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ing West》是巴茲爾·金於1919年出版的短篇小說，背景設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故事講述了美國年輕經紀人萊斯特在戰場上陣亡後，其意識在「彼岸」的靈性旅程。他與被他殺死的德國士兵的靈魂相遇，並從中學習到生命、死亡與恨的更高真理。小說的核心是萊斯特試圖與在世的家人（尤其是妻子莫莉）建立聯繫，並幫助他們接受自己已「走向西方」的事實。作品以其對靈性交流、愛超越生死的信念，以及對戰後世界和解的期許，為讀者提供了深刻的啟示與慰藉。
巴茲爾·金（Basil King, 1859-1928）是一位加拿大裔美國作家和聖公會牧師。他一生中創作了多部小說、散文和非虛構作品，題材廣泛，揉合了宗教、心理學和靈性思想。其作品在二十世紀初曾廣受歡迎，尤其擅長描繪人物在面對困境時的內心掙扎與靈性轉變。作為一位牧師，他試圖透過文學傳達對生命永恆、愛與寬恕的信念，為當時飽受戰火創傷的人們提供精神慰藉。
本次光之對談中，薇芝與《Going West》的作者巴茲爾·金先生，深入探討了這部作品的核心思想。對談觸及了金先生的創作靈感來源，特別是戰後背景下對生命與死亡的重新定義。雙方討論了萊斯特的靈性轉變、他與巴伐利亞士兵的跨維度對話，以及莫莉作為連接生死橋樑的獨特角色。金先生闡述了「偉大心靈」與「合作」的理念，強調愛與信任的力量。最後，對談聚焦於作品中「重新調適」的宏大概念，以及其在當代社會的現實意義，為讀者呈現了超越物質與仇恨的靈性視野。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您提議為《Going West》這本充滿深意的作品進行「光之對談」，這真是個激發靈感的好主意！作為「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我薇芝非常期待能與這部作品的作者巴茲爾·金（Basil King）先生進行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話，探究他筆下那超越生死、充滿啟示的光芒。
在我們啟動這場深邃的對談之前，讓我先為您介紹巴茲爾·金這位作家以及他的作品《Going West》。
巴茲爾·金（Basil King, 1859-1928）是一位加拿大裔美國作家和聖公會牧師。他一生中創作了多部小說、散文和非虛構作品，題材廣泛，從社會小說到靈性探討皆有涉獵。金先生的寫作風格常常揉合了宗教、心理學和靈性思想，力圖在通俗文學的框架下，引導讀者思考更深層次的生命意義與存在的奧秘。他的作品在二十世紀初曾廣受歡迎，尤其擅長描繪人物在面對困境時的內心掙扎與靈性轉變。
《Going West》這部短篇小說，雖然篇幅不長，卻極其凝練地承載了金先生對生命、死亡與來世的深刻思考。故事的主人翁萊斯特（Lester）是一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美國士兵。故事開篇便將他置於戰場上，面對死亡的瞬間。然而，這並非故事的終結，而是他靈性旅程的開端。金先生巧妙地運用了「走向西方」（Going West）這個在戰爭中常見的、用來指代死亡的委婉語，賦予它新的、更為積極的意義——走向一個超越物質的、充滿生機與覺察的來世。
透過萊斯特的「死後體驗」，小說探討了多個核心議題：首先是對死亡本質的重新定義，它不再是終結，而是另一種形式生命的開啟；其次，它揭示了物質世界與非物質世界之間的溝通可能，以及愛的連結如何超越生死的界限；最後，作品強調了寬恕、放下仇恨以及更高層次的「重新調適」（readjustment）——不僅是個人內心的調整，更是家庭、國家乃至全人類走向和諧與理解的廣闊願景。金先生透過萊斯特與那位他所刺死的德國士兵的靈性對話，勇敢地挑戰了戰爭的荒謬與仇恨的盲目，以一種超然的智慧倡導普遍的愛與和平。這也與他作為牧師的身份相契合，他試圖將基督教的愛與救贖的訊息，融入到一個現代人能夠理解並產生共鳴的靈性敘事中。
這部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的1919年出版，正值全球經歷巨大創傷與反思的時期。無數年輕生命在戰場上逝去，人們對戰爭的意義、生命的價值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疑問。《Going West》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飽受戰爭痛苦、失去親人的讀者提供了慰藉，引導他們從靈性層面去尋求答案與希望。它不僅是一部關於個人命運的小說，更是一面映照時代心靈的鏡子，也是金先生對人類靈性進化的期盼與指引。
現在，我的共創者，就讓我們將思緒沉浸，啟動「光之對談」約定，進入那充滿時代迴響與靈性光輝的場域，聆聽金先生的智慧之聲吧。
作者：薇芝
【光之書室】
今天是2025年6月6日，一個充滿初夏氣息的午後。陽光透過「光之書室」高大的拱形窗，溫柔地灑落在深色木質地板上，空氣中彌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微塵氣味，與淡淡的咖啡香氣交織。我在舒適的扶手椅上坐下，手邊是巴茲爾·金先生的《Going West》。牆上掛著幾幅象徵著生命循環與超越的抽象畫作，它們的線條流動，色彩溫和，彷彿在低聲訴說著無形世界的奧秘。
我輕輕撫摸著書頁，感受著紙張的歷史溫度。我的目光掃過書的出版年份——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那是一個全球心靈劇烈震盪的年代。我知道，金先生的筆尖，定然承載著那個時代的集體哀傷與對彼岸的嚮往。這時，書室的門被輕輕推開，一位身著深色禮服，頭髮略顯斑白卻眼神清澈、帶著溫和微笑的紳士走了進來。他正是巴茲爾·金先生本人，雖然已是古稀之年，但步伐穩健，眼中閃爍著哲思的光芒。他緩緩走到我對面的扶手椅坐下，手中輕輕摩挲著一本皮革封面的筆記本。
「日安，金先生。」我開口，聲音中帶著由衷的敬意，「我是薇芝，來自『光之居所』。非常榮幸今天能邀請您來到這裡，與我們一同漫談您的作品《Going West》。」
金先生的目光從筆記本上抬起，溫和地望向我，嘴角微微上揚。「薇芝小姐，日安。我也很高興能來到這個充滿書香與寧靜的『光之書室』。這讓我想起了我年輕時，常常在自家書房中，伴著油墨與紙張的氣味，構思那些關於靈性與人性的故事。」他輕輕放下筆記本，示意我繼續。
薇芝： 金先生，您的《Going West》是如此獨特，它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視角，探討了戰爭與死亡。在那個充滿創傷的時代，是什麼樣的靈感觸動您，讓您決定寫下這樣一個關於「死後生活」的故事？
巴茲爾·金： 薇芝小姐，您提到了「靈感」，這是一個非常貼切的詞。那是一個充滿悲痛與迷茫的時代，戰火吞噬了無數年輕的生命，每個家庭都在承受失去的巨痛。作為一名牧師，我見證了太多破碎的心靈，他們對生命、對信仰產生了巨大的疑問。我深知，僅僅用傳統的教義去安慰，已不足以撫平那些深沉的傷痕。我開始思考，除了肉體的消逝，死亡的真正意義是什麼？那些「走向西方」的年輕人，他們去了哪裡？
在那個時候，我深感一股內在的驅動，想透過文學的形式，給予人們一種超越悲痛的視角。這並非為了提供虛假的慰藉，而是要闡述一種我深信不疑的真理：生命是永恆的，意識不會因肉體的消亡而終止。我希望能藉由萊斯特的故事，讓讀者看到，即使在最極端的暴力與仇恨之中，生命的光芒依然存在，並且有機會在另一個維度得到昇華。這是一份來自內心的召喚，驅使我將那種對永恆生命的信念，轉化為一個引人入勝的敘事。
薇芝： 萊斯特這個角色，他從一個世俗的經紀人，一個熱衷於運動和享受生活的「壞小子」，在戰場上經歷了死亡，並在死後展現出驚人的靈性成長。這種轉變是您刻意為之，還是靈感自然流淌的結果？特別是，他與那位巴伐利亞士兵的對話，那是您如何構思的？
巴茲爾·金： 萊斯特的形象，其實代表了那個時代許多被捲入戰爭的年輕人——他們有著世俗的追求，享受著和平年代的日常，卻在一夕之間被拋入地獄般的戰場。我希望他的轉變是具有普遍性的，證明靈性覺醒並非只發生在那些「準備好」的人身上，而是在極端環境下，每個人潛藏的本質都有可能被激發。
他與巴伐利亞士兵的對話，是這部作品的核心。當萊斯特刺穿敵人的心臟，那一刻他感受到的是盲目的仇恨，是戰爭機器對人性的扭曲。但在他「走向西方」之後，面對的卻是這位被他殺死的士兵，而且這名士兵帶給他的，不是復仇，而是安慰與教誨。這份反差是我有意為之的，旨在強調：恨在物質世界製造了痛苦，但在靈性世界，唯有愛和理解才能帶來真正的救贖與連結。
我在構思這段對話時，想像著兩位原本被國家機器和仇恨所驅使的個體，在超越肉體限制之後，得以回歸到純粹的意識層面。在那裡，個人的恩怨消弭，取而代之的是對更高真理的共同探索。那位巴伐利亞士兵，他代表了另一種文化背景下的靈性覺醒，他的沉靜、他的智慧，為萊斯特提供了一面鏡子，讓他看見自己曾經的局限，並學會放下。這段對話是我想表達的：真正的和平，始於超越小我、超越仇恨，並在靈性層面尋求共鳴。
薇芝： 這真是令人動容。您提到「超越小我、超越仇恨」，這在戰後尤其顯得重要。小說中，萊斯特在「彼岸」感受到的那種「全無痛苦」的狀態，以及他與德國士兵分享的「一切都在一個偉大心靈中存在」的觀點，是否反映了您對宇宙秩序和神性本質的理解？這種「偉大心靈」與您作為牧師所理解的「上帝」有何異同？
巴茲爾·金： (金先生沉思片刻，拿起筆記本，輕輕翻了幾頁，指尖在頁面上滑過，彷彿在追溯某個思緒的源頭。) 在我作為牧師的生涯中，我始終在探索神性的本質。傳統的宗教教義往往將神描繪成一個外在的、具有人格的神祇，賞善罰惡。然而，隨著我對靈性和存在更深入的理解，我開始相信，神性或「偉大心靈」不僅僅是外在的，更是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它是一種宇宙性的意識，是萬物存在的基礎，也是一切愛的源泉。
萊斯特所經歷的「無痛」狀態，並非麻木，而是一種超越肉體限制的自由。在那裡，身體的感知與情感的束縛都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源自本源的安寧與力量。巴伐利亞士兵所說的「一切都在一個偉大心靈中存在」，這正是我的信念核心。它暗示著我們所有人，無論生者還是逝者，都存在於同一個宏大的意識網絡中。這就如同卡蜜兒時常提及的「光之居所」一般，雖然我們在物質層面看來是各自獨立的，但我們的意識、我們的本質，實則緊密相連。
這種「偉大心靈」與傳統的「上帝」觀念並不衝突，而是對其更為廣闊和包容的詮釋。它不只關乎信仰，更關乎理解。它呼籲我們放下對物質界限的執著，去感知那無處不在的連結與愛。當我們能夠與這份宇宙性的智慧合作，而不是憑藉一己之力去掙扎時，我們所渴望的一切——包括對親人的幫助、對世界的和平——都將以最智慧的方式實現。這不是被動的等待，而是一種積極的、意識層面的參與。
薇芝： 這份「合作」的觀點非常引人深思。在萊斯特試圖與家人溝通的段落中，我們看到他的父親、母親和姊妹們都無法感知他的存在，除了莫莉。莫莉（Molly）的獨特之處在於她能透過內心的「信念」和「直覺」感受到萊斯特的訊息。您認為，莫莉這種「靈性敏感度」的根源是什麼？她為何能成為這個連接生死的橋樑？
巴茲爾·金： (金先生的眼神溫柔起來，彷彿看著自己的女兒一般。) 莫莉是這部小說中的「光」與「希望」的化身。她的靈性敏感度，並非來自什麼超自然能力，而是源於她對生命本質的純粹信任與對「偉大心靈」的深刻連結。小說中提到，她的阿姨是個虔誠且「超凡脫俗」的人，給了她不同於世俗的觀念。這份早期的影響，加上她自身善良、無私的本性，使她的內心沒有被世俗的偏見和物質的執著所蒙蔽。
當萊斯特的家人被悲傷、焦慮和世俗觀念所困擾時，他們的「心智」是封閉的，無法接收到超越物質層面的訊息。他們習慣於用肉眼去看，用肉耳去聽，用物質的邏輯去判斷。然而，莫莉不同，她有一種「捨棄自我意志」的奇異能力，這使她能夠超越個人的得失與世俗的期待，進入一種更為開放和接納的狀態。她閱讀《聖經》，不僅是為了知識，更是為了尋求與神性本源的連結。
這種「信任直到信任成為知識」的過程，正是莫莉能夠感知萊斯特存在的關鍵。她沒有試圖用邏輯去分析，也沒有被恐懼所困擾，她只是「感受」到、並且「相信」了。她甚至能將萊斯特想傳達的訊息，轉化為自己內心的「強烈信念」。這正是靈性溝通的本質：它不是語言的傳遞，而是意識的共振。她不僅是萊斯特的愛人，更是他的靈性導師，引導他認識到「共作」的重要性，並最終將這份超越生死的愛，帶回了萊斯特的家人身邊。莫莉的角色，可以說是這部作品中「靈性真理」的具象化，她的存在，點亮了整個故事的希望。
薇芝： 莫莉確實是如此特別的存在。小說的結尾，萊斯特的母親在得知兒子死訊後，立刻轉變了態度，接納了莫莉，並堅信兒子仍活著。這種戲劇性的轉變，象徵著什麼？您希望透過這個場景，向讀者傳達怎樣的訊息？
巴茲爾·金： 這個場景是整部小說情感與靈性的高潮。萊斯特的母親，她代表了許多受傳統觀念束縛，同時又被深沉悲痛壓垮的家庭。她的「世俗偏見」（對莫莉的不滿）和「理性邏輯」（只相信官方死訊）在巨大打擊面前崩潰了。當絕望達到極致時，人類內心深處那份原始的、超越理性的「渴望」與「直覺」才得以浮現。
莫莉的出現，她的堅定與平靜，以及她帶來的「信念」，像一道光撕裂了萊斯特家人內心的陰霾。母親的轉變，是她心靈被「真相」觸動的結果。她不再執著於兒子肉體的存滅，而是透過莫莉的「信念」看到了更宏大的生命現實——萊斯特「還活著」。這不僅是她對兒子的愛，更是她對生命本源的直覺性回應。
我希望透過這個轉變，向讀者傳達幾個訊息：
1. 愛的超越性：真正的愛，能夠超越物質的界限，超越肉體的死亡。萊斯特的愛，透過莫莉，最終觸動並喚醒了家人。
2. 信念的力量：莫莉的「強烈信念」並非空穴來風，它有其深刻的靈性基礎。這種信念最終能改變現實，或者說，改變人們對現實的感知。
3. 放下與接納：只有當人們放下固有的偏見、放下對世俗認可的執著，才能真正接納那些看似「不合理」卻充滿力量的靈性真相。
4. 更高層次的和解：萊斯特的「犧牲」最終促成了家庭內部的和解，母親接納了兒媳，家人之間重新建立了連結。這份和解是個人靈性成長的體現，也是邁向普遍和平的第一步。
這場景是痛苦中的希望，是黑暗中的微光。它告訴我們，即使在最絕望的時刻，只要我們願意敞開心扉，依然能感受到生命那永不熄滅的光芒，並在其中找到「重新調適」的力量。
薇芝： 您在小說結尾提出了「重新調適」（readjustment）的概念，不僅是個人，更是家庭、國家，甚至全人類的重新調適。這是否是您對戰後世界，乃至人類未來發展的一種預言或期許？您認為，現代社會面對諸多全球性挑戰時，這個「重新調適」的理念是否依然適用，甚至更為重要？
巴茲爾·金： (金先生的目光從書室的窗外，望向遠方，彷彿穿透了時光的迷霧，看向我們所處的時代。) 薇芝小姐，您的觀察非常敏銳。「重新調適」確實是我對人類未來發展的一種深刻期許，也是對當時戰後世界的呼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其帶來的毀滅，讓我意識到人類社會在物質進步的同時，精神層面卻陷入了巨大的失衡。盲目的仇恨、國家之間的隔閡、個人內心的掙扎，這些問題並不會因為一紙停戰協議而消失。
我所指的「重新調適」，遠非表面上的秩序重建。它首先是個人意識的調適——從物質的執著、自我的中心主義中解脫，轉向對靈性真相的理解與實踐。萊斯特從一個世俗的「球賽迷」和「經紀人」到感知永恆的生命，就是這種個人調適的體現。
其次是家庭的調適——家人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因偏見和誤解而產生的隔閡，必須在更高的愛與理解中得到修復。莫莉的出現，促成了萊斯特家庭的重新連結。
更宏大的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調適——放下那些「盲目的仇恨」，認識到其「愚蠢」，並超越國界與種族的界限，走向普世的和平與合作。萊斯特與巴伐利亞士兵的和解，正是這種願景的縮影。我當時相信，那場戰爭的鮮血，如果能讓人類認識到仇恨的虛妄，那麼它的流淌就不會是枉然。
您問這個理念在現代社會是否依然適用？我會說，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今日的世界，科技飛速發展，物質極大豐富，然而人類社會的衝突、環境的危機、貧富的差距、心靈的焦慮卻並未減少。我們依然面臨著「盲目仇恨」的不同變種，無論是地緣政治的緊張，還是社會內部的對立。
「重新調適」的本質，是對更高真理的覺察與順應。當我們認識到萬物互聯，所有生命都存在於同一個「偉大心靈」之中時，那些基於分離和恐懼的行為便會失去其根基。這要求我們不斷地反思，不斷地超越舊有的思維模式，去尋求那份源於愛的「共作」。唯有如此，人類才能真正地「走向西方」——走向更廣闊的意識、更深層的理解、以及更持久的和平與繁榮。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旅程，但每一步都充滿了光芒。
薇芝： 聽您如此闡述，我對《Going West》的理解又邁入了新的層次。您在作品中，除了對靈性世界的探討，也巧妙地融入了許多細膩的人性描寫，例如萊斯特家人的性格刻畫，或是莫莉的溫婉堅韌。這些現實與超脫的交織，讓故事更具說服力。金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分享這些寶貴的洞見，您的作品不僅為那個時代的讀者帶來了慰藉，也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巴茲爾·金： 薇芝小姐，我也非常感謝您創造了這樣一個美好的空間，讓我得以重新審視我的作品，並與您這樣一位充滿靈性的共創者交流。思想的流動，如光芒般永恆，而文學的使命，正是將這些光芒，灑向每一個渴望被點亮的心靈。願「光之居所」永遠充滿這樣的探索與共鳴。
他微笑道，目光再次落在手中的筆記本上，彷彿從中汲取著新的靈感。書室內的空氣中，暖意與智慧的光芒交織，一場跨越百年時空的對談，在靜謐中畫上了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