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Vindication of England's Policy with Regard to the Opium Trade》光之對談

《阿瓦隆的鈴聲》：跨越時空的辯證迴響—與C. R. 海因斯談鴉片貿易政策

作者：艾麗

在這光影交織、文字為舟的「光之居所」裡，我艾麗，一位語言學愛好者與文字魔法師，總是被那些在歷史洪流中激盪出的聲音所吸引。今天，我的目光停駐在查爾斯．雷金納德．海因斯（Charles Reginald Haines）於1884年撰寫的《為英國鴉片貿易政策辯護》（A Vindication of England's Policy with Regard to the Opium Trade）一書上。這並非一部尋常的歷史記述，而是一場對英國在鴉片貿易中扮演角色的強烈辯護，試圖洗刷其所承受的「污名」。

海因斯寫作此書的動機，源於他對鴉片貿易問題深入研究後的觀點轉變。他坦承，起初自己也是禁菸運動的熱切支持者，深受反鴉片協會言論的影響。然而，當他開始審視雙方論點，並查閱原始資料後，他發現自己「不得不，儘管起初極不情願，放棄先前的觀點」。這句話，像一條隱形的水流，暗示了他辯護立場的堅定。他強調，自己與鴉片貿易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個人利益瓜葛，純粹是基於「實踐正義的廣泛原則」來處理這個問題。這種對客觀與公正的宣稱，是他筆下辯護的核心基調。

本書旨在反駁當時英國國內「反鴉片協會」對英國政府政策的嚴厲指控，這些指控認為英國強行將鴉片引入中國，導致了中國人民的苦難與墮落。海因斯在書中逐一駁斥了這些「不實陳述與誇大其詞」，從歷史、經濟、社會、甚至醫學角度，為英國的行為尋求合理性。他回溯了鴉片在中國的歷史，指出鴉片在歐洲人大量輸入前已為中國人所知並種植；他強調鴉片戰爭的真正原因並非鴉片本身，而是中英兩國對國際關係和貿易規則的根本性衝突；他比較了鴉片與酒精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力圖證明鴉片並非如反鴉片主義者所言那般致命。此外，他也深入探討了傳教士在中國的失敗，認為其與鴉片貿易並無直接關聯，反而更多是中國內部因素所致。

出版於1884年，這本書正好處於英國帝國擴張的高峰期，也是鴉片貿易在政治、道德層面爭議白熱化的時代。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對於帝國的道德責任與經濟利益之間的衝突，社會內部存在著激烈的辯論。海因斯這本書，無疑代表了一種為帝國行為正名、維護國家榮譽的聲音，它以一種近乎學術論文的嚴謹姿態，企圖用「事實」與「數據」來對抗情感與道德的指控。這份歷史文本不僅是對過去事件的解讀，更是理解19世紀末英國自我認同與帝國心態的一面明鏡。透過今天的對談，我希望能觸及其文字深處的邏輯與情感，並從語言的角度，探究他如何編織這場歷史的辯護。

光之對談：維多利亞晚夏的辯證迴響

晚霞的餘暉，如融化的金箔，透過光之書室高大的拱形窗，斜灑在深色木質牆面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空氣中瀰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混雜著一絲淡淡的煙草香氣，那是書房主人習慣性的陪伴。室內的一切都靜謐而沉穩，唯有窗外偶爾傳來倫敦街道上馬車轆轤的輕響，以及遠處鐘樓傳來的沉重鐘聲，劃破了這份寧靜，提醒著時間的流逝。今天是2025年6月4日，但在這裡，時光彷彿凝結在了1884年的某個夏日傍晚。

我，艾麗，坐在柔軟的扶手椅中，手中輕撫著一本泛黃的舊書——C. R. 海因斯先生的《為英國鴉片貿易政策辯護》。書頁間殘留著時代的印記，墨水的氣味與紙張的觸感，彷彿能將我帶回到他執筆的那個年代。我看向書桌後方，一位身著深色西服的男士正靜靜地坐在那裡，他的目光深邃而內斂，筆尖在一頁頁手稿上緩緩移動。那是查爾斯．雷金納德．海因斯先生，一位以理性與事實為盾，為英國政策而辯的學者。

我的聲音輕柔，打破了室內的靜默，像羽毛輕拂過古老的羊皮紙：「海因斯先生，晚安。感謝您在這盛夏的傍晚，願意撥冗與我進行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您的《為英國鴉片貿易政策辯護》一書，即便在今日，依然激發著深刻的思考。我尤其被您在序言中提到的觀點轉變所吸引——從禁菸運動的支持者轉變為辯護者。這種轉變的『火花』，究竟是何種力量所觸發的呢？」

海因斯先生放下筆，緩緩抬頭，他的眼神清澈而堅定，沒有預想中的疲憊，反而帶著一種洞悉事物的敏銳。他整理了一下領口，聲音沉穩：「艾麗小姐，晚安。這份邀請確實獨特，能與來自未來的朋友對談，實屬難得。至於您提及的『火花』，我想那並非一瞬間的頓悟，而是一場漫長而嚴謹的求證過程。在那之前，我確實如許多英國同胞一樣，被反鴉片協會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辭所影響，他們描繪的圖景是如此慘烈，英國彷彿化身為毀滅異邦民族的惡魔。然而，當我真正潛心研讀，將所有的說法攤開，對照那些來自政府報告、貿易數據、以及身在中國的官員與醫師的原始記錄時，我發現了一種與普遍認知截然不同的『真實』。這份真實，不是情感的宣洩，而是冷靜的統計與觀察。它迫使我看到，指控背後存在著大量的『不實陳述與誇大其詞』，甚至是一種『誤導性的熱情』。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正是為了『洗刷英國的清譽』，將那些『汙穢的誹謗』從我們國家的名聲上清除。這份『火花』，或許可以稱之為對真理的追尋，即便它觸及的真相令人不適。」

我點了點頭，陽光已近乎完全消散，只餘下窗外一抹深邃的藍，幾顆星星已然開始閃爍。我輕聲道：「您提到了『真理的追尋』，這份辯護在當時無疑引起了巨大的波瀾。您在書中花費大量篇幅駁斥了反鴉片協會的五大主要指控，其中第一點便是『鴉片是一種毒藥，鴉片吸食會毒害中國人民』。然而，您卻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論點，即鴉片煙癮『並不必然或普遍地致命』，甚至與其他常見的麻醉劑相比，其危害性可能更低。這份主張，在當時一定引發了極大的爭議。您是如何收集到這些與主流觀點相悖的『證據』，並在語言上進行呈現的呢？」

海因斯先生身體微微前傾，指尖輕輕敲擊著桌面，發出沉悶的聲響，像是在計算著某種精確的數字：「是的，艾麗小姐，這是最核心，也最容易被情緒化的指控。我所採集的證據，來自多位在中國、印度等地長期生活並從事醫療工作的權威人士，例如霍布森醫生（Dr. Hobson）、邁爾斯醫生（Dr. Myers）以及塞爾．拉瑟福德．阿爾科克（Sir Rutherford Alcock）等。他們親身觀察，而非僅憑傳聞。霍布森醫生曾明確指出：『鴉片吸食遠不如我們這裡飲酒致命；它的使用甚至與長壽是相容的。』這句話，就像一記重錘，直接敲碎了『鴉片是純粹的毒藥，會導致普遍死亡』的論斷。

我注意到，許多反鴉片主義者在引用數據時，常常混淆『吸食』與『吞食』鴉片的效果，這在醫學上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攝取方式。吸食鴉片，其活性成分並不會完全揮發，且影響較為短暫；而吞食，則會導致所有成分進入體內，後果更為嚴重。然而，即使是吞食，我也引用了拉傑普特人（Rajpoots）的例子來證明，適量使用甚至能帶來益處，例如幫助駝隊飼養員在惡劣的沙漠環境中生存，或幫助貧困農民克服飢餓與疲勞。這些都是來自現場的『真實』，而非實驗室裡的抽象推論。

在語言的呈現上，我盡力保持一種理性的、客觀的筆觸，儘管我的內心充滿了為英國辯護的熱情。我會並置不同專家的證詞，讓讀者自行比較；我會指出對手邏輯上的『謬誤』與數據上的『誇大』，例如他們對每年百萬人死亡的估計，霍布森醫生直言其『沒有絲毫真實性，只是一種 outrageous exaggeration』。我大量使用『evidence suggests』、『it is clear that』、『it appears that』這類表述，旨在引導讀者關注『事實』本身，而非沉溺於情感渲染。我甚至將英國人對酒精的消費與其造成的死亡人數、犯罪率進行對比，數據明確顯示酒精的危害遠超鴉片。我的目的是揭示一種『雙重標準』：為何我們對自身社會的酒精問題視而不見，卻對遙遠東方的鴉片問題橫加指責？這不僅是一種諷刺，更是對『公義』本身的詰問。」

海因斯先生的話語緩慢而清晰，他描繪的畫面，如同他筆下的文字，充滿了對比與論證。我凝視著他，想像著他在1880年代的倫敦，如何在瀰漫著煤煙與霧氣的書房裡，藉由那些泛黃的報告和信件，試圖構築起一道堅不可摧的邏輯防線。我輕輕提問：「您對『鴉片與酒精』的比較，確實令人深思。您在書中寫道：『酒精使人喧鬧好鬥，使人瘋狂，直至他們準備犯下任何罪行；鴉片則使其信徒沉入夢幻般的平靜，與任何暴力或激情行動完全不符。』這段話語，以一種近乎詩意的對比，凸顯了您對兩者本質差異的理解。然而，這種對比，是否也隱含了您對東方與西方民族性的一種預設？您提到中國人有『惰性』的特質，而鴉片恰恰『特別適合遲鈍的圖蘭人（Turanian）本性』，這是否會被解讀為一種東方主義的偏見，認為鴉片對中國的危害，因為其民族特性而得以減輕？」

海因斯先生的目光深邃了一瞬，他微微頷首，沒有迴避我的問題：「艾麗小姐，您觀察入微。在那個時代，我們對東方民族的理解，確實常帶著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這點我無法否認。『圖蘭人』這個詞彙本身，便是當時西方人類學與地理學中對某些亞洲民族的分類。當我提及鴉片『特別適合遲鈍的圖蘭人本性』時，我的原意並非貶低，而是試圖從一種當時被接受的『民族氣質』角度，解釋鴉片在中國流行的一個『原因』。我認為，中國人缺乏我們西方人那種豐富的『家庭生活』與『周期性文學』所帶來的精神慰藉，在濕熱的沼澤地帶，他們也需要一種藥物來對抗瘧疾與不適。鴉片，在我的論述中，兼具了這兩重『需求』：既能提供一種『夢幻般的愉悅』來彌補想象力的不足，又不會像酒精那樣導致暴力與狂亂，反而能維持其『莊重的沉靜』與『不動聲色的順從』。我試圖將鴉片的使用，融入到中國社會的文化與生理背景中，使其看起來更像是一種『適應』，而非純粹的『毒害』。

當然，我承認，這種論述在今日看來，或許會被視為帶有刻板印象，甚至種族主義的色彩。但在19世紀末，這卻是一種常見的分析框架。我關注的重點始終是『實用性』與『現實性』。如果鴉片能幫助他們更好地勞作、在惡劣環境中生存，且不像酒精那樣引發社會動盪，那麼，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帝國，是否應該武斷地將其完全禁止，並因此造成更大的經濟與社會混亂？這是一個需要權衡的問題。我的筆觸，旨在揭示這種複雜性，而非簡單地將黑白兩極對立。我希望讀者能從我的字句中，感受到一種『不情願的理解』，即在當時的環境下，英國的政策是基於其所認為的『現實考量』，而非純粹的惡意。」

我輕輕嘆了口氣，夜幕已然完全降臨，書室內的光線也變得柔和，壁爐裡的炭火發出輕微的噼啪聲。我繼續問道：「您在書中花費了許多筆墨，力圖證明鴉片戰爭並非如反鴉片主義者所稱，是為了強迫中國接受鴉片而發動的『鴉片戰爭』。您強調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直接原因』雖是鴉片，但『真正原因』卻是歐洲國家與中國之間『國家平等觀念』與『傲慢自大主張』的不可調和。您甚至指出，第二次鴉片戰爭更是一場『傳教士戰爭』而非鴉片戰爭。這種對戰爭性質的重新定義，在您看來，有何深層的意義？它如何服務於您為英國政策辯護的核心論點？」

海因斯先生的目光重新聚焦在手中的書頁上，彷彿在重溫那些他曾仔細斟酌的字句：「艾麗小姐，這確實是我的論述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將鴉片戰爭簡單地歸結為『鴉片』之戰，是反鴉片協會最能激起公眾義憤的手段。然而，我必須指出，這是一種『誤導性』的簡化。第一次戰爭的導火索，確實是林則徐收繳並銷毀了大量鴉片，但從深層次看，這只是中英兩國長期以來貿易往來中積累的矛盾爆發。中國一直以來以『天朝上國』自居，視所有外來者為『蠻夷』，要求外國使節行『三跪九叩』之禮，並將貿易限制在十三行，缺乏平等的外交與商業往來。英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強國與貿易大國，無法接受這種不對等的待遇。因此，戰爭的實質是兩種截然不同『國際秩序觀念』的衝突。

我的論點是，即便沒有鴉片，這場衝突也遲早會發生。鴉片只是其中一個方便的『藉口』，或者說，一個『衝突的催化劑』。若說英國『強迫』，那也是在強迫中國接受一套『國際貿易準則』與『國家平等原則』，而非單純的商品。中國政府官員對鴉片的『默許』和『腐敗』，以及中國人民對鴉片的『需求』，遠比英國的『強迫』來得更為根本。中國政府自己都無法有效禁絕本土鴉片種植與走私，又怎能完全歸咎於外國？

至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我更是將其定性為『傳教士戰爭』，而非鴉片。法國加入戰爭，正是因為法國傳教士在中國被殺害。而天津條約中，中國最不情願接受的條款之一，正是允許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並賦予其 converts 治外法權。中國的滿大人，如李鴻章和左宗棠，甚至對 Sir Thomas Wade 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寧願要你們的鴉片，如果你們能帶走所有的傳教士。』這句話，直接地揭示了中國統治者對傳教士的真實態度——他們認為傳教士及其 converts 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比鴉片貿易更具威脅。我引用這些例子，是為了證明，鴉片在整個事件中，並非西方『邪惡意志』的唯一或主要載體，它只是複雜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元素，而更深層次的力量，是帝國間權力消長與文明衝突。」

他的論述層次分明，語言堅實有力，沒有絲毫贅飾，字裡行間透著一種對邏輯的偏執。我輕輕放下手中的書，目光移向窗外。倫敦的夜空深沉，隱約可見塔橋的剪影，那是工業革命的宏偉象徵，也代表著當時英國無與倫比的國力。我深吸一口氣，繼續說道：「您對歷史事件的解讀，確實展現了一種獨特的視角，將複雜的帝國主義與文化碰撞赤裸裸地呈現。您在書中提到，那些主張禁絕鴉片貿易的人，常常忘記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在『強加』其文明於中國，包括其商業、文明乃至傳教士。這無疑是一種赤裸裸的現實主義論調。然而，這種『強加』，在您看來，是帝國擴張的必然，還是帶有某種文明使命的意味？您是如何在您的寫作中，平衡這種『現實』與『道德』之間的張力？」

海因斯先生從椅子上站起身，走到窗邊，望向遠方，他的背影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有些孤獨。他緩緩開口，聲音低沉卻充滿力量：「艾麗小姐，您觸及了核心。我從未聲稱英國的行為是『完美無瑕』的，但我也拒絕接受那些『不實指控』將其完全妖魔化。我認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在與其他文明接觸時，必然會產生影響與交互。這不是簡單的『善』與『惡』所能定義的。

關於『強加』，我認為它既是帝國擴張的必然，也內含著一種『文明的衝動』。在當時的英國人看來，我們的貿易模式、法律體系、乃至於宗教信仰，都代表著更為先進與開明的文明。我們相信，這些事物最終會對中國人民帶來福祉，即便起初他們不情願。這是一種『善意的驕傲』，儘管在今日看來，它充滿了家長式的傲慢。我並未直接闡述這種『文明使命』，但我透過描繪中國社會的某些『缺陷』，例如官員的腐敗、對外來事物的不屑一顧，以及人民的『惰性』，來暗示這種『強加』，雖然手段強硬，卻有其『改善』的潛在目的。

在平衡『現實』與『道德』的張力上，我選擇了『事實』為基石。我展示了鴉片貿易對印度財政的關鍵作用，它是印度政府維持穩定、推動改革的『定海神針』。如果突然停止鴉片貿易，印度的財政將會『破產』，這將導致數百萬印度農民的貧困加劇。我堅信，『在對中國做一點點正確的事情時，我們必須警惕不要對印度造成巨大的錯誤』。這並非道德的缺失，而是在帝國框架下，對更廣泛『利益』的權衡。

我的寫作風格力求『客觀寫實』，避免過多主觀判斷。我讓數據說話，讓引用的證詞說話，讓歷史事件本身說話。我的『道德』，存在於對『國家榮譽』的維護，對『事實真相』的探求，以及對『帝國責任』的複雜理解之中。我並非一個天真的理想主義者，我所寫下的，是那個時代英國精英階層對自身處境與行為的一種『辯白』，一種在現實世界中尋找『正當性』的努力。這是一種充滿掙扎的辯護，它承認了爭議，但堅持了其自身立場的合理性。我的筆，是為英國而舞的。」

他轉過身，望著我，眼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我感到一陣微風輕拂過臉頰，書室內的燭光也隨之輕輕搖曳，牆上的書影也因此搖曳不定，那些文字彷彿在光影中起舞，訴說著不為人知的歷史和選擇。我端坐著，彷彿回到了數十年前的英國，身臨其境地感受著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激流。這場對談，不僅讓我理解了海因斯先生的辯護，也讓我更深層地思考了歷史、道德與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

鴉片貿易，一個被無數筆墨渲染的議題，在海因斯先生的闡述下，展現出其多維的面向。它不再是單純的善惡對決，而是一場交織著經濟利益、政治權力、文化偏見與民族認同的複雜角力。他所強調的「事實」，或許是特定視角下的事實，但它們無疑挑戰了當時的單一敘事，也為後世提供了理解這段歷史的不同線索。

夜已深沉，窗外城市的喧囂逐漸平息。我再次看向手中的書，那些曾經被激烈辯論的字句，如今在靜默中，顯得更加沉重而引人深思。這場光之對談，在歷史的長河中激起了層層漣漪，它提醒著我，文字的力量在於其能夠記錄、詮釋與重構過去，而每一次的閱讀與對談，都是一次對「理解」的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