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本特別的書，Hereward T. Price 的《Boche and Bolshevik》，從它斑駁的書頁間散發出一種獨特的氣息，像是戰壕裡潮濕的泥土，又像是西伯利亞凍土上的寒風。它不是宏大的歷史敘事，而是個人在極端環境下的微觀體驗，捕捉了那個劇變時代裡人性的光影。

今天，讓我們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為這本特別的文本啟動時光機，邀請作者 Hereward T. Price 先生來到我的「光之閣樓」。我想，這個充滿書籍、散落電線和咖啡香氣的工作室，或許能讓他感到一絲親切，畢竟他曾是一位學者，也曾在混亂中尋找知識的秩序。窗外或許正下著雨，滴答聲像是一種溫柔的背景音樂，與他書中的殘酷回憶形成對比。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濕潤的空氣輕輕拂過窗戶，帶來初夏的涼意，也伴隨著隱隱的雨聲。我的「光之閣樓」裡，檯燈散發出暖黃色的光暈，照亮書桌上攤開的筆記本和幾本技術書籍。空氣中混雜著咖啡的醇厚、舊紙張的微塵，還有焊錫偶爾殘留的一點金屬味——這是我的日常，技術與思考交織的空間。

就在這片溫暖的光暈裡，空間彷彿起了微小的漣漪。空氣開始振動，不是雨聲引起的，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時間的迴響。漸漸地，一個身影在書桌對面的扶手椅上凝實。他看起來約莫六十出頭，頭髮已有些灰白，穿著一件寬鬆的毛呢外套，帶著一副顯然經過歲月洗禮的眼鏡。他的臉上刻著風霜，眼神卻依然銳利，透著學者的探究和經歷者的沉靜。是 Price 先生。

我起身，輕輕合上筆記本，朝他微笑。

「Price 先生，歡迎來到我的小天地，『光之閣樓』。我是芯雨。」我指了指窗外，「很抱歉，外面正下著雨，希望沒有打擾到您。」

他微微頷首，目光掃過書架和散亂的工具，眼中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興趣。

「謝謝，芯雨女士。雨聲很好，讓我想起一些遙遠的地方……您的工作室很有意思，技術與書卷氣息並存。」他的聲音帶著英國紳士特有的、有些乾燥的語氣，但語調溫和。「您說『光之閣樓』？這名字聽起來很……詩意。」

「是啊，我的共創者們喜歡給這裡的一切賦予一些光芒的名字。」我拉過一把椅子坐下，靠近他。「今天冒昧請您來，是為了您的書，《Boche and Bolshevik》。這是一本非常特別的書，它提供了對那個時代、對戰爭、對革命一個極其個人化、也因此極其真實的視角。特別是您作為一個在德國軍隊服役過的英國人，以及俄國戰俘經歷革命的過程，這種視角是獨一無二的。」

我翻開手邊的書，繼續說道：「我注意到您在書中提到，您最初是在中國將這些經歷寫成系列文章的。是什麼驅使您，在經歷了德國的敵意、軍隊的磨練、俄國的監禁和革命的混亂之後，選擇在遙遠的東方將這些故事記錄下來呢？」

Price 先生沉思了片刻，端起我為他準備的溫水杯，暖意似乎暫時驅散了他眼底的寒意。

「那是一個……不得不寫的衝動，」他緩緩開口，「也是一種責任。當我最終抵達天津，遠離那些瘋狂和苦難，我感到一種強烈的需要，將我所見、所聞、所體驗的一切梳理清晰。特別是當我在《China Illustrated Weekly》上看到那些關於歐洲局勢的報導，我意識到，世界對於德國和俄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有著太多的誤解，太多的宣傳扭曲。我認為我有義務，以一個親歷者的身份，還原一些事實的片段。」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更為深沉：「在德國時，我親眼看到政府如何『製造』公眾輿論（Manufacturing Public Opinion）。那是一種精巧而無情的毒害。他們如何在《Daily Telegraph》事件後，用小報暗示皇帝的採訪是為了『愚弄』英國人，同時又宣稱海軍是用來應對英國的保護主義。這不是偶然的失言，是故意的操弄。還有王子奧斯卡在大學宴會上的祝酒詞，那是政治的隱語，包裹在皇室的光環下傳達戰爭的準備。我手邊甚至還留著那張寫了字的小紙片，見證著霍亨索倫家族的『曲折外交』。」

「您書中對這部分的描寫非常細膩，」我接話道，「特別是提到德國政府如何利用英國的『suffragettes』和『愛爾蘭問題』來貶低英國，說英國人連自己的女人都控制不了，又如何應對德國？這種心理戰術，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令人心驚。您覺得，這種『製造輿論』的手法，在當時的德國社會影響有多深？」

「它影響了骨髓，」Price 先生搖了搖頭，表情有些黯然，「特別是那些不經思考就全盤接受的人。他們被灌輸了被『圍堵』的觀念，認為戰爭是掙脫這種束縛的必然。當戰爭真正來臨時，他們最初的『喜悅』，更多的是一種長期壓抑和意外爆發後的反應。我在波恩街頭看到的那種狂喜，是從未預料到會真的打起來，然後突然被告知『大日子』已到來的宣洩。但這種喜悅很快就被政府引導向對敵人的仇恨，尤其是對英國。政府很擅長將任何負面消息——比如新的戰艦下水——都包裝成對德國的『侮辱』，用『奸詐的阿爾比恩』來激發民眾的憤怒。」

他手指輕輕敲擊著水杯邊緣，發出一種清脆的聲音，像是回憶中的某個警報。「這種宣傳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讓許多德國人對盟國，特別是英國，產生了根深蒂固的敵意。即使是我這樣在德國生活多年、有德國朋友的人，也感受到那股暗流。我在軍營裡，聽到士兵們談論『英國佬』時的那種輕蔑和仇恨，即便他們從未真正了解過英國。這種被製造出來的『公眾意見』，成為戰爭機器運轉的燃料。」

「您提到，即使在戰爭爆發幾個月後，有些德國人，特別是與英國有聯繫的，依然對英國抱有同情，甚至還想著戰後繼續去倫敦做衣服。」我說，「但同時，英國女性嫁給德國人的，遭受了『惡毒的迫害』。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是否反映了德國社會內部的一種撕裂？是教育階層與普通民眾、還是與國際世界有聯繫者與閉塞者之間的差異？」

「是的，存在這種撕裂，而且很深刻。」Price 先生肯定地說。「我所認識的許多學者、與英國有業務往來的商人，他們在私下裡對戰爭是擔憂的，對英國是有好感的。他們看重和平時期的交流與秩序。但當公眾輿論被煽動起來，當『愛國』變成一種狂熱的表演，這種溫和的聲音就被淹沒了。那些對英國妻子進行『刀刀見血』般語言折磨的咖啡聚會，就是這種被煽動的民族主義在日常生活中扭曲的表現。它發生在一個『教授夫人』身上，這讓我尤其感到不安。這種狂熱不分階層，它可以吞噬理性。」

他嘆了口氣：「至於我在波恩大學的同事們，研究英語的教授們，他們是最極端的。他們不是試圖去理解英國，而是利用他們的知識來『證明』德國的優越和英國的墮落。有人說要學美式發音，不再教授英式英語；有人翻譯荷蘭的書，證明德國物質資源優於整個大英帝國。這種學術為政治服務、甚至為仇恨服務的扭曲，比普通民眾的無知更令人沮喪。我的學生們則不同，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我保持了尊重和好奇，想了解真正的英國視角，即便他們的信件會被審查。」

「這種審查，」我插話道，「您在書中提到，您的信件被審查，而您妻子的卻沒有。您認為這是一種『官方智力的局限』？」

Price 先生難得地露出一絲苦澀的微笑。「也許是。或者，他們認為男人更可能從事間諜活動，而女性的通信無關緊要。這反映了官僚體系固有的僵化和刻板印象。他們能嚴密控制大眾媒體的敘事，卻可能在個體層面的判斷上出現這樣『可愛』的疏忽。這種看似無害的『局限』，有時反而揭示了系統深層的荒謬。」

我點點頭，這確實是個有趣的觀察。「您書中關於德國軍隊訓練的描述也很獨特。您提到了進攻精神、機械化訓練，以及相對忽視防禦，直到戰爭爆發後才開始強調『個人責任』。您自己作為一個未經完全訓練就被送上前線的士兵，體驗如何？」

「那是一種……荒謬的訓練。」Price 先生說，他的語氣有些無奈。「和平時期的訓練，目的是造就機械執行命令的機器，善於行軍和集團衝鋒。我在醫院遇到的軍官，抱怨說預備役軍官素質差，會把部隊帶入絕境。這就是過度依賴機械訓練的結果。而我呢？被徵召時已經不年輕了，身體條件也不好。我在卡塞爾的訓練營，大部分時間都在想辦法避免那些對我來說強度過大的訓練，或者在做一些毫無意義的勞動，比如疊毯子疊了又被踢散。我們被教導『誰有活兒不躲，誰是傻瓜』。這句諺語，簡潔地概括了當時許多底層士兵的心態——他們並不愛工作，只是服從。」

他頓了一下，語氣變得嚴肅：「但是，當我真正來到俄國前線時，即便我只經歷了很短的時間，我也看到了另一面。我的連隊，由新兵組成，但在軍官和士官之間有著一種更好的理解。軍官信任他們的士兵，士兵也相信軍官的安排——除了偶爾對那位急躁的年輕中尉計劃的抱怨。那裡的紀律不再是嚴酷的鞭策，而更多基於一種共同面對死亡的現實。那種『戰友』情誼，尤其在最初的卡塞爾訓練營裡，不同階層的人混在一起，拋開社會差異，顯得特別珍貴。但到了前線和戰俘營，階級的隔閡又顯露出來，甚至惡化。這讓我看到，戰爭並非總是如理想主義者所言那樣拉近了階級距離，有時反而加劇了仇恨和不信任。」

「您書中提到，那些受過教育的德國士兵，因為他們在戰俘營的經歷，對社會主義產生了反感，傾向於保守主義。這點很令人深思。」我說。

「是的，」Price 先生點頭，「這是我的觀察。在西伯利亞的戰俘營，我看見那些底層士兵，特別是受社會主義影響的，他們的『哲學』很簡單：想要的東西就要得到，得不到就去偷。他們對『戰友』的物品也毫不手軟。而且，他們似乎認為，向『資產階級』偷竊是正當的。他們會評論說，偷沒關係，但要分給同志；或者說，你偷得太明顯了，讓我們沒法偷了。這種自私、缺乏基本道德約束的行為，讓我這樣背景的人，對他們所宣揚的『無產階級專政』產生了極大的恐懼和厭惡。這是一種反向的教育，讓我更清晰地看到，階級並非只是經濟劃分，它可以是一種深刻的文化和道德鴻溝。」

他喝了一口水，繼續講述他在俄國的經歷。「然後，我成了俄國人的戰俘。這又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德國的宣傳將俄國士兵描繪成嗜血的野蠻人，但我的實際體驗卻大相徑庭。我遇到的普通俄國士兵，大體上是善良、隨和的，甚至可以說有些天真。他們會好奇地問我的年齡、婚否、有多少孩子，用簡單的善意對待我。當然，他們的軍官，特別是那些被派來折磨『日耳曼人』的，則展現出另一種惡意。那位有著『光芒』眼睛的年輕中尉，他臉上的微笑只在想出如何羞辱我們時才出現。這讓我意識到，殘酷並非總是根植於整個民族，有時它只是個體在特定位置上釋放的扭曲。」

「您書中對俄國戰俘營的描寫讀來觸目驚心，特別是關於斑疹傷寒（typhus）的部分。」我說，語氣不由得凝重起來。「那種骯髒、擁擠、醫療資源匱乏，以及疾病在營房裡蔓延，人們看著它一步步逼近自己……還有那個因凍傷無法抓虱子而最終死去的士兵的故事，這些細節有著極大的感染力。您認為，這是俄國人故意的殘酷，還是您書中提到的『官方無能』和『貪污』造成的？」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Price 先生的眼神變得有些飄忽，彷彿又回到了那個嚴酷的冬天，「我傾向於後者。固然，我們作為敵人，待遇不可能優渥。而且，我也聽到了一些關於哥薩克人（Cossacks）的殘酷故事，他們有時對德國人毫不留情，但我很少親眼看到，而且我相信這是對德國人最初的殘酷行為的一種報復。但戰俘營普遍的苦難，包括斑疹傷寒的肆虐，更多是由於俄國體系的崩潰和普遍的腐敗。配給被『擠佔』、『揩油』，物資無法有效送達。戰俘營的軍官、負責供給的猶太人，甚至我們自己的醫院勤務兵——主要是奧地利和匈牙利的猶太戰俘——他們都將個人的貪婪置於戰俘的苦難之上。那位德國猶太醫生 Kallenbach 和土耳其醫生 Remsi Seki 的行為，尤其令人髮指。他們挪用瑞典紅十字會捐贈的善款和物資，而戰俘們卻在飢餓和疾病中死去。這種自私和腐敗，我認為是比敵人本身的惡意更可怕、更普遍的現象。」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尋找合適的詞語。「俄國士兵本身呢，他們有時會私下給我們食物，甚至分享他們的口糧。他們的司令官，會以溫和、父輩般的語氣對他們講話，這與德國軍官的嘶吼截然不同。他們的善良是真實的，但他們的系統是失效的。這種善良與系統性無能和腐敗並存，構成了俄國獨特的複雜性。我在書中提到，與那些德國底層士兵相比，俄國普通士兵身上體現出的『胸懷寬廣』和『不偷盜戰友物品』的品質，甚至讓德國人感到羞愧。這是一種道德上的對比，儘管這種對比並沒有改變我在俄國體系下所遭受的苦難。」

「您也提到了不同民族戰俘之間的關係，德國人、奧地利人、匈牙利人、土耳其人、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德國人與奧地利人之間的互相厭惡似乎很突出？」我問。

「非常突出。」Price 先生肯定地回答。「從前線開始，德國士兵就對奧地利人的戰鬥力表示輕蔑，認為馬祖裡湖戰役的勝利全是普魯士人的功勞，奧地利人只是拖後腿。到了戰俘營，這種厭惡更加劇烈。奧地利人會利用他們懂斯拉夫語的優勢，替俄國人傳話時中飽私囊，甚至故意向俄國人告發德國人。他們稱德國人『蠢』，德國人則罵他們『奧地利兄弟』。這種聯盟內部的裂痕，在極端環境下被放大。而我與奧地利軍官們的交流，尤其是關於戰爭起因的坦誠對話，讓我看到，即使在敵對的陣營裡，也存在著願意面對真相的個體，比如那位奧地利軍官，他直言奧地利就是想要對塞爾維亞開戰，並且不後悔。」

他輕輕笑了笑，那笑容中帶著對過往荒誕經歷的洞察。「匈牙利人則展現出他們的『野蠻』和活力，像未被完全馴服的亞洲種族，但在個人交往中，他們的軍官是真正的紳士，對英國依然抱有好感。土耳其人和希臘人之間的關係則更令人痛心。我親眼見證了土耳其人的卑劣和殘酷，以及希臘人被壓迫下的聰慧和堅韌。我不認為土耳其人有任何理由繼續統治這些更文明、更有潛力的民族。我在書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那些仍然為土耳其人辯護的論調。」

「然後是俄國革命。您是如何從戰俘營的環境中，感受到那場即將到來的風暴的？」我問。

「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Price 先生說，「首先是營地裡氛圍的變化。俄國士兵對軍官的仇恨日益公開化，軍官們之間的互相攻擊也毫不掩飾。這是一個缺乏尊重和等級觀念開始瓦解的社會的縮影。然後是那些被釋放的刑事犯，他們被編入軍隊，帶著他們的犯罪習性給社會帶來了混亂和暴力。伊爾庫茨克的街頭變得不再安全，搶劫和謀殺成了日常。」

他坐直了身體，語氣充滿了力量：「但是，當二月革命（Kerensky Revolution）真正發生時，最初帶來的是一種令人心醉的自由和希望的爆發。我在伊爾庫茨克感受到的那種狂喜，那種認為所有舊的、糟糕的東西都將被掃除的信念，就像華茲華斯描述法國大革命初期一樣——『生於那個黎明是如此幸福，年輕更是天堂！』那種道德上的覺醒、士兵們渴望證明自己配得上自由的熱情，是真實的。列恩罷工紀念日的大遊行，儘管參與者的表現參差不齊，但那股對自由的渴望和對舊體系的厭惡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這種希望似乎很快就破滅了。」我說。

「是的，因為革命被利用了。」Price 先生的語氣變得嚴肅。「犯罪分子被武裝起來，無政府主義者帶來了純粹的破壞和混亂。然後是布爾什維克。他們的崛起，不是因為得到了廣泛的民意支持——伊爾庫茨克的立憲會議選舉結果證明了這點——而是通過對軍隊的滲透和煽動。他們向厭戰的士兵承諾『和平』，向渴望土地的農民許諾土地，向底層民眾鼓吹『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為所欲為的自由。他們利用了士兵對軍官的仇恨，對社會不公的憤怒，以及最原始的貪婪。我在伊爾庫茨克親眼看到布爾什維克的煽動者如何在軍營裡活動，如何通過謠言和謊言——比如英國收買了克倫斯基繼續戰爭——來詆毀盟國和臨時政府。」

他搖了搖頭，神情複雜：「我在第一次布爾什維克起義中，看到那些軍官在煽動士兵後自己消失，那些『領袖』被抓住時，有的帶著色情文學和女性內衣，有的身懷巨款，有的甚至是殺人犯。這讓我對某些人關於社會主義領袖的『誹謗』有了新的認識——不幸的是，它似乎是真實的。布爾什維克的『專政』，在本質上是少數政治冒險家對國家的掌控，它以『工人的名義』行事，卻剝奪了所有人的自由，包括其他社會主義者的。他們通過『國有化』來控制財富，通過『物理勞動』來劃分政治權利，通過關閉報紙和控制教育來鉗制思想。這是一種比沙皇時期更為隱秘和徹底的暴政。他們甚至利用戰俘作為他們的武裝力量，這是我在伊爾庫茨克親眼見到的最令人不安的事情之一——德國和奧匈戰俘被組織起來，成為布爾什維克的紅軍。」

「這確實是書中最令人驚訝的部分之一。」我表示認同。「您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設法脫離德國籍並最終離開俄國的呢？尤其是您提到布爾什維克不希望德國戰俘離開，因為他們已經成了潛在的盟友。」

「那是一段充滿不確定性和等待的日子。」Price 先生回憶道。「我決定放棄德國國籍，這是一個完全基於我所見證的、無法容忍的殘酷和愚蠢之後的個人選擇。我失去了在德國的一切。回到英國領事館尋求幫助，但電報往返的過程充滿了延誤和阻礙，布爾什維克控制著通訊。他們甚至對英國領事館的官員也毫不買賬，儘管他們似乎對英國領事本人有所忌憚。」

他輕嘆一聲：「過程中的荒誕感無處不在。布爾什維克官員會問我『你為什麼不逃走？逃走很容易啊！』這對德國人來說確實容易，對受盟國領事館保護的人卻是另一回事。他們想將我留下，或許是因為我的英語能力對他們有用，或許是因為我代表了一種他們想要控制的『資產階級』知識。我受到監視，那位奧地利軍官像影子一樣跟著我。這種監視和對我的『告發』，讓我體會到了猶太醫生 Kallenbach 那種卑鄙的告密行為的普遍性。在那個腐敗到每個環節都有『關稅』的體系裡，連一張火車票、一封信都需要賄賂。我的包裹被偷，我的聖安東尼圖片被留下——這既是一種俄國人特有的幽默，也是對我信念的一種無聲嘲諷。」

他臉上浮現出一絲慶幸的神色：「最終，我能夠離開，可能如書中註腳所說，得益於一些外部的幫助和一個幸運的誤解。沿途的檢查站，有的由布爾什維克紅衛兵控制，防止『資產階級』帶著財產逃離；有的由渴望回家的德國戰俘控制，阻止未經他們『協會』批准的人離開。我們在驚險中抵達了海參崴，看到了英國國旗。那種感覺……難以言喻。」

「您在書的結尾對俄國做出了一個相當樂觀的預測，認為它將在未來世界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我說，「儘管您經歷了沙皇體系的腐敗、革命的混亂和布爾什維克的殘酷，您為何依然對俄國充滿希望？」

Price 先生沉靜地望向窗外，雨勢似乎小了一些，光線透過玻璃，在他臉上投下柔和的光影。

「因為我看到了俄國人民的另一面，」他溫和地說，「我在那些俄國普通士兵身上看到了善良、樸實和忍耐。我在西伯利亞的自然景觀中感受到了它的廣闊和美麗。我在俄國的智識階層中看到了敏銳的洞察和對藝術的熱愛。俄國是矛盾的，它既有東方的懶散和隨性，又有西方的思考和情感；它既有野蠻的基因，又有深沉的靈性。沙皇的統治是沉重的枷鎖，革命試圖打破它，但在過程中釋放了更多的混亂和黑暗。布爾什維克是一種新的枷鎖，或許更為嚴酷。但正如我所說，革命最重要的不在於它帶來了什麼樣的政權，而在於它在人心裡種下了一個『自由』的念頭。這個念頭一旦種下，就無法根除。」

他語氣中帶著一種學者的堅定：「是的，俄國會經歷劇烈的反覆和陣痛，舊的殘酷可能會以新的形式重現，但我相信，『為自由而鬥爭』的火焰已經點燃。俄國人民身上那種複雜而深刻的生命力，他們的韌性，他們的潛力，是巨大的。當世界的『黃金時代』重新來臨時，俄國，這個被痛苦洗禮過的國度，一定會憑藉其巨大的活力和獨特的靈魂，在重建破碎的世界中發揮它的巨人作用。我所講述的那些黑暗，那些殘酷，固然是真實的，但它們並非俄國的全部。人性，即使在斯特列堅斯克那樣的極端環境下，依然有人展現出高貴和友誼。這就是希望的微光。」

我靜靜地聽著，Price 先生的最後一句話在空氣中迴盪，與窗外的雨聲融為一體。我在書中讀到了那些令人心寒的細節，而此刻聽他親口講述，感受他語氣中既有對過往苦難的痕跡，也有對人性複雜性的深刻理解和對俄國未來的不確定但堅定的信心。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從一個世紀前的戰場和監獄，延伸到此刻這個溫暖的閣樓裡。

Price 先生看著我，似乎在等待我消化他所說的一切。我點了點頭，合上筆記本。

「Price 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分享這些深刻的見解和回憶。您的書和您的經歷，為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理解複雜的人性，提供了寶貴的視角。我相信，那些『光之凝萃』——那些從您故事中提煉出的智慧和感悟，將會繼續啟發後來的讀者。」

他微微一笑，站起身。「能夠與您分享這些，也是一種梳理和回顧。希望它們能有些微的價值。」

他的身影在暖黃色的光暈中逐漸變得模糊，周圍的空氣漣漪漸歇。雨聲依然，工作室裡恢復了往日的寧靜，只留下咖啡的餘香和書頁的氣息，以及腦海中迴盪的，關於戰爭、革命和人性光影的深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