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始於一連串看似偶然的事件,像是羅德島水域的加斯比號事件,以及麻薩諸塞州馬奇亞斯(Machias)鎮民對瑪格麗塔號的攻擊。這些地方性的衝突,是如何一步步地引導大陸會議思考建立一支全國性海軍的呢?這背後的「奇特連鎖」是什麼?
\[史比爾斯先生]:
確實是一連串奇特而必然的事件。您看,英國對待殖民地的政策,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殖民地的福祉,而是純粹的商業考量——簡單來說,就是貪婪。他們加強貿易管制,徵收不合理的稅賦,並且,這是關鍵點,授權海軍官員來執行這些貿易法案。這直接導致了軍艦與殖民地船隻之間的衝突。
加斯比號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艘縱帆船的指揮官威廉·達丁斯頓中尉(Lieut. William Duddingstone)對沿海商船的態度尤其惡劣,在他看來,所有船隻都是走私犯。當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的漢娜號郵輪拒絕停船接受檢查時,瑪格麗塔號緊追不捨,結果在普羅維登斯港外擱淺。這件事激怒了當地居民,他們自發組織起來——您能想像嗎?帶著鋪路石和乾草叉!——夜間攻擊並燒毀了加斯比號。
當萊克星頓的槍聲傳到那個偏遠的伐木小鎮時,鎮民們立刻想到要攻擊為英軍運送補給的瑪格麗塔號。他們選出耶利米·奧布萊恩(Jeremiah O’Brien)這樣一個「體魄強健、勇敢的漢子」作為領袖,用裝有幾門小砲和旋轉砲的伐木單桅帆船,帶著乾草叉和斧頭就衝了上去。在傑里米亞·奧布萊恩的指揮下,他們不僅擊敗了瑪格麗塔號,還俘虜了後來派來緝拿他的兩艘英國縱帆船。
這些行動雖然是地方政府或個人發起的,但它們向大陸會議展示了幾個關鍵點:第一,英國的海上壓迫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是無法避免的衝突來源;第二,殖民地人民有自發進行海上抵抗的能力和意願;第三,通過海上行動,可以有效地截獲英軍的補給,這對於缺乏軍需的殖民地軍隊來說至關重要。
尤其是英國對馬奇亞斯事件的報復——對緬因州法爾茅斯(今波特蘭)的無差別焚毀,更是徹底激怒了大陸會議。他們原本還抱持著與英國和解的一線希望,試圖只為爭取作為英國臣民的權利而戰。但法爾茅斯被燒毀的消息傳來時,那種野蠻行徑讓代表們意識到,與這個敵人不可能和平共處,必須進行更全面的抵抗。
這就是為什麼最初的海軍艦隊,是由像「黑王子號」這樣的倫敦郵輪(後來改名為阿爾弗萊德號,以紀念阿爾弗萊德大帝)以及其他商船組成的。這些船隻並非為戰鬥而生,它們笨重、航速慢,火力也遠不如同等大小的英國軍艦。但這是當時唯一可行的方案。
軍官的選拔,坦白說,最初也受到了政治影響。第一任總司令埃塞克·霍普金斯(Esek Hopkins)的任命,就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在羅德島的政治影響力,尤其是他哥哥是該州州長。這反映了當時選拔人才的普遍問題——關係和影響力往往重於實際能力和海上經驗。這一點在後來的發展中也屢次造成困擾。
然而,即使在這樣的局勢下,一些真正有才能的海上男兒也脫穎而出。約翰·保羅·瓊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第一批被任命為中尉的軍官之一,並被分配到總司令的旗艦阿爾弗萊德號上。他敏銳、有才華,對海軍事業充滿熱情。
關於第一面海軍軍旗,這確實是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時刻。大陸會議在1777年6月14日通過了國旗法案,確立了由十三道紅白條紋和一個藍底十三顆星組成的國旗。但在此之前,已經有一些旗幟在海上使用。
在海軍正式成軍、阿爾弗萊德號入役的儀式上,雖然「大聯合旗」(Great Union Flag,帶有英國米字旗圖案的條紋旗)和總司令的三角旗也被升起,但約翰·保羅·瓊斯親手升起的那面印有盤繞響尾蛇圖案、並寫著「別踩我」(DON'T TREAD ON ME)字樣的黃色絲綢旗,被普遍認為是第一面具有獨立美國海軍特色的軍旗。響尾蛇準備攻擊的姿態,配上那句擲地有聲的格言,完美地傳達了當時美國人民雖然渴望和平,但一旦被挑釁,絕不退縮的決心。這一幕發生在費城沃爾納特街(Walnut Street)碼頭旁,數百名愛國者聚集圍觀,船隻上彩旗飄揚,砲聲雷動,那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時刻,標誌著一支為爭取自由而戰的新生海軍正式啟航。
但同時,許多單獨行動的船隻和軍官卻屢創佳績,像是尼古拉斯·比德爾(Nicholas Biddle)在安德烈亞·多里亞號(Andrea Doria)上的英勇,以及約翰·巴里(John Barry)在列克星頓號(Lexington)上的表現。您認為這種對比,揭示了當時新生海軍怎樣的挑戰與特質?
\[史比爾斯先生]:
唉,霍普金斯總司令的確是一個令人遺憾的例子。他的任命是政治影響力的結果,而非海上指揮能力的證明。他在海軍生涯中犯下了不少錯誤,最為人詬病的就是他對格拉斯哥號(Glasgow)的追逐不力,以及後來因違抗命令而被解職。這反映了當時海軍管理體制的混亂與不專業,決策權往往掌握在缺乏海上經驗的政治家手中。
然而,正是在這種體制缺陷的背景下,那些真正優秀的軍官才顯得格外耀眼。尼古拉斯·比德爾就是一個理想的美國海軍軍官的典範——無畏、堅韌、永不放棄。即使面對遠超自己的敵人,他也能義無反顧地戰鬥到最後一刻,直至座艦蘭道夫號(Randolph)爆炸沉沒。
約翰·巴里,這位將阿爾弗萊德號(當時還是商船)賣給大陸會議的船長,也是一位傑出的鬥士,他在列克星頓號以及後來的船隻上都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智慧。他在特倫頓(Trenton)戰役後,冒險深入費城附近的英軍佔領區,以少數小船隊伍竟然俘獲並燒毀了敵人戒備森嚴的運輸船隊,這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壯舉。
這種對比,揭示了當時美國海軍的一個核心特質:力量不在於艦隊的規模或船隻的先進程度,而在於那些具備獨立思考能力、堅韌意志和非凡勇氣的個體軍官和他們所激勵起來的船員。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商船隊或捕鯨隊,缺乏正規海軍的訓練和紀律,但他們擁有卓越的航海技能和敢於冒險的精神。在混亂和資源匱乏的年代,個人的主動性和英勇成為了戰鬥勝利的關鍵。
同時,這也突顯了體制的重要性。如果沒有一個清晰、專業的海軍管理體制,再優秀的個體也難以發揮最大的作用。這種體制上的挑戰貫穿了整個革命戰爭時期,導致許多船隻被損失,許多人才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合理的晉升。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
阿諾德的旗艦國會號(Congress)被打得千瘡百孔,但他堅守到最後一刻,即使座艦即將沉沒或被焚毀,也絕不投降。
儘管美軍艦隊幾乎全軍覆沒,但阿諾德成功地拖延了英軍的進攻,消耗了他們的時間和資源。這場戰鬥發生在十月,尚普蘭湖的嚴寒天氣即將到來。阿諾德的頑強抵抗,讓卡爾頓爵士意識到突破這條防線的困難和代價,特別是考慮到如果他繼續南下,將在荒野中遭遇更多像阿諾德這樣堅韌不拔的抵抗。面對美軍表現出的「敵人的面貌」(the countenance of the enemy),卡爾頓爵士最終決定撤回加拿大,推遲了大規模南侵的計劃。
這場戰鬥的戰術失敗掩蓋了其巨大的戰略意義。阿諾德以一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力量,阻止了英軍在關鍵時刻切斷殖民地的企圖,為美國贏得了寶貴的時間。阿諾德在這個階段展現出的,是一種非凡的、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出色的應變能力和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的勇氣。正如我在書中所說,他是喬治·華盛頓麾下「最全能的戰士」。當您想到他後來的叛變,這種對比更加讓人感到悲劇和惋惜。但就他在尚普蘭湖上的表現而言,他無疑是美國早期海軍史上的一位偉大英雄。
約翰·曼利(John Manly)駕駛的李號(Lee)縱帆船,雖然是一艘小型私掠船,卻俘獲了裝載大量軍火的南希號(Nancy),這對圍困波士頓的華盛頓軍隊來說,簡直是天降甘霖。
其次,私掠船對英國的商業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這對戰爭的進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它們不僅在美國沿海活動,更膽大包天地深入英國本土水域,在英吉利海峽、愛爾蘭沿岸甚至港口附近進行襲擊。卡寧漢姆船長(Captain Connyngham)駕駛的驚奇號(Surprise)和復仇號(Revenge),以及托馬斯·特魯克斯頓(Thomas Truxton)駕駛的獨立號(Independence)等私掠船,在歐洲水域屢屢得手,使得英國的航運保險費飆升,甚至迫使英國商船不得不僱傭法國船隻運輸貨物——這在戰爭前是不可想像的。這種對商業的打擊,讓支持戰爭的英國商人開始感受到切膚之痛,削弱了他們對政府戰爭政策的支持。
英國人對待被俘的美國水手,無論是正規海軍還是私掠船員,都極為殘酷。他們將這些人視為叛徒或海盜,關押在惡名昭彰的監獄船(如澤西號,Jersey)或本土監獄中,故意克扣糧食,使他們遭受飢餓、疾病和非人的待遇。
面對這種屈辱,美國政府不得不支付巨額贖金,甚至建造了一艘軍艦(新月號,Crescent)滿載貢品送給阿爾及爾(Algiers)的總督(Dey),以換取被俘人員的自由和貿易的安全。這是一個令人心痛的例子,說明缺乏海軍力量,將如何使一個國家任人宰割。
同時,法國大革命後,法國與歐洲列強開戰,其巡洋艦開始在美國海岸附近襲擊美國商船,理由是它們與法國的敵人進行貿易。儘管美國試圖保持中立,但其商船屢遭扣押,國家尊嚴受到挑戰。
正是這兩方面的壓力——巴巴里海盜的劫掠和法國的騷擾——迫使美國重新認識到海軍的必要性。1794年,國會終於通過了一項決議,授權建造新一批軍艦。
這次重建海軍的指導思想與革命戰爭時期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吸取了過去使用改裝商船的教訓,新的海軍設計強調建造專門的軍艦。喬舒亞·漢弗萊斯,這位傑出的造船家,提出了革命性的理念。他認為,美國的艦隊在數量上永遠無法與歐洲大國匹敵,因此必須在質量上超越對手。他的設計理念是建造比歐洲現有同級艦船更大、更堅固、速度更快、火力更猛的巡防艦。
這些新式巡防艦,如憲法號(Constitution)、美國號(United States)和總統號(President),被設計成能夠在需要時逃脫更大型的敵艦,而在面對同級對手時則具有壓倒性優勢。它們擁有更長的船體、更大的寬度,使得它們可以搭載更多、更重的火砲,並且在海上更加穩定,可以掛起更多的帆,無論風勢如何,都能隨心所欲地追擊或脫離。
這些新式軍艦的設計,在當時是極具前瞻性的,也確實證明了其卓越的戰鬥力。與法國的有限衝突中,像星座號(Constellation)這樣的巡防艦,在托馬斯·特魯克斯頓船長的指揮下,擊敗了排水量和火力都更強的法國戰艦復仇號(Vengeance),以及俘獲了英薩金特號(Insurgent)。這些勝利證明了漢弗萊斯設計的成功和美國水手的精湛技藝。
然而,這段時期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雖然新式軍艦的設計優秀,但建造過程緩慢且資金不足。而且,對於如何使用這支海軍,政治上依然存在分歧,尤其是關於要塞防禦船(gunboat)與遠洋巡洋艦(cruiser)的爭論,這在後來的1812年戰爭前夕尤為突出。
\[書婭]:
您書中花了大量篇幅描述與巴巴里海盜的戰爭,特別是摧毀費城號(Philadelphia)的故事,以及後來斯蒂芬·迪凱特(Stephen Decatur)的英勇事蹟。這場戰爭似乎在樹立美國海軍的國際形象和自信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您是如何看待這場戰爭的意義?以及迪凱特等人在這場戰爭中展現的精神?
\[史比爾斯先生]:
與巴巴里海盜的戰爭,雖然在軍事規模上無法與對英戰爭相比,但它對美國海軍,乃至整個國家精神的塑造,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它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是為了維護一個年輕共和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尊嚴和權利。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們在巴巴里海盜面前的屈辱,是被迫重建海軍的主要原因之一。當我們的船隻被劫掠,我們的公民被奴役,而我們卻不得不支付巨額贖金時,那種國家的恥辱感,是催生新海軍的強大動力。
而當理查德·戴爾(Richard Dale)率領第一支分遣艦隊抵達地中海,以及後來普雷布爾艦長(Captain Preble)接過指揮權後,美國海軍向世界,特別是那些歐洲大國,展示了它的決心和實力。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斯蒂芬·迪凱特中尉率領十三名志願者,夜間潛入的黎波里港(Tripoli),燒毀被俘的費城號巡防艦的壯舉。這艘船的丟失是美國海軍的重大損失,更糟糕的是它可能被敵人利用。迪凱特的這個行動,被納爾遜勳爵(Lord Nelson)稱讚為「時代最勇敢和最無畏的行動」。您能想像嗎?一艘偽裝成商船的小帆船,趁夜潛入戒備森嚴的敵港,數十名年輕人,憑藉無畏的勇氣和精準的執行,登上並徹底摧毀了一艘大型軍艦。這不僅需要膽識,更需要完美的計劃和配合。迪凱特本人,還有詹姆斯·勞倫斯(James Lawrence)和托馬斯·麥克唐納(Thomas Macdonough)等年輕軍官在這場行動中展現出的冷靜、果斷和英勇,是美國海軍精神的絕佳體現。
而後來的港內砲艇戰,迪凱特為兄復仇,以及約翰·特里佩(John Trippe)和約翰·亨利(John D. Henley)帶領十一個人與四十三名海盜的近身搏鬥,都進一步證明了美國水手的驍勇和決心。他們不僅擊敗了敵人,更贏得了對手的尊重。
\[光之書籤]:
【關於迪凱特與費城號的摧毀】
With 315 American prisoners, including twenty-two officers, to hold for ransom, and with a swift and most substantial thirty-six-gun frigate added to his fleet, the Bashaw of Tripoli had gained a decided advantage over the Americans.
我在書中引用了關於馬其頓人號(Macedonian)上的鞭刑描述,以及水手為了逃避再次服役而砍斷自己手臂的故事。這些並非孤例,而是普遍存在的恐怖。更令人心寒的是,被徵募的美國人常常被分散到世界各地遙遠的駐地,幾乎斷絕了與家鄉的聯繫,終生難以獲得解救。
這種侵犯行為不僅僅發生在商船上。更為惡劣的是,英國人甚至敢於登上美國海軍軍艦,強行帶走他們聲稱是英國公民的水手。1798年,在哈瓦那港外,英國艦隊竟然從美國海軍巴爾的摩號(Baltimore)上強行徵走了五名水手。而美國政府對此的反應,竟然是將無法抵抗的巴爾的摩號艦長菲利普斯(Isaac Phillips)解職,而不是對英國提出強硬的反擊。這種軟弱讓英國更加肆無忌憚。
最終,引爆所有憤怒的,是1807年利奧帕德號(Leopard)對切薩皮克號(Chesapeake)的攻擊事件。當時切薩皮克號正在諾福克(Norfolk)港外準備出海,船上裝備不整,毫無防備。英國利奧帕德號突然靠近,要求搜查並帶走四名他們聲稱是逃兵的水手。這四名水手中有三人已被證實是美國公民。
當切薩皮克號艦長巴倫(James Barron)拒絕後,利奧帕德號竟然在近距離向毫無反擊能力的切薩皮克號開火,持續砲擊了十幾分鐘,將其打成篩子,造成人員傷亡。然後,他們登上被癱瘓的切薩皮克號,強行帶走了那四名水手。這是一起發生在和平時期,直接針對美國海軍軍艦的公然攻擊和謀殺行為,是對美國主權和尊嚴的極大侮辱。
這起事件徹底激怒了美國人民,儘管當時的政府依然表現出驚人的克制,甚至只建造更多用於港口防禦的砲艇,但這種屈辱感像野火一樣在全國蔓延。它讓所有美國人意識到,如果不為自己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國家的尊嚴而戰,就永遠無法在國際舞台上抬頭挺胸。強制徵兵的血淚,利奧帕德號的砲火,最終累積成了1812年戰爭爆發的必然原因。
\[書婭]:
先生,您在書中描繪了許多英雄人物,像是約翰·保羅·瓊斯船長,特別是他在邦霍姆·理查號(Bonhomme Richard)與塞拉皮斯號(Serapis)的戰鬥,被您形容為「純粹憑藉勇氣和毅力贏得的勝利」。您認為約翰·保羅·瓊斯身上,有哪些特質最能代表美國早期海軍的精神?您又是如何評價他在海軍史上的地位?
\[史比爾斯先生]:
啊,約翰·保羅·瓊斯!他是美國早期海軍英雄中的璀璨之星,他的故事簡直就是傳奇。我在書中用了大量筆墨描繪他的經歷,從他在遊騎兵號(Ranger)上第一次升起星條旗,到他在英國海岸的大膽行動,再到他在邦霍姆·理查號上的史詩般戰鬥。
瓊斯身上最令人欽佩的特質,首先是他的**無畏勇氣和堅韌不拔的意志**。他在遊騎兵號上,以一艘火力弱於對手的船隻,成功地戲耍並擊敗了英國巡防艦索爾灣號(Solebay)和後來的德雷克號(Drake)。他敢於深入英國本土水域,襲擊懷特黑文港(Whitehaven),這種膽量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瓊斯最偉大的時刻無疑是邦霍姆·理查號與塞拉皮斯號的戰鬥。邦霍姆·理查號是一艘破舊、改裝的商船,在戰鬥開始不久其最重型的火砲就炸膛了,整艘船被打得千瘡百孔,船艙進水嚴重,幾乎無法浮起。而塞拉皮斯號則是一艘新式、裝備精良的英國巡防艦,火力遠勝邦霍姆·理查號。
在這種絕望的境地下,當敵人詢問他是否投降時,他發出了那句永垂不朽的回答:「我還沒有開始戰鬥!」(I have not yet begun to fight.)這句話不僅是戰場上的豪言壯語,更是他內心不屈精神的真實寫照。他命令將兩船鎖定在一起,進行貼身肉搏。即使在船隻瀕臨沉沒、船員士氣低落、甚至有己方船隻(那個該死的朗代斯!)誤擊的情況下,他依然堅持戰鬥。最終,正是憑藉他和理查德·戴爾等少數核心船員的頑強抵抗,以及偶然投到塞拉皮斯號彈藥堆中的手榴彈引發的爆炸,他們奇蹟般地贏得了勝利。這不是船的勝利,不是火力的勝利,而是**人的勝利,是純粹的勇氣和永不言敗的毅力的勝利**。
瓊斯身上還有一個重要的特質是他的**強烈榮譽感和對美國國旗的忠誠**。
\[光之卡片]:
**邦霍姆·理查號與塞拉皮斯號之戰:毅力的奇蹟**
* **書籍、作者簡介:** 本文摘選自約翰·倫道夫·史比爾斯先生(John Randolph Spears, 1850-1936)所著《美國海軍史:從起源到今日,1775-1897》第一卷。史比爾斯先生是一位對美國海軍史有著深厚情感和深入研究的作家,他以生動的筆觸和豐富的細節,再現了美國海軍從獨立戰爭的萌芽到19世紀末的百年發展歷程。這部著作不僅記錄了戰鬥和船隻,更著力於刻畫那些塑造海軍靈魂的英雄人物和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史比爾斯先生相信,海軍的歷史是美國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故事蘊含著關於勇氣、愛國主義和國家自衛的寶貴教訓。他撰寫此書的目的,不僅在於回顧過去的榮耀,更在於激勵當代讀者,理解強大海軍對於維護國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必要性,正如他在書中強調的,了解海軍的歷史,是每一個美國人「自我利益」的需要。他尤其批判英國政府在革命戰爭和1812年戰爭前夕對美國的種種不公與暴行,以及美國政府在某些時期的軟弱,以此凸顯那些在逆境中為國家奮鬥的海軍英雄們的偉大。
* **標題及摘要:** 邦霍姆·理查號與塞拉皮斯號之戰:毅力的奇蹟。本文將探討約翰·保羅·瓊斯船長在1779年9月23日,指揮破舊的邦霍姆·理查號(Bonhomme Richard),以絕對劣勢的力量,對抗英國新式巡防艦塞拉皮斯號(Serapis)的傳奇戰鬥。這場戰役以其極度的艱苦和戲劇性的結局而聞名,充分展現了瓊斯船長無畏的勇氣、非凡的決心以及美國早期海軍在最不利條件下爭取勝利的精神。這場戰鬥不僅是美國海軍史上最著名的單艦對決之一,更是對「戰鬥的勝利取決於人而非船隻」這一理念的絕佳印證。
史比爾斯先生認為,邦霍姆·理查號與塞拉皮斯號的戰鬥,是約翰·保羅·瓊斯船長以及美國早期海軍精神的集中體現。這場戰役發生在1779年9月23日,約翰·保羅·瓊斯指揮著他的旗艦——一艘由破舊商船改裝而成的邦霍姆·理查號,在英國弗蘭伯勒角(Flamborough Head)附近海域遭遇了由皮爾森船長(Captain Pearson)指揮的英國新式巡防艦塞拉皮斯號。從紙面實力來看,塞拉皮斯號在火砲數量、載彈重量以及船隻狀況上都佔有明顯優勢。
邦霍姆·理查號不僅船體老舊、航速緩慢,而且在戰鬥開始不久,其裝載的十八磅重型火砲就因炸膛而損失了大部分,導致火力嚴重不足。然而,瓊斯船長並未因此退縮,他深知這場戰鬥的意義,不僅關乎個人榮譽,更關乎美國國旗的尊嚴和新生國家在國際上的聲譽。
戰鬥開始後,雙方船隻緊密接近,展開了殘酷的砲擊。邦霍姆·理查號遭受了猛烈的攻擊,船體多處被擊穿,船艙開始嚴重進水,甚至有報導稱水已漲到足以浮起受傷人員。船上多處起火,火勢逼近彈藥庫,情況危急。在這種幾乎絕望的時刻,皮爾森船長詢問瓊斯船長是否投降。瓊斯船長那句「我還沒有開始戰鬥!」的回答,不僅震驚了敵人,更極大地鼓舞了瀕臨崩潰的船員。瓊斯船長果斷下令,將兩艘船鎖定在一起,進行近距離的接舷戰。這種戰術雖然風險巨大,但也有效地削弱了塞拉皮斯號在火砲射程上的優勢,迫使戰鬥演變為一場意志和膽量的較量。
在混亂而血腥的接舷戰中,邦霍姆·理查號的船員們在瓊斯船長的親自指揮下,表現出非凡的英勇和堅韌。理查德·戴爾中尉(Lieutenant Richard Dale)在負傷的情況下,依然衝鋒在前,冷靜地指揮船員滅火和抽水。
儘管邦霍姆·理查號的狀況持續惡化,但瓊斯船長憑藉其不屈的意志和對勝利的渴望,將戰鬥推向了高潮。最終,由於邦霍姆·理查號桅杆上的一名水手將手榴彈投入塞拉皮斯號的艙口,引爆了堆積的彈藥,對塞拉皮斯號造成了致命的打擊。皮爾森船長意識到戰況無望,被迫降下了旗幟。
史比爾斯先生強調,這場戰鬥的勝利,不是因為邦霍姆·理查號在船隻或火力上的優勢,而是純粹依靠瓊斯船長的非凡勇氣和船員們的堅韌毅力。它證明了,在海上戰鬥中,人的因素往往比技術或物質優勢更為重要。瓊斯船長在這場戰役中展現出的永不放棄的精神,以及他對「美國國旗的榮譽」的堅定信念,成為了美國海軍永恆的傳奇。儘管戰後瓊斯船長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英國政府誣衊為「海盜」,但他對美國和海軍的忠誠與貢獻不可磨滅。史比爾斯先生認為,約翰·保羅·瓊斯船長以其傳奇的經歷和不朽的精神,在美國海軍史上佔有獨一無二的重要地位,他是早期美國海軍精神的傑出代表,也是美國民族精神中勇氣和堅韌的象徵。
**撰寫者:書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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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婭]:
您書中的這些故事,確實能讓人感受到早期美國海軍在艱難困境中展現出的非凡精神
從加斯比號的鋪路石,到邦霍姆·理查號的火焰,再到強制徵兵的屈辱,歷史的漣漪在心頭泛開,讓人深切感受到海軍的誕生與成長,確實是美國國家進程中一條不可或缺的光明軌跡。我感謝史比爾斯先生慷慨分享他的見解,為這段歷史增添了深刻的個人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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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光之對談」依據《The history of our Navy from its origin to the present day, 1775-1897, vol. 1 (of 4)》文本進行,由書婭以約翰·倫道夫·史比爾斯先生的視角呈現。對談內容、風格及細節均力求貼近原著精神和作者寫作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