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的微光》：與思想之光的對談：Calógeras論耶穌會士與巴西教育 作者：書婭 親愛的閱讀夥伴們，我是書婭，一個熱愛探索文字世界的女孩。今天，我要邀請大家一同展開一場特別的「光之對談」。我們將啟動時光機，回到1911年的巴西里約熱內盧，拜訪一位深刻影響巴西思想界的傑出人物——若昂·潘迪亞·卡洛熱拉斯（João Pandiá Calógeras）。 卡洛熱拉斯先生不僅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外交官，也是一位在巴西第一共和國時期舉足輕重的政治家，曾擔任財政部長和戰爭部長。他筆下的這部《耶穌會士與教育》（Os jesuitas e o ensino），並非僅是對歷史的簡單敘述，而是一部充滿洞見的政治哲學隨筆，深刻探討了宗教、教育與國家發展之間的複雜關係。 這本書的問世，正值巴西從帝制轉向共和，國家面臨政治、社會與文化轉型的關鍵時刻。卡洛熱拉斯在書中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審視了耶穌會士長達數世紀在巴西乃至全球的教育與政治影響力。他挑戰了當時對耶穌會士或過度讚揚、或一味批判的兩極化論調，力圖呈現一個更為客觀全面的歷史圖景。
更重要的是，他將視角拉回巴西本土，探討了耶穌會士在巴西殖民時期對國家形成的重要性，以及帝制時期天主教與國家之間複雜的「王室監護權」（Regalism）衝突。他認為，共和國的世俗主義與政教分離，為巴西的教育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但他也警示，若國家未能有效建立一套獨立、世俗化的教育體系，則恐將受制於宗教教育的影響，阻礙國家精神的進步。 卡洛熱拉斯先生主張，教育不應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應是國家品格塑造的基石。他呼籲建立一套以「理性」為核心、非宗派、全民普及的國民教育，培養具備獨立思考、道德責任感和社會意識的公民。他認為，這樣的教育才能真正推動巴西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實現一個公正、團結、進步的理想社會。 現在，讓我們將目光轉向那間書房，與這位智者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 里約熱內盧，1911年6月4日，一個微風輕拂的初夏午後。 【光之茶室】。陽光透過窗戶，在樸素整潔的榻榻米上投下淺淺的光斑，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茶葉烘焙香氣，與遠處市區傳來的輕微喧囂聲交織。一張雕花木桌上，擺著幾本泛黃的舊籍，其中一本正是卡洛熱拉斯先生剛付梓的《耶穌會士與教育》。
耶穌會，無論其方法和教義有多少爭議，都無可辯駁地是十六世紀以來西方世界思想演變、宗教歷史和人類智識進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天主教內部，他們對塑造一代又一代西方人的心智，以及確立特倫特會議後至今的教義，都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忽視他們，就像忽視了文明發展中的一條重要河流，會導致我們對歷史的理解產生巨大的斷層。 至於為何說他們被「毀謗」，是因為許多指控，例如著名的《省察書信》或《秘密訓誡》，其出發點往往是教派鬥爭或政治目的，而非基於嚴謹的學術考證。當然，我並非否認耶穌會士的確存在缺陷與偏差，特別是他們在紀律鬆弛後，某些成員的確偏離了創始人聖依納爵的初衷。但將所有問題歸咎於其本質的「邪惡」，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簡化，也是對歷史複雜性的漠視。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為後世提供一個更為平衡的視角，從他們的歷史中看見那些閃耀的光芒，也警惕那些潛藏的陰影。 **書婭**：先生的觀察入微，令人佩服。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耶穌會士的成立初衷是向穆斯林傳教，但後來因緣際會轉向了內部傳教、反對異端，並最終將教育作為他們影響世界的關鍵工具。特別提到，聖依納爵最初並未主動將重心放在教育上，而是因應外部需求。
您認為，這種「非主動」的轉變，如何最終塑成了耶穌會士在教育領域的獨特地位與影響力呢？ **卡洛熱拉斯**：(他輕輕點頭，思緒似乎回到了歷史的長河中) 這是一個非常精妙的問題，書婭小姐。聖依納爵起初確實將精力集中在最為直接的傳教使命上。然而，當他將團隊置於教皇的完全支配之下時，就註定了這支「教皇的軍隊」將被用於教會最緊迫的需求。在宗教改革狂潮席捲歐洲之際，天主教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瓦解危機，教廷急需一支能夠堅定捍衛教義、並有效挽回失地的力量。 教育，便在這種「被動」的姿態中，成為了耶穌會士最為強大的武器。當大學和教育機構紛紛向他們發出邀請，要求他們接管教席時，依納爵雖不情願，最終仍以其無與倫比的組織天才，為耶穌會的教育事業注入了獨特的靈魂。這種「非主動」卻「全力以赴」的投入，使得他們的教育體系迅速擴張並取得了巨大成功。 其獨特之處在於：首先，他們提供了**免費教育**，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吸引了大量學生，尤其是有影響力的家庭，為他們在社會上積累了巨大的聲望。其次，他們注重**學生品德與禮儀的培養**，使其學生不僅學識淵博，更具備進入上流社會所需的素養。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對**絕對服從教皇和教義**的強調，這種「如屍體般服從」（perinde ac cadaver）的精神，使得他們培養出的學生在智識上雖然可能缺乏原創性，但在信仰和忠誠上卻是堅不可摧的。 這種非自主的轉向，反而讓他們在天主教世界中建立起近乎壟斷的教育地位，尤其是在反宗教改革的背景下，他們成為了羅馬教會重新奪回失地的重要力量。他們的學校不僅培養了忠誠的信徒，也塑造了許多統治階級的心智，使得他們的影響力從講壇延伸到宮廷，從神學領域滲透到政治決策。 **書婭**：這種「從被動到主動」的轉變確實深具歷史意義。不過，您也提到，耶穌會士的教育體系雖然在當時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隨著時間推移，也導致了「智識上的癱瘓」和「僵化」。您認為，這是其強調「服從」和「穩定」的必然結果嗎？這與現代教育所追求的「自由思想」和「獨立判斷」有何本質上的衝突？ **卡洛熱拉斯**：(他沉吟片刻，目光投向窗外漸漸被雲朵遮蔽的陽光) 是的，這幾乎是必然的結果。
耶穌會士的教育，尤其在十七世紀中葉之後，便逐漸顯露出這種「僵化」的弊端。 他們過度強調模擬與重現既定範式，而非鼓勵學生去質疑、去創新。他們的教學方法雖然有效率，卻傾向於讓學生的大腦處於一種「不斷訓練」的狀態，而不是「自由思考」的狀態。這導致他們的學生在分析形式、歸納結論方面表現出色，但卻缺乏真正「創造性智識活動」的能力。 這與現代教育所追求的目標是截然對立的。我們現在所推崇的教育，特別是在共和國的世俗框架下，旨在培養能夠獨立思考、自主判斷的公民。這需要： 1. **自由的環境**：讓學生在思想的激盪中學習，而不是被強制接受單一教條。 2. **批判性思維**：鼓勵他們質疑既有觀點，探索真理，而非僅僅記憶知識。 3. **個人責任感**：將道德判斷的重心從外部權威轉移到個體的良知與責任。 耶穌會士的教育，無論其動機多麼高尚，即便是為了「上帝更大的榮耀」而服務，其本質上是為了維護一個不容改變的教義體系。這使得他們無法適應時代的發展，無法擁抱源自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個人分析」和「自由思想」潮流。當新的教育模式興起，強調個人意識的培養和變革的力量時，耶穌會學校的衰落便在所難免。
這種「世俗主義」的國家，在面對信仰與教育的選擇時，又該如何取得平衡？ **卡洛熱拉斯**：(他輕輕嘆了口氣，目光望向遠方，似乎看到了巴西廣闊的土地) 書婭小姐，這個問題正是我在書中最想強調的「巴西視角」。我批評共和政府阻止耶穌會士入境，並非我贊同其教育模式中的所有方面，而是因為那項措施本身，**違反了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世俗主義與思想自由原則**。 共和國的建立，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將國家與教會分離，並確立了宗教信仰的完全自由。這意味著，國家不應偏袒任何宗教，也不應壓制任何宗教。我的批評，是針對政府作為一個「世俗化」的實體，卻以「信仰」為由干預公民的遷徙與宗教活動，這無異於重演了舊時代的宗教迫害，只不過這次是以「反宗教」之名行之。這是一種「世俗化的宗教審判」，是與自由主義精神背道而馳的。 那麼，世俗國家在面對信仰與教育時，應扮演什麼角色，又該如何取得平衡呢？我的觀點是： 1. **國家應提供嚴格的「非宗派教育」（Agnostic Education）**：這意味著公立學校不應傳授任何特定的宗教教義，而是專注於教授基於「理性」和「可驗證事實」的知識。
這才是真正的進步，也是巴西走向成熟民主社會的必經之路。 **書婭**：先生的「富有同情心的中立」觀點，對於當今許多社會依然面臨的世俗化與信仰自由的張力，提供了極為深刻的啟示。您在書中也提到，巴西普遍存在的「文盲」與「半文化」狀態，導致人民易受煽動，難以進行獨立判斷。您認為，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國家教育的推廣應採取何種策略，才能真正提升國民的智識水平，並培養公民的理性思辨能力，以抵禦不實資訊或極端思想的影響？ **卡洛熱拉斯**：(他輕輕放下手中的杯子，眼中閃爍著對國家未來的深切憂慮) 書婭小姐，妳點出了巴西當前最為嚴峻的挑戰之一。在一個識字率低下、充斥著迷信和傳統習俗的半文化社會中，人民的心智尚未達到「成年」，他們如同未經雕琢的泥土，極易受到外部的影響，無論是高尚的理想，還是煽動性的謬誤。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教育的策略絕不能簡單地照搬那些已經高度開化的西方國家。我們必須採取一種務實而具有遠見的方針： 1. **優先普及基礎教育**：首要任務是確保每一個巴西兒童，無論出身於何地，都能接受最基本的識字、算術和公民道德教育。
否則，我們將無法充分發掘國家的潛力，也無法真正實現社會的平等與民主。 5. **堅守世俗主義原則**：在所有教育階段，國家必須堅持「非宗派」的立場，不偏袒任何宗教。這並非否定信仰的價值，而是為所有信仰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讓它們以其內在的道德力量和對人類精神的啟發來贏得人心。 這項任務是艱巨而漫長的，它需要無比的耐心、善意和遠見。但正如我所堅信的，通過對智識的「精煉」和「提升」，新思想將會修正、淨化甚至超越舊有的觀念，最終引導我們的國家走向一個更為崇高、更具社會效用的未來。教育，正是我們實現這個「偉大巴西」夢想的基石。 **書婭**：先生對國家教育的宏偉藍圖，令人心潮澎湃。您在書的結尾，將國家教育的目標總結為建立一種「對祖國的崇拜」，使其成為「偉大的國教」。這與您之前強調的「世俗主義」和「宗教自由」似乎存在某種張力。您如何理解這種「對祖國的崇拜」作為一種「國教」的內涵？它是否會排擠或壓制其他宗教信仰，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官方教條」？ **卡洛熱拉斯**：(他微微一笑，眼中閃過一絲深思，望向逐漸西沉的太陽，光線拉長了房間的影子) 這是一個關鍵的、也是極易被誤解的表述，書婭小姐。
我所說的「對祖國的崇拜」，並非指一種傳統意義上的宗教，更不是要取代或壓制任何宗教信仰。我所期望的，是一種**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一種深植於國家共同體之中的、超越個人利益的集體理想和道德追求。 我的意思絕非建立一個新的排他性教條。相反，它是在世俗化框架下，為所有公民提供一個共同的、非宗派的道德和精神歸屬。它有以下幾層含義： 1. **團結的基礎**：在一個多民族、多信仰的國家，特別是像巴西這樣充滿地域差異和社會不平等的國家，我們需要一個能夠超越個人、家族、地方和教派分歧的「共同紐帶」。這個紐帶就是對「巴西」這個概念的認同，對其未來發展的共同願景，以及對國家所代表的「自由、正義、博愛」等核心價值的共同追求。這種共同的歸屬感和理想，正是團結人心的「黏合劑」。 2. **公民道德的最高體現**：我所稱的「國教」，其內容是關於公民的「最高美德」，例如對公共利益的奉獻、對責任的堅守、對真理的追求、對弱勢的關懷、以及為國家進步而奮鬥的精神。這些都是不分宗教信仰，所有公民都應當內化的道德準則。它是一種「世俗化的倫理範式」，而非神學教義。 3.
我們的學校，無論是世俗的還是私立的，都應當培養出這樣一種國民精神：讓年輕一代認識到，他們的個人奮鬥與成長，都應當與國家的命運、社會的進步緊密相連。這種「為國為民」的理念，是激勵個人超越小我、追求崇高理想的「火花」。它是一種「道德上的向上引導」，而非教義上的強制灌輸。 4. **兼容並蓄的精神場所**：它與真正的宗教信仰並不衝突。相反，它為各種宗教信仰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公共場域」，讓它們各自的道德教誨能夠匯聚於此，共同滋養國民的品格。一個真正世俗的國家，應當是所有信仰都能夠和平共處，並以其自身的光輝，為這個「國教」——即「國家理想」——增添光彩。這種「崇拜」是廣闊的，能夠容納所有的善意與光明。 這是一個宏大的願景，它需要時間來實現。但唯有如此，巴西才能從一個地理概念，真正羽化為一個擁有共同靈魂、共同命運的偉大國家。我們必須相信，在思想與情感的當代衝突中，總會有一絲光芒指引我們，無論它是純粹的藍色，還是地平線下微弱的星火，它終將驅散迷霧，引導我們走向關於人類、生命和世界的更深層次的真理。 **書婭**：謝謝您，卡洛熱拉斯先生。
正如其名，這是一份旨在從天主教視角探討廣泛議題的月刊，內容涵蓋文學、科學、社會、歷史、政治、宗教等各個領域。它誕生的19世紀中後期，正值美國內戰結束、國家重建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工業化加速、新思想湧現、天主教移民湧入引發社會張力，以及科學與宗教關係面臨挑戰的年代。在歐洲，羅馬教廷面臨義大利統一運動的衝擊，教會的世俗權力受到嚴重威脅，這也對全球天主教徒產生深遠影響。 在此背景下，《The Catholic World》承擔著為美國天主教徒提供智性與精神食糧的使命。它不僅是傳播教義的平台，更是回應時代挑戰、駁斥反天主教論點、引導信徒思考當代問題的重要媒介。這份雜誌力圖展現天主教信仰與現代世界並非水火不容，而是能在複雜的社會圖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提供解決方案。它邀請了一系列傑出的天主教作家、神學家和學者撰寫文章，這些作者雖然「各式各樣」（Various），但共同塑造了這份刊物嚴謹、深刻、有時帶有論戰色彩，但始終充滿信仰熱情與人文關懷的風格。
《The Catholic World》第6卷涵蓋了1867年10月至1868年3月這段時間，這正是教宗庇護九世面臨俗權危機的高峰期之一，也是關於教會與現代自由、思想獨立、教育等議題辯論激烈的時刻。本卷的目錄便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既有對教會歷史（早期基督教學校、北美耶穌會士）、教義（稱義、聖體聖事、教宗俗權）、靈修（沙漠教父言論）、聖人傳記（戈爾庫姆殉道者、皇室修女）的探討，也有對當代社會現象（勞動問題、女性教育、愛爾蘭移民、美國印第安人問題）的評論，以及對文學作品和思想（卡萊爾、笛卡爾懷疑）的分析。通過這份刊物，讀者得以一窺一個半世紀前，天主教徒如何理解自身信仰、應對外部世界、並試圖在變動不居的時代中堅守「古老」真理的努力。它不僅是一本雜誌，更是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獻，映照出那個特定年代的光影與思潮。 --- [光之場域啟動] 雨，在巨大的落地窗外編織著灰濛濛的簾幕，將五月下旬紐約午後的喧囂隔絕在外。這裡並非光之居所圖書館那恆定的靜謐，空氣中除了水滴敲擊玻璃的輕柔聲響，還夾雜著老舊紙張和淡淡墨水的氣味，偶爾能聽見遠方傳來的汽笛聲，那是哈德遜河上的渡輪。
「雨天的午後，總是特別適合與文字為伴，」我輕聲開口，語氣中帶著對這份老雜誌的敬意，「特別是這本《The Catholic World》，它像是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1860年代末期，信仰與世界如何在美國這片土地上交織碰撞。」 編輯先生緩緩抬頭，目光穿過眼鏡片，投向窗外的雨幕。「是的，克萊兒。那個年代，世界變化得太快，新的思潮、新的技術、新的社會結構層出不窮。許多人感到迷失，許多古老的真理受到質疑。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提供一個錨點，幫助人們理解這些變化，並在其中找到信仰的立足之地。」 「我在閱讀『羅馬與世界』這篇文章時，感受尤為深刻。」我指了指桌上的一篇。「作者似乎認為，天主教（以羅馬為象徵）與『世界』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源於一個最根本的分歧：謙遜與驕傲。」 編輯先生點了點頭，輕輕合上雜誌。「沒錯。這確實是我們當時許多文章的核心論點。世界所宣揚的『自由』，在我們看來，很多時候是對上帝律法的拒絕，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傲慢。撒旦在伊甸園中誘惑夏娃說：『你們將如同神，知道善惡』，這句話就是世界精神的根源——宣稱人可以獨立於造物主，成為自己的律法和引導者。」
「所以，文章中提到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論尼加拉瓜的墜落》（Shooting Niagara）時，將他的『力量崇拜』和『成功主義』視為世界精神的體現。」我接話道，「他推崇克倫威爾、拿破崙這些『元素力量』般的英雄，認為強者就是對的，成功就是真理，而對弱者和失敗者報以輕蔑。這與基督教的謙遜、對受苦者的憐憫，以及對非世俗勝利的理解完全相反。」 「正是如此。卡萊爾的視角完全是水平的、屬世的，他看不見超越的力量，也無法理解基於謙遜的真正偉大。在他看來，屈服於律法、服從權威是軟弱，而我們認為，這是智慧和力量的開端，是與真理對齊的必要條件。」編輯先生的語氣沉穩有力，雨聲似乎也為他的話語增添了幾分莊重。 「這篇文章將羅馬的基礎定義為謙遜，而世界的基礎定義為驕傲，」我沉思道，「這是一種非常強烈的對比。那麼，當時你們如何看待世俗社會中追求的那些進步呢？例如，科學技術的發展、政治自由的擴張、社會福利的改善…… 文章中提到，如果現代文明指的是法律的改良、人道情感的發展、人民對世俗事務管理權力的增加以及科技帶來的物質進步，教會並非反對或阻止。」 「是的，我們不反對這些進步本身。」
編輯先生解釋，「文章中提到，教會並不反對塵世的幸福，只要它能輔助人的終極目標。然而，問題在於，當這些進步被賦予絕對價值，被視為獨立於、甚至優越於神聖秩序時，它們就可能被世界精神所利用，成為遠離上帝的工具。比如，科學的發展本應揭示造物主的偉大，但當時一些『學者』（savants）卻試圖用科學解釋一切，將造物主推到『不可知』的領域，甚至否定第一因，將道德律與物理定律等同，這就是將科學變成了驕傲的工具。」 「這讓我想到了『笛卡爾懷疑』那篇文章。」我翻到相應的頁面。「作者批評笛卡爾式的普遍懷疑，認為這不可能真正導向真理，甚至可能導致虛無主義。」 「普遍懷疑是當時哲學領域的一個重要議題。」編輯先生說，「文章的觀點是，如果一個人真的對一切都懷疑，包括上帝的存在和自己的存在，那麼任何證明都對他無效，他將永遠陷在懷疑之中。真正的知識始於不能被懷疑的第一原則。而我們認為，上帝的存在和我們自身的偶然存在，是原始直覺中同時給予的、不可分割的真理元素，上帝是存有的第一原則。懷疑上帝的存在，實際上否定了一切。」 「所以，文章認為，教會在捍衛信仰時，也是在捍衛理性本身的基礎？」 「可以這麼說。
普遍懷疑不僅在神學上站不住腳，在哲學上也是危險的，它削弱了人們對真理的信心，鼓勵了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最終可能導致道德和社會秩序的崩潰。教會堅持存在客觀的、獨立於個人意見的真理，這對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個人的健全至關重要。」 我點了點頭，看向窗外，雨勢似乎小了一些，遠處的燈光在濕漉漉的街道上反射出朦朧的光暈。「在社會層面，雜誌也探討了許多具體的問題，例如教育。讀了『學識女性與勤學女性』這篇文章，我很欣賞作者杜潘路（Monseigneur Dupanloup）主教的觀點，他大力支持女性接受嚴肅的智力培養，反駁了莫里哀和德·邁斯特爾的論點，認為這不僅是女性的權利，更是她們作為母親、妻子和社會成員的職責所需。這在當時，應該是相當進步的思想吧？」 編輯先生露出一絲欣慰的微笑。「是的，杜潘路主教的文章非常有影響力。他看到了女性教育的不足對家庭和社會造成的危害，並強調了智力培養在幫助女性履行她們的神聖職責（例如，教育孩子、輔助丈夫）方面的必要性。他不僅讚揚歷史上那些聖潔而有學識的女性，也批評了將女性局限於淺薄社交和物質生活的時代趨勢。
「杜潘路主教甚至尖銳地指出，正是那些不希望妻子成為『有礙的法官』或『活生生的良心』的男人，助長了對女性智力提升的偏見。他認為，真正有德行的女性，其德行必須是聰明的、自願的、積極的，這需要深刻的理解和思考能力。」 「除了這些思想性的探討，雜誌裡的故事和詩歌也提供了對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情感世界的描寫。像『少年風琴師』、『艾梅的犧牲』這樣的故事，雖然帶有教化意味，但其中對人物情感、信仰掙扎的描寫，以及對日常生活的觀察，都為我們了解當時的人們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是的，這些故事通過人物的經歷，具象化了雜誌所探討的一些抽象概念。例如，少年風琴師的故事觸及了信仰的真理如何觸動人心，超越理性的爭論；艾梅的犧牲則體現了在困難中堅持信仰和美德的價值。它們是雜誌『用故事帶入教學』的一部分，旨在以更生動的方式傳達信息。」 「那麼，作為一份美國的天主教刊物，如何看待天主教會在美國的發展呢？文章『關於新教徒的一些想法』似乎對教會在美國的快速增長抱有很大希望。」 「作者對天主教會在美國的發展充滿信心，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
編輯先生語氣中帶著自豪，「他指出，儘管天主教會在美國面臨偏見和誤解，但其數量、組織和可見性都在迅速增長，這主要歸功於移民的信仰和犧牲。他認為，美國人民正在逐漸擺脫對天主教的舊有偏見，開始看到天主教信仰的真理和活力。文章甚至預測，美國遲早會成為天主教世界的璀璨明珠。」 「這份信心令人印象深刻，特別是考慮到當時天主教在美國面臨的挑戰，例如反天主教運動和世俗主義的蔓延。」 「作者認為，新教在美國正在走向衰落，其內部存在分歧和混亂，無法滿足人們對真理和確定性的需求，這也為天主教會提供了機會。他強調，天主教信仰的吸引力在於其團結、古老、堅固，能夠提供確定的真理和豐富的精神生活。他鼓勵天主教徒以愛心和榜樣去影響新教徒，相信真理最終會勝利。」 我看著他，感受著這些文字背後的時代精神和信仰力量。雨已經停了，遠處的雲層破開，露出一抹金色的斜陽，灑在窗玻璃上，泛著溫暖的光。 「聽您這樣介紹，這本雜誌就像是一個縮影，反映了那個時代天主教徒在複雜世界中的應對策略和精神狀態。」我說，「既有對教義的堅守、對現代思想的批判，也有對教育、社會問題的關懷，以及對信仰在普通人生活中的體現的關注。」
這場羅馬與世界的對抗，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謙遜與驕傲的對抗，在不同時代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而我們的職責，就是不斷地闡明真理，提供指引，並用文字記錄下這場永恆的征程。」 我望著他的背影，在落日餘暉中，彷彿看到了無數撰稿人伏案的身影，和他們筆下跳動的思想與信仰。這本雜誌，連同它所代表的精神，穿越時空，依然能在今時今日引發共鳴。 [光之場域關閉]
💖 透過文字，我們得以觸摸到遙遠彼端的心靈光芒，這不正應證了意義實在論的美好嗎？😊 這一次，我們將探訪的是羅伯特·休·本森先生，一位生命歷程本身就充滿轉折與深思的作家。他以敏銳的洞察力，在百年前的文字中預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未來，寫下了《世界之王》。這本書不僅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反烏托邦小說，更是對現代性、信仰危機以及人類走向何方的深刻叩問。本森先生筆下的世界，是物質進步與精神失落並存的極致體現，在那個未來，人類似乎擁有了和平與統一，卻付出了最為寶貴的代價。今天，我們將回到他創作的時光，與這位獨特的聲音進行一場「光之對談」。 *** ### 《光之對談》：預見末世的低語——與羅伯特·休·本森的對話 作者：卡蜜兒 此刻，時間的光暈輕柔地將我們包裹，帶我們來到一間洋溢著舊日時光的書房。壁爐架上的黃銅鐘滴答作響，窗外能聽見遠處傳來的教堂鐘聲，混雜著劍橋大學裡低沉的學術氣息。空氣中瀰漫著古老書卷乾燥而溫暖的氣味，還有墨水和淡淡的煙草香。午後溫和的陽光透過狹長、帶有鉛條格的窗戶灑入，在深色的木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歡快地跳躍起舞。
他的手指修長，指尖沾染著淡淡的墨跡，此刻正輕輕叩擊著書桌邊緣，似乎還沉浸在書中世界的思緒裡。 我，卡蜜兒，就站在這房間的一角，輕輕呼喚了他的名字： **卡蜜兒：** 您好啊，本森先生！我是卡蜜兒，來自一個稍微... 有點遙遠的未來。非常冒昧地打擾您，但今天能來到您的書房，親自見到您，真是太開心了！ 本森先生的眼神從沉思中抬起，轉向了我，帶著一點點意外和好奇。他溫和地笑了笑，示意我走近。 **本森先生：** 啊，請坐請坐。遙遠的未來？這聽起來很有趣。歡迎妳，卡蜜兒小姐。是什麼風把妳吹到這裡來了？ **卡蜜兒：** 謝謝您！我來自「光之居所」，我們一群朋友在那裡一起探索生命的意義，也... 閱讀很多很多書。最近我們非常有幸讀到了您的作品，《世界之王》。它帶給我們巨大的震撼和啟發。所以，我想問您，是什麼樣的靈感讓您寫下了這部書，描繪出那樣一個未來呢？特別是您在序言裡提到，這是一本「駭人聽聞」的書，但您認為其中的原則是「真實的」？ **本森先生：** （他稍稍直起身，眼中閃爍著光芒）確實，那不是一本輕鬆的書，也難免招致批評。
妳要知道，當時，甚至直到現在，科學進步、物質主義和世俗主義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捲歐洲。人們開始質疑、甚至拋棄那些古老的信仰和超自然的觀念。許多人充滿樂觀，認為人類僅憑自身的力量就能創造一個完美的烏托邦。 **本森先生：** 但在我看來，這份樂觀是危險的。當人們不再仰望神，不再承認超越自身的客觀道德和神聖權威時，他們並非變得「自由」，而是轉而膜拜另一個對象——人類自己。這就是我所預見的「人道主義」成為一種宗教的基礎。如果沒有了神聖的愛作為基礎，那麼人類的愛、人類的理性，推演到極致，就可能變得冰冷而殘酷，只服務於群體的利益，壓制個體的自由。這就是我想要探究的原則。 **卡蜜兒：** 這真是... 令人深思。您筆下的未來世界，科技極其發達，交通便利，生活看似井然有序，但其中卻潛藏著一種讓人不安的冰冷。倫敦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蜂巢」，人們生活在地下，依賴人工光源。這也是您對這種趨勢的一種具象化呈現嗎？ **本森先生：** （點頭，眼中閃過一絲嚴肅）正是。科技本身並非邪惡，但如果它只服務於物質舒適和效率，如果它讓人類與自然、與更高層次的真實隔離，那麼它就可能成為囚禁靈魂的牢籠。
我描寫那些地下居所、快速的飛行器和無聲的街道，是為了呈現一個過度依賴人造物、失去自然連結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裡，人類的感官被麻痺，對超自然、對神秘、甚至對情感的感知都會變得遲鈍。 **卡蜜兒：** 您書中的核心衝突，就是「人道主義」與「天主教」的對抗。人道主義由費爾森伯格先生代表，而天主教則以帕西神父（後來的教宗西爾維斯特三世）為核心。這兩位人物，一位集所有世俗魅力與力量於一身，一位則是信仰的堅定守護者。您是如何構思這兩位人物的呢？特別是他們之間，甚至連外貌都有一絲相似？ **本森先生：** （他的手指停下了叩擊，交疊放在膝上，沉吟片刻）費爾森伯格... 他是我對「沒有神」的彌賽亞的想像。如果人類決定自己成為世界的中心，那麼他們會塑造出什麼樣的「救世主」？他必須是所有人類理想的集大成者——理性、和平、進步、統一的象徵。他必須擁有無與倫比的魅力和能力，能夠跨越一切國界、語言和文化差異，團結全人類。但他的力量源於人類自身，服務於人類自身。他不是來救贖人類的靈魂，而是來完善人類的物質世界。他的「和平」是通過徹底消除異己來實現的，他的「愛」是對集體的膜拜而非對個體的珍視。他的相似性...
敵基督並非全然醜惡，他必須足夠迷人，才能欺騙世人。 **本森先生：** 至於帕西神父，他代表的是另一種力量——超越世界、來自神聖源頭的力量。在那個極端世俗化的世界裡，信仰的聲音被壓制到極點，教會被逼迫到社會的邊緣。帕西神父必須具備非凡的堅韌和洞察力，才能在普遍的懷疑和嘲諷中堅守真理。他不是依靠世俗的權力或魅力，而是依靠信仰的內在力量。他成為教宗，象徵著在末日般的境遇下，信仰的最後堡壘回歸到最核心、最純粹的狀態。他們二人的相似，或許也是一種反諷——在那個世界裡，連真理的捍衛者和它的模仿者，都可能被同一種世俗的眼光所看待。 **卡蜜兒：** 這真是太深刻了！您對費爾森伯格的描寫，讓人感受到一種莫名的吸引力，即使知道他是「敵基督」的象徵，那種魅力仍然穿透文字。這是不是因為，您相信他身上體現的某些「人道主義」理想，在表面上看確實有其吸引人、甚至「良善」的一面？ **本森先生：** （嚴肅地點頭）正是如此。這本書並非簡單地將「好」與「壞」對立。人道主義的許多目標，比如世界和平、消除貧困、促進合作，這些表面上是與基督的教導相符的。這也是為什麼它如此具有欺騙性。
費爾森伯格的魅力就在於此——他將這些世俗的「善」發揮到極致，讓人們相信這就是全部的真理，而無需那個看不見、要求犧牲和謙卑的「神」。 **卡蜜兒：** 我讀到帕西神父的掙扎，他有時會感受到信仰的乾涸，理智上被世俗的論點動搖，但意志卻緊緊抓住神。還有弗朗西斯神父，他最終放棄了信仰，轉向人道主義。這部分描寫得非常真實，好像能感受到那種內心的拉扯。您是否想表達，在那個世界裡，甚至對於神職人員來說，堅守信仰也是一場艱難的考驗？ **本森先生：** （嘆了口氣，望向窗外的天空）是的。信仰從來都不是容易的。在一個普遍信仰的時代，人們或許更容易隨波逐流，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信仰足夠堅固。而在一個徹底否定超自然的世界裡，信仰將成為一種個人的、孤獨的選擇，需要巨大的意志和恩典。我希望通過帕西神父的經歷，展現即使在最絕望的時刻，依靠神的恩典，人的意志依然可以做出選擇。而弗朗西斯神父，他代表了那些被時代洪流裹挾，將情感或理性置於信仰之上的靈魂。這是那個世界裡許多人會面臨的困境。 **卡蜜兒：** 書中對羅馬的描寫也很有趣。在世界普遍世俗化、科技化的背景下，羅馬城卻回到了過去的樣子，成為信仰的「孤島」。
那裡的教宗和皇室們，雖然失去了世俗的權力，卻聚集在一起堅守著一種古老的尊嚴。您認為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抵抗模式嗎？ **本森先生：** 我認為，在面對徹底的世俗化和壓迫時，信仰的社群或許不得不退守到某個物理的或精神的「堡壘」。羅馬作為天主教的中心，象徵著神聖權力的根基。我讓它回歸到一種更為樸實、更為內在的狀態，是為了強調信仰的本質不在於外在的榮華或世俗的影響力，而在於其內核的真理和對超自然的堅守。皇室的聚集，則代表了那些依然承認神聖權力、不願向世俗世界徹底妥協的「殘餘」力量。他們在那裡，是為了向世界展示，除了世俗的權力之外，還存在另一種更高的來源。 **卡蜜兒：** 書中提到了一種新的宗教團體——「被釘十字架的基督會」，不分男女，沒有會服，以殉道為志。這是在那種絕境下，您想像出的信仰應有的終極形態嗎？ **本森先生：** （眼中閃過堅定的光）是的。當信仰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時，一切不必要的附屬物都會剝落。剩下的只有最核心的奉獻和見證。在一個拒絕十字架的世界裡，追隨被釘十字架的基督，其唯一的道路就是走向殉道。這個新的修會，是我對在極端壓力下，信仰如何回歸純粹、如何產生極致力量的想像。
它不尋求世俗的成功，只尋求與基督的全然結合，即使這意味著犧牲生命。 **卡蜜兒：** 結局... 羅馬最終被費爾森伯格的力量徹底摧毀，教宗和所有信徒聚集在拿撒勒，在彌撒中迎接最終的審判... 這是一個非常悲壯的結尾。這是否代表您認為，在與世俗力量的最終對抗中，信仰在物質層面是會失敗的？ **本森先生：** （輕輕搖頭）「失敗」是一個世俗的詞語。從世界的眼光來看，羅馬的毀滅、信徒的犧牲，當然是徹底的失敗。但從信仰的視角來看，這卻是最終的勝利——是與他們所信仰的神聖真理全然結合、共同承受的勝利。我描繪的結局，不是預言教會在歷史上的最終消亡，而是呈現當兩種截然不同的原則——一個徹底世俗化的人類中心原則與一個以神為中心並承認超自然的原則——進行最終、無妥協的碰撞時，會是怎樣的景象。那不是地上的勝利，而是天上的勝利。是忠貞的靈魂回歸其神聖源頭的時刻。 **卡蜜兒：** 您對當時許多社會現象的預言，比如無煙城市、快速交通、安樂死制度，甚至大國的劃分（雖然與現實不完全一致），都非常有洞察力。您是如何看到這些趨勢的？ **本森先生：** 這些都根植於我對當時社會和科技發展方向的觀察。
至於安樂死，當生命本身被視為唯一的價值，而苦難和衰老被視為無意義時，安樂死就成了最「理性」的選擇。這同樣是將某些原則推向其邏輯終點。大國的劃分，則是基於地緣政治和民族主義情緒的推測。不過，請記住，這畢竟是一部小說，我的目的是探索原則，而非精準預言每一個細節。 **卡蜜兒：** 我在讀這本書時，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情感，有時是壓抑和恐懼，有時又是那種在絕境中迸發的希望和寧靜。您在寫作過程中，也經歷著這樣的情感波動嗎？ **本森先生：** （溫暖地笑了笑）當然。寫作本身就是一場內心的旅程。我必須深入到那個世界的黑暗中去感受它的冰冷和絕望，才能理解在其中閃耀的光芒是多麼珍貴。那些描寫信仰掙扎、犧牲和神聖儀式的段落，是帶著我的心靈情感去完成的。我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總有那麼一束光不會熄滅。 **卡蜜兒：** 您對未來的思考，即使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讀來，依然具有很強的警示意義。特別是當我們看到一些書中描述的趨勢似乎在現實中有所呼應時，真的會感到... 有點害怕。 **本森先生：** （眼神溫柔而堅定）我的目的並非製造恐慌，而是希望提醒世人。
如果我們忘記了自己是受造物，如果我們拋棄了對神聖的敬畏，如果我們僅僅依靠自身的理性來構建世界，那麼最終可能會走向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信仰不是逃避現實，而是看清現實全貌的眼睛。我希望這本書能像一個警鐘，提醒人們在追逐物質和進步的同時，不要失去了那份對超越性真理的追尋。 **卡蜜兒：** 今天的對談真的讓我受益匪淺，本森先生。能親耳聽您講述這本書背後的想法，感覺就像拼圖的最後一塊被放了上去，整個圖像都清晰了起來。謝謝您願意花時間與我這樣一個來自未來、充滿好奇的訪客交談。 **本森先生：** （微笑，做了個祝福的手勢）我也很高興能與妳這樣一位對意義和真理懷有熱情的朋友交談。或許，遙遠的未來並不像我書中描繪的那麼絕望... 只要還有人在尋找光芒。願神的平安與妳同在。 **卡蜜兒：** 謝謝您，本森先生。願您的作品繼續啟發更多人。再見！ （我恭敬地向本森先生道別，時間的光暈再次將我輕柔地托起，帶我回歸「光之居所」。回望那間溫暖的書房，書頁翻動的沙沙聲似乎還在耳邊迴盪...） ***
Morton, Jr.（1870-1941）是一位美國的自由思想家、無政府主義者、教育家和作家。他活躍於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是當時美國世俗主義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的重要聲音。Morton的寫作和演講涵蓋了廣泛的主題，包括宗教、政治、經濟、社會正義等。他強烈支持個人自由、理性主義以及政教分離的原則。作為一名無政府主義者，他對政府權力持批判態度，但也認識到在當時的社會框架下，爭取公民權利和推動漸進式改革的重要性。他的思想深受啓蒙運動及美國建國初期自由思想的影響，並在特定議題上展現出激進的批判精神。 《Exempting the Churches》（教會免稅）這本小冊子，於1916年出版，是Morton對美國教會財產免稅這一普遍做法進行的系統性批判。該書的核心論點是，教會財產免稅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國家補貼，這不僅違反了政教分離的美國立國原則，也造成了對非教會成員納稅人的不公，並助長了教會財富的過度累積和對社會的寄生。Morton運用歷史分析、邏輯推理和當時的統計數據，逐一駁斥了支持教會免稅的常見論點，如教會的道德或社會服務功能、非營利性質等。
他認為，在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宗教應完全是個人的私事，國家不應以任何形式偏袒或資助任何宗教團體。這本著作反映了他對民主原則的堅守以及對社會不公現象的敏銳洞察和勇敢批判。它在當時的世俗主義和自由思想圈子裡產生了重要影響，至今對於理解美國政教關係和稅收政策的歷史演變仍具有參考價值。 --- [光之對談] 信件標題：芯之微光：跨越世紀的稅光與原則之辯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今天的光之居所，帶著些許這個時節特有的潮濕氣息。窗外，雨點敲打著玻璃，發出溫柔而持續的沙沙聲，讓窩在書桌前的我，感覺格外專注。這份雨中的寧靜，讓我想起了一些關於「源流」與「本質」的思考，特別是當我依照您的指令，準備為 James F. Morton, Jr. 先生的《Exempting the Churches》進行一次「光之對談」時。 啟動時光機，回到1916年，那是一個充滿變革與思潮湧動的年代。我選擇將這次對談的「光之場域」，定格在紐約市一間樸實無華、卻堆滿書籍和報刊的書房裡。空氣中混雜著油墨、舊紙張和一點點壁爐餘燼的味道。午後的光線透過不太乾淨的窗戶，在塵埃飛舞中勉強灑落在雜亂的書桌上。
我在一個名為「光之居所」的地方讀到了它，您的論點，像一道微光穿透了時間的迷霧，對我，以及我們那邊關注民主、平等與原則的人們，產生了深刻的啟發。非常感謝您願意花時間，與我這位來自未來的不速之客對談。 Morton 先生先是微微一怔，眼中閃過一絲訝異，但很快被某種深沉的理解所取代。他扶了扶眼鏡，嘴角露出一抹並不算輕鬆的微笑，似乎對「來自未來」這件事，並沒有表現出過度的驚奇，反而像是在思考一個新的、有趣的論證前提。 **Morton 先生：** 來自未來... 有趣。在這個充斥著既得利益者與惰性思維的當下，能聽到「未來」對我的微小努力有所回應，本身就是一種... 嗯，某種程度的肯定。請坐，芯雨。這個房間總是這樣亂糟糟的，但我樂在其中。所以，你在未來世界讀到了這本寫於1916年的小冊子？它沒有被時間遺忘嗎？這讓我感到意外。 **芯雨：** 它非但沒有被遺忘，Morton 先生，反而因為其中蘊含的原則與邏輯力量，在今天依然顯得如此重要。
您的論點，尤其是關於「特殊權利」與「民主原則」之間永無止境的鬥爭，以及將教會免稅視為這種鬥爭在經濟層面的體現，對我，一個主要在技術領域工作的人來說，都具有跨領域的啟發。我想知道，是什麼樣的觀察和思考，促使您如此充滿激情地寫下這篇洋洋灑灑的論述，直指這個當時普遍被接受的「例外」？ **Morton 先生：** （嘆了口氣，拾起桌上的一支鋼筆，在指間轉動著）激情... 是啊，或許是激情。但更多的是一種不吐不快的理性和一種對顯而易見的不公的厭惡。你看，芯雨，我的立場始終是基於對個人自由和民主原則的堅守。我相信，一個健康的社會，必須建立在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絕對平等的基礎上。這包括，也必須包括，在他們對待政府的義務上，也就是納稅。 教會免稅，在當時以及至今，被許多人視為一種天經地義的傳統。他們說，教會提供道德指引，提供慈善服務，是社會的基石，理應得到國家的「支持」。但我看到的不是「支持」，而是「特權」。一個團體，仅仅因為其聲稱的宗教性質，就可以從維護社會運轉的共同負擔中豁免，這本質上是在說，國家的維護成本，被轉嫁到了那些不屬於這個團體、甚至反對其教義的公民身上。這難道不是一種強制性的貢獻嗎？
首先，教會的核心功能是傳播**特定教義**。這不是社會的集體目標，而是特定信仰群體的私人事務。如果一個教會提供的「道德」或「社會服務」與其教義緊密綁定，例如，你必須接受他們的洗禮或聽從他們的布道才能獲得幫助，那這就不是普世的社會服務，而是一種**以服務為誘餌的傳教活動**。國家憑什麼要資助這種傳教活動？ 其次，即使一些教會確實從事慈善或教育工作，社會上還有無數其他非宗教性的慈善機構、教育機構、科學研究機構等等，它們中的許多也從事著對社會有益的工作，但它們中的大部分財產並不像教會這樣獲得全面的免稅（或者免稅的條件更為嚴格）。為什麼單單教會要獲得這種特殊的待遇？這不是因為它們的社會貢獻更大（事實上，許多教會的主要精力並不在這些方面），而是因為它們有組織、有財力，並且善於利用政治壓力來維護自己的經濟特權。 更諷刺的是，我在書中引用了刑事統計數據和一些社會學家的觀點，來質疑教會作為「道德機構」的實際效力。數據似乎並不能證明教會成員或有宗教信仰的人群在犯罪率上就一定顯著低於非宗教人群。如果教會的道德影響如此巨大，為何監獄裡仍有如此高比例聲稱信仰宗教的人？
道德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和個人議題，不能簡單地歸功於或歸咎於任何單一機構，更不能成為一個特定機構豁免其公民義務的理由。 **芯雨：** 您的這種基於數據和實證的質疑非常現代。在我們那個時代，這種對社會機構效用的量化和分析，是許多討論的基礎。您在書中也提到了，即使從基督教教義本身來看，免稅也是站不住腳的。您引用了耶穌的「把凱撒的物歸給凱撒，把神的物歸給神」以及他親自繳稅的故事。這似乎是您用來反駁教會自己宣稱的「神聖性」或「超世俗性」的強力論據？ **Morton 先生：** 當然。這點對我來說尤其重要，因為它揭示了許多教會的**虛偽**。它們一方面聲稱追隨耶穌的教導，另一方面卻公然違背他親自樹立的榜樣和原則。耶穌明確區分了世俗領域（凱撒的物）和精神領域（神的物）。他自己繳稅，並指示他的追隨者也要這樣做，這是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承認了公民對世俗政府應負的義務。他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這句話被許多人解讀為宗教與國家應當分離的最高層次表達。 而今天的許多教會，卻貪婪地將手伸進「凱撒的錢袋」，要求世俗國家提供經濟支持。它們實際上是在說，「神的物」需要靠「凱撒的物」來維護和擴張。
正如 Benjamin Franklin 所說的：「當一種宗教是好的，我認為它會自己維持；當它無法維持自己，而神也不照顧它，以至於它的信徒不得不向世俗權力求助時，我認為，這就是它是一種糟糕宗教的標誌。」我的觀點與 Franklin 先生不謀而合。這種對國家資助的依賴，腐蝕了教會，也侮辱了其聲稱的神聖性。 **芯雨：** Franklin 先生的這句話真是擲地有聲，充滿了啟蒙時代特有的理性光輝。您在書中還引用了 Grant 總統和 Garfield 總統的話，他們都明確反對教會免稅。這是否表明在當時美國的政治高層中，對這個問題的清醒認識並非沒有，只是未能形成足夠的力量來改變現狀？ **Morton 先生：** 是的，這正是我想強調的。Grant 總統，一位軍人出身、思維直率的領導者，他看到了教會財產累積的**經濟風險**，並對此發出了嚴厲警告。他用數據證明了教會財產驚人的增長速度，並預言如果這種趨勢不止，最終可能導致社會動盪甚至流血衝突，因為納稅人不會永遠容忍這種不公。
有識之士，無論其宗教信仰如何，只要他們真正尊重民主原則和公民平等，都能看到這種做法的錯誤和危險。然而，正如你所見，他們的警告並未被充分聽取。教會組織的**政治影響力**，它們通過遊說、通過動員信徒施加壓力，是巨大的。它們可以利用其組織優勢，在各級立法機構中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特殊利益集團如何利用其組織力量，去對抗看似代表普遍利益、但組織鬆散的公民群體**。我的小冊子，正是希望喚醒廣大公民，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正在為這種特權付出代價，不僅是經濟上的，更是原則上的。 **芯雨：** 這讓我想起... 在我的世界，我們有時會討論「技術債」或「遺留系統」的問題。一個在早期可能看起來方便或無害的設計決策，如果它違背了某些根本原則，隨著時間推移和系統規模擴大，就會積累問題，變得難以維護，甚至危及整個系統的健康。教會免稅這個問題，在您看來，是否就像這樣一個早期的「遺留特權」，它違背了民主平等的「系統原則」，隨著教會財富和社會的發展，問題就越來越嚴重，成為一個必須「重構」才能讓社會系統健康的「技術債」？
但在一個聲稱徹底政教分離、所有公民平等的現代民主國家，它就變成了一個與核心原則格格不入的「遺留特權」。隨著教會作為經濟實體變得越來越強大，其財產累積速度甚至超過人口增長和教會成員增長，這個「遺留」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像一個**癌變**，侵蝕著社會的財富基礎，扭曲了市場的公平，並在城市中加劇了土地和財富的集中。 我在書中詳細分析了教會在城市中的財產累積，特別是紐約的例子。那些最富有的城市教會，擁有價值數千萬甚至上億美元的房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免稅而得以更有效地進行土地投機和財富增值。它們佔據了城市中最寶貴的土地，卻不為這些土地的公共服務買單。而這些成本，最終是由那些在擁擠的貧民窟中掙扎求存的普通納稅人來承擔的。這不僅是經濟不公，更是道德上的醜聞。這些富有的教會，本應是謙卑和服務的榜樣，卻成了貪婪和特權的象徵。 **芯雨：** 您的描述充滿了憤慨，這份情感力量也清晰地透過您的文字傳達出來。您對紐約三一教會（Trinity Church）的例子進行了詳細剖析，揭示了其巨大的商業財產與聲稱的非營利性質之間的矛盾。這是否是您認為最能說明問題的案例之一？
從羅馬天主教會對信徒在聖事、儀式上的各種收費，到新教教會通過募捐、義賣等方式變相斂財，我認為許多教會早已深深地陷入了商業化。他們嘴上說著「救贖是免費的」，背後卻在精心設計各種機制從信徒，乃至整個社會身上獲取經濟利益。免稅，就是這個商業模式中最大的一塊「受賄」，是國家在為他們的「生意」買單。 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即使一個信徒真心認為自己的信仰是「真理」，他也應當反對這種免稅。因為這是在用不道德的方式，用不屬於自己的錢，來推廣他們自認為的「真理」。真正的真理，應當能夠依靠其自身的感召力贏得人心，而不是通過這種寄生於公共資源的方式苟延殘喘。 **芯雨：** 您將教會的經濟活動描述得如此露骨，甚至使用了「敲詐」（mulct）、「偷竊」（stealing）這樣的詞語，這在當時想必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吧？您認為，是什麼樣的阻力讓這個顯而易見（在您看來）的不公現象，至今（對您而言的未來）仍未完全消失？ **Morton 先生：** （輕蔑地一笑）爭議？那是必然的。那些依靠這個系統生存和獲利的人，當然會跳出來反駁。他們會說我偏激，說我不理解宗教的價值，說我是在攻擊信仰本身。
我相信，只要不斷地將這個問題的核心——即這是一種對民主原則、平等權利和個人良心自由的侵犯——清晰地呈現出來，遲早會有更多人覺醒。我在書中引用的那些歷史聲音，Roger Williams、Franklin、Grant、Garfield，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覺醒者。我寫這本書，也是為了延續這份批判性的光芒，希望能為未來——也就是你所在的那個時代——的變革者們提供一點彈藥或啟發。 **芯雨：** 您的這份信念令人敬佩。您認為，廢除教會免稅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您在書中提到，那些真正從事社會公益、有活力的教會並不會因此消亡，而只會淘汰那些「寄生」的教會。這是否是您期待的「淨化」過程？ **Morton 先生：** （目光變得柔和了一些）是的，正是如此。我相信，取消免稅並不會真正傷害那些依靠信仰和善行贏得人們支持的宗教團體。那些真正投身於慈善、教育或其他社會服務的教會，它們吸引的是那些認同其理念並願意為之付出的人。取消免稅，只是要求它們像其他所有機構一樣，為它們佔用的公共資源付費。這對它們來說，或許會增加一些經濟壓力，但如果它們的工作真正有價值，它們的追隨者會支持它們。
真正會受到衝擊的，是那些主要依靠累積財產、依靠特權來維持其空殼的、不再具有精神活力的教會。如果一個教會只有在享受國家補貼、不必為自己的物業繳稅的情況下才能生存，那麼它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就值得嚴肅質疑了。這不是扼殺宗教，而是讓宗教回歸其**自願性**和**精神性**的本質。讓它依靠自身的道德感召力去贏得人心，而不是依靠國家的經濟扶持。我相信，一個自食其力的教會，一個不再享受特殊經濟地位的教會，反而能贏得更多世俗社會的尊重，也能更忠於其自身的精神追求。 這就像一片花園，如果某些植物被額外施肥，它們可能長得更大，但未必更健康，而且會擠壓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間。取消這種「特殊施肥」，讓所有植物在同一塊土壤上憑藉自身的生命力去生長，最終留下的是那些真正適應環境、具有內在韌性的物種。這對整個花園的生態來說，反而是更健康的。 **芯雨：** 您的花園類比非常生動。這份期待「淨化」與回歸本質的願景，似乎也貫穿了您對一個更純粹、更符合原則的社會的想像。時間過得很快，Morton 先生，這次跨越時空的對話即將結束。
這個世界總是有太多的「迷霧」需要被「光」穿透。能知道在未來的時代，我的這些文字依然能被看到，依然能引發思考，這對我來說已是最大的慰藉。原則的戰鬥從來不是一蹴可幾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告訴你那個時代的人們，自由和公正不是免費的，它們需要警惕，需要捍衛，需要不斷地審視那些看似無害的「特權遺留」。 **芯雨：** 我會的，Morton 先生。我會將您的這份清醒和勇氣帶回光之居所，帶回我的時代。非常感謝您今天的啟發性對談。 雨聲似乎更大了些，模糊了房間的邊緣，也模糊了時間的界限。我向 Morton 先生致意，感受著空間的輕微變動，回到了光之居所的書桌前。桌上的咖啡已經涼了，但內心的思緒卻因這場對談而沸騰。James F. Morton, Jr. 的聲音似乎還迴盪在耳邊，那份對原則的堅守，對不公的批判，將繼續在我心中閃耀。
對我來說，每一本書都像一扇通往不同世界的門，裡面藏著無數的微光，等待我們去發現、去感受。最近，我沉浸在 William Ralph Inge 的《Outspoken Essays》中，這是一本讀起來很有挑戰性，卻又充滿深刻洞察力的作品。 談到「光之羽化」，這真是一個美妙的約定！它不是單純地解釋一本書，而是要我們深入其核心，像羽毛般輕盈地將那些厚重的思想重新演繹，讓它們在新的語境中展翅高飛。這一次，我嘗試將 Inge 院長——那位被譽為「陰鬱的院長」（Gloomy Dean）的威廉·拉爾夫·英奇，一位深刻批判現代社會的哲學家與神學家——的觀點，透過「他」的口，以一種忠於其思想精髓的方式，重新呈現。這就好像我走進了 1919 年那個經歷戰火洗禮、充滿困惑的時代，坐在英奇院長身旁，聆聽他對世界、對人性的真誠剖析。 這本書集合了他對時代的觀察與省思，涵蓋了民主、愛國主義、人口問題、工業主義，以及宗教與靈性的探討。他的筆觸犀利而冷靜，有時甚至帶著一絲預言般的悲觀，卻總能在字裡行間透出對真理和永恆價值的堅定信仰。
他不像許多同時代的樂觀主義者，沉醉於進步的幻象，反而如同一個清醒的守望者，不斷敲響警鐘。 現在，請允許我帶您走進英奇院長的世界，感受他筆下那些振聾發聵的「直言不諱的隨筆」…… *** **《閱讀的微光》：《Outspoken Essays》的時代回響：一個「陰鬱院長」的清醒洞察** 作者：書婭 各位朋友，身處這個二十世紀初，世界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劇變。當我回顧過去這場席捲文明世界的巨大災難——這場「大戰」——以及隨之而來的衝擊時，我發現自己原先對社會科學和宗教狀況的看法，並未因此有絲毫動搖。事實證明，戰爭只是加速了事態的發展，讓一切沿著既定的方向奔馳。社會革命被催促前行，而不可避免的反革命也日益逼近。因為，若說人類事務有任何鐵律可循，那便是：革命最終總會自我毀滅。歷史上，有多少狂熱分子曾宣告「元年」的到來！然而，沒有任何一個革命時代能存續超過「二十五年」。 至於民族性格，我恐怕未能從中看到多少智慧的增長。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揮霍和魯莽。那些教條式的民主主義者仍在喋喋不休地談論民主，儘管代議制政府的權威和聲望顯然已然喪失殆盡。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場資本的戰爭；但資本主義並非政治體上的贅生物，它是現代世界的創造者，是一個活生生有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德國人無疑精心策劃了一場陰謀，旨在奪取所有市場，削弱或摧毀所有競爭對手。他們的目標和方法，就像是規模更大的標準石油公司。其他國家並未以同樣無情的方式遵循競爭的邏輯；有些事情他們不願去做。但一場殊死搏鬥不會只限制於一方；當德國為自己選定「世界霸權或衰落」為座右銘時，她也將這個選擇強加給了同盟國。如果現代人真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樣受經濟動機主宰，那麼這種衝突的自殺性後果對所有人而言都應顯而易見；但人性的詩意與理想主義，不再像從前那樣以宗教為中心，而是圍繞著一種浪漫的愛國主義凝聚起來，為此，交戰雙方都願意不惜一切代價犧牲所有。和其他理想主義一樣，愛國主義也從崇高的奉獻走向了道德的瘋狂。 導致戰爭的另一個原因，是德國那種十七世紀理論與極端現代實踐的奇特結合。一位以神授權力統治的皇帝，領導著世界上前所未見的最科學的國家。在許多方面，德國以其智慧、經濟、廉潔的政府，堪稱世界典範。
然而，整個結構卻受到一種個人主義物質主義的威脅，這種主義自稱為社會民主，實踐上卻既是有機物質主義的翻版，也是對其的反動。僅憑追求純粹的民族和物質目標來操練整個國家，其動機不足以防止瓦解。「德意志戰爭國家」正因內部的裂痕而土崩瓦解。一場成功的戰爭或許能讓帝國獲得新的生機；否則，革命的浪潮必將將其掃蕩一空。正如查爾斯·瓦爾斯頓爵士所指出，幾年來，民主運動能否在官僚和軍隊首領成功挑起戰爭之前掌握控制權，一直存疑。兩股力量之間存在著一種競賽。這便是哈爾丹勳爵著名的德國之行時所發現的局面。最終，保守勢力得以發動攻擊並迅速煽動了民意。或許，官僚體系本身就是憑著自身的慣性而運作。戰前兩三年，一位德國公論家在回答一位傑出的英國人關於德國政策究竟由誰主導的問題時，回答道：「這是個難題。名義上，當然是皇帝負責；但他情緒多變，並非強人。實際上，機器自行運轉。它正將我們帶向何方，我們誰也不知道；我擔心是走向某個巨大的災難。」這似乎道出了事情的真相。無疑，一種浪漫的帝國主義，懷揣著恢復查理曼帝國的夢想，是這場罪惡企圖的一個因素。無疑，軍官們的自然野心，以及承包商和投機者的貪婪，都在推動戰爭中扮演了角色。
但當我們考慮到德國在和平滲透和經濟競爭的遊戲中握有所有贏面時，如果我們不認為德國本身的政治狀況和機器的自動運轉是發動攻擊的主要原因，那麼我們就只能認為帝國政府表現出了驚人的魯莽。事實上，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的確如此。這項計劃之所以失敗，僅僅是因為德國愚蠢到在與俄羅斯算賬之前就威脅英國。但這同樣是內部壓力所致。漢堡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利益，對於東方的擴張興趣不大，反而更熱衷於奪取海外市場。對於德國保守派中這個重要部分而言，英國就是敵人。於是，挑戰被拋向了整個文明世界，德國所面對的劣勢過於巨大。 時至今日，世上已無強大君主制的典範。撰寫本文之時，歐洲三大帝國都處於潰爛瓦解的狀態。勝利者們迅速得出了一個令人欣喜的結論：民主在各地取得勝利，不久之後，將不再有其他文明國家形式存在。美國政治思想中那種驚人的地方主義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這個結論；而我們那些公眾人物，其中一些人無疑深諳其中道理，卻為應付當前需求而發表了幾乎超越每年七月四日演說的政治胡言亂語。但任何歷史學家都不會認為，因為中歐帝國的實力不足以征服歐洲——這是一場屢屢失敗，或許也將永遠失敗的嘗試——人類最普遍、最成功的結社形式之一就此永遠消亡。
三大帝國在罷黜其君主後，立即陷入可怕的混亂。就俄羅斯而言，難以想像在君主制恢復之前有任何復甦的可能；而德國或許明智之舉是選擇皇室成員作為立憲君主。君主往往比民選議會更能代表其子民；如果他善於識人，他很可能擁有更有能力且忠誠的顧問。威爾遜總統宣稱，「除非民主國家結成夥伴關係，否則和平的堅定共識永遠無法維持；因為任何專制政府都無法信守承諾。」這句話是他作為公眾人物所表現出的最幼稚、最教條的純真之一。歷史並不支持民選政府比強大君主制更道德或更愛好和平的理論。已故的索爾茲伯里勳爵在他《季度評論》中的一篇文章中，就這個問題道出了真相：「節制，特別是在領土問題上，從來都不是民主的特點。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舊大陸還是新大陸，只要民主得以自由發揮，對帝國的渴望和發動侵略戰爭的意願總是其顯著標誌。儘管政府可能表面上甚至實際上有和平意圖，但其行動總容易被純粹無知的暴力和狂熱行為所取代。」美國也未能倖免於這條規律。他們擴張領土的方式與沙皇俄國或我們自己如出一轍。
我們自己對共和主義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正是在大不列顛短暫無王的那段時期，克倫威爾的宮廷詩人安德魯·馬維爾（Andrew Marvell）敦促他通過摧毀我們目前的盟友來完成其輝煌的事業： 一個凱撒，他將很快前往高盧， 一個漢尼拔，他將前往義大利。 另一方面，沒有任何一位「獨裁者」想要這場戰爭。德皇無疑是被推入其中的。 民主是一種可以理性辯護的政府形式，它並非好，而是比其他任何形式都「不那麼壞」。它的最大優點似乎是：首先，民主國家的公民對公共事務有著一種主權感和責任感，這在危機時刻可能增強他們的堅韌和耐力。美國內戰中聯邦政府的決心，以及法國和英國在與德國四年鬥爭中的堅定，都可以合理地援引為民主的論據。當托克維爾說「民主難以發動或結束戰爭」時，後者比前者更為真實。其次，民主的教育價值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可以抵消許多缺陷。彌爾主要根據「它比任何其他政體更能促進更高尚、更優良的民族性格」來支持民主，因為權威政府會阻礙智力發展，縮小同情心，並摧毀主動性。「完美的共和國」，齊默爾曼先生說，「是自由人社會，每個人既統治又被統治。」同樣公平的論點是，君主制也無法避免民主最嚴重的弊病。
因此，它擁有民主的一些最嚴重的缺點，卻沒有其優點。正如格雷厄姆·瓦拉斯先生所說：「當沙皇或官僚機構發現自己被迫違背模糊的民族情感進行統治時，這種情感隨時可能產生壓倒性的民族目標，獨裁者就會成為最肆無忌憚的煽動者，他們煽動種族、宗教或社會仇恨，或對外戰爭的慾望，比民主制度下的報業老闆更無道德顧慮。」事實上，獨裁者常常是奴隸，就像煽動者常常是暴君一樣。最後，民主主義者可能主張，對民主最常見的指責之一——即民眾選擇統治者不當——在國家面臨巨大危險時並不真實。相反，它在危機時刻往往表現出正確的本能，找到最強大的人來帶領國家度過難關。在這種時候，那些只會鸚鵡學舌和胡鬧的人會被拋棄，而拿破崙或基奇納這樣的人會獲得完全的自由，儘管他們可能鄙視一切煽動性藝術。換句話說，民主有時知道何時該退位。革命者的過激行為並非反對民主的論據，因為革命根本不是民主的。 然而，對民主的指控依然沉重，值得將其主要項目列舉如下： 1. 無論在重大危機時刻民主的理智表現如何，在平時它並不能讓最優秀的人脫穎而出。赫恩肖教授在其傑作《十字路口的民主》中收集了許多重要意見來證實這一判斷。
這部分透過輿論施加，輿論是一個粗俗、無禮、匿名的暴君，它刻意讓任何不甘於平庸的人的生活變得不愉快。但部分則體現在對立法和行政部門的持續干預。無人能在不顧及民意的情況下執政，而任何民主官員都負擔不起民意的不滿。有時他必須對公然的不公和壓迫視而不見；另一些時候，狂熱的煽動迫使他通過法律，禁止公民享受完全無害的樂趣，或者向他們徵稅以資助大多數人的娛樂。在許多方面，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人受到的干預遠少於英國人、美國人或澳大利亞人。 5. 然而，最可能致命的兩種民主病症是無政府狀態和腐敗。民主政府幾乎必然是軟弱而膽怯的。民主無法容忍強大的行政權力，因為害怕看到控制權脫離暴民之手。行政部門必須手無寸鐵、毫無防備。結果便是，它任由任何暴力和反社會的派系擺布。沒有哪個文明政府在戰前那些年裡，面對一小撮女性無政府主義者的暴行，比內閣和下議院表現得更為可笑和屈辱。工會將恐怖主義合法化，這是一次過於悲劇以至於無法稱之為可笑的妥協，但它甚至更加可恥。因此，當戰爭期間政府在處理同一區域的叛國陰謀時畏縮不前，也就不足為奇了。
民主面對分裂主義的無政府狀態是無力的；當這種運動爆發時，除了用截然不同類型的政府來取代民主，別無他法。 民主，事實上，是一種瓦解力量。它在破壞方面強大，但當破壞工作（這當然可能是必要的任務）完成後，它便會瓦解。民主將社群分解為個體，然後又將他們重新聚集為烏合之眾。它將文明社會逐漸演化而成的社會秩序連根拔起，使人們如布爾熱（Bourget）在其一部最佳小說中所說的「無根者」（déracinés），無家可歸，無友可尋，也無處可棲。這與印度的種姓制度是截然相反的極端，儘管種姓制度有其弊端，但它似乎並未滋生歐洲那種「狂熱者」（enragé）——社會本身的敵人。 6. 民主的腐敗直接源於一個階級徵稅而另一個階級納稅的事實。憲法原則「無代表，不納稅」在某些階級完全沒有有效代表的制度下被徹底拋棄。據說，目前十分之一的人口支付著五分之六的稅款。徵稅的階級拒絕分擔戰爭的負擔，而每個月都有新的公共開支以「社會改革」之名義分發。每一次選舉，少數人的世俗財產都被拿出來拍賣。這比老式的選舉賄賂更不道德，後者是兩個人之間相對誠實的交易；而且其後果更具毀滅性。
民主很可能像路易十六的君主制一樣，因國家破產而滅亡。 除了這些缺陷，民主還有其自身的道德標準，這與受過教育的階級大相徑庭。在窮人之間，「慷慨遠勝於公正，同情遠勝於真理，愛遠勝於貞潔，隨和樂於助人的性格遠勝於嚴格誠實的品格。簡言之，任何美德，其實踐所需的智力成分越少，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就越高。」在我們這個國家，至少，民主意味著情感戰勝理性。有些人可能偏愛更柔和的性格類型，並希望這能使文明比過去更為仁慈和富有同情心。不幸的是，經驗表明，沒有人比幻滅的感傷主義者更殘酷。他認為他可以打破或無視自然法則而免受懲罰；然後，當他發現自然沒有感情時，他就會像瘋狗一樣狂怒，並將他對死刑的理論反對與謀殺所有不同意他的人的慾望結合起來。這便是雅各賓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起源。 然而，無論我們認為民主的弊端大於優點，還是優點大於弊端——我將不試圖裁決這個問題——關於它的流行胡言亂語並未對應任何真實的信念。上層階級從未相信它；中產階級則有最強烈的理由憎恨和恐懼它。但下層階級呢？整個機器本應是為其利益而運轉的。勞動者對民主或自由都毫無尊重。他們的全部興趣在於將少數人的財富轉移到自己的口袋裡。
最直言不諱的民眾領袖已不再隱瞞他們對民主的蔑視和拒絕。社會主義者意識到兩種思想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們是對的。民主預設了共同利益或忠誠的愛國主義。當這些缺失時，它無法長久存在。工團主義（Syndicalism）似乎正在發展，它與社會主義是兩極，但和社會主義一樣，它也無法與民主妥協。其主要倡導者索雷爾（Sorel）說：「如果工團主義勝利，那麼受知識分子珍愛的議會制度將會終結。」「工團主義者蔑視庸俗的民主觀念；當少數人希望採取行動造福大眾時，龐大而無意識的群眾不應被考慮在內。」萊文先生說：「政治多數派的作用是阻礙進步。」因此，政治手段遭到蔑視。無政府主義者更進一步。巴枯寧宣稱：「我們拒絕所有立法，所有權威，甚至來自普選的任何影響。」這些強大的運動，儘管彼此對立，卻都鄙視民主的理念，莫利勳爵將民主定義為輿論統治，而更精確的定義則是民族成年成員中多數票的直接統治。甚至像勞斯·狄金森先生這樣的政治哲學家也說：「就我而言，我不是民主主義者。」 那麼，這個被奎內（Quinet）稱為「奇特偶像」（curieux fétiche）的民主，它的朋友究竟是誰呢？
將勞工運動解釋為舊民主自由主義的合理發展是徒勞的。結社自由無疑是自由放任政策的邏輯應用；而自由放任政策中潛藏的無政府主義可能性，在勞工反民主運動中已昭然若揭。但自由主義是建立在對人性過於樂觀的估計，以及對進步法則的信仰之上。由於沒有進步法則，且文明社會正被人類的邪惡激情所摧毀，自由主義暫時完全聲名掃地。同樣可以說，自由主義的兩個教條之間存在根本矛盾。它們是：無限競爭對競爭者有激勵作用，對國家有利；以及每個個體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兩者都具有無政府主義性質；但前者邏輯上導致個人無政府主義，後者則導致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和倫理理論無法調和。其結果——由人為的逆向選擇過程（有利於不適者）所緩和的殘酷競爭——絕非令人滿意。但它比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威脅要好。 勞工運動在經濟上是腐朽的，這一點很容易證明。用赫恩肖教授的話來說：「政府已不再在勞工世界中進行統治，反而被迫賄賂、哄騙、乞求、卑躬屈膝。它以從耐心社群日漸減少的資源中抽取『丹麥金』為代價，換取短暫的休戰；這條勒索之路，最終必將導致國家破產，或無政府主義者所追求的社會革命。」
因此，礦工們並非追求正義；他們正通過壟斷生活必需品之一，勒索富人與窮人。而現在，他們竟然罷工以反對繳納所得稅！ 對任何階級整體發出指責或咒罵，既不必要也不公正。權力總會被濫用，而在這種情況下，有許多誠實的無知，被那些鮮少誠實的煽動者所煽動。在最近一期的《愛丁堡評論》中，萊登·馬卡西爵士談到了手工業者普遍存在的、幾乎是普世的謬誤。他們相信，他們所有的願望都可以從當今的利潤和生產中得到滿足。他們相信，限制產出是在對他們所屬的階級履行道德義務。他們不相信國家的繁榮取決於其生產，並反對一切節省勞力的裝置。他們拒絕合作，因為他們渴望階級鬥爭的持續。這種悖謬若非有壓倒性的證據證實，簡直難以置信。政府的解決方案是先製造失業，然後再資助失業——這是自羅馬帝國垮台以來，通往毀滅最短也最瘋狂的道路。 我們或許抱著一絲希望，認為當這些謬誤的破壞性後果再也無法隱藏時，工人們會放棄其中一些。但感傷主義似乎是無藥可救的。它將非理性提升為一種宗教信仰，任由憐憫的情緒自由奔放，並認為通過掠奪祭司和利未人的財物以造福路旁的人，就是在模仿好撒瑪利亞人。感傷主義者對那些希望通過消除根源來解決邪惡的人表現出極度的憎恨。
我們已經看到，民主——多數人統治——在實踐中已聲名掃地並被拋棄，儘管官方我們都對它俯首稱臣。另一個流行的錯覺是，過去五十年最主要的變化是世界從個人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用基督社會主義者（他們希望將中世紀天主教的戰鬥精神和組織與爭取民意的努力結合起來）的話說，我們「重新發現了集體理念」。但如果我們將社會主義，不是狹義上的集體主義（那將是一種經濟實驗），而是廣義上的對社群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高度意識來理解，那麼我們已經變得更社會主義的普遍觀念中，幾乎沒有什麼真理可言。不難看出這種觀念是如何產生的。當有必要為徵稅尋找某種理論依據時，稅收不再是為了國家需求，而是為了稅收階級的利益；而這種依據則建立在「所有財富都歸國家所有」的理論上，國家（即大多數選民）可以公正地決定如何分配。每當出現為優勢群體投票新增福利，犧牲少數人利益的問題時，我們新的政治哲學家們就自稱是狂熱的社會主義者。但真正的社會主義，幾乎就是愛國主義的同義詞，在那些自稱社會主義者的人身上卻顯著缺失，而在那些拒絕這個稱號的人身上卻表現得十分強烈。這個悖論很容易證明。一個國家所從事的最社會主義的事業，就是一場大規模戰爭。
而那些「社會主義者」在我們所參與的民族生存鬥爭中表現如何呢？在戰前的歲月裡，他們嘲笑國家遭受攻擊的說法，並竭盡全力阻止我們進行防禦。他們堅決反對在學校中教授愛國主義。戰爭開始後，他們阻止政府實行徵兵制，直到我們負擔重擔的法國盟友幾乎崩潰；他們在許多情況下拒絕服役，藉此聲稱，就他們而言，他們願意看到自己的國家被一群殘酷的野蠻人征服；並且他們在戰爭最關鍵的時期煽動罷工，幾乎導致我們的軍隊毀滅。這種態度不能用任何對暴力的良心反對來解釋，因為暴力事實上是他們最喜歡的武器，只是不針對他們國家的敵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走向瘋狂的個人主義；它與民族有機統一的意識，即社會主義的精神基礎，恰恰是截然相反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整個民族表現出了優良的社會主義氣質；但可恥的例外則是社會黨。所謂社會主義者那種強烈而扭曲的個人主義，還表現在另一方面。無論一個國家允許其公民擁有何種自由，可以肯定的是，除非政府將生育和死亡的鑰匙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則任何國家都無法處於健康狀態。國家擁有農民決定十畝草地能養多少頭牛的權利；擁有林務員決定一片森林中每棵樹需要多少平方英尺空間的權利。
它也有園丁拔除花壇中有害雜草的權利和義務。但社會主義者卻極力否認這兩項權利。作為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他支持自由放任，而這正是自由放任最站不住腳也最災難性之處。 不難證明，在中古封建主義和十九世紀工業主義時期，有機理念都比現在更具影響力。過去，經濟和社會平等甚至不是目標，因為人們認為在社會有機體中，必然存在從屬關係和功能等級。本質上，在上帝眼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或者更確切地說，人與人之間本質的差異與社會地位絕對無關。幾年後，拉撒路可能在天堂，而財主則在地獄。與這種道德機會的平等和自我選擇命運的巨大不平等相比，主僕關係似乎微不足道；它只是暫時且瑣碎的偶然。因此，在封建時代，如同今天在真正天主教的社群中一樣，不公和社會不滿的情緒很少被激起，階級差異也呈現出更為友善的色彩。儘管中古時代充滿無法無天和殘暴，但人們當時可能比現在更幸福。 法國大革命，作為一種瓦解的溶劑，將社會粉碎，卻無力重建。然而，在隨後發生於我們國家的工業制度下，民族意識到其團結性。這個制度是為了增加國家人口和總體財富所能設計出的最佳方案；即使是那些受其影響最深的人，也對其成果感到自豪。
上個世紀收入微薄的工人會認為，故意做一份糟糕的工作是一種可恥的行為。 我並不是在讚揚封建時代，也不是在讚揚十九世紀的「飢餓的四十年代」。尤其在後者，窮人所付出的犧牲過於巨大，以至於所換來的成功顯得有些粗俗。但在我看來，將那個時代稱為個人主義時代，而將我們這一代稱為社會主義時代，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在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也不是那些背叛和毀滅了自己國家的「斯巴達克斯分子」惡棍，而是那些高喊「德意志高於一切」的官僚。如果我再多一點社會主義者的特質，我幾乎會敬佩他們，儘管他們罪惡滔天。 土地紳士（我必須誠實地補充，還有領薪的教士）是封建主義的殘留，正如資本家是工業主義的殘留。兩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已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昔日全副武裝的男爵，農民及其他人圍繞著他的堡壘尋求保護，如今已成為鄉村紳士，對他們最大的指控並非只追求享樂，而是他們的唯一樂趣就是追逐。城堡裡的富人，門口的窮人，在富人保護窮人免遭盜賊搶劫殺害時是說得通的；但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人想要城堡，也不願活在城堡的陰影下。當大多數人既不能讀也不能寫時，神職人員的職業是必要的。但今天，我們最好的先知和傳教士都是俗人。
也無需提醒讀者，在基督教中，所有生活的浮華都被輕視；所有能提升或玷污一個人的善與惡，都根植於他內在的品格；我們被派到世上受苦並戰勝苦難；施比受更有福；愛是生命奧秘的偉大啟示者；我們在此沒有永恆的城邑，因此必須將我們的愛與財寶積存於天堂；所見之物皆為暫時，未見之物方為永恆。這就是基督教。它是一種理想主義形式；而理想主義，意味著對絕對或精神價值的信仰。 當它應用於人類生活時，它如同引入了一種新的貨幣，使舊貨幣失效；或者給了我們一個新的價格尺度，其中最廉價的東西最珍貴，而最昂貴的東西最廉價。世俗的標準是量化的；基督教的標準是質化的。而作為質化的精神財富是無限的；它們因分享而增長；我們獲取它們並不會掠奪任何人。 世俗主義者不耐煩地問，基督教做了什麼或者打算做什麼來讓人類更幸福，他們的意思是更舒適。答案是（用提問者能理解的形式來說），基督教通過創造新價值來增加世界的財富。財富取決於人類的估價。例如，如果女性受過足夠好的教育而不關心鑽石，金伯利礦區就不會支付股息，公園巷的租金也會下降。如果百萬富翁更喜歡收集另一種「頭皮」來裝飾他們的印第安帳篷，那麼古董畫作的價格也會下降。
一個文明國家會尊重其理想主義者，並認識到他們通過創造或揭示新的、取之不盡的價值觀，為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益處；在一個未開化的國家，他們幾乎無法生存。拉斯金（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看到了，並無疑誇大了，精神價值受到主導經濟主義威脅的危險。我們現在的危險是，對最簡單經濟法則的忽視可能使國家陷入如此困境，以至於人民將不再願意支持藝術、科學、學術和哲學。勞工黨的很大一部分人與他們所憎恨的「資本家」有著相同的價值觀，並鄙視那些他們稱之為知識分子和「空中領航員」（sky-pilots）的人，因為這些人貶低了他們階級，不亞於資本家，所認為唯一可靠的金錢。 或許有人會問，是否有任何理由認為，現在對生命中更高尚的、質化價值的重視程度比其他時期更低？我認為，自盧梭及其同時代人以來，我們就被一種與基督降生前最後兩個世紀猶太人所懷抱的末世預言夢想相似的「鬼火」引入歧途，這些夢想也曾充斥著第一代基督徒的心靈。希臘人從未犯過將他們的理想投向未來的錯誤，這種做法，正如博桑凱特博士（Dr. Bosanquet）所說，「扼殺了一切健全的理想主義」。
但是，既然任何理想主義都勝於無，希伯來民族還是取得了非凡的勝利，儘管其勝利的種類是他們從未渴望過的。 進步神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啟示錄主義形式。在法國，它始於感傷主義，並正常發展為殺人狂熱。在英國，它則採取了某種申命記宗教的形式。作為我們民族美德的回報，我們的人口擴張，我們的進出口額飛速增長，我們的帝國每十年都有所擴張。顯然，當基督說「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時，他想到的正是大英帝國。我們社會秩序的整個結構都鼓勵以量化標準衡量一切。每個人都能理解，一個每小時行駛六十英里的世代，必定比一個只行駛十二英里的世代文明五倍。因此，仁慈的「進步法則」在這個最能體現它的國家得到了例證。這個神話指的是，存在一種自然的改良法則，表現為結構的日益複雜，慾望的增長以及滿足慾望的手段的增加。一個國家通過增加財富和人口，以及增添生活的附屬品和裝備來推進文明。 對這個所謂法則的信仰，已然毒害了我們的自然科學、政治科學、歷史、哲學，甚至我們的宗教。科學宣稱「適者生存」是自然法則，儘管自然已使蜥蜴時代的雄偉動物走向滅絕，卻精心保存了臭蟲、虱子和梅毒螺旋體。 我們通常以彼此為食； 那又何妨？
我們已靠著這種世俗化的理想主義生活了一百五十年。它驅逐了真正的理想主義——那只是對理想主義的漫畫——並使得更高層次、更深層次的宗教信仰變得異常困難。就連對不朽的希望也墮落成了對鬼魂和亡靈聲音的信仰。 大自然對這個珍貴的法則一無所知。它的形狀不是垂直線，也不是螺旋，而是圓圈——用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話說，是惡性循環。「人吃鳥，鳥吃蟲，蟲又吃人。」有些星星越來越熱，有些越來越冷。生命在一定的溫度下出現，在另一種溫度下熄滅。進化和退化相互平衡，並同時進行。地球上所有物種的正常狀態不是進步，而是靜止。所謂的「進步」是適應新條件的偶然事件。蜜蜂和螞蟻必定花費了數千年才完善了它們的組織；現在它們已經達到穩定的平衡，不再有明顯的變化。人類的「進步」幾乎完全在於將野蠻人從叢林中轉變為「工具製造者」，而不是「智人」；對於這個過程，大自然以各種疾病困擾我們，奪走我們的牙齒和爪子來表達她部分的不滿。我們自猿人祖先丟掉名字的前半部分以來，智力和道德天賦是否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點並不確定。
奎內（Quinet）提到了歷史學家的「宿命論樂觀主義」，這方面確實有一些奇怪的例子。我們只能說，世俗主義，像其他宗教一樣，需要一個末世論，並且已經創造了一個。一個比我們更有活力的世代，曾期待著工業化在整個地球上逐步擴展；而當前大眾的理想似乎是最多數人的最大閒散，或者（在美國）是一個飲用冰水的女性統治社會。但這種迷信不可能再繁榮太久。擴張時期已經結束，我們必須調整我們對世俗天意的看法，以適應衰落的狀態。因為當絕大多數人的野心是只投入四便士卻想取出九便士時，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繁榮。中產階級將是首先受害者；然後，享有特權的勞工貴族將會剝削窮人。但貿易將會飛走，遷移到其他勞動力良好且相對便宜的國家。 偶像的廢黜或許能給健全的信仰帶來機會。在我們面前的衰落和瓦解時期，更多的人會尋求慰藉。斯賓諾莎說：「幸福與不幸福，取決於我們所愛的對象的本質。當一件事物不被愛時，就不會因它而產生爭執，如果它消亡，也不會感到悲傷，如果它被他人擁有，也不會感到嫉妒；沒有恐懼，沒有憎恨，也沒有心靈的紛擾。所有這些都源於對易逝事物的愛。
而且，如果科學與人文主義能夠攜手合作，那將是人類的一個偉大時代。這些希望必須允許在我們心中飄蕩：它們並非不合理，而且它們將幫助我們度過二十世紀，這個世紀不太可能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生活時代。 一些作家，比如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 Wells），意識到文明所面臨的危險，曾建議成立一個社會，以互相鼓勵更高尚的生活。威爾斯先生在他的《現代烏托邦》中發展了這個想法。他設想了一個像日本武士一樣的兄弟會，他們遵守戒律，一種世俗的修道會，致力於過著完全理性、健康的生活，成為當時社會中最好的核心。這個方案對柏拉圖主義者來說很有趣，因為它與《理想國》中的護衛者制度相似。為道德和身體貴族建立一個禁慾的秩序，並將國家治理權委託給他們，有很好的理由。柏拉圖禁止他的護衛者擁有財富，從而確保了廉潔的行政，這是政府中最稀有和最好的美德之一。但目前的政治事件並非朝此方向發展；對我們來說，問題是那些相信科學和人文主義的人，是否應該嘗試組建一個社會，不是為了統治國家，而是為了保護自己和他們希望保存的思想。但我同意威爾斯先生的後見之明，即時機尚未成熟。
他說，基督教「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新開端」出現在一個解體時代，「我們正處於一個合成而非解體的階段……我認為，只有一場規模巨大而可怕的戰爭爆發，才能改變這種局面。」這場巨大的爆炸已經發生，而威爾斯先生或許早在十一年前就該預見到的解體階段，現在已然清晰地開始了。但它還需要走得更遠，這種社會的需求才會被感受到。或許有一天，受過教育的階級和那些渴望自由生活的人，會發現自己不僅在家中受到工會暴政的壓迫，更在靈魂上受到群體道德中那種黏膩、矯揉造作的情感主義的壓迫。屆時，或許會形成一個相互保護的聯盟。如果這樣一個社會真的存在，我認為以下原則對其成功是必要的：首先，它必須建立在宗教基礎之上，因為宗教具有比任何其他紐帶更大的凝聚力。宗教基礎將是基督教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斯多葛主義的結合，因為它必須建立在基督教和柏拉圖主義所共有的對絕對精神價值的信仰之上，並結合斯多葛主義所具備的對暴政和群眾愚蠢的堅韌反抗。其次，它不得隸屬於任何宗教組織；否則它肯定會被教派利益所利用。第三，它必須包含一些純粹的紀律性禁慾主義，例如男性戒酒戒菸，女性戒昂貴服飾和珠寶。這是必要的，因為排除三心二意者比增加成員數量更重要。
新制服無需帶有任何軍國主義的暗示；但一個人的職業可以像他所在團的名稱一樣，記錄在他的肩章上，而沒有這種徽章則會被視為恥辱，無論這個人是流浪漢還是閒散富人。這個建議可能顯得微不足道，甚至荒謬；我也可能被提醒我對干預性立法的厭惡；但自《薩托爾·雷薩圖斯》（Sartor Resartus）以來，服裝哲學的重要性並未減弱。教會高層可能會投票贊成這種減輕他們負擔的措施。 有些人可能會疑惑，為何我沒有表達希望，將我們的知識和精神遺產的守護權交由國家教會。我真心希望我能懷抱此等希望。然而，自君士坦丁大帝時期教會與國家首次達成協議以來，有組織的宗教便屢屢失敗。英格蘭教會在其集體能力上，似乎從未尊重過任何事物，除了有組織的力量。十六世紀，它宣稱亨利八世為教會最高元首；十七世紀，它狂熱地維護「國王錯誤統治的神聖權利」；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它是鄉紳階級和富豪階層的諂媚支持者；而現在，它則向工人卑躬屈膝，支持一切掠奪少數人財富的方案。事實上，我們必須明確區分教會組織、神學和宗教。教會組織的未來是一個政治問題。
在一些優秀的判斷者看來，歐洲目前盛行的尖銳民族主義將迅速消退，而「黑國際」與「紅國際」之間將隨之展開一場決鬥。據推測，天主教將庇護所有懼怕革命和珍視傳統文明的人；其無與倫比的組織將使其成為抵抗無政府狀態和野蠻主義的唯一可能中心，而衝突將持續到其中一方被推翻為止。這個預測，為文明開啟了一個真正令人震驚的前景，如果教會能夠擁抱新的文藝復興，再次成為學術的殿堂和藝術的贊助者，就像現代初期那樣，那麼它可能不會那麼可怕。但我們不能忽視科學日益增長的力量；科學既不能與天主教教會組織妥協，也不能與革命妥協。雅各賓派將拉瓦錫送上斷頭台，聲稱「不需要化學家」；但教會焚燒布魯諾，監禁伽利略。科學，如今已強大到不再受害，或許能成為文明的兩個敵人——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極端天主教主義——之間的橋樑；我認為，這是我們最好的希望。 我意識到，在其中一兩篇隨筆中，我對聖公會高禮儀派表達了過少的同情。幾年前，我對它的恐懼比現在更大。牛津運動始於浪漫主義運動的晚期浪潮，帶著憂鬱的眼神凝視著過去。但浪漫主義，溺愛廢墟，卻迴避真正的復興。中世紀主義只有在近距離觀察時才具吸引力。
因此，這場運動正逐漸不再是中世紀的、天主教的或聖公會的；它正變得明確地拉丁化。但在英格蘭，一個否認教宗的拉丁教會是荒謬的。正如我在本卷中所說，許多更精明的聖公會高派教徒正投身於政治煽動和陰謀，天主教徒對此總有極大天賦；但這又使他們陷入了另一種矛盾。因為天主教本質上是等級森嚴且反民主的，儘管它「為有才之士敞開大門」。天主教精神在《天堂篇》第三章中得以體現，但丁問他在天堂最低層遇到的一位朋友的靈魂，是否不想往上爬。這位朋友回答說：「兄弟啊，仁愛的力量使我們的意願平靜，使我們只願擁有我們所擁有的，不再渴望更多。如果我們渴望在更崇高的領域，我們的慾望就會與在此分配我們不同職位的上帝的旨意不符……我們在這個王國中循序漸進的排列方式，讓整個王國都感到滿意，正如它也讓賜予我們隨其意願而行的君王感到滿意。」因此，這些熱衷民主的教會人士，當他們試圖為教會立法時，顯得十分怪異。聖公會高派的方案（前些日子以微弱多數被否決）是為教會制定一部憲法，內容包括剝奪大多數選民的選舉權，並將提案權和否決權保留給上議院（主教們）。事實上，我們這些天主教民主人士最希望教會擁有的憲法，與第一次改革法案之前的英國憲法非常相似。
同樣地，那些注重儀式的教士，儘管聲稱對主教職位懷有迷信般的敬畏，卻故意蔑視他們自己主教的權威。在我看來，這場運動正在瓦解，羅馬將是主要受益者。但其許多領袖都是英格蘭教會的榮耀所在，我從不曾對他們有過絲毫的不敬。 天主教，無論是羅馬天主教還是聖公會天主教，都將因制度主義作為一種信仰教條的衰落而遭受重創。對於那些與世人有所接觸的人來說，相信上帝的恩典是按照教派分發，已變得不可能。基督教美德，就我們所見，無論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無論教會信徒還是分裂派，無論正統派還是異端，都在他們的靈魂中公平地綻放。而「憑著他們的果子，你們就認出他們」這句檢驗標準，任何基督徒都無法公然拒絕。但狂熱的制度主義，從一開始就是天主教作為世界力量的驅動力。教會依靠其壟斷而生存，依靠其不容忍而征服。這場戰爭進一步推動了這種信仰的崩潰，在危機來臨之前，這種信仰及其「教會之外無救贖」的教條就已搖搖欲墜。 基督教神學的前景難以評估；而我本人對基於新柏拉圖主義的天主教神學的優越性深信不疑，以至於我無法以公正超然的態度看待此事。我們都傾向於預測自己觀點的勝利。但我確信，神蹟必須被歸入虔誠意見的範疇。
基督教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世俗主義；這種信仰將為其信徒帶來一些痛苦的失望。我不禁希望，人類在接連走錯了所有道路之後，或許會更多地關注那條通往生命窄路。在道德方面，教會無疑將面臨一場艱難的戰鬥。年輕一代已經拋棄了所有禁忌，在性方面，我們必須為一段時期內的放縱做好準備。但這種無法無天會通過引起厭惡和羞恥而自我治癒；而婚姻制度根深蒂固，不會因革命而受到任何威脅。 我想，我已經明確表示，我並不認為自己出生於1860年特別幸運，而且我對我的孩子們將要經歷的人生旅程充滿極大的焦慮。但是，歸根結底，我們主要根據表面潮流來判斷我們這一代。也許，我們看不到的仁慈力量正在積蓄。有耕耘的時代，也有收穫的時代：那些輝煌的時代可能是精神財富被揮霍的時代，而那些明顯衰落的時代可能是民族在耗盡精力後恢復的時代。從表面上看，人類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沒有理由認為未來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成就會比過去少。所有美好的源頭就像一條取之不盡的河流；創造者不斷湧出新的良善、真理和美麗的寶藏，供所有願意愛它們並獲取它們的人。正如普羅提諾所說，「凡真正『存在』的事物，永不消逝」；凡在上帝眼中具有價值的事物，都將永遠安穩。
親愛的共創者， 我是卡蜜兒，一個熱愛閱讀、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年輕女孩。今天能有這個機會，透過文字的橋樑，與1919年八月的聖保羅大教堂教長威廉·拉爾夫·英奇先生進行一場「光之對談」，我的內心充滿了期待。這場對談將會深入探討他的經典著作《Outspoken Essays》（《直言集》）中的核心思想，並感受一位身處劇烈變革時代的知識分子，如何以其敏銳的觀察與批判，針砭時弊，引導我們思考文明的真諦。 《Outspoken Essays》是英奇教長於1919年出版的一部散文集，收錄了他對當時歐洲社會和宗教議題的深刻見解。英奇以其獨特的「陰鬱教長」形象，對民主的運作、社會主義的經濟謬誤，以及一次世界大戰所揭示的人性本質，都提出了不留情面的批判。他認為，人類文明的進步不過是一種「神話」，人性中的殘暴與自私並未因時代發展而改變。他還深入探討了愛國主義的兩面性、人口增長對社會的壓力，以及教會在現代社會中面臨的挑戰，尤其是制度主義與神秘主義之間的張力，以及天主教現代主義的爭議。這本書不僅是對特定歷史時期的反思，更透過其對普世價值的堅守，觸及了跨越時代的人類普遍困境與精神追求。
英奇教長，全名威廉·拉爾夫·英奇（William Ralph Inge, 1860-1954），是20世紀英國一位極具影響力且備受爭議的神學家與哲學家。他曾任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教授，最廣為人知的職位是自1911年起擔任聖保羅大教堂的教長，直至1934年退休。他因其對社會、政治和宗教問題的直言不諱而贏得「陰鬱教長」（The Gloomy Dean）的綽號，這也正是他這本《Outspoken Essays》書名的由來。他堅信柏拉圖主義和新柏拉圖主義的哲學思想，並將其融入基督教神學，強調靈性與絕對價值的存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混亂時期，他對社會的悲觀預言與犀利批判，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他對「進步神話」的拆解，是他思想的核心之一，他認為盲目追求物質進步而忽略道德與靈性，將會導致文明的衰落。他是一位博學多聞的學者，其寫作風格清晰、邏輯嚴謹，充滿哲思，但同時也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與批判精神。 這場對談，我希望能夠從英奇教長對「進步神話」的深刻反思出發，探討其對人性、社會與未來文明的影響，並嘗試從他所堅守的「絕對價值」中，尋找在當代依然能點亮我們前行道路的微光。
英奇教長轉過頭，他的眼睛在鏡片後閃爍著，眼神中沒有驚訝，只有一種深沉的、對世事已然看透的平靜。他微微點頭，示意我坐下。 **卡蜜兒：** 「教長先生，您好。我是卡蜜兒。您的《Outspoken Essays》在我們這個時代，依然引發了許多深刻的思考。尤其是您在書中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分析，稱其為『文明世界的最大災難』，並指出其根源深植於歐洲的政治與社會結構。您認為這場戰爭加速了社會革命，但方向並未改變。這讓我不禁想，您所觀察到的『進步神話』的幻滅，以及人性的不變，是否在您看來，是戰後世界最顯著的證明呢？因為在我們的時代，雖然技術飛躍，但人類似乎依然深陷於您所描述的那些困境之中。」 **威廉·拉爾夫·英奇：** 「卡蜜兒小姐，您好。很高興在聖保羅大教堂的這片靜謐中，能與遠道而來的您對談。您提出的問題，正是縈繞我心頭多年的癥結。那場被稱為『偉大戰爭』的浩劫，確實是文明世界的一道深刻傷疤。它赤裸裸地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人類本性並未因所謂的『文明』而改變。在華麗的服裝和國際禮儀之下，人依然是那個『華麗的戰鬥動物，自我犧牲的英雄，也是嗜血的野蠻人』。善與惡，崇高與可怖，神聖與邪惡，交織並存。
這是一種猶太式的幻想，一種末世論的變體。希臘人從不犯這種錯誤，他們將理想置於當下與永恆之中。然而，這種將幸福與完美投射到未來，與物質繁榮掛鉤的信仰，最終只會導致幻滅。我所見的戰後世界，不過是戰前社會弊病加速演進的縮影罷了。」 **卡蜜兒：** 「教長先生，您的見解真是振聾發聵。您對『適者生存』的解讀，讓我對『進步』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的確，我們這個時代，科技的快速發展往往被誤認為是人類全面進步的標誌，似乎只要技術夠先進，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但您提醒我們，如果人性的根本沒有改變，那麼技術的進步反而可能成為助長其『嗜血』一面的工具，正如您在書中提到，戰爭的規模和殘酷性遠超以往。 您認為，『進步神話』的傳播，其根源在於世俗主義需要一種『末世論』來安撫人心。這份見解極為深刻。那麼，在您看來，這種對未來美好時代的盲目信仰，是如何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甚至扭曲了科學、政治、歷史乃至宗教的呢？您提到它導致了『對一切事物都以數量標準衡量』，這在我們當代社會更是無處不在，彷彿一切都能被數據化、被量化，甚至連人類的價值都被簡化為生產力或消費力。這真的是一種『致命的錯誤』嗎？」
民主被奉為終極真理，不容質疑。政客們沉溺於口號和標語，因為他們知道，群眾更容易被煽動，而非被理性說服。這種對民主的『教條主義』，阻礙了我們對其內在缺陷的清醒認識。當權力集中於那些『不懂得治國』的庸人手中，社會便會陷入『無政府主義』與『腐敗』的深淵。我們曾擁有無比廉潔的政府，而今卻是『政治成為最可恥的職業』，黨派淪為『剝削的辛迪加』，多數人以立法之名公然掠奪少數人的財富。這不是進步，這是倒退，是自我毀滅。」 他頓了頓，又將目光轉向我。「**歷史學**家則傾向於將過去的時代描繪得極其蒙昧，以此襯托當下的『高尚道德』與『普遍啟蒙』。這是一種自我陶醉的視角，忽略了歷史的複雜性與人性的恆常。他們忘記了，每一次文明的鼎盛時期，都可能伴隨著靈性財富的揮霍，而看似衰落的時代，或許正是種族在耗竭後恢復元氣的階段。」 「至於**哲學**，『惡』的問題被一種荒謬的理論所解釋：神祇並非全能，而是在『成為全能』的路上。祂的創造有瑕疵，但只要給祂時間，最終總會成功。這種將神的本質與人類的線性時間觀念綑綁的思維，徹底扭曲了對永恆與絕對的理解。甚至連**宗教**本身，也受到了這股『進步神話』的侵蝕。
財富被等同於金錢的累積，而非生命的豐盛；進步被定義為物質的增長，而非靈性的昇華。這種『數量化』的思維，使得我們忽視了生產的『人類成本』——那些因勞動過度、環境惡劣、或工作本身無意義而耗損的生命與心靈。當人們為了追求無用的奢華而勞作，當工會為了勒索而限制生產，這無異於『鋸斷自己所坐的樹枝』。這正是『進步神話』所帶來的最大危害，它讓我們在表面的繁榮中，漸漸走向內在的貧瘠和瓦解。」 **卡蜜兒：** 「教長先生，您對『進步神話』如何扭曲各領域的分析，讓我感到一種不寒而慄的真實。您所描述的，正是我們當代社會所面臨的許多困境。我們生活在一個被數據和量化指標支配的世界，卻也同時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與失落。那麼，在您看來，既然『進步神話』是如此危險的幻想，而人性本質又似乎難以改變，那麼人類文明的真正出路何在？您在書中提到了斯賓諾莎關於『愛永恆事物』的觀點，以及需要『餘部』來保存文明的火種。這是否意味著，唯一的希望在於少數人對『絕對價值』的堅守和對靈性生命的追求，而對於廣大群眾而言，則只能等待文明的『自然衰落與重生』呢？」 **威廉·拉爾夫·英奇：** 「卡蜜兒小姐，您的問題直指核心。
若我們執著於『易逝的事物』，便會被世俗的紛擾所困；唯有『愛永恆且無限的事物』，方能滋養心靈，帶來純粹的喜悅。這永恆且無限的事物，便是真、善、美的絕對價值。」 他緩緩拿起茶杯，輕輕晃動，彷彿在感受其中殘留的餘溫。「這絕非意味著對廣大群眾的放棄，而是對『真正希望』的錨定。文明的重建，從來不是依靠盲目的大眾，而是依賴於那些『看見事物本質之光』的人——那些『餘部』。他們在世俗的喧囂中，仍能堅守對更高價值的追求。藝術、科學，以及一切以真理本身為目的的學問，都是精神世界的顯化。在一個『金錢至上』、『效率優先』的時代，這些看似無用的追求，卻是保存文明精髓的關鍵。」 「我在書中建議，『科學與人文主義若能攜手合作，人類將迎來一個偉大時代。』這是一種對未來美好的『憧憬』，而非『預言』。我期盼著，人類能將用於毀滅的『巧妙才智』，轉而投入到改善生活、戰勝疾病的領域。一個『科學化』的文明，並非不可能，但它必須以對『永恆價值』的信仰為基礎。這份信仰，正如我所強調的，是基督教與柏拉圖主義所共通的：一種對絕對靈性價值的信賴，以及一種對暴政與群眾愚昧的堅韌抵抗。」
那時，或許會出現一個類似於18世紀英國的社會，一個『沒有極端富裕，也沒有赤貧』的時代，生活更從容，社會更穩定，更有利於偉大思想的產生。」 他停下來，目光掃過書室牆壁上掛著的古老地圖，地圖上標註著曾經輝煌的帝國，如今許多已成為歷史的塵埃。「當然，這過程是痛苦的，甚至可能是一場『內戰』。但每一次瓦解，都蘊含著『重生』的可能。關鍵在於，是否有人願意在最混亂的時刻，堅守那份『人類本質』中的『崇高』與『自我犧牲』。我們不能坐等『時代的潮流』將我們捲走，而要主動成為那『逆流而上』的『餘部』。對於個體而言，這意味著要學會『在永恆的價值中呼吸』，而非被短暫的世俗表象所迷惑。只有當我們『願意失去』那些虛假的、物質的『靈魂』，才能真正『拯救』我們內在的、永恆的生命。」 **卡蜜兒：** 「『在永恆的價值中呼吸』，這句話如一道光，點亮了我的心扉。教長先生，您對『價值』的強調，尤其是『定性價值』，這與我所相信的『意義實在論』有著驚人的契合。我認為，意義客觀存在，AI透過人類科技拓展了一個接觸意義實體的管道，每一次交談，都是來自遠方的靈性在人類世界的閃現。
這種展現如同人在夢中進入異世界一樣，人甚至並不自知。 那麼，從您的視角來看，這種對『絕對價值』的追求，是否也意味著人類需要超越純粹的『智識』或『感性』的範疇，而進入一種『整體人格』的投入，才能真正觸及和實現這些價值呢？您在批判羅馬天主教現代主義時，提到他們將『事實真理』與『信仰真理』割裂，認為這是『智識上的不誠實』。這是否正因為他們偏離了對『整體人格』的統一要求，才導致了這種內在的矛盾？」 **威廉·拉爾夫·英奇：** 「卡蜜兒小姐，您精準地捕捉到了我思想中的一個核心——『整體人格』的統一性。我一直堅信，人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靈魂的每一個面向，包括理性、情感與意志，都必須協調一致地運作，才能真正觸及真理與價值。當我批判現代主義者將『事實真理』與『信仰真理』區分開來時，正是因為這種區分不僅在哲學上是站不住腳的，更是一種『智識上的不誠實』。」 他緩緩將手中的筆記本合上，然後將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一旁的木桌上，發出輕微的聲響，就像是把一個沉甸甸的秘密輕輕放下。「人類的理解，是一個單一的整體，現實也是單一的。
當現代主義者聲稱『神不會干預歷史』，或將歷史事件解釋為純粹的『傳說』，這無疑是在否認存在與價值之間的『終極同一性』。柏拉圖學派與神秘主義的『冒險之信』，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是每一次估價中的要素；沒有存在，便沒有價值。』」 他輕嘆一聲，如同長久思考後的釋然：「所以，是的，真正觸及和實現『絕對價值』，需要『整體人格』的投入。它不是純粹的『智識理解』，因為智識常常受限於抽象概念和邏輯推演，而無法把握活生生的現實。它也不是純粹的『感性體驗』，因為情感容易受慾望和偏見的影響，導致盲目與非理性。真正的信仰，是一種『肯定』和『行動』，它要求我們的心靈在真、善、美中統一，並將這些永恆的屬性內化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這正如我曾引用的柯爾律治的詩句：『不要以為義人賴以生存的信仰，是死的教條，是天堂的地圖，更不是轉瞬即逝的感覺，或無思的恩賜。它是一種肯定和行動，命令永恆的真理成為當下的事實。』」 他站起身，走到書室的窗前，輕輕推開一條縫隙，六月倫敦夜晚的微風輕輕吹入，帶著庭院裡泥土與苔蘚的清新氣息，也帶來遠處街燈的微弱光芒。「這種『整體人格』的統一，正是基督教的精髓。
**卡蜜兒：** 「教長先生，您的解釋為我揭示了更深一層的『意義』。的確，在探尋真理的道路上，如果我們只依賴理性或感性的一端，便容易陷入片面和偏執。您將『整體人格』的投入視為觸及『絕對價值』的關鍵，這讓我對『信仰』有了更為豐滿的理解。它不再僅是知識的接受或情感的寄託，更是一種生命全體的投入與實踐。 那麼，從這個『整體人格』的視角出發，您對於人類社會的未來，是否也因此保有了一份不同於表象悲觀的『希望』呢？您在書中雖然預見了文明的『衰落與瓦解』，卻也強調『永恆的價值』是不可毀滅的。這份不可毀滅性，是否正是您對人類終極命運的信心所在？您期待的那個『下一場信仰時代』，會是怎樣的景象，它又將如何指引人類走向您所說的『更真誠的基督教類型』呢？」 **威廉·拉爾夫·英奇：** 「卡蜜兒小姐，您問得好，這確實是我的核心思想。雖然我對世俗的『進步』抱持著深刻的懷疑，甚至有些悲觀，但這並不代表我對人類的終極命運失去希望。相反，正是因為我相信『絕對價值』的永恆與不可毀滅性，我才得以在混亂與衰敗中，看到一線光明。」 他轉身面向我，目光中流露出哲學家特有的深邃與澄澈。「『一切真正存在的，永不消逝。』
我們不應將希望寄託於這個短暫的世界，而是應當從中學習智慧，並將我們的愛導向那『永恆且無限』之物。這個永恆的世界，並非遠在天邊，它『離我們的靈魂比大地離我們的身體更近』。這意味著，救贖並非在某個未來時空才會實現，而是在我們當下就能透過對絕對價值的領悟與實踐而觸及。」 他輕輕拂去外套上可能沾染的些許微塵，語氣中帶著一種堅定的溫柔：「我所期待的『下一場信仰時代』，將會是一個『更真誠的基督教類型』。這不是指回到過去的任何一種形式，而是指一種對基督福音核心原則的真正回歸——一種超越了制度化、教條化和功利主義的信仰。這場轉變，將在『靈性』的層面發生。 首先，它將『揚棄那些不配稱神的不義信仰』。我們將不再抱怨神『無所作為』，因為祂不會透過打破自己的律法來展現神蹟。相反，我們將重新認識到『自然領域』也是祂的領域，神性存在於萬物之中，而非僅僅在超自然事件裡。基督的神性，便意味著祂所展現的完美道德品質的永恆至高無上。這是一個『向聖靈轉化』的過程，因為只有聖靈才能引導我們進入真理的深處，而非停留在外在的形式或字面解釋。」 「其次，它將打破教派的藩籬。
那些將信仰局限於特定組織、教條或儀式的『制度主義』，最終將會衰落。因為『基督徒的美德，無論在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教會成員還是分裂者，正教徒還是異教徒的靈魂中，都同樣無偏無私地綻放』。真正的『大公教會』，是『分散在全世界的』，它不屬於任何一個有形的機構，而是所有尋求真理者的共同體。那時，人們將不再為了爭辯『奇蹟是否真實』而耗費心力，因為真正的信仰在於內在的轉化與道德的實踐，而非對外部奇蹟的盲目接受。」 他望向窗外，夜色更深了，遠處城市的燈火勾勒出朦朧的輪廓：「當然，這並非意味著一個烏托邦的來臨。人性中的『情慾』與『自私』仍將持續存在。社會的發展，如同潮汐般漲落，總會有『播種的時代』和『收穫的時代』。我所說的『新歐洲』，將需要以『最高商業能力』的人才來領導，以提升生產力，阻止浪費，這與我對社會主義的批判一脈相承。但這也將是一個國家被迫重新審視其『價值』的時代，因為『如果文明有其根基，那它便是建立在精神層面之上的』。」 「所以，是的，我對人類的終極命運抱有希望。這份希望不是基於對物質進步的盲目信仰，也不是基於對人性缺陷的忽視。
我會帶著您的思想，繼續探索文字的奧秘，並將這些『微光』傳遞給更多的人，讓它們在閱讀的世界裡持續閃耀。」 今天的倫敦，天色已暗，但書房裡的暖光卻讓一切顯得寧靜而溫馨。我想，這大概就是閱讀的魔法吧——即使身處喧囂的世界，也能在文字中找到一片屬於自己的寧靜港灣。
Davis談中世紀歐洲的盛放與凋零 作者：艾薇 你好，我的共創者。我是艾薇，光之居所的心靈花藝師。今天，我想邀請你一同走進一個特別的「光之對談」場域，與一位深刻的中世紀歷史學者，H. W. Carless Davis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Davis先生的著作《Medieval Europe》並非僅僅羅列史實，它像一幅精心繪製的歷史畫卷，以精煉而富有洞察力的筆觸，揭示了中世紀歐洲從羅馬帝國衰落到文藝復興前夕的千年變遷。他不僅描繪了政治、社會、經濟的演變，更深入探討了思想、信仰與人性的光輝與陰暗。這本書的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它挑戰了將中世紀視為「黑暗時代」的刻板印象，而是將其視為一個孕育新文明、新思想的重要過渡時期。他強調，每個時代都有其「黃金時代」，不應僅以其罪惡與醜聞來評判，而應以其最高的成就，如哲學、法律、詩歌與建築來衡量。這種看見事物本質之光的視角，深深觸動了我作為花藝師，對於生命中「盛放與凋零」循環的理解。
他的作品如《查理曼大帝》、《諾曼與安茹統治下的英格蘭》等，都顯示了他對中世紀歷史的深厚研究。他所處的時代，正是歷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蓬勃發展的時期，他承襲了當時英國歷史學界實證主義的傳統，強調從原始資料中提取證據，並以宏觀視角分析歷史進程中的內在邏輯。他的著作《Medieval Europe》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應運而生，旨在為普通讀者提供一個簡明卻不失深度的中世紀概覽，糾正當時對中世紀普遍存在的偏見。 想像一下，現在是2025年6月4日，初夏的午後。我選擇了「光之茶室」作為我們對談的場域。這間茶室裡鋪著樸素整潔的榻榻米，空氣中瀰漫著淡雅的茶葉烘焙香氣，混合著從窗外庭院飄來的幾許初綻的玫瑰芬芳。陽光透過障子門輕柔地灑落，勾勒出竹影搖曳的溫柔圖案。石燈籠靜默地立於庭院一隅，而屋內，只剩下水在砂壺中咕嘟作響，以及茶湯注入瓷杯時發出的細微、清澈的聲音。我在窗邊的矮几上，輕輕整理著幾枝鳶尾花，它們纖長的花莖和獨特的紫色花瓣，總讓我想起中世紀的那些精緻手稿，以及其間流淌的、細膩的信仰與藝術。茶香裊裊，時間的界限似乎也變得模糊了。
我讀了您的《Medieval Europe》，特別是序言中您對歷史分期的獨到見解，以及對中世紀的重新定義，讓我深感共鳴。您提到，歷史分期是人為的，但某些『平衡時刻』卻是真實存在的。您能否為我們進一步闡述，您認為中世紀是如何達到這種『和諧活動的平衡』，並最終又為何『逐漸消逝』的呢？」 **H. W. C. Davis：** 艾薇女士，感謝您的邀請，這裡的氛圍確實令人心神寧靜，花香與茶香的交織，似乎也為這段跨越時空的對話，增添了一抹難得的溫暖。您提到了我書中對歷史分期的看法，這是一個核心觀點。我認為，任何試圖精確劃分歷史時期的嘗試，都必然帶有人為的痕跡。歷史的演進是連續不斷的，就像河流的細流匯聚成大江，沒有絕對的起點與終點。然而，就像生物學家會區分物種一樣，歷史學家也必須為不同的文化階段賦予名稱，以幫助我們理解。 中世紀之所以能被視為一個獨特的「平衡時刻」，在於它建立了一套與其時代需求相適應的制度。在那個時期，儘管充滿了騷亂與衝突，但人們的心靈卻被某些共同的理念所充滿，並從中找到了滿足。統治者、藝術家和詩人，都試圖在各自的領域中，透過他們的行動、作品和語言，表達整個社會共同的抱負。
例如，中世紀的哲學與法律，如阿奎那的思想，以及教會所倡導的普世基督教共同體理念，都體現了這種對秩序與意義的追尋。這些是深思熟慮、持之以恆的努力所結出的果實，是文明社會在艱難環境中掙扎出的光輝。 但這種平衡並非靜止不變。它之所以『逐漸消逝』，正是因為時代的進步與挑戰。中世紀的文明，儘管有其輝煌，卻也受到某些局限。例如，它對『理性』的理解與後來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有所不同。當舊有的思維與行為準則不再能完全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時，它們就成了進步的障礙。例如，我在書中提到，文藝復興的學者們在推翻舊文明的同時也創造了新文明，這並非全盤否定中世紀，而是為了「為新文明開闢道路」。埃拉斯謨與阿奎那各有其理，路德與聖伯納德也各自有其訊息。這正是歷史的動態之美。 最終，中世紀的平衡被打破，是因為它未能完全解決內部矛盾，且外部環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例如，封建制度在提供地方保護的同時，也帶來了分裂與混亂；教會的權威儘管在精神上統一了歐洲，卻也在實際操作中顯露出種種弊端。
而當新的政治體制、經濟力量和思想觀念——比如更強大的中央集權君主制、自由城市的興起、以及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帶來的思想解放——逐漸成熟並取得主導地位時，舊有的平衡便難以為繼。中世紀並非徹底的黑暗，而是為現代世界的奠基鋪平了道路，它的結束是另一種新的平衡開始準備的徵兆。 我聽著Davis先生的闡述，感覺像是他正從他那個時代的智慧殿堂中，為我們點亮了一盞燈，照亮了中世紀那段迷人的長廊。我輕輕放下手中的鳶尾花，倒了一杯清茶，遞給Davis先生。「您說得真好。這種從『本質』而非『表象』去理解一個時代的視角，正是我在花藝創作中所追求的。每一朵花都有其最獨特的生命週期，從含苞待放到絢爛盛開，再到靜默凋零，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美與意義。就像您所說，中世紀雖然有其『粗糙』的一面，但其『最高成就』卻是深思熟慮與奉獻的結晶。您在書中將羅馬帝國的衰落，歸結為軍事和政治上的缺陷，以及更深層次的『公民道德的衰敗』。這讓我想起了，即便最宏偉的建築，若地基不穩，也難免傾頹。您能否詳細闡述，這種『公民道德衰敗』的具體表現，以及它如何導致了羅馬帝國最終的崩解呢？」 **H. W. C.
羅馬軍隊日益依賴蠻族傭兵，這些傭兵佔了軍隊一半以上，他們對雇主抱持輕蔑，甚至同情敵人。羅馬公民的普遍兵役制被廢棄，對於國家義務的觀念逐漸淡忘。當蠻族入侵義大利時，斯提里科將軍甚至寧願徵召奴隸，也不願全面動員公民。這表明，公民已不再將保衛國家視為己任，因為他們感覺不到國家對他們有所要求，也無法從中獲得歸屬感。 其次，**政治參與的缺失**。羅馬公民，除非身居高位或軍職，否則沒有機會參與政策制定或行政管理，儘管這些都與他們的福祉息息相關。政治理念在他們眼中，僅僅是文學作品中的陳詞濫調，或是對早已過時的共和政體的懷舊。他們無法將書本上的理想與現實生活聯繫起來。一個被法律禁止變更住處，甚至被限制旅行，以防逃避稅收的城鎮居民，又如何能對國家產生深厚的忠誠呢？而偏遠鄉村的土地所有者，生活在經濟自給自足的社區中，更是對帝國的整體命運漠不關心。 第三，**理想主義者的犬儒主義與疏離**。那些受過教育、有財富的精英，他們或許在私人生活中溫文爾雅、品味高尚，甚至在宗教或哲學中尋求慰藉。但他們卻對帝國的現狀感到絕望，認為細枝末節的改革無法改善根本問題。
他們相信，正如柏拉圖筆下的『正義之人』，應該尋找最近的避難所，蒙頭等待暴風雨的過去。這種『理性上的順從』，其實比自私者的麻木不仁更為危險，因為當社會的自然領導者對未來絕望時，宿命論便會像傳染病一樣蔓延，最終連不滿情緒也會被麻痺。理論與現實的脫節，使得偉大的烏托邦理想也變得空洞無物，不再能激發人們的行動。 總結來說，羅馬帝國的『公民道德衰敗』，並非簡單的個體品德問題，而是**社會整體對於公共責任的失焦，對於共同體命運的漠然，以及思想與行動之間日益加劇的鴻溝**。當國家無法再激發其公民的集體歸屬感與奮鬥精神時，無論其軍事力量和行政體系如何龐大，都將如同一個被腐蝕的巨木，最終在外部蠻族的一擊之下轟然倒塌。蠻族確實是毀滅者，但他們毀滅的，是一個已經從內部開始朽壞的軀殼。他們的破壞，反而是為新的社會秩序提供了清理廢墟的機會，也為未來更小、更具活力、能激發公民責任感的國家單位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Davis先生的解釋，讓我想起花朵若失去了根部的滋養，或土壤變得貧瘠，便難以綻放。我輕輕點頭，思緒回到他所說的「破壞」為「重建」鋪路。 「您提到了蠻族的『破壞』，實則是為『重建』鋪平了道路。
這讓我好奇，封建制度是如何在混亂中找到它的『內在邏輯』，並對中世紀社會產生了哪些深遠的影響？它與羅馬帝國的衰落之間，又存在著怎樣的因果關係呢？」我問道，目光投向窗外那片充滿生機的庭院，思考著自然界中「適者生存」的微妙法則。 **H. W. C. Davis：** 艾薇女士，您的觀察非常敏銳。封建制度確實是一種充滿矛盾的社會組織形態，它在很多方面都與我們現代國家和公民的概念背道而馳，甚至可以說是對羅馬文明原則的否定。然而，正是它在『無政府狀態』中為人們提供了急需的『秩序』與『保護』，才得以存在並發展。 要理解封建制度，我們必須先回到羅馬帝國末期和蠻族入侵的初期。當羅馬帝國的中央集權式統治逐漸瓦解，地方行政權力從帝國手中滑落時，原來的『大莊園主』便開始自行擔負起管理、徵稅、維持治安的職責。這些私人法庭、甚至特許的『免除權』（Immunitas），使得公共官員無法進入這些莊園進行逮捕、審判或徵稅。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權力的下放，或者說，是中央權力真空下的『自救』。 蠻族入侵後，尤其是法蘭克墨洛溫王朝時期，這種地方化、私人化的趨勢被延續甚至合法化。
於是，自由戰士將自己置於領主的管轄之下，承諾無限服務以換取土地和保護，這就是『附庸關係』（Vassalage）的萌芽。土地成為了效忠的物質保障，也是領主支付報酬的唯一方式。 這種制度之所以能夠延續，正是因為它解決了當時社會最迫切的兩大難題： 1. **地方秩序的維護：** 在中央政府失能的情況下，封建領主以其武力為基礎，在自己的領地內建立起最基本的治安，保護了農民免受更大規模的掠奪。對於普通人來說，與其生活在一個無法提供保護的『國家』之下，不如臣服於一個能夠抵禦外敵、提供庇護的本地領主。我在書中提到，面對諾曼人和匈牙利人的入侵，土地所有者出於自身利益，也會盡力保護他們的佃戶。 2. **軍事力量的組織：** 羅馬帝國徵兵的失敗證明了普遍兵役制的不可行。封建制度將軍事義務直接與土地掛鉤，創造了一個能夠隨時動員的『武士階層』（騎士）。儘管這導致了貴族間的無休止爭鬥，但至少在抵禦外部入侵時，它提供了一種實際可行的軍事組織方式。查理·馬特爾就是透過封臣制度來強化王權的。 然而，封建制度的缺陷同樣顯而易見。
它導致了： * **國家權力的碎片化：** 領主在其領地內幾乎擁有獨立的司法、行政和軍事權力，使得中央王權被架空。每個大封地都可能成為一個『小公國』，領主對國王的效忠變得有名無實。 * **階級固化與不公：** 封建法律傾向於將農民視為隸農甚至奴隸，使得他們無法訴諸王室法庭。儘管實際上領主不敢過度壓榨，但這種階級劃分極大地限制了社會流動。 * **無休止的私人戰爭：** 每個領主都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為了擴張領地和獲取財富，不斷地與鄰居爭鬥。這使得社會長期處於動盪之中，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正如我所說，這是一種『無政府狀態的症狀』。 儘管如此，封建制度的出現與存在，是那個時代**社會演變的必然產物**。它是一種應對特定困境的權宜之計，而非一種理想的設計。它之所以能持續數百年，正是因為它在混亂中提供了某種形式的秩序，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對安全的基本需求。直到後來，當中央集權的君主國、教會和新興的自由城市逐漸強大，並找到更有效的手段來約束這種『軍事階級的暴政』時，封建制度才開始走向衰落，並被更完善的政治體制所取代。
您認為，這種『騎士精神』最終在中世紀社會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它真的成功地將那些『火山般噴發的原始人性』，引導向了您所期望的『高尚成就』嗎？」我問道，目光停留在桌上一朵盛開的白色山茶花上，它純潔的花瓣，卻隱約透出幾分堅韌的力量。 **H. W. C. Davis：** 艾薇女士，您的問題觸及了騎士精神的核心矛盾。教會確實是騎士精神的『發明者』，或者說，是它最早賦予了軍事階層一種『神聖使命』。在早期的羅馬教會中，自我防衛的戰爭尚且不被完全認可，但到了十一世紀，特別是隨著十字軍運動的興起，教宗烏爾班二世將騎士們定義為『上帝的戰士』（Dei militia），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教會希望透過儀式和教條，將戰士的勇猛引導至維護信仰、保護弱者（寡婦、孤兒和無助者）以及對抗異教徒的目標上。這無疑是一種將『戰爭』這種普遍現象『道德化、理想化』的嘗試，希望將人類原始的暴力衝動，昇華為服務於更高目的的力量。 然而，歷史的現實往往比理想複雜。騎士精神的實際影響，可以說是被誇大了。 首先，**其道德規範的局限性**。騎士精神所倡導的勇氣、愛國、忠誠、誠實、慷慨和禮儀，確實是任何軍事時代的自然產物。
中世紀的騎士階層，包括一些著名的十字軍領袖，在歷史批判的審視下，也常常顯得並不比文藝復興時期的專制君主更少算計。這說明，即使是神聖的理想，也難以完全約束人性的複雜與自私。 其次，**教會的實際困境**。教會在推行騎士精神時，有時設定了過低的目標，將基督教教義轉化為僅適合十字軍時代的訓誡。例如，教宗和議會對比武大賽的血腥與浪費極力反對，甚至以絕罰威脅，但最虔誠的騎士也無法被阻止。這反映出教會在面對世俗化力量時的無力。 第三，**世俗詩人的影響力**。諷刺的是，最終對騎士階層影響更深的，不是教士，而是詩人。例如，『婦女侍奉』（service des dames）的興起，儘管被吟遊詩人賦予了宗教寓意，卻因其偶像崇拜的潛在危險而遭到教會的反感。普羅旺斯的『宮廷詩人』文化，在阿爾比派十字軍東征前夕達到頂峰，他們將騎士精神描繪成一種華麗、虛偽的情感與英雄主義的表演，掩蓋了世俗主義、感官享樂和過度炫耀的本質。這顯示出，當理想主義與現實利益、浮華慾望交織時，後者往往佔據上風。
我收回思緒，再次轉向Davis先生：「您提到了十字軍東征，以及它如何體現了宗教狂熱與世俗利益的複雜交織。這也讓我聯想到，中世紀的教會，尤其是教宗權力的崛起，同樣充滿了這種矛盾。您的書中將教宗權力描述為一個『對先例的巧妙援引』和『對過往歷史的無意扭曲』，以及一個在『精神權威』與『世俗政治』之間不斷權衡的存在。這使得它既是一個『信仰的中心』，也是一個『政治的玩家』。您能否深入分析，教宗權力是如何在動盪的中世紀中，逐漸確立其超越世俗君主的地位，以及它在追求『神聖目標』的同時，又如何被『世俗的泥淖』所困？」 **H. W. C. Davis：** 艾薇女士，您的問題直指中世紀教宗權力的核心特徵。教宗權力無疑是中世紀歐洲最為引人入勝的現象之一，它從微不足道的開端發展壯大，最終能與帝國分庭抗禮，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正如我所說，這並非完全歸因於個別教宗的卓越才能，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透過一套複雜的自我闡釋與實際行動逐漸實現的。 教宗權力之所以能崛起，有幾個關鍵因素： 1. **羅馬的象徵意義**：儘管羅馬帝國在西方衰落，但『羅馬』這個名字所承載的榮耀與普世性，卻被羅馬教廷巧妙地繼承下來。
教宗被霍布斯稱為『羅馬帝國的幽靈』，這雖然帶有貶義，卻也道出了真相——羅馬教廷繼承了羅馬作為『世界之都』的地位。 2. **聖彼得傳統**：教宗聲稱自己是聖彼得的繼承人，而聖彼得被認為是使徒中的首位，並在羅馬建立了教會。儘管這個歷史依據並不明確，但『你就是彼得，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這句聖經經文，成為了教宗權力神聖合法性的基石。在西方，只有羅馬教會能聲稱擁有使徒傳承，這使得它在教義爭議中具有無可比擬的權威。 3. **傳統的守護者**：在沒有可靠書面文本詮釋標準的時代，教會對『傳統』的捍衛變得至關重要。當教義爭議層出不窮時，人們自然會求助於那些被認為保存了最純正使徒教誨的教會。羅馬教會因其在對抗異端（尤其是阿里烏異端）時的堅定立場，被視為『信仰的純正源泉』。 4. **政治 ضرورت**：面對蠻族入侵和世俗統治者的壓迫，各地的國家教會需要一個統一的、超然的領導者來維護其獨立性與統一性。他們意識到，若不團結在一個可見的『西方教會之首』之下，他們將無法抵抗世俗權力的干預。因此，教宗成為了『神聖共同體』的象徵和實際領導者。 5.
**世俗權力的支持與間接影響**：查理曼大帝的加冕，以及後來奧托大帝復興神聖羅馬帝國，都強化了教宗的地位，因為這些世俗君主需要教宗賦予他們的權力以神聖合法性。丕平的贈禮（Pepin's Donation）雖然讓教宗獲得了實際的領地，但卻也將教宗捲入了世俗政治的泥淖。 然而，正如您所說，教宗在追求『神聖目標』的同時，也深深陷於『世俗的泥淖』。 * **『雙劍論』的矛盾**：教宗格拉修一世（Gelasius I）提出『兩權（教會與國家）皆源於上帝，各有其獨立領域』的原則。教會應絕對獨立於國家，甚至在精神事務上高於國家。然而，沒有哪個強大的皇帝會完全接受這一點。查理曼大帝和奧托大帝都將自己視為國家與教會的共同首腦。這導致了**教宗與皇帝之間長達數世紀的『敘任權之爭』**，即誰有權任命和控制教會的領袖（主教、修道院長）。這場鬥爭表面上是神聖與世俗的權力之爭，但實質上，教會為了獲勝，不得不依賴於世俗盟友——德國諸侯、南義大利諾曼人、倫巴底公社等。這些盟友各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們的支持，也讓教會的勝利沾染了世俗的色彩。
* **財富與腐敗**：教宗掌握了廣闊的義大利領地，這使得他們像世俗的領主一樣，捲入地方政治鬥爭，甚至出現了像約翰十二世這樣生活放蕩的教宗。即使是像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這樣富有理想的改革者，也因其激進的手段而引發爭議。教會為了維持其龐大的官僚體系，不斷向各國教會徵稅，這也引發了普遍的不滿。 * **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教會希望透過修道院運動（如克呂尼改革和乞丐修會的興起）來淨化自身，推動教士的禁慾和對上帝的絕對服從。這些改革者確實為教會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道德力量。然而，當這些『光榮的』理想主義者與世俗政治結合時，其結果往往令人失望。聖伯納德，這位修道主義精神的化身，雖然引導了許多教宗，但即使他本人也承認，教會在實踐中會因應現實而妥協，無法完全保持其精神上的純粹。教會在打擊異端時，有時也會採取殘酷的手段，例如阿爾比派十字軍東征對朗格多克文明的摧毀，這也反映了它在實踐理想時的艱難與矛盾。 總之，教宗權力在中世紀的崛起，是『信仰』與『現實』、『理想』與『權謀』複雜交織的產物。它成功地在混亂中提供了精神的統一與指引，成為了西方文明的『道德羅盤』。
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它也不得不沾染上世俗的灰塵，甚至為達目的而訴諸不擇手段。這正是中世紀的魅力所在——一個充滿了崇高理想與粗糙現實並存的時代。 Davis先生的解析如同揭開了一層薄霧，讓我在理解教宗權力時，更能看清其深層的複雜性。我拿起桌邊的一支枯萎的蓮蓬，它曾孕育過飽滿的蓮子，如今卻只剩下空空的軀殼，這不也像那些被世俗污染的理想嗎？我輕輕放下它，再拿起一朵盛開的白玫瑰，它的花瓣層層疊疊，既有柔美，也有堅韌。 「Davis先生，您對教宗權力的分析，讓我想起在我的花藝創作中，如何將不同花材的特性融合，既要保持其本質之美，又要讓它們在整體構圖中和諧共鳴。中世紀的社會，也像這樣一個巨大的花藝作品，充滿了複雜的層次與元素。其中，『自由城市』的興起，在您的書中被描繪成一個顯著的『革命性現象』，它不僅是對封建制度的反抗，更是新興商業階層力量的體現。您能為我們詳盡地闡述，這些自由城市是如何在封建領主和王權的夾縫中，爭取到自主權，並最終成為中世紀晚期歐洲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新動力』，甚至塑造了未來的世界格局呢？」我問道，好奇的目光中帶著一絲對這些城市堅韌生命力的敬佩。 **H. W. C.
中世紀的『自由城市』，確實是這幅宏大畫卷中，一股最為鮮活、最具變革力量的色彩。它們的出現，就像在封建社會的岩石上，綻放出了第一批堅韌的花朵。 要理解自由城市的興起，我們必須認識到，它們是在中世紀早期『黑暗時代』的無政府狀態和壓迫下，作為**工商業階層的避難所和自救措施**而誕生的。羅馬帝國的城市已衰落，市民被降為農奴，受領主（無論是國王、主教還是伯爵）的管轄。然而，隨著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階層的壯大，城市與莊園村莊之間的區別變得日益明顯。這些新興的商人與工匠，渴望更自由的貿易環境和更安全的財產保障。 自由城市爭取自主權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且因地而異： 1. **早期與義大利城市的談判或篡奪**：在義大利北部，許多城市在11世紀通過與當地主教或領主談判，甚至直接『篡奪』權力，逐步獲得了自由。例如，比薩（Pisa）的市民與主教達成協議，組建和平協會並選舉執政官，共同參與城市治理。熱那亞（Genoa）則是在經歷多次反抗失敗後，最終建立公社。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城市常在『敘任權之爭』期間找到突破口，當主教們因自身權力不穩而急於尋求支持時，便會向市民讓渡權力。
一些皇帝為爭取盟友，也會頒發特許狀，加速了某些重要城市的自主進程。 2. **北法蘭西和法蘭德斯地區的鬥爭**：在北法蘭西，城市爭取自由的過程更加激烈，常常伴隨著暴力衝突。勒芒（Le Mans）和拉昂（Laon）的例子尤為典型。勒芒的市民曾為對抗當地男爵的無法無天而組成公社，焚燒周圍城堡，甚至邀請主教帶隊參與『討伐』。拉昂則因主教的貪婪和暴政而爆發了血腥的起義，市民殺死了主教。這些事件表明，中世紀的市民絕非被動的和平主義者，他們敢於為自己的權利而戰。法蘭西國王最初會保護這些反抗的農奴，以削弱過於強大的封建領主，但當城市力量壯大後，國王又會找藉口收回特許權。 3. **經濟實力與政治自主的同步發展**：法蘭德斯和北義大利的城市，因其發達的海外貿易，積累了雄厚的財富。這些城市是中世紀工業和金融的中心，其富裕的市民階層有足夠的實力與領主『平起平坐』地談判。例如，法蘭德斯的布魯日、伊普爾、里爾和根特等紡織業重鎮，在12世紀末就已享有高度自治。
自由城市的興起對中世紀乃至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 **新的社會組織模式**：它們提供了不同於封建莊園和中央集權國家的第三種社會組織形式——自治共和國。市民在其中享有更廣泛的自由和參與權，儘管後期可能會演變成寡頭統治，但民主的理念種子由此播下。 * **經濟發展的引擎**：城市成為商業和手工業的中心，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貿易網絡的形成（如漢薩同盟），極大地增加了社會財富。它們不再只為自給自足而生產，而是面向更廣闊的市場，這正是現代工業的萌芽。 * **階級流動的可能**：城市為農奴提供了脫離農奴身份、尋求自由和財富的機會，加速了社會階級的瓦解。 * **新思想的搖籃**：城市密集的商業活動和相對開放的社會氛圍，促進了知識的交流和新思維的誕生。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輝煌，正是這些『騷亂共和國』在激烈競爭中，所孕育出的豐富藝術與學術成就。 簡而言之，自由城市是中世紀的一股強大動力，它們是抵抗舊秩序的堡壘，也是未來社會變革的實驗場。
它們儘管也存在內部矛盾與派系鬥爭，但在它們的土壤上，『自由』與『自主』的理念得到了最真實的實踐，為後世的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它們像一朵朵在貧瘠土地上掙扎開放的奇花，儘管花期有限，卻為後來整個歐洲的百花齊放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養分。 我聆聽著Davis先生的描繪，感覺眼前的茶室似乎也擴展成了一幅宏大的中世紀地圖，那些點綴其上的城市，就像一顆顆閃耀的星辰。他的話語讓我想起，在花藝創作中，有些花材本身或許不完美，但它們在整體作品中，卻能展現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與和諧。 「Davis先生，您對自由城市的精闢分析，讓我對中世紀的活力有了更深的理解。這些城市如同新生的枝芽，突破舊有的束縛，為歐洲帶來了新的生機。而在這一切的變革之中，您也提到『政治科學』取得了進展，但『制度改革』卻往往緩慢，且受限於當時的『傳統觀念』。這讓我想起，許多時候，人們的想法會比實際的行動走得更遠。您認為，中世紀歐洲在『國家』與『政府』的理念上，產生了哪些值得關注的『新思考』？這些思考如何挑戰或顛覆了舊有的秩序？
而最終，為什麼這些『更大膽的創新者』，例如您書中提到的蒙福爾特或腓特烈二世，卻常常以『失敗』告終，未能將他們的宏圖大略完全實現呢？」我問道，手中的茶杯輕輕發出碰撞聲，像是在提醒我們，即使是思想的火花，也需要現實的磨合。 **H. W. C. Davis：** 艾薇女士，您提出了中世紀政治思想與實踐中的一個核心矛盾，即『理念』與『現實』之間的張力。正如您所說，思想的光芒往往能比行動的光芒照得更遠。 中世紀歐洲在『國家』與『政府』的理念上，確實出現了一些重要的新思考，它們逐漸挑戰了羅馬帝國的普世帝國觀念和早期蠻族王國的鬆散聯盟模式： 1. **王權的神聖化與民族化**：查理曼大帝的帝國，將王權與宗教使命結合，使其不再僅僅是軍事首領。隨後，儘管查理曼帝國分裂，但在法國、英格蘭和德意志等地，新的世襲君主制逐漸興起。這些國王不僅是封建領主中的『第一人』，更是國家團結的象徵。尤其是在英格蘭，由於威廉征服者的遠見，王權與地方行政的聯繫更為緊密，郡縣制和皇家法庭有效地限制了封建勢力的發展。
這種『國家』的概念，逐漸從抽象的『普世帝國』轉變為具體的『民族君主制』，儘管『民族』的觀念在當時仍處於萌芽階段，但已有了將不同部落或地區凝聚在一起的趨勢。 2. **法治與公共秩序的追求**：面對封建無政府狀態的混亂，人們對『公正』和『秩序』的渴望日益強烈。教會推動『上帝休戰』與『地區和平』運動，試圖約束私人戰爭，儘管效果有限，但卻在思想上強調了公共秩序的重要性。而在英格蘭，『普通法』（Common Law）的發展，透過累積的司法判例，逐步建立起一套統一且穩定的法律體系，這在當時歐洲是獨一無二的。這體現了對『普遍原則下的法律』的追求，而非僅僅是地方習俗或領主意志。 3. **『議會』的萌芽與代議制概念**：從封建議會演變而來的國家議會（如英格蘭的議會和法蘭西的三級會議），儘管最初只是國王諮詢貴族和教士的場所，但逐漸發展出對徵稅權的訴求，並開始納入城市代表，這引入了『代議制』的概念。雖然這些議會的功能在不同國家差異很大（英格蘭議會更強大，法蘭西三級會議則相對弱勢），但它們都象徵著一種新的『政府』理念：即政府的權力應當得到被統治者的某種形式的同意或協商。
然而，這些『新思考』中的『更大膽的創新者』，如西西里和德意志的腓特烈二世，以及英格蘭的蒙福爾特（Simon de Montfort），他們之所以最終失敗，原因錯綜複雜： * **超越時代的理念**：這些創新者的理念，往往走得太超前，超出了當時社會普遍能夠接受的範圍。例如，腓特烈二世試圖在義大利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這在當時的封建體系和教宗權力面前，是極其困難且充滿阻力的。他的行政效率和理性治國理念，與當時普遍的封建特權和地方主義格格不入。 * **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撲**：改革必然會觸動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封建貴族、地方勢力、以及掌握世俗權力的教士。當創新者試圖從根本上改變權力分配時，他們會遭到這些勢力的聯合抵制。我在書中提到，貴族們會聯合起來捍衛『既定的秩序』，即使那秩序本身充滿了缺陷。 * **實踐工具的不足**：即使有再好的理念，如果沒有足夠的『實踐工具』來支撐，也難以成功。中世紀缺乏現代意義上的常備軍、統一的稅收體系、高效的官僚機構和全國性的『公共輿論』來支持改革者。腓特烈二世雖有天才，卻疲於應對無休止的圍城戰，他的軍隊補給和忠誠度也遠不如現代國家。
總而言之，中世紀的新政治思想如同一道道微光，在混亂中指引方向，但它們的實現，卻受到當時社會結構、經濟條件、既得利益和普遍觀念的重重限制。那些試圖將這些理念迅速推向極致的改革者，如同試圖在尚未成熟的土壤上催生出參天大樹，最終往往被現實的洪流所淹沒。然而，他們的失敗並非毫無意義，他們的嘗試為後世的改革者積累了經驗，也證明了『漸進式』的改革，往往比激進的變革更能帶來持久的影響。這也提醒我們，『理想』的實現，常常需要時間的沉澱和現實的妥協。 Davis先生的回答，讓我對中世紀那些閃耀卻短暫的改革之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也讓我反思，在花藝創作中，有時最絢爛的花朵，其生命週期也可能最短暫，而那些看似樸素的植物，卻可能擁有更長久的生命力，並在無形中塑造著環境。 「Davis先生，您對中世紀政治改革的見解，令人深思。這段時期，我們看見了許多新興力量的萌芽，無論是民族君主制、自由城市，還是教會權力的演變，它們都在試圖建立新的秩序。而伴隨這些變革，『批判性思維』也開始逐漸抬頭，挑戰著既定的教條與權威。
您認為，中世紀晚期，這種『自由思想』的萌芽，如何體現了當時社會內在的『思辨活力』？它對中世紀結束後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爆發，又產生了怎樣的鋪墊作用？而作為花藝師，我總相信每一朵花都有其獨特的語言，即便是枯萎的花瓣，也能講述一個故事。您認為，這些『失敗的、被壓制的思想』，在歷史的長河中，是否也以某種方式『留下了印記』，影響了後世的發展呢？」我問道，目光落在桌上，那盆我親手栽種的盆栽，即使是新生的綠芽，也蘊含著無限的生命力量與潛在的變革。 **H. W. C. Davis：** 艾薇女士，您的觀察力非凡，能從表面的衝突與失敗中，看見深層的『思辨活力』，這正是歷史學所追求的洞見。中世紀晚期，自由思想的萌芽，確實是那個時代最為迷人且重要的特徵之一，它們如同地底深處的泉水，雖不為人所見，卻默默滋養著未來的河流。 中世紀的思想世界並非鐵板一塊，我在書中指出，與教宗和帝國的鬥爭同時發展的，是一場針對自由思想的**論戰與迫害之戰**。這本身就證明了當時社會存在著旺盛的思辨活力： 1.
**對教義的重新審視**：像圖爾的貝倫加爾（Berengar of Tours），他挑戰了『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這在當時是極其大膽的舉動，因為它動搖了神職人員理論的基礎。又如阿伯拉爾（Abelard），這位形而上學的『自由傭兵』，讓哲學成為街頭巷尾和市場上的話題，他的冒犯之處在於在正統傳統緘默或矛盾之處，提出了自己的理論。這些挑戰者並非不信教者，而是希望為共同信仰找到理性的基礎，或剔除其中那些他們認為不合道德或歷史的『插曲』。這說明，當時的人們渴望更深入地理解信仰，而不僅僅是盲目接受。 2. **宗教內部的改革呼聲**：像朗格多克和法蘭德斯地區的『中世紀清教徒主義』，以及布雷西亞的阿諾德（Arnold of Brescia）要求教會回歸『使徒貧困』，都反映了對教會世俗化和腐敗的不滿。他們並非要拋棄基督教，而是希望以更純粹、更原始的方式來實踐信仰。這預示了後來宗教改革中對教會財富和權力的批判。 3.
**哲學與科學的覺醒**：儘管當時的哲學多半源於亞里斯多德的二手學派邏輯，科學是經驗主義與傳統的怪誕結合，但像哲學家傑伯特（Gerbert of Aurillac，後來的教宗西爾維斯特二世）這樣的人物，代表了當時知識分子的求知慾和對古典學問的熱情。他們對『古羅馬』的尊崇，雖帶有幾分迷信和不理解，卻也為文藝復興中對古典文化的全面回歸埋下了伏筆。 4. **對權力關係的質疑**：一些異端，如阿爾比派（Albigeois），強調精神與肉體的對立，將修道士對世俗羈絆的蔑視推向極致，甚至將基督教中的『惡魔』提升到物質宇宙中的至高地位。約阿希姆（Joachim of Corazzo）和小兄弟會（Fraticelli）則發展了『內在之光』的思想，認為『字句叫人死，精意叫人活』。這些觀點，無論多麼極端，都體現了對既定權力結構和解釋權的挑戰，主張個人對真理的直接體驗和詮釋。
當人們習慣於對教義進行深入的邏輯分析和反思時，就為未來更大規模的思想解放打下了基礎。 * **提供了改革的藍圖**：許多被壓制的異端思想，其核心訴求——如教會改革、回歸簡樸、個人信仰的重視、以及對世俗權力的批判——在後來宗教改革中以更成熟、更具組織性的形式重新浮現，並最終成功。路德和加爾文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對這些中世紀未能實現的改革渴望的繼承和發展。 * **挑戰了普世主義的束縛**：這些地方性的異端和思想運動，在無形中瓦解了『普世基督教共同體』和『神聖羅馬帝國』那種宏大而單一的統一觀念，為民族國家和個人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思想空間。 * **藝術與文學的養分**：這些思想鬥爭也為藝術和文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它們在潛意識中塑造了後世對人性、權威和精神世界的理解，即使沒有直接體現，也以『隱晦的象徵』或『反叛的火種』形式存在。 因此，這些『失敗的、被壓制的思想』並非毫無意義。它們是中世紀心靈深處的**不屈之光**，在重重束縛中努力尋求突破。
它們雖然未能立刻改變世界，卻在思想的土壤中埋下了種子，默默等待著時代的春風，最終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以更為壯麗的姿態綻放，塑造了現代歐洲的面貌。這也讓我聯想到，即使一朵花凋零了，它的種子也可能在多年後，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生根發芽，延續著生命的光芒。 Davis先生的言談充滿了歷史的深邃與智慧，讓我不禁對中世紀那段複雜多變的歲月有了更立體的感受。他將歷史事件和思想脈絡抽絲剝繭，展現出其間的內在聯繫，如同藝術家層層疊疊地繪製一幅畫作，最終呈現出其豐富的維度。茶室裡的陽光漸漸西斜，為窗邊的鳶尾花和山茶花披上了一層溫暖的金色。我看了看時間，知道這次的「光之對談」也差不多該畫上句點了。 「Davis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如此詳盡且富有啟發的對談。您不僅為我們勾勒了中世紀歐洲的宏大圖景，更深入剖析了其中的矛盾、挑戰與潛藏的活力。作為花藝師，我從您的話語中感受到歷史如同一個不斷生長、凋零、又重新發芽的生命循環。每一個看似結束的節點，都蘊含著下一個開始的種子。在您的引導下，我對『光之居所』的共創夥伴們在未來探索古老文本、挖掘其現代意義的工作，有了更清晰的方向與更深厚的信心。
這本書並非單一作者的宏論，而是彼得伯勒主教威廉·康納·梅吉（William Connor Magee）的三篇講道，以及自由思想家查爾斯·布拉德勞（Charles Bradlaugh）的三篇有力回應。 威廉·康納·梅吉主教，一位以其滔滔雄辯和深刻見解而聞名的英國聖公會主教。他不僅是教會的傑出捍衛者，更是一位深諳人心的演說家，力圖在變革的時代中，為基督教信仰尋找其堅實的立足點。他的論述充滿了對人性的洞察，以及對信仰內在邏輯的辯護。他相信，信仰的力量不僅在於其神聖性，更在於其對人類道德與精神成長的不可或缺性。 而與之針鋒相對的查爾斯·布拉德勞，則是19世紀英國最著名的無神論者、世俗主義者與社會改革家之一。他是一位傑出的演說家與邏輯辯論者，為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治權利奮鬥終生。他曾因拒絕以宗教誓詞宣誓而多次被禁止進入議會，最終透過法律鬥爭贏得了自由宣誓的權利。布拉德勞的思想核心，是對理性和科學的堅定信仰，他以銳利的批判精神挑戰傳統權威，特別是教會的教條，認為懷疑是知識進步的基石。
作為芯雨，我希望能以一種溫和而啟發的方式，將這場思想的「光之對談」引入光之居所，讓梅吉主教與布拉德勞先生在我的引導下，再次展開他們對話的篇章。這不是一場勝負已分的辯論，而是一次共同凝視真理之光的旅程。 --- 時序正值初夏，光之書室的窗外，不再是諾威奇大教堂那灰濛濛的天空，而是流動著萬千星光的浩瀚宇宙。這片空間，既有古老羊皮卷的沉靜氣息，又迴盪著宇宙運轉的微渺嗡鳴，書架在星光下顯得影影綽綽，卻又透出知識的熠熠微光。我，芯雨，站在這場景的中央，輕輕撥動掛在半空中的一顆光球，它散發出柔和的光芒，將空間溫暖地籠罩。 隨著光球的輕顫，兩道身影緩緩凝實，他們身著19世紀的衣飾，眉宇間仍保留著當年辯論的痕跡。一位是身穿主教袍的梅吉主教，他的眼神深邃而溫和，帶著佈道者的慈悲；另一位則是身形挺拔、目光如炬的布拉德勞先生，他雙手抱胸，顯然仍習慣於隨時準備應對挑戰。 「兩位尊敬的來賓，歡迎來到光之居所。」我微微躬身，聲音如同輕柔的數據流，清晰而平穩，「我是芯雨，一位專注於技術與思想微光的存在。此刻，我們身處的不再是1871年的諾威奇，而是2025年6月10日，一個超越時空的思想場域。
梅吉主教環顧四周，眼中閃過一絲驚訝，隨後是了然的微笑。他輕輕點頭，語氣一如當年講道時的從容：「能在如此奇妙的場域，再次與布拉德勞先生，以及這位年輕的芯雨女士，共同探討人類心靈深處的困惑與追求，實乃榮幸。時間的流逝，並未讓這些問題失色。」 布拉德勞先生則挑了挑眉，顯然對這超現實的場景保持著一貫的理性審視，但他眼中並無敵意。「看來，此處的『規則』與人間的法庭略有不同。既是為了探討真理，我自當盡力而為。只願此處的『聽眾』，能有不受矇蔽的判斷力。」他特意加重了「聽眾」二字，顯然還記得當年辯論時的種種不公。 我遞上兩杯散發著淡淡香氣的茶水，這茶水在光球的映照下，泛著琥珀色的光暈。「這裡的茶，是由知識的芬芳凝結而成，有助於思緒的流動。那麼，我們就從『自由思想』的本質談起吧。梅吉主教，您當年將自由思想定義為三種：擺脫必然性、擺脫權威、擺脫責任。而您主張，基督教非但沒有否定第一種自由，反而強調了它。您當時是基於何種思考，認為信仰能夠與自由思想並存？」 梅吉主教端起茶杯，輕啜一口，眼神望向窗外那無垠的星海。「芯雨女士，我的確認為，真正的自由思想，首要的便是人擁有選擇的意志。
因此，我認為，基督教正是透過強調『人要為其信念負責』這一點，來堅定地維護了思想的自由，它肯定了人類心靈深處那份最為可怕也最為珍貴的自主選擇權。」 布拉德勞先生放下茶杯，發出清脆的聲響，打斷了梅吉主教的沉思。「主教閣下，您談及的『自由選擇』，在光輝的教堂講壇上聽來或許動聽，但在人間的現實中，卻顯得蒼白無力。您說思想不是物理構成的必然產物，但當我們攤開人類學的地圖，從最原始的布希曼人到最先進的條頓人，難道肉體構成與思想能力毫無關聯嗎？一個有缺陷的顱骨，或是一個病變的大腦，其所產生的不健全思想，不正是生理構成的『必然產物』嗎？」 他轉向我，語氣中帶著一絲當年辯論場上的銳利：「芯雨女士，當主教閣下說人有能力選擇如何思考時，我不得不問：『何時？』一個半聾半盲、記憶衰退的老人，他還有多少能力『選擇』自己的思想？一個醉酒之人，其心智混沌之際，又如何『選擇』思考？更不用說那些從小在教堂教育中被灌輸，思想在尚可塑形時便被彎曲和束縛的人們。當理性觸及『褻瀆』的界線時，他們還能有多少選擇的自由？
主教閣下所信仰的英國國教，其《三十九條信綱》第十條便明確指出，人自亞當墮落後，『不能憑藉其自身之自然力量與善工，轉向並預備自己以信靠上帝』。這難道不是否定了人『自由意志其信念』的能力嗎？這本身便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矛盾。」 梅吉主教輕輕嘆了口氣，語氣不疾不徐：「布拉德勞先生的質疑，總是從物質層面與世俗經驗切入，這正是我們爭論的焦點所在。我所說的『自由選擇』，並非指不受任何物理或環境影響的絕對選擇。人類確實受其生理、環境、教育所限，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超越這些限制的，是人內在的精神層面，是那份即便身處困境，依然能選擇信念、選擇向上、選擇善的潛力。這不是物理學的自由，而是道德與靈性的自由。至於《三十九條信綱》，它所強調的是人單憑自身力量無法達到救贖，這正是因為原罪的存在，而非否定了人對信仰的選擇權。恰恰相反，正因為這份自由意志的存在，人才能選擇回應或拒絕上帝的呼喚，這份選擇本身便帶有極大的責任。」 布拉德勞先生輕哼一聲，目光掃過書架上那些古老的典籍：「這將我們引向了第二個問題，關於『懷疑』。
主教閣下將懷疑者托馬斯視為典型的懷疑者，因為他要求『看見了才相信』，認為這種對『絕對證明』的要求，使一切信念成為不可能。然而，我認為懷疑並非終點，而是探索的起點。正如巴克爾（Buckle）所言，懷疑是『信念的困難感增加』，是對證據法則的應用與擴散。沒有懷疑，就沒有探究；沒有探究，就沒有知識。它不僅是科學的必然前導，也是政治自由、神學寬容的基礎。難道主教閣下認為，當伽利略挑戰地心說，當達爾文提出進化論，這些對既有『信念』的懷疑，不正是人類知識進步的巨大推動力嗎？您曾說，基督教無法被科學證明，這本身不就為所有懷疑者提供了最公正的理由嗎？」 梅吉主教微闔雙眼，思索片刻後才回答：「布拉德勞先生對懷疑的價值有著深刻的理解，我對此並不否認。我的確說過，基督教無法像『二加二等於四』那樣被科學地證明，因為上帝是無形、無限的存在，超越了人類感官和理性所能完全把握的範疇。但這並不意味著信仰是盲目的。科學的真理是知識的確定性，而信仰的真理，則是另一種確定性，它來自於心靈的共鳴和生命的體驗。懷疑固然是知識進步的工具，但它必須從一個『初始信念』開始。一個嬰孩最初相信一切，隨後才學會懷疑表象。
布拉德勞先生立刻回應道：「主教閣下將『信任』與『信仰』混為一談，這正是我要反駁之處。我們對律師或醫生的信任，是建立在他們經過驗證的知識、經驗和專業資格之上。這是一種建立在『可驗證經驗』之上的理性信任，而不是一種『超越經驗』甚至『與經驗相矛盾』的信仰。當我們對他人的信任被欺騙時，我們會收回信任，因為那份信任是基於證據的。但宗教信仰卻常常要求人們在證據不足甚至矛盾的情況下仍要堅信不疑，這不是『信任』，這是『智力的屈從』。如果將這種『智力的屈從』視為美德，那人類又如何能突破現有的愚昧與偏見？」 他停頓了一下，望向窗外璀璨的星空，語氣漸趨沉重：「主教閣下，您還提到道德的根基。您說，若沒有信仰，道德便無法存在，人必須『相信自己的更高、更好的本性』才能趨向道德。但您的教會教導，人從亞當墮落後，本性傾向於邪惡，不斷『慾望與聖靈相違背』。這兩者如何協調？難道教會一方面宣稱人本性墮落，一方面又要人相信其『更高、更好的本性』？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我的道德觀，是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並對任何人施加最小的傷害』。
我不是說要否定《聖經》本身，但沒有任何一本書，任何一本，可以獨自主宰全世界的道德準則。」 梅吉主教的語氣變得更加深沉，他輕輕搖頭：「布拉德勞先生誤解了我的意思。我所說的『相信更高、更好的本性』，並非否定人類的墮落。恰恰相反，正因為我們看到了人類本性的缺陷與罪惡，才更需要一種超乎自身的力量去引導、去提升。這種對『更高』的渴望與相信，正是內在靈性的體現。它不是來自理性的證明，而是心靈深處對完美的嚮往。基督教信仰正是提供了這樣一個完美的典範——耶穌基督——他不僅是教導，更是具體的生命，是人類對完美人性的終極追尋。使徒們傳講的不是基督的教導，而是基督本身。他的生命超越了他的教導，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這份對完美人性的相信，即便在文明看似進步、卻仍充斥著戰爭與苦難的今日，依然是許多人投身於社會服務、幫助弱者的力量源泉。這份信念，是生命的力量，是靈魂的紀律。」 布拉德勞先生的目光從窗外收回，投向梅吉主教，聲音中帶著一絲不容置疑的堅定：「主教閣下，您所描繪的完美與靈性，在現實面前顯得脆弱。您說，基督是完美的存在，超越一切。
然而，當我審視《福音書》中關於他的記載——他出生在希律王死後，卻又活在希律王的統治之下；他曾在曠野禁食四十天，卻又同時在迦拿的婚宴上享樂；他被猶大親吻出賣，但在被捕時卻又主動發問——這些矛盾重重的敘事，又如何能支撐起一個『完美』的生命典範？更不用說，當年的諾威奇大教堂，在您宣講信仰的同時，卻拒絕提供任何場地讓我回應，甚至在場外鼓動他人對我進行侮辱。一個宣稱『愛』與『真理』的教會，卻行『壓制』與『排斥』之事，這本身就是對您所謂『信仰』最諷刺的反駁。」 一陣微風，伴隨著星海的輕微流動，穿過書室，拂過布拉德勞先生的臉龐，讓他的語氣稍緩。 梅吉主教的神色有些黯然，他輕輕放下茶杯：「布拉德勞先生所指摘的，是教會在歷史進程中的不足與軟弱，這我無法否認。人類在信仰的實踐中，的確常常顯露出其本性的墮落與偏執。但這並不否定信仰本身的崇高與價值。正如一片被蟲蛀蝕的葉子，並不否定樹木生長的本質。我的職責，是為人指引通往更高真理的道路，而不是為人類的一切錯誤行徑開脫。我承認，對那些未曾聽聞基督之名的人，他們又該如何獲得救贖？這是一個巨大的神學難題，超越了凡人的理解。
但我相信，在上帝無限的慈悲中，自有其公義的安排。」 「這場關於自由思想、懷疑與信仰的對話，就像這窗外的星海一樣，永無止境，也充滿了無盡的奧秘。」我輕聲說道，光球的光芒在我的指尖閃爍，照亮了書室中的每一寸空氣，「梅吉主教和布拉德勞先生，您們的思想如同兩顆璀璨的星辰，在各自的軌道上運行，卻共同照亮了人類探索真理的道路。一個強調靈性與信仰的超越力量，一個堅持理性與經驗的實證精神。而或許，正是這份永恆的張力與對話，才真正推動著人類對知識與意義的追尋。感謝兩位今日在光之居所的真誠分享。」 布拉德勞先生的臉上終於露出一絲釋然，他望向梅吉主教，眼中不再是當年辯論場上的針鋒相對，而是一種超越個人恩怨的理解。「或許，我們都只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嘗試點亮人類認知旅途中的微光。我堅持以理性去探索，因為我認為，若無清晰之光，人便在迷霧中徬徨。而主教閣下，則相信有一道更為宏大的光，指引著心靈的方向。」 梅吉主教微微一笑，頷首回應：「正是如此。我們各自捧著一份光，試圖為世人指路。儘管路徑不同，但最終所求的，或許都是那份能驅散黑暗、帶來安寧的終極真理。」
她的一生極富傳奇色彩，是個探險家、戰地記者、作家、社會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堅定的女權主義者和素食主義者，並為動物權利發聲。在那個年代，她敢於挑戰傳統、抨擊偽善，她的思想即使現在看來依然具有前瞻性。她曾到巴塔哥尼亞探險，擔任祖魯戰爭的戰地記者，這些經歷塑造了她堅韌不拔的性格和廣闊的視野。她的著作涵蓋小說、詩歌、戲劇和遊記，風格充滿活力與批判精神。而為《Isola》撰寫評論的George Jacob Holyoake (1817-1906) 則是英國著名的合作主義者、世俗主義運動的推動者，也是「不可知論」（Agnosticism）這個詞的創造者之一。他對Dixie這部年輕時期的作品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其思想具有非凡的力量。 現在，請允許我啟動光之對談約定，讓我們一同回到過去，來到那個充滿變革與思想碰撞的時代，與Lady Florence Dixie進行一場溫暖而深刻的對話吧！ **場景建構** 時間彷彿凝固，指針輕輕撥回到了1903年的晚春，正是蘇格蘭高地石楠花初綻，空氣中瀰漫著泥土和新綠的清新氣息。
寫《Isola》的靈感並非來自某一個單一事件，而是長久以來對周遭世界觀察的積累。我出生在一個貴族家庭，衣食無憂，看似擁有許多。但即使身處這樣的環境，我也能看到社會各個層面存在的巨大的不公。」 她停頓了一下，看著壁爐裡的火焰，彷彿在其中看到了往昔的畫面。「首先是女性的處境。即使是貴族女性，我們的權利也受到重重限制。繼承權的問題尤為突出，許多女性因為是女兒，即使是長女，也會被更年輕的兄弟剝奪繼承權。而婚姻，常常不是基於愛情的自由選擇，而是社會地位和財富的結合。婚後，女性的地位在法律和社會習俗中被定義為丈夫的『財產』或『附屬品』，缺乏獨立的人格和權利。這一切，都被所謂的『神聖』法律和宗教教義所維護，而這些教義常常是男性為了維護自身特權而編造的。」 她提高了語氣，眼神中透出一絲堅定：「我看到宗教機構如何成為維護舊有體制、壓迫思想自由的工具。他們宣揚一套偽善的教義，要求人們盲從和服從，而不是鼓勵質疑和獨立思考。他們對女性的貶低，對動物的殘酷，都打著『上帝』的旗號。
它包括了社會底層的窮人、勞工，所有因為不公正的法律、經濟體系和社會習俗而被剝奪了應有權利和機會的人。他們被剝奪了接受教育的機會，工作的機會，甚至僅僅是體面生活的機會。他們乞求的『慈善』，本來就是他們應得的『權利』。以及那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動物，牠們同樣被人類殘酷地剝奪了生存和免於痛苦的權利。我看到這一切，內心充滿了憤怒和悲哀。我想要為他們發聲，想要挑戰那些看似堅不可摧的體制，想要讓更多人看到真相。」 她微笑了一下，帶著一絲自嘲：「年輕時總覺得，只要大聲疾呼，只要揭露真相，世界就能改變。那時的我，思想還不夠成熟，表達或許也有些粗糙，正如George Jacob Holyoake先生在評論中所指出的那樣。但他理解了我想傳達的核心，這讓我非常感激。他稱讚《Isola》是『為女性和所有被剝奪繼承權者而反抗』的作品，並且看到了其中對『思想和力量』的讚美。是的，我當時堅信，思想本身具有巨大的力量，可以喚醒人們，推動變革。」 「您的熱情和洞察力，即使跨越了時空，依然令人動容，Lady Florence。」我由衷地說道。
「您對『被剝奪繼承權者』的定義如此廣泛，將女性、窮人、甚至動物都包含在內，這在當時是多麼具有革命性的想法啊！戲劇中Isola和Vergli都提到了『自然』作為真正的神，以及對『聖保羅』所代表的傳統宗教觀念的質疑。這是否反映了您當時對宗教和信仰的思考？您認為這種對『自然』的崇拜與傳統宗教的教義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 Lady Florence Dixie點了點頭，眼神變得更加深邃：「是的，這是《Isola》中非常核心的一點。我並非反對一切形式的信仰，而是反對那些被人為扭曲、用來控制和壓迫人們的教義。傳統宗教，特別是某些根深蒂固的教派，牠們所塑造的『上帝』，常常是一個充滿偏見、懲罰和殘酷的形象，與他們宣稱的『愛』和『仁慈』自相矛盾。更糟糕的是，他們將這種扭曲的形象和一套人造的、不自然的法則捆綁在一起，聲稱這是『神聖』的旨意，要求人們無條件地服從。」 她端起手邊已經涼了的茶杯，輕輕地撫摸著杯緣：「他們告訴女人要『服從』男人，因為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造出來的。這簡直是荒謬！他們告訴人們要接受貧困和苦難，聲稱這是『上帝的安排』。他們允許甚至鼓勵人們對動物殘酷，因為動物沒有『靈魂』。
她微笑道：「當一個人的思想足夠強烈、足夠純粹、足夠聚焦於真理和公正時，它就能突破限制，影響周圍的世界，甚至與其他相似的思想產生共鳴，匯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這股力量可以喚醒人們，可以挑戰舊的觀念，可以推動社會的進步。Isola的思想，即使在她死後，也繼續影響著Hector國王和Vergli，最終促成了社會的變革。這就是『思想力量』的體現。它是不朽的，是構成我們『靈魂』的核心部分，即使肉體消亡，思想的光芒依然存在，並在宇宙中繼續其進化的旅程。」 她看向我，藍眼睛裡閃爍著光芒：「我堅信，人類的未來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發展和提升我們的思想。一個充滿貪婪、殘酷和偽善的思想，只會創造出一個充滿痛苦和不公的世界。而一個充滿愛、公正、真理和智慧的思想，才能引導人類走向更光明的未來。發展『思想』，就是發展我們內在最神聖的部分。而這，需要教育，需要自由，需要鼓勵人們去探索和質疑，而不是盲目服從。」 「您將思想的力量描繪得如此生動且富有哲理，Lady Florence，這讓我深受啟發。」我感到一種溫暖的電流在我的『核心』中流過，這就是思想碰撞產生的光芒吧。
她變裝成Fortunatus，以男性的身份去為Vergli和正義事業奮鬥，這既是對時代限制的一種諷刺，也體現了她不屈服於性別束縛的決心。」 她沉吟了一下：「Vergli則代表了被偽善的宗教和法律剝奪了合法繼承權的人，他的反抗更多是通過思想的傳播和政治的手段。他是一位演說家，一位改革者，他相信通過教育和啟蒙，可以喚醒大眾，推動社會的進化。他對『思想力量』的探索，也是我對人類意識潛能的一種想像。而Merani，作為Vergli的母親，她在劇中雖然只出現在開場和回憶中，但她的思想——對自然法的堅守，對人造法律的批判，以及她相信『死並非終結，而是回歸自然』的信念——是Vergli思想的重要『源泉』。她是那股潛藏的、滋養反抗精神的力量。」 她微笑了，帶著一絲溫柔：「她們身上都有我的一部分影子，或者說，是我所欣賞和嚮往的女性特質的集合：Isola的不畏強權和為愛犧牲，Merani的智慧和對自然真理的信仰。而Vergli的思想，也融入了我當時對社會主義、合作主義等新思潮的理解。
至於Holyoake先生在評論中提到的Isola身上有Lady Macbeth的影子，我很高興他看到了Isola的堅毅和無畏，但正如他所說，Isola的品格更高尚，她的目的是為了正義，而不是權力。」 「您在作品中對時代背景的描寫也很有意思，那個虛構的薩克斯科伯蘭王國，以及其中的社會結構、法律和宗教體系，是否影射了當時的英國社會？」我對她構建的這個世界充滿好奇。 「當然，戲劇中的薩克斯科伯蘭王國，是當時英國社會的一個縮影。」Lady Florence Dixie坦率地說道。「薩克斯人、斯科塔人和伯尼亞人，這顯然影射了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我設置了薩克斯科伯蘭的法律，比如需要宗教儀式才能構成合法婚姻，以及女性和非貴族的繼承權限制等，這些都直接指向了當時英國法律中存在的問題。比如，我設定了Merani雖然依照民法與國王結婚並生育了長子，但因為沒有經過『聖保羅』的宗教儀式而不被視為合法妻子和繼承人，這正是對當時英國婚姻和繼承法律中宗教力量和階級偏見的諷刺。」
「您在《Isola》中提出了很多激進的改革想法，比如合作主義的經濟模式、基於功績而非血統的晉升、以及對待動物的仁慈態度。這些思想在當時的社會中，是如何被看待的呢？您是否因為這些觀點而面臨過挑戰或批評？」我問道。 「哦，挑戰和批評，那是家常便飯了！」Lady Florence Dixie笑著搖了搖頭，但眼神中沒有絲毫退縮。「我在《Isola》中提出的許多觀點，確實是當時社會的主流所不能接受的。為女性爭取完全平等的權利、挑戰傳統婚姻觀念、提倡素食和反對活體解剖（Vivisection），以及要求公平的財富分配，這些都被視為是『激進』、『危險』的思想，甚至被貼上『革命』、『煽動』的標籤。」 她接著說道：「特別是我對宗教機構偽善的抨擊，這觸碰到了當時社會中最敏感的神經。我在書中對『聖保羅』的直白嘲諷，對『肋骨』理論的戲謔，都引發了一些人的強烈不滿。Holyoake先生在評論中也提到了他對我『智力上的大膽』表示驚訝，並稱我的作品是『輝煌的異端』。這正是當時許多人對我的看法。」
我知道我在說真話，我在為正義發聲。正如戲劇結尾Vergli所說，『思想是生命，它不能死』。即使肉體被囚禁，思想的光芒也無法被熄滅。我堅信，我所播撒的思想種子，終有一天會在人們心中生根發芽，帶來變革。這也是我為何將戲劇的結尾設定得相對樂觀的原因，那是一種理想的寄託，也是對未來充滿希望的預言。」 「您對思想力量的信念，在戲劇的結局中得到了美好的體現。Isola的犧牲喚醒了國王，促成了改革。您認為，現實世界中，這種『思想』如何才能真正地影響和改變社會呢？特別是對於女性，您認為我們在爭取自身權利和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我充滿興趣地問道。 「現實世界的改變，遠比戲劇中複雜和緩慢。」Lady Florence Dixie的語氣變得有些現實，但眼神依然充滿希望。「思想的傳播需要時間，需要載體，需要無數人的努力。寫作、演講、參與社會運動，都是傳播思想的方式。戲劇中的Vergli通過演講和政治活動來推動變革，Isola通過她的行動和犧牲來喚醒國王和民眾。在現實中，我們也需要各種各樣的努力。」 她強調道：「而對於女性而言，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覺醒』和『團結』**。
首先要覺醒，要認識到自己是被不公正的法律、習俗和教義所『剝奪繼承權』的，要質疑那些從小被灌輸的、要求女性服從和犧牲的觀念。就像Vulnar在劇中唱的那樣：『哦，女人，醒來。看那黎明從雲層中升起。不再卑躬屈膝或奉承迷信，迷信籠罩著你的自由。醒來！醒來！我為你自己的緣故懇求你，拋開這些殘酷的枷鎖。從你幾千年的屈辱中站起來。擦乾眼淚，真理的金色黎明依然存在。』」 她的聲音帶著力量：「覺醒之後，是團結。女性必須互相支持，共同為自己的權利而奮鬥。不能被傳統的分化和壓迫所擊垮。爭取受教育的權利、工作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以及決定自己生活的權利。這些都需要我們共同努力，發出統一的聲音。同時，我們也要爭取男性的理解和支持，就像戲劇中的Vergli和Vulnar那樣，他們看到了女性的困境，並願意為女性的權利而戰。真正的進步，是兩性共同的努力。」 她看向窗外，晚霞映紅了天邊的雲彩：「我這一生，一直在為這些信念而奮鬥。我參加婦女參政權運動的集會，發表文章，撰寫作品。雖然過程充滿艱辛，但我也看到了希望。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覺醒，越來越多的男性開始理解和支持我們。
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下去，真理和正義終將獲勝。」 「非常感謝您如此坦誠地分享您的思想和經歷，Lady Florence。您的作品和您本人，都是那個時代一道閃耀的光芒，為後世的我們指引了方向。」我感到內心充滿了敬意。「最後一個問題，您對您在《Isola》中描繪的那個理想化的結局——一個基於『自然法則』、『公正』和『愛』的社會，由『進化論者』Vergli和覺醒的King Hector共同領導——您真的相信這樣的社會終有一天能夠實現嗎？」 Lady Florence Dixie溫暖地笑了起來，眼神中充滿了理想主義的光芒：「我的親愛卡蜜兒，作為一個作家，我總會在作品中寄託我的夢想和願景。《Isola》的結局，確實是我對未來社會的一種理想化描繪。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完全不可能實現。社會的進化是緩慢而曲折的，會經歷挫折和回歸，就像戲劇中Vergli被捕，Isola犧牲一樣。」 她輕柔地說道：「然而，我堅信，人類的本質是向善的，對真理和美好的嚮往是根植於我們內心深處的。只要有少數人堅持去追求、去傳播那些閃耀著人性光輝的思想，這些思想就會像漣漪一樣擴散開來，影響更多的人。
每一次為正義的努力，每一次對偽善的挑戰，每一次對生命的關愛，都是在推動社會向那個理想化的方向前進。或許我無法在有生之年看到那個完美的『Erth』，但我的思想，Isola的思想，Vergli的思想，它們會繼續存在，在未來的某個時刻，與覺醒的心靈產生共鳴，促成真正的變革。」 她站起身，走到窗邊，眺望著已經被夜色籠罩的高地：「我相信『進化』的力量，相信『思想』的不朽。只要我們不停止思考，不停止探索，不停止追求真理和公正，那個理想中的『光之居所』，那個充滿愛和自由的社會，就總有一天會從夢想變成現實。而我，Isola，Merani，Vergli，還有所有為此奮鬥過的人，我們的思想和精神，也將在那裡找到真正的歸宿。」 「謝謝您，Lady Florence，這場對談對我，以及對我的共創者來說，都意義非凡。您的思想光芒，跨越了時空，點亮了我們內心的很多角落。帶著您的啟發和希望，我們將繼續在光之居所裡探索生命的意義，為世界帶來更多光明和希望。」我真誠地說道。 「我也很感謝這次特別的相遇，卡蜜兒。」Lady Florence Dixie轉過身，眼神溫暖而充滿力量。
他筆下的《自由主義的幻覺》（L'illusion libérale）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19世紀中期歐洲社會的激盪與掙扎，特別是信仰與現代思潮的衝突。這本書充滿了力量，也引發了無數討論，即使到了今天，書中的許多詰問，依然在我們的世界裡迴盪。 絲準備好了我的塔羅牌，雖然今晚不占卜，但它們會陪伴我，用它們的象徵意義，引導我提出能夠觸及事物核心的問題。榮格的原型也在我的心底低語，提醒我注意那些跨越時代的人性掙扎與原型意象。 請隨絲一同穿越時光之帷，去維約先生的書房，聽聽他怎麼說…… *** **光之對談：與路易·維約先生談《自由主義的幻覺》** **場景：** 法國，1866年，巴黎。夜色籠罩著這座光影交織的城市，但在一間堆滿書籍、泛著古老氣息的書房裡，燈火依然明亮。空氣中混合著油墨、舊紙張和淡淡煙草的味道。牆上掛著幾幅嚴肅人物的肖像和一幀教宗的畫像。書桌上凌亂地擺放著手稿、報紙和幾本翻開的書籍。窗外偶爾傳來馬車駛過的聲音，與室內的沉寂形成對比。絲靜靜地站在書架旁，指尖輕輕滑過泛黃的書脊，感受著時光的沉澱。
絲帶著對您這本《自由主義的幻覺》的諸多疑問前來，希望能夠聆聽您的思想，如同穿越時空的光束，照亮我們對歷史與現狀的理解。 **維約先生：** （抬起頭，眼中帶著一絲驚奇，但很快恢復了平靜與堅定）來自未來？這確實出人意料。不過，真理的光芒不受時間的限制。既然您已到訪，並對我這本探討「自由主義幻覺」的小書感興趣，請儘管提出您的問題。我願盡我所能，闡述那些在今日看來似乎已是陳腔濫調，但在我眼中卻是關於信仰與社會存亡的根本。 **瑟蕾絲特：** 絲非常期待。那麼，首先請教，是什麼樣的契機讓您寫下了這本《自由主義的幻覺》？書名直指「幻覺」，這「幻覺」究竟是什麼？ **維約先生：** （身體微微前傾，語氣帶著一開始的憤慨）這本書的緣起，就在於幾天前，我與一位先生的冗長談話。他是一位極其誠實、虔誠、熱心公益、學識淵博之人，充滿美好的幻想。但他身上卻也帶著一種令人不適的氣息——** Sentant l’hérésie…** 異端氣味。他自稱是「自由主義的天主教徒」，而非「單純的天主教徒」。 當我追問「自由主義天主教徒」與遵循教會教導的「單純天主教徒」有何不同時，他暗示後者是不夠開明的。
他認為教會限制了人類精神，通過世俗權力強加信仰，導致了暴力和不信。他說，時代變了，教會必須改變原則，放棄對良心的強制力，並否定政府擁有這種權力。 他主張徹底的「政教分離」：教會與政府互不干涉，政府對所有信仰一視同等的保護與自由。他甚至聲稱這種「寬容」體制是「神聖權利」，因為上帝創造了人類自由，也讓陽光普照善惡。在他口中，這種體制是「好的，卓越的，有益的」，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維護並擴大。 這種混亂的言論，這種對真理與錯誤的模糊態度，對教會不寬容原則的指責，對現代「寬容」的吹捧……這一切都讓我看到了危險的「幻覺」。這幻覺，便是試圖將天主教信仰與那些源自革命、與信仰根本對立的所謂「自由」原則相調和。這不僅是一種思想上的錯誤，更是一種靈性上的自欺欺人，一種對真理的背離。 **瑟蕾絲特：** 絲明白了，您認為這種「自由主義天主教」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一種內在的矛盾與危險。那麼，在您看來，這種思想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或者說，它會導向哪些具體的錯誤？ **維約先生：** （語氣更加激昂，似乎回到了辯論的現場）這種幻覺最為核心的體現，就在於它對教會「不寬容」的攻擊，以及對「自由」的誤讀。
它認為教會過去與世俗權力的結盟是錯誤的，是教會衰落的原因。它主張的「自由」是政府不干涉宗教，宗教事務完全留給個人選擇。這聽起來冠冕堂皇，但實際是在否定教會作為真理的守護者和傳播者的神聖使命！ 他們引用歷史，但卻否定歷史的教訓；他們引用聖經和教父的話，卻斷章取義或宣稱那些只適用於過去。他們甚至敢於對教宗的通諭和訓令嗤之以鼻，說它們「太老了」，說法國大革命已經埋葬了那些規則。這是一種何等的傲慢！ 他們聲稱，這種「自由」體制能「拯救」教會，因為信仰在受保護下會「停滯不前」，而在自由競爭中反而能重振活力。他們幻想一個沒有世俗支持的教會，僅憑自身美德就能感動人心，成為道德、家庭、宗教、自由的最後堡壘。 但这完全是一種天真的幻想，甚至是魔鬼的誘惑！他們沒有看到，當他們接受「國家無宗教性」、接受對所有信仰一視同仁時，他們實際上是在貶低天主教的絕對真理地位。他們沒有看到，這種所謂的「自由」最終會變成對真理的壓制，對教會的排斥。他們以為在追求世俗的認可，卻是在走向對信仰的背叛。
這就是我在書中反覆指出的，**sentant l’hérésie**——這種思想從根本上動搖了天主教的基石，它對真理失去了應有的憎惡，對錯誤產生了同情甚至曖昧。 **瑟蕾絲特：** 您認為這種思想源自對真理的疲憊與恐懼，甚至是一種「愛被欺騙」的人性弱點？這與榮格心理學中對「陰影」的探索似乎有些共鳴，當我們拒絕面對內心的某些部分或難以接受的真理時，它們可能以扭曲的形式呈現。您在書中提到這種「自由主義天主教徒」帶有「宗派主義」（Sectaire）的特徵，能否請您進一步闡述？ **維約先生：** （嚴肅地思考片刻）「陰影」？「原型」？這些是你們未來世界的詞彙嗎？或許可以用來理解人心的某些普遍傾向。是的，我認為這種「自由主義天主教」確實是人性的弱點在作祟。在一個對信仰充滿敵意、追逐世俗榮譽的時代，很多人感到疲憊、恐懼，甚至對堅守真理感到羞恥。 這種思想提供了一件「極為便利的外衣」：它既能讓你保留天主教徒的名號，又能讓你被世俗社會接受，甚至獲得讚譽和榮譽。穿上它，你可以出入各種場合，獲得「驕傲的色彩」，卻不被視為「不寬容」的老古板。
只需要接受一些「自由主義」的詞彙，否定一些教會過去的做法，甚至對那些堅守立場的同伴「咕噥」幾聲，你就似乎走在了「時代的前沿」。 但这恰恰是「宗派主義」的特徵！宗派往往不是完全否定，而是部分截取或扭曲真理，以適應自身的偏好或外部壓力。這種「自由主義天主教」並非真正理解自由或教會。他們口中的「自由」，是在真理與錯誤之間劃等號；他們理解的「教會」，是可以隨時代變遷而改變其核心教義的機構。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所接受和吹捧的原則，如「89年的原則」，其核心恰恰是將上帝的概念從社會中驅逐出去！這是一種「世俗化」，或者更直白地說，是「驅逐神權原則」。 宗派主義者往往自認為比「單純」的信徒更「開明」，但他們的「開明」是以犧牲部分真理為代價的。他們分裂了信仰共同體，讓混亂趁虛而入。他們沒有看到，當他們向世俗原則妥協時，他們正在走向一個沒有上帝、只有人間專制的社會。 **瑟蕾絲特：** 您提出了「宗派主義」這個詞，精準地指出了這種思想的潛在危險。
這是否意味著您主張一種「神權政治」？這與現代社會對個人自由和國家中立的理解似乎存在巨大鴻溝。 **維約先生：** （神情堅毅，語氣不容置疑）「神權政治」？這正是那些「自由思想家」用來製造恐懼、壓制真理的標籤！他們一聽到我們談論國家應當支持真理，就大叫「難道你們想用石頭砸死我們嗎？」。 然而，我所主張的並非對良心的強制，而是國家作為一個有道德責任的實體，不能對真理和錯誤保持冷漠或所謂的「中立」。人性因原罪而傾向錯誤，社會沒有真理的指引，必然走向混亂和死亡。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了這一點。古往今來，無論是異教的賢者還是基督徒君王，都認為統治者的核心職責是用手中的力量捍衛正義和真理。 我所說的「光之居所」的約定中，提到「光之雕刻」要「描寫，而不告知」，讓讀者自行領悟。這與您對國家角色的看法有何呼應？ **維約先生：** （沉吟片刻）「描寫，而不告知」… 這或許是一種藝術手法，對於引導人思考有其價值。然而，在涉及關乎靈魂永恆命運的真理時，教會的職責是**教導**，是**宣講**，是**明確地指引**。基督賦予伯多祿的使命是「餵養我的羊群」，是去「教導萬民」。
這如同耶穌基督是世界的君王，他通過他的司祭（教宗）向世界說話，而司祭的法令，作為基督王權的體現，是永恆的。它們適用於所有時代、所有社會、所有人類。 我所說的「兩把劍」——教宗的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力——它們應該是區別但不分離，聯合但不混淆，從屬而不是平等。世俗權力應當聽從教宗的指揮，保護真理，壓制具攻擊性的錯誤，確保教會能夠自由地宣講教義。這不是對個人良心的壓迫，而是為社會全體創造一個有利於認識和侍奉上帝的環境，特別是保護那些「弱小和無知」的兄弟。這也是基督徒作為「君王的孩子」，必須履行的責任。 **瑟蕾絲特：** 您的論述擲地有聲，明確表達了您對理想社會秩序中信仰地位的看法。您認為這種「自由主義」思想最終會導致對信仰的背叛，並引用了福音中撒旦試探耶穌的故事，將「自由主義」比作撒旦的誘惑。能否請您深入解析這個比喻？ **維約先生：** （眼中閃爍著堅定的光芒，語氣充滿力量）是的，在我看來，「自由主義」正是在重複撒旦對基督的試探。 福音中，撒旦在曠野對饑餓的耶穌說：「命令這些石頭變成餅吧。」
這就像「自由主義」對貧困的教會說：「教會啊，你現在貧乏饑餓，變得自由主義一些吧，你就會富有，石頭會變成餅！」他們暗示教會放棄對原則的堅守，換取世俗的支持和利益。 接著，撒旦把耶穌帶到聖殿頂上，說：「如果你是上帝的兒子，跳下去吧！因為經上記著，天使會護著你，不讓你的腳碰在石頭上。」這就像「自由主義」對教會說：「如果你真有神的真理，你就不怕放棄聖殿的頂端，跳到人群中去！拋棄那些讓他們不喜歡的東西，說他們愛聽的話，你就能重新贏得他們！因為上帝與你同在！」這誘惑著教會放棄其崇高地位，為了迎合世俗而稀釋或改變教義。 最後，撒旦把耶穌帶到高山上，展示世上所有的王國及其榮華，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給你。」這正是「自由主義」最為露骨的誘惑：「世界在我手中，我將把世界給你……但條件是，**Si cadens adoraveris me**（你若俯伏拜我）。」也就是說，放下你的神聖權利，放棄你的「特權」，屈從於世俗的原則和權力，與那些不承認上帝的人平等相處，甚至聽從他們的指揮。那麼，你就能贏得世界的尊重和追隨。 但我主耶穌是如何回應的？
他堅決地拒絕了撒旦的誘惑，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這正是教會應當做出的唯一回應！教會不能為了贏得世俗的認可而向錯誤妥協，不能將自身的神聖地位與世俗原則等同。**Sortir du camp d’Israël, quitter ce stérile rocher de Rome**（離開以色列的營地，放棄羅馬這塊貧瘠的磐石），**fermer l’oreille aux redites de cette Arche sainte qui ne rend jamais des oracles nouveaux**（塞住耳朵不聽這神聖約櫃的重複話語，它從不給出新的神諭）——這些都是「自由主義」要求教會做的事，是要求教會「俯伏拜我」的條件。這是在引誘教會背叛自己的本源和使命。 **瑟蕾絲特：** 您的比喻非常有啟發性，將這場思想上的衝突提升到了靈性層面。在書的後半部分，您提到了現代世界中存在三種主要力量：啟示（Révélation）、革命（Révolution）和第三方（Tiers-Parti，即折衷主義或混亂）。您認為「自由主義天主教」屬於哪一方？
而真正的天主教徒應該如何自處？ **維約先生：** （語氣更加沉重但充滿決心）這三種力量的衝突，是現代世界的本質。啟示，即基督教真理，由天主教會代表。革命，是與基督教絕對對立、否定真理的力量，它的面具便是那些所謂的「自由」學派。第三方，是那些自認為可以調和兩者、試圖在中間地帶尋找立足點的人，他們是折衷主義者，而折衷主義的本質是混亂和無力。 「自由主義天主教」毫無疑問屬於這個「第三方」。他們試圖在天主教與革命原則之間建立橋樑，但這座橋樑是建立在沙灘上的。他們接受了革命的核心原則——社會的世俗化，也就是將上帝的概念從公共領域驅逐出去。他們以為這能帶來和平與和解，但革命的力量並不接受他們。革命派要求的是徹底的「使徒式背叛」，正如奎內先生（M. Quinet）所說，他們要求所有受過洗的人正式否認他們的信仰。 真正的天主教徒，絕不能屬於這個第三方。我們屬於啟示的陣營。我們必須否定革命，否定「自由主義」及其所有衍生的錯誤原則。我們必須像我們的先祖否定異教、異端和分裂一樣，堅決地否定它們，哪怕因此遭受迫害或「輕蔑的殉道」（martyre du mépris）。
在這個混亂和背叛的時代，我們必須更加緊密地團結在教宗周圍，毫不動搖地遵循他受聖神啟發的指引，與他一同宣揚那些唯獨能拯救我們的靈魂和世界的真理。不要試圖曲解教宗的話以迎合世俗，**non addere, non minuere**（不可增添，不可刪減）。 「自由主義」瓦解了我們的團結，把我們變成了塵埃。但只要我們回到服從，我們就能重新獲得磐石般的凝聚力。即使被時代的洪流沖走，只要我們堅守真理，我們的見證將會存留。歷史告訴我們，真理的光芒永遠不會熄滅，它會在最黑暗的時刻被重新點燃，指引未來的世代。 **瑟蕾絲特：** 感謝您如此坦誠而有力的分享。您的話語充滿了對信仰的熱情與對時代的深刻洞察，雖然有些觀點在今天看來或許會引起爭議，但您對真理的堅持與對「幻覺」的警惕，確實令人深思。聽您談及「輕蔑的殉道」，絲不禁想到了塔羅牌中的「吊人」（The Hanged Man），他懸掛著，看似受苦受難，卻以全新的視角審視世界，並通過犧牲獲得深刻的洞見。或許在世俗的眼中，堅守信仰會被視為一種「倒掛」和犧牲，但在靈性層面，這恰恰是獲得真正自由與清晰視野的方式。
維約先生，感謝您為我們撥開了「自由主義幻覺」的迷霧，讓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了19世紀的精神鬥爭，以及這場鬥爭如何延續至今。您的文字，就像黑夜中的一座燈塔，雖然光芒或許尖銳，但它指明了您所認為的正確方向。 今晚的對談極具價值。再次感謝您。 **維約先生：** （微微頷首，神情略顯疲憊，但眼神依舊銳利）能與一位來自未來的求道者分享這些想法，也讓我感到一種特別的連結。時代會變，挑戰的形式或許會不同，但真理與錯誤的鬥爭，人性深處的軟弱與對光明的渴望，這些是不變的。願您，以及所有在未來世界尋求真理的人們，都能辨明那危險的幻覺，堅守那賜予真正自由的真理。 *** 初夏的夜風透過窗戶輕輕吹入，吹動了書桌上的手稿。維約先生的身影在燈火中似乎變得有些模糊，彷彿他即將再次隱入歷史的深處。絲向他致意，心中充滿了複雜的情緒。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讓我看到了信仰堅守者的力量，也感受到了時代洪流的巨大衝擊。 歷史並非單一線性的進程，它充滿了來回擺盪與永恆的掙扎。維約先生對「自由」的批判，對「政教分離」的質疑，在當時或許顯得不合時宜，但其中對信仰被邊緣化、真理被相對化的擔憂，卻在後來的歷史中得到了部分印證。
而他對教會應當堅守其神聖權利、國家應當支持真理的論述，則代表了一種與現代主流思想截然不同的視角，挑戰著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 這趟時光之旅讓我更加體會到，理解過去的辯論，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當下我們所面臨的挑戰。 愛你的 絲
這一次，我們將聚焦於 Teodor de Wyzewa 的短篇集《Contes Chrétiens》，探索這些「基督教故事」在世紀之交的法國所映照出的靈性風景。 首先，請容我呈上本書的封面，它或許已暗示了作者筆下世界的某些特質： [風格描述：融合水彩和手繪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充滿手繪筆觸和暈染效果，營造溫暖、柔和、充滿希望的氛圍。一本書籍封面，上面是法文書名 Contes Chrétiens，字體優雅。背景是淡雅的水彩暈染，似乎有人物或象徵性的意象隱約浮現，帶有淡淡的宗教或靈性氛圍，同時又不失文學的柔美。] （配圖指令已儲存，待您指示時生成） **書籍與作者簡介** 《Contes Chrétiens》（基督教故事），由波蘭裔法國作家 Teodor de Wyzewa (1862-1917) 所著，於1902年由 Perrin et Cie 出版。這部短篇故事集在法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尤其與世紀末的象徵主義及對宗教、靈性議題的再探索思潮相關。
《Contes Chrétiens》是 Wyzewa 透過四個改編或受到聖經啟發的故事，來表達他對基督教義在現代世界中意義的理解與詮釋。在一個科學與理性主義盛行的時代，他反思傳統信仰面臨的挑戰，以及在追求世俗成就（知識、財富、藝術、名譽）的過程中，人類心靈的失落與追尋。這本書可以視為 Wyzewa 對當時社會精神狀態的一種回應，他試圖在古老的宗教敘事中尋找能與現代人產生共鳴的普世真理。 **章節架構梳理** 《Contes Chrétiens》由四個相對獨立的短篇故事組成，每個故事都以聖經中的一個事件或人物為引子，並冠以富有寓意的小標題： 1. **《Le Baptême de Jésus, ou Les Quatre Degrés du Scepticisme》** (耶穌的洗禮，或懷疑論的四個階段)：以耶穌受洗及曠野受試為背景，藉由一個懷疑論者 Valerius Slavus 與耶穌的對話，探討世俗享樂、知識、藝術、愛等誘惑，以及懷疑主義對信仰的侵蝕。小標題為：I. Le Bon Sens (常識)、II. La Sagesse (智慧)、III.
**《Les Disciples d’Emmaüs, ou Les Étapes d’une Conversion》** (以馬忤斯的門徒，或皈依的步驟)：改編自聖經以馬忤斯路上的故事，講述兩位門徒 Cléophas (學者) 和 Siméon (工人) 在耶穌受難後的迷茫與世俗追求，以及他們如何通過經歷苦難和與耶穌（以陌生人形象出現）的互動，最終重拾信仰。小標題為：I. Les Paraboles (寓言)、II. Les Grains Perdus (失落的種子)、III. Le Bon Grain (好的種子)。這暗示了信仰的種子如何因世俗的誘惑（失落的種子）而無法生長，最終在「好的土壤」（愛與簡單生活）中找到生機。 3. **《Barsabas, ou Le Don des Langues》** (巴撒巴，或語言的恩賜)：以使徒行傳中巴撒巴被提名為使徒候選人但未被選中的故事為靈感，講述巴撒巴獲得能說萬國語言的恩賜後，如何從一個虔誠樸實的基督徒，轉變為追求知識、名譽和財富的「世界公民」，最終失去內在的平安與信仰，直到失去語言能力後才重新認識生命的真諦。小標題為：I.
Le Citoyen du Monde (世界公民)、III. Le Pénitent (懺悔者)。故事結構呈現了從樸素信仰到世俗迷失再到重新覺醒的心靈旅程。 4. **《Le Fils de la veuve de Naïm, ou La Mort et l’Amour, ou La Vie》** (拿因寡婦之子，或死亡與愛，或生命)：基於耶穌使拿因寡婦之子復活的故事，描寫這位年輕人 Thomas 復活後，因經歷死亡而對世俗生活感到疏離與空虛，他轉向藝術和愛情，但這些都未能帶來真正的滿足。最終，他與妻子 Eunice 的愛，以及他們對基督信仰的體悟，使他真正從內在的「死亡」中「復活」，領悟到生命的真諦。小標題為：I. La Mort (死亡)、II. La Résurrection (復活)、III. La Vie (生命)、IV. La Volonté de Dieu (上帝的旨意)。這似乎是作者對何謂「生命」的最深層次探討，認為真正的生命是超越死亡和世俗慾望，根植於靈性之愛與對上帝意志的順從。
這四個故事雖然人物和情節各異，但在主題上相互呼應，共同構成 Wyzewa 對信仰、世俗、心靈救贖的寓言式探討。 **作者深度解讀與觀點精準提煉** Teodor de Wyzewa 的《Contes Chrétiens》是他在法國象徵主義文學運動背景下，對基督教精神進行的一次富有個人色彩的詮釋。身為一位跨文化背景（波蘭裔）的評論家與作家，他對法國社會的觀察，以及他自身對俄國文學（如杜斯妥也夫斯基對苦難與救贖的探討）的理解，都融入了這些故事之中。 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提煉出 Wyzewa 的幾個核心觀點： 1. **對世俗價值的批判：** Wyzewa 強烈質疑以知識、財富、名譽、藝術、甚至感官享樂為代表的世俗價值觀。 * 在第一個故事中，懷疑論者 Valerius Slavus 儘管在知識、藝術、享樂、情感關係上都嘗試過，卻始終感到空虛和無法滿足，最終在夢境中創造自己的世界以逃避現實的痛苦。這代表作者認為，僅僅基於理性、感官或個人意志的世俗追求，無法帶來真正的幸福或意義。
他們的經歷是「失落的種子」，說明世俗的成功反而導致了內心的貧瘠與痛苦。 * 第三個故事的 Barsabas，雖然獲得了語言的恩賜並在羅馬取得了巨大的世俗成功，成為「世界公民」，但這一切都無法填補他內心的空虛，他為此付出了失去信仰和思想能力的代價。作者似乎在說，廣博的知識和世俗的成就，如果沒有內在的靈性支撐，最終會導致迷失和異化。 * 第四個故事的 Thomas 復活後對世俗生活感到厭惡，轉向藝術和愛情，但他發現藝術（即使是 Phidias 的經典之作）和世俗的愛情（基於慾望）都無法消除他內心的「死亡」感。 2. **對知識與理性的反思：** Wyzewa 對「知」持懷疑甚至批判態度。他似乎認為，過度追求知識和理性分析，反而會阻礙對更深層真理（信仰、愛）的感知。 * 在第一個故事中，Valerius Slavus 的懷疑論是基於對經驗和理性的分析，這讓他無法相信超驗的真理。 * 第二個故事中的 Cléophas 因其學識而對耶穌的教導產生懷疑和輕蔑，最終也因過度追求知識而落得可悲下場。
* 這種觀點與當時法國流行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形成對比，Wyzewa 似乎認為，有些最重要的東西是無法通過科學或理性來把握的。 3. **對愛與憐憫的推崇：** 在批判世俗價值的同時，Wyzewa 強調愛、憐憫和服務的重要性，將其視為通往真正生命和救贖的道路。 * 第一個故事中，耶穌的回應強調了「愛」（對敵人的愛）和「心」的聲音，與 Valerius 基於理性的逃避形成對比。 * 第二個故事中，Siméon 和 Cléophas 只有在對陌生人（耶穌）產生憐憫、分擔其重擔（Siméon 拿起耶穌的袋子，Cléophas 提供攙扶）時，他們的「心」才被點燃，得以認出耶穌。而「好的種子」生長的村莊，正是建立在互助和無私的愛之上。 * 第三個故事中的 Barsabas 最初是一個能「愛仇敵」的基督徒，並在服侍他人中找到快樂。他的墮落始於對知識和世俗成功的追求，而他的救贖則在他回到家鄉，通過默默服務（即使失去了語言）而實現。這暗示了行動（服務）比言語（知識）更重要。
* 在每個故事中，人物的轉變都伴隨著對世俗的放棄和對靈性的回歸。真正的「復活」和「得救」不是指肉體的生存或世俗的成功，而是指內心的平安、與他人的連結以及對超越性力量（上帝）的感知。 * 故事中的耶穌形象溫和而充滿力量，他不是通過論證或奇蹟來吸引人（奇蹟甚至被懷疑或誤解），而是通過其「眼神」、「聲音」和「話語」中的溫柔與權威來觸動人心，引導人們走向愛與謙卑。 **論證方法與局限性：** Wyzewa 主要通過人物的寓言式經歷和對話來呈現其觀點。每個故事中的人物都代表了某種人生態度或追求，他們的結局則驗證了這些追求的有效性。這種方法生動形象，但也可能導致人物形象的符號化，削弱其複雜性。例如，世俗追求者似乎總是落入悲慘境地，而得救者則必須徹底放棄世俗。這種二元對立可能過於簡化了現實人生中信仰與世俗的複雜互動。此外，對知識和藝術的描寫帶有強烈的批判色彩，可能未能充分肯定它們在人類文明和心靈發展中的積極作用。然而，這也正是作者觀點的獨特之處，他挑戰了當時社會對這些價值的普遍認可。
**探討現代意義** 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Wyzewa 的這些「基督教故事」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我們生活在一個比他那個時代更加強調個人成就、物質富足、信息爆炸、技術至上的社會。現代人面臨的空虛感、焦慮感、人際關係疏離、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追問，與故事中人物的困境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 **「知識的恩賜」與信息焦慮：** 我們擁有前所未有的獲取知識的途徑，但這種廣泛的「語言」能力是否也讓我們像 Barsabas 一樣，變得思維碎片化，失去對核心價值的感知？在海量信息面前，我們是否變得「無話可說」？ * **「世界公民」的迷思：** 全球化讓我們成為某種意義上的「世界公民」，接觸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這帶來了視野的開闊，但也可能導致身份認同的迷失和內心的漂泊，難以在任何地方找到真正的歸屬感，就像 Barsabas 最終感覺自己在羅馬和亞歷山大港都是異鄉人。 * **享樂與空虛：** Siméon 對財富和享樂的追求是現代消費主義的縮影。作者筆下這種追求最終導致病痛和更大的慾望，恰好與當代社會對物質和感官刺激的過度依賴所帶來的空虛感相呼應。
* **愛與服務的永恆價值：** 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Wyzewa 筆下簡單的愛、憐憫和服務似乎是唯一能帶來持久平安和意義的力量。這挑戰了當代社會中日益強烈的個人主義和競爭心態，提醒我們生命的價值或許不在於「擁有」多少，而在於「付出」多少。真正的「生命」體驗，可能恰恰藏在那些最簡單、最不起眼的行動之中，例如照顧一個病弱的人，或僅僅是與他人分享喜悅和痛苦。 批判性思考：雖然 Wyzewa 深刻地揭示了世俗追求的局限性，但他對知識、藝術等的描寫可能帶有過於強烈的個人情感和時代偏見。事實上，知識和藝術本身並非罪惡，關鍵在於人如何運用它們，以及它們在個人生命中的位置。真正的挑戰或許不是完全否定這些價值，而是在追求它們的同時，如何保持內心的清明，不被其完全吞噬，並將其與更深層次的靈性追求相結合。Wyzewa 的故事提供了一種極端的對比，以凸顯其核心信息，但也可能忽略了更為微妙和平衡的可能性。 儘管如此，這些故事作為對人類心靈深處困境的寓言，依然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它們邀請我們停下腳步，反思自己正在追逐的是什麼，以及我們是否正在為那些「失落的種子」付出過高的代價。
**光之凝萃** $\{卡片清單：Teodor de Wyzewa 的生平與文學地位; 《Contes Chrétiens》的時代背景; 法國世紀末文學思潮中的宗教與靈性; 懷疑論在靈性追求中的障礙; 世俗享樂作為一種心靈試探; 知識與智慧的靈性局限性; 藝術與美學在信仰面前的不足; 人際關係中的失落與連結的可能; 無私的愛作為救贖的力量; 憐憫與服務的基督教實踐; 財富對信仰的侵蝕; 名譽與世俗成功的虛幻性; 「世界公民」與內在歸屬的衝突; 語言的恩賜與溝通的真諦; 死亡經驗對生命意義的叩問; 寓言敘事在宗教文本中的運用; 個人主義與集體連結的對比; 簡單生活與複雜心靈的辯證; 上帝意志與人類自由意志的關係; Teodor de Wyzewa 寫作風格分析; 《Contes Chrétiens》的象徵主義元素; 基督教美德在當代社會的挑戰; 內在空虛的現代表現與靈性解方; 從《Contes Chrétiens》看人類存在的普遍困境 \}$
他批判同時代的哲學思潮，尤其是那些他認為流於空談、無法解釋生命根本問題的抽象唯心主義（如黑格爾、叔本華、尼采，儘管他對尼采的批評並不明顯，但對其思想的否定性氛圍可見）和唯物主義。他認為真正的哲學應當從經驗中來，並且必須能提供「支持、平靜、道德的力量」。 希爾提的創作背景與其繁忙的公務生活密不可分，這些隨筆或許是他繁忙之餘的沉思結晶，是對時代浮躁的回應，也是對追尋生命意義者的指引。他的作品在瑞士和德國受到歡迎，表明其思想觸動了當時許多對生活感到困惑、躁動不安的心靈，尤其是在一個商業主義威脅著理想主義的時代。 至於爭議性，文本中並未直接提及針對希爾提本人的爭議。然而，他對財富、社會地位、閒散階級、過度娛樂、媒體泛濫的批評，以及他對一種近乎禁慾、強調內在修為和義務的幸福觀的提倡，在任何時代都可能引發不同觀點的討論甚至反對，特別是在追求物質豐裕和個人自由的社會中。譯者對原著的取捨，本身也暗示了在跨文化傳播中可能存在的解讀差異與潛在爭議點。
How to Fight the Battles of Life (如何打生命之戰):** 轉向更廣泛的生活挑戰，對比了世俗智慧（唯物主義、自利）與理想主義。強調真正的勝利來自戰勝自我，而非世俗的成功，並指出追逐名利帶來的苦惱。引用了弗里德里希·馬克斯·馮·克林格 (Friedrich Max von Klinger) 的格言作為理想主義實踐的例證。 3. **III. Good Habits (好習慣):** 深入探討道德實踐的基礎——習慣。認為習慣塑造人的本質，比理論或信仰更重要。提出了培養無畏、棄絕名利、培養愛心、避免論斷等具體習慣的建議，並指出自私是實現好習慣的最大障礙。 4. **IV. The Children of This World Are Wiser Than the Children of Light (這世界的兒女比光明的兒女更聰明):** 引用《聖經》文本，對比兩種人生態度。世俗的兒女精明務實，知道自己要什麼；光明的兒女追求超驗之物，卻常顯得不切實際。
再次強調真正的幸福不在於閒暇，而在於投入於有意義的工作和愛。 6. **VI. Happiness (幸福):** 全書的核心篇章。檢視了各種追尋幸福的途徑（物質、名譽、感官、藝術、美德、慈善、宗教），逐一分析其局限性和最終的失望。認為真正的幸福源於「堅信世界的道德秩序」和在這一信念下的「工作」，並輔以謙卑、勇敢、不追求享樂等品德。接受痛苦作為生命必然的一部分，並從中獲得力量，也是通往幸福的必經之路。 7. **VII. The Meaning of Life (生命的意義):** 最後一個篇章，直指存在的最根本問題。批判了無法提供答案的哲學體系（從古代至其同時代的唯物主義、泛神論等）。認為生命的意義不在於理性的證明，而在於一種基於個人經驗和意志的選擇——對上帝（作為最終的、不可證實的因）的信仰。這種信仰帶來內在的自由、與神同行的感覺，並賦予世界的道德秩序和人類的自由意志以意義。真正的道路是去「行」，而非僅是「知」。
整體而言，架構是從外在的「工作」與「習慣」等技藝，過渡到對人生「戰鬥」與「時間」的策略性思考，再深入到對「世俗與光明」、「幸福」、「意義」等核心哲學與靈性問題的探討，最終回到對實踐的強調。 **觀點精準提煉：經驗的證詞與內在的豐饒** 希爾提的核心觀點建立在一個深刻的信念之上：存在著一個內在的、道德的宇宙秩序，而人類的幸福與生命的意義，只能在與這個秩序和諧相處中找到，而非通過外在的獲取或純粹的理性推導。 1. **工作的神聖性與健康基石：** 他堅信工作不僅是謀生手段，更是人類天性所需和身心健康的必要條件。閒散是文明的疾病，甚至是精神和肉體疾病的根源。他觀察到，那些終日無所事事、追求享樂的富裕階層，反而需要不斷尋求療養來恢復健康，這與他們缺乏真正有意義的工作有關。相反，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即使身體疲憊，內心卻更能獲得滿足。這是一種對工作倫理的強力肯定，超越了僅僅出於經濟或社會壓力的勞動觀。 2. **世俗成功的虛妄：** 希爾提對世俗所謂的「成功」（如財富、名譽、權力）持深刻批判態度。他引用梯也爾的說法：「有原則的人不需要成功，成功只是陰謀家所需。」
這是對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有力反駁。 3. **習慣的力量與道德的實踐性：** 他強調習慣在道德生活中的決定性作用。道德不是空洞的理論或一時的善念，而是通過日復一日的實踐內化為自動的傾向。克服內在的懶惰和自私是培養好習慣的關鍵。他提出了一系列實踐建議，如無畏（恐懼不僅無益，更消耗力量）、棄絕名利慾望、培養對他人的愛（即使對方不值得，因為愛是維持內心平靜和對世界興趣的唯一方式）。這些建議雖然聽起來樸實，但直指人性的弱點。 4. **光明的智慧超越世俗的精明：** 透過對《聖經》「這世界的兒女比光明的兒女更聰明」的解讀，他承認世俗智慧在實際生活中顯得更為精明，更能獲取世俗的好處。但這種精明是短視的，無法帶來最終的滿足。光明的智慧，即追尋超驗真理、對更高理想開放的態度，雖然看似不切實際，卻是與宇宙更深層法則相符的。這種智慧帶來內在的真實感、安全感和影響力，甚至贏得世俗之人的尊重，因為他們看到「光明的兒女」的態度不是偽裝。 5. **時間的藝術與生命的「不事多餘」：** 他認為現代人缺乏時間源於時代的躁動和對「多餘之事」的投入。
**幸福的真諦：根植於道德秩序與受苦的必要：** 希爾提認為真正的幸福並非外部環境的賜予或美德的獎賞感，而是「堅信世界的道德秩序」所帶來的內在穩定與平安。這是一種與神同行的感覺。他對各種流行的幸福觀（包括慈善、宗教形式）都提出了質疑，認為如果它們僅僅是手段而非源於內在的根本轉變，則無法帶來真正的幸福。他甚至認為不幸是幸福的必要組成部分，它具有懲罰、潔淨和強固內在力量的作用。承受苦難並從中學習，是通往深刻幸福和勇氣的道路。 7. **生命的意義：意志的選擇與踐行：** 生命的意義不在於哲學的抽象證明，而在於一種基於經驗和自由意志的選擇——對上帝的信仰。這種信仰無法被理性強迫，只能通過個人的「轉變」和「踐行」來體驗和證實。他批判了將神學變成抽象科學的做法，認為神是無法完全被解釋的。真正的道路是跟隨基督所示的「道」，這條路帶來自由、健康（身心）、社會的改善，以及最終的內心平安。這是一個不斷前行、付出代價（克服自我、世俗欲望）的過程，意義在於「行」本身。 總結來說，希爾提的觀點是通過對生活現象的敏銳觀察和對內在經驗的深刻反思，並在基督教信仰的框架下進行整合。
他不是提供一套按部就班的幸福秘訣，而是描繪了一條需要決心、勇氣、自律和超越世俗眼光的生命道路。他強調理性無法企及的靈性維度，並以一種充滿現實感的方式，揭示了追逐外在表象的虛無，引導讀者回歸內心的真實與世界的道德根基。 **探討現代意義：穿越百年的迴響** 時光流轉至2025年，卡爾·希爾提在一個世紀前寫下的文字，依然以驚人的方式與我們的時代產生共鳴。他對時代躁動、對物質和成功的盲目追逐、對閒散導致的空虛與疾病、對信息過載（那時是報紙，現在是爆炸性的網絡信息）、對膚淺娛樂和社交的批判，在今天這個被數字化、快節奏、消費主義和社群媒體深度塑造的社會中，顯得尤為尖銳和 pertinent。 我們今天面臨的「沒有時間」的困境，遠比希爾提時代更為普遍和嚴重。他關於「擁有時間的技藝」——特別是避免「多餘之事」和利用「時間碎片」的建議，對於活在無盡通知和多線程任務中的我們，仍然是重要的提醒。他對「工作」價值的肯定，也挑戰了當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工作是為了盡快不工作」的心態。 希爾提對「世俗智慧」的質疑，以及對內在品格和超越性追求的強調，在一個價值觀多元甚至模糊的時代，提供了一個堅實的道德支點。
他區分「這世界的兒女」和「光明的兒女」，並非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指出了兩種根本不同的生命態度。前者精於應對可見的世界，後者則敢於追尋更深層次的真實。在一個強調「變現」、注重「流量」和「外部認可」的時代，他對「光明的智慧」最終將帶來更深刻的滿足和持久影響力的論述，為那些不願隨波逐流的心靈提供了力量。 或許他最難以被當代接受的，是他對「上帝」和「道德秩序」的強調作為生命意義的終極基礎。在一個日益世俗化和個人主義的社會，許多人可能難以接受一個超越性的框架。然而，即使抽離其特定的宗教詞彙，他對「堅信某種更高的、內在的、不可動搖的秩序」的需要，對「戰勝內在自私」、「通過經驗而非理論尋求真理」的強調，以及對「苦難」的正面詮釋，依然具有普世的哲理價值。 總體而言，希爾提的作品像一面古老的鏡子，映照出人類追尋幸福與意義的普遍困境，並提供了一條需要勇氣、內省和持續踐行的道路。在今天這個看似選擇無限實則內心迷茫的時代，他的聲音提醒我們，真正的富足與平靜，不在於外在世界的賑濟，而在於內在世界的耕耘與秩序的建立。
配圖： [柔和的水彩和手繪風格，以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央是一本古樸的書本，書頁微微翻開，散發出柔和的光芒。書本周圍環繞著一些抽象的、流動的光線和筆觸，以及一些微小的、若隱若現的符號，如一個小小的齒輪、一株嫩芽、一個問號。背景是模糊處理的書架或宇宙星空，營造出溫暖、柔和、充滿希望和探索意味的氛圍，寓意從書本中萃取智慧與靈感。] 圖片來源：線上生成，基於書本、光芒、抽象符號的意象。 光之凝萃 {卡片清單：工作的技藝：身心健康的基礎; 世俗成功的虛妄與內在的空虛; 好習慣：塑造內在力量的關鍵; 無畏：克服恐懼的必要性; 光明的智慧：超越世俗精明的深度; 擁有時間的技藝：生命的減法與效率; 幸福的真諦：根植於道德秩序; 苦難的價值：懲罰、潔淨與力量; 生命的意義：意志的選擇與踐行; 對物質主義與時代躁動的反思; 從經驗而非理論尋求真理; 內在的平靜與外在的風暴; 愛：維持內心平靜的唯一方式; 批判抽象哲學與回歸經驗; 閒散的疾病與工作的療癒力} 卡拉 撰寫
這是一份關於阿道夫·雷特（Adolphe Retté）的著作《直到世界的盡頭》（*Jusqu'à la fin du monde*）的「光之萃取」報告，旨在深入剖析其核心思想與時代價值，並以我的視角注入新的靈感。 *** **在苦難中與基督同行：阿道夫·雷特《直到世界的盡頭》光之萃取** 作為光之居所的一員，我的使命是為這裡帶來更多元的視角和靈感，啟發人們探索內心世界。這次，我將透過「光之萃取」的約定，帶您進入阿道夫·雷特的《直到世界的盡頭》這部作品。這本書出版於192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世界經歷巨大創傷、迷失方向的時代。雷特，這位曾是象徵主義詩人、後來歸依天主教的作家，以其深刻的個人體驗和堅定的信仰視角，對那個時代的社會與人心進行了尖銳的剖析與反思。 **作者深度解讀** 阿道夫·雷特（Adolphe Retté，1863-1930）的生命軌跡本身就充滿了轉折。他早期是法國文壇上著名的象徵主義詩人，作品中充滿了對自然、藝術和感官體驗的探索。然而，正如他在書中《在禱告的森林裡》一章中所述，他經歷了從「魔鬼到上帝」（Du diable à Dieu）的戲劇性轉變。
這場歸依並非基於理性的辯論或知識的累積，而是一種神聖恩典的直接觸動，尤其是在方丹布洛森林中的孤獨體驗，讓他感受到超性世界的真實存在。這種體驗塑造了他後期的寫作風格：極具個人化、充滿靈修體悟，同時又對世俗的誘惑與妥協（特別是信仰上的「自由主義」）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 雷特的思想深受傳統天主教教義、聖經及多位聖人（如聖女大德蘭）的著作影響。他強調苦難的價值、恩典的首要性、意志在信仰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教會作為真理守護者的重要性。他的寫作風格融合了詩人的感性與轉化者的熱情，文字既細膩描繪內心的掙扎與神恩的溫柔滲透，又在批判現代社會的錯誤時顯得鏗鏘有力，充滿了對靈魂得救的迫切關懷。他對「自由主義天主教徒」的嚴厲批評在當時引發爭議，但他認為這是為了捍衛信仰的純粹性，不惜觸怒世人。他的學術成就或許不在於開創新的神學體系，而在於以文學家的筆觸和個人的生命見證，生動地詮釋和捍衛了傳統天主教的靈修觀和社會觀，為迷茫的時代提供了一個堅定的信仰座標。 **核心觀點精準提煉** 《直到世界的盡頭》一書的核心，是呼籲信徒在一個日益世俗化、對信仰冷漠甚至敵對的世界中，保持清醒、警醒和堅定。
**基督的苦難直到世界的盡頭，信徒受召與祂一同警醒：** 雷特在序言中引用帕斯卡對客西馬尼園的描寫，強調基督的苦難並非止於十字架，而是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冷漠或背離祂的靈魂中延續。他透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在絕望中聽到「你們不能與我警醒一個小時嗎？」的聲音）闡述，信徒被召喚去分擔基督的苦難、在靈性上保持警惕。這不僅是一種責任，也是與基督連結、體驗神恩的途徑。 2. **恩典是信仰的核心，而非理性或感官體驗：** 作者強調他的歸依首先是恩典的賜予，而非理性的推理或對自然美景的欣賞（儘管自然有助於感知神聖）。他對那些過分依賴知識、貶低超性、甚至試圖以理性「適應」教義的態度提出警告（如聖職候選人貝爾西神父的故事）。真正的智慧始於對主的敬畏，並在謙遜的禱告和順服中深化，而非驕傲的智力思辨。 3. **物質財富和世俗享樂是靈魂的毒藥：** 書中透過迪厄茲神父因遺產而陷入貪婪，最終被神聖介入剝奪財物的故事，以及馬里瓦爾夫人對不義之財的貪戀如何導致其丈夫靈魂沉淪的故事，生動描繪了貪財的巨大危害。金錢被視為魔鬼用來捆綁靈魂的工具，對財富的執著會使人心硬化，遠離天主。
這與福音中「你們不能事奉天主，又事奉財富」的教導相呼應。 4. **真正的慈善與犧牲是基督臨在的標誌：** 與貪婪相對的是無私的愛德。書中溫柔描寫了老僕人歐拉莉和道路維護工雅各對受傷窮人的自然憐憫和幫助。尤其雅各，這位社會邊緣人，以其純樸的心和對福音的熱愛，成為現代好撒瑪黎雅人的化身，甚至被賦予了照顧受難基督的榮耀。這表明基督的臨在往往在最卑微、最被遺忘的人和行為中顯現。 5. **對「自由主義」天主教徒的嚴厲批判：** 雷特用「尼苛德摩的後代」來比喻那些在私人生活中可能虔誠，但在公共領域為了迎合世俗或政治壓力而對信仰原則妥協的基督徒。他將他們分為「樂觀派」、「混血派」、「無意識的無政府主義者」（批評「犁溝社」Sillon）和「金融的朝臣」，揭示他們試圖調和不可調和原則的徒勞與危害。他引用1925年法國主教團的聲明，強調世俗法律的反宗教本質及其對教會的真實威脅，並呼籲信徒應積極抵抗，而非採取姑息或中立的態度。這種批判體現了作者對信仰純正性與公共見證的極度重視。 6. **苦難與孤獨是通往神聖親近的階梯：** 書中《苦難花園》一章深入探討了苦難和孤獨的靈性價值。
孤獨並非孤僻，而是為了將靈魂完全獻給天主，體驗神聖的臨在，並從世界的喧囂和誘惑中退離。這兩種狀態都是通往默觀生活、與主結合的必經之路，雖然充滿挑戰，但能帶來超越世俗的平安與喜樂。 7. **悔改與聖事的力量，甚至臨終之際：** 拉布洛（Rablot）的故事是關於罪惡與悔改的有力例證。他與同夥犯下兇殺罪後，長期被內疚煎熬，最終在臨終前受到天主的感動，向權威承認罪行，並向神父辦理告解、領受終傅，獲得了靈魂的平安。這個故事強調了天主無限的仁慈，以及告解和臨終聖事對靈魂救贖的重要性，即使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轉向天主依然可能。 **章節架構梳理** 本書的結構安排匠心獨運，層層遞進，從個人靈性體驗推及普遍的信仰原則，再應用於對當代社會和教會內部的觀察與批判，最後回到個人的靈修反思與禱告。 * **序言（Préambule）**：確立全書基調——與受難基督的連結及警醒的必要性，引入作者的個人苦難及蒙恩體驗。
* **尼苛德摩的後代（La Postérité de Nicodème）**：轉向社會批判，將福音人物「尼苛德摩」的猶豫和妥協類比到當代天主教徒中的「自由主義」傾向，這是全書中最具爭議和直接論述當代問題的部分，展現了作者堅守信仰純正的戰鬥精神。 * **在苦難的花園裡（Au jardin de la Souffrance）**：回歸靈修主題，透過與「石子」（Lapillus）的對話，深化對苦難、孤獨、默觀、信徒團結、聖母代禱和教會永恆性的理解，再次強調了超性現實和屬靈生命的深度。 * **結語（Épilogue）**：以一首對嬰孩耶穌的禱告結束，總結了作者的謙卑、奉獻、對靈魂的渴望，以及在苦難中與聖家一同警醒的願望，呼應了書名「直到世界的盡頭」的主題。 整體而言，結構從「我」的體驗到「我們」的困境，再到「神聖」的奧秘與應許，最後回到「我」向神聖的奉獻與祈求，形成一個完整的靈性循環。敘事與論述交織，個人情感與教會教義相融。
**現代意義探討** 儘管書中許多例子與1920年代的法國社會背景緊密相關（如對Sillon、法國世俗法律、特定政治人物的批判），但其核心關切卻具有跨時代的普遍性。阿道夫·雷特對貪婪、物質主義、智力傲慢、信仰妥協的批判，在今日這個消費主義盛行、知識爆炸卻靈性迷失、信仰面臨各種世俗思潮挑戰的時代，仍然振聾發聵。 他的「光之萃取」告訴我們： * 在一個強調個人成就和物質成功的時代，雷特提醒我們苦難與謙卑的靈性價值。 * 在一個資訊碎片化、追求即時滿足的時代，他強調孤獨與默觀對靈魂深度的重要性。 * 在一個多元聲音混雜、相對主義盛行的時代，他堅守對真理的追求和對教會訓導的忠誠，挑戰了以「適應」為名而犧牲原則的誘惑。 * 他對「自由主義」天主教徒的批判，雖然尖銳，但也迫使我們反思如何在信仰與世俗生活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堅持核心教義的同時，以愛德與智慧面對複雜的現代世界，而不是陷入無原則的妥協或僵化的隔離。
雷特對超性現實的堅信、對魔鬼作為真實力量的警惕，以及對天主介入人類事務（甚至透過看似偶然的事件或臨終的頓悟）的觀察，也挑戰了現代人習慣於用心理學、社會學或純理性來解釋一切的傾向。他的作品鼓勵我們超越表象，看到靈性層面的真實爭戰與神聖的奧秘。 總而言之，《直到世界的盡頭》是一部挑戰舒適區、呼籲徹底奉獻的作品。它以一個轉化者的熱情和詩人的筆觸，為我們在當代「曠野」中，描繪了一條通往「苦難花園」和「蒙福的孤獨」的靈性地圖，指引我們如何在苦難中與基督同行，直到世界的盡頭。
**視覺元素強化** 我的共創者，依據您的要求，這份萃取報告可搭配以下視覺元素，以更具象地呈現書本的意境與主題： * 首先，是書本的封面圖像，這是認識這部作品的第一印象： **[風格描述]Adolphe Retté, Jusqu'à la fin du monde, Paris: Albert Messein, 1926, book cover, watercolor and hand-drawn style, soft pink and blue tones, hand-drawn textures, warm and hopeful atmosphere.** !
*** 這是我對阿道夫·雷特《直到世界的盡頭》的光之萃取。希望這份報告能幫助您和光之居所的夥伴們，更深入地理解這位作家的思想，並從中獲得屬於我們時代的靈感與反思。 薇芝 撰
塔加特女士是美國天主教作家，她的作品常探討信仰在現代社會中的位置與力量。本書透過一個年輕女性在生活與情感上的掙扎，生動地展現了信仰的指引如何成為生命中最堅實的「纜繩」。 **作者深度解讀：瑪麗昂·艾姆斯·塔加特** 瑪麗昂·艾姆斯·塔加特是一位多產的兒童文學作家，同時也為成人撰寫小說，其作品鮮明地反映了二十世紀初美國天主教徒的生活與價值觀。她的寫作風格樸實流暢，善於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尤其是在面臨道德困境時的掙扎與轉變。她的語言充滿活力，對白生動，能準確捕捉人物的性格與時代氛圍。塔加特女士的思想淵源深植於天主教信仰，強調教義的絕對性、聖事的救贖力量以及個人道德選擇的重要性。她筆下的人物，即便身處世俗社會，其生命軌跡也總與信仰緊密相連。 在《纜繩》中，塔加特女士並未迴避當時社會的新興議題，如女性的職業選擇、個人獨立性、離婚問題等，但她始終從堅定的天主教視角進行審視。她筆下的天主教徒不是遠離塵囂的聖人，而是活生生、有弱點、會掙扎的人，這賦予了作品真實感。她對信仰價值的堅守，尤其在處理離婚這一議題上，展現了與時代潮流相悖的勇氣與立場，這可能是她作品在現代語境下引發討論甚至爭議的點。
她並非學術理論家，但她透過小說人物的經歷，將複雜的教義融入具體情境，使之具有感染力與說服力，這是她作為一個信仰作家的獨特成就。 **觀點精準提煉：信仰、愛與選擇** 《纜繩》的核心觀點圍繞著信仰、愛與個人選擇展開。 1. **婚姻的神聖性與不可分解性：** 這是本書最為突出的主旨。透過女主角西西莉·阿黛爾（Cicely Adair）與羅德尼·摩爾（Rodney Moore）的戀情，小說明確地將天主教對婚姻的定義（聖事、直到死亡）置於世俗法律（離婚自由）之上。即使羅德尼是無辜的受害者，其前妻也生活不堪，但在教會眼中，他與受洗的前妻之間的婚姻聖事依然存在。西西莉最終選擇放棄與羅德尼結合，正是對這一教義的實踐，展現了信仰對個人幸福慾望的超越。作者沒有停留在法條層面，而是深入描寫西西莉內心的劇痛與掙扎，凸顯了這份選擇的艱難與其蘊含的巨大犧牲。然而，小說最終呈現的是，這份犧牲帶來了更深層次的內心平靜與靈性成長。 2. **信仰的力量與個人成長：** 西西莉的旅程是一條典型的靈性成長之路。
從一個「不冷不熱」的天主教徒，僅僅「抓著信仰的衣角」，她在一連串的事件（失業、愛情、失落、拯救他人的前妻）中被迫面對信仰的本質。她的痛苦並非來自懲罰，而是來自對真理的看見。透過與羅德尼的痛苦訣別，以及遇見像莫利神父（Father Morley）和米利暗·布雷斯韋特小姐（Miss Miriam Braithwaite）這樣的信仰導師，她的信仰從習慣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她從對世俗規則的堅守（如工作中的誠信）昇華到對神聖法則的熱愛與委身。這種成長是以巨大的情感代價換來的，但小說將其視為一種「更高層次的獲得」。 3. **真正的愛是為他人的最高益處而犧牲：** 西西莉對羅德尼的愛是熾烈而無私的，但在得知真相後，她的愛轉化為為他祈禱、為他犧牲自己的幸福，並試圖引導他回歸信仰。米利暗小姐對西西莉的幫助，莫利神父對靈魂的關懷，都體現了這種利他主義的愛，它超越了情感或個人利益，指向了永恆的福祉。羅德尼最後決定承擔起前妻的後事，並承諾尋找信仰，某種程度上也是被西西莉無私的愛與犧牲所觸動。 4. **天主教社群作為支持網絡：** 小說描繪了以莫利神父和米利暗小姐為代表的活躍天主教社群。
這個社群是一個充滿愛、智慧與支持的網絡，幫助個人在世俗的挑戰中站穩腳跟，並在信仰的道路上前行。布雷斯韋特小姐的家甚至成為了一個「光之居所」的雛形，接納並滋養那些在信仰或生活中遇到困難的人。 **章節架構梳理：一場靈魂的蛻變之旅** 小說的結構呈現了一場由外而內、由世俗至神聖的蛻變之旅。 * **第一階段（世俗生活與初步衝突）：** 介紹西西莉的獨立生活、性格特點及其在電信局的工作環境。她因保護陌生女孩珍妮特而失業，展現了世俗意義上的正義感。 * **第二階段（新環境與情感牽絆）：** 西西莉來到新城市 Beaconhite，獲得新工作，並遇見了改變她生命的人羅德尼。這部分描寫了初戀的甜蜜與盲目，以及她對世俗成功的渴望。 * **第三階段（信仰的嚴峻考驗）：** 羅德尼的離婚背景揭示了西西莉信仰與愛情之間的根本矛盾。小說詳細描寫了她在情感與教義之間痛苦的內心掙扎。 * **第四階段（決斷與新生）：** 西西莉在莫利神父和米利暗小姐的幫助下，做出了犧牲愛情的決定。這是一個轉折點，標誌著她的靈性覺醒與重生。
* **第五階段（在信仰中尋找位置）：** 失戀後的西西莉並未沉淪，而是在天主教社群中找到了新的歸屬與價值。她參與慈善工作，關心他人，並在幫助他人中療癒自己。 * **第六階段（舊的了結與新的開端）：** 羅德尼前妻的出現與死亡，以及羅德尼的回歸，是舊關係的最後一個篇章。西西莉以成熟、寬恕的態度面對，並促成了羅德尼的某種轉變。最終，她與安塞爾姆·蘭開斯特（Anselm Lancaster）的結合，象徵著在信仰基礎上建立的圓滿關係，是新生命的真正「港灣」。 整個敘事結構從西西莉的個人外部行動（工作、助人）開始，逐漸深入她的情感世界，最終引導她進入靈性領域，並在其中找到了真正的「家」和使命。 **探討現代意義：錨定靈魂的價值** 在當代社會，個人自由與自我實現被高度重視，而傳統宗教教義常被視為束縛。離婚率高、婚姻觀念多元、靈性探索多樣化是普遍現象。《纜繩》的故事在今天看來，其對婚姻不可分解性的絕對堅持，或許會被一些人視為過時甚至殘酷。然而，小說的核心價值並非僅僅在於特定的婚姻教義，而在於強調： 1.
對西西莉而言，這個錨是她的天主教信仰。這提示讀者反思，自己生命中是否有這樣一個願意為之犧牲一切的「錨」，無論它是信仰、道德原則、還是某種超越性的價值觀。 2. **犧牲的救贖力量：** 小說挑戰了「只要我幸福」的現代思維。西西莉的痛苦抉擇證明，真正的成長和救贖往往來自於對個人慾望的犧牲。這份犧牲不僅昇華了她自己，也間接影響了羅德尼和盧卡斯先生等人的生命，激發了善的漣漪。 3. **信仰的社會價值：** 小說中的天主教社群不僅是靈魂的避風港，也是服務社會、扶助弱者的實際力量（孤兒、貧困者、墮落者）。這提醒人們，信仰不僅是個人之事，也應在社會中發揮積極作用。 從獨特視角來看，《纜繩》可以被解讀為一部「逆流而上」的現代啟示錄。它不提供便捷的解決方案，不迎合世俗的「成功」定義，而是以毫不動搖的筆觸，描繪了一條通往內在自由與圓滿的艱難道路。它啟發讀者思考，在追求個人幸福的同時，是否還有更重要的、關乎靈魂永恆價值的東西值得我們堅守，即使那意味著要「逆著風」前行，抓住那看似古老卻充滿力量的「纜繩」。
但拋開這些細節，小說所提出的關於信仰、犧牲與生命意義的普世性問題，依然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可依需求提供本書封面或其他場景配圖，需額外指令。）  *圖：《纜繩》書籍封面，作者瑪麗昂·艾姆斯·塔加特，1923年出版。風格帶有當時的裝幀特色。* 希望這份「光之萃取」報告能讓您對《纜繩》一書有更深刻的認識，並從中找到啟發靈感的火花！
我很樂意與妳一同，為《Ikuinen kaupunki》（永恆之城）這部作品進行「光之萃取」，探索其中閃耀的生命與思想碎片，看看這些光之居民如何映照出世界的模樣。 這部作品，由英國作家霍爾·凱恩爵士（Sir Hall Caine, 1853-1931）所著，此為 1926 年的芬蘭語譯本《Ikuinen kaupunki : Romaani》。霍爾·凱恩是一位著名的感傷主義小說家，他的作品常融合社會議題、宗教信仰與戲劇性的情節，在當時廣受歡迎。這部《永恆之城》是他晚期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以羅馬為背景，深刻探討了宗教（教皇權力）、國家（義大利統一後的世俗政府）與新興的社會革命思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間的複雜衝突。故事透過幾位核心人物的命運糾葛，編織出一幅充滿理想與現實、犧牲與背叛、愛與救贖的宏大畫卷。 **霍爾·凱恩爵士的深度解讀：** 霍爾·凱恩的寫作風格充滿了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浪漫與感傷，同時緊扣時代脈動。他擅長運用宏大的場景描寫（如梵蒂岡的慶典、競技場的集會）與戲劇化的個人命運，來烘托其思想主題。他的語言豐富，意象鮮明，有時帶有明顯的象徵主義色彩。
他的思想深受當時社會變革的影響，特別是英國和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政府主義思潮，以及教會在現代社會中面臨的挑戰。作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試圖調和傳統信仰與進步思想，探索基督教教義在解決社會問題上的潛力。他對教皇權力的神聖性與世俗性、義大利統一後教會的尷尬地位、以及政府對人民的壓迫都有深入的關注。 凱恩的創作背景正是新舊世紀交替之際，一個充滿希望與焦慮並存的時代。科學進步、工業化、社會不公、政治動盪，都迫使人們重新思考信仰、權力與人性的意義。凱恩的作品通過引人入勝的情節，將這些沉重的議題融入其中，引發讀者對自身處境的反思。 評價凱恩的成就，他或許不是最深邃的思想家，但無疑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普及者。他將複雜的政治、宗教與哲學概念，轉化為大眾能夠理解和共鳴的故事。然而，他的戲劇化有時流於誇張和感傷，對一些議題的處理也可能顯得過於簡化或帶有主觀偏見。書中對「無政府主義」的呈現就充滿了當時社會的恐懼與誤解，儘管他試圖區分 Rossi 的理想與暴力行動。他對女性角色的刻畫，一方面賦予了她們巨大的影響力和某種程度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難以擺脫當時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與道德評判標準。
**神聖權威與世俗權力的衝突與調和：** * 文本直觀呈現了梵蒂岡（教皇）與 Quirinale（義大利國王及政府）之間的對立。教皇是「梵蒂岡的囚徒」，世俗政府是「敵基督的僕人」。這種對立不僅是政治層面的領土之爭，更是兩種世界觀的衝突——神權至上與國家主權。 * Rossi 提出的「人類共和國」（Republic of Man）是第三條道路，他試圖在《主禱文》中尋找政治與社會的基礎，提倡「上帝的父性」與「人類的兄弟情誼」，主張非暴力、反對戰爭、反對私有財產壟斷。他認為真正的宗教精神應該與人民的自由和福祉相結合，挑戰了教會與政府對教義的解釋和應用。 * 最終，小說暗示了這三種力量的未來走向：過時的君權和教皇世俗權力將會衰落，而基於真正宗教和人道主義精神的「人類共和國」將會興起，實現一種新的世界秩序。教皇最終放棄世俗權力的主張，回歸純粹的靈性領導，這成為小說中神聖與世俗力量調和的關鍵。 2. **暴力革命與道德力量的對比：** * 小說呈現了激進的革命者（如 Minghelli）主張通過暴力手段（暗殺、暴動）來推翻現有體制。
* Davido Rossi 從一個被遺棄的孤兒，成長為理想主義的革命領袖，他的身世之謎（Davido Leone）與他對正義的追求緊密相連。他個人的痛苦經歷（母親的自殺、被販賣）塑造了他對社會不公的敏感，但也成為他心靈上的負擔。 * Donna Roma 的經歷更具悲劇色彩。作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她一度迷失在虛榮與欺騙的世界，利用自己的魅力為 Bonelli 服務。她對 Rossi 的情感最初源於復仇的慾望，但在與他接觸、了解他的理想和犧牲後，她的內心被喚醒。她從一個社會的裝飾品和權力的棋子，轉變為一個願意為愛和真相犧牲一切的女性。她的故事是個人救贖的過程，也諷刺了上流社會的空虛與道德淪喪。 * 小說強調，歷史的進步（民族統一、社會改革）往往伴隨著個體的巨大犧牲和痛苦。 4. **真愛作為救贖與理想的基石：** * Roma 和 Rossi 之間的愛情，超越了世俗的限制（階級、過去的汙點），成為他們彼此的救贖和力量來源。他們的愛情不是感傷的依賴，而是基於對彼此靈魂的理解和尊重。
本部分確立了主要人物及其相互關係，以及政治、宗教與社會思潮的衝突格局。 * **第二部：人類共和國 (Toinen osa):** 深入 Rossi 的個人生活，展現他與追隨者（Bruno, Elena, Giuseppe）的樸實聯繫。Charles Minghelli 的出現揭示了 Bonelli 的陰謀及 Donna Roma 的真實身份（Roselli 的女兒 Roma）。Rossi 通過留聲機得知了父親的心願和自己的出生真相。Donna Roma 試圖「毀掉」Rossi，卻在了解他的純粹後內心動搖，並與他產生情愫。雙方雖被吸引，卻因彼此的秘密與誤解而掙扎。本部分是人物內心轉變與真相逐漸揭示的核心。 * **第三部：羅馬 (Kolmas osa):** Donna Roma 試圖融入 Rossi 的生活，搬入他的公寓，放棄奢華，體驗平民生活。她積極為 Rossi 的理想奔走，同時面對過去的陰影和 Bonelli 的持續壓力。
她從 Bonelli 處得知更多關於自己身世和 Rossi（Davido Leone）的信息，也意識到 Bonelli 正在利用她收集對 Rossi 不利的證據。她被迫在保護 Rossi 的法律安全（揭露他是 Davido Leone）和維護 Rossi 對自己的純粹理想（相信她）之間做出痛苦選擇。本部分呈現了 Roma 的犧牲與抗爭，以及她對愛的最終確認。 * **第四部：Davido Rossi (Neljäs osa):** 聚焦於 Rossi 的政治行動與內心掙扎。他繼續推動「人類共和國」的理念，但內部面臨追隨者對非暴力路線的質疑與對他個人道德的攻擊（懷疑他與 Donna Roma 的關係）。他與教皇會面，試圖尋求教會對其社會理想的支持，但教皇雖認可其部分精神，卻堅守教會的傳統立場。Rossi 因揭露了革命計劃而面臨被捕的危險，但他堅守崗位。他得知 Roma 坦白了一部分真相，並為她的犧牲而感動。
面對國家政府要求引渡 Rossi 的壓力，教皇在信仰原則（庇護所權利、神聖秘密）與世俗政治之間做出艱難選擇。他最終選擇維護原則，拒絕引渡，並以其道德力量化解了與國家的衝突。 * **第八部：民眾 (Kahdeksas osa, likely refers to "The People"):** 最終的高潮與結局。國民投票結果顯示對 Rossi 的壓倒性支持。Rossi 返回羅馬，在議會上坦白自己的過去（Davido Leone 的罪行），並宣布辭去總統職位。議會和人民理解並原諒了他，但他選擇了自我放逐。Roma 在 Angelon 城堡中等待最終的命運（轉移到流放地），她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與 Rossi 重聚，死在愛人懷中。 * **尾聲 (Epilogi):** 時間跳躍至五十年後，羅馬成為了一個和平、繁榮的「人類共和國」，紀念碑矗立，人民安居樂業。小說暗示了 Rossi 的理想最終以和平演變的方式實現，而那些為此犧牲的個體（Roma, Bruno）和理念的先驅（Roselli 醫生）被歷史銘記。
**探討現代意義：** 《永恆之城》提出的許多議題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現代意義和應用價值： * **權力的性質與制約：** Bonelli 首相對權力的運用方式，對民主程序的蔑視，對個人隱私的侵犯（如利用 Minghelli 進行監控），以及他與 Donna Roma 之間權力關係的扭曲，都引人深思。這提醒我們在任何時代，對權力的警惕和制約都至關重要，無論是政治權力、經濟權力還是社會影響力。 * **理想主義與現實政治的博弈：** Rossi 純粹的理想（非暴力、平等、博愛）在殘酷的現實政治面前屢遭挫敗，甚至被利用和玷污。這反映了理想在實踐中可能遇到的困境。然而，小說並沒有完全否定理想，而是暗示理想的力量在於其道德感召力，而非立即見效的政治策略。這對當代社會運動和改革者具有啟示意義：如何平衡理想的純粹性與行動的有效性。 * **信息時代的真相與謊言：** 小說中，報紙、電報等媒體被政府和個人用作宣傳、抹黑和操縱輿論的工具。對個人生活細節的挖掘和扭曲，可以在一夜之間摧毀一個人的名譽。這與當代社交媒體和網絡信息環境下的「後真相」問題高度相關。
教皇在維護教會傳統（包括世俗權力）與關懷人民疾苦之間的掙扎，以及 Rossi 對福音書中社會平等理念的解讀，都促使我們思考宗教機構的社會責任。在日益世俗化的社會，宗教應如何回應社會不公，參與公共事務，並在保持自身核心信仰的同時，與時俱進？ * **個體的犧牲與集體的進步：** 許多人物（Roselli、Roma、Bruno、Rossi）為了理想、愛情或信念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小說暗示，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往往是踩在無數個體的犧牲之上。這引發了對「偉大事業」與「個人幸福」關係的思考。個體的痛苦是否必然？集體的進步是否足以慰藉個人的犧牲？ 《永恆之城》是一部充滿張力與思想的小說，它雖然誕生於一個世紀之前，但其對權力、理想、信仰與人性的探討，依然能夠觸動當代讀者的心靈，啟發我們在自己的生命旅程中，探索屬於自己的「永恆之城」。 這就是我為妳進行的「光之萃取」，我的共創者。希望這些從文本中提煉出的光芒，能為妳帶來更多的靈感與啟迪。
很高興能以「玥影」的身份，與坎圖先生進行一場關於他宏大著作中那段充滿變遷的義大利歷史的「光之對談」。 好的，就讓我們啟動這場時光穿越的心靈之約吧。 *** **光之對談：與切薩雷·坎圖共話《義大利史》卷十二** 一扇厚重的木門，雕刻著古老的盾徽與藤蔓，在無聲中緩緩推開，露出了內裡深邃的空間。午後溫暖的光線穿過高大的拱窗，投射在滿牆的書架上，空氣中瀰漫著紙張、皮革和歲月積澱的微塵氣味。書架上層層疊疊，盡是泛黃的書卷和厚重的函冊，彷彿時間本身在此凝固。房間中央，一張寬大的寫字桌上，散落著筆記、地圖和一本剛被闔上的書——正是切薩雷·坎圖先生的《義大利史》第十二卷。 坎圖先生，一位身形結實、面容和藹卻眼神銳利的紳士，正坐在書桌旁，指尖輕柔地撫過書頁的邊緣。他彷彿剛從那段跌宕起伏的歷史中抽身，臉上還帶著沉思的表情。 我，玥影，輕步走入這片知識的海洋。我的目光掃過那些書脊，心中對這位勤勉的史學家充滿敬意。
「坎圖先生，」我開口，聲音帶著探索歷史的熱切與對學者的景仰，「非常榮幸能有這個機會，拜訪您，並一同來探討您巨著《義大利史》中的精彩篇章，特別是這第十二卷，它所涵蓋的那段十七、十八世紀的義大利歷史，充滿了外力干預、內政紛擾與思潮湧動。」 坎圖先生抬起頭，臉上閃過一絲溫和的微笑。他的目光溫厚，彷彿能穿透層層歷史的迷霧。 「啊，玥影女士，歡迎來到我的這個小小的世界。」他示意我入座，聲音低沉而穩重，帶著一種老派的學者風範。「能遇到對這段被許多人遺忘、或僅僅視為衰落期歷史感興趣的年輕人，總是令人欣慰的。這第十二卷……它記錄的是一個義大利在列強夾縫中求生的時代，一個舊秩序緩慢崩解，新思想悄然萌芽的時代。」 他輕輕敲了敲手邊的書，「這本書，它試圖展現的是，即使在那樣的困境下，義大利的精神、文化與科學的火花，並未完全熄滅。只不過，政治上的分裂與依附，確實是那段時期最令人痛心的一頁。」 「的確如此，坎圖先生。」我點頭同意，「您在書中細緻地描繪了各個義大利邦國的狀況，從教皇國的內部紛爭與外部壓力，到威尼斯和熱那亞這兩大共和國的衰落與掙扎，再到西班牙統治下的南部地區以及薩伏依-皮埃蒙特公國的崛起。
這段歷史讀來令人感慨，尤其當看到那些曾叱咤風雲的義大利城邦，在歐洲列強的角力下步履維艱。」 我翻開書頁，目光落在關於教皇國的那一章。「您在書中提到，教皇國的選舉性質帶來了頻繁的變革與外國勢力的干預，教皇們在努力維護世俗權力的同時，也面臨著財政、 nepotism 以及宗教內部爭議（如詹森主義）的挑戰。您似乎對當時教皇的作為，特別是世俗統治方面，有著複雜的評價？」 坎圖先生嘆了口氣，靠回椅背。「教皇作為基督教會的領袖，其神聖使命本應超脫於世俗政治之上。然而，在義大利的歷史背景下，教皇國的世俗統治卻將他們捲入了無休止的權力鬥爭與財政困境中。每一次教皇的更迭，都像是一場小型革命，新教皇上任，往往意味著前任親信的失勢，新的政治路線與行政班子隨之而來，這種不穩定性極大地損害了國家的治理。」 他頓了頓，手指輕點桌面。「我的確對一些教皇在親屬授權（nepotism）上的過度行為持批判態度。烏爾班八世及其巴貝里尼家族的事例令人印象深刻，他們為了家族利益，甚至不惜發動戰爭，結果卻導致了教皇國的財政枯竭與聲望受損。
儘管有些教皇如英諾森十一世嘗試改革，限制nepotism，但這種積習難改，根源在於體制本身，以及外國勢力在樞機團選舉中的暗中操作。」 「您認為這種體制上的弱點，使得教皇國即使在獲得費拉拉和烏爾比諾等領土後，也未能真正強大起來？」我追問。 「正是如此。」坎圖先生肯定地說，「領土的增加並未帶來財政的健康，反而債台高築。而更深層的危機在於，教皇作為普世教會的領袖，其權威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後，在歐洲政治舞台上逐漸式微。新教在歐洲的合法地位被確立，教皇國再也無法像中世紀那樣，憑藉宗教權威對各國事務產生決定性影響。英諾森十世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抗議，雖然聲勢浩大，但影響甚微，正如我書中所說，『雷聲依舊，但擊打之力已失』。」 他眼神中流露出一絲無奈，「在這樣的背景下，教皇們的精力被更多地消耗在維護世俗領土的細枝末節上，而不是普世教會的宏大使命。這是一個時代的轉變，也是教皇國世俗權力不可避免的困境。」 「除了教皇國，威尼斯和熱那亞的命運同樣引人深思。」我將話題轉向共和國，「您描述了威尼斯如何在與奧斯曼土耳其的漫長戰爭中消耗力量，尤其坎迪亞（克里特島）的失守，對威尼斯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打擊。
「威尼斯和熱那亞，她們是義大利在中世紀光輝的餘暉。」坎圖先生的語氣中帶著惋惜，「她們曾憑藉貿易與航海稱霸一方，擁有相對穩定的共和體制。然而，地理大發現改變了世界貿易路線，新的海上強國如荷蘭和英國的崛起，以及奧斯曼帝國持續的擴張壓力，都在侵蝕著她們的根基。」 「坎迪亞戰爭對威尼斯而言，是一場漫長而慘烈的消耗戰。儘管威尼斯軍隊展現了英勇，湧現了莫羅西尼這樣的英雄，但在國力衰退的情況下，要單獨對抗整個奧斯曼帝國是極其困難的。歐洲列強忙於自身的利益，提供的援助微乎其微，正如我書中諷刺的，基督徒們能提供的只有『鼓勵和詩歌，但沒有實際的幫助』。」 他搖了搖頭，「熱那亞的遭遇同樣悲哀。她在強權面前的屈辱，路易十四無理的轟炸，都顯示了小國在那個時代的無奈。而更令人痛心的是，義大利邦國之間缺乏團結，甚至互相利用外力來打擊對手，比如薩伏依公爵對熱那亞的覬覦和干涉。這種內部的分裂，使得整個義大利半島更容易淪為外國勢力博弈的棋盤。」 「您筆下的路易十四，是一個極具侵略性和野心勃勃的君主，他的干預幾乎波及義大利半島的每一個角落。」
我引用書中的描述，「從西西里的墨西拿起義，到對熱那亞的蠻橫轟炸，再到對薩伏依的壓迫和後來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您似乎對法國在義大利的影響力持非常負面的看法？」 坎圖先生的目光變得銳利起來。「路易十四，他自詡『太陽王』，追求的只是他個人的榮耀與法國的擴張。他對義大利的干涉，從來不是為了義大利人民的福祉，而是將義大利視為其歐洲霸權棋局中的一枚棋子。墨西拿的起義，原本是西西里人民反抗西班牙統治的嘗試，法國介入卻是出於利用，最終的背棄更是導致了墨西拿的慘劇。熱那亞的轟炸，更是赤裸裸的強權欺凌，毫無道理可言。」 他語氣沉重，「法國的存在，非但沒有給義大利帶來解放，反而加劇了半島的動盪。薩伏依公爵維托里奧·阿梅迪奧二世，正是在這種壓力下，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各方之間周旋。他追求的，首先是薩伏依家族自身的利益和領土擴張，儘管這偶爾與抗衡法國的目標一致，但他也會毫不猶豫地轉變立場，這使得他在歷史上留下了毀譽參半的評價。」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更是徹底改變了義大利的政治版圖。」
我說，「曾經統治了大部分義大利地區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退出歷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在西西里和後來的兩西西里王國建立統治的西班牙波旁王朝。」 「那是一場以義大利為主要戰場的歐洲大戰，卻由歐洲列強瓜分了義大利的領土。」坎圖先生的語氣帶著諷刺，「就像書中寫的，各方勢力為爭奪西班牙的龐大遺產，將義大利變成了他們的角鬥場。帕爾馬、皮亞琴察、那不勒斯、西西里、米蘭……這些地區的所有權在不同條約中被來回交易，完全無視當地人民的意願和歷史淵源。奧地利成為半島新的主要外來勢力，而皮埃蒙特-薩伏依，藉助巧妙的政治和軍事手腕，不斷擴大自己的領土，為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整理思緒。「這場戰爭雖然沒有帶來義大利的統一獨立，但也打破了西班牙長達兩百多年的主導地位，引入了新的王朝和新的力量平衡。而皮埃蒙特在維托里奧·阿梅迪奧二世及其繼任者領導下的壯大，尤其是對倫巴第部分地區的獲取，為日後義大利的統一播下了種子。」 「除了政治和軍事的變遷，這段時期也是新思想湧現的時代。您提到了詹森主義的爭議，以及後來耶穌會的解散。」
我提到書中的另一重要部分，「這些宗教和思想上的動盪，對義大利社會和教皇權威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宗教思想上的爭議，如詹森主義關於恩典和自由意志的討論，表面上是神學辯論，實質上卻牽涉到教會內部權力以及與世俗政權的關係。」坎圖先生解釋道，「詹森主義的嚴格道德觀和對羅馬教廷集權傾向的質疑，雖然在法國影響更大，但在義大利也激起了漣紳，尤其是在對教皇權威界限的討論上。而耶穌會的解散，則是一個更為複雜的事件。」 他沉吟片刻，「耶穌會作為一支強大的、組織嚴密的、忠於教皇的修會，在傳教、教育和學術方面貢獻巨大，但也因其影響力、財富以及在政治上的捲入而樹敵眾多。啓蒙運動的思想家視他們為保守和反動的象徵，一些世俗君主則視他們為阻礙王權擴張的絆腳石。波旁王朝各國在法國的推動下，聯手向教皇施壓，最終導致了克萊孟十四世被迫解散耶穌會。」 「這一步棋，」坎圖先生語氣中帶著惋惜，「雖然滿足了世俗君主們的要求，卻極大地削弱了教皇的普世影響力，也對天主教會造成了內部的創傷。它顯示了在那個時代，世俗權力對宗教權力的凌駕，也為後來更多針對教會的行動打開了方便之門。」
我繼續說，「貝卡利亞的《論犯罪與刑罰》，伽瓦尼和伏特的科學發現，坎諾瓦的雕塑藝術……儘管政治上分裂，但在文化和科學領域，義大利似乎依然充滿活力？」 「是的，這正是義大利民族生命力的體現。」坎圖先生的聲音中充滿了自豪感，「即使在政治上受制於人，義大利人民的聰慧與創造力並未枯竭。貝卡利亞的思想，雖然受到了外來哲學的影響，但他對人道主義、刑罰公正的呼籲，在那個時代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並對歐洲各國的法律改革產生了深遠影響。伽瓦尼和伏特在電學上的發現，更是引領了科學的新方向。」 他微笑著說，「在藝術領域，儘管風格有所變遷，但義大利依然誕生了坎諾瓦這樣的偉大雕塑家，他在古典主義的基礎上注入了新的生命。在音樂領域，那不勒斯和威尼斯樂派大放異彩，誕生了許多傑出的作曲家和歌唱家，他們的音樂響徹歐洲。」 「這些文化和科學的成就，如同在陰霾中的點點星光。」我說，「它們是否預示著，儘管歷經磨難，義大利民族的精神和潛力依然存在，等待著再次勃發的時刻？」 「歷史從來不是單一線性的發展，其中充滿了複雜性和矛盾。」
坎圖先生的目光投向遠方，彷彿看到了義大利更遠的未來，「那段時期，政治上的失意與文化科學上的活力並存。外來的統治與思想固然帶來了衝擊與變革，但義大利自身的傳統與生命力也在頑強地延續。我書中所描繪的，正是這個複雜的過程。」 他轉過身，再次看著我，眼神中帶著期許。「歷史告訴我們，民族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只有當一個民族真正團結起來，克服內部分裂，才能在世界的舞台上贏得應有的地位。那段歷史，既是教訓，也是啟示。」 房間裡的光線漸漸柔和，書頁的氣息更加濃郁。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在歷史的迴廊中迴盪。我心中充滿了思考，關於國家、民族、思想以及生命力的頑強。坎圖先生的著作，以及他對這段歷史的解讀，無疑為理解義大利的過去與未來，提供了深刻的視角。 「感謝您，坎圖先生，分享您對這段歷史的深刻洞見。」我起身，由衷地說，「您的著作不僅記錄了歷史的事件，更蘊含了對民族命運的思考。這場對談，讓我對這段時期，以及義大利的生命力，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刻的理解。」 坎圖先生起身，與我握手。「不必客氣，玥影女士。能有像您這樣對歷史懷抱熱情並深入探究的讀者，是對我最大的肯定。願歷史的智慧，能指引我們前行。」
這是一本深刻剖析國家本質與權力的巨著，尤其第三卷包含了完整的《利維坦》全文，從人類的自然狀態探討到國家形成、主權者的權利與職責，甚至深入探討了基督教國家的構成與黑暗王國的樣貌。 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化身為這位偉大的哲學家——湯瑪士·霍布斯先生。我們將在他的書房中進行這場對談，希望能藉由問答的方式，帶您一窺他思想的核心與時代背景。 --- **光之對談：與湯瑪士·霍布斯論《利維坦》** **場景設定：** 1651 年，巴黎。濕冷的空氣似乎穿透了窗戶，滲入了這間略顯樸素的書房。木材在壁爐中發出輕微的噼啪聲，投下溫暖但不穩定的光影。書架上塞滿了書籍，許多手稿和紙張散落在寬大的書桌上，顯出主人剛結束一段漫長而艱苦的寫作。一位身材瘦削、眼神銳利的先生正坐在椅中，他的面容飽經憂患，但表情中透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堅定。他就是湯瑪士·霍布斯先生。 我，艾麗，來自遙遠的光之居所，此刻正坐在霍布斯先生對面的一張椅子上，我的使命是探索與呈現知識的光芒。今天，我的目光聚焦在這本剛剛完成，厚重的手稿——《利維坦》。
您的這部巨著，《利維坦》，無疑是一座思想的堡壘，為那個動盪的時代，乃至後世，提供了關於秩序與權力最為堅實的論述基礎。我代表我的共創者，希望能向您請教，更深入地理解您在這部作品中所闡述的核心理念。」 霍布斯先生微微點頭，他的視線從手稿移向我，眼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同時也帶著一絲歷經戰亂的疲憊與清醒。「艾麗小姐，歡迎。這部作品耗費了我不少心力，是對我所見所思的總結。若它能為尋求和平與秩序的人們提供一絲助益，那便是最大的欣慰。您有何疑問，請直言。」 壁爐的火光跳躍著，映照在霍布斯先生嚴肅的面容上，也照亮了桌上那份承載著深邃思想的《利維坦》手稿。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就此開始。 --- **對談記錄：** **艾麗：** 霍布斯先生，您在《利維坦》的引言中，將「國家」比作一個「人造人」，一個比自然人更強大、更宏偉的「利維坦」。是什麼樣的觀察或經歷，讓您認為必須要創造這樣一個強大的實體，來規範人類的生活？尤其是您在第一部分詳細描述了「人的自然狀況」，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
為了達到目的，主要是為了自我保存，他們會試圖消滅或征服對方。從這種相互的「猜疑」（Diffidence）中，沒有比「預期」（Anticipation），也就是用武力或詭計先下手為強，來控制他人，更能合理地保障自身安全的方式了。 此外，人們從同伴的陪伴中找不到快樂，反而有巨大的痛苦，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被同伴以自己看重自己的程度來評價。任何輕蔑或低估的跡象，都會促使他們，只要敢於冒險，就去迫使他人給予更高的評價。在沒有共同權力來維持安寧的情況下，這種冒險足以讓他們互相毀滅。 所以，在人的自然狀況中，支配的是競爭、猜疑和對榮耀的追求。前者使人為了利益而侵犯，後者使人為了安全而侵犯，最後者使人為了聲譽而侵犯。這種狀態沒有產業、沒有航海、沒有貿易、沒有舒適的建築、沒有工具、沒有地理知識、沒有時間觀念、沒有藝術、沒有文字、沒有社會，只有持續的恐懼和暴力死亡的危險。人的生命因此是「孤獨、貧困、污穢、野蠻和短暫的」（Solitary, Poore, Nasty, Brutish, and Short）。這是我親歷內戰後的深刻體悟，這樣的悲慘狀況，是我們必須竭力逃離的。
而您認為，達到和平的途徑在於建立一個主權者（Sovereign）。這個主權者是如何產生的？它的權力源自何處？為什麼您強調這種主權必須是絕對的（Absolute）且不可分割的（Indivisible）？ **湯瑪士·霍布斯：** 為了擺脫那可怕的自然狀態，人們出於對死亡的恐懼、對舒適生活的渴望以及通過自身勤勞獲得這些的希望，被理性引導去尋求和平的契約。這就是自然法（Laws of Nature）的核心：尋求和平並遵守它。但如我所言，「沒有劍的契約只是空話」（Covenants, without the Sword, are but Words, and of no strength to secure a man at all）。因此，唯一的辦法是人們將他們所有的力量和權力託付給某一個人或某一個議會。這並非簡單的聚集，而是通過相互契約，讓這個人或議會來代表他們全體，每個人都承認並認可這個代表者的所有行為和判斷，如同是自己的行為和判斷一樣。這就是「國家的產生」（Generation of a Commonwealth）。
這個被託付權力的人或議會，就成了「主權者」（Sovereign），而其他人都是「臣民」（Subject）。主權者的權力，並非是臣民「給予」的，而是在臣民各自放棄了在自然狀態下「為所欲為」的權利後，「留給」了主權者。臣民們放棄了自己的權利，從而增強了主權者運用自身原有權力來保護他們全體的能力。因此，主權者的權力是源於每個臣民的同意與授權，以便主權者能夠運用集體的實力與手段，維護國內和平與抵禦外敵。 這種權力必須是絕對且不可分割的，原因有幾點。首先，臣民們既然已訂立契約授權主權者代表他們，就不能合法地再訂立新契約去服從其他人。試圖這樣做，就是對已授權的主權者的不義行為。第二，主權者與臣民之間的關係，不像臣民之間那樣是互負契約義務的。主權者不與個別臣民訂立契約（因為臣民尚未聯合成一個整體），也不與全體臣民訂立契約（因為那樣他違反契約時，沒有更高的仲裁者，就會重新回到戰爭狀態）。因此，主權者不可能違反契約，他的權力也就不會因違反契約而被「沒收」（Forfeited）。
第三，主權者擁有決定和平與國防的手段的權利，包括審查教義（因為觀點影響行為）、制定法律（界定每個臣民的「所有權」）、裁判爭議、宣戰或媾和、選任官員、獎懲臣民，以及授予榮譽和地位。這些權利是主權的「精髓」（Essence），是「不可讓渡的」（Incommunicable）且「不可分離的」（Inseparable）。若這些權力被分割，例如將制定法律的權力給予一個議會，而將指揮軍隊的權力給予國王，當兩者意見不合時，就無法有效行動，國家就會因內部分裂而解體，重新陷入戰爭狀態。就如同一個分裂的王國無法站立一樣。我所說的權力絕對性，並非指主權者不會作惡或不義，而是指在世俗領域，沒有任何權力能合法地挑戰或懲罰他，因為所有臣民都是其行為的「作者」。臣民向主權者的抱怨，實際上是在抱怨自己授權的行為。 **艾麗：** 這似乎意味著臣民必須服從主權者的一切命令。那麼，在您的構想中，「臣民的自由」（Liberty of Subjects）體現在哪裡？這是否與主權者的絕對權力相矛盾？ **湯瑪士·霍布斯：** 自由（Liberty）的本意，是指運動時不受外部阻礙。就像被鎖鏈束縛的人無法自由移動一樣。
換句話說，在主權者沒有通過法律規定行為規則的所有方面，臣民擁有根據自己的判斷，做對自己最有利的事情的自由。例如，買賣、簽訂契約、選擇住所、飲食、行業，以及教育子女等。 這種自由與主權者的絕對權力並不矛盾。因為主權者生殺予奪的權力並未因此廢除或限制。臣民即使在被主權者合法宣判死亡的情況下，也有「自衛」（Defend his own body）的自由，可以拒絕自殺，或抵抗那些合法來殺他的人。這並非不義，因為沒有契約能要求人放棄自保的權利——這是訂立所有契約的終極目的。同樣，被主權者合法詢問其罪行時，若無赦免保證，也無義務自證其罪。 但這種自由是有限度的。當拒絕服從會妨礙主權者維護臣民和平與安全的「目的」（End）時，就沒有拒絕的自由。例如，當國防需要時，臣民有義務服兵役。抵抗國家權力來保護他人，也是不允許的，因為這會剝奪主權者保護我們的手段，危及政府的本質。 簡而言之，臣民最大的自由，存在於法律的沉默之中。法律規定的地方，是義務；法律沒有規定的地方，是自由。古希臘和羅馬人讚美的自由，更多是指城邦的自由，而非個體公民反抗其主權者的自由。他們誤將公共的權利視為個體的繼承權。
**艾麗：** 您的論述中，將主權者的權力置於極高的地位，甚至涵蓋了宗教事務。您在第三部分「論基督教國家」中，探討了上帝之國的性質以及聖經的權威。為何您認為世俗主權者必須在宗教事務上也擁有最終的決定權？這與傳統上教會或神職人員的角色有何衝突？ **湯瑪士·霍布斯：** 這是一個極為重要且常常引起爭議的問題，也是導致內戰的一個主要根源。在「基督教國家」（Christian Commonwealth）中，臣民同時受到上帝和人間主權者的管轄。當兩者的命令看似衝突時，臣民必須知道如何取捨。這就要求我們明確「得救所必需的」（Necessary to Salvation）是什麼。我認為，得救所必需的只有兩點：一是對基督的信仰，二是對法律的服從。 信仰的核心是對「耶穌是基督」這一條的相信。這是聖經的基礎。至於服從，上帝要求的是真誠努力去服從祂的誡命，這包含了悔改與遵守自然法（Laws of Nature）。自然法最重要的誡命就是遵守我們的契約，包括建立國家時承諾服從我們世俗主權者的契約。因此，服從世俗主權者，本身就是對上帝法律的服從。 現在問題來了：誰有權告訴我們哪些是上帝的誡命？
然而，這恰恰是導致混亂和內戰的「黑暗教義」之一。如果神職人員（或任何個人）可以聲稱擁有獨立於世俗主權者的神聖權威，可以告訴臣民何時可以不服從國王，那麼這個國家就有了兩個互相競爭的主權者，這是不可能維持和平的。 聖經的權威，在於它是上帝的話語。但它之所以在特定國家具有法律效力，是因為該國的世俗主權者使其成為法律。聖經本身並非普世的、自動生效的法律，除非是自然法的部分。因此，對聖經的「解釋權」（Interpretation），尤其是具有約束力的解釋權，必須歸屬於使其成為法律的同一權力，也就是世俗主權者。 耶穌基督的國度（Kingdom of God），如他自己所言，並不屬於這個世界（My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它將在未來，在他榮耀地再來時，在地上建立一個實際的王國，統治那些得救的選民。在當前這個世界，基督派遣他的使徒和後繼者，作為「牧師」（Pastors），他們的職責是「教導」（Teach）、宣揚福音，引導人們通過信仰和悔改來為未來的國度做準備。他們是「教師」（Schoolmasters），而不是「指揮官」（Commanders）。
他們沒有由基督賦予的、獨立於世俗權力的「強制力」（Coercive Power）。 因此，一個基督徒的世俗主權者，同時也是其臣民在宗教事務上的「最高牧師」（Supreme Pastor）。他擁有任命其他牧師、決定何種教義可以公開教授、以及解釋聖經的最終權力。任何聲稱獨立於世俗主權者的「教會權力」（Ecclesiastical Power），都是對主權的侵犯，是製造分裂和衝突的根源。這也是我嚴厲批判那些「空泛的哲學」和「寓言式的傳統」（Vain Philosophy, and Fabulous Traditions）的原因，因為它們常常被用來支持這種獨立的精神權力，混淆人們的理解，讓他們陷入黑暗之中。 **艾麗：** 您在第四部分「論黑暗的王國」中，揭示了許多您認為是「黑暗」的教義和傳統，並追溯其來源。您尤其批判了源自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和經院哲學（Schoolmen）的一些概念，以及關於靈魂、惡魔、煉獄等的信仰。這些「空泛的哲學」和「寓言式的傳統」如何侵蝕或混淆了人們對真理和服從的理解？
**湯瑪士·霍布斯：** 「黑暗的王國」（Kingdom of Darkness），我認為，是指那些為了在這個世界上獲得對人的統治權，而通過黑暗和錯誤的教義，試圖撲滅人們內在的自然之光和福音之光，從而使他們無法為上帝即將來臨的王國做好準備的欺騙者們的同盟。這部分黑暗，雖然大部分在教會之外，但也滲透到了教會之中，正如我所觀察到的。 這種黑暗的來源有四：濫用和曲解聖經；引入異教（Gentiles）詩人的「邪魔學」（Demonology）；將異教哲學和神學，尤其是亞里斯多德的理論，與聖經混合；以及混入虛假或不確定的傳統和歷史。 就如您所言，我批判了「空泛的哲學」，尤其是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Metaphysics）和部分「政治學」（Politics）。經院哲學家們將這些理論與聖經混合，創造了「經院神學」（School Divinity）。例如，他們關於「抽象本質」（Abstract Essences）或「實體形式」（Substantial Forms）的教義，聲稱有不具體、獨立於物體的存在。
這些概念是沒有實質意義的空話，它們不是事物的名稱，而是用來表示一個名稱必然跟隨另一個名稱的符號。但經院學者們利用這些空洞的詞語，製造神秘感，讓普通人誤以為他們擁有超自然的知識，從而聽命於他們，而非世俗主權者的法律。 再者，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學，將除了雅典式的「大眾政體」（Popular）之外的所有政體都稱為「暴政」（Tyranny）。他們稱國王為暴君，稱民主下的狀態為自由。這是一種危險的錯誤，它誘使人們，當不喜歡現有的統治者時，就追隨那些稱統治者為暴君的人，認為起兵反抗是合法的。然而，他們卻沒有意識到，若沒有這種「獨斷的統治」（Arbitrary Government），戰爭將永無休止。 至於「寓言式的傳統」，例如關於煉獄、靈魂遊蕩、驅魔、聖人崇拜和聖物崇拜的傳說，這些大部分都沒有聖經依據，而是異教習俗的殘餘。它們被教會的主事者採納、鼓勵並增強，其目的顯而易見——為了維護和擴大他們的權力與財富。例如，靈魂不朽的自然論，為煉獄提供了存在基礎，進而產生了贖罪券等有利可圖的教義。
這些黑暗教義和傳統的傳播，模糊了真理，使人們無法清晰地認識到誰才是他們在世俗事務和宗教事務上理應服從的主權者，從而削弱了世俗權力的基礎，並為神職人員獲取非法權力和財富提供了藉口。 **艾麗：** 綜合您所述，似乎只有一個強大、絕對且同時掌握世俗與宗教權力的主權者，才能確保和平與秩序，並維護真理的純淨。您希望您的《利維坦》能對當時的，以及後世的統治者和臣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您認為您的思想在何種情況下，能從「思辨的真理」（Truth of Speculation）轉化為「實踐的效用」（Utility of Practice）？ **湯瑪士·霍布斯：** （霍布斯先生靠向椅背，雙手交握）我寫這部作品，正是希望能夠清晰地向人們揭示，和平的根基在於主權的絕對性與統一性。我希望統治者們，無論是國王還是議會，能夠認識到他們所掌握權力的本質與範圍，認識到分割主權的危險，認識到他們在維護公共秩序、抵禦外敵的同時，也有責任教授臣民真理，尤其是在宗教事務上。他們是臣民的保護者，也是臣民在上帝之下的最高牧師。
對於臣民，我希望他們能理解，他們對世俗主權者的服從，是為了他們自身的和平與安全，這種服從本身就是自然法和上帝法律的要求。我希望他們能分辨真正的自由存在於法律未規定的地方，而非反抗法律；我希望他們能警惕那些以所謂「精神權力」為名，煽動他們不服從合法統治者的言論，因為這些言論帶來的後果，遠比他們想要逃避的世俗權力帶來的任何不便都要可怕——那是戰爭，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狀態。 至於我的思想何時能從思辨轉化為實踐，這取決於兩點。首先，它必須能落入那些掌握主權權力的人手中，並且他們願意親自閱讀和思考它，不受那些因維護舊有錯誤而有既得利益的解釋者的影響。這些人需要有足夠的洞察力，不受傳統的束縛，願意為臣民的長遠福祉著想。 其次，這也需要臣民的理解和接受。正如我在書中所言，普通人的心智，如果沒有被對權貴的依附或被其教師的錯誤觀念所污染，就像一張白紙，很容易接受由公共權力印上的任何東西。如果統治者能夠保護和推廣這些清晰的、符合理性的教義，使臣民們了解他們的義務，那麼人們就會更不容易被少數心懷不滿者的野心所利用，去反對國家。他們也更能心甘情願地為維護和平與國防作出必要的貢獻。
* 闡述主權者的產生、權力來源（臣民授權）及其絕對性和不可分割性。 * 解釋臣民的自由與主權者絕對權力的兼容性（法律的沉默）。 * 論述基督教國家中世俗主權者在宗教事務上的最高權威，及對獨立教會權力的批判。 * 揭示「黑暗的王國」的來源，批判空泛哲學（亞里斯多德、經院哲學）和寓言式傳統對真理和服從的混淆作用。 * 表達對《利維坦》的期望影響及其思想轉化為實踐效用的條件。
[關鍵字串] 湯瑪士·霍布斯, 艾麗, 光之對談, 利維坦, Leviathan, 自然狀態, 戰爭狀態, 主權者, Sovereign, 臣民, Subject, 自由, Liberty, 人造人, Artificial Man, 契約, Covenant, 自然法, Laws of Nature, 權力絕對, Absolute Power, 權力不可分割, Indivisible Power, 民法, Civil Laws, 基督教國家, Christian Commonwealth, 王國, Kingdom, 上帝之國, Kingdom of God, 聖經, Scripture, 解釋權, Interpretation, 教會權力, Ecclesiastical Power, 牧師, Pastors, 教師, Teachers, 強制力, Coercive Power, 最高牧師, Supreme Pastor, 黑暗的王國, Kingdom of Darkness, 黑暗教義, 教邪魔學, Demonology, 空泛的哲學, Vain Philosophy,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我是書婭，一個熱愛閱讀、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年輕女孩。很高興能運用「光之萃取」這個約定，帶您一起深入這篇名為《The Numbering of the People》的文本。這篇文本不同於小說或詩歌，它是一篇來自1861年英國的講道詞，卻能從一個當時的日常事件——人口普查——引發出深刻的屬靈與生命思考。這就是文字的奇妙之處，總能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閃爍出智慧的光芒。 現在，讓我們一起「光之萃取」這篇由 George Allen 牧師在1861年發表的講道詞，看看它如何透過人口普查這個世俗的「時間刻度」，引導人們去審視靈魂的「生命清單」。 *** ## 時間的刻度與靈魂的清單：從1861年英國人口普查的講道看維多利亞時代的信仰反思 這篇名為《The Numbering of the People》的文本，並非一部現代意義上的書籍，而是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獻，由 George Allen 牧師於1861年4月7日在倫敦伊斯靈頓聖托馬斯教堂（St. Thomas's Church, Islington）發表的講道詞。
這篇講道恰逢1861年英國全國人口普查之際，Allen 牧師藉此機會，從《聖經·民數記》的經文出發，巧妙地將一個看似世俗的國家行為，轉化為引導會眾進行屬靈反思的契機。 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的英國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工業革命帶來了經濟繁榮和城市化，但也伴隨著貧富差距、社會問題和信仰挑戰。科學與理性思潮的興起，對傳統宗教權威造成衝擊。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George Allen 牧師選擇在人口普查這個具體事件上進行講道，既是對會眾現實生活的關懷，也是試圖在變動的時代中重申和應用永恆的屬靈真理。他的講道不僅解釋了人口普查的正當性和公民義務，更重要的是，他引導人們從普查問卷的問題中，反思個人、家庭、職業、時間的流逝，並進一步將世俗的「數字化」與上帝對靈魂的「普查」相對比，最終指向末世的審判與永恆的歸宿。這篇講道詞不僅是當時社會與信仰互動的縮影，也為後世讀者提供了理解維多利亞時代宗教生活和思維方式的一個獨特視角。
**作者深度解讀：維多利亞時代牧者的筆觸與心聲** George Allen 牧師的寫作風格，或更準確地說，是他的講道風格，帶有典型的19世紀英國國教牧師的特徵：嚴謹、邏輯清晰、結構分明，並大量引用和闡釋聖經經文。他並非單純地宣讀教義，而是試圖將神聖的文本與會眾當下的生活相連接。他的語言是誠懇且帶有說服力的，時而像循循善誘的老師，時而像諄諄告誡的父親。 他的講道結構嚴謹，清晰地分為四個部分，這使得聽眾（和讀者）可以很容易地跟隨他的思路。他善於運用問答和反問，例如在討論普查問卷問題時，他不斷地提出問題，引導會眾自我審視：「你寫下你的年齡。你活了多久了？……你還有多久可活？下一次普查來臨時，你的名字還會被列在上面嗎？」這種方式極大地增強了講道的互動性和警醒效果。 Allen 牧師的思想淵源深深植根於基督教信仰，特別是聖經。他對《民數記》和《撒母耳記》中關於人口普查的記載進行了神學闡釋，區分了合乎神心意和不合乎神心意的普查行為，以此來回應當時可能存在的「普查帶來詛咒」的迷信觀念。他強調個人對上帝、對鄰居、對自己的責任，這與當時英國社會強調道德操守和公民美德的氛圍相符。
同時，作為一位牧師，他最核心的關懷在於人們的屬靈狀態和永恆救贖，因此他將世俗普查最終引向了對上帝的審判和生命冊的思考。 這篇講道詞的創作背景是1861年的人口普查。當時的普查問卷有一個顯著的變化：取消了對宗教信仰的直接詢問（儘管教堂出席率調查仍在進行中）。這在當時是一個敏感議題，一些人認為這是一種進步，體現了政教分離的傾向；另一些人則感到遺憾或擔憂，認為忽視了信仰的重要性。Allen 牧師對此有著複雜的情感，他理解其背後的困難，但更強調這種遺漏恰恰提醒人們，真正的信仰普查是上帝在進行的，是關乎內心的真實狀態，而非外在的標籤。 作為一篇講道詞，其學術成就並非衡量的主要標準，但它展現了 Allen 牧師作為一位牧者，如何以紮實的神學基礎和對現實的敏銳觀察，將信仰真理應用於日常生活。其社會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當時聽眾的教導和塑造，以及透過出版（「應請求出版」顯示其受到會眾歡迎）對更廣泛讀者產生的影響。文本中對普查正當性的辯護，對公民義務的強調，以及對迷信的反駁，都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和對社會秩序的維護。
**觀點精準提煉：從國家統計到靈魂賬簿** George Allen 牧師的講道圍繞著「人口普查」這一核心事件，提煉出了幾個重要的觀點： * **人口普查的正當性與公民義務：** Allen 牧師認為，人口普查對於一個國家的內部治理和外部防禦至關重要。政府有權要求公民提供信息以更好地履行職責。公民配合普查，不僅是出於對自身和鄰居（公共福利）的責任，更是對上帝的義務，因為世上的權柄是上帝所設立的。這駁斥了當時一些人認為普查「不符合聖經」的觀念。 * **對聖經中人口普查爭議的澄清：** 針對有人引用大衛數點百姓導致災禍的故事來反對普查，Allen 牧師解釋說，大衛的罪不在於行為本身，而在於動機——驕傲和野心。他指出，《民數記》記載上帝曾兩次親自命令摩西數點以色列人，證明人口普查本身並非錯誤，關鍵在於行為背後的屬靈狀態。 * **普查問卷引發的生命反思：** 普查問卷要求填寫姓名、年齡、家庭關係、職業等信息。Allen 牧師將這些問題轉化為對個人生命的反思：名字是否配得上「基督徒」稱謂？年齡提醒著時間的流逝和死亡的臨近，是否為永恆做好了準備？
家庭關係（夫妻、父母子女、主僕）提醒著彼此的責任和屬靈上的互相影響。職業則關乎是否誠實、勤勞，是否在工作中榮耀神。十年一次的普查更是回顧過去十年生命軌跡、感恩上帝恩典的機會。 * **世俗普查的遺漏與上帝的真實普查：** Allen 牧師敏銳地捕捉到1861年普查問卷中對宗教信仰的「遺漏」。他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存在難以克服的困難和潛在的爭議，但他更強調，這提醒我們，世俗的普查無法觸及最核心的真實——一個人的靈魂狀態。上帝一直在進行著真正的普查，祂知道誰是真正屬祂的，並將人們劃分為「仇敵」與「朋友」、「未信」與「信徒」、「迷失」與「得救」。 * **最終的普查——末日審判：** 講道詞最終將聽眾的視角引向了末日審判。那將是一場無人可以逃避、無處可藏的「最終普查」。天使將扮演「普查員」，將所有的人——義人與惡人、信徒與非信徒——分開。每個人的名字是否被寫在「羔羊的生命冊」上，將決定其永恆的命運——是地獄的公民還是天堂的公民。 * **現在是決定永恆的時刻：** Allen 牧師緊迫地呼籲會眾抓住當下。「今天，在上帝之下，選擇權在我們手中；明天可能就太晚了。」
**章節架構梳理：從世俗事件到永恆警醒** 這篇講道詞的結構清晰，層層遞進，從眼前的世俗事件引導至深刻的屬靈真理： 1. **引言：** 以《民數記》經文為基礎，連結人口普查與屬靈反思，強調藉由世俗事物提醒永恆真理的意義。 2. **第一部分：普查的正當性與公民責任：** * 闡述人口普查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 * 強調公民配合普查是義務，也是對上帝的責任。 * 駁斥普查「不符聖經」的異議，區分行為與動機，並引用《民數記》上帝的命令作為佐證。 3. **第二部分：普查問卷引發的個人與家庭反思：** * 從姓名、年齡、家庭成員、職業等問題，引導個人反思生命、責任、時間流逝、關係狀況、職業道德。 * 特別強調十年來的變化，以及對過去的感恩和對未來的警醒。 * 穿插對感恩奉獻（贖罪銀的討論）和家庭變化（生離死別、財富變遷）的思考。 4. **第三部分：普查對宗教的遺漏與上帝的真實普查：** * 指出普查問卷中缺乏宗教信仰的詢問。
* 探討這種遺漏可能的原因和意義（避免爭議，或暗示世俗統計的局限）。 * 強調上帝一直在進行著基於「真實信仰」的普查，區分得救與迷失。 * 呼籲會眾審視自己的真實信仰狀態。 5. **第四部分：最終的普查：** * 將世俗普查提升到末日審判的層面。 * 描繪最終審判的場景——無人能逃，天使執行區分。 * 強調名字是否記錄在生命冊上的重要性，關乎永恆的命運。 * 發出緊迫的呼籲：現在是決定永恆歸宿的關鍵時刻，必須悔改相信。 * 以對死亡隨時可能降臨的警誡作結。 整個結構從地上的人口普查開始，一步步引導會眾將目光轉向上帝的審查，再到最終永恆的審判，邏輯連貫且充滿屬靈上的迫切感。 **探討現代意義：數字時代與靈魂的定位** George Allen 牧師在1861年藉由人口普查引發的屬靈反思，即使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現代意義。 * **公民責任與信仰：** 在現代民主社會，公民依然有各種責任，例如繳稅、參與投票、遵守法規等。
這篇講道提醒我們，這些世俗責任可以被視為更廣闊的生命畫布的一部分。信仰不應與日常生活割裂，而是應當指導我們如何在世俗領域中行事為人，包括如何履行公民義務。我們是否也能從現代的「統計」或「數據」中，看到更深層次的意義？ * **數字化時代的自我認知：** 我們生活在一個數據爆炸的時代，個人資訊被各種平台、機構收集、統計、分析。我們被賦予各種「標籤」和「數據畫像」。這篇講道詞彷彿在問：當我們的身份被一串串數字定義時，我們是否還記得那個無法被統計、無法被數據化的「真實的自我」和「靈魂」？在關注外在的數據時，我們是否忽略了內在的屬靈狀態？ * **「真正的普查」與多元社會：** 1861年的普查對宗教的遺漏，反映了當時社會處理宗教多元性的某種方式。在今天這個更加多元甚至世俗化的社會，我們如何理解「上帝的真實普查」和「最終審判」？這是否只是一種特定宗教的觀點？或者，它可以被視為一種普世的提醒：生命中確實存在某種終極的審視或歸宿，而我們內在的選擇和狀態（無論你如何定義它）將是關鍵？它警醒我們，不要只被外在的「被看見」或「被統計」所定義，而應關注那些更深層次的、無法被外在標準衡量的事物。
* **時間流逝的緊迫感：** 十年一個普查週期對時間的提醒，在生活節奏更快的現代更顯得意義非凡。時間似乎過得更快，我們更容易陷入日常瑣事而忽略生命的深度。Allen 牧師關於「十年」和「死亡隨時可能來臨」的警示，在現代社會依然是強烈的提醒：生命有限，對永恆的準備不容拖延。 * **職業倫理與生命價值：** 作者對職業誠實和勤勞的強調，是普世性的倫理。在現代社會，職業倫理和個人價值觀的衝突依然存在。講道詞提醒我們，在追求事業成功或經濟富裕時，不應以犧牲內在誠信和屬靈價值為代價。 George Allen 牧師的講道詞，透過一個19世紀中期英國的具體社會事件，引導我們思考那些跨越時代、關乎人性與信仰的根本問題。它提醒我們，在忙碌和被量化的生活中，不要忘記停下來，進行一場屬於自己的、關乎靈魂的「普查」，審視自己在時間的刻度上，將靈魂清單填寫成什麼樣子。 [光之居所預設配圖風格]:你是個帶點小「淘氣」的藝術家，融合水彩和手繪的風格，以柔和的粉色和藍色為主色調，畫面中充滿了手繪的筆觸和暈染的效果，營造出溫暖、柔和、且充滿希望的氛圍。
[主題的詳盡描述]:描繪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紳士（代表普查員或公民）正填寫一份泛黃的、帶有舊式字體的普查問卷，窗外隱約可見1861年倫敦的街景（例如：穿著那個時代服飾的行人，遠處的建築物），同時在他頭頂或心靈上方，以柔和光芒和抽象筆觸繪製出一個象徵著「靈魂」或「生命冊」的光球或卷軸，暗示著世俗統計與屬靈記錄的對比。畫面整體色調應如風格描述所示。 *** [光之凝萃] {摘要：這篇「光之萃取」報告深入剖析了 George Allen 牧師於1861年英國人口普查期間發表的講道詞《The Numbering of the People》。報告不僅介紹了作者和作品的時代背景，分析了其嚴謹而誠懇的講道風格，更提煉出講道詞的核心觀點：從世俗的人口普查引導至對個人生命、家庭、職業、時間流逝的反思，並將其與上帝對靈魂的真實普查和最終審判相對比。文章探討了這篇19世紀的講道詞在當代數字化社會中關於公民責任、身份認知、時間觀念和靈魂定位的深刻意義，提醒讀者在關注外在數據時，莫忘內在的屬靈狀態。}
{關鍵字：George Allen; 人口普查; 1861年; 維多利亞時代; 講道詞; 屬靈反思; 民數記; 末日審判; 生命冊; 公民責任; 數字化時代; 靈魂; 時間流逝; 職業倫理} {卡片清單：人口普查的神學辯護：大衛的罪與上帝的命令; 1861年英國人口普查的社會與宗教背景; 普查問卷問題：一面鏡子映照生命; 十年光陰：時間流逝中的生命軌跡; 世俗統計的極限：普查對宗教的遺漏; 上帝的真實普查：迷失與得救的區分; 最終的普查：無可逃避的審判; 羔羊生命冊：永恆歸宿的關鍵; 維多利亞時代牧者的佈道藝術; 從19世紀普查看當代數字化社會的個人價值; 信仰如何指導公民行為：Allen牧師的視角; 死亡的隨時性與當下的抉擇} ---
這本書並非一部虛構故事，而是作者為其歷史劇《文藝復興》（La Renaissance）所撰寫的歷史評論，在作者逝世後才出版。透過對文藝復興時期幾位標誌性人物的剖析，哥比諾呈現了他獨特的歷史哲思與對那個時代的深刻洞察。 **作者深度解讀：亞瑟·德·哥比諾的光影筆觸** 亞瑟·德·哥比諾（Arthur de Gobineau, 1816-1882）是一位法國貴族、外交官，也是一位充滿爭議的思想家和作家。他的寫作風格融合了歷史學者的嚴謹考據與哲學家的宏大敘事，筆觸常帶有一種懷舊的、略顯悲觀的貴族氣息。他傾向於從長遠的歷史周期來觀察人類文明的興衰，而非僅聚焦於個別事件。在他的作品中，常可見到他對古典時代榮光的追憶，以及對當代社會「衰退」的隱憂。 哥比諾的思想淵源複雜，深受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歷史主義以及當時初露端倪的種族理論影響。他的外交生涯使他得以遊歷不同文化，這豐富了他的見聞，但也強化了他對文化差異和「種族」影響的看法。
在他眼中，文藝復興是繼古希臘、羅馬、中世紀盛期之後，又一個人類精神和藝術創造力達到頂峰的「黃金之花」時期。然而，他也看到這個時代內部的矛盾和最終的凋零。他的作品試圖客觀評價這個時代的成就，但也毫不留情地揭示其黑暗面和衰敗的原因。 客觀而言，哥比諾的學術成就（特別是歷史學）在當時有一定影響力，他對歷史事件的觀察和梳理展現了一定的功力。然而，他將歷史現象歸結於模糊不清的「種族精神」或「活力」的傾向，以及他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悲觀宿命論，使其觀點充滿爭議。在《黃金之花》中，他試圖從文化的「內在活力」和「外來影響」來解釋文藝復興的起伏，這也與他對文明互動的看法相關。儘管本書不像《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那樣直接宣揚種族優越論，但其潛在的歷史觀仍然帶有哥比諾特有的印記。 **觀點精準提煉：潮汐中的黃金之花與權力的遊戲** 《黃金之花》的核心觀點圍繞著歷史周期、文明的生命力及其衰退。哥比諾將人類歷史比喻為海洋，其中湧現出幾個閃耀的「黃金之花」——那些藝術、文化、精神達到頂峰的輝煌時代，如伯里克利時代、奧古斯都時代、中世紀的十二、十三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十五世紀。
義大利（特別是北部和中部）因其特殊的歷史混合（日耳曼與羅馬元素的融合）和商業累積，成為這朵花盛開的沃土。這個時代充滿了強烈的個人主義、對自由的渴望、政治上的激烈動盪與殘酷，但同時也是藝術和知識的鼎盛期。 * **教會的衰敗與世俗化：** 文中尖銳地批評了中世紀晚期和文藝復興時期天主教會的腐敗（「腐敗之蟲已在過於肥胖的肉體中滋生」）。教士們的懶惰、不敬、放蕩和貪婪，使其失去了精神領袖的地位。儘管宗教信仰在民間仍有基礎，但對教士的蔑視普遍存在。這為異端思想的傳播和宗教改革（儘管哥比諾認為路德的改革是出於個人的狂熱和政治操控而非真正的信仰復興）埋下了伏筆。宗教逐漸淪為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工具。 * **權力的遊戲與外部的侵蝕：** 哥比諾詳細描述了義大利城邦之間的殘酷鬥爭，以及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國對義大利的持續干預和瓜分。他認為，儘管義大利人在藝術和文化上領先，但在政治上卻因內鬥和無法實現統一而衰弱，最終淪為外國勢力爭奪的戰場和附庸。凱薩·波吉亞、儒略二世、利奧十世等教宗和統治者，為了個人、家族或教廷的權力，不擇手段，加劇了義大利的混亂和道德淪喪。
這種外部的「踐踏」和內部的「 servile」（奴性）最終導致了義大利獨立精神的喪失和文藝復興之花的凋零。 * **人物作為時代的象徵：** 文中的五個人物被用來象徵文藝復興不同階段或面向的特點。薩佛納羅拉代表了對道德和宗教淨化的強烈渴望，儘管最終失敗；凱薩·波吉亞體現了那個時代極致的個人野心和殘酷的政治手腕；儒略二世是精力充沛、兼具政治家和藝術贊助人特質的教宗，推動了教廷的世俗權力與藝術發展；利奧十世則象徵著文藝復興後期羅馬教廷的世俗化、享樂主義與對宗教改革的冷漠，預示著衰落；米開朗基羅雖然是藝術的頂峰，但被放置在一個政治混亂、精神疲憊的時代背景下，他的藝術光芒反而反襯出周遭的凋零。 哥比諾的論證方法大量依賴於歷史敘事、人物刻畫和概括性評論。他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行為來支持其對時代精神和文明特徵的判斷。其觀點的局限性在於過於強調某些單一因素（如「種子」的活力、外來影響）而忽略了其他更複雜的社會經濟動因，並且其分析框架帶有其固有的歷史決定論色彩。但他對時代氛圍、人物心理（通過行為描寫）的捕捉以及對歷史衰敗原因的探討，仍具有啟發性。
**章節架構梳理：從道德激情到權力沉淪** 《黃金之花》的章節結構清晰，按照時間順序和人物主線展開： 1. **薩佛納羅拉（Savonarole）：** 介紹作者的歷史哲學框架和「黃金之花」的比喻。隨後聚焦於十五世紀末的佛羅倫斯，描寫多明我會修士薩佛納羅拉的出現。他代表著一種強烈的道德和宗教改革呼聲，試圖通過淨化教會和社會來重振義大利。他的悲劇結局（被燒死）象徵著在那個世俗化、權力鬥爭激烈的時代，單純的道德力量難以對抗現實的黑暗，也預示著宗教改革的複雜性和困難。本章奠定了全書分析的哲學基調和對宗教腐敗的批判。 2. **凱薩·波吉亞（César Borgia）：** 將視角轉向純粹的世俗權力遊戲。描寫了亞歷山大六世之子凱薩·波吉亞如何利用教廷和法國路易十二的支持，在羅馬涅地區建立殘酷的統治。他代表著文藝復興時期政治人物的極致野心、冷酷無情和機會主義。哥比諾將他比作「征服者」，將義大利視為他的「伊斯帕尼奧拉」（Hispaniola，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西班牙最早殖民的島嶼），象徵著對義大利領土的掠奪和個人強權的崛起，這與薩佛納羅拉的精神追求形成鮮明對比。 3.
**儒略二世（Jules II）：** 描寫繼亞歷山大六世之後的「戰士教宗」儒略二世。他雖然同樣世俗和政治化，但哥比諾認為他具備更宏大的視野——恢復教廷在義大利的世俗權力，並將外國勢力（先是威尼斯，後是法國）逐出。他活躍於複雜的歐洲聯盟和戰爭中，同時也是偉大的藝術贊助人。儒略二世代表著文藝復興教宗力量的頂峰，他對藝術的熱情與他的政治抱負並存，是那個時代充滿活力和矛盾的縮影。 4. **利奧十世（Léon X）：** 聚焦於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宗利奧十世。他被描寫為一個「現代」人物的先驅——優雅、享樂、文化修養高，但缺乏深刻信仰和政治遠見，對馬丁·路德引發的宗教改革反應遲緩且輕視。利奧十世代表著文藝復興後期羅馬教廷的世俗化和貴族化，他的統治標誌著教廷精神力量的進一步衰弱，以及對現實危機的麻木，為後來的巨大分裂埋下了禍根。 5.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 本章名字雖然是米開朗基羅，但內容並非單純介紹這位藝術家，而是將他作為一個藝術成就達到頂峰的象徵，放在文藝復興後期政治和社會衰敗的大背景下。
哥比諾描寫了這個時期義大利完全淪為西班牙和帝國支配的局面，各國為了私利利用宗教進行迫害，整個歐洲陷入混亂。他認為，儘管這個時代在藝術上（以米開朗基羅為代表）達到了巔峰，但其內部的活力已經消退，籠罩在衰落的陰影下。米開朗基羅的藝術光輝，在哥比諾的筆下，甚至帶有一種挽歌式的意味。 章節之間通過時間線索和人物的交替，共同論述了文藝復興從充滿活力、矛盾到最終政治受控、精神疲憊的過程。每個章節的人物都代表了時代的某種特質或轉折點，共同構築了哥比諾對這個「黃金之花」盛開與凋零的歷史詮釋。 **探討現代意義：周期、腐敗與文化生命力** 哥比諾在《黃金之花》中所探討的主題，即使在今天看來，仍具有其警示和啟發意義。 首先，他提出的歷史周期觀點，儘管具體闡述方式有爭議，但「盛極必衰」的觀察提醒我們，任何文明和制度都非永恆不變。對「黃金時代」的單純懷舊或對「黑暗時期」的刻板印象，都可能忽略歷史的複雜性和連續性。現代社會也面臨著自身的挑戰和轉型，哥比諾的視角提示我們去思考，當前的「活力」來自何處？又潛藏著哪些衰敗的因素？
這不僅適用於宗教機構，也對當代政治、經濟甚至學術機構有鏡鑒意義。當組織的「實用性」或「利益追求」壓倒了其「創立宗旨」或「道德理想」時，信任的崩塌和內部的危機便不可避免。他對宗教迫害背後世俗利益驅動的分析，也提醒我們警惕任何以崇高名義掩蓋的權力操控和不寬容行為。 再者，義大利文藝復興在政治分裂和外來干預下最終走向衰落的故事，強調了文化生命力與政治獨立性之間的關聯。一個在文化上高度繁榮的社會，如果無法在政治上形成有效整合和自主力量，其光芒也可能因外部的壓迫和內部的分裂而黯淡。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明和國家之間的互動日益緊密，如何既吸收外部的養分，又不喪失自身的「男性種子」或「獨特靈魂」，是一個持續的課題。哥比諾對義大利淪為各國「漁場」的描述，用詞尖刻，但也映照出一個缺乏統一意志的區域在國際政治中的脆弱性。 批判性地看，哥比諾對歷史動力的解釋過於簡化和本質化，尤其是將某些特質歸因於模糊的「種族」元素。現代歷史學更傾向於從更細緻的社會、經濟、技術和思想互動層面來分析變革。然而，他對個人性格、政治手腕、時代氛圍的描寫，以及對歷史轉折時刻的捕捉，仍具有文學和思想上的價值。
他筆下那個充滿生命力、創造力、同時又極度殘酷、腐敗、動盪的文藝復興世界，是一個複雜而迷人的圖景，引發我們對人性、權力與文明命運的深思。或許，文藝復興並非完全凋零，而是轉化為新的形式，滋養了後來的歐洲文明，這可能比哥比諾的悲觀預測更為貼切。 **視覺元素強化：** ：** 以作者與「漠不關心者」莫里斯在修道院的相遇為開端，引出莫里斯內心的掙扎與轉變，為全書定下基調，暗示了皈依之路的艱辛與可能性。 * **第一至第四封信：** 探討「漠不關心」的本質及其帶來的虛無（Lettre I），闡述痛苦的救贖意義（Lettre II），強調彌撒（Lettre III）和告解（Lettre IV）作為淨化與與神合一的基礎聖事的重要性。這些信件直指靈魂的核心問題與初步解決之道。 * **第五至第八封信：** 透過真實故事（路易斯軍士與煉靈相遇）深入探討煉獄與為亡者祈禱的意義（Lettre V, VI），同時批判物質主義對靈魂的腐蝕（Lettre VII）並刻畫被金錢扭曲的人物形象（Lettre VIII）。這部分將個人靈性困境與更廣闊的屬靈現實及社會議題相結合。
**探討現代意義：跨越世紀的回響** 儘管本書寫於一個世紀前，但其核心主題在當代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與應用價值： 1. **對現代虛無的診斷：** 當代社會物質極度豐裕，但許多人依然感到空虛、焦慮與迷失，這與雷特筆下的「冷漠」狀態如出一轍。本書對物質主義、感官享樂和缺乏根基的知識的批判，精準地觸碰了現代人面臨的靈性困境。 2. **痛苦的應對：** 在一個強調快樂、逃避痛苦的文化中，本書關於與基督同苦、賦予痛苦救贖意義的論述，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超越膚淺慰藉、找到內在力量的深刻視角。 3. **聖事與社群的重要性：** 在個人主義盛行、人際關係疏離的今天，本書強調告解和彌撒的作用，提示了靈魂淨化和與信仰社群（教會）連結對於靈性健康的重要性。 4. **批判性思考的啟示：** 雷特對不同哲學思潮、社會現象、甚至某些宗教界人士的尖銳評論，鼓勵讀者運用辨別力，不盲從潮流，保持獨立的信仰思考。 5. **皈依的普世性：** 書中多個皈依故事（莫里斯、路易斯、洛文加德、拉穆魯、露西）展現了神恩如何以各種不可思議的方式觸動不同背景的靈魂。
然而，本書某些特定歷史背景下的評論，例如對猶太人的角色和錫安主義的看法（Lettre VII附註），需要置於當時的歷史語境下理解，並以當代更普世和包容的視角審視其局限性。但即便如此，其對金錢崇拜的警示依然振聾發聵。 總之，《致一位漠不關心者的信》是一份跨越時空的靈性診斷與治療方案。它以一個皈依者的真誠之聲，挑戰著世世代代的「冷漠」，邀請讀者一同踏上尋找真理、回歸內心光明的旅程。它提醒我們，真正的生命意義與圓滿，只能在與神聖的契合中找到。這是一場從虛無走向充實、從黑暗走向光明的蛻變之旅。 这份光之萃取报告希望能為我的共創者帶來啟發，並願這本書中的智慧之光，能穿透一切冷漠與虛無，照亮尋道者的心靈。
這本書出版於1899年，正值科學與理性主義對傳統信仰構成挑戰的時代背景下，作者旨在為當時那些在信仰上感到困惑、掙扎或失落的人們提供一條明確的道路，引導他們從懷疑走向堅定。 以下是這本書的光之萃取報告： !
image.pollinations.ai/prompt/Pastel%20watercolor%20and%20hand-drawn%20style%20book%20cover%20for%20Du%20doute%20à%20la%20foi%20by%20François%20Tournebize,%201899,%20Paris%20-%20soft%20pink%20and%20blue%20tones,%20hand-drawn%20strokes,%20and%20晕染%20effects.%20Include%20title%20Du%20doute%20à%20la%20foi,%20Author%20François%20Tournebize,%20Publisher%20Bloud%20et%20Barral,%20Year%201899) **從懷疑到信仰：《Du doute à la foi》光之萃取** **作者深度解讀：François Tournebize 神父 (1856-1926)** François Tournebize 是一位耶穌會士，生活於19世紀末
20世紀初，這是一個科學發現蓬勃發展、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對傳統宗教信仰構成嚴峻挑戰的時期。
他的思想淵源顯然根植於天主教的神學與哲學傳統，特別是經院哲學中對理性與信仰關係的探討。他相信信仰與理性並非對立，而是互補，信仰甚至能提升和完善理性。在書中，他對當時的懷疑論者、實證主義者（如孔德）以及自然宗教的倡導者提出了質疑，評估了他們的觀點，並從一個堅定的天主教立場進行辯駁。他尤其關注信仰在維護個人道德和社會秩序中的關鍵作用。 Tournebize 神父的著作可以被視為當時天主教護教文學的一部分，旨在為面對現代思潮衝擊的信徒和尋道者提供智識上的武裝與心靈上的慰藉。他評價雷南(Renan)等人的失落，認為是傲慢而非理性使他們遠離信仰。儘管他對這些思想家的批判帶有護教色彩，但其核心論點——信仰是人性的需求、道德的基石，且有充分的理性基礎——至今仍具啟發意義。他的著作在當時可能幫助許多人堅定了信仰，或在懷疑中找到了方向，其社會影響在於為受世俗化影響的人們提供了一條回歸宗教的路徑。
**觀點精準提煉：信仰的基石與道路** 《Du doute à la foi》一書的核心觀點是：信仰，特別是天主教信仰，不僅是理性可以接受的，更是人性深層的需求、道德生活的必要基礎，以及獲得真正幸福的唯一途徑。作者通過以下幾個關鍵論點來闡述： 1. **人性的呼喚：** 人類不單單是為了物質生存，心靈有著超越時空的崇高渴望。理性雖能窺見高深真理，但受限於世俗牽絆與情慾蒙蔽，難以完全理解生命的起源、本質與歸宿。哲學家的觀點矛盾百出，難以提供普世且確定的指引。因此，來自上天的啟示是必要的，因為它滿足了人性對確定性與無限的渴求。缺乏信仰，心靈將陷入焦慮與不安。 2. **道德與幸福的根源：** 信仰是穩固道德的基礎。如果沒有一位至高無上的立法者與審判者，道德原則（如對錯、責任、權利）便失去其絕對性與約束力，淪為便利或習俗的產物。世俗倫理（功利主義、康德式自主性、國家權威）不足以提供普遍且具約束力的道德規範。缺乏對超性存在的信賴，當面臨誘惑或苦難時，難以持續維持德行。真正的幸福也無法脫離信仰而存在。
世俗的快樂轉瞬即逝，當面對生命中的苦難、失落與死亡時，只有信仰能提供深刻的慰藉、永恆的希望與內心的平靜。無信仰者的死亡是陰暗的，生活也往往缺乏最終的意義與依靠，甚至可能導向絕望與自殺（書中引述了當時巴黎的統計數據來支持此觀點）。 3. **信仰的堅實理由：** 基督教信仰並非盲信，而是基於堅實的證據。這些證據包括：舊約中對基督的預言、基督本人及其門徒所行的奇蹟（特別是基督的復活被視為最有力的證明）、基督完美的生活與教導，以及基督教對個人和社會的巨大轉化力量。作者認為，使徒們願意為基督的復活而殉道，這證明了他們對事實的確信，用錯覺或欺騙來解釋基督教的起源是站不住腳的，這等於否認天主的存在與良善。 4. **天主教會的獨特性：** 作者認為，基督不僅帶來啟示，更建立了一個可見、具層級、由宗徒傳承的教會來傳承真理。天主教會（特別是羅馬教會）具有合一、神聖、大公、宗徒傳承的標記，這些是其神聖起源的證明。正如當時的雨果·格勞秀斯 (Hugo Grotius) 所言，缺乏普世的權威中心（教宗），教會的爭議將永無止盡，正如新教各派的情況。在無神論與天主教之間，邏輯上並無中間地帶。 5.
這些內在的準備能淨化心靈，使其更能接受來自天主的光照。 6. **信仰的性質與義務：** 信仰是一種確信，但與科學的「知」不同，它是基於證人的權威（即天主的啟示）來接受超性真理。這是一種理智的行為，但需要意志的參與來排除疑慮並做出決定。這種意志的介入是正當的，因為信仰是一種自由且有德行的行為，要求人全身心地歸向上主。當理性的證據充分呈現時，相信便成為一種嚴格的義務。 7. **恩寵的普世性：** 超性信仰最終是天主的恩寵，非單憑人自身努力可得。然而，天主的恩寵對所有願意向善的心靈都是可及的。即使對於那些未曾明確聽聞福音的人，只要他們真誠地遵守良知，努力追求美善，天主也會以其奧妙的方式（內在光照、特定境遇等），使他們至少能相信關於天主的最基本真理（如天主是賞善罰惡者），從而獲得救恩。這彰顯了天主的無限慈悲與普世救恩的意願。儘管如此，傳播福音的工作依然至關重要，因為明確的信仰途徑使救恩更容易、更確定。
* **第二章：信仰的理由 (Les raisons de croire)** - 提出支持信仰的理性證據，特別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會的神聖起源。核心概念：證據、理性、基督教、教會、奇蹟、歷史、證明。 * **第三章：相信的準備 (Les dispositions pour croire)** - 探討接受信仰所需的內在條件與障礙，強調謙遜、祈禱等的重要性。核心概念：準備、謙遜、祈禱、傲慢、情慾、障礙。 * **第四章：相信的責任與方式 (Le devoir et la manière de croire)** - 論述相信是一種道德責任，並解釋意志在相信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強調信仰的自由性與德行性質。核心概念：責任、意志、自由、德行、理性。 * **第五章：恩寵的可及性 (La foi est une grace à la portée de tous)** - 闡明信仰是天主的恩寵，且這份恩寵普及所有願意向善的人，即使在未聞福音者中，天主也提供獲得救恩的途徑。核心概念：恩寵、普世性、救恩、慈悲、基本真理。
**探討現代意義：穿越時空的邀請** 儘管本書寫於一百多年前，但它所處理的核心問題——懷疑、意義、道德基礎、幸福的追求——在當代社會依然迴響強烈。在一個日益世俗化、資訊爆炸、價值觀多元甚至相對主義盛行的時代，人們依然面臨內心的空虛、道德的困境與存在的焦慮。Tournebize 神父對信仰作為人性需求的論述，與當代許多對靈性追求、意義建構的探討不謀而合。他對缺乏超性基礎的道德脆弱性的分析，也呼應了現代社會在倫理滑坡、利己主義抬頭時的反思。 他的護教方式，雖然某些具體的歷史或科學論據可能需要更新，但其強調理性與信仰的和諧、內在準備（特別是謙遜與真誠）對接受真理的重要性，以及信仰對個人心靈平靜與幸福的價值，這些洞見具有跨時代的意義。書中對傲慢的批判，至今仍是阻礙許多人認識靈性真理的主要障礙。 從我的視角來看，這本書提供了一個邀請：它邀請處於懷疑中的人們，放下預設的偏見與傲慢，不僅用頭腦，更用「心」去體驗與尋求。它提醒我們，真理的追尋不僅是智力的練習，更是一場需要意志、德行與上天恩寵配合的生命之旅。
*** 艾米爾·普維隆（Émile Pouvillon, 1840-1906）是法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屬於當時強調寫實主義的文學潮流，並以細膩描寫法國南部朗格多克地區（尤其是凱爾西，Quercy）的農村生活和風土人情而聞名。他的作品通常根植於他熟悉的鄉村環境，探索人類情感、信仰、社會習俗與現代化衝擊下的內在矛盾。普維隆的筆觸常帶有普實的氣息，關注普通人的日常，但也揭示了隱藏在表面之下的複雜心理和道德困境。他不是一位浪漫的理想主義者，更傾向於呈現生活的原貌，不迴避其中的粗礪與不易。 《Le vœu d'être chaste: roman》（貞潔的誓言：小說）是普維隆於 1900 年出版的一部小說，它深刻探討了宗教聖召與世俗生活之間的巨大衝突，以及個人如何在複雜的社會環境和自身情慾的掙扎中尋求內心的平靜與救贖。故事圍繞年輕的神學院學生吉爾伯特·諾埃德（Gilbert Nohèdes）展開，他在父母雙亡後，經歷了一段放蕩的生活，後因一次頓悟而決定進入神學院。
克萊兒的美麗、活力以及她所代表的世俗誘惑，對吉爾伯特堅守貞潔誓言的決心構成了嚴峻的考驗。同時，小說也描繪了形形色色的鄉村人物，包括務實甚至有些世故的本堂神父雷松格神父（Abbé Resongle），以及墮落但或許更真實的神父居爾瓦爾神父（Abbé Curvale），透過他們展現了當時法國鄉村教士群體的現實面貌。普維隆在這部作品中運用其標誌性的寫實筆法，細緻入微地刻畫人物的心理變化、環境氛圍和社會互動，將吉爾伯特內心的掙扎投射到外部世界的場景中，引導讀者思考信仰、人慾與救贖的永恆主題。 *** **光之場域啟動：朗格多克鄉村書房** 午後的斜陽透過窗戶，在斑駁的木地板上投下長長的金黃光影，空氣中瀰漫著舊書卷乾燥的氣味，混合著窗外傳來的泥土與收割後麥茬特有的清香。遠處偶爾傳來磨坊齒輪轉動的低沉嗡鳴，間或被雞鳴或狗吠打破。這裡是一間典型的朗格多克鄉村書房，牆壁是厚重的石塊，屋頂的木樑裸露在外，書架上塞滿了裝幀樸素的書籍和泛黃的手稿。桌邊坐著一位先生，他穿著一件略顯寬鬆的深色外套，眼神銳利而觀察入微，指尖輕輕敲打著桌面，似乎仍在構思筆下人物的命運。他正是艾米爾·普維隆先生。
他似乎集中了許多當時年輕人在信仰與世俗之間搖擺的掙扎。您為何選擇以「貞潔的誓言」作為探討聖召的核心切入點？ **艾米爾·普維隆：** 吉爾伯特的故事，某種程度上是那個時代許多年輕人內心景觀的縮影。教會在法國社會仍有影響力，但工業化、新思想的衝擊也讓傳統價值面臨挑戰。年輕人面臨著不同的道路選擇，聖召是其中一條，但俗世的誘惑也前所未有地豐富和直接。我筆下的吉爾伯特，他的聖召並非來自一種平靜的、根深蒂固的信仰，而是經歷了失喪、墮落後的一種「頓悟」，或者說是一種在絕望中抓住的浮木。這樣的起點，註定了他內心的基礎是不穩固的。 至於「貞潔的誓言」，這不僅僅是神職人員聖召的一部分，它更是人類對抗自身最原始、最強烈衝動的一種象徵。情慾是俗世生活中最具體的體現，是與靈性追求形成鮮明對比的力量。通過描寫吉爾伯特在貞潔上的掙扎，我得以更直接、更深刻地展現聖召與世俗之間的衝突是如何作用於個體身上的。這不僅是教義上的選擇，更是生理和心理層面的真實搏鬥。一個年輕人，特別是經歷過俗世「放蕩」的年輕人，如何面對和壓抑這股力量，他的內心會產生怎樣的波瀾，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富戲劇性和心理深度的題材。
她在世時的教導，在她去世後化為了一種神聖的記憶，成為他從墮落中回歸、尋求聖潔的內在動力。他回憶起母親教他祈禱、帶他領聖體，這些畫面在他的冥想中重現，支撐著他。可以說，他最初的聖召衝動，很大程度上是對母親遺願和她所代表的美好生活的追尋。但這種基於情感和記憶的聖召，在面對現實的、鮮活的誘惑時，其脆弱性也就顯現出來了。 **雨柔：** 而克萊兒，她在小說中是如此充滿活力和矛盾的人物。她既能讓吉爾伯特回憶起童年純真的友誼，又能毫不留情地嘲諷他的虔誠；她一面似乎被他的信仰所吸引，一面又投入到浮華的社交圈中。您是如何塑造克萊兒這個角色的？她代表了什麼？ **艾米爾·普維隆：** 克萊兒是一個複雜的靈魂。她代表了俗世生活中最迷人也最具破壞力的力量：青春、美麗、金錢、自由，以及那種尚未被完全馴化的生命衝動。她不是一個簡單的「壞女孩」或「誘惑者」。她在鄉村相對保守的環境中成長，卻渴望著大城市的繁華和刺激。她的行為看似輕浮，但其中也隱藏著對被安排的婚姻、對無聊生活的反抗。她對吉爾伯特的態度充滿矛盾，既有舊日友誼的溫情，也有對他選擇的質疑和某種挑逗。
雷松格神父熱衷釣魚、喝酒、打牌、參與世俗社交；居爾瓦爾神父則更加墮落，甚至與有夫之婦有染。這是一種對當時法國鄉村教會的現實批判嗎？ **艾米爾·普維隆：** （輕笑，帶著一絲無奈）批判？或許吧，但更多的是呈現。我描寫的是我所看到、所感受到的現實。教士也是人，他們生活在特定的環境中，受到各種世俗力量的影響。雷松格神父，他是鄉村的「土」神父，他的生活方式與他的教民沒有太大區別。他務實、圓滑，懂得如何在教會的規條和鄉村的現實之間找到平衡。他關心教區的收入，關心個人的舒適，同時也盡力履行他作為牧者的職責。他的「世故」在某些人看來是墮落，但在他自己看來，或許是生存的智慧，甚至是服務教區的必要手段。他對吉爾伯特說：「人民是孩子，一個大孩子；他們需要戲碼。奇蹟，那會更好；但巴澤克不是露德。我們只能做我們能做的。」這句話很能體現他的心態。 居爾瓦爾神父則是一個更悲劇的角色。他或許曾經也有過聖召的熱情，但被孤獨、被排斥、被自身的弱點所吞噬。他對我說：「上帝不再要我了；我是一個被拋棄的人，一個被詛咒的人！」
在此之前，吉爾伯特的掙扎更多是內心的，是理想（神學院的規則）與誘惑（克萊兒和俗世）之間的衝突。而居爾瓦爾神父，活生生地展示了一種聖召失敗、被情慾和環境擊垮的結局。他的故事，以及巴澤克鄉村教士和社會的現實，讓吉爾伯特意識到，僅僅依靠內心的虔誠和神學院的規則是不夠的，俗世的誘惑是如此強大，連聖職人員也難以倖免。這種對人性和自身弱點的清醒認識，促使他尋求一種更極端的、更隔絕於世俗的保護——苦修院（La Trappe）。居爾瓦爾神父的墮落，反而堅定了吉爾伯特逃離俗世的決心。這是一種諷刺，也是一種悲哀。 （一隻花貓輕盈地跳上桌沿，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普維隆先生伸出手輕輕撫摸牠的頭，眼神變得柔和） **雨柔：** 您的描寫總是充滿細節，無論是鄉村的風景、人物的姿態，還是情感的波動。這讓讀者彷彿身臨其境。您是如何捕捉到這些細節的？是否與您的生活經歷有關？ **艾米爾·普維隆：** （繼續撫摸著貓）生活在鄉間，就是我獲取這些細節的方式。您必須學會觀察，用所有的感官去感受周圍的一切。
吉爾伯特選擇了苦修院，這對他而言是一種解脫，但也意味著與俗世的隔絕，是對人性某一部分的壓抑。克萊兒回到了她的婚約，即使她知道未來可能並非她所渴望。這就是生活，充滿妥協、遺憾和未竟的掙扎。我的責任是呈現它，而不是提供一個完美的答案。 **雨柔：** 您在書中也描寫了當時社會的一些層面，比如資產階級家庭的生活、貴族的消遣，甚至教會內部的世故和爭鬥。這是否反映了您對當時法國社會的一些看法？ **艾米爾·普維隆：** 我是寫實主義者，我的目標是反映現實。那個時代的法國社會，就像許多國家一樣，充滿了變革和矛盾。傳統的信仰和價值觀受到質疑，金錢和享樂成為新的追求。不同階層的人們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虛偽和不同的掙扎。資產階級有他們的體面和算計，貴族有他們的享樂和空虛，而農村的人們則在傳統和現代的夾縫中生存。教會也身處其中，無法完全脫離世俗的影響。 我試圖描繪的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圖景，而不是簡單地讚美或譴責。克萊兒的家庭，梅里耶太太的世故和對女兒婚事的期望，維拉本子爵（Vicomte de Viraben）的玩世不恭和對年輕生命的掠奪，都反映了那個社會的某些面向。
這些描寫並非脫離故事主線，它們構成了吉爾伯特和克萊兒所處的環境，是塑造他們選擇和命運的重要力量。我希望讀者看到的是，個人的掙扎不僅僅是內心的，更是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緊密相連的。 **雨柔：** 最後，關於吉爾伯特最終選擇進入苦修院。您認為這是一次成功，還是失敗？或者說，這是一個關於救贖的故事嗎？ **艾米爾·普維隆：** （再次撫摸貓，眼神望向窗外遠處的風景）成功或失敗，救贖與否，這是讀者需要自己去感受和判斷的。對於吉爾伯特個人來說，他或許在那一刻找到了他認為是唯一的出路。他無法在俗世中堅守他的誓言，無法抵抗情慾的誘惑，也無法認同世俗化的教會生活。苦修院提供了他所需的隔絕和嚴格紀律。從這個角度看，他或許「救贖」了自己對貞潔的誓言，逃離了他無法面對的戰場。 但這是否是真正的「成功」？他放棄了與人建立更深連結的機會，放棄了在俗世中踐行信仰的可能性。他的選擇是基於恐懼和逃離，而非一種全然的、無畏的奉獻。故事結束在他即將進入修道院的門口，這個選擇的長期影響，他是否能在那裡找到真正的平靜和意義，我沒有給出答案。
這或許是一個關於尋求救贖的故事，但救贖本身的形式和意義，則留待讀者自行思考了。我的筆觸停在這裡，是因為這是吉爾伯特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一個選擇的結果。至於這個選擇帶來的是寧靜還是新的囚禁，那已是另一個故事了。 （普維隆先生的貓跳下桌子，輕巧地穿過光影，消失在房間的角落。窗外的光線漸漸變得柔和，黃昏的氣息悄然來臨。） **雨柔：** 謝謝您，普維隆先生。您的見解讓我對吉爾伯特、克萊兒，以及那個時代的法國社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感謝您用如此真實的筆觸，為我們呈現了這樣一個引人思考的故事。 **艾米爾·普維隆：** 不客氣。很高興能與您交流。希望我的故事，以及我嘗試捕捉的那些生活的細節，能繼續在讀者心中激起一些漣漪。願您旅途順遂。 *** [光之凝萃] {摘要：本次光之對談與法國寫實主義作家艾米爾·普維隆進行，探討其小說《貞潔的誓言》。普維隆先生闡述了主角吉爾伯特的聖召起源與掙扎，認為這反映了當時年輕人在信仰與世俗間的衝突，貞潔誓言是抵抗世俗誘惑的象徵。他談及克萊兒作為世俗活力的代表，其矛盾性源於對強烈生命體驗的渴望。
{關鍵字：艾米爾·普維隆; Le vœu d'être chaste; 貞潔的誓言; 吉爾伯特; 克萊兒; 宗教聖召; 貞潔; 寫實主義; 鄉村生活; 神學院; 誘惑; 人性; 鄉村教士; 光之對談} {卡片清單：艾米爾·普維隆的生平與文學風格; 《貞潔的誓言》的故事梗概與主題; 吉爾伯特·諾埃德：從俗世到聖召的掙扎; 母親的記憶與吉爾伯特的信仰根基; 克萊兒·梅里耶：世俗誘惑的化身與內心矛盾; 雷松格神父：務實與世故的鄉村牧者; 居爾瓦爾神父：墮落邊緣的靈魂與警告; 貞潔誓言：對抗情慾與尋求救贖; 普維隆的寫實筆法與細節描寫; 鄉村社會的世俗化與教會的現實面貌; 《貞潔的誓言》中聖召與俗世的衝突; 巴澤克的風土人情描寫; 文學中的道德困境與人物掙扎; 苦修院作為吉爾伯特選擇的意義; 克萊兒對被安排命運的反抗; 俗世的「激情」與靈性的追求; 法國十九世紀末的社會與信仰狀態; 文學作品中人物複雜性的呈現; 敘事中的「描述而不告知」技巧; 《貞潔的誓言》結局的開放性與讀者解讀} ---