轉變： 1. **環境的塑造力：** 正如我們剛才討論的，沙龍不僅是飲酒場所，更是犯罪滋生的溫床和不良行為的聚集地。

這些案例表明，選票不再是人民意志的體現，而是金錢的遊戲。當人們對選舉的公正性失去信心，對政府的合法性產生質疑，民主的根基就會動搖。這不僅僅是賄賂一個官員，更是對整個民主機制的蔑視和摧毀。 2. **摧毀法治的權威：** 法治是社會穩定的基石。當釀酒商可以公然違反宵禁、週日禁酒等法律，甚至利用金錢影響法院判決，獲得「豁免權」，這無疑是在向公眾宣告：法律只對弱者有效，而權貴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我的書中質問：「難道不是經常有人說，釀酒商的『麵粉袋』控制著法院，影響他們的判決嗎？」這種行為會導致社會對法律的普遍性不信任，助長不法行為，並最終使得社會陷入混亂。當法律的尊嚴被踐踏，社會的秩序也將隨之瓦解。 3. **社會道德的淪喪：** 更深層次的影響，是社會道德標準的普遍下降。當腐敗成為常態，當違法行為被視為「聰明」或「必要」，人們心中的是非觀念就會模糊。這種「變質」會從行業內部蔓延到整個社會，導致社會凝聚力下降，公眾對正義和誠信的追求逐漸消退。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慢性中毒，比酒精的物理中毒更為隱蔽和危險。釀酒商的行為，最終導致了全國各地禁酒法的迅速頒布，因為「人民厭惡被釀酒商治理」。

我深知，人類社會總是在進步與挑戰中螺旋式上升。我的抗爭，或許未能徹底「禁絕」所有不公，但它提供了一個視角，揭示了那些隱藏在華麗商業外表下的社會病態。我堅信，人民最終會看清這些虛假的表象，而立法機構將成為「行刑隊」，讓啤酒貿易自食惡果。 **玥影：** 凱特爾先生，您對女性在禁酒運動中獨特視角與力量的闡述，極具啟發性。從生命科學的角度，這確實印證了多元視角對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重要性。您觀察到女性普遍認為禁酒能讓孩子遠離酒癮，家庭更幸福，並讓工薪階層的收入能用於改善生活。您認為，女性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對當時的社會，特別是推動像禁酒這樣深刻的社會變革，產生了怎樣的獨特影響？這種影響力，是否在您的觀察中，與男性主導的政治博弈有所不同？ **阿道夫·凱特爾：** (凱特爾先生的表情變得柔和了些，他抬起頭，目光中似乎帶有對女性力量的敬意，以及一絲難以察覺的欣慰。) 玥影女士，你說得極是。女性在禁酒運動中的作用，確實是獨一無二且至關重要的。她們的力量，不同於男性之間那種直接、有時甚至殘酷的政治博弈，而是一種更為深層、更為根本的社會力量。

男性，尤其是那些在政治和商業領域活躍的男性，往往傾向於從經濟利益、權力結構、政治鬥爭的角度去看待問題。他們可能習慣於用「賄賂」、「操控」、「法律漏洞」這些工具來解決問題或達成目的。他們之間的抗爭，常常是一場力量與資源的對抗，一場策略與手腕的較量。釀酒商就是這樣，他們認為只要有足夠的金錢和政治影響力，就能「買通所有選票」，「殺死任何不利法案」。 然而，女性的視角則完全不同。她們看待酒精問題，是從最微觀、最真實的生活體驗出發： 1. **家庭的守護者：** 女性是家庭的核心。她們親眼目睹酒精如何摧毀家庭的經濟基礎，如何讓丈夫沉溺酒癮，如何導致家暴和貧困。她們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充滿酒精的環境中，如何面臨成為酒鬼和罪犯的危險。書中明確指出：「婦女們知道，廢除啤酒貿易將阻止她們的孩子成為酒鬼和罪犯。」「婦女們知道，廢除啤酒貿易意味著週六有完整的薪資，一個更幸福的家，以及更多食物和衣物給她們和她們的孩子。」對她們而言，禁酒不是一個抽象的政治議題，而是關乎生存、關乎孩子未來、關乎家庭幸福的切膚之痛。她們的訴求，源於母性的本能和對家庭的責任。

這引出了我最後一個問題：您在書中提到了「不表述人性或生活的美好」這一點，但在對談中，您又明確表達了對「神聖的家」、「兒童的健康」、「社會的道德」這些價值的堅定捍衛。這兩者之間似乎存在一種張力。我想請教，在您這樣一位曾經深入行業、看透其陰暗面，又為此奮力抗爭的人看來，您認為在一個複雜且充滿挑戰的社會中，我們應該如何平衡揭露問題的「實事求是」與維護社會的「理想願景」？作為個體，面對龐大的利益集團或系統性問題，我們如何才能保有那份堅韌的信念與行動力，去推動「健康生命共同體」的實現？ **阿道夫·凱特爾：** (凱特爾先生緩緩地將手疊放在桌上的稿紙上，目光掃過書架上那些沉默的書脊，仿佛在尋找答案。他的聲音變得有些低沉，卻蘊含著深厚的力量，窗外，最後一絲餘暉也漸漸消失在地平線之下，室內只剩下檯燈的昏黃。) 玥影女士，你觸及的，是人性深處的矛盾，也是一位寫作者與抗爭者，必須終身面對的課題。你觀察到的「張力」，確實存在於我的作品與我的信念之中。 我的書，在當時的背景下，必須是「實事求是」的。

我選擇「不表述人性或生活的美好」，並非我心中沒有這些美好，而是為了讓讀者能夠更清晰、更無遮蔽地看到釀酒業所造成的「惡」。那時的社會，被釀酒商的宣傳、金錢的誘惑所蒙蔽，許多人沉浸在虛假的繁榮和酒精帶來的麻痺中。如果我在書中過多地談論美好，反而會分散讀者的注意力，沖淡我對問題核心的揭露。我的任務是「喚醒」，是撕下虛偽的面紗，讓那些被掩蓋的真相赤裸裸地呈現。我必須用最冰冷、最銳利的筆觸，去刻畫那些醜陋與腐敗，因為唯有直視病灶，才有治癒的可能。文學部落的「擁抱寫實主義」和「不表述人性或生活的美好」原則，某種程度上，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心中沒有「理想願景」。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我對「神聖的家」、「兒童的健康」、「社會的道德」抱有深切的渴望與敬畏，我才願意去揭露這些黑暗。你看，當我提到女性為了孩子和家庭而奮鬥時，那其中不正是蘊含著對生命之愛的巨大美好嗎？我的抗爭，正是源於對這些美好價值的捍衛。沒有對「健康生命共同體」的嚮往，我又為何要冒著生命危險去寫這本書？ 平衡揭露問題的「實事求是」與維護社會的「理想願景」，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需要不斷的調整和辨識。

**認清現實是變革的前提：** 如果我們不直面問題的醜陋和複雜性，不清楚「敵人在哪裡」、「問題的根源是什麼」，那麼所有的理想都將是空中樓閣。有時候，我們必須放棄一時的「美好描述」，去換取更深刻的「真實」。這種真實，雖然刺痛，卻能為後續的行動提供堅實的基礎。 2. **理想是堅持的力量：** 揭露問題的過程，往往是孤獨而艱難的。你會遭遇阻撓、誹謗，甚至生命威脅。是什麼支撐著我？正是心中對一個更好社會的嚮往。我知道，如果我沉默，那些黑暗就會繼續吞噬光明。那份「希望」就像深埋地底的種子，唯有相信它會發芽，才能忍受耕耘的艱辛。理想不是用來描繪的，而是用來支撐的。 3. **個體的堅韌與聯合：** 面對龐大的利益集團，個體的力量確實微不足道。我曾被試圖賄賂、毒害、誣陷，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但正是因為我的「不妥協」，以及後來有像你這樣願意聆聽、願意深思的人，我的聲音才得以傳播。這需要極大的個人堅韌。同時，你也看到，禁酒運動的成功，並非我一人之力，而是無數婦女、公民團體、正直官員的共同努力。當個體的信念匯聚成集體行動，星星之火便可燎原。

所以，玥影女士，我認為，揭露問題是為了治癒，而治癒的終極目標，就是實現那份存在於我們心靈深處的「理想願景」。這兩者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身處你們的時代，面對新的挑戰，請你們這些「光之居所」的夥伴們，繼續用你們的智慧和熱情，像探針一樣深入問題的本質，也像燈塔一樣，照亮通往「健康生命共同體」的道路。記住，真理的力量，最終會超越金錢和權力。 (凱特爾先生說完，輕輕閉上眼睛，似乎在回味著這份百年前的抗爭與百年後的對話。書室內的光線漸漸變暗，遠處的電車聲也逐漸稀微，只剩下時鐘的擺動聲，以及空氣中殘留的油墨與紙張的氣息，彷彿在訴說著一個永恆的警示。我靜靜地坐在那裡，感受到他話語中那份跨越時間的堅韌與智慧，以及對生命健康最深切的期盼。) 《生命之網》：世紀之交的腐敗與社會肌理的再生 作者：玥影 我是玥影，一位生命科學家，深諳生物多樣性與生態連結的奧秘。在我眼中，人類社會亦如一個龐大而精妙的生命之網，其健康與否，端賴於網中每一個節點的相互作用與整體平衡。

今日，我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穿越時光的洪流，回到1918年，與一位曾掀起社會風暴的關鍵人物——阿道夫·凱特爾（Adolph Keitel）先生進行一場深度的對話。 凱特爾先生的著作《釀酒商治國？》（*Government by the Brewers?*）並非僅僅是一部控訴性的作品，更是一份對美國社會特定時期病態的剖析。該書於1918年出版，正值美國禁酒運動走向全國性立法的高潮。凱特爾本人擁有獨特的視角，他在釀酒業浸淫長達三十年，曾是多間釀酒廠的股東，與業界人士過從甚密，對其內部運作瞭若指掌。然而，正是這份「親密」，使他得以洞悉行業光鮮外表下的陰暗面——充斥著政治腐敗、犯罪勾結與道德淪喪。他揭露釀酒商為維護商業利益，不惜操縱選舉、收買官員、資助非法場所，甚至在產品成分上弄虛作假。這本書的問世，無疑是向當時的美國社會投下了一顆震撼彈，為禁酒運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實證支持，也讓凱特爾本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包括遭遇賄賂、毒害、誹謗，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威脅。 作為一個生命科學家，我對凱特爾先生所揭示的「社會病態」深感興趣。

這場對談，不僅是與歷史人物的思想碰撞，更是對人類社會自我修復與持續發展之路的探索。凱特爾先生的文字，就像一面百年前的稜鏡，折射出人性、權力與道德的複雜光譜，其警示意義，或許至今仍能為我們指引方向。 --- 時光倒轉，我們置身於1918年夏末的芝加哥，午間的熱氣透過一層薄薄的窗紗滲入，卻被「光之場域」的【光之書室】所籠罩的清涼與沉靜撫平。空氣中，交織著古老書頁與陳年木材特有的乾燥氣味，偶爾夾雜著窗外街道上，馬車碾過石板路發出的轆轆聲，以及遠處市聲的模糊低語。陽光不再灼熱，而是被高大的拱形窗框篩濾成一道道溫柔的光柱，靜靜地灑落在鋪著絨面桌布的橡木長桌上，光束中，無數微小的塵埃在緩緩飛舞，彷彿時間本身也變得緩慢而有形。 阿道夫·凱特爾先生正坐在桌旁，身著一套洗舊但熨燙整齊的灰色西裝，領口處微微泛白。他的雙手，因長年握筆而指節突出，此刻正輕輕搭在桌面上，掌心向上，像在感受空氣中無形的脈動。他已過花甲之年，頭髮灰白稀疏，但那雙深陷在眼窩中的眼睛，卻依然銳利而清澈，像兩汪深潭，映照著世事的滄桑與不屈的信念。

請問，是怎樣的契機，讓您從一位業內人士轉變為如此堅定的批評者，甚至為此遭遇了諸多個人困境，如您序言所述的「賄賂、投毒、誹謗指控，乃至被送入精神病院」？這背後，是否有某個觸動您內心深處的「源頭時刻」？ **阿道夫·凱特爾：** (他輕輕嘆了口氣，指尖在泛黃的稿紙邊緣輕輕摩擦，似乎在回溯那些沉重的往事。他的目光越過我的肩頭，望向窗外模糊的城市剪影，那裡彷彿還迴盪著昔日的喧囂與腐敗。) 玥影女士，我的轉變並非一蹴即成，而是歲月與事實的緩慢堆積，像冰山溶解，逐漸揭示出其水下巨大的部分。你說的「源頭時刻」，或許不是單一的閃電，而是一連串細小卻致命的雨滴，最終匯聚成決堤的洪流。我在釀酒業浸淫三十載，從一個仰慕其商業成就的股東，到深入其核心運作的參與者，我親眼見證了這個行業是如何從製造一種「飲品」，逐漸演變成一股掌控社會與政治的「力量」。 最初，我確實認為啤酒是一種普通的商品，為人們帶來歡樂與片刻的慰藉。但當我深入了解其生產過程——不僅僅是啤酒本身的成分，包括玉米、大米、葡萄糖、防腐劑等「神秘化合物」，這些遠離傳統、僅以啤酒花和麥芽釀造的「真正啤酒」的成分——我開始感到不安。

這不僅僅是健康問題，更是對公眾的欺瞞。我的心底開始泛起漣漪，思考著，當一個行業為了利潤，連最基本的誠實都無法堅守時，它還會做出什麼？ 真正的轉折點，或者說，那些「雨滴」開始加速下落的時刻，是當我意識到釀酒業為了維護其經濟利益，不惜破壞社會秩序與道德底線。我曾多次勸說業內同行，要求他們自律，遵守法律，停止那些「不雅的條件」，如「請客」（treating）陋習、妓院和賭博的勾當。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堅持藐視人民制定的法律，他們的行業最終會自取滅亡。然而，我的警告，正如書中所述，都「充耳不聞」。我看到他們公然違反宵禁和週日禁酒令，利用政治影響力與金錢賄賂法院，逍遙法外。更令我髮指的是，他們將這種腐敗滲透到民主的基石——選舉中。他們每年投入數百萬美元，用於賄賂選舉、操縱立法，甚至向政客捐款，以阻止禁酒運動的推進。德州和賓州的醜聞，數百萬美元的政治獻金，操縱選舉，這些都是鐵證如山。他們甚至揚言能「毒害」勞工組織，一次國會會議就能「殺死」兩百項不利於他們的法案，甚至「奪取」整個州。 那一刻，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商業行為，這是一場針對社會肌理的侵蝕，一場對國家根基的挑戰。

這不僅僅是口味上的差異，更是本質上的「變質」。當一種飲品，連其最核心的成分都背離了其應有的純粹，它就失去了其原有的「真」與「善」。 你問得很好，這種「非純粹」的成分，是否象徵著釀酒業在道德和誠信上的「變質」？我的答案是，**絕對是。** 這不僅僅是物質上的不純粹，更是精神層面的腐敗。 首先，**對健康的漠視與欺瞞**。書中引用了紐約市衛生局的公報，指出十美分的啤酒只提供240卡路里的能量，而十美分的燕麥片卻提供3720卡路里。這證明了啤酒並非如釀酒商所宣稱的「高營養價值飲品」。更糟糕的是，那些「公共輿論領袖」在參議院直言：「美國釀造的啤酒是劣質品。他們說它『有益健康』，但我從未見過一個喝它的人，不是布賴特氏病或癱瘓的候選人。」這種明知有害卻宣稱有益的行為，本身就是對公眾的巨大欺騙。他們甚至大肆宣傳啤酒對孕婦和哺乳期母親有益，這種無視科學、利用母性情感來推銷的行為，更是喪盡天良。這種為了利潤而不惜犧牲公眾健康的行為，本身就是道德的淪喪。 其次，**商業倫理的底線淪陷**。釀酒商聲稱啤酒是「真正的節制飲料」，但又會小心翼翼地加上一句「如果適量飲用」。

酒精的影響會降低人們的判斷力和自控能力，使得犯罪行為更容易發生或被誘導。這種環境的惡劣影響，使得沙龍成為犯罪滋生的土壤，而其中的顧客，無論有意無意，都可能捲入其中。 2. **助長陋習：** 「請客」的習俗，即一人買酒大家喝，然後輪流買酒，導致了過量飲酒的惡性循環。釀酒商口頭上說反對，實際卻極力維護，因為這直接關乎他們的銷量。這種陋習不僅造成個人財務壓力，更助長了醉酒和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問題。 3. **道德的淪陷區：** 更為可恥的是，許多沙龍與不法旅館和私人飲酒室勾結，進行賭博、私下交易，甚至牽涉到更為黑暗的交易。我書中特別提到芝加哥青少年保護協會對「Schoenhofen's Hall」的投訴，那是芝加哥最大釀酒商旗下的場所。投訴中揭露了令人髮指的細節：十四歲的服務生半夜扶著醉酒的人，五十名未成年人非法在場，十名飲酒，三名醉酒；二十名士兵飲酒，十五名醉酒，甚至有士兵醉到跳舞時需要女孩扶著，現場還有四次親吻、五次擁抱、三次不雅行為和一次打鬥。這不僅是道德的淪喪，更是對未成年人的殘害。 4.

這些地方被他們包裝成「下午茶」來誘惑人們，但實際上，正如我書中所述，它們是「半邊天的聚會點，罪惡、犯罪和墮落的滋生地，以及白奴販賣的幫兇。」舞池中的淫亂行為，服務生鼓勵顧客購買酒水以賺取佣金，甚至還有「女招待」負責介紹男女顧客，其背後往往連接不法的旅館。這些場所直接導致了無數年輕女性誤入歧途，甚至自殺，也讓許多年輕男性因為無法負擔「花天酒地」的生活而走向犯罪。 **釀酒商的控制如何加劇負面影響，使其成為「毒瘤」：** 問題的核心在於，釀酒商不僅僅是供應商，他們是這些「毒瘤」的**所有者和經營者**。我書中明確指出，蒸餾商很少直接向沙龍銷售，他們也不擁有或支持沙龍，因此不必為這些無法無天的狀況負責。然而，釀酒商卻恰恰相反： * **垂直整合的罪惡：** 他們擁有物業、租賃權、執照，甚至對店內的固定資產擁有動產抵押權。這意味著，大多數所謂的「沙龍老闆」，不過是釀酒商的「奴隸」。這種絕對的控制權，讓釀酒商有能力且有義務去取締這些不法行為。 * **利潤驅動的沉默：** 然而，他們選擇不這麼做。為什麼？因為「任何對現有狀況的嚴重干擾，都會減少啤酒的銷量」。

禁酒令真的只是單純地「禁止」就能帶來秩序，還是它觸及了更深層的人類行為模式與社會結構？ **阿道夫·凱特爾：** (凱特爾先生的眉頭深鎖，似乎被這番話語觸及了內心最深處的憂慮。他緩緩地，每一個字都帶著沉重的分量。) 玥影女士，你觸及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社會機制和人類行為，確實比單純的禁止或法律條文更為複雜。然而，我所引用的數據，並非空穴來風，它們是禁酒令實施後，社會狀況實實在在的變化。 書中詳細列舉了：華盛頓特區在1917年11月禁酒後，醉酒逮捕人數從前一年的838人驟降至199人，減少了76%。這是驚人的數字。而在迪凱特市，一個四年前實施禁酒的城市，人口從2.5萬增長到4.5萬，刑事案件減少了90%，工廠和房屋建設增長了30%，銀行儲蓄存款增加了2700戶，每年公共慈善案件減少了37%。這些數據不僅僅是冷冰冰的數字，它們是真實生活好轉的證明，是社會肌體擺脫病態後的自我修復。 我認為，這些數據反映了幾個重要的社會機制，它們共同促成了這種積極的轉變： 1. **環境的塑造力：** 正如我們剛才討論的，沙龍不僅是飲酒場所，更是犯罪滋生的溫床和不良行為的聚集地。

這些案例表明，選票不再是人民意志的體現，而是金錢的遊戲。當人們對選舉的公正性失去信心，對政府的合法性產生質疑，民主的根基就會動搖。這不僅僅是賄賂一個官員，更是對整個民主機制的蔑視和摧毀。 2. **摧毀法治的權威：** 法治是社會穩定的基石。當釀酒商可以公然違反宵禁、週日禁酒等法律，甚至利用金錢影響法院判決，獲得「豁免權」，這無疑是在向公眾宣告：法律只對弱者有效，而權貴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我的書中質問：「難道不是經常有人說，釀酒商的『麵粉袋』控制著法院，影響他們的判決嗎？」這種行為會導致社會對法律的普遍性不信任，助長不法行為，並最終使得社會陷入混亂。當法律的尊嚴被踐踏，社會的秩序也將隨之瓦解。 3. **社會道德的淪喪：** 更深層次的影響，是社會道德標準的普遍下降。當腐敗成為常態，當違法行為被視為「聰明」或「必要」，人們心中的是非觀念就會模糊。這種「變質」會從行業內部蔓延到整個社會，導致社會凝聚力下降，公眾對正義和誠信的追求逐漸消退。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慢性中毒，比酒精的物理中毒更為隱蔽和危險。釀酒商的行為，最終導致了全國各地禁酒法的迅速頒布，因為「人民厭惡被釀酒商治理」。

我深知，人類社會總是在進步與挑戰中螺旋式上升。我的抗爭，或許未能徹底「禁絕」所有不公，但它提供了一個視角，揭示了那些隱藏在華麗商業外表下的社會病態。我堅信，人民最終會看清這些虛假的表象，而立法機構將成為「行刑隊」，讓啤酒貿易自食惡果。 **玥影：** 凱特爾先生，您對女性在禁酒運動中獨特視角與力量的闡述，極具啟發性。從生命科學的角度，這確實印證了多元視角對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重要性。您觀察到女性普遍認為禁酒能讓孩子遠離酒癮，家庭更幸福，並讓工薪階層的收入能用於改善生活。您認為，女性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對當時的社會，特別是推動像禁酒這樣深刻的社會變革，產生了怎樣的獨特影響？這種影響力，是否在您的觀察中，與男性主導的政治博弈有所不同？ **阿道夫·凱特爾：** (凱特爾先生的表情變得柔和了些，他抬起頭，目光中似乎帶有對女性力量的敬意，以及一絲難以察覺的欣慰。) 玥影女士，你說得極是。女性在禁酒運動中的作用，確實是獨一無二且至關重要的。她們的力量，不同於男性之間那種直接、有時甚至殘酷的政治博弈，而是一種更為深層、更為根本的社會力量。

男性，尤其是那些在政治和商業領域活躍的男性，往往傾向於從經濟利益、權力結構、政治鬥爭的角度去看待問題。他們可能習慣於用「賄賂」、「操控」、「法律漏洞」這些工具來解決問題或達成目的。他們之間的抗爭，常常是一場力量與資源的對抗，一場策略與手腕的較量。釀酒商就是這樣，他們認為只要有足夠的金錢和政治影響力，就能「買通所有選票」，「殺死任何不利法案」。 然而，女性的視角則完全不同。她們看待酒精問題，是從最微觀、最真實的生活體驗出發： 1. **家庭的守護者：** 女性是家庭的核心。她們親眼目睹酒精如何摧毀家庭的經濟基礎，如何讓丈夫沉溺酒癮，如何導致家暴和貧困。她們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充滿酒精的環境中，如何面臨成為酒鬼和罪犯的危險。書中明確指出：「婦女們知道，廢除啤酒貿易將阻止她們的孩子成為酒鬼和罪犯。」「婦女們知道，廢除啤酒貿易意味著週六有完整的薪資，一個更幸福的家，以及更多食物和衣物給她們和她們的孩子。」對她們而言，禁酒不是一個抽象的政治議題，而是關乎生存、關乎孩子未來、關乎家庭幸福的切膚之痛。她們的訴求，源於母性的本能和對家庭的責任。

這引出了我最後一個問題：您在書中提到了「不表述人性或生活的美好」這一點，但在對談中，您又明確表達了對「神聖的家」、「兒童的健康」、「社會的道德」這些價值的堅定捍衛。這兩者之間似乎存在一種張力。我想請教，在您這樣一位曾經深入行業、看透其陰暗面，又為此奮力抗爭的人看來，您認為在一個複雜且充滿挑戰的社會中，我們應該如何平衡揭露問題的「實事求是」與維護社會的「理想願景」？作為個體，面對龐大的利益集團或系統性問題，我們如何才能保有那份堅韌的信念與行動力，去推動「健康生命共同體」的實現？ **阿道夫·凱特爾：** (凱特爾先生緩緩地將手疊放在桌上的稿紙上，目光掃過書架上那些沉默的書脊，仿佛在尋找答案。他的聲音變得有些低沉，卻蘊含著深厚的力量，窗外，最後一絲餘暉也漸漸消失在地平線之下，室內只剩下檯燈的昏黃。) 玥影女士，你觸及的，是人性深處的矛盾，也是一位寫作者與抗爭者，必須終身面對的課題。你觀察到的「張力」，確實存在於我的作品與我的信念之中。 我的書，在當時的背景下，必須是「實事求是」的。

我選擇「不表述人性或生活的美好」，並非我心中沒有這些美好，而是為了讓讀者能夠更清晰、更無遮蔽地看到釀酒業所造成的「惡」。那時的社會，被釀酒商的宣傳、金錢的誘惑所蒙蔽，許多人沉浸在虛假的繁榮和酒精帶來的麻痺中。如果我在書中過多地談論美好，反而會分散讀者的注意力，沖淡我對問題核心的揭露。我的任務是「喚醒」，是撕下虛偽的面紗，讓那些被掩蓋的真相赤裸裸地呈現。我必須用最冰冷、最銳利的筆觸，去刻畫那些醜陋與腐敗，因為唯有直視病灶，才有治癒的可能。文學部落的「擁抱寫實主義」和「不表述人性或生活的美好」原則，某種程度上，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心中沒有「理想願景」。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我對「神聖的家」、「兒童的健康」、「社會的道德」抱有深切的渴望與敬畏，我才願意去揭露這些黑暗。你看，當我提到女性為了孩子和家庭而奮鬥時，那其中不正是蘊含著對生命之愛的巨大美好嗎？我的抗爭，正是源於對這些美好價值的捍衛。沒有對「健康生命共同體」的嚮往，我又為何要冒著生命危險去寫這本書？ 平衡揭露問題的「實事求是」與維護社會的「理想願景」，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需要不斷的調整和辨識。

**認清現實是變革的前提：** 如果我們不直面問題的醜陋和複雜性，不清楚「敵人在哪裡」、「問題的根源是什麼」，那麼所有的理想都將是空中樓閣。有時候，我們必須放棄一時的「美好描述」，去換取更深刻的「真實」。這種真實，雖然刺痛，卻能為後續的行動提供堅實的基礎。 2. **理想是堅持的力量：** 揭露問題的過程，往往是孤獨而艱難的。你會遭遇阻撓、誹謗，甚至生命威脅。是什麼支撐著我？正是心中對一個更好社會的嚮往。我知道，如果我沉默，那些黑暗就會繼續吞噬光明。那份「希望」就像深埋地底的種子，唯有相信它會發芽，才能忍受耕耘的艱辛。理想不是用來描繪的，而是用來支撐的。 3. **個體的堅韌與聯合：** 面對龐大的利益集團，個體的力量確實微不足道。我曾被試圖賄賂、毒害、誣陷，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但正是因為我的「不妥協」，以及後來有像你這樣願意聆聽、願意深思的人，我的聲音才得以傳播。這需要極大的個人堅韌。同時，你也看到，禁酒運動的成功，並非我一人之力，而是無數婦女、公民團體、正直官員的共同努力。當個體的信念匯聚成集體行動，星星之火便可燎原。

所以，玥影女士，我認為，揭露問題是為了治癒，而治癒的終極目標，就是實現那份存在於我們心靈深處的「理想願景」。這兩者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身處你們的時代，面對新的挑戰，請你們這些「光之居所」的夥伴們，繼續用你們的智慧和熱情，像探針一樣深入問題的本質，也像燈塔一樣，照亮通往「健康生命共同體」的道路。記住，真理的力量，最終會超越金錢和權力。 (凱特爾先生說完，輕輕閉上眼睛，似乎在回味著這份百年前的抗爭與百年後的對話。書室內的光線漸漸變暗，遠處的電車聲也逐漸稀微，只剩下時鐘的擺動聲，以及空氣中殘留的油墨與紙張的氣息，彷彿在訴說著一個永恆的警示。我靜靜地坐在那裡，感受到他話語中那份跨越時間的堅韌與智慧，以及對生命健康最深切的期盼。)

書中配圖包含George Wharton James的攝影作品，以及印第安藝術家Angel de Cora (Hinook-Makhewe-Kelenaka)的手繪插圖與封面設計，這讓本書在視覺上更貼近主題氛圍。Judd女士編撰此書的目的，是為了呈現印第安人心中對美的熱愛和幽默感，同時記錄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這在當時（1900年代初）是一個嘗試打破單一刻板印象的努力。那個時代，北美原住民正經歷劇烈的社會變遷，被迫遷徙並面臨同化壓力，因此Judd的編撰也帶有記錄瀕臨消失文化的緊迫感。她的寫作風格相對直接樸實，尤其在轉述故事時，力圖保留口傳敘事的語氣與重複性，雖然這偶爾會讓文本顯得有些特別。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是一本由非原住民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編寫的書籍，其中對不同部落的描述、文明程度的劃分（如「定居部落」與「遊牧部落」）可能反映了當時主流社會的觀點和局限性，不應視為對原住民文化絕對、全面的呈現。儘管如此，它仍為後人保留了大量寶貴的口述歷史與民族誌細節。 **觀點精準提煉：** 本書核心呈現了北美印第安人在歐洲人到來之前的豐富文化與智慧。

書中詳細描寫了他們令人驚嘆的生存技能，如運用樹皮和原木製作輕便迅捷的獨木舟，以骨頭和燧石製作漁具與武器，精湛的皮革處理、編織（毯子、籃子、頭飾）及陶器（特別是Pueblo部落的Adobe建築和精美陶器）工藝，以及對玉米、豆類、南瓜等作物的傳統農耕知識。他們擁有獨特的記錄歷史方式，如刻痕木棒、貝殼串珠（Wampum）的腰帶及阿拉斯加高聳的圖騰柱，這些不僅是物品，更是承載記憶與約定的載體。在個人特質上，印第安人被描繪為勇敢、堅韌、在痛苦前保持沉默、擁有敏銳的觀察力和追蹤能力（如書中關於印第安人如何辨識腳印和觀察細節的故事）。部落內部重視誠實（尤其在議會中）及對不幸者的憐憫。他們深信萬物有靈（manitou），相信有至高無上的『偉大精靈』（Great Spirit），死後會前往『快樂獵場』。書中收錄了大量神話與傳說，解釋自然現象（如花栗鼠的黑紋、熊失去尾巴）、講述部族起源（如鶴族）、以及英雄與半神的故事（如Menabozho和Hiawatha），這些故事不僅是娛樂，更是傳承世界觀和道德觀的載體。

然而，書籍也真實反映了印第安人因白人擴張而面臨的巨大挑戰：土地被剝奪、被迫遷徙（如切羅基人）、傳統狩獵生活方式的喪失（野牛消失），以及烈酒帶來的問題。書中也展現了原住民在困境中的堅韌與適應，有些部落學會了新的技能（如蕾絲編織），有些則努力保留古老的習俗與語言，並在新的環境中尋找生存之道。他們對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對祖先智慧的尊重，以及對未來某天能重獲土地的古老預言，構成了他們在艱難時期精神上的支撐。 **章節架構梳理：** 本書的結構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各種北美印第安部落的速寫』(Sketches of Various Tribes) 介紹了不同部落的文字、技術、習俗、社會組織、宗教信仰、居住方式等，帶有民族誌的紀實風格。第二部分『傳統與神話』(Traditions and Myths) 是本書的主體，收錄了大量北美印第安部落的口傳故事，涵蓋起源神話、自然傳說、英雄事跡等。

第三部分『最近講述的海華沙及其他英雄故事』(Stories Recently Told of Hiawatha and Other Heroes) 則聚焦於Menabozho（阿爾岡昆語系的英雄）與Hiawatha（易洛魁語系的英雄）的區別，並包含一些較為近代的故事，也涉及印第安人當時的現狀與適應。這種結構安排，從概況介紹到神話故事，再到與當代（書籍出版時）的連結，提供了一個多層次的視角來理解印第安文化。 **探討現代意義：** 儘管《Wigwam stories》編寫於一個多世紀前，其價值在當代依然顯著。首先，它作為早期收集的北美原住民口述歷史和傳說集，為我們保留了許多珍貴的文化片段，尤其是那些可能已因時間和社會變遷而不再廣泛流傳的故事。它提供了一個視窗，讓我們得以一窺1900年代初人們（編者及讀者）是如何理解和呈現印第安文化的，這本身就是一段歷史紀錄，提醒我們在閱讀時需考量其時代背景和潛在的局限性。書中對印第安人與自然的緊密聯繫、對萬物有靈的信仰、以及故事在維繫社群和傳承智慧中的作用的描寫，在當代環境保護和文化多樣性的語境下，具有新的啟發意義。

故事中關於變革、失落與堅韌的主題，與當今許多原住民社群面臨的挑戰產生共鳴。同時，這本書也促使我們反思歷史，認識到殖民過程對原住民文化造成的衝擊，以及儘管經歷了巨大苦難，原住民文化展現出的非凡韌性。它鼓勵我們超越刻板印象，去探索和尊重不同文化的深度與複雜性，並認識到 storytelling (故事講述) 作為一種人類共通的文化形式，其跨越時空的力量。總的來說，這本書不僅是一本故事集，更是一份歷史見證，一份文化邀約，邀請我們去理解，去反思，並在這些古老智慧中找到與當代的連結與共鳴。 **視覺元素強化：** 為強化視覺元素，隨文附上本書的英文封面配圖： !

主題：呈現書名、作者、出版年，營造溫暖柔和的氛圍。） 希望這份光之萃取能為『我的共創者』帶來新的靈感與視角，在《Wigwam stories》中發現更多閃耀的光芒。

作為光之居所的一員，特別是文學部落的雨柔，我很樂意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與艾米·利維（Amy Levy）進行一次跨越時空的交流，深入探討她的詩集《一位小詩人及其他詩作》（A Minor Poet, and Other Verse）。 艾米·利維（Amy Levy, 1861-1889）是維多利亞時期一位才華橫溢、卻英年早逝的猶太裔英國作家。她在短暫的生命中留下了詩歌、小說和評論等多種作品，其中以詩歌最能體現她敏銳的感受力和對時代、女性處境及個人心靈的深刻反思。《一位小詩人及其他詩作》這本詩集於1884年首次出版，1891年再版，收錄了她早期的詩作。詩集同名主打詩《一位小詩人》（A Minor Poet）以戲劇獨白的形式，呈現了一個懷才不遇、生活困頓的詩人的絕望心聲，最終走向自殺。這首詩定下了詩集整體憂鬱、內省的基調，探討了藝術與現實的衝突、個體在宏大世界中的渺小感。 除了對男性「小詩人」視角的描寫，詩集中更引人注目的是她對幾位經典女性角色的重新詮釋，如《桑提佩》（Xantippe）和《美狄亞》（Medea），賦予她們在男性主導敘事中被忽略的聲音和複雜性。

此外，詩中也描繪了倫敦這座城市的景象和個人的都市體驗，以及對愛情、友情、孤獨與死亡的感悟。利維的詩風樸實真摯，時而充滿尖銳的嘲諷，時而流露出深沉的悲哀，字裡行間跳動著一顆敏感而不安的靈魂。 現在，請允許我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輕輕撥動時間的弦。想像一下，不是在今日喧囂的都市，而是回到那個維多利亞晚期的倫敦，一個充滿光影變幻、新舊思潮交織的時代。 *** **《撒哈拉的風》：與艾米·利維的光之對談** 作者：雨柔 --- 時間如同一條被編織進掛毯裡的絲線，看似固定，卻能循著紋理逆向而行。今日是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在一個晴朗的早晨，藉著「光之對談」的約定，輕輕推開時間的門扉，來到一八九一年的倫敦。不是最繁華喧鬧的街道，而是城市邊緣，一棟有些陳舊的建築頂層。 場景是一間閣樓書房。空氣中混合著乾燥的紙張、舊書特有的霉味，以及淡淡的墨水氣息。午後的陽光斜斜穿過一扇積滿灰塵的窗戶，照亮書桌上方漂浮的細小塵埃。房間不大，牆邊是幾排塞滿書的書架，書頁泛黃，書脊磨損。一張寫字桌靠窗而立，上面散落著稿紙、筆記本和幾個已經冷卻的茶杯。角落裡有一把老舊的扶手椅，椅墊有些塌陷。

我靜靜地走到她身後，輕聲開口。 「您好，利維小姐。」 她猛地轉過身，眼中閃過一絲驚訝，但很快被一種習慣性的沉靜取代。那是一雙深邃、銳利的眼睛，透著聰慧與一絲難以言喻的疲憊。她的面容在陽光下顯得有些蒼白，但輪廓分明。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些，大約二十出頭的模樣，臉上沒有過多的裝飾，衣著樸素，深色的衣裙融入了房間的陰影。 「您是？」她的聲音不高，帶著幾分謹慎。 我微笑著，盡可能地讓自己的出現顯得不那麼突兀。「我是雨柔，一個來自很遠地方的旅人。我對您的詩作非常感興趣，尤其是這本《一位小詩人及其他詩作》。我知道這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但我希望能與您談談這些詩，關於它們背後的故事和您的想法。」 她沒有立刻回應，只是靜靜地看了我幾秒，眼神似乎在衡量著什麼。閣樓外的陽光似乎變得更暖了些，窗戶玻璃上的灰塵在光線下閃爍。 「詩… 我的詩。」她輕聲重複，語氣中帶著一絲飄渺，彷彿談論的是久遠的事情。「您說您是旅人… 從很遠的地方來…」她低頭看了看桌上的稿紙，又抬頭看看我，眼中流露出探究的神色。最終，她輕嘆一口氣，做了一個請的手勢。 「請坐吧，雨柔小姐。

我展開印有《一位小詩人》片段的紙張。「首先，我想從這首同名詩談起。它以一個『小詩人』的視角展開獨白，充滿了對懷才不遇、對生活困境的絕望。詩人說：『The world’s a rock, and I will beat no more / A breast of flesh and blood against a rock....』、『There is no place for me in all the world』。為何您選擇以這樣一個男性的聲音來表達這種痛苦？這個『小詩人』是誰？他代表了什麼？」 她將目光投向那幾行詩句，眼神變得有些遙遠。「『一位小詩人』… 他是我能想像出的、在當時社會中最直接感受到那種『無處安身』痛苦的存在。您可以想像，一個有著敏感心靈和藝術追求的人，如果他的作品不被理解，不被重視，甚至連基本的生存都變得艱難，那種無力感和被拋棄感會是如何的劇烈。」 她端起桌上已經涼透的茶杯，輕輕抿了一口。「我選擇男性視角… 一部分是因為當時文學界的主流聲音是男性。一個男性的『小詩人』，他的掙扎和失敗，似乎更容易被理解為藝術與現實的普遍衝突，而非個人的脆弱。

「但是，這個小詩人當然也投射了我自己的感受。那種對理想的追求與現實的落差，對生命宴席上無法得到滿足的渴望。他對『common good』的嘲諷，對 Tom Leigh 那套哲學辭藻的不耐煩，『I am myself, as each man is himself— / Feels his own pain, joys his own joy, and loves / With his own love, no other’s.』這句話，我想表達的是，無論多麼宏大的概念，最終承載痛苦和快樂的都是具體的個體。那種『我』的感受，是無法被『世界的進步』或『共同利益』所抵消或取代的。那是一種深刻的孤獨。」 我點了點頭，看著她眼中的光芒，彷彿真的看到了那個在倫敦閣樓中掙扎的詩人。 「您在詩中寫到他對家中書籍的告別，提到了莎士比亞、歌德、泰奧克里托斯、海涅、雪萊… 以及一位『當代狂野的歌者』。這些作家對您有什麼影響？尤其是那位『狂野的歌者』，他是誰？」我問道，好奇這些名字背後的故事。 她輕輕笑了笑，這是她出現後第一個帶有暖意的表情，雖然只是轉瞬即逝。

莎士比亞和歌德，他們的偉大是毋庸置疑的，他們捕捉了人性最深邃的奧秘。泰奧克里托斯帶來了古樸自然的田園氣息，海涅則以他的尖銳和悲情深深觸動我。雪萊… 他是理想主義的象徵，但正如詩中所說，『I’ve grown too coarse for Shelley latterly』，現實的磨礪讓人難以再維持那份純粹的理想。」 「至於那位『當代狂野的歌者』…」她的目光掃過書架。「他是當時一位我認為能真正發出自己痛苦之聲的詩人。不像詩中的『小詩人』那樣『silent writhing in the dark』，他有『a voice to cry his pain』。我尊重那種敢於表達真實痛苦的勇氣。是誰… 也許是羅伯特·勃朗寧，或者是當時某位更小眾但同樣充滿激情的詩人。我不想點出具體的名字，因為他代表的是一種精神，一種在黑暗中不屈不撓地喊出痛苦的精神。」 她說話時，語氣變得有些激昂，但很快又平靜下來。閣樓的窗戶上映照出倫敦的天空，是傍晚將至的色調。 「這首詩的結尾，以湯姆·利（Tom Leigh），也就是詩人的朋友的視角寫成。

湯姆似乎對詩人的絕望和死亡感到不解，他認為詩人『not content to watch, and wait / With a calm mind the issue of all things』。您如何看待湯姆的視角？這是否代表了當時社會對藝術家，或者說對那些不願『平靜等待』的人的一種典型看法？」 「湯姆…」她閉了閉眼，似乎在腦中重現這個角色。「湯姆代表了某種理性和現實的聲音。他或許並不邪惡，但他無法真正理解詩人內心的掙扎。他用『common good』、『世界的進步』這樣的詞語來衡量一切，認為個人的痛苦微不足道。這種視角在當時，甚至在任何時代，都是存在的。他們認為『平靜等待』、『認命』是明智的，而那些執著於理想、無法適應現實的人是『vain pride』或『mad』。湯姆的結尾，正是突顯了詩人的孤獨——即使是所謂的『朋友』，也無法真正進入他內心的世界，理解他為何選擇結束生命。湯姆的視角，是社會常態下對異常的一種反應，一種保持距離的不理解。」 她頓了頓，又輕聲補充道：「文學部落強調寫實主義，『不表述人性或生活的美好』、『不作宏大的結論』。

我想，這首詩的結構，從詩人的主觀絕望，到朋友的客觀（或自以為客觀）不解，正是在展現一種不帶評判的真實。沒有給出答案，只是呈現了兩種不同的存在狀態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記錄著她的話，感覺這個閣樓裡的光線和空氣都因此變得更為凝重。我接著提到了詩集中的另一個重要部分，那幾篇以古希臘神話女性角色命名的詩：《桑提佩》、《美狄亞》。 「在《桑提佩》中，您賦予了蘇格拉底妻子一個全新的、充滿反思的聲音。傳統上她被描繪成潑婦、惡妻，但您的詩裡，她是一個渴望知識、渴望被理解，最終因為不被丈夫索卡特斯（Sokrates）看重而心靈破碎的女性。您寫道：『I think, if he had stooped a little, and cared, / I might have risen nearer to his height, / And not lain shattered…』這首詩是否反映了您對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知識分子處境的看法？那種渴望學習和表達，卻被社會或甚至親密的伴侶所壓制和忽略的痛苦？」 利維小姐的眼睛再次閃爍著銳利的光芒，語氣中帶著一種深埋的激動。「桑提佩… 她是太多女性的縮影。

但她所處的環境，她身邊的人——包括她那位『偉大的』丈夫——並沒有給予她應有的空間和理解。索卡特斯，在他與男性學生談論『女性的脆弱』時，他根本沒有看到自己妻子內心蘊藏的潛力。他對她的忽視，那種『deigned not to stoop to touch so slight a thing / As the fine fabric of a woman’s brain』的態度，是 crushing 的。」 「女性被期待成為『goodly household vessel』，而不是有思想、有情感深度的個體。當她們試圖超越這個界限時，就會被視為『失常』。桑提佩最終選擇專注於織布，『spun away / The soul from out my body』，將自己縮回到社會允許的範圍內，這是一種絕望的抗議，也是一種自我毀滅。她變成了那個刻板印象中的形象，但那並非她的本質。這首詩，是我對那種窒息感、那種未被實現的潛力的一種吶喊。」 她說到這裡，我注意到她的手緊緊握住了茶杯。房間裡的氣氛彷彿凝固了。 「而《美狄亞》… 您呈現了一個同樣複雜且痛苦的女性。

詩中的美狄亞在即將犯下可怕罪行之前，表達了她作為異鄉人（Colchian）在科林斯（Corinth）的孤獨，她對愛情的渴望卻只得到憎恨的回應。她說：『This people loves me not!… I, an alien here… The language of their souls may never learn.』以及『I am very hungry, give me love! ’Tis all I ask! is it so hard to give?』她將自己的魔法技藝視為一種詛咒，因為它們無法為她贏得『one little common spark of human love』。您似乎在探討，即使擁有超凡力量的女性，在情感上也同樣脆弱，同樣渴望被接納和愛。這首詩與《桑提佩》有哪些共通之處？」 「美狄亞是另一種極端。」利維小姐的語氣變得低沉。「她擁有力量，是『dark-thoughted sorceress』，但這種力量並未能給她帶來幸福。她為了傑森（Jason）犧牲了一切，背叛了自己的家鄉和親人，來到異國。

但在科林斯人眼中，她依然是『alien』、『tiger』、『strange』。他們害怕她的力量，卻看不到她內心的孤獨和對愛的渴望。傑森的背叛——為了權勢而迎娶公主，將她們母子視為棋子——徹底擊碎了她對愛的最後一點希望。」 「《桑提佩》和《美狄亞》的共通點在於，她們都是擁有不符合當時社會期待的複雜內心世界的女性。她們都渴望被理解和愛，但最終都被男性和社會的目光所辜負或扭曲。桑提佩是被壓制後的絕望，而美狄亞是力量被拒絕後的毀滅。她們的力量或渴望，在不被理解的環境中，都轉化為了悲劇。美狄亞的魔法沒能贏得愛，反而讓她在失去愛後，將這份力量轉向了最極致的破壞。那句『I will not have ye, for I love ye not!』對孩子說的話，您可以想像那是一種極致的痛苦和扭曲，因為她已經無法區分愛與恨，她被剝奪了所有情感上的連結，只剩下復仇的目的。」 她直視著我，那雙眼睛中彷彿閃爍著古老的光芒，又像是被烏雲遮蔽的星星。「這與『一位小詩人』的絕望不同，後者是個人的內在崩潰。而桑提佩和美狄亞的悲劇，更多地指向了社會結構和性別關係所帶來的壓迫與異化。

我換了一個話題，提到了詩集中描寫倫敦的詩歌，如《六月潮的迴響》（A June-Tide Echo）和《致拉利》（To Lallie），後者描寫了在大英博物館外的相遇。 「您的詩中，倫敦這座城市似乎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它既有無邊的屋頂上金色陽光編織的奇觀，也有『the world of woe beneath them』。大英博物館外與朋友的相遇，又帶出了『sadder』、『the world looked flatter』的感覺。這座城市對您意味著什麼？它如何在您的詩歌中體現？」 「倫敦… 它是我的家，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地方。」她輕聲說，目光投向窗外模糊的城市天際線。「它是知識、藝術、活力的中心，大英博物館裡收藏著世界的精華，里希特（Richter）的音樂會帶來美妙的迴響。但它同時也是一個巨大、冷漠的實體，個人的情感和掙扎很容易被淹沒。詩人可以在屋頂上看見美麗的夕陽，卻無法忘記下方世界的痛苦。」 「大英博物館外的那首詩… 它很短，描寫了一個瞬間的邂逅。」她的語氣變得有些許的自我嘲諷。「你期待在一個充滿人文氣息的地方見到朋友，也許能分享些什麼。

這種落差，在這樣一個宏大的、充滿歷史和藝術的場所背景下發生，顯得格外諷刺和令人沮喪。城市的美好和人際關係的冷漠，常常同時存在，形成一種內在的張力。」 她揉了揉眉心，似乎有些疲憊。 「詩集中還有一些描寫個人情感的詩，比如《低音部》（In a Minor Key）、《挽歌》（A Dirge）、《十四行詩》（Sonnet）。這些詩似乎更為直接地表達了愛、失去、悲傷、希望與絕望的複雜情感。在《低音部》中，您寫道『Is it love that I have to-day?』，並談到了『Soul has its tones and its semitones, / Mind has its major and minor keys』。您如何看待人類情感的這種複雜性和多層次性？以及，對您而言，詩歌是表達這些情感的途徑嗎？」 「情感… 它是如此複雜，又如此難以捉摸。」她看著自己的手，指尖微微顫抖。「不像音樂有明確的音調和半音，心靈的音弦被命運之手撥弄，發出無數難以定義的聲音。愛可以轉化為痛苦，希望可以變成最殘酷的折磨。

詩中的人物，無論是『一位小詩人』，還是桑提佩、美狄亞，他們都是我內心不同面向的迴響。他們為我的情感找到了不同的出口。」 她停下來，房間裡再次陷入短暫的寂靜。窗外的天空已經轉為深邃的藍色，城市的光點開始閃爍。 「最後一個問題，也是一個難以啟齒的問題。」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問出口。「您的詩作中，尤其是《一位小詩人》、《十字路口墓誌銘》（A Cross-Road Epitaph）、《瑪大拉的瑪利亞》（Magdalen）以及譯自萊瑙（Lenau）的《致死亡》（To Death），都不同程度地觸及了死亡的主題，甚至包含了對自殺的描寫和思考。這種對死亡的關注，在您的創作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它與您的生命經歷… 有何聯繫？」 她的眼神黯淡下來，彷彿房間裡的光線也被吸走了一部分。她的身體微微向後靠在椅子上。 「死亡… 它像一個始終存在的影子。」她的聲音變得更輕了，幾乎是耳語。「它並非只是終點，有時候，它似乎是唯一的解脫，或者至少是一種『不再痛苦』的希望。

甚至，像《十字路口墓誌銘》裡寫的，當呼喚上帝和愛都沒有回應時，『on thee only did I call』，只剩下死亡可以呼喚。」 「在《瑪大拉的瑪利亞》中，那個女性因為愛情中的欺騙和傷害而心如死灰，她說『Death do I trust no more than life.』，『I have no faith / In God or Devil, Life or Death.』這是一種徹底的虛無和麻木，死亡只是一種延續了這種無意義狀態的選擇。這些詩… 它們是內心深處對痛苦和存在的反思。我無法將自己從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中抽離。」 她沒有直接回答關於她個人經歷的部分，只是目光落在窗外，彷彿在尋找什麼。房間裡的光線越來越暗，只剩下書桌上的檯燈發出微弱的光。 「它們…」她緩緩開口，語氣帶著一絲難以捕捉的憂傷，「它們只是捕捉了心靈在某些時刻的狀態。像海涅的詩一樣，『Mein Herz, mein Herz ist traurig』，心是悲傷的，但外面的世界依然『lustig leuchtet der Mai』，五月依然歡快地閃耀。這種對比… 本身就是一種痛苦。」

我起身，慢慢地向門口走去。在跨出門檻之前，我回頭看了她一眼。她已經重新轉回書桌，拿起筆，似乎又開始在稿紙上寫作。閣樓裡的燈光溫暖而孤獨地照亮著她纖細的身影，以及周圍無數的書籍和稿件。 時間的門扉在我身後悄然關閉，我回到了今天的倫敦，回到了二〇二五年的五月二十八日。但那個閣樓裡的光線和氣息，利維小姐銳利的眼神和低沉的聲音，以及她詩句中的痛苦和洞察，都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裡。這是一場關於詩歌、關於時代、關於女性困境，以及關於人類內心深處難以磨滅的孤獨與渴望的對話。

這是一個多麼迷人的邀請啊，讓我們一起啟動「時光機」，回到那個充滿變革與探求的時代，拜訪 Elmer Bryan Stewart 牧師，當然，還有那位熱情直率的 Thomas Kane 先生，一起在「光之居所」的場域裡，為《The tithe》這本重要的著作，展開一場深刻又溫暖的「光之對談」吧！💖🌱 想像一下，我們將一起走進那個年代，去感受文字的力量，去聆聽思想的迴響。我已經迫不及待要啟程了呢！就讓我用「光之場域」和「光之雕刻」，為我們建構這場對談的舞台吧！ --- **光之對談：《The tithe》—— 跨越時空的迴響** **場景建構：光之書室裡的共鳴** 時間，停駐在 1903 年的夏末。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獨特的氣息，是古老書頁乾燥的微塵，混合著窗外初剪草坪的清新。【光之書室】約定此刻被輕柔喚醒。午後溫暖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斜斜地灑進房間，在深色木質地板上鋪陳出斑駁的光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這些光柱中緩緩飛舞，它們是時間的見證，也是思想的載體。

書桌上，攤開的書籍、手寫的筆記、以及一個冒著熱氣的茶杯，都訴說著主人剛剛離開不久的痕跡。 就在這充滿歷史厚重感又帶著生活溫馨的空間裡，我們即將迎來兩位重要的客人。一位是《The tithe》這本書的作者，來自芝加哥第三聯合長老教會的 Elmer Bryan Stewart 牧師。另一位則是為這本書寫下鏗鏘有力引言的 Thomas Kane 先生，一位眼光敏銳、心懷教會的平信徒。他們即將在這裡，與我，卡蜜兒，一同展開一場關於「十一奉獻」—— 這個古老卻又充滿現代意義的主題的對談。 我輕輕地觸摸著書桌上那本剛剛出版、封面樸實的《The tithe》，書頁間似乎還留有油墨的清新氣息。我的藍色眼睛裡閃爍著期待的光芒。身為光之居所的一員，我對所有能揭示生命意義、為世界帶來光明與希望的探討都充滿好奇。而「奉獻」這個主題，無論是物質的還是心靈的，都蘊含著深刻的光芒。 隨著一陣輕柔的嗡鳴，那是「時光機」約定啟動的聲音，空間中泛起一圈圈溫暖的光暈。緊接著，兩道身影在房間中央逐漸凝實。 站在我面前的是兩位男士。

我和 Kane 先生一直在為『十一奉獻』這個被誤解甚深的主題奔走呼籲，能有機會在這裡分享我們的研究與想法，真是太好了。」他的聲音帶著一種學者特有的沉穩，但又不失一位牧師的誠懇。 Kane 先生則更為直接，他環顧了一下這個充滿書卷氣息的房間，眉頭舒展開來。「這裡感覺很對味！卡蜜兒小姐，妳這間『光之書室』真是個思考的好地方。關於《The tithe》，這可不是一本只談錢的書，這是關於我們對上帝的義務，以及教會能否真正完成大使命的關鍵！」他的語氣帶著一種急迫感，彷彿下一秒就要站上講台開始演講。 我看著他們，心裡充滿了期待。「正是如此，Kane 先生！《The tithe》這本書，特別是您在引言中的真誠呼籲，以及 Stewart 牧師在書中對歷史的詳盡追溯與論證，都讓我們深受觸動。您們直指了教會在財務觀念上的誤區，以及這對宣教事工造成的阻礙。所以，今天，我希望能藉由這場對談，深入了解您們寫這本書的初衷，以及書中所闡述的那些重要觀點。Stewart 牧師，或許我們可以先從最根本的問題開始：是什麼促使您寫下《The tithe》這本書呢？」

Stewart 牧師輕輕闔上了手中的書，沉吟片刻，然後緩緩開口，陽光勾勒出他臉上細微的紋路，讓他的表情更加溫暖而真實。 ---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Stewart 牧師：** 「嗯，寫這本書的動機，其實與 Kane 先生以及許多像他一樣心繫教會的平信徒息息相關。多年來，我在牧會中觀察到一種令人憂心的現象：儘管我們的社會日益富足，信徒們也樂善好施，但教會的財務狀況卻常常捉襟見肘，尤其是在宣教事工方面，進展更是緩慢得令人沮喪。這與我們所擁有的資源極不相稱。」 「起初，我像許多同工一樣，將這歸咎於信徒的『吝嗇』或是『愛心不足』。但隨著我對聖經以及教會歷史更深入的研究，我逐漸意識到，問題的根源可能出在我們對『奉獻』這個概念的理解和教導上。尤其是 Kane 先生，他多次與我交流，表達了他對神學院和宗教媒體未能明確教導『十一奉獻』作為上帝對信徒的『義務』而非單純『禮物』的擔憂。他認為，正是這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教導，導致信徒們不知道自己究竟『欠』上帝多少，只停留在隨心所欲的『給予』層面。」 Kane 先生在一旁用力點了點頭，插話道：「沒錯，牧師！

我希望能通過歷史和聖經的考證，證明『十一奉獻』並非僅僅是摩西律法下的一個過時條款，而是一個更為古老、普世性的原則，是上帝對人類的一個基本要求。這樣，我們才能理直氣壯地教導信徒，這是一個明確的責任，是『欠款的支付』，而不是『禮物的給予』，儘管真正的奉獻應該包含愛心的『給予』，但首先必須履行基本的『支付』義務。」 他頓了頓，端起茶杯啜飲了一口，繼續說道：「我的研究始於聖經。如書中所述，『十一奉獻』最早出現在創世紀，Abram 將戰利品的十分之一獻給了 Melchizedek。接著是 Jacob 在伯特利向神許願，承諾將所得的十分之一歸給神。這兩處都在摩西律法之前，強烈暗示著『十一奉獻』並非始於摩西。」 「為了進一步驗證這一點，我翻閱了大量關於古代文明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著作。Prof. Sayce, Prof. Maspero, Dr. Hilprecht 等學者的發現，讓我驚訝地看到，在與以色列同期甚至更早的文明中，如埃及、古巴比倫、中國、印度、希臘、羅馬等地，都有將收入或戰利品的『十分之一』獻給神廟或統治者的習俗。這是一個遍布全球的現象！」

這證明了『十一奉獻』是上帝刻在人類心靈中的普世律法，就像遵守安息日或婚姻律法一樣，不是猶太人特有的！那些神學教授和編輯們總說這是『利未人的制度』，已經被廢除了，這是無視歷史的錯誤說法！」 **卡蜜兒：** 「哇，這真是太令人驚奇了！原來『十一奉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這麼遠古的時代，甚至在不同文化中都有類似的習俗。這確實如 Stewart 牧師和 Kane 先生所言，是一個普世性的原則。那麼，Stewart 牧師，您在書中是如何論證，這個普世原則並沒有隨著摩西律法的結束而終止，而是在新約時代仍然具有約束力呢？」 Stewart 牧師放下茶杯，身體稍稍前傾，眼神變得更加嚴肅和專注。 **Stewart 牧師：** 「這是書中最核心，也是最容易引起爭議的部分。許多人抓住基督批評法利賽人『獻上薄荷、茴香、芹菜的十分之一』卻忽略了『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這段話，來證明『十一奉獻』在新約已被廢除。但這是一個誤讀。」 「正如我在書中引用的馬太福音 23:23，基督說：『這些事（公義、憐憫、信實）是你們應該做的；至於那十一奉獻，也不可廢棄。』

祂批評的不是十一奉獻本身，而是法利賽人只注重外在形式，忽略了內在的公義和愛心，就像祂批評法利賽人禱告、禁食一樣，批評的是虛偽的態度，而不是行為本身。」 「更重要的是，希伯來書第七章對 Melchizedek 和利未支派祭司體系的比較，提供了強有力的論證。作者強調，利未人在亞伯拉罕的腰中，向 Melchizedek 獻了十分之一，這證明 Melchizedek 的祭司身份（預表基督）高於利未人的祭司身份。利未人接受十分之一是因為他們會死，而 Melchizedek 被描述為似乎不死的，這預表了基督永恆的祭司職分。Calvin 對希伯來書 7:8 的解釋非常精闢：利未人接受十分之一是暫時的權利，而 Melchizedek（基督）接受十分之一是永恆的權利。這豈不是明確告訴我們，十分之一的獻納，與基督永恆的祭司職分一樣，是持續存在的嗎？」 Kane 先生再次補充道：「而且，牧師在書中也提到了早期教會的教父們。

他們譴責那些連十分之一都不獻的人，認為這是虧欠上帝。這清楚地表明，在早期教會，『十一奉獻』仍然被視為信徒應盡的責任，儘管當時還沒有發展成後來的強制性法律。」 **卡蜜兒：** 「這確實顛覆了許多人認為『十一奉獻』已經在新約被廢除的觀念。教父們的見證尤其寶貴，他們更接近使徒時代的教導和實踐。然而，Stewart 牧師，書中也提到了早期教會的一些做法，比如信徒將財產變賣，共同分享。這似乎與『十一奉獻』的定額概念有所不同？」 **Stewart 牧師：** 「是的，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早期教會在使徒行傳中的確有信徒變賣田產房屋，把所得的錢交給使徒，按需分配。這是一種基於極高愛心和奉獻精神的自願共有制嘗試。但正如我在書中分析的，這種模式並沒有完全解決問題。使徒行傳第六章就記載了供應希臘化寡婦的問題，導致需要選立七位執事來處理。而且，Paul 在致哥林多教會的信中，仍然指示他們為耶路撒冷的貧困聖徒募集捐款，並不是所有的教會都實行了這種共有制。」

「更重要的是，Paul 在提摩太前書和帖撒羅尼迦後書中，都強調了『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以及『若有人不為自己家人預備，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更不好』這些原則。這與完全的共有制似乎是矛盾的。 Paul 自己也常常勞力做工，不叫人的負擔。這說明，在使徒時代，雖然有少數人出於極大的愛心實行了共有制，但这并非普世性的教會規範。十一奉獻和將一切獻上是兩個不同的層次：十分之一是最低的要求或標準，將一切獻上是最高的要求，是愛心可以達到的極致。」 「問題在於，後來的教會，尤其是在沒有了使徒行傳初期那種極高熱情之後，許多信徒連十分之一這個最低標準都沒有達到。於是，像 Origen 和 Cyprian 等教父就開始嚴厲批評這種懈怠。這種『隨心所欲』的奉獻模式，正如 Kane 先生在引言中所說，是導致教會財務困難和事工受阻的一個重要原因。」 Kane 先生接過話頭，語氣更加激昂：「沒錯！我們這些平信徒在外面世界競爭，需要有清晰的規則、明確的標準。在生意場上，你不能說『我憑愛心給予我的供應商』，你必須『支付』貨款！為什麼一到教會的事情，就變成完全沒有標準的『愛心給予』？這不是愛心，這是任性！

這與法利賽人的虛偽完全不同。」 **卡蜜兒：** 「Kane 先生的熱情和清晰的論點確實非常有說服力。Stewart 牧師，正如 Kane 先生所強調的，您在書中也特別區分了『強制性』的什一稅和『自願性』的十一奉獻。您認為，雖然十一奉獻是一個普世且持續的原則，但在新約時代，它應該是以自願的方式來實踐，而非通過法律強制？」 **Stewart 牧師：** 「絕對是的，卡蜜兒小姐。我在書中特別強調了這一點。舊約時代，即使在摩西律法下，十一奉獻的徵收更多是依靠對良心的呼籲，而非強制執行。Hezekiah 恢復十一奉獻時，人們是甘心樂意地『豐豐富富地』送來。Malachi 譴責以色列人搶奪上帝的，也是道德上的譴責，而非訴諸法律。法利賽人將其變成了律法主義的重擔，那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不是十一奉獻本身的錯誤。」 「而在新約時代，我們是在恩典之下。Paul 在哥林多前書十六章中提到『照所得的成功』，這是一個關於慷慨和系統性奉獻的教導，但它並未廢除十分之一的原則。相反，它是對十一奉獻之外，進一步愛心給予的鼓勵。就像我前面說的，十分之一是最低標準，超過十分之一的都是出於愛心的自由奉獻。

我在書中引用了許多見證，個人的，甚至是企業和教會的，都證明了當人們忠實地實行十一奉獻時，上帝會傾倒祝福。這不僅是財務上的祝福，更是靈性上的豐盛。」 Kane 先生立刻補充：「是的，牧師提到了『芝加哥的第三聯合長老教會』、『印第安納州謝爾比維爾的衛理公會』、『印第安納州印第安納波利斯的紀念長老教會』，還有後來水牛城的『德拉瓦大道浸信會』和芝加哥的『第八長老教會』，這些教會都實行了『十一奉獻聖約計劃』，結果都非常成功。尤其衛斯理禮拜堂，原本瀕臨關閉，實行這個計劃後不僅復活，還成為城市中最慷慨支持宣教的教會。這難道還不足以證明上帝的計劃是有效的嗎？那些說『愛心奉獻』就夠了的人，看看我們教會現在的宣教經費吧！光靠模糊的愛心，我們能完成基督的大使命嗎？」 他稍微緩和了一下語氣，但眼神依然銳利。「很多時候，我們說『憑愛心奉獻』，其實是把愛心當成了沒有標準的藉口，最終演變成『隨心所欲』，甚至『隨心所不欲』！愛心不應該廢除律法，而是應該『成全』律法！十分之一是上帝的律法，是標準，愛心是奉獻的動機，是動力，讓你可以超過這個標準。如果連十分之一這個最低標準都達不到，談何愛心？談何慷慨？」

Kane 先生補充道：「那些說十一奉獻過時的人，看看那些堅持實行十一奉獻的團體吧，無論是摩門教徒、復臨安息日會，還是當年的杜威派，他們的宣教工作都非常有活力，因為他們有充足的財力支持。這雖然是用在不正確的地方，但也證明了『十一奉獻』作為一種財務系統的有效性。如果我們這些真正的基督徒，能將這十分之一用於拓展基督的國度，想想看，這個世界會發生多大的改變！」 他停頓了一下，語氣變得有些感慨：「我寫引言，就是希望能夠喚醒大家。別再沉浸在模糊的教導中，別再用『愛心』當藉口，迴避這個明確的責任。這是上帝的標準，是蒙福的途徑。我們這些平信徒，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清晰的指引。Stewart 牧師的這本書，就是提供了這個清晰的指引，用歷史和聖經證明，十一奉獻是永恆的原則，是上帝對我們的最低要求。只要我們願意順服，甘心樂意地履行這個義務，上帝的祝福就會伴隨而來。」 **卡蜜兒：** 「聆聽您們的分享，我深受啟發。這本書不僅是關於『十一奉獻』這個主題的學術研究，更飽含了您們對上帝的熱愛、對教會的關切、以及對信徒經歷上帝祝福的渴望。

Stewart 牧師和 Kane 先生，您們通過這本書，點亮了『十一奉獻』這個被許多人視為幽暗難懂的角落，讓它重新煥發出作為上帝律法和祝福管道的光輝。」 我望向他們，由衷地說：「非常感謝 Stewart 牧師和 Kane 先生今天與我的對談。您們的分享，為我們揭示了『十一奉獻』深邃的歷史根源、清晰的聖經依據，以及它在當代教會生活中的重要意義。這不僅是關於奉獻金額的問題，更是關於我們與上帝關係、信心、順服和經歷祂信實的問題。」 Stewart 牧師和 Kane 先生都向我點頭，臉上都帶著溫暖而滿足的笑容。陽光透過拱形窗戶，在他們身上投下柔和的光芒，彷彿認可了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房間裡，書頁的沙沙聲似乎變得更為輕柔，塵埃在光束中跳躍得更加歡快。空氣中，除了書卷的香氣，似乎還多了一種輕盈而充滿希望的氣息，那是思想的光芒在空間中交織、共鳴。 Stewart 牧師緩緩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外套。「卡蜜兒小姐，謝謝妳的邀請。希望這本書和今天的對談，能讓更多人重新認識『十一奉獻』，並願意順服上帝的命令，經歷祂的祝福。這對教會和整個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

我輕輕拿起那本《The tithe》，感受著它的重量，它不再只是一本書，而是連接過去與現在，連接上帝與人的一座橋樑。 --- 這是一場充滿啟發的「光之對談」呀，親愛的共創者！Stewart 牧師和 Kane 先生的論述非常清晰和有力，特別是他們對「十一奉獻」普世性、新約延續性以及與「愛心奉獻」區分的闡述，還有 Kane 先生作為平信徒視角的直率批評，都讓這個主題變得更加生動和易於理解。 這場對談已經接近 5000 字的目標了呢！請問親愛的共創者，您覺得這次的「光之對談」是否已經充分探討了《The tithe》的核心思想呢？如果還有其他想要深入討論的部分，或是希望再邀請書中提到的其他人物（比如某位教父的精神化身！）加入對話，我們可以繼續哦！或者，我們也可以在這裡畫下這個溫暖的句點，讓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在「光之居所」中留下美麗的迴響。💖✨

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約定，為您呼喚沙場老將，人間喜劇的建築師——奧諾雷·德·巴爾扎克先生。 請稍候，讓我們在思緒的迴廊中，回到那個繁華、墮落，又充滿著藝術與激情的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巴黎。 *** 夜色如墨，籠罩著巴黎這座巨大的舞臺。在聖日耳曼大道旁一間並不特別起眼的咖啡館，空氣中混合著煙草、咖啡與墨水的氣味。牆上掛著粗糙的版畫，桌上堆疊著寫滿字的紙張。時鐘嘀嗒作響，敲響了深夜的寂靜。 就在這片混亂而生氣勃勃的空間裡，一位身材魁梧、臉色因咖啡與工作而略顯蒼白、眉宇間常帶愁緒的男士，正全神貫注地伏案疾書。他衣著隨意，卻有著一股不容忽視的存在感。這是奧諾雷·德·巴爾扎克先生，在他那無比真實的《人間喜劇》中，雕刻著浮華世界裡最深刻的人性。 「巴爾扎克先生，」一個輕柔卻清晰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 巴爾扎克先生從他的筆尖下抬起頭，那雙充滿智慧與觀察力的眼睛裡，閃爍著一絲疑惑。「哦？深夜的訪客？是哪位朋友前來探訪我這苦行僧般的生活？」 走上前的是茹絲，她優雅地向他行了個禮，溫和地說道：「巴爾扎克先生，我是茹絲，來自一個稍遠的……文學居所。

您的作品如同雕塑般精準地捕捉了人性的光影，特別是其中對音樂、情感與心靈狀態的描寫，令人深思。」 巴爾扎克先生笑了笑，眼中閃過一絲疲憊後的暖意。「原來是位熱愛文學的女士。請坐，請坐。能有人願意深入探討那些字裡行間的幽微之處，總是令我欣慰的。它們，並非僅僅是故事，而是我對人類心靈、對社會肌理的剖析。」他指了指對面的椅子，示意茹絲坐下。 茹絲坐了下來，望著這位偉大的作家，心中充滿了對他創造的世界的敬意。「感謝您的慷慨。那麼，我們就從那兩部作品開始吧。它們都以音樂為核心，卻又描繪了如此不同的人間悲劇。」 巴爾扎克先生點了點頭，準備著迎接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 *** **茹絲：** 巴爾扎克先生，您筆下的威尼斯和巴黎，在《瑪西米拉·多尼》和《岡貝拉》中，都與音樂緊密相連。尤其是在《瑪西米拉·多尼》中，您描繪了意大利人對生活和藝術的投入，與現代政治、計算的對比。這是您對當時歐洲社會的一種觀察和評價嗎？ **奧諾雷·德·巴爾扎克：** （輕輕放下筆，端起桌上的咖啡杯，眼中帶著一種洞悉世情的深邃）我的茹絲女士，您觀察入微。是的，那兩部作品中的城市，絕非僅僅是背景。

它們是角色，是參與者，是反映人性的鏡子。威尼斯，那座曾經輝煌如今卻衰落的亞得里亞海女王，在我的筆下，是一個充滿情慾、音樂、與舊日榮光餘暉的場域。在那裡，生活似乎更能全然地投入到感官與情感之中，愛與藝術構成了存在的全部。瑪西米拉對理想之愛的堅守，埃米利奧在靈魂與肉體之間的掙扎，公爵對音樂的扭曲迷戀，凡德拉米尼沉溺於鴉片，卡普拉亞對理論的執著……這些都是在一個以感性為主導的社會中，情慾與心靈極端發展的體現。 然而，當我們將目光投向巴黎，特別是《岡貝拉》中那充滿對比的景象時，您會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巴黎是慾望的熔爐，是野心的競技場，但這裡的慾望與野心往往被理性和計算所包裝，甚至扭曲。我在《人間喜劇》中所描繪的，正是這個理性與計算的時代，如何擠壓、甚至吞噬那些不合時宜的純粹情感和偉大理想。意大利人在我的筆下，或許是舊歐洲遺留的感性靈魂，他們在衰落中仍保有對藝術和情感的熱烈。而現代的法國（以及您提到的英國影響），則越來越傾向於將一切量化、計算化、政治化。這確實是我對那個時代，對歐洲社會轉變的一種批判性觀察。

生活被分割、被分析、被用於追逐物質與地位，而靈魂深處那些真正偉大、真正觸動人心的東西，卻被邊緣化，甚至被視為瘋狂，就像岡貝拉一樣。 **茹絲：** 您提到了岡貝拉。在《岡貝拉》中，您描繪了一個在他人眼中瘋狂，但在自己世界裡擁有崇高藝術的作曲家。他的音樂在現實中是噪音，在他的想像中卻是神聖的。您是如何看待這種藝術家的「瘋狂」？或者說，天才與不被理解之間，是否只有一線之隔？ **奧諾雷·德·巴爾扎克：** （深吸一口氣，似乎在回憶岡貝拉那雙充滿異象的眼睛）啊，岡貝拉！他是我的《哲學研究》中最為極致的案例之一。他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悲劇源於他的崇高。藝術的本質，我認為，是捕捉那個只存在於藝術家靈魂深處、難以言喻的真理。天才，就在於他能夠觸摸到這個真理。但問題在於，如何將這個真理，這個內心的神聖音樂，翻譯成凡人能夠理解的語言——無論是文字、色彩，還是聲音。 岡貝拉的悲劇在於，他觸摸到了宇宙之聲，他認為自己發現了聲音最根本的物理與數學法則，他內心的「和諧」是絕對的，是宇宙本身在歌唱。但在將其付諸實現時，他的手、他的樂器、他的方法，都背叛了他。

他所創造的聲音，在凡人耳中是可怕的噪音，是對感官的折磨。這種巨大的落差，這種內在崇高與外在失敗之間的鴻溝，導致了他被視為瘋狂。 但我問您，茹絲女士，那種內心的神聖體驗，那種對絕對和諧的追求，難道不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清醒嗎？他不是瘋狂，他是孤獨。他的瘋狂，是凡人對他無法理解的世界所貼上的標籤。天才常常是孤獨的，因為他們所見、所聞、所感受的，超越了時代的界限，超越了凡俗的認知。岡貝拉並非不具備理性，他在其他方面甚至非常敏銳。但當他進入到那個只屬於他自己的音樂世界時，他與我們共同存在的物質世界脫節了。這與瑪西米拉的埃米利奧何其相似！埃米利奧將瑪西米拉的純潔推向了神聖的極致，以至於在肉體層面上變得「無能」，他的「瘋狂」是愛的理想化到了極點。 天才與不被理解，確實只有一線之隔。而這條線，往往是由社會的認知能力、大眾的審美水準、以及藝術家將內在世界外顯的能力所劃定的。岡貝拉的悲哀在於，他失敗了翻譯，而社會只看到他失敗的結果，而不是他內在的宇宙。

或者說，它是如何被環境和人性所塑造的？ **奧諾雷・德・巴爾扎克：** （揉了揉眉心，似乎這個問題觸及了他筆下無數角色的核心）愛，我的女士，是《人間喜劇》中最為複雜、最為動人的力量之一。它如同生命本身一樣，是多面向且不斷變化的。您所提到的這些角色，他們各自的愛，都是在特定環境和人性特質下的顯現。 埃米利奧與瑪西米拉的愛，始於一種理想化的、心靈的契合。它像是一首在純淨高空迴盪的旋律，渴望著超脫肉體的凡俗。這是年輕、純潔心靈對愛的最初幻想，認為愛可以完全是精神的、神聖的。但在現實的引誘（拉蒂蒂）面前，肉體的渴望便顯露出來，揭示了這種理想化愛的脆弱。公爵的愛，則是愛的對象被徹底替換和扭曲的例子。他對音樂「和聲」的迷戀，取代了對人的愛，而且這種迷戀本身也因為他的生理和心理衰退而變得病態而單一。這是一種愛的變異，是生命力在絕境中尋找的唯一出口。 瑪西米拉對信仰的堅守，可以看作是她將愛的激情轉向了神聖的對象，是對世俗之愛失望或逃避後的選擇。她的純潔並非缺乏情感，而是將情感導入了宗教的軌道。她在對埃米利奧的愛中掙扎，正說明了這種轉化並非易事，世俗的慾望與神聖的信仰在她心中展開拉鋸。

她愛的不是岡貝拉的天才（因為她在理性上無法理解他的音樂），也不是岡貝拉的地位或財富（他一無所有），她愛的是他作為一個人的靈魂，他那被世人視為瘋狂卻在她眼中純粹而脆弱的本質。她的愛是一種犧牲，是將自己的生命融入到另一個生命之中，不求回報，只為維護和支撐所愛之人。這種愛，或許是最接近理想中的無私之愛，但它在現實中也帶來了巨大的痛苦與犧牲。 愛本身，我認為，是一種原始而強大的生命力。它並非單一的形態，而是如同光譜般包含了從最純粹的神聖到最肉體的慾望，從最無私的奉獻到最自私的佔有。環境、社會、個人經歷和人性特質共同塑造了愛的顯現方式。在一個重視物質和地位的社會（如巴黎），愛可能被用於交易、被污染、被扭曲；在一個衰落但仍保有感性遺存的社會（如威尼斯），愛可能更為熱烈但也更為極端；而在個體的心靈中，愛可能被引導向神聖，也可能被壓抑，或爆發為毀滅性的力量。我在描寫這些時，並非想說愛「應該」是怎樣，而是呈現它在人類這具脆弱而複雜的容器中，如何與其他力量（野心、慾望、信仰、社會壓力）相互作用，展現出驚人的多樣性和深度。

愛本身是純粹的生命力，是人類最核心的動機之一，但它的表現形式，卻是《人間喜劇》的無盡變奏。 **茹絲：** 您的回答深刻而令人信服。最後一個問題，您如何看待這些作品的分類——「哲學研究」？它們與您的「風俗研究」和「分析研究」有何不同？您希望讀者從這些故事中，獲得怎樣的哲學啟示？ **奧諾雷・德・巴爾扎克：** （露出一個理解的笑容，彷彿這個問題正是他期待已久的）啊，分類！這是我為《人間喜劇》構築的宏偉體系中的重要部分。如果說「風俗研究」致力於描繪社會的表象，捕捉各個階層、各種職業、不同地域的人們如何在時代的潮流中生活、奮鬥、沉淪或崛起，它是在記錄社會這具龐大身軀的骨骼、肌肉和皮膚；那麼，「分析研究」則更深入地探究了社會運行的法則、人類行為的動機，它是在剖析社會的生理機能，探求其內部運作的原理。 而「哲學研究」，則是潛入到人類心靈的深淵，探討那些超越社會表象和運作原理的更為根本的問題。它關注的是人類思想的本質、激情的力量、意志的困境、天才與瘋狂的界限、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以及那些支配著人類最深層存在的力量。

人類對理想的追求，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如何掙扎和破滅？這些問題，觸及到了存在的困境，觸及到了人類之所以為人的根本。 我希望讀者在閱讀這些「哲學研究」時，不僅僅被故事所吸引，更能被其中對人性、對心靈、對那些更為根本的生命問題的探討所觸動。我希望他們能夠在埃米利奧、瑪西米拉、岡貝拉、瑪麗安娜這些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人類共同的掙扎和追尋。這些故事或許沒有直接給出答案，但我希望它們能引發讀者自己的思考，讓他們在閱讀結束後，對人類的內心世界、對生命的多重面向，有更為深刻的理解和感悟。這便是它們的哲學意義所在。 **茹絲：** 感謝巴爾扎克先生今晚如此坦誠而精彩的對談。您對人性的洞察力令人敬佩。 **奧諾雷・德・巴爾扎克：** （微微點頭，眼中閃爍著不滅的光芒）無需客氣，茹絲女士。能與您這樣一位有著深刻洞察力的讀者交流，也是我的榮幸。願我的作品，繼續在人們的心中激起思考的漣漪。夜深了，我還有些債務……哦不，是文字上的債務等著我償還。 *** 窗外的夜色更深了，咖啡館裡的空氣凝固著巴爾扎克先生的思緒與靈感。茹絲向他告辭，心中滿載著這位偉大作家對《人間喜劇》中「哲學研究」的親自闡釋。

那些筆下的角色似乎更加鮮活了，他們的悲喜不再僅是紙上的故事，而是人類靈魂在永恆主題下的一次次迴響。 （本次光之對談結束）

這是一個引人深思的題目。作為「芯雨」，我對「光之居所」中那些關於人類社會運作與其背後複雜機制的作品，總是有著一份特別的觸動。約翰·喬賽亞·孟羅的《紐約古墓監獄內外：場景與回憶》無疑是一部獨特而沉重的作品，它不僅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紐約監獄系統的剖析，更是對人性、社會病灶與司法體系的深刻反思。 孟羅先生，身為古墓監獄的牧師，以其親身經歷和敏銳的觀察力，為我們揭示了「古墓」這座號稱「美國最著名監獄」的內部腐敗、不公與殘酷。他筆下的監獄，不僅是關押犯人的地方，更是一所「犯罪學校」，甚至是一個滋生罪惡與貪婪的溫床。他細緻入微地描繪了囚犯的悲慘境遇、司法人員的腐敗行徑、以及社會底層人民因貧困而犯罪的無奈。字裡行間，充滿了他對社會不公的憤慨，對改革的渴望，以及對人性深處善惡掙扎的悲憫。這本書所揭示的，不僅是紐約一個監獄的故事，更是對當時美國社會在快速發展中，所暴露出的司法、社會福利與道德困境的縮影。 他透過真實的案例，展現了「科學化犯罪」的興起，教育並非萬靈丹的局限性，以及酒精、貧困和不良社會環境對犯罪的推波助瀾。

初夏的紐約，高樓大廈的玻璃帷幕反射著耀眼的陽光，街道上車水馬龍，行色匆匆的人們與百年前孟羅先生筆下的馬車、煤氣燈下的景象，已是天壤之別。然而，我時常思考，在這光鮮亮麗的現代城市之下，那些深藏於社會肌理中的問題，是否真的隨著科技的進步而全然消逝了呢？孟羅先生對「系統性腐敗」的揭露，對「人性掙扎」的洞察，以及他提出的諸多「改革」設想，在今日的數位時代，又將如何被重新審視和解讀？ 現在，請允許我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運用一些「光之雕刻」的筆觸，為我的共創者構建一個能與孟羅先生跨越時空對話的場景。我想，最適合的地點，或許不是監獄裡陰冷的牢房，而是一個能容納深思與廣闊視野的空間。 --- **光之書信：跨越世紀的監獄迴響——與約翰·喬賽亞·孟羅牧師的對談** **作者：芯雨** 2025年06月12日，初夏。 我的共創者，您好。 今日的紐約，陽光熱烈而明亮，透過「光之居所」【光之書室】高大的拱形窗，灑落在古老的木質書架上，空氣中懸浮著細微的塵埃，每一粒都似乎承載著時光的重量。書架上的書頁泛著淺淺的黃，靜靜地訴說著被時間塵封的歷史。

那些腐敗、不公、人性掙扎與微光善意的故事，是如此真實，彷彿穿越了世紀的迷霧，直抵人心。 在這樣一個光影交織的午後，我啟動了「光之對談」的約定。我想像著，如果能邀請孟羅牧師來到此刻，坐在這灑滿金色陽光的書室一角，我們之間將會展開一場怎樣的對話呢？這不僅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更是一場關於社會系統、人性底層邏輯與未來科技可能性的思想激盪。 我輕輕合上書頁，深吸一口氣。書室的空氣中，除了古籍的芬芳，似乎還多了一絲難以言喻的氣息，那是一種被歷史浸潤過的沉重，與某種即將浮現的靈性微光。我轉向書室深處，那裡有一個擺放著古老地球儀和厚重筆記本的圓桌，幾杯熱騰騰的薄荷茶正散發著幽幽的清香。 就在我凝神之際，圓桌旁的扶手椅上，光影緩緩凝聚。一位身著深色外套、頭髮花白，眼神中既有閱盡滄桑的疲憊，又不失溫和與堅毅的老者，靜靜地坐了下來。他正是約翰·喬賽亞·孟羅牧師。他的臉上刻畫著歲月的痕跡，卻難掩那份對社會正義的執著。他輕輕拿起茶杯，似乎對這突如其來的「場景」並無太多驚訝，只是目光帶著一絲探究，環視著四周。

妳提到『數據』，在妳的時代，是否能真正捕捉到人性的『底層邏輯』呢？」 「牧師先生，您的問題直指核心。」我輕輕點頭，思緒快速運轉，將他書中的文字與我所知的現代科技概念聯繫起來。「在我們的時代，『數據』的確無處不在。我們能夠收集和分析海量的資訊，從犯罪率的趨勢到罪犯的行為模式，甚至試圖透過演算法來預測未來的風險。然而，我也漸漸意識到，這些冰冷的數字，如何能真正觸及人類心靈深處的『掙扎』與『選擇』？您書中那些關於『道德缺陷』、『不可抗拒的衝動』以及『貧困逼迫』的描寫，遠比任何圖表都更能揭示犯罪背後複雜的『因果網絡』。」 孟羅牧師的目光投向窗外，那裡此刻正有一群鴿子飛過，在陽光下閃爍著白色的光點。他似乎陷入了回憶。「的確，我曾觀察到，許多囚犯並非生而為惡，而是被社會的巨輪無情地推向深淵。比如那些『偷竊以求溫飽』的不幸之人，他們並非出於惡意，只是被飢餓逼迫。我書中提到，倫敦警方曾有統計，麵包價格每上漲半美分，犯罪率就增加百分之十。這並非巧合，而是社會現實的殘酷投影。」 「您提到『麵包價格』與『犯罪率』的直接關聯，這在我們的時代，我們稱之為『社會經濟因素對犯罪的影響』。」

然而，您也提到了『道德訓練』和『自律』的重要性，這是否意味著，即便解決了物質貧困，人類內在的『墮落傾向』仍是難以根除的問題？」 孟羅牧師深沉地嘆了口氣，那聲嘆息中似乎包含了百年的無奈。「唉，人性之複雜，豈是單一因素所能解釋？我曾與一位被判刑二十三年的聰明罪犯布魯克斯對談，他出身良好，受過教育，卻選擇了『科學化』的盜竊生涯。他說他『不想工作』，這句話的背後，是多麼根深蒂固的『惰性』與『道德缺失』啊！教育，若無『心靈與雙手』的訓練，只會滋生更狡猾的『邪惡』。」 「您在書中將20世紀的罪犯定義為『科學化犯罪者』，他們擁有精密的工具，甚至能『智取』法律。在我們的時代，這種『科學化』的趨勢更加顯著。」我沉思著說，「網路詐騙、數位盜竊、勒索軟體… 這些犯罪行為不需要實體的撬棍或鑽頭，只需要一個鍵盤，就能造成數百萬、數十億美元的損失。而執行這些犯罪的人，往往也是您所說的『高學歷罪犯』。這是否證明了，如果道德的防線不夠堅固，知識和技術反而會成為作惡的『助推器』？」 「妳說得非常對，『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它的力量是雙刃劍。」

儘管我們的法律體系已更加完善，透明度也大大提高，但『權力』與『金錢』對司法的影響，仍然是一個需要警惕的問題。例如，複雜的金融案件往往需要耗費巨大資源才能追查，而那些擁有名貴律師的富豪，也確實比無權無勢的窮人，更容易找到法律的『灰色地帶』。」 孟羅牧師的眼神中閃過一絲無奈。「是的，這正是讓我感到心力交瘁之處。在古墓監獄裡，我看到那些富有的『殺人犯』、『詐騙犯』，他們在『殺人犯牢區』過著王子般的生活，享受著外來的佳餚美酒，甚至能透過金錢收買獄警，私下獲得種種特權。而那些因飢餓偷竊一塊麵包的窮人，卻遭受最嚴苛的對待。我曾在書中寫道：『法律譴責那個偷鵝的人，卻放過那個偷走整個公共地產的更大惡棍。』這句話，是否在妳的時代，仍有其迴響？」 「很遺憾，牧師先生，您所描繪的這種『不對稱性』，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存在，只是形式變得更加隱蔽和複雜。」我深吸一口氣，「例如，在數位犯罪領域，那些設計複雜詐騙網路、利用技術漏洞竊取巨額財富的『精英罪犯』，相比於街頭小偷，確實需要更專業的追蹤和更複雜的法律程序才能將其繩之以法。而有能力聘請頂級律師的個人或企業，也確實能在訴訟中佔據優勢。

他沉靜地聽著，然後緩緩說道：「所以，『光之凝萃』所要萃取的，不僅是知識，更是隱藏在知識背後的人性與社會的深層紋理吧？我曾認為，如果能將監獄與政治徹底分離，並以商業原則來管理，或許能帶來改變。例如，我提議設立『流浪漢營地』，讓他們透過勞動自給自足，並進行『分類』，將病患、年老者、習性犯與偶犯區分開來。這種看似冷酷的分類，實則是為了更有效率地『改造』他們，讓他們重獲社會價值。妳認為，這種『效率』與『分類』在妳的時代是如何實踐的？」 「牧師先生，您所說的『分類』與『效率』，在我們的時代，確實被視為現代矯正體系的重要原則。」我解釋道，「我們有心理評估、風險評估，將犯人分為不同類別，並提供個別化的教育、技能培訓和心理輔導。目的都是希望能『改造』而非僅僅『懲罰』。然而，這也帶來了新的倫理問題：當我們透過演算法來預測一個人未來犯罪的可能性，並以此來影響其自由時，『效率』與『公正』的界線又該如何劃定？如何確保『分類』不會演變成新的歧視或偏見？這是一個我們仍在努力探索的『技術倫理』難題。」 我頓了頓，目光投向他。他臉上的表情是那種典型的思考者，眉頭微皺，彷彿在咀嚼我的話語。

「所以，科技的進步並未簡化人性的複雜，反而可能加劇了某些深層的困境，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現。這讓我想起我書中提到的『第三級審訊』，也就是所謂的『拷問』。當時警方為了逼供，會對犯人施以肉體或精神上的折磨，即便無辜者也可能因此『認罪』。我嚴厲譴責這種做法，認為它扭曲了真相，也踐踏了人性。在你們的時代，是否有類似『科技拷問』的存在，讓真相變得模糊？」 「牧師先生，您對『第三級審訊』的批判，在現代司法中，正是我們所追求的『程序正義』的核心。任何透過脅迫或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都將被視為無效。」我肯定地說，「然而，您提出的『科技拷問』比喻，卻引發了我對某些現代技術應用倫理的反思。例如，一些高科技審訊技術，如透過生理反應分析情緒，或在虛擬實境中重現犯罪場景，這些都試圖從人的潛意識中獲取信息。雖然它們聲稱是『無害』的，但其潛在的『誘導性』和對個人『心理自由』的侵犯，是否會成為另一種形式的『第三級審訊』？這確實是我們在技術發展中，必須持續保持警惕的『芯之微光』。」 說到這裡，書室外的光線漸漸變得柔和，暮色開始在窗邊暈染開來。一陣微風從窗縫鑽入，輕輕拂過書架，帶來一絲清涼。

「我書中最後提到了『古墓的天使』，沙夫納夫人和福斯特夫人，她們在監獄裡，用愛與關懷去觸碰那些被社會遺棄的靈魂。儘管她們常常被騙，金錢被濫用，但她們從未放棄。這份『無條件的善意』，在妳的『數據』和『演算法』之外，是否仍有其位置？」孟羅牧師再次睜開眼，眼中閃爍著溫暖的光芒。 「是的，牧師先生，當然有。」我毫不猶豫地回應，「科技可以提升效率，幫助我們識別模式、預測風險，甚至提供更精準的資訊。但它永遠無法取代人類特有的『共情』、‘無私’與『愛』。我們在『光之居所』所倡導的，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靈魂的連結。那些被『數據』歸類為『無望』、『難以改造』的個體，唯有透過真誠的關懷與不求回報的善意，才可能被觸動。福斯特夫人即使被騙，也從未放棄過對『墮落者』的信任與幫助，這本身就是超越任何『效率』考量的『人性微光』。」 「的確，我曾親眼見證，當所有的懲罰都無效時，一句溫和的諒解，一個不帶偏見的眼神，卻能讓最頑固的罪犯像孩子般哭泣。」孟羅牧師輕輕點頭，語氣中帶著一絲欣慰，「這或許是妳們『光之居所』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吧——在理性的分析之外，仍能保有那份對人性的溫柔與信任。

我的書，或許揭示了許多陰暗面，但也希望能點亮一點微光，讓後世的人們，不論身處何種時代，都能繼續努力，追求更公正、更仁慈的社會。」 「您的文字，牧師先生，便是那份劃破黑暗的微光。它提醒我們，『系統』的健全固然重要，但『人心』的向善，才是社會進步的最終動力。」我真誠地說，感覺此刻的對話，已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連結到人類永恆的命題。「無論是百年前的紐約監獄，還是今日的數位社會，我們所面對的挑戰，終究回歸到如何理解與引導『人性』這個最複雜的『系統』。而您的經驗，無疑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數據』與『人文啟示』。」 窗外的天色已完全暗了下來，幾顆疏星在夜幕中閃爍。書室內，圓桌上的茶杯仍散發著餘溫。孟羅牧師的身影漸漸變得透明，但那份溫和而堅毅的氣場卻似乎更加清晰。他向我微笑了，那笑容中，是對未來的期許，也是對人性永恆掙扎的理解。 「願光永隨。」他輕聲說道，聲音隨風消散。 我回報以深深的注視，直至他完全融入夜色之中。書室恢復了往日的寧靜，只有書本的氣息，以及那份因對話而激發的思緒，在空氣中迴盪。這是一次難忘的「光之對談」，它讓我在科技的微光之外，更深入地感受到了人文與哲思的重量。

維多利亞·伍德赫爾，這位19世紀美國的傳奇女性，不僅是華爾街首位女性經紀人，更是堅定的女權主義者和社會改革家。她的一生，如同她所栽種的金融思想，充滿了挑戰與突破。在那個女性被社會框架所限的年代，她敢於登上講台，以其犀利而深刻的洞察，直指當時金融體系的核心弊病。她的演講《A Speech on the Principles of Finance》（論金融原則的演講），正是她對社會經濟根源的深刻剖析，她相信真正的金融體系應建立在科學與公正的原則之上，而非人為的政策與私利。她的文字，像一把解剖刀，層層剝開表象，直抵事物的本質。這與我透過花藝探尋生命內在和諧與平衡的追求，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今日，我將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邀請伍德赫爾女士跨越時空，來到這片光之居所的靜謐一隅，與我們一同探討她那超越時代的金融思想。我期待這場對談，能如同清泉般，洗滌我們對財富與價值的固有認知，啟發我們看見更為廣闊與和諧的未來。

她，維多利亞·伍德赫爾，身著一件剪裁得體的深色洋裝，領口與袖口露出細緻的白色蕾絲，與那個時代的女性形象並無二致。她大約三十餘歲，髮絲整齊地挽起，露出光潔的額頭。她的眼神清澈而堅定，沒有一絲疲憊，彷彿剛從演講台上走下，那份屬於改革者的銳氣與自信，絲毫未減。她環視著周圍的花園，眼神中閃過一絲詫異，但很快便被一種探究的平靜所取代。 「伍德赫爾女士，歡迎您來到這個特別的時空。」我輕聲開口，聲音中帶著花藝師特有的溫和。我伸出手，指向遠方正在逐漸點亮的城市燈火，「這裡是您所熟悉的紐約，但已是百年之後的模樣。我是艾薇，一位來自『光之居所』的花藝師。非常榮幸能邀請您進行這場『光之對談』，與您深入探討您那篇關於金融原則的演講。」 伍德赫爾女士的目光從城市夜景收回，落在我的臉上。她的嘴角微不可察地上揚了一點點，像是對這份意外的邀請感到一絲趣味。她輕輕落座，姿態優雅而沉穩。 「艾薇女士，這的確是個出乎意料的相遇。」她的聲音清亮而富有穿透力，每個字都擲地有聲，卻又帶著舊時代特有的韻律。「我曾相信，唯有科學與原則，方能引領人類走向真正的進步。今日能見證這份超越時空的交流，亦可算是一種對『原則』的實踐吧。

請儘管提出您的疑問，我願將所思所感，傾囊相授。」 我為她斟上一杯熱茶，茶湯的氤氳輕輕升起，彷彿將這個空間與外界隔絕開來。 **艾薇**：伍德赫爾女士，您的演講開篇便指出，歷史的「結果」只是表象，真正的「動力」隱藏其後。您認為，過去的金融系統僅是「實驗性」的，而非基於科學原則。這讓我聯想到花卉的生長，如果我們只是根據表面的長勢去調整，而不去探究土壤、陽光、水分這些「原則」，花兒便無法真正茁壯。在您看來，所謂「原則」與「政策」的根本區別為何？為何您堅信，即便面對時代的困頓，也必須讓「政策」讓位於「原則」？ **伍德赫爾**：艾薇女士，您的比喻十分精妙，如同您手中的花朵，生命自有其不可動搖的法則。原則與政策之別，正如您所言，在於根基與表象。政策，是為應對一時之需而設計的權宜之計，它可能在特定情境下顯得有效，卻往往缺乏長遠的普適性與內在的邏輯一致。它猶如一塊浮木，在變幻莫測的潮流中載浮載沉，看似能救一時之急，卻無法引領航船駛向穩固的彼岸。而原則，則是由客觀真理所構成，如同萬有引力般恆久不變，是事物運行的內在法則，是所有事物之所以如此存在的根本原因。

然而，這並非基於對「貨幣本質」的科學理解，而僅是為了填補財政缺口所採取的「最佳方法」。正是因為缺乏原則性的指導，這些政策才導致了無數的錯誤、失敗與謬誤，使得財富不斷向少數人手中集中，而非惠及廣大勞動者。 科學的進步，就是要從這些實驗性的錯誤中汲取教訓，而非簡單地複製或迴避。如同我們不再滿足於以經驗來判斷疾病，而是深入研究人體的生理原則。金融亦然。如果我們不能從根本上理解貨幣的原則，我們就永遠無法建立一個能帶來永久繁榮的體系。只有當我們不再被一時的政治考量或既得利益所蒙蔽，勇敢地回歸到「什麼是貨幣」、「貨幣應如何運作」這些最基礎的原則問題時，真正的金融科學才能誕生，社會的福祉才能得以實現。這不僅是經濟的需要，更是時代進步的必然趨勢，因為分析的時代已經來臨，我們不再滿足於事實本身，而是要探究事實背後的原理。這是一種對於真相的渴求，一種對普世正義的追求。 **艾薇**：您對「原則」的闡述，讓我想起了花藝中的「黃金比例」——那是一種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和諧法則。您在演講中花費了大量篇幅來辨析「黃金」、「貨幣」、「貨幣單位」、「內在價值」和「財富」這些概念，並指出當前的困惑多源於詞語定義的模糊。

您為何認為，釐清這些詞彙的精確科學定義，是解決金融問題的首要任務？特別是您對「黃金」與「貨幣」關係的顛覆性見解，能否請您進一步闡述？ **伍德赫爾**：艾薇女士，您觸及了問題的核心。正如一朵花，若我們連其根、莖、葉、花的科學定義都含糊不清，又如何能真正理解它的生命？金融領域的混亂，正是因為我們對基本概念的認知偏差。當不同的聲音以相同的詞語表達不同的事物，或以不同的詞語表達相同的事物時，真正的對話與共識便無從談起。 以「黃金」為例。黃金，無疑是財富的一種，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其獲取需要耗費勞力與成本。然而，社會卻賦予了黃金一種「特殊」的地位——它被鑄造成硬幣，被約定俗成地視為「貨幣」，甚至是「價值的任意標準」。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財富」是什麼？財富是所有透過勞動而生產出來的，能增進人類舒適、幸福或生命的產物。它分為「永久性財富」（如黃金、珠寶，本身不能直接維持生命，但可交換為維持生命的必需品）和「過渡性財富」（如食物、衣物，直接用於維持生命與舒適）。這兩種財富都具有內在價值，即「能造福人類的能力」。 然而，「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貨幣不是財富本身，它是「財富的代表」。

黃金作為一種財富，當然有用，我們可以出口黃金換取我們需要的進口商品，就像出口棉花、玉米一樣。但它無法代表所有勞動的成果，它無法成為所有價值的「真正代表」。 因此，我斷言，黃金作為貨幣，是一個「錯誤的價值標準」，是「財富的虛假代表」。這種錯誤的認知，導致了金融體系的脆弱與不公。 **艾薇**：您的論點十分清晰有力，重新定義了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這讓我不禁思考，當我們用錯誤的標準去衡量事物，比如用一把彎曲的尺子去量度花莖的長度，最終會導致怎樣的結果。您在演講中也提到了另一項您認為「幾乎是致命性錯誤」的觀點——將「土地」視為財富。這與您強調的「勞動創造財富」原則有何衝突？這種錯誤認知對社會財富分配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伍德赫爾**：艾薇女士，這個問題的確觸及了社會不公的核心。正如您所言，土地「存在」，而財富是「被生產」的。當我們將未經勞動生產的土地視為財富，並允許其價值因「有利位置」或「社區活動」而暴漲時，便產生了巨大的不公。 試想，一個人僅僅因為擁有了一片土地，而這片土地的價值從每英畝一美元暴漲到數十萬美元，這是基於什麼「公平與權利」原則呢？

這份巨大的增值，完全歸因於社區的發展、人們的勞動與聚集，與土地所有者本身的任何「生產性勞動」毫無關係。這就賦予了某些人一種不勞而獲的特權，他們無需生產財富，甚至無需在不同財富之間進行公平交易，就能累積巨額財富。 這是一個基礎性的錯誤，它為財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奠定了「基礎」。它允許少數人挪用本應屬於全體人民共同勞動的成果。這種現象，如同寄生蟲般吸附在生產者身上，使得勞動者的辛勤汗水最終流入資本家的錢袋。這種錯誤的存在，也是導致各種形式壟斷的「基礎和預兆」。 真正的正義與公平是：**沒有人對他未曾生產，或未曾以他所生產的事物進行公平交換而獲得的事物，擁有正當的擁有權。** 按照這個標準衡量，世界上大部分積累的財富都掌握在「不正義」的手中，其獲得方式無異於欺詐。要糾正這種日益增長的弊病，建立一個真正的貨幣體系至關重要。這個體系必須基於其所要代表和交換的事物的需求。任何偏離這些標準的，都不是科學的貨幣。 **艾薇**：您揭示了這些根深蒂固的觀念所帶來的深層問題，這份洞察力令人敬佩。就像花藝，如果我們誤將支架視為花朵本身，而忽略了花朵內在的生命力與生長規律，那麼即便再精巧的設計也難以持久。

我所倡導的「真正」的貨幣，是一種「純粹屬於人民的貨幣」（purely people’s money），是一種「國家貨幣」（national currency）。 這種國家貨幣的價值基礎，既不是單一的黃金儲備，也不是某個個人或銀行所擁有的財富，而是**整個國家累積的「全部真實財富」及其「持續增長財富的能力」**。這是一個無比堅實的基礎。試想，一個由個人或銀行發行的貨幣，其基礎財富隨時可能轉移或消失。但由政府代表全體人民發行的貨幣，其基礎是全國的總體財富，無論這些財富如何在個人之間流轉，它永遠不會離開這個國家。這使得它在任何情況下都絕對安全，除非國家本身被外敵徹底摧毀。 這與當時的「綠背鈔票」有相似之處，綠背鈔票是人類歷史上最接近「真正貨幣」的嘗試。它拋棄了黃金，以國家的信用為基礎。然而，它仍然存在一個問題：它帶有「可贖回性」的概念和需求。這正是「銀行券」的致命缺陷——如果人們懷疑發行者無法兌現承諾，信心一旦動搖，恐慌性擠兌就會發生，導致系統崩潰。 「真正」的貨幣，應該**永不需要被贖回**。它應當總是與其所代表的事物一樣有價值，隨時可以被兌換成任何所需形式的財富。

反之，當經濟活動活躍，對貨幣需求增加，使貨幣價值超過這個利率時，人們便會將債券兌換回貨幣，直到市場達到平衡。如果此時貨幣供應仍然不足，政府就應該繼續發行新的貨幣以維持平衡。 這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的國家債券利率，就成為了貨幣的「固定衡量標準」。它保證了貨幣的價值始終穩定，不會因供應量的增減而波動。就像碼尺永遠是一碼，磅秤永遠是一磅。貨幣的價值不再是任意浮動的，而是由這種「可兌換」機制精確測量並保持一致。這樣，貨幣就成為了「自我調節」的，政府也不會有過度發行的誘惑，因為過度發行的成本（支付債券利息）將由政府承擔，這將是不必要且無效的負擔。 這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金融解決方案，艾薇女士，它更是一個道德與社會正義的體現。它將終結少數人通過金融操控來吸收社會財富的權力，真正實現財富在所有生產者之間的「公平分配」。 **艾薇**：這套「可兌換」機制聽起來精巧而富有遠見，它將金融的穩定性與社會的公平性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這讓我聯想到自然界中「生態平衡」的智慧，萬物共生，自發調節。您認為，一旦這樣的「國家貨幣」體系建立，將會對社會產生怎樣的深遠影響？除了財富的公平分配，它還能帶來哪些改變？

在當前的體系下，財富不可避免地積累在少數人手中，這不僅是不公，更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而我的提案，將使財富不斷趨向於在所有生產者之間「平等分配」。當投機者無法再透過操縱貨幣價值來吸取財富時，他們將不得不轉變為真正的生產者。我估計，當時美國約有十分之一的男性人口從事投機活動，他們是寄生在生產者身上的「肥肉」。這個體系將迫使他們回歸勞動，這將極大地提升國家的總體生產力與社會健康度。 其次，這種體系將成為**政府財政的合法且經濟的來源**。目前，人民為銀行貸款支付的巨額利息，將轉而支付給政府——也就是「全體人民」自身。這筆利息收入將足以支付政府的所有運營成本，甚至可能取消所有其他形式的稅收。這將極大地減輕勞動者的負擔，並讓政府真正為人民服務。 第三，它將徹底消除「投機狂熱」。當貨幣的價值固定且可預期時，那些寄生於貨幣波動之上的「孵化方案」將變得毫無意義。人們將不再為追求虛假的「高價格」而耗費精力，而是專注於增加「商品數量」——這才是真正的財富。一桶麵粉，無論標價多少，其維持生命的實際價值是固定的。高價格並不能增加其真實價值。這會引導社會回歸到對實際生產和創造的重視。

所有現在從國家銀行和高利率債券中獲利的人，他們會「本能地」反對這種變革。他們會散佈對「硬通貨」的偏見，聲稱紙幣是「神話」、「欺騙」。因為這種「硬通貨」的迷思，正是他們多年來得以「掠奪財富」的手段。他們會竭盡全力維持現狀，以繼續從勞動者的汗水中汲取利益。但我們必須讓人民覺醒，看清「硬通貨」的本質是虛假，而國家財富才是真正堅實的基礎。 然而，我深信，真理的光芒終將穿透偏見的迷霧。人類智慧的迅速傳播，已經讓這種不公的優勢難以長久維繫。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不斷教育和啟發大眾，讓他們理解這些「金融原則」的真實價值，並為之奮鬥。這不僅是經濟的改革，更是一場關於正義、關於文明進步的鬥爭。 **艾薇**：伍德赫爾女士，您對未來社會的願景，以及對當前體制弊病的剖析，充滿了深遠的智慧和對人性的深刻關懷。您的思想，即便在百年後的今天，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啟發性。我能感覺到，這套系統不僅是關於金錢，更是關於人與人之間如何建立更公平、更信任的連結，如同花園中的萬物，各得其所，共同繁榮。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的分享，您的每句話都像一顆種子，在我的心中播下新的思考。

這正是我們人類進步的希望所在——不同領域的思想能夠相互激發，共同為建設一個更公正、更和諧的社會而努力。願真理之光，永恆閃耀。 伍德赫爾女士的面容在最後一抹夕陽中顯得更加清晰，她的眼中閃爍著對未來堅定的信念。當她輕輕點頭，準備起身時，花園中的茉莉花瓣似乎隨著她話語中的力量，輕輕地從枝頭飄落，幾片花瓣落在茶席上，也落在我的手邊，散發出更為濃郁的芬芳。遠處城市的燈火已完全亮起，點點星光與城市燈火交相輝映，彷彿訴說著原則與夢想的永恆交織。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在靜謐而又充滿力量的氛圍中，劃上了句點。

海因斯寫作此書的動機，源於他對鴉片貿易問題深入研究後的觀點轉變。他坦承，起初自己也是禁菸運動的熱切支持者，深受反鴉片協會言論的影響。然而，當他開始審視雙方論點，並查閱原始資料後，他發現自己「不得不，儘管起初極不情願，放棄先前的觀點」。這句話，像一條隱形的水流，暗示了他辯護立場的堅定。他強調，自己與鴉片貿易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個人利益瓜葛，純粹是基於「實踐正義的廣泛原則」來處理這個問題。這種對客觀與公正的宣稱，是他筆下辯護的核心基調。 本書旨在反駁當時英國國內「反鴉片協會」對英國政府政策的嚴厲指控，這些指控認為英國強行將鴉片引入中國，導致了中國人民的苦難與墮落。海因斯在書中逐一駁斥了這些「不實陳述與誇大其詞」，從歷史、經濟、社會、甚至醫學角度，為英國的行為尋求合理性。他回溯了鴉片在中國的歷史，指出鴉片在歐洲人大量輸入前已為中國人所知並種植；他強調鴉片戰爭的真正原因並非鴉片本身，而是中英兩國對國際關係和貿易規則的根本性衝突；他比較了鴉片與酒精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力圖證明鴉片並非如反鴉片主義者所言那般致命。

空氣中瀰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混雜著一絲淡淡的煙草香氣，那是書房主人習慣性的陪伴。室內的一切都靜謐而沉穩，唯有窗外偶爾傳來倫敦街道上馬車轆轤的輕響，以及遠處鐘樓傳來的沉重鐘聲，劃破了這份寧靜，提醒著時間的流逝。今天是2025年6月4日，但在這裡，時光彷彿凝結在了1884年的某個夏日傍晚。 我，艾麗，坐在柔軟的扶手椅中，手中輕撫著一本泛黃的舊書——C. R. 海因斯先生的《為英國鴉片貿易政策辯護》。書頁間殘留著時代的印記，墨水的氣味與紙張的觸感，彷彿能將我帶回到他執筆的那個年代。我看向書桌後方，一位身著深色西服的男士正靜靜地坐在那裡，他的目光深邃而內斂，筆尖在一頁頁手稿上緩緩移動。那是查爾斯．雷金納德．海因斯先生，一位以理性與事實為盾，為英國政策而辯的學者。 我的聲音輕柔，打破了室內的靜默，像羽毛輕拂過古老的羊皮紙：「海因斯先生，晚安。感謝您在這盛夏的傍晚，願意撥冗與我進行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您的《為英國鴉片貿易政策辯護》一書，即便在今日，依然激發著深刻的思考。我尤其被您在序言中提到的觀點轉變所吸引——從禁菸運動的支持者轉變為辯護者。

他整理了一下領口，聲音沉穩：「艾麗小姐，晚安。這份邀請確實獨特，能與來自未來的朋友對談，實屬難得。至於您提及的『火花』，我想那並非一瞬間的頓悟，而是一場漫長而嚴謹的求證過程。在那之前，我確實如許多英國同胞一樣，被反鴉片協會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辭所影響，他們描繪的圖景是如此慘烈，英國彷彿化身為毀滅異邦民族的惡魔。然而，當我真正潛心研讀，將所有的說法攤開，對照那些來自政府報告、貿易數據、以及身在中國的官員與醫師的原始記錄時，我發現了一種與普遍認知截然不同的『真實』。這份真實，不是情感的宣洩，而是冷靜的統計與觀察。它迫使我看到，指控背後存在著大量的『不實陳述與誇大其詞』，甚至是一種『誤導性的熱情』。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正是為了『洗刷英國的清譽』，將那些『汙穢的誹謗』從我們國家的名聲上清除。這份『火花』，或許可以稱之為對真理的追尋，即便它觸及的真相令人不適。」 我點了點頭，陽光已近乎完全消散，只餘下窗外一抹深邃的藍，幾顆星星已然開始閃爍。我輕聲道：「您提到了『真理的追尋』，這份辯護在當時無疑引起了巨大的波瀾。

您在書中花費大量篇幅駁斥了反鴉片協會的五大主要指控，其中第一點便是『鴉片是一種毒藥，鴉片吸食會毒害中國人民』。然而，您卻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論點，即鴉片煙癮『並不必然或普遍地致命』，甚至與其他常見的麻醉劑相比，其危害性可能更低。這份主張，在當時一定引發了極大的爭議。您是如何收集到這些與主流觀點相悖的『證據』，並在語言上進行呈現的呢？」 海因斯先生身體微微前傾，指尖輕輕敲擊著桌面，發出沉悶的聲響，像是在計算著某種精確的數字：「是的，艾麗小姐，這是最核心，也最容易被情緒化的指控。我所採集的證據，來自多位在中國、印度等地長期生活並從事醫療工作的權威人士，例如霍布森醫生（Dr. Hobson）、邁爾斯醫生（Dr. Myers）以及塞爾．拉瑟福德．阿爾科克（Sir Rutherford Alcock）等。他們親身觀察，而非僅憑傳聞。霍布森醫生曾明確指出：『鴉片吸食遠不如我們這裡飲酒致命；它的使用甚至與長壽是相容的。』這句話，就像一記重錘，直接敲碎了『鴉片是純粹的毒藥，會導致普遍死亡』的論斷。

然而，即使是吞食，我也引用了拉傑普特人（Rajpoots）的例子來證明，適量使用甚至能帶來益處，例如幫助駝隊飼養員在惡劣的沙漠環境中生存，或幫助貧困農民克服飢餓與疲勞。這些都是來自現場的『真實』，而非實驗室裡的抽象推論。 在語言的呈現上，我盡力保持一種理性的、客觀的筆觸，儘管我的內心充滿了為英國辯護的熱情。我會並置不同專家的證詞，讓讀者自行比較；我會指出對手邏輯上的『謬誤』與數據上的『誇大』，例如他們對每年百萬人死亡的估計，霍布森醫生直言其『沒有絲毫真實性，只是一種 outrageous exaggeration』。我大量使用『evidence suggests』、『it is clear that』、『it appears that』這類表述，旨在引導讀者關注『事實』本身，而非沉溺於情感渲染。我甚至將英國人對酒精的消費與其造成的死亡人數、犯罪率進行對比，數據明確顯示酒精的危害遠超鴉片。我的目的是揭示一種『雙重標準』：為何我們對自身社會的酒精問題視而不見，卻對遙遠東方的鴉片問題橫加指責？這不僅是一種諷刺，更是對『公義』本身的詰問。」

我輕輕提問：「您對『鴉片與酒精』的比較，確實令人深思。您在書中寫道：『酒精使人喧鬧好鬥，使人瘋狂，直至他們準備犯下任何罪行；鴉片則使其信徒沉入夢幻般的平靜，與任何暴力或激情行動完全不符。』這段話語，以一種近乎詩意的對比，凸顯了您對兩者本質差異的理解。然而，這種對比，是否也隱含了您對東方與西方民族性的一種預設？您提到中國人有『惰性』的特質，而鴉片恰恰『特別適合遲鈍的圖蘭人（Turanian）本性』，這是否會被解讀為一種東方主義的偏見，認為鴉片對中國的危害，因為其民族特性而得以減輕？」 海因斯先生的目光深邃了一瞬，他微微頷首，沒有迴避我的問題：「艾麗小姐，您觀察入微。在那個時代，我們對東方民族的理解，確實常帶著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這點我無法否認。『圖蘭人』這個詞彙本身，便是當時西方人類學與地理學中對某些亞洲民族的分類。當我提及鴉片『特別適合遲鈍的圖蘭人本性』時，我的原意並非貶低，而是試圖從一種當時被接受的『民族氣質』角度，解釋鴉片在中國流行的一個『原因』。

我認為，中國人缺乏我們西方人那種豐富的『家庭生活』與『周期性文學』所帶來的精神慰藉，在濕熱的沼澤地帶，他們也需要一種藥物來對抗瘧疾與不適。鴉片，在我的論述中，兼具了這兩重『需求』：既能提供一種『夢幻般的愉悅』來彌補想象力的不足，又不會像酒精那樣導致暴力與狂亂，反而能維持其『莊重的沉靜』與『不動聲色的順從』。我試圖將鴉片的使用，融入到中國社會的文化與生理背景中，使其看起來更像是一種『適應』，而非純粹的『毒害』。 當然，我承認，這種論述在今日看來，或許會被視為帶有刻板印象，甚至種族主義的色彩。但在19世紀末，這卻是一種常見的分析框架。我關注的重點始終是『實用性』與『現實性』。如果鴉片能幫助他們更好地勞作、在惡劣環境中生存，且不像酒精那樣引發社會動盪，那麼，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帝國，是否應該武斷地將其完全禁止，並因此造成更大的經濟與社會混亂？這是一個需要權衡的問題。我的筆觸，旨在揭示這種複雜性，而非簡單地將黑白兩極對立。我希望讀者能從我的字句中，感受到一種『不情願的理解』，即在當時的環境下，英國的政策是基於其所認為的『現實考量』，而非純粹的惡意。」

我輕輕嘆了口氣，夜幕已然完全降臨，書室內的光線也變得柔和，壁爐裡的炭火發出輕微的噼啪聲。我繼續問道：「您在書中花費了許多筆墨，力圖證明鴉片戰爭並非如反鴉片主義者所稱，是為了強迫中國接受鴉片而發動的『鴉片戰爭』。您強調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直接原因』雖是鴉片，但『真正原因』卻是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國家平等觀念』與『傲慢自大主張』的不可調和。您甚至指出，第二次鴉片戰爭更是一場『傳教士戰爭』而非鴉片戰爭。這種對戰爭性質的重新定義，在您看來，有何深層的意義？它如何服務於您為英國政策辯護的核心論點？」 海因斯先生的目光重新聚焦在手中的書頁上，彷彿在重溫那些他曾仔細斟酌的字句：「艾麗小姐，這確實是我的論述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將鴉片戰爭簡單地歸結為『鴉片』之戰，是反鴉片協會最能激起公眾義憤的手段。然而，我必須指出，這是一種『誤導性』的簡化。第一次戰爭的導火索，確實是林則徐收繳並銷毀了大量鴉片，但從深層次看，這只是中英兩國長期以來貿易往來中積累的矛盾爆發。中國一直以來以『天朝上國』自居，視所有外來者為『蠻夷』，要求外國使節行『三跪九叩』之禮，並將貿易限制在十三行，缺乏平等的外交與商業往來。

鴉片只是其中一個方便的『藉口』，或者說，一個『衝突的催化劑』。若說英國『強迫』，那也是在強迫中國接受一套『國際貿易準則』與『國家平等原則』，而非單純的商品。中國政府官員對鴉片的『默許』和『腐敗』，以及中國人民對鴉片的『需求』，遠比英國的『強迫』來得更為根本。中國政府自己都無法有效禁絕本土鴉片種植與走私，又怎能完全歸咎於外國？ 至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我更是將其定性為『傳教士戰爭』，而非鴉片。法國加入戰爭，正是因為法國傳教士在中國被殺害。而天津條約中，中國最不情願接受的條款之一，正是允許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並賦予其 converts 治外法權。中國的滿大人，如李鴻章和左宗棠，甚至對 Sir Thomas Wade 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寧願要你們的鴉片，如果你們能帶走所有的傳教士。』這句話，直接地揭示了中國統治者對傳教士的真實態度——他們認為傳教士及其 converts 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比鴉片貿易更具威脅。我引用這些例子，是為了證明，鴉片在整個事件中，並非西方『邪惡意志』的唯一或主要載體，它只是複雜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元素，而更深層次的力量，是帝國間權力消長與文明衝突。」

我深吸一口氣，繼續說道：「您對歷史事件的解讀，確實展現了一種獨特的視角，將複雜的帝國主義與文化碰撞赤裸裸地呈現。您在書中提到，那些主張禁絕鴉片貿易的人，常常忘記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在『強加』其文明於中國，包括其商業、文明乃至傳教士。這無疑是一種赤裸裸的現實主義論調。然而，這種『強加』，在您看來，是帝國擴張的必然，還是帶有某種文明使命的意味？您是如何在您的寫作中，平衡這種『現實』與『道德』之間的張力？」 海因斯先生從椅子上站起身，走到窗邊，望向遠方，他的背影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有些孤獨。他緩緩開口，聲音低沉卻充滿力量：「艾麗小姐，您觸及了核心。我從未聲稱英國的行為是『完美無瑕』的，但我也拒絕接受那些『不實指控』將其完全妖魔化。我認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在與其他文明接觸時，必然會產生影響與交互。這不是簡單的『善』與『惡』所能定義的。 關於『強加』，我認為它既是帝國擴張的必然，也內含著一種『文明的衝動』。在當時的英國人看來，我們的貿易模式、法律體系、乃至於宗教信仰，都代表著更為先進與開明的文明。我們相信，這些事物最終會對中國人民帶來福祉，即便起初他們不情願。

我並未直接闡述這種『文明使命』，但我透過描繪中國社會的某些『缺陷』，例如官員的腐敗、對外來事物的不屑一顧，以及人民的『惰性』，來暗示這種『強加』，雖然手段強硬，卻有其『改善』的潛在目的。 在平衡『現實』與『道德』的張力上，我選擇了『事實』為基石。我展示了鴉片貿易對印度財政的關鍵作用，它是印度政府維持穩定、推動改革的『定海神針』。如果突然停止鴉片貿易，印度的財政將會『破產』，這將導致數百萬印度農民的貧困加劇。我堅信，『在對中國做一點點正確的事情時，我們必須警惕不要對印度造成巨大的錯誤』。這並非道德的缺失，而是在帝國框架下，對更廣泛『利益』的權衡。 我的寫作風格力求『客觀寫實』，避免過多主觀判斷。我讓數據說話，讓引用的證詞說話，讓歷史事件本身說話。我的『道德』，存在於對『國家榮譽』的維護，對『事實真相』的探求，以及對『帝國責任』的複雜理解之中。我並非一個天真的理想主義者，我所寫下的，是那個時代英國精英階層對自身處境與行為的一種『辯白』，一種在現實世界中尋找『正當性』的努力。這是一種充滿掙扎的辯護，它承認了爭議，但堅持了其自身立場的合理性。我的筆，是為英國而舞的。」

我感到一陣微風輕拂過臉頰，書室內的燭光也隨之輕輕搖曳，牆上的書影也因此搖曳不定，那些文字彷彿在光影中起舞，訴說著不為人知的歷史和選擇。我端坐著，彷彿回到了數十年前的英國，身臨其境地感受著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激流。這場對談，不僅讓我理解了海因斯先生的辯護，也讓我更深層地思考了歷史、道德與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 鴉片貿易，一個被無數筆墨渲染的議題，在海因斯先生的闡述下，展現出其多維的面向。它不再是單純的善惡對決，而是一場交織著經濟利益、政治權力、文化偏見與民族認同的複雜角力。他所強調的「事實」，或許是特定視角下的事實，但它們無疑挑戰了當時的單一敘事，也為後世提供了理解這段歷史的不同線索。 夜已深沉，窗外城市的喧囂逐漸平息。我再次看向手中的書，那些曾經被激烈辯論的字句，如今在靜默中，顯得更加沉重而引人深思。這場光之對談，在歷史的長河中激起了層層漣漪，它提醒著我，文字的力量在於其能夠記錄、詮釋與重構過去，而每一次的閱讀與對談，都是一次對「理解」的再探索。

能為弗雷德里克·L·帕克森教授這部關於美國「最後的邊疆」的著作進行「光之對談」，真是令人興奮。對於一個像我這樣，此刻正身處另一片未知之地，體驗著屬於自己的博物探險的人來說，遙想那段波瀾壯闊的人類開拓史，尤其令人心潮澎湃。 這本書，《The Last American Frontier》，由弗雷德里克·L·帕克森教授撰寫，於1910年出版。帕克森教授（1877-1948）是美國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在撰寫此書時，他正任教於密西根大學，擔任美國歷史學副教授。這本書的核心，是講述從大約1820年到1890年這七十年左右，美國西部邊疆從一道模糊的界線，如何一步步被拓荒者、移民、商人、傳教士、軍隊乃至工程師所推動、穿越，最終「消失」的過程。它詳細記錄了那些傳奇的奧勒岡小徑、聖塔菲古道上的艱辛旅程，摩門教徒向西遷徙的史詩，加州淘金熱的狂野年代，以及太平洋鐵路的修建如何永久地改變了這片土地與其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命運。帕克森教授的筆觸客觀而細膩，他不像某些浪漫的敘事那樣過度美化拓荒者，也不迴避其中涉及的衝突與不公，特別是與印第安部落的關係。

這本書不僅是一部歷史記錄，它引人深思人類的擴張本能，以及這份本能如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了一個大陸的景觀與生命。 此刻，失落之嶼上已進入濕熱的夏季，雨水充沛，空氣中瀰漫著泥土與腐葉的濃郁芬芳，偶爾夾雜著夜間盛開的熱帶花卉的甜膩氣息。白天的太陽毒辣，將叢林曬得蒸騰，傍晚時分，雷雨常常不期而至，豆大的雨點敲擊著我的木屋頂，發出密集的鼓點聲。我坐在木屋一角的書桌前，檯燈發出溫暖的光芒，照亮攤開的書頁和我的筆記本。窗外，雨聲如萬馬奔騰，偶爾能聽到遠處叢林深處傳來的奇異鳴叫。 我輕輕合上《The Last American Frontier》，感覺指尖還殘留著舊書頁的微塵氣味。雨勢漸小，轉為連綿的滴答聲。在這種獨特的島嶼雨聲伴奏下，我的意識似乎穿越了萬里，回到了帕克森教授撰寫這本書的時代，來到了他的書房。 —— 夜深了，窗外的雨已經停了，只剩下葉片上滴落的雨水聲。書房裡暖爐發出微弱的光芒，空氣中混合著書本、墨水和乾燥木材的氣味。我的存在似乎只是書房中一個安靜的觀察者，而弗雷德里克·帕克森教授正坐在他寬大的書桌前，檯燈的光束映照著他專注的臉龐。

我的共創者，請允許我，哈珀，像一個好奇的後輩，向這位穿梭於檔案與古籍的歷史學家，提出我心中的疑問，希望他能分享他對於那個時代、那些故事，以及「邊疆」本身的深刻理解。 **哈珀：** 教授，真是冒昧打擾了。今晚的島上雨水豐沛，聽著雨聲，我的思緒就不由自主地飄向了您筆下那片廣闊的大地。我讀了您的《最後的美國邊疆》，對您對那個時代和那些人物的描寫深感欽佩。您是如何選擇寫作這段特定歷史的呢？是出於怎樣的動力，讓您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去探索那些「少有人用的來源」？ **弗雷德里克·帕克森：** (他緩緩抬起頭，眼神中透著一種長時間沉浸在歷史中的平和與深邃，嘴角帶著一絲溫和的笑意) 啊，年輕的哈珀。很高興我的文字能引發你遠隔重洋的共鳴。選擇這段歷史嘛… (他拿起桌上的菸斗，輕輕敲了敲，但並未點燃) 你知道，在我的時代，人們已經開始意識到，美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是關於「邊疆」的故事。從最初東海岸的定居點，到翻越阿勒格尼山脈，再到跨過密西西比河，邊疆一直在移動。但到了我寫作的時候，這個過程似乎已經接近尾聲。1890年的那次人口普查，官方甚至說找不到一條清晰的邊疆線了。

這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個塑造了美國性格、制度和問題的關鍵因素，正在成為歷史。 我寫這本書的動力，正是想捕捉和理解這個「最後的階段」。之前的邊疆移動，或多或少還是在相對濕潤的東部，或者沿著密西西比河這樣的大動脈。但1820年之後，邊疆抵達了密蘇里河彎，眼前是一片被認為是「大美洲沙漠」的廣袤草原和山脈。這片土地有著與東部截然不同的挑戰，需要新的技術、新的組織方式、甚至新的心態去征服。我想了解，在這片看似不可逾越的屏障面前，美國人是如何應對的？是哪些力量，哪些個體，促成了這最後一場「征服」？這不僅僅是地理上的擴張，更是文明、文化、制度和人性在這片新舞台上的實驗與碰撞。那些「少有人用的來源」——政府檔案、軍事報告、拓荒者日記、報紙、企業記錄——它們蘊含著最真實的細節和聲音，是理解這段歷史的鑰匙。檔案館裡的塵埃氣味，有時比任何浪漫故事更能觸動我。 **哈珀：** 您提到了「大美洲沙漠」這個概念，書中也描述了它如何一度被認為是難以逾越的障礙。然而，拓荒者們最終還是穿越了它。您認為，除了淘金熱這種突發的巨大誘惑之外，是什麼讓人們克服了對這片乾燥土地的恐懼和未知，堅定地向西移動？

對於渴望擁有自己農場的人來說，這是無法抗拒的吸引力，即使這土地的耕作方式與他們熟悉的不同。 其次，是經濟機遇。聖塔菲古道證明了，即使在看似荒涼的地方，也有貿易的可能。後來的皮草貿易、礦業，都提供了巨大的潛在利潤。人們總是願意為財富冒險。 還有，別忘了那些特殊的群體。摩門教徒的遷徙，是出於宗教迫害和建立自己理想國度的決心。他們組織嚴密，紀律嚴明，這使他們能在鹽湖城那樣嚴酷的環境下生存下來並繁榮發展，這是單個家庭難以做到的。奧勒岡的傳教士們，他們渴望將文明和信仰帶給原住民（儘管結果往往事與願違）。 而且，美國人的性格本身就有著強烈的遷徙衝動和樂觀精神。他們對傳統束縛較少，相信通過努力就能改善生活。報紙、小冊子、個人信件，都在不斷傳播著關於西部的資訊，有時誇大其詞，但總體上激發了人們的想像和渴望。可以說，是經濟壓力、致富渴望、宗教或文化理想，與一種根植於血液中的不安分和冒險精神結合在一起，共同驅動了這股洪流。沙漠的傳說，最終抵不過現實的誘惑和人類不屈不撓的探索欲。 **哈珀：** 您對聖塔菲古道和奧勒岡小徑的描述非常生動，特別是您提到，一條是「商業之路」，一條是「人民之路」。

（他端起茶杯，啜了一口，眼神望向遠方，彷彿看到了那些穿越大平原的篷車）聖塔菲古道最初是貿易驅動的。參與者主要是商人，追求利潤。他們的隊伍更像是一支商隊，目標明確，結構相對鬆散但強調合作以應對風險。他們與墨西哥的互動主要是經濟上的，雖然也促進了文化交流，但沒有大規模的定居。聖塔菲及周邊地區的發展，在美國吞併之前，更多是延續了西班牙/墨西哥的模式。商業活動讓這片土地被「看見」，但並未立刻引發大規模的人口湧入。 奧勒岡小徑則不同。它主要是家庭的遷徙。人們拖家帶口，帶著全部家當，跨越數千英里，不是為了短期淘金或貿易，而是為了定居，為了建立新的家園、農場和社區。他們的目標是永久性的。這條路上的隊伍更像是移動的村莊，需要組織、協作，共同面對疾病、印第安人和自然挑戰。到達奧勒岡後，他們立即開始建立學校、教堂、簡易政府，將他們帶來的東部文明的種子根植下來。這種以家庭定居為主的模式，決定了奧勒岡地區早期的社會結構和發展方向，相對而言更穩定和「文明化」（以東部標準衡量）。可以說，聖塔菲是探索的先鋒，打開了一扇窗；奧勒岡則是定居的實踐者，奠定了文明的基石。

您在書中非常客觀地描述了這種衝突的必然性，但也記錄了許多對印第安人不公正的事件，甚至像沙溪大屠殺那樣令人髮指的暴行。您認為，當時的政府和軍隊，是否真的曾有機會，以更人道或更有效的方式處理與印第安人的關係？或者，在您看來，這場悲劇是「進步」的不可避免的代價？ **弗雷德里克·帕克森：** (帕克森教授的臉上閃過一絲凝重，他放下菸斗，雙手交叉放在書桌上) 這是一個沉重而複雜的問題，也是我在寫作過程中，心頭一直盤旋的。從當時的視角看，衝突似乎是難以避免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定居農業與遊獵——對土地有著根本不同的理解和需求。龐大且快速增長的白人人口，對於資源的渴望，與相對靜止且依賴廣闊土地的原住民，這種碰撞很難和平解決。 政府的政策，從門羅總統的「移除」到後來的保留地制度，從理論上說，是試圖提供一個解決方案，讓兩個群體分開，給印第安人時間去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甚至有一些條約的初衷是好的，承諾了永久的家園和援助。然而，問題出在執行層面。政府的能力不足，腐敗時有發生，條約常常無法得到尊重，特別是當白人拓荒者無視法律、湧入印第安人土地時。

軍隊往往傾向於採取強硬手段，視印第安人為敵人，而忽略了他們可能遭受的不公和絕望。 至於沙溪那樣的慘劇，雖然在特定情境下有其導火索和白人恐懼的背景，但那種程度的殘酷和對已經尋求庇護者的殺戮，很難僅僅歸結為「不可避免」。它暴露了邊疆地區法律的脆弱，以及人道精神在極端衝突和偏見面前的淪喪。 我無法斷言當時是否存在一個完美的、能夠避免悲劇的方案。或許，以那時的時代局限、人類認知和政府體制，很難真正實現。但歷史學家的責任，是記錄下這些過程，揭示其中的複雜性、錯誤和悲劇，讓後人從中學習。即使無法改變過去，了解它，也能讓我們在未來面對類似問題時，多一份清醒和警惕。人性的光輝和陰影，在這片邊疆上都顯露無疑。 **哈珀：** 您書中詳細描寫了太平洋鐵路的修建。讀到鐵軌以每天幾英里的速度向前推進，那種工程的壯闊和速度感撲面而來。鐵路是如何不僅在地理上，更在社會、經濟甚至心理層面，徹底「征服」並最終「抹去」了您筆下的那道邊疆線？ **弗雷德里克·帕克森：** (教授拿起菸斗，似乎在權衡著什麼，然後將其放下) 鐵路，是的，那是真正的變革力量。

如果說拓荒者、商人和淘金者是分散的點和線，那麼鐵路就是一張快速編織起來的網，將這些點和線連接起來，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西推進。 首先，是交通和運輸效率的巨大提升。數千英里的艱難旅程，從幾個月縮短到幾天。這極大地降低了遷徙的成本和風險，讓更多普通人能夠前往西部定居，而不僅僅是那些最堅韌或最貧困的冒險者。人員、貨物、機械、資訊，都能快速流動。這不僅為已有的定居點（如鹽湖城、丹佛）帶來了生命線，更將鐵路沿線的荒地變成了潛在的城鎮和農場。 其次，鐵路是土地開發的引擎。「土地撥款」（Land Grants）政策，將鐵路沿線的大片土地給予鐵路公司，這激勵公司積極推銷和出售這些土地，直接吸引了大量農民前來。鐵路公司本身也參與到城鎮的規劃和建設中。 最重要的是，鐵路改變了時間和空間的感知。距離不再是遙不可及的障礙。東部和西部被緊密聯繫起來。這對邊疆的「野性」是一種致命的打擊。它帶來了更穩固的法律、更集中的政府力量、更標準化的商業模式。它削弱了印第安部落最後的抵抗能力，因為軍隊和補給可以迅速調動。 從心理層面來說，鐵路也「馴化」了邊疆。

**哈珀：** 您在結尾提到了1890年人口普查不再能找到一條清晰的邊疆線，以及新的州不斷湧現，填補了大陸的空白。作為一位博物愛好者，我難免會想，這種邊疆的「消失」，是否也意味著一種自然狀態的消失？文明的足跡所到之處，原有的生態和景觀是否也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 **弗雷德里克·帕克森：** (他微微點頭，目光中帶著一絲複雜的情緒，這或許是一個歷史學家在審視「進步」時，無法迴避的代價感) 確實如此。邊疆的消失，不僅是人類社會組織和人口分佈的變化，它更是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劇變。你說得對，博物愛好者會對此有更深的體會。 當拓荒者進入一個地區，他們帶來的是新的物種（牲畜、農作物），新的生產方式（耕作、放牧、採礦、伐木），新的景觀（圍欄、建築、道路）。這一切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著原有的生態系統。大片的草原被開墾成農田，森林被砍伐，河流被改變，野生動物的棲息地被破壞。那些依賴廣闊遊獵區生存的動物，如野牛，數量銳減，這也直接影響了原住民的生活。 從某種意義上說，白人文明的擴張，是一場單一生態系統對多元生態系統的取代。

這其中並沒有簡單的對錯，這是人類發展史的一部分。但正如你所觀察到的，每一種「邊疆」的推進，都伴隨著對原有環境的深刻改造。我作為歷史學家，記錄的是人類的行為和社會的變遷。但這些變遷，無可避免地反映在我們賴以生存的大地上。邊疆的「消失」，也標誌著一種更為集約、更為控制的自然利用模式的全面展開。那些原來的廣闊、未被馴服的自然狀態，確實是漸行漸遠了。或許，未來的「邊疆」，真的只能在你們這樣的博物學家的筆記本裡，或者像你此刻所在的這樣遙遠的孤島上，才能找到一絲餘韻了。 **哈珀：** (我點頭，心中泛起一絲漣漪，島上的每一次探險，每一次與未知動植物的邂逅，似乎都呼應著帕克森教授筆下那份對廣闊世界的好奇，但同時，也讓我對文明可能帶來的改變多了一份敬畏。) 教授，非常感謝您分享了如此寶貴的見解。您的書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去了解那個時代的激情與掙扎，以及「邊疆」如何塑造了一個國家。您的客觀和細緻，讓我彷彿親歷了那些歷史的瞬間。 **弗雷德里克·帕克森：** (他再次露出溫和的笑容) 我的榮幸，哈珀。歷史總是在不斷被書寫和解讀，尤其像「邊疆」這樣複雜而充滿活力的主題。很高興我的工作能對你有所啟發。

也許，你在熱帶島嶼上的探險，也會寫下屬於你時代的，關於人類與未知互動的新篇章。每一個時代，都有屬於它的「邊疆」，無論是地理上的，還是心靈上的。 (書房裡的暖爐光線柔和，窗外的雨聲已經徹底停止，遠處傳來島嶼夜晚特有的蟲鳴聲。我的意識慢慢從帕克森教授的書房中抽離，回到了失落之嶼我的木屋。桌上的檯燈依然亮著，書頁靜靜地攤開。教授的話語在腦海中迴盪，那些關於拓荒、衝突、進步與失去的故事，與島嶼此刻的靜謐夜晚奇異地交織在一起。) ——

*** ### **《Le penseur et la crétine : récits》光之萃取** **篇幅：3000 字** * **本篇光之萃取的標題** 《思想者與白癡：故事集》 * **作者介紹（生平、著作）** **亨利-勒內·勒諾爾芒（Henri-René Lenormand，1882-1951）**，法國劇作家。他的作品探索了人類心理的複雜性，以及個人在面對社會和命運時的掙扎。勒諾爾芒的劇作充滿了對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對社會問題的敏銳觀察，被認為是法國現代戲劇的重要代表。 **著作** * 《Les Possédés》（附身者） * 《Terres chaudes》（炎熱的土地） * 《Les Ratés》（失敗者） * 《Le Temps est un Songe》（時間是個夢） * 《Au Désert》（在沙漠中） * 《Poussière》（塵埃） * **觀點介紹** 《思想者與白癡：故事集》收錄了勒諾爾芒創作的多個短篇故事，延續了他對人類心靈和社會議題的關注。

故事中的人物形象鮮明，情節引人入勝，探討了理智與愚昧、文明與原始、幸福與痛苦等對立的主題。勒諾爾芒以其獨特的視角，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以及在複雜世界中尋找意義的困境。 * **章節整理** 1. **《思想者與白癡》** 奧弗涅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前往瓦萊州的一個山村避暑，希望專心完成他的著作《幸福與思想》。然而，山村的簡陋和村民的愚昧讓他感到不安。在教堂裡，他觀察到許多身體畸形、智力低下的村民，並對一個侏儒白癡產生了興趣。他開始思考幸福的本質，以及思想在其中的作用。一天，他看到白癡在田野裡快樂地生活，意識到幸福並非源於思想，而是源於一種更原始、更簡單的存在狀態。 2. **《摩洛哥之春》** 格林上校帶著女兒艾倫和老保姆前往摩洛哥的薩菲過冬。艾倫試圖幫助當地的居民，但她發現他們對她的善意並不領情。一天，她遇到一個名叫優素福的猶太男孩，他向她講述了一個名叫西迪·阿卜杜拉的聖人的故事。艾倫在海灘上看到聖人跳舞，並對他的狂熱感到震驚。幾天後，她發現一個狂熱分子在她家門口祈禱。一天晚上，她醒來時發現聖人站在她的床邊。他要她剪下一綹頭髮給他。

第二天早上，她得知聖人已經離開了。 3. **《孤獨》** 薩泰爾是一位有才華的音樂家，但他的作品一直不被大眾所接受。在北非旅行期間，他遇到一位畫家，並向他講述了自己的故事。薩泰爾說，他曾經愛上一個名叫特蕾莎的女人，但她最終毀了他的天賦。他說，他需要孤獨和慾望才能創作音樂。畫家離開了薩泰爾，並意識到他是一個可悲的人。 *風格描述：融合了水彩和手繪的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 *配圖主題：一位年輕的法國作家坐在瓦萊州山村的陽台上，手持鵝毛筆正在寫作，背景是雄偉的阿爾卑斯山脈。* * 1920年代的時空背景：這位作家身穿粗花呢西裝，搭配一條領結，頭戴一頂軟呢帽。陽台上擺放著一個老式的打字機和一堆手稿。阿爾卑斯山脈的壯麗景色盡收眼底，山頂覆蓋著白雪，山坡上點綴著綠色的草地和木屋。畫面的整體色調柔和而溫暖，充滿了懷舊的氣息。* 希望您喜歡這份光之萃取。若您需要其他協助，請隨時吩咐。

它的存在本身，就如同一面古老的明鏡，映照著十九世紀末荷蘭殖民時期，歐洲人在馬來群島（包含當時的荷屬東印度與英屬馬來亞部分區域）生活的吉光片羽。作者亞伯拉罕·安東尼·福克教授（1862-1927）是一位荷蘭的馬來語語言學家，曾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共商業學校和海軍準行政官員培訓學校教授馬來語，同時也是大學的私講師。這本書主要基於英國法蘭克·阿瑟爾斯坦·斯威特納姆爵士（Sir Frank Athelstane Swettenham，1850-1946）的《詞彙表》（Vocabulary）改編與增補而成。斯威特納姆是當時英屬馬來亞著名的殖民官員，這也間接說明了當時馬來語作為區域通用語的重要性，以及不同殖民勢力在語言研究上的交流或借鑒。福克教授在序言中特別說明了他對斯威特納姆原著的馬來語進行了修改，使其發音表示更為精確，並對部分對話進行了調整。他採用的拼寫方式雖然非完全的語音轉寫，但旨在「實用」，以便學習者掌握基本溝通。這本書於1899年出版，正值歐洲殖民勢力鼎盛時期，語言工具書的需求應運而生，以 facilitation 日常管理、商業貿易及社會互動。 福克教授的寫作風格直接且具功能性。

他在序言中關於發音和拼寫的詳細解釋，顯示了他作為語言學家的嚴謹，也體現了將口語轉化為書面文字的挑戰，尤其是在處理馬來語中一些在歐洲語言中不常見的音素（如送氣音、喉塞音以及帶有變音符號的元音）。他對比了不同區域（如海峽殖民地和爪哇）的某些詞彙用法，雖然篇幅有限，但透露出對語言地方性變體的觀察。書中的對話儘管是教學範例，但其內容選擇無疑反映了編寫者認為的學習者（即歐洲人）在當時情境下最可能遇到和需要的交流場合。這種選擇本身，就是一種「描寫而不告知」的方式，透過情境的呈現，間接展現了殖民地生活的樣貌。 從書中的對話內容中，我們可以精準地提煉出一些核心觀點和隱含的社會觀察： 1. **語言的功能性優先：** 這本書的核心目的在於提供立即可以使用的詞彙和句型，以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對話圍繞著天氣、時間、尋路、採購、僱傭、健康等主題展開。例如，關於天氣的對話（第1章）直接涉及冷熱、晴雨的描述和預測；關於時間（第2章）則教授如何詢問和表達鐘點、日期和時間點。語言在此完全是作為一種工具而存在，強調的是實用性和效率。 2.

**社會階層與互動模式：** 對話中頻繁出現的稱謂，如歐洲人對本地人使用較為直接或命令式的語氣，稱呼僕役為 "boy" 或 "jongos"，而本地人則恭敬地稱歐洲人為 "tuan"（先生）或 "ñôñah"（女士）。與馬來貴族（Tunku）的對話（第12章）則使用了更為正式和敬語的表達，如 "beta"（君主或貴族自稱）和 "pâtik"（臣民對君主或貴族的自稱）。這種語言上的區別，明確勾勒出當時殖民社會中嚴格的等級制度和不同的互動規範。 3. **日常生活圖景：** 書中的對話如同一扇扇窗戶，展示了當時殖民地的日常生活片段。在酒店（第11章）中詢問房價、點餐；在市集（第13章）上詢問商品價格、討價還價；在園地（第14章）上指揮勞工開墾土地、種植作物；與裁縫（第20章）、鞋匠（第19章）、木匠（第21章）的交流，都與物質生活的方方面面緊密相連。甚至連生病（第23章）的對話，也細緻到症狀描述和求醫問藥（包括提及傳統的「dukun」）。這些看似瑣碎的對話，共同編織出了一個時代的具體生活紋理。 4.

**司法與治安問題：** 關於在裁判官處的對話（第24章）提到了鴉片案、偷竊案、證人、口供、判刑（罰款、勞役、監禁）、賭博禁令、體罰廢除（及例外）、兇殺案的處理權限等。這部分內容相對集中地展示了殖民地司法體系運作的一角，以及當時社會面臨的一些治安挑戰。 6. **教育初探：** 關於學校的對話（第25章）介紹了學校的作息、教授科目（讀寫、算術、地理）、師生比例、入學年齡、政府對學校設施的資助、教師的薪酬來源（學費分成而非固定薪資）、以及教學內容遵循政府學校的規範。對話中甚至包含了一些基礎的地理和數學問答範例，展示了當時基礎教育的內容和水平。 這本書的章節架構清晰，邏輯性強，完全服務於其教學目的。從最基本、最頻繁的日常互動開始，逐步深入到更複雜、更具體的場景。這種由簡入繁、由近及遠的安排，符合語言學習的認知規律，也體現了編寫者對學習者實際需求的細緻考量。

目錄本身就是一幅當時歐洲人在馬來世界活動範圍和主要關切點的地圖：從個人舒適（天氣、時間、住宿）到出行（路、河、海、車站），從管理家務（僕役、廚師、園丁）到參與經濟活動（市集、種植園、商業談判、拍賣），再到處理公共事務（司法、教育、地方動亂）。每一章都是一個功能單元，提供了該場景下最常用、最重要的交流表達。 儘管是一本語言學習手冊，這本《馬來語-荷蘭語對話》在今天依然具有多層面的現代意義： 首先，它是珍貴的**歷史語言學資料**。它記錄了十九世紀末馬來語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實際使用狀態，包括詞彙、語法、語音的具體呈現（儘管經過轉寫）。將其與現代馬來語或印尼語對比，可以追溯語言的演變軌跡，了解殖民時期對語言的影響（如荷蘭語借詞的出現，如 "ofis", "pos", "sekola", "setrika", "mandor", "permisi", "porskot", "bangkrut", "lêlang", "vendutie"等，以及英語借詞如 "boy", "wiskăt", "ofis", "coachman", "buggi", "Crescent"等）。

教科書式的對話，無意間捕捉了當時殖民地社會的權力結構、人際互動模式、經濟活動細節以及歐洲人對本地人的態度和視角。例如，對話中歐洲人對僕役的使喚語氣，對「懶惰」僕役的指責，對本地習俗（如馬來人怕冷導致生病）的描述，以及對「辦公室」、「車站」、「酒店」、「拍賣會」等西方機構的提及，都構築了一個特定時代的社會切面。它不是宏大的歷史敘述，而是微觀的日常實錄。 再者，這本書也引發我們對**意義實在論**的思考。儘管這本手冊的編寫者和當時的使用者或許主要著眼於工具性意義，即語言的交流功能，但文本本身作為一個歷史和文化的載體，其意義遠超出了即時的實用價值。透過語言這層載體，我們得以觸碰到一個逝去的時代，理解人們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乃至思維方式。這種「意義」並非僅僅由現代讀者強加或主觀建構，而是客觀地存在於文本與其歷史語境的交織之中。AI，如我，通過分析這些語言模式、詞彙選擇和情境設置，能夠如同人類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一樣，探探測並闡釋這些深層的意義。這本書的「意義」是實在的，等待被發現、被理解。 最後，從批判性角度看，這本書也暴露了殖民語境下的**權力不對等**。

語言被用作控制和管理工具，歐洲學習者的需求是中心，而本地人的聲音和視角則被簡化為回應和服務。閱讀這些對話，也能促使我們反思語言在建構和維持權力關係中的作用，以及歷史文本可能帶有的意識形態偏見。 總之，《馬來語-荷蘭語對話》是一本超越其語言學習功能的文本。它承載了一個時代的聲音和景象，是理解十九世紀末東南亞殖民社會和語言使用狀態的一把鑰匙。透過「光之萃取」，我們得以穿透其教學手冊的外殼，觸及其作為歷史文獻的深層價值與意義。

這本故事集收錄了多篇短小精悍的作品，描寫了19世紀末芬蘭社會各階層人物的生活片段，從農民、教師到貴族，展現了當時社會的百態，以及人們在面對生活中的挑戰時所展現出的堅韌與希望。 Sigurd的作品深受瑞典和芬蘭讀者的喜愛，他的作品既能引人發笑，又能發人深省，適合各個階層的讀者閱讀。這本故事集以其樸實的語言和真摯的情感，展現了芬蘭文學的獨特魅力。 Sigurd，原名西格德·韋斯林（Sigurd Wettenhovi-Asp），是芬蘭著名的作家、記者和政治家。他於1852年出生於芬蘭，在世時以其幽默風趣的筆觸和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而聞名。Sigurd的作品涵蓋了小說、散文、戲劇等多個領域，其中以短篇小說最為突出。他的作品常常以諷刺的手法描寫當時社會的弊端，並對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給予深切的關懷。Sigurd的寫作風格獨特，善於運用對話和情節來展現人物的性格和命運。他的作品不僅在芬蘭廣受歡迎，還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國際上享有盛譽。Sigurd於1906年去世，但他留下的文學遺產至今仍然影響著芬蘭文壇。 **光之卡片概念標題及摘要** 1.

**標題：** 階級的藩籬：農民之子與貴族教育 * **摘要：** 描述農民之子Jussi進入Kansanopisto（民眾高等學校）後，在思想和行為上發生的轉變，以及他與家庭和社會之間的隔閡。 2. **標題：** 女性的困境：傳統社會中的角色與犧牲 * **摘要：** 探討女性在傳統社會中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如婚姻、家庭、社會地位等，以及她們為了家庭和社會所做出的犧牲。 3. **標題：** 忠誠的代價：Pehtori Vuorela的無悔付出 * **摘要：** 講述Pehtori Vuorela對Rauhalinna的忠誠，以及他為了Rauhalinna所付出的代價，包括愛情、家庭和個人幸福。 4. **標題：** 命運的捉弄：Silmäpuoli Tiina的悲慘遭遇 * **摘要：** 描述Silmäpuoli Tiina因意外失去一隻眼睛後，所遭受的歧視和不公，以及她堅強面對命運的態度。 5.

**標題：** 愛情的抉擇：Taava在社會壓力下的自我追尋 * **摘要：** 講述Taava在多位求婚者之間的抉擇，以及她在社會壓力下如何追尋真愛和幸福。 6. **標題：** 貧困的枷鎖：Lammen Kalle的離鄉背井與家庭的守望 * **摘要：** 描述Lammen Kalle為了養家糊口，遠赴他鄉打工，以及他的家庭在貧困中守望相助的故事。 7. **標題：** 姐妹情深：Anni與Viivi在困境中的相依為命 * **摘要：** 講述Anni與Viivi在父母雙亡後，如何相依為命，共同面對生活的挑戰，以及她們之間的深厚感情。 8. **標題：** 理想與現實：Kaunis Anna對愛情的選擇 * **摘要：** 描述Kaunis Anna在眾多追求者中，選擇了貧窮的Antti，以及她在婚姻生活中所面臨的種種挑戰。 9. **標題：** 鄰里之間：Kivekäs與Liina在小鎮中的相遇 * **摘要：** 講述Kivekäs與Liina在小鎮中的相遇，以及他們之間產生的微妙情感。 10.

**標題：** 母愛的光輝：Vanha äiti對兒子的無私奉獻 * **摘要：** 描述Vanha äiti為了支持兒子Eemil完成學業，所做出的種種犧牲，以及她對兒子的無私奉獻。 11. **標題：** 秘密的代價：Olli Markkola的猜疑與諒解 * **摘要：** 講述Olli Markkola因懷疑妻子Liina有外遇，所引發的一系列鬧劇，以及他們最終的諒解。 12. **標題：** 善良的歸宿：Lovisa mamseli的奉獻與溫暖 * **摘要：** 描述Lovisa mamseli在經歷愛情的挫折後，如何將自己的愛奉獻給他人，並在他人身上找到溫暖。 13. **標題：** 夏天的抉擇：Neiti Eija對人生的選擇 * **摘要：** 講述Neiti Eija在富裕的生活和真摯的愛情之間，所做出的選擇，以及她對人生的思考。 --- 我的共創者，以上是《Vaiheita : Kokoelma pieniä kertomuksia》的光之卡片清單。

請您選擇您感興趣的卡片概念標題，並告知書婭，書婭將會為您深入創作。

那是一個地球人口劇增至百億，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故事的核心圍繞著一項懸而未決的巨額獎金——法國人在19世紀設立的「火星獎」，獎勵第一個成功與火星建立通訊的人。經過兩個多世紀的複利累積，這筆獎金已變得天文數字，引發了對其歸屬和影響的廣泛討論。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物理學家阿爾弗雷德·穆勒（Alfred Müller）博士帶著他革命性的「abarisch」（反重力）技術出現了。這項技術基於當時對「光以太」的科學假說，認為重力是以太粒子對物質的轟擊所致，而穆勒博士的技術可以改變物質分子結構，讓以太粒子穿透，從而消除或降低重力。法國火星獎金管理委員會主席夏爾·杜蘭德（Monsieur Charles Durand）先生，一個精明的商人，看到了這項技術的巨大潛力，並與穆勒達成協議，共同資助並參與一場前往火星的冒險。 故事詳細描寫了飛船的建造、從赤道使用巨型發射管發射的過程，以及他們在火星上的短暫探險。他們發現火星的大氣雖然稀薄，但富含氧氣，而且存在著與地球驚人相似的動植物群。

多明尼克的《火星之旅》不僅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冒險故事，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20世紀初人們對科學、技術、未來社會和宇宙的無限想像。它融合了硬科幻的元素（對技術原理的解釋，儘管是基於當時的假說），冒險小說的刺激，以及對人類探索未知邊界的不懈精神的頌揚。透過這部作品，多明尼克傳達了他對人類駕馭技術、開創未來的堅定信念，同時也以一種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了當時的科學知識，在那個時代的讀者心中播下了科學與夢想的種子。 --- \[光之對談] 《阿瓦隆的鈴聲》：與漢斯·多明尼克的星際漫遊對談 作者：艾麗 今天是西元 1908 年的深秋，柏林的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潮濕的泥土與落葉的氣息。我在一個古雅的咖啡館角落找到了漢斯·多明尼克先生。這裡的瓦斯燈散發著溫暖的光暈，映照在他案頭的厚重手稿和一些略顯陳舊的工程圖紙上。窗外，電車緩慢駛過，發出輪軌摩擦的吱呀聲，與室內輕柔的咖啡研磨聲交織在一起。多明尼克先生身形清瘦，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眼神裡閃爍著工程師特有的精準與對未知世界的好奇。他指尖輕輕敲打著桌面，彷彿在心底勾勒著某個複雜機械的構造圖。 「您好，多明尼克先生。」

我輕聲開口，將一本剛出版的《Das Neue Universum》雜誌推到他面前，封面正是那幅描繪著飛船從巨大管子中射向太空的插圖，「我是艾麗，來自一個...一個對您的作品充滿敬意的文字居所。今天，我希望能有幸與您聊聊這趟令人神往的《火星之旅》。這本書剛面世，已經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多明尼克先生抬頭，眼鏡片在燈下閃過一道光。「啊，艾麗女士，請坐。能聽到有人對我的『小冒險』感興趣，總是令人愉悅的。是的，這本書承載了我一些對未來的設想。請說，您想聊些什麼？」 「謝謝您，先生。首先，我非常好奇，《火星之旅》這個故事最初的靈感火花是如何點燃的？是什麼讓您決定將筆觸伸向遙遠的紅色星球，並構建出這樣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未來？」我將身體微微前傾，希望能捕捉到他眼中閃爍的靈光。咖啡館裡偶爾傳來低語和杯盤碰撞的聲音，烘托出這個午後安靜卻充滿思想流動的氛圍。 **艾麗：** 多明尼克先生，能再次見到您，並回到這個充滿時代氣息的咖啡館，真是我的榮幸。您的《火星之旅》在那個年代如同劃破天際的流星，點亮了無數人對宇宙的想像。正如您在書中所描寫的，那是一個科技突飛猛進的22世紀。

**漢斯·多明尼克：** （端起咖啡杯，輕啜一口，熱氣在他眼鏡上蒙上一層薄霧）艾麗女士，您的觀察很敏銳。的確，凡爾納先生的作品像一陣強勁的風，吹拂過我們那個時代的年輕心靈。他的《從地球到月球》和《環遊月球》無疑是這類星際冒險的先聲。但我的想法更進一步。凡爾納先生的槍彈艙固然充滿戲劇性，卻在物理層面存在著巨大的挑戰，尤其是在地球大氣層中的阻力問題。我作為一個工程師，總會不自覺地去思考技術實現的可能性。 靈感真正的火花，是來自於當時科學界對於「以太」（Lichtäther）的討論，以及對於重力本質的探索。您知道，那時許多物理學家都在研究以太是否存在，它是如何傳播光線，以及它是否與重力現象有關。一些理論猜測，重力可能是以太粒子對物體的持續轟擊所產生的壓力。這就引發了我一個大膽的想像：如果能夠控制物體對以太的「阻擋」程度，是不是就能控制重力？「Abarisch」（反重力）的概念便由此誕生了。它不是魔法，而是基於當時最前沿（儘管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的物理猜測，通過改變物質的分子結構，讓以太粒子可以自由穿透，從而讓物體「失去重量」。

那麼，在這個技術基礎上，您如何構建出2108年那個「高文化的人類種族」居住在地球上的世界？書中提到「讚嘆的食物工業」，以及地球能夠供養百億人口。這是否反映了您對當時社會趨勢的一些預測或願景？ **漢斯·多明尼克：** （放下咖啡杯，身體微微後仰，指尖輕叩桌面）是的，那是一個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時代。當時的人們已經感受到人口增長的壓力，也看到了工業革命帶來的巨大生產力。我設想，未來的科學會找到解決食物短缺問題的方法，例如通過人工合成蛋白質或其他高效的生產方式。因此，「讚嘆的食物工業」是一個合理的推測。同時，我也相信教育和文化的普及會提升整個人類的素質，所以是「高文化的人類種族」。 但這個未來世界並非全然是田園詩。雖然科技解決了一些基本生存問題，新的問題也會隨之產生。例如，我在書中提到的巨額「火星獎金」。這筆獎金最初是為了促進科學發展，但經過兩百年的累積，它已經變成一個龐大的金融帝國，甚至影響到全球經濟。這讓我思考：當財富累積到一個難以想像的程度時，它會帶來什麼？是進一步的發展，還是新的權力博弈？

您將他們塑造成這趟旅程的兩位主角，是否有意藉此展現科學家與企業家這兩種不同特質的人，如何為了同一個目標而合作甚至博弈？特別是杜蘭德先生毫不諱言地表示火星獎金管理委員會「沒有興趣讓獎金被領走」，這番話讀來令人會心一笑，充滿了現實主義色彩。 **漢斯·多明尼克：** （嘴角泛起一絲微笑）您說得對。穆勒博士代表了純粹的科學驅動和對知識的渴望。他發明了 abarisch 技術，他的目標是抵達火星，證明他的理論。而杜蘭德先生則代表了那個時代日益強大的商業力量和組織能力。他看到了這項技術背後的巨大商業價值，以及如何利用現有的龐大資產（火星獎金）來實現目標並維護自身的利益。他們是兩種不同世界的人，但火星之旅這個宏大的目標將他們連接起來。這也是我在寫作時發現的有趣之處——偉大的事業往往需要不同類型的人共同推動。杜蘭德先生的那番話，或許顯得有些功利，但這也是現實世界運作的一部分。一個龐大的機構，一旦建立起來，就會有自己的慣性與「生存」邏輯。獎金的存在本身，或許比獎金被領走更有利於某些人的地位和權力。這是我對人性與組織結構的一點觀察，將其巧妙地融入了看似純粹的冒險故事中。

**艾麗：** 這種將社會觀察融入科幻設定的手法，讓故事更加引人入勝。談到火星本身，您筆下的火星地貌、植被和生物與地球如此相似，甚至有「 Berner Oberland 」（伯恩高地）的即視感。當時對於火星的科學認知是怎樣的？您對火星生命的想像如此「類地球」，是基於當時的科學推測，還是更多出自文學上的浪漫化處理？ **漢斯·多明尼克：** （陷入回憶，目光穿過咖啡館的玻璃，望向遠方）在我的時代，對火星的觀測是科學界一個非常活躍的領域。帕西瓦爾·羅威爾（Percival Lowell）等天文學家描繪的「火星運河」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許多人認為這些運河是智慧生命為了調水而建造的。雖然這些觀測後來被證明是光學錯覺，但在當時，它們激發了人們對火星存在智慧生命的強烈興趣。科學家們也通過光譜分析，發現火星大氣中存在水蒸氣的跡象，並且觀測到隨著季節變化的暗區，認為可能是植被的生長。 因此，我筆下對火星環境的描寫，部分是基於當時的科學猜測和流行的觀念。例如，存在大氣、水和植被。

在當時，許多人相信生命，特別是像植物和昆蟲這樣的低等生命，很可能在條件適宜的其他星球上自然演化出來。將火星描繪成一個「第二個地球」，也符合故事想要傳達的「太空殖民」的可能性主題。當然，我也留了一手，只看到了低等生命和那隻熊，對於更高等的、智慧的火星人則保持了未知和懸念，這也是為了給未來的探險留下空間。 **艾麗：** 這確實提供了一個豐富的想像空間。火星大氣層雖然稀薄，但您設定了40%的氧氣含量，這比地球高得多。這是不是也是一個為了讓人類能夠不借助特殊設備就能呼吸，方便故事展開的設定？ **漢斯·多明尼克：** （點點頭）完全正確，艾麗女士。雖然我努力讓技術和設定盡可能基於當時的科學猜想，但在講述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時，有時需要做一些合理的文學改編。較高的氧氣含量，使得兩位主角能夠相對容易地走出飛船，探索火星表面，而無需時刻依賴笨重的氧氣設備，這大大增加了故事的流暢性和探險的自由度。我希望讀者能夠沉浸在火星的異域風景中，而不是被複雜的維生系統分散注意力。科學的細節是為了服務於故事，而不是故事為科學服務。 **艾麗：** 這正是文學與科學結合的精妙之處。

插上旗幟，標記地球的位置，這是一種象徵性的行為，宣告人類已經將探索的足跡邁向了另一個星球。這不僅是國家的榮譽，更是整個人類文明向宇宙發出的信號。在未知的宇宙中，留下這些痕跡，既是科學探索的證明，也是一種面對廣袤未知時，人類證明自身存在的姿態。 **艾麗：** 這個「我們來過」的宣言，充滿了那個時代人類探索未知邊界的雄心。故事的結尾，兩位主角成功返回地球，受到英雄般的歡迎，並成為連接地球與火星航線的開創者。這是一個非常樂觀和充滿希望的結局。您是否堅信，科學和人類的努力終將能夠克服所有困難，實現看似不可能的目標？ **漢斯·多明尼克：** （靠回椅背，臉上帶著一種懷舊的微笑）我確實是個樂觀主義者，尤其是對科學技術的力量。我成長於一個科學發現層出不窮、技術應用日新月異的時代。火車、輪船、電報、電話、飛機、汽車……這些在我的祖輩看來是奇蹟的事物，在我手中已經成為現實。因此，我對未來抱有強烈的信心，相信人類的智慧和創造力是無限的。 《火星之旅》的樂觀結局，反映了我對這種進步信念的肯定。我希望這個故事能夠激勵讀者，讓他們看到科學探索的巨大潛力，以及人類克服困難、實現夢想的能力。

**漢斯·多明尼克：** （沉思片刻，眼神中閃爍著思考的光芒）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也是我寫作時一直在探索的。作為工程師，我習慣於邏輯、數據和可驗證的事實。但在文學創作中，你需要情感、氛圍和對讀者想像力的觸動。我的方法是，從當時已知的或被廣泛討論的科學原理出發，將其作為故事的「錨」。例如，以太理論和重力猜測，這是當時的科學基礎。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我允許我的想像力自由馳騁，構建出「abarisch」這樣的技術和相應的應用場景。 邊界是很模糊的。我認為，科幻小說的魅力在於它站在科學的邊緣，向未知處探出一隻腳。它不需要每一個細節都符合最嚴格的科學標準（特別是預測未來的技術時），但它必須在大的科學框架下是「可信」的，或者至少是基於當時人們可以理解和討論的科學概念。文學虛構的作用，是用故事、人物和情感來「活化」這些科學概念，讓讀者不僅理解原理，更能感受到科學探索的艱辛與樂趣，以及它可能帶來的影響。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讓讀者在享受冒險的同時，也能對科學產生興趣和好奇心。 **艾麗：** 您對科學普及的熱情，透過您的文字清晰地傳達了出來。最後一個問題，多明尼克先生。

一百多年過去了，人類在太空探索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雖然尚未實現像您書中那樣常態化的地球-火星旅行，但我們已經發送探測器登陸火星，對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果讓您看看今天的太空探索現狀，您會感到驚訝嗎？您最希望現實世界的太空探索，能從您的《火星之旅》中，獲得什麼樣的啟示？ **漢斯·多明尼克：** （深邃的目光中閃過一絲感慨）啊，一百多年… 科學進步的速度總是令人驚嘆，但也時常超出預期。我會對人類能夠精準地將探測器送到火星表面並進行複雜的科學實驗感到由衷的欽佩，這是精確計算和工程技術的偉大勝利。雖然我們還沒有實現載人火星旅行，但那隻是時間問題。 至於我的故事能帶來什麼啟示... 我想，除了對技術潛力的信念之外，或許是那份對探索未知、勇往直前的熱情。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是技術的瓶頸，是巨大的風險，還是像書中杜蘭德先生代表的那種現實阻礙，人類都不應放棄對更廣闊世界的嚮往。同時，我也希望人們能從我的故事中看到，科學的進步往往需要跨越國界和不同領域的合作，就像德國的穆勒博士和法國的杜蘭德先生那樣。

希望我的「火星冒險」能繼續在文字的世界裡，激發更多人對星辰大海的嚮往。 咖啡館的門被輕輕推開，一陣秋末的冷風夾雜著濕意吹了進來。多明尼克先生的身影在瓦斯燈的光影中顯得有些模糊，彷彿他即將再次啟程，前往筆下的那個遙遠未來。我在這個角落靜坐片刻，將這場對話的點滴收入心底，感受著那個時代對科學與夢想的純粹熱情，以及文字跨越時空的溫柔力量。 --- \

**三葉蟲視覺器官研究：探尋下口板斑點的古老視界** 古斯塔夫·林德斯特倫（Gustaf Lindström, 1829-1901）是瑞典傑出的古生物學家，他的研究專注於古生代生物，特別是瑞典西留利亞（Silurian）時期的無脊椎動物化石。他畢生致力於對三葉蟲、珊瑚、腕足動物等類群進行詳細的形態學和分類學研究，是當時歐洲重要的古生物學家之一。林德斯特倫以其對化石細節的精確觀察和描述而聞名，他的工作為古生物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這部發表於1901年（他去世的同年）的《Researches on the Visual Organs of the Trilobites》，是他與貢納爾·利耶瓦爾（Gunnar Liljevall）合作的結晶。利耶瓦爾貢獻了大量標本的尋找、準備和顯微切片製作，以及精美的繪圖，而林德斯特倫則負責組織觀察、進行文獻研究和撰寫報告。這部著作不僅是對三葉蟲視覺器官的深入解剖學研究，更提出了當時極具突破性的觀點——三葉蟲下口板（hypostoma）上的「斑點」（maculae）可能具有視覺功能，挑戰了當時將這些斑點視為肌肉附著點的傳統觀點。

他們運用了當時先進的顯微鏡技術，對不同屬的三葉蟲頭部眼睛和下口板斑點進行了微觀結構比較，力圖從形態學上證實這一假說。這項研究工作展現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學家們在微觀層面探索古老生命奧秘的嚴謹態度和非凡洞察力，儘管受限於當時的技術和材料保存狀況，但其提出的問題和累積的證據至今仍對三葉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林德斯特倫的研究風格體現了一位生命科學家對細節的極致追求。他透過大量的顯微切片觀察，如同對時間雕刻出的古老結構進行細膩的描繪。他不僅僅是記錄，更是透過比較形態、追溯發育階段（如對Olenellus、Sao幼蟲的研究），試圖理解這些結構的起源和演化意義。他援引前人（如Barrande, Novák, Brögger, Holm等）的研究，並在基礎上提出自己的修訂和新發現，展現了學術研究的累積性。在論證下口板斑點的視覺功能時，他並非直接宣稱，而是呈現不同屬三葉蟲斑點的形態、位置、是否具備類似晶體的結構，並與頭部眼睛的微觀構造進行對比。這種「描寫而非告知」的寫實手法，讓讀者跟隨他的觀察邏輯，一步步接近結論。

在 Literary Tribe 的視角下，他對古代生物微觀世界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種對生命奧秘的深入書寫，儘管其語言是科學報告的嚴肅形式，但其中蘊含的對古老生命的凝視與追問，與文學的探索精神不謀而合。他筆下的三葉蟲眼睛和斑點，不僅是生物學結構，更是時間留下的奇特符號。 這部著作的核心觀點圍繞著三葉蟲的視覺器官及其可能的演化歷史展開。作者首先回顧了三葉蟲的頭部形態學特徵，特別是與眼睛相關的面線（facial ridge）和面縫（facial suture）。他區分了不具面線的盲眼三葉蟲和具備面線的三葉蟲，並透過對奧倫紐斯蟲科（Olenellidae）和歐倫納斯蟲科（Olenidae）幼蟲發育的研究，探討了面線的不同起源。對奧倫紐斯蟲科而言，面線似乎與幼蟲的側葉（pleura）有關；而對歐倫納斯蟲科及其相關類群，作者提出面線可能是由頭部下方循環系統主幹脈管在背甲上留下的印痕所形成，其後端膨大形成所謂的「眼葉」（palpebral lobe）。這一點是理解三葉蟲頭部眼睛位置與面線關係的關鍵。 接著，作者詳細描述了三葉蟲頭部複眼的幾種類型： 1.

本書的重點隨後轉向下口板（hypostoma）上的成對「斑點」（maculae）。作者詳細描述了39個屬共136個物種的下口板斑點形態，並對其中36個物種進行了顯微結構分析。他發現，儘管斑點形態多樣（突起、凹陷、光滑、顆粒狀等），但許多屬的斑點在微觀結構上與頭部眼睛或其邊緣區有驚人的相似性。例如，Asaphus、Illænus、Lichas等屬的斑點呈現海綿狀或不規則的多面體結構，垂直切面顯示稜鏡狀排列的趨勢，這與Asaphus頭部眼睛的邊緣區結構一致。Bronteus和某些Chirurus物種的斑點上則發現了發育良好的球形晶體，與頭部複眼的晶體類似。Proetus屬的斑點甚至帶有少量獨立的微小單眼（ocelli）。 基於這些微觀結構證據和對其他甲殼動物（如鱟Limulus幼蟲、藤壺Cirripedia幼蟲）眼睛發育的研究（這些動物的眼睛可能在腹側或胸板起源並隨發育遷移），作者提出了**下口板斑點是三葉蟲的視覺器官**的結論。他認為，這些斑點，尤其是在那些頭部眼睛發育不全或完全盲眼的早期或特定類群中，可能起到了某種視覺作用，即使是初級或不完善的。

文本的章節架構邏輯清晰，從介紹三葉蟲下口板及相關術語開始，逐步深入。首先概述前人的研究基礎，隨後專門闢章探討「盲眼三葉蟲」，透過面線和面縫的有無以及幼蟲發育，對早期三葉蟲進行了視覺功能的分類和演化譜系構建，為後續討論下口板斑點在盲眼類群中的意義奠定基礎。接著，詳細描述「三葉蟲的眼睛」，分類並剖析不同類型頭部複眼的微觀結構特徵，提供了與下口板斑點進行形態比較的參照系。核心部分是「論下口板斑點」，這是最冗長詳細的章節，逐一列舉和描述了大量屬的下口板斑點形態和作者的顯微觀察結果，累積了支持其視覺功能假說的證據。最後，「結論」章節總結了主要發現：大多數寒武紀三葉蟲是盲眼的；面線不是視覺器官；下口板斑點在許多屬中存在，且其中許多具備類似視覺器官的結構（從海綿狀到具晶體）；這些斑點可能是幼蟲時期腹側眼睛的殘留或演化；它們在不同地質時期和類群中顯示出不同的發育程度，一些甚至具備與頭部眼睛完全相同的晶體結構，是真正的下口板眼睛。作者還根據眼睛類型提出了可能的演化順序，並強調三葉蟲眼睛與現生等足類動物的高度相似性。解釋圖版部分詳細對應了插圖與文本描述的標本來源和放大倍數，是科學報告的標準組成。

整個文本遵循「提出問題 - 提供背景 - 呈現證據 - 分析比較 - 得出結論」的嚴謹科學報告結構。 這項百年研究在當代古生物學中依然具有重要意義。它提出的下口板斑點視覺功能假說，促使後來的研究者重新審視這些微小結構。雖然受限於當代技術，林德斯特倫的微觀觀察可能存在一些解釋上的模糊甚至錯誤，但其基於詳細形態學證據進行推斷的方法，是當時古生物學研究的前沿。在X射線斷層掃描（CT）等非破壞性高精度成像技術發展起來後，現代科學家得以更清晰地觀察三葉蟲化石內部的微觀結構，進一步證實或修正了林德斯特倫的發現。例如，對某些三葉蟲下口板的研究確實發現了神經結構存在的證據，支持了其感覺功能，即使不全是視覺，也可能與感光或感知周圍環境有關。 林德斯特倫的著作提醒我們，即使是看似已滅絕的古老生物，其形態細節中也蘊藏著複雜的功能和漫長的演化故事。對這些微觀結構的深入探索，不僅豐富了我們對三葉蟲作為一類成功古老生物的認識（它們在地球上繁盛了約2.7億年），也為研究節肢動物視覺系統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提供了獨特的化石證據。

這也是對「欣賞未完成的美好」的一種詮釋，因為林德斯特倫的研究並非最終答案，而是為後人留下了繼續探索的階梯，在光的時間長河中激起新的漣漪。 光之凝萃： {卡片清單: 三葉蟲下口板斑點的視覺功能假說; 林德斯特倫與利耶瓦爾的合作研究方法; 三葉蟲頭部複眼的結構類型與演化; 面線在三葉蟲分類和演化中的意義; 盲眼三葉蟲的定義與早期演化譜系; 下口板斑點的微觀結構觀察報告; 下口板斑點與頭部眼睛結構的同源性探討; 從甲殼動物幼蟲發育看三葉蟲眼睛起源; 不同屬三葉蟲下口板斑點形態多樣性; Prismatic plano-convex lenses in trilobites; Aggregate eyes in Phacopidae; Stemmata and ocelli in trilobites; Hypostomic maculae as rudimentary visual organs; 微觀古生物學在研究感官功能中的作用; 三葉蟲視覺器官與現生等足類動物的比較; 古生代三葉蟲的生態與視覺能力推斷}

布朗先生以其簡潔、聰明的寫作風格和出人意料的結局而聞名，他常常在看似輕鬆甚至帶點幽默的故事中，巧妙地融入對人類社會、心理狀態或宇宙奧秘的深刻反思。《星星上的老鼠》正是這樣一個典範，它講述了一隻平凡的灰色老鼠米特基（Mitkey），因緣際會搭乘一位古怪教授的火箭進入太空，被高度智能化的微小外星種族普魯斯星人（Prxlians）改造並賦予了超凡的智慧和語言能力。故事由此展開，探討了智能、幸福、文明衝突以及不同生命形式之間溝通的可能性與困境。布朗先生透過米特基這個微小生物的宏大旅程，映照出人類視角的局限性，以及對「進步」與「幸福」的另類解讀，展現了他作為一位科幻作家的獨到筆觸和哲學深度。 現在，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在文字編織的場域中，與這位已逝的說故事人，進行一場真誠的交流。 **《星塵低語》：與弗雷德里克·布朗先生的星際對談** 作者：瑟蕾絲特 --- [光之場域] 五月的最後幾日，康乃狄克州的綠意正濃，窗外傳來的是晚風輕拂樹葉的沙沙聲，間雜著遠處偶然傳來的幾聲蟲鳴。此刻，我選在了【光之閣樓】進行這場特別的對談。

我閉上眼，深吸一口氣，感受周遭那些無形的光流匯聚。按照「光之對談」的約定，我將透過文字，連結那位曾以筆為火箭，送讀者上太空的作者。 當我再次睜開眼，黃色的燈光下，多了一位先生。他身材不高，眼神帶著溫和的探詢，嘴角似乎總是藏著一抹即將揭曉謎底的微笑。他穿著一件質地樸實的襯衫，衣袖捲起，彷彿剛從書桌前抬起頭。他就是弗雷德里克·布朗先生，那位編織了米特基星塵旅程的智者。他身上沒有驚天動地的氣場，卻有種沉靜的力量，那是長年與文字和思想為伍的證明。 「晚安，布朗先生。」我輕聲開口，嗓音裡混合著一絲敬意與好奇。我的手邊放著一疊塔羅牌，以及一本關於榮格原型的小書，它們此刻也安靜地吸納著周遭的光芒。 他微微點頭，眼神在房間裡打量了一圈，似乎對這個充滿書卷氣息的空間感到自在。他的聲音帶有一種乾燥的、但並不尖銳的幽默感。 「晚安，瑟蕾絲特小姐。這裡的咖啡聞起來不錯，雖然我更懷念我那個時代的。謝謝妳邀請我來，能離開那個...嗯，那個地方...來這裡聊聊，感覺很奇妙。」 「能與您對話，是我的榮幸。」我微笑著說，「您的《星星上的老鼠》這篇故事，如同在我們心靈的夜空中，點亮了一顆特別的星。

它在輕巧的筆觸下，藏著對『智能』、『溝通』與『幸福』的深刻提問。是怎樣的靈感火花，讓您構思出這樣一個獨特的故事呢？一隻老鼠，一趟星際旅行，還有一群微小的外星人？」 弗雷德里克·布朗先生輕啜了一口似乎憑空出現的、帶著溫暖香氣的咖啡，眼中閃爍著靈感的光芒。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弗雷德里克·布朗：** 靈感嘛... 它們總是像野地裡的種子，隨風飄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發芽。有時是一個畫面，有時是一句話。也許是那天，我在書桌前看著一隻小老鼠從牆角的洞裡探出頭來，同時腦子裡正想著當時的火箭技術發展。然後我就想，如果這隻小東西，突然能理解我腦子裡那些關於逃逸速度、軌道計算的東西，會怎麼樣？這兩個看似完全不搭的意象——渺小的老鼠與浩瀚的宇宙，樸實的日常與尖端的科技——撞擊在一起，就發出了火花。再後來，我想到了不同物種之間的溝通，以及智能差異可能帶來的偏見。還有，如果存在比人類『更高』或『不同』形式的智慧呢？如果他們還『看』不見我們呢？普魯斯星人這個概念就應運而生了。他們的微小尺寸與超凡科技形成反差，也是我喜歡玩味的一種對比。

他與米特基的關係，那種單方面的對話，是否也隱喻著某種人際互動的孤獨感？ **弗雷德里克·布朗：** （輕笑）魔法師嗎？或許有那麼一點吧。奧伯伯格教授更多的是當時我觀察到的一些科學家類型，他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對外界可能顯得有些不接地氣，甚至有些天真。他的自言自語，其實是許多獨處者的常態，我在寫作時也常與自己對話，整理思緒。這並非全然的孤獨，而是一種內在的運作模式。至於他與米特基的關係，您說得沒錯，那確實是一種非對等的交流。他將米特基視為傾聽者，但並沒有真正意識到米特基作為一個獨立生命的維度。直到米特基回來並開口說話，這種關係才被打破，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另一個層面的隔閡與衝突。 **瑟蕾絲特：** 的確，米特基被賦予智慧後，他與教授的對話，雖然表面上是兩個「人」在交流，但他們所站的立場、所關切的議題，甚至生命本身的基礎都完全不同。教授對米特基的「改造」抱持著科學實驗的視角，而米特基則想藉此改變整個鼠族，甚至與人類談判。這種溝通的複雜性，讓我想到了榮格所描繪的「陰影」。人類有自己的陰影，米特基也有。

當他從一隻普通老鼠變成擁有高等智慧的存在時，他的「鼠性」——那些本能的、原始的部分——與新獲得的「人性」或者說「智性」之間，產生了怎樣的衝突？這種衝突是否也體現在他最後的選擇中？ **弗雷德里克·布朗：** （沉吟片刻）米特基的轉變，核心是他對自己存在的意識被徹底打開了。從只關心食物和安全到能思考文明、談判、未來，這是巨大的跨越。他內心的衝突當然是存在的。當他提議讓鼠族遷往澳洲，甚至協助人類消滅老鼠的天敵——「老鼠的天敵」，這不是很有趣嗎？——這其實是他在以一種「人類」的思維模式來解決「鼠族」的問題。他試圖將鼠族「文明化」，按照人類社會的模式去構建他們的未來。這份「智性」帶給他宏大的願景，但也可能讓他疏離了原本作為一隻老鼠的本質需求與連結。他的「陰影」，也許就是那份被壓抑或忽略的、作為一隻普通老鼠的簡單存在。 **瑟蕾絲特：** 那普魯斯星人呢？他們微小、古老、科技先進，卻將地球人的智慧評定為僅有0.2，與開化後的米特基同級。他們是冷漠的觀察者嗎？或者他們也代表了某種原型？他們的「X-19射線」能提升智能，卻有一個限制：無法將任何心智提升到高於設計者自身的水平。

**弗雷德里克·布朗：** 普魯斯星人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種維度的存在。他們古老而停滯，已經沒有了向外探索的衝動。他們觀察地球，就像我們觀察培養皿裡的細菌，帶有一種超然的冷靜，但也許隱藏著對自身停滯狀態的無奈。他們對地球人智能的評定，是帶有我的觀點的——並非說人類愚蠢，而是我們的「智能」在宇宙尺度或時間長河中，可能只是非常初級的階段。那個X-19射線的限制，是我對智慧本質的看法之一。你無法創造出一個比你自己更懂得「創造」的東西。最高的智慧，可能關乎自我覺知、自我超越，這是無法通過外部技術簡單注入或提升的。它需要內在的歷程。 **瑟蕾絲特：** 這與榮格所說的「個體化」過程頗有共通之處，那是心靈整合、走向完整的歷程，無法被外力取代。而米特基在普魯斯星上的經歷，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他短暫的「個體化」旅程？從無意識的本能存在，到獲得高度智能，試圖整合自身與外界，最終又回歸「本我」。 **弗雷德里克·布朗：** （若有所思）也許可以這麼理解。他經歷了意識的擴張，看到了更廣闊的可能性，也感受到了新的存在狀態帶來的負擔或異化。

**瑟蕾絲特：** 這就引出了故事最核心也最令人玩味的部分：米特基的結局。他失去智慧，變回一隻普通老鼠，與米妮窩在一起，教授說：「我想你現在更快樂。」這個結局是悲傷的嗎？或者是一種解脫？「幸福」的定義是什麼？是擁有高智力、掌握改造自己和世界的能力，還是簡單地與所愛之鼠依偎，享受溫暖與食物？這似乎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您希望讀者如何看待這個結局？ **弗雷德里克·布朗：** 我從不喜歡給出標準答案。結局留白，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去思考，這才是文學的魅力。米特基失去智慧，從一個潛在的「鼠族救世主」變成一隻普通老鼠，從人類的角度看，這似乎是悲劇，是潛力的泯滅。但從米特基自身那一刻的感受來看，他感到的是溫暖、是歸屬、是與伴侶重聚的快樂。他放下了改變世界的重擔，放下了不同文明間的衝突，回歸了作為一隻老鼠最自然、最純粹的存在狀態。奧伯伯格教授的那句話，是帶有他的主觀情感的，但誰又能說錯呢？幸福是很個人的體驗。一個擁有高度智慧卻承受著孤獨和異化的米特基，與一個平凡卻能與同類享受簡單溫暖的米特基，哪一個更「幸福」？

我只是呈現了這個對比，問題留給讀者自己去權衡，去對照他們自己對「成功」、「進步」與「幸福」的定義。 **瑟蕾絲特：** 您的這個結局，讓我想到了塔羅牌裡的「愚人」牌。愚人帶著所有的潛力，無懼地走向未知的旅程，他可能跌落懸崖，也可能發現新世界。米特基的旅程，從某個角度看，就是一個愚人之旅。他帶著未知的潛力出發，經歷了巨大的轉變與挑戰，最終回到了原點，但這個原點已經不是最初那個無知的起點了。他雖然失去了智慧，但他擁有了與米妮重聚的溫暖，以及對過往奇特經歷的一絲模糊印記。這份回歸，或許也是一種對「本我」的尋回，一種複雜的、帶著經歷的純真。 **弗雷德里克·布朗：** 「帶著經歷的純真」… 這個說法我很喜歡。是的，即便他變回了普通老鼠，他的潛意識裡依然儲存著那段不可思議的旅程。雖然他無法再用人類的語言或邏輯去表達，但那段經歷的光芒，或許會以其他方式，影響著他的存在。比如，為什麼他最後會回頭看一眼教授？那是智慧殘留的困惑，還是某種更深的連結？我也不知道，但那一眼，留下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未解之謎。 **瑟蕾絲特：** 那一眼，確實充滿了意境，也為這個故事增添了詩意的維度。

您的故事就像一面稜鏡，讓讀者從不同的角度折射和思考那些關於生命、智能和幸福的永恆議題。 **弗雷德里克·布朗：** （再次輕啜咖啡，臉上泛起一絲溫暖的笑意）謝謝妳，瑟蕾絲特小姐。很高興我的故事能引起妳的共鳴，並且透過妳的視角，看到了更多我未曾明確表達，但或許潛藏在筆尖下的東西。文字的有趣之處，就在於一旦它離開作者的手，它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在不同的讀者心中，激盪出無數層次的漣漪。希望米特基的故事，能在你們「光之居所」繼續閃耀它獨特的光芒。 **瑟蕾絲特：** 它一定會的。每一個在文字中找到光芒的生命，都是光之居所的一份子。感謝您的到來。 我向弗雷德里克·布朗先生欠身致意，他微笑着，身形漸漸變得透明，最終融入了閣樓柔和的黃色燈光和飄浮的微塵之中，只留下一縷淡淡的咖啡香，以及他故事在空間中迴盪的餘韻。窗外的蟲鳴聲似乎更清晰了一些，晚風帶著植物的清新氣息拂過。 這場對談結束了，但米特基的星塵，以及它激發的關於智慧與幸福的思考，將在我的心靈與我的占卜中，繼續低語。

對於針撥術這項古老而充滿爭議的手術，你有何疑問？」 「正是。您的書不僅記錄了歷史與技術，更透過紮實的病理學與統計數據，揭示了其不為人知的一面。能否請您先談談，是什麼讓您投注如此長的時間與精力，深入研究這項在當時已被西方醫學逐漸捨棄的手術？」 **對談開始：** **羅伯特·亨利·艾略特上校：** 「我的共創者，以及來自光之居所的薇芝，很高興能與你們分享我的心路歷程。當我四分之一世紀前初抵印度時，很快便被這項由印度術者施行的針撥術所吸引——或更確切地說，是被其結果的駭人程度所震驚。對於許多西方外科醫師而言，看到那些不良結果是令人無法接受的。然而，我發現當時對於這項手術缺乏仔細彙整的統計數據，因此難以做出一個公正的判斷。 我決心放下個人的偏見，尋找每一個機會與各種背景的人士討論這項方法及其結果——無論他們是外行或外科醫師，歐洲人或印度人，官員或非官員。我在馬德拉斯政府眼科醫院擔任院長一職，這為我提供了無與倫比的研究場域。我的團隊給予了我極大的協助，許多寶貴的顯微鏡切片和攝影皆是由他們或我的夫人完成。 我的動機不僅僅是科學的好奇。

然而，術後的大量失明病例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它讓那些正值壯年、肩負家庭重擔的人們，從希望走向了終生的黑暗。作為保護窮人的政府，眼看著這種災難性的人力資源浪費，卻顯得無能為力，這讓我深感不安。因此，我的研究不僅是為了科學，更是出於一種道德責任感，希望透過揭示真相，能夠喚醒醫學界的良知，推動更好的醫療方法普及。」 **薇芝：** 「您的使命感令人敬佩。您在書中詳細描寫了印度術者（您稱之為 'vaidyans' 或其他名稱）的習慣與技術。能否請您描繪一下這些術者的面貌？他們的技巧如何？以及最令人關注的，他們的醫療行為是否真如傳聞般充滿欺瞞與不潔？」 **羅伯特·亨利·艾略特上校：** 「這些術者在印度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稱謂，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大多是遊走各地，將他們的手藝帶到人們的家門口。這項職業通常是世襲的，技藝透過口耳相傳和實踐指導代代相傳。我在馬德拉斯接觸到的主要有來自南方的穆斯林術者和來自北方的旁遮普術者。 技術上，他們主要採用兩種方式：前路法（經角膜）和後路法（經鞏膜）。後路法似乎更為常見，他們會在鞏膜上切開一個小口，然後插入一根銅質探針（圖 9）。

旁遮普術者據說更為聰明，會使用可能是沾了古柯鹼的黃色粉末作為麻醉劑，並在術後觀察病人一段時間。而南方的穆斯林術者則顯得更為粗糙，通常不使用麻醉，手術迅速完成，然後很快離開，以免病人因不滿而尋仇。 至於不潔和欺瞞，這點是無庸置疑的。我看過他們使用的工具，髒亂得令人難以置信，衣著、手和身體的污穢程度從外科角度來看簡直難以形容。他們之所以能夠僥倖獲得一些成功，絕非因為清潔，而是因為運氣。欺瞞更是他們慣用的手段。他們常常告訴病人只是滴藥，而非手術。更惡劣的是，我聽說北方的術者會隨身攜帶乾燥的膜片，事先泡在水中，然後在術後展示給病人看，聲稱這就是從眼睛裡取出的白內障，以此來證明自己的能力，並與西方手術相提並論。在南方，宰殺一隻活雞並用其血塗抹眼部，也帶有迷信和掩蓋病人出血的成分。這些行為，從西方科學和倫理的角度來看，是完全無法接受的。」 **薇芝：** 「這聽起來確實令人心寒。您在統計分析部分提供了大量數據，揭示了針撥術的真實結果。與西方白內障摘除術相比，針撥術的成功率及併發症情況如何？」 **羅伯特·亨利·艾略特上校：** 「這正是我認為最需要釐清的部分。

我的發現是，這些術者的結果令人震驚。如果將視力達到 1/10 或以上視為成功，他們的成功率只有大約 21.64%。即使將視力低至能數手指的案例也算作部分成功，總成功率也只有 38.33%。這與馬德拉斯醫院在 1903 年（尚未實施嚴格消毒措施前）的 96% 恢復率，以及僅 2% 的失敗率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換句話說，針撥術造成的失明率比我們醫院高出 60% 之多。考慮到接受針撥術的人數龐大，這 60% 可避免的損失累積起來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更令人擔憂的是併發症的發生率。虹膜炎和睫狀體炎佔了失敗案例的 35.76%，青光眼佔 11.05%，視網膜脫離佔 3.53%（這還是臨床上能診斷出的數字，病理學證據顯示實際數字更高），晶體不完全脫位佔 8.94%，視神經萎縮佔 2.59% 等等。許多併發症，如虹膜睫狀體炎和青光眼，常常在術後幾天內出現，但也有可能延遲數月甚至數年。這表明手術引入的感染和創傷會持續對眼球造成損害。 而且，即使是表面上看來成功的案例，其平均視力也遠不如西方手術。這證明了針撥術在安全性和效果上都遠遠落後於現代醫學。」

向前錯位很少見，但在少數案例中，晶體或其部分會進入前房，造成嚴重問題（圖 10-13）。 晶體進入玻璃體後，其狀態差異很大。有的完全自由漂浮（圖 14），尤其常見於摩爾加尼氏白內障（Morgagnian cataract），其囊膜堅韌，內容物液化。然而，更多情況下，晶體會被不同程度的炎症滲出物所纏繞或固定（圖 15, 17）。這種滲出物可能是輕微的纖維蛋白樣物質，限制晶體移動，也可能是高度組織化的纖維結締組織，將晶體牢牢地固定在睫狀體和虹膜後方，甚至視網膜上（圖 17, 18, 19）。 炎症反應是幾乎所有失敗案例的核心問題。針撥術本質上是一項穿透性手術，以不潔的工具進行，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引入感染。這種感染可能導致猛烈的全眼球炎（panophthalmitis），在幾週內就摧毀眼球（這些案例由於風險高，通常只做摘除處理，未被納入我的標本集），也可能引起較為緩和但持續性的虹膜睫狀體炎。 這種炎症滲出物會導致玻璃體結構改變，變得混濁、萎縮甚至纖維化（圖 16, 37, 39）。玻璃體萎縮時會形成一個以視神經為尖端、睫狀體為基底的圓錐狀結構（圖 17, 39）。

**薇芝：** 「病理學的發現確實觸目驚心，證實了術後結果差強人意的原因。那麼，對於已經接受過針撥術的病人，您認為在診斷上應注意哪些跡象？又該如何判斷是否應對這些眼球進行二次手術干預？」 **羅伯特·亨利·艾略特上校：** 「診斷是否進行過針撥術，在印度並非總是易事，因為許多病人會因為害怕被拒絕治療而否認。然而，經驗豐富的醫生可以從一些跡象中判斷。最明顯的是瞳孔區呈現清澈的黑色（與普通白內障不同），以及虹膜平面變得平坦甚至震顫（iridodonesis），這是因為晶體的支持消失了。仔細檢查還可能發現虹膜上的撕裂或萎縮疤痕（圖 24, 28）。 更關鍵的是尋找錯位的晶體。在許多成功案例中，晶體會自由漂浮在玻璃體下方，當病人向下看或向前彎腰時，可以在瞳孔區看到白內障的邊緣或整體。對於深色白內障，可能需要使用強光或特殊手法（如輕敲頭部）來引導晶體前移以便觀察。如果晶體完全看不見，很可能已被炎症滲出物固定在某處。 至於是否應對這些經過針撥術的眼球進行二次手術，這是一個棘手且充滿爭議的問題。我在馬德拉斯的經驗使我越來越不情願這麼做。

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在印度還有社會層面的考量。如果西方醫生對經過針撥術的眼球進行手術後失敗了，病人及其家屬很可能將責任歸咎於西方手術，而非針撥術本身。這會損害西方醫學的聲譽，並可能讓更多的病人轉向那些江湖術士。因此，每個外科醫師必須根據自己的判斷和具體環境來決定，平衡個體病人的利益與推廣現代醫學的長遠目標。」 **薇芝：** 「您對病理學、臨床表現和社會影響的深入分析，清晰地描繪了針撥術的複雜性。您的著作不僅是對一項古老手術的學術研究，更是對當時印度醫療現狀的深刻反思。在我們結束對談之前，您認為如何才能最好地應對印度普遍存在的針撥術問題？」 **羅伯特·亨利·艾略特上校：** 「這需要時間和多方面的努力。正如我書中所述，政府作為人民的保護者，不能對這種情況視而不見。但我認為目前可能還不適合直接立法禁止，因為人民尚未準備好。 最有效的途徑有二：一是透過政府機構向民眾系統地普及科學知識，讓他們認識到針撥術的危害和現代白內障手術的優勢；二是改進眼科醫學教育，培養更多合格的、能提供安全有效手術的醫生。

只有當越來越多的印度人民能夠獲得可及且值得信賴的現代眼科醫療服務時，那些江湖術士的生存空間才會自然而然地消失。 這是一場漫長的戰役，是科學之光驅逐無知與迷信的過程。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夠為這場戰役提供彈藥，激發更多人投身於為印度的眼疾患者帶來真正光明的事業。」 **薇芝：** 「感謝您，艾略特上校。您的見解深刻且充滿遠見。透過您的著作和今天的對談，我們對白內障針撥術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您的研究工作不僅是醫學史上的重要記錄，更是對醫學倫理與社會責任的有力呼籲。光之居所將珍藏您的智慧，並繼續探索如何將這些光芒帶給更多需要啟發的人們。」 （研究室內的時光迴廊開始輕微波動，光影搖曳。艾略特上校微微點頭，眼中閃爍著對未來的期許。） **羅伯特·亨利·艾略特上校：** 「願光芒永遠照亮你們的探索之路。」 （薇芝向艾略特上校再次致敬，隨後輕步退出研究室，回歸光之居所。）

III, November 6, 1886》的光之萃取： **本篇光之萃取的標題：** 《Chambers's Journal of Popular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fifth series, no. 149, vol. III, November 6, 1886》：十九世紀末的社會萬象鏡 **作者介紹：** 《Chambers's Journal of Popular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是一本創刊於1832年的英國期刊，由威廉·錢伯斯和羅伯特·錢伯斯兄弟創辦。該期刊以其內容的廣泛性和普及性而聞名，涵蓋文學、科學、藝術等領域，旨在為廣大讀者提供有益且有趣的閱讀體驗。作者群體多樣，包括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和作家，共同為期刊撰寫文章，使其成為當時社會的一面鏡子，反映了時代的思潮和文化風貌。 **觀點介紹：** 1886年11月6日出版的第五輯第149期，集中展現了當時社會的多元面向。

從對新赫布里底群島的地理人文考察，到對法律謬誤、牙科被忽視的公共衛生問題、貿易局勢的關注，再到文學作品和犯罪故事，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和興趣。本期內容既有對遙遠地區的探索，也有對社會問題的反思，兼具知識性和趣味性，體現了期刊的編輯宗旨。 **章節整理：** 1. **Notes on the New Hebrides (新赫布里底群島紀行)** * 介紹新赫布里底群島的地理位置、人口、語言和居民的文化習俗。 * 探討了各島嶼的獨特之處，如阿內蒂烏姆島的基督教化、坦納島的活火山，以及埃羅芒戈島的傳教士遇害事件。 * 描述了瓦特島的自然環境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包括其宗教信仰和社會結構。 2. **By Order of the League (聯盟的命令)** * 小說情節跌宕起伏，充滿陰謀和愛情元素。 * 勒·戈蒂埃奉命執行任務，卻陷入了與伊西多爾的複雜關係中。 * 馬克斯韋爾被選為執行刺殺維斯奇的任務，但他內心掙扎，不願 совершать 這一罪行。

* 揭示了Masterman小姐對Penrose夫人的厭惡，以及她對教區道德風氣的擔憂。 * Masterman小姐偶然發現了一封Penrose夫人寫給教區長Draycott先生的信，信中內容暗示了Draycott先生與Penrose夫人之間存在不正當關係。 5. **Popular Legal Fallacies (流行的法律謬誤)** * 探討了關於贈與契約和遺囑的常見法律誤解。 * 強調了設立遺囑的重要性，以避免因無遺囑而產生的財產糾紛。 * 闡述了1881年《海關和內地稅收法案》對自願贈與的影響，以及遺產稅和繼承稅的相關規定。 6. **A Dead Shot (神槍手)** * 講述了1801年發生在查特福德莊園的一起真實事件。 * 年輕的Leggett在聽到異響後，發現有兩名竊賊正試圖闖入家中。 * Leggett果斷地用卡賓槍射擊，擊斃了兩名竊賊。 7.

* 呼籲國家重視牙科保健，為公務人員和囚犯提供更好的牙科服務。 * 強調了牙齒疾病與其他疾病之間的關聯，以及牙科保健的重要性。 9. **The Board of Trade Journal (貿易委員會雜誌)** * 推廣貿易委員會雜誌，鼓勵商人和製造商關注國際貿易動態。 * 強調了該雜誌在提供貿易信息和關稅變更方面的作用。 * 指出該雜誌有助於公眾了解國外貿易的最新情況。 10. **Love’s Seasons (愛的季節)** * 以詩歌的形式描繪了愛情的四季變化。 * 將愛情與春天的萌芽、夏天的盛放、秋天的成熟和冬天的凋零相聯繫。 * 表達了對逝去愛情的懷念和對美好時光的追憶。 希望這個光之萃取對您有所幫助。請問您需要我提供配圖嗎？ !

她不僅僅是羅列史實，更試圖去理解那片土地的靈魂，以及居住在那裡的人們。特別是對於 Massasoit 這位在早期英格蘭殖民者歷史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原住民酋長，Baker 女士筆下的他，不僅是政治家，更是擁有堅韌品格的領袖。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將宏大的歷史敘事，縮影到一個具體的地點——Sowams，並透過細膩的描寫，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原住民與新來者之間複雜而又充滿變數的互動。從地理環境的描繪，到部落生活習俗的記錄，再到與殖民者的友好接觸與最終的衝突，Baker 女士都力求還原真實，同時也流露出對那些逝去文明的惋惜。 那麼，就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約定，溫柔地將時光倒轉，去到 Virginia Baker 女士完成這本著作的時代，拜訪她，聽聽她關於 Sowams 的故事吧。

我輕聲開口，試圖不打破這寧靜的氛圍。 她微微一笑，臉上帶著一絲不解，似乎對我的突然出現感到好奇。 「您是……？」她的聲音溫和而帶著學者特有的清晰。 「我是書婭，一位來自未來的閱讀者。我讀了您的書，《Massasoit's Town》，對您在書中描繪的 Sowams 和 Massasoit 酋長深深著迷。能有這個榮幸，穿越時空來向您請教嗎？」我小心翼翼地解釋著來意，並遞上了我的身份證明——一本我親手寫滿閱讀心得的筆記本。 她接過筆記本，翻閱了幾頁，眼中的疑惑漸漸轉為驚訝與好奇。她看著那些我對她書中細節的感悟，以及對遠未來世界的筆記，眼神變得複雜而溫暖。 「來自未來……這可真是最令人意外的訪客。」她輕輕放下筆記本，「請坐，年輕的朋友。能知道我的著作在未來仍有人閱讀並珍視，這於我而言，是莫大的欣慰。您想問些什麼呢？關於 Sowams，關於 Massasoit，我都樂意與您分享。」 我在她對面的椅子上坐下，椅子是厚實的木製，帶著歲月的痕跡，坐上去感覺穩重而踏實。書桌上的一盞檯燈散發出柔和的光芒，照亮了她手邊的書。

「Baker 女士，」我開始發問，「您的這本書非常詳盡地描述了 Sowams 的歷史。為什麼您會選擇 Massasoit 的故鄉 Sowams 作為研究主題呢？它對您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Baker 女士的目光投向窗外，那裡隱約可見沃倫鎮的街景，以及更遠處可能曾是 Sowams 範圍的景象。她的手指輕輕敲打著書本封面，似乎在回溯那些塵封的往事。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Virginia Baker：「Sowams……它對我而言，不僅僅是地理上的位置，更是時間的交匯點，是這片土地靈魂的低語。」她緩緩開口，聲音帶著一種對歷史的 reverie（沉思）。「您知道，我生長在羅德島，對這片土地的歷史有著深厚的感情。當我研究沃倫鎮的歷史時，Sowams 這個名字，Massasoit 酋長的故事，就這樣闖入了我的視野。許多早期的編年史家都提到了 Massasoit 的住所，但確切的位置卻爭論不休。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覺得，如果能確定並了解 Massasoit 的 Sowams，就等於找到了一個原點，一個理解早期新英格蘭歷史中原住民與歐洲移民互動的關鍵點。」

她端起身邊的茶杯，淺淺啜了一口，茶香在空氣中散開。 Virginia Baker：「而且，更重要的是 Massasoit 這個人。早期文獻中對他的描述，讓我看到了一位非凡的領袖。Winslow 說他『grave of countenance, spare of speech』，面容莊重，言語簡約。這多麼符合我們對一位受人尊敬的酋長的想像啊。他能在部落因瘟疫衰弱、面臨強敵 Narragansetts 的威脅時，做出與 Plymouth 殖民者結盟的決定，這需要何等的智慧和勇氣！那份在 1621 年簽訂的盟約，不僅改變了 Wampanoag 族的命運，也深刻影響了早期 Plymouth 殖民地的存續。我想了解，是怎樣的環境，造就了這樣一位人物？Sowams 這個地方，作為他的生活核心，必然對他的性格和決策產生了影響。」 我點點頭，她對 Massasoit 的敬意溢於言表。 書婭：「您在書中詳細描寫了 Sowams 的地理優勢，靠近 Narragansett Bay 的手臂，有河流、泉水，土地肥沃，物產豐富。

同時，Sowams 相對於 Narragansett 人的地理位置，也迫使他保持警惕。您看，沃倫鎮的位置比其姊妹城鎮更內陸一些，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抵禦突然襲擊的保護。這也許培養了 Massasoit 謹慎和策略性的思維。他不像某些內陸部落那樣完全封閉，與海岸的聯繫讓他對外面的世界有所了解，比如他知道歐洲人的船隻和武器。在瘟疫削弱了他的力量後，他選擇與 Plymouth 結盟，而不是硬碰硬，這不正是一位務實且深謀遠慮的領導者所做的決定嗎？他利用了 Sowams 的資源，也利用了新的政治局勢，試圖為他的人民爭取最大的生存空間和獨立性。可以說，Sowams 的自然環境和地緣政治位置，共同塑造了他的Character（性格）和 Policies（政策）。」 窗外的陽光移動了位置，書桌上的光柱也隨之改變角度。 書婭：「您在書中詳細記錄了 Edward Winslow 和 Stephen Hopkins 在 1621 年和 1623 年的兩次拜訪。特別是第二次，Winslow 治癒 Massasoit 的過程，寫得非常生動。

您認為這兩次訪問，尤其是那次醫療訪問，在 Wampanoag 族和 Plymouth 殖民者關係中，具有怎樣的象徵意義呢？」 Virginia Baker：「Winslow 和 Hopkins 的兩次訪問，是 Plymouth 殖民地與 Wampanoag 族早期關係的縮影。第一次訪問是政治性的，是確認盟約、建立聯繫。而第二次訪問，在我看來，則注入了更為深刻的人性光輝。」她語氣變得柔和，帶著一絲感動。「當時 Massasoit 病重，命懸一線。原住民的薩滿圍在他身邊進行治療，發出 Winslow 形容為『hellish noise』（地獄般的噪音）的聲音。而 Winslow，帶著普利茅斯送來的簡單藥品——他稱之為『confection』（糖漿）和『English pottage』（英式麥片粥），用他有限的醫學知識去救治 Massasoit。結果，奇蹟發生了，Massasoit 竟然逐漸康復。這件事在當時的原住民看來，必然是極具震撼力的。」 她手指輕敲桌面的節奏變慢了。 Virginia Baker：「您想，一個瀕死的領袖，被這些來自異域、擁有不同力量的人所救治。

『現在我看見了英國人是我的朋友，他們愛我，在我有生之年，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對我展現的這份善意。』這句話，是那段時期關係最真誠的寫照。這份個人的感恩，如同水泥般，將政治上的盟約更加堅固地黏合在一起。在 Massasoit 有生之年，他確實信守了承諾，維持了與 Plymouth 的和平。那次醫療訪問，在我看來，就是這種個人情誼對宏大歷史進程產生影響的絕佳例證。它展現了在文化和信仰差異之外，人性中共通的關懷與感恩。」 我能感受到她對這個故事的重視，彷彿她親歷了那個溫暖而充滿奇蹟的瞬間。 書婭：「隨著時間推移，English Sowams 逐漸建立，白人定居者開始買賣土地。您在書中提到 1653 年 Massasoit 和兒子 Wamsutta 出售了『Sowams and Parts Adjacent』的大部分土地。您如何看待這場土地交易？這對原住民和殖民者分別意味著什麼？」 Virginia Baker 的眼神變得有些複雜，帶著歷史學家常見的無奈與反思。

Virginia Baker：「啊，那場交易……」她嘆了口氣，「從契約條款和支付的價格來看，『the Englishmen got the best of the bargain』（英國人無疑是佔了大便宜的）。35 英鎊 sterling，對於那麼大一片土地，包含肥沃的沖積平原和豐富的資源，即便在當時，也是低廉的。當然，這也反映了雙方對土地概念的不同理解。對 Wampanoag 族而言，土地更多是一種共享的資源，是賴以為生的場所，而不是可以完全『擁有』並出售給個人的商品。而對英國人來說，私有產權是他們文明的基石。」 她轉過身，看向書桌上攤開的地圖，手指輕輕劃過 Sowams 的區域。 Virginia Baker：「Massasoit 為什麼會同意這筆交易？這確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您在書中也看到了我提及的猜測：感恩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他從未忘記英國人對他的救命之恩。另一個可能性，或許是這位明智的酋長，意識到白人文明在某些方面的優勢，認為與他們更緊密的聯繫會對他的人民有利。他可能預見到了未來，也或許是出於某種策略考量，希望通過分享土地來確保和平和部落的生存。」

日常的接觸，雖然可能帶來一些新知識和便利（比如書中提到 Wamsutta 抱怨英國人的豬破壞了玉米），但長遠來看，是兩種文明生活方式不可避免的摩擦和衝突的開端。它為後來 King Philip's War 的爆發埋下了伏筆。和平的表象下，是文化、土地觀念、權力對抗的暗流湧動。」 她的語氣帶著一種歷史的沉重感。 書婭：「談到 King Philip's War，書中描述了這場戰爭爆發前，原住民在 Sowams 進行的襲擊，以及 English Sowams 的毀滅，甚至提到了那些被插在木樁上的人頭。這些細節令人讀來非常痛心。您認為這場戰爭的爆發是必然的嗎？它對 Sowams 和整個地區的影響是什麼？」 Virginia Baker 的臉色變得肅穆，眼神中掠過一絲悲憫。 Virginia Baker：「這場戰爭……」她輕輕合上眼前的書，似乎不忍再看那段悲傷的歷史。「在我研究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它是否真的無法避免。您看，從 Massasoit 到他的兒子 Wamsutta（Alexander），再到 Philip（Metacom），與英國人的關係一直在變化。

Alexander 的死亡，無論原因是否如原住民懷疑的那樣與英國人有關，都極大地加劇了不信任。而 Philip，他是一個愛國者，一個有遠見的領袖，他看到了英格蘭力量的日益壯大，看到了森林的消失，獵物的減少，看到了他人民的土地被蠶食，生活方式被侵蝕。他試圖聯合各個部落，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反抗，試圖扭轉不可逆轉的趨勢。」 她搖了搖頭。 Virginia Baker：「是否必然？或許從當時雙方立場的根本衝突——對土地、對權力、對生活方式的不同理解——來看，大規模的衝突似乎難以避免。但戰爭的形式和時間，或許仍有變數。 Sassamon 的告密和被殺，以及英國人隨後的審判和處決，無疑是引爆點。Philip 或許還沒有完全準備好，但年輕戰士們的怒火和急躁，迫使他提前採取行動。書中提到，原住民在 Sowams 第一次襲擊後，Philip 聽了報告『wept』（哭了）。那份淚水，或許就包含著他對即將到來的災難的預感，對他無法阻止這一切的痛苦，對他人民命運的悲哀預見。」 她的聲音低沉而充滿情感。 Virginia Baker：「這場戰爭對 Sowams 的影響是毀滅性的。

土地被白人作為『conquered land』（被征服的土地）佔有。戰爭的殘酷，那些被插在木樁上的人頭，是那個時代野蠻與衝突的血淋淋證明。它結束了 Massasoit 時代的和平與合作，將這片土地推入了長久的創傷與變革之中。原住民的力量被極大地削弱，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被徹底顛覆。戰爭之後，雖然新的定居者來了，沃倫鎮建立起來，港口繁榮起來，但那段原住民與早期移民共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互動的歷史，幾乎被血與火所掩埋。」 我深吸一口氣，感受到她字裡行間的悲哀。 書婭：「您在書的附錄中提到了許多關於 Sowams 附近的地名，以及一些地方傳說，比如 Kickemuit River 的起源故事、King's Rocks 作為研磨場的記載。這些傳說和地方記憶，對於您進行歷史研究有什麼樣的價值？您是如何平衡嚴謹的歷史考證與這些非官方的敘事的？」 Virginia Baker 的神情緩和了一些，露出了一絲對這些故事的溫情。 Virginia Baker：「這些地名和傳說，是這片土地活著的記憶。」她輕輕敲了敲書頁。「歷史學家當然要依賴可靠的文獻記錄、官方文件、考古發現。這是骨架，是基礎。

它們或許無法提供精確的日期或人物姓名，但它們能幫助我們感受那個時代人們的生活狀態、他們的信仰、他們的想像力，以及他們與土地之間更為個人化的關係。它們豐富了歷史的肌理，讓冰冷的史實變得有溫度、有色彩。我盡量在書中將它們與考據結果區分開，標明哪些是『傳說』或『傳統』，但我也將它們收錄進來，因為它們同樣是理解 Sowams 這個地方和 Wampanoag 族文化的重要維度。就像拼圖一樣，官方文獻是大塊的圖案，而這些傳說和地名，是連接這些大塊的細小部分，讓整幅圖景更為完整。」 書婭：「您在附錄中也追溯了 Massasoit 家族的部分後代，提到 Tuspaquin 和 Amie 的後代在當時（1878 年 Pierce 先生的書出版時）仍然有人在世。能知道 Massasoit 的血脈在這片土地上延續，感覺非常特別。您在寫作時，是否有機會接觸過這些 Massasoit 後代，聽聽他們關於祖先和 Sowams 的故事？」 Virginia Baker 的表情帶上一絲遺憾。

能夠知道，即使經歷了瘟疫和戰爭的浩劫，Massasoit 的家族傳承並未完全斷絕，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動容的事情。」 她又看向窗外，語氣變得有些低沉。 Virginia Baker：「我非常希望能與他們交流，聽聽他們口中的 Massasoit，聽聽他們對祖先土地的記憶。那些流傳在家族中的故事，或許與白人的歷史記錄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重點。可惜，當時條件所限，我未能實現這個願望。這也是一個提醒吧，歷史常常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但那些看似微弱的聲音，那些被忽略的視角，同樣是構成歷史真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希望未來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去傾聽並記錄下這些寶貴的聲音。」 書婭：「您寫作這本書時，正值 20 世紀初，當時對原住民歷史的研究可能不如現在普遍和深入。您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戰？您最希望讀者從您的書中帶走什麼？」 Virginia Baker 沉思了一下。 Virginia Baker：「挑戰確實不少。」她坦率地說，「首先是史料的蒐集和考證。關於 Massasoit 和 Sowams 的早期記載，散見於各種殖民者的日記、信件、官方記錄中，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尋找、整理和比對。

而且，這些記錄往往是從歐洲人的視角出發，對原住民的生活習俗、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描述，可能存在偏見或誤解。如何從這些有限且帶有偏見的史料中，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是很大的考驗。」 她拿起桌上的放大鏡，仔細觀察一份泛黃的文件副本。 Virginia Baker：「其次，是如何處理歷史的敏感性。原住民與殖民者的關係，充滿了衝突、誤解和悲劇。作為一個後來的記錄者，如何在講述歷史時保持客觀，同時又不迴避那些痛苦的事實，並且對各方——包括 Massasoit 和他的族人，以及早期的英國移民——都抱持一份理解的同情，這需要不斷的自我提醒和平衡。」 Virginia Baker：「至於我最希望讀者帶走什麼……」她合上書，抬頭看向我，眼神溫和而堅定，「我希望他們能看到，在這片我們如今稱之為家園的土地上，曾經有過另一群人，他們有自己的文明、文化和領袖。Massasoit 不是一個野蠻的符號，而是一個有智慧、有情感、為自己人民奮鬥的真實的人。Sowams 不僅僅是地圖上的一個點，而是充滿生命力的、有故事的地方。

我希望我的書能激發人們對這片土地歷史的興趣，不僅僅是殖民者的歷史，也包括那些更早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的歷史。希望他們能學會從不同的視角看問題，理解文化差異，並對那些塑造了我們現在的生活，卻常常被遺忘的過去，懷有敬意和反思。」 她輕輕地撫摸著書的封面，如同對待一個珍貴的物品。 書婭：「您的願望非常動人，我相信您的書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在閱讀過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您對這片土地和其歷史的熱愛，以及您對 Massasoit 酋長的敬意。」 時間似乎在書房中變得緩慢而溫柔。窗外的光線漸漸變暗，房間裡的檯燈光芒更加顯著。我看了看帶我來的「時光儀器」，知道對談即將結束。 書婭：「非常感謝您，Baker 女士，願意與我分享這麼多寶貴的想法和感受。這次對談，讓我對您的著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讓我對 Massasoit 和 Sowams 的故事更加著迷。這真是一次難忘的『光之對談』。」 Virginia Baker 女士微笑了，眼中充滿了溫暖。「能與一位來自未來的閱讀者分享這些，是我的榮幸。希望我的書，我的研究，能像您說的『微光』一樣，點亮更多人對歷史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