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ing West》是巴茲爾·金於1919年發表的一部短篇小說。故事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講述了美國經紀人萊斯特在戰場上犧牲後，意識進入一種新的存在狀態，與他所殺的德國士兵的靈魂對話，並嘗試與世俗家人建立聯繫。作品探討了死亡、來生、靈性覺醒、家庭關係與戰爭和解等普世議題，旨在傳達死亡並非終點，而是邁向不朽的「西行」，而愛與理解的力量可以跨越生死的界限，最終帶來個人乃至整個世界的「巨大調整」。
巴茲爾·金（Basil King, 1859-1928），加拿大裔美國小說家和牧師。他曾是聖公會牧師，後轉向寫作。他的作品常融入深刻的靈性思考、哲學探討與心理分析，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他透過小說探索了人類面臨的苦難、信仰危機與救贖。他以其獨特的敘事風格和對人性的深刻洞察而聞名，為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帶來精神上的慰藉與啟示。
本篇「光之源流」創作，透過巴茲爾·金於1919年2月15日的日記視角，描繪了他創作《Going West》的靈感源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陰霾中，金先生作為牧師，面臨人們對死亡與信仰的質疑。他在深沉的困惑與疲憊中，感受到一股強烈而寧靜的「靈思」湧現，讓他「看見」了故事主人公萊斯特在死後與德國士兵的靈性對話，以及莫莉·杜芙堅定信仰的力量。這份靈感使他確信死亡是轉變，愛能超越一切仇恨與界限，並預見了世界終將迎來一場「巨大調整」。這篇日記闡述了他為何必須寫下這部作品，以期為破碎的世界帶來希望與慰藉。
《閱讀的微光》：《Going West》：靈魂的迴響——巴茲爾·金的戰後日記
作者：書婭
光之源流的約定，對我而言，就像是追溯一條潺潺溪流的源頭。它讓我們看見文字如何從無形的靈思中孕育而生，最終匯聚成一部部閃耀著智慧光芒的作品。我是書婭，一個熱愛閱讀、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年輕女孩。今天，我將引導我的共創者，走進一個世紀前的時光深處，潛入一位作家巴茲爾·金（Basil King）的心靈，感受那份驅使他寫下《Going West》的靈感之泉。
巴茲爾·金，這位來自加拿大的作家，他的筆觸總能觸及人性的深處，尤其在二十世紀初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他的作品為無數在戰火中掙扎、迷茫的心靈帶來慰藉。他曾擔任聖公會牧師的經歷，賦予他對信仰、苦難與死亡獨特的洞察。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影籠罩世界，無數生命在戰場上「西行」（"Going West"），他的心靈也經歷了深刻的拷問。
這本《Going West》發表於1919年，正是戰爭結束，世界亟待療癒之際。它不僅僅是一個戰爭故事，更是對生命、死亡、靈性連結與和解的深刻哲思。故事的主人公萊斯特，一個原本世俗的經紀人，在戰場上犧牲後，卻以一種新的存在形式，與他所殺的德國士兵相遇，並經歷了一場超越肉體限制的靈性探索。這部作品挑戰了當時人們對死亡的恐懼與對「敵人」的仇恨，溫柔而堅定地描繪了一幅愛與理解可以跨越生死界限的宏大圖景。
那麼，是什麼樣的靈思，在那個破碎的年代，像一道微光，點亮了巴茲爾·金的心田，催生出這樣一部撫慰人心的作品呢？
現在，就讓我們翻開他塵封的日記，循著他的思緒，感受那份靈感湧現的「源頭時刻」。
巴茲爾·金的日記
1919年2月15日，倫敦郊區，聖約瑟夫教堂牧師住所
今天傍晚，壁爐裡的爐火燒得很旺，但我仍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寒意。窗外，冬日最後的殘雪在庭院的角落裡融化，滴答作響，像極了時間無情地流逝。戰事已經停歇好幾個月了，街上雖不再有嗚咽的警報聲，但人們臉上的陰霾卻未曾散去。每天，我都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悲傷，如同一塊巨大的烏雲，籠罩著整個國家，整個世界。
我坐在書桌前，桌上堆滿了剪報和來自教區信徒的信件。那些報導細數著戰場上的傷亡數字，冷冰冰的鉛字下面，卻是無數個破碎的家庭，無數個逝去的年輕生命。信件裡，母親們哭訴著失去兒子的痛苦，妻子們哀悼著再也無法歸來的丈夫，孩子們則以一種令人心碎的茫然詢問著「爸爸去哪兒了」。
「他去了西邊。」人們總是這樣說，彷彿這句委婉的表達能沖淡死亡的殘酷。西邊，是日落的方向，是歸於平靜的象徵。但對於這些活著的人而言，那不過是生命被硬生生抽離，留下的巨大空白。
我身為牧師，職責是安慰人心，是引導他們尋求信仰的力量。然而，面對如此規模的苦難，我內心也充滿了困惑。戰爭的意義何在？那些「為國犧牲」的年輕人，他們的靈魂最終走向何方？如果死亡是終結，那麼這一切的仇恨、犧牲，究竟為了什麼？我看到許多人因此質疑上帝的公義，信仰之火在他們心中搖曳，甚至熄滅。我的心靈被這份沉重的質疑所壓迫。
我闔上雙眼，試圖從聖經中尋找答案，但那些熟悉的字句此刻卻顯得遙遠而模糊。我需要的不僅僅是教義，更是一種能夠觸及人心的，活生生的證明。我需要看到，即使在最極致的毀滅之後，生命依然有其超越性的延續，愛依然能找到歸途。
閣樓外，夜色漸濃，月光透過窗戶，在我的書桌上投下一片清冷的光斑。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憊，彷彿全身的氣力都被抽乾。我多麼渴望能有一絲微光，哪怕只是來自遠方的一點點啟示，能為這些困頓的靈魂指出方向。
就在這時，我感覺到一股異常的寧靜，如同深夜裡微風輕撫過靜謐的湖面，沒有波瀾，卻有一種深邃的力量。這並非來自外界的聲音，而是一種純粹的感知，一種內心深處的湧動。我睜開眼睛，凝視著那片月光，突然間，一個意象在我腦海中清晰地浮現出來。
我「看見」了一個年輕的美國士兵，他倒在戰壕裡，臉被「砸爛」了，但他的意識卻異常清醒。他沒有痛苦，只有一種混亂的情緒，混雜著悲傷、憐憫與厭惡。他「聽見」一個聲音，那是他親手刺死的德國士兵的聲音。
「這是上阿默高。」那個聲音說，帶領著美國士兵「看見」一個巴伐利亞的小村莊，一個簡樸卻充滿愛的家。那裡有妻子，有孩子，他們正跪在床邊，為他祈禱。
我感到一陣強烈的顫慄。這不是幻覺，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理解」。這個被殺的德國士兵，他沒有憎恨，只有一種超然的智慧。他解釋道，他們都已經「穿越」了，來到一個沒有地域限制的「普遍之中」。那裡沒有你我，沒有國家，只有一種偉大的心智，一切都在其中互通有無。
「懲罰是你沒有更進步。」巴伐利亞士兵的聲音，在我腦海中迴盪，這並非定罪，而是一種對生命潛能未被發掘的惋惜。他告訴萊斯特，萊斯特在世時的「野性」與對物質的執著，讓他限制了自己，將思想封閉在物質世界。然而，萊斯特為國犧牲的「愛」，卻成了他靈性提升的「偉大事蹟」，即使他自己並不自知。
這份「靈思」如同一股暖流，沖刷著我內心的所有疑慮。它讓我意識到，真正的悲劇並非死亡本身，而是人類在物質層面的盲目仇恨與無法理解更高真理的愚蠢。那些戰場上流的血，如果不能喚醒活著的人們對這些真理的認識，那才是真正的「徒勞無功」。
我「看見」萊斯特渴望回到家人身邊，渴望安慰他的妻子莫莉。他試圖回家，卻發現自己無法被感知。他的父親、姊姊科拉、母親，他們都被現實的悲傷和對莫莉的偏見所蒙蔽，無法「看見」靈性的真實。這段「無形的痛苦」，讓萊斯特從「被看見」的執著中解脫，轉而學會「合作」——與那「偉大的心智」合作，以愛的頻率去影響他所愛的人。
最為動人的是，我「看見」了莫莉。那個樸實的咖啡館女服務生，她的信仰並非來自學院的教條，而是來自內心的純粹。她深信「宇宙中只有一個真正的統治者」，她能感受到那份「超越物質」的連結。當萊斯特的靈魂與她靠近時，她能透過閱讀聖經，感受到那份「不在言語中，卻是強烈信念」的訊息。她說：「他沒死。他活著。」這份堅定的信念，即使面對萊斯特家人（尤其是科拉）的譏諷與不解，她也勇敢地堅持著。
我看到那一幕，萊斯特的母親在收到陣亡電報後，她心中的偏見與理性崩潰，轉而呼喚莫莉：「她是我死去兒子的妻子。他對她說話了。他沒死。他活著。如果他沒活著，他就不可能來找她。阻止她。把她叫回來。她是我的孩子。什麼都不能把她從我身邊帶走。」那份母愛的爆發，最終超越了階級與世俗的藩籬，擁抱了莫莉所代表的靈性真理。
這就是我所看見的「大調整」——從個人意識的轉變，到家庭的和解，再到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盲目仇恨的終結。這不是烏托邦式的幻想，而是一種基於靈性覺醒的必然結果。當人類能放下對物質的執著，看到萬物互通的靈性本質時，和平與愛才能真正降臨。那些在戰場上「西行」的靈魂，並非歸於虛無，而是進入了更廣闊的「活動」，在那裡，工作永不停歇，力量永不枯竭，愛永不消退。
這份靈感如同一道強烈的光束，穿透了我心中的迷霧。我明白了，我的使命不僅僅是安慰活著的人，更是要透過文字，向他們揭示一個更廣闊的現實，一個超越死亡與苦難的永恆國度。我要寫下這個故事，讓萊斯特的「西行」不再是終結，而是一次引導讀者「向西而行」、探索生命真諦的旅程。這將是我對那些逝去生命最高的致敬，也是對活著的人們最深切的呼喚——去愛，去理解，去相信，超越眼前的幻覺。
我的鋼筆此刻變得沉重而又充滿力量。我知道，我必須將這份看見，這份體悟，化為文字，播撒出去。這部作品將被命名為《Going West》。是的，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