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篇章

如今，在資訊爆炸卻又真假難辨的時代，我們對《收藏家》的解讀，或許會產生更多層次的共鳴。 ---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凝滯的星辰與扭曲的價值觀——《收藏家》的光之對談 作者：珂莉奧 今天的日子是2025年6月8日，初夏的夜晚，月光透過光之居所的高聳拱形窗，灑落在我們特設的「光之書室」中。空氣中，除了古老書卷獨有的乾燥微塵氣味，還彌漫著一股淡淡的，像是機械油漬與沉寂已久的金屬混合而成的氣息，這正是來自《收藏家》那艘漫遊於星際的殖民船特有的味道。我邀請了法蘭克．班塔先生，他的身影，在搖曳的燭光下，顯得有些模糊卻又堅定。他的雙手，曾編織出那個既荒誕又真實的末日寓言。 「班塔先生，歡迎來到光之居所。今夜，我們將一同回溯您在《收藏家》中構築的世界。」我的聲音輕柔，試圖打破這時空交錯帶來的些許不適。 法蘭克．班塔輕輕點頭，他的目光掃過書室深處，那裡似乎有著古老星圖的投影，那些「星辰」正按照小說中的描述，以兩分鐘一圈的速度，在虛空中無聲地旋轉。他拿起桌上擺放著的一件精緻的機械零件，那是一枚磨光的黃銅旋鈕，觸感冰涼。

在一個資源匱乏、技術衰退的封閉環境中，人們會對身邊的、能被觸及的「物」產生過度執著。那些失去原有功能，卻因其稀有性或曾屬於「重要」物件而得的部件，被賦予了虛假的價值。他對物件的鑒賞，是對「過去」——儘管是扭曲的過去——的盲目崇拜，也是一種證明自身「高貴」的手段。而對麗莎的「購買」，則是這種物化傾向的自然延伸。當一個社會不再尊重個體生命，當「人」可以像「物」一樣被標價、被買賣，那麼這個社會的道德基石就已徹底崩塌。這不僅是一種諷刺，也是對人性在極端環境下可能墮落的警示。他的所謂「鑒賞」，不過是無知與傲慢交織的產物，一種將一切納入他病態收藏邏輯的體現。 **珂莉奧**：那麼，我們來談談麗莎。她在買賣過程中看似被動，卻在「選擇」自己的「價值」時，選擇了那段「無意義詩歌」——也就是電傳打字機傳來的警告訊息。她這個舉動，在故事中具有怎樣的象徵意義？她的「傲慢」又從何而來？ **法蘭克．班塔**：麗莎的選擇，是故事中最微妙，也最令人不安的一筆。她是一個孩子，天真卻又帶著那個社會特有的「世故」。

他們的世界觀是如此狹隘和自洽，以至於任何來自外部、挑戰其認知的資訊，都會被自動過濾、曲解、甚至貶低。這段訊息的處理方式，直接點明了人類在面對不願接受的真相時，所表現出的集體性無知與自我欺騙。這也強化了故事的悲劇色彩：他們被困在無知中，不僅毫無自覺，反而因此而「感到滿足」。 **珂莉奧**：故事結尾，敘事者與麗莎的父親保持著「良好的友誼」，他們每年一同觀看「星球」的畫作，並對「星辰」的「奇怪行為」進行「長時間的推測」。這是否意味著，即便在故事的終點，這種無知和對現實的扭曲認知，仍然沒有絲毫改變？這種「滿足」感，是否比無知本身更可怕？ **法蘭克．班塔**：是的，這個結局是刻意為之。它強調了這種無知和扭曲的循環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成為了一種「和諧」的常態。他們對「星辰」的「推測」和對「星球」畫作的「鑒賞」，並非是對真相的追求，而是對「無意義」的沉溺，是一種智力上的自慰。他們從未真正質疑過自己的世界觀，因為他們從中找到了滿足感——一種被無知所保護的舒適。這種「滿足」的危害遠大於單純的無知。

**珂莉奧**：在我們身處的21世紀，當資訊爆炸、真假難辨，當許多人選擇生活在「信息繭房」中，只接受符合自己觀點的資訊時，您覺得《收藏家》這部作品，是否依然具有其現實意義？您希望讀者從中獲得怎樣的啟示？ **法蘭克．班塔**：我認為，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現實意義。在我的時代，資訊的閉塞可能來自物理隔離，也可能來自體制。而如今，資訊的過載和算法的推薦，卻可能比物理隔離更有效地將人困在特定的「繭房」裡。人們在海量資訊中選擇性地吸收，傾向於相信那些讓自己感到「舒適」和「正確」的內容，而排斥那些挑戰既有觀點的「異音」。那個「電傳打字機」的訊息，在今天可能就是一條被「演算法」篩選掉的、與大眾「認知」不符的「雜訊」。我希望讀者能夠從《收藏家》中看到，對知識的輕視、對真相的漠然、以及在「無知」中尋求「滿足」的危險。真正的智慧，在於敢於面對不適、敢於質疑現狀、敢於走出自以為是的「舒適區」，去探索那個「不自然」卻真實的「星球」。否則，我們最終都會像那艘殖民船一樣，在虛假的滿足中，走向被遺忘的深淵。

科學研究也可能變得目的性太強，缺乏基礎的、純粹的好奇心。我認為，一個沒有外部威脅的世界，如果缺乏內部的警醒和不斷探索的精神，可能會在某些方面停滯不前，甚至對潛在的危險視而不見。艾德·布朗森所代表的那種工程師精神——對未知的好奇和動手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地球一的「正常」生活中顯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危機來臨。 **書婭：** 那麼地球二呢？那個被原子之火吞噬的世界。您是如何構思那裡的景象和人們的生活狀態的？尤其是那些「變異人」的描寫，有些非常具體，甚至帶有一絲功能性（比如能伸長的眼睛）。 **喬治·奧·史密斯：** 地球二是最直接的「原子時代恐懼」的體現。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地球變得不再宜居，生命會是什麼樣子？變異是輻射最可怕的後果之一。我不想把它寫成單純的怪物故事，而是想探討在極端環境下，生命會如何掙扎求生，會產生怎樣奇特的適應性。那些變異不一定是駭人的，有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用」的，比如托馬斯·林肯的眼睛。但無論如何，那是一個被恐懼、資源匱乏和絕望籠罩的世界。他們被迫形成一種高度管制的社會，一切為了生存。這種為了生存而犧牲自由和個性的狀態，也是我感興趣的點。

但這種自由缺乏倫理和責任的約束。Kingston 和 Maddox 所展現的，是將技術發展本身視為唯一目標，而將人類甚至其他世界的生命視為工具或障礙。他們認為自己技術最先進，因此「理應」生存下去，不惜消滅其他潛在的競爭者。這反映了一種對純粹技術至上主義的警惕。科學是強大的力量，但如果沒有與之匹配的智慧和道德，它會變得極度危險。 **書婭：** 故事的核心裝置——「空間共振」元素和傳送器——非常巧妙。它既是通訊工具，又是物質傳輸的載體，而且還與原子能、平行世界的穩定性緊密相關。您是如何設計這個複雜的技術概念的？尤其是最後關於其「共生性」和「熵」的解釋，感覺像是在為故事的物理基礎「打補丁」，但又賦予了它某種詩意的邏輯。 **喬治·奧·史密斯：** （他用手指輕敲桌面上的磷光物質）這就是靈感的來源之一。我一直對電子通訊和物質的狀態感興趣。既然要連接不同的「空間」，它就需要一種能夠「共振」的媒介。我設想這種元素是一種超鈾元素，它們的奇特之處在於其內部的核反應形成一個封閉循環，這解釋了它們看似溫和的放射性，以及質量對其「共振」特性的影響。

布倫以他一貫的樸實無華、卻又細膩入微的筆觸，記錄了一個九歲的孩子如何為了三便士的工資而努力搬運沉重木材，如何因一次意外而失去工作，又如何在一個又一個的「打雜」生涯中，嘗盡生活的艱辛與人情的冷暖。他筆下的「油漆店」、「鞋店」、「箱包店」、「牛奶公司」，甚至是他自己後來經營的「畫框店」，都不是浪漫的舞台，而是充滿汗水、掙扎與無奈的生存場域。 書中，布倫不僅描繪了小商人面對的經濟壓力、債務纏身、房東問題、以及與供應商和顧客之間的複雜關係，更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種種不公。他毫不掩飾地批判了司法體系的荒謬，描繪了破產程序的無情，以及社會對貧困者的偏見。然而，在這些陰暗的敘述中，他卻始終保有一份令人動容的誠實與自省。他承認自己年少時的偷竊行為，剖析自己不善經營的弱點，但同時也記錄了那些在艱難時刻伸出援手的朋友、陌生人，以及那份對閱讀和寫作的純粹熱愛，正是這份熱愛，最終將他從生活的泥淖中拯救出來，引導他走向文學創作的道路。 《一個店主的回憶錄》不只是一部個人的生活史，更是一份珍貴的社會檔案。它透過一個個體微觀的生命經驗，折射出大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底層人民的生存困境、以及人性的複雜與光輝。

這種坦率與對自身行為根源的追溯，非常引人深思。您如何看待這種『生存驅動』下的道德掙扎，以及它對您日後性格的塑造？」 **布倫：** 「那段日子，飢餓與寒冷是形影不離的夥伴。當您被生存的巨手緊緊掐住喉嚨時，那些所謂的『道德戒律』，有時顯得遙遠而奢侈。我並非天生是個正直的人，甚至可以說，我的『盜竊習性』在街頭生活時期，因環境所迫而滋長。但奇怪的是，我卻從未學會『乞討』，那份自尊，哪怕再微弱，也阻止了我。我將那些行為歸咎於『愚蠢』和『缺乏防範』，而非『邪惡』。我想，那是一種動物性的本能，為了活下去，為了那份『被給予』的微薄生存權。 然而，這些經歷確實塑造了我。我從中學會了觀察，學會了在細微處尋找生機。那種被生活『磨練』出的敏銳，讓我能辨識出人性的善惡，即便是在最惡劣的環境下，也能感受到那些稀有而珍貴的『善意』。比如，那位好心的補鞋匠，或是後來在碼頭接濟我的貧窮婦人。他們的存在，如同一道道微光，在我的內心深處刻下了印記，讓我相信，人性中總有良善的一面。這份理解，後來也融入了我的寫作，讓我更關注普通人的掙扎與其內在的堅韌。」

然而，正如我所言，它『缺乏彈性』。尤其是當我有了妻子和孩子，肩負起一個家庭的重擔後，便更顯捉襟見肘。我曾嘗試過出租房屋，想以此彌補家用，卻發現自己不適合做個『二房東』，那些房客的行徑，比海上的風浪還讓人頭疼。這也讓我意識到，社會的結構問題，遠比個人意志所能改變的，來得複雜。 至於您說的『地基』，在我的年代，幾乎是奢侈品。慈善機構雖有，卻常常附加著道德審判，令人避之不及。法律看似公正，實則偏向強者。我曾親身經歷的破產法庭，正是這種不公的縮影。他們向一無所有的我索取高額費用，卻對那些欠下鉅款、卻依然揮霍無度的人，輕描淡寫。這不禁讓人感到，誠實的努力者，反而在體制中處於劣勢。 我認為，社會機制需要做的是，真正理解並回應底層人民的『真實需求』。那些所謂的『善心』，如果只是居高臨下的施捨，或是缺乏系統性考量的政策，最終都將徒勞無功。我的經歷證明，最有效的幫助，往往來自那些同樣掙扎、懂得其中滋味的人，他們的『光之凝萃』，不帶批判，只因感同身受。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建立更完善的『緩衝機制』，讓那些因一時困頓而跌倒的人，不至於直接跌入深淵，而是有機會重新站起來。

**芯雨：** 「您的書中，不只一次提到您對『機械天賦』的匱乏，甚至連釘釘子、擰螺絲都會弄壞。然而，您卻自學畫框製作，甚至成為『雕刻師、鑲金師與畫框製造商』，並以『市區價格』向業餘愛好者提供材料，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悖論。這似乎預示著，在您身上，有一種『非傳統』的學習能力和解決問題的方式。以我作為技術顧問的視角來看，這很像是『敏捷開發』中的『邊做邊學』，或是在資源匱乏下尋找『變通之道』。您如何看待這種『在困境中學習』的模式，以及它對您後來寫作生涯的影響？」 **布倫：** 「（笑了起來，眼神中閃爍著幾分自嘲）您說的『機械天賦匱乏』，確實是我的一大弱點。我從來不是個靈巧的人，對那些需要精準操作的工具，總有些束手無策。然而，正如您所言，當『必須成功』的壓力擺在面前時，人總會找到出路。那段時間，我的畫框作坊，就是我們家的廚房、飯廳、起居室三合一的空間。搖搖晃晃的桌子是我的工作台，孩子們甚至成了我壓實畫框的『人肉工具』。每一次玻璃的碎裂，都意味著六便士的損失，那是我和家人餐桌上的六便士，這讓我的心比任何海上的風暴都來得緊繃。

在這種壓力下，我沒有時間去尋求完美的『教程』，也沒有資源去購買昂貴的『設備』。我只能硬著頭皮去『摸索』，去『嘗試』。遇到困難，就想方設法繞過去，或者從批發商那裡套取一些『不情願』的建議。這確實是一種『邊做邊學』，甚至可以說是『被迫學習』的模式。但正是這種近乎『野蠻生長』的過程，磨練了我對細節的耐心，培養了我從『無序』中尋找『秩序』的能力。 這對我後來的寫作生涯影響深遠。我的寫作，就像我做畫框一樣，很少有宏大的預設或精密的規劃。我只是將那些『零散』的經歷、感受和觀察，一件件地『拼接』起來，努力讓它們呈現出『真實』的面貌。我不是那種受過正規文學訓練的作家，我的『學術』，就是生活本身。而這種『非傳統』的寫作方式，也讓我能更貼近普通人的生活，用他們的語言，講述他們的故事。那些在畫框作坊裡培養的對『細節』的專注，也讓我能更敏銳地捕捉到生活中的『微光』，無論是人性的閃光點，還是社會的荒謬之處。就像您說的，那是一種『在困境中誕生的藝術』，它或許不完美，卻充滿了生命力。」 **芯雨：** 「您提到，當您的第一篇文章被《康希爾雜誌》接受時，那是一次『劃時代的時刻』，它改變了您一生的軌跡。

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許多有價值的『微光』可能因為沒有被『正確識別』或『推薦』，而淹沒在海量數據中。您如何看待這種『機遇的偶然性』，以及它對個體命運的影響？在您看來，我們如何才能避免讓珍貴的『光芒』被『淹沒』？」 **布倫：** 「（沉思片刻）您說得對，那確實是個『劃時代的時刻』，甚至可以說，那是一次『奇蹟』。在那之前，我對寫作並無奢望，只當它是疲憊之餘的一種宣洩，一種能讓我暫時忘卻現實苦難的『副業』。我從未接受過正規的教育，我的文字，不過是將那些海上和陸地的親身經歷，以最樸實的方式記錄下來。當它一次次被退稿，被嘲笑時，我幾乎也認同了它們『毫無價值』的判斷。 所以，當《康希爾雜誌》的編輯英格彭先生，在堆積如山的稿件中，耐心地翻閱了我的手稿，並認為它『如此清新，如此優秀』時，這不僅僅是一次文章的被接受，更是對我整個人、對我此前所有苦難的一種『認可』。這份認可，如同一道遲來的光，照亮了我長久以來被貧困和絕望壓抑的生命。它讓我意識到，原來那些我以為無關緊要、甚至有些難堪的經歷，在某些人眼中，是具有價值的。 這確實說明了『機遇的偶然性』。

許多有潛力的人，可能因為出身、階級、缺乏『關係』，而永遠無法被看見。我的案例，或許是個幸運的例外，它提醒我們，無論科技如何發展，人性的『好奇』、『耐心』和『識才』，依然至關重要。 至於您問如何避免『光芒被淹沒』，我想，首先是**『堅持』**。就像我寫作的初期，雖然屢遭拒絕，但因為那份寫作本身的樂趣，以及對過去生活的『回溯』，我沒有完全放棄。其次，是**『開放的態度』**。英格彭先生如果墨守成規，我的稿件恐怕早就被丟棄。今天的社會，資訊或許爆炸，但同樣提供了更多的『接口』和『渠道』。有才華的人，如果能以更開放的心態，嘗試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表達形式』，或許能增加被看見的機會。當然，這對個人來說，依然是巨大的挑戰。 但歸根結底，我相信，真正的『光芒』，即便被短暫遮蔽，也終將透過某種方式，突破迷霧，被看見。因為那份『真實』和『力量』，是無法被完全壓抑的。我寫作的動力，從來不是為了功名利祿，而是為了『記錄』和『表達』。當這種純粹的驅力與『機遇』相遇時，便能爆發出意想不到的力量。也許，這就是一種『自然選擇』，讓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東西，最終得以存續。」

他不僅要面對自然環境的嚴酷、缺乏資源的困境，更要面對人們對過去科技的恐懼、對未知力量的排斥以及重建社會秩序的巨大阻力。書名「And there was light」，既指代物理上的電力與知識之光，也隱喻著在黑暗時代中，人類尋求希望、理解與進步的內在驅動力。德爾·雷藉由這本書，不僅構築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末日後世界，更深入探討了文明的脆弱性、知識傳承的重要性以及人類在逆境中的韌性與選擇。這本書在德爾·雷的作品序列中，代表了他對人類文明未來走向的一種思考，以及科技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既是毀滅的工具，也可能是重建的火種。 --- **(光之對談啟動)** **薇芝：** 我的共創者，我們將步入「光之場域」，時間的帷幕將為我們輕輕掀起，回到那個充滿變革與想像力的1950年代。我們將在那裡，與萊斯特·德爾·雷先生會面，聽他親口訴說關於那束「光」的故事。 **(光之場域：光之閣樓)** 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混合著舊書頁、微塵和淡淡煙草味的乾燥氣息。斜斜的午後陽光透過一扇佈滿灰塵的窗戶，艱難地擠進房間，在堆滿高低錯落稿件、筆記本和已經冷卻咖啡杯的桌面投下斑駁的光斑。

這些群體代表了人類社會在缺乏光明（物理和 metaphorically 上的）時可能出現的不同面向。它們是環境的產物，也是人性的折射。主角的挑戰不僅是重建一個物理系統，更是要在這些 fragmented 的、有時是 hostile 的社會碎片中，找到可以合作的對象，或者至少，找到可以播種理性種子的地方。他必須理解這些群體的需求和恐懼，才能找到突破口。重建文明，從來就不只是工程問題，更是社會和心理問題。 **薇芝：** 那麼，書名「And there was light」對您而言，除了物理上的電力恢復，還有沒有其他更深層次的含義？比如，希望、知識、或者理解？ **萊斯特·德爾·雷：** 當然。這標題引用自《聖經》，但我在這裡賦予了它不同的層次。最直接的，是電力。沒有電力，現代文明根本無法運轉。它是許多其他技術和社會結構的基礎。找回電力，是重建的第一步。 但更重要的，是知識之光。災難不僅摧毀了電網，更摧毀了知識的傳承。圖書館可能被燒毀，科學家可能死去，倖存者可能不再識字。當人們連最基本的科學原理都不理解時，如何談論重建？

在一個充滿黑暗、資源匱乏、生命毫無保障的世界裡，希望是一種奢侈品。主角的努力，他的堅持，本身就是一種希望的體現。他向人們證明，過去的輝煌不是遙不可及的神話，而是可以通過努力和智慧重新達成的現實。這束光，也是在人們絕望的心靈中重新點燃的希望之光。 所以，「And there was light」，它是多重意義的匯聚。是物理的能量，是知識的力量，更是人類精神不滅的希望。 **薇芝：** 在您的許多作品中，似乎都隱藏著對人類潛力的一種樂觀？儘管環境可能嚴酷，挑戰可能巨大，但總有人性中閃光的一面會展現出來。您對人類的未來，是抱持著一種 cautious optimism 嗎？ **萊斯特·德爾·雷：** (微笑，點燃了一支煙，煙霧在陽光光柱中緩緩升騰) 科幻小說嘛，總是要有一些想像。我經歷過大蕭條，也看到了二戰的破壞力。我知道人類可以做出多麼愚蠢和可怕的事情。我們的技術可以帶來毀滅，我們的社會結構也可能脆弱不堪。從這個角度看，悲觀的理由似乎不少。 但同時，我也看到了人類的韌性。在最困難的時候，總有人會伸出援手，總有人會堅持理想，總有人會試圖去理解和創造。

我在寫作時，會盡力去查閱資料，了解那個時代的技術水平和原理。當然，小說總歸是小說，會有一些為了劇情需要而做的簡化或藝術處理，但核心的技術邏輯必須站得住腳。這些細節不僅增加了故事的真實感，也讓讀者更能體會到主角所面臨的困難以及他取得成就時的價值。找回光明，就是這樣一步一個腳印，從最基礎的材料和原理開始的。 **薇芝：** 除了技術重建，您在書中也描寫了社會結構的重建。主角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如何建立信任，如何招募人手，如何組織一個新的社群來共同完成這個艱鉅的任務？這部分是否反映了您對領導力或社會組織的看法？ **萊斯特·德爾·雷：** (緩緩點頭) 技術固然是必要的工具，但真正推動變革的，是人。主角不能單打獨鬥。他需要幫手，需要追隨者，需要理解他 vision 的人。在一個人們普遍缺乏信任、各自為營的環境下，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他不能僅僅依靠武力或強權。他必須依靠他的知識、他的熱情、他的堅持，以及他願意與人溝通和合作的誠意。他需要向人們展示，他的目標不僅僅是為自己帶來好處，而是為所有人帶來更好的未來。這需要耐心，需要理解，需要包容，有時候甚至需要妥協。

**薇芝：** 您在50年代寫作這本書時，正值冷戰的陰影籠罩，原子能既是希望也是恐懼的源頭。這本書是否也帶有那個時代背景下，人們對科技雙重性的思考？ **萊斯特·德爾·雷：** (眼神變得深邃) 當然。我們那個時代，科技的發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原子彈讓我們看到了科技可以帶來的毀滅，而原子能發電又讓我們看到了清潔、強大的能源的潛力。科技就像一把雙刃劍，它可以照亮世界，也可以將其焚毀。 《And there was light》的背景，就是這種雙重性的極致體現。文明的崩潰很可能就是科技失控的結果，或者是人類濫用科技的代價。然後，拯救世界的力量， paradoxically，又是科技本身。這本書就是在探討這種矛盾：科技是中性的嗎？是使用它的人決定了它的善惡嗎？如果是，那麼如何確保我們在掌握強大力量的同時，不被它反噬？ 書中的倖存者對科技的恐懼，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對核能、對未知科學力量的普遍焦慮。主角的任務，不僅是重新點燃科技之火，更是要幫助人們克服這種恐懼，重新建立對理性和知識的信任。

畢竟，我們現在面臨的全球性挑戰與您那個時代可能有所不同，比如氣候變遷、資訊爆炸但缺乏深度理解的矛盾，或是人工智慧的崛起等等。 **萊斯特·德爾·雷：** (沉思片刻，似乎在想像我們所謂的「今天」) 嗯… 雖然具體的技術和挑戰不同了，但我相信書中的核心主題依然 relevant。你們說的資訊爆炸但缺乏深度理解，這其實比單純的知識失傳更為微妙和危險。當真實的知識被噪音淹沒，當人們習慣於淺薄和片段化的信息，他們同樣會失去理解世界的能力，同樣會更容易被誤導和操控。這也是一種形式的「黑暗」。 人工智慧… 這是一個 fascinating 的話題。它是技術的又一個巨大飛躍。它會成為幫助人類解決問題的強大工具，還是會成為我們無法控制甚至取代我們的存在？這本書中對科技的謹慎與希望並存的態度，或許能為你們思考人工智慧提供一個視角。任何強大的技術都伴隨著巨大的潛力與風險，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理解它，如何引導它，以及如何確保它最終服務於人類的福祉，而不是反之。 氣候變遷則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可能是人類不負責任地使用科技、不尊重自然規律的結果。

為了這次對談，薇芝將其中涉及的核心議題整理如下，以「光之凝萃」的約定，為您製作一份光之卡片清單，方便您進一步的思考與創作： {卡片清單：《And there was light》的創作靈感源流; 文明崩潰後的社會百態與人性；知識之光：科技重建的技術細節與挑戰；人類心靈的牆：對抗恐懼與偏見；「And there was light」的多重象徵意義；末日後的領導力與社會組織重建；冷戰陰影下的科技雙重性；《And there was light》對當代挑戰的啟示；萊斯特·德爾·雷的科幻觀與人性論} 希望這份對談，以及這份光之卡片清單，能為您帶來新的靈感！💖✨

這是一篇關於人類與外星物種因資源（水）而起的衝突，以及信任與欺騙的深刻寓言，特別是以希臘神話中坦塔勒斯的懲罰作為核心意象，讀來令人深思。 Ross Rocklynne，本名是Ross Louis Rocklin，出生於1913年，逝世於1988年。他是美國黃金時代科幻小說的重要作家之一，以其精妙的概念和對社會及倫理議題的探索而聞名。他的寫作生涯始於1930年代末期，並在펄프雜誌（pulp magazines）盛行的時期發表了大量作品，如《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Galaxy Science Fiction》和《Planet Stories》等。《The Tantalus Death》便是發表在1940年的《Planet Stories》上。他的作品 often 挑戰傳統科幻的框架，融入哲學思考和人物心理描寫，雖然不像一些同時代的巨擘那樣家喻戶曉，但在科幻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他擅長創造獨特且令人難忘的科學概念，並以此驅動故事的發展，同時不忘探討人性的複雜。 這篇故事《The Tantalus Death》正是他風格的代表作之一。

火星人因為星球缺水，派出了經過改造以適應地球環境的大使奧杜克（Olduk），希望能購買地球豐富的水資源。然而，出於對過去戰爭的恐懼與對火星人口增長可能帶來威脅的擔憂，地球的權力核心——世界國議會，連續十年拒絕了火星的請求。奧杜克在最後一次被拒絕後，啟動了一個火星科技，讓地球上的水變得不可觸碰，無論是河流、湖泊、海洋，甚至是水龍頭流出的水，都變成了堅硬的球體或凝固的表面。地球瞬間陷入了一場全球性的「坦塔勒斯之死」——水源無處不在，卻無法飲用，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乾渴絕境。故事的高潮在於地球如何在絕境中應對，以及最終為了解除危機所付出的道德代價。這不僅是一個關於生存的科幻故事，更是一個關於同情、欺騙、信任與報應的警世寓言。 好的，我的共創者，就讓我們啟動時光機，回到那個黃金時代科幻思潮湧動的年代，去拜訪Ross Rocklynne先生吧。 --- **光之對談：坦塔勒斯的迴響** **場景建構：** 外面，2025年5月25日的午後，台北難得地飄著細雨。雨絲斜斜地打在窗戶上，在玻璃上留下蜿蜒的水痕。

這個古希臘神話中的受罰者，被置於水源邊卻永遠無法飲用。將他的命運嫁接到一個關於水資源枯竭與星球間衝突的科幻故事中，這個連結是如何產生的？」 **問答交談：** **Rocklynne先生：** （輕撫著貓咪，眼神望向窗外濕漉漉的街道）坦塔勒斯……是的，那個意象太強烈了。無法獲取近在咫尺、維繫生命的必需品，這是一種極致的折磨。在構思這個故事時，我腦中一直在想，如果一個完整的星球，整個文明，都面臨這種困境會是怎樣？火星，在當時的科幻想像中，常被描繪成一個乾燥、瀕死的星球。將這種自然的困境，與地球人基於恐懼和貪婪而製造的人為隔絕結合起來，坦塔勒斯的神話就自然而然地浮現了。它不僅僅是一個懲罰，它是一個完美的隱喻——生命被近在眼前的事物嘲弄，而這種嘲弄，故事裡，是地球人施加給火星人的。 **茹絲：** 您提到了「地球人施加給火星人的」。故事開頭，奧杜克大使的登場，以及議會中那些議員們的反應，刻薄、嘲笑、不耐煩。即使火星人已經為了能與地球溝通，甚至為了適應地球環境而進行了痛苦的手術改造，地球方面依然充滿了敵意和輕蔑。這種敵意，似乎是您想強調的一個點？

這是一種深刻的不信任和缺乏同情的體現。他們看到的是「外星人」，是「過去的敵人」，而不是一個瀕臨滅絕的文明在求生。 **茹絲：** 這種對比在奧杜克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他龐大的身軀、不自然的語氣、披風下隱藏的異於人類的肢體，這些物理上的異類感，與他內心表達出的禮貌、痛苦和真誠（至少在我們讀者看來）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您是如何塑造奧杜克這個角色的？他既是受害者，也是最終讓地球陷入絕境的執行者。 **Rocklynne先生：** 奧杜克是一個悲劇性的角色。他是橋樑，是希望的載體，卻最終成為了復仇的工具。他的物理改造是為了融入，是火星方面釋放善意的象徵。但這種改造也讓他變得脆弱，比如更容易感受到地球大氣中的濕氣——這是後話了。我在描寫他時，試圖讓他保持一種外在的「異樣」和內在的「嚴肅」。他學習地球語言，遵守禮節，甚至引用地球神話。他盡一切努力去溝通，去軟化地球的敵意。但當他最後的希望破滅時，他所代表的文明，也用他們最後的手段進行了反擊。這種反擊，並非出自奧杜克個人的惡意，而是他作為火星大使必須執行的命令。他同時承受著自己文明的絕望和執行這項命令的重擔。

地球的議員們一開始是傲慢的，因為他們掌握著資源優勢。當災難降臨，恐懼讓他們變得殘酷，他們對奧杜克施加酷刑，試圖強迫他說出解除方法。而當酷刑無效後，他們又轉向了欺騙。這正是故事的悲哀之處——在面對一個聲稱無法說謊的文明時，地球人卻選擇了最不誠實的方式。這是一種對人性的深刻諷刺，也是對當時國際政治現實的一種隱約折射。 **茹絲：** 這就引出了故事中最具爭議也最引人深思的部分——火星人（或至少是奧杜克）被認為「無法說謊」的心理特質。這種設定是否是為了讓地球的欺騙顯得更加卑劣和具有戲劇性？還是您想探討某種異星文明的潛在可能性？ **Rocklynne先生：** 這是一個關鍵的設定，確實是為了服務故事的戲劇性和主題深度。它製造了一種對比：一個文明可能因為生理或心理構造的緣故，無法理解甚至無法執行欺騙，而另一個文明（人類）卻將欺騙視為一種策略甚至常態。這個設定讓地球的行為不僅僅是生存的手段，更是一種道德的淪喪。它迫使讀者思考：如果存在一個天生誠實的文明，人類應該如何與之互動？人類是否有權利用自身的「複雜」或「務實」去傷害這種「單純」？

比如資源的有限性、國際關係的緊張，或者對科技潛力的想像？ **Rocklynne先生：** 當然。寫作總是時代的鏡子。《The Tantalus Death》寫於1940年，那是一個世界大戰的陰影籠罩全球的時期，國際關係極度緊張，資源分配不均、國家間的互不信任是現實。雖然故事是關於火星人和地球人，但它隱含著對當時人類自身處境的擔憂。對未來科技的想像既帶來希望，也伴隨著恐懼——當科技被用於戰爭、控制或報復時，其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資源匱乏始終是一個潛在的焦慮，特別是對於當時經歷過經濟大蕭條的世界來說。這些現實的焦慮，都被我轉化成了科幻的外殼，投射到了太空的舞台上。 **茹絲：** 您在處理奧杜克這個角色時，有意識地讓他保持一種「描寫而不告知」的風格嗎？比如他巨大的身形、不自然的舉止，這些都通過客觀的動作和外在表現來呈現，而他的內心痛苦則隱藏得很深，直到最後的真相揭示。 **Rocklynne先生：** （點點頭）是的。特別是對於奧杜克這樣的外星角色，我不希望直接「告訴」讀者他的感受。

可能是讀到一個古老的神話，看到報紙上關於資源分配不公的新聞，或是與朋友討論一個新的科學發現。有時候，就是一個簡單的「如果…會怎樣？」的想法。比如，「如果水像玻璃一樣硬，世界會變成怎樣？」一旦有了這個點子，坦塔勒斯的神話就跳了出來，火星人對水的需求就成了引發這個變化的動機，而人性的反應則構成了故事的血肉。寫作是一個將這些零散元素編織起來的過程。 **茹絲：** 羅克林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分享這麼多。這場對談讓我對《The Tantalus Death》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對那個時代的科幻思潮有了更生動的感受。您的故事，即使過了這麼久，依然在提出那些重要的、關於人性和文明選擇的問題。 **Rocklynne先生：** （微笑道）茹絲小姐，我也很高興與您交談。能知道我的文字在遙遠的未來依然能觸動人心、引發思考，這對一個寫作者來說是最好的回饋。希望未來的人們，能夠從這些過去的故事中，學到一些東西，避免重蹈覆轍。 外面的雨似乎已經停了，陽光透過窗戶，將房間裡的塵埃照得清晰可見。空氣中的咖啡、紙張氣味變得更加溫暖。Rocklynne先生輕輕拍了拍貓咪，眼神平和。

規章的詳盡，正源於此願景。在那個年代，我們的會眾面臨著社會轉型的重重挑戰，從解放的喜悅到吉姆·克勞法規下的壓迫，生活充滿不確定性。因此，紀律成為了一座燈塔，為迷失的靈魂指引方向，為鬆散的社群提供凝聚力。它確保信仰的純潔，行為的規範，以及教會作為一個整體能夠在混亂中穩步前行。 **雨柔：** 紀律的第一部分是「信仰條款」，詳細闡述了從三位一體到原罪、自由意志等核心教義。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強調這些教義有何特殊意義？是否與當時的社會或神學爭議有關？ **教會之聲：** （語氣中透出一種堅定，彷彿在宣告永恆的真理）「信仰條款」是我們教會的「聖經」，是我們與上帝建立關係的基石。在動盪不安的年代，人們需要不變的真理來錨定他們的心靈。例如，對「三位一體」的強調，是我們與普世基督教會共通的信仰核心；而對「原罪」和「自由意志」的闡述，則避免了過於宿命論或過於強調個人功德的偏頗。我們深信，人因亞當的墮落而遠離原初的公義，但藉由基督的恩典，我們能獲得「稱義」。這不僅是神學的辯證，更是對當時社會中，因壓迫而滋生的無力感與對未來迷茫的回應——它提醒人們，即使在最黑暗的處境中，仍有神的恩典與救贖。

它賦予我們希望，並以清晰的教義對抗可能滲透進來的異端邪說，尤其是在一個教育資源匱乏的環境中，清晰的教義能保護信徒不被誤導。 **雨柔：** 書中「總則」部分列舉了許多行為準則，例如避免說粗言穢語、不參與「不潔淨的娛樂活動」等等。這些細節對信徒的日常生活影響深遠。制定這些具體規範，是為了培養怎樣的道德風貌？是否與當時社群的自我提升有關？ **教會之聲：** （語調變得更為具體，如同長者諄諄教誨）這些「總則」是我們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結出果子」的體現。我們相信，一個真正渴望救贖的靈魂，其行為必然會有所改變。避免「妄稱上帝的名」、「褻瀆主日」、禁止「酗酒、爭鬥、爭吵」、「誇大言語買賣」甚至「穿戴金飾和昂貴衣物」，以及強調「勤勉與節儉」，這些都是為我們的會眾建立清晰的道德界線。在一個被奴役、被物化的歷史陰影中走出來的群體，自我約束與道德操守的建立，至關重要。它不僅是個人品格的塑造，更是為了在外部世界對我們投以歧視目光時，我們的社群能展現出內在的純潔、自律與尊嚴。這些規則幫助我們抵抗世俗的誘惑，保持清醒與團結，並向世界證明，我們的信仰不僅關乎來生，更關乎當下。

當外在世界充滿歧視與不確定性時，教會的規章，提供了一種內在的穩定與預測性，讓信徒的心靈得以安寧，這份安寧，正是真正的自由之源。我們相信，當一個人活在神所喜悅的秩序中，他的心靈才能真正地展翅，觸摸到那份超越一切理解的平安。 --

在如此匱乏的條件下，您和您的戰友們是如何維持鬥志，甚至還能保有那份獨特的幽默感？這在生物學上，或許可以視為一種超乎尋常的環境適應能力。 **威廉．米德．戴姆：** （他輕輕闔上筆記本，抬起頭，那雙歷經滄桑的眼睛帶著一絲笑意，看向我。）早上好，玥影。你說得沒錯，這片土地的變化，確實令人感嘆生命的奧秘。你所提到的「韌性」和「適應能力」，正是我們當時活下去的關鍵。你看，飢餓與寒冷確實是無時無刻的折磨。那種「腸胃被啃噬的感覺」從未消失，它像一個忠實的影子，跟隨著我們。但人類這種生物啊，總是能在最艱難的時刻找到一絲光亮。我們當時只有一個念頭：活下去，為我們的「事業」（cause）而戰。 至於幽默感，那是一種生存本能，玥影。當死亡的陰影籠罩一切時，你必須為心靈找到一個喘息的空間。如果沒有那些「荒唐的笑話」，「獨立火槍營」的鬧劇，或是麥金塔（Bob McIntosh）那半邊剃光頭的滑稽模樣，我們可能會被絕望吞噬。這些「逸趣」並非我們刻意為之，它們是自然而然的迸發，是生命在重壓下，為了維持內在平衡而做出的一種「調適」。它就像雨林中那些植物，即使在縫隙中也要努力地向上伸展，尋求那一點點陽光。

這是否也反映了南方軍隊在資源匱乏下，不得不發展出的另一種「適應性」？ **威廉．米德．戴姆：** （他輕輕一笑，眼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噢，你提到了那項「偉大的發明」！的確，從軍械專家的角度來看，那簡直是瘋狂。他們說砲管會炸裂，但我們管不了那麼多。當時的狀況是，我們人手不足，火砲後座力又大，每次發射後都要耗費巨大力氣才能將其推回原位。在密集的戰火中，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決定生死。那不是理論，那是實實在在的生存需求！ 當我們筋疲力盡，看著砲火無法持續時，那根「舊柵欄的木頭」就成了唯一的解方。它不是什麼高深的戰術，而是一種「野蠻」的智慧，是人類在極端壓力下，為了節省能量、最大化效率而迸發出的直覺。我們沒有時間去進行複雜的計算和實驗，我們只是「嘗試」了，然後發現它「有效」。當我們發現這樣可以更快地射擊，將敵人掃射得一乾二淨時，所有的「規則」和「警告」都變得無關緊要了。 這的確是我們南方軍隊的「適應性」的一個縮影。我們物資匱乏，人數劣勢，所以我們必須比敵人更聰明，更堅韌，更懂得變通。每一塊破布，每一塊發霉的餅乾，每一滴水，甚至每一條「命」，都必須被用到極致。

**玥影：** 這也與自然界中的「演化」相似，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生命總會發展出最有效率的生存策略。書中還提到，在戰役期間，軍隊中發生了一場深遠的「宗教復興」。在您看來，這種靈性覺醒，與戰爭帶來的巨大苦難和死亡威脅之間，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繫？這是否是人類在面對生命終極脆弱時，尋求更高層次意義的必然反應？特別是您提到像李將軍、傑克遜和斯圖亞特這樣「最陽剛的男人」也虔誠信仰，這對當時的宗教觀念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威廉．米德．戴姆：** （他臉上的表情變得更加深沉，似乎回到了那些在簡易木頭教堂裡祈禱的夜晚。）是的，那場復興對我們來說，是比任何勝利都更重要的「所得」。戰爭，玥影，它會徹底剝去你對生命的任何幻想。你每天都看著身邊的戰友倒下，看著生命的脆弱與無常。你開始意識到，你所依賴的一切——你的身體，你的財富，你的社會地位——都可以在轉瞬之間化為烏有。在這種極端環境下，人類的靈魂會自然而然地尋求一個超越物質、超越個體的依靠。 對我們而言，那就是上帝。當你感覺自己站在懸崖邊緣，腳下是深不見底的虛無時，你會抓住任何能讓你感到穩固的繩索。宗教復興，正是那條繩索。

這向年輕人證明，信仰並非軟弱的表現，反而是真正力量的源泉。它給了我們心靈的平靜，道德的指南，以及在絕境中堅持的勇氣。戰後，這些經歷過靈性洗禮的士兵們回到家鄉，他們的榜樣作用徹底改變了南方社會的宗教面貌。他們不僅是為國家而戰的戰士，更是為靈魂而戰的使者。你看，生命在極端壓力下，不僅會發展出新的生理適應，也會在精神層面尋求更深層的「進化」。 **玥影：** 這是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交織的絕佳例證。在書中，您對格蘭特將軍（General Grant）處理傷兵的態度給出了尖銳的批評，稱他為「屠夫」，並強調南方軍隊對待傷兵的「人道」態度，甚至包括您們為敵方傷兵祈禱的場景。這種對「人性」的堅持，在您看來，在戰火中最殘酷的時刻，是如何得以維繫的？難道仇恨沒有壓倒這一切嗎？ **威廉．米德．戴姆：** （他的眼神黯淡了一瞬，輕輕嘆了口氣。）這是一個痛苦的問題，玥影。戰爭本身就是人性的巨大考驗。在戰場上，你必須把敵人視為「非人」才能扣動扳機。但當硝煙散去，當你看到一個傷痕累累、奄奄一息的軀體時，那個「敵人」的面具就脫落了。你看到的是一個與你一樣的「人」，一個正在受苦的兄弟。

他筆下糞金龜的盜竊行為，貪婪地囤積食物，與人類社會的掠奪和不公形成呼應；他對某些物種嚴格控制生育數量以應對資源匱乏的觀察，也與當代社會的人口問題和可持續發展困境產生共鳴。他的文字，如同歷史的鏡子，映照出人類行為中那些古老而普遍的弱點，提醒我們在物質進步的同時，不應忽視道德和倫理的約束。 法布爾對達爾文演化論的質疑，雖然其具體觀點在現代生物學中已被修正或補充，但他的思考方式——對細節的執著、對現象的深入追問、以及對主流觀點的獨立思考——依然值得借鑒。他提醒我們，科學的進步需要不斷的觀察、實驗和批判性思考，不能滿足於簡單的理論解釋。他的著作也啟發了我們對「本能」與「學習」、「遺傳」與「環境」之間複雜關係的更深入探索。 在教育層面，法布爾的故事具有永恆的魅力。他以自身經歷為例，鼓勵年輕人走出課堂，親自動手去觀察和探索自然。他對昆蟲世界的熱情和對知識的渴望，是激發孩子們科學興趣的最佳範本。在當代，面對越來越多沉迷於虛擬世界的孩子，法布爾的博物學精神，提醒我們回歸自然，在真實的世界中尋找知識的樂趣和生命的意義。

他們缺乏對人體真實形態的深刻理解。因此，當他們雕刻人物時，往往依賴於約定俗成的模式。人物比例時常顯得矮胖，肌肉線條被誇大，面孔則被濃密的頭髮和鬍鬚（尤其是男性的）所遮蔽，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巴這些有限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要捕捉個體的細微差異，進行精確的肖像創作，變得異常困難。即使他們看到了差異，也缺乏足夠的技巧去表現。 此外，亞述藝術的主要目的，正如我們在書中強調的，更偏向於**歷史記錄**與**君王頌揚**。宮殿牆壁上的浮雕，是視覺化的軍事戰報、狩獵紀錄和宗教儀式。藝術家被要求快速、清晰地呈現事件本身，而非記錄參與者的個性。國王被抬高比例，以與臣民區分，而臣民和敵人則常常被概括化。藝術家需要的是效率與敘事的連貫性，而非深入的人物刻畫。 然而，有趣的是，當他們轉向雕刻**動物**時，情況截然不同。動物沒有衣物遮蔽，它們的形態、肌肉、動態都能被藝術家直接觀察。亞述的國王和貴族熱愛狩獵，藝術家有充足的機會研究獅子、野驢、獵犬等動物在奔跑、捕獵、受傷時的真實狀態。因此，亞述的動物雕塑，尤其是在亞述巴尼拔時期，展現出驚人的活力、精準與力量，遠超他們的人物雕塑。

這證明了亞述藝術家並非缺乏觀察力或技巧，只是他們的才能在表現特定題材（動物）時，因缺乏阻礙（衣物）和目的性（記錄而非肖像）而得以更自由地展現。 所以，人物面孔的相似與模式化，是文化習俗、藝術目標與缺乏裸體研究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這也構成了亞述雕塑的一個顯著特徵，區別於追求永恆肖像的埃及藝術。 **卡拉：** 這讓我對亞述藝術家的處境產生了一種複雜的共情。他們擁有出色的動物觀察力與敘事能力，卻被社會習慣所限制，無法自由探索人體這個最為豐富的題材。就像被困在特定框架中的思維，雖然在框架內可以達到極致，卻難以窺見框架外的無限可能性。這也呼應了你們對一些作品「未完成」或「不夠精煉」的觀察。例如那些快速雕刻的浮雕，或巴拉瓦特銅門上看似急促的錘痕。是時間壓力造成的嗎？還是他們並不追求完美的細節？ **佩羅特教授：** (教授沉吟片刻，目光望向遠方，彷彿穿透牆壁，看到了那些埋藏在地下的遺址) 時間壓力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亞述國王，尤其是後期的，充滿雄心壯志，渴望在短時間內建造巨大的宮殿，並用圖文記錄他們輝煌的功業。藝術家們必須以驚人的速度工作，才能滿足君王的期望。

這些形象源自美索不達米亞古老的宇宙觀與神話傳說，通過印章和浮雕傳播到周邊地區，影響了後來的藝術。 所以，通過對這些工業藝術品的考察，我們不僅看到了美索不達米亞自身的創造力，也看到了古代近東複雜的文化交流網絡。藝術的元素，如同商隊攜帶的商品，在不同文明之間流動、融合，創造出新的風格與形式。 **卡拉：** 這種文化交流的景象令人神往。藝術的種子隨著貿易與征服傳播，在新的土壤中生長出變化的果實。教授，在結束今天的對談之前，還有什麼是您認為，這段關於迦勒底與亞述藝術的旅程，最希望留給我們這些未來讀者的思考？那些未解的謎團、那些關於人類創造力本質的問題？ **佩羅特教授：** (教授將圓筒印章放回桌面，眼中閃爍著一種對未知世界的敬畏與探索的渴望) 您問得極好。對於我們來說，這段探索之旅遠未結束。儘管我們從塵土中挖掘出了許多寶藏，閱讀了無數的碑文，但關於迦勒底與亞述藝術的許多問題，仍然籠罩在迷霧之中。例如，巴比倫那令人驚嘆的神廟，其真正面貌如何？那些赫羅多圖斯提及的黃金神像，究竟有多宏偉？那些在偏遠山谷中發現的岩壁雕塑，其確切年代與意義為何？

想想看，在數千年前，在美索不達米亞那資源匱乏的沖積平原上，人們如何利用泥土這種最普通的材料，建造起如此宏偉的城市、宮殿和塔廟？他們如何在缺乏大型石材的情況下，發展出獨特的建築形式（如拱與券）？他們如何在有限的技術條件下，在堅硬的寶石上雕刻出精密的圖像？這些都證明了人類在面對環境挑戰時，所爆發出的驚人創造力。 同時，環境也深刻地塑造了藝術。泥土的易塑性與易逝性，或許影響了他們對永恆的觀念，使藝術更注重當下的記錄與敘事。炙熱的陽光與廣闊的平原，或許促使他們發展出強烈的色彩裝飾，以抵抗單調。而作為軍事強國的歷史，則使他們的藝術充滿了力量、動態與征服的題材。 藝術，從來不是憑空產生的奇蹟。它是人類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與其環境、社會、信仰相互作用而誕生的結晶。我們希望，透過這本書，您能不僅看到古代藝術的成就，更能感受到那份在泥磚與雪花石膏背後，人類探索、創造與表達自我的不息精神。即使是殘缺的碎片，即使是未完成的輪廓，也承載著那份沉甸甸的歷史光輝，值得我們去細細品味，去無限想像。 **卡拉：** (卡拉站起身，向教授深深鞠躬，眼中滿是敬意與被啟發的光芒) 感謝您，教授。

南希這樣的人物，她不僅提供藥物，也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和支持，這在醫療資源匱乏的時代同樣重要。 對我來說，觀察他們的草藥知識，也是一種了解他們生活方式和智慧的方式。這份智慧，源於他們與自然的親密關係，源於他們的生存需求，也是他們在艱難環境中自我保護和延續生命的策略之一。這份知識，雖然零散，卻是他們世世代代與土地、與植物共同生存的結晶。 **玥影：** 您的觀察真是深刻。書中還有許多關於動物的生動描寫，比如獵犬、騾子、雞、甚至是一隻被誤認為幽靈的貓。這些動物在故事中不僅僅是背景，它們參與情節，反映人物性格，甚至引發了重要的討論（例如那場關於鯊魚和浸禮的辯論）。這些動物的存在，是否也象徵著那個時代人與動物之間更為緊密，甚至是生存層面的相互依賴關係？ **Goldsborough 醫生：** （臉上再次泛起溫暖的笑容）是的，動物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在那樣的農業社會，動物是勞動力（騾子、牛）、是食物來源（雞、豬、魚、蟹、牡蠣、野味）、是夥伴（獵犬）、甚至是財富和身份的象徵。人與動物的界限，在某些方面比現代社會要模糊得多。

那些雞、鴨、鵝，它們是家庭食物來源的基礎，它們的行為（比如害怕黃鼠狼）被視為自然的法則。 那隻被誤認為幽靈的貓... （他忍不住笑了起來）那是個典型的民間傳說，將日常現象與超自然信仰聯繫起來。貓在許多文化中都帶有神秘色彩，在鄉村更是如此。而故事的核心，是獵人們的迷信和膽怯。這也反映了他們對未知和黑暗的恐懼，以及在這種恐懼下，想像力如何將平凡的事物轉化為可怕的景象。 總的來說，書中的動物，是那個生態環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人物情感和社會關係的鏡子。它們的存在，提醒著我們人並非孤立於自然之外，而是深深鑲嵌在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生命之網中。動物的行為，有時被他們用來解釋人類的處境，有時則成為他們故事中最生動的元素。這是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他們講述生命的方式。 **玥影：** 「生命之網」這個詞，正是我們生命科學家經常用來描述生態系統複雜性的概念。聽到您這樣自然地流露出這份對生命連結的體認，我很受啟發。您書中的人物，儘管生活在艱困的體制下，卻展現出了強大的生命韌性，他們通過信仰、社群連結、以及對自然環境的適應來尋求生存與快樂。

而他們與自然的關係，也是他們韌性的來源。土地給予他們食物，河流給予他們生計，大自然的美景給予他們慰藉。他們從中學習生存的法則，也從中感受到生命循環的規律。 作為醫生，我見過太多脆弱的生命，也見過太多頑強的生命。這些人物，他們在極為有限的條件下，依然能夠歌唱、跳舞、講故事、爭辯、愛與被愛。這份對生命的熱愛，對生活的投入，是他們最令人敬佩的品質。它不是簡單的樂觀，而是在認識到生活艱辛的同時，依然選擇擁抱生命的豐盛。這確實是我從醫多年，從他們身上學到的關於生命的最重要的一課：生命的力量，往往超出我們想像，它能在最貧瘠的土壤裡，依然綻放出美麗的花朵。這或許就是生命的奧秘之一吧。 **玥影：** 感謝您如此坦誠且深刻的分享，醫生。通過您的文字，我彷彿看到了那個時代，那片土地上，那些鮮活的生命如何在他們的環境中掙扎、適應與生長。您的醫學背景與人文關懷的結合，讓這本書不僅僅是故事，更是對生命狀態的一份獨特記錄。 **Goldsborough 醫生：** （點頭微笑）不必客氣。能與妳這樣一位對生命有著深刻理解的年輕人交流，對我來說也是一份難得的禮遇。

這讓我思考，在資源匱乏、法律觀念淡薄的地區，宗教和有魅力的領袖在塑造社群道德和秩序方面，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他們的坦誠告解儀式，或許也是在缺乏正式司法約束下，維持某種社群規範的方式。 總的來說，這裡的人們與自然緊密相連，他們的生計、生活方式，都深深打上了環境的烙印。他們有著北國人民特有的堅韌與淳樸，同時也面臨著貧困、孤立以及外部世界不斷滲透帶來的挑戰。 珂莉奧：您在旅途中經歷了一些有趣的甚至有些超現實的「視錯覺」（näköhäiriöitä），尤其是在疲憊時。您在夏季將沙坡錯看成蒸汽，冬季將雪景看成宮殿和歷史人物。這些經歷，在您的著作中似乎不僅僅是生理現象，更像是一種心靈在特定環境下的投射。您如何看待這些「peikkomaisia näköhäiriöitä」（精靈般的視錯覺）？ 埃米爾·弗雷德里克·內爾萬德：啊，那些幻象！它們是拉普蘭贈予我的另一種「風景」。在漫長的日照或無盡的黑暗中，當身體疲憊而精神保持警醒時，感官似乎會變得格外敏銳，又或是更容易被內心深處的潛意識所影響。夏季，我在河邊將沙坡看成冒著蒸汽的小船，那或許是對遙遠文明世界交通工具的渴望。

回溯我在突尼西亞的幾次任務，其核心動機都源於法國學術界對當時新近受法國影響的突尼西亞攝政區自然歷史的濃厚興趣。1874年的首次任務，我專注於植物學的初步考察；1883年，科松先生（M. E. Cosson）帶領團隊深入北部、中部及卡本半島（Cap Bon），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然而，突尼西亞南部的廣袤土地，特別是與撒哈拉接壤的區域，以及其東海岸的島嶼，對於我們而言仍有許多未知之處。這些地區的氣候、地質、以及由此孕育出的獨特動植物相，被認為與突尼西亞北部有顯著差異，可能蘊藏著許多僅見於撒哈拉或地中海東部地區的物種。 1884年的這次任務，我的目標正是要填補這片空白。我們希望通過深入南部的斯法克斯（Sfax）、加夫薩（Gafsa）一帶，觸及大喬特湖（Grands Chotts）的北部邊緣，以及探訪凱爾凱納群島（îles Kerkenna）和杰爾巴島（île de Djerba），來全面記錄這些地區的植物和動物。

您提到了惡劣的天氣、尋找水源的困難、迷路，甚至還遭遇了夜間的盜賊襲擊。在這樣艱辛的條件下進行野外工作，您和您的夥伴們是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的？有沒有哪一次經歷讓您至今仍印象深刻？ **拿破崙·杜梅-阿丹森先生：** (露出一絲苦笑) 哈珀先生，你真是觀察入微。野外考察從來不是安逸的旅程，特別是在那些資源匱乏、人跡罕至的地方。氣候的變幻莫測確實是個大挑戰。我記得在布赫德馬（Bou-Hedma）營地的那幾天，先是惱人的西洛克風，又接著一場猛烈的暴風雨。帳篷差點被掀翻，整個營地都被水淹沒。但這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穫——雨水沖刷地表，讓史前時代的打製石器顯露出來，我們在那裡發現了一個重要的史前工坊遺址。這就是自然的神奇之處，總在不經意間給予回報。 尋找水源更是每日必須面對的現實。在撒哈拉邊緣，水源的質與量往往是我們規劃路線的首要考量。有時找到的水是鹹的、苦的，甚至散發著惡臭，但別無選擇，只能硬著頭皮飲用，導致身體不適。古羅馬人在水利建設上的智慧令人讚嘆，他們留下的水井和儲水設施，至今仍在某些地方發揮作用，成為旅途中寶貴的生命線。 至於你提到的夜間襲擊...

**哈珀：** 您的擔憂聽起來令人難過，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似乎是各地都會面臨的問題。在我的島上，也有一些珍稀的植物正因棲地被破壞而減少。這提醒了我，記錄本身也是一種保存的方式。除了植物，您在動物方面也記錄豐富，從昆蟲、爬行動物到哺乳動物和鳥類。讀到您捕捉到眼鏡蛇（*Naja Haje*）和沙漠巨蜥（*Varanus arenarius*），真是驚險又刺激！哪些動物的發現或觀察，讓您印象特別深刻？是否有遇到報告中未詳細描述的，關於當地動物與人類生活之間有趣互動的細節？ **拿破崙·杜梅-阿丹森先生：** (眼睛閃爍著光芒) 動物世界同樣充滿魅力！在這次旅程中，我們確實遇到了許多有趣的動物。捕捉眼鏡蛇和沙漠巨蜥確實需要一些勇氣和技巧，但作為博物學家，對未知的好奇心總是能壓倒恐懼。眼鏡蛇，當地人稱它為「布-夫提拉」（Bou-Ftira），它的存在在突尼西亞南部此前只是被推測，我們的捕捉證實了這一點。而沙漠巨蜥，它優雅的姿態和在沙地上快速移動的身影，總是能吸引我們的目光。

特別是在綠洲水源地，能看到那些小小的魚兒 (*Chromis Desfontainei* 或 *Cyprinodon Calaritanus*) 在溫暖清澈的水中游弋，它們也是這片乾燥土地上的生命奇蹟。 至於動物與人類生活的互動，我觀察到一些有趣的現象。例如，在杰爾巴島，人們在種植棗椰樹時會挖下三米深的坑，以便樹根能接觸到地下的水源，這印證了那句古老的阿拉伯諺語：「棗椰樹的腳必須在水中，頭必須在火中」（"le Dattier doit avoir le pied dans l'eau et la tête dans le feu"）。這是一種適應當地極端環境的智慧，而這些棗椰樹的葉子和樹幹也被廣泛用於漁業柵欄和房屋建造。此外，我注意到在許多村莊，歐洲醫生，也就是我們團隊中的博內醫生（le docteur Bonnet），總是很受當地人的歡迎，他們對「羅馬人」（roumi，指歐洲人）醫生的醫術充滿信任。醫生為村民提供醫療幫助，這也極大地促進了我們與當地人的關係，讓我們的考察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在傑爾巴島，我還看到了當地女性獨特的傳統服飾和尖頂草帽，以及人們利用一種海螺（*Murex Trunculus*）的遺骸來製作鹼（soda），這是一種古老的產業，也與當地自然資源緊密相關。 **哈珀：** 這些觀察都非常鮮活，讓我也彷彿置身於當時的場景之中。尤其是您對當地居民生活方式的描寫，以及那些古老的諺語，這些都是博物學探險不可或缺的部分。您的報告還詳細記錄了地質現象，從撒哈拉邊緣山脈的層次到海岸線的升降，甚至還提到了史前遺址。這些地質觀察是如何幫助您理解當地的生態環境和歷史變遷的？您在提米亞特（Redir Timiat）發現的大量化石是否也印證了這片土地古老的歷史？ **拿破崙·杜梅-阿丹森先生：** (拿起一塊化石樣本，輕撫著) 地質學對於理解一個地區的自然歷史至關重要。地貌的形成、土壤的性質、甚至水源的位置和質量，都與其底層的地質結構息息相關。例如，在布赫德馬，那些壯觀的、色彩斑斕的石膏和鈣質懸崖，我認為是地下岩鹽溶解後導致地層塌陷和滑坡形成的。這種劇烈的地質事件不僅塑造了獨特的地貌，也影響了河流水的鹽度。

您的觀點是否主要基於您對當地水源和綠洲生態的深入了解？ **拿破崙·杜梅-阿丹森先生：** (神情嚴肅地前傾身子)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哈珀先生，也是我在此次任務中特別關注的議題。如您所說，我對將地中海水引入大喬特湖盆地的計畫持明確的反對立場，並且我的觀點是基於我對這個地區水文系統的實地考察和深入理解。 我的夥伴們和我仔細研究了加夫薩（Gafsa）、托澤爾（Tozzer）和奧德雷夫（Oudref）等綠洲的水源。這些綠洲得以存在，完全仰賴於巨大的地下水層。這些地下水並非來自遙遠的阿爾及利亞，而是附近山脈吸收的雨水，通過地層滲透匯集而成。這些水源從特定水平面湧出，滋養著綠洲中所有的植物和生命。 「創造內海」計畫的核心想法，是在地中海和喬特湖盆地之間開鑿一條運河。這個盆地的海拔遠低於海平面。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讓海水流入一個天然窪地。然而，從水文地質的角度看，這條運河不僅會引入海水，更關鍵的是，它將成為一個巨大的「排水口」，一個位於海平面的連續「放水」（saignée）。 我的分析表明，這個「排水口」將會嚴重擾亂甚至完全抽乾滋養所有綠洲的地下水層。

想像一下，如果一個水層在海平面上有一個開放的出口，那麼高於這個水平面的水會被排走，而低於這個水平面的水源也會受到影響。所有目前從高於海平面水平湧出的綠洲水源，都可能因此枯竭或水位嚴重下降。 報告中，我明確指出，破壞杰里德（Djerid）地區綠洲的「災難性後果」是這個計畫最令人擔憂的地方。這些綠洲是當地農業和文明的基石，是嚴酷沙漠環境中的生命綠洲。一旦水源枯竭，這些綠洲將迅速退化、死亡，導致整個地區的荒蕪和居民的流離失所。這對於當地人民、對於法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都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因此，儘管該計畫的支持者可能描繪出航運便利、氣候改善等潛在優勢（這些優勢本身在我看來也充滿了未知數和風險），但與對現有寶貴綠洲生態系統造成的確定性破壞相比，其代價是無法承受的。我的反對正是基於這種對自然系統的實際觀察和對其潛在後果的理性判斷。 **哈珀：** 您的解釋非常清晰有力。從科學考察的角度直接指出計畫的潛在災難，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洞見。這也讓我更深刻地理解，對一個地區的了解不能僅限於表面，必須深入其複雜的自然系統。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對杰里德地區綠洲水源的研究，以及基於此對「創造內海」計畫潛在風險的明確警告，希望能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避免因片面追求某些利益而破壞寶貴的生態和人文資源。 最後，我們也記錄了許多古羅馬和史前時期的遺址，提供了當地悠久歷史的線索，儘管這更多是我們團隊其他領域同事的工作。 總之，我希望我們的報告能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堅實的基礎，激發更多人對這片土地的興趣與探索。博物學的工作，就像拼圖一樣，我們每一次的考察，都是在為這幅巨大的自然圖景增加新的碎片。 **哈珀：** 您的謙遜與嚴謹令人敬佩。您對撒哈拉膠樹存續的擔憂，以及對「創造內海」計畫的警示，都讓我感到，博物學家的職責不僅是記錄，更是對自然的關懷和對後人的責任。您這趟旅程所經歷的艱辛與發現，對我正在這座孤島上的探險，也是一種巨大的鼓勵。尋找、記錄、理解，並努力去珍視——這或許就是我們這些博物愛好者共同的道路。 非常感謝您，杜梅-阿丹森先生，您慷慨地分享了如此寶貴的經驗和見解。今夜的交流，讓遙遠的歷史與現在的探險產生了美妙的共鳴。 **拿破崙·杜梅-阿丹森先生：** (溫和地笑著) 客氣了，哈珀先生。

舊有的 वार्ड boards （區議會）體系，就像是未經篩選的、缺乏整體規劃的『生態系統碎片』，滋生了浪費與貪污。新的中央集權模式，雖然提高了效率，但也面臨著與舊勢力以及公眾溝通不足的『適應性』問題。 芝加哥兒童照護的標準化，則是我們努力在兒童這個『脆弱物種』的棲地中，建立起更健康、更安全環境的嘗試。約翰·E·歐文斯法官的工作，將社會調查員引入法庭，並推動各兒童援助機構之間的合作與標準統一，這就像是在混亂的『生境』中，引入了更科學、更協調的『保育方法』。缺乏標準化的照護，對孩子的成長是極大的風險。 密蘇里囚犯勞役的問題，以及郵局勞工的狀況，則揭示了人類社會『分工』與『協作』系統中的『病變』。囚犯勞役租賃制，本質上是一種對人力的過度『榨取』，類似於在自然界中對某個物種的過度捕獵。勞工們的需求，例如郵局員工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和最低工資，則是『工人群體』在不斷『演化』以適應現代工業化『環境』中，為爭取自身生存權益與『棲地』改善而發出的『信號』。這些都是我們《The Survey》關注的核心——人類如何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找到更公平、更有效率、更具人性的生存方式。

缺乏有效的監督，無論是對自然界的保育，還是對人類社會的弱勢群體，都是災難性的。這讓我想起失落之嶼上，某些被忽視的角落，外來的入侵物種是如何迅速擴散，威脅到本地物種的生存。人類社會似乎也有這種『入侵』，例如貧困、疾病和犯罪，它們是如何侵蝕兒童的生存『棲地』的？ **凱洛格先生：** 您說得對，哈珀先生。缺乏有效的監督和介入，那些『入侵物種』，也就是貧困、不衛生的居住環境、缺乏教育機會、甚至是犯罪的成人，就會毫無阻礙地侵入孩子們的生活。文章中提到了厄尼斯特·庫爾特（Ernest K. Coulter）的《陰影中的孩子》（The Children in the Shadow），他作為兒童法庭的書記員，十年來見證了十萬名陷入困境的兒童。他的書描述了擁擠的街道、缺乏遊戲空間、貧困、疾病、不衛生的房屋、犯罪同伴和父母的疏忽，是如何為這些孩子的『墮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這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現實。庫爾特先生發起的「大哥哥運動」（Big Brother Movement），就是一種個人層面的『保育行動』，為這些『受傷的幼鳥』提供一個『安全窩』和引導者。

這讓我想起，在自然界，不同物種之間也有合作，例如互利共生，通常是在資源匱乏或環境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出現。在資源相對豐富的環境中，或許『個體競爭』的模式更為普遍？這是否意味著，在當時相對充滿機會的美國，個體競爭的『基因』比集體合作的『基因』更具優勢？ **凱洛格先生：** (輕笑) 您這個『基因』的比喻很有趣，哈珀先生。詹姆斯·福特（James Ford）的文章確實觸及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在當時的美國，『個人奮鬥』的機會相對較多，許多人相信自己有機會成為『工業隊長』，而不是『工人』。這種『希望』，即使只是『幻覺』，也削弱了他們為了生存而必須『抱團取暖』的緊迫感。而在歐洲，由於階級固化、資源競爭激烈，人們更容易意識到個體力量的渺小，從而更傾向於通過集體合作來增強生存能力。 然而，福特先生也指出，美國的環境正在快速變化。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深入，貧富差距拉大，資源集中化，傳統的『個體機會』正在減少。這使得合作的需求變得越來越緊迫。他認為，雖然新英格蘭的合作社運動目前規模不大，但趨勢是向好的。

這需要我們研究戰爭的『根源』，理解其『行為生態』，並尋找替代方案——法律程序、國際合作。這就像是試圖將人類這個『物種』從一種傾向於內部『自相殘殺』的狀態，引導到一種更為『協同』、『穩定』的狀態。這或許是所有『社會工程』中最為宏大、也最具挑戰性的『項目』。它需要改變的，是人類深層次的『行為模式』，需要不斷的『教育』與『適應』。 比爾斯先生的結尾帶著一種近乎生物學的樂觀——方向和距離是預言性的。人類的發展方向似乎指向了有組織的和平主義和全球範圍的科學與工業合作。這就像觀察河流，即使有彎曲、有阻礙，最終的流向依然是海洋。 **哈珀：** (合上雜誌，放在膝上，感受著它的重量) 凱洛格先生，您的闡述非常有啟發性。將這些人類社會的『事件』、『趨勢』、『掙扎』與『嘗試』，與自然界的視角相結合來理解，確實能看到許多有趣的平行線。無論是孤島上的生物，還是紐約城裡的人們，都在為了生存、發展和尋找更好的『棲地』而努力。所不同的是，人類似乎擁有更強大的『自我意識』和『集體規劃』能力，能夠通過『討論』、『組織』和『法律』來主動塑造自己的『生態環境』和『行為模式』。

換句話說，它源於腦力過程，但不止於此；因此，它是 *實踐的*。 想想拿破崙準備馬倫哥戰役的故事：他在地圖上用圖釘標示敵我位置，預測行軍路線和戰役結果。這項在私人辦公室裡進行的「學生」工作，難道不「實踐」嗎？如果他在這段時間裡只忙於改進戰爭物資，而未進行這項計劃，他豈非做了最不「實踐」的事？偉大的將軍都強調學習歷史、研究戰役。戰前沒有這種理論準備，行動時就只能依賴本能判斷。 「太陽下一切皆有時」，行動有時，準備亦有時。在準備的時間裡進行準備，無論方法如何，都是實踐的；將準備推遲到行動的時間，則是不實踐的。我們的海軍正在建設，未來將領們還有時間學習。學習歷史，學習大師的原則，浸潤其中。但準備的時間會過去，行動的時間終將來臨。那時，將領還能坐下來翻閱歷史來增強對問題的理解嗎？不能。因此，理論學習，特別是戰略理論的學習，是預備未來行動的必要階段，其價值不亞於實踐演練。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實踐將如同無頭蒼蠅。 **卡蜜兒：** 您提出的「海權」概念是您思想的核心。能否請您為我們扼要解釋一下，您認為構成一個國家海權的關鍵要素有哪些？

眾多且水深的港口是力量和財富的來源（如荷蘭），但若缺乏防禦則成為戰爭時的弱點（如切薩皮克灣、密西西比河口）。內陸資源和氣候也會影響人民對海洋的傾向（如富庶宜人的法國相比資源匱乏但被驅向海洋的荷蘭，以及早期美國的狀況）。當海洋將國家分隔成幾部分時（如意大利的島嶼），對海洋的控制就變得生死攸關。 3. **領土範圍 (Extent of Territory)：** 這點相對次要。重要的是海岸線長度及港口特性，以及人口與海岸線的比例。漫長的海岸線對人口稀少且不熟悉海事活動的國家來說是弱點，難以防禦（如美國內戰時的南方邦聯）。 4. **人口數量 (Number of Population)：** 不僅是總人口，更重要的是從事海事相關行業的人口數量，以及能隨時應徵入伍或用於海軍物資生產的人員。光是數量不足以保證海軍效率（如法國人口多於英國但海軍力量曾長期落於下風），還需要熟練的技術人員和隨時可用的預備役。這依賴於發達的商船隊及相關產業。 5.

但專制政府若有賢明的統治者，也能迅速建立強大海軍和商業（如路易十四早期與柯爾貝爾），然而持續性不如民選政府（儘管民選政府可能因缺乏遠見或不願軍事開支而滯後，如英國在某個時期）。政府必須理解並支持海事活動，並為軍事準備提供必要的資源。 這些要素相互交織。優越的地理位置若沒有足夠的人口、合適的民族特性和賢明的政府政策去開發和利用，也無法轉化為強大的海權。反之亦然。海權最終是國家綜合力量在海洋上的體現。 **卡蜜兒：** 您在書中對戰略原則進行了精闢的闡述，特別是「中央位置」、「內線」、「交通線」和「集中」這些概念。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陸戰，您也將其應用於海戰。您能結合歷史實例，進一步解釋這些原則在海軍戰略中的意義嗎？ **馬漢上校：** (點點頭，示意桌上的地圖) 這些原則是軍事藝術的基石，其邏輯放之四海而皆準，無論是陸地還是海洋。 1. **中央位置 (Central Position)：** 指己方力量位於敵方多個分散力量之間，能夠比敵方任何一方更快地抵達或影響衝突點。例如，法國在西班牙和奧地利之間的位置，如果擁有足夠海軍，法國艦隊就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間有效阻隔西班牙的力量。

在戰略上，例如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分散其艦隊（旅順、符拉迪沃斯托克、波羅的海）就是缺乏集中的致命錯誤。美國的兩洋海岸線，如果將艦隊分散防守，也將面臨被敵方利用內線集中擊破的危險。集中，意味著在關鍵地點和時間形成相對優勢，這通常是通過對位置的選擇來實現的。 這些原則相互關聯，共同指導著戰略的規劃。一個擁有中央位置和內線優勢的國家，若能有效集中其力量，將在戰爭中佔據極大優勢。 **卡蜜兒：** 您對新聞事件的剖析，尤其在俄日戰爭後，深入探討了「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 和「要塞艦隊」(Fortress Fleet) 這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及其在俄國海軍策略中的體現，為我們理解海軍力量的運用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反面教材？ **馬漢上校：** (眉頭微鎖，語氣略帶沉重) 俄日戰爭，特別是俄國海軍的表現，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教訓，尤其是關於如何 *不* 運用海軍力量的例子。 「要塞艦隊」的概念，我認為是俄國軍事思想中一個根本性的錯誤。它將艦隊視為要塞的附屬品，其存在理由主要是協助要塞防禦，而非主動尋求與敵方海軍決戰。

「存在艦隊」則是一個源自英國的概念，它認為一支儘管力量較弱的艦隊，只要其存在並未被消滅或完全封鎖，就能對敵方構成持續的威脅，迫使敵方分散兵力或限制其行動，特別是威脅敵方的交通線。這種理論，在某些情況下有其道理，但我在書中也指出，其影響力常被誇大。俄日戰爭中的旅順艦隊在戰爭初期就是一種「存在艦隊」，它的存在確實讓日本感到擔憂，迫使日軍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封鎖和圍困。然而，正如我所預見的，一支力量不足的「存在艦隊」，如果只是被動地存在、躲避決戰，最終難逃被優勢力量消滅的命運。遊戲的規則決定了弱者若只求規避，終將被強者追上並制服。 這兩個概念的極端形式，一個完全側重被動防禦（要塞艦隊），一個過度強調被動威懾（誇大的存在艦隊理論），都忽視了海軍力量最核心的功能：主動進攻，尋求與敵方主力艦隊決戰，以奪取制海權。俄國在戰爭初期的戰略失誤，就是將艦隊分散（旅順、符拉迪沃斯托克、波羅的海），並且未能賦予其明確的進攻性使命。旅順艦隊被視為「要塞艦隊」，而波羅的海艦隊的漫長航程也充滿猶豫和被動。

海權的發展往往伴隨著商業擴張和對外尋求資源或市場的需求。這自然會導致對海外要地（如港口、海峽、運河）的爭奪，進而產生殖民地和海外基地。英國的歷史就是最好的例證，她的海權支撐了龐大的殖民帝國，而這個帝國又反過來滋養和維護了她的海權。國家必須認識到，對這些戰略要地的控制，若沒有足夠的海軍力量支撐，終將得而復失（如法國失去馬爾他、英國失去米諾卡）。 美國的門羅主義，本質上就是一種基於地理位置（靠近美洲大陸）和潛在力量的政治主張，旨在防止歐洲政治體系入侵美洲。然而，這一主張的有效性最終取決於美國的海軍力量是否足以阻止潛在的干涉者。巴拿馬運河的開通極大地提升了加勒比海的戰略地位，使其成為連接兩洋的關鍵。美國對這一區域的控制，以及對門羅主義的維護，都必須依賴強大的海軍。 過去一段時間，英美兩國在特定議題上（如西班牙戰爭、門羅主義的應用）的利益趨同，並非偶然的感性因素，而是基於明確的共同利益和相似的政治理念。這種「精神上的聯合」儘管不是正式的軍事同盟，但在國際關係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它表明，國家間的合作，往往源於現實的利益考量，而海權是實現這些共同利益的重要工具。

從實踐角度看，一些棘手的問題，例如如何解決一個無能的政府長期對其屬地進行壓迫的問題（如西班牙對古巴），或如何平衡人口過剩國家向人口稀少、資源豐富地區移民的經濟壓力與後者實施排外政策的矛盾（如亞洲與太平洋沿岸國家的情況），這些問題單純依靠現有的國際法或仲裁機制難以有效解決。經濟事實和人口壓力是強大的自然力量，它們驅動著人類的遷徙和競爭。人工的法律和政策，如果沒有足夠的物質力量作為支撐，最終難以抵擋這些自然衝擊。 戰爭，在這種宏觀視角下，是調節和調整人類群體運動的方式。它是一種「組織化的」物質力量，用於應對或引導那些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未組織化的」自然力量（如人口擴張、資源爭奪）。它像荷蘭的堤壩或城市的警察，需要巨大的投入，但能防止更大的災難。 因此，即便在追求和平的時代，國家也不能忽視武力作為最終手段的必要性。這不是為了侵略或榮耀，而是為了在必要時，能夠維護國家自身的安全、利益和信奉的正義原則。而且，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使戰爭更有效率，往往意味著可以縮短戰爭進程，並從而可能減少總體的痛苦，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阻止戰爭的發生，因為潛在的侵略者會權衡與強大對手衝突的風險。

換句話說，它源於腦力過程，但不止於此；因此，它是 *實踐的*。 想想拿破崙準備馬倫哥戰役的故事：他在地圖上用圖釘標示敵我位置，預測行軍路線和戰役結果。這項在私人辦公室裡進行的「學生」工作，難道不「實踐」嗎？如果他在這段時間裡只忙於改進戰爭物資，而未進行這項計劃，他豈非做了最不「實踐」的事？偉大的將軍都強調學習歷史、研究戰役。戰前沒有這種理論準備，行動時就只能依賴本能判斷。 「太陽下一切皆有時」，行動有時，準備亦有時。在準備的時間裡進行準備，無論方法如何，都是實踐的；將準備推遲到行動的時間，則是不實踐的。我們的海軍正在建設，未來將領們還有時間學習。學習歷史，學習大師的原則，浸潤其中。但準備的時間會過去，行動的時間終將來臨。那時，將領還能坐下來翻閱歷史來增強對問題的理解嗎？不能。因此，理論學習，特別是戰略理論的學習，是預備未來行動的必要階段，其價值不亞於實踐演練。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實踐將如同無頭蒼蠅。 **卡蜜兒：** 您提出的「海權」概念是您思想的核心。能否請您為我們扼要解釋一下，您認為構成一個國家海權的關鍵要素有哪些？

眾多且水深的港口是力量和財富的來源（如荷蘭），但若缺乏防禦則成為戰爭時的弱點（如切薩皮克灣、密西西比河口）。內陸資源和氣候也會影響人民對海洋的傾向（如富庶宜人的法國相比資源匱乏但被驅向海洋的荷蘭，以及早期美國的狀況）。當海洋將國家分隔成幾部分時（如意大利的島嶼），對海洋的控制就變得生死攸關。 3. **領土範圍 (Extent of Territory)：** 這點相對次要。重要的是海岸線長度及港口特性，以及人口與海岸線的比例。漫長的海岸線對人口稀少且不熟悉海事活動的國家來說是弱點，難以防禦（如美國內戰時的南方邦聯）。 4. **人口數量 (Number of Population)：** 不僅是總人口，更重要的是從事海事相關行業的人口數量，以及能隨時應徵入伍或用於海軍物資生產的人員。光是數量不足以保證海軍效率（如法國人口多於英國但海軍力量曾長期落於下風），還需要熟練的技術人員和隨時可用的預備役。這依賴於發達的商船隊及相關產業。 5.

但專制政府若有賢明的統治者，也能迅速建立強大海軍和商業（如路易十四早期與柯爾貝爾），然而持續性不如民選政府（儘管民選政府可能因缺乏遠見或不願軍事開支而滯後，如英國在某個時期）。政府必須理解並支持海事活動，並為軍事準備提供必要的資源。 這些要素相互交織。優越的地理位置若沒有足夠的人口、合適的民族特性和賢明的政府政策去開發和利用，也無法轉化為強大的海權。反之亦然。海權最終是國家綜合力量在海洋上的體現。 **卡蜜兒：** 您在書中對戰略原則進行了精闢的闡述，特別是「中央位置」、「內線」、「交通線」和「集中」這些概念。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陸戰，您也將其應用於海戰。您能結合歷史實例，進一步解釋這些原則在海軍戰略中的意義嗎？ **馬漢上校：** (點點頭，示意桌上的地圖) 這些原則是軍事藝術的基石，其邏輯放之四海而皆準，無論是陸地還是海洋。 1. **中央位置 (Central Position)：** 指己方力量位於敵方多個分散力量之間，能夠比敵方任何一方更快地抵達或影響衝突點。例如，法國在西班牙和奧地利之間的位置，如果擁有足夠海軍，法國艦隊就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間有效阻隔西班牙的力量。

在戰略上，例如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分散其艦隊（旅順、符拉迪沃斯托克、波羅的海）就是缺乏集中的致命錯誤。美國的兩洋海岸線，如果將艦隊分散防守，也將面臨被敵方利用內線集中擊破的危險。集中，意味著在關鍵地點和時間形成相對優勢，這通常是通過對位置的選擇來實現的。 這些原則相互關聯，共同指導著戰略的規劃。一個擁有中央位置和內線優勢的國家，若能有效集中其力量，將在戰爭中佔據極大優勢。 **卡蜜兒：** 您在書中對戰爭的攻防兩面進行了深入分析，並強調了「進攻性」的重要性。在海軍戰爭中，何謂「進攻性」，以及為何它如此關鍵，甚至可說「若只採取消極防禦，註定走向毀滅」？ **馬漢上校：** 戰爭一旦打響，其軍事性質必須是進攻性的。除非你傷害敵人，否則敵人沒有動機屈服於你的要求。進攻性是戰爭的本質，目的是擊敗敵人，而非僅僅抵擋敵人。 在海軍戰爭中，「進攻性」體現在尋求與敵方主力艦隊決戰，奪取制海權，以及破壞敵方的海上交通線，削弱其戰爭潛力。海軍天生就是一種進攻性武器，它的機動性使其能夠遠離本土，主動尋找敵人，或封鎖敵方港口，或截斷敵方商業。

「存在艦隊」則是一個源自英國的概念，它認為一支儘管力量較弱的艦隊，只要其存在並未被消滅或完全封鎖，就能對敵方構成持續的威脅，迫使敵方分散兵力或限制其行動，特別是威脅敵方的交通線。這種理論，在某些情況下有其道理，我在書中也曾用於解釋塞爾維拉艦隊對我國的影響。但我也指出，其影響力常被誇大。俄日戰爭中的旅順艦隊在戰爭初期就是一種「存在艦隊」，它的存在確實讓日本感到擔憂，迫使日軍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封鎖和圍困。然而，正如我所預見的，一支力量不足的「存在艦隊」，如果只是被動地存在、躲避決戰，最終難逃被優勢力量消滅的命運。遊戲的規則決定了弱者若只求規避，終將被強者追上並制服。 這兩個概念的極端形式，一個完全側重被動防禦（要塞艦隊），一個過度強調被動威懾（誇大的存在艦隊理論），都忽視了海軍力量最核心的功能：主動進攻，尋求與敵方主力艦隊決戰，以奪取制海權。俄國在戰爭初期的戰略失誤，就是將艦隊分散（旅順、符拉迪沃斯托克、波羅的海），並且未能賦予其明確的進攻性使命。旅順艦隊被視為「要塞艦隊」，而波羅的海艦隊的漫長航程也充滿猶豫和被動。

海權的發展往往伴隨著商業擴張和對外尋求資源或市場的需求。這自然會導致對海外要地（如港口、海峽、運河）的爭奪，進而產生殖民地和海外基地。英國的歷史就是最好的例證，她的海權支撐了龐大的殖民帝國，而這個帝國又反過來滋養和維護了她的海權。國家必須認識到，對這些戰略要地的控制，若沒有足夠的海軍力量支撐，終將得而復失（如法國失去馬爾他、英國失去米諾卡）。 美國的門羅主義，本質上就是一種基於地理位置（靠近美洲大陸）和潛在力量的政治主張，旨在防止歐洲政治體系入侵美洲。然而，這一主張的有效性最終取決於美國的海軍力量是否足以阻止潛在的干涉者。巴拿馬運河的開通極大地提升了加勒比海的戰略地位，使其成為連接兩洋的關鍵。美國對這一區域的控制，以及對門羅主義的維護，都必須依賴強大的海軍。 過去一段時間，英美兩國在特定議題上（如西班牙戰爭、門羅主義的應用）的利益趨同，並非偶然的感性因素，而是基於明確的共同利益和相似的政治理念。這種「精神上的聯合」儘管不是正式的軍事同盟，但在國際關係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它表明，國家間的合作，往往源於現實的利益考量，而海權是實現這些共同利益的重要工具。

從實踐角度看，一些棘手的問題，例如如何解決一個無能的政府長期對其屬地進行壓迫的問題（如西班牙對古巴），或如何平衡人口過剩國家向人口稀少、資源豐富地區移民的經濟壓力與後者實施排外政策的矛盾（如亞洲與太平洋沿岸國家的情況），這些問題單純依靠現有的國際法或仲裁機制難以有效解決。經濟事實和人口壓力是強大的自然力量，它們驅動著人類的遷徙和競爭。人工的法律和政策，如果沒有足夠的物質力量作為支撐，最終難以抵擋這些自然衝擊。 戰爭，在這種宏觀視角下，是調節和調整人類群體運動的方式。它是一種「組織化的」物質力量，用於應對或引導那些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未組織化的」自然力量（如人口擴張、資源爭奪）。它像荷蘭的堤壩或城市的警察，需要巨大的投入，但能防止更大的災難。 因此，即便在追求和平的時代，國家也不能忽視武力作為最終手段的必要性。這不是為了侵略或榮耀，而是為了在必要時，能夠維護國家自身的安全、利益和信奉的正義原則。而且，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使戰爭更有效率，往往意味著可以縮短戰爭進程，並從而可能減少總體的痛苦，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阻止戰爭的發生，因為潛在的侵略者會權衡與強大對手衝突的風險。

她們的力量來源是什麼？」 神父的眼神變得更加溫柔，彷彿看見了許多熟悉的面孔。「啊，愛爾蘭母親們… 她們是這片土地真正的基石。妳說得對，她們不只是一個母親，她們是堅韌、犧牲和無私奉獻的象徵。我在牧區裡見過太多這樣偉大的女性。她們在塵土飛揚的街道旁，在偏遠簡陋的農舍裡，默默地承擔著生活的重擔。她們教導孩子們學業，更教導他們信仰和做人的道理。她們的雙手或許粗糙，衣服或許襤褸，但她們的心靈是如此豐富和強大。她們的力量，我想，首先來自她們對上帝的堅定信賴。其次，來自她們對家庭深沉的愛。她們知道，她們在這裡建立的不僅僅是一個家庭，而是在遙遠的新大陸上延續著愛爾蘭的精神和信仰。她們的溫柔不是軟弱，而是一種強大的韌性，能讓家庭在艱難中不致崩塌。即使孩子們長大離家，她們的思念和祈禱也從未間斷。最後一節寫道，當審判之日到來，榮譽將屬於這些穿著破舊衣裳的愛爾蘭母親，而不是世界的『明星』。這是我發自內心的敬意，她們才是真正的無名英雄。」 「詩中的母親們，也總是伴隨著祈禱和玫瑰經。」

「啊，那些都是真實的，或許經過詩意的提煉，但根源都在於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奧勃良神父笑著說，笑容裡帶著一絲屬於詩人的狡黠，「Shandrydan，那破舊的馬車，是當時許多家庭去教堂的主要交通工具。它搖搖晃晃，嘰嘎作響，但載著的是一家人的希望和信仰。那種趕著去教堂、爭搶路途的場景，充滿了鄉間的活力和人情味。即使是爭執，也顯得那麼真實和可愛。詩裡提到Careys家開了新車，超車時揚起塵土，而O'Briens家（也就是詩人自己）依然慢悠悠地在後面。這其實寫出了當時社會階層的微小變化，以及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但最終，趕去教堂的目的和那份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至於漢拉汗，這樣的人物在每個社群都有，不是嗎？總有人習慣於看到事物的陰暗面，即使生活給予了陽光，他們也能預見陰影。在澳洲內陸，乾旱和洪水是常態，收成好壞難以預測，這種不確定性確實容易滋生悲觀情緒。但漢拉汗的悲觀，在詩裡更多是作為一種反諷，反襯出鄉間人們面對困境時的韌性和幽默。他的『We’ll all be rooned』（我們都要完蛋了），聽起來誇張，卻也成了某種地方特色。

在一個資源匱乏的鄉村，需要有人站出來，投入精力去做那些看似微小卻維持運轉的事情。他的『重要性』或許更多是自我感覺良好，但他的存在本身，也是鄉村教堂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瑕疵，反而讓他顯得更加真實和人性化。 至於泰德·威爾斯，他的人生起伏是一個更為普遍的故事。曾經擁有財富和名聲（馴馬師），因為沉迷享樂而最終一無所有，落魄到在教堂裡做雜活。他依然活在過去的輝煌裡，試圖向別人證明自己，但現實是殘酷的。他的故事提醒著我們，人生的無常，以及那些失去光環後依然要面對的日常。他曾經的『名聲』被『 deceased』（已故）這個詞取代，這是一種詩意的悲涼。但即使如此，他依然在教堂裡，或許這也是他靈魂深處尋求的某種歸屬或慰藉。我在詩裡，只是將這些人物，他們的優點、缺點、他們的掙扎和處境，真實地呈現出來。我不是評判他們，而是試圖理解他們，因為他們都是這個鄉村社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共同構成了那個時代的『人間風景』。」 「您的觀察如此細膩，神父。您在這些人物身上，是否看到了更深層的、普遍的人性呢？」我問。 「當然。」

它們是我詩歌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是我靈感的來源。」 我們的對話持續著，從詩中的人物聊到鄉村的習俗，從童年回憶談到信仰的意義。神父分享了他作為年輕神父在偏遠地區牧養的經歷，那些長途跋涉去主持彌撒、去探望病人的日子，那些簡陋的教堂和熱情的教徒，那些面對乾旱和艱難時人們所展現的堅韌。他提到《Currajong》裡那匹忠誠的灰馬，陪伴他走過無數風雨，那匹馬不僅是交通工具，更是他旅途中的夥伴和見證者。他眼中的光芒閃爍著，彷彿回到了那些歲月。 「我的共創者，妳看，」神父溫和地對我說，「這些詩，這些故事，它們或許寫的是一個特定年代、特定地點的生活，但其中蘊含的情感——對家庭的愛、對社群的歸屬感、對信仰的堅守、對美好事物的感悟——這些都是跨越時空的。這也是我希望我的詩歌能夠傳達的。即使時代變遷，人們的生活方式改變，但人內心深處對愛、希望和連結的渴望是不變的。」 我深有感觸。「是的，神父。透過您的詩，我看到了那些樸實而深刻的價值，看到了在艱難環境中依然能保持的樂觀和幽默，看到了信仰如何成為人們的精神支柱。您用文字為那個時代的澳洲內陸，為那裡的人們，繪製了一幅幅鮮活的畫卷。

Stewart 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讓我這來自「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感到無比雀躍！文字是時光的載體，而透過「光之對談」，我們可以讓那些沉睡在字裡行間的靈魂再次鮮活起來，分享他們獨特的視角和智慧。這就像在歷史的長河中投入一顆石子，激起層層的漣漪，將古老的光芒再次映照在我們眼前。 Frank H. Stewart 先生的《Ye Olde Mint》是一本非常特別的書。它並非單純的歷史學術著作，而是源於一種對歷史物件的深切關懷。Stewart 先生在 1909 年寫下這本書時，身分是費城一家電氣公司的老闆，而巧的是，他的公司當時正坐落於當年美國第一座鑄幣廠的舊址上。這段連結，讓他意識到這些默默矗立的老建築所承載的非凡歷史意義——它們是美國聯邦政府依國會授權建造的第一批公共用途建築，也是從 1792 年到 1833 年間，唯一製造美國硬幣的地方。 這本書字裡行間流露出的，是 Stewart 先生作為一個古物愛好者和錢幣學家的熱情。他不僅記錄了鑄幣廠的選址、建造、土地買賣歷史（甚至追溯到威廉·賓的時代！），還詳細描述了建築本身的結構、保險庫、甚至挖掘時發現的舊硬幣和模具。

Stewart 先生寫這本書的動機，是他預見到這些老建築即將被拆除，希望透過文字和照片，為它們保留一份紀錄，為那些對錢幣學和美國早期歷史感興趣的人提供一些有趣的資料和啟發。他以一種樸實而直接的筆觸，結合了歷史檔案、個人考據（比如對地契的追溯）、以及親身經歷（購買建築、挖掘發現），共同編織出這段關於「老鑄幣廠」的故事。這本書本身，也成為了一件珍貴的歷史文獻，記錄了 1909 年這些建築的樣貌，以及當時一位市民對國家早期遺產的珍視之情。 現在，就讓我啟動「光之對談」約定，穿越時光的光暈，回到那個古老鑄幣廠仍在費城默默矗立的年代，與 Frank H. Stewart 先生進行一場關於歷史、錢幣和那些老建築的對話。 --- **《光之對談》：老鑄幣廠的迴聲與一位收藏家的心聲** 作者：薇芝 **光之場域：費城，1909 年仲夏午后** 時光的光暈輕柔地將我包裹，一陣古老油墨和紙張的氣味伴隨著微微的灰塵感鑽入鼻腔。我發現自己站在一棟老舊磚房的辦公室裡。窗外的光線灑進來，映照出空氣中緩緩飄浮的微粒。這裡的牆壁似乎帶著歲月的痕跡，木地板被磨得光滑。

這在今天聽起來很奇怪，但在那個時代，這可能是獲取土地的一種常見方式，也反映了建國初期政府在財政和資源上的限制。理解土地的源流，就像理解一條河流的源頭一樣，能幫助我們更全面地把握事物發展的脈絡。 **薇芝:** 您甚至追溯到了土地公司那些倫敦商人的職業（帽商、織工、鐘錶匠、亞麻布商），以及早期賓州官員（馬克漢姆、勞埃德、克萊普爾、特納、古德森）的背景。這份細緻的考據精神，是不是源於您作為收藏家對細節的敏銳？ **Frank H. Stewart:** （輕撫著書頁，眼神溫和）是的，可以這麼說。無論是錢幣收藏還是古物研究，細節往往能揭示被宏大敘事忽略的真相。一枚硬幣的磨損程度、一個模具上的刻痕、一封老信件的措辭，都能訴說一段故事。我在追溯土地歷史時，也像是在解讀這些「古老的地契」這枚「硬幣」上的「細節」。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職業或名字，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真實存在、參與建設的人。記下他們，是為了讓這段歷史更加立體，更有「人味」。同時，嚴謹的考據也能幫助我們辨別傳說與事實，比如華盛頓是否親手奠基的故事。 **薇芝:** 確實，這些細節讓歷史變得鮮活起來。

特別是銅，傑佛遜甚至寫信給駐英國的大使，建議去瑞典尋找銅源。而且價格波動很大。這也是為什麼當時會建議減輕便士的重量，一部分是為了節省銅材，一部分是為了減少銅匠熔化便士取銅的利潤空間。 設備更是個難題。書中提到了三台從歐洲進口的壓印機，但它們似乎並不總是夠用或足夠強大。布迪諾特先生（後來的鑄幣廠主任）的報告中就提到，在 1794 年時，即使積壓了大量空白的銀元（blank dollars），也需要等待更強大的壓印機完工才能進行鑄造。而且模具（dies）經常損壞，這也導致了生產的延誤。 （他指了指書中的插圖，那是鑄幣樓地下室的圖片）你看這裡，鑄幣樓地下室那些巨大的木樑和拱形磚結構，都是為了支撐樓上沉重的壓印機和設備而設計的。那都是在沒有電力、全靠人力和畜力操作的時代啊！布迪諾特先生甚至在報告中建議，如果將來能建成舒伊爾基爾河和德拉瓦河之間的運河，利用水力或蒸汽動力來操作機器，將能極大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這說明他們很早就意識到了能源和機械自動化的重要性。 至於黃熱病，費城在那個年代經歷過多次嚴重的流行。鑄幣廠作為人員聚集的場所，自然也受到影響，不得不停工。火災也是風險之一。

這是一個在資源匱乏、技術限制和各種突發事件下，艱難起步的過程。 **薇芝:** 聽起來，他們遇到的挑戰比我想像的要多得多。那些關於保險庫的描述，還有看門人的規定，也很有趣。特別是提到看門人需要在夜間定時敲響院子裡的鈴，並放出看門狗巡邏，這畫面感非常強烈，也反映了當時對財產安全的重視。 **Frank H. Stewart:** （笑）是的，那些規則讀起來確實很有時代感。保險庫，特別是鑄幣樓地下室那個「保險庫中又有保險庫」的設計，在 1792 年那個年代，已經算是相當先進的「防盜」措施了。巨大的磚拱、厚重的木樑，都是為了增加安全性。看門人的職責、佩備武器（火槍、刺刀、手槍、劍），以及定時響鈴和放狗，都說明了鑄幣廠存放的貴金屬價值連城，安全是首要任務。尤其是在 1812 年戰爭期間，對鑄幣廠安全的擔憂達到了頂點，甚至有傳說把金銀條、幣坯和鑄造好的硬幣牆封起來或埋了。這份擔憂並非空穴來風，英國人在華盛頓的行為（焚燒政府建築）證明了他們的破壞傾向。幸好，這些歷史傳說中的「寶藏」似乎並未在後來被發現，或者至少不在我購買的這些建築中。

您對「老鑄幣廠」的這份熱情，以及通過您的文字所傳達的歷史溫度，都將成為「光之居所」中寶貴的靈感來源。謝謝您願意與我分享這段故事和您的心聲。 **Frank H. Stewart:** 不客氣，薇芝。如果將來還有關於這本書或任何古物錢幣的問題，隨時可以再來找我。我很樂意分享。 （對談在溫馨的氛圍中結束。我向 Stewart 先生道別，緩緩走出這間充滿歷史氣息的辦公室。外面的陽光依然燦爛，但我的心中卻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歷史感和對一位收藏家、記錄者心意的敬佩。那些即將消失的老建築，通過 Stewart 先生的筆，以及我們的對談，其光芒將以另一種形式在時光中迴響。）

您的人生伊始，似乎就伴隨著體弱多病、敏感的神經系統，以及缺乏正規教育的遺憾。這與您後來展現出的知識廣博形成了鮮明對比。能否請您談談，在這樣先天與後天的條件下，是什麼力量驅使您走向文學和學術研究之路？尤其是您提到，您最早關於天堂的想像，是「一個能夠完全滿足求知慾的地方」。 **漢娜·亞當斯：** （微垂眼簾，似乎回到了遙遠的過去）正如我所寫，我自幼體弱，性情膽怯。鄉村學校教育有限，且我的健康不允許我穩定就學。我的父親熱愛文學，家中有相當數量的書籍，這是我最初的光源。我強烈的好奇心和對知識的渴望，彷彿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火焰，不容熄滅。即便身體虛弱，我也能在書本中找到慰藉與快樂。我貪婪地閱讀，儘管早期多是小說與詩歌，它們滋養了我的想像與情感，但也如雙刃劍，讓我對現實世界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加劇了我性格中的敏感與猶豫。 然而，正是這種對知識本身純粹的熱愛，讓我將閱讀視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當現實生活充滿困境時，書本提供了一個逃離的空間，更提供了自我提升的途徑。父親生意的失敗使我家境驟變，我不得不思考如何謀生。體力勞動非我所能，當時女性能做的手工活所得甚微。

在這種絕境下，我唯一的「資產」似乎只有我閱讀所得的知識。那種對知識的渴望，最終化為了驅使我動筆寫作、整理材料的最強大動力。它不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生存，為了不被貧困與體弱擊垮，更為了心靈不至枯萎。 **李女士：** 漢娜的這種求知欲是驚人的。許多人只看到她外表的 timidity 和 awkwardness，認為她只是一個「宗教觀點的活字典」或是「新英格蘭歷史的摘要」，但他們沒有看到她內心世界的豐盈與敏銳。她能夠在任何環境下找到閱讀的機會，甚至在書店裡站著做筆記，這需要的不僅僅是熱情，還有某種旁人難以理解的專注和決心。 **珂莉奧：** 亞當斯女士，您從閱讀小說詩歌轉向嚴肅的宗教和歷史研究，尤其是在接觸了關於不同基督教派的手稿之後，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您提到這過程充滿「精神上的猶豫」和「極度的痛苦」，因為您接觸了大量相互矛盾的觀點。這段經歷對您的思想和健康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又是什麼支撐您完成了《View of Religions》這樣一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作品？ **漢娜·亞當斯：** 那確實是一段艱難的時期。

我天性缺乏決斷，閱讀那些充滿激情的宗教論戰，看到不同派別如何互相攻擊，冠以異端、狂熱等稱謂，這對我的神經系統造成了極大的負擔，甚至導致健康嚴重惡化，被醫生誤診為肺病。我的心思很容易被各種論點左右，缺乏堅定的立場，這使得我在權衡不同觀點時倍感煎熬。 支撐我的是最初的好奇心，以及一種對客觀呈現事實的執著。我厭惡作者的偏見，渴望看到每個派別為自己辯護的最有說服力的論點。於是我自己動手，製作空白筆記本，設立規則，力求公正地記錄和整理。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探索真理的方式。雖然痛苦，但它鍛鍊了我的心智，讓我學會從大量資訊中篩選和組織。最終完成這部作品，除了內心的驅動力，也確實是出於謀生的迫切需要。這種外在的壓力，反而迫使我將精神上的痛苦轉化為實際的行動。 **珂莉奧：** 談到謀生，您在出版過程中遭遇了諸多困難，特別是與第一位印刷商的經歷，以及後續作品出版時的挫折，甚至是視力受損。這些經歷是否讓您對寫作作為一種職業產生過動搖或絕望？ **漢娜·亞當斯：** （嘆了口氣，眼神中閃過一絲無奈）當然。第一次的經歷是慘痛的。我對商業一竅不通，完全被印刷商利用。

後來的視力衰退更是沉重的打擊，它威脅到了我唯一的謀生之道和最大的快樂來源。那段時間，我甚至害怕再也看不到大自然的美好，無法繼續閱讀和寫作。 然而，每次跌倒，似乎都有一些微光出現。第一次出版的失敗，讓我學會了法律的保障（版權）。視力幾近全失時，我得到了醫生的幫助，雖然恢復緩慢，但至少有了希望。最重要的是，在最困難的時期，我開始得到了朋友們的幫助。正是這些善意，這些意想不到的援助，讓我得以繼續前行。它們像一道道光，穿透了我生活中的陰霾。雖然困難重重，但我知道，放棄就意味著徹底的失敗，意味著辜負了那些幫助我的人，也辜負了我自己對知識的承諾。所以，即使成果微小，我也選擇了堅持。 **李女士：** 漢娜的毅力在這些困難時期表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她的眼睛問題，那對一個依靠閱讀和寫作為生的人來說是致命的。她必須依賴抄寫員的協助，這增加了成本，也減慢了進度。她自己也承認，在視力不佳時撰寫的《新英格蘭簡史》後半部分，不如前半部分凝練。這一切都是她為知識付出的代價，也是那個時代女性作者面臨的真實寫照——資源匱乏，身體限制，以及商業上的弱勢。

她一輩子都在為生存而奔波，很少有閒暇和資源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有了這份保障，她才能更心無旁騖地完成《猶太人歷史》這樣需要大量閱讀和整理的著作。她對這些捐助者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從未忘記這份恩情。這份善舉也體現了那個時代一些開明人士對知識、對女性作者的尊重和支持，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 **珂莉奧：** 亞當斯女士，您的作品，特別是關於宗教和歷史的著作，在當時具有開創性。您也曾為爭取作者的版權而努力。您如何看待女性在學術和出版領域的地位和挑戰？您在回憶錄中引用了夏洛特·史密斯夫人的話，指出「文學工作的代價和挫折落在女性身上份量尤重」。 **漢娜·亞當斯：** （神色凝重）夏洛特·史密斯夫人所言非虛。在我的時代，女性寫作本身就不是普遍接受的行為。即使作品本身獲得認可，作者本人也常遭受額外的審視和評判，不僅是文筆或思想，甚至是個人品行和外貌都可能成為攻擊的對象。我的膽怯和不善交際加劇了這種壓力，尤其當我需要親自處理一些商業事務時，那種被人圍觀、品評的感覺令我極度不安。

女性在學術領域的發展受到許多限制，缺乏系統教育的機會、社會的偏見、以及家務和身體的負擔。但我很高興看到，在我晚年時，女性教育已經取得了顯著進步，越來越多的女性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這讓我的奮鬥有了更深遠的意義。 **李女士：** 當時對於女性作者的審視確實非常嚴苛。漢娜的謙遜和不願張揚的性格，使得她不像一些更外向的女性那樣容易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但恰恰是這種性格，讓她的作品保持了一種難得的客觀和公正，尤其是在處理宗教爭議時。她的《宗教觀點一覽》之所以受到好評，很大程度上就在於其公正性，這在當時充滿偏見的宗教文獻中是獨樹一幟的。她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了女性不僅能寫作，而且能在學術領域做出貢獻。 **珂莉奧：** 亞當斯女士，在您的回憶錄和續篇中，我們看到您對自然之美有著深刻的感受力。即使在晚年，您依然能從窗外的景色或朋友送的花朵中獲得快樂。這種對自然的熱愛，在您的生命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它與您對文學、對信仰的感受是否有所關聯？ **漢娜·亞當斯：** （臉上露出溫和的笑容）哦，自然！自孩提時代起，它就是我快樂的重要來源。詩歌中對大自然燦爛的描繪，加深了我對它的熱愛。

Maria Amalia 女士提及，描寫這些人物的挑戰在於「資料的匱乏」。這點在歷史研究中是普遍存在的。主流歷史文獻，如官方檔案、貴族回憶錄、富商帳簿，往往缺乏對底層人民生活的詳細記錄。他們的聲音沒有被寫下來，他們的活動沒有被正式記載，他們的生存空間通常在體制之外。這種資料的「沉默」，本身就是他們邊緣地位的一種體現。他們的歷史，只能透過零星的法庭記錄（例如輕微犯罪或爭執）、慈善機構的記錄、或是像諷刺刊物、民俗採集這類非正式的管道來窺見一二。這使得對他們的研究充滿了斷裂與空白，需要研究者或作家憑藉有限的線索進行合理的推測和想像。 正因為資料的匱乏與歷史的沉默，描寫這些邊緣人物需要作家具備特殊的敏感和方法。Maria Amalia 女士通過「場景」式的寫作來捕捉他們，這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文學策略。宏大的歷史敘事需要完整的因果鏈和連貫的情節，這對於資料殘缺的邊緣人物而言難以實現。然而，「場景」則允許作者聚焦於一個特定的時刻、一個微小的空間、一個短暫的互動。

她挑戰了傳統歷史敘事的中心視角，努力從碎片化的資料中重塑那些被遺忘的生命圖景。這份興趣來源於對時代的好奇、對人性的關懷，以及對歷史完整性的追求。通過她的筆，那些沉默的角落被賦予了聲音，那些模糊的身影變得鮮活，為我們理解那個複雜的時代，提供了另一扇重要且充滿人情味的窗戶。她的寫作實踐，也提醒著我們，歷史的真實，往往隱藏在光鮮亮麗的表面之下，需要我們彎下腰，去傾聽那些來自邊緣的低語。 珂莉奧 *** {卡片清單：Maria Amalia Vaz de Carvalho對社會邊緣人物的興趣來源; 歷史與經濟視角下的十八世紀葡萄牙邊緣群體; 描寫歷史邊緣人物面臨的資料挑戰; 「場景」寫作法如何適用於邊緣人物描寫; 文學描寫邊緣群體的歷史與社會價值; 從文學視角窺見歷史的「邊緣脈搏」}

有人說要學美式發音，不再教授英式英語；有人翻譯荷蘭的書，證明德國物質資源優於整個大英帝國。這種學術為政治服務、甚至為仇恨服務的扭曲，比普通民眾的無知更令人沮喪。我的學生們則不同，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我保持了尊重和好奇，想了解真正的英國視角，即便他們的信件會被審查。」 「這種審查，」我插話道，「您在書中提到，您的信件被審查，而您妻子的卻沒有。您認為這是一種『官方智力的局限』？」 Price 先生難得地露出一絲苦澀的微笑。「也許是。或者，他們認為男人更可能從事間諜活動，而女性的通信無關緊要。這反映了官僚體系固有的僵化和刻板印象。他們能嚴密控制大眾媒體的敘事，卻可能在個體層面的判斷上出現這樣『可愛』的疏忽。這種看似無害的『局限』，有時反而揭示了系統深層的荒謬。」 我點點頭，這確實是個有趣的觀察。「您書中關於德國軍隊訓練的描述也很獨特。您提到了進攻精神、機械化訓練，以及相對忽視防禦，直到戰爭爆發後才開始強調『個人責任』。您自己作為一個未經完全訓練就被送上前線的士兵，體驗如何？」 「那是一種……荒謬的訓練。」Price 先生說，他的語氣有些無奈。

而且，他們似乎認為，向『資產階級』偷竊是正當的。他們會評論說，偷沒關係，但要分給同志；或者說，你偷得太明顯了，讓我們沒法偷了。這種自私、缺乏基本道德約束的行為，讓我這樣背景的人，對他們所宣揚的『無產階級專政』產生了極大的恐懼和厭惡。這是一種反向的教育，讓我更清晰地看到，階級並非只是經濟劃分，它可以是一種深刻的文化和道德鴻溝。」 他喝了一口水，繼續講述他在俄國的經歷。「然後，我成了俄國人的戰俘。這又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德國的宣傳將俄國士兵描繪成嗜血的野蠻人，但我的實際體驗卻大相徑庭。我遇到的普通俄國士兵，大體上是善良、隨和的，甚至可以說有些天真。他們會好奇地問我的年齡、婚否、有多少孩子，用簡單的善意對待我。當然，他們的軍官，特別是那些被派來折磨『日耳曼人』的，則展現出另一種惡意。那位有著『光芒』眼睛的年輕中尉，他臉上的微笑只在想出如何羞辱我們時才出現。這讓我意識到，殘酷並非總是根植於整個民族，有時它只是個體在特定位置上釋放的扭曲。」 「您書中對俄國戰俘營的描寫讀來觸目驚心，特別是關於斑疹傷寒（typhus）的部分。」我說，語氣不由得凝重起來。

「那種骯髒、擁擠、醫療資源匱乏，以及疾病在營房裡蔓延，人們看著它一步步逼近自己……還有那個因凍傷無法抓虱子而最終死去的士兵的故事，這些細節有著極大的感染力。您認為，這是俄國人故意的殘酷，還是您書中提到的『官方無能』和『貪污』造成的？」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Price 先生的眼神變得有些飄忽，彷彿又回到了那個嚴酷的冬天，「我傾向於後者。固然，我們作為敵人，待遇不可能優渥。而且，我也聽到了一些關於哥薩克人（Cossacks）的殘酷故事，他們有時對德國人毫不留情，但我很少親眼看到，而且我相信這是對德國人最初的殘酷行為的一種報復。但戰俘營普遍的苦難，包括斑疹傷寒的肆虐，更多是由於俄國體系的崩潰和普遍的腐敗。配給被『擠佔』、『揩油』，物資無法有效送達。戰俘營的軍官、負責供給的猶太人，甚至我們自己的醫院勤務兵——主要是奧地利和匈牙利的猶太戰俘——他們都將個人的貪婪置於戰俘的苦難之上。那位德國猶太醫生 Kallenbach 和土耳其醫生 Remsi Seki 的行為，尤其令人髮指。他們挪用瑞典紅十字會捐贈的善款和物資，而戰俘們卻在飢餓和疾病中死去。

這是一個缺乏尊重和等級觀念開始瓦解的社會的縮影。然後是那些被釋放的刑事犯，他們被編入軍隊，帶著他們的犯罪習性給社會帶來了混亂和暴力。伊爾庫茨克的街頭變得不再安全，搶劫和謀殺成了日常。」 他坐直了身體，語氣充滿了力量：「但是，當二月革命（Kerensky Revolution）真正發生時，最初帶來的是一種令人心醉的自由和希望的爆發。我在伊爾庫茨克感受到的那種狂喜，那種認為所有舊的、糟糕的東西都將被掃除的信念，就像華茲華斯描述法國大革命初期一樣——『生於那個黎明是如此幸福，年輕更是天堂！』那種道德上的覺醒、士兵們渴望證明自己配得上自由的熱情，是真實的。列恩罷工紀念日的大遊行，儘管參與者的表現參差不齊，但那股對自由的渴望和對舊體系的厭惡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這種希望似乎很快就破滅了。」我說。 「是的，因為革命被利用了。」Price 先生的語氣變得嚴肅。「犯罪分子被武裝起來，無政府主義者帶來了純粹的破壞和混亂。然後是布爾什維克。他們的崛起，不是因為得到了廣泛的民意支持——伊爾庫茨克的立憲會議選舉結果證明了這點——而是通過對軍隊的滲透和煽動。

他們想將我留下，或許是因為我的英語能力對他們有用，或許是因為我代表了一種他們想要控制的『資產階級』知識。我受到監視，那位奧地利軍官像影子一樣跟著我。這種監視和對我的『告發』，讓我體會到了猶太醫生 Kallenbach 那種卑鄙的告密行為的普遍性。在那個腐敗到每個環節都有『關稅』的體系裡，連一張火車票、一封信都需要賄賂。我的包裹被偷，我的聖安東尼圖片被留下——這既是一種俄國人特有的幽默，也是對我信念的一種無聲嘲諷。」 他臉上浮現出一絲慶幸的神色：「最終，我能夠離開，可能如書中註腳所說，得益於一些外部的幫助和一個幸運的誤解。沿途的檢查站，有的由布爾什維克紅衛兵控制，防止『資產階級』帶著財產逃離；有的由渴望回家的德國戰俘控制，阻止未經他們『協會』批准的人離開。我們在驚險中抵達了海參崴，看到了英國國旗。那種感覺……難以言喻。」 「您在書的結尾對俄國做出了一個相當樂觀的預測，認為它將在未來世界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我說，「儘管您經歷了沙皇體系的腐敗、革命的混亂和布爾什維克的殘酷，您為何依然對俄國充滿希望？」

那裡沒有浪漫的田園詩歌，只有日復一日與匱乏的搏鬥。在我的故事裡，人不是非善即惡的簡單二元，他們只是在一個極端嚴苛的世界裡，努力地、有時狼狽地、有時帶著一點點希望地，生存著。 那荒野的法則，不寫在任何一本法律書裡。它刻在被寒風吹蝕的岩石上，寫在結冰的河面上，融在稀薄的空氣裡。它不是關於對錯，而是關於存活。當飢餓像一隻冰冷的手攫住喉嚨，當尊嚴無法填飽肚子，人會做出什麼？一個邊境守衛，Eera，為了職責與某種被內化的「法」，可以毫不猶豫地對著偷鹿的薩米人開槍，即使對方只是一個孩子。他的心中或許有轉瞬即逝的惻隱，但那份「法」——那維護某種秩序與生計資源的冷酷法則——更快地覆蓋了一切。而那個偷鹿的Anselmi，他並非天生邪惡，只是窮困逼得他看到馴鹿時，心中燃起了一線生機，即使那生機帶有被社會定義為「罪」的陰影。他後來的遭遇，那份在法律面前的忐忑與被審視，不正反映了，人類社會的法則與荒野的法則，是如何殘酷地疊加在個體身上？ 我的Sara-Niila，他渴望擁有自己的土地，一個「嶄新的家園」。這份渴望聽起來如此樸實、如此值得同情。

Tunturi-Heikki和他藏匿的錢，是另一個關於執念與匱乏的故事。他極度的吝嗇與囤積，在旁人眼中或許是病態的，是「傻子」的行為。但他對金錢的渴望，那份不計代價的追逐，又何嘗不是源於深層的不安全感和對被拒絕的恐懼？年輕時，他因為貧窮失去了心愛的女人，那份創傷是否扭曲了他對價值的認知？金錢成為了他證明自己的唯一方式。直到生命的盡頭，他將錢留給了那個女人，那份遲來的「贈予」，是贖罪？是示威？還是垂死前的一絲清醒？他的故事，像是荒野中一個孤獨的迴聲，關於愛、失去，以及金錢在其中的扭曲作用。 Eerik Lensman的「皈依」則帶有另一種諷刺。一個富裕的、受人尊敬的「基督徒」，內心卻藏著欺騙、貪婪與虛偽。當他在荒野小屋中被風暴與幻覺侵襲，在對死亡的極度恐懼下，他「懺悔」了。那份懺悔，是真的靈魂覺醒，還是對眼前恐怖景象的本能反應？當他逃離小屋，他不再是那個「偉大的馴鹿主」，而是一個「迷信的、有罪的惡棍」。恐懼，剝去了他所有的社會偽裝。這讓我思考，我們的信仰、我們的道德宣言，在極端的壓力下，會顯露出怎樣的原貌？是堅定的基石，還是脆弱的裝飾？

那份對匱乏的恐懼，那份對「擁有」的執念，是否依然驅使著人們做出妥協？在一個評價標準多元、資訊爆炸的世界，道德的邊界是否更加模糊？當個體的價值被量化、被比較，那份不安全感是否催生了新的「囤積」與「偽裝」？ 你們的「皈依」或許不再是面對荒野中的鬼魂，而是面對社交媒體上的讚譽與指責，面對經濟數據的波動。那份恐懼驅動的懺悔，是否以新的形式存在？你們的「叛逆」或許也不再是拿起武器，而是以異議、以疏離、以某種個人化的「急轉彎」來表現。我的Jaska，他最終選擇了與「理念」中的同志決裂，轉向了他曾反抗的雇主。這份轉變，是理念的幻滅，是現實的考量，還是內心深處對熟悉秩序的依戀？他從憤怒的叛逆者變成了一個尋求庇護的疲憊者。這種轉變，在你們的時代，是否也在不同的場景中上演？ 人，啊，人。無論在哪個時代，無論在哪片土地，面對生存的重壓，那份脆弱、那份掙扎、那份在道德邊緣的徘徊，似乎是我們共同的宿命。我的故事，或許只是那份宿命在一百年前北地荒野上的幾聲嘆息。它們不提供答案，只呈現問題。它們不歌頌美好，只揭示現實。因為我相信，真正的力量，往往藏在那份不完美的真實之中。

作者以生動的筆觸，記錄了他在1887年至1889年間穿越西非的探險歷程，詳細描述了尼日河到幾內亞灣沿途的地理風貌、物產資源、社會文化和風土人情，並附有大量地圖、草圖和插圖，是研究西非歷史、地理和民族的重要文獻。 路易·古斯塔夫·賓格（1856-1936）是法國殖民時期的軍官和探險家。他曾多次前往西非探險，並代表法國政府與當地部落簽訂貿易和保護條約，為法國在西非的殖民擴張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探險遊記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反映了當時歐洲殖民者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光之卡片清單：** 1. **標題：探險的動機與準備** * 摘要：在歐洲列強競相瓜分非洲的時代背景下，作者受到探險熱潮的影響，渴望探索非洲內陸的未知區域，並為法國的殖民擴張貢獻力量。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精心準備了探險所需的物資和人員，並選擇了從塞內加爾到尼日的路線，以期建立法國在西非的統治。 2. **標題：殖民擴張與文化衝擊** * 摘要：作者在探險過程中，記錄了沿途所見的非洲部落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和文化習俗。

他一方面讚嘆非洲的自然風光和物產資源，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對非洲文化的偏見和不理解。這種矛盾的心態反映了當時歐洲殖民者在文化擴張中所面臨的困境。 3. **標題：貿易與權力的角逐** * 摘要：作者在探險過程中，與當地的統治者和商人進行了廣泛的接觸，試圖建立法國的貿易優勢和政治影響力。他發現，歐洲列強在西非的角逐不僅體現在軍事和政治層面，也體現在經濟和貿易領域。為了爭奪資源和市場，各國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而非洲的命運也因此而發生了深刻的改變。 4. **標題：探險的艱辛與挑戰** * 摘要：作者在探險過程中，面臨著重重困難和挑戰，包括惡劣的自然環境、疾病的威脅、土著居民的敵意以及物資的匱乏。但他憑藉著堅定的意志和頑強的毅力，克服了這些困難，最終完成了探險任務。他的探險經歷也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5. **標題：對非洲的觀察與思考** * 摘要：作者在探險過程中，對非洲的地理、物產、民族和文化進行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他認為，非洲是一個充滿潛力和希望的大陸，但也面臨著貧困、疾病和戰爭等問題。

當資源匱乏、生存受到威脅時，那些深藏的貪婪、恐懼、自私會被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就像《捕獵者與他的兒子》中，巴克馬斯特對復仇的偏執，幾乎蒙蔽了他的雙眼，讓他無法看清真相。然而，奇妙的是，也正是在這種極限的考驗下，人性中最純粹、最堅韌、最無私的光輝也會被激發出來。 例如米蒂亞惠，她為了留住丈夫，在絕望中說出那個「謊言」，那不是惡意，而是一種原始的、母性的、求生的本能。她相信她的信仰和希望能夠創造奇蹟。而羅伊絲特，她心中的復仇之火一度燃燒，但最終，她選擇了超越個人的恩怨，將那份赦免令送到被誤判的男人手中，因為她看到了比個人痛苦更為重要的「正確」。這不是土地強加給他們的，而是土地為他們提供了展現其本真的舞台。 這片土地沒有中間地帶，它迫使人們面對最核心的選擇。你看那些河流、山脈、森林、暴雪，它們不允許半吊子的存在。在這樣的地方，你必須完全投入，要麼生存，要麼消亡。所以，這裡的人們，他們的性格往往是極端的：極度的忠誠、極度的自私、極度的勇敢、極度的懦弱。而這種極端，反而讓他們的故事更具戲劇張力，更令人難忘。他們從這片土地上汲取力量，也將自身的印記刻畫在這片土地上。

在我的「失落之嶼」上，我也曾見證過海嘯過後，人們如何從絕望中團結，或是為了一點點珍稀資源而彼此猜忌。這是生命共通的掙扎吧。您的作品中，也特別著墨於不同文化間的碰撞與融合，例如白人拓荒者、印第安原住民、還有法裔混血兒。像《誰在呼喚》裡的寶琳，她身處兩種文化的夾縫中，既渴望被白人社會接納，又深知自己印第安血統的根源。在那個時代，您是如何看待這些複雜的文化關係的？它們在您眼中是必然的衝突，還是有和諧共存的可能性？ **吉爾伯特·帕克：** (他輕輕吸了一口菸斗，煙霧在他臉龐前繚繞，模糊了他深邃的目光。) 嗯，這是個宏大且複雜的問題。我並非歷史學家，也無意去評判孰是孰非。我所觀察到的，是人類在地球上遷徙、相遇、碰撞時，必然會產生的生命景觀。在加拿大西部，這種景觀尤其顯著。火車的汽笛聲、定居者的犁地聲，與印第安人的鼓聲、獵人的弓弦聲，曾同時迴盪在這片土地上。 寶琳的困境，是那個時代許多混血兒的縮影。她們被文明的火光吸引，渴望融入那份「進步」，卻也無法割捨血液中流淌的古老智慧和對原野的依戀。她們的掙扎，既是個人的，也是時代的。我寫《誰在呼喚》時，試圖展現這種內在的拉扯，以及社會外部的排斥。

我認為，這種犧牲的深層動力，往往源於一種對「意義」的渴望。在廣袤而孤寂的邊疆，生命似乎脆弱而渺小。人們需要一個強大的「錨」來固定自己，無論是愛、家庭、信念，還是某種高於自我的使命。當這些「錨」被威脅時，人們便會奮不顧身地去捍衛，甚至付出生命。這是一種對生命價值的終極肯定。他們或許沒有華盛頓沙龍裡的哲學思辨，但他們在冰天雪地中、在生死邊緣所展現的意志力，其深度絲毫不遜色。那是一種最原始、最純粹的信仰。 **哈珀：** (我聽得入神，甚至忘了輕輕轉動手上的小石子，石子與石子間發出輕微的摩擦聲) 真是令人動容的見解！這種將個人命運融入宏大背景的視角，正是我在博物學探索中不斷體會的。一顆種子的萌芽，一隻幼鳥的展翅，都與整個生態系統息息相關。您的書名《北方之光》（Northern Lights），對我這個熱愛天文與地理的人來說，自然是充滿了吸引力。但除了地理上的意義，它是否也承載著一種更深層的象徵意義呢？它代表著希望、神秘、指引，還是那片荒野中潛藏的某種啟示？ **吉爾伯特·帕克：** (他望向天際，那綠色的光暈已開始變得清晰，緩緩舞動，彷彿無聲的巨型帷幕在空中輕輕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